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内涵范文

时间:2024-02-01 18: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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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内涵

篇1

几千年来,传统草原文化一直是蒙古民族传统的标志性符码。漫长的历史岁月使现代文明生活的内容异常丰富多彩,但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今天,人们不时发现自己正处于现代文明的迷途之中。一些很富有草原民族传统文化意义的东西在逐渐失落。如果我们淡化了传统草原文化的特色,内蒙古的现代文明将走向何方?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内蒙古怎样保持其民族精髓?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现代人很多对于传统草原文化资源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有人可能会感叹传统草原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还有人可能觉得时代进步了,世界变化了,传统草原文化该逐渐退出现代文明的氛围了。更多的人却感受到一种对于传统草原文化的迷失。例如,有些地区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高速度增长,认为城市化到了什么程度,经济就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认为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就代表着现代文明程度的高低。“全球化的浪潮将吞噬和同化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城市将丧失文化的独特性,从而丧失它最珍贵的‘精神血液’。这又是一场人文领域内的城市灾难,也是一种人文和精神意义上的生态危机”。这种片面的发展其实是传统草原文化尴尬境遇的一个缩影,自然会带来传统草原文化的迷失。

二、现代文明中的追寻

(一)传统草原文化资源是内蒙古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撑

作为中华文化三大主流文化之一的草原文化,是草原游牧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和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草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风格,蕴含着现代文明赖以传承的优秀文化遗产、精神资源和思想源泉,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肥沃的土壤、滋养和启示,对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传统草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长期熏染、代代传承,使整个蒙古民族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渐趋认同,形成了一种民族的风骨和精神,使得草原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支撑和延续。

(二)传统草原文化资源是内蒙古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间断的历史过程。由多个民族相继创造、具有悠久历史的草原文化,为现代文明建设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深深植根于草原民族生产、生活实践的草原文化,既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古老的民族传统。成为迄今为止我国现代文明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源;同时又以饱含现代文明内涵的丰富内容。融入我国现代文明建设的时代潮流,是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传统草原文化资源是内蒙古现代文明的特色之源

对传统草原文化资源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开发、利用,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现代文明生活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过去的“文化积累”之上,传统草原文化是在内蒙古生活的人群的“集体记忆”。对于现代文明来说,一切发展和创造都是建立在对过去文化、智慧的继承和总结之上,没有记忆就没有创造。有了这样的共识,就必然引发人们在内蒙古现代文明进程中竭力保护传统草原文化资源的渴望与努力。

“历史文化是城市发展之‘源’,城市化是发展之‘流’。我国城市应当‘源远流长’,才是健康的持续发展之道”。地区特色制约其文化定位,文化定位体现其地区特色,而文化定位一旦形成又必然会强化地区特色。这种特色有利于地区个性的培育、形象的树立、魅力的增加和品位的握造。现代文明不应该只是建筑的叠加与罗列,不应该只是道路的延伸与交叉,而应该体现出自然环境、建筑艺术和人民素质的和谐结合,应该体现出这一地区的传统风情、现实生活和文化创造的和谐共生。

三、传统与现代的和谐

(一)传统草原文化与内蒙古现代文明共存互补的可行性

传统草原文化与内蒙古现代文明的共存互补作用对于建构现代和谐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源。奠定了现代文明厚重的根基;另一方面,它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多彩多姿的民族形式,推动现代文明的多样化发展。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为其日益严重的社会混乱深感不安时,开始在东方文化中寻找救世的良方,就是这种共存互补可行性的范例。

传统草原文化与内蒙古现代文明共存互补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中,草原文化所蕴含和揭示的生态文明意义是十分突出和显而易见的。比如,草原游牧民族为了防止草场的超载使用,将可利用的草原划分为四季营盘,以减少对草原原生态的破坏。传统的游牧、轮牧、休牧。实际上是一种对草原自然的生态恢复的科学理念和做法。当我们以历史的目光来审视北方的草原生态屏障时。不能不对草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内在要求有更深刻的历史感悟。

传统草原文化与内蒙古现代文明共存互补还具有重要的现代文化意义。自古以来,内蒙古就是民族聚居、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地区。一部草原文化史本身就是一部多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繁荣、携手进步的历史。统计资料显示,在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至今留下了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样的文物古迹,现已查明全区不可移动的文物古迹共有15万余处,馆藏文物50万件,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6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8处。这些珍贵的文化宝藏是内蒙古草原历代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其中,最为精华的当属民族建筑的精华。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寺庙古塔很多都忝待抢救维护。在现代文明发展中追寻传统草原文化资源的现代文化意义也由此可见一斑。

(二)传统草原文化与内蒙古现代文明共存互补的实践性

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还表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草原歌舞在各地风靡,草原风情吸引了众多的目光。红山文化等文化遗址见证了草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蒙古族无伴奏合唱和民族歌舞摘得国际乐坛上的金奖,乌兰牧骑走遍中国大江南北,草原的乳、肉、绒等产品享誉国内外。这些实践活动展示了草原文化蕴涵着的无穷魅力,增强了世人对于草原文化重要性和深远影响的理解和认同。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草原文化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草原文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对于各地、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吸收和走向世界的升华,并以此成就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

(三)在对传统草原文化资源的追寻中去发展内蒙古现代和谐文明

对草原文化来说,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草原文化与经济全球化具有互动性,一方面,草原文化可以通过发扬绿色生态传统来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另一方面,应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将草原文化推向经济大潮中,树立“创意经济”意识,积极延伸草原文化的内涵。在内蒙古的发展中,应树立向文化大区转变的观念,树立传统草原文化资源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内蒙古的文化标识和地区特征。内蒙古与其它地区的不同不是在于地区功能,而是在于文化传承与文化底蕴不一样所形成的地区特色、地区风格。内蒙古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更要有传统草原文化作为底蕴、内涵和资源,这样。内蒙古的现代文明建设才有生命力,才可以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篇2

论文关键词:鲁迅 沈从文 现代性 内涵

论文摘要:在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的格局下,鲁迅和沈从文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的完善中去。鲁迅站在现代文明知识体系的立场上来批判传统,要求该“改造国民性”和精神解放;沈从文则一种“反现代文明的现代性”的姿态,希望以自然人性来实现民族精神重造。尽管关注视角不同,但殊途同归地为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发轫于启蒙时代的现代性,因其优越的现代化文化,对中国近代及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1](P4)中国文学也从那一时期,顺应时展变化的律动,开始了现代转型。但是,由于现代性自身内涵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故而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也呈现出来了不同的范式。本文试以鲁迅的《故乡》和沈从文的《丈夫》为例进行比较,来探讨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体现样式。

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鲁迅无疑是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狂人日记》的写作到创造和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四大模式,可以说鲁迅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不过,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却并非止步于鲁迅。马泰·卡琳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曾这样说道,“现代性(常常被视为理性)的双重冲突——一方面是同传统,一方面是同它自身(或同一种对立的对抗现代性)——所导致的那些悖论。”[1] (P337)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和沈从文可能恰好发展了现代性的这两个分支。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是启蒙,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制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构成了是中国现代文学主导性启蒙潮流。”[2](P2)鲁迅的文学创作呼应了这一历史要求,他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索和“改造国民性”的探索实践之路,从而也使国民性话语成为“一个现代性神话”。《祝福》正是这一思潮下的产物。

《祝福》中以年关之夜从外地匆匆回到故乡鲁镇的“我”为视角,展开了整个故事叙述。文中的“我”显然是一个“现代化”的、拥有现代性精神资源和话语体系的“外来者”,尽管鲁镇是“我”的故乡,但“我”所接受的文化与环境与鲁镇势必迥然不同,所以才会对鲁镇的守旧和封建有更为直观的感受,才会对鲁镇的陈腐感到更深层的悲哀!

常年在外生活的“我” 与遵循中国封建思想和传统礼教的鲁四老爷自然毫无共同话题,所以鲁四老爷一见到我,除了寒暄就是“大骂其新党”。鲁四老爷对新事物——或者说是非传统事物的敌对情绪,还有鲁四老爷书房中的陈抟老祖写的“寿”字、《近思录集》、《四书衬》等,让“我”看到了一个国民性的非现代存在——一个沉浸于传统文化而自得其“恶”的老者形象。

而在河边遇见祥林嫂,无疑给了“我”更大的刺激。当“我”看见祥林嫂从一个“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脸上有些白胖的女工,变成如今头发全白、瘦削不堪,乞丐般的形容时,大为震惊。但是,这样的祥林嫂却把“我”视为一个“见识得多”的出门人,神神秘秘地来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等问题,所以“我”才会有“诧异”、“悚然”、“疑惑”、“吃惊”等反应。形如枯槁的祥林嫂关注的并不是现实自身的温饱问题,而只是对地狱有无深怀恐惧,封建宗法和传统礼教制度对她的迫害程度可见一般。也因此,“我”才会从祥林嫂那“间或一轮”的“瞪着的眼睛的视线”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悲哀;才会在得知祥林嫂在年关之夜死后依然被四叔大骂为“谬种”时,发出“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的喟叹。

以有着现代文明价值体系背景的“我”为视角,来观看、反思鲁镇,无论是讲理学的四叔,饱受磨难的祥林嫂,伙同祥林嫂的婆婆逼祥林嫂改嫁的卫老婆子,主观帮人但客观是帮凶的柳妈,还是鲁镇上消遣祥林嫂的众人……在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和精神文化浸下的中国国民的素质、精神和状态的非现代性皆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奴役下所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种种“国民性”的病象和弱点也得以发掘和呈现。

如果说鲁迅是在“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以启蒙者的姿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以西方现代性精神文化作为启发国民觉悟和改造国民性的良方,那么沈从文则开出了另外一张改造国民性的药方,他以田园牧歌的形式走出了一条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道路。

沈从文认为,“西方、现代和城市在腐蚀败坏着民族的‘德性’,生成着病态的个体人格和整体的国民性格,致使民族失去活力,陷于萎靡不振,而民族固有的优美健康的品质与德性,存在于远离现代文明和城市的乡村边塞和乡民边民身上”,[3](P36)所以才有了沈从文笔下的那个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宛若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那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那里,即使“出现了有如‘觉醒’、‘抗争’之类的事情,打破了固有的宁静平和,也不是‘阶级意识’或‘阶级斗争’使然,而是人性阻遇引起的小小波澜”。[3](P137)《丈夫》就是这样的一曲人性的牧歌。

篇3

关键词:儒家文化思想;现代园林;景观设计

园林景观历经了长时间的发展,儒家文化思想始终贯穿于整个设计中,即使在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依然没有消亡。目前,我国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理念虽然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儒家文化始终渗透其中,例如,著名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就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从儒家文化思想的角度来看园林建设结构,可以从审美本质、功能以及形态3个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古代园林设计处处蕴含着儒家文化,到目前为止,现代社会文明越来越发达,园林景观设计也凸显了这点,但依然融合了儒家文化精神,使社会文明与儒家文化充分融合于建筑风格中,使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1从审美本质分析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通过对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进行系统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审美本质可以用2个词语表达,一是“比德”,二是“悦心”,从某种角度而言,其是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从古至今,在儒家文化的思想体系中,主要的审美基础是道德,人格伦理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理念,这在大自然中得到了很好地彰显。特别是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赋予自然植物人的精神,是对人格魅力的一种认可[1]。例如,在现代园林中经常见到梅、兰、竹、菊这4种植物,被称为植物4大“君子”,从设计中可以看出,不论在形式或是底蕴,都蕴含着道德的本质。这几种植物的精神可以从历史众多的文人笔下看到道德精神的存在,如对于竹子坚韧的品质进行了歌颂,原诗句为“大雪压青松、青松挺又直”。从这就可以看出,现代园林的设计利用了象征手法。同时,园林景观设计满足了观赏者全方面的需求,更是让观赏者达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获得一个悦心的认知,而这也充分体现出了儒家文化思想。

2从审美功能分析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从审美功能的角度来看,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要求达到成于乐而游于艺的高度,这就充分体现出了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儒家成德思想理念除了体现于园林景观的审美上,还体现于其审美功能上。园林景观具有很大的乐趣,不仅可以体现于精神中,还可以体现于园林功能中,以感性的视角来看,孔子用“兴、观、群、怨”4个词语进行总结。其中“兴”主要是表达人们内心对园林景观的感触,“观”主要是表达人们对景观的欣赏,“群”主要是表达人们表现出来的感情,“怨”主要是一种与群相反的情感[2]。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讲究的是一种美的意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是让整体的设计给人一种朴素简约、随形就势、轻巧淡雅等感觉。例如,在山顶上设计而成的小亭,它本身是给人提供赏景、休息的一个地方,但是人们从低处仰视小亭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凌空欲飞之势,观赏这座小亭可以唤起人的某种感情,而人的情感可以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很大影响,这就产生了社会作用。从这就可以看出,孔子对于艺术功能的论述与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规律是相似的,因此,儒家文化思想深深额蕴含于现代园林景观的意境中。

3从审美形态分析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从审美形态的角度来看,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充分显示出了“乐而不,哀而不伤”的理念,这也是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一个体现。正是结合了儒家文化思想,现代园林景观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设计特点,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2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和:人和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理念,主要是指人和自然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第二,乐和:主要是指柔和婉转的一种审美乐趣。将这2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即为中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庸之道,这是孔子提倡的一种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当前我国现代园林景观与古代建筑风格发生了较大变化,慢慢融合了一些现代文明思想,但是整体上依然给人一种含蓄婉转的感觉,并没有脱离儒家文化倡导的艺术理念。

4结语

我国园林景观设计一直以来都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现代园林景观虽然融合了一定的现代文明思想,但也渗透了儒家文化,不同文化的结合使得园林景观更加具有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了园林景观价值。从当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情况来看,儒家文化思想主要是体现于其审美本质、审美功能以及审美形态3个方面,使得园林景观给人一种独具特色的意境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洁,李志民.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基因[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10)

篇4

关键词:沈从文 反现代性 理性 乡村 人性

“现代性”一词源于西方,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思潮有关。从观念层面讲,包含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等。“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并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特征,具体表现为现实原则、理性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是现代性的精神落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过于强调理性压抑了人内心的感性;社会道德体系因资本主义的物欲横流而被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遭到重创,随之而来的就是“反现代性”。“反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怀疑、担心甚至抵牾,虽然同样关心人的解放,但不相信现实和理性原则能解决问题,而是在这之外去寻找别的途径,这条途径往往由理想和传统铺成。“反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非理性、主观性、形式主义、反传统以及极端个人化。“现代性”和“反现代性”并不是简单的对立,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现代性”是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发展和延伸的,没有现代性的觉醒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反现代性。

沈从文,这位来自湘西的“乡下人”,以他抒情的笔调和独特的文化视角构筑起充满魅力的“湘西世界”,表现那里永恒不变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以其特有的文化立场,用“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的全部丑陋处”。在批判现代文明的过程中,着力寻找美好人性,重塑民族道德。重塑民族道德与“五四”以来国民性改造的现代文学主潮相适应。在现代文明的浪潮中,沈从文一方面赞赏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的觉醒,另一方面批判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以“现代性”为出发点,继而批判“现代性”,在作品中流露出“反现代性”。他作品中的“反现代性”并不是绝对的非理性、形式主义、极端个人化,而是与“现代性”相渗透,表现为有节制的理性、返归传统、人道主义精神,等等。

一、有节制的理性

在沈从文看来,理性用于对现实背后的爱和美的发现。他用理性去关照和表现生命形式。作为“京派”一员,沈从文骨子里还有浪漫主义的因素,与理性相结合,形成了有节制的理性。现代性以理性精神为核心,但理性之外的非理望、情感也是现代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沈从文经过五四现代文明的洗礼,并未遵照现代主义的原则去解剖旧文明的顽固与丑陋,而是以冷静之笔注意到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将自己的满腔热情倾注在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之中。

这种有节制的理性表现在沈从文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八骏图》的主人公达士先生到青岛大学任教,结识甲、乙、丙、丁等教授,发觉他们都患有性压抑的病症。达士自诩为精神高尚者,义正言辞地奚落其他教授,不想一位漂亮女士留在沙滩上的一行字,竟让他心神恍惚,内心难以自制,遂向未婚妻扯谎,推迟了见面时间。达士心口不一、道貌岸然,无法控制他内心的欲望,内心的战胜了理性。沈从文批判和反对这种无节制的理性。

《主妇》写一对夫妇在结婚三周年时,相互反思他们的婚姻应该如何在现实生活和理想人生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妻子回忆恋爱经过和婚后生活,感到一切都安稳幸福,然而幸福对男子来说并不是一切,丈夫觉察到潜藏在婚姻背后的危机,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他产生了审美疲劳,对婚姻的忠诚限制了他的想象和激情,他想要追求“爱”和“美”,可婚姻束缚了他。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但又认为“既不能超凡入圣,成一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尊重一个事实。他“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忠诚的美丽”“勇气与明智的美丽”重新找回了“尊严和骄傲”“平衡感和安全感”。这是沈从文所赞成和推崇的,既要有情感和欲望,更要用理性节制情感,感情泛滥了,规则就乱了,因此,他希望可以做到有制的理性。

沈从文在讴歌湘西原始生命力的同时,他对自由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他明白,单靠张扬原始生命力无法达到人性的理想状态。在对都市文明与湘西世界的双重超越中,沈从文试图在理性自律与感性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探求一种新的符合未来理想社会的人性形式。

二、返归传统

为了构建他理想的人生形式,沈从文将目光转向了传统,他把返归传统当作是对现实的改造。乡村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传统,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将传统的乡村城市化的过程。沈从文多次表明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他总是以一个乡下人的立场去打量周围的一切。他认为乡下人身上有着城市人所没有的爱和美,自然和善良的人性。乡村是人性理想的栖息地,呈现出一种“原始性”的特点,其中存在着原始的古朴道德和美好人性。

沈从文出生于湖南边地湘西凤凰县。这里地处湘、川、黔三省的交界处,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多山,多水,风景优美,与世隔绝。《边城》《长河》《萧萧》等作品都以乡村为背景。景物描写在作品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灵动的山水风物与人相处和谐,浑然一体,物与人形成一种并列呈现的关系。如《边城》中的水码头“茶峒”“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在这里,人与自然合而为一,令人神往。他的笔下,还有白塔、渡船、长河、碾坊等美丽的景物;有美丽、朴实、天真、善良、恬淡自守的湘西女子,如萧萧、媚金、三三、翠翠、夭夭等;有健康、温柔、多情、雄强勇武的男子,如柏子、豹子、五明、贵生、天保、摊送等。村民淳厚、热情、重情重义,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和谐,宛如一个世外桃源。

民族性也是沈从文一直强调的。一个民族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累积过程,有自己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和丰富的历史底蕴。因此,传统中也包含了民族性。沈从文希望能重建民族传统,发扬民族精神。沈从文在现实社会中看到了国民性的弱化和异,甚至消失,因而他希冀在湘西环境里寻找某种自然、健康的生命形式。《雪晴》《渔》《早晨――一堆土一个兵》《黑夜》等作品里,在描绘血腥、残酷的故事同时,也展示了湘西民族中某种神性的生命力和意志,推崇刚强勇武的英雄道德,以及理想的强者精神与灵性,张扬一种激越的情感和坚韧的意志品质,意图重铸民族灵魂和强化民族品格。

三、人道主义精神

以爱和善为主体,体现人道主义同情、宽容和博爱,达到精神的崇高和人性完美,这就是沈从文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道主义具有世俗人道主义特点,如“从人性、人道的立场出发,以善和爱为核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存、生命、自由、尊严、权利和价值”,还具有宗教式的人道主义特点,带有神性。

《边城》的老船夫善良、淳朴、厚道,不论刮风下雨,无论白天黑夜,他都任劳任怨,守在江边,为着急过河的人们服务,他总是很热情地对待每一位过客。渡客感激他,把钱放在船板上,老船夫总是塞回给渡客,实在不能推辞,他就用这些钱买了草烟、茶叶,放在船上免费供应过往的客人。翠翠也继承了爷爷这种善良的品行,她天真活泼、善良纯洁,像一汪没有被俗尘侵蚀的水流一般,清澈明净,不掺杂一丝杂质。翠翠向往美好的爱情,对爱情忠贞不渝。在这片净土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和谐。没有繁琐的法律条文,没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没有严苛的礼法束缚,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这就体现了人道主义思想中的“博爱”思想。《边城》里的人物,大多重义轻利、诚实守信,即便是,也要比城市中人更值得信任。老船夫善良、厚道、朴实,可以说是作者理想中人物的化身,他身上散发出了一种神性。

沈从文的作品包涵着丰富的人道主义色彩,除了《边城》,《萧萧》中也表现出这种人道主义。但沈从文慢慢发现,人道主义无法解决现实中诸多问题。《萧萧》中沉潭、童养媳等民俗的背后是乡民的愚昧和礼法的残酷,人性并不一定都是善的,背后也潜在着恶。《巧秀和冬生》中,巧秀的母亲被沉潭时,一群“看戏”的人不假思索附和,督促着快点行刑,“在纷乱下族中人道德感和虐待狂已混淆不可分”。这是人性黑暗面的激发,无关系的人觉得事不关己,不求情,不宽恕,有关系的人心中暗自盘算着小寡妇死了之后,可以分得她的一份家产。《萧萧》中萧萧和花狗的私生子牛儿娶童养媳时,萧萧抱着新生儿毛毛在屋前看热闹,新娘比牛儿大,在花轿里嘤嘤地哭着,她的公公和祖父在忙碌着,萧萧当年出嫁的情形又一次上演,命运看似无止境地重复。《虎雏》中,“我”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兵从军营里带出来,想要他读书,写字,成为一个文才、德行兼备的人,但付出了很多努力,小兵还是没有脱离原来那种勇猛的野性,伙同他人杀人,逃跑了。作者为什么要把小兵带到都市里,强加给小兵不愿意学的东西,为什么小兵会杀人,这一切,都反映出沈从文人道主义精神的某种匮乏。

四、主体性凸显

主体性作为现代性的内涵之一,它的生成是个人脱离自然状态,理性觉醒的标志。对于任何一个“现代人”来说,主体的觉醒都是其现代性的根基。作为一个现代作家,沈从文的现代性正是基于主体的觉醒――对自身生命的发现与生命价值的寻求之上的。少年时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使他养成了鲜活灵动的想象力与思维方式,形成富有生气的个性心理意识。成年后,现实的残酷,人民遭受的苦难,激起他的震动与悲哀,他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进入文坛之后,这种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主要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不矫揉造作,不弄虚作假,真诚善良、忠实可靠、淳朴厚道。沈从文以“人性”为切入点,以湘西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审美现代性想象,这种想象植根于沈从文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表现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对于本民族现代化发展的自由想象和清醒反思,他以“反现代性”的姿态完成了自己“现代性”的构建。

现代性强调和肯定人的感性经验,重视人的主体性,要求凸显生活中的审美精神,这是它与启蒙现代性相通的部分,与启蒙现代性一起展开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社会制度的批判。现代性将审美提到本体的地位,又对感性经验以外的一切事物进行质疑和批判,对启蒙现代性信奉的现代文明、科技理性进行批判与反思。现代性的这种双重批判功能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得到了丰富的艺术体现。在《月下小景》中“权”的荒诞习俗,女人要把处子之身献给第一个男人,才能与第二个男人结婚,这种习俗将一对忠贞于爱情的恋人逼上了绝路,两人双双殉情自尽,捍卫爱情的尊严。《巧秀和冬生》中巧秀的母亲守寡后与人相好,遭到了族法的处罚,在这处罚的背后是族人对其家产的算计和族长的公报私仇。这些作品中体现出的批判立场无疑是与启蒙现代性的价值立场相一致的。封建礼法是权利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扼杀了人性的正常需求,禁锢了生命的健康发展。但是启蒙现代性所依托的现代文明、科技理性却在无形中造成了“人”的缺失,沈从文的理想家园是在乡村与都市的两相对照中构建的,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在制造丰富物质的同时,扭曲、异化了人性,相对于乡村人与自然的平等相待、和谐相处,都市中物质驾驭了生命,人沦为金钱的奴隶。

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植根于湘楚文化的土壤,融合自身独特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以人性为切入点,揭示出人性与现代文明的对抗性,通过湘西理想家园的构建,激励人们寻求生命诗意的栖息地。在“五四”启蒙下,进入城市寻求生命价值的沈从文,目睹了城市生命的堕落,开始思考民族生命重造的出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现代生命观。他主张理性与感性相结合,形成有节制的理性,返归传统,在乡村和民族精神中寻找人性的美好,重建民族魂,在主张人道主义的同时,又表露出某种人道的缺失,从中凸显主体性,共同建筑了沈从文的“反现代性”。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4.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篇5

[关键词]湘西小说,生命叙事;自然人性;诗化

沈从文是中国20世纪文坛上的特异现象。他艺术创作的全部归宿,就是不倦地表现各种生命形式,探讨着生命的简单与复杂、偶然与必然、生命的庄严与价值等重要命题,寄托着他“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实现民族品德重造的美好理想,在叙事形态上呈现出独特的个性。

沈从文自称是一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乡下人”的人生哲学和真挚情感,使他总是从湘西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体验和感悟生命,形成独特的生命价值观。他认为,生命具有一种超越性的内在本质,引导着生命向上发展,具有永生的意义和永存的价值。因此,他以独特的生命意识烛照边城,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小说叙事的出发点和终结点,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相契合”的理想生命形式,赋予其艺术世界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

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沈从文刻画了城里人和乡下人二类人物系列,形成彼此参照的异质世界。在他看来,那些生活在大都市的所谓“城里人”虽饱读诗书,但在市侩观念支配下,生命和情感失去了自然本性,剩下来的只是对金钱和物欲的膜拜。他们胆小怕事,虚伪做作,对人对国家毫无感情,对事业对民族毫无信心,表现出生命的萎缩与腐烂。在《有学问的人》、《八骏图》、《绅士的太太》中,作者以讥讽揶揄的笔调,描写了一幅都市群丑图,对他们聪明与虚伪共存,大度中含有自私,文明中见出肮脏,自大中透着怯懦的“阉寺性”的人生表现出深深的鄙夷和厌弃。而边城的“乡下人”则超越现代文明的道德拘囿,有着与自然相契合的人性和生命之美。在他的笔下,“自然”不是指作为山水景物的自然,而是指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然――人性。他将自然人性作为信奉的自我宗教,倡导一种自由、率真、富有活力的生命品格。因而,边城虽然偏远,却独具一种未被浸染的自然状态的古朴美。小溪、渡船、满山的绿竹、溪边的磨盘,还有空中缭绕不断的动人情歌,古朴纯美的自然与神秘幻美的湘西人生水融般地糅合在一起。柏子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感觉世界中,他的生命来自自然,因而在自然中获得了自身的满足。《边城》中祖孙二人更是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古朴民风相契合,养成了自然化的人格。在这里,无论是船夫、农人、军人还是妓、土匪,大多与自然相交融。他们重义轻利,守信自约,勤勉慷慨,乐天知命,“从容地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

这种自然生命形态还表现为两性关系的描写。借助于湘西地方巫卜文化的流风余韵,沈从文创造了一个富于浪漫情调的人性与世界。勇猛、潇洒、高贵的美男子龙朱因没有爱而感到生命的黯淡和生活的空虚,并用真实热情的歌声赢得了爱情,重又享受生命的快乐。《神巫之爱》中的神巫,为了心爱的姑娘,毅然抛弃神巫的至尊地位,甚至“即刻下地狱也死而无怨”。《雨后》则描写青年男女四狗和阿姐雨后在草棚里相悦的情景。粗俗的语言,大胆的亲昵,确有几分放纵,却更多的是天真与生命的自然之趣。显然,“乡下人”生活在真实的情感世界里,保持着未经污染的裸的、自然的灵魂,粗野愚昧但素朴傈悍,显示出一种“生活的真与的美”。

沈从文还极力张扬一种雄强勇敢,充溢着强悍热情的生命活力。在湘西,无处不流溢着生命的元气,无处不夹带着野性的狂风。一伙穿着满是油污邋遢的汉子,合着歌声的节拍,挥舞着强健有力的手在空中不停地上下翻飞。(《阿黑小史》)河里桅上一群毛手毛脚的船工,唱着粗俗的情歌,在险滩激流中飞驰而过(《柏子》)。还有那个冒着生命危险与狱中女匪苟合,私情败露后凛然从刺刀下走出牢门的军人以及敢恨敢爱,敢打敢拼的虎雏,他们身上都充满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昂扬向上的野性生命活力。正是从这些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中,沈从文发现了实现民族道德重造和振兴的基因,希冀“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沈从文的创作,鲜明地表现出深邃的历史视景。他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从表层上表现为文明与自然,乡村与都市,现代与传统的激烈冲突和对立,但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取向,即对传统儒家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批判。

作为一个由乡村步入都市的“乡下人”,沈从文到处发现城里人不愿、不敢、也不能发现的导因于“礼教”、“知识”、“理性”的各种病态和变态。认为:一方面以孔子及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绵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早早的就变成爬虫类中负甲极重的恐龙,僵死在自己完备的组织上。”。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在带来都市畸形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蝗虫”。这些蝗虫的“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不表示对自然之违反”,让人从中“见出社会的拙相与人的愚心”,人与人之间虚伪、矫情、自私、势利,生命的活力与率真被消解,对生命个体和民族国家造成极大危害。目睹一个古老民族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双重重压下,“民族品德的消失”,“人性”的堕落,沈从文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认为如果不能在全民族中重建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这国家还想现代化,能现代化?”因此,从拯救国家和民族出发,沈从文迫切希求“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以实现“民族精神的重造”。

基于此,沈从文坚持不懈地抨击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束缚和破坏,并将目光投向湘西。在这里,他不仅看到“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而且发现了尚存留的那些“极端土地性的人物”。他将梦与实相融合,努力从湘西的荆楚文化遗迹里发掘和表现一种自然、活泼,充满强力的生命形式,从而建构起以南方的荆楚文化为参照系统的理想社会,并与畸形、充满狡诈虚伪的都市人生相比照,试图通过历史发展中人性变异的共时性比较,讴歌完美的人性;从乡土中寻找个人和民族生命的“根”,以救治封建礼教和现代文明所造成的国民的内抑制和各种病态,为那个时代提供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独具特色的重造民族品格的现实途径,寄寓其富有前瞻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特想象,表现出一种“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为古老的中华民族输入“健康雄强的人生观”的强烈愿望。

基调是作品自始至终的主旋律,是作品的精神内核。沈从文清醒地看到在偏远的纯朴乡土世界里,一切都面临着挑战和破坏,“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 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农村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也“几乎快要消失无余”,对此他感到一种痛楚的悲凉。但他从不大喊大叫,或者把自己的愤怒化成血泪点缀在作品之中。相反,他只是平静地叙述,不分析,只画“画”,甚至在表现一个痛苦灵魂的时候,有时还“有意作成乡村幽默”。他说,“应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表现”,然而在那朴实的文字中却隐伏着作者强烈的痛苦之情,形成一种浅笑下深远的悲哀的内在旋律。《柏子》主要描述水手柏子花净冒性命风险挣来的血汗钱,与其相好的相会场面。作者以赞赏的笔调描写了这种粗俗情爱中那充溢的生命的美和热情,歌颂他们直率而赤诚的美的人性。但是,作者也看到这种情爱在穷困和愚昧的挤压下,变得扭曲而畸形。在《柏子》结尾,作者写道:“柏子从跳板上摇摇荡荡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没有任何感叹,平白质朴地叙来,但是却令人感到那赞赏笔调的背后,流动着深沉的悲哀和怜悯之音。

另一方面,沈从文坚持从理想的高度以罕见的热情和特有的创作方法,在人事关系中寻求着梦的现实,表现一种素朴、自由、勇敢、雄强的理想人生形式,以此作为对现代文明的反拨与补偿。他的“乡下人”自然中透着豪放,野性里饱含人情,不虚伪不怯弱,使湘西世界勃兴着生命的强力,闪烁着自由人格的光辉。这给他的作品带来一种似喜似怨,微笑中蕴含着悲凉,平淡中奔涌着热力,悲悯与希望相混合的独特审美意蕴。

沈从文打破传统的陈法旧章,无意于精心构筑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而是有意识地导入诗和散文的因素,以清新古讷、自然隽永的笔触,将浓郁的边地风情和秀丽的山川景物融合为一体,在柔缓、纡徐的抒情中,实现意象的流动,流溢出清越和谐的田园牧歌情调。

沈从文小说具有强烈的主彩。他高度重视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强调通过片断和场景的描绘、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调和等多种形式表现作者对人生的诗化感觉,使小说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边城》、《长河》等小说,淡化小说情节,削弱叙事因素,着意描绘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历史沿革,造成一种浑然一体的湘西地域文化景观,烘托故事氛围,抒发作者对湘西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的赞颂之情。其中,很多章节甚至可以当作散文来读,章与章之间的联系也很松散,将它们连缀在一起的是一种前后呼应的湘西特有的精神氛围,小说独异的整体氛围与生命探索主题达到了和谐的统一。但是,作者极少采取郁达夫式的主观情感的强烈宣泄,而是将情感隐藏于人物命运的演变和特定环境和场面描写之中,情感表达含蓄蕴藉,委婉凝重,表现出一种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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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 价值体系 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3-0386-01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世代形成、积淀,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而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文化,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

一、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作为人类精神传统和价值传统的文化形态,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理解。

1.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遗传基因。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登认为:“社会遗传即文化”。就是说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遗传基因,没有传统文化,也就没有现实社会。反过来讲,传统文化是引导社会合理发展的最终准则。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从一种广泛的人种学的意义上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所有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因此,人类社会是人类文化的体现,文化传统对现实社会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

2.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存在根基。美国文化学者希尔斯在《论传统》中所云:“传统是新信仰和行动范型的出发点,就是其注脚”。在希尔斯看来,一个社会离开文化传统,也就离开了前进的方向和行动的准则。一个民族的文化品质,是在文化传承中确立的。英国当代学者吉姆・麦克盖根讲:“文化指形成意义的实践和习俗。”没有特定的文化传统,也就没有特定的文化形态。丧失文化传统,也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退场。

3.传统文化是人类的终极身份证。人的社会属性来源于文化属性。因此,传统文化是人作为有思想的动物的源价值和终极身份证。中国五四思潮中的个性解放精神,就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狂捐品格相关联。郭沫若就十分倾慕屈原放浪不羁的诗风。现实总是对作为社会深层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的折射与回应,而具有高度精神遗传特征的人类,无论如何是不能彻底超越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的。上个世纪初,罗素就向世人急呼:“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罗素的呼吁是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高度。

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目标集中表现为对“内圣”和“外王”的追求,即成就道德人生和建立道德社会;“修身”和“德治”是其主要的文化价值手段;“礼”是传统文化价值规则体系。

“内圣”指的是理想的道德人格和道德理性。“外王”指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事功。在儒家总的价值趋向中,“内圣”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学》篇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手段,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所提出的“修身”旨在达到“内圣”之境,治国平天下属广义的“外王”。 “内圣”而“外王”的过程就是从“修身”到“德治”的过程,是道德向政治生活扩充的过程。伦理道德政治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鲜明特点之一。孔子早就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朱熹更将王道、德行的价值调控作用从政治扩大到历史、生活等广阔领域。他说:“古之圣人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又说:“能行其道,则不必有其位,而固己有其德矣”。这样的人,“用之则为王者之佐,伊尹大公是也;不用则为王者之学,孔孟是也”。从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当“德治”不能发挥作用时,便会辅之以“刑”,“以刑配德”,“礼正其始,刑防其失”。“德”、“刑”两手并用,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手段系统的重要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种“礼治”文化,“礼”是传统文化价值规则体系。 “礼”规范、约束着人的行为,维护着社会对道德的追求,成为“成德”、“治世”的有力保障。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冲突中的价值意义

当代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文明的畸形膨胀与传统文明的倾覆。人类文明由两大形态构成: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外显,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内涵。从这个意义讲,精神文明决定着物质文明。而人类的精神文明又由两大范畴组成:工具理性与价值传统。工具理性决定着人类生存实践的智能水平和物质进步,是人类物质生产的重要保障;价值形态规范着人类的社会行为和道德情操,是社会和谐、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社会,以工具理性为基本要素的现代文明的泛滥,使长期以来作为人类社会行为准则基础的价值传统正在坍塌。两大精神形态的失衡,必然带来社会的振荡。

西方一些独具慧眼的学者早就意识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失范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并试图开出补救药方。希尔斯在《论传统》中宣称,后现代社会的任务,就是“将某些启蒙传统与启蒙运动后继人试图加以抛弃的某些传统结合起来。”

事实上,现代文明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应有的满足与和谐。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高技术带来的发展不平衡与反差,又由这种不平衡与反差引发出持续的利益冲突和强弱对立,以及财富带来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公,然后又由此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与社会冲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的价值范畴中去吸取有利于当代社会健康发展的价值精华就尤显重要与急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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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旭鹏.文化想象c“欧洲观念”的建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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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政策研究[A] .陶东风.文化研究精粹读本[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83.

[7]郭沫若.论诗通信[A].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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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决定着我一生与传统文化结下了深厚情缘,从小时耳濡目染的民间山歌、民间艺术、民间建筑,到今天自己已不知不觉地扎根于传统建筑的设计舞台。随着岁月的轮回,这枝根须仍在不断延伸,无以自拔,无论走到哪里,我总会被哪里的传统文化氛围深深地吸引着:一缕炊烟,一曲山歌,一帘花窗,一尊饰品,一片黛瓦,一面粉墙,无不让人留恋忘返。

我经常自问:我是否已在远离现代文明?其实,静下心来思考。又有哪一种现代文明不是牢牢扎根在传统文化之上昵?许多现代建筑的构图、色彩、虚实关系,特别是现代建筑中的“三段式”构图,均深深地烙下了传统建筑的印记。参加工作整整二十年,在设计传统建筑的同时,自己也设计了不少现代建筑,其实,设计思路是相通的,形式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不同的建筑形式只代表建筑师不同的情感,只要得体,形式是不应受到局限的。

通过这二十年的学习与实践,自己基本完成了从以模仿为主到灵活运用,从建筑外形到实用功能,从总体比例到细部推敲。从色彩搭配到材料选择这一整个创作过程,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建筑。过去,自己误认为传统建筑就是简单的大屋顶,甚至是简单的构件堆积,其实传统建筑有着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果我们对传统建筑的认识仅停留在建筑的外表上,那么传统建筑最终只会自然衰老,离我们远去。我国传统建筑丰富多彩,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千差万别。就拿一个简单的细部“封火墙”来说,各地的做法都大不一样,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民间艺术都影响到“封火墙”的细部设计。再如湖南地区,湘南、湘北、湘西的传统建筑风格迥异,究其原因,是因为各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不同所造成的。例如,湘西由于崇山峻岭,经济条件也相对落后,只有非常节地且构造质朴的“吊脚楼”最能解决居住问题,同时房屋的具体布局,也代表了当地各少数民族的不同信仰:湘南地区虽然多高山,但山脚却呈现平地,因此,大片的村庄便扎根在那里,并出现了大宅院,建筑艺术较湘西地区要精美:湘北地区建房条件较好,所以建筑的选址及形式均较自由。这些传统建筑自古以来一脉相承,也正在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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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品牌;历史文化;园林;工艺;精神;传承

扬州位于江苏省的中部,长江下游的北岸,江淮平原南端,自古就有苏北门户之称。扬州也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至今有2500年的建城史,从春秋战国时期到近代2000多年时间里经济繁荣,在文化,建筑,饮食、工艺等领域都十分发达。如何把扬州建设成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历史名城,城市文化品牌塑是必不可少的。城市品牌建设可以增强城市的竞争力,改善对投资环境和居住环境,还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结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扬州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方面也现了许多问题,如城市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对古建筑的开发保护不够;城市整体视觉形象不规范,传播方式过于单一等,都需要对扬州城市文化品牌进行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1 城市形象与传统文化

城市的形象,简单地说,就是城市给人的整体的印象和感受。它包括城市的道路、建筑、旅游景点、生活广场等视觉形象,也包括了城市的民俗、民风等传统文化。扬州城市近十几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的老城被拆迁或者重新打造了,道路变宽了,建筑物变高大了,城市的绿化更漂亮了……但总觉得它好像失去什么。当你再走过很多城市以后,你就会发现扬州与其他城市一样,都是柏油马路、高楼大厦;都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扬州的个性已经变得不明显了,缺乏自己独有的品牌。城市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的品牌建设的滞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化的城市几乎是克隆出来的一样,千城一面。城市文化和个性的严重缺失,也使扬州这座传承2500年的历史名城渐渐被同化、消失。

怎么才能留住我们城市的特色和差异?其实笔者觉得一座城市如同一个人,它有自己的外貌特征、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它也有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扬州老城区里有很多斑驳沧桑的老建筑,如仁丰里、湾子街,似乎很破烂了,但它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这些古老和沧桑似乎在讲述着这座城市的过去,它们就是这个城市的魂。传统文化是不可见的,但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可见的。老城区有太多扬州传统文化的载体。我们在打造扬州历史文化品牌就是要挖掘它们,保护它们。这样才能留住我们城市文化,找出城市的特色和差异。

2 扬州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和文化内涵的挖掘

2.1 扬州园林和老城区建筑的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整合。

扬州是一座园林众多的城市,扬州园林不仅具有皇家园林的金碧辉煌与高大壮丽,而且具有江南园林野趣和意境,风格兼有南秀北雄自成一派。扬州的园林规模不大,而且比较分散,很多隐藏于古城的民宅之中,园林古建筑的开发与老城区的保护融为一体。近年扬州重点打造的双东古街已经初见成效,突出了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徽派建筑特色,古街两旁店铺林立也吸引了很多游客。但影响力和规模还远远不够,老城区的开发保护没有向纵深发展,很多游客无法深入到古城古巷里面。

扬州除了双东街区还要很多古街如:湾子街、仁丰里、彩衣街等历史街区,都非常有特色有待开发挖掘。在扬州老城区的开发上应以园林、古建筑为点,古街、古巷为线,把扬州的老城区成片整合开发。还可以利用现有著名景点重新整合串联古街古巷。如游客从个园出来,经东关街到马家巷到汪氏小苑,再穿过文昌路到皮市街,过广陵路到达何园。如此一来就可以把扬州最著名的两个园林进行串联,游客在寻找园林的过程中也体验了扬州老城的市井文化。

2.2 扬州水道、运河文化资源的挖掘

扬州是京杭运河名城,运河从扬州穿城而过,城内漕运码头、水道较多。运河两岸的风光带也是扬州对外宣传的窗口之一,但扬州对运河的开发还不够深入,方式过于单一。在运河的开发上,一是要增加一些水上休闲项目,如水上的茶吧、酒吧等项目,还可以利用龙舟和戏船,开展一些民俗旅游活动和水上表演项目;二是要开发运河水上的餐饮和商贸活动,把扬州特色的工艺品、食品设置在船上,增加消费的方式; 三是打造运河两岸的广场文化,开展一些扬州文化展出的活动,组织扬州戏剧的演出,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带动地方民间艺术社团的发展。

扬州除了打造运河,还可以利用运河水系把扬州的主要景点进行串联,打造扬州运河水系两岸文化。例如,沿着瘦西湖水道,从大虹桥到盆景园,再到御码头、天宁寺、史公祠最后到个园的路线。水系两岸景点比较密集,沿途做好旅游指示标志,外来的游客完全可以自己从瘦西湖走到个园,还串联了好几个鲜为人知的景点。这种游览方式较导游组织的游览更加惬意,游客在自主的游览中更能在潜移默化感受扬州城市的历史文化文化品牌。扬州的旅游也可以从报团游转变为自驾游,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2.3 在城市的建设上突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把扬州建设成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这是同志对扬州的期望。近十年扬州的城市面貌上有了大的变化,变得更加现代化了。但在城市建设中还要更加突出古代的文化。扬州双博馆就是也很好的例子,馆呈荷叶造型,娉婷立于明月湖畔,柔畅无棱的设计与这座运河城市的水韵古秀相得益彰。再以文昌路建设为例,道路上有唐代砖塔、宋代古井、元代银杏、明代阁楼、清代衙门……号称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因此,在打造扬州道路、广场、公园等城市形象建设中,不仅要保护挖掘现有的文化元素,还要加入扬州历史文化的元素体现“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城市特色。

3 扬州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传承与保护,扩大扬州文化的载体的范围

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它们和有形的文化遗产一样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对传承扬州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珍贵的旅游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3.1 打造扬州精美工艺的文化品牌

扬州的传统工艺十分发达,它们是扬州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较为著名的有漆器、玉雕、剪纸、刺绣、通草花等。特别是扬州的漆器和玉器,历史以来一直代表着全国的最高水平。近年来扬州的工艺美术并没有得到更好的继承发展,甚至被其他地方赶超。扬州的工艺文化要与扬州的旅游景点结合重点开发,打造一批具有扬州特色的工艺品,宣传扬州城市文化品牌。

3.2 打造淮扬菜系为主的美食文化品牌

扬州菜也称为淮扬菜,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扬州的菜品形态精致,滋味醇和,并在烹饪上善用火候,讲究火功,具有南北兼容的饮食文化底蕴。另外,“扬州老鹅”扬州炒饭、扬州酱菜、扬州早茶文化等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具有深厚的饮食文化。为打造扬州宜居城市创作了重要条件。

3.3 打造扬州民俗文化为主的宜居文化品牌

扬州民俗文化蕴含着扬州人特有的精神传统、思维方式以及对美好向往,体现了普通大众的创造力。扬州特色的民俗如曲艺文化、早茶文化、沐浴文化等。扬州的民俗文化代表了扬州人生活方式。扬州这种舒适休闲的民俗文化也吸引着更多外来人口来扬州安家落户。

4 扬州城市的名人效应与城市的文化精神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借助历史名人的效应,来打造城市的品牌和文化精神。以江苏的城市为例:淮安是的故乡,在淮安有总理最大的纪念馆;连云港因为有山叫花果山,打造的是大圣故里的城市品牌。扬州历史名人众多,比如扬州八怪、鉴真大和尚、朱自清等。扬州城市品牌也借用名人效应,特别是扬州八怪,鉴真。但这些名人效应对塑造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精神还不够。前段时间有人想请“韦小宝”来代言扬州,甚至还想打建造一座以韦小宝为主题的鹿鼎城主题公园。万幸这个计划搁浅了,不然扬州历史名城的精神有要被摧残了。这种做法是很不合时宜的,“韦小宝”是金庸笔下虚构的一个小人物,经常靠着自己的运气化险为夷,因祸得福,最后大富大贵妻妾成群。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正好满足了当今社会中一些好吃懒做,投机取巧、不劳而获之徒的思想。和扬州的传统的文化精神格格不入。扬州有自己优秀的精神文化,如扬州八怪的愤世嫉俗;鉴真双目失明六次东渡的坚韧;史可法抗清誓死不屈;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气节。这些都是扬州城市精神的灵魂所在,需要我们深层地挖掘和打造。

5 扬州城市文化品牌的视觉设计

5.1 扬州城市的主题色彩

城市的主题色彩是指城市的公共空间、城市外部物体的主题色彩。城市色彩是城市品牌对外宣传的主要视觉要素,主要体现在车站、广场、商业中心、城市公共交通等户外的宣传中。如果城市没有自己的主色调就不会给人耳目一新的独特印象。城市的主题色彩要体现城市的文化传统,“春风十里扬州路”“绿杨城郭是扬州”等古诗词中都体现出古扬州的绿色。扬州是一座绿水相依、风景秀美的生态之城。扬州城市定位“生态宜居”城市,绿色成为了它的主色调。因此,扬州在城市的宣传和公共空间色彩上应该以绿色为主导,突出美丽、生态的特点。

5.2 扬州城市的视觉元素与视觉形象

扬州的名胜古建筑较多,对这些名胜古迹的形象提炼也就形成了扬州特有的城市符号。扬州常用的视觉元素有:五亭桥、文昌阁、仙鹤、运河、杨柳叶等。“五亭桥”是扬州最具代表性的园林建筑,它代表了扬州园林的北雄南秀风格的典型代表,成为扬州的鲜明符号。五亭桥正面视角为三个亭,形象神似“众”字,也符合城市符号的特点;“仙鹤”视觉元素主要源于古诗“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运河”视觉元素是因为扬州被称为“运河第一城”;“杨柳叶”视觉元素主要是因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亲自沿运河两岸河堤植柳。这些视觉元素再与中国传统的水墨、祥云、马头墙、竹叶等元素结合,充分体现了扬州城市的文化内涵。

5.3 扬州城市视觉形象的传播

扬州城市视觉形象确定后,要充分利用城市各种条件来宣传推广,如扬州的旅游景点,城市道路、广场、户外广告等都要系统规划宣传。还要在城市举办的大型经贸活动、文化体育活动中进行集中宣传。最后,还要充分利用新媒体,通过网络、电台等宣传城市文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城市的宣传作用越来越大。新媒体技术不但传播速度快,而且还可以与受众互动沟通。对城市的宣传和城市品牌打造具有不可比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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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同学们,我今天讲话的题目是:弘扬社会公德,做合格公民。

社会公德,古人将其归结为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这种公德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不断延续发展,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伦理。它不曾被历史长河的滚滚巨浪所淹灭,正证明了社会公德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

请大家设想一下,当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公德进一步发展,使"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为现实;全体公民积极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人道主义精神,助人为乐、救死扶伤、见义勇为……这样的社会将会是多么和谐多么安定啊!

但我们有时会见到一些与文明社会不和谐的现象:拦路抢劫时旁人视而不见,绕道而行;某些"白衣天使"看钱治病;当官经商的"利"字当头……面对这一切,我们热切呼唤良好社会公德的回归和重建。

今天,我们所要重建的社会公德,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同时,时展的进程又赋予了它新的内涵。这个新的内涵就是要求每个公民都必须承担起与公民权利相对应的公民责任和义务。每个公民都是家庭的一员,企业的一员、社会的一员,因而社会公德也包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公共道德。如果我们一方面责骂社会公德世风日下,一方面又自我侵蚀社会公德,社会怎能和谐?社会公德何日能重建?每个公民只有从自身做起,承担起家庭、 社会的责任这样才会好转,我们才能算是合格的公民。

老师们,同学们,现在,一座座现代化大厦拔地而起,祖国的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社会公德这座大厦也要长高长大,成为支撑现代文明的道德基础。我们只有弘扬社会公德,做合格的公民,才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

篇10

4月18日,齐鲁晚报推出伦敦奥运会倒计时100天的特刊“双城记”,两个原因:一是以北京和伦敦两个城市为主线,体现四年来方方面面的变化,二是借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名著,增加特刊的英伦特色。特刊如何体现主题?主要围绕三条主线。

主线之一:两座城市的对望

北京与伦敦,两座风格迥异的城市,带来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奥运理念,一次成功的奥运报道,必须融合主办城市的风格,从主办城市中寻找灵感。

北京是座怎样的城市?看似古老,实则现代。漫步北京街头,除了那几座建筑和几条胡同,你能感受到的,只有抵挡不住的现代化气息。

伦敦则正好相反。作为世界知名的时尚之都,伦敦的骨子里却流淌着古老的传统,城堡、教堂、博物馆、小巷,到处都是中世纪的格调。

从北京到伦敦,奥运会又迎来一个轮回,两座城串起的奥运记忆,将是媒体报道关注的重点。

1908年和1948年,伦敦曾两次主办奥运会,奠定了伦敦在奥运史上的地位。这里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这里有声名显赫的足球俱乐部曼联、利物浦、切尔西、阿森纳,这里有最古老、最有威望的网球赛事温网,这里有享誉世界的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体育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后北京奥运时代,北京发生了哪些变化?即将到来的伦敦,我们该如何审视?

北京与伦敦,两座城市对望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媒体报道的最佳切入点。“双城记”特刊,着重讲述伦敦是一座体育名城,一座历史名城,让人们对伦敦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

主线之二:两种文明的碰撞

提起英国,人们很容易想起工业革命、日不落帝国,很容易想起文艺复兴、莎士比亚。如果说中国代表着古代文明,英国就代表着现代文明。

北京奥运会,媒体的报道如果不考虑古老的中国元素,就不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报道;同样,伦敦奥运会,如果不涉及英国400年前的辉煌,也不能称得上是具有英国特色的报道。

让时光流转,从历史中寻找报道的灵感。

刚刚过去的四年,是中国媒体高速发展的四年,也是中国体育发生重大变化的四年。作为最传统媒体的报纸,在形式上如果不能有颠覆性的变革,报道思路一定要有独到的内涵。

对伦敦奥运会,纸媒应该体现什么内涵?历史与文化是第一选择。

从北京到伦敦,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他们之间的碰撞,浓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有历史感、沧桑感是最低要求。从中国古老计时器的日晷,到世界闻名的大本钟,是一个时间维度;从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给未来的信》,到伦敦街头古老的电话亭、贝克汉姆潇洒挥腿的红色大巴,是一个空间维度。穿越时空,是文明碰撞的火花。

主线之三:一群人的见证

没有人的专题报道是苍白的。“双城记”里不能没有人的故事。

运动员是奥运会的主角,北京奥运会上那些风光无限的人,是否会出现在伦敦?正是“双城记”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有的人离开了,有的人还在坚持,这个切入点,具有连续性,是一个不错的载体。“双城记”用通版的形式,记录了诸多明星的过去和现在,见证四年间的变化,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特刊因此变得生动。

仅有这些还不够,需要有人讲述,选取的是两个代表性人物。

一个是奥运冠军王峰。四年前的惊世一吻,让王峰的爱情故事红遍水立方,此后,王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退出国家队,出任跳水管理中心副主任,然后是娶妻生子。虽然他还在坚持训练,试图在全运会上有所表现,但事实上,他已经逐渐从台前退居幕后。奥运登顶,无缘伦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亲历者,以过来人身份审视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感想是最真实的。

另一个是著名歌手谭晶。谭晶是一个特殊的歌手,她曾经参加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演出,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她是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也是伦敦奥运会的火炬手,这样的身份在艺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巧合的是,去年谭晶在伦敦举行了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的主题就是“约定:从北京到伦敦”。可以说,谭晶的讲述正好符合“双城记”的主题。

除了谭晶和王峰,特刊还选取了部分北京奥运会志愿者、英国留学生,让他们描述自己心目中的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使观点更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