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劳动教育培训范文

时间:2024-02-01 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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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劳动教育培训

篇1

一、安全防范

1.每位教职员工都应当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做到以预防为主,强化防范措施,开展群防群治。

2.加强对库房、生活用水的管理,严防坏人投毒破坏,预防食物中毒事故。

3.加强对安全防火工作的宣传和防范,完善重点防火部位的防火设施,配齐配足灭火器材,预防火灾事故。

4.严格用电管理制度,对学校线路经常进行检查维修,及时更换老化或不符合要求的线路,禁止超负荷或违章用电。

5.学校集会、大型活动、做操、放学及遇有紧急情况,班主任及跟班教师要到位,组织学生有秩序地下楼梯,防止因拥挤、踩踏造成伤亡。

6.学校体育、艺术场地、器材及体育、艺术等教学活动均应符合运动安全要求。运动项目和运动强度应适合学生身体状况,严防运动安全事故。学生上体育课,教师必须跟班、带队,现场组织指导,以防发生意外伤亡。

7.对于要求接学生放学的家长,教师一定要确认其身份才能将学生交其接走。

8.学校劳动教育及卫生等工作,应当注意学生年龄和体质条件,禁止学生爬高、登窗台、翻栏杆进行打扫,不准学生随意触动电器。

9.学生实验应充分考虑安全保护措施,实验课教学要有科学的操作程序和具体要求,严防学生接触易爆易燃、有毒有害的物质。有关实验老师要认真负责,严防实验事故。

10.学校电脑室要防止电路电线的损坏,保护电器设备的正常使用,经常进行维修,由电脑专任教师负责。如发现电线有异味要及时上报总务处予以妥善处理。

11.禁止学生进行不安全的活动游戏,严禁跳楼梯、爬栏杆、翻围墙、在楼梯走道奔跑跳跃、追逐打闹、随带利器火种。教育学生注意校外交通安全和用电用火安全。班主任要向学生经常传授自护自救的生活安全常识。

12.实行学生外出春游、参观、参加社会实践等活动的报批制度,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组织。学校或年级(班级),获准后应周密安排,精心组织。并有安全保障措施。

13.学校门卫值班人员严格值勤保卫和夜间巡逻制度,并做好来访人员的登记工作,确保学校财产安全和师生人身安全。

14.学校配置消防设备,在消防部门配合下进行防火灭火知识教育,总务处、校长室负责做好。

15.学校注重卫生防疫工作,做好传染病、流行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做好预案,严防传染病流行。

二、教育培训管理

1.安全教育培训管理工作,由分管校长负责,并列入学校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2.学校安全领导小组负责实施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校内各有关部门或人员应分工协作,积极配合。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教育先行,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原则,共同做好教育培训工作。学校的每个教职工都有维护教学秩序,保护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3.坚持经常性和阶段性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对学生进行家庭生活、户外活动、社会生活、交通、消防等安全知识教育和自护自救技能培训,在学生中开展普及法律知识教育,贯彻《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使学生增强法制意识和纪律观念,锻炼和提高学生自护自救能力。

篇2

一、特殊教育的对象

一般地说,特殊儿童都是特殊教育的对象。特殊儿童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特殊儿童指生理或心理上有缺陷的儿童,也称身心障碍儿童或残疾儿童,如视觉障碍、弱智和肢体残疾儿童等。广义的特殊儿童除残疾儿童外,还包括超常儿童等。②但事实上,特殊教育实施对象因地区的情况而异。一般地说,教育越是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特殊教育实践的范围也越广,它包含的特殊儿童的类别也越多。

台湾实施广义的以特殊教育儿童为对象的特殊教育,包括身心障碍和资赋优异两大类。③身心障碍包括:智能障碍、视觉障碍、听觉障碍、语言障碍、肢体障碍、身体病弱、严重情绪障碍、学习障碍、多重障碍、自闭症、发展迟缓和其他显著障碍共12种;资赋优异包括:一般智能、学术性向、艺术才能、创造力、领导才能和其他特殊才能6种。

大陆近十几年来主要是以视力残疾、听力残疾和弱智儿童等残疾儿童为主的特殊教育。2006年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时规定为六类残疾: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语言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实际在调查和统计中又增加了综合残疾(多种残疾)。根据调查数据推算,大陆各类残疾人的总数为8296万人,各类残疾人的人数及各占残疾人总人数的比重分别是:视力残疾1233万人,占14.86%;听力残疾2004万人,占24.16%;言语残疾127万人,占1.53%;肢体残疾2412万人,占29.07%;智力残疾554万人,占6.68%;精神残疾614万人,占7.40%;多重残疾1352万人,占16.30%。

通过对两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的比较,残疾人口总量增加,残疾人比例上升,残疾类别结构变动。但在实践操作中,大陆对各类发展异常儿童的区分比较模糊,仅有少数高校招收个别残疾类型学生。面对诸多类型的残疾儿童,仅实施以视力残疾、听力残疾、弱智儿童等残疾儿童为主的特殊教育,其他各类儿童更多地被纳入到普通教育系统内,没有接受特殊教育。

二、特殊教育的教育体系

对于特殊儿童的安置,两岸有很大的相似性,主要是特殊学校、普通学校中的特殊班及普通班,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又有一些区别。

台湾专设的特殊学校,分为启明(收盲生)、启聪(收聋生)、启智(收智力不足学生)、仁爱(收肢体残障学生)四类。目前,台湾各类特殊学校有24所, 2000个特教班,共约4万人接受特殊教育。其程度可分为幼稚部(3-5岁)、小学部(6-12岁)、初中部(13-15岁)、高职部(16-18岁)四个阶段。有启智、启聪、启学、启健、启仁等班;还设有辅导资赋优异和才艺优异的资优、数学、音乐、美术、体育等班。

大陆特殊教育发展较晚,各级各类特殊教育机构数量有限,各机构和系统之间的关系还要调整。但目前,大陆已把特殊教育列入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不少特殊教育学校开办了职业高中或中专班,普通高中班,10余所高校建立了特殊教育学院和专门招收残疾人的专业、班级,从服务的对象和所负担的任务上,它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1、残疾儿童的学前特殊教育:主要面向3至7岁的残疾儿童,实行保育和教育相结合,担负促进残疾幼儿体、智、德、美全面发展,补偿其缺陷,准备进入小学的任务。

2、残疾儿童的初等特殊教育:面向学龄的残疾儿童(年龄各地不全相同,有的地区从6、7岁开始招收,有的大于7岁)。担负实施初等义务教育(特殊教育较发达地区可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和进行一定劳动教育的任务,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建设者。

3、中等文化和专业的特殊教育:面向受过基础特殊教育的残疾学生。任务是进一步提高文化科学知识,为升学做准备,或学习一门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并达到专业等级水平。

4、高等教育:面向具有高中水平或同等学力的残疾青年,进行国家规定的大学专科或本科的教育,以至研究生教育。

三、特殊教育的法律保障

“特殊教育法”是台湾一部有关特殊教育的专门法,这足以体现台湾对特殊教育的重视,其规划了特殊教育的发展目标和努力方向。自1984年颁布“特殊教育法”后,特殊教育从过去点的实验变成全面性的推广,有84%的身心障碍和资质优异的特殊儿童进入了普通学校学习,其余的进入特殊学校和特殊机构。

从台湾“特殊教育法”来看,台湾特殊教育朝着一个长度、宽度和高度的三度空间在发展。长度是特殊教育向下延伸至三岁,向上可以进入大学学习;宽度是特殊学生的入学率逐渐提高,特殊教育的类别和程度有所增加;高度是特殊教育的质量有所提升,为特殊学生提供合适的个别教学计划和教学服务。

大陆特殊教育的法律的较大发展主要在改革开放后的近20年。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法律体系包括:第一层次,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1982)第45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这是大陆发展残疾人特殊教育事业的基本法律依据;第二层次,《义务教育法》(1986)和《残疾人保障法》(1990);第三层次,《残疾人教育条例》,对特殊教育的各个方面作了原则而又细致的规定;第四层次,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和教育部门制定的具体规定和地方法规。

但总体上,大陆的特殊教育立法比台湾起步要晚,而且至今还不健全,特殊教育法律体系本身还有许多重要的方面需要加以完善。首先,在现存的特殊教育法规体系中缺乏核心的特殊教育法,也就是说,从法律的整体系统来看,大陆还缺乏一部较为权威的至少应该与《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具有同等效力的特殊教育法。其次,现有的特殊教育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原则和制度不能满足“特殊”教育本身的需要,致使残疾儿童接受适当教育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再次,现行的特殊教育法律有些条款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操作性,没有规定明确的法律问责制,导致了对特殊教育法律法规的执行不到位。如:1990年1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就已提到了要积极发展残疾儿童的学前教育。1994年8月23日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中又规定了学前残疾儿童的教育方式、教育机构、支持保障系统等。但由于法律法规执行、监管不到位,致使大陆目前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发展非常薄弱。以经济、文化和教育比较发达的北京市为例,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北京市7岁以下的残疾儿童仅有160名接受到学前机构的教育,而此部分儿童不到学前残疾儿童总数的10%。⑥因此,大陆要借鉴台湾的成功经验,通过立法, 对特殊教育的资源配置、教学管理、经费保障、教师队伍建设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加强普法执法,迅速提高我国残疾儿童的入学率,切实解决当前现实中最紧迫也是最棘手的难题。

四、从事特殊教育的资格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力量,师资的水平决定着教育的质量。台湾重视特殊教育师资的正规化与专业化, 于1975 年颁布了“特殊学校教师登记办法”。该办法规定了从事智能不足、视觉障碍、听觉障碍、言语障碍、肢体障碍、性格或行为异常、学习障碍和资赋优异等类教育的教师的登记资格。对特殊教育教师的资格采取双重资格认定,除了特殊教育系所毕业者以外,均要求须具有普通教育教师资格者再修特殊教育16个学分,并对三种级别的学校教师有不同的要求。对高职部特殊教育教师的要求较高,一般要求至少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特殊学校教师登记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应是岛内外大学或独立学院特殊教育系毕业者;第二款规定:应是岛内外师范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或研究所本科系,或相关科系,或有学士以上学历者。对于仅有大专文凭的教师,该办法规定至少要在高级中学有3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且成绩优良者。对于中学教师部的资格,台湾规定,获得高职部教师资格的教师,可以在中学部任教而不必重新登记,因为中学教师的资格要求水平较高职部低些。台湾对小学教师登记资格有些特殊,不但允许本科学士水平的教师,还允许在普通小学或幼稚园教师在修习特殊教育科目后可以担任小学教师。

随着台湾特殊教育的发展,目前台湾各类特殊教育师资培育制度也竞相出现:(1)短期特殊教育师资培育制度。为了推行特殊教育计划,针对实际参加工作的教师施予短期的,大约一年或半年,乃至更短时间的特殊教育师资的专业教育;(2)特殊教育师资正式专业教育制度。主要是由师范或教育院校的有关系组作较长更具系统性的专业课程以培育师资的制度,目前有两种系统:师范专科学校的系统和师范或教育学院的系统。⑦这保障了特殊教育师资的质量,提高了特殊教育教学水平。

随着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大陆也陆续建立了一些特殊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对特教师资进行长期、短期培训,但发展较快的地方只是少数。如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大陆在1994年《残疾人教育条例》第37条作出过明确规定,但缺乏措施来保障落实,这一制度只是在经济发达的上海率先得到了实施。可是在其他省市,这一制度并未得到普及,一些特殊学校由于师资不足而不得不聘请没有资格证书的老师。因此,除部分特殊教育教师来自中等特殊师范学校或高等学校的特殊教育专业之外,大部分来自普通教育系统,基本没接受过特殊教育理论训练,对教师的培训更多地停留在传帮带阶段,即老教师带新教师。使得特教学校师资严重老化,素质不高,专业知识缺乏。目前大陆仅有4所高等师范院校设有特殊教育本科专业(每年毕业生总数不到50人)、两所大专层次特教专业(每年培训30人左右)、34所中等特殊教育师资培训机构(每年毕业生不到400人),算下来,大陆每年培养的中、高等特殊教育师资不足500人。据统计,到2000年,在3.1万专业教师中仅有3%的人是特殊教育专业毕业,获得了完全资格认证。到目前为止,仅有1.1%的具有特殊教育大专以上学历,27.6%具有特殊教育中师学历,17.7%的教师经过半年以上的短期培训。⑧特殊教育师资队伍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严重制约了大陆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已成为当前和今后发展特殊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五、台湾特殊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台湾和大陆特殊教育以上四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 台湾的特殊教育对大陆特殊教育的发展具有借鉴价值和启示。

1、完善的特殊教育体系。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特殊教育本身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对特殊教育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大陆的特殊教育体系处于初步形成阶段, 教育目标定位尚未具体化。因此,有必要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建立纵向通达、自成体系、横向与普通教育相沟通的特殊教育体系,即纵向上使特殊教育在各个学历层次开展,横向上使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成为可以互相交叉的立交桥体系,使特殊教育体系逐步完善。

2、培养特殊教育师资。目前大陆特殊教育师资队伍比较的薄弱,严重影响了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针对此现状,一方面要加强特殊教育师资基地的建设,在重点建设好特殊教育师范院校的基础上,要在一部分有条件的普通院校增设特殊教育专业,增加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生的数量,适度扩大招生规模;另一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基层特殊教育学校应采用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在职教育的岗位培训,努力提升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也可以像台湾地区那样,经过特殊教育培训后上岗。

3、建立健全政策、法规。政策和法规是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进步,特殊教育立法的社会基础条件将逐步成熟。保障公民受教育机会均等是《义务教育法》的重要原则。“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是教育公平的基本宗旨,也已成为各国或地区教育制度、法律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受教育权利更是被视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吸取和借鉴台湾先进的特殊教育理念,与时俱进,逐步完善内地特殊教育的法律体系。通过法律法规来促进特殊教育事业发展,以保障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益、保障特教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质量。重点通过法律来解决特殊教育学校数量明显不能满足需要的矛盾,真正达到促进特殊教育的发展目标。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注释:

①朴永馨:《特殊教育辞典》,华夏出版社,1996年。

②汤盛钦:《特殊教育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中心编印:《特殊教育季刊》,1997年63期。

④李惜雯等:《中国残疾人口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0。

⑤《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及其回答》,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公室,2006年12月1日。

⑥张毅、陈亚秋等:《北京特殊儿童学前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中国特殊教育》,2004年11月。

篇3

2003年3月,居住在贵州省贵阳市三江农场的一对已戒毒数年的夫妇,开通一门“戒毒谈心屋”热线电话,帮助其他吸毒者摆脱。此后,一些自愿戒毒者开始聚集在他们周围,使这里变成了中国的“凤凰村”。

按照约定的时间,记者拨通了吴顺国的电话。

吴顺国夫妇住在贵阳城外约25公里的三江农场,那里丘陵起伏,桃树茂密,由一条柏油小路蜿蜒连接外面的世界。这里以前有一所破旧的小学,三江农场把学校的教室整修后给了吴顺国夫妇。目前,这里住着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戒毒者,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他们叫它“爱心屋”。

“爱心屋”

吴顺国刚从南京回来,那边的电视台邀请他和妻子去做一档情感类的节目。接受记者采访那天,吴顺国夫妇起得很早,他们要带“家人”去做定期尿检。

一处红砖小院,并排七间平房,一个破旧的篮球场,这里就是“爱心屋”。作为“家长”的吴顺国和余红芳夫妇将其称为“家庭自约式义务戒毒帮扶点”。

余红芳是三江农场的子弟,她和丈夫吴顺国在爱心屋成立之前,长住在自己的五哥余红祥家里。

2003年3月,吴顺国跟五哥和余红芳商量,想多装一部电话,搞一个谈心屋,帮助那些想戒毒的人们。消息传出去之后,陆续有人找到他们,或是电话交谈,或是上门咨询。后来,有人提出,能否让他们暂住一段时间,帮助他们戒毒。吴顺国到相关部门咨询后,得到许可,决定尝试一下。

最早收留的是小许、小曾、晓伟三个朋友,五哥余红祥腾出几间空房,将他们安顿下来。

农场的生活节奏缓慢。晚饭后,邻居会来打牌或者下棋,到十一点多种才逐渐散去,这时便到了吴氏夫妇和三个暂住在这儿的朋友的谈心时间。“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谈心,相互鼓励。有共同的经历,交流起来非常容易,也愿意谈一些掏心窝的话。”吴顺国说。

那时候,每个晚上,几个曾经的瘾君子围坐在一起,谈不堪回首的过去,谈戒毒的决心,谈将来的打算,谈高兴的事,谈后悔的事,谈遗憾的事……话题总离不开,却能让人逐渐忘却“那种感觉”。

吴氏夫妇

吴顺国夫妇卧室的梳妆台上,贴着几张照片,余红芳指着其中一张说:“这是在交际处原来的那个天桥上拍的,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吧。说起来不好意思,就在拍这张照片后刚刚三天,我就因为吸毒在这个天桥上被抓了。”

余红芳是家中的,因交友不慎染上毒瘾,前夫也因吸毒过量,“一针把自己打死了”。今年37岁的余红芳曾经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沾上后半年时间,她瘦得只剩下63斤。

一位邻居曾经当着余红芳母亲的面说,“你女儿海洛因能戒掉,死人也能救得活”,而当时,除了要面对自己年迈的母亲,余红芳还要面对7岁的小女儿。

女儿跪了整整一天一夜求她不要再吸(毒)了。“那么小的孩子,谁都叫不起她,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她的两个膝盖全部像要流血一样。”余红芳说。

1995年,余红芳开始戒毒,其间有过多次动摇。戒毒半年后,毒友来看她,像以前一样,他们在余红芳面前吸毒。看他们吸到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余红芳突然控制不了自己,很想再去吸一口。但在这一瞬间,她想到了母亲和女儿。她控制住自己,赶走了那些朋友。

吴顺国吃饭使筷子用左手,但他并不是天生的左撇子,他的右手食指短了一截。前妻知道他吸毒,几乎哭干了眼泪。当前妻最后一次问吴顺国是选择家还是海洛因时,吴顺国一急之下,冲到厨房拿起菜刀,“喀嚓”一下把右手中指剁掉了一截。

然而过了不到3个小时,吴顺国就对前妻说:“你看这指头挺痛的,找点(海洛因)来止止痛吧。”过了一个星期,前妻收拾包裹离开了吴顺国,那一年吴顺国只有23岁。

把吴顺国从混沌世界中拉出来的是余红芳。1999年,吴顺国从戒毒劳教所里逃出来后,整天躲在一个澡堂里,当时已经戒掉毒瘾的余红芳正好在浴室打工。几次相遇,余红芳就看出这个瘦黑男人是一个吸毒者。而令吴顺国最为感动的是,余红芳并没有歧视和疏远他。有一次,他过完瘾后迷迷糊糊躺在床上,余红芳轻手轻脚走过来,帮他盖上毯子。“我心里一个激灵,多少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她让我找回了一份亲情。”

几个月后,他们走到了一起。吴顺国找到了生活的坐标,为了余红芳,他要戒毒。

戒毒时,吴顺国又哭又闹,想抱起电视机砸烂,却没有力气。余红芳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抹眼泪。等吴顺国折腾累了,她煮了一碗红枣糯米粥,端到他的面前。

很多吸毒者的体验是,生理上的毒瘾忍一忍就过去了,心痛才是导致复吸的致命诱惑。但余红芳最终看到了希望:当一对贩毒夫妇跑到他家,吴顺国拿着菜刀把他们赶了出去。

三十而立,吴顺国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主动到劳教所补满了劳教期,他想堂堂正正做人。在劳教所里,看着仍在整天谈论的“戒毒者”,吴顺国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要帮助这群迷途的“羔羊”。

“帮助方程式”

吴顺国和余红芳的戒毒爱心咨询热线开通后,“爱心屋”的名字也就渐渐被电话另一端更多的戒毒者所熟知。每一个打来的电话背后都是一个辛酸的故事。

余红芳告诉记者,不善言辞的吴顺国总是有很多点子,总搞一些活动让大家一起参加,有的周末,他们还会到贵阳市街头举办一些义务咨询活动,这时,每个戒毒者都成了戒毒宣传员。

吴顺国夫妇至今还记得小许刚来时的样子:一米七几的个子,只有70来斤。小许的吸毒史有整整11年。因为感情遭遇挫折,他开始吸海洛因,后来慢慢发展到静脉注射,细瘦的双臂上,满是针眼,“起码要一两年才能痊愈。”

身体上的伤痕可以痊愈,但根治内心的伤痕却没有那么容易。“至今我们都还在戒毒”,这是吴顺国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爱心屋”调理一个月后,小许长了二十来斤,每天还要和吴顺国、小曾一起,走半个小时山路,提一桶山泉水回来,“泡茶喝,特别舒服。”

“以前看什么都是灰色的 人的七情六欲都消失了。现在,能看见山,能看见水。”“爱心屋”的一名戒毒者感慨万千:“以往从来不会说要考虑什么未来,有时候甚至想到干脆一针打死算了。现在我会想,既然‘走出来’了,我需要干点什么……”

“没有家人的帮助,余红芳不可能戒毒10年。没有她的帮助,我不可能坚持到今天。我们夫妇俩帮助两个人,加起来就是四个,四个人就能再帮助八个人,这样下去,这种‘帮助’的能量会越来越大。”吴顺国说。

“帮助别人,也是为了帮助自己。”余红芳是这样认为的,“最开始来到三江,也许是为了换个环境逃避,但你终归还是要去面对生活,面对社会。我很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经历和努力,能够让更多的吸毒者醒悟过来。”

“门开着,我却不想走”

“爱心屋”是一个“凑”出来的家:彩电是吴顺国的,电视信号接收器是一个药厂捐赠的,沙发是三江劳教所送上来的,电冰箱是大鹏搬来的,一辆东风牌小货车是一名戒毒者的父亲送来的,一上路车门就“咣当咣当”响。只有单人床是戒毒者自己买的,每张床80多元。平房的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记着一组组人的姓名,轮流值日,负责清洁卫生。

“爱心屋”所在的这个院子,门是敞开的。每当有人提出要到贵阳去逛一逛时,“家长”吴顺国总是想都不想就回答“行”。

李大鹏如今已成了爱心屋的骨干。

年少时李大鹏很聪明,但吸毒让家人的期望一落千丈。李大鹏向记者这样描述他吸毒后的情形,“如果当时家里人正在看电视,一听到我开门的声音,就起来各进各的房间,不跟我说话,连看也不会看我一眼。”当夜深人静,待在那间没有人愿意进去的卧室里,李大鹏的心里是一种比毒瘾发作更难以忍受的煎熬。“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不如家里那条狗,那狗还有人逗着玩呢。”

离家之后的李大鹏来到了“爱心屋”。一开始,他也不确信自己真的能摆脱。可是不久,他就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这里没有歧视, 也没有孤独。”

“爱心屋”旁边有一片高墙围起来的建筑,这是三江劳动教育改造所新建的监房。有一名戒毒者曾经在三江劳改过,围墙里头的滋味,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我记得中央电视台以前播过一期节目,主持人向一位接受戒毒治疗者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出去以后,还会不会复吸?老实说,我前前后后戒毒不下20次,每次出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直奔目的地――找到吸上一口。但在这里,门随时都是开着的,我也随时都可以走,但我却没有这个念头,我甚至有很强烈的感觉――如果有人找我卖,我肯定会动手打他。”这位戒毒者如是说。

为了表明与决裂的决心,“爱心屋”一成立就立下一个规定:自觉在每个月定期去尿检,并由贵阳市禁毒委员会鉴定。每一次看到报告单上阴性结果时,都是他们最为高兴的时候。

“为了我们的目标”

戒毒者小可给余红芳起了一个外号叫“唐僧”。她解释说,给余姐起这个外号是因为《大话西游》里那个唐僧把妖怪都给念死了。“在这里她是不厌其烦地念我们,不管是生活上的细节还是到,她都念,很唠叨,但实际上我感觉这很好。”

很多戒毒者都喜欢听余红芳唠叨,每一个人临走,都不忘跑去再听她唠叨几句――

“余姐,我要走了。”

“回去自己一定要坚持,要记住我们说过的那句话。”

“我知道:为了我们的目标……”

“帮助更多的吸毒者”――就是这个目标,让吴顺国和余红芳坚持走到今天。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吴顺国得到了最大的快乐和尊重。“这种快乐是正常人理解不到的。”

“爱心屋”――这些并排而立的屋子确实不像一个家,但是每一个来戒毒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家的感觉。 据说“爱心屋”成立之初,当地警方并不认可,有人认为一群吸毒者聚到一块无疑是“聚众吸毒”,扰乱社会治安。如今,3年过去了,吴顺国他们已经初步证明了“爱心屋”能够帮助别的吸毒者。

但是,更严峻的考验还在未来――社会能不能接受他们,包容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心屋只是一个起点。“在‘爱心屋’经过短时间的生理康复,进行同伴教育,心理治疗,但回归社会才是最关键的。”吴顺国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要想方设法给这帮兄弟姐妹寻找出路,为此,他在“爱心屋”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同伴教育培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