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创新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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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文化；高职院校；辅导员工作；创新研究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深入发展，高职院校辅导员需要承担起新的历史任务，即辅导员工作内容要适应时展要求，要将立德育人当成工作的关键内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红色音乐文化作为一种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革命特征、时代特征和艺术特征，对于创新高职辅导员工作形式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广大高职辅导员应积极研究红色音乐文化的本质内涵，致力于探索可行性强的教学规划，实现二者有机融合，不断提升高职学生的思想觉悟，努力使他们成为品学兼优的青年。

一、红色音乐文化对高职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意义

21世纪，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击，中华文化如何在保证根基稳固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红色音乐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实践中创作的，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精神内涵，包括：革命精神、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等等，是我国独有的精神成果。红色音乐文化彰显了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红色音乐文化可以提升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俗话说，未来的竞争一定是人才的竞争。高职学生是国家和社会未来的栋梁之材，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高职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融入红色音乐文化，可以激发高职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让他们在兴趣的带领下，尽情遨游在红色文化的世界中，让他们在感官的引导下，潜移默化地学习革命先辈的事迹，培养高职学生尊敬先烈、热爱祖国的精神，让高职学生真正理解红色音乐文化的本质，提升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二是红色音乐文化可以提升高职学生的思想觉悟，培养高职学生优良的道德品质。红色音乐文化在高职辅导员工作中的应用，可以让高职学生理解音乐作品背后蕴藏的深刻含义，从而提升他们的思想觉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例如，高职学生通过学习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可以了解到时期人民群众遭受的巨大压迫，深刻体会到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反抗侵略者的愿望，通过学习革命先烈不畏艰难、挺身而出的精神，提升他们自身的思想觉悟。此外，不同时期的红色音乐文化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例如：1949年前的革命精神、1949年后的建设精神、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精神等等。高职学生不断学习先进红色音乐，可以使他们与时俱进，弘扬伟大的时代精神。三是红色音乐文化可以增强高职学生的情感体验，点燃他们对学习的热情。音乐是一种艺术形式，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融入红色音乐文化，可以利用音乐引起学生与音乐作品的共鸣，增强他们的情感体验，让他们积极向革命先烈学习，重新点燃他们对专业课的学习热情，使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日常的学习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水平。同时，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辅导员合理引入红色音乐文化，可以督促高职学生修身养性、勇于实践，继承和弘扬红色音乐文化，为祖国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四是红色音乐文化可以增强辅导员工作的趣味性，实现寓教于乐的教学目标。目前，大多数辅导员在展开日常工作时，往往一板一眼，高职学生很容易对课堂教学产生厌倦心理，大大降低了辅导员的工作效率和质量。而红色音乐文化独特的教学方式，可以有效激发课堂活力，使辅导员牢牢吸引学生注意力，从而营造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达到快乐学习的教学目标。

二、目前红色音乐文化在高职辅导员工作中的应用现状

（一）红色音乐教学资源不丰富，二者结合进程缓慢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各行各业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音乐领域也不例外。面对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文化，如流行音乐、摇滚音乐、电子音乐、蓝调等的影响，红色音乐文化逐渐走向落寞，极少有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面对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高职院校在引进红色音乐文化时，往往可选择的范围较窄，可选择的红色音乐曲目有限，只能引入几首学生耳熟能详的红色音乐作品。这容易降低学生对红色音乐文化的学习兴趣，大大延缓了红色音乐文化进入辅导员工作的进程。另外，即使部分高校愿意引进冷门的红色音乐作品，但由于这些作品的相关背景资料和音源的获取难度较高，无形中会加大高职院校的教学成本，甚至还会出现高成本、低回报的现象。这给辅导员工作的展开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二）辅导员的音乐素养不高，红色音乐教学方式不够科学

在高职院校从事辅导员工作的教师往往是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他们对红色音乐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和研究，自身的音乐素养不高，不能充分发挥红色音乐文化的优势。在实际开展辅导员工作过程中，绝大多数辅导员往往将红色音乐教学看作活跃课堂气氛的“催化剂”，也就是说辅导员会在课堂气氛低迷时播放红色音乐作品，借此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反而忽视了红色音乐对于塑造学生精神的重要性。甚至，部分辅导员将红色音乐教学看成一种教学任务，在实际展开教学时往往按部就班地播放音乐，不注重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根本无法实现红色音乐教学的目的。

（三）学生没有正确认知红色音乐，音乐审美能力有待提高

从学生自身方面来看，高职学生的整体素质往往不够高，加上他们从小生活在流行音乐、摇滚音乐、电子音乐的环境中，多数高职学生脑海里缺乏红色音乐的概念，不能正确认知红色音乐文化。此外，由于高职学生的年龄较小，对红色历史的了解不够深刻，加之他们的社会阅历不足，根本无法理解红色音乐背后蕴藏的深刻含义，这就给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大大降低了辅导员工作的效率。

三、红色音乐文化在高职辅导员工作中的创新应用策略

（一）挖掘红色音乐教学资源，打造红色音乐学习平台

高职院校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各大网络音乐平台，如：QQ音乐、酷我音乐等，深入挖掘红色音乐作品，从而不断丰富本校的红色音乐教学资源，并积极打造红色音乐网络学习平台，为辅导员开展红色音乐教学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高职辅导员在开展日常工作时，可以登录学校的红色音乐资源库，结合教材内容从中选取适当的音乐作品，对学生进行高质量思想政治教育。

（二）辅导员应该提升自身的音乐素养，积极创新教学方式

高职辅导员应该意识到自身音乐素养的不足，积极开展相关音乐进修活动，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从而用先进的教学理念引领风尚，积极创新自身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课堂教学。例如，高职辅导员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可以利用音乐情景剧、谱曲比赛、改编歌词等形式，传递红色音乐作品背后蕴藏的深刻含义，提升课堂的新颖性和别致性，达到“寓教于乐、立德育人”的教学目标。

（三）学生应该科学看待红色音乐文化，提高自身的音乐审美能力

学生应该积极搜寻红色音乐作品，学会演唱红色音乐歌曲，借此体会创作者想要传达的深刻含义，使自己能够正确看待红色音乐文化。例如，学生可以登陆学校的音乐学习平台，倾听和鉴赏红色音乐作品，深刻理解每句歌词想要表达的内涵，对红色音乐文化形成自己的认知。同时，学生还应该对红色音乐作品进行延伸思考，如：红色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相关的历史资料等等，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红色音乐的理解，还可以增加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能够向榜样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让他们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红色音乐文化在高职辅导员工作中的创新应用，符合当前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前景，是十分有必要的重大举措。高职辅导员通过研究红色音乐文化的本质和内涵，可以深入挖掘其中蕴藏的内在教学资源，为高职学生带来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此外，高职辅导员还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发扬红色音乐文化的优势和长处，培养高职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实现学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云妙婷,张新笛,刘韧.红色音乐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科学内涵和实施路径[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9,(3):73-76.

[2]李艳.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J].广西社会科学,2017,(10).

[3]骆郁廷,陈娜.论红色文化的微传播[J].江淮论坛,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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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又转变为一种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了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一、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创新的初衷和源泉

西方科学和西方文化都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这种哲学同时也是科学。古希腊自然哲学是西方科学的萌芽，古希腊的哲学家几乎全是自然哲学家。

古希腊哲学家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他们探索自然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探索自然界的本原是什么。第二，探索常见的自然现象。第三，热衷于几何学研究。如亚里士多德研究小鸡发育，准备了21只鸡蛋，每天打破一个鸡蛋，详细记录小鸡坯胎的发育过程。又比如阿里斯塔克对太阳、月亮和地球三个星球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太阳和月亮的大小与距离》。再比如欧几里得由5个公设、5个公理、23个定义，推导出467个命题，得出欧氏几何定理。

古希腊哲学家思考自然问题到了痴迷的境界。关于这一点，泰勒思掉进土坑的传说很能说明问题。泰勒思成天思考天体问题，连走路也在思考。一天掉进土坑里，被一名色雷斯妇女看见。这位妇人笑他说：你眼前的路都看不清，还去研究天上的事情［5］63。

古希腊人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使西方科学得以诞生，成为科学创新的初衷和源泉。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属于道德哲学，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古代哲人对研究自然界兴趣不大，因为他们认为“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6］，而更多关注和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无科学创新的初衷和源泉。

二、为了求知和摆脱愚昧是科学创新的本意和目的所在

古希腊人思考自然，研究自然，他们把这看做是人类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学术活动。这是由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摆脱愚蠢，显然，他们是为了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在他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7］。古希腊人的这种仅仅为了“求知”，为了“摆脱愚蠢”而从事自由学术研究，并不赋予其任何实用目的的价值取向为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

在探索自然的目的这一点上，古代东方各民族与古希腊人是有显著区别的。比如古代埃及有比较发达的几何学，但埃及人之所以重视这门学科，是因为丈量土地的需要。又比如古代中国人的天文学发达，但中国的天文学主要是为王朝政治服务的，同占星术密不可分。

在科学史上，法拉第花了11年时间研究磁生电的方法，并最终得到磁感应原理。他绝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原理会成为未来改变整个世界面貌的电气技术的基础；麦克斯韦也绝不是为了今天的无线电通讯技术才把法拉第的电磁学理论抽象化、数学化，并预言电磁波存在的；普朗克也绝不是为了今天的量子计算机、激光技术和超导技术才提出量子假说的；孟德尔、韦斯曼、摩尔根更不是为了今天的转基因技术才去研究生物的遗传现象的。事实上，西方科学的几乎所有重大成果的获得都与实用目的无关。当然，其中许多成果后来都变成了技术，有了实用价值，但那只是科学的“副产品”。

对此，科学史家丹皮尔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不幸，科学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的观念，传播到许多别的国家，科学研究的自由又遭到了危险。科学主要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如果实际利益随之而来，那是副产品，纵然它们是由于政府资助而获得的发现。如果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迟早也会枯萎而死的。”［8］

三、注重探寻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使科学创新的源泉永不枯竭

西方科学的本质在于它是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猜测或揭示［9］，而这正是古希腊理智的一个鲜明特征，并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传统沿传至今。

看一看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思想，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文化因素的内涵。赫拉克利特认为，“自然界喜欢躲藏起来”［10］26。留基伯首先提出“没有什么事情无缘无故而发生，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和必然性”［10］133。德谟克利特宁肯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亚里士多德更把认识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看做是哲学探索的基本任务。他明确指出：“认识是我们研究的目标；人们在掌握一样东西的为什么(即根本原因)之前，是不会认为自己认识了它的”［10］58。“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7］。所以，“我们必须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只能在认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后，才能说知道了这事物。”［7］古希腊人的这种注重探寻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以统一地解释某类现象的传统，经过文艺复兴后又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光大，并不断推动科学的进步。

大自然的无限，从宏观世界的广垠宇宙，到微观世界的原子、质子；从生物界的人、动物到遗传基因、染色体，这些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成为科学创新素材的宝库，是科学创新源源不断的河流。正是西方人这种热衷于探索自然现象背后原因，才使得新的科学理论层出不穷，科学创新的源泉永不枯竭。

值得比较的是，中国没有这种文化因素，所以中国传统科学不具备探索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本质。中国传统科学偏重于对自然现象的忠实描述和经验总结。纵观中国科学史，人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科学的经典著作,诸如《墨经》、《徐霞客游记》、《齐民要术》、《农政全书》、《伤寒杂病论》、《梦溪笔谈》等，几乎无一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或经验总结，而对这些自然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经验是如何获得的，则从不加以深入探讨［11］。

四、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使得科学创新永无止境

科学的发展需要创新，而创新需要怀疑和批判。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意味着科学生命的终结。西方科学之所以能持续向前发展，不断出现旧理论的淘汰和新理论的诞生，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中渗透着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西方文化中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皮浪的怀疑主义。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持续了500多年时间，对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皮浪认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固定下来当作教训，因此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都可以说出相反的命题来。”皮浪及其之后的怀疑主义思想不仅代表了希腊罗马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学术界的实际情况。

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几乎不存在任何权威，每一位哲学家除了相信自己外，不相信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不仅是他自己离开老师，独立门户的充分理由，也是后来所有学生在学术上与老师分道扬镳的理由。

从科学史也可以看出，怀疑和批判精神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决定因素。试想，如果哥白尼对“地心说”深信不疑，他会创立“日心说”吗？如果达尔文对物种不变论深信不疑，他会创立生物进化论吗？如果爱因斯坦对绝对时空观深信不疑，他会创立相对论吗？所以说，科学上的怀疑、批判精神与创造精神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也不需要怀疑和批判。

勇敢地怀疑和批判，大胆地标新立异、自创理论，循着这条创新的路走下去，才有可能攀登上科学的一座又一座高峰。西方文化中的这种怀疑和批判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非常缺乏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文化，崇尚的是中庸之道，打击的是标新立异。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等俗语人人皆知。这与西方文化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人认为科学是“可错的”，中国认为真理神圣不可侵犯；西方人尊重自己的老师，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国学生极力维护自己老师的学说，不敢越雷池一步。

五、重视个人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形成科学创新良好氛围的前提

西方的民主传统是自古就有的［5］235。经过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后，西方文化中又增添了所谓的自由、人权、民主、平等的思想，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构起的社会政治体制从制度上保证了学术的自由和繁荣，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谁也不能否认，近代以来自由、人权、民主、平等思想已经逐渐成为西方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成了西方文化的一块不可动摇的基石。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独立革命、南北战争都直接与这些思想密切相关。不言而喻，西方文化中的这种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的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化、多样化和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平等争鸣。这种自由化、多元化和平等争鸣的风气对科学的“进化”(发展)而言，无疑起了一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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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业；金融创新；国有体制银行

一.金融业开展金融创新的动因

近10来，中国社会经济模式发生着巨大变化，其国际化、全球化特征明显的同时，兼具独具特色的中国风格，因此趋动国内银行业主动寻求自身创新，从管理模式、业务模式、营销模式等多个维度开展全方位创新工作，以满足市场、同业竞争及自身发展的需要。

（一）金融创新是满足市场需求的要求。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近10年来，经济运行模式已经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建行所服务企业供应链逐渐变长，融资需求更为差异化，交易模式、结算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即使是个人客户也在不断分层、分群，不同群体的客户的投资理财需求也有着极大的差异。银行业作为金融媒介的重要载体，只有对客群进行有效细分，并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客群的差异化需求，才能有效地满足客户、满足市场。

（二）金融创新是应对同业竞争的需要。近几年，招商、华夏、中信等小型股份制银行在市场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究其原因，既有其营销模式、业务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机制支撑，同时，也有企业身向浓郁的创新文化影响。业务人员有足够的市场灵敏度，对市场的需求及时作出反应；对于原拥有高份额市场的大型国有银行而言，本身缺少内在的创新动力。

（三）金融创新是发展银行业自身的需要。本世纪之初，比尔盖茨就曾断言：21世纪的银行将会像恐龙一样灭绝。这位全球首富以独到的目光看到传统银行业在新经济模式下的“水土不服”。大型企业的“脱媒”态势日渐成为规模，部分优质企业的市场融资能力极强、融资成本极低，甚至已经出现个别优质企业拿在市场上融来资金到银行购买理财产品赚取差价。

二.国有商业银行传统文化、机制与金融创新的冲突

目前，各家商业银行均将金融创新列入重点工作内容，比如建设银行成立了多家创新产品实验室，每年由总行组织按照一级分行按照部门或条线上报产品创新计划或流程优化计划等工作也有序开展。但是，由于企业内部的创新文化氛围不足，创新机制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对创新成果的考评与激励还有待进一步健全，因此，金融创新取得的成果还不突出。究其原因，是这种从上至下的金融创新推动，更需要企业文化、机制构建等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找出深层次原因。

（一）银行传统经营文化与金融创新的冲突。建设银行作为由国有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转变而来的国有股份制银行，其传统的“三铁”经营文化根深蒂固。“铁规章、铁算盘、铁账本”是银行对风险控制的形象描绘，也是银行业安身立命的根本。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对风险的有效管理控制确实十分重要，但是单从控制风险角度去发展业务必将束缚业务创新的手脚。银行内部人笑称后台风险管理部门的原则是：如果没有文件规定这个业务能作，那就是不能作。而客户部门、产品部门的原则是：如果没有文件规定这个业务不能作，就是能作。银行内部前台与后台部门的理念不同，也就是银行传统经营文化与银行创新理念冲突的具体体现。

（二）银行业现有考核机制与金融创新的价值冲突。在传统的风险文化基础上，各家银行构建了符合自身经营目标的考核激励机制。对于大型国有股份制银行，对于各层级的负责人都制定了以关键业务指标为核心考核评价体系。一部分指标关系“帽子”也就是负责人的职位发展，一部分指标 关系“票子”即确定负责人收入水平。因此，权衡利弊之后，遵循保守路线“求稳、求平”，而不是去进行有一定风险的金融创新，成为各层级负责人对金融创新持保守态度的理性选择。

三.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的思路

（一）培育企业创新文化，营造创新氛围。企业创新价值观是以市场为核心的价值观，它以顾客和市场的变化为标准，适时地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式，不断满足顾客难新产一品的需要。成功企业应该建立鼓励创新的机制该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氛围，相信每个人的创造险，支持、鼓励人们的创新括动，甚至某些看似异想天开的创新行为；首先，要推动员工的全面创新发展，突出员工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员工处于市场的最前沿，了解客户需求；其次，要积极捕捉在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和日常行为中涌现的创新点，并对其大力弘扬和倡导，将其升华到企业追求的创新价值体系中；最后，要充分发挥先进典型人物的示范作用，通过对在企业创新发展中有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人物进行奖励、宣传其事迹，引导员工学习、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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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文化创新更是创新的根本。近年我国文化创新后劲儿不足，原因不一而足，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经典文化的轻忽。经典是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这里说的“源头活水”，一指“中华元典”，二指人才培养。

近些年，“文化创新”已经成了流行词汇。所谓文化创新，其实并不在于创造一些新口号、新提法，关键是要能针对时下所面临的问题，探寻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所以，在考虑如何进行文化创新时，首先应考虑我们当前遇到了什么问题。

从国际社会经验讲，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即人们有了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会有强烈的精神生活的需求，此时社会容易爆发信仰危机。据2013年的数据统计，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6767美元，经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信仰领域也问题重重。这是我们进行文化创新的时代背景。

毋庸置疑，当下人们信仰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与传统的断裂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文化创新就必须重新思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放眼全球，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法国有法兰西民族的文化，德国有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各民族文化都沿着各自的传统发展。法国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完全接受德国文化，反之亦然。这本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常识。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主张放弃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势力非常强大，这无异于摧毁自己的精神长城。其实，文化创新决不能摒弃本国的文化传统，相反，文化创新恰恰应该以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前提。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承的统一？为此，需要从制度上解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源头活水”问题。这里所说的“源头活水”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源头活水”的“中华元典”，那就是要重视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最基本的文化经典，比如“五经”“四书”等。“中华元典”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载体，是中国文化的根脉，其对于一个民族的存续至关重要，正如古语所说：“叶断犹可将，根断心永绝”。但对于这一根脉，我们向来是不太重视的。上世纪初曾经积极倡导政治革新的梁启超对此深以为忧，他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从梁启超的时代算起，到今天已经100年了，中国文化传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真正能读懂“五经”这几部“中华元典”的人微乎其微。“中华元典”的传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二是作为“源头活水”的人才培养，这里重点应该关注高校的人才教育和培养，要能够对现行教育体制乃至高校学科设置中存在的某些不合理之处进行改革。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巴黎大学、莫斯科大学等，都设有“古典学系”，以古希腊文献、古罗马文献等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甚至成为这些大学的招牌学科和专业。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古代经典对于子孙后代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对它们进行研究和传承是后世学者的天职和责任。而我国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民族的“元典”学（即经学）排斥在高等教育体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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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忙于科技部的一个科技与经济关系的课题研究时，听科技部的领导提到，部里正在组织学习乔布斯；同时也提到在中国，尤其是国企，缺少类似乔氏这样的顶尖创新人才。不禁想到：中国整体上，尤其是国企，在最顶层的科技方面整体落后于国际先进国家，其哲学层面的原因何在呢？

这不禁又让我想起近年一直徘徊在头脑中的李约瑟难题。半个世纪前，英国的李约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也称“中国难题”。如何能够破解掉李约瑟难题呢？我们可以从创新精神、道家创新哲学入手分析，寻求国企创新不足的破解之道。

创新是什么？

创新的原义有三层含义：更新、创造新的东西和改变。随着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创新成为了个人、企业、产业、国家、社会的主旋律。对于企业家来说，从事“创新性的破坏”工作的动机，不一定出自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最突出的动机来自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包括建立私人王国、对胜利的热情、创造的喜悦、坚强的意志等方面。对于企业来说，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文化管理创新）是创新的重要内容。

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文化基础。知识创新的核心科学研究，是新的思想观念和公理体系的产生，其直接结果是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学说的产生，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技术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价值实现，其直接结果是推动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创新双螺旋互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技术创新反过来为知识创新和管理创新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硬件”。

管理创新主要指微观管理层面上的创新，其核心内容是科技引领的管理变革，其直接结果是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所有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管理创新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微观与宏观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履行社会责任、信息化建设、软实力建设是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其中，战略转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创新是不仅与高科技产业有关，而且它能应用于任何行业的任何部分。同样的，创新不仅仅是原创的“巨大理论”或由此带来的最终产品或服务。更准确的定义是把创新看作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或由于采用新方法带来的产业生产力的提高。新的时代，企业经营战略逐渐转向知识管理；文化管理转向了精神治理；领导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创新理念精神从个体领导者向整个企业内外部传递的过程。

古老的道家元典《道德经》中出现了大量的“生”字，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等等，不一而足。老子为什么讲这么多“生”？他的“生”与现代社会有什么关系？与管理哲学有什么关系？胡孚琛先生的《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其中提到：道学文化的精要在哪里？究而论之，道学在本体论上强调一个“生”字，主张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世界观上突出一个“化”字，即认为事物按照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强与弱、祸与福都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生和化就是道学的本体论和世界观。“生化原理”的“生”有“生成、生长、生命、生存、创造等意义；”“化”有“变化、发展、转化、进化”等内容，表明宇宙、人类由道生成，并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最终会转化至“中和”之道境。

原来，我们道家的“生”，有生成和创造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找创新之源，应该从哲学入手，才能彻悟其理。

生成论、构成论与创新哲学

人类对于自然的演进，从古至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宇宙构成论，一种是宇宙生成论。所谓“构成论”，即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其组成的原子、因素的不断分离和组合，世界的本质就是原子在虚空中的不断变化着的结合。离开其构成的原子、因素，不会有事物的变化发展；而要搞清变化发展，就要搞清其构成的原子、因素。所谓“生成论”，就是认为事物发展变化是一个自身产生和破灭不断演化的过程。强调自组织、不可逆性和整体把握。它特别重视探讨条件和性状、开放和交换、氤氲和显现、过程和阶段、演化和推进等等。

总体上说，西方哲学是一种构成论的宇宙观，认为宇宙万物由原子或基本粒子所构成，如泰利斯的水本原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本原说、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等。而中国哲学，以儒道两家为主，陈静先生提到：“儒家的宇宙构成理论是一套空间形态的理论。空间统摄一切性质，使宇宙构成的理论最终成为大一统政治制度的理论表述。道家的宇宙生成理论是一套时间形态的理论，时间开展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起始和终点被表达为时间的‘初’和‘今’，它们也指示着两种不同的状态。”。“大一统”思想下的中国，实质上是实行一种儒家为主导的、以政治为核心的构成论思想，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空间层级关系，从而维持了两千多年的政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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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论的改造与创新，有个面向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受到现代意识精神的制约，这是一种具有科学的、进步的促使社会不断前进的理性精神与启蒙精神，一种现代意识精神与时代的文化精神。体现现代意识精神的现代性，应该成为指导我们现代化的主导意识。我们说的现代化，不是别的国家的现代化，而是我们自己国家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必须是适合我国自身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的现代化。外国的现代化有许多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我们自然应该将自我与他者进行比较，从中进一步认识自己，但不能拿西方的现代化或者后现代化来套我们的现代化的需求。面对一百多年来的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人们的生存处境的变迁，文化精神领域的种种危机，学术的严重滞后，信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资本发展对人的挤压与异化，我们应当有所体悟。在当今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所谓后现代现象、后现代意识，它们正是我们生活自身的部分表现，其正负影响都是客观存在：一方面可以激发我们思维的活力，促使我们与时俱进，思索新问题；另一方面则往往使我们以虚无主义的态度消解事物的价值与精神。因此我们不能不加分辨，全盘给以肯定。

作为伴随、指导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其本身是一个矛盾体。应当赋予这个矛盾体认识自身内在矛盾并且随时进行反思和文化批判的功能，这是极为重要的，这可以使我们的思想真正与时俱进，摆脱理论教条，从而永葆青春活力。在这种现代性意识观照之下的文化、理论的改造与建设，应当广泛地建立在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传统是我们创新的过去，而创新则是传统的未来，继承传统，不仅是为了保存传统，其更高的目的是为了创新。以为传统和现代思想不可通约，不承认优秀文化传统中有属于未来的、全人类的、和今人相通的成分，将这些成分排除在新的文化、理论创造之外，这将使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变成一句空话。新文化的创造是融会了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的整理与发掘，是新的文化创造的积累与准备，但还不能替代整个新文化的创造。同时，现代性是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具有历史指向性的意识，受制于本土化，又是具有国际文化背景与世界进程同步的现代意识精神，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不断冲突而又有融合的思想，是我们民族独立自主的又富于积极进取精神、善于融合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意识。

如果在上述问题上，我们十分盲目，对于所要建立的新文化、新理论没有自己的坚实的立足点，那么难免就要去照抄他国的所谓先进文化，别人有什么，我们就搬运什么，或是别人有过的我们也一定要有。一些人在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思想影响下，对文化、艺术中的负面东西十分宽容。但是，在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后面，还有半句话，即凡是存在的并不都是合理的，那些消极的生活现象就是如此，它们的出现，固然有其原因与理由，但是这些原因与理由并不就是合理的。我们有时见到，有的媒介就把那些别人的垃圾文化也当作宝贝，加上一些不做真正的引导的“导师”的指点，如所谓“性革命”之类，力图使之流行起来。只满意于性革命如何实现了弗洛伊德的人的性本能的快乐原则，却避而不谈有的国家如美国的性革命不知带来了多少社会问题，以致发展到今天，在这些国家里出现了可以集体交换各自的配偶回家寻欢作乐，定期归还，然后选择时机再来的伦理的彻底解体。

文学理论学科的现代性问题，与文化理论一样，存在着积极适应当前实践急速变化的迫切需求。今天的文学艺术已非昔比，文学艺术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面貌，而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媒介文化、网络文化的传播，或是说大众审美文化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原有文化和文学艺术的格局，于是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创新问题就变得极为迫切了，不少同行已经注目于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他们的论著多有创见，解释了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也说明了它们如何满足群众的广泛需求，但是作为理论的阐释，还缺少对人的精神的真正需求与提升的关怀，所以还需要有高瞻远瞩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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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其具体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根据这一理论，熊彼特将百余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长波”。这三个长波的划分恰好与当时一些主要技术的发明、应用与传播，以及产生的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的过程相一致。

近百年来，创新大潮的兴起与工业化进程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

被学术界称作“韦伯定律”的结论，在上世纪70年代受到了挑战。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已经证明儒家思想与新教精神一样，具有 “成就动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儒家“成就动机”的证明。

美国的苹果、Facebook等公司的创新活动，均不是政府推动，而是以乔布斯为代表的个人所促成的。现代的市场经济和市场制度起源于西方，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这种文化背景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天赋人权”以及广义上的“条件平等性”，这种平等性使自由、自主成为人们思想观念的基本要素。但这并不能作为西方市场经济演进的唯一原因，还要再加上西方民族所独具的重商主义传统、骑士式的冒险精神。这种文化特征带来了竞争和效率的观念，利润和企业发展至上的企业家精神，才使得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创新成为可能。当然，也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

创新具有个人主动性。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使得苹果的每一个产品都不仅是一个单纯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是一种理念的化身——简洁人性化、挑战现状、标新立异、追求完美。苹果的设计和技术都可以被复制，但这种产品理念无法复制，这种理念的创新是带给苹果公司产品巨大价值的最重要原因。因此，与其说苹果是一家卖产品的公司，不如说是卖理念的公司。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的创新主要还处于模仿创新的初级阶段，对创新的基础领域投入严重不足。除了发挥保障性作用之外，在创新投入方面，政府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加大投入。历史上难度较大的创新在投入上往往是由政府主导的。西方近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技术创新，包括个人计算机和因特网等，一开始也均是由政府主导的。这说明，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型可以带来革命性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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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的内在关系

（一）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抑或个人相比竞争对手，所拥有的重要优势与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决定了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而核心价值观往往又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其现在企业生产、管理、战略选择等多个环节中，建筑业企业间的根本差距不仅仅关乎技术设备等硬件，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的不同所造成的企业软实力差异。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渗透于企业发展战略，以及日常的生产和管理的每个环节，最终通过产品和服务体现在市场中。如中建三局，有关企业文化建设的标语、手段被众多的中小型建筑业企业模仿，却少有企业能够培育出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1]。企业文化搬不走，也不是简单就能够学来的，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企业文化形塑着核心竞争力

表面上，核心竞争力表现为具体的产品、品质、品牌等优势。但实质上，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向客户提供超值产品、服务的过程中，提供了竞争对手所不能模仿的能力，且受到客户的认同，为客户创造了额外价值。企业文化对员工素质的影响体现在工作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模式、技术能力等多个方面，也为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软环境。企业文化渗透在企业的方方面面，并通过产品、服务等传递到市场与客户层面。一定程度上而言，企业的特质源于该企业独特的文化，同时，不同特质的企业文化也形塑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

（三）创新文化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经营业绩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赖企业文化的推动。建筑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施工能力、人员素质、核心技术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核心能力的提升有赖于企业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塑造与创新文化的氛围密不可分。面对建筑施工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专”是建筑业企业取得好的经济效益的重要保证。而创新文化正是实现科技创新的不竭动力，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的主要方式。只有树立明确的创新目标，培育企业良好的创新文化，依循恰当的创新模式，以优秀的创新队伍引领培养卓越的创新文化，才能培育、提升出企业独特的科技核心竞争力。

二、建筑业企业文化建设战略分析

（一）中国建筑业企业文化建设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企业文化概念进入中国，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管理和企业能力的“软实力”就受到重视，研究者与管理者都十分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培育。然而中国企业，尤其是身处传统行业的建筑业企业，受传统文化、自身文化以及公司体制架构等的影响，企业文化建设仍处于较低水平。部分建筑业企业甚至把企业文化建设当成内部的政治思想建设工作，用党支部建设活动、文体活动等作为文化建设的措施，甚至把张贴标语和口号看成文化建设，这种思想在建筑业还十分普遍。建筑业企业普遍存在注重文化建设的短期动力，却缺少长期建设的耐心和执着，文化培育策略往往无法发挥文化的作用，变革无法涉及深层内容[3]。

（二）建筑业企业文化建设时机选择

建筑业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必须选择最为有利的启动时机。建筑业企业快速增长期、经营困境时期和效率低下时期是企业启动文化建设的三个良好契机。第一，若建筑业企业的经营业绩增长较快，企业人员数量、资金体量、管理纵深都将不断扩大，这时容易出现企业管理跟不上企业动作的问题，孕育着企业文化危机，也很容易出现企业管理“出轨”的可能，这时候管理者应抓住这一契机，变革、创新企业文化。第二，当建筑业企业经营业绩不佳，甚至出现大幅下滑的境况而管理者却找不出具体原因时，管理者应从企业文化角度寻找深层次的原因，大胆变革，这有助于振奋员工士气，提高企业业绩。第三，建筑业企业掣肘增多、效率低下的表面原因是人浮于事，但企业文化对这些问题的影响很深。所以当建筑业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以上问题时，除了寻找表面原因，更应该从文化角度加以思考，把握契机推进企业文化革新。

（三）建筑业企业文化形成机制

建筑业企业文化通常是在建筑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为了适应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首先由企业领导、中高层管理者等少数人倡导和实践，进而通过制度固定下来，并通过一定手段的宣传、培训、奖惩等措施塑造独特的文化软实力，进而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强化固定下来。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做到执行有力。首先，领导们必须明确文化建设是长期战略，下定文化建设的决心，并以身作则做好示范作用。其次，中层管理者作为企业执行力量的中坚，必须将文化建设的任务自上而下的贯彻落实。再者，对于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突出表现者，应加以鼓励与引导，并将一些好的措施用企业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快速形成。

三、建筑业企业文化培育策略

核心竞争力涉及的具体方面在学术界尚有分歧，针对建筑业企业的行业性质，笔者认为建筑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包括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市场层面三方面，建筑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三者的有机结合。因而本章就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市场层面的核心竞争力来研究建筑业企业文化的培育策略。

（一）技术层面的建筑业企业文化建设

对于建筑业企业，技术层面创新是利用企业的智力资源获得新发明、新设计、新工艺等来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建筑业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以求得竞争优势。文化层面，培育学习型组织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措施。学习型组织为建筑业企业的技术创造、革新，为企业的核心能力提升提供了软环境的支持，同时，也为企业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实践途径。学习型组织能促进员工持续学习的激情，促使企业进入持续学习、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同时，学习型组织促使企业员工保持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创造以求取得市场中的竞争优势。目前建筑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有自主创新、合作创新、模仿创新三种，建筑企业应因地制宜地加以选择。

自主创新战略。自主创新战略是企业为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在竞争战略上不采用模仿竞争者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模式，而是通过自身的研发、开发，在产品、服务、技术等关键点上突破，获得核心竞争力，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合作创新战略。合作创新战略以建筑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间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发挥各自的优势能力以加快合作研发速度，突破建筑业复杂工程的施工技术与施工管理难点，实现创新的过程。模仿创新战略。模仿创新即通过模仿而进行的创新活动，能够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包括完全模仿创新，模仿后再创新两种模式，建筑业企业应在模仿他人的技术之后，再积极创新，通过消化吸收做到超越对手。

（二）管理层面的建筑业企业文化建设

执行对于企业经营管理十分重要，管理层面培育企业“执行文化”是增强建筑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企业战略制定但无法执行是建筑业企业管理中常常遇到的问题，这其实是执行能力的缺失。高效的“企业执行文化”必然建立在良好的软环境中，应当通过适当的企业规章制度引导和模范员工的示范作用，来提升企业内部整体执行力。同时通过企业内部的某些“硬性约束”，让能“干成事”成为衡量人才的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培育建筑业企业管理层面的执行文化，主要包括领导者示范、创建执行文化机制、中层管理者执行文化实施、形成创建企业执行文化的良好氛围四个部分。首先，一旦领导者开始带头实施执行文化，对被领导者产生的示范效应是客观的，被领导者会产生实现同一行为的愿望；其次，需要创建执行文化机制，对企业运行过程中的执行有力和不力进行惩罚和奖励，树立标准；第三，中层管理者在公司运作中承上启下，是执行文化实施的关键；最后，要通过前三个环节的有效实施，带动整个企业创建执行文化的良好氛围，相互协调，保证整个企业稳定、有序、协调地运转。

（三）市场层面的建筑业企业文化建设

市场层面打造“企业品牌”提升建筑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治中，品牌是企业的灵魂、市场的通行证，如何塑造良好的品牌，成为提高建筑业企业形象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课题。打造建筑业企业的品牌，必须考虑到建筑业企业品牌的特殊性。建筑业企业品牌种类具有单一性，仅有企业品牌，没有产品品牌。这主要是由于建筑企业在承包工程时，先中标后施工建设、建筑企业与最终产品关联性不大、不具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等特征决定的。建筑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时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集中力量形塑企业品牌、而非最终的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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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供给侧 需求侧 文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2-0073-05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研究”（项目批准

随着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点转向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需求与供给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新常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完成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跨越，实现经济新的增长。文化消费具有创意消费的特点，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方面。从供给和需求两侧着力，建立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的长效机制，将在新的经济增长格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是

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受劳动力成本、能源价格、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优势逐渐弱化，同时，投资需求不断减少，投资规模逐渐缩小，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在实现新的经济增长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和环保压力上行的态势下，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第一，文化消费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和战略举措。”文化产品的核心生产要素就是创意和创新，创意和创新驱动文化产品的创作，催生文化消费的欲望，同时文化产品的消费富有弹性，更具挖掘潜力。因此，文化消费将在我国新的经济发展中发挥“口红效应”，扮演“鲶鱼角色”。

第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有助于减轻环保压力。创意是文化产品的主要生产要素，因此文化产品具有低污染、低耗能、高附加值的重要特点。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我国实现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主导型发展转变的主要抓手，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有利于缓解环境承载力不足问题，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第三，文化消费新形式符合我国经济新常态的需要。经济新常态下的消费模式逐渐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文化产品具有个性化和差异化的特征，因此文化消费的形式也更加符合新常态下我国整体的消费特征。消费者依据年龄、社会地位、知识层次、所在地域等方面的不同，会对文化产品内容和形式产生不同的偏好。文化消费的内容大致分为娱乐型消费、知识型消费、艺术型消费等，文化消费的形式除了电视、电影、图书、报刊等传统形式之外，还包括手机移动终端、网络音频、网络视频等新的消费形式。因此，文化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更具带动作用。

二、当前文化消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文化消费对于促进经济增长、丰富大众文化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文化消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目前文化消费依然存在总量不足，潜力有待挖掘，农村文化消费乏力等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文化消费水平有待提升。与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我国文化消费水平相对落后。一方面我国文化消费总量有待提升。2007～2014年，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总支出依次是6326亿元、6735亿元、7570亿元、8903亿元、10213亿元、11502亿元、10388亿元、11385亿元，在人均GDP同等水平上，仅为发达国家的1/3左右。另一方面，人均文化消费在居民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不高。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偏低，2014年人均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为671元，仅占总消费支出的4.6%，低于发达国家约10%的水平。另外，与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水平相比，文化消M支出额增长较慢。

第二，文化消费存在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2004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是3100亿元，占GDP的比重是1.94%；2012年文化产业增加值是1.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48%，2013年文化产业增加值是2.1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77%，2014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2394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76%，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约为15%。相比之下，文化消费增长速度较为缓慢。这表明文化产品存在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需要实现更高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平衡。

第三，农村文化消费乏力。尽管近些年来，国家对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给予大力支持，但是，目前农村的文化消费依然较为乏力。一是意识淡漠。农村居民消费的重点依然是衣食住行等实物型消费，对于文化消费的认识不足，消费欲望不强。二是消费结构单一。除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外，农村的消费内容简单化，消费结构单一。三是消费能力有限。农村的经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基本生活保障不够完善，文化消费能力不强。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1216.1元，年平均增长13.4%，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7%。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239元，年平均增长16.9%，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2.6%。因此，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进一步扩大和引导农村文化消费对于促进文化消费和大众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三、制约文化消费的主要原因

整体上文化消费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缺乏高质量的、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文化消费尚未成为大众自觉的行为选择，促进文化消费的政策仍需进一步细化，政策效果有待提高等。

第一，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影响文化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有没有让公众喜欢的、愿意去消费的文化产品。目前，与国家供给侧改革的背景相似，文化产品同样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是文化产品在文化与相关要素融合方面不够。比如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文化与城市建设的融合均显不够。二是文化精品相对较少。真正决定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是产品的质量和内涵。目前文化产品存在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剩的现象，能够具有持久而深远影响力的文化精品较少。影响文化精品创作生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对于创作生产的支持、社会的舆论宣传、产品价格等。

第二，良好的文化消费习惯尚未形成。良好的文化消费习惯能够带动文化消费的长效增长。公众文化消费习惯尚未养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文化消费设施有待完善，文化消费环境有待优化。一方面，在硬件建设中，需要建成一系列功能完善、消费设施齐全、配套设施完备、技术先进、自成体系的文化消费场所。另一方面，场所管理、票务管理等相关文化消费服务等软件建设需要进一步优化。二是文化消费理念需要更新。三是文化消费的社会氛围没有充分形成。舆论导向、公益报道、产品推广等方面对文化消费的宣传力度不够，崇尚文化消费，享受文化消费的社会氛围还未形成。

第三，文化消费的扶持政策不够精准有力。增强政策支持的杠杆撬动作用，提高文化消费扶持的精准化水平是促进文化消费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目前相关政策在杠杆撬动作用和精准化水平上欠佳。一是政策支持的杠杆撬动作用不明显。文化消费补贴政策关注的重点多在资金的面上支持，而怎样激发市场作用的高效发挥则显不足。二是消费补贴的精准化水平有待提升。对于文化消费补贴对象、补贴方式、补贴额度的精准研究不够，未能实现有限补贴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四、增加文化产品有效供给的建议

从供给侧着手，提升产品质量，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创作文化精品来增加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不断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持续增长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有效的文化产品供给，就没有持久的文化消费。

第一，加快推进文化与相关要素的融合发展。文化与相关要素的融合发展是文化产品的坚实载体，是拓展文化产品内容、丰富文化产品形式的基础。一是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文化只有插上科技的翅膀才能飞得更高更远。文化产品的内容创作、生产、宣传营销、传播、销售、享用和融资，与智能互联网、移动终端、数字技术等科技相互融合，将大大拓展文化产品的领域，增加附加值，提升其品质。二是加强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有些文化产品虽然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或者艺术价值，但是与生产生活联系不紧密，实用性不强，降低了供给效率。文化与服装、家居用品、建筑装潢等相融合，使得文化产品更加实用化、艺术化、时尚化，从而提升文化产品的实用性。三是加强文化与城市建设的融合。将文化元素融入城市发展定位、建筑设计、风貌塑造、产业支撑中，与文明城市建设和创意城市建设相结合，可以大大提升城市的文化魅力，拓宽文化产品内容，丰富文化产品供给体系。

第二，加强文化精品与品牌建设。“十三五”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也是转型升，从关注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和速度转变为关注文化产业发展质量。真正决定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是产品的质量和内涵，影响文化产品有效供给的是文化精品的打造和品牌建设。文化精品和品牌建设中应该注意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价格不是人们消费文化产品的必然决定因素。有时候我们将文化产品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归结为价格偏高，但是文化精品的消费不完全受制于价格因素。内容、形式符合消费者喜好，品质优越的产品，即使价格较高，也会带来强烈的消费欲望。而内容空洞，制作粗滥的产品即使免费也不会受到人们的喜爱。二是给予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更大的鼓励和支持。在舆论宣传、资金奖励、政策享用等方面支持一些人们喜闻乐见、品质优良的文化产品，扩大其影响力，打造具有时间和空间上深远影响力的品牌产品。文化精品和品牌建设能够较为明显地影响大众的消费愿望和消费偏好，引领和提升文化产品供给。

第三，充分调动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创造活力。文化事业与文化企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对翅膀，均在文化产品的供给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激发文化事业单位的活力，提高现有文化机构效率是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也是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公益性文化单位在扩展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有利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公益性文化单位例如博物馆、图书馆等在传统文化资源的占有上具有明显优势，公益性文化单位开发的文化产品更容易体现丰富的传统文化价值。二是在公共文化产品提供上具有坚实基础。公益性文化单位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公共（公益）目标，因此更能够创造出适销对路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三是有助于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益性文化单位可以采取授权、无形资产入股、与专业社会组织的合作等方式开发文化产品，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功效，实现高效率的产品供给。充分发挥公益性文化单位的作用，能够使得文化产品供给系统更加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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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群创新；创新文化；作用机制；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F26923 文献标识码：A

创新是产业集群的本质属性，也是提升集群竞争力，保持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产业集群的根植性特征决定了集群创新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根植于特定地域的文化土壤，离开了当地的地域背景就无法持续发展。创新文化因素是集群间创新发展能力差异的重要根源。萨克森宁系统比较硅谷与波士顿128公路地区的创新后，指出文化是决定创新绩效与成败的关键因素[1]。与单个零散的企业创新文化相比，集群创新文化更具有持久的影响力。然而，目前的集群创新研究多集中在集群创新集聚效应、运行机制、能力评价、影响因素、创新模式和路径等方面，很少从创新文化角度研究产业集群创新，少量提及创新文化的相关文献也只是研究集群创新影响因素、发展对策的边际成果。

本文拟以河南食品产业集群为案例对象，系统探讨集群创新文化与产业集群创新的互动关系和协同发展路径。

一、集群创新文化的内涵与构成

（一）集群创新文化内涵

学者多从企业视角或社会视角阐述创新文化内涵，认为创新文化是有利于企业或社会创造力发挥的观念和制度体系。刘焕荣和翟秀玲认为，创新文化是企业创新过程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总和，包括创新价值观、创新准则、创新制度、创新物质文化环境等内容[2]。水常青和许庆瑞认为，创新文化是一种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组织内有精神和外在表现相统一的综合体，包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制度等[3]。Thornherry D M认为创新文化是组织激励创新和鼓励冒险的文化，它包括创新价值观、态度、信念等[4]。万劲波认为，创新文化是社会共有的有关创新观念和制度的设置，是创新活动产生的群体创新精神及其表现形式的总和[5]。方本新和孙启贵认为，创新文化是崇尚创新、激励创新、保障创新的价值理念、行为习惯、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等的集合体[6]。

目前，从产业集群视角阐述、研究创新文化的成果不多。陈乃醒认为集群文化是集群内所特有的文化观念、行为模式、管理制度与员工心态等的总和[7]。刘芹和陈继祥认为，集群文化是一定时期内集群主体相互影响而整合形成的风俗习惯和价值体系[8]。综合上述研究文献，本文认为集群创新文化是在产业集群形成、发展过程中，集群内各主体长期互动，形成的符合集群创新发展的独特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则和制度体系，是具有共性性质，且难以被模仿的整合文化。它是创意生长的土壤，是持续激发创新思想和创新行为产生、有利于创新实施的内在驱动力。其核心是激励创新、鼓励冒险、合作互信、宽容失败。

（二）集群创新文化构成

在创新文化构成方面，Maillat认为，创新文化包括本地网络、组织双重逻辑和动态学习三个方面[9]。金吾伦将创新文化分为内在观念文化和外在制度文化两个方面[10]。陈依元认为创新文化以创新价值观为核心，包括主体创新文化、制度创新文化、环境创新文化三个层次[11]。 考虑到集群创新是以集群企业为首的创新主体，受利益等目标驱动，在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机构的政策、资金、法律、信息和创新设施支持下，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合作，进行创新资源流动、整合，最终形成创新成果。与此相适应，本文将集群创新文化分为价值创新文化、制度创新文化和环境创新文化三个方面，如图1，创新文化体系与集群创新要素体系有机匹配在一起。其中，价值创新文化是蕴藏在创新主体——企业和个人中的创新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创新主体必备的文化特质，包括价值理念、创新意识、思维模式和伦理道德等等。它处于创新文化体系的内核层，属于内在的、隐性创新文化，决定了集群企业及其员工的创新态度和价值取向，是集群创新的内在动力，具有不可复制性。对于河南食品产业集群来讲，个人价值创新文化包括吃苦耐劳的品德、创造财富的欲望、创业创新的冲动、勇于冒险的精神和互利合作的意识。企业价值创新文化包括激励创新、崇尚敬业、敢于冒险的企业精神氛围，宽容创新失败的态度， 博采众长的开放思维，讲究信用、遵纪守法的法律意识等。

制度创新文化与环境创新文化分别处于集群创新文化的中间层和层，属于外在的、显性创新文化，是集群创新的外在动力。其中，制度创新文化是指能够激发创新活力，促进集群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政策、制度中的文化因素总和。在多主体集群环境下，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各主体很容易失去创新的动力。美国128公路区与硅谷发展结果的巨大差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者的制度文化环境完全不同。对于河南食品产业集群来讲，制度创新文化主要包括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鼓励创业、创新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政策，吸收和留住高端创新人才的人事政策，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创新企业和个人的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环境创新文化是指能促进集群创新活动的各种物质环境中包含的文化因素总和，它是创新文化的实践化、物质化，是集群创新的基础，主要包括食品园区的设立、产业集群的规划、建筑布局、生活环境美化、生产条件改善、园区的整体形象标识等等。

图1 创新文化与集群创新同心环匹配模型

二、集群创新文化与产业集群创新的互动

集群创新文化与产业集群创新存在双向影响关系，即创新文化作为集群创新的内在驱动力，能促进集群创新活动的产生与实施。反过来，集群创新绩效或结果又会影响创新文化的内容与发展。

（一）创新文化对集群创新的作用机制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创新文化能够增强各创新主体间的相互合作与交流，促进知识和技术扩散，对创新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推动作用。

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创新文化具有价值导向和牵引作用，其价值创新文化能够将从事创新活动的各个主体的价值观相统一，并以领先于时代的先进理念和广阔的视野， 引导创新主体共同努力实现创新目标。集群创新活动的规模、水平、重点和方式往往是由其价值导向决定的；其次，创新文化具有凝聚和推进功能。集群创新主体往往在企业规模、发展层次、技术水平、人才素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创新文化能够使这些主体统一认识，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共同致力于创新活动。同时，创新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行为文化，它能够产生巨大推动力促进产业集群成长和产业升级；再次，创新文化作为集群先进文化，具有激励功能，它能够破除陈腐思维观念和机制的束缚，营造奋发向上的精神氛围，将蕴藏在个人头脑中的创新理念和创意激发出来；最后，创新文化还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它以价值观念为导向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并通过创新文化制度和文化环境来保障和实现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微观层面来看，集群创新文化对河南食品产业集群创新的影响更加显著。如图2，以区域文化为基础的集群创新文化影响着以集群创新为导向的企业创新文化和以企业创新为导向的个人创新文化，企业创新和个人创新文化又分别影响着企业、个人的创新行为，进而影响最终的创新绩效与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图2 创新文化对集群创新的微观作用机理

其一，集群创新文化影响集群创新网络行为主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中原文化积淀深厚，集群创新文化作为区域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很好继承了中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重实际求务实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倾向深远地影响着集群创新主体。河南的企业家和政府立足本地优越的自然资源等实际情况，大力发展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食品产业。

其二，集群创新文化影响集群创新网络内企业的制度安排和产权模式。创新文化作为一种渗透机制，遍及企业的各个方面，对企业产权安排和制度变迁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创新文化影响下， 河南企业家表现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勇气以及“兼收并蓄”的学习精神。从最初的农户加工食品开始，经历了承包经营、联合经营、股份制合作、有限责任公司等历程，最终发展到企业集团、产业集群阶段。食品企业产权和运行方式多是以豫汇集团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性质。肉食品加工业的老大——双汇集团从原来的“国有企业”、“国有产权，民营机制”，最终在2006年全部出让国有资产给美国高盛，转变为国际资本运营。

其三，集群创新文化深深影响着集群企业创新行为和运行机制。良好的创新文化是创新活动的催化剂，是集群创新实现的动力与源泉。相关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对创新的影响程度约占30%-50%[12]。具有不同文化、不同价值取向的企业集群在一起合作创新时，不仅创新效率低下，甚至可能导致合作失败。因此，能够形成共同价值观的集群创新文化对集群企业创新行为有重要影响。河南食品产业集群的创新文化蕴含了中原文化中的“重义”、“重信”、“和合”等内容，多数食品企业集群是以血缘、地缘、亲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不少企业为“父子集团”或“亲属公司”。这一方面容易形成互信、合作的文化氛围，创新知识、技术等要素能够迅速在集群内部流动，便于合作创新，并有效防止了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信任圈子较小，容易形成“认知锁定”，导致创新激情反应迟缓。

其四，创新文化影响河南地方政府对集群创新的政策、制度。河南地方政府长期受到农业为本和豫商文明的熏陶与影响，一直重视农业生产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规划、政策来做大做强河南的食品产业。河南漯河市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部门，以求新务实的精神和主动服务于企业的意识，紧紧围绕“农”字做文章，大力推动食品产业集群创新发展，最终赢得“中国食品名城”称号。

其五，创新文化影响着集群创新网络各类支持机构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河南作为中国的“粮仓”，有一大批直接从事食品行业研究的科研院所，包括河南工业大学（原郑州粮食学院）、郑州轻工学院、河南食品科学院、国家粮食局郑州科学研究院、河南省粮食科学研究所、省农科院、国家小麦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技术实力雄厚。这些科技力量一直以服务三农为导向，强化产学研对接，有力推动了食品企业加工技术与设备水平，提升了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能力。河南的小麦淀粉、肉制品、乳酸、木糖醇等产品加工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二）产业集群创新对创新文化的作用机制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创新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层面，而产业集群创新是一种经济行为，创新文化在推动集群创新行为的同时，也会受到集群创新活动的影响。张志文在研究区域创新文化对高技术产业集群的促进作用后认为，高技术产业集群反过来会改造区域创新文化[13]。David甚至认为企业集群的互信文化是集群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原因[14]。首先，在集群创新过程中，创新的科学性会强化各创新主体的严谨、务实态度和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创新是不断攀登科学最高峰的过程，集群创新能够提高创新主体的吸收能力、学习能力和原创能力。面对创新过程中的困难与风险，还可以培养创新主体坚韧不拔的毅力，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同时，集群合作创新过程中，通过各创新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会增强彼此间的互信观念、协同意识；其次，集群创新知识、技术、人才等资源在创新过程中的快速流动、组合，大大开拓了创新主体的视野和创新价值观，兼容并蓄的开放意识日益强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河南食品产业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散户加工方式，越来越注重借鉴各地的先进经验与作法，地区间甚至国际间的技术创新合作正逐渐加强，已经从原来的封闭、保守，以自我为中心转变为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创新理念；再次，集群创新与创业活动频繁，对经济制度有很大的需求。在整个技术创新和创新成果商业化过程中，需要一系列较完善的制度支持。制度的创新会反过来影响创新文化。因此，良好的集群创新绩效促进了创新文化制度层面的风险投资制度、企业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市场准入等制度的补充与完善，为集群创新营造了良好的创新氛围；最后，集群创新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集群创新的有序发展将逐渐带动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改善。每年河南省政府以及各地市政府都会从财政中拿出部分专项资金用于产业集群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漯河市在2009年1-9月间向5个省级产业集聚区投资438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创新文化环境使得集群企业及其员工能以最佳状态和精神风貌开展创新活动。

总之，创新绩效将有助于重构集群创新文化，如图2。集群创新要素的快速流动还可以弱化集群文化中的不良因素，如等级制度、人才所有制和地方保护主义。产学研不同机构间的协同创新也有利于处于学科前沿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将先进的文化理念传授给集群企业。

三、创新文化与集群创新协同发展路径分析

创新文化和河南食品产业集群呈现波浪式协同发展关系，创新文化在从特色创新文化、品牌创新文化、绿色创新文化到开放性国际创新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产业集群也经历了形成、发展、转型和升级过程，由形成时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发展，由内生型向外向型发展，由低成本竞争型向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

（一）特色创新文化与河南食品产业集群产生

文化作为一种有着地缘特征的社会资本[15]，其底蕴与特色充分体现在区域产业的类型和特点方面。河南是资源大省和人口大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文化思维使河南省选择了在食品行业大做文章，努力将农业人口多、农业比重大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当然，河南仅有发展食品产业所需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一土壤条件是不够的，对产业集群的形成起关键作用的是区域文化中蕴涵的企业家精神。中原文化中的辛勤劳作，艰苦奋斗精神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勇于创业、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以及由他们缔造的食品行业旗舰发挥着典型示范作用。这种产业切入点使当地居民找到了创业致富点，使政府找到了经济发展增长点。当一定数量的食品企业在某一区域聚集后，就会形成具有本地特色文化的产业集群。这一集群扎根于当地区域文化，具有共同历史观和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中期，河南食品产业开始聚集，河南漯河的肉类食品工业集群和郑州的速冻食品产业集群的形成均源于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作为漯河肉类食品产业集群引领者的双汇企业，从一个债务缠身的肉联厂发展到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集团，是万隆董事长多次关键时刻力排众议，从生产火腿向冷鲜肉扩展，从传统销售向连锁经营转变，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在双汇的带动下出现了汇通、汇华、汇宝、北徐等一大批产值过十亿的大集团。作为郑州速冻食品产业领头羊的三全企业，是其老总陈泽民的创新意识、冒险精神和科学理念，成就了一个产业的兴起，将中国传统食品做成速冻食品并产业化。三全的示范效应也催生了思念、笑脸、郑荣、胖哥、云鹤等一大批知名的速冻食品企业。因此，创新文化中的企业家精神及其示范效应是河南食品产业形成的重要内因。此时形成的产业集群属于内生式劳动密集型集群，这与当地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相适应。当然，食品产业进一步发展过程，会因产品同质化、市场竞争、资金短缺、制度缺失等原因出现一个下坡整合现象，例如火腿肠代名词的洛阳春都的失败，属于集群发展过程的正常现象。

（二）品牌创新文化与河南食品产业集群发展

企业家精神将河南食品由自身特长做成了自身特色，而其品牌化发展则离不开政府的推力。河南食品产业集群多是因地缘、亲缘或商缘而结成的彼此信任的多维网络，能较好地根治单个企业的“信用缺失症”，奠定创立区域品牌的基础。与单企业品牌相比，区域品牌的提升更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例如，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时装都大大提高了区内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因此，仅仅停留在人们提起冷鲜肉，会马上想到“双汇”，提起水饺，又会想到“思念”是不够的，河南食品产业需要蕴含河南历史沉淀的区域品牌文化，这需要政府的推力助跑。创新文化的可塑性特征表明了政府在创新文化培育中的重要角色。河南省连续三个五年计划将食品作为支柱产业重点扶植，加速中国的“大粮仓”向中国的“大厨房”转变，目前已成为优质小麦和畜产品两大生产加工基地，食品产业也成为河南的一张“名片”，为河南赢得了中国食品基地称号。漯河市也牢固树立品牌兴企、品牌兴市发展理念，制定了品牌梯队培育建设总体规划，成立了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出台了名牌名优产品奖励政策，并划拨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名牌产品。漯河市政府曾先后投入1亿多元，帮助双汇修建产业园区内的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市政府还通过建设豫南最大的食品专业批发市场、中华名吃一条街、食品博览中心，举办中原食品节，到深圳等城市举办产业集聚区推介会等方式进行品牌宣传。2005年，漯河荣获“中国食品名城”桂冠。区域品牌效应吸引了杜邦、日本株式会社等域外创新资源向产业集群汇聚，也提升了群内企业的品牌价值，加速了集群企业的创新发展。双汇、、三全等大型企业纷纷建立技术研发中心，完成了一批重大关键技术的研究工作。因此，从特色文化入手，逐步积淀形成的品牌文化，有力带动了食品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的创新发展。当然，在集群发展过程，因市场竞争、信用缺失等因素影响，产业集群也会有一个动态调整过程。例如，双汇的“瘦肉精事件”，险些成为下一个三鹿。

（三）绿色创新文化与河南食品产业集群的转型

生活品质的提高，人们对营养、健康的食品需求日益强烈，迫使现代食品工业不断创新，提高技术含量，向绿色环保、生态方向发展。食品产业集群的绿色化加工生产，可以有效解决食品污染等安全问题，使食品产业走上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之路。河南省早在1990年就开始依托特色农业发展绿色食品。例如，新郑市发展的红枣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枣干、枣片、枣醋、枣饮、枣粉、枣茶等多个系列产品，也塑造了好想你等绿色知名品牌。但是，直到2003年以后河南绿色食品才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的产业品牌和品牌文化薄弱，不足以支撑食品的绿色化生产和经营。拥有绿色食品标志的星河牌花生油，其就地采购自榨、无菌灌装等绿色加工技术保证了产品的高品质，但由于品牌不响亮，无法与同行业的鲁花、金龙鱼等名牌食用油竞争对抗。目前，河南的绿色食品仍以粮食加工类为主，主要集中在优质小麦粉、优质大米、绿色蔬菜、食用油的生产加工上，约占全省绿色食品种类的68.5%。至2009年，绿色食品企业已达95家，产品数量达到302个，但仍落后于江浙等发达省份和黑龙江、四川、内蒙古等一般省份[16]。从近几年河南绿色食品的快速发展来看，龙头企业的示范效应起到重要作用。双汇集团等肉类加工企业实施双汇产业化工程，建设优质畜产品生产基地。北徐集团等粮食加工企业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建设优质粮食生产基地。龙云集团等蔬菜生产加工企业实施龙云工程，建设优质特色农产品基地。在此期间中，许多企业通过自主研发、产学研合作、企业间研发合作等形式加大技术创新，例如好想你枣业公司通过技术创新获得国家16项发明专利和多项科技成果。

（四）创新文化与河南食品产业集群升级

集群创新要求具有开放性思维，与此相适应，集群创新文化具有开放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创新文化还具有国际性特征，这就需要创新文化能够兼容并蓄，有效整合集群内外的创新思维与模式。例如，中原文化的德性思维与西方的科学理性思维相整合。借助中西文化的碰撞、整合，河南能够培育更优秀的本地企业家。同时，创新文化的开放性、国际性特质大大增加了河南食品产业集群的外向度。一方面，在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开放性的创新文化可以吸引群外优秀人才、技术、知识、资金等创新资源不断涌入。近年来，漯河食品产业先后引进杜邦、日本株式会社、韩国乐天、旺旺、雨润、中旺、康师傅、高盛集团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来漯河投资兴业，丰富了食品产业的创新内涵。另一方面，群内企业在市场需求和企业家精神导向下，主动走出去投资建厂、合作创新。双汇集团通过合资、兼并等形式在辽宁、浙江、上海等省市建立肉制品加工基地20多家，在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7个分公司，并且建立了以技术中心、研究分部、子公司研究所为基础的三层次科技创新体系。河南食品产业集群外向度的提高，增强了集群企业的创新活力，大大促进了集群的创新发展。同时，集群的外向度也拓展了创新文化的理念和价值观。

四、结束语

具有地域根植性的集群创新文化成就了河南食品产业集群的成功发展。在整个集群形成、发展过程中，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价值创新文化是集群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除此之外，政府在资金投入、培育发展政策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文化建设与完善也有力引导和支持了河南食品产业集群的快速、健康发展。同时，政府和集群企业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环境创新文化建设也是集群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当然，集群的创新发展也改造或部分重构了创新文化，例如逐渐改变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和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因此，集群创新文化与河南食品产业集群创新是双向互动，相互促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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