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重要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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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课程改革

1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的重要理论基础课，在我国高校中开设得极为普遍。随着时展，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弊端逐渐显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体系僵化。在传统本科教学中，基本上延续了《资本论》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重点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而忽视对当代西方国家的新现象、新矛盾的剖析，忽视对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研究。这既不符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理解狭隘化，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削弱了该学科的现实解释力。

第二，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授课方法单一。马克思曾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运用历史逻辑分析法，侧重于规范分析，缺少实证分析，缺乏现代研究工具的应用，忽略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课堂往往没有互动、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致使其课堂效果差强人意。

第三，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观点陈旧。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以阐述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为重点，将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色彩强化放大，而忽视了其“经济学”的角度，忽视对学生经济思维的培养。以经济危机理论为例，传统政治经济学仍然聚焦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基本制度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少于论述当代经济危机的新特点和新形成机理，从而对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企业运营都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综上，在当前的本科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正日益被边缘化。因此，必须从体系、方法和观点等方面进行课程改革和创新，才能赋予传统政治经济学以丰富的时代感。

2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2.1 体系的现代化

从学科体系上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改革创新应以搭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主导方向。广义政治经济学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来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2]。可见，广义政治经济学以研究多种社会的生产方式为核心。当前，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强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剖析。

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既要考察不同的垄断形式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影响，也要挖掘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实现增值的主要途径，以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例如，当代西方国家的垄断组织形式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适应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要求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科学管理的内涵；垄断条件下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对于我们理解当前我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仍然余威尚存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应当重点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及欧美国家的发展困境和对策进行深刻剖析，以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危机、自我修复的能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要致力于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中需要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当采取怎样的实现形式；应当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利用和完善等问题。既要挖掘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也要研究与一切社会形态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所采取的特殊表现形式。例如，与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相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取得存在依据；作为商品经济共性规律的价值规律在当前我国经济的竞争性领域仍然发挥着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作用，而且未来我们应当进一步强化其作用的市场范围。

2.2 方法的现代化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应局限于历史逻辑方法，而应发展出多样化的综合性的方法论体系，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在一起，加大数理方法的运用，并吸收制度研究方法、博弈分析法等现代分析工具，建立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相关概念和范畴的联系。

譬如，在讲解商品经济产生的基本原理时可以运用制度分析法，阐述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讲述剩余价值规律时可以从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理的角度加以阐释；在讲解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时，可以与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概念相对比；在讲解资本周转速度和平均利润率理论时，可以引入数学方法；在讲解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时，可以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在讲解商业流通费用时，可以梳理其与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此外，在课堂讲授时，为达到深入浅出的教学效果，应重视采用案例分析法。从价值规律的作用、货币的职能到资本的循环周转，再到平均利润率规律，都能够在实践中找到大量生动具体的案例，应注重相关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建立系统规范的案例资源库，并借助于动画、影音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形象化、趣味化，以弥补传统教学在时间、空间展示方面的不足。

2.3 观点的现代化

从观点上看，政治经济学教学创新的根本任务是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当代社会的实践活动。因此，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应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联系起来[3]。例如，商品二因素的对立统一关系，可阐释为现代企业商品经营的消费者导向；劳动力商品的相关理论，意味着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经营十分重要；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理论和资本的运动性理论都与现代企业的资本增殖息息相关 。

其次，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政府的宏观调控联系起来。例如，在经济危机理论中，增加对虚拟资本特点和虚拟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有利于对政府的金融管制和货币调控提供政策基础。再如，作为虚拟货币的比特币的价格波动、我国当前的房地产泡沫等问题都可以用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加以分析。

3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1 在观点创新时应注意区别对待“根本观点”和“具体论断”

所谓“根本观点”是指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而不能的一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指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做出的判断。对于的根本观点我们必须坚持不动摇，对于某些具体论断则可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发展和创新。

3.2 在体系创新时应坚持以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曾在历史上引发多次争论。当前，我们主张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出自该理论中国化、本土化的需要。在关注生产关系的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关注资源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全盘置换为对生产力或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那样的话，政治经济学将丧失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的根本立足点。

3.3 在方法创新上应注意避免陷入“去内容化”的陷阱

当前，数理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日益普遍，甚至出现了经济学泛数学化的趋势。其实，数理方法的运用只是对历史逻辑方法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替代。数理分析本身不能创造任何思想，它只是思想或观点的呈现工具而已。如果理论或思想本身是苍白的，那么无论运用多么精巧的数理模型去包装，也不可能产生鲜活的生命力。同样，在案例运用方面，也要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力争选取富有针对性和典型性的案例素材，让案例真正能为观点或理论服务。

总之，只有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当代经济，反映国际和国内经济的最新变化和热点问题，综合运用现代分析方法和教学手段，以实践为导向进行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政治经济学课程才能受到当代大学生的欢迎，才能在新时期重新焕发其理论的旺盛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梅建军. 《资本论经营智慧》.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作者简介：

国福丽（1979—），女，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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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是充当整个经济学科和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基础理论支撑的学科和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高校教师重点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1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近几年的政治经济学讲授中，深感教学的困难，具体表现在：（1）在教学中煞费苦心地强调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性，反复讲解重点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仍是不理解，学生学习兴趣丧失。（2）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长期道德说教，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而学生普遍对政治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厌烦。笔者就曾经遇到有学生一学期学下来仍认为学的是政治。（3）学生课堂听课积极性不高，为得学分而学。（4）学完后不知道如何运用理论，考试死记硬背，考完忘完。这些情况使得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尤为不好讲，形成“教师不好讲，学生不爱听”，最后教师和学生都在应付的局面。

2原因分析

2．1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学习不感兴趣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认为再重新学习一遍意义不大，自然提不起兴趣。而且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学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语、思想政治，数学等的基础教育，也容易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单纯的一门政治理论课。而对政治的学习，学生普遍不感兴趣。

2．2课程内容过于抽象、理论，不容易理解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程度很高的学科，学生学习这门课普遍感到困难的是内容抽象、深奥，基本范畴多而且含义丰富，难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细微区别；也很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感知某些概念，感觉理论与自己很遥远。最后是虽然认真学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产生了厌学。

2．3教师创新意识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制约学生兴趣提高长期以来，教师的创新意识弱，教学方式单一，主要就是教师静态地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而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等课程教学中的案例分析、讨论等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相对薄弱。教师认为只要向学生灌输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学生就能够把它自觉地运用于实践中。所以虽然课前教师做了大量的备课准备，但课堂气氛仍是死气沉沉，调不起学生的兴趣。而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传统的教学和学习模式不仅使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更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丧失，社会阅历浅等后果。

2．4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强，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够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阶级斗争矛盾较为尖锐，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而现在敌对阶级已基本消灭，再强调阶级斗争就显得脱离实际了。第二，政治经济学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而现实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而原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没有灭亡，反而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第三，由于市场化改革引发的道德疑问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动摇心理，这种心理也辐射到了政治经济学上。在我们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现象，那会不会存在有剥削，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是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等等，使不少学生产生了质疑，也使政治经济学中宣扬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学生关心的问题都没有及时在教科书中反映，教材与实践相比存在明显滞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释出现的众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使得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

2．5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完善。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运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资源展开研究，研究对象从个体到整个社会，体系条理清晰。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较成熟，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对经济的本质问题进行研究。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体系很不完善，研究对象既有生产关系，也有基本经济制度，既研究经济运行，又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出现的众多新问题。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内容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部分内容重合。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就是一个大拼盘，各个章节庞杂、零碎，学生学起来抓不住重点，主线不明确。

3解决对策

3．1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1615年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在经济学前面加“政治”，意指“社会结构”或“国家”，也就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是以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此后许多经济家也都沿用了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当然，对于各个社会形态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学研究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还要弄清一个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而政治经济学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目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在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下又加入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的。

3．2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也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学模式至关重要。笔者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将传统教学模式和案例教学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应用性课程，它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案例教学，所以要认真选取部分内容采用案例教学。比如在讲价值决定时，让学生分析“梵高的画为什么那么值钱？”讲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们可以举铁路火车票价或电价的调整，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向，以及关系社会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等例子进行分析。讲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局限性时，笔者结合当时网络热议的“萝卜哥”由于萝卜价高而大面积种植却又遇上萝卜烂市，卖不出去的事件来说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学生不仅由此轻松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同时也提高了学习兴趣。讲虚拟经济的发展作用时，可以举例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的危害。讲劳动力商品时，结合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否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案例教学的内容较为丰富，教学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针对不同的案例特点和课程实际需要，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讲解重点难点时穿插借助案例进行解释，也可以围绕着某一问题开展案例讨论或辩论形式，让学生参与进来，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各抒己见，这样不仅能引起师生互动，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最后还可以辅导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完成课程论文，提高其经济论文的写作能力。通过多种形式，使学生感到理论与实际是有密切联系的，抽象的理论也变得不再枯燥，增强了其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深化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改变了其长期以来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纯理论课程而厌学的态度。但是尽管案例教学有很多优点，鉴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不可能像管理学、西方经济学那样以案例教学为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仍然应该是基础和依据，案例教学是辅助，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p#分页标题#e#

3．3加强与当代重要经济问题的结合，提高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应该能帮助我们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进行枯燥的政治说教。在教学中如果不能联系现实，就不能打消学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目前学生之所以对其学习提不起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其理论过于抽象、空洞，与现实结合力不强，学生不知道学习它有什么用，或认为其已经过时了。其实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很多实际问题都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特别是在我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企业改革，医疗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发展问题，三农问题，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以及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等等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应多结合这样的实际问题讲解，从而打破政治经济学“无用论”、“过时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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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念，国民在思想价值观方面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模式。而经过国内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对于高校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越高，而且是越来越快的步伐更替着，这也就造成了教师资源缺乏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影响了师生之间沟通、情感的交流，造成了整个教学的失败，使学生对这么学科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缺乏兴趣。造成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以下几方面：（1）客观原因。“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容，其实一个抽象且缺乏乐趣的学科，并且跟我们的生活联系是缺乏直接性的，大多数的学生由于其抽象性，因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2）教学方法陈旧。通常情况下，教师是根据以往的教学思想在备课，讲述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忽略了学生针对这门学科的主动性问题，总是按照一贯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让学生被动的接受，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课堂内容结束后，教师忽略了与学生互动的重要性，往往课程结束后，学生也就下课了，这样就是去了课堂的作用，使学生学不到这门课的精髓所在，所以寻找新的教学方式是必要的的。（3）主观原因。学习不只是一方的原因，作为传授者与接受者，双方都存在问题。作为接受者的学生而言，其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认为这是一门不适合自己的课程，也就忽略了其学习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教师素质。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在延续以往的教学方式，一切从基本内容开始，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出发，进而推论出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教学方式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对于现今的教学来说，单纯的讲述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了，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使学生能够明白其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教完内容为任务，要以教会学生使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课堂中去，融入到学科中为主要教学目标。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实践

2.1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讲的较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知道不多、分析不够，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补充和扩展，进而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和讲解。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尽量避免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讲的内容重复，相反倒要与之实现科学的衔接。我们在讲授到垄断至今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候，经常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去考察，既在思维方式上拓展了空间，又可以增加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回答像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这样的间题时，必须有缜密的理论、严格的逻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笼统地教条式地回答只能使学生产生更大的疑间和困惑。2.2根据当今社会主义的基本状况，教学内容部分发生了变化，虽然大体内容不变，但是其教学任务也是相当繁重，头绪繁多。其中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原则;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等。2.3通过以上教学内容改革的分析，同时也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其教学结果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尽管对于老师而言，教学任务增加了，备课量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备课方式，使老师自身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断得到完善。通过备课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阅读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归纳总结，以及概括吸收，不仅促进了教师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性，同时也解决了在课堂中出现的意外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教学内容的变化，让课堂的教学内容发现了新的东西、活的东西，这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索意识。并且学生自己也会去反问老师一些关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使老师跟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加了，逐步的深入到了学生之中，丰富了教学内容，减轻了教学困难。使那些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开始接受这门抽象、晦涩的学科。

三、新世纪政治经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学科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记住根据课堂内容跟课堂实践教学两个方面来设计备课内容，对此我们规定了一下原则:1)坚持的基本原理;2)将改革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3)坚持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灌输原则;4）坚持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原则。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将好的教学方式传承下去，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目标，关注实际问题，用正确的思维跟思考方法去面对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提升。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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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其主体内涵是通过劳动过程整体历史(演化)观，重建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内生于历史逻辑过程。这一范式并不意味着对于劳动价值论的任何的放弃，而是着眼于将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具体经济理论逻辑及现实逻辑作为分析范式中的重点。

一、引论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其表述的涵义有二:其一，政治经济学只有“一门”，就是总体表达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的阶段特征没有也不可能掩盖其总体性，而只会是显露出政治经济学的内部结构随历史研究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特性;其二，广义体系与狭义体系的区分，既是相对的，又是历史发展的，因此，如果说依据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将诞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后一体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体系为既定前提和发展条件，从而显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学在本质上应具有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质。总之可以说，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内在历史结构。

首先，简要的说，在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初期(对应于经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为了资本主义革命批判任务的客观需要，经典作家确立的根本研究任务是，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的结合，并最终促成“科学批判分析”。通过这一初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被规定为关于唯物史观的总体经济学表达，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总的经济学证明和运用。这一时期的经典总体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等。

其次，相应在政治经济学的逐步科学形成和发展时期(其典型标志和核心形式是经典作家围绕《资本论》的研究)，也正是通过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在资本主义对象内科学结合的完成，以《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的系统创作为载体，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阐释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资本论》是一项“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它科学地认识到“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而“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归根结底，《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不仅仅是关于方法论本身的，也是对于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的一种奠基。

第三，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运用和具体发展时期(即对应于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研究者的研究)，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研究者确实严重忽略了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这一关涉体系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具体表现为理论与法乃至内容与方法在方法论研究上的开始断裂，致使在实际运用与理论具体操作中的批判逻辑和建设逻辑的两分研究的状况及趋势逐渐得到强化。在教学中，政治经济学被两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完全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脱离，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对立，的正统研究方法日渐教条化。这一硬化的“正统’，一定程度上已经破坏了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使“历史”成为简单和断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复杂和连续、累积的。所以，诚如卢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所谓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从总体方法论角度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涉及对象的一种总体分析和全面理解，即总体政治经济学不仅包括狭义分析(对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经济系统分析)，必然同时包括广义分析(对于人类劳动和生产过程的总体一般分析)，或者说，在科学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内，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不可偏废、有机统一的。虽然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属性，使这一结合乃至统一同时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历史阶段性特征，但总体性仍然是内在的分析逻辑。从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将要剖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应该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有机统一，以及深层次地包括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分析，等等。

二、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科学内涵

这一理论剖析，可集中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和逻辑框架的两个有机联系方面。

先来看第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伴随着方法论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发展和成熟，所以，迄今为止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作为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和经济实现形式，突出体现为一种“总体经济结构分析方法”。简单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会总体经济结构被表达为“生产方式十生产关系”，准确地说，是以特定形态生产方式为基础、与之相结合并反映其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因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在层次划分上可以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具体生成系统，表明生产关系生成系统本身决不只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部，而且它作为“最高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必然由“较低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所决定，这就是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据这一分析，看来波普尔将马克思学说系统地简化为一种“决定论”来理解的真正危险之处不是在于“历史决定论”本身，而是在于人为制造了历史决定论与科学决定论的逻辑矛盾。简言之，马克思关于决定论的论述所包括的三个层级关系，即物质技术或生产力决定层级、经济或生产关系决定层级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决定层级，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辩证的。马克思的科学叙述一再表明决定论是科学的整体决定论，其基本逻辑是:生产力对于总体社会经济系统的决定不会是简单、直接的，或者以某种线性形式进行，而是伴随有社会中介条件和过程的不断生成的一种经济结构形式的决定，本质上乃是一个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逐步社会累积发展过程。

第一，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变迁过程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本质结构和发展结构，这一分析最终可以表明，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一门关于真正意义的动态经济过程分析的历史科学。具体而言，包括劳动过程、生产组织及相应的所有制一产权一管理制度三个子系统构成内容层级。它表明:(1)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真正基础乃是特定历史形态的劳动过程(演化)结构，包括社会经济系统所需的全部技术条件和物量基础两方面内容，通过技术结构(即劳动的物质技术条件组合系统)向社会结构(即劳动的社会组织条件或分工和协作系统)的对接和转换，从而最终实现劳动物量的社会化;(2)生产组织对于实现劳动与生产方式的结合始终具有直接的社会中介作用，内生于从特定劳动过程向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变迁和转化的过程之中;(3)因而，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一起进一步真正构成了生产社会性质的现实基础，决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特殊结合方式的具体形态，即表现为具体的所有制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产权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运行形式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形式结构，相应，这一具体分析是为了充分揭示和展现经济有机体的内在运行机理以及表层结构，从而使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数理表达特性，如可以表征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等等。作为本质层次的外化和实现，经济运行形式对应地具体化为社会劳动形式、社会生产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运行层级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劳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劳动方式(作为劳动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组织条件)和劳动形式(作为劳动结合和交换形式)而言，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表层结构，劳动形式不过就是特定形态的劳动分工和协作或劳动技术组织条件的社会实现形式;(2)作为劳动(分工)形式的直接社会加总—“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会生产形式在内涵上即表现为生产者之间的具体不同的社会经济联系形式，表现为基于特定生产组织形态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产组织的自给自足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业生产组织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等;(3)同样，完整的生产社会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劳动和生产组织的社会性质以及劳动和生产过程运行的社会全貌，因此系统包括以所有制、产权及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或与之直接对应的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这显然同时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在内容构成上的具体化。

总起来看，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过程或经济结构的变迁和运行的机制是这样的:特定劳动过程一社会劳动形式一生产组织一社会生产形式一生产的社会形式。它的深刻内涵包括:(1)总体生产方式包括劳动方式(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形式(作为宏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方式本身)三个层次⑩，从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运动具体化为完整生产方式内部结构的运动;(2)从劳动过程到生产过程的社会总合的经济运动，作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一般原理的具体运用，无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经济理论，并可能重塑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逻辑路径;(3)从科学决定论的方法论出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构造”，劳动过程理论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在于赋予劳动价值分析的结构内涵，从而可能重塑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内部理论构成关系，实现劳动过程分析和剩余价值分析的内在结合。

进一步从第二方面看，从完整劳动过程二重性(包括劳动技术过程和劳动社会过程)出发，需要将《资本论》中的狭义逻辑论证框架—作为“商品一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展为总体逻辑论证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因为不仅马克思的科学资本主义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直接的统一，也就是同时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的“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以及“从反面来表述它的规律”两方面的内容要素，而且《资本论》本身也是劳动二重性逻辑的直接展开，也就是分别作为“资本主义本质论”和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在《资本论》中，劳动技术过程的直接规定是劳动过程的自然属性，劳动社会过程的直接规定则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的社会属性，从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规定性上劳动二重性与生产二重性取得了内在的一致，并构成社会抽象劳动一资本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一经济结构”图式。但是，即使仅就资本主义过程而论，社会生产或资本积累过程也总会与特定劳动过程相联结并以之为基础，反过来，每一劳动过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则会推进一种新的社会积累体系或结构形式。由此使得这种分析本身带有两个新特点:

第一，价值决不只限于狭义价值，而首先是一个总体价值的概念。在资本主义过程中，狭义劳动技术过程被直接简化和还原为劳动社会过程，社会总资本代表了简单劳动过程的完全的社会加总，社会价值关系体现为既定社会总需求结构下的社会抽象劳动关系。在广义劳动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总需求结构不变假定的放松，价值首先体现为一种“劳动效用关系”—作为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概念，其真实内涵是总体劳动过程视阑对于简单劳动过程视阑的替代。总括两方面的论述，价值总体地乃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总体价值概念表明:价值作为社会作用中介，也是一个总体过程，是“劳动过程一商品一资本”过程与“劳动过程一企业一资本”过程的一种复合。关于前一过程，马克思给出的社会经济总揽的公式是“商品价值构成”，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物质形态，引出狭义资本总公式;相应，对于后一过程，则可以相对给出“企业价值构成”的社会经济总揽公式，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人力形态，引出人力资本的社会规定。由此，基于完整的价值概念，可以得到总体资本形态，也就是作为物质资本形态和人力资本形态的统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总体资本规定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与资本的总体形态对应，资本总体规定则作为历史规定(积累起来的历史劳动过程)和社会规定(积累起来的社会抽象劳动)的统一，或者说，乃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这一规定使资本概念成为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最为突出的表征，从而通过总体资本的社会作用中介，经济总过程事实地裂变为“劳动过程一价值一私人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以及“劳动过程一价值一公有资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前一过程发展了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则确立了私人资本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导地位:资本是“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资本所有权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因而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后一过程发展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协作关系，使得“企业所有权”能够游离于资本所有权进行经济生长，从而企业不仅作为劳动生产率单位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微观基础，也同时作为产权经济组织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现实基础和社会载体。总括两方面的论述，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个从具体劳动过程向抽象劳动过程进行社会转化和还原的价值增殖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一个在生产专业化以及生产和谐两方面均占有效率优势的价值和谐过程。根据这一观点，无疑，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将体现在对于“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生产经营信条的历史否定和扬弃，而且必将体现在实际劳动过程现实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

总之，对于总体政治经济学而言，商品不再简单地成为(或表现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单元形式，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历史和“被决定”的范畴，替代它的将是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概念—劳动过程;而既然社会经济系统首先面对乃至需要解决的是无数个千差万别的单个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问题，那么，经济学不仅需要分析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单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细致地理论剖析和阐明它们各自在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内部有机联系，并努力地将之推进到经济运行的现实表层结构进行分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

以上的论述并不表明劳动价值论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体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显其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内核基础。因此，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乃是在于，科学确立劳动价值论和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具体理论层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打通劳动价值论发挥功能的两个基础: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实现理论与方法的一体化。这一研究是通过不断理论建设和利用完整、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来达到的。具体而言，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劳动价值论与价格理论、企业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除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论述的狭义价值生产、创造和转型及狭义价值流通、实现和分配诸理论，还应当包括具有广义内涵的价值创造、转型乃至实现和分配等理论;与此相应，从方法基础对应的角度，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必然会进一步具体化为基本经济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劳动的平均一边际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劳动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从而，在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内，通过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的对接以及有机结合，最终能够实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意识形态功能和科学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统一。

从现实逻辑看，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分析，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结构和层次性的认识问题，则成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重点分析中的难点问题。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就其实质而言，乃是社会主义总体经济结构变迁过程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及运行模式的不断变革和调整，因而需要整体处理好经济变迁过程与经济运行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经济转型、发展与经济改革间创设适当的制度和结构形式作为调整工具变量和中介条件;其二，从劳动价值论的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内涵出发，单纯的经济分析只是有助于经济结构的数量特征的认识，而无助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的质的特性的剖析，因此需要实现单纯着眼于经济利益分析的“共量化空间”与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层结构分析的“制度化空间”的互补和结合;其三，与新古典对于市场的看法完全相反，马克思框架内的市场概念既非完全静态的，又非纯粹工具概念，而根本地是一种“制度演化空间”，因此，由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而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构建，既是一场涉及经济全局的深刻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又同时是介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的中间过渡与连接地带，从而是具有设计性和灵活性的一种自觉秩序，这极大地增进了经济实施和操作过程中的异常复杂性、不确定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具有前无古人和伟大空前的经济实践的内涵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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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规律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016-03

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围绕“资本”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 展开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市民社会亦即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解放事业锻造理论武器，“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即指明：“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

一、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

马克思最终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又是如何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揭示出来的？正确解答这两个问题，对于准确把握《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及其内在结构极为关键，同时对于全面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文本阐述的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要弄清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正、副标题的深层蕴涵，即著作正标题中的“资本”和副标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指出：“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4]

关于“资本”，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它“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5]。这就表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在通过对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的论析，在动态中呈现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阶级关系及其发展趋向。

“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综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批判，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二是实践的批判，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究其实质，则是一个问题，即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发展方向，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及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可见，相比于正标题“资本论”，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突出了马克思“论资本”的核心范式。

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而是在“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即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的同时，“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6]。和列宁一样，戴维·麦克莱伦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范式出发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得出：“从19世纪的第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特定的、建构性的方式，它表现为私有财产、利润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场；他们讨论这种方式的运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价格上。由此可见，马克思要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复论述的以虚假普遍性的形式表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表面现象，而是主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资本”生产、流通、转化等特殊经济运动规律。这一规律包含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发展规律。恩格斯指出，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7]。

二、劳动价值论：解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

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是怎样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的呢？恩格斯说得明白：“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5]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一方面，是对“劳动价值论”之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性地位的强调；另一方面，要求“知道什么是价值”，不是对“价值”的主观界定，而是对“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的本质揭示和科学阐明。恩格斯说：“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

关于马克思怎样扬弃既有的范畴体系而对劳动价值理论做出的科学阐明，这是一个深刻的价值理论发展史的课题，需要对马克思自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共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以全面的研究，此处暂不粗浅地旁涉。科学地把握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而揭示出的“价值”的社会关系本质，这是一个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建构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整体地把握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理论体系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3]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而且明确了以“社会普遍性”为本质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而以“个体特殊性”为特征的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接下来，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基于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马克思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撇开了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体系。马克思说：“把价值看做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由于“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因而“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3]。

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二、三卷中，马克思分别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为主题，分三个层面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1）剩余价值的生产规律，亦即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2）剩余价值的实现规律；（3）剩余价值的转化和分割规律。

三、劳动价值论：剖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趋势的出发点

马克思对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不仅是他发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而且也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的出发点。需要说明的是，出发点和决定性因素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其决定性因素，也就是上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3]。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意识到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却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呢？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3]。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指明：（1）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逾越他们自己的界限，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来看，根源在于他们主观地割裂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与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内在联系；（2）只有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才能正确把握“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本质；（3）表现出“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特殊类型，作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必然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必然性。

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及其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和历史必然性的揭示，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落脚点及其之所以以“资本”为主题的根本目的。这就意味着，对“资本”本质的科学揭示和阐明，成为科学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资本”的本质是什么？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是“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形式”。正因为他们把“资本的形式本身理解为自然的形式，这些形式本身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因而没有从这种形式同财富形式的一定联系上去理解”[4]。

与之相反，马克思从对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出发，进而得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相应地，“资本”的本质如同“价值”的本质一样，不是自然形式，而是社会形式；“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换言之，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即在同劳动者结合并充当剥削劳动者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与劳动者之间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而不是资本了。正是生产的二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5]。

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特殊结合，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8]。因而，“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4]也就是说，随着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社会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不断增长。

由此可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剖析及其“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9]。亦即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的揭示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也没有建立在“道德感”和“道德意识”上，而是建立在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这一基础和出发点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论证上。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87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2-391.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122.

[6]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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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围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从未停歇，话题不断更新，层次逐渐深入，气氛愈加热烈。这是一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念碰撞，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众说纷纭，或针锋相对，种种纠缠不清的争论，多因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概念语言不通的缘故。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还乱，无果而终。只有站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看清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从而理清思路，得到有价值的成果。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5]董德刚《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前线》，2002年第2期第13页。

篇7

“政治经济学”常常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既讲政治又讲经济的学科,甚至被理解为是突出其政治性的学科,加上教学内容缺乏更新,导致学生对“政治经济学”学习积极性不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学习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按照学习迁移理论,树立积极的学习态度有助于避免学生产生消极心态,形成负迁移,影响学习效果。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学生对经济和财富的兴趣,介绍中西方早期的经济学思想,从财富的起源谈起,从经济学的起源谈起,向学生讲解政治经济学是如何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并发展起来的,进而激活学生兴奋点,培养学生求知欲。③第二,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向学生讲解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关原理并没有过时,仍然管用,从而引导、培养学生对课程学习的积极性。这些理论包括市场理论,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等。④

二、对所讲授的内容进行合理安排

在教学中,相似的原理及法则的迁移是最常见、最重要的迁移现象。如果学习的新内容和已学习的旧内容之间有相同的要素,可以引导学生利用这些相同要素进行学习。例如,商品市场上供求的变动对商品价格与商品供应的影响与劳动力市场上供求的变动对工资水平和劳动供给量之间存在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利用供求定理的分析,学生比较容易理解通过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和减少劳动的供给能提高工资水平,对后面的学习产生积极的迁移。当然,在利用相同要素进行教学迁移时,教师首先要了解学生是否掌握了前面的知识点,然后引导学生对那些类似或相同的要素,予以分析、对比、抽象、概括,以抓住本质的东西而形成概念或概念体系,引导学生由旧知识推出新知识,进而鼓励学生形成一种探寻共性的定势。其次,要在各章节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注意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前后衔接,做好教材的整体安排。同时,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可根据教材中的难点、重点,结合所教学生的智力特点、知识储备,突出教材中那些概括性高、逻辑性强的主干内容,突出新旧知识、技能、学习方法间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产生积极迁移;对缺乏内在联系的教学内容,可利用教学情境进行弥补,促使学生在学习中顺利地进行迁移。

三、注重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

掌握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掌握这门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环节。理解性学习通常比机械性记忆能更多的产生迁移。对大学生来说,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理解性的学习,而对机械性记忆则显得不感兴趣。为了促进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注意如下几点:首先,把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作为教学重点,使学生对基本原理学深、学透,真正达到深刻理解。在教学中,我们开始讲述“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基本概念时一定要让学生真正理解好、掌握好。其次,在讲解基本原理时,可列举一些例子,最好是生活中学生所常见的实例,让学生结合现象去思维,把握基本原理的内涵和外延。在讲“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的”④原理时,可以收集近几年我国家电、手机、汽车价格变动的案例来加以说明,使学生能够通过实际生活的背景把握其实质。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去观察,为学生提供内容比较具体、比较接近生产生活实际的作业,让学生尽可能地增加感性认识,提高迁移效果。

四、提高学生的概括能力和分析能力

首先,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学习迁移的本质在于概括出知识之间的共同特征或具有内在联系的某些要素,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概括水平越高,他就越能够理解新事物的实质,迁移就越容易,迁移的范围就越广。例如在讲解货币的五种职能时,可以先向学生讲解它的两种基本职能:价值手段、流通职能,再讲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加深,客观上要求为解决这种矛盾而逐渐衍生出来的货币的其他三种职能: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此外,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易混淆的知识进行反复辨析,如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等,促进学生在这类知识的迁移过程中,树立清晰的观念。其次,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迁移的产生,关键在于两种学习之间的一致性或相反性,而知识之间的共同因素往往潜藏于内部,这就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因此,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引导学生通过分析、对比,从新旧题材中挖掘共同因素,抓住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联系,在已有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解。如在讲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我们可以举2007年以来我国出现通货膨胀时,国家出台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拳”,最终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这样,学生在分析经济现象的过程中掌握了政策的实质,便于分析其他问题。

篇8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的本来面目，真正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坚持以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篇9

关键词：抽象劳动；价值；抽象法；科学主义；历史范畴；永恒范畴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08－07

关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是一个永恒范畴还是历史范畴的研究和争论，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争论各方都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找到相应的理论依据。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苏联学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两重性，卫兴华先生在1957年就提出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是一个永恒范畴的观点。此后，许多学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和争论，并一直绵延至今。

笔者在《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探析》(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以下简称“原文”)一文中，提出从生理学与经济学两种不同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这种观点得到学术界同仁的关注和批评(参见胡爽平：《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以下简称“胡文”)。鉴于劳动二重性学说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与学术界的长期争论，笔者深感对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同时，本文也对胡文的批评和指责做出必要的回应。

一、两种不同意义的抽象劳动及其相互关系

在进一步探讨两种不同意义的抽象劳动及其相互关系之前，让我们首先重温一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的抽象法。对于马克思的抽象法来说，抽象过程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的认识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具体到思维的抽象，再从思维的抽象到思维的具体，从而科学地把握客观对象整体的认识过程。抽象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抽取对象的某一个方面、属性或关系，而舍弃其它方面的思维过程，作为抽象的结果的东西，就是对象的某个方面、某种关系或某种属性。抽象法虽然否定了感性具体的整体性，但能使人们深入到客观事物的内部从而在纯粹的状态下来研究和考察对象。因此，抽象只是客观对象的某个方面或某种属性，它是人们认识事物过程的一个阶段，也是进一步实现从抽象上升为具体进而在思维中再现具体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有必要思考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起点如何确定?这个逻辑起点应当具有怎样的特点?从抽象方法本身来看，作为逻辑起点的抽象应当具备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它应该是反映研究对象本质的抽象；其二，它应该是研究对象本质抽象的极限，是一种最简单的规定，在研究对象范围内，它不以其它方面、其它因素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对象的其它方面、其它因素都以它为前提；其三，它应该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源泉、动因、契机和胚芽。

可见，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抽象与具体总是相对的，低层次的抽象相对于高层次的抽象就是相对具体的，或者说，高层次的抽象相对于低层次的抽象就是抽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相对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来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抽象，因为它贯穿于人类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它使复杂多样的人类具体劳动达到了抽象的极限；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相对于生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来说，是一种相对具体的概念，它仅仅适用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关系之中，并且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获得自身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马克思对生产商品的劳动进行科学抽象的过程，也是逐步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概念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对包括货币主义、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以及重农主义在内的全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观的理论批判过程。

篇10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李嘉图恶习 休漠的铡刀 经济学

THE TWO CLASSIC METAPHORS IN ECONOMIC METHODS

——review its apocalypse to Marxism Economics study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tract method and concrete meth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method and normative method are the two main questions in economic methods， which always induce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and ” Hume’ s lever-knife ” are the two famous metaphors， which are used to illum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meaning of the two economic method metaphors and review the apocalypse of them to the study of Marxism Economics.

KEY WORDS: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Hume’ s lever-knife; Marxism Economics.

导言

经济学方法论是一门有关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规律或规则的学问 。经济学方法论是有一定的层次性的，它既包括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如有关实证和规范之间关系的讨论，关于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讨论等都属于一般方法论的内容；又包括反映着经济科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如借用物理学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主张经济理论必须着眼于个人态度和行为或者集团行为而形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或整体主义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导向功能。如果没有个人主义方法论在19世纪末的广泛传播，微观经济学中的诸多理论就难以在当时产生和得到深化；如果没有建立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制度主义这一经济学“异端”也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另外，一种学说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总是会受到某种方法论的制约或支配。虽然很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抱有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对西方经济学 引进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观点和学说，而在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辩论双方基于各自的方法论基础和前提假设进行讨论，已经在我们的实践中造成了太多本不应该存在的争议和概念的模糊。这种因为缺少对方法论研究而造成的智力方面的浪费是惊人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在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基础上，对劳动价值论的探讨，不能脱离“生产总体”及其不同的环节和过程，另一方面也要十分清楚这个环节和过程在整个经济关系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理论界争论较多的生产要素分配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分配环节和分配过程的问题。发生在生产环节和过程的价值形成，决定的是可供分配的价值总额，生产要素所有权等规定决定着对既定价值的分配份额。从价值的形成到价值的实现、再到价值分配，存在着系列的转化过程，这是总体内的辩证运动的过程 。不能对马克思总体方法论有深刻的理解，必然会造成对劳动价值论的重大争议。

这个例子的引入并不是为了比较某种方法论的优劣，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比较是必要的。因为对于不同的分析对象毕竟存在与之更加契合的分析方法。这里想突出的是，方法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的根本目在在于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中两个隐喻“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过程中引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对这两个隐喻所涉及内容持有的态度，在此种意义上，后面的分析含有比较介评的意味，但是我们并不把某种态度作为标杆，而是在这种比较分析中，让各种方法自己显现出它的优势与不足。

一、“李嘉图恶习”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 。1817年4月，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这是一本标志着英国古典经济学最后完成的著作。全书共分三十二章，马克思指出，他的理论完全包括在前六章中，而主要在第一、第二章（“论价值”，”论地租”）中，除货币一章以外全书其余各章只是这两章的补充和附录。确保李嘉图在经济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锻造了一般分析体系的能力，这种分析体系基于相对少的原理而获得广泛的结论，他的“体系”是演绎推理过程的一个纪念碑 。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有了他，经济学丧失了以亚当·斯密的方法为特征的经验倾向而变得严格和抽象了，从而经济学变成真正自治的东西。即它基本上不依附于除了从它本身的思想体系的内部逻辑中产生的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他的写作风格的特点是要缩小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李嘉图擅长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进行诠释。熊彼特把李嘉图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熊彼特，1954年）。

李嘉图拥护一种抽象的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李嘉图创立了许多抽象的名词来观察经济也具有独创性。没有比李嘉图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但也没有人在考察所涉及的原理时更忠实于“奥卡姆剃刀 ”这样的逻辑了 。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他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这种严密性是他的前辈和他的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所不及的。抽象在经济学中是必不可少的。“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最普遍、最重要的抽象了，即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等也都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之上。这些“参照系（reference）”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 。李嘉图的这种抽象方法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有相似之处。韦伯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使用“理想类型”的概念。虽然名称如此，但是它并不指任何规范的或者值得称赞的东西，而与现代经济分析中所使用的“模型”有亲缘关系。一个“理想类型”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构造，它并不描绘现实，而是通过夸张它的某些特征并丢弃其他的特征而从中抽象出来的。它简化了对经验上观察到的物质的假说、系统化和分类的形式化。

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李嘉图研究经济现象运用抽象方法，以逻辑推论来发现其中的“法则”，即经济现象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一方法给以高度评价，并做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明了李嘉图采用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 。这种方法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此亦有经典的评价，“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比例交换鱼和野味......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