农业合作社承担的责任范文
时间：2024-02-01 18:10:3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合作社承担的责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农业合作社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让广大农民在生活条件以及经济收益等方面都有所改善。农业合作社虽然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行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与最终的目标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相关部门仍需要对农业合作社进行创新和发展，使农业合作社能够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焕发出新的生机。笔者主要就经济学视阈下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并从动力机制入手制订出促进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
经济学视阈;农业合作社;创新动力;机制;完善对策
农业产业的发展改革需要依靠多方面力量的支持，在实际操作中既要对农业产业进行扶持，又要对农业产业发展模式进行引导，将已经成型的农业合作社制度进行重新定义，让农业合作社能够焕发出新的活力，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贡献出一份力量。传统农业合作社是由农民自发组建的小型合作、互帮互助的组织;新时期的现代农业合作社是在传统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转型升级而形成的合作范围更广、组织形式更灵活多样、法律体系更完善的一种专业农业合作组织。现代农业合作社更具专业的市场化、科学化、资本化的特点。目前，我国的农业专业合作社规模大小参差不齐，存在农户分散、资金短缺、人才不足，承担风险能力差、经营不够规范等问题。因此，应加强对农业合作社的引导、培训、扶持，扩大其经营范围，提高营销能力，提高其在加工、销售、流通等方面的创新能力，推动农业合作社的专业化发展。
1经济学视阈下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
1．1农业合作社制度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哲学上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衰退直接影响行业的发展、国家的建设。因此，无论是进行农业产业升级，还是对农业合作社制度进行变革，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加经济收益，促进经济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对我国其他产业进行推动，农业做出了巨大牺牲，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不仅科技投入较少，同时制度建设、新思想的应用等都较其他产业滞后很多，严重影响了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也与经济发展规律相背离，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增长。在经济学视阈对农业合作社制度进行研究，发现当前农业合作社制度的创新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种顺应社会发展的行为。首先，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晋升阶段，经济环境、经营体制等都产生了质的改变，并且变化速度不断加快，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更是创造了新的成绩，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因此，如果农业合作社仍然因循守旧还沿用之前的制度，会直接造成经营上的失败，与我国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指导思想相冲突。其次，科技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而就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来看对科技应用的较少，在制订规章制度的过程中也没有对科技投入、科技管理方面的内容进行重点研究，如果农业合作社继续沿用此制度，会使得我国农业发展水平不断落后于发达国家，拖慢中国复兴梦想的实现。最后，社会大众对农产品提出了新的要求［1］，人们已经不再局限于满足温饱上的需要，而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高品质、高档次的食物，因此丰富农产品种类，优化农产品加工应该成为农业合作社首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一切的实现都离不开制度建设的支撑。
1．2内部要素价格的波动影响农业合作社的效益
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经济组织内部所有的变化都要围绕经济利益的提升进行，制度创新也不例外。农业合作社要想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必然要对内部架构进行调整，重新设计制度。因为内部要素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经营管理活动，有时甚至会造成组织内部思想理念方面的变化。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价格产生明显变化，之前的盈利模式就会受到影响，进而造成制度方面的不适配，促使农业合作社内部制度不得不在创新方面下功夫，以适应新的价格体系。现代农业合作社与传统农业合作社在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以产权制度为例，传统农业合作社制订的产权制度并不重视资本激励，社员投入的资本难以形成最优利用，并且也难以切实改善社员的经济收益。之所以会推行这样的制度，主要是因为限制条件过多，可以吸取的经验较少。现在要想利用农业合作社对农民的经济收益进行大幅度的改善，就必须先从产权制度入手，对产权制度进行深入创新，使其与现代经济环境相适应，这样才能让社员真正享受到参与农业合作社带来的实惠。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新旧冲突在所难免，在各行各业中每天都在发生新旧的更迭，都有新思想、新理念被引入生产经营之中，进而由内而外对行业进行革新和完善。因此，农业合作社出现新旧碰撞属于经济发展的常态，与经济变动、价值规律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站在经济视阈审视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变化:虽然农业合作社制度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但是根本性的变化都与价格波动有着内在联系，无论是早期的限制性规定，还是现在推行的新型合作，其宗旨皆强调对资本进行有效地控制，只是前者重在限制，后者重在联合开发。而在对资本和支出进行管理和支配的过程中，难免会涉及到资本要素价格方面的问题，进而对潜在利润产生影响。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农业合作社中限制性原则发挥的作用逐渐降低，产生的负面作用日益加强，对社员的利益产生了严重威胁，造成社员的不满。当然，公平与效率兼顾一直是农业合作社追求的目标，在农业合作社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也一直将其放在首要的位置［2］。
2经济学视阈下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的完善对策
虽然农业合作社在我国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发展情况来看，距离发展完善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中绝大多数的农业合作社仅有合作社的形式，在实质上却难以达到合作社的标准，这不仅不利于农业合作社在我国的推广，同时也会降低广大农户对农业合作社的信心，让农户对市场产生质疑［3］。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加快农业合作社制度建设，从经济学视阈出发对农业合作社制度的不足进行完善，提升我国农业合作社的价值，使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
2．1加强制度建设，强化规范发展
在对农业合作社进行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借鉴优秀企业在管理上的经验和方法，尤其是对一些优秀的制度可以有选择性地引入到农业合作社中，让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在合理性、先进性等方面得到改善。第一，要尊重社员的产权所有，要让所有社员成为内部资产的真正主人，并且能够享有资产所带来的收益;第二，要搞好资金管理工作，在引入资金之前应该先就资金的引入问题制订出完善的规章制度，并且主要以入股的形式进行资金招募，当然除此之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还可以对资金引入的途径进行丰富，这样有益于农业合作社内部资金的增加，更利于经营活动的展开;第三，做好股金流动管理，在内部制订出完善的流动章程，如果股金流动不超过组织内部范围，那么可以进行自由流动，但是如果超出了组织内部范围，则要适当地限定，这主要是为了保障组织内部成员的利益;第四，强化农业合作社内部的民主制度，要对法人治理和民主管理进行有效地平衡，并在组织内部针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规章，同时要对广大社员进行宣传，让社员了解自己拥有哪些民利，并积极地在组织内部行使自己的权利，主动参与到农业合作社监督管理之中;第五，丰富分配种类，通过对多种分配制度进行研究，无论是哪种分配制度，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如果仅使用一种分配制度势必造成农业合作社内部分配工作出现偏差，引起部分社员的不满，因此可以尝试在农业合作社内部采用多种分配方式，使农业合作社内部能够在公平和效率方面得到很好地兼顾。
2．2调动外部力量，营造发展环境
从经济学视阈来看，农业合作社要想发展单靠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外部力量进行调动，借助多方支持来提升自身力量，为内部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对众多外部力量进行分析，发现其中最核心的外部力量就是政府力量，政府对农业合作社起支配作用，并且可以帮助农业合作社营造出更好的发展环境:第一，进行思想引导，对社会上的不良思想、错误论调进行修正，减少部分社会成员以及经济组织对农业合作社的歧视和阻碍;第二，给予农业合作社充分的自由，让农业合作社能够真正做到社员自治;第三，做好支援鼓励工作，在农业合作社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刻，给予实质上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除政府力量外，社会上其他方面的力量也可以积极地引入到农业合作社之中，如科研机构、企业等，这些不仅可以给农业合作社带来新鲜血液，同时也能够促进农业合作社内部制度创新的早日实现。
2．3注重多元发展，强化灵活管理
传统农业合作制度在应用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硬性执行，也就是在制度应用过程中不会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经常对农业合作社的实际经营活动造成负面影响。随着现代管理理念的不断出现，新的管理理念逐渐摆脱了硬性的管理特点，开始向着灵活、动态的方向发展。我国政府也曾多次在重要会议中指出，要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社制度，促进农业合作社的多元化变革。因此，当前农业合作社应加大对社会经济、产业结构、世界经济环境等的考察，重新定位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明确与国际接轨的目标，进而在此基础上制订规章制度。不仅如此，在制订制度过程中，农业合作社成员还要考虑到当前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发展的速度，进而增强农业合作社制度应用的灵活性。首先，要强化对各类信息的搜集，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合理调整农业合作社制度。因此，信息系统的建设、信息技术的引入是农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完成的任务。其次，要在合作社内部进行管理人才的培养，使农业合作社有优秀的管理团队可以依靠，以便帮助农业合作社把握发展方向，并且促进农业合作社各项制度的落实。最后，农业合作社可以加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4］，尤其与同类型的农业合作组织的合作，便于形成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条，使农业合作社的业务得以延伸，并且能够将优势力量集中在一起，切实改善农村经济环境。
3结语
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合作社制度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差异性的发现，其中经济学对农业合作社制度的创新与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经济学视阈对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更有利于加强对农业合作社的了解，同时更利于农业合作社制度的创新与完善，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作者：刘显利 单位：贵州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洁，祁春节．我国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及完善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2):192－195．
［2］伍开群．农业合作社的制度逻辑［J］．学术界，2012(6):29－39，282．
篇2
国外农业发展水平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较高的整体素质和科技水平。在美国，由联邦政府农业部的农业合作推广局直接负责合作社人才教育培训工作，为合作社编制培训资料，并提供各种培训机会[4]。在荷兰，每个年轻农场主都必须经过初等农业教育训练；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几乎覆盖了整个农村。加拿大采用了学历教育、职业教育、技术培训等多层次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方式，让有需要的人依据个人的自身情况做出选择。在日本，农协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向成员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服务。农协会对成员生产技术、农业经营和日常生活方面开展全面的指导与培训。韩国农协依据《农协法》规定的农协的责任与义务，推广农业新技术、新成果，专业培训，主要由农村振兴厅承担；农协成员农户的生产经营知识、技术培训及经验交流，则由农协负责。韩国6家从事专门培训的教育院主要培训农民，包括3～5d的短期培训，内容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营销，全部费用农民只承担不足10%的生活费，农协支付其余的培训费用。
2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
各国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均采取了立法、税收、财政等多种措施对其发展加以引导、支持、监督，使其健康发展[5]。德国的合作社虽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它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德国政府为它提供的立法和相关的优惠政策。比如新成立的农业合作社5年内可享受创业资助，包括人工费用、办公设备和咨询费；为农业企业提供咨询、农机出租等服务的合作社免交法人税（25%）等[6-7]。在日本，与农协相关的法律《农业协同组合法》最早是在1947年颁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该法也不断地被修整和完善，使农协的一切活动都有可靠的法律依据。日本农协是政府和农民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大多也是通过农协完成的。韩国于1957年《农协法》。此后，该法曾于1961年、1980年、1987年、1994年、1999年、2004年先后进行过几次大的修订。韩国《农协法》在第一章总则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制订《农协法》的目的是“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和通过农业人的独立的合作组织，提高农业人的经济社会地位，确保国家经济的均衡发展”。
3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科技创新经验
国内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技术集成的基地、技术展示的窗口，一方面它联系着广大农户，要促进技术的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结合，让科技惠及广大小生产者；另一方面它联系着农业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要将农户生产中的实际科技需求与以上各单位的科技资源结合起来，让市场成为科技需求导向。
3.1开展教育培训，培养了农村实用技术人才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起人多为当地“能人”或“大户”，包括种养、加工、运销等多方面人才，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了解每户农民的生产、生活困难和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农民培训的主要抓手，结合当地农业生产的需要及农时特点开展新技术、新信息、新成果的培训，主要目的是解决成员在农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通过教育培训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逐渐开始培养自己的乡土科技人员，这些人既掌握一定的生产和管理知识技能，又了解如何结合本地情况进行实际操作。如天津市静海县台头镇民发西瓜种植合作社开展西瓜技术服务和科技咨询，组织本地农业科技专家、科技致富能手和外聘专家教授授课、典型讲解和田间指导为成员提供技术指导[8]。
3.2加强科技与农民的结合，加快了科技传播速度
技术咨询与培训功能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科技创新活动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一是通过试验示范进行技术推广服务。北京营坊昆利果品专业合作社开展了水肥一体化技术、行间生草技术、林下套种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行间造景及铺设园艺地布等多项技术示范，使合作社的生产过程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品牌形象逐渐提升。农民通过实地观摩，切实感受到先进技术带来的实惠，普遍愿意尝试新技术，充分体现了示范基地的带动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培训进行推广服务。青岛双王果蔬专业合作社结合当地实际，大力推广大棚生产技术和葡萄栽培技术，由合作社组织成员聚会和开展科技讲座，并向合作社成员发送印有葡萄生产与管理技术要点的年历和挂历，合作社利用平时的点滴机会开展各项强化技术信息的服务[9-10]。三是通过统一服务管理进行推广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建立生产标准化制度，进行技术统一、市场统一、管理统一等服务管理，引导合作社的成员按照标准化要求使用农资进行农业生产，从而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的效率。天津市静海县广发蔬菜种植合作社发挥其整合农业科技资源的优势，先后与天津市蔬菜所、天津市农业图书馆、黄瓜研究所、县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以合作社为平台，邀请农业技术专家推广蔬菜种植新技术，现场解答蔬菜育苗、栽植、田间治理和病虫害防治等实际问题，同时还向农户传授反季节蔬菜的生长调控技术，实现了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
3.3注重产学研结合，产生了大量农业科技创新成果
相对于单个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平台，可以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开展新技术、新成果、新产品的孵化与商品中试，反馈新科技成果在实践生产中的细化建议。也有农民专业组织开展产学研结合活动，不少农作社作为参加单位或主体单位，开展了一系列科研活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农民专业合作组也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体之一。施峰勇[11]调研了杭州市7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2005—2007年期间承担的项目数量，结果显示，73家合作社总共承担了49项区（市、县）以上科技项目，获得科技进步奖3项，星火奖1项，丰收奖6项，其他科技奖3项，科技先进集体和个人奖励21项。河北省冀州市护农农机植保专业合作社2014年先后取得2项涉及农机技术的国家专利，由该合作社研制开发的膜下喷药式多功能棉花播种机已通过省科技成果鉴定；开发线状喷雾结构喷头，被冀州市人民政府授予2014年度科技进步三等奖[12]。湖北省枣阳市林丰果业专业合作社所创新的“第一年种桃树，第二年收桃子”的“三新三高一快”桃树种植新技术，得到了国家肯定；截至2014年6月，该技术已辐射6省20多个县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合作社拥有自己的实验基地[13]。
4启示和借鉴
篇3
然而，目前真正能够做成功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却并不多。其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农产品传统交易渠道复杂、环节繁多，流通成本过高。按照目前的流通渠道，以蔬菜为例，首先由各地收购商向当地农户或者农业合作社收购，然后加价5%卖给大型农产品产地市场（如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等），产地批发商加价18%-20%卖给销地批发市场，销地经销商再加价35%-40%卖给消费者，其间不排除还有更多级经销商层层加价，蔬菜经过这样的流通渠道走一圈到达消费者手中时，价格至少比农户出售时翻了一番。
而通过农产品网络交易平台可以省掉大量中间渠道，实现从农业合作社直通终端销售市场。据估算，通过网络交易平台，可使农产品价格至少下降30% 。
然而，在看似很美的蓝图面前，农产品电子化运作的瓶颈制约依然突出。据专家分析，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将多而散的农户与消费者对接，尚未找到有效解决办法。虽然目前国内已经有部分农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但是超过七成以上的农产品仍由散户提供。二是农产品质量和安全如何管控，也是横亘在农产品交易平台面前的一大难题，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电子商务平台必须控制好网上所售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一旦平台做大，企业就必须要投入大量精力保障食品安全。三是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企业盈利点尚不清晰。例如国内目前做得很大的一家电子商务企业某农产品交易网试运营了一个月，其成交额仅4000万元，按照目前企业收取千分之六中介费来算，仅入账24万元，而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经为此项目投入了1.56亿元。
如何突破这些瓶颈？几乎所有的电子商务企业都绞尽了脑汁，而其中，阿里巴巴的一套“组合拳”模式则值得业内同行借鉴。
第一拳：“1+1+1”。
过去，在阿里平台上，“网络（平台）+公司（网商）+农户”是最为普遍的销售流通模式。在扶持大批网商入驻淘宝的同时，阿里一直在探寻的是如何充分发挥自身平台作用，通过组合的方式，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进程。淘宝网自2012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形成政府、运营服务商和平台的“1+1+1”运营模式：政府在品质监管和食品安全上发挥作用，并且给予政策扶持；运营服务商则是做好销售和推广，包括频道、营销策划，以及客服体系；平台则做基础流量，包括搭建产品库、商品和卖家管理模块等。
事实证明，这种“政府+运营服务商+平台”的模式是成功的。上线后，湖北大闸蟹、新疆干果、贵州茶叶、四川辣椒均在淘宝上热销。贵州的土特产销售，从之前的40万元/天，提高并一直保持在80万-100万元/天的水平。
第二拳：“抢鲜购”。
如果说上述销售是在产后实现的，那么，“抢鲜购”预售模式，则为订单农业作了一次电子商务的成功诠释。
这一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以销定产”。阿里通过平台提前进行预售，将买家需求统计后，再按照订单组织果农进行采摘、加工和销售。因为是“基地直供”，鲜果的品质和价格都有保证，因此这种模式大受欢迎。2012年10月24日新疆鲜果“抢鲜购”，当天总共有22万用户在网上购买了1817万元的新疆果品。在短短一天时间里，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卖掉了63吨，库尔勒香梨卖掉了32吨，喀什石榴也卖掉了14吨。
第三拳：“遂昌模式”。
那么，如何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呢，“遂昌模式”提供的经验值得借鉴：2013年1月8日，浙江遂昌馆在淘宝“特色中国”横空出世。被誉为“亿元淘宝县”的浙江遂昌有2000余家淘宝网店，这些网店，政府既不参与经营也无法监管。为此，遂昌专门成立了网店协会，负责统一采购、统一包装、统一配送、统一物流。更重要的是，通过产品的统一采购承担起了质量安全监管的重任。
目前网店协会整合了120家供应商资源，通过寻找农业合作社、生产基地和一些零散农民，将他们的产品资源集中到会员仓储配送中心，之后做好产品包放在网上。网商们只要将产品包放进自己的网店里销售，接到订单之后再来分销平台上下单，即实现了之后的统一配送和物流。在整个从生产到销售的链条中，网店协会既为网商提供服务，也为网商们争取更大的利益，同时制定标准对接生产方，实现了全程的品质监控和集约化营销。
篇4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F3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3-0118-04
农村土地流转效率问题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束缚瓶颈。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重要流转方式。一般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出资入股企业等经济实体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其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取得相应的股份，行使相应的股权，据此获得相应的利润或分红并承担相应的风险。根据资本运作的特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折合的股份应自由流转并且不能退出，但是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建立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的，农村土地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所以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立法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事实上的转移，即禁止形成不可恢复性的流转。如此立法上的限制导致入股实践举步维艰，如何突破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障碍成为扫清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关键。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实践探索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最早形式是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土地股份合作制是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的形式，将原来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交由专业合作社统一经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在创立初期确实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如我们所熟知的“南海模式”、“上海模式”等。但是，土地股份合作制并不是任何地区都可以仿效取得成功。现在，在我国农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困难形势日益严峻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的环境下，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必然的改革选择。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关键，或者说农村土地流转是关键。目前，反响比较大的是重庆推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尝试。
2007年重庆市工商局颁布《深入贯彻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服务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渝工商发[2007]17号)，其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意见》文件一出，即引发各方的争论。事实上，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据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透露，截至2007年5月，重庆市已有35家以土地入股的农民公司从事农业生产。继《意见》文件出台后，重庆批准了很多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公司，如重庆宗胜果品有限公司、营盘生殖养猪公司等，而且也都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但是，重庆的这一做法很快被中央叫停。叫停的原因主要是：非农村集体成员可能经过股权转让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可能用于偿还破产企业债务等。事实上，对农地入股设立公司作出限制也是很多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的做法，如美国“法律禁止公司拥有农业土地，并常常禁止其从事农业生产，除非公司是紧密联合的(通常是由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联合)，并且是由农民或在农村定居的人作为所有者”。所以，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等的禁止也无可厚非。2009年重庆市工商局又颁布《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只限于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中，重庆市按照《专业合作社法》，在万州、江津、梁平等10个区县开展试点工作：一方面，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对以土地入股组建的公司进行变更登记，转变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如江津区仁伟果业公司和长寿区宗胜果品有限公司分别变更为太玉柑橘专业合作社和股田柑橘专业合作社；另一方面，试点区县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附作物作价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据统计，试点区县发展的3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经营作价出资5011.02万元，占出资总额的33.06％，合作社统一经营土地面积达6.5万亩。
在这些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实践之中，有一些取得了不错的经营效果。如2007年成立的重庆农大夫有机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其生产的有机大米于2009年被国家相关部门认证为有机转换产品，每公斤售价高达112元，而且销售相当好，为人股的农民也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再如，重庆长寿区麒麟村508户农户于2006年3月成立宗胜果品有限公司，宗胜公司成立以后与澳门恒河果业公司签订了30年的包销合同。自公司成立以来，已呈现出了巨大效果。2007年10月，在农民的强烈要求下，公司新增农民股东404人，新增入股土地730亩，入股现金22万元。
在全国范围内还有浙江、江苏等地也在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尝试，但从总体实践情况来看，成功率还是比较低的，大约只有1／3，主要由于资金瓶颈的束缚，很多专业合作社难以扩大经营，农民收入增加有限。实践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一种创新的农村土地流转方式，有利于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并保障农民长期而稳定的收益，而且也有利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流转的法律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实践步履维艰。
篇5
一、霍山县新型农民合作社发展现状
新型农民合作社是指农民在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依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盈余按社员投资额返还的原则，依据章程成立，经注册登记，进行联合生产和经营的经济组织。目前，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社大致包括农民自发型、政府部门领办型、市场基地领办型、“龙头”企业领办型和复合型合作社五种类型。
近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在各项惠农政策和扶持资金的大力支持下，霍山县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目前，全县共有农业合作社及协会420家，其中省级示范社4家，市级示范社26家，每年还在以70户左右的速度增长。会员12471户（其中农民为11906户，占95.5%），占全县农户的16.7%。基本上每村近3家合作社。合作社涉及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运输业和其他行业等五大类。
从霍山县的实践上看，新型农民合作社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如座落在霍山县诸佛庵镇的三河茶叶专业合作社，最初由5户发起人带领38户农户，利用5个小茶叶初制厂，募集22.5万元资金组建起来，合作社会员涉及3个行政村。经过几年来的发展，目前合作社拥有会员318户（另外待申请加入的农户达650户），投入本金413万元，其中5户发起人分别投入20万元，另外313户分别投入1万元。
该合作社实行二次返利和现金分红相结合的利益分配模式，即会员先按市场价销售生叶给合作社自身的茶叶加工厂，然后合作社按会员销售总额的10%予以现金返利，年销售额超过3000元的再奖励一袋有机肥。年度末，合作社再将纯利润的60%按投入本金数进行第二次分红，其余40%作为合作社的滚动发展资金，算下来合作社会员比一般农户年均增收3000左右。2011年，合作社与河南九华山茶业有限公司成功合作，注册成立了霍山九华山茶叶有限公司，在本镇俊卿社区征地12亩，投资3000多万元，建设标准化的茶叶加工厂和生态旅游观光农业。公司拥有“霍山黄芽”清洁化生产线和炒青绿茶清洁化生产线，新建了6000多平米的营业大楼，集茶叶生产、销售、展示、茶文化体验、茶产业旅游观光和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体系，为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和会员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3年6月，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在京举办茶叶博览会，该合作社的“接云峰”牌“霍山黄芽”获得“银奖”。
二、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尽管霍山县农民合作社得到较快发展，但受各种原因制约，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因起步晚、底子薄、会员文化程度低、基础条件差和受传统思想影响等因素，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成立的群众基础不牢固、会员综合素质不高、没有发展目标和远景规划、临时拼凑或急于求成、规模小、分布不均衡、会员人数少等情况。霍山县的合作社商品化率一般只有40%左右，还有不少小型合作社就是靠出售原材料，根本谈不上深加工和商品化。
二是合作社作用发挥不够、运作不规范。不少小型合作社生产技能较差，制度、章程只是个形式，业务能力也不强，对生产管理、产品销售、风险预测和市场分析都是一片空白，无法对会员进行及时有效的帮助和指导。喜欢按老黄历办事，我行我素，缺乏沟通，不愿意调整落后的产业结构，害怕承担市场风险。有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工作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性，责任心也不强，一二年也不组织一次活动。有的合作社会员之间、会员同合作社之间、同类合作社之间缺乏联系，各自为政，各干各活，一盘散沙，失去了创建合作社的本来意义和作用，影响了其余农户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
三是合作社的软硬件较为落后。不少合作社都是农户自发组织起来的小型合作社，会员少，底子薄，缺乏资金支持，通常只有一块牌子、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没有电脑等常用办公设备，网络也没开通，更谈不上农产品实行网上销售和提供相关市场信息。有的合作社有了盈利也是分光吃光，不用来添置一些必要的办公设备和搞些硬件建设，没有长期规划和打算。有的合作社档案管理混乱，无专人管理，没有相关文件、会议记录和财务收支等重要档案。有的合作社收支不清也不公开，一人说了算，无人监督。
三、财政扶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议
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适当调整现有的财政惠农“普惠制”政策，专门出台针对合作社的奖励和优惠政策。比如，凡是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就享受某种惠农政策，没有加入的不享受或少享受，这可以激发广大农户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为做大做强合作社提供广阔空间。鼓励和引导农户建立以一个或几个行政村为单位，或者一个或几个特色农产品为品牌的跨区域的大型合作社或联合社。指导成立生产较为完善、管理较为规范、销售较为顺畅、信息较为及时、市场把握较为准确和发展规划较为远大的现代化的大型合作社或联合社，并在政策、项目和资金上对大型合作社和联合社给予倾斜和重点支持。
二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财政资金首先要重点支持省级、市级和那些运作良好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大型或较大型合作社。对发展势头良好、管理规范、有发展潜力、有专业特色的中小型合作社也应适当给予支持，加快其成长和壮大。对规模小会员少或者只是几个家庭成员、运作不规范或长期不运作的“空壳”合作社，原则上不予支持。对新发展起来的运作良好的家庭农场也适当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倡农业龙头企业组建专业合作社。
三是在项目上给予支持。对基础条件好、农产品特色显著、附加值高、绿色无公害、示范带动作用强、增收效果明显的项目，应给予优先立项和支持，重点扶持合作社的基地建设、市场建设、机械设备更新换代、品牌建设、技术培训、农超对接、农产品的储藏、包装、运输和网上销售等。
篇6
关键词 农业技术推广；创新；措施；河北枣强
中图分类号 F3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6-0304-01
河北省枣强县地处黑龙港流域的衡水市中南部，地理位置为东经115°35′～115°58′，北纬37°08′～37°35′，总面积为892 km2，现辖6镇5乡，553个行政村，91 830户，总人口39.7万人，现有耕地面积6.15万hm2，其中农作物总播种面积7.17万hm2，是以种植业为主导产业的农业大县。该县先后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县。
伴随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科技需求正向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拓展[1-2]。近年来，各类科研机构、教学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种养大户等，以产业链为载体提供农技服务、解决生产问题，成为一股相当强大的社会化农技服务力量[3-4]。为此，枣强县一方面不断提升公益性农技推广能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技社会化服务，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主多元”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网络。
1 建立健全县、乡、村3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充分发挥公益性农技推广队伍的主导作用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发〔2006〕30号）等文件精神，2007年完成了枣强县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三定”方案，2008年12月河北省政府对“枣强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实施方案”进行了批复，2009年该县被列为河北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示范县。
1.1 成立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枣强县实际情况，整合原技术站、土肥站、植保站、生产办等业务站，组成了枣强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现有技术人员38名，其中高级农艺师5名，农艺师25名。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要职责就是参与制订全县的农业技术推广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农业技术的专业培训；提供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对确定推广的农业技术进行试验、示范；指导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群众性科技组织和农民技术人员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活动。
1.2 建立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
经上级批准，枣强县成立6个乡镇区域站，即城关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辖枣强镇、肖张镇）、张秀屯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辖张秀屯乡、恩察镇镇）、王均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辖王均乡、唐林乡、加会镇）、马屯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辖马屯镇、王常乡）、大营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辖大营镇）、新屯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辖新屯乡）。全县6个乡镇区域站基本实现农业部制定的“七有”标准，即有文件、有职能、有机构、有责任、有编制、有财政保障、有工作制度。
乡镇区域站是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单位。原在乡镇管理的25名农业技术人员2009年4月已经全部调回县局管理，乡级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作为县农牧局的派出机构，实行了“县办县管、垂直管理”的管理体制，其人事、财务、业务工作等关系由县局统一管理，确保了区域站技术人员专职搞好技术推广工作。种植业区域站编制65名，原有人员25名，缺编40人。针对上述情况，县政府在2011年公开招录了18名大专以上学历的涉农专业毕业生全部充实到区域站工作。
1.3 发展农业科技示范户
根据村耕地面积多少，每个村发展5～10户科技示范户，示范户积极参与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示范，示范带动本村农民科学种田。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结构主要承担新技术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农业技术宣传和培训，先后承担小麦、玉米、棉花万亩高产示范方6个，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阳光培训项目。
2 发挥农业合作社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依托枣强县金太阳甘薯合作社及双丰红薯种植合作社，发展紫薯和红薯666.67 hm2。依托枣强县君康蔬菜种植合作社发展马铃薯与胡萝卜复种高效栽培72.00 hm2。依托枣强县东太湖绿色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大棚西瓜20.00 hm2。依托枣强县芍药无公害蔬菜大棚合作社发展温室黄瓜20.00 hm2。依托枣强县唐林乡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大棚果蔬666.67 hm2。
3 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实行订单农业生产
枣强县华润面粉有限公司是衡水市农业龙头企业，年加工面粉10万t，为了提高枣强县小麦品质，增加农民收入，县农牧局与其联合发展强筋麦“藁优2018”订单农业1 333.33 hm2。对强筋麦示范方实现统一供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1 kg强筋麦比普通小麦收购价高10%～15%，平均增收1 500～2 250元/hm2，共计增收200万元以上。枣强县茂源养殖场2011年被评为河北省示范场，是枣强县奶牛养殖业龙头企业，2012年枣强县农牧局与国家牧草产业体系衡水试验站联合，通过枣强县茂源养殖场发展牧草订单农业20.00 hm2，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提高了牛奶质量。
4 发挥农资经营单位作用，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力度
农资经营单位对农业技术推广作用越来越大，为了整合现有农资经营单位资源优势，县农牧局联合经营规模较大，经营网点较多，经营诚信较好的枣强县生产资料公司、枣强县种子有限公司、枣强县一点通农业技术信息中心、枣强县兄弟农资等单位，成立了枣强县农资经营协会，在枣强县电视台设立了“农情信息”、“农业直通车”、“经济与生活”、“枣强农业”等农业技术专栏，宣传新种子、新农药、新肥料及新技术。通过技物结合的形式推广农业技术。
5 发挥科研院校优势，加快新技术推广速度
为了提高枣强县农业技术推广水平，发挥大专院校的技术优势，县农牧局积极与河北农业大学、衡水科技工程学校、河北省农科院、衡水市农科院合作，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先后引进和推广了甘薯无公害栽培技术、谷子轻简栽培技术、牧草高产栽培技术等6项新技术，累计推广面积逾3 333.33 hm2，增加经济效益600万元以上。邀请农业专家来枣强县举办培训班6期，培训技术骨干300多人次。
6 实行特派员和联系点制度，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水平
为了提高农民科技种田水平，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枣强县选派具有中高级职称、技术水平高、推广能力强的20名农业技术人员作为科技特派员派驻到农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及示范村，全年下乡不少于100 d，帮助驻点单位进行新品种、新技术引进和示范。
为了贯彻落实农业部及河北省农业厅开展的“百、千、万”下基层、搞服务活动，枣强县抽调100名技术人员分包全县553个村，做到每村1名农业技术员。在包村基础上实现联系点制度，每个技术员联系1～2户作为联系点，每周至少去1次，进行技术指导，做到引进1个新品种、推广1项新技术、探讨1种新模式。
7 利用互联网推广农业技术，实现农业技术推广全覆盖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及农业技术推广手段的不断创新，枣强县建立了枣强县农业技术推广网和农业技术推广群，利用网络农业信息、传播农业技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枣强县充分利用国家、省、市专家系统，使农民不出家门就能和农业专家面对面，学到所需的农业技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8 参考文献
[1] 王慧军，李友华.国外农业推广组织特色及借鉴意义研究[J].华北农学报，2003，18（S1）：9-13.
[2] 汤锦如.农业推广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篇7
论文摘要: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离不开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在通过参加各种经济组织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更需要社会保障。组织化的农村经济与松散的家庭式的农村经济相比更有利于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如果没有建立各种农村经济组织，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家庭，支撑不起来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种农民经济组织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中坚作用。
解决中国农民养老问题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及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战略任务。改革开放后，农村的推行，使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同时，家庭也发挥着养老保障功能和作用，但由于工业化、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的变革，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大大削弱。通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和努力的重点。民政部1987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20多年来，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面临重重困难。
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学术界主要有以下研究:在采取和实施战略步骤方面，童兆颖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应实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做好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第二步是构建以国家责任为主体的政策性保险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第三步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影响方面，孙文基等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王舟、方锐帆提出了在区域发展非均衡的条件下采取区域类聚的逐步推进模式。在统筹城乡制度方面，刘玲玲、赵传芳等认为在中国基本养老制度建设中，面对城市与农村分割，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分立，形成多种退休制度并存的碎片化状况，应建立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在适度差异的情况下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并保持衔接，最终实现一体化。在构建的责任问题上，陆解芬认为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责任不到位，财政支持不够，政府应起主导作用。
以上研究一般都是宏观的战略步骤上的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责任、配套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笼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方面，而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微观责任主体—农村经济组织的基础作用则缺乏研究考察。本文将从农村经济组织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关系的新角度研究农民经济组织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作用，为建立稳固长久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找到依据。本文的创新之处还在于首先总结我国20多年来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失败教训是忽视农民组织化，在农村经济组织不发达、农民分散化经营的情况下，即便政府花大力气推动也很难建立持久的大面积覆盖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然后，再结合国内外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较成功的地区的经验，来研究农村经济组织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个人支撑难以稳固长久，只有政府、个人和农村经济组织三个微观责任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农村经济组织发挥基础作用才能支撑起稳固长久的覆盖面宽广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一、几个相关概念
农民组织化是指农民自愿参加某一个农民经济组织，这种农民经济组织一般是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人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有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组织。农民组织化程度是指农民加人这些组织的人数多少及合作的紧密程度。农民经济组织的主要特征:一是不改变成员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二是退社自由;三是专业性强;四是民办、民营、民受益;五是可以突破社区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专业合作。
农民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多种多样，按照农民合作的紧密程度，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类型。
(一)专业合作社
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典型形式，可以认为是农民联合自助组织的目标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自愿人社，退社自由，平等持股，自我服务，民主管理，合作经营。这类合作组织一般是实体性的，内部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比较规范，与农民利益联系紧密，由此形成劳动者约定的共营企业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农民入股需交纳一定股金，合作社除按股付息外，主要按购销产品数量向社员返还利润。专业合作社也是企业，有的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
(二)股份合作社
股份合作社是在合作制基础上实行股份制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其本质特点是实行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与一般专业合作社不同的是，资本在股份合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收益分配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类组织一般也是实体性和紧密型的，全国各地都有，尤其在东部较多，近年发展较快。农民在兴办龙头企业或龙头企业牵头兴办合作组织进行农产品加工、销售、运输、储藏、资源开发和水利建设等方面多采取这种形式。
(三)专业协会
专业协会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合作形式，包括农业服务协会和专业协会等。农业服务协会为农户提供综合性系列化服务。专业协会主要是从事专项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的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以产品和技术为纽带，组建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它着重为会员提供技术和运销服务，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团组织，其前途是向具有实体的合作社方向发展。凡是从事专业生产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农民都可以加人协会，协会对会员进行无偿和低偿服务，人会农民根据协会的要求进行生产销售。
二、我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深刻教训:忽视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作用
1991年6月，民政部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并于1992年制订并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该方案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到2000年末，我国约有6172万农民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占整个农村从业人员的11%。2001年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陷人停顿不前的困境(参见表1)，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的状况是:(1)业务处于停滞状态，难以扩大;(2)参保比例微乎其微;(3)领保待遇低。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现如今却产生了“政策微效”的现象，即政策结果距离政策预期有很大的差距。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小。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从2007年才开始重视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目前，95%以上的家庭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分散的自然经济最适合家庭保障，不需要社会养老保险。
在这种分散的家庭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很困难。由于养老保险的长期性，即便是政府花大力气推行，勉强有一些成效，一旦政府负担吃力，或有所放松，就会马上倒退回去，很难持久。
三、苏州市的经验:发展农民经济组织发挥其基础作用
江苏苏州市，地处苏南，经济发达。苏州市为了村级经济的持续发展，从2001年开始探索发展村级经济的新路子，大力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组织建设。“三大合作”组织近年来发展很快，到2007年底，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累计已达到2089家。其中，社区股份合作社1032家，涉及集体经营性净资产87. 1亿元;土地股份合作社258家，人股土地面积13. 9万亩;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77家，股金总额达2. 55亿元;富民合作社286家，社员股金总额13. 08亿元。全市加入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的农户100. 3万户，其中拥有股份的农户74. 4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7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农户的广覆盖为苏州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目前苏州市在江苏率先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参见表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决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集体经济状况，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或间接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发展规模和保障水平。
四、国外的成功经验
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发达的国家，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都非常高。
(一)日本的农民组织化与其社会养老保险
194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合作组织法(农协法)。在这个法规的引导下，日本农村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各种“共济”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日本的“共济”，实际上是一种互助互济事业，它以农民的相互扶助为指导思想，由一定社区的农民组合成基层共济组织，来共同承担基金筹集的责任。在内部成员年迈、疾病、死亡或遇到灾害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共济”事业与商业保险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实现国家社会政策为宗旨，个人负担不是直接根据将来给付的需要，缴费与给付之间不是直接对等关系，共济单位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
1948年，“北海道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开始兴办农协共济事业，后来各地也相继举办此项事业。1951年，日本“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宣告成立，标志着日本农村民办官助社会养老保险网络的形成。
共济组织在管理上实行的是统一筹划、分级负责的制度。社区基层农协共济组织是最基本的单位，它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承保、保管契约，然后以全额分保的形式向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投保。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在接受基层单位的分保以后，将其中一定比例数额向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进行再分保。日本的共济事业普及率相当高，养老保障把全部农民都包括进去了。
(二)法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通过“农业社会互助金”的形式来实现的
法国农村已经脱离了自然经济状态，各种农业经济组织发达，雇佣被雇用普遍，农民组织化程度高。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保险对象和发放标准，也分为领薪农业人员和非领薪农业人员两部分。领薪人员包括农业有限公司的经理、雇工和农校的学生、领薪的总经理以及这些成员的家属。非领薪人员包括农业雇主、农业经营者、农业企业主等。
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管理机构为全国性的“农业社会互助金管理处”。参加保险的人占法国总人口的10%,囊括了所有农村人口。
国外成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有很多方面的经验，诸如宽泛的覆盖面、保险的强制性、制度上的立法性等，但是，最稳固的基础是依赖于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高、工业化程度高，这样才能建立起长久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五、农村经济组织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础作用分析
(一)工业化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产生的前提
在工业化以前，基本养老保障问题主要依靠家庭或家族来解决，不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家庭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剧增，农村的农业生产高度组织化，农民加入各种经济组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为保障农民(或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障所设立的一种经济保障制度。
(二)农村经济组织化集约化程度越高，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强烈
农业产业化(组织化)经营是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它既能有效地解决分散农户与国内外市场的连接问题，又有利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甚至形成产业集群。这必然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种种风险，例如经营过程中的经营风险、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基本生活保障风险等。这些风险带来的损失或灾难比以前白然经济状态下更多更大，这些风险依靠经济组织更易防范化解或得到补偿。
农民经济组织不论是在应对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方面，还是在满足基本养老保障方面，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三)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广使社会养老保险更便于经营管理
分散的农民所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小、共济性差。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一般是一个县的一小部分，这与保险精算的大数法则的数量要求存在差距。此外，当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太小时，不变成本(包括机构设置、管理系统、信息系统装备等)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分摊，边际成本在较小的数值上移动，小规模不经济性在此时就非常明显。
组织化较强的农民更容易组织参与，参与的人数众多，各类人员普遍参加，不容易出现逆选择，实际发生的各种风险指标、人口指标与保险精算要求更趋近一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六、结论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责任主体有个人、政府、农村经济组织(乡镇村集体组织、各种经济组织)，其中农民组织不可或缺，发挥最基础的作用。
在以家庭为主的分散经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责任主体实际只有个人和政府，这就难以支撑起长久的覆盖面宽泛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原因是:第一，政府的财力有限，如果主要依靠政府，养老保险的长期性易造成严重政府财务危机。第二，如果由个人为主或个人全部缴纳费用，参加社会保障与自己把钱存人银行或到商业保险公司投保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在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并不富裕，处于基本温饱状态，有的甚至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篇8
一、理论分析———农业创新系统参与主体的网络功能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创新系统旨在克服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污染、农业资源枯竭等瓶颈制约，稳步高效地提升我国农业技术创新整体实力，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现阶段的农业创新系统需要一个更广泛参与的网络，即在参与主体之间形成的社会学习和知识共同创造的过程中，不但包括科研院所，而且包括了政府部门、农业技术企业、农业非政府组织(农业协会等)、绿色非政府组织、农业合作社、农户等(VanBueren等，2003)。这些参与主体在农业创新过程中扮演了“权利推动者”、技术推动者”、“流程推动者”(Haus-childt等，2001)和“关系推动者”(Fichter，2009)等四类角色，而无论是那种类型的创新模式，都体现了这些参与主体在不同层次创新中执行一定的功能(如表1所示)。由此可见，创新变成了一个由不同参与主体共同合作的事情，每个创新主体将自己的知识和资源带入到合作中。基于对参与主体在不同层次创新过程的功能总结，并结合Moore等(2011)的理论，本文将农业创新系统中参与主体作用分为三大网络功能:知识的共同创造、垂直政治功能和水平中介功能。
(一)知识共同创造农业创新系统中，所有的参与主体都可能成为知识的创造者，他们散布在不同的组织或个体中，这些参与者们的“异质性”知识通过渗透性边界选择性地流入、流出和聚集。知识创造效果不再是由农业科研机构或大学的自身知识能力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农业创新系统所有参与者的知识资源及协同状况(柳洲等，2008)。因此，农业创新系统将承载着不同学科知识、运用不同思维模式、具有不同价值观且利益相关的参与主体聚集在一起，在互动中彼此通过参与者的知识子系统的状态调整实现异质性知识“游走”与耦合，从而生成新的知识，即实现了知识共同创造功能。由此可见，政府部门、农业科研机构及大学、农业技术企业、农业非政府组织、绿色非政府组织、农业合作社和农民等参与主体在创新网络中的功能被重新界定，由过去分散的发挥作用的独立单元转变为彼此合作共存的协作单元。然而，这些参与主体之间关系不一定是稳定的，在创新过程中以利益联结的参与主体可以自由地为他们的利益和需求而结合或分离。可以说，农业技术创新产生于社会学习中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知识共同创造，这些知识共同创造形成一个创新网络并连接着农业创新体系的不同部分。
(二)垂直政治功能这项功能主要是指在创新体系不同层次参与主体之间的垂直或者分层关系，类似“权利推动者”创新模式:解决或处理在更高层次结构中获得一个参与主体支持必要性的问题。在农业创新系统中，这项功能是由制度企业家执行的，此时制度企业家在创新网络中扮演政治功能，他们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特点，通过在政治活动中游说或参与促进某个创新项目的转化，从而使新制度得以确立与扩散(Suddaby等，2005)。这些“制度企业家”往往都是政府部门，通过引导和制定农业技术创新的整体规划与政策，协调农业创新系统中互相连接的组织，从而促进农业新技术的产生、传播和实施。
(三)水平中介功能水平中介功能是指农业创新系统中不同类型的参与主体之间知识传播的水平创新过程。从创新系统的角度来看，某些参与主体会联系不同类型的组织者，为潜在合作方提供供需信息，协助达成创新合作，从而以创新经纪人的身份充当整个创新系统的催化剂(Howells等，2006)。具体地，参与主体的水平中介功能包括:(1)明确各方需求:通过问题诊断和预见，明确创新需求以及对应所需的农业技术、知识来源、资金和政策支持;(2)组织网络链接:使各参与主体之间的链接更为便利，如跨区域科研院所之间知识交流链接;(3)创新过程管理:参加创新的参与主体来自不同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使创新过程比较复杂，这就需要持续的创新过程管理，使得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以协调和解决。一般来讲，农业创新系统中任何参与主体都可以充当创新经纪人的角色。在创新网络中，这三项功能共同构成了农业创新系统参与主体所能扮演的所有职能。以上三种功能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假定所有的参与主体在创新网络中执行一定功能，成为一个创新共同体，然而，不是所有参与者都能够预期地在所有时间执行所有不同的功能，每个参与主体在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因此，在确定农业创新系统参与主体的网络功能的理论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参与主体的创新网络结构，解决哪些特定的参与主体分别执行这些网络功能，以明确农业创新系统中不同参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更有效地保证参与主体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促进农业创新系统的良好运行。
二、实证分析
(一)研究对象———样本的选择为了调查农业创新系统中参与者三种网络功能的角色分布，经过调查对比，选取“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干旱半干旱区节水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为研究对象。“干旱半干旱区节水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于2012年1月获得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立项，包括了旱区节水型生态灌区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西北生态脆弱区经济作物高效用水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微灌工程系统集成与配套设备开发等9个课题。项目由科技部直接管理，以杨凌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国内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为牵头单位，成立专门的节水项目管理领导小组和项目管理专家指导组为辅助机构，涉及陕西、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9家科研单位，31个任务团队，300多名科研人员，多家农业技术企业和近万名农民，这些参与主体形成的农业创新系统已经能够在多部门合作中开发新的农业知识和实践，其中一些已制度化，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其区域的边界。因此，对本文来说这是一个理想样本。
(二)方法与软件的选择本文以“干旱半干旱区节水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所形成的农业创新系统网络(以下简称WSA)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构建二元关系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分析系统中参与主体的功能分布，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数据类型和研究目的相一致(林聚仁，2009)，因此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NetworkAnalysis，SNA)进行实证分析。对应地，选择最为常见的社会网络分析的软件———Uci-net软件作为数据处理的分析工具。
(三)数据来源在数据获取方面，如何获得WSA项目中各参与主体的关系数据是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基础。通过实地调研、专家访谈等方法调查发现，整个WSA项目涉及各类参与者约1.2万人，全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数据较难获得。因此在调查的基础上，选择WSA项目9个子项目中主要参与人51人、推进项目完成的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7人，共计58人为核心参与主体。其中9个子项目的编号分别为A～I。基于每个项目的研究情况，采用电话访谈法和面对面访谈法选取每个项目组的核心参与人员若干并编号，如A项目组包括了A1～A7，B项目组包括B1～B5，如表2所示。政府部门选取WSA项目管理领导小组和项目管理专家指导组的主要成员7人(刘天雄、黄修桥、蔡焕杰、贾志宽、杜历、史海滨、韩文霆)，分别以V1～V7表示。
(四)网络总体特征分析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大学、农业技术企业、农业非政府组织、绿色非政府组织、农业合作社和农民等社会组织或个人通过相互连接形成了WSA项目的创新网络，而创新网络的总体特征决定着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因此首先分析WSA项目创新网络的总体特征，为参与主体网络功能的分布奠定基础。WSA项目网络中，参与主体(政府部门、企业、农户等)是“行动者”的集合，每个子项目、承担子项目的组织都是“事件”的集合，在收集关系数据的基础上构建2-模隶属关系网络矩阵，利用Uci-net6.237软件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整个网络中，WSA项目的网络结构密度为0.1119，这意味着各子项目之间联系相对紧密，孤立点比较少;平均距离为2.054，表明网络中存在中介使得各子项目承担组织和参与者之间顺利沟通;凝聚度为0.532，说明网络中各项目的参与主体之间联系较为紧密，与密度计算结果一致;群体中介性为7.27%，表明网络中的技术结构较为分散，不存在高度权利集中者控制网络的信息和利益。由以上分析可得，WSA项目形成了相对优质的创新网络，密度、凝聚度指标保障了网络各节点(参与主体)联系紧密;平均距离指标表明了网络中开放性程度较高，各节点(参与主体)之间能够彼此之间吸收知识、信息、技术等能量;群体中介性指标表明了网络中没有过于绝对的集权，保持了各节点(参与主体)持续的创新活力。因此，验证了WSA项目是有效可行的样本，确保了后继研究的准确性。
(五)参与主体的知识共同创造功能分析WSA项目的网络中，参与主体越多、网络的规模越大，节点之间交流的机会就越多，知识共同创造的机会也越多，创新能力也越强。本文利用程度中心度来衡量WSA项目网络中最主要参与主体的分布，程度中心度越大，则说明该参与者在农业技术创新、知识生成、产品或服务价值创造过程中与其他参与主体之间进行合作、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经过计算，整个网络的程度中心度为23.86%，选取58个参与者中排名前十的参与者的程度中心度如表4所示。由表4可得，排名前十的参与者在整个WSA项目研发和推广中起到主要作用，他们与网络中其它参与者的紧密度较高，干旱半干旱区节水农业的关键技术通过他们相互协作研发并推广，其重要性和影响力超越了其它参与主体。这些参与主体分别来自A、G、C、F等所隶属的4个组织和V所隶属的政府组织，而项目A所隶属的组织(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V所隶属的政府组织(即项目管理办公室和专家指导组)占了66.7%，主导地位明显，这是因为:(1)WAS项目成立之初科技部明确将杨凌示范区管委会指定为该项目牵头单位，其有责任承担并促进项目的合作和研发的顺利进行;(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多年来一直带动西北地区农业科技的发展，在WSA项目中和其它省份的科研机构合作，引导整个项目的发展，如项目A负责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旱区节水农业研究院蔡焕杰带领其团队与项目G负责人宁夏水科院杜历及其团队之间有共同的科研过程。由此看出，WAS项目的网络中，执行知识共同创造功能的参与主体是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主的大学或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当然，其它参与主体在整个创新网络也不同程度地承担着知识共同创造的功能，但知识、信息等的共享程度较低，相互联结的程度较弱，对农业创新系统效率提升速度较慢。
(六)参与主体的垂直政治功能分析创新网络中，执行垂直政治功能的参与主体往往是那些在突破制度障碍和约束以及开拓农业创新领域过程中担当了开拓者和先锋者的组织或个人，即制度企业家。而由于农业技术创新具有公共性、复杂性等特点，农业创新系统中充当制度企业家角色的往往是政府部门，具体到WSA项目中，制度企业家主要包括了来自该项目管理办公室和专家指导组的7名核心成员(分别用V1～V7表示)，这些成员分别来自于杨凌示范区管委会、杨凌示范区财政局、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组织。基于Frans等(2013)的经验，采用制度企业家参加短期会议的参与率来测定其垂直政治功能，例如研讨会、实地考察、开放活动或者公共典礼等，在这些场所中制度企业家超越项目合作伙伴而直接参与信息传播、游说和制度制定。为了确定制度企业家的参与率，选取这些制度企业家在2012—2013年内参与的8个主要事件(分别用Ev-1～Ev-8表示)，图1显示了这些制度企业家2013年参与短期会议的网络图，7个核心人物连接8个事件，并得出以下结论:(1)V1(刘天雄)参与了6个事件而处于核心地位，该参与者为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且是WAS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其利用资源创造新制度和改变现有制度以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如组织“干旱半干旱地区节水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推进会，帮助加强组织管理和沟通交流，及时解决项目实施中的有关问题。(2)V2(黄修桥)、V3(蔡焕杰)参与4个事件位居第二，如V3(蔡焕杰)组织实施了“2013年‘农业高效用水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暑期访学—专家授课”短期培训。这两位参与者通过开展这些制度性创业活动，突破了制度政策壁垒，有力地推动了该项目的研发和实施。(3)其余的参与主体参与的事件都在2个以上，他们促进目的成果直接转换给其它的参与主体。由此可见，农业创新系统离不开制度企业家的催化剂作用，这些制度企业家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去鼓励和引导其它参与主体克服农业技术创新中的市场风险、研发风险与自然风险，帮助其它参与主体实现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生产经营的有效对接。(七)参与主体的水平中介功能分析参与主体的水平中介功能是那些衔接各参与主体之间需求、提供各参与主体之间的沟通平台、确保各参与者之间有效联系的组织或个人，农业创新系统中的每类参与主体都有可能执行这种功能。WSA项目的网络中，利用中介中心度衡量网络中参与主体作为媒介者的能力，即确定该参与主体是否为桥点。通过专家访谈法得到7类参与主体相互关系的矩阵，计算出7类参与主体的中介中心度如表5所示。由表5可得:(1)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大学的中介中心度位居首位，标准化中介中心度都为11.667%。WSA项目中，政府部门为了尽快达到创新效果，运用其不可替代的行政权力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并协调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同时对WSA项目实现过程进行监督管理，促进各参与主体的创新成为可能，因此其中介特征显著;而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主的科研机构是WSA项目关键技术的主要来源，连接着各类参与主体，促使创新资源在各参与主体之间流通，因此，该类组织的中介中心度也高。(2)农业技术企业和农户的中介中心度位居第二，标准化中介中心度都为10%。他们是农业创新系统中创新资源获得者、组织者和协调者，中介特征比较明显，如陕西省泾阳县桥底镇6组的农户们获得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WSA子项目组的节水灌溉技术支持后，实现了农业节水增产增效，这些农户将节水技术传递给其他农户，扮演了技术中介的角色。(3)农业非政府组织、绿色非政府组织、农业合作社等组织类型中介中心性最弱，说明该三类组织创新能力较差，更多地依靠科研机构、农业技术企业等系统内核心组织才能实现创新。由此可见，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大学是农业创新系统中执行水平中介功能的主要参与主体，而其他的参与主体的该项功能相对较弱。
三、结论与启示
篇9
关键词：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效率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5 ― 0058 ― 03
一、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没有农业的稳定、健康、快速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和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较高，农业的基础地位尤为重要，对农业相关问题的研究是我国发展中的一个永恒的课题。齐齐哈尔市是黑龙江省的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绿色食品的主要产地，2010年以后，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总播种面积逐年提高，农产品产量平稳增长。但农产品丰收并不代表农民增收，农民卖粮难问题依然严重，农产品流通效率依旧不高。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经常出现市场供求信息失真，农产品滞销等问题。齐齐哈尔市的农业生产主要以农户为主，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较低，造成农产品供求市场在空间上与时间上的分离，农产品流通环节过多，农产品流通成本高，流通效率低等问题。2015年黑龙江省农委经调查指出，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中存在的农产品流通成本高、环节多，农产品流通效率低等问题是导致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收入增长缓慢，农民卖粮难的主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稳定农产品价格，提高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协作能力成为齐齐哈尔市农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体系发展现状
1.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环境发展现状
为了实现农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有效衔接，齐齐哈尔市颁布了大量促进农产品流通的政策和规定，但由于很多促进农产品流通的政策、规定是从促进农产品生产角度出发的，对农产品流通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了加大对齐齐哈尔市农业生产的管理力度，齐齐哈尔市成立了农委等相关部门，有效地引导农民组织生产，提高了齐齐哈尔市农产品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生产向规模化、科技化、集约化方向发展。齐齐哈尔市政府为了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进程，以提高农民收入，增强齐齐哈尔市农产品竞争力为重点，投入巨额资金，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的农业生产基地，为齐齐哈尔市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此外，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齐齐哈尔市政府颁布了大量政策法规，对齐齐哈尔市的农业发展和农产品流通建设提供了政策和法律支持。
2.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主体发展现状
农产品流通主体是指参加农产品流通，来实现自身利益的个体，主要包括农户、农产品流通中介机构等。目前农民还是齐齐哈尔市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中的主体，齐齐哈尔市农产品生产的主要模式是个体生产形式，每户农民都是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主体，位于整个农产品流通的最前端，S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但短时期内农户作为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主体的情况不会改变，这种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方式使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首先，农民处在农产品流通链条的最前端，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获取农产品信息的能力较差，不能对农产品市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次，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使得农户的生产规模很小，在农产品流通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如何提高齐齐哈尔市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户在农产品流通中的话语权，对提升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效率意义重大。
农业中介组织是农产品流通发展的产物，农业中介组织由于经常往来于农产品生产与流通，对农产品市场较为了解，获取农产品生产和消费信息的能力较强，通过农产品中介组织的帮助，可以使农产品生产更加有效地衔接起来。目前，齐齐哈尔市的农业中介组织主要包括农业专业经纪人、农业协会和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其中农业专业合作社是农业中介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农产品中介组织有效提高了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但从总体上看，齐齐哈尔市的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发展水平不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类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规范性和法制化水平较低，管理制度松散，没有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完善的规章制度。
3.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客体发展现状
农产品流通客体指的是农产品流通的标的物，是作为商品的农产品，包括农、牧等各方面的农产品，齐齐哈尔市位于黑龙江省的西部，土地面积广大，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业生产，主要生产各种杂粮，城市郊区主要生产蔬菜，水稻、玉米、大豆是齐齐哈尔市的主要粮食作物，除此之外，齐齐哈尔市也盛产甜菜等经济作物。近些年受粮食品种种植效益的影响，水稻、玉米、小麦的种植面积逐步提高、大豆的种植面积逐步下降，畜牧产品和水产品快速发展。齐齐哈尔市目前正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和有机农业，随着“十三五”计划的实施，齐齐哈尔市的农业发展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齐齐哈尔市在保证农产品生产总量的同时，调整农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齐齐哈尔市也是黑龙江省的畜牧业大市，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齐齐哈尔市的肉、蛋、奶等产品也大量供应南方市场。但是齐齐哈尔市的农产品加工水平较低，农产品附加值不高，主要农产品加工率低于全国水平，离发达国家80%的比例差距更大。这种情况主要因为齐齐哈尔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水平较低，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企业较少。
三、提高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体系运行效率的相关对策
1.完善政府对农产品流通的管理和服务体系
齐齐哈尔市政府在税收、融资等方面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应该成为提高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效率的主导力量，应该为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即发挥监督作用，又发挥服务作用，与农业相关的政府部门数目众多，如商务部门、工业部门、食品部门等，这些部门在监督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各自为政，因此，应组建一个新的部门，由它来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全覆盖式的农产品生产检查和流通监督。齐齐哈尔市政府还应该逐步完善相关政策制度，除了执行国家规定的农业相关行业标准及法律法规外，还应该参照成功省市的经验，建立自身的农产品流通法律法规。在具体监督中应注重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督，完善订单农产业的相关法规。在完善服务体系方面，应该进一步推广优势农产品的种植，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组织化，加强对农产品流通主体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农业合作和农产品加工企业。为这些农产品流通主体解决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增加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公益性废物，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产品流通方式。
2.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
农业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民自愿前提下，由专业人员管理，为农产品提供技术、信息，将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农产品生产与流通领域的组织。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是齐齐哈尔市农产品生产与流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农业专业合作社可以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合作社与农产品收购、加工企业进行谈判，提高了农民在农产品流通中的话语权，为农民增收，保护农民利益起到了保障作用。在发展齐齐哈尔市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些问题，首先要加大政府对齐齐哈尔市农业合作社的支持力度，齐齐哈尔市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方面投入较多，但对齐齐哈尔市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不够，目前齐齐哈尔市农业专业社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对一些贫困地区的农业专业合作社，齐齐哈尔市政府不仅要提供资金支持，还要提供相应的农产品生产与流通设施，加大对齐齐哈尔市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中急需人才的培养，为齐齐哈尔市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储备。同时加强对农业专业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目前齐齐哈尔市还没有针对农业专业合作社运行的规章制度，要发展齐齐哈尔市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就必须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这样才能明确齐齐哈尔市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登记制度，要鼓励齐齐哈尔市各地区根据地方特点，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法规，促进当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3.提高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信息化水平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来的作用，农产品流通涉及到农产品流通主体、农产品流通载体、农产品流通客体等多个方面，这些环节之间沟通效率的高低跟农产品流通信息化水平密切相关，信息化水平在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践证明，农产品信息化水平高的地区，农产品流通中介机构更加活跃，农产品流通效率越高，因此，齐齐哈尔市应大力提高流通信息化水平。在实际工作中应重点发展一些几个方面。首先政府应建立农产品信息平台，农产品供求信息和农产品价格信息，并对收集到的农产品流通信息，进行专业化的分析，为农产品生产农产品提高有价值的信息。其次，政府和相关行业协会应定期组织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方面的专家，对农产品市场未来发展走势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将预测结果及时向农民公布，提高农产品生产的目的性。最后，应该利用现有的技术平台和网络技术，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这种新型的农产品流通方式，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
4.发展农产品第三方物流
农产品流通包括过个环节，涉及到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多个方面，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高，在齐齐哈尔市的农产品流通中物流占有较大比重，物流费用也是齐齐哈尔市农产品销售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想提高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效率，就必须改革现有的农产品物流模式，大力发展农产品第三方物流。农产品第三方物流指的是由农产品生产者和购买者以外的第三方来承担农产品物流责任，第三方不参与农产品交易，只是为客户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农产品物流服务，由于第三方不参与市场交易，通过与客户签订物流协议，专注于农产品物流，可以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减少农产品物流费用，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在发展农产品第三方物流过程中，应注意一些问题，首先，应加强对第三方物流的综合协调，农产品第三方物流涉及运输、仓储、信息等过个行业，与众多政府部门有业务上的关联，为了农产品第三方物流的健康发展，应加强对该行业的综合协调。其次，要建立齐齐哈尔市统一的第三方物流市场，齐齐哈尔市农业生产区域化特征明显，农产品跨区销售现象十分普遍，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物流基础设施水平差距较大，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发展齐齐哈尔市农产品第三方物流中，应加快统一农产品物流市场的建设。最后，应该提高农产品第三方物流服务水平，齐齐哈尔市目前的农产品第三方物流存在服务单一、特色服务少等问题，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第三方物流企业要根据自身技术、资金特点，提供特色服务，重点发展农产品第三方物理增值服务，实现农产品物流高效运行。
5.加大对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投入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是农产品流通的重要载体，对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齐齐哈尔市目前农产品流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建立比较完善的农产品流通网络，形成了以公路为主体，铁路、航空、内河航运为辅的农产品流通网络，建立了较多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集贸市场，为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设施保证。但是，齐齐哈尔市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技术较为落后，规模普遍较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鲜农产品的需求日益提高，而生鲜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对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要求较高，高质量的生鲜农产品需要全冷链运输模式，而齐齐哈尔市目前根本无法实现大规模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即使有些产品实现了冷链运输，也是局部的冷链运输，无法实现全流通链冷链运输。齐齐哈尔市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设备也较为落后，不能为市场提高质量较高农产品，因此，应大力提高对齐齐哈尔市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高技术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投入。
〔参 考 文 献〕
〔1〕纪良刚，刘东英.农产品流通的关键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国流通经济，2011，（07）.
〔2〕长厚.发展农产品流通的瓶颈与思考〔J〕.中国流通经济，2012，（04）.
〔3〕陈娆，杨为民.基于供应链的“农超对接”机理研究〔J〕.农业经济，2012，（01）.
篇10
目前，世界各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按其结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模式：
1、单元金字塔模式
该模式是指农村合作金融只有一个系统，最上层是全国性统一联合组织，中层是地区性联合组织，底层是信用合作社，就象金字塔一般。这种体系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德国。最高层的全国性统一合作金融联合组织，是1895年创办的普鲁士中央合作银行；中层的地区性合作金融联合组织，是莱茵河农业合作银行成立后才开始出现的；最基层的是雷发巽银行，目前约有3000余家。德国雷发巽银行的资本金主要来自于农户、小农场主、银行雇员、自由职业者以及社会援助。地区合作银行的资本金则绝大部分来自于基层雷发巽银行。中央合作银行的大部分资本金除由地区合作银行提供外，政府为了表示对合作银行的支持，也参入一定的股份。根据《德国合作银行法》规定，政府最高可参股25％。中央合作银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要经政府同意。
2、多元复合模式
该模式是指农村合作金融由多个不同系统组成，各系统内部又是由多级组织构成。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和丹麦。美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由联邦农业信贷管理局、联邦土地银行及其协会、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和生产信贷协会、合作银行等组成。合作银行是在1933年《农业金融法》通过后成立的，除了中央合作银行外，12个农业信贷区各设有1个合作银行。但每个区的合作银行须接受所在区农业信贷管理局的督导。合作银行初期由国家出资创办，1968年还清了国家拨款，现在完全归农民组成的农业合作社所有。丹麦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雷发巽式的合作社系统，与其他国家的雷发巽银行在合作原则及经营方针上相差无几；二是储蓄银行系统，是根据《特别法》而设立的劳动者自治的金融机构；三是农民贷款合作系统，是借款人自主的团体，但它能依据政府
《特别法》发行债券；四是合作银行，其主要任务是与其他合作金融机构相互配合，进行农业信贷业务的协调。
3、半官半民的“两节鞭”模式
该模式是指中央合作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是政府财政拨人的，地区和基层合作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是农民自愿投入的。其主要代表是法国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它是按三级法人制建立的，由地方合作银行、地区合作银行和中央银行组成。地方合作银行的社员除了农民以外，还有小工厂主及雇员；地区合作银行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立的，目前共有94家；中央合作银行是按公法建立的，受农业部和财政部双重领导与监督。
地方合作银行和地区合作银行的管理严格按信用合作的原则进行，中央合作银行则是一种商业性质的政府行政机关，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最高权力机构为全体委员会，其成员来自于议会代表(参众两院各3名)、政府官员、有关行业组织代表、地区合作银行代表，其执行机构为理事会，成员中7名由全体委员选举产生，另外4名为政府官员和该行的总经理，其总经理由政府任命。
4、“二三三”模式
该模式是由二重结构(既有政府投入，又有农民投入)、三个系统(农业、渔业、林业)和三个层次(上、中、下级)所构成的。只有日本实行这种模式。日本的农林中央金库是农林渔系统的信用合作组织，由全国农协、渔协、林协和联合会等政府部门投资设立。另外，组织了全国约一万个农业协同组合、渔业协同组合和森林协同组合，并分为上中下三个不同的层次，上面是农林中央金库，中间是农林中央金库的分支行，下面是众多的协同组合，形成统一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逐渐从分散走向统一，目前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形成了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合作金融网络组织。(2)自下而上地控股，建立合作银行体系。各国在合作银行成立时基本上都是基层信用社向地区合作银行投资人股，地区合作银行再向中央合作银行投资入股，但中央合作银行一般都有政府资金投入。(3)各国合作银行基本上都采用多级法人制，各级机构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4)合作金融组织都实行民主管理，这也是合作金融性质的最重要体现。(5)西方国家的政府对农村信用合作组织都采取保护与支持的政策。
二、国内比较：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模式分析
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主要是农村信用社)比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起步晚，发展道路曲折。尽管目前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发展前景较好。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模式作出了较为科学的设计，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四种：
1、规范化的合作经济模式
这种模式是按严格的罗虚代尔合作原则组织起来的信用合作社。主要内容包括：(1)自愿原则，即农民可以自愿加入或退出信用合作社，不受其他人为因素的限制。(2)交易返还原则，信用合作社一般不直接对社员分红付息，而是通过交易返还(即贷款利率较低)将一部分利润返还给社员。(3)公平原则，在信用社投票选举时，不是按人社资本的多少来决定票数，而是一人一票制。
可见，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农村信用社能更好地面向“三农”，提高社员民主管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缺点是无法突破社区的限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不能形成区域和全国性的统一组织，不便于在更大范围内抵御风险。
2、一级法人制的合作银行模式
在我国苏南等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有所创新，有人将这种创新称这为苏南模式。它是在原有乡镇信用社基础上进行合并，建立信用合作社的县级联社，或称之为合作银行。合作银行为一个独立的法人，而原来的各乡镇信用社取消法人资格，成为合作银行的分支机构。但这种合作银行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而是以盈利为目的股份合作金融组织。
3、分散化的商业银行模式
这种模式的设计者主张将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化，即将原有的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众多分散的小商业银行，由农民、农村集体经济、农村联合经济体、农村乡镇企业等经济主体共同出资，出资者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信用合作社与社员的关系，而是银行股东与银行的关系。经营目标就是纯粹的利润最大化，经营管理方式严格按股份制商业银行模式运作。其经营范围也与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相同。
诚然，这种模式可望能改变我国目前农村信用社内控机制和管理模式，从而提高信用社的盈利能力，摆脱经营困境。但缺点也比较明显，由于农业生产的资金使用效益低于一般服务业和制造业，从而使农村信用社在追求盈利目标的驱使下，将资金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市投资，从根本上背离“三农”方向。
4、多级法人的合作银行模式
这种模式是根据自下而上控股的原则，在各乡镇信用社的基础上按行政区划建立起县级合作银行，在县级合作银行的基础上建立起省级合作银行，在省级合作银
行的基础上再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业合作银行，乡、县、省和国家级合作银行都具有法人资格。另外还有人提出，不一定要按行政区划设立四级体系，而只需按社区或经济区划，自愿联合，设立三级体系即可。这种模式虽然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抵御风险和开拓业务，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农民来说，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设想事实上就等于再造一个
中国农业银行。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目标模式应该是由中国农业银行控股的“二节鞭式”的二级法人制合作金融体系。
这一体系就是将现有的乡镇级农村信用社改造成规范的合作经济模式，然后按自下而上地控股原则，建立起县级合作银行，或将现有的县级信用联社改造成县级合作银行，使其体制成为按股份制构建、按合作制运行的“准合作银行制”。再由各中国农业银行的市级分行对各县级农村合作银行进行控股，并实施管理指导和业务渗透，从而通过现有的中国农业银行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合作金融体系。
三、问题与症结：当前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面临的深层矛盾
1、机构理顺与定位不明确的矛盾
我国农村信用社自1996年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后，虽然自立门户，但却没能理顺各机构之间关系，建立自律管理体制。如地市级以上由人民银行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的临时过渡性管理机构，对外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对内是农金科，既管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又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使基层农村信用社无法适应。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所处的地位以及在农村金融市场中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如何定位不明朗，这就势必阻碍其健康发展。
2、保本经营与管理水平低、经营环境恶化的矛盾
目前，我国一部分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比率居高不下，潜在风险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信用社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低造成的，其表现是资产结构不合理，形式单一，基本上为信贷资产；低息存款少，负债成本高；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手段和内在激励机制等。另一方面是由于经营环境不断恶化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保值储蓄的保值部分一直挂帐未消化，而其他商业银行的保值部分都由财政负担；“农转非”资金难以消化，许多企业借改制、破产为名，逃废和悬空信用社债务；不健康的债务文化蔓延，形成新的道德风险；经营负担过重，承担了农村90％以上的农业贷款，其政策亏损无法得到弥补。而且近年来，许多地方的税务、工商等部门把信用社作为税费重点征收对象，取消了对信用社税费优惠政策，更加重了信用社经营的困难。
3、“三农”方向与资金投向结构的矛盾
由于目前农户发展农业生产所需贷款量有限，农业产业化进程和规模处于初级阶段，信用社又大都采取稳健经营的方针，从而使其真正投入“三农”的资金相对有限，而是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了城镇企业、国有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结果是大量的资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违背了农村发展合作金融的原始初衷，加速了城镇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同时使信用社储源陷于枯渴，资金周转出现梗阻，反过来又限制了合作金融自身的发展。
4、自成体系与联行条件不成熟的矛盾
从抵御风险和适应现代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来看，农村信用社走向联行和自成体系是其必然趋势，但目前农村信用社县乡两级营业机构通存通兑面与商业银行有明显的差距。农村信用社没有独立的联行体系，结算渠道不畅成了阻碍、制约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的瓶颈因素，致使许多由农村信用社扶持起来的企业因自身发展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而转户其他金融机构。有的农户汇学费给孩子不得不跑到城里商业银行，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社服务市场的拓展。
四、促进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1、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完善其内部管理体制
如果要实现向目标模式的过渡，首先就要按合作制原则完成农村信用社的规范化改造，再按自下而上控股的原则，建立县级合作银行。同时明确法人责任制，完善合作银行核算制度和内部管理体制。根据所处地域、资产质量、人员素质等因素，合理确定各部门的考核指标，实行分类考核，以充分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然后再实施中国农业银行控股，建立全国农村统一的合作金融组织体系，提高整体抗风险能力。建议将我国目前从上到下都有
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改组成人民银行的农村金融监管部门，只从事农村金融的监管工作，不再从事信贷活动。原有的资金如果是县级信用合作联社的则划回到县级合作银行，剩余资产划拨到中国农业银行，用于对县级合作银行的控股，同时各市级农业银行还可根据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增加控股投资，并对县级合作银行进行业务指导与渗透。
2、加快农村合作金融的立法工作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信用社，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几经周折，至今仍未定型，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对农村合作金融的定位。因此，必须在总结农村信用社近50年发展历史，广泛征求基层农村信用社、地方政府、农民和企业的意见的基础上，尽快制订《农村合作金融法》，以法律形式对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管理体制、扶持政策等进行规范，为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3、强化管理，逐步提高农村信用社的资产质量
首先，在成立县级合作银行后，应设立专门的信贷管理部门，对基层信用社进行业务指导与管理，加强对小额农户贷款的管理，努力盘活农村信用社的资产。其次，积极拓展服务领域，增加服务项目和品种，积极改变农村信用社资产单一化状况。如为配合农村的小城镇建设，可对购买或建设商品房、门面住房发放按揭贷款；为符合条件的农村大学生提供助学贷款；发展代收保费、电话费，工资等业务；参加全国银行拆借网，提高富余资金的运作效益等。再次，可建立省级农村金融债权管理公司，对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进行剥离。该金融债权管理公司的资本金由中央、省政府共同出资，其中中央财政应返还农村信用社的保值储蓄补贴作为中央财政的出资，省级财政以农村信用社收购农村“两会”资产的数额出资。通过成立金融债权管理公司，收购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使基层信用社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同时，为提高农村信用社核销呆账的能力，可考虑将目前呆账准备金提取比例从1％提高到1.5％。
4、尽快落实优惠政策，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且生产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效益低，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贯予以扶持的产业，而服务于这一产业的农村信用社就应该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这包括：(1)减少税种，降低税率。如对农村信用社免交所得税，对于在贫困地区和粮棉大县(市)区的农村信用社减免营业税。(2)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扶持。如国家应把政策性支农扶贫款、农村专项开发、科技扶贫、农村水利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金业务权还给农村信用社；加大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再贷款力度；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实行灵活的利率浮动政策等。(3)各级地方党委
、政府应尊重农村信用社经营自，维护金融债权，规范农村金融秩序，建立农村金融“安全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