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地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4-02-01 18: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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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的重要性

篇1

摘要 国外在国家公园法律体制领域进行了诸多国家层面整体性立法的尝试,并从立法目的角度明确了国家公园在保护地体系中的位置。而我国国家公园的法律体制尚待建立,应制定统一的“国家公园法”,并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具体国情,对公众参与制度、分区管理制度进行借鉴。创设我国的国家公园法律体制,需要解决立法缺乏整体性,立法目的不协调,法律位阶较低这三个问题。

关键词 国家公园;法律体制;国家公园法:立法目的;保护地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居民环境法律意识状况研究(13FXB026)”阶段性研究成果

“国家公园”最早兴起于美国,一般认为是由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琳提出,指的是设立在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区域内并对其进行充分保护和有效利用的场所。它作为一项现代文明的重要成果,是保护环境的重要形式之一,被实践证实能够在环境保护和利用方面实现双赢。尽管“国家公园”在我国尚属于新生事物,但其上位概念,保护地[所谓保护地,依据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的定义指的是:致力于生物多样性、自然及其相关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维护,并通过立法或其他有效手段进行有效管理的陆地和海域。本文认为,保护地是各种类型及名称的保护区、公园、名胜区的总称。]的建设在我国已经持续多年,自20世纪50年代我国建立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以来,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在数量和规模上均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自然保护区2669处,面积占国土陆地面积的15%。尽管各类保护地在数量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多头管理、权责模糊、缺乏监管的保护地管理现状并不能很好地实现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和为公众提供旅游、科研、教育、娱乐场所的目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相关部门于2015年5月制订《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旨在通过国家公园体制的创设来统合现有混乱的保护地管理状况。截至2015年6月9日,我国已选定北京、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青海9省市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的国家公园发展时间较短,尚处于试点阶段,并未形成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在我国目前正式的法律中虽然并没有使用国家公园之名,却已经有国家公园之实。因此,对国家公园法律体制的创制也并非需要完全重新开始,更多的还是需要对现有保护地法律体制进行整合及完善。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从国外的经验成果出发,结合国家公园法律体制创设所面临的新生问题以及保护地法律体制的现存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法律体制的发展提供建议。

我国现有保护地法律体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保护地的立法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启动以来,已形成了一套在宪法指导下较为全面的法律体制。现有的保护地体制有九种类型: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水利风景区、A级旅游景区。相应的也形成了各自的法律体制,其中以自然保护区的建构最为完整。自然保护区以《自然保护区条例》为核心,并在发展规划、分级分类、土地利用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专门立法,同时为了对同类型的保护地实行更为精细化的管理,各部委也制定了相应的部门规章,地方性立法也逐渐完善和落实。尽管在数量上,我国的保护地法律体制已蔚为壮观,但受制于旧的行政体制与立法理念以及分散立法的弊端,整个法律体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而这对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是不利的。

缺乏整体性

权力的实然行使先于法律授权,此种现象屡现于我国的早期立法,现有法律体制的形成更多的是过去部门利益纠葛的产物。现有的九种保护地体制分别形成了《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办法》《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等条例及办法,立法模式缺乏整体性。这也是在实践操作中出现,一块保护地,数个名称,多部门管理的混乱局面的直接原因。

立法目的不协调

在我国的保护地体制中,按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其设立目的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并未提及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也就是说其施行的是一种“严格保护”的策略。此种策略并非完全不妥,在各国也常常适用于濒危物种以及核心区域的保护,但只有在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极度迫切时,适用“严格保护”才是合理的。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占保护地体制的绝大多数.约占国土面积的12.96%,在如此大范围的区域内完全禁止开发利用,一方面将严重阻碍地方利用优势资源发展经济,进而导致地方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冷淡,影响长远的自然保护效果;另一方面,法律的实施不在强制而在合理,明显不符合实际的禁止性规定,只会使得一些正常的资源利用行为变成“违法行为”,不符合法治之理念。

法律位阶较低

我国关于保护地的现行立法,除《自然保护区条例》以及《风景名胜区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以外,主要由有关职能部门颁布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组成,其立法位阶较低,效果较差。这些法规由于效力位阶的原因,使得规定的内容方面受到了限制,一方面,类似于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并不能规定;另一方面,当条文的规定与其他法律产生矛盾时应当适用上位法,这进一步削弱法规的实效。因此,保护地法律体制需要更高位阶的综合性专门立法。

国外在国家公园法律体制领域的经验

自1872年美国建立黄石公园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了兴建国家公园的热潮。紧随美国之后,加拿大于1887年建立了Banff国家公园,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韩国等国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国家公园,并形成了一系列法律体制。尽管各国的国家公园法律体制各不相同,但主要发展经验均借鉴自美国,而且已经形成了国际上通行的模式。因此,通过对它们的国家公园法律体制进行研究,抽取出其中的共性,将为我国国家公园法律体制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属于保护地体系

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在其分类标准中根据管理目标的不同将保护地分为以下六个类别:严格自然保护区或荒野地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纪念物保护区、生境和物种管理保护区、陆地和海洋景观保护区、资源管理保护区。在此框架下,各国根据其特点形成了各自的保护地体系,而国家公园正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加拿大的保护地体系较为简单,由野生生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组成,国家公园是加拿大保护区体系中的重要类型。澳大利亚是迄今为止唯一完全采纳IUCN保护地分类体系的国家,任何联邦保护地在申报时必须明确其申报类型。英国的保护地体系较为复杂,总的来说可以按照设立的目的不同而分为严格保护型和观赏保护型。前者具体包括自然保护区、具有特殊科学定义的地域、海洋自然保护区、特殊保护区、具有地区重要性的地质区;后者则包括国家公园、具有突出自然美的区域、列为遗产的海岸,国家风景区农业方面的类型有硝酸盐敏感区、环境敏感区。新西兰的保护地主要也是按照设立目的来分类的,包括公共保留地、保存区、国家公园。韩国的保护地体系包括严格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天然纪念物和多种经营管理区,严格自然保护区的设立目的是为了科研、教育等;国家公园的设立目的是为了科研、教育、娱乐等;多种经营管理区则主要以经营活动为目的。

通过对保护地体系分类的国际通行经验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将保护地大致按其设立目的不同,分为严格保护类型与利用保护相结合类型,并在各个类型下再按照设立目的或自然属性特征进行细化。

立法层级较高

美国在立法层级问题上极具代表性,自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法》颁布以来,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公园法律体制,其中立法层级最高的当属《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其立法层级仅次于宪法。其他国家在国家公园的立法层面也极为重视,一般均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立法,如加拿大的《加拿大国家公园法》,南非的《国家公园法》等。而且,许多在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上并未选择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国家也一般在国家层面进行了统一框架性的立法,如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与野生生物保护法》, 英国的《国家公园与乡村通行法》,德国的《联邦自然保护和景观管理法》等。另外一些国家,尽管并未针对国家公园专门在国家层面进行立法,但一般都对保护地体系进行了高位阶的立法,并在其中明确了国家公园的法律地位,如日本的《自然公园法》,俄罗斯的《特别自然保护区域法》,新西兰的《保护区法》等。另外还有一些国家采取在综合性自然保护立法中确立国家公园体制,如印度的《野生生物法》等。

综合观察各国在国家公园立法领域的实践,无论最终采取何种管理模式,或者使用何种立法模式,多数国家都在国家层面立法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公园体制,极大地提升了其法律效力与实施的效果。

管理法律制度上有创新

第一,重视公众参与。加拿大在制定和实行国家公园的相关政策时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重视公众参与,《加拿大国家公园法》第2.4条中明确规定: “在国家、地区和当地水平上,适当的公众参与是完善管理计划的必需步骤”。此外,由于英国的国家公园土地大部分为私人所有,为了不侵犯公民的权利,英国的公园管理局在施行任何规划决策时都须经过严格的公众参与。英国的New Forest国家公园管理局曾提出通过增加公园内的停车费来鼓励公共交通出行,但因为土地所有权涉及National Trust、Forest Commission以及很多私人土地,最后也没有成功。

第二,实行精细化分区管理。加拿大的国家公园在设置时实行严格的分区管理, 《加拿大国家公园法》规定,国家公园可以分为五个区:特别保护区、荒野区、自然环境区、户外游憩区、公园服务区,每个区域的保护和管理政策各不相同,游客在其范围内的活动行为也受到不同程度上的限制。日本的自然公园按照风景秀丽等级、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游客使用的重要性等指标分为特别地区和普通地区。另外德国的国家公园也大体上可以分为核心区、限制利用区和外围防护区。精细化的分区管理制度可以针对国家公园内不同区域的生态状况,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进行更为细致的平衡,以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构建国家公园法律体制的思路

制定统一的《国家公园法》

第一,实现立法的整体性。在保护地体制语境下,分散的立法模式更多的意味着部门利益的纠葛,以及体制的不统一,各保护地类型相互重叠,既不利于统一政策的贯彻落实,也不利于生态生境的保护与利用。国家公园体制作为一项新的保护地类型,其创设更应贯彻统一整体的思路,否则其与现有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保护地类型便无本质区别,这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初衷。综合国外的经验,各国在国家公园立法模式层面主要采用单独立法或者与其他保护地类型统一立法的模式,单独立法模式常见于判例法国家,而且其立法主体是立法机关而非行政机关。结合我国分散立法的背景,综合改革成本与可行性的考虑,制定统一的《国家公园法》,明确国家公园与其他保护地类型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公园领域首先实现统合管理,这可以很好地实现“一区一法”的落实。若切实可行且改革动力充足,下一步制定统合度更高的《保护地法》也是可行的。

第二,提升立法位阶,加强法律的实效性。综合各国经验,无论采取何种立法模式,多数国家选择在国家层面制定国家公园的基础法律。首先,从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出发,国家层面的立法能够统一全国的国家公园政策,为地方特色的发展提出整体的框架性建构,同时由于法律位阶的提升,还能敦促地方切实落实国家公园体制。其次,从部门与部门的关系出发,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定摆脱了部门立法分散的窠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部门利益纠葛对法律制定的影响。最后,从法律位阶本身的意义出发.国家层面的立法自由度更高,无论是在行政处罚的设定方面,还是与其他法律的关系方面,提升法律位阶对国家公园体制的落实都是有益的。

第三,明确立法目的。参考IUCN以及各国对保护地分类的经验,对立法目的的明确可以在大方向上界定各保护地类型之间的边界。如果将保护地大致按其设立目的分为严格保护类型与利用保护相结合类型,将国家公园归类为利用保护相结合类型则更为妥当。结合IUCN的经验,笔者认为可以将国家公园定义为:为了当代和后代能够享受良好的自然生态,法律规定应当排除不合理开发利用和人类侵占,仅在符合目的的限度内允许科研、教育、游憩等活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区域。

借鉴各国在国家公园法律制度上的创新

第一,在国家公园立法中明确公众参与相关规定。由于国家公园的设立需要限制区域内居民的生产生活,甚至影响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因此为确保国家公园能够在地方落实,减少民众的阻力,同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应当在立法中明确国家公园设立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序,以提供平台让民众反映自己的现实需求。而且,公众参与在保证政策制定公开透明的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规划决策的科学性。

第二,细化分区管理制度。精细化的分区管理制度可以针对国家公园内不同区域的生态状况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进行更为细致的平衡。德国的分区管理模式较为可行,将国家公园分为核心区、限制利用区、外围防护区,各个区域内的开发利用程度依次提高,如有必要,也可根据开发利用类型的不同进一步细分。

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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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为了增加城市适生物种,提高植被的稳定性和景观的异质性,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修复与良性循环,提升城市园林绿化水准,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当阳市现有生物资源丰富、保护利用潜力大的实际情况,编制本规划。

规划总目标:对生物多样性建设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进行充分保护, 控制城市各大污染源, 明显降低生物多样性生物群系、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物种和物种种群、遗传多样性组成部分的丧失速率,使每个生态区域的生物达到可持续发展水平, 原有85%的生物种类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城市整体生物景观和谐丰富, 群落结构安全稳定。努力增加生物种类,丰富品种,提高绿地的物种多样性,扩大多样化种群的规模和均匀分布。通过有计划的、科学的引种驯化,丰富当阳市城区园林绿化植物品种,使城市园林植物种类从900种增加到1100种。丰富市域生物物种,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

规划范围:当阳市域范围,总面积约2159平方公里。

规划年限:2011年――2020年。其中近期规划年限为2011年至2015年;远期规划年限为2016年至2020年。

一、当阳市生物资源概况

1.1 自然条件

当阳市位于湖北省中西部,地处鄂西山地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市域形似桑叶,市域总面积为2159平方公里

地表形态各异,以丘陵岗地为主,属江汉平原“镶嵌构造”地带。

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6.5℃。地下水埋深一般小于15m,

1.2 生物资源

当阳市植被类型具有多样性、古稀性、垂直性特点。全市木本植物种有117科419种,列入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有18科25种;

生物资源主要特征有:

(一)、特有种属丰富

(二)、可利用资源丰富

(三)、城市栽培植物种类丰富

在市区已栽植的乔木中生长良好的有40余种,常用的有银杏、枫香、红叶李、桂花、广玉兰、悬铃木、黄葛树、垂柳、水杉、杜英、三角枫、栾树、构骨、白玉兰、无患子、枫杨、朴树、喜树等。

1.3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利条件

(一)自然因素:具有较好的资源优势。

(二)经济因素:正在实施多项园林建设项目。

(三)社会因素: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契机,具备有利于保护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四)政策因素:政府高度重视当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1.4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植物品种的应用较为单调。

(二)、自然生态系统次生性明显。

(三)、环境污染。

(四)、生物多样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科研工作相对滞后。

二、规划总论

本次生物多样性规划中我们以园林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以部分野生动物资源研究,为生态城市建设服务。

2.1、编制意义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生物多种与否反映出这个城市的生态质量,通过对植物多样性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改善环境条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和文化水平,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本规划的编制将加强地区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合理利用,为当阳市园林绿化物种选择上提供指导性意见,促进“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的全面开展。

2.2、规划依据、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关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通知》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当阳市城市总体规划》

《当阳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二)、规划指导思想

加强当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管理和利用水平,科学引种驯化,增加城市园林绿化植物种类,实现生物资源永续利用,丰富景观内容,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园林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三)、规划基本原则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遵循以下原则。

1、全面规划、分期实施原则

2、因地制宜的原则

3、地带性、区域性优先原则

4、城市绿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原则。

5、严格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相结合的原则。

三、规划保护区域及功能

3.1、规划保护区域

当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区域的划分,实行三级保护模式。

一级为自然生态地保护。通过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建立生物保护原始基因库。实行封山育林,严禁人为破坏。对保护区濒危、珍稀植物建档保护。主要有:玉泉寺国家森林公园、百宝寨自然保护区、漳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巩河湿地自然保护区、董冲水库白鹭保护区等。

二级引种繁殖地保护。通过城区植物园及生产绿地进行科学引种驯化,将一级保护区域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植物引进城市,作为城市绿化的素材,丰富城市绿化种类。主要有市植物科普园、市园林苗圃、城西苗圃等城市绿地。

三级为开发利用地保护。通过城市园林绿地,全面展示植物多样性特征,包括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专用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道路绿地等。

3.2、保护区域功能

一级保护区主要功能为种源基地,生物物种基因库。二级保护区主要功能为植物引种驯化、繁殖、种苗基地,兼有科普、游览功能。三级保护区主要功能为植物观赏,植物推广运用,形成多功能、多效应的城市绿地系统。

四、规划结构、布局及分区规划

4.1 规划结构

运用景观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理论,对当阳市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两途径” :即物种途径、生态系统途径;――“三类型”:即植物保护规划、动物保护规划、微生物保护规划;――“四层次”:物种保护、基因保护、生态系统保护、景观保护的保护规划,以物种、基因为“点”,区域边界为“线”,生态系统、景观系统为“面”,实现“点-线-面”相结合的综合保护规划体系。

4.2 规划布局

(一) 建立物种基因库引种繁育中心:

在西北部低山丘陵林区,包括庙前、陈院、国有九三林场,以及玉阳镇所辖枣林.清溪、百宝等地原生态植被群落为本底, 在地域条件较好的国有九三林场建立物种基因及引种繁育中心(基地) , 引种收集本地区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乡土物种, 包括濒临灭绝及珍稀名贵的物种, 为园林城市建设选育优良的乡土园林植物, 改善建城区各大绿地面貌, 并借此达到保护物种及遗传多样性的目的。

(二) 建立生态恢复区:

在西南部丘陵林区,包括王店、半月以及慈化所辖胡场、和平,玉阳所辖锦洪,关陵、东群等地。建立生态恢复区,进行生态复绿, 营建和恢复生物栖息地, 构建生物生态系统, 提高生物景观多样性。

(三) 建立生态保育林:

在市域东部和东南部丘陵岗地林区,包括以郭家场、香炉山国有林场为中心,以及洪庙、八景坡、烟集、佟湖、官挡,脚东、丁场、陈场等一带的低丘陵岗地建为保育林,确定的目标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的, 根据用地情况建立缓冲区, 以减少人为活动对保护区的干扰。

(四) 建立水源及湿地保护区:

通过建立水体保护区,实施保护措施,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功能的退化。对中心城区,沿沮河由西北向东南形成贯通城市的滨水绿轴,规划沿五七长渠、百里长渠在中心市区内形成休闲绿环。对郊区,在漳河两岸的绿化带及水库地带划定一定范围,作为水体涵养林保护区,进行严格保护。

在中部、南部平原建立建立湿地保护区,加强河边防护林的建设,保护现有湿地资源,进行防污、治污,减少外来物种入侵,促进湿地可持续发展。

(五) 建立市域自然保护区:

加强漳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巩河湿地自然保护区、铁尖杉自然保护小区、鲢鱼山白鹭保护区、百宝寨自然保护小区、紫盖寺自然保护小区、董冲水库白鹭保护区、马冲水库白鹭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区的规划与建设工作, 并实施相应的保护措施,形成完整的市域自然保护区。

4.3 分区规划

(一)市域规划布局:通过生态斑块、生态廊道、绿色基质的规划建设,为生物提供栖息和迁徒的场所。

1、生态斑块:指市域内部的核心风景名胜区和山体林地及重要水源自然保护区。

2、生态廊道:沿漳、沮两河的水系生态廊道同时也是区域范围内的生态风道。廊道处在两座山间的狭长地带,要依山就势沿水系保存构建生态长廊,一方面保护水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为处于区域中心的当阳市中心城区留下风道以缓解过去发展中留下的工业污染问题。另外,沿荆宜高速公路也预留生态绿地,形成服务于荆宜城市群的城际生态通廊。

3、绿色基质:由山体、林地、水库、农田所共同构成的市域生态背景基质,维系城市生态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构筑区域一体化的生态大背景。

(二)城区布局:规划城区生态斑块与基质、廊道,作为城区和市域的缓冲带。生态斑块与基质、廊道与城市道路相联系或穿过绿带。整个绿地整合,其生物保护效果超过其面积的简单相加,形成大型栖息地物种相互交流的条带状区域。

1、生态斑块:指现有和规划中,服务半径为500米的公园系统:如:关公文化园、关陵公园、沮河公园、长坂坡遗址公园、坝陵公园等。

2、生态廊道:指联系基质和斑块的带状绿化,分为沿河绿化带、道路绿化带、生产防护林。

沿河绿化带:沿沮河城市公园,百里长渠、五七长渠游憩绿带。

道路绿化带:在铁路、高速公路、省道、县道、乡道及高压走廊等两侧,控制30至50米的绿化隔离带,对当阳市沿高速公路、主要省县级干道两侧形成50至100米的绿化隔离带,并实施绿色通道生态景观建设。组成沿环城路公路绿化带、焦柳线铁路防护林、通过植树造林形成道路交通隔离带,满足防护、生物迁徙和城乡景观建设要求,构成当阳城区的绿色通道骨架。

生产防护林:当阳市域的山体主要位于西部、北部及东部。如锦屏山、玉泉山等自然山体,是当阳市重要的自然屏障之一。规划严格控制并加以保护,结合退耕还林和封山育林工程,建设山体绿化。现有九子山、香炉山、郭家场、紫盖寺、跑马岗、玉泉寺6个国有林场与市域的自然山林和农田、湿地相联结。形成生产防护林体系。

3、绿色基质:城市附属绿地、生活绿地、其他小块防护绿地

规划加强市区周边山体防护林绿化建设,作为城市“氧源、绿肺”,通过沮河作为气流通道,将周边清新空气引入城区。规划将三面环山的山体充分绿化,提高植被覆盖率。

五、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当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由重点项目和支撑体系规划、生物属地保护规划、园林绿地植物种类规划(植物迁地保护)、特殊植物保护规划、引种驯化规划、动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微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组成。

5.1 重点项目和支撑体系规划

(一)自然保护区基本建设纳入预算。

(二)以森林景观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前提,以玉泉寺、关陵、自然保护区和林场为依托,以打造精品、特色旅游文化品牌为主线,做大、做强生态旅游产业,编制当阳生态旅游发展规划,建立有效的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和管理运行机制,建立几个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端生态旅游示范区。

(三)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的调查或综合科学考察,进一步明确各保护地范围、边界、功能区划、主要保护对象以及禁止和限制开发范围,进行保护性开发。完善相关设施,整合资源。

(四)开展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试点,编制建设发展规划,实施公益性管护、基础设施和科普宣教设施建设。

(五)完成宗教环境自然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实施寺庙林、文物保护林地,加强重要自然宗教环境绿地保护、设立保护标志,制定共管协议。

5.2、生物属地保护

当阳市域范围内自然保护区共17处,应加强玉泉寺国家森林公园、百宝寨自然保护区、漳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巩河湿地自然保护区、董冲水库白鹭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落实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措施。对重点区域要建立健全保护法规,进一步提高森林覆盖率,加强珍稀动植物和有益天敌保护,开展爱鸟护鸟活动,保护生态环境。

在上述保护区域,根据各区植物分布特点划分核心保护区、缓冲区、科研试验区、管理区。核心区可以划定一定面积的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

缓冲区划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

5.3、园林绿地植物种类规划(植物迁地保护)

园林绿地植物种类规划是指植物迁地保护规划,其实质是植物的开发利用规划。根据绿地的性质,分类规划如下:

(一)、公共绿地:公共绿地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植物种类按每100平方米不少于2种规划;公共绿地面积在1000―10000平方米的植物种类按每1000平方米不少于5种规划;公共绿地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性公园,植物种类不少于100种规划。植物科普园按专类园规划确定植物种类。

(二)、街道绿地:保留现有干道植物种类,在此基础上,对生长势差的种类进行更新,增加新的骨干物种;新建城市干道,其行道树及道路绿带的种类90%以上采用乡土树种。

(三)、居住区绿地及专用绿地:绿地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植物种类不少于20种;1000平方米以上的参照公共绿地规划指标确定植物种类。

(四)、防护绿地:加强现有绿地管护,增加林下灌木、地被植物数量。新建防护绿地,要注重乔、灌、地被植物结合,形成分层次的绿化空间和稳定的植物生态群落。加强绿地的防护功能。

5.4、特殊生物保护规划

(一)、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主要在珍稀濒危植物原生地建立植物保护基地。在保护的基础上,通过种子或组织培养进行繁殖,扩大种群数量。

(二)、古树名木保护:加强城区原有古树名木的管理,进一步开展古树名木调查,建立健全档案资料。探索古树名木复壮的技术措施,保证古树名木生长健壮。

5.5、引种驯化规划

指本地植物品种和外地植物品种的引种驯化工作。按本地植物种类为主的外地植物为辅的引种原则,规划城区每年的引种数量。比例为本地品种占90%,外地品种占10%。

六、生物多样性保护分期规划

生物多样性保护分期规划由资金概算和植物保护利用种类规划组成。

6.1、资金概算:

资金概算由基地建设、引种繁殖、古树名木保护等项目资金构成。概算资金总额为3000万元。

基地建设投资2500万元:其中建立玉泉寺、百宝寨、董冲水库三个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基地,概算资金800万元;建立漳河、巩河、沮河湿地保护区,概算资金450万元,在紫盖寺、鲢鱼山、马冲、木店、刘冲、松桠湾、马河、燎原、双莲、玉泉、清溪寺各建立一个植物资源保护基地,概算资金800万元;建立市植物科普园,概算资金450万元。

引种繁殖概算300万元。在市苗圃、城西苗圃各建立一处引种繁殖基地。

古树名木保护概算20万元。每年投资25万元用于城区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

6.2、生物保护利用种类规划:

保护规划侧重城市园林绿地的植物运用。根据当阳市保护植物名录,结合园林植物的现状,将保护利用的植物种类分成9类。即常绿乔木类、落叶乔木类、常绿灌木类、落叶灌木类、观叶植物类、观花植物类、藤本植物类、地被植物类、水生植物类等。分期保护规划品种共有175科、1120种,其中中国特有属30个。

七、病虫害防治规划

规划期内,开展植物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检疫和除治并重的原则

(一)、植物品种应当多样化,适地适树,合理配置。提倡选用抗病虫害、抗恶劣环境等抗逆性强的优良植物品种。

(二)、利用植物群落内部相生、相克的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工植物群落,使它们互相促进、相互制约、共同繁衍,形成稳定的生态环境

(三)、注意研究立地环境,改善立地条件,创造抑制病虫害的发生、促进植物群落茁壮生长的有利环境。

从园林绿地规划设计开始,到立地环境的改造,科学的栽培,合理地运用养护技术,强化预防措施,建立科学的植物综合防治系统,使植物病虫害的防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八、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管理体系建设规划

8.1、广泛宣传,全民参与

在规划期内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实施“五个1”工程,即:建立1个当阳生物多样性保护宣教中心、开展1项当阳生物多样性重要科研项目、拍摄1部当阳生物多样性优秀科普片、建立1个生态科普网站、编印1部当阳旅游科普导游图册。

(二)、优先在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开展社区共管机制的探索、完善和示范试点,并逐步推广至其它保护区域。

(三)、加强当阳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知名度和对外影响力。

8.2、健全体制,强化管理

建立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以其它各类保护地为补充,机构健全、管理高效的保护地体系网络,在规划期内,重点完善以下机构体系建设:

(一)、建设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二)、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体系

8.3、加大投入,保障实施

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动员社会各界资助或通过融资渠道,鼓励通过外资或合资办绿色环保企业等形式筹措资金,政府拨付专项资金,支持专项工程。

8.4、加强科研,促进发展

规划期内,建设高素质、社会化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队伍,重点加强基层生物多样性保护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培养。

篇3

关键词:层次分析法;地理信息系统;绿道;惠州市

Abstract: The greenway, which is a linear green open space, is important for low-carbon society building. On the basis of AHP, GIS techniqu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resources of Huizhou City, this paper researched the spatial layout of the Greenway network, and raised the ecological, systematic, regional probl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enway network.

Key words: AHP; GIS; Greenway; Huizhou City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绿道的概念

绿道(Greenway)是一种线形绿色开敞空间,通常沿着河滨、溪谷、山脊、风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立,内设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景观游憩线路,连接主要的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城乡居住区等,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并为居民提供充足的游憩和交往空间。[1]“绿道就是沿着诸如河滨、溪谷、山脊线等自然走廊,或是沿着诸如用作游憩活动的废弃铁路线、沟渠、风景道路等人工走廊所建立的线型开敞空间,包括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自然景观线路和人工景观线路,它是连接公园、自然保护地、名胜区、历史古迹及其他与高密谋聚居区之间进行连接的开敞空间纽带。从地方层次上讲,就是指某些被认为是公园路(Parkway)或绿带(Greenbelt)的条状或线形的公园。[2]

美国马塞诸塞州立大学教授Jack.Ahem将城市“绿道”定义为:一种以土地可持续利用为目的而被规划或设计的包括生态、娱乐、文化、审美等内容的土地网络类型。[3]在景观生态学领域,城市“绿道”属于有别于两侧基质的廊道系统,廊道是景观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通常起连接作用。[4]

二、生态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AHP层次分析法基本思路为:首先找出问题所涉及的主要因素,将这些因素按照关联、隶属关系构成阶梯层次模型,通过各个层次中因素的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最后进行综合排序,确定评价对象的影响力程度。

规划选取对绿道选线影响较大的资源作为系统要素,通过各种要素内指标因子的筛选,得出综合评价因子。指标因子选取原则如下:

1、代表性:指标对所描述的资料具有代表性;

2、方便性:资料取得容易,能够直接或间接取得;

3、应用性:评估因子可适用于进行评估的城市环境;

4、独立性:因子的选择避免重估评估的情形发生;

5、可量测性:能够利用现有资料,针对各项因子特定质化或量化的准则;

6、易操作性:使用简单、方便,便于规划者与决策者使用。

三、生态资源评价分析

将评价资源划分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旅游区、城市公园、河流水系、人文景点等六类。其次利用GIS的distance空间分析功能计算规划区内各点到各类资源的距离,得出六类资源的影响分布图。最后将以上六类资源的空间分布图进行加权叠加分析,生成区域生态资源影响分布图。

生态资源影响值由下式来计算:

其中, 为影响源与各像元的距离, 为影响,随着距离的增加,影响呈反距离递减。

通过对惠州市区生态资源的综合影响分析,并结合区内自然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情况可见,规划区自然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呈现明显的轴向分布特征。主要包括:

(1)横一轴:沿东江经惠城中心区至北部山区次组团的东西向轴线。该轴线涵盖了以西湖为中心的历史人文景点集聚区,以“两江四岸”为核心的景观带,以及以黄沙洞自然保护区、惠林汤泉为代表的北部山区风貌。

(2)横二轴:中部连接陈江—仲恺组团与惠阳组团至惠东的东西向轴线。该轴线上的主要节点资源包括白云嶂自然保护区、黄巢嶂自然保护区、大坑自然保护区、金桔自然保护区,以及惠阳区众多的历史人文资源,该轴线也是惠城组团与惠阳组团之间的重要生态屏障。

(3)横三轴:南部滨海轴线。依托大亚湾海滨,包含笔架山森林公园、猴仔湾、大亚湾水产资源自然保护区、铁炉嶂森林公园等生态资源。

(4)纵一轴:南北向水轴线。依托西枝江(新开河)、淡水河、淡澳河等河流廊道,形成以水体景观为核心,以历史人文资源为补充的南北向河流景观轴线。

(5)纵二轴:南北向山体景观轴线。依托红花嶂、白云嶂、笔架山、铁炉嶂,共同构成的南北向山体景观轴线。该轴线纵向联接惠城组团、陈江—仲恺组团和惠阳地区,不仅是市区内部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惠州联系深圳、东莞等地区的重要绿色走廊。

四、绿道系统规划

结合AHP和GIS的评价结果,结合惠市的地形地貌及现状建设情况,规划确定惠州市区绿道网空间布局为:“三横两纵”的主线结构和环形网络状的支线结构。

1、城市1号绿道

城市1号绿道全长约51.4公里,以东江风情、人文古邑为特色,主要依托东江及其沿岸的湿地公园和历史人文景点。规划线路为:东江水利枢纽工程——梅湖滨江湿地公园——合生大桥——西湖风景名胜区——东江沙公园——东江大桥——中信大桥——望江滨江公园(规划)——广惠高速——庙滩自然保护区。

2、城市2号绿道

城市2号绿道全长约60.5公里,以湿地休闲、山水风光为特色,主要依托潼湖涌、马过渡河、村道、西枝江等自然和人工廊道。规划线路为:潼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潼侨镇——惠环街道办事处——黄沙水库——莲塘布水源林自然保护区——瓦窑岭窑址——平潭镇。

3、城市3号绿道

城市3号绿道全长约50.0公里,以山林景观、人文风情为特色。规划线路为:沥林森林公园——惠阳镇隆围屋——白云嶂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故居——沙田温泉旅游区——金桔自然保护区——世外梅园生态旅游度假区。

4、城市4号绿道

城市4号绿道全长约43.0公里,以自然生态景观和现代工业景观为特色,主要依托规划四环路、红花嶂山脊线、205国道等廊道。规划线路为:梅湖滨江湿地公园——红花湖风景区(红花湖生态绿道)——红旗森林公园——镇隆镇——佛祖坳森林公园——白云嶂自然保护区——新墟镇。

5、城市5号绿道

城市5号绿道全长约64.6公里,以河流景观和城市景观为特色,主要依托西枝江、新开河、淡水河、淡澳河等河流廊道。规划线路为:东平——金山湖——瓦窑岭窑址——邓演达故居——357省道——大坑自然保护区——惠阳经济开发区——红花寨森林公园——河口公园——亚公顶森林公园——虎头山公园——红树林公园——澳头老城风貌区。

6、城市绿道支线

充分利用现有村道和河流,连通区域绿道和城市绿道主线,形成环形网络状的支线结构。城市绿道支线全长共约215.2公里。

五、结论

1、生态性的首要地位

绿道本质为生态性廊道,其生态性意义在于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为动植物的繁衍、迁徙提供廊道和生境。绿道建设要着重保护自然资源,避免对原有景观造成影响。自然保护区、生态敏感区的绿道建设应利用生态性材质,通过多种建设类型,避免人类活动对该区域的干扰。

2、绿道网络的系统性

多条绿道串接成网络,并形成主线、支线等不同等级,才能形成绿道网络系统。绿道的系统性对于保证绿道畅通、维持生态格局至关重要。因此绿道网的规划设计不能只看重单条绿道的选线,更应从区域视角明确绿道的系统性,使绿道网络化、系统化。

3、与地域性要素相结合

历史、文化等地域性要素是绿道的重要支撑,也是决定绿道不同建设类型的依托。传承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以及历史人文资源,并以此带动旅游业,促进城乡经济发展,这也是绿道的吸引力和经济外延性的突出表现。

4、建立健全绿道法律体系

尽快建立健全绿道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管理主体和维护目标。加强对辖区内绿道各项配套设施的养护,定期对慢行道、标识系统、服务系统、基础设施等绿道相关配套设施进行专项检查与安全维护,确保绿道的正常使用。

参考文献:

[1] 珠江三角洲区域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2010-2012)

[2] Charles Little, Greenway for America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Ahem,J.Greenways as a planning strategy[M].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1995.134.

篇4

新疆雪莲遭遇滥采

每年七八月是新疆天山野生雪莲花盛开的时节,然而每逢此时,3000米以上的雪线附近都会有大批不法分子疯狂采挖雪莲。他们每人每天都能采挖一二百株雪莲。盗挖者将野生雪莲连根拔起,再以每株两元的价格卖给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的商贩。

博格达登山大本营至天池是乌鲁木齐户外运动的经典路线,每个周末都有近百人沿此路线进行穿越。当地牧民盗挖雪莲是为了生计,而近期在一些户外活动中也出现了采摘雪莲的现象。有驴友这样说道:“一名男队员当着我们的面又拔了一朵雪莲花,动作快得根本来不及制止。我们质问他,他说不知道不可以摘雪莲花,领队也没有要求。” 还有的人说:“我们不摘别人也会摘的。甚至还有人说昨晚喝雪莲汤喝多了,热得睡不着……”

户外探险观察员评论:

神山博格达脚下的雪莲花是世间最圣洁的花。可是那些含苞待放的雪莲却没有能够等到花开的那一天,就被那些贪婪的手无情地摧残了。面对窥视者的足迹,雪莲的悲歌正无声地游荡在辽远的天山上空。

新疆雪莲,别名雪荷花。主要生长于天山南北坡、阿尔泰山及昆仑山雪线附近2800~4000米之间的高旱冰碛地带的悬崖峭壁之上。其生长缓慢,从种子发芽到开花结果约需5年时间。近几年,随着气候转暖、雪线上升,野生雪莲的生长区域不断缩小。目前,在海拔3500米以下已难觅雪莲踪影。野生雪莲是靠种子繁育的,盗挖者将它们连根拔起,使得雪莲连开花结籽的机会都没有,导致天山雪莲数量锐减。据有关专家介绍,如果再像现在这样不加保护地采挖雪莲,不出30年,这个珍贵物种将可能从地球上消失。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博格达,这是一件幸事,但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了担忧。由于人们的素质高低差异不同,我们不可能要求别人做到的正如我们所希望的,而无论我们做多大的努力,只要我们登山的脚步不止,那滥采滥摘雪莲、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行为就会屡禁不止。那么,是封山还是继续行走?

面对这样两种观点,我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其存在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一味任其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宣传力度,使参与户外活动的人懂得先做到自我约束,然后再去约束他人。一些相关媒体网站应该进行义务宣传教育,并拿出办法来使保护自然和制止不文明行为的举动成为一种自然。另一方面,保护和开发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表面看似相互排斥,其实也有其相互协调促进的需要。不能单方面强调任何一方,只有做到两者携手,共同前进,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

多少年来我们追求自己心中的那份洁净,试图用自己的固守来把握通往精神家园的钥匙。如果说行走是一种权利,那么,无论我们选择了何种行走的方式,为之得到与付出的,必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代价可以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观察员/许维丽)

让我们听听来自乌鲁木齐户外组织小羊军团网友们的声音:

―采雪莲,主要是因为有需求,一些人对雪莲的功效过分夸大,导致游客购买。其实雪莲没有多少药用价值,雪莲的根部更没有用。这个宣传到位了,雪莲的市场就小了。要对大规模采摘的牧民进行打击,尤其是严厉打击连根挖雪莲的行为。要对山友的保护行为进行宣传,让大家向山友学习,保护雪莲,宣传山友保护雪莲的感人事迹。让越来越多的人理解环保理念,事情就好办了。(小羊)

篇5

夏威夷最著名的海滨是恐龙湾,导游说,来夏威夷不到恐龙湾就等于没有到过夏威夷,可见恐龙湾之神奇。

汽车一转弯,恐龙湾的身姿就出现在眼前了。恐龙湾因地形而得名真是名副其实,海岸山丘的形态细看犹如一条俯卧着的恐龙。恐龙头向大海伸去,整个身体是山脉的主体,它的尾巴渐渐甩向远方。

恐龙湾游人很多,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游人如织,据说每年不少于100万之众,五颜六色的太阳伞、花花绿绿的泳装,与来自世界的美女近距离接触,让人目不暇接。岸上不同肤色的人们躺在沙滩或草地上,享受着海风和阳光的沐浴。海滩上有来自世界各地身着比基尼的年轻女子,洁白的皮肤配上花色鲜艳的泳装,仿佛来到了女儿国。

这里的水很清,清得可以看清水下各种各样的游鱼,能看清鱼身上五颜六色的美丽花纹。夏威夷是世界上旅游业最发达的地方之一。不过,吸引观光游客的并非名胜古迹,而是它得天独厚的美丽环境,以及夏威夷人传统的热情、友善、诚挚。夏威夷风光明媚,海滩迷人,日月星云变幻出五彩风光。晴空下,美丽的海滩上阳伞如花;晚霞中,岸边蕉林椰树为情侣们轻吟低唱;月光下,波利尼西亚人在草席上载歌载舞。夏威夷的花之音、海之韵,为游客们奏出一支优美的浪漫曲。

夏威夷近海不发展渔业,为的就是保护这里清洁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这里有的是清爽的海风、宜人的空气。随便走到哪个角落,都闻不到鱼腥味。据说,在夏威夷吃到的海鲜都是空运来的。

浅滩下的珊瑚礁隐隐约约露出水面,各种珊瑚千姿百态,千枝万杈的珊瑚丛中隐藏着各色海洋生物。受到很好保护的众多珊瑚礁使这里聚集了数不尽的七彩热带鱼群,就像一个天然的鱼缸,令人叫绝。这些色彩斑斓的美丽鱼群在清澈的海水里自由自在地游弋,吸引了无数游客来此潜水一睹它们的芳容。很久以前,当地人就禁止在这里捕鱼,加上湾里滩浅,海水透明度高,因此这里就成了人与热带鱼同乐的最佳场所。只需戴上潜水镜,向海里多走两步,把头埋进水中,就可以看到五光十色的热带鱼在珊瑚丛中嬉戏,看到鱼儿们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游动。

导游再三强调,在恐龙湾不能丢弃任何废弃物,必须随身带走。为了保护这一方净土,恐龙湾景区内没有任何食品和饮料售卖。

篇6

关键词:环境政策,主体功能区,承载能力

鉴于不同区域的环境承载能力、环境特征、生态功能存在着显著差异,为保证政策的有效性,应实行区域差别化的环境政策,以更有利于资源空间配置的优化,使人口、经济活动等的分布能够与各个区域的资源、环境、生态的承载能力相匹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一、现行环境政策存在的若干问题

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环境政策框架,这些政策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开始探索实施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现行环境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关注和及时解决。

(一)环境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存在脱节之处

我国环境政策起步于计划经济时代、逐步形成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受管理理念、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的限制,我国环境政策的重点往往放在制定与实施具体的环境管理目标和狭义环境政策,很少关注如何把环境问题的预防和解决纳入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中,环境政策的制定一般都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目前,在区域层次上落实某些具体的环境政策时受多种因素影响,仍很难纳入到国家有关宏观发展战略和区域开发的综合决策分析中,无法通过有效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发挥效力。以环境影响评价为例,2002年,我国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法》,提出了广义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但是,由于环境影响评价涉及多方利益群体,又缺乏相应制度约束,环境影响评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基本上被限制在项目层次上,很难纳入到区域发展综合规划中。

(二)现行环境管理体制,不利于实施区域差别化的环境政策

区域性是环境问题的重要特征之一。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一个地方的环境污染会影响周边地区,往往会超越行政区划边界。但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环境管理体制,地方环保局隶属于地方政府,使得一个有机的整体被这种体制分层切块。个别地区为谋发展而不惜损害其它地区利益以及阻碍环境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部门之间协调不畅,跨区域环保执法的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资源状况、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其他条件的影响,不同区域的环境问题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环境管理应体现其针对性。在现行环境管理体制下,区域差别化的环境政策很难实施,不利于主体功能区的形成。

(三)各类环境政策之间的相互补充和协调性有待加强

我国已建立相对完整的环境政策体系,但各类环境政策之间的相互补充和协调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有三方面:(1)环境管理中的行政手段比较完善,但依靠市场的工具比较少;(2)污染控制类的政策比较完善,但有关生态建设的政策和区域性的环境政策都发展很不充分;具体的环境管理制度中也存在类似问题,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重点放在环境污染方面,而生态环境的评价重视不够;(3)生态资源保护政策是分领域由各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之间存在着重复交叉、事权划分不明确等问题。有些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部门既是资源开发组织部门又是生态保护监督部门,内部存在着职能冲突。

(四)有关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恢复、建设的补偿政策不完善

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有效的生态建设、生态补偿的环境政策非常重要,是落实主体功能区划、促进这些区域实现生态保护功能的关键政策措施。目前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1)经济补偿政策没有体现不同区域的成本差异,例如:退耕还林还草的经济补偿政策是实行全国统一标准,但是对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和条件较好的地区,植林植草的成本显然是不同的。(2)补偿年限过短,我国目前的退耕还草补偿年限仅2年,还经济林补助5年,还生态林补助8年。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如有的地方为了获得更多补助,在适合还草区进行还林,不符合自然规律,最终会导致工程的失败。营造生态林的补偿年限仅比经济林多3年,造成很多农民更愿意营造经济林,导致生态林的比重偏低,达不到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改善的预期效果。由于政策的补偿年限偏低,相应的政策没有跟上,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复垦的现象。(3)补偿政策加重了地方的财政负担,例如: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中规定退耕还林还草过程中,所花费的检查验收、粮食调运、兑付等费用由地方财政负担,增加了地方政府退耕还林的执行成本,不仅对地方政府而言缺乏退耕还林的经济激励,而且许多地方由于财政困难,很难落实退耕还林政策。再如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要求地方配套一定比例的资金,但三北地区多为“老、少、边、穷”地区,地方配套能力非常弱,造成资金不能足额到位,影响工程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五)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体制不顺,制约自然保护区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自然保护区由环境保护部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林业、海洋、水产、农业、建设、水利、文化等部门分别是各专业自然保护区的行政主管部门。这种分部门管理体制所引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有:(1)具体主管部门与综合管理部门之间缺少主动的沟通和协调,综合管理部门也很难对各部门的自然保护区在宏观政策、政策指导与监督检查方面有所作为。(2)由于保护区分部门管理,国家没有统一的保护区建设规划,在保护区建设中对其功能与性质缺乏严格的界定,加上缺乏监督协调机制,自然保护区与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及其他类型保护地性质混淆。在自然保护区功能划分时,往往先满足森林公园及风景名胜区的功能要求,导致许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旅游区规划在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区域,这一现象如不及时改变,将严重影响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和保护。(3)自然保护区多头管理的体制使得责任不清,定位不明确,国家及各级政府均没有明确的经费预算计划。国家各主管行政部门仅对少数几个自然保护区支持部分基建费,而且专款专用,其运行费由地方政府负担及自然保护区创收自筹。致使经费不足,保护区不得不设法开发保护区资源,影响保护区的管理和保护。

二、未来环境政策调整的原则和思路

(一)调整原则

1.综合协调的原则。环境、资源、人口和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复杂的相互关系。完善环境政策,要按照综合协调的原则,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人口、资源、社会、经济、环境等要素,将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步渗透到产业政策、价格政策、财税政策、贸易政策等各项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促进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的一体化。

2.环境优先的原则。坚持“环境优先”的原则就是要尽可能地在源头消减污染,确保实现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资源与环境代价。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任何地方都不能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增长,都不能以眼前发展去损害长远利益,更不能用局部发展去损害全局利益,决不能走“先开发、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今后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坚持“环境优先”的原则,事关我国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大局。

3.区域差异性原则。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生态环境和污染对整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再加上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尽一致,同样一项环境政策在不同区域实施效果会产生明显的差异。此外,许多环境问题本身就是超越行政区的,需要建立区域性的协调机制。因此,调整和完善环境政策时要更准确地把握特定区域的环境特征,依照区域差异性的原则,因地制宜地调整环境与社会经济关系,更科学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分区域的政策思路

在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形成过程中,环境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总体思路是坚持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和三项基本政策,针对不同区域所具有的不同生态环境特征,实施区域差别化的环境政策。建立科学的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统筹增量控制和存量调整,制定细分标准和技术指标,组合多种政策工具,突出重点领域,强化监督执法。如表1所示。

1.重点开发区。该区域未来的环境问题,主要来自工业化和城市化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由于重点开发区承担了其他区域产业转移和人口转移的任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将会非常快,环境污染控制必须提早规划、严格执行,环境政策的重点是要严格控制开发过程中新增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类区域的发展规划要特别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风险防范,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环境保护模式,重视从源头控制污染。在加大开发的过程中,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理,建立和完善环境准入、环境淘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避免不可持续的生产开发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在这些地区,首先是严格控制新的污染源,必须做到增产不增污,同时要逐步缓解既有的结构性污染。

2.优化开发区。针对这类区域发展的环境政策,其重点是要发挥环境保护政策的约束和激励功能,促进该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禁止任何产生新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着力解决既有的结构性污染。由于这些地区政府的经济力量较强、市场机制较发达,所以相应的政策调整包括两方面:第一,要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加强政府环境监管和环境执法,坚决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严格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无证企业不得排污。第二,要加强利用环境政策中的市场手段来调节生产和消费行为,如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征收环境税,实行产品的环境认证制度,税收优惠政策等。

3.限制开发区。限制开发区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并且该区域的环境状况关系到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如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秦巴生物多样性功能区等。这些区域的环境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不合理开发本身造成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是由此而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如草地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等。因此,针对这类区域的环境政策一方面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利用环境政策的约束功能限制不合理的开发方式,尽可能减少开发活动中的环境污染。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如退耕还林还草的经济补偿政策、林区职工的安置政策等等,以更好地促进这一区域的生态修复和建设。

4.禁止开发区。禁止开发区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这些区域的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性较为突出。因此,要实行强制性的环境保护,严格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区政策的开发活动。环境政策的重点是在严格禁止环境污染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和完善有关财政支持制度,加强这些区域的生态建设。此外,禁止开发区多是国家自然保护区,目前仍存在分类型、分等级与分部门的重叠交叉的管理体制,不利于主体功能区的形成,还要进一步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注:的个数表示环境标准在四类主体功能区中的相对高低。

三、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的环境政策建议

本报告主要从有利于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如何更好地实施分区域调控的环境政策的若干建议。

(一)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要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从决策源头控制污染问题的产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环境保护的要求必须成为其他所有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前提,必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做出评价。各类功能区在制定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等重大决策时,必须充分进行环境影响综合评价,使环境与发展之间形成一种利益协调和相互制衡的机制。

(二)统一规则,细化指标

根据国外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的成功经验,考虑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普遍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今后我国环境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建立“源头控制”的制度上,所有各类区域都要实施更严格的环境标准。但是,各个地方的生态环境特征不同,标准不宜采用“一刀切”的形式,应根据不同区域的环境问题特性以及环境问题产生的背景差异等多种因素,按照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环境容量、生态功能等进一步细分总量控制标准、各项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收费标准等等,按照不同区域不同的主体功能要求,制定不同的环境标准,更好地促进有关环境政策在不同区域的落实,以有利于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形成。此外,环境标准要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步调整,创造一个动态的、逐渐严格的监管环境,以能够不断地激励更环保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

(三)改革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逐步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

在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功能区环境特征不同,污染治理的成本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区由于其主体功能的不同,环境标准也应有所不同。为了保证政策的公平性,以及激励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加大环保投入,亟待改革目前的排污收费管理制度,一方面要提高排污收费标准,使其能充分抵消污染者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尤其是要在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引入更严格的禁排制度,加大违法惩处力度。

另一方面要逐步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政策手段,主要是依法确立污染物排放权利,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进行交易,使同样的污染排放创造最大的社会福利,从而达到有效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但引入排污权交易并不意味着市场完全取代政府实现环境监管,而是让政府利用市场的手段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政策目标,更有效地实现污染控制。政府保留的主要职能是测算允许排放的污染物的总量,保证排污权的合法交易,并对任何违法的企业进行制裁。

与排污收费制度的不同,排污权交易制度是先确定排放总量,然后再让市场确定价格。因此,这种方式既能控制排污总量又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另一个有利作用是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排污企业为了节约环保支出,必然要采用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这可以进一步刺激社会不断地开发出更有效的技术,能有效地鼓励竞争和创新。要建立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需要对一些关键问题深入研究,如不同地区排污总量的确定、排污权初始分配的问题,排污权交易的区域范围(如果过大,可能出现在某些点区域污染特别严重)等等。

(四)探索建立有效的环境监管体系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将超越当前行政区划的界限。现有体制下,环保监管机构隶属于各级政府,地方政府往往出于保护本地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影响、干涉地方环保机构的环境执法,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环境污染对本地和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要保证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过程中有效地保护环境,就必须改革现有的环境监管体制,可选择的方案包括:(1)在现有的制度构架下,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但大区设立隶属于国家环保局的环境监察派出机构;(2)建立全国垂直统一的环境监管体系,并在大区和基层设立分支机构。这不仅有利于环保政策的执行,也可以大大减少相互协调的工作和地方保护主义对环保的干扰,减少短期行为对长远发展造成的影响。

(五)加强环保监管的问责

为环境保护部门提供充分的授权和提供充足的资源,同时完善和加强问责制度,形成一套完整的责任追究和严厉的违规处罚制度,对不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政策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因决策失误或行政干预等原因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要追究有关单位及其负责人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同时,要加大对环保监管机构的问责,对出现监管机构失职、无所作为和乱作为的情况,要追究监管机构的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要鼓励社会、特别是传媒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督,造成全民关注环境问题的氛围,既暴露那些污染环境的企业、也监督环境监管部门及时、依法实施监管。社会监督是有效环境监管的重要手段。

(六)完善相关的政策,解决环保资金不足的问题

环境保护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有效的环境保护必需建立在环境监测、监理监察、科研和教育培训的基础上。因此,环境保护客观上需要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尤其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能否建立长期稳定的环保资金投入机制,将成为主体功能区能否真正形成的关键环节。

我国目前各地区的环保资金来源渠道还比较单一,主要是依靠政府投入,地方的环保事业经费纳入地方财政。但不同功能区的财政状况显著不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环保资金投入都不能满足实际要求。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完善相关的政策,不断开拓环境保护资金的稳定来源。一是完善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保障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环保资金的投入;二是要注重运用价格、财税、贷款贴息等政策和手段,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环保产业,投入公共环境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三是建立环境保护基金,为污染控制设施建设、清洁技术开发以及污染受害者赔偿等筹措和提供资金。这一做法有利于形成环境保护资金的稳定来源,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在世界各国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实施,其作用也日益重要。

(七)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

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更重要的是承担生态保护功能,与生态保护功能相矛盾的经济活动将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地方的财政收入势必会减少。如果地方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所牺牲的经济利益得不到经济补偿时,为了基本的发展需求,当地政府就可能不会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去限制生产开发活动,主体功能区划也很难落实。因此,我国在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的过程中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有关的生态补偿政策,这是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针得以长期稳定实施的关键,也是促进主体功能区形成的重要保障措施。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细化补偿标准,实行分地区调控的政策。(2)在补偿政策实施年限上,不仅要区分还草、还林,还要区分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征,要充分考虑当地生产活动的转移、生态移民等所需要的时间。(3)实行多元化的补助形式,改变目前单一粮食和现金的补助方式,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民的实际需要提供多种形式的补助,如以“项目支持”的形式,促进生态保护区的替代产业的发展。(4)加强生态保护立法,为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提供法律依据,对自然资源开发与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投入与补偿的方针、政策、制度和措施进行统一的规定和协调,以保障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很好地建立。

(八)进一步理顺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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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萌芽阶段:利用价值保护

20世纪50、60年代之前,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环境法;相应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也处于萌芽状态。这一阶段的国际法主要是根据个别物种对于人类的利用价值(主要是经济价值)提供保护,而对生物物种的内在价值、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则很少涉及。历史上,野生生物的利用和保护一直被认为是国内法的事项,反映了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不过,尽管国家拥有重要的利益,野生生物很长时间以来便是国际合作的内容。

因为野生生物的活动范围并不总是停留在某个国家的政治和地理疆界之内。例如侯鸟等在多个国家间迁徙的物种,其保护就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类似的,其栖息地横跨几个国家、或者位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国际公域的非迁徙物种,其保护也自然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由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逐渐形成。19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出现了早期的保护生物物种的国际条约,主要有1867年《英法渔业公约》、1882年《北海过量捕鱼公约》、1886年的《莱茵河流域捕捞大马哈鱼的管理条约》、1902年3月《保护农业益鸟公约》、1911年《保护海豹条约》等[1]。通过这些生物保护条约,缔约国通过谈判分配了各种资源资源(主要是鱼类以及海豹)的开发权,希望能够达到某种可持续捕获的水平。实际上,诸如海豹条约等早期的野生生物保护条约是最早反映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条约———即最大限度的可持续产出的概念。此后,很多环境主义者不断呼吁要禁止对野生生物的商业性开发。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通过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条约,如1933年《保护天然动植物公约》、1946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1950年《国际鸟类保护公约》和1951年《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2]413。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最初是一个在成员国间分配捕鲸量的组织,现在逐渐转变为禁止商业性捕鲸的机构。国际捕鲸委员会充分说明了当时国际野生生物法内的主要焦点,即如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早期的条约很少考虑野生生物的保护问题,而是专注于如何在不同利益国之间进行资源的分配。随着环境关注的日益提升,这些野生生物条约开始将其兴趣由在缔约国之间分配资源,转变为实现可持续的开发水平,即“可持续产出”。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实现生物资源可持续产出的努力并无法成功。有时候,国际条约缔结的太晚,错过了将种群保持在能够可持续产出的水平上的时机。另外,关于可持续捕获水平的准确估计,在科学上还缺乏充分的认识。而且,即使科学家发现了确定的数字,关于开发的政治压力也是促使决策者确定不可持续的水平。

在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体现出三大特点:首先,除少数条约规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手段和措施、具有真正的生态保护含义外,绝大多数公约所表现的是一种短期的功利主义,[2]28即:侧重于保护渔业资源、海豹等经济性的资源,或对某一物种经济利益的保护,忽略了对其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保护相邻国家间的经济利益,而非保护环境。其次,这一时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手段是不充分的,主要采取的方法是简单的禁捕、禁采、禁伐。一般而言,“最通常的做法是禁止捕获属于某个特定物种的个别生物,而不考虑该物种的生存条件是否存在。”[2]235第三,它采用的是一种跨界解决方式,参与这些国际法的主要是与保护对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少数边界相邻的国家。

二、初步形成阶段:内在价值保护

二战后,各国忙于战后重建恢复经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也不断增大,开始出现一些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各国对资源能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也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此时,环境科学和生物科学得以兴起并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促使人们不断深化对生物物种的内在价值的认识。所谓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界每一个有生命的或者具有潜在生命的物体都具有某种神圣并且应当受到尊重的价值。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各个物种之间内在价值是平等的;以是否可以为人类服务为标准来判断生物物种资源的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物种的偏见。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旨在保护生物资源的国际法律文件应运而生,现代意义上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也开始正式形成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国际社会依然缔结了一些对物种的利用价值进行保护的公约和协定,但更多的国际文件开始侧重于对生物的内在价值进行保护。例如,1973年通过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CITES公约)形成了一套详细的、但也是比较复杂的管理制度,涵盖数千种动植物。事实证明,这种类型的国际合作也是应对国际经济活动(主要是不断增加的野生动物和植物贸易)对生物带来负面影响所必需的。尽管有旨在控制物种国际贸易的CITES公约以及旨在保护迁徙物种的多项公约,但是野生生物物种在很多地区还是出现了丧失的现象。

有些是商业开发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栖息地遭到破坏的原因,特别是对那些迁徙物种。这就促成了1971年《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和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出台。这些条约旨在为保护具有特别重要性的生物栖息地提供资源和政治意愿。除了上述国际条约外,比较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还有1968年《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约》、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9年《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1979年《欧洲野生生物和自然生境保护公约》、1980年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86年《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公约》,等等。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主要特点有:首先,在国际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重新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从最初的功利主义、注重保护对象的经济效用转向注意内在价值和其它非经济价值。如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开宗明义,宣布“许多美丽的、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和植物是地球自然系统中无可替代的一部分,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今后世世代代,必须加以保护”。其次,保护手段日渐丰富。通常,这些公约不仅保护个别物种,而且会保护其栖息地,并考虑到可能影响该物种和栖息地的所有生态要素;同时,为了保护、保存、展出、恢复和利用各种保护对象,公约通常要求各缔约国综合采取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等多种手段。第三,很多公约开始采用一种全球视角,将保护对象确定为具有人类共同利益的事项,号召所有国家、而不是少数与保护对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相邻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保护。

三、迅速发展阶段:生态系统保护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护生物的国际法一直饱受“缺乏广泛的战略或政策”之诟病。在1972年和1992年之间,国际社会针对那些具有较大商业价值的特定物种或品种,制定了300多项专门的国际环境协定曾试图减缓和扭转生物流失的局面。但随着生物多样性的继续流失,人们发现野生生物单行立法的方式不足以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而且,生物保护学家发现,过于保护某种珍惜动植物,会使决策者对其它形式动植物的保护。

显然,应当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20世纪90年代前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基于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等特点的认识,人们了结到针对个别的物种或栖息地采取的保护措施,并不能从整体上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必须改变传统做法,另辟蹊径。因此,他们呼吁制定一项广泛的框架公约,以涵盖威胁地球上生命形式多样性的各种危险。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项全新的保护方式。尽管1940年《西半球》也承认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性,但是几乎没有认真实施过这方面的规定。28年后一项区域公约———《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约》也更加重视生态系统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最初体现这种思想的是软法文件,如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战略》和1982年《世界自然》。特别是《世界自然》,它是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纪念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10周年所发起并促成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的一项国际法文件,也是是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进展最大也是最具创新性的一项国际文件。该措辞严厉,但它只是一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软法文件。尽管如此,该也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转变的里程碑。最终,《世界自然》所蕴涵的广泛的、整体性的保护理念体现在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中。

从1984年到1987年,IUCN发起了第二轮的努力,它起草并完善了一系列可以被纳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条款。IUCN的建议条款集中草拟了全球为保护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系统层次的生物多样性所需付诸的行动,特别是在保护区内外的就地保护措施,以及关于财务机制的详细建议。但是,各国政府拒绝将IUCN的建议作为进行谈判的基础。尽管如此,IUCN的努力为吸引全球关注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直到了1987年,联合国环境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意识到经过多年的努力,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不但没有减缓,而且每况愈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迫在眉睫。于是,UNEP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adhocWorkingGroup)来调查是否有必要以及有没有可能“制定一项综合性公约的意愿以及可能的形式,以便使该领域的活动合理化,并解决其它可能处于该公约调整范围内的领域的活动”(UNEP,GCRes.14/26.1987)。该项“包容性”(umbrella)公约(01)的最初目的是涵盖当时及未来所有的环境保护与生物保护公约,为各种野生生物以及生物栖息地的国际条约提供协调的框架。

该特别工作组小组在1988年的第一次会议所做的结论是既有各公约只提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特定问题,并不能充分满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面需求。当时已签订的公约,只涵盖了一些国际重要的自然地点(如《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濒绝物种的贸易威胁(如《华盛顿公约》)、某类特定的生态系统(如《湿地公约》)和某一种群的物种(如《迁移物种公约》)。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区域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公约和相关法律文件。不过,就算所有这些公约加起来,也不足以保障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最终,特别工作组达成共识,统一现行的国际条约在政治上、法律上以及技术上都很难行得通,应当建立一或多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法律机制,特别是可以在既有公约之上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性(framework)条约(2),以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在工作组活动期间,很多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不愿意接受一项主要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约。发展中国家并不看好新的全球化条约的前景;而且他们普遍担心,推动这样一个“议程”会阻止他们通过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影响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相反,他们认为,该公约还应当考虑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技术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经过一个长期的争论,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事实,从发达国家取得了一系列让步。这些让步包括从发达国家获得财政支持和技术转移(如生物工艺和监测技术);有关管理生物工艺的议定书;承认当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社团;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国家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其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各种利益。这种方法等于是让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公司承担义务,将利用从发展中国家取得的遗传资源而获得的产品利益与它分享,发展中国家要求他们得到发展的权利,至少是他们的所有权。在草案中内容中,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也成功地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承认他们对自己的生物资源完全拥有权利。这些资源不再如同国际社会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正式谈判开始于1991年,UNEP的工作组被改组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NegotiatingCommitteefora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INC)。最终,谈判被纳入到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的筹备活动中,被期望能够在该次会议上开放签署。在里约会议之前达成协定的压力具有两个效果。一方面,它促使各国尽快达成妥协并形成协议。

另一方面,谈判的达成很仓促,留下了一个若干条款相互冲突、而且含混不清的文本。最终文本在1992年5月22日,即筹备委员会会议的最后一天完成,供两周后开始的里约会议开放签署。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36条之规定,公约在第30个缔约国(蒙古)批准加入书交存之日的90天之后(亦即1993年12月29日)生效。该公约没有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具体的标准或者措施,它也没有为最初设想的所有物种和生物多样性法提供框架。不过,它确实涵盖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多样性,并为各国的保护努力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此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也经历了一个较为迅速的发展时期。从数量上看,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增长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件都体现了全新的保护理念,主要有1992年《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公约》、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5年《地中海生物多样性特别保护区议定书》、1995年8月在纽约签订的《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养护与管理协定》、1999年《莱茵河保护公约》,2000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03年《非洲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公约》(修订版)等。

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以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典型,各公约都奉行了综合生态系统保护(IntegratedEcosystemProtection)的理念。即承认并重视人和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要求全面、综合地理解和对待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及其各个组分、它们的自然特征、人类社会对它们的依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其次,这些公约将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与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等看似冲突的问题之间找到了联系的纽带,在保护目标上实现了动态的平衡。而这种保护方法,也更容易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第三,它们遵循了一种全球解决的思路,要求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保护,而无论其政治边界如何;同时,各国都有义务为了全球利益而保护在本国境内的生物多样性。

四、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趋势

综上可见,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是为了适应国际社会应对日益严重的人类环境问题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是现代国际法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条件至少有以下三个:(1)生物多样性问题日益严重,已经危及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2)现行国际法缺乏应对、解决这种问题的有效机制;(3)世界各国对形成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共同政治意愿,并致力于发展有效的国际法律机制。可以说,没有国际法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没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不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美国学者凯尔森曾指出:“一般国际法由于其分散化,具有原始法律的性质”。[3]如果说人类法律的起源与发展大致遵循着如下的轨迹:“原始习惯不成文习惯法成文习惯法(习惯法汇编)国家法”,那么现今的国际法尚处于世界水平的“习惯法编纂”时期———只不过,与文明之初的成文习惯法相比,它增加(或称“吸收”)了更多技术化的成分———要真正达到高级形态的国家法,还有一段十分漫长的路程要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现代国际法自身的发展来说,“现今的国际法尚处于世界水平的原始法时期”[4]。国际法尚且如此,作为国际环境法最新分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更是显得薄弱,离达到基本满足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不足之处,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法律规范发展不足。首先,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基础并代表其发展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则,如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代际公平原则等,尚未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而被国际社会采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其次,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目前很多领域(如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等)缺乏有效的规则;已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加以调整的领域,也因为条约形式更多地采用框架公约模式、内容上道德宣示重于法律强制,从而导致其保护力度有重大欠缺。可以说,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律关系的范围及深度都无法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

2.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但这个体系本身并不完善,尚未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内部协调统一的整体。而且,国际社会缺乏一个指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发展的整体规划,条约的发展仍以零星、分散是形式出现;现有的《21世纪议程》层次不够,国际法委员会也缺乏这方面的相关职责,其关于发展国际法的方案由于只是软法文件而只能对各国其建议作用。

3.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国际组织机构不健全。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具有强制力、可以保证各国平等参与、对国际生物多样性事务予以监督协调的国际机构。目前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等都不足以承担此重任。4.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督、管理、激励和制裁机制没有形成。由于缺乏有权威的超国家机构,作为法律基本特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强制力极其薄弱,甚至可以说可以说是刚刚萌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人类的道德机制。5.各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问题上的共同政治意愿与各国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巨大差异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国际生物多样性立法与实施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5]面对这种局面,国际社会开始在各个方面进行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以《21世纪议程》中有关国际环境法的规定及其实施最为重要。《21世纪议程》第39章“国际法律文件和机制”提出了“评价和促进(国际环境法的)效力,以及通过各项考虑到普遍原则和所有国家的特殊不同需要和所关心问题的有效国际协定或文件,来促进环境与发展政策的结合”的总目标,并为此提出了8项目标和4个方面的活动领域。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一个主要部门,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发展自然也要遵循《21世纪议程》确定的目标和实施方案。

结合《21世纪议程》所作的行为计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发展现状,笔者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今后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较大发展:

1.发展中国家参与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立法与实施的作用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也将会更多的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不同需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成为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有力武器,这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突破其“瓶颈”、获得新发展的前提;

2.国际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断得到确认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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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景观湖;设计;生态;可持续

在现代城市,人们为了打造优美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建造了不少美丽的景观湖。景观湖无论是前期的规划设计,还是后期的水质维护,都必须站在环保生态的高度,以人为本,合乎健康舒适的原则,才能达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下面谈谈景观湖设计的相关问题。

1 景观湖的组成要素

一是滨水开放空间。滨湖开放空间不仅是满足市民日常交往的户外活动场所,其重要性还体现在改善城市环境方面所做的贡献。为城市提供了一个以山水为背景的舞台,为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亲近湖光山色的交往空间。二是滨湖步道。景观湖设计的重要原则就是亲水性,这是建设滨湖步道的重要目的。三是生态驳岸。生态驳岸设计的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为使用者提供舒适宜人的供游憩的场所,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人。四是视景走廊。在景观湖的设计中,以现存和未来的观景点为依据,顺应城镇街区原有的道路肌理,将景观区重要的地标引入周边地段视野,加强人们对景观湖的认知。五是滨水植物。植物是景观湖区景观塑造的重要要素,有了它水域景观才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在水景方面可以通过植物的色彩搭配上表达出不同的情绪。如不同花色的荷花与睡莲在湖中争艳,给人时而宁静时而热烈的情绪。

2 湖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原则

一是整体性原则。城市景观湖区生态规划的“整体性”原则意味着其设计者必须将景观设计、城市设计、市政设计乃至防洪防汛设计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割裂它们。只有在这种整体的统筹安排下,才能够生态的规划和管理保护,湖景区的设计才可能使城市活力得到复兴。二是开放性原则。景观湖地区应当是开放的,供全体市民享受的公共资源。城市景观湖区涉及的对象是城市的“水空间”,它们是公众的社会财富。因此城市景观湖区的设计应当遵循“开放性”原则,尽可能鼓励土地的混合利用,加强公共设施和项目的建设,促进空间的公共性和公平性的实现。三是亲水性原则。无论从物质生理需求还是文化心理因素上分析,水都对人有着天然的吸引力,这是“亲水性”原则的基础。水体承载着水分循环、水土保持、贮水调洪、水质涵养、维护大气成份稳定等功能。在改善城市小气候方面能调节温湿度、净化空气、吸尘减噪、有效调节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促使城镇的生态可持续健康地发展。

3 城市景观湖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注重生态保护与景观设计的结合。生态保护规划,是在自然环境不遭受破坏和一个部门的经济活动不给另一个部门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应用生态学原理,计算并合理安排自然资源的利用及组织地域的利用。生态规划强调运用生态整体优化的观点,研究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途径,进而提出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规划对策。生态规划能充分体现人为调控生态的能动性,具有明确的整体性、协调性、区域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等特点,并有明确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目标。设计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景观的整合保护维持己经形成的生物多样性与脆弱的生态系统,并将被保护地域改造成为一个有社会、经济、美学、生态价值的景观。所以在景观湖的设计中,就应渗入生态的理念,做好景观湖的景观和生态环境上的平衡,从一开始就注入生态环保的元素,将景观的保护与设计完美的结合,这样在景观湖的开发与管理中,保持景观的可持续性上更具有现实意义。

其次,要注重视觉景观层面上的生态设计。景观湖在视觉景观上给人们带来的作用非同小可。它是城市中自然与人工要素最为丰富的景观区域,同时也受到城市人工景观的衬托。为了在视觉感官上保护景观湖自然与人工景观的纯净与周边城市建设的协调,景观上主要考虑建筑高度的控制、风格形式、色彩、体量以及细节处理形式的统一与限定条件、以及景观时间变化控制等等。通过相应的控制与限定,最终达到规划所构想的创造一个“水、绿、建筑”交融的城市湖泊景观环境。

第三,要注重人文活动层面上的生态设计。人们在工作之外接近大自然是每个人的迫切需求,而景观湖就是渴望回归自然的人们最理想的归宿。目前各个城市的管理层已经认识到了景观湖的景观旅游价值,纷纷建设景观湖或者建设专门的公园、风景游览区或自然保护区,在对景观湖加强保护和管理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的景观需求。另外,还应设立相应的生态恢复区,或者生态修复区,避开游人的活动,通过自身修复能力的增强,从而提升整个景观湖区的生态修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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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生物保护战略被动地强调现存濒危物种和景观元素的保护,如果将物种运动和生态过程作为一个能动的景观控制过程来对待,我们将会有一种全新的景观规划途径。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概念对这种新的景观规划途径有启发意义:即景观的空间构型对生态过程的作用,生物进化空间轨迹与景观格局设计及景观阻力与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的设计。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正是在这些方向上的一个新的探索。

关键字:生物多样性;生物保护;景观生态;景观规划

1.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

景观规划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已引起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用Wilson(1992,P317)的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专业,景观设计(LandscapeDesign)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环境日益人工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林地、绿带、水系、水库和人工池塘及湖泊的巧妙布置来使生物多样性保持在很高的程度。总体规划不但考虑经济效益和美,同时考虑生物种类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包含三个层次的含意:(i)遗传多样性,即指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它包含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个体的基因内;(ii)物种多样性,即生命机体的变化和多样化;(iii)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物圈内生态过程的多样化(见McNeely等1990;Soule1991;NAS1992)。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分别在环环相扣的多个生物空间等级层次(Biospatialhierarchy)上进行,即(i)景观或生态系统综合体层次,(ii)群落层次,(iii)物种层次,(iv)种群层次和(v)基因层次。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等级层次与空间位置和格局紧密相关,这也正是本文关于生物保护景观规划讨论的出发点。

总起来讲,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两种途径:以物种为中心的途径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途径。前者强调濒危物种本身的保护,而后者则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地的整体保护,力图通过保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战略上的两种不同途径也体现在以生物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以物种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和以景观元素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尽管两者都考虑物种和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但前者的规划过程是从物种到景观格局,而后者是从景观元素到景观格局。

1.1以物种为出发点的景观规划途径

该规划方法强调,使景观生态规划具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选准保护对象,并对其习性、运动规律和所有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来设计针对特定物种的景观保护格局。一个整体优化的生物保护景观格局是由多个以单一物种保护为对象的景观最佳格局的叠加与谐调(Amstel等1988;Selm1988)。这一途径一般可分为下列五个步骤:

(i)根据物种的重要性,选择目前的或潜在的保护对象。

(ii)收集关于保护对象的信息,包括查阅文献,明确适合于每一保护对象的最佳景观结构。

(iii)汇总和比较所有保护对象对景观的需要。

(iv)修改保护物种清单以取得保护的谐调与一致性。

(v)综合以单一物种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来获得某一地域的总体生物保护景观规划。

如果有足够详尽的关于物种及其相关联系的信息的话,

以物种为中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可以说是,最有效和科学的生物保护途径。但是,这一途径一开始就将可能遇到规划师和生物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什么物种应优先保护的问题。人们一般从三个方面的标准来选择优先保护的物种:

(i)目前的稀有、特有性,受协状态及其实用性,大型哺乳动物和那些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名单之列的物种显然应作为首选的保护对象。往往被作为首选对象。

(ii)物种在生态系统及群落中的地位。保护对象应对维护整体生态平衡有关键作用。

(iii)物种的进化意义。一种杂草可能本身很不起眼,在群落内也表现不出重要意义,但却有可能对进化史及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有重要价值。用进化的观点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比被动地保护现存的濒危物种更具有意义(Edwin1991)。

1.2以景观元素保护为出发点的途径

这一途径并不基于对单一物种的深入研究来作景观规划,而是把生物空间等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集中针对景观的整体特征如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和景观的动态变化来进行规划设计。该途径认为,现实的生态过程发生在一个时空嵌合体中,包含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而批评以物种或群落保护为对象的规划只是偏面地解决了一个连续的复杂系列的局部和片段(NossandHarris,1986)。因此,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途径强调以下的步骤(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Noss1991):(i)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成份包含在一个广泛的时空尺度上,因此,一个全面的规划应该以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受协成分或节点(Node)作为保护对象。强调节点的多样性,这些节点小到一棵孤树或一个森林斑块,大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而对单一物种本身则不作深入考察。(ii)因为景观的破碎和分割被认为是危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所以,规划强调景观的连结关系和格局设计。规划的目标是将每一景观中各种大小的节点连接成为整体的保护网络,并在区域和大陆尺度上建立景观保护体系。

(iii)景观及其保护必须从时空系统和动态的、飘移的嵌合体(ShiftingMosaic)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旨在维护嵌合体的稳定性,综合考虑保护及发展规划,以实现景观的可持续性。与以物种为核心的规划不同,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的第一步不是确定单一物种作为保护对象与研究其特性,而是首先分析现存景观元素及相互间的空间联系或障碍,然后提出方案来利用和改进现存的格局,建立景观保护基础设施(ConservationInfrastruture)。包括在现有景观格局基础上,加宽景观元素间的联接廊道、增加景观的多样性、引入新的景观斑块和调整土地利用格局。

此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理论指导包括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Biogeography)和景观生态学。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动态和飘移等是规划着重考虑的景观特性。这一规划途径的一个典型代表是所谓的景观群岛模式(ArchipelagoModel),或称为综合利用模式(Multiple-useModel,简称MUMs)(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这一模式包括一个绝对保护的核心区和周围缓冲区。沿核心区向外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增加。核心区是生物多样性等级系统中任一层次上的某一节点。

一个关于整体景观保护的类似的概念是所谓的景观补偿区网络(NetworkofLandscapeCompensativeAreas),这一概念强调景观规划和管理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景观的多样性和最优格局。而这样一种最优格局表现为地域内多层次的景观补偿系统和生态基础设施(Mander等1988)。这一理想的景观格局实际上是一个等边六角形。在这样一个六角形中,景观的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通过多层次的生态过渡带和补偿区网络来实现。

以景观元素为导向的规划避免了上述的以特定物种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缺点,而从整体上来设计全面的、包容的景观格局。对于景观这一复杂的系统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这种从形式出发的景观格局设计是否能满足内容即物种的保护需要?景观格局是为谁而设计的?

2.多样性保护的空间战略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原因:

(i)栖息地的消失;(ii)栖息地(景观)的破碎化;(iii)外来种的入侵和疾病的扩散;(iv)过度开发利用;(v)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和(vi)气候的改变。

其中,栖息地的消失和破碎是生物多样性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尤其如此(BCCA,1992)。栖息地的消失直接导致物种的迅速消亡,而栖息地的破碎化则导致栖息地内部环境条件的改变,使物种缺乏足够大的栖息和运动空间,并有利于外来物种的侵入。适应于在大的整体景观中生存的物种一般扩散能力都很弱,所以最易受到破碎化的影响。

尽管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有所不同,一些空间战略都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这些战略对克服上述人为扰有积极作用。包括:(i)建立绝对保护的栖息地核心区;

(ii)建立缓冲区以减少人为活动对核心区的干扰;

(iii)在栖息地之间建立廊道;

(iv)增加景观的异质性;

(v)在关键性的部位引入或恢复乡土景观斑块。

2.1绝对保护核

这是自然保护中最传统的战略,其基本思想是将保护对象(残遗斑块或濒危物种栖息地)尽量完整地保护起来,并将人类活动排斥在核心区周围的缓冲区以外。

岛屿生物地理学强调自然保护区设计中的面积和临近关系。这一理论最早由Preston(1962)和MacArthur及Wilson(1963,1967)等首先提出并发展。这一理论假设一个岛上的物种数目最终将趋于一种动态平衡。导致平衡的两种过程是物种的迁入和灭绝。达到平衡状态的物种数主要取决于岛屿的大小和岛屿离种源的距离,即面积效应(AreaEffect)和距离效应(DistanceEffect)。也就是说,一个小的保护区不但最终将只能允许少数物种的生存,并在一开始就使物种迅速消亡。而远离种源的保护地,则很难使物种有再迁入来取代消亡的个体。这一假设或多或少在海洋岛屿和孤立的陆地残遗斑块的观察中得到证实(见FrankelandSoule,1981;Harris1984;FormanandGodron1986;Forman

1995)。但是,陆地景观斑块与海洋岛屿的状况有很大差异(Forman1979;Harris

1984),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来衡量陆地景观斑块隔离状况。有学者提出用景观阻力(LandscapeResistance)来衡量栖息地斑块间的隔离程度(FormanandGodron1986;Formam

1995)。影响景观阻力的因素包括景观的基相质地和边界频率等。Kanaapen等(1992)提出用最小累积阻力来衡量隔离程度。

岛屿生物地理学的越大越好和越近越好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仍被广为接受,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如SimberloffandAbele1976),认为几个小的保护区可能比一个大型保护区有更多的优越性。

一些反映面积和物种及种群关系的门槛为规划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其中之一是种群健康所需要的最小面积(ViableMinimumArea)。对此,有两条法则,即近期法则和长期法则。近期法则主张最小的有效种群数是50;长期法则主张最小种群数为200-500,这样才能保证生物保护的长期安全。根据这两个门槛,可以相应地确定最小面积(FrankelandSoule1981;Harris1984)。

根据岛屿生物地理学,物种与面积之间存在着以下的关系(MacArthurandWilson1967)

其中S和A分别是物种数和面积(公顷),C和z是特定物种及环境条件下的参数。尽管C和Z因具体情况变化很大(见Wilcox1980),这一公式指出,当栖息地斑块很小时保护面积的微小增加会导致物种的大幅度增加,而当栖息地斑块很大时,其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只能增加少量的物种。根据这一特点,一般认为保护区的面积每减少十倍,物种数将损失30%。

另一种门槛变量是破碎度。根据采伐的模拟表明,景观中至少有50-70%的原有森林生境才能保护物种及生态过程的健康和维持正常秩序(FranklinandForman1987)

2.2缓冲区

缓冲区(BufferZones)或过渡带(TransitionZones)的功能是保护核心区的生态过程和自然演替,减少外界景观人为干扰带来的冲击。通常的方法是在保护核心区周围划一辅的保护和管理范围。但试图在保护核周围建立缓冲区的设想往往会落空,原因是缓冲区土地的所有权法律上不属于保护区管理部门(见McNee1y1992)。在有的情况下保护区内部也设缓冲区。但是,国际上关于如何划分缓冲区的技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缓冲区应该划到什么地方,如何划才最有利于保护同时不给当地居民带来过分的经济损失。显然,以保护核心为中心同心圆式地划分缓冲区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一个新的划分缓冲区的途径是利用阻力面的等阻线来确定其边界和形状(Yu,1995a-b,1996a)。阻力面类似与地形表面,其中有缓坡和陡坡,呈现一些门槛特征。据此来划分缓冲区不但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而且,可以判别缓冲区合理的形状和格局,减少缓冲区划分的盲目性。

2.3建立廊道(Corridor)

对抗景观破碎化的一个重要空间战略是在相对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之间建立联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廊道。生态学家们普遍认为,通过廊道将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与大型的种源栖息地相联接有利于物种的持续,和增加生物多样性(见FormanandGodron1986;HarrisandScheck1991;SaundersandHobbe1991;Forman1995)。这一观点最近在景观规划和设计领域内得到认真的对待(SmithandHellmund1993)。

理论上讲,相似的栖息地斑块之间通过廊道可以增加基因的交换和物种流动,给缺乏空间扩散能力的物种提供一个连续的栖息地网络,增加物种重新迁入的机会和提供乡土物种生存的机会。许多实地观察也证实了廊道的这种功能(详见HarrisandScheck1991;Forman1995).

廊道的联系和辐射功能使他们成为促进未来生物多样性进化的重要景观结构(Erwin1991)。根据这一功能,廊道的设计应与生物进化的轨迹相适应,联接重要的物种源以保护不断的物种交流和辐射。

但是,廊道的意义也不能过分地强调。他们有时并不能起到联系乡土栖息地的作用。相反,他们有可能对乡土物种带来危害。在大尺度空间上的一个例子是南北美大陆联接的形成在过去几百万年内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的损失(May1978;Gould1993,p347)。在小尺度上的观察也证明廊道对乡土物种的危害性(见HarrisandSheck1991)。对某些生态过程有促进作用的廊道,恰恰对某些物种的运动有阻碍作用。联结孤立栖息地之间的廊道往往会引导天敌的进入,或外来物种的侵入而危协到乡土物种的生存。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开发就有许多这样的问题。外来物种沿着交通廊道侵入景观深处,危协乡土物种的生存(见HarrisandScheck1991)。

由于廊道功能的这些矛盾,要求景观设计师谨慎考虑如何使廊道有利于乡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别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Harrisandsheck1991):

(i)多于一条廊道:多一条廊道就相当于为物种的空间运动多增加一个可选择的途径,为其安全增加一份保险。

(ii)乡土特性:构成廊道的植被本身应是乡土植物。

(iii)越宽越好:廊道必须与种源栖息地相联接,必须有足够的宽度。否则,廊道不但起不到空间联系的效用,而且,可能引导外来物种的入侵。至于多宽的廊道较为合适,目前尚无定论,但越宽越好是一条基本原则。

至于针对某一种动物运动的廊道,当地的生物和生态专家的经验往往能提供最可靠的参考(Binford等1993)

(iv)自然的本底:廊道应是自然的或是对原有自然廊道的恢复。任何人为设计的廊道都必须与自然的景观格局,如水系格局相适应。

其它联接破碎斑块的方式包括建立动物运动的"跳板"(SteppingStones),改造栖息地斑块之间的质地和减少景观中的硬性边界频度等以减少动物穿越景观的阻力。

2.4增加景观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实验观察和模拟研究都显示,景观异质性或时空的嵌斑特性(Patchenes)有利于物种的生存和连续及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Turner1987;PickettandThompson1978;KolasaandPickett1991;Renshaw1991;Kozakienicz1995;Forman1995)。许多物种需要两种或多种栖息地环境。景观的空间格局与时间更替一样可能会显得杂乱无章。但这种动态和交替抹去了景观中的剧烈性的变化,使系统保持稳定。所以,保护和有意识地增加景观的异质性有时是必要的。(FrankelandSoule1981;Hayes等1987)。增加异质性的人为措施包括控制性的火烧或水淹、采伐等。

2.5恢复栖息地

另一种代价很高的生物保护战略是栖息地的恢复,在关键性的部位引进乡土栖息地斑块,作为孤立栖息地之间的“跳板”,或增加一个适宜于保护对象的栖息地。这样可以大大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果,同时也可提高景观的美学价值(Hayes等1987;Morris1987)。

上述多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战略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积极作用。关键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来构建上述空间结构和战略。也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划分缓冲区?在什么地方建廊道来联接栖息地斑块?在什么地方引入新的斑块来有效地影响生态过程?这些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

3.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讨论

3.1普遍的缺陷和应改进的方面

上述关于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和空间战略总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

(i)被动的途径

除少数例外,目前生物保护多采用被动方式。生物多样性或乡土栖息地被作为被动的保护对象,被圈在一定的地区或限制在一定的网络内运动。如果把生物对景观的利用作为一个能动的生态过程,一种对景观的竞争性的控制过程,情景可能会很不一样。在这种假设下,通过识别关键性的景观局部和空间联系,而利用物种自身的对空间的探索和侵占能力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也正是景观生态安全格局(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s)概念的基本出发点之一(Yu1995a-c,1996a-b)。

(ii)局限于对“实体”景观的保护

由于上述关于把物种作为被动对象保护在特定地域和现存景观元素中的局限性,生物保护中的景观生态研究和规划往往注重现有景观元素及格局与生物运动过程的关系(LaverandHaine-Young1993)或偏于记载和再现现存的景观实体元素而对景观的另一半,即作为景观实体元素背景的部分研究很少。而恰恰是这部分“虚体”景观,如作为景观中森林斑块背景的农用基质,对物种的空间运动起作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景观基质、或背景中是否存在着某种隐藏的或是潜在的结构,影响、甚致控制着景观生态过程呢?

由于上述两个局限性,生物保护的上述空间战略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如传统的缓冲区的划分方法,和根据现存的自然结构来建立廊道并相信物种能利用其进行空间运动等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所以,下列三个问题依然存在:

(a)如果要选择某一栖息地进行保护应如何选择,包括什么和在什么位置。

(b)如果两个或多个孤立的栖息之间需要构筑廊道,什么地方设廊道才具有高效性。

(c)如果恢复一个退化的景观,应在什么地方着手,才可以使恢复过程更有效,包括有效地使乡土物种得以维持和繁衍,和有效地阻止外来物种的侵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但需要考察现存景观元素及其空间格局,同时还应研究潜在的景观基础设施。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Yu1995a-c,1996a-b)。

3.2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概念

针对上述普遍采用的景观规划和空间战略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模式。尽管这些新概念仍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但对未来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发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i)景观的空间构型概念(SpatialConfiguration)

这一概念强调景观的构型,即景观元素的毗邻关系。景观的空间构型可能比笼统意义上的景观异质性或景观的嵌合体特性更具有意义(Forman1990,1995)但关于这一设想尚没有进一步的实验观察的支持。

同样的设想也包含在森林的群岛模式之中,这一模式主要讨论破碎化的残遗森林景观的空间分布(Harrs1984)。该模式强调斑块在联系整体群岛系统中的作用应作为斑块被选作为保护对象的首要因素。单一斑块选择作为保护对象的标准包括:①空间位置,②总的物种丰富性,③对特有区系成分生存和延续的意义,④发生遗传变异的可能性。而“选择栖息地岛屿保护地的压倒一切的保护标准是其在整体景观生态系统中的作用”(Harris1984,p158)。

(ii)进化动态世系概念(EvolutionaryDynamicLineage)

这一概念认为,目前生物保护的战略基本上是保护那些正走向灭绝的稀有物种,而这并不是我们所需的。应该保护的是进化的过程(Erwin1991)。

那些对当代进化过程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地区应作为我们的保护和管理重点。

根据物种进化的空间轨迹来设计景观生态保护格局,才使生物保护更具有意义而应作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3)景观阻力的概念(LandscapeReristance)

用景观阻力来衡量景观中栖息地岛屿的隔离状态在景观生态规划中具有重要意义(Forman1995)。

篇10

本文以鞍山市玉佛山风景名胜区绿道系统规划设计方案为例,结合目前国外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手法,阐述了玉佛山风景名胜区绿道网络的规划设计内容。

关键词:绿道;玉佛山;城市;连接

中图分类号:N945.2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引言

19世纪的城市公园运动和20世纪的开敞空间规划浪潮之后,美国建成了大量的公园和开敞空间。然而,这些绿地之间相互独立、分散,缺少系统性的连接和更为宏观的有机规划。因此,美国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进行将这些分散的绿色空间进行连通的工作,形成综合性的绿色通道网络,简称绿道网络。由于认识到了绿道网络在环境保护、经济利益、美学上的巨大价值,继美国之后,在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也纷纷进行了绿道的规划与建设。如今在国内,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绿道建设的重要性,开始进行绿道建设的研究与尝试。

2、绿道概念

“绿道”内涵很广,它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总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此可以引用查理斯.莱托在其经典著作《美国的绿道》(Greenway for American)中所下的定义:绿道就是沿着诸如河滨、溪谷、山脊线等自然走廊,或是沿着诸如用作游憩活动的废弃铁路线、沟渠、风景道路等人工走廊所建立的线型开敞空间,包括所有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自然景观线路和人工景观线路。它是连接公园、自然保护地、名胜区、历史古迹,及其他与高密度聚居区之间进行连接的开敞空间纽带。从地方层次上讲,就是指某些被认为是公园路(parkway)或绿带(greenbelt)的条状或线型公园。

3、规划背景

鞍山市区虽然已建成一部分的城市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开放空间,同时也拥有一定量的自然、人文景区景点,但缺乏系统的绿地系统规划,公园、绿地、景区景点间独立分散,缺乏有机的联系,导致现有的绿地、景区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未能很好地满足市民和游客的需求,因此绿道系统规划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更好的向市民普及绿道的概念,选取了玉佛山风景区及周边地区进行绿道示范设计。

4、景区概况

玉佛山风景名胜区位于鞍山市城区东部,东至忠新堡,南接营城子,西临园林路(城市主路)、北至山嘴子,现规划面积20.21平方公里,由玉佛苑、二一九公园、东山风景区、动物园、游乐园等组成。景区依山旁水,风景秀丽,是集观赏、健身、购物、娱乐、科普等功能于一体的都市型景区。景区地貌为自西向东倾斜,海拔高度在45.7至206米之间。东部为低山丘陵地带,23座山峰连绵起伏,逶迤蜿蜒,植被茂密。景区西部为变化多端的的山脚平原过渡带,自然形成的五个大小不等、高低不同的、湖岛相依的27公顷湖区。景区中部为品种繁多的观赏植物、动物和游乐设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赏。国家“4A”级旅游景点玉佛苑座落在东部山区和西部湖区的交汇处。景区绿化覆盖率达93.3%。

5、规划目标和设计原则

为实现在景区内建设一个充满生机的绿道网络系统的目标,就要在“合理联通”上做文章。通过绿道系统建设,使游客和居民能自由地进入城市公园和开敞空间,即拓展了景区游览和健身功能,提升风景区的游览质量,也为鞍山市绿道系统的建设开启良好的开端。因此,要实现建设一个充满生机的绿道网络系统的目标,必须正确处理自然生态景观与景区人工绿地景观和人文景观合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规划设计要遵循“自然保护”、“游憩开发”、“历史文化资源使用”的原则。

6、规划设计内容

6.1总体布局

玉佛山风景名胜区绿道系统规划设计在总体布局中突出便捷游憩、休闲健身、森林消防功能以及景观效果。合理利用整个景区的山林、密林、湖泊、湖滨、沟壑、山脊线等自然走廊或是沿着做游憩活动的游乐园、城市公园、风景道路等人工走廊所建立的线型开敞空间,包括所有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自然景观线路和人工景观线路。根据形成条件与功能不同,总体布局分为以下4种类型:

生态型绿道

生态型绿道位于玉佛山风景区,以一条宽3.5米的防火通道为基础,通过修建完善的慢行系统,加设一系列游憩场所,实现使用者休闲、运动、健身等功能需求。全长约6.1公里。生态型绿道具体做法:现状消防通道用彩色沥青装饰路面,标示里程。同时全线加设宽1.8-2m木栈道,以缓解现状人流压力。根据现场条件设置在道路任意一侧,或紧贴主路或离开主路距离50m范围内。木栈道布置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6.1.1.1、在坡度小于5%的地方贴主路一侧加设木栈道,并在沿线设置小平台及休息座椅等。根据现场地势需要于栈道外侧设木质护栏,其中3%-5%坡度地段在护栏内壁设防滑扶手。

6.1.1.2、在坡度大于5%的地方栈道设在距主路1-2米处,中间用地被植物分开,宽度为1.8-2m,并在沿线设置出入口。

6.1.1.3、当主路两侧条件有限,限无法架设木栈道的路段,采取木栈道偏离主路的做法,根据现状条件或下沉或抬高,穿梭于林间,并在沿路设置小平台及座椅。

6.1.2、游憩型绿道

游憩型绿道位于219公园。包括一条穿过219公园的快速游览路线;部分为公园内靠近绿化街南侧,架设于绿地木栈道,以方便市民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连接公园道路和山体的游憩型绿道。全长约2.7公里。游憩型绿道具体做法:一是穿过公园内绿道加设2.0m彩色塑胶慢跑道,并作标识。二是绿化街南侧公园绿地内设置1.8-2.0m宽木栈道。

6.1.3、通过型绿道

通过型绿道包括园林路玉佛山景区段,是连接连接景区与城市的重要通道,为城市绿道系统的连接体系。全长约2.2公里。重点对其自行车道、人行道进行改造,设置绿道标识。

6.1.4、联通小路

联通小路是连接生态绿道和景区市政道路、居住区的山间小路。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现场条件,从生态绿道引出的若干小路,用来分流上、下山游览人群,方便游人健身游览。全长约6.3公里。联通小路具体做法:一是石铺路:采用凿毛花岗岩台阶、水泥砂浆、混凝土垫层、碎石垫层、素土夯实逐层铺设。二是枕木石板路:采用50厚青石板、粗砂垫层、素土夯实逐层铺设。

6.2游览环路系统分析

为使绿道系统内部相互贯通,玉佛山景区的玉佛苑、二一九公园、东山风景区、动物园、游乐园等五个组成部分进行了整体区域性的规划,确定绿道网络在景区层次上的总体框架,形成6条景观游览环路系统。环一:以219公园北门为起始点,从千山中路北侧上山至瞭美塔,沿绿道半圈后从玉佛苑东侧下山。全长6.5公里。环二:从三十五中学东侧南上山至绿道,从西侧国际酒店下山后沿园林路往北。全长3.6公里。环三:从深沟寺七区西侧上山,沿绿道往东至瞭美塔广场后下山回到社区东侧。全长3.8公里。环四:从汇芳园北侧往西上山至瞭美塔广场,自汇芳园南侧下山。全长3公里。环五:从嘉宝翠苑北侧进入219公园,沿绿道至公园正门环岛路口往东至玉佛苑,沿玉佛苑南侧道路回到绿化街。全长3公里。环六:从嘉宝翠苑沿绿道上山,从围墙东侧路口往西下山至太阳城公寓。全长3.5公里。

6.3绿道网络节点设计

6.3.1 换乘节点

为方便绿地系统内相互贯通,对景区的二一九公园、玉佛山进行了整体区域性的规划,选择了其中4个重要的节点作为停靠及交通接驳点设计,即二一九公园正门、二一九公园东南门、玉佛山牌楼门、玉佛山环翠门。在这些节点处设置公交换乘点,提供机动车停放等服务,实现绿道与城市交通网络的有机连接;并通过设置自行车租赁、停靠、加气、维修等服务,实现便捷的出行。

6.3.2 游憩节点

为便于游客和市民的休闲健身,在二一九公园、山体间选择了其中的十一个节点作为游憩节点设计, 主要为游人提供休息停留及观赏、交谈的场所。游憩节点设置有观景木平台、休憩木平台、悬挑木平台、双亭平台、下沉木平台、登山木栈道等形式,并配置休息廊架、坐凳、观景亭、健身器材等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