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核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现代文明的核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政府信任 透明政府 信任关系 公民信任

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被社会各界进行广泛讨论，现在被纳入学术界，被专家和学者研究。一般都是从我国的信任概念、历史因素、受到的影响以及改善的方式着手展开论述。一般政府信任关系都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专著提出三种公民和政府的信任关系模式：“习惯性信任”、“约定型信任”、“合作型信任”这三种信任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信任关系模式。早在封建制的农业社会中，一般政府和公民之间都是单向关系，并且政府对于这些公民来说非常神秘；在工业社会中，政府主要行使管理职能，但是政府并不神秘，但是政务并不公开；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政府逐渐实行政务阳光公开制度，也就代表了现在政府关系逐渐走向透明这一走向。

一、现代政府信任关系

现代政府信任的定义有很多，并且一般都是与政府、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可割裂的一部分。一般都是政府的公信力，所以本文的主题也就是我国民众对于政府信任的核心问题。政府行使政府职能时，在社会中给公民带来的是一种什么反应，是直接对政府的规定表示自愿遵从还是本能的想直接反对，这都是公民对政府是否信任的表示。

根据相关的社会学论著的观点，政府在为了让社会白若一种盲目和无序状态的时候，一般会根据现行的法规制定一些契约让人们遵守，并且动用一些武力手段让人们被迫接受。并且在拥有了对民众的公共权力的信任后，政府也就获得了人们承认的合法席位。一旦政府没有践行自己推行的措施，欺骗了民众，这时候政府和公民间的契约就会自动解除，人民就有可能解除和政府之间的信任，让政府失去公信力。也就是说政府的合法性是相对的，被人们内心的道德和秩序所承认，那就是合法的。承认政府信任关系也是一种“合法”，相信国家和政府指定的政策、法律规范以及推出的管理策略，这些都是对政府的的承认，对领导的相信和承认，并且达成的政治认同立场，这些都是公民的共识和认同，并且也是现代政府关系的主要内涵。

二、透明政府的意义

（一）透明政府是让公民信任政府的主要前提

信息是现代社会最看重的，并且是很重要的社会资源，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信息。现在政府信息一定要公开和透明，因为现在互联网普及后，人人都可以监督政府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基本共识，政府掌控着总体的信息资源，并且还能做到自由支配，所以要想实现公民的权利有时候就依赖着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因为政府的信息都影响着大众对于政府的认识，所以透明政府可以让群众知道想知道的信息，还能更加信任政府的执行能力，这就让公众自觉相信政府的能力。但是如果政府按照上世纪的保密形式，这样不仅不利于政府行使职能，还会让我国的民主制度建立变得越来越慢，并且瓦解公众对于政府本就不多的信任。

（二）透明政府可以重塑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现在公民意识中，当前政府部门就应该做到透明政府。现在人们对于政府比较疑虑的点主要存在于以下几点：首先纳税人的钱被用在何处？官员的选举和任命是不是存在暗箱操作的低劣手段，官员是不是会有自己手中的权利中饱私囊。这些事情不做到信息公开，不让公民了解，误会会更加深刻。再者说，我国近年来有很多危险事件爆发，地震、航班失事、爆炸、火灾等，人们面对灾难和事故首先都会恐慌，但是政府的危机公关做的不是很好，常常没有第一时间进行辟谣和公开信息，造成谣言四起，人民变得恐慌，这些都会让公民对政府职能丧失信心。尤其是我国食品卫生安全事件屡生是非，并且都是“脚疼医脚，头痛医头”没有直达问题的根本，这些都会导致社会安定，并且让人们对政府失望。所以只有做到透明政府，及时公开信息，让公民更加了解政府的运作，才能让人们对于政府更加信任、更加信服。

政府公开制度能帮助公众了解到公务员是如何进行工作的，并且还会让公众更加了解政府机构的职能，消除公众对政府的一些误解，并且多举行听证会，让公民了解到目前政府的决策动向，并且还能知晓政府的难处，也许还能帮助政府献言献策。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得到政府的迅速回应，也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定和和谐。

三、结语

政府透明信息现在已经是我国现代政府信任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我国的透明政府建设起步较西方比较晚，很多方面的工作还是停留在自我管理的层面，还不能做到让社会公民监督的层面。但是相信未来我国的政府透明度越高，政府的公信力也就会越强，公民越信任政府，社会也会更加安定和和谐，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将不再是一个口号。

参考文献：

[1]余超文.透明政府：现代政府信任关系中的核心问题[J].天府新论，2012，（03）.

篇2

我虽然参与了通识教育的工作，但是对通识教育的理论没有什么研究。不过，几年的通识教育经历，使我在与学生的接触和交流中，比较多地了解到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况，了解到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知道我们的通识教育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学生，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在教学经历中产生了一些感悟。我们在此时此地讲通识教育，应该对症下药。西方通识教育、公民教育的做法和相关理论给我们很大启发，我们是在他们的引领下尝试搞通识教育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情况的确很特殊，它的问题在别处是没有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学生在上大学前受到的是什么教育，媒体给他们的影响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塑造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思考，我们的通识教育应该教什么？

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我只能简单地谈谈我的思考的一些要点，不可能展开去论证了。

我在从事通识教育工作的经历中，深深感受到通识教育不光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最关键是我们教什么？所谓“通识”仅仅是知识问题吗？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在通识教育中，我们的价值标准是什么？我们要创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那么，这个“灵魂”是什么？我以为，这可能是今天讨论通识教育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个概念，无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对其望文生义都会误导人们。通识教育中的“识”，很容易被理解为知识。在国外，确实有人把通识教育理解为通才教育，或者全才教育。也就是说，不是专识性、单科性、专业性教育，要让学生了解人类知识体系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国内很多人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通识教育的。这个理解当然是对的，但它是一种片面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几十年来人才教育的思路。为什么要搞通识教育？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特别像北航这样的学校，包括学院路上这一批专科性的学院所进行的专科性教育，不利于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我们只有进行通识教育才能培养出大师、诺贝尔奖的获奖者。这样的思路只讲知识不讲价值，以人才的培养取代人的培养，是一种严重的误导。通识教育是人的教育和公民教育，是高层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具有现代文明教养的人和负责任的公民，所以它承担着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的使命。也就是说，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这是通识教育的灵魂。所以，我把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视为现代文明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

教育的使命是使新一代完成社会化过程，成为文明的传承者。这是人类教育所承担的一般，而通识教育只是以特殊的方式实现这一使命而已。为承担起这一使命，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正在和准备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现代文明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社会的发展趋向是什么？由此来确定我们需要向学生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主导着教育，它所传输的价值观是与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精神气质相契合的，它也是成功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要培养现代文明人和现代公民，需要向他们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观。

刚才秋风教授谈到了“中国文明”

的复兴，我习惯于称“中华文明”。按我的理解，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传统的复兴，而是中华文明成功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基础是人的现代化，不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掌握的技能现代化，还要价值观念和人格特征的现代化。儒家教育传统说到底是一种臣民教育，教人做一个好臣民。在私德培养的领域，儒家文明仍有它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教人做一个好人方面，它仍有其价值。好人的标准，古代与现代有相通之处，中国与外国也有相通之处。儒家有2000年社会教化的经验，在社会普遍痞子化的时代，提倡培养君子有积极意义；在官吏普遍腐败的时代，培养像海瑞这样的清官也有其价值。君子和清官毕竟是高于现实平均水平的境界。但是，在公德领域里，儒家教育的内容是不合时代精神的。儒家的君子、、海瑞，都是臣民，孔子本人就是臣民。我曾经在微博上调侃说：孔子就是教人做孙子，于是被掌权者封为老子。我们通识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精神的现代公民。你去读2000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都能从中受到公民教育，他们的书都可以作为现代公民教育的材料。但儒家经典不行，它只适合于培养臣民。即使在私德领域，儒家传统中大量的，或者说大部分内容，是过时的，是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它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其大部分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是需要被抛弃、被批判的。

对中国社会而言，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是传播的结果，并不是内生于我们传统的文明。

由于全球化进程，人类知识体系和文化发生汇流，当代人是这种文化与知识汇流的产物，大家都是文化的混血儿。但这种汇流的结果，是西方文化和知识体系在当代社会占有明显的强势，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这是历史发展形成的事实。

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虽然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但它植根于人性的要求，以现代生活为支撑。只要人们选择了现代生活，就只能接受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在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的环境里，现代文明得到传播的强大的基础就是人和社会的现代化，这个进程不可逆转。其实，在我们当代的中国人中，进步和发展已经成了我们信仰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就是从西方传来的。如果有人拒绝进步和发展，就是要过两百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我表示对你的敬意。美国也有一种人，叫阿米希人，他们拒绝现代的技术发明，拒绝现代生活。汽车不要，电也不要，机器织的布也不穿，化纤更不用说了。他们就过着中世纪的传统生活。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在整体上拒绝现代文明，当然也拒绝现代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中国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已经远离了传统社会，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已经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其成长不可逆转，甚至维护传统价值的人也只能用现代文明的价值去解释传统和发明传统。你不能在社会已基本现代化的情况下，且你也不拒绝这种现代化的情况下，去恢复传统的教育，向下一代传播传统观念而不是现代文明的观念。

在当代中国，通识教育最紧迫的任务是对治由现行教育造成的不健康的国民心理与人格缺陷。我认为，传播现代文明价值更多的是“除障、解蔽、矫正”的工作。“除障”是个佛教名词，要破除“所知障”。我们已知的东西，是获取真知的障碍；“解蔽”是荀子使用过的概念，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真知，被一些偏见所遮蔽；“矫正”是心理学的概念，偏见和反文明的价值观造成不健康的心理，塑成有缺陷的人格，需要予以矫正。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产生于现代生活，也植根于人的本性，但我们的教育却压抑和腐蚀了人的本性，扭曲了现代生活的要求，并制造出一些虚假的需求，蒙蔽了人的眼睛，窒息了人的思考，戕害了人的心灵。这是我们通识教育需要解决的严峻问题。

除障、解蔽、矫正的基础工作，是帮助学生形成对现代文明价值观的认同。我们要做的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第一，传播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观念。

第二，弘扬和平与仁爱的价值，将暴力教育和仇恨教育转向和平与仁爱的教育，人类之爱的教育。

第三，努力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适应社会的个体化与全球化两大趋势，突破狭隘的民族认同的缺陷，在社区和族群认同、国家或民族认同、超国家的区域认同和全球认同之间，确立适当的平衡，培养世界公民意识。

第四，由于“价值植根于事实”（《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所以，通识教育必须还原真实的历史，从真实的历史中才能得到真实的教训。同时，使学生了解人类文明的遗产，认同人类文明的主流传统。也要使学生了解客观的现实，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培养他们对人类的同情心和爱心。

我们相信，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传播依靠自由的方式。它依靠其自身的优越性就能够在自由竞争中获胜，就能够传播。通识教育通过打开信息自由流通的渠道，使学生获得多元的和平衡的信息，通过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学会合乎逻辑地思考，在自由讨论和交流中，在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的比较中，具备对价值的选择能力。学生可以研读中国古代的经典，但是，要把这些经典当做“典”来读，而不是当做“经”来读。各种信仰群体都有自己的“经”，没有人有权力将自己所信奉的“经”强加给别人。教师不是布道者，他的任务是创造批判性学习的环境，培养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引导学生学会鉴别和了解事实，让学生在广泛的阅读和自由思考中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教师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要尊重学生的选择，要把学生当做成年人，而不是没有断乳的孩童。

但是，通识教育也不是放任状态，

篇3

《无人区》作为一个象征性整体，在具体层面是以主人公的故事将多个方向的人串在一起。一方面，潘肖作为电影中的核心人物，在他的故事中潜在叙述的是关于人性之“无人区”的探寻、认识和改造的过程，使电影的主旨指向了深刻的人性拷问的目标。而另一方面，他又时刻都作为电影空间场景叙事的一种注脚和对照而存在。潘肖的价值观和无人区中的人形成对比，潘肖讲的猴子的故事又与他自己的故事形成对比，致使电影叙事始终在一种象征结构中展开。

此片可以从多角度展开评论。首先是从影片整体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段的角度，反思其黑色幽默的特征；其次是从此片作为一个象征体的角度，探讨人性“无人区”的拯救，第三是讨论影片所存的遗憾之处，如结尾表明理想时温情有余，分量不足。

一、黑色幽默的电影格调

当然，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讲，《无人区》中的很多台词都具有诙谐调侃甚至无厘头的色彩，比如说黄渤饰演的角色本蓄意杀死潘肖，可却因潘肖车的挡风玻璃被砸坏后影响视线而被撞得半死。而当他面对加油站父子的时候，他以正常人智力习惯化的一种讽刺和嘲笑的方式说：“你拿个刀怎么地，你捅我啊。”加油站老板自然能理解这种语言里蕴涵的威胁和嘲讽，而他的傻儿子却以为这话当真是对他的一种服务要求，当黄渤饰演的角色对着他说“你拿着个锤子怎么地，你往我头上砸一下嘛。”并在转身面对加油站老板的时候，傻子真的用锤子砸向了他的头，瞬间那个刚刚还气焰嚣张的盗猎者，在毫无征兆之下最终被砸死。

逻辑差异加上无预兆死亡两者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深度的黑色幽默效果。

而加油站的舞女迅速、不断地编造关于她过去的谎话，将观众置于谎言的泡沫之中，而观众深知，这是舞女在无人区生存的技巧，因而内心又倍感悲凉。此处黑色幽默让观众自愿走向对谎言的原谅，因为借此观众看到是谎言之下的真实。

黑色幽默的整体格调使观影者永远在似乎可以轻松的时刻轻松不得，然而又不会因为严肃的内容被压抑，使得轻松与沉思处于一种张力结构之中，这一定程度上是宁浩的风格。

二、对比的艺术手法

《无人区》在整体风格为黑色幽默之下，还在继续着现代性文化的启蒙道路，如同当年鲁迅要在小说里写些头脑不灵光的角色意图一样。甚至更广泛地看，傻子和疯子在艺术世界里总有特殊的意义，他们的存在永远是正常人世界的对比，同时又往往是一面镜子。

此片中的傻子的思维与其他正常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生活里是绝对服从别人对他的要求，他父亲让他给潘肖修车他就修车，潘肖不让他修车灯而痛砸车灯时，他也卖力地用锤子砸那车灯。可在这所有的服从之外，唯独他没照做的是当加油站舞女要他把自己的手松开时，他不愿意。最终他服从地站在朝他撞来的卡车前，瞬间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人生。内心充满暴戾的盗猎者，心计多端、毒辣凶残，却把一个内心荒芜和空白的人疯狂地撞死，这种对比是充满血腥的，是对盗猎者残忍的最极端放大。

潘肖也有他作为与“无人区”对比的作用。他是在整个无人区惟一穿西装的人，但却没有展示出他着装中蕴涵的现代文明的绝对进步。他的衣着只是他以为自己区别于无人区里的人的脆弱伪装。

他始终想用他在现代文明里的规则来对待在无人区里的人和事。可有时他是可笑的，如他想用在现代文明里的方式教训开着载有油桶的卡车的兄弟俩，告诫他们向他车玻璃上吐痰有多贵，结果却被令人无可奈何的方式还击；有时他是可怕的，因为他用现代文明的规则使一个盗猎者逃出了法律的制裁；有时他是可怜的，因为他在用浇汽油的方式和准备了火机的举动，试图销毁他开车撞死人的证据后，也被根本没死的被撞者浇了一头汽油，并被威胁将点燃他的头发。

但最终当他的西装换成了一件和无人区中的人一样的大外套时，他顿时看到了自己真正被现代文明教化的意义。他发现自己的智慧应该用在这里：骗盗猎者，使之离间、生疑；帮舞女逃生而烧钱；在关键时刻放走整部电影叙事中的关键细节――鹰隼；最终用火机点燃汽油桶车，与盗猎者同归于尽。

当他试图以与无人区的人不同的样子行动时，他的原始和黑暗并没有使他体验到优越感，当他把自己由内而外地置于这个无人区时，他才真正可以见到自己的不同。

三、“无人区”的整体象征

“无人区”听上去挺神秘，但人类科技高度发达，从地理空间上来说，根本就没有无人区，人类的足迹可以踏遍地球任何一寸土地。然而电影却展示了人的内心之中存在“无人区”。人的内心存在的这个区域是人在面对某些事情时，表现出迷失人性的区域。对这块区域，人要完成一次次发现、认识、最终改造心灵“无人区”的过程。改造时，就是在这里播下正义的种子，良知的种子，以及人性中所有温暖、积极、感动、诚实的种子。由此使人获得救赎。否则就会在这块“无人区”里彻底迷失。

（一）展示“无人区”

虽然电影也试图在场景叙事中，以大量的镜头展示整个空间的荒漠化：即到处是黄土，到处是石山，甚至没有草的无人区特征。但充满背反意味的是，自然界中的无人区，本是自然界最纯粹的地方，但因为有人经过，它却变成了喧嚣之地。这种地理空间上的无人仅仅是与潘肖所居住的充满了媒体、记者、报道、头条、红包、名利的现代文明之地不同的地方而已。

电影的整体象征从潘肖下了火车，不得不搭上马车开始。在给一个犯下罪行的盗猎者做无罪辩护时，潘肖内心的无人区第一次袒露出来。他为了成为著名律师，他的内心迷失了。但是因为是展示阶段，所以他不以为耻，也不因为自己的伎俩而自责，反而显得很得意。当他被获释的盗猎杀人者威胁时，他拿着自己签了名的账单说：“谁能证明我喝了我买的酒呢”，显然他十分清楚在法庭辩护时他的辩词里充满伪诈。可他把这当成是他高明于猴子的地方。

（二）认识自己内心的“无人区”

在接下来他撞人后试图掩盖这个事实的种种行为中，潘肖开始体验着他在迷失中的恐惧。与加油站舞女的对话中，潘肖几近崩溃，他把自己的二十万都给了舞女，说要她放过他，而事实上是潘肖在自己内心的煎熬中渴望被释放。没有人不放过他，正是他自己的内疚、自责、恐惧不放过他。

（三）拯救“无人区”

从给“卡车兄弟”包扎，到致使警车翻到，再到二道梁子救出舞女，牺牲自己，潘肖实现了人性的复归。他放了自己，他得救了。

与潘肖人性复归形成对比的是，盗猎者从始至终地迷失。所谓迷失是指人不但找不到出路，而且也忘记了起点。他撞死了警察，又试图杀死为他开罪的潘肖，接着又撞死了小卖部的老板娘，撞死傻子，刺死了加油站老板，枪杀了买鹰隼的贩卖者，最后还要活埋舞女。舞女的钱他拿，贩卖鹰隼者的钱他也要。

而他的行为目标是什么，他自己也不会清楚。他在自我内心无人性的区域迷狂地奔走，没有起点，不知终点。

四、鹰隼的象征意义

无人区里存有人类疯狂猎杀、贩卖的鹰隼。鹰隼自由飞翔，在它们的生存法则里繁衍。人类用高明的头脑干预它们。一方面嘲笑它们为了一口吃的而丧命的动物行为，一方面却因追求了非自我生存必须的财物、名利而猎杀它们。珍惜的鹰隼成了利益的符号，使人迷失，人把它们当成自己获得暴利的摇钱树，而不知道它们就是时刻提醒人们之所以为人的谶语。

与电影独白叙事里反复提到的猴子的故事相比，关于鹰隼影片从未给出语言上的解释，因而鹰隼的象征意义更显得丰厚、深邃。关于猴子的故事，电影的立场是确立人类在竞争中智慧的重要性，但鹰隼的意义则是让人看到自身的原始和文明在对抗中迈向进步。

鹰隼的存在，就像《疯狂的石头》里的石头，《疯狂的赛车》里的，相同的是，在它们身上都是故事人物共同利益的交汇之处。不同的是，本片的细节设定为动物，珍稀动物，因而它自然具有不一样的象征意义。它作为利益的终极代表，同时它也作为人性照出自己的镜子，可以作为人性的试金石。

康德相信人“在其自身之内确实有一种能把自己与所有其他东西区别开来的能力，甚至能把自己与被对象所作用的那个自己区别开来。这种能力就是理性”。这应该是影片展示出潘肖得到心灵拯救的依据。

五、遗憾之处

仔细考察电影的叙事，会发现故事以潘肖的回忆式开启，一直留在倒叙的节奏上，当最危险的时刻仍有潘肖的内心评判和反思的内容时，应该意为正叙开始了，但若不细心自然堕入失衡的叙事层面里。

潘肖救的舞女，最后在一个舞蹈学校找了份工作，当孩子们喊她李老师的时候，似乎在暗示她的人生在现代文明中走向了正轨。但使人存疑的是，这个现代文明社会就是潘肖生存的社会，因而影片结尾使舞女在这里似乎得到了归属，削弱了影片具有的对现代文明反思和批判的力度。略显力道不足。若不是因为这种结尾处理，此片对潘肖这个人物的塑造更深的批判矛头是可以指向对现代文明这个大目标的。当能产生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入反思的效果时，则此片的意义可将提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篇4

关键词：沈从文 反现代性 理性 乡村 人性

“现代性”一词源于西方，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思潮有关。从观念层面讲，包含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等。“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并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特征，具体表现为现实原则、理性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是现代性的精神落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过于强调理性压抑了人内心的感性；社会道德体系因资本主义的物欲横流而被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遭到重创，随之而来的就是“反现代性”。“反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怀疑、担心甚至抵牾，虽然同样关心人的解放，但不相信现实和理性原则能解决问题，而是在这之外去寻找别的途径，这条途径往往由理想和传统铺成。“反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非理性、主观性、形式主义、反传统以及极端个人化。“现代性”和“反现代性”并不是简单的对立，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现代性”是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发展和延伸的，没有现代性的觉醒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反现代性。

沈从文，这位来自湘西的“乡下人”，以他抒情的笔调和独特的文化视角构筑起充满魅力的“湘西世界”，表现那里永恒不变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以其特有的文化立场，用“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的全部丑陋处”。在批判现代文明的过程中，着力寻找美好人性，重塑民族道德。重塑民族道德与“五四”以来国民性改造的现代文学主潮相适应。在现代文明的浪潮中，沈从文一方面赞赏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的觉醒，另一方面批判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以“现代性”为出发点，继而批判“现代性”，在作品中流露出“反现代性”。他作品中的“反现代性”并不是绝对的非理性、形式主义、极端个人化，而是与“现代性”相渗透，表现为有节制的理性、返归传统、人道主义精神，等等。

一、有节制的理性

在沈从文看来，理性用于对现实背后的爱和美的发现。他用理性去关照和表现生命形式。作为“京派”一员，沈从文骨子里还有浪漫主义的因素，与理性相结合，形成了有节制的理性。现代性以理性精神为核心，但理性之外的非理望、情感也是现代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沈从文经过五四现代文明的洗礼，并未遵照现代主义的原则去解剖旧文明的顽固与丑陋，而是以冷静之笔注意到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将自己的满腔热情倾注在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之中。

这种有节制的理性表现在沈从文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八骏图》的主人公达士先生到青岛大学任教，结识甲、乙、丙、丁等教授，发觉他们都患有性压抑的病症。达士自诩为精神高尚者，义正言辞地奚落其他教授，不想一位漂亮女士留在沙滩上的一行字，竟让他心神恍惚，内心难以自制，遂向未婚妻扯谎，推迟了见面时间。达士心口不一、道貌岸然，无法控制他内心的欲望，内心的战胜了理性。沈从文批判和反对这种无节制的理性。

《主妇》写一对夫妇在结婚三周年时，相互反思他们的婚姻应该如何在现实生活和理想人生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妻子回忆恋爱经过和婚后生活，感到一切都安稳幸福，然而幸福对男子来说并不是一切，丈夫觉察到潜藏在婚姻背后的危机，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他产生了审美疲劳，对婚姻的忠诚限制了他的想象和激情，他想要追求“爱”和“美”，可婚姻束缚了他。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但又认为“既不能超凡入圣，成一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尊重一个事实。他“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忠诚的美丽”“勇气与明智的美丽”重新找回了“尊严和骄傲”“平衡感和安全感”。这是沈从文所赞成和推崇的，既要有情感和欲望，更要用理性节制情感，感情泛滥了，规则就乱了，因此，他希望可以做到有制的理性。

沈从文在讴歌湘西原始生命力的同时，他对自由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他明白，单靠张扬原始生命力无法达到人性的理想状态。在对都市文明与湘西世界的双重超越中，沈从文试图在理性自律与感性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探求一种新的符合未来理想社会的人性形式。

二、返归传统

为了构建他理想的人生形式，沈从文将目光转向了传统，他把返归传统当作是对现实的改造。乡村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传统，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将传统的乡村城市化的过程。沈从文多次表明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他总是以一个乡下人的立场去打量周围的一切。他认为乡下人身上有着城市人所没有的爱和美，自然和善良的人性。乡村是人性理想的栖息地，呈现出一种“原始性”的特点，其中存在着原始的古朴道德和美好人性。

沈从文出生于湖南边地湘西凤凰县。这里地处湘、川、黔三省的交界处，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多山，多水，风景优美，与世隔绝。《边城》《长河》《萧萧》等作品都以乡村为背景。景物描写在作品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灵动的山水风物与人相处和谐，浑然一体，物与人形成一种并列呈现的关系。如《边城》中的水码头“茶峒”“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在这里，人与自然合而为一，令人神往。他的笔下，还有白塔、渡船、长河、碾坊等美丽的景物；有美丽、朴实、天真、善良、恬淡自守的湘西女子，如萧萧、媚金、三三、翠翠、夭夭等；有健康、温柔、多情、雄强勇武的男子，如柏子、豹子、五明、贵生、天保、摊送等。村民淳厚、热情、重情重义，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和谐，宛如一个世外桃源。

民族性也是沈从文一直强调的。一个民族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累积过程，有自己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和丰富的历史底蕴。因此，传统中也包含了民族性。沈从文希望能重建民族传统，发扬民族精神。沈从文在现实社会中看到了国民性的弱化和异，甚至消失，因而他希冀在湘西环境里寻找某种自然、健康的生命形式。《雪晴》《渔》《早晨――一堆土一个兵》《黑夜》等作品里，在描绘血腥、残酷的故事同时，也展示了湘西民族中某种神性的生命力和意志，推崇刚强勇武的英雄道德，以及理想的强者精神与灵性，张扬一种激越的情感和坚韧的意志品质，意图重铸民族灵魂和强化民族品格。

三、人道主义精神

以爱和善为主体，体现人道主义同情、宽容和博爱，达到精神的崇高和人性完美，这就是沈从文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道主义具有世俗人道主义特点，如“从人性、人道的立场出发，以善和爱为核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存、生命、自由、尊严、权利和价值”，还具有宗教式的人道主义特点，带有神性。

《边城》的老船夫善良、淳朴、厚道，不论刮风下雨，无论白天黑夜，他都任劳任怨，守在江边，为着急过河的人们服务，他总是很热情地对待每一位过客。渡客感激他，把钱放在船板上，老船夫总是塞回给渡客，实在不能推辞，他就用这些钱买了草烟、茶叶，放在船上免费供应过往的客人。翠翠也继承了爷爷这种善良的品行，她天真活泼、善良纯洁，像一汪没有被俗尘侵蚀的水流一般，清澈明净，不掺杂一丝杂质。翠翠向往美好的爱情，对爱情忠贞不渝。在这片净土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和谐。没有繁琐的法律条文，没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没有严苛的礼法束缚，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这就体现了人道主义思想中的“博爱”思想。《边城》里的人物，大多重义轻利、诚实守信，即便是，也要比城市中人更值得信任。老船夫善良、厚道、朴实，可以说是作者理想中人物的化身，他身上散发出了一种神性。

沈从文的作品包涵着丰富的人道主义色彩，除了《边城》，《萧萧》中也表现出这种人道主义。但沈从文慢慢发现，人道主义无法解决现实中诸多问题。《萧萧》中沉潭、童养媳等民俗的背后是乡民的愚昧和礼法的残酷，人性并不一定都是善的，背后也潜在着恶。《巧秀和冬生》中，巧秀的母亲被沉潭时，一群“看戏”的人不假思索附和，督促着快点行刑，“在纷乱下族中人道德感和虐待狂已混淆不可分”。这是人性黑暗面的激发，无关系的人觉得事不关己，不求情，不宽恕，有关系的人心中暗自盘算着小寡妇死了之后，可以分得她的一份家产。《萧萧》中萧萧和花狗的私生子牛儿娶童养媳时，萧萧抱着新生儿毛毛在屋前看热闹，新娘比牛儿大，在花轿里嘤嘤地哭着，她的公公和祖父在忙碌着，萧萧当年出嫁的情形又一次上演，命运看似无止境地重复。《虎雏》中，“我”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兵从军营里带出来，想要他读书，写字，成为一个文才、德行兼备的人，但付出了很多努力，小兵还是没有脱离原来那种勇猛的野性，伙同他人杀人，逃跑了。作者为什么要把小兵带到都市里，强加给小兵不愿意学的东西，为什么小兵会杀人，这一切，都反映出沈从文人道主义精神的某种匮乏。

四、主体性凸显

主体性作为现代性的内涵之一，它的生成是个人脱离自然状态，理性觉醒的标志。对于任何一个“现代人”来说，主体的觉醒都是其现代性的根基。作为一个现代作家，沈从文的现代性正是基于主体的觉醒――对自身生命的发现与生命价值的寻求之上的。少年时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使他养成了鲜活灵动的想象力与思维方式，形成富有生气的个性心理意识。成年后，现实的残酷，人民遭受的苦难，激起他的震动与悲哀，他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进入文坛之后，这种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主要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不矫揉造作，不弄虚作假，真诚善良、忠实可靠、淳朴厚道。沈从文以“人性”为切入点，以湘西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审美现代性想象，这种想象植根于沈从文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表现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对于本民族现代化发展的自由想象和清醒反思，他以“反现代性”的姿态完成了自己“现代性”的构建。

现代性强调和肯定人的感性经验，重视人的主体性，要求凸显生活中的审美精神，这是它与启蒙现代性相通的部分，与启蒙现代性一起展开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社会制度的批判。现代性将审美提到本体的地位，又对感性经验以外的一切事物进行质疑和批判，对启蒙现代性信奉的现代文明、科技理性进行批判与反思。现代性的这种双重批判功能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得到了丰富的艺术体现。在《月下小景》中“权”的荒诞习俗，女人要把处子之身献给第一个男人，才能与第二个男人结婚，这种习俗将一对忠贞于爱情的恋人逼上了绝路，两人双双殉情自尽，捍卫爱情的尊严。《巧秀和冬生》中巧秀的母亲守寡后与人相好，遭到了族法的处罚，在这处罚的背后是族人对其家产的算计和族长的公报私仇。这些作品中体现出的批判立场无疑是与启蒙现代性的价值立场相一致的。封建礼法是权利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扼杀了人性的正常需求，禁锢了生命的健康发展。但是启蒙现代性所依托的现代文明、科技理性却在无形中造成了“人”的缺失，沈从文的理想家园是在乡村与都市的两相对照中构建的，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在制造丰富物质的同时，扭曲、异化了人性，相对于乡村人与自然的平等相待、和谐相处，都市中物质驾驭了生命，人沦为金钱的奴隶。

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植根于湘楚文化的土壤，融合自身独特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以人性为切入点，揭示出人性与现代文明的对抗性，通过湘西理想家园的构建，激励人们寻求生命诗意的栖息地。在“五四”启蒙下，进入城市寻求生命价值的沈从文，目睹了城市生命的堕落，开始思考民族生命重造的出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现代生命观。他主张理性与感性相结合，形成有节制的理性，返归传统，在乡村和民族精神中寻找人性的美好，重建民族魂，在主张人道主义的同时，又表露出某种人道的缺失，从中凸显主体性，共同建筑了沈从文的“反现代性”。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4.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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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战略思考

    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1.中国需要把文化“软实力”建设当做未来发展的重心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其中文化软实力的显着提升是有目共睹的。但又要看到的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上的空间仍很广大,文化发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掘。“一个国家的崛起从最终意义上必然是文化上的崛起”[1](P60),以文化形态为主的“软实力”已经成为当前国际较量的重要内容和国家间实力消长的决定性因素。显然,当下的中国,正需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机遇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找准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着力点,打造软实力、巧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打下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包括文化的复兴。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其成为世界大国并不矛盾,这样就必须具有一个强大且富有价值取向的文化存在,这种文化存在不仅能在国际秩序的建设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且也能对世界的文化发展提供启示和榜样,它意味着不能只是输出电视机、DVD,而把碟片的内容交给别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这算不上什么,重要的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大大提升可以再现盛唐时代中国文化的魅力。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可以说是这样的一次预演,但这还不是和结束。因此,在中国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与世界大国相称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应当作为一种文化自觉。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不仅在于发掘文化产业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创造新的价值观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用于受众以影响社会的行为,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是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要在实践中寻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创新路径,使之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贯穿到理论武装、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工作的实践中,产生更好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建设。“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2](P4)。好的精神文化产品能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活动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凝聚成永恒的民族精神。而缺乏文化的艺术品,不是好的可以流传的文化珍品。那些千姿百态、鲜活漂亮的动画人物,表现了什么样的文化故事呢?单纯看票房价值只是次要方面,我们的目的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兼顾,是形式与内容的俱佳“。华丽有余、内涵空洞”的文化,不是我们提倡的文化,是不能构成“软实力”的。这方面的很多事例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可以说,关于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问题,是要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层次上下工夫,即在其内而不在其表,在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因为文化与价值观上的贫乏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

    3.应对文化安全威胁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时,注意到国家实力的软与硬结合,特别是防范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在新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下的重要性十分明显。面对文化安全的外部威胁进一步加剧的文化环境来说,良性的文化安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文化建设既有反对“文化霸权”、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防御属性,但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扩展中国文化政治的影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极大进取性”[1](P241)。唯其如此,中国文化才能以更为自信、从容和平等的姿态参与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文流,在不断增强自身的文化影响时,也尊重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多样性。现时中国文化建设及文化影响力的相对不足,加重了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文化安全环境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对此,必须在抵制文化入侵上保持应有的警惕,在致力于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文化竞争力中,不断增强文化安全意识,健全文化安全机制。而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正是应对文化霸权主义及防范文化安全威胁的必备策略。强固自我,便能有效抵御外侵,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环境,构筑中国文化发展战略。

    4.始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文化创新能力

    文化自信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但我们更自信中国文化在现时代的创新能力。“文化发展的本质是文化创新”[3](P259)。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接纳现代性,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形成一种既适应时代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抛弃某些已经失去文化价值的历史因素,也必须不断地融入新文化或异文化因素,以形成代表时展方向的先进文化。中国正在实现的现代化,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源与泉,是立足于传统文化而创造和更新的根据地。但现代文明不单单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复苏,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建来为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实践服务。我们需要正确地看待形形的外来文明与思潮,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在世界发展中的意义,但也要加倍珍视和维护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文化创新的出发点,在传统文化的创新中形成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中华民族在5千多年来的文明历史中,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绚丽多彩的优秀文化,这是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当然,我们的继承是与创新相联系的,是依据现代文明的前进步伐而不断发展。继承是在既往的历史传统上展开民族文化发展的新篇章,发掘和光大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创新则是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广泛汲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为民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与活力,使民族文化发挥主体作用。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战略方针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需要我们在长期工作中采取正确的方针,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实现预定目标。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方针,既要从提高我国文化总体实力的战略任务出发,又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文化建设的引领,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意识贯彻在文化生产力发展中,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把软实力文化建设落在实处。

    1.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汇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在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既要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创性和生态环境,又要在保持民族性上体现时代性,使之融入现代文化和全球化环境。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在国内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去国外参与文化对话,认真总结“中国经验”中包含的文化因素,提炼中华民族文化与现代化大潮的结合点与一致性,总结传统智慧(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途径,探索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国内“和谐发展”与国际“和平发展”的丰富内容,应当有效地传递给外部世界,让尽可能多的人们理解,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中国越来越“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而且意味着中国越来越“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关于“和谐世界”观念,蕴涵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形象,表达中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美好心愿。同时,在与世界的对话中,也应当更加重视吸收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包括吸收各国人民共同接受的文化观,“因为世界文明本来就是一种多元互动的过程,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将在这一过程中相得益彰”[4](P15)。我国以“和谐”、“共享”作为外交政策和国际政策理念,积极履行国际义务,认真执行国际规则,在推动世界性问题的解决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这正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种实际表达。

    2.在文化建设上坚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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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新孝道；传统孝道；现代文明；冲突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11-0005-01

1.传统孝道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孝道是中国一切传统道德的母体，是几千年来传统中国社会里重要的价值准则。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的逐渐渗透，传统“孝道”必然而且已经与现实道德体系发生矛盾以至于冲突。冲突及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我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广泛，西方自由平等、个人本位、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对我国孝道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价值冲突。

1.1.1 “绝对顺从”与“平等独立”。传统孝道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无条件的“无违”，从财产、行为到婚姻甚至人身都要受到父母的绝对支配。现在，西方的自由、民主、独立、平等的价值观念渗入国民心中，与传统孝道中的“绝对顺从”产生冲突。青年也开始要求父辈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亲子关系由尊卑有等向独立平等转变。越来越少的子女还愿意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择偶观念由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变。

1.1.2 “养儿防老”与“男女平等”。 中国传统文化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之说，更强调男性对长辈的赡养义务。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男女平等的大力宣扬以及女权主义思想的出现，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幅提高，同时女性也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基础，而且人口压力巨大，独生女增多，加之法律的明确规定，赡养双亲也是女性必须承担的职责。

1.1.3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与“享乐主义、自由自主”。孟子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现代西方文明则认为个体有自由选择自己是否生子的权利。西方的“享乐主义”、自由自主的渗透加之现代社会的生活压力的增加，使某些青年一代为贪图享受，减轻生活负担，成为“丁克一族”，挑战着传统孝道伦理的底线。

1.2 知识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知识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是导致传统孝道与现代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1.2.1 知识创新速度与信息生产规模的急剧上升。在传统农业社会，知识创新的速度极慢，知识的传播主要通过书籍和口耳相传，传播效率相对较低，信息的拥有量与一个人的年龄成正比，年老的人一般经验丰富，拥有权威。传统孝文化是权威文化，长者文化，前喻文化。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知识更新速度、信息传播速度十分惊人，知识拥有量与年龄的相关关系越来越模糊，甚至出现负相关。在要求终身学习的现代社会，单以年龄和经验来维持权威越来越靠不住。年长者不再是绝对的权威，传统孝道中的绝对“服从”不得不引起质疑。

1.2.2 生产社会化程度大幅提高。在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下，血缘化的封闭式家庭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传统孝道强调几世同堂，家大业大，儿女承欢膝下才能尽孝。而在现代，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们更多地脱离家庭到大型经济机构中去从事经济活动，人口流动和迁移加剧，家庭模式从传统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儿女对父母在经济、知识经验、土地上的绝对依附逐步转变到可以更加的独立自主。同时，守时惜时、讲求办事效率的西方观念适应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子女迫于快节奏的生活，繁重的生活压力和遥远的距离，有时"无暇"去孝敬、照顾老人。传统孝道中的这些要求越来越难以实现。

1.3 法制社会的建立。中国传统社会是用基于情感的道德来调节社会矛盾的，法律制度在传统的宗法血缘社会是行不通的，或者说本身就是为了维护伦理纲常而设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符合传统孝道的。而在西方，则重视建立在公民关系基础上的公民理性，用法律来调节社会矛盾，场所在法庭，[1]推崇法制。当今中国也逐步建立起法制社会，父子相隐显然已为法理所不容。

2.弘扬现代新孝道

孝道同其他道德观念一样，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传统孝道中确实有一些不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要求，与之冲突的部分，具有强烈的封建主义色彩，如“忠孝相通，移孝忠君”，把孝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无违亲意，绝对服从”、“知情不举，父子相隐”的愚孝；三年守丧的繁缛礼节等，这些腐朽没落的部分我们应坚决摒弃。

但孝道在现代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我们应加以扬弃，而不是简单否定，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族精华同封建糟粕的界限，将传统孝道转化为有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型孝道，并大力弘扬。

2.1 “未富先老”的必然要求。西方主要实行社会养老。而我国在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还不太发达，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这就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仍保持家庭养老的传统，子女承担起赡养父母的义务。

2.2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孝是家庭道德的出发点，培养道德情感的着眼点和社会道德的生长点。当今社会要提倡现代孝道，培养人民由尊敬父母推及到爱祖国、爱人民，由形成家庭责任感到社会责任感。

一个国家发展文化，最根本的就是根据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找出适合于本国国情并有利于自己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得天独厚的精神财富，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突出的特色，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早已渗入了每个国人的血液，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必要合理弘扬孝道，建设具有民族特色适合社会发展的孝道文化。

2.3 经济发展的促进条件。弘扬中国孝文化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首先从吸引海外华人投资祖国经济建设看，中华孝文化具有血浓于水的强大凝聚力，把全中国中华儿女的心连在一起。同时，"孝"的家庭伦理道德是社会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保证，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此外，孝文化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文化经济要素。可以通过挖掘“孝”文物，开展“孝文化”艺术节等形式，促进当地开发和旅游，达到经济繁荣，促进现代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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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教育部关于不断推进“绿色学校”创建活动的有关精神，提高我校学生的现代文明素养和环境意识，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和环境法律知识，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学校特拟订创建“绿色学校”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为指导，以创建“绿色学校”为载体，推进青少年的素质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二、奋斗目标：

（一）创建绿色学校活动规范化、制度化 ，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主体教育网络。 培养一支合格的具有一定环保意识、环保知识的教师队伍。 全面动员，充分参与活动，力求活动具体化，务实化。

（二）教育工作优质化 充分利用先进电教媒体、网络，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加强环保教育在课堂教学中的渗透，使环保教育融于各学科教育之中。

（三）创建活动多样化 以活动为手段，促进学生环保意识的发展，使之主动并带动身边的人投身于“绿色学校”活动。

三、总体要求：

把创建“绿色学校”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来抓。提高学生环境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环保习惯；规范学生的环保行为。如校内外不吸烟、不乱丢、不乱倒、不乱吐、不乱写乱画，不高声喧哗，不损坏树木花草，自觉节约资源等。

四、主要措施：

（一）健全领导机构1.组织建立环境教育领导小组，专设环境教育办公室，并具体分管环保工作。明确分工，强化责任，优化措施，校长亲自抓，德育处、教学处和校办紧密配合，将环保教育纳入到教育教学的各项活动中去。

学校创建“绿色学校”领导小组名单为：

组 长：xx副组长：xx成 员：xx、全体班主任2.强化领导核心，建立以班主任和品德与社会、科学、品德与生活等学科的教师为骨干的教育机制。

3.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坚持记录，定期总结，按计划逐步开展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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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主义；生态批评；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额尔古纳河右岸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3.017

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出版的作品《百年孤独》，通过一个家族七代人的兴衰、荣辱，见证了一个拉美小镇――马孔多百年的历史，其魔幻色彩、孤独主题与悲剧意蕴引起了欧美文坛的“一场文学地震”，使拉美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小说于198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世界各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当代知名女作家迟子建于2005年出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的自述，讲述了我国东北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以及对民族文化的顽强坚守。该小说曾荣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该作品的影响力虽不及《百年孤独》，但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两部作品中出现的百岁女性都是民族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见证了印第安家族的百年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我”见证了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两部作品都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百年孤独》中所描写的喧嚣纷乱映射了拉丁美洲人民的富足与贫穷，《额尔古纳河右岸》描述的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的悲喜、文化则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缩影，是以一曲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哀。同时，两部作品都从民族悲剧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命运、人类苦难这些严肃的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大多将《百年孤独》与国内作品（如莫言、王安忆、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的作品）进行相关影响比较与平行比较的研究，但对《额尔古纳河右岸》与《百年孤独》的共性探究还少有学者涉及。本文拟从女性、生态、魔幻现实主义、民族四重视域，对两部作品的共性进行探析，以期为多重视域下的悲剧书写提供有益借鉴。

一、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悲歌

《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我”都是见证民族百年沧桑历史的百岁女性老人，在故事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两位女性都表现出了对本民族未来的担忧，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为本民族做最后的坚守，“不论是有趣还是辛酸，老年女人的智慧都仍完全是消极的：它有着对立、质控和拒绝的性质；它是结不出果实的”[1]。两部作品都以女性的视域，呈现出两个民族盛衰的历史。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妇女们能支撑整个世界，以免它遭受破坏；而男人们只知一味地倒退历史”[2]（P110）。妇女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家族的支柱，马尔克斯笔下的乌尔苏拉活了120岁，是唯一一个家族百年兴衰变化的见证者，作为一位女性，她承担着家族的使命，面对家族的衰退，“她那不可战胜的心气成为她在黑暗中的引导”[3]（P289）。当蚁族来袭乌尔苏拉将要兑现雨停就死去的承诺时，她仍然充满着对家族没落的担忧，希望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说服家族成员从最小的房屋整理做起，试图改变家族没落的状态，但最终事与愿违，随着乌尔苏拉和家族成员的纷纷离去，最终家族居住的小镇――马孔多――消失了。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我”是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边缘族群的故事。可见，“我”是民族百年历史的见证者。作品开门见山地写道：“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4]（P3）比起乌尔苏拉，“我”更为直接地成为了民族历史的叙述者，“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4]（P5），“我讲了一天的故事，累了。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3]（P248）。故事运用追忆的方式对百年间民族的变迁历史进行了回顾，“我”成为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其自述是对历史的一种真实还原。

总之，两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女性都是自己家族、民族之百年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乌尔苏拉用她那女性的直觉守护着马孔多，“每当有人注意到她磕磕绊绊，不小心撞到她那天使般高举过头的手臂，都会认为她身体状况堪忧，却未曾料到她其实已经失明”[5]（P289）。百岁老人原本可安享晚年，但乌尔苏拉却选择了为家族祷告，“不要让布恩迪亚家的人近亲结婚，生下猪尾巴的孩子”[3]（P296）。《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我”是最后一个坚守民族“营地”的女人，“虽然营地里只有我和安草儿了，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孤单。只要我活在山里，哪怕是最后的一个人了，也不会觉得孤单的”[4]（P5），“我”怀着对民族的热爱，守护着民族的希望之火。而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一直是作为第二性而存在，如果由女性来坚守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那么这个民族的没落将是必然的。

二、生态批评视域下的没落

“生态批评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重申人类的文明历史，重申人类文明中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重申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对生态自然和人类社会抑或人类的精神带来的灾难性破坏作用。”[5]从生态批评视域看，《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涉及到了自然生态批评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态批评中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在两部作品故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和谐转为紧张，原生态文明与现代文明冲突愈演愈烈，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均无法调和，最终酿成了两部作品生态视域下的悲剧。

在两部作品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初始状态下都是和谐的：自然以人类为伴；人类以自然为生。《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是一个有20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3]（P1）。《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人以驯鹿为伴，以自然为生，连绵的雪山、清澈的河水和淳朴的人们映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状态的突转伴随的是外来秩序对原始秩序的取代，《百年孤独》中不同政府轮番操纵马孔多，使得原本种植的绿化树被弄得断枝残叶，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伐木工人对大兴安岭的开发导致鄂温克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恶化。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如果发展以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显然是不可取的。马孔多和鄂温克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和谐到紧张，也对本民族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民族发展的悲剧就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开启的。

如果说自然生态是悲剧结局的外因之一，那么社会生态则是酿成最终悲剧的内因。“社会生态是指社会性的人与环境之间构成的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的核心是人际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6]其中，人际关系是马尔克斯和迟子建进行社会批判的共同切入点。作为原生态的两个部落民族，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印第安人接受了吉卜赛人为马孔多带来的冰块、磁铁、望远镜等现代文明的产物，鄂温克人也接纳了安达们带来的现代文明的必需品。可见两个原始部落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都是被动的、缓慢的。

在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碰撞中，原始文明不断走向没落，就如《百年孤独》中所描述的布恩迪亚家族“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3]（P358），这也象征着印第安原始文明走向了灭亡。《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这个鄂温克人所生活的乌力楞，最终只剩下“我”和安草儿，其余人都下山定居于象征着现代文明的乡镇。“如果土著人生活在他们的部落中，没有来到灯红酒绿的城市，他们也许就不会遭遇生活中本不该出现的冲突”[4]（P254），“他们大约都是被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碾碎了心灵、为此而困惑和痛苦着的人！”[4]（P255）在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冲突中，原始文明逐渐走向没落，其没落的背后蕴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引人深思。“生态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重新亲近自然，而是要灌输一种观念，一种人类存在的环境性意识，使每个人都将认识到他只是他所栖居的地球生物圈的一部分。”[7]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现代文明应以宽阔的胸怀去接纳原始文明，使之与现代文明相互补充与借鉴。

三、魔幻现实主义视域下的悲剧

《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都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都将民族传统的“万物有灵”观念行文于作品中，在亦真亦幻中揭示出隐藏在其背后的悲剧意义。

《百年孤独》以魔幻现实主义立足于世界文坛，作品“不仅打破了人鬼的界限、主客观的时序，而且还采用了大量的隐喻和夸张的手法，同时将印第安人的传统神话与信仰和阿拉伯文学的《一千零一夜》以及《圣经》中的典故结合在一起，成为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8]（P18），“小说遵循了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富有一种神奇和神秘的色彩”[8]（P58）。《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也有诸多的神奇和神秘，鄂温克人与印第安人有着共同的传统观念――万物皆有灵！

根据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万物是有生命的，人与鬼是可以对话的，生与死是没有严格界限的。《百年孤独》中多处提到阴曹地府，认为鬼与人一样也会衰老并再次死亡。“正午之前，阿玛兰妲・布恩迪亚将在傍晚起程捎带冥信的消息就在马孔多传开，到下午三点客厅里已经放了整整一箱信件。”[3]（P244）《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人靠万物而生，也相信万物有灵：“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4]（P4）；“火中有神，所以我们不能往里面吐痰、洒水，不能朝里面扔那些不干净的东西”[4]（P29）。此外，还相信山神、雷神等。在万物有灵观念的基础上，就有了与灵魂交流的具有神奇预知能力的人，“世上有些人与某些事物存在着感应关系，所以能够感到它们的神秘所在和运动规律，这便是预感和预示能力的根源”[8]（P117）。《百年孤独》中的奥雷良诺上校对某些事物的发展是有预感的，当他三岁的时候，看到厨房的汤锅放在案子上，便惊慌地告诉妈妈：“要掉下来了”“汤锅本来好好地摆在桌子中央，但孩子话音刚落，它便像受到某种内在力量的驱使，开始不可逆转地向桌边移动，掉到地上摔得粉碎”[3]（P13）。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等对自己的死亡也都有预感。同样，《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萨满也有着非同寻常的预感和预示能力，不仅可以预示死亡，还可以成为与神沟通的“半人半神”的媒介，“神衣”“神帽”“神裙”“神鼓”披上身、“跳神”仪式举行完之后，可以达到救治死亡或者转嫁死亡的神奇效果。为了寻找列娜的“乌麦”，尼都萨满“从黄昏开始跳，一直跳到星星出来，后来他突然倒在地上。他倒地的一瞬，列娜坐了起来……而尼都萨满苏醒后告诉母亲，一只灰色的驯鹿仔代替列娜去一个黑暗的世界了”[4]（P7）。为了帮助马粪包吐出熊骨，妮浩将自己的女儿交库托坎葬送了。妮浩跌下山谷，被黑桦树拦住，保住性命，却将死亡转嫁给了自己的儿子。

两部作品中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是对民族信仰的再现，还原了一个具有神秘色彩却又真实的现实社会，“万物皆有灵”的民族信仰是一个民族意识形态的真实反映，“神奇和神秘”更是印第安民族和鄂温克民族的原始坚守，这种对民族原始状态的再现，既虚幻又真实，在亦真亦幻中异曲同工地对民族文化进行了最好的阐释。

四、民族视域下的悲剧

《百年孤独》和《额尔古纳河右岸》透过民族的孤独与神话的消失映射出了民族的悲剧。《百年孤独》的布恩迪亚家族成员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陷入孤独的境地，乌尔苏拉独自对家族的守护无不镌刻着孤独的烙印，最终布恩迪亚家族被飓风抹去，从世人记忆中消失，经受着永久的孤独。“时间的停止就标志着孤独的开始，反过来说也可以，与世隔绝就意味着时间的静止。”[9]《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敬畏和尊重自然，最终却不得不被现实所吞没，孤独守望着空空的山林和象征着种族延续的火苗。《百年孤独》不仅见证了一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更是拉丁美洲土著生活的一个缩影，与《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描述的沧桑岁月和命运悲歌一样，折射出一个边缘族群的没落，这样的落寞正是民族悲剧的根源。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神话给一个民族的经历打上永恒的印记。神话的毁灭使文化丧失其健康的天然创造力，人、教育、风俗、国家都变成抽象的存在，不可消除的内在的匮乏”[10]（P109）。当一个民族的神话不再继续时，其灭亡也就在所难免了。《百年孤独》中的飓风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火种终结了印第安民族和鄂温克民族的神话，更终结了两个具有神奇色彩的少数民族，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这里站着失去神话的人，他永远饥肠辘辘，向过去一切时代挖掘着，翻寻着，寻找自己的根，哪怕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挖掘” [10]（P110）。挖掘民族的根要从失去的民族神话开始，这也正是马尔克斯和迟子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主旨，民族的悲剧正是由于对原始文化消失的漠然而引发的。

在两部作品中马尔克斯和迟子建也都试图探寻民族悲剧的出路。“生命尽管孤寂，时光历史尽管有时候给人一种无聊的重复感，但是，只要人与人之间还能相爱，世界就有希望。”[3]（P111）马尔克斯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摆脱民族悲剧的途径，即“爱情”“人道”与“团结”，也许真正的悲剧不是民族的灭亡，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只有消除冷漠，才能摆脱悲剧，走向最终的人道主义道路。迟子建把民族悲剧的出路寄托于民族自身并指出，“这些少数民族人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人性巨大的包容和温暖，令我无比动情”[4]（P257）。可见，马尔克斯和迟子建都将摆脱民族悲剧的出路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人类自身，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包容是走出民族悲剧的有效路径。

五、结语

《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都以一位百岁女性的视角见证了各自民族的兴衰，充当了民族兴衰的见证者和守护者，唱响了女性视域下的民族悲歌。作为原生态文明象征的印第安人和鄂温克人，都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击，最终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中都逐渐走向了没落。同时，两部作品都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为作品注入了神秘的色彩。两位不同民族的作家在不同地域不同年代有着共同的创作倾向，都对原生态民族的悲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为原生态民族探寻到了一条“团结”“包容”的摆脱民族悲剧的出路。[参考文献]

[1][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普利尼奥・阿・门多萨.番石榴飘香[M].林一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672.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

[3][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范晔，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4]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5]苗福光.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122.

[6]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68.

[7]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

[8]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篇9

关键词 经济绿色化 影响因素 政策制度

中图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1经济发展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根本任务是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其中心仍是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是其第一要务和第一要义。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和生产力条件基础上，才能为解决当前所有问题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条件。需要强调的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是建立在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优化以及济质量、结构和效益相统一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同时，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问题，必须通过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可持续发展，加以解决。环境保护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推进。因此，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通过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的基本前提。

2资源消耗

经济绿色化是以资源的承载力为基础的。这里所说的资源，一般指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自然界中能够为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海洋资源等，它们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原料来源和空间布局场所。

由于自然资源在时空分布上的不均匀性，中国不同省区的人均资源量也存显著的差异。同样以水资源为例：中国的水资源分布极为不平衡，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全国水资源的80%分布在占全国面积36%的南方地区，而水资源的20%左右分布在占全国面积64%的北方地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随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区域开发状况、技术进步程度不同而异。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下，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重点是不同的，对不同的区域而言，往往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自然资源的要求不同，面对的经济绿色化问题也不同。因此，对经济绿色化评价中资源承载力的评价标准，应该以所评价地区的均资源的消长情况为依据。

3环境和生态

生态经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心环节，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它调整了现代文明建设的战略重点， 即把缓解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方向。农业的集约化生态化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它是实现保持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发展战略的根本思路，充分体现了生态经济建设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优先地位。工业的集约化生态化是现代工业的发展方向，它是实现保持工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发展战略的根本思路，充分体现了生态经济建设在现代工业发展中的优先地位。当今发达国家兴起的“工业的绿化”，树立企业良好的“环保”形象，已放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首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起点 。当今世界经济的绿色化发展趋势，是现代生产技术体系和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变革的实质与方向。它不仅是现代文明由工业文明进入更高级的生态文明的必然进程，而且是现代市场经济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趋势。

4政策和制度支持

我国经济的绿色化发展，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态化、无污染化、无公害化与符合环保法治要求的发展，离不开制度支持。由于体制机制发展的改革，管理机制的改变及对策规范的不合理，有些鼓舞对策虚无缥缈，一些对策很难实现施行；缺少成熟的经济绿色化管理制度等绿色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以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金融系统对经济绿色化技术项目支持也不够，多数银行不选择对技术项目融资，远不能满足绿色发展的资金需求；政策考核、财务转型和生态有偿等方面的政策考核还不吻合绿色发展经济的需要我国绿色发展一直有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方面、节能减排政策的约束，面对这些约束更要积极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绿色化的发展迫在眉睫。经过制定相关对策和增强资金倾斜方面，支持绿色产业、环保型产业、资源循环产业、新形能源产业、低碳产业等的成长，发展一批新型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转型，更好地促进、推动我国经济绿色化的转型。

5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不仅反映了劳动力质量，而且还是技术吸收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它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与此同时，环境压力亦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现实因素之一。因此，在经济增长核算分析中理应引入人力资本。在充分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人力资本、能源投入、环境因素、物质资本、劳动力和期望产出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并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用劳动生产率变化表示）源泉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四大部分。

6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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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生态文化；德育改进；学校发展；教师专业成长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6）11-00-03

学校品牌是一种以育人为目的、以人为载体并需要迟效评价的品牌，也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为公众认可，具有特定文化底蕴和识别符号的一种无形资产[1]。多年来，广州市南国学校以顶层文化设计为依托，以创建特色学校为路径，形成了包含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在内的生态文化教育特色，初步完成了品牌学校的塑造，成为一所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攀升的优质学校。在办学实践中，学校始终认为，对于由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和学校发展构成的生命共同体而言，学校只有基于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改进，才能保障这一生命共同体的良性循环，进而实现共生共荣。

在新的发展时期，学校进一步深化对“共生共荣”的理解，认为它应当涵盖学校与家庭、社区的共生共荣，师生、生生的共生共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共生共荣，国内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共生共荣，普通学生和特殊学生的共生共荣。为此，学校立足生态文化教育，重构“与自然共和谐，与学校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立足全员参与，培育“自强不息，和衷共济”的学校精神；立足提升，拓展“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并存”的办学内涵，以德育改进为方式，努力创生共生共荣的生态德育，构建向善向上的教育生态。

一、关注精神生态，促进教师成长

在南国学校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中，学生和教师都是重要的主体。而教师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一个主导性群体，只有当学校的办学理念为他们所接纳、理解并认同时，才会将其内化于自身的教育教学行为之中，学生才能因此而获益，[2]学校也才能获得发展。

作为新时期学校的核心价值观，“与自然共和谐，与学校同发展”源自校本生态文化教育特色。生态文化教育以“水润南国，绿荫校园”为基调，用“水”“绿色”表述学校文化，追求让每一个生命个体成为茂盛成长的草木，不断完美生命的价值。学校是一个整体，既需要每一个生命个体的不懈努力，也需要每一个团队成员的同心同力、互助协作。上善若水，意味着每一个南国教师都“自强不息，和衷共济”，拥有水利万物的无私和水滴石穿的坚韧精神，如此，才能构建共生共荣的生态德育，润泽每一个生命的成长。

为此，学校努力搭建平台，拓展渠道，力求让每一个教师在南国这一生命共同体中不断成长。“请进来”，邀请教育专家和兄弟学校同行，面向全体教师开展针对性的德育培训和经验分享；“走出去”，组织德育队伍考察学习，增长知识和开拓视野；丰富教师的专业生活，每月开展一次班主任经验分享会，在温情与共享中提升班主任专业水平，增强班主任的荣誉感、责任感和幸福感；组织课题研究，用科研引领教师快速成长。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激发了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在动力，“自强不息，和衷共济”逐渐成为教师群体的成长信念，而“与自然共和谐，与学校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更是融入了每一个南国教师的血液。师生、生生共荣的理念不断激励着教师关怀每一个学生，用润泽生命的精神不断追求完美的教育生活。

二、完善课程生态，提升学生素养

学校生态系统既具有孕育个体生命成长的内在功能，更兼具传递文化、促进个体社会化、建立共同价值观等社会功能。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共生共荣，国内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共生共荣，是学校教育生态系统的应有之义。为此，学校开设国学课程，用经典教育对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开设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课程，用国际视野丰富和拓展学校教育，致力于培养人文情怀与科技素养、传统美德与现代视野相融合的、动静相宜的高素质学生。

学校从经典诵读开始，定期组织诵读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天河区“美文诵读大赛”，用经典文化濡染学生；设置国学经典研讨课，引领教师探讨国学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了解国学课与语文课的区别与联系，提升国学课程内涵。学校以项目为载体，鼓励教师深入探索国学课程。例如，小学部由陈丹妮老师主持，利用每周三的写字课，组织全体学生诵读经典篇目。诵读内容从礼与恭敬、仁义，礼与真诚、适宜、克己、适中到礼以养德，礼致和谐，尊老爱幼；延伸至仪容端严，礼的价值等，不断深化学生对“礼”的理解。同时，选择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诵・经典义理教程》为基础，分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主题，构建序列化的经典教育活动。

学校结合传统节日渗透经典教育，例如，教师节上，鼓励每个班级挖掘传统文化中尊师重教的经典、文献、诗词、故事，制作班级板报，开展主题班会课等阵地；时值中秋佳节和国庆节，学校以“吟诵经典诗词，遥思忆古情怀”为主题，召集中秋诗会，以“赏今时之月，感古人之怀”为主题，开展硬笔书法大赛；以“爱我中华，传承经典”为主题，进行国庆书画大赛。每周一的升旗仪式更是经典教育的绝佳契机，学校将经典融入国旗下讲话中，让师生感悟经典的人文精神；每周一句、经典诵读比赛等也成为了学校的常态主题活动。学校希望通过丰富的经典教育主题活动，让学生不断获得体验和感悟，积累起深厚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