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金融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农村　金融体系　改革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至关重要的问题，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本质上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农村建设，其中一个重点和难点就是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而作为农村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能否为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则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关键，因此，研究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对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地区的持续稳定和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基本概况

(一)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较为齐全的以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前，我闻农村金融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农村信贷和农村信用社业务组成。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后，由中国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社，从而确立了中同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制。1994年从中同农业银行分离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金融增加了政策性金融部门。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标志着农村金融体制又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立。1986年开始设立的邮政储蓄机构被界定为其他金融机构，但因得益于政策优惠，近些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成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供给方为农发行，农行和农村信用社，而需求方则主要包括了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农户和农村企业。金融产品受制于供给水平、能力及意愿等因素，目前品种较为单一，对于各种类型的农户和农村企业千差万别的金融需求则显得供不应求。还有，客观上由于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短缺和抑制，供给方在市场体系中基本处于垄断者的地位，加之资金的价格未能市场化，由此导致金融交易行为扭曲现象普遍存在。

(三)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监管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的监管主要是按金融机构的类型来划分的，既包含银行监管部门也包括合作金融监管部门，其中银行监管部门主要监管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包括农发行、农行以及邮政储蓄等。而合作金融监管部门主要监管数量众多的农村信用社，在监管的同时还负责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行业管理。另外，银监会等其他金融组织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监管也发挥重要作用。

二、我国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不足之处

目前虽然建立了以政策性、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但由于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完全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尚未发育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不稳定，筹资成本较高，与优惠贷款形成较大反差；业务范围狭窄，功能单一，仅是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着政策性金融组织的作用，从某种程度来说，只是扮演着“粮食银行”的作用。

2．作为商业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市场定位和经营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信贷业务重点向城市倾斜，农业银行信贷资金已基本从农村市场退出。

3．农村信用社“支农”力不从心，其管理体制、经营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三会”制度形同虚设，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贷款率较高。

4．农业保险不适应“三农”发展需要。目前补偿性质的灾害救济，一是受到国家财力限制补偿不足；二是不适应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对农业保险的要求；三是不利于培育农户参与保险的秘极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

5．民间金融依然活跃，且缺乏必要的规范。农村的民间金融组织和融资活动，其运行极不规范，存在着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1)存贷款利率普遍较高，影响了农村经济主体的发展后劲；(2)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

(二)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不足之处

1，资金供求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未确立，影响资金的优化配置。国家对农村金融市场实行十分严格的金融管制，资本的基本价格——利率形成机制还未完全市场化，在民问借贷市场活跃的情况下，资金市场存在两个价格，即利率的“双轨制”，导致资金供求基本信号被扭曲，影响了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本身也是导致农村资金抽往城市和地下金融禁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2，存在明显的供给短缺，局部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由于农村金融的供给方仅为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且资金供给长期难以满足农民和农村经济的需要，资金的卖方市场长期存在。

3，金融产品供给不足，水平较低，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户和农村企业由于经济活动内容和规模不同，其金融需求也表现出多层次性的特征。而以农信社为主力军的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仍然停留在存款、贷款等传统业务上，且资金规模有限、金融产品创新少、结算手段落后，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的需求。

(三)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

1．对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缺乏长远规划。主要表现在：对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缺乏明确方向，政策性金融业务散布在多个金融机构。

2．农村金融监管力量有限，难以适应点多面广、情况复杂的监管要求。由于存在监管体制设置上的问题，监管结构呈现“倒三角”形态。在基层地市、县人行的金融监管力量最少，而监管任务却最重，情况最复杂，监管人员往往疲于奔波，忙于应付，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很大影响。

三、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战略措施

(一)统筹考虑，进一步创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篇2

【关键词】金融生态 农村金融 金融体系建设

金融生态由周小川提出，徐诺金等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补充，其主要观点是借鉴生态学的理念，将金融各要素与其发展环境视作一个动态平衡系统。该理论强调金融主体间的分工合作受金融生态环境的制约和影响，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是与金融生态环境动态适应的过程。金融体系的五个组成部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其运行依赖于区域内的经济、政治、文化、法治等基本环境要素，还涉及金融体系本身与金融生态的互相影响，可以说金融体系和金融生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本文从金融生态的视角探讨通过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主体建设和改善农村金融环境来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的路径选择，以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金融体系现状分析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已建立，但金融供给仍显不足。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已基本构建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合作社组成的机构体系，但其金融资源的供给明显不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受限于政策的限定，不能对农户贷款，其支农扶农的作用有所削弱。商业银行出于自身发展和利益驱动，逐步撤出了农村市场，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目前在农村布有网点的仅剩农业银行一家，但是其重心也已逐渐向城市转移。农村信用社实际上成为唯一为农村服务的金融机构，目前农村信用社在现有农村金融市场中占有几乎垄断的地位。在商业化改革的趋势下，农信社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将贷款投向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而真正需要贷款的农户却难以得到贷款。农村金融组织既是农村金融体系的核心也是生态主体，农村金融组织的缺位使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无法实现，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主体间的联系和互动不畅，金融生态系统失衡。

金融工具单一，金融服务无法满足需求。农村经济的主体多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一方面是融资需求的多样化。农村融资主体有农户，农民，乡镇企业等，其对金融工具在融资规模、期限和融资方式上均有不同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业务种类多样性。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对证券、保险、租赁业务及结算、信用卡业务等中间业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是，从农村金融的供给来看，与上述的需求却有较大矛盾。

第一，融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是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农户贷款，商业银行贷款对抵押担保品要求较高、审批程序繁杂且流程较长，农户及乡镇企业往往难以适应。

第二，业务种类单一，仅仅能提供存贷业务和汇兑等简单的中间业务。

第三，金融服务较为落后，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不足，总体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均有待提高。这种“单一的金融供给”对农村经济发展制约严重。金融工具在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是资金流的载体，金融工具单一化导致投融资主体间的资源交换难以顺利进行，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中各主体间联系不畅。

政府支农力度较大，但未能发挥应有职能。农业和农村经济本身具有脆弱性和较高的风险，私人部门往往不愿意将资源投向农业和农村，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对农业产品的刚性需求又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农业进行扶持，因而政府通过财政资金以及政策性金融对农业提供资金支持，对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边界难以界定，导致政府“越界”现象频发，农村行政干预金融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行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久而久之失去应有的活力以及资源配置功能。同时农村少数干部利用权力向金融机构寻租，使农村信用环境进一步恶化。

农村金融环境恶化，信用体系仍不够健全。农村金融生态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为：一是农村政府角色定位模糊。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政府应该是金融生态环境的维护者、监督者、引导者，而不应该直接干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另外，乡村政府对农村金融对当地经济发展作用认识不足，基本都没设立与金融事务相关的专门机构或人员，金融信息平台搭建滞后，没能成为银企、银户对接的桥梁，造成农户和中小企业无法获取有效金融信息。二是农村金融法制建设落后。农村广大农民金融知识较贫乏，信用意识薄弱；农村金融债权保护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失信惩罚机制尚未建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投入的积极性。三是信用体系建设落后。农村基本没有建立专门的征信机构，信息收集困难；乡、镇政府也没有建立农户和中小企业的征信信息平台；乡镇各银行之间客户的信用等级及信用资料也没有实现共享，信息的处理带有随意性且没有持续性；政府各个主管部门之间了解到的信息也没有共享机制，协作沟通不畅。企业或个人为了从银行获得授信额度，可能刻意提供虚假信息或篡改信息，而基层金融机构又难以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鉴别，导致征信系统反映的信息失真。

金融生态视角下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金融体系的完善不应该仅仅是建立完善的机构体系，市场体系，金融工具体系和规范的政府行为，而应该将其放在在农村金融系统中，准确界定其在生态链中的地位和角色，并且打破各体系间的障碍，实现金融资源在各体系间的合理高效流动，从而促进农村金融体系功能的实现。

发展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强化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作用。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多样化的途径在于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建立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的金融机构体系，打破和消除垄断格局，建立以正规金融机构为基础，以农村合作金融的农业信贷为主导，以政府农贷机构等政策性金融为辅助，以民间信用为补充的金融组织体系，真正形成市场竞争的农村金融组织结构体系。

一是加大对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市场化手段引导社会资本向农村集中，刺激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扩大其在农村投放信贷和开展多样化金融业务的积极性，并且强调差异化发展，增强综合支农功能，促进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继续深化。

二是重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培育与发展。应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放开，给“地下金融”以合法化地位，让不合理的地下金融转为地上金融，并辅以政策支持，引导和鼓励民营的合作组织、私人钱庄、小额信贷组织等多种形式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健康发展。同时，应当加强引导、监督，使其经营公开化、规范化。

提供适应农村需要的多种金融工具，为金融资源配置提供足够载体。目前，农村金融体系中金融工具多为贷款类，包括小额贷款，互保、联保贷款，抵押贷款等，但这些金融工具已无法满足农村金融主体多元化的需要，因此应从农村经济发展实际出发，提供包括贷款、保险、基金、信托、租赁、农产品期货等在内的金融工具。

一是继续推广以“互助互督互保”为机制的农户联保贷款，并逐步向乡镇企业推广，尝试农业产业链贷款模式，即以一家核心企业作为借款平台，以与这家企业具有资本关系的多家中小乡镇企业作为用款企业，以这家企业的集团公司或专业担保机构作为担保平台，开展中小企业的统贷业务，运用产业集群的方式来为贷款企业增信。

二是积极引入农业保险，实现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共担和转嫁。保险公司应该根据农业和农民受险状况，开发设计符合农村实际的保险工具，比如在农村推广养殖险和种植险，逐步培育农户和乡镇企业的风险管理意识，进而引入包括农业保险在内的产险和寿险等，同时，政府也通过保费补贴、向保险公司提供费用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等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是逐步建立农业产业基金，发展农业信托，农资工具设备的融资租赁等金融产品，为农村金融体系提供更多金融工具和服务。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为农村金融生态建设保驾护航。从金融生态的角度来看，应厘清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边界，政府应当扮演引导者、帮助者的角色而非领导者，做到为农村金融体系创造较好的外部条件和构建公平的市场环境，保证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中的主体地位，确保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开展竞争，为农村金融供需双方搭架交流平台，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而在市场失灵较为严重的农村金融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政府应起到主导作用，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和政府行为介入，建立农村金融服务平台，实现金融信息共享，促进农村金融生态体系和谐共生。

进一步完善信用体系，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一是要积极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促进地方信用信息与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共享，加强信用信息公开，改善地方信用环境。二是推进乡镇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继续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和更新工作，建立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形成中小企业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全面改善中小企业信用环境。三是多渠道征集农户信用信息，积极开展农户信用评价工作，通过借鉴“信用村”和“信用星级评定”等有效措施，实现对村镇贷款农户的信用捆绑，促进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户的信贷支持。

篇3

关键词：村镇银行；农村金融体系；交易成本；产权改革

从2007年3月1日第一家村镇银行在四川开业拉开村镇银行试点的序幕发展至今，村镇银行体系已初具规模。我国村镇银行是在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借鉴国外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伴随农村商业银行，小额农贷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试点而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村镇银行是带着政策的光环诞生的，是政策的产物。

1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现状及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包含两个层次，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各种正规金融组织和民间金融组织。就正规金融体系而言，这样一个以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组织为主体的框架，基本涵盖了大部分的农村地区。

1.1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支农功能弱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行的是总分行制，省以下分支机构的缺位使得它的资产运营目标难以得到至上而下的贯彻，不得不将大量业务委托农业银行，一方面农业银行的营利性特征让它有足够的动力来挪用这部分资金甚至直接占为己有；另一方面，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过分局限于粮棉收购，对于亟待政策资金扶持的农业开发、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乎漠视。

1.2农业银行的撤离造成农村商业金融安排空位

自1979年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以后，中国农业银行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主导农村金融。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类银行业务的交叉使农业银行不再固守农村金融这一传统领域，而逐步将眼光转向农村金融以外的业务领域。在商业化的思路指引下，农业银行更明显的以一个商业银行的姿态参与同其他商业银行的竞争，营利性成为其首要目标，并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洗脚上岸”式的战略调整，大量拆并县及其以下的分支机构，业务中心开始向大中城市转移，农业银行的撤离，必然造成农村金融主体的缺失，直接在原有金融体系中打开缺口，造成商业性金融机构部分产生供给空白。

1.3农村信用社存在诸多问题

1.3.1产权归属不清

信用社发展到如今，信用社的产权关系却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农村信用社的员工并没有将信用社当成是农民的，而把他当成是商业银行看待，为农意识淡薄；一些农民也不把信用社当成是自己的，而是把他当成是国家的或是商业的银行。

1.3.2不良贷款比重高，资产质量差

农业生产的低效益性和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农信社的农业贷款面临较大的损失风险。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近些年，农信社的资产质量有所提高，但从绝对比重来看，其比率依然很高。过高的不良资产比率使农信社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而不得不审慎对待农村贷款，限制其农村业务的开展。

2设立村镇银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2.1培育了新的农村金融主体，弥补商业性金融机构“空位”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必不可少。所谓“交易成本”是指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即交易成本=签约成本+信息成本+管理成本+成本。

交易方式或交易机构的选择取决于实现交易成本的最低。在交易层次比较低的时候，民间金融和合作金融的优势比较明显，而当交易层次提高以后，伴随资金交易的扩大，商业金融的规模效应就会体现出来。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暴露出来，相应的弥补资金风险的信息成本会增加，这些通过大额资金借贷的高利率体现出来。但对于商业性金融机构来说，现有的安全评估成本会因为资金规模的增加而降低其单位水平，同时单位签约成本也会因此而降低，如图1所示。

图1

所以为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不同的金融机构应有自己不同的市场定位，民间金融和合作机构应着力于分散性、小额性的资金需求，而对于集中性、大额性和共性化的市场需求，则安排商业性的金融机构能使交易成本最低。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中本来包含有商业金融的安排，但是，农业银行的“洗脚上岸”已经在事实上打破了原有的“三足鼎立”的局面，直接形成商业金融的缺位，导致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交易成本的非最优化。我国村镇银行是按照公司制新组建起来的企业法人，或是其他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从性质上来说，它属于商业银行，按照商业性的原则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它的设立弥补了农行撤离所留下的农村商业金融空位，也缓和了这种空位下的交易成本问题，从而保持了原有体系的完整。

2.2创造竞争环境，推动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不应该只单纯依靠设立几家新的金融机构，对原有金融机构组织的改革同样重要，对于农信社来说，改革的核心在于重塑合作制。

另一个关键在于竞争机制的培养。村镇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入住农村，从业务来看，它和农信社存在很大的交叉领域；从水平上来看，农信社属土生的金融，管理技术和水平远不如下乡的这些村镇银行。

2.3带来协整效应，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供给

篇4

关 键 词:农村金融体系;增量改革;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2-0024-02

农村金融改革是当前以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改革的重头戏｡而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则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六项任务,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构建分工合理､投资多元､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可以说,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构进程,已经成为衡量农村金融改革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

一､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刻不容缓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日益萎缩,远远满足不了“三农”发展对农村金融的需求,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

1.县域金融机构近乎处于“真空”状态｡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改”和减员增效,大量撤并县域分支机构,导致县域金融机构近乎处于“真空”状态｡不仅工行､建行､中行的县级分支机构大多被撤销,就是以服务“三农”为己任的农行,从1998年起到2006年底为止,县以下的营业机构也已经撤并了将近一半｡在全国不少地方的县以下地区,农行的营业网点已经完全不复存在｡金融需求庞大的农村金融市场,实际上主要依靠资金实力不济和资产质量不佳的农村信用社在支撑,形成了事实上的“一农支三农”现象｡金融机构全国平均每万人网点数,城市是农村的3.7倍｡更有甚者,少数农村地区的乡镇甚至没有一家农村金融机构,成为被金融遗忘的角落｡

2.农村的信贷资金投放严重不足｡和投放于城市的逐年增长的信贷规模相比,农村的信贷资金投放严重不足｡下面一组数据或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目前,我国农村贷款只占全国贷款总额的15%,而城市占85%,贷款基本投向了城市;农村人均贷款金额不足5000元,而城市人均贷款金额超过50000元,两者约相差九倍;农村贷款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速度5.94个百分点｡当城市的金融网点星罗棋布,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种类越来越多,城市居民的金融福利水平愈来愈高时,农村经济主体却无法获得必需的金融支持,不能拥有与城市经济主体平等的融资机会,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成果｡

3.农村资金“非农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村资金大量倒流城市,农村资金“非农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未被撤并的县级银行的贷款权大多被上级收回,已演变成单纯的吸收存款的机构,而吸收的储蓄存款又大多通过上存流向城市｡邮政储蓄则是农村资金倒流的又一条管道｡据不完全统计,最近5年间,每年通过县级银行和邮政储蓄系统从农村净流入城市的资金大约在2300亿左右｡农村本来就资金短缺,却还要向城市“输血”,这导致农村资金供求关系更加紧张｡

4.农业保险业和直接融资的发展严重滞后｡农村的金融功能弱化,不仅表现在银行业机构萎缩,还表现在保险业和直接融资发展严重滞后上｡我国农业生产周期长,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对保险的需求相当强烈｡农村中的养殖业､加工业和其他一些非农产业,也迫切需要保险业为其“保驾护航”,以保证其经营的稳定性｡但农村保险业严重滞后于“三农”对风险控制的需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至今全国只有几家从事农险业务的专业性公司,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只占全国财产险保费收入的1%左右｡至于直接融资,尽管近几年规模显著扩大,但在广大农村尚属空白,因为资本市场的触角还没有延伸到农村｡农村的中小企业要利用资本市场筹资,只能是一种奢望｡具有一定资金力量的农村个人投资者的证券投资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

农村金融机构严重缺位,导致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农村金融对“三农”支持乏力,不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也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制约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培育多种所有制､多种类型农村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切实改善农村金融供给,已经成为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重构农村金融体系的路径选择

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必须从增量改革入手,大力引进新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和农村金融组织成分,壮大农村金融

组织队伍,不能仅仅是在原有农村金融体系的框架上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进行“微调”｡我国现行金融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缺少专门为小企业､小客户服务的社区银行以及其他小型金融机构｡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争先恐后地向大企业､大客户授信,将其作为自己主要的业务服务对象,而对中小客户的金融服务则处于“缺位”状态｡这种状况导致银行的服务对象､产品结构和收入结构同质化,同时容易陷入恶性竞争,放大金融风险,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而发展多种所有制类型的､多种经营层次的小型农村金融组织,不仅可以使金融服务更加贴近“三农”,更加适合农村经济主体的资金需求特点,而且有利于完善和丰富农村金融组织结构,促进我国金融结构的合理化,提高我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也许正是考虑到引入新的农村金融组织对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性,中国银监会采取了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政策措施,决定发展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这是发展农村金融组织的一项重大的创新措施,对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做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的制度设计｡为提高“重构”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避免无谓反复,应依据我国金融改革的总体目标,制定农村金融体系的总体发展战略,明晰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与其他类型农村金融组织的市场定位,实现其在目标一致前提下的功能互补｡同时,农村保险业的发展,资本市场如何向农村延伸等问题,也应纳入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战略,统筹规划,认真安排｡

2.发展适合“三农”需求特点的小额信贷组织｡农村的小企业和农户的资金需求具有规模小､时间急､频率高的特点,而小额信贷组织则是满足小企业和农户需求,解决农村金融机构缺位的一种有效的金融制度安排｡应在推进村镇银行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的同时,进一步放宽门槛,允许非金融企业法人､自然人发起设立小额信贷组织,并争取有效政策措施,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应着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小型金融担保公司,同时逐步发展农村直接融资经纪公司､农村租赁公司､农村信托公司等,逐步建立农村非银行金融组织体系｡

3.创新村镇银行等小型农村金融组织的经营管理方式｡创新是小型农村金融组织的生命线和发展的动力源,没有创新,小型农村金融组织在与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竞争中就没有活力｡村镇银行等小型农村金融组织不能机械照搬城市大银行的经营管理模式,应依据客户的自身条件和资金需求特点,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探索相应的经营管理方式｡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实行的内生性约束机制就值得借鉴｡该银行在无需贷款客户提供任何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将5至10个贷款户划为一个小组,小组成员之间对贷款进行内部评估,相互监督｡这种机制不仅满足了难以提供抵押担保的弱势群体的贷款需求,而且降低了银行的管理和监督成本｡

4.为非正规农村金融组织创造有利的外部经营环境｡应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非正规农村金融组织扩大负债规模提供有利的制度条件｡考虑到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资本规模小,资金实力不强,应对其实行有别于城市大商业银行的监管指标｡此外,应把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纳入全国的征信系统,使农村金融组织能够通过该系统方便､快捷地了解到客户的信用记录,以便为其放贷提供必要依据｡

5.把民间金融纳入契约化和规范化轨道｡农村是民间金融生长发育最肥沃的土壤｡民间金融在我国农村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尽快制定规范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赋予民间金融合法的法律地位,划清正常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法律界限,保护正常的民间融资,改善民间融资发展的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苑德军.农村金融改革已成为重头戏[N].新京报，2007-01-23.

篇5

一、吉林省农村金融体系现状与问题

吉林作为农业大省，新农村建设任务相对比较重。依据“以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的思想，运用经济手段，以金融造血替代财政输血，在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2007年初，吉林省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进行了大胆尝试。目前，全省共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7家，占全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23%，其中村镇银行5家，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各1家。在全国首批试点的6个省份中，吉林省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最多、门类最齐全、发展最快。据统计，截至2007年末，全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1082.4万元；贷款余额9836.7万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8213.7万元，占83.5%，累计支持农户4710户；股金总额9113.02万元，成为所在地农村金融市场的有力补充，有效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从总体看，全省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仍然存在着诸多不相适应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农村信用社融资能力较弱

融资能力较差，资金投放规模不大。随着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退出，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主要的支农力量。但由于传统计划体制、行政命令导致的贷款无法收回，以及所服务对象分散、抗风险能力差、农业本身自然风险高和利润低等原因，积聚了不少不良资产；在新增存款方面，因农信社服务手段相对单一和落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严重制约了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当前，农户一般种养业的小额信贷需求基本能够得到满足，但随着农业科技投入的增加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民难以取得大额贷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的能力有限。尽管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网点分布基本覆盖了全省的农村区域，并且在现有农村金融市场占有近乎垄断的地位，但在商业化改革导向的影响下，农村信用社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选择性贷款的特征日益明显，贷款结构表现出了日趋严重的“非农化”和“城市化”倾向。同时，由于农村信用社所提供的金融产品相对较少，金融服务种类相对单调，再加之主要受体制与政策因素制约，农村信用社经营不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有效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的能力，支农力度明显不足。

（二）农发行政策性金融功能缺位

服务功能比较单一。由于农业自身实力薄弱，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需要政策性金融更大限度的支持。但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只在部分县(市)设立机构，并且服务功能比较单一，服务范围也比较狭窄，对农业生产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资金支持，难以发挥政策性金融支农的作用。

业务范畴比较狭窄。近年来，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不断调整，已逐步演变为专门从事粮棉收购贷款业务，基本不涉及农村一般性资金需求。农业发展银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特别是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购销主体日益多元化，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业务也随之而急剧萎缩，贷款总额显著下降。这一新的发展态势表明，农业发展银行不仅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提供多样化服务的能力有限，并且其原有的职能定位也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

（三）国有商业银行涉农贷款明显减少

国有商业银行撤离农村，导致农村金融“空洞化”。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撤离打破了原有农村商业金融供求的均衡，形成了一定的金融空洞。银行作为经营货币和金融资产的特殊企业，追求盈利性是其经营的主要目标。现阶段，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以及农业收入的不稳定性使得商业银行在农村的经营缺乏应有的盈利基础。随着商业化的定位、追求效益的冲动等都促使商业银行从农村金融市场撤出，导致农村金融“空洞化”，不仅使农村资金供需矛盾更趋尖锐，而且也使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无法提供多样化服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造成较大冲击。

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结构不断调整，涉农贷款明显减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采取“多存少贷”政策，对贷款的选择性增强，准入门槛不断提高，支农贷款逐年减少。如农行目前虽仍有涉农贷款，但农业贷款所占比重已降至10％左右，并且主要是向农村基础设施及农业龙头企业发放贷款，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非常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的能力趋于弱化。

（四）农业保险发展滞后，民间金融风险加大

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由于农业属弱质产业，支农贷款成本高，风险比较大，导致农业保险赔付率高、利润微薄，一般商业性保险公司不愿意经营这类业务，只有政策性保险公司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使农村保险业发展缓慢。加之，农业保险体系尚未建立完善，农业贷款风险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因此，虽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82年就开始承办农业保险业务，但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短暂的快速发展后一直处于滞缓状态，目前农业保险业在吉林省农村仍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

民间金融加大了金融风险。由于正规金融从农村退出，民间借贷应运而生。这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正规金融组织服务的不足，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但由于对民间金融缺少管理，致使民间金融发展不规范，良莠不齐，出现了不规范经营，由此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加大了农民的债务负担和农村的金融风险。

二、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议

农村金融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其症结，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掣肘因素。因此，应积极推进农村金融改革，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形成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和其他形式金融组织，各有定位、功能互补、产权明晰、可持续发展，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重要的金融保证。

（一）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增强农村信用社整体功能

加快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农村信用社改革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分类进行。对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应按股份制原则将其改造为标准的商业银行，并享受同样的政策待遇；对经济发展状况一般的地区，要组建股份合作制银行来兼顾各方的利益；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农村信用社应按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革，将其建成真正的合作组织，服务于“三农”。在信用社改革过程中，要进一步明晰产权，落实民主管理，完善三会制度，理清服务“三农”和追求盈利之间的关系。

促使农村信用社加快金融创新。应结合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势，创新金融品种，扩大信贷范围，通过增加业务经营种类，满足多方需求，增强农村信贷实力。

（二）针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特点，建立真正的农村商业银行

结合吉林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明确县域各商业银行承担支持“三农”的职能，确定各商业银行从县域网点吸纳的资金要“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支农比例，并适度增加支农贷款授权。对没达到支农比例要求的商业银行，要责令其退出县域市场，以有效地优化农村金融体系。农村商业银行要强调其服务的地域性――为农村服务。可采取3种方式建立：一是利用原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不断完善，将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或者改组为国有商业银行控股的中小商业银行；二是动员社会上各种类型的资金，重塑组建股份制银行；三是将原来经营状况较好的农信社改组为社区商业银行。在建立农村商业银行体系的过程中，中央银行要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同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引导中小商业银行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服务。

（三）拓展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强化政策性金融的保障作用

进一步拓展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强化其对农业开发、农业技术以及农村基本建设的扶持，加大对“三农”资金的投放力度，使之成为“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银行”。大力支持大型骨干粮食加工企业和粮棉批发市场建设，促进粮棉产业化经营；大力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鼓励以县为单位，通过规划引导、项目带动等方式整合投资，提高“三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政策性金融的立法步伐，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明确财政收入与财政补偿的比例以及政策性资金的投入、使用、责任等，以切实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保障功能。

（四）规范民间资本，积极发展其他金融机构

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民间借贷的政策，引导民间融资公开登记，规范民间融资合规经营。同时，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面向民间融资主体的专业化金融机构。要通过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参照国外财务公司的经营理念，从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的需要出发，进一步扶持专门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农村金融投资公司，引导民间资本参股经营，促使民间地下钱庄、互助会等互的融资形式规范化、合法化，使更多的民间资本有组织、有计划地注入农村金融市场，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各类金融服务。

篇6

关键词：国际；农村金融体系；借鉴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9-0022-03

一、“2＋1”合作依托型的日本模式

在日本，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既有政府办的政策性金融，又有强大的合作金融，但主要是以合作金融为依托的“2＋1”模式即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金融系统和农业保险机构组成。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一）政策性金融机构依托合作金融办理支农贷款

日本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该公库虽属政策性金融，但本身一般不直接办理贷款，而是委托具有合作性质的农协组织代办，并付给一定的委托费。它建立的目的是在农林渔业者向农林中央金库和其他金融机构筹资发生困难时，给它们提供利率较低、偿还期较长的资金。

（二）受惠于政府的合作金融系统又将惠农政策反馈于农村经济领域

日本支持农业发展的合作金融主要是农协系统。政府对农协系统的支持政策是向农协组合增拨财政资金，农业预算支出曾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20％以上，政府的支持无疑使日本合作金融迅速达到了强筋壮骨的目的。同样，受惠于政府的合作金融系统又将惠农信贷政策反馈到农村经济领域，其信贷业务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以会员为主要对象，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要担保；通过信贷杠杆贯彻国家的农业政策。

（三）政府对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

日本现行的农业保险制度采用“三级”制村民共济制度，形成政府与农民共济组合相结合的自上而下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同时，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日本农业保险的特点是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凡关系国计民生和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农作物和饲养动物实行强制险。

二、“4＋1”需求功能型的美国模式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农村金融组织是从需求的角度来构建的。该模式由“4＋1”即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系统、政府农贷机构、政策性农村金融和保险机构等组成。其主要特点是：

（一）按照农业需要的合理分工设计惠农金融服务体系

该体系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一是商业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规定，凡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25％以上的商业银行，可以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二是农村信用合作系统。它主要包括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合作社银行、联邦土地银行，由农业信用管理局管理。三是政府农贷机构，包括农民家计局、商业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三个机构。需要说明的是，农民家计局主要是对不能从商业银行借到低利率的青年农民提供适合农业生产周期的借款，这是一种“无追索权贷款”。四是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小企业管理局，专门向不能从其他正常渠道获得充足资金的小企业提供融资帮助。

（二）政府为信用社提供持续的正向激励措施

美国以法律形式规定对信用社的优惠政策：免征各种税赋；建立信用社存款保险；信用社不缴存款准备金；信用社可以参照市场利率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

（三）多层次的保险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农作物保险业务

美国农业保险运行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局），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条款的制定，风险的控制，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等；第二层次为有经营农险资格的私营保险公司，它们与风险管理局签订协议，并承诺执行风险管理局的各项规定；第三层次为农作物保险的人和查勘核损人，美国农作物保险主要通过人销售，他们负责具体业务的实施。

三、“4＋1”国家控制型的法国模式

法国是欧洲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大众银行和法国土地信贷银行等农业信贷机构及法国的农业保险（即“4＋1”模式）都为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系统。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一）农村金融体系属于典型的国家控制型金融模式

目前，法国农村金融形成了由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大众银行和法国土地信贷银行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该体系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并运行的，同时还要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因此，它属于典型的国家控制型金融模式。

（二）最大的农村金融机构采取“上官下民”的组织体系来构建

法国最大的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信贷银行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半官半民性质的金融组织，由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地区（省）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和中央农业信贷银行三个层次组成。该体系是在民间信用合作组织基础上由上而下逐步建立起来的。这种体制的优点是便于管理，合作金融机构的业务与国家政策结合得很紧，甚至可以说是为政府政策服务的。其缺点是各级信贷互助银行独立性较小，受政府干预大，经营效益较差，国家财政补贴较大。

（三）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必要的干预并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法国农民为保障自己的经济安全，发起并设立了地方互助保险公司以应对火灾、冰雹、牲畜死亡等农业生产经营风险。政府则负责对商业保险所无法承保的巨灾风险（如农业自然灾害）进行必要的干预。1980年以后，法国在大学和有关部门逐渐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业风险科学研究的机构，政府投入巨资资助研究。

四、“5＋1”分类对口型的墨西哥模式

墨西哥支持农村发展的金融机构比较齐全，包括国家农业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国家外贸银行、全国金融公司及农业保险机构（即“5＋1”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一）将不同情况的农户进行分类并安排相应的机构提供对口的金融服务

墨西哥根据农户的不同情况，分别由不同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如现代化大农场的资金由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国家外贸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具有一定的生产潜力的中等农场或农产的资金主要靠国家农业银行提供优惠贷款；那些生产落后、不能获得正常银行贷款的贫困地区或贫困农户主要靠政府通过专门的基金会提供的低息或无息贷款来发展生产、保障生活。

（二）农业保险中政策保险与商业保险共存，国家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

墨西哥农业保险公司的最初资本金由财政部提供。国家财政还提供该公司费用的25％以示支持，并对整个农业保险给予政策性免税。墨西哥还有其他4家商业保险公司经营部分农业保险业务，该农险业务向国有农业保险公司分保，并可经墨西哥农业保险公司从政府获得30％的保费补贴。农业保险的推广实行自愿原则。但是，对一些种植业、养殖业保险采取强制措施。

五、“6＋1”领头银行型的印度模式

印度农村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各金融机构之间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合作。这一金融体系构成了“6＋1”领头银行型模式，即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商业银行、农业信贷协会、地区农村银行、土地发展银行、国家农业农村开发银行、存款保险和信贷保险公司。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一）用“领头银行”计划的制度安排确保金融对农村地区的支持

在农村金融发展中，印度推行“领头银行”计划，就是在一个地区，必须有一家领头银行负责该地区的发展开发工作，该银行必须向国家规定的优先发展的行业（如农业）提供金融支持。

（二）用法律的形式确保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印度政府在《印度储备银行法案》、《银行国有化法案》、《地区农村银行法案》等有关法律中，都对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立机构网点提出了一定要求。如《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将其放款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业发展。印度储备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1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到3家分支机构。在今天的印度，平均每2万个农户就有1家农村金融机构为之服务。

六、对我国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设的启示

（一）建立发达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

国外经验表明，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至少包括三大部分：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和农业保险体系。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共同支持农业的发展。比如，美国建立了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发展，这些金融机构在相互竞争中求生存，在分工中实现互补，共同促进美国农业的发展。美国互助合作性质的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合作社银行建立后，逐渐取代了商业金融和个人信贷在农业信贷中的地位。尤其是联邦土地银行在长期信贷中有明显的优势；但商业金融和个人信贷在短期农业信贷中仍占重要地位。政策性金融主要是联邦政府的农业信贷机构，如农民家计局、商品信贷公司等机构是推行政府的农业政策，满足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促进农业发展。再比如印度既有合作机构如合作银行、土地开发银行为农业的发展提供短中长期贷款，又有政府的机构如地区农业银行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且印度的商业银行也已涉足农业领域。

（二）各方面相互配合

农业政策性金融工作的开展需要农业合作金融组织、农业保险等方面的配合。合作金融组织不同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私人银行，其最根本的优势在于为社员所有、接近社员、了解社员和服务社员，是国家引导农民发展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途径。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是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的有力支撑。如印度特别注重信用合作体系的建设，国家宪法列入了奖励和资助信用合作社的条文。同时，由于农业弱质性及生命周期等特点，农业保险也是支持和保护农业，或者说更好地履行政策性支农职能的重要保证。同样，美国于1938年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并在此后进行了多次修正以对所有农作物进行保险。再比如日本早在1929年就颁布了《家畜保险法》，经过多次修订、补充，目前形成了《农业灾害补偿法》。就此而言，我国也应该加快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加强农业保险立法，以法律形式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多渠道筹集资金

支持农业发展的金融机构应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尽管各国国情不同、农业政策性资金来源渠道也各不相同，但确保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是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正常运行的首要前提和条件。从外国经验来看，支持农业的金融机构的筹资渠道多样化：一是通过政府拨款，各国政策性支持农业发展的机构资金不同程度地依靠政府；二是发行债券和票据，如美国联邦土地银行可向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和票据筹集资金，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发行债券；三是吸收存款和向中央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借款，吸收存款主要是吸收会员存款，借款则包括向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外国金融机构等借款。从各类机构筹措到资金后，通过发放贷款、提供担保、发放补贴等形式把资金运用出去，如美国农民家计局发放的用于农民家计、农村社区发展的贷款，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发放土地改良贷款等，极大地支持了农业的发展。

（四）完善法律保障体系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行要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法律的保护和规范，支持农业发展的金融机构的运作也不例外。农业政策性金融有别于商业性金融机构，需要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其业务行为，并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和保障。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关于农业金融的法律体系。如美国的农业信贷组织机构是分别根据《1916年联邦农业信贷法》、《1923年中间信贷法》等成立的；日本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是根据1945年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成立的；印度的地区农村银行是根据1975年颁布的建立地区农村银行的法令而建立。这些法律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使农村金融机构的作用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发挥。

参考文献：

[1]陈道富，《中国农村金融供给的主要特点与问题》，北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2007。

[2]辽宁省农经考察团，《日本农协的调查报告》，《农业经济》，2002年第10期。

篇7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

（一）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撤离导致农村地区商业性金融供给缺口加大。中国农业银行是我国最大的涉农商业银行，在向商业银行转轨之后，由于利益的驱使，中国农业银行选择了从农村撤离。农业作为弱势产业，生产周期长，易受自然灾害影响，投资回报率低，市场反映滞后，风险大，被视为高风险行业，这些因素影响了农业银行涉足农业和农村的积极性。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农业银行已逐步从欠发达县域经济中退出，逐渐将经营战略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同时，上收信贷管理权限，除一些小额质押贷款外，其他贷款权统一集中到省分行，使基层机构的贷款不断萎缩。

（二）合作性金融支农乏力，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农村信用合作社直接面对农户和农村各种不同的金融需求主体，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作为建国后最早成立的金融机构之一，农村信用社留有较重的计划经济的烙印，其运行是在政府隐形担保下的运作，仍然依靠的是国家信用，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干预仍然难以摆脱。另外，土生土长的农信社具有先天不足，如经济规模小、不良资产占比高、资金筹集难、科技力量薄弱、电子化程度低、结算手段落后、员工素质较差等，这些不利条件使农村信用社发展受到很大制约，支农后劲明显不足。

（三）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缺位，极大地制约了金融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支持“三农”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政治任务，除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的投入以外，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发挥其特有的扶持功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基本上只负责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发放和管理，仅限于单一的国有粮棉油流通环节的信贷服务，其他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并没有开展起来，其支持农业发展职能名不副实，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增长。

（四）民间借贷活跃，加大了农民的债务负担和农村金融风险。在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政策性银行等正式金融安排没有能够有效解决农村金融需求的背景下，传统的民间非正式金融安排就有了其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由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缺陷，已滞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金融“空洞”，所以民间借贷应运而生。虽然目前只能以“灰色”或“黑色”的形式存在，表现却异常活跃；虽屡遭政府取缔或禁止，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民间借贷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但良莠不齐，加大了农民的债务负担和农村的金融风险。

（五）农村资金严重外流，无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充分支持。我国农村金融运行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是，农村金融资金通过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流出农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我国农村“大流血”现象。我国农业银行县支行的贷款权被上收，其已演变成单纯的存款机构，且吸收的存款大多通过上存流向城市。邮政储蓄机构在农村只存不贷，每年倒流城市的资金也有几千亿元。农村信用社在经营中商业化倾向严重，资金大量流向相对收益率较高的城市或非农部门。农村资金的非农化，使饱受资金短缺困扰的“三农”资金供给缺口更大，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资金供求关系的失衡。

（六）农村保险业支农功能不健全，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分散风险的需要。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实现农业产业化，确保农业稳定持续发展，迫切需要保险业“保驾护航”。但我国的农业保险经过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短暂的快速发展后，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目前，全国仅有几家成立不久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方面的保费收入，尚不足全国财险保费收入的1％。这些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二、改革完善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体系

（一）用政策和法律手段诱导农业银行将吸收的资金更多地用于农村。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提供贴息和损失补偿等政策措施，鼓励诱导社会资金流向“三农”，引导农业银行为县域经济投融资。同时，国家应就农业银行对农村贷款规模做出明确规定，原则上要求农业银行将在农村吸收的资金，全部用于支持农村和县域经济的发展。适当下放商业银行的贷款审批、发放权限，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扩大县级分行的放贷自。同时，商业银行应增强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意识，积极开发农村新的信贷品种，拓宽农村金融服务领域。

（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发挥对农村经济的主体支持作用。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把农村信用社办成产权清晰、管理科学、约束机制强、财务上可持续发展、坚持商业性原则、主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由于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差异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能“一刀切”，应按照农村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多样化的产权制度模式。同时在改革过程中，国家要加强信用社的风险管理，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国家应当及早出台相关政策，减轻信用社沉重的包袱，并且在利率和税收政策方面给予优惠，为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创造有利环境。

（三）改革完善政策性金融，使其真正肩负起国家政策支农的重任。完善农业发展银行职能，使其真正发挥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作用，必须要改变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只负责国家粮棉油收购贷款的格局，扩大其业务外延，逐步将支持重点由农产品流通领域转向农业生产领域。另外国家要明确农发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职责，不仅支持农副产品收购，更要支持农业生产和农业综合开发，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要对农发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予以支持，拓宽农发行的资金来源渠道，规范其经营行为，建立农发行贷款安全回收的机制等，保证农发行的健康运行。

（四）引导民间金融合理、健康运行。满足三农需求，关键在于内生于农村经济的民间资金的市场准入。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会阻碍资本流通，干扰金融交易秩序，增加交易费用，造成资源的无效率配置。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首先，制定相关的法律，使民间金融合法化，这样既可以规范民间金融行为，又能使其获得应有的权益和保护；其次，对民间金融进行重组改造。允许多种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存在，这种形式可以是民营银行、合作银行，也可以是合作基金会等；最后，银行监管部门不仅要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更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民间金融组织内部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杜绝基层政府任何形式的行政干预。

（五）构建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增加农村金融有效供给。首先，调整、完善农村邮政储蓄的功能。今后邮政储蓄吸收的储蓄存款，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新存入人民银行的资金，宜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执行同样的利率，以引导农村资金流向农村。其次，要建立科学的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县域基层商业银行的放贷积极性。再次，对支农再贷款要进行财政贴息，引导资金进入农村。不论在地方一级还是在国家一级，财政支农资金和信贷资金都缺乏衔接和配合，国家和地方财政可将支农资金给予财政贴息，以引导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加大农业投入，降低农民的贷款成本。

篇8

一、股份制、商业化的金融体系脱离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不应成为当前农村金融体系的主流

商业性金融总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关联的，在农村仍是小农经济的基本背景下，商业性金融是不合适的。为此，商业化模式只能是符合一部分地区的需要，而且实践证明那恰恰是农业产业化较为发达，农村工业发达的地区。

(一)股份制商业性金融存在的前提条件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农村金融体系的主流

商业性金融有三个根本特点：以现代商业贸易为基础、与社会化大生产密切相关、与生命周期成熟阶段企业密切相关。从商业金融的发展历史来看，商业银行产生于工业革命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其最初的重点是对商品交易中的商业票据进行贴现，为商品交易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而具有成熟的产品、成熟的市场、成熟的管理以及成熟的财务制度企业才可能签发票据。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工业发展的巨大资金需求促使商业性金融进入工业生产领域，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其后，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工业生产所需资金有了更多的渠道筹集，商业性金融开始进入以个人财富积累为基础的个人金融服务领域，如个人理财、消费信贷。但这仅是在个人财富积累到相当程度以后出现的金融服务。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商业性金融是以富人、富商为客户基础的，天生就是爱富，而不是扶贫，以此促进资本的集聚。因此，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它主要适合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和达到一定规模经济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富裕农村；它是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与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没有必然联系，与广大落后的农业经济没有必然联系。巨大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特征以及生活性需求占据相当部分的农村经济，决定了商业性金融并不广泛适用于广大的农村，而合作金融、互金融、民间借贷、政策性金融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的史料也表明，自汉代以来中国农村信贷一直存在着一个“两极三元结构”，农户借贷要么是无息(或低息)的国家农贷或亲友借贷，要么就是高利借贷，利率适中的商业性借贷是长期缺位的，原因是商业性金融只能生存于经营性农场普遍建立的基础之上，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土地日益细碎化造成的生存性小农经济无法支撑商业性信贷机构的运作，即商业性金融在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缺乏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

(二)我国农村经济引致的金融需求与商业金融目标相悖，决定了传统农业地区金融机构不可能进行商业性改造

我国目前主要是土地的分散经营，没有规模经济可言，农业的资本收益率必然低于其他产业，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投入农业的资本利润率也会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必然少于社会平均水平。与这种制度对应，分散的农户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尚处于市场化进程初期，广大西部地区的农村还有很多地方仍旧处于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农产品的自给率较高，而商品率相对较低，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农业生产具有典型小农经济的特点，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种植、养殖收入、外出打工收入，非农产业占农村就业和农户收入来源的比重很小。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表现为：每笔资金借贷额度较小，但借贷笔数较多、零星分散，且季节性和波动性强，单位融资成本较高；农户的信贷需求中非生产性需求往往占很大比重，其中除一部分用于维持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外，相当规模的资金被用于购置修缮房产或是满足丧葬嫁娶的礼俗要求，贷款缺乏未来收入作为偿还保障；借贷业务要求手续简便及时，能就近办理；信用基础薄弱，农户经济基础弱，中小乡镇企业生命周期非常短暂，而且一无成熟的市场、产品，二无成熟的管理和财务制度，出生率与死亡率较高。同时，商业性金融由于天生缺陷，并不能很好地融入到小农经济的信用体系与圈层结构中，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村抵押担保缺乏的困境，也不能克服农村经济运营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在小农经济前提下，农村的大部分金融需求均不能通过商业性金融来满足。此外，还有一个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情况也分很多层次，发达地区农村是与大工业相联系的，有商业性金融在参与，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很多是地广人稀，金融机构只友农村信用社，信用社人员又很少，但负责的地域范围很大，客观上造成信用社建立基础的财务制度都难于做到，如果按商业化要求进行操作，这些信用社都要关闭，这是中国农村的又一个基本现实。

(三)商业化股份制改革的后果将造成金融机构大量撤出农村，导致农村金融服务的缺失

在商业化目标下，由于农业平均利润率远远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收益率，国有金融机构开始退出县域经济或农村经济领域，基本不再为农村或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村服务的功能严重弱化，其目标也在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之间徘徊；农村信用社作为唯一的正规的金融机构及为农民服务的机构，但由于过于强调其商业化、股份制改造、法人集中而逐步脱离农民的趋势。

二、合作制、合伙制的金融体系是当前广大农村最合适的金融组织形式

我国农村经济分散化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客观上促使农户通过互助合作以提高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互助合作组织的成长形成了合作经济的多层次、多元化扩张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农村经济生活中的货币化、信用化程度，为合作金融提供了广泛的空间，而合作经济内在的竞争力又构成了合作金融的发展基础。

(一)合作制、合伙制金融存在的前提条件为熟人社会信用的存在与合作经济的发展

合作金融是以合作制为原则，以金融资产形式参与，并专门从事规定范围金融活动的经济形式，是农民自愿成立的互社区金融机构，其前提基础是熟人社会信用的存在与合作经济的发展。首先，从西方国家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史看，世界上先是有消费合作、生产合作，后有信用合作；信用合作社的产生主要不是源于单纯的融资需求，而是来自“在正规资金市场上受到差别待遇的中小经济个体以利他(互助)换取利己(融资)”的现实可能性，其根源是交易意识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其次，与商业银行相比，合作金融除了借贷关系之外，其本身

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依托熟人社会充足的社会资本、互联合约、担保抵押等机制，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功能，它不仅强调合作成员资本方面的合作互助，还具有人员之间合作互助的功能。最后，合作金融的交易渠道主要依靠村落人际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的信任基础，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来降低融资交易成本，实现合作金融的良发展。

(二)合作金融符合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有利于降低融资交易成本

首先，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互助社社员彼此知根知底，信息对称，减少了交易成本。合作金融借贷双方具有较广泛的联系，对农村、农业、农民情况非常熟悉，对农村经济特点和产业特色比较了解，尤其是对农户、企业的信用品质、资金实力、生产经营状况等客户信息掌握比较充分。借贷双方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相似，对抵押物有较高的认同，契约的履行方式也灵活多变，因此，合作金融更适应农户的信贷需求。其次，由于合作金融交易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的关系基础上，人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体验，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现实社会问题，在他们之间极易产生同感、共识，乃至共同的价值规范，从而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采取一致行动提供现实根据，而一致行动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稳定的预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非正规金融交易远没有正规金融规范，有时只是口头协议，但其履约率却比正规金融高的原因。最后，合作金融具有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的作用，可以发挥金融组织的杠杆功能，从而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能够引导农村经济由分散经营走向联合经营，抵御市场风险，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合作金融通过资金联合，进一步达到购销联合和生产联合，从而将分散的小生产组织起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走适度规模道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真正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

(三)从合作金融的原理出发，整个农村属于熟人社会信用范畴，现在大力推崇的各类抵押担保方式并不适合农村

在农村抵押物担保普遍缺乏的情况下，大多数金融机构开始扩展抵押担保物的范围，创新抵押担保的形式，但是抵押担保从本质上属于商业金融范畴，与广大农村经济发展是脱离的，它并不能有效解决小农经济局限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也不能有效分散与转移贷款风险，最终导致的结果仍然是农村金融服务的缺乏与贷款成本的上升。

(四)合作金融的正确引导有利于解决农村金融的高利贷问题

从历史经验来看，民间金融的最终结果都走向了高利贷。据温铁军对15个省24个地区调查，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借贷发生率达到85％，我国农村存在很大比重的中小经济个体和民间高利借贷活动泛滥的实际情况。各地民间高利借贷活动泛滥是有多种原因，其中缺乏取代高利借贷的真正合作金融组织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民间金融组织处于地下状态必将提升其制度成本，为此，我们必须逐步放开民间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培育民营银行，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活力，同时，加强民间金融的规范，实行分类引导。

三、应遵循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放松金融管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及开发性金融的作用，重构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的发展没有现成可照搬的理论，而应该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关键是根据农村的金融需求，思考农村金融的制度供给与金融机构的目标定位，研究农村金融的改革。

(一)要在充分考虑中国农村和农村企业发展所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明确各类金融机构的定位，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作用，根据不同的需求层次与地区差异，分别加以引导，构建多元金融体系

首先，就核心边界而言，财政侧重于纯公告品与扶贫性金融的提供；政策性金融用于弥补金融市场的失灵，重点在于准公共品的提供，发放基础性与开发型的贷款，用于市场的前期开发，发挥诱导性与基础；商业性金融应侧重于批发性与大规模龙头企业贷款的发放；其他的小额贷款、中小型龙头企业、农村加工企业等贷款则由合作性金融与民间金融来解决。我们认为可以对政策性金融、财政的核心功能指定特殊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执行，而其他的金融业务则放开竞争，政府对其中的某些业务而不是机构进行扶持。其次，既然在相当部分农村地区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那么在这些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中过分强调商业化方向是不客观的，要考虑坚持把互金融发展下去，以小额信贷和合作金融为主，政策性金融积极参与，商业性金融只作为辅手段。在工业化、大农业的发达地区农村，应更多地以中小型商业性金融为主体，在起步阶段的小农经济中，以合伙制与合作制金融为主；在大城市的近郊地区，则采用多种方式并存的方式。

(二)从实现手段讲，我们必须放开农村金融管制，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增强农村经济活力，然后实现农村经济发展

中国为什么一直没能建立一个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我认为，这和过去长期的政府主导是密切相关的，而今后农村金融的发展并非一定要由政府主导。广大农村地区各个层次上金融需求的满足，客观上必须有一个自由的市场空间，政府的管制尽管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规范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组织”，其根本之策，还是我们一方面要真正结合农村市场的特点，打通融资的渠道，对于民间的各种融资行为给予科学正确的引导，适当放宽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适度扩大对民营资本及外资的开放程度，吸引多种属性的资金进入；另一方面，探索建立真正的由农民自己按照互助制度组织起来的、风险分担机制健全的农村金融组织，并探索跨地区及各类农村合作组织的合作方式。同时，放开农村贷款利率管制，增加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灵活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金融机构的退出创造条件。

篇9

    关键词:农村金融体系 经济发展 农村建设 金融生态环境 信贷资金

    在如今经济飞快发展的中国,犹如一架承载着巨大能量的综合飞机领航于国际大舞台。飞机的两翼就如同城市和农村的建设发展,必须要平衡发展才能保证飞机领航的绝对优势。现在的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要高于农村的经济水平,我们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以说农村的经济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要发展农村的经济,先就要改革完善农村的金融体系。农村金融领域存在突出矛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些农村金融改革没有完全贴近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户是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农户的资金需求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和小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我国大部分农业生产比较分散、规模小、比较收益水平低、易受自然灾害侵袭。大多数农村工商业市场小、季节性强、收益比较高。这些特点要求农村金融服务的成本低、额度小、能够承担比较高的风险。然而,目前农村金融改革在机构建设和产品服务上还没有“因地制宜”客观的、合理的进行改革,还延续了类似于城市金融服务中的倾向于大客户的现象,即使提供小额贷款也是成本较高,让农民难以承受。此外,在发展策略上,银行类机构一支独秀,但由于银行类机构对客户风险信息掌握不够准确,因而资产质量不高;与此同时,保险机构发展不完善不全面,所以难以达到通过“银保合作”有效降低风险的效果。在银行类机构发展上,强调做大做强,忽视做精做细,忽视本乡本土的真正所需要的服务。没能够切身实际的为农户着想。

    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做真正能为农户的服务机构组织:

    1、农村信用社改革必须因地制宜,分类进行。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应按股份制原则将其改造为标准的商业银行,并享受同样的政策待遇;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农村信用社应按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革,恢复其作为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的本来面目。在恢复合作制的改革中,最关键的是产权制度改革要彻底。在兼顾中国国情,考虑地方具体情况的同时,合作制改革必须坚持标准的合作制原则,即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合作互助、非盈利性、社区化服务。要按“农民入股,由入股社员管理,主要为入股农民服务”的要求,体现合作制的特性,信用社所有权归广大入股农民,“三会”切实发挥自身作用,从组织制度上保障农民获得对信用社的实际控制能力,以此为契机建立产权明晰、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管理科学民主的产权制度。在政策上给予农村信用社更大的支持;在税收上应得到比商业银行更优惠的待遇;在利率的确定方面应有相对于商业银行更大的浮动空间;积极支持并协助其建立现代化支付结算系统。对于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人民银行可以采取一次性补助到位的办法,既能使其轻装上阵,又能防止其将自身的经营损失继续转移到政府头上。

    2、信用村镇建设,为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信用环境永远是金融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进一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一是要继续深入开展信用村镇建设。通过创建信用村镇、评定农户信用等级,推动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发放工作,在讲求信用的基础上,缩小质押抵押贷款范围。同时,积极发展农户联保贷款,采取多种切实可行的方式,避免信贷资金风险。二要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中央银行推动、银行业监管部门和各涉农金融机构配合的信用环境建设组织体系,变经营行为为政治任务,变银行职能为社会责任,为新农村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三要把信用环境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旨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协调起来,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不良行为,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一个诚信的社会经济环境。

    3、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帮助农民增加收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是基础。农村信用社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全面支持农民增加收入。一是“多予”,就是要积极扩大“三农”贷款的总量。力争每一个农户做到“耕者有其钱”。二是“少取”,就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减负就是增收。做到让利于农,反哺于农。三是“放活”,就是要灵活放贷,方便农民贷款。要灵活确定“三农”贷款的对象、额度和期限,尽量满足农村不同层次客户的贷款需求;要采取灵活的信贷经营方式,方便农民贷款;要加强“三农”贷款的风险控制,确保“三农”贷款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促进“三农”贷款走上良性循环轨道。农业银行要改变目前现状,贴近于农村和农民,继续发挥支持农业的传统优势,在做好扶贫贷款工作的同时,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体的投入力度,解决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信贷资金的大规模需求。

    参考文献:

    [1]浅析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廖正娟, 张丹 - 安徽农业科学, 2007

    [2]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分析 姚耀军 - 财经研究, 2006

篇10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体系；行政抽取机制；金融政策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22―09

以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79]56号文，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为标志，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建设。在这30年中，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金融改革相伴随，尤其是与中国资金的供求形势变化相伴随，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本文将在以政府主导金融发展为基本体制背景，以资金余缺状况为划分依据，将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变革，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来阐述其形成和发展逻辑。

一、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器

在1996年之前，中国的资金供求形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中国是典型的国外和国内资金“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

实际上，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是一种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实质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样的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场的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得资金短缺，更加成为发展的瓶颈。作为金融中介的各类金融组织，延续并强化了储蓄动员功能。笔者曾经发表了多项研究，说明了在资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流向了国有工业部门。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机构扮演起“第二财政”角色：在动员储蓄过程中，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金贷放上，替代财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城市部门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动员储蓄目的，必然与农村非正式安排可能产生的储蓄分流发生冲突。于是，在政策设计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竞争，而非垂直合作关系。压抑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发展，以确保农村正式金融组织储蓄动员功能的发挥，就是这段时期金融政策演变的重点。

图1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为工业化、城市化动员储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基本问题。由此，使得农村金融安排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的机器，资金外流、农村“失血”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

由图1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以重化工业化作为国家目标之后，为了获得工业化最稀缺的要素――资金，国家对金融业采用了完全垄断的方式，控制由乡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机构网点，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当然包括资金)，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钢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将经济自利还给民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自然伴随着国民财富的转移――由“集财于国”到“散资于民”。原来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渐变为“弱财政”。经济改革和转轨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力。为了收集民间资金，中央政府以组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和拆分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标志，建立了一个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网点分布原则的强大的金融部门，自上而下地将触角延伸到各个民间部门，去替代利税上缴的计划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财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启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带来了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高增长”)。但是，由于资金配置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依据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安排，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言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专业银行体制下，每一家专业银行都对准相应的行业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纵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时，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控制金融机构的冲动，因为在集权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远远比银行更重要。当时国有金融体系的纵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庞大而均齐的银行科层组织结构，明显地带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着意安排的痕迹。但伴随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计划内安排的资金越来越不足以继续支付地方投资建设所需的资金，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下，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其税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设投资体制不得不由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拨改贷”)。投融资体制的改变，使得地方政府将关注对象，由财政转向了银行。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当地金融机构的控制。一方面，它们竭力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营业网点(国有银行和新兴的专业银行也有在各地铺设网点的冲动)，另一方面，自行组建各类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并争取在本地设立融资中心、证券交易中心等，力图最大程度地动员本地储蓄，让本地储蓄用于本地投资，尽力争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资金。其后果是，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在各地网点迅速膨胀的同时，由地方控制的各类金融机构甚至非法融资机构遍地开花，出现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竞赛”局面，将金融机构又横向分割为块块。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过程后，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这样一副景象：地方官员的升迁竞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政绩竞争；地方政绩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竞争主要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

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金融资源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竞争。由此，以“银行多过米铺”为标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金融规模的“高增长”，但也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使得金融机构发挥的主要是动员储蓄，而非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尤其如此，农村正式金融部门在吸收储蓄上，必然与非正式部门发生竞争，而非正式部门吸收的储蓄，并不会像正式部门那样，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和资金划拨，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资方向放贷。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门都有打压农村非正式部门发展的冲动，而正式金融部门动员的储蓄，又大部分流出了农村社区。所以，资金短缺形势下，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了“双重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三农”领域，则出现农业缺投入、农村缺资金、农民难融资的农村金融困境。

二、储蓄动员角色的体制背景

农村金融体制之所以呈现上述逻辑，与计划经济以来政治经济体制安排的宏观背景密不可分。这要从中国 传统体制形成逻辑的分析中，进一步探寻其发展(见图2林毅夫等做出的分析框架)。

在20世纪50年代以“一化三改”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大规模的工业化才开始真正起步。而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主要体现在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上。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是靠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土地，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同时给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准备；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夺，扩大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两种资本积累手段在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由何而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理论家是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所得到的“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但通过国内不等价交换积累原始资本的方式，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被采用了，并且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通行方式。

按照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1949年以后，中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0美元)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样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这种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与原材料价格”等价格扭曲政策，实现了“高积累”，设置了一套维持“不等价交换”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状况就是所言的“一穷二白”，而国家经济最主要的支撑是农业部门。于是，一系列不等价交换的体制剥夺的对象最终自然转向农业部门。

在工业化起步和推进过程中，中国为何要扭曲价格，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呢?原因在于，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需要动员大量社会资源，而中国当时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数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农村的税收能力低。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利率、汇率、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价格。最终建立起一个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在微观经营体制上，城市部门表现为国有工业企业，农村部门表现为。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农村部门的凋敝，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农村金融体制，自然也服从这样的发展逻辑，成为为工业化、城市化积累低成本资金的必然安排。

即使在1978年以后，多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都是在支援“三农”的名义下，壮大了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的基础。以“一国两策，城乡分离”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使得金融供给远远不敷农村金融需求，反而使农村地区出人意料地成为金融资源的净供给者。农村金融供求表现出了总量和结构的明显失衡。农村建设和发展没有完成“非农化”，农村资金却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机构似乎成为农村资金的大漏斗，它们在农村吸收储蓄存款而对农户和涉农企业的贷款相当少，甚至不少地方的商业银行根本就不对农户和涉农企业发放贷款。从短缺经济角度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农村金融的供不应求成为常态，农村发展也长期处于“负投资”的状态。面对总量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丰富的农村金融需求，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供给却一直是刚性，甚至是相对萎缩的。

三、资金形势的方向性转变

资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时并存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农村储蓄，然后配置到投入产出比高的非农领域。所以，一家家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成为把农村资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如此，连所谓的“支农主力军”――农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来，实际上也一直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1992的数据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1996年的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余额就持续小于农村的存款余额(即贷／存比小于1)。1980年代贷／存比大体在1／2左右，1990年代大体在2／3左右。其中，1995年农户储蓄仅有22％用于农户贷款。即农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资金让渡出去，以至于农村存贷差成为各家金融机构争夺的对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机构出于成本收益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市场，此时就留下来在城市里没有大本营的农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并冠以“支农主力军”的名号。但实际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在资金短缺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条件，作为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弱势金融组织，农村金融机构只能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这导致了农村“缺血”现象日益突出，农村资金不断“净流出”，使得中国农民事实上在集体“扶富”，成了资金的净供给者。

但是，资本短缺的状况，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变化。自1996年起，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由贷差到存差的转换上。

由图3可见，1978-1995年间，人民币存贷款一直处于贷差状态，在1987年，贷／存比达到最高(140.7％)，当年贷差为2144亿元。1991和1994年，贷差都超过了3000亿元。但1996年开始，贷差转为存差，而且连年大幅度上升。贷／存比

低于1，连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币存差增长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币贷／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过30％，即8.5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2006年一季度，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8.3％，9.2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到2009年5月，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6.3％的历史低点，存贷差已达18.4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的85％，或者农村居民储蓄的4.5倍。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流动性严重过剩，巨额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资金供求形势的逆转，为农村摆脱以往单纯向农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腾挪的空间。至少，农村的资金回流，不再影响城市工商业的资金总量了，所以，也就没有一直以来必须响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政策口号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项鼓励解决农村融资难题的政策，也开始出台了。

四、资金宽裕条件下的政策调整

1996年以来的资金宽裕，使得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进入2000年后，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资金空转，引发了许多争议。虽然中国还没像日本那样，步入了凯恩斯所言的流动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监管部门多次调控的乏力，凸现了中国正罹患着流动性综合症。就资金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而言，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流动性悖论：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金融部门流动性过剩与企业部门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企业部门内部，大企业流动资金供给充裕与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金融部门内部，大银行流动性过剩与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甚至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就农村和城市部门而言，城市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并存；就区域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与中西部地区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

周立曾经分析过，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式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

但无论怎样，资金过剩和流动性悖论的出现，都为解决农村融资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金融环境。于是，中国政府的各种意图解决流动性悖论的政策，在不断地出台。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历次政策变化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正式金融机构为主，极少为非正式金融出台相应政策，即使出台，也是打压性的，如《民法通则》对于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规定，以及1998年7月《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出台。二是以农信社为主，尤其是1996年行社分家之后。三是自上而下安排，由关注动员农村资金，到关注农村资金回流，但最终还是落得“一农难支三农”的结果。进入21世纪起，诸多政策，都是朝向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方向的。比如，2004-2009年，已经连续6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农村融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的决心。

五、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金融系统内部的存差十年来不断累积，以至于如何处理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似乎愈趋严重。由“三农问题”成为共识，再到将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终推出“新农村建设”的这十年间，政府、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针对农村融资难题，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以“支农”名义成立的金融组织，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项优惠政策，但农村资金短缺却依然照旧。普通农户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汇”金融服务，也近乎无路。这体现在：

首先，农户贷款覆盖面小。依据多个调查报告，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上不超过一半。若计入全部农户，得到贷款的比率，可能仅仅三成。还有大量的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对金融部门而言毫无风险的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其次，农村短缺总量巨大。农村金融缺口庞大，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2007年的431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必须要金融部门弥补这一巨大缺口。可是，直至2009年5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仅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5.66％，如何才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

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是共生、共存关系，而三农又是需要服务和支持的机体，那么，在新农村建设中，强调金融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机体本身并不能带来足够的产业利润，以支持金融利润。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汤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号。实际上，金融机构更愿意空喊口号，而不愿意赴汤蹈火。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所有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和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一配比显示，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维度配置的。从金融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金融业就是配置资源的，如果农村经济不景气，农业产业没有利润，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产业利润去支撑金融投资，只有农村经济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的金融资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的过程中，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而非增加。这也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十多年来，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以及农信社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的现实，已经清楚表明了，市场金融不能单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去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六、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

本文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30年改革与发展的回顾，试图说明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体制原因和农村金融安排的复杂性。

实际上，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经济，不能将农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农村经济机体上，资金离农仍是必然。我们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体制内的零敲碎打。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术含量比较强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决农村融资的根本难题。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没能认清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特点，天真地认为市场能彻底解决农村融资问题，就像相信市场化能解决农业经济问题，产业化能解决中国农业组织化问题一样。市场金融，充其量只能满足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

并有还贷保证的那一部分融资需求。这些融资需求，多来自富裕的农村和富裕的农户。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绝不可能成为“草根金融”。市场金融“嫌贫爱富”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市场金融机构，因为市场金融本身就是做“优胜劣汰”工作的。要质疑的，是相信市场万能论的制度设计者和他们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顾农村基本社会环境和融资规律，空降一些制度让农村部门和金融部门执行的机构和人士。

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多还停留在市场逻辑之内，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场化主体，能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大农村金融竞争，以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依笔者的判断，恰好与这种思路截然相反。当对农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农业的产业利润率一直低于二三产业、小农经济依然延续、小农依然分散经营的时候，靠农村部门或金融部门自身去解决融资问题，都是无解的。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要么继续争夺优质客户的“草尖金融”活动，漠视大多数小农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积亏损，最终变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对象。

若从更本质的角度讲，一个个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对农村发展的长期损害，可能大大超过农村融资量扩大的短期得利。当我们已经知道，农村的储蓄通过一根根金融管道，被抽出农村的时候，我们说农村患了资金集体扶富的“失血症”。但当一个个外生于农村社区的市场金融发放一笔又一笔小额贷款的时候，他们又把农村本已经微薄的产业利润进一步吸出农村，使农村进一步患上“败血症”。如若我们又在没有考虑农村社区内生的金融安排时，就将农村利率放开，那么，追求短期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会将农村利润最大限度地刮走，使得农村经济难再有复苏的那一天。当前农村所需要的，是将农村储蓄留在农村，并且将产业利润与金融利润都留在农村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外来的金融组织，如果要达到名曰“支农”的目的，只需将资金批发给农村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即可。只有这样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而不是目前的水平竞争型金融安排，才能对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有一定帮助。

当然，上述的建议，还仅仅在现有体制内，做出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性的努力。如果不能改变农村发展的市场条件，就不能改变农村资金利用上的高风险、低利润格局，也无法使农村获得比城市更为优越的信贷条件，也就无法彻底改变资金流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整体框架内，在自由贸易的丛林法则下，农村经济仍会陷入在弱肉强食的状态，农村金融自然还处于无解的状态。

参考文献：

[1]安纳特・G・钱达瓦卡，欠发达国家中城市的资金引力[J]，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季刊《金融与发展》，1985，(2)：24―27。

[2]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J.D，冯匹斯克，发展中经济的农村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

[4]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5]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7]谢平，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争论[J]，金融研究，2001，(1)：1―13。

[8]周立，胡鞍钢，中国金融发展地区差距分析：1978―1999[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60―74。

[9]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2000[J]，金融研究，2002，(10)：1―13。

[10]周立，改革期间中国国家财政能力与金融能力变化[J]，财贸经济，2003，(4)：44―51。

[11]周立，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2]周立，一个农民的九年放贷史――山东湖庄调查[J]，银行家，2005，(8)：51―55。

[13]周立，由生存经济看农村高利贷的表达与实践[J]，财贸经济，2006，(4)：64―69。

[14]周立，农村金融市场四大问题及其演化逻辑[J]，财贸经济，2007，(2)：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