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的动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股权激励的动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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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权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对象；股东财富

一、 引言

本文以2006年以后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以往同类研究以股权激励方式为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再引入股权激励对象，以及股权激励方式与股权激励对象的交互作用作为解释变量，对比分析什么样的股权激励计划更受市场欢迎，从而增加股东财富。

本文将在第二部分主要从股权激励方式和股权激励对象两个方面对过往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研究假设；在第三部分将对研究设计进行说明，并从描述性统计和市场反应的角度对研究假设进行初步的检验；第四部分将对本文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运用Heckman两阶段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股权激励的方式对股东财富的影响。目前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是股权激励的两种最主要方式，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大量研究。Bryan等（2000）发现美国资本市场对限制性股票的运用虽然呈增长趋势，但对于高成长性的公司更应该选择股票期权而非限制性股票；而且使用股票期权更有助于摆脱财务困境。与支持股票期权的观点不同，Hall等（2002）则认为股票期权是一种成本很高的激励方式，而限制股票则成本更低，对公司更有吸引力。Dechow等（1991）发现有较高边际所得税率的公司不愿意使用股票期权， 而会选择其他的激励方式。李曜（2008）发现限制性股票的股价公告效应非常明显，而股票期权的市场反却并不显著。张治理等（2012）对股权激励方案摘要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以股票期权为标的物的上市公司在公告日前累计超额收益率（CAR）显著为负，而限制性股票在公告目前CAR则显著为正。

与美国市场不同，我国资本市场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大部分采用股票期权而非限制性股票，且推出不久就恰逢金融危机和股市低谷，伴随中国经济的逐渐复苏，可以预见公司股价会有较大上升空间，而且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多集中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等成长性较高的板块，这些因素都表明，在我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比限制性股票更具激励效应，从而有助于增加股东财富。

2. 股权激励的对象对股东财富的影响。以往股权激励的对象主要是公司高管，相应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高管团队，如Yermack（1995）对620家公司CEO股权激励计划的检验发现，在排除了内部交易等可能性后，授予日期与股价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作者分析这有可能是因为对CEO的激励效果。近年来，对于非高管股权激励的研究逐渐增多，但结论并不一致。Core等（2001）检验了1994年～1997年的756家公司发现，对非高管的激励既有激励动机，也有缓解公司内部现金不足的原因。Kedia等（2002），对200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检验的结果表明公司主要出于缓解财务压力和留住员工的目的对普通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会导致正向的市场反应。Bergman等（2007）检验了股权激励的广泛实施是否受到员工中的乐观情绪影响，发现对非高管员工的股权激励并不能达到最优的激励效果。

考虑到我国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多为民营企业和成立时间不久成长性较高的中小企业，公司高管、创业团队的个人特质往往对企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加之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完善，工会组织作用有限，员工的参与能力和热情受到很大抑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公司非高管的激励往往流于形式，而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果应该更明显，进而增加股东财富。而且，结合之前的分析，激励效果在股票期权的方式下会更显著。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股权激励的方式会影响股东财富，股票期权比限制性股票公告效应更明显，更能增加股东财富；

假设2：股权激励的对象会影响股东财富，对高管的激励力度越大，股东财富增长效应越明显；

假设3：股权激励方式和对象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对股东财富产生影响，相对限制性股票，在股票期权的方式下，对高管激励力度越大，股东财富增长越大。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以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期间为2006年～2012年，在此期间，共有307家公司公布了股权激励方案，占上市公司全体的12.72%。本文的一部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而有关激励对象变量中用到的数据则采取手工收集的方式对各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进行整理。鉴于研究目的，我们对样本进行一定的处理，得到有效样本231个。

2. 变量定义及说明。对于股权激励计划宣告所带来的财富增长，我们采用资本市场对股权激励计划宣告的市场反应来衡量。首先计算分析事件日前后的相关股票的超额回报率（AR），而股票的累计超额回报率（CAR）为窗口期间的AR累加所得。

对于股权激励的方式，采用（0，1）变量区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对于同时以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进行激励的公司，则根据草案中各自所占的比例，选取激励比例较多的那种方式进行归类。有关股权激励对象的变量，采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对高管拟授予股票股权数量占该计划拟授予股票股权总量的比例，由于对高管和核心员工的激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该比例可以反映对高管和核心员工激励的大小。股权激励方式和对象之间的交互作用采用股权激励方式变量与高管拟授予股票股权数量占该计划拟授予股票股权总量的比例的乘积项表示。如果该乘积项系数为正，说明采用股票期权的激励方式时，对高管的激励比例越大，股东财富增长越多；如果该乘积项系数为负，则表明在采用股票期权的激励方式时，对核心员工的激励越大，股东财富增长越多。此外，本文还引入如下控制变量：激励力度、成长性、公司规模、高管年龄、薪酬-业绩敏感性。相关变量说明见表1。

3. 描述性统计。

（1）变量描述性统计。我们首先对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知：超过半数的公司在股权激励公告日前后[-2，+1]交易日的累计超额回报率为正，更进一步的计算发现66.23%的公司CAR值为正。在股权激励对象方面，对高管的平均激励为28.63%，可以看出股权激励对于核心员工的激励比例还是比较大。在激励力度方面，激励计划披露的激励数量占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最低为0.2%，最高不超过10%，这符合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平均水平为3.47%甚至低于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高管持股比例。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为43.6岁，低于全行业47.6岁的平均水平，最小年龄28岁，最大年龄59岁，多集中于40至45岁之间，处于职业发展的黄金阶段。此外，总共171家公司选择了股票期权，占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公司总数的74.03%，而这对于股东财富变化会产生什么影响接下来实证部分会进行详细的检验。

（2）不同激励方式的市场反应。为了检验假设1，我们首先将样本公司按照股权激励的方式进行分类，分别计算其股票股权激励草案首次公告前后20个交易日的超额回报率（表略），两种股权激励方式在-11天以后均表现出了正的超额累计回报率，在股权激励计划宣告的当天，股票期权的超额累计回报率比限制性股票的更活跃。

将窗口日两类股权激励激励公司的累计超额回报，进行比较发现：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市场对两种激励方式都表现出了积极的反应，但二者的差异很明显（表2），股票期权的激励比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效果更好，投资者更加看好股票期权。说明股权激励的方式会影响股东财富，股票期权比限制性股票公告效应更明显，证实了假设1的前半部分。

四、 实证分析

1. 模型设计。目前国内的研究并未对股权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对象以及他们的交互作用对股东财富的影响达成统一，故本文中根据假设1、假设2、假设3，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TATA 11对如下计量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分析：

CARi，t=？琢+？茁1TYPEi，t+？茁2PROi，t+？茁3TOBINQi，t+？茁4SIZEi，t+？茁5AGEi，t+？茁6SENi，t+？着i，t（1）

CARi，t=？琢+？茁1FRACTIONi，t+？茁2PROi，t+？茁3TOBINQi，t+？茁4S-IZEi，t+？茁5AGEi，t+？茁6SENi，t+？着i，t（2）

CARi，t=？琢+？茁1FTi，t+？茁2TYPEi，t+？茁3FRACTIONi，t+？茁4PROi，t+？茁5TOBINQi，t+？茁6SIZEi，t+？茁7AGEi，t+？茁8SENi，t+？着i，t（3）

模型一考察不同股权激励方式对股东财富的影响。模型二先是针对所有样本公司考察对高管激励比例与股东财富的关系，然后在股票期权方式和限制性股票方式下分别检验对高管激励比例与股东财富有何不同。模型三考察股权激励方式与股权激励对象的交互作用对股东财富的影响，其中β1越大，表明在股票期权的方式下，对高管激励力度越大，股东财富增长越大。

其中，i表示样本公司，t表示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当年，？着为误差项

2. 实证检验。利用模型1，我们对假设1、假设2、假设3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

从表3发现，模型一中，股权激励方式与观测窗口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说明股票期权比限制性股票公告效应更明显，更能增加股东财富，加之描述性统计部分对于不同激励方式的比较，表明股权激励的方式会影响股东财富，股票期权比限制性股票公告效应更明显，更能增加股东财富，从而支持假设1。有关股权激励对象的讨论中，在全样本分析中，从模型二的实证结果来看，虽然符号上为正，说明对高管激励数量与股东财富增长存在正向的作用，但这种趋势还不显著，不能支持假设2。模型三中，研究者加入了激励方式与激励对象的乘积这一交互变量，实证结果显示股东财富与交互项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β1大于零，说明随股权激励方式和对象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对股东财富产生影响，相对限制性股票，在股票期权的方式下，对高管激励力度越大，股东财富增长越大，从而支持了假设3。

此外，在三个模型中TOBINQ、SIZE都与被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成长性越高，市场反应越积极，对股东财富增长越大；公司规模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

在全样本回归中，激励对象与股东财富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我们推测可能是由于激励方式的影响，因此将所有样本公司根据激励方式分为两组，分别检验其股权激励方式对股东财富的反应（见表4）。结果发现，在股票期权的方式下，对高管激励数量越多，市场反应越积极，股东财富增长越大；在限制性股票的方式下，对高管激励越多，市场反应为负。这一结果说明，假设2的实现有赖条件限制，即对高管的激励应多采用股票期权的方式，而对核心员工的激励应多采用限制性股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两者的风险偏好不同，这也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类似（Kato等，2005）。

五、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6年～2012年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实施后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以往同类研究以股权激励方式为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再引入激励对象以及股权激励方式与股权激励对象的交互作用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了股权激励对象对股东财富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股权激励方式下的表现。本文的研究发现在于：（1）股权激励的方式会影响股东财富，股票期权比限制性股票公告效应更明显，更能增加股东财富；（2）相对限制性股票，在股票期权的方式下，对高管激励力度越大，股东财富增长越大。

本文的贡献在于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考察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股权激励方式，以及如何平衡高管与核心员工的利益。本文的结论对于弥补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建议上市公司选择合适的股权激励计划，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 吕长江，郑慧莲，严明珠，许静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设计：是激励还是福利？ .管理世界，2009，（9）：133-147.

2. 李曜.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方式的比较研究. 经济管理，2009，（23）：11-18.

3. 周仁俊，高开娟.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会计研究，2012，（5）：50-58.

4. 辛宇，吕长江.2012.激励、福利还是奖励：薪酬管制背景下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定位困境——基于泸州老窖的案例分析.会计研究，2012，（6）：67-75.

5. 张治理，肖星.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择时问题研究.管理世界，2012，（7）：180-181.

基金项目：教育部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号：20120631008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号：11JJD79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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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所确认的收益仅限于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数，若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投资单位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部分，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

（二）原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冲减的投资成本恢复①获得的属于投资前被投资单位累积利润或投资后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大于投资后累积实现利润的，投资单位均需按投资比例相应冲减投资成本作投资成本收回。

②若以后被投资单位每年实现的利润大于被投资单位当年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均需按投资比例相应恢复原冲减的投资成本，但恢复的投资成本不能高于原冲减的投资成本，即将原冲减的投资成本恢复到原始投资成本数，同时将恢复的投资成本确认为收益。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利润大于（或等于）累积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时，应将原冲减的投资成本恢复到原始投资成本数。

（三）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可以在每年度结束时，也可在某一年度的中间。为方便理解，以下例题假定分派利润为年度结束时。

（四）举例A企业于95年1月1日投资于甲企业，投资成本6000万元，占股份10％，甲企业95年初未分配利润为1000万元，A企业采取成本法进行核算。

①年初A企业投资的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6000万

贷：银行存款

6000万

②95年甲企业实现利润500万，当年末分派股利400万元因甲企业本年分配股利小于本年实现利润，故不需冲减投资成本，A企业分得的股利可全部作为当年收益。

A：企业分录：

借：银行存款

40万

贷：投资收益

40万

③96年甲企业实现利润600万，当年末分派股利800万元。

甲企业本年分派利润大于本年实现利润，应冲减投资成本。A企业投资后甲企业累积分派利润1200万元，累积实现利润1100万元。

投资后至本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利润1200万，投资后至本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利润1100万（假定在每年末分派股利。若为下年度中间分派96年度利润，则为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利润）。

应冲减投资成本=（1200万-1100万）×10％-0=10万应确认收益=800万×10％-10万=70万

A企业分录：

借：银行存款

80万

贷：投资收益

70万

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10万

④97年甲企业实现利润300万，当年末分派股利500万甲企业本年分派股利大于本年实现的利润，应冲减投资成本。

根据上述公式，A企业投资后甲企业累积分派1700万，累积实现利润1400万。

应冲减投资成本=（1700万-1400万）×10％-10万=30万-10万=20万应确认收益=50-20万=30万

A企业分录：

借：银行存款

50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20万

投资收佃

30万

⑤98年甲企业实现利润500万，当年末分派股利300万甲企业本年分派股利小于本年实现利润，应恢复投资成本。

A企业投资后甲企业累积分派股利为2000万元，累积实现利润为1900万元应冲减投资成本=（2000万—1900万）×10％-30万=10万-30万= -20万96年冲减投资成本10万，97年冲减投资成本20万，98年恢复投资成本20万同时应将恢复的投资成本确认为收益，累积冲减投资成本余额为10万元。应确认的收益=30万-（-20万）=50万

A企业分录：

借：银行存款

30万

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20万

贷：投资收益

50万

⑥99年甲企业实现利润300万，当年末分派现金股利400万。

甲企业本年分派股利大于本年实现利润应冲减投资成本。

A企业投资后甲企业累积分派股利2400万，累积实现净利2200万。

应冲减投资成本=（2400万-2200万）×10％-10万=10万应确认的收益=40万-10万=30万

A企业分录

借：银行存款

40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10万

投资收益

30万

⑦2000年甲企业实现利润600万，当年末分派股利100万甲企业本年分派股利小于本年实现利润，应恢复投资成本。

A企业投资后甲企业累积分派股利2500万，累积实现利润2800万，累积实现利润大于累积分派的股利需对原冲减的投资成本全部恢复，截止79年末累积冲减投资成本余额为20万。

根据公式应冲减投资成本=（2500万-2800万）×10％-20万=-50万根据计算应恢复的投资成本为50万元，而已冲减尚未恢复投资成本时最多只能按20万元，使投资成本恢复到原投资成本，并确认相关收益。

应确认收益=10万-（-20万）=30万

A分录

借：银行存款

10万

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20万

贷：投资收益

30万

二、股权比例变动所引起的核算的变化

（一）原持有比例低于20％按成本法核算，后增持比例达到权益法核算的要求的，在改按权益法核算前实现的净损益，已包括在股权投资成本中，故只需对改按权益法后实现的收益按持股比例及时间进行收益确认。

举例：①A企业于99年1月2日投资乙企业投资金额为110万元，持股比例为10％，乙企业99年初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000万元。

A企业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110万

贷：银行存款

110万

②A企业于99年7月1持乙企业股份10％，投资金额为116万元，乙企业99年1-6月实现净利润30万元。

A企业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116万元

贷：银行存款

116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差额

20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20万

股权投资差额=（1000万+30万）×20％-（110万+116万）=20万（假定股权投资差额按10年摊销）

③乙企业99年全年实现净利润80万元，A企业应确认收益=（80万-30万）×20％=10万

A企业分录

借：长期股权—损益调整

10万

贷：投资收益

10万

借：投资收益

1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差额

1万

（二）原持有比例大于或等于20％，后增持比例仍按权益法核算要求的，在当年应按加权平均或投资时间分别确认收益。

举例：①A企业于99年1月1日投资1200万元占丙企业20％的股份，99年初丙企业所有者权益为5000万元

A企业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成本

1000万

股权投资差额

200万

贷：银行存款

1200万元

②A企业7月1日投资650万，增持丙企业10％的股份，1-6月份丙企业实现净利润400万元，则6月底所有者权益合计5400万元股权投资差额=5400万元10％—650万=110万元

A企业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成本

540万

股权投资差额

110万

贷：银行存款

650万

③丙企业99年全年实现收益900万元（股权投资差额扫10年摊销）

应确认的收益=900万×20％+500万×10％=230万=400万×20％+500万×30％=230万摊销股权投资差额=200万÷10+110÷10÷2=20万+5.5万=25.5万

A企业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230万

贷：投资收益230万借：投资收益

2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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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　优先购买权　合同效力　法律保护

一、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特殊限制规则

1．其余股东的同意权与否决权。1993年《公司法》第35条第2款规定了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前置程序：“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该法第38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职权之一是“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以股东会集中决策为前提。从正面看，其余股东对股东向外转让股权享有同意权；从反面看，同意权也是否决权。在股东迫切需要出让股权时，一些股东会拒绝或怠于召集股东会，致使股东迟迟不能获得股东会是否同意股东转让的意思表示。实践操作中，出卖股权的股东为启动股东会召集程序，不得不通过耗时费力的诉讼程序才能获得救济。

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时，不需履行股东会决议程序，只需书面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即可，绕开了股东会召开难这一问题。新《公司法》第38条删除了股东会“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的条款，股东会享有的集中统一决策权由此转变为股东个别同意权。新《公司法》第72条第2款建立了出让股东向其他股东个别发函征求意见的制度，以及其他股东默示同意的推定制度：“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2．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为维系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的人合性，即投资人有选择投资对象、确定目标公司股东成员的权力。1993年《公司法》第35条第2款规定了老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该规定的疏漏之处在于：如果股东甲向第三人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竞相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都反对股东甲向第三人转让股权，股东甲究竟应将其股权转让给谁。新《公司法》第72条第3款明确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办法：“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时，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

(一)何谓“同等条件”

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在同等条件下”有效。倘若交易条件不同，老股东不得主张此权。如何认定“同等条件”在实务中是十分复杂而细化的工作，既包括同等价格条件，也包括价格因素外的其他对价。“同等条件”在现实具体操作中会表现出多种显性或隐形的差异，以上指标不论在现实商谈还是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中都应予以重点对比和参照的透明指标。

(二)“同等条件”的强制性与意思自治的协调

反对股东可否将第三人的报价置于一旁，另行与出让股东确定价格，亦即在确定了“同等条件”后，还是否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倘若出让股东与老股东达成协议，根据契约自由精神，出让股东可与反对股东另行协商更高或更低的价格，自不必受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限制；倘若无法达成协议，出让股东有权要求反对股东以第三人提供的对价购买股权。

(三)优先购买权适用情形的狭义论

有学者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适用于股权赠与的场合。理由：从文义解释看，新《公司法》第72条第2款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中的“转让”二字，没有明文排除无偿转让，应当解释为包括有偿和无偿转让。反对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既有助于维持股东间的人合性，也未必伤害受赠人利益，赠与股东获得反对股东的等额对价后，可将对价转手赠与受赠人。

无论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都是指股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利主体的变更，不论该种转让行为的原因行为之所在。广义的股权转让则包括买卖、赠与、继承、夫妻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法院强制执行以及互易等特殊情形。新《公司法》第72条旨在规制股东的任意向第三人转让的买卖行为，应采狭义解释仅指买卖转让行为，排除赠与、继承、夫妻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法院强制执行以及互易等特殊情形。

三、侵害老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一)两种观点的争鸣

一种意见认为：股权自由转让原则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现代公司的生命力就在于公司资本的自由流动。各国公司法都无一例外地明确宣示股东享有转让股权的权利和自由，只在例外的情况下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并不必然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另一种意见认为，从保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利，尤其是从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角度出发，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结合合同法具体理由概括分析如下：

首先，《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法律规范分为任意性法规和强行性法规两种，强行性规范又分为强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公司法》第72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按照学者的通说，法条中的“应当”，意即“必须”，是一种强制性规定。从判断效力规范的两个标准来看，符合第二个标准。其次，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将未经其他股东同意的股权转让合同认定为可撤销合同或效力待定的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最后，无论公司还是股东个人、以及受让人，基于无效股权转让合同所遭受的损失，可以通过损害赔偿损失的办法弥补将此类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的不足。

上述观点，第一种固守股权转让的绝对自由，未充分考虑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公司在股权转让问题上的不同要求，也未论述到效力的最终结论上；第二种偏执于股东权利的保护，忽略了公司资本利益，将其他股东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简单等同、不周延的反证法、将损害赔偿救济与定性直接混同，难免有偏颇之处。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效力的实证性分析

首先，通观公司制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有限责任公司实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形式，这一特殊性就体现在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上。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立法目的来看，是为适应有限责任公司特殊的需要，就其性质来看，实际上是一国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限制，是股权自由转让原则的例外。应当对优先购买权人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这种规定不属于强执性法律规范的范畴。当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与《公司法》的强行性规定发生冲突时，应认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行为无效。

篇4

【关键词】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一、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现状

公司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2012年2月21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拟以每股13.5港元回购其旗下子公司阿里巴巴B2B上市公司股票，该价格与2007年底该股票的上市发行价持平。这个公告一出，小股东别无选择，因为按照规定，在H股市场上，只要有90%的股东投票同意私有化，那么在规定期限内，只有卖掉或者接受决议确定的现金补偿两种可能。这无疑给大量中小股东造成了经济损失。而大股东侵害小股东权益之事也并非阿里巴巴一家，同年4月，《金证券》便收到一封事关海天调味回购集体股权的举报信。举报信称，海天调味高管在回购集体股权、企业注销过程中采取违规手段，最终将“集体企业转制为私人企业”。然而，海天调味强调，此次回购，海天集团共召开了5次大会，向全体职工说明回购股权的情况，全体职工自愿选择是否由海天集团回购股份。海天集团最终如何完成回购，招股书上无处可查，但原海天调味人士向《金证券》证实，海天集团在2008年采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逼迫集体持股股东同意回购协议形式，用3亿多元集体利润回购集体股东持股20多亿元的资产。对此，海天集团方面仅表示“举报人信息不实”，但却未作具体解释。

此外，很多中小股东要求公司分红，却被公司大股东以公司需要发展为由拒绝，或者以公司连续亏损没有盈利而拒绝给中小股东分配利润。此时按照我国《公司法》“公司连续5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该公司5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的规定，股东就可以行使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权回购请求权。然而，中小股东的股权回购请求权往往会由于大股东的暗箱操作而难以实现，此时中小股东放弃股份的权利都会受到侵犯。

综上，大股东的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打击了中小股东的投资热情。从长远来看，这既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也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二、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不力的原因

（一）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

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关，在公司组织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是股东们行使权力，参与公司决议制定的重要场所。其决议是根据“资本多数决”这一原则作出的，这也就意味着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越多，表决力也就越大。这从公司经营来看，这一原则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然而，随着股权的高度分散，持股较少而人数众多的小股东就愈发的人微言轻，持股较多的大股东则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对公司操纵自如，大会决议也往往会忽视小股东的权益甚至是公司的利益，而倾向于大股东的利益。

这一原则的缺陷在于：首先，不利于股东平等原则的实现。其次，资本多数决削弱了少数股东对公司事务的管理权力，进而引发了股东会的形式化。一旦小股东的意志与多数股东的意志不一致，即便是大股东的意志违背了法律法规，损害了小股东、公司的利益，小股东的意志也不能左右公司的决策。再次，该原则为大股东滥用控制权追逐私利、损害公司和少数股东的利益蒙上了合法的外衣，也为大股东滥用多数股权并损害公司或小股东利益提供了途径。

（二）保护投资者的法规不完善

从我国《公司法》在第22条中规定可以明显看出以上规定有以下不足：首先，原告的范围过于狭窄，仅规定了股东可以，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决议的通过有着利害关系的董事、监事均不能。其次，该条仅规定股东有权要求法院宣告瑕疵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而未规定股东有权就该行为给公司或股东造成的损害要求赔偿。再次，本条规定的股东的条件过高，即只有在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或公司章程事实，才可提讼。对于那些表面上虽没有违法、违规、违章，但实质上侵害了相关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则不能提讼。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52条规定类似于其他国家立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但依然过于简单和原则，在实务中具体操作较为困难。也不难看出我国派生诉讼的适用范围过窄，仅限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以及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至于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给公司造成损失能否由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则不得而知。

三、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建议

既然大股东和小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存在着不平等，而且也没有理由期待大股东放弃他们基于多数投资而实现的控制权，那么要实现股东权利的实质平等就要求法律及相应制度的设计与完善。

（一）股东表决权集合。表决权集合旨在集合足够的表决权，从而达到与大股东抗衡的目的。尽管单个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极低，但将分散的表决权集中起来，所占比例也不可小视，有可能在股东大会上有一席之地，从而可以改变分散的小股东毫无合力，不能集体发言的状况。在集合了足够的表决权后，中小股东的代表就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并通过引入累积投票制，选举代表自身利益的董事会代表，改变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使中小股东的代表在董事会中也占一席之地，从而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二）异议股份回购制度的完善。所谓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指的是在特定的情形下，对公司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持反对意见的股东所享有的一种“要求公司以合理公平的价格收购自己股份”的权利。从我国公司法第75条和第143条的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异议股份回购机制并不完善。例如每个程序步骤的期限，相关信息的公开，诉讼费用的分担，异议股东的权利行使的成本等等。在适用事项上，除合并、分立之外，还应包括公司营业转让、公司章程对股东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修订、股票交换等足以导致公司结构发生根本性重大变化的事项。

（三）股东诉讼制度的完善。我国现行公司法22条规定决议瑕疵之诉的原告仅为公司股东，从而排除了公司董事、监事会、个别监事的瑕疵决议诉讼提起权。由于股东大会决议效力涉及公司多方主体的利害关系，因而应扩大主体的范围，除了公司股东以外，公司监事会、个别监事、董事、董事会均可提起决议瑕疵之诉。对于公司股东，不问其是否记名，是否有表决权，也不问其是否曾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均可提出决议瑕疵之诉。通说认为，只要提出决议瑕疵之诉时具有股东身份即可，并不要求在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时具备股东身份。提讼的董事、监事必须是在职董事、监事，任期已满或者已经辞职的董事、监事没有原告的资格。在我国，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关，为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理应享有决议瑕疵之诉的提起权。此外，为了保护公司的权益不受侵害，从而间接地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少数股股东的权益，有必要实行派生诉讼程序，以保护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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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诉权是指股东基于股东权被侵害而享有的提起诉讼的权利。我国《公司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是我国公司法的宗旨和目标。然而现实中，股东合法权益因董事们滥用公司内部权利而遭受侵害却诉说无门的事件越来越多，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为什么会诉说无门呢？究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法律规定失范。

与股东诉权相关的法律规定只有《公司法》第63条和第111条。第63条规定：“董事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看似对董事责任的规定，但实际上它既没有界定追究责任的主体，也没有规定追究董事、监事、经理责任的程序，尤其是没有明确规定在上述人员拒不承担赔偿责任时可以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请求法院责令其履行赔偿责任。如果依条文中“给公司造成损害的”之文意，最多只能是赋予了公司诉权，而并未赋予股东诉权。《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这是我国立法对股东诉权的唯一直接规定，但该规定同样“不彻底”和缺乏可操作性。首先表现在条文以董事会的决议违法为要件，但如果董事会的决议形式上没有违法，而实质上是董事长单独拍板决定的呢？这将使股东对董事会行使诉权困难重重。其次，条文以决议侵犯股东利益为要件，但事实上董事会的决议往往损害的是公司利益而很难认定其直接损害了股东利益。最后，该条规定也只是赋予股东要求董事会停止违法行为的权利，而并未赋予股东要求董事会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更不必奢谈要求董事对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

根据以上分析，法律虽然笼统地规定了股东诉权，但并没有真正赋予股东对董事会的直接诉权，更毋论股东对董事的直接民事求偿权。此乃股东诉权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有人提出股东可以考虑直接将公司列为被告，然后再由公司追究有关董事的民事赔偿责任。但是，股东直接告公司仍于法无据。“公司告董事”尽管可依据《公司法》第63条，但如前所述，该条的规定含糊暧昧，严重缺乏可诉性。更何况我们如何期待把持着公司决策权的董事或大股东做出向他们自己提起诉讼的决定；如果他们并不是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力，受到损害的小股东如何主张权利？ 

股东诉权的出路-派生诉讼

如果某种权利缺少适当的救济方式，这种权利就不能存在，就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这便是“救济先于权利”（Remedies Precede Rights）。为小股东提供司法救济的制度，就是股东派生诉讼。

股东派生诉讼（Shareholder‘s Derivative Suit）是指当公司的正当权益受到他人侵害，特别是受到有控制权的大股东、母公司、董事和管理人员的侵害，而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以自己名义为公司的利益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这一诉讼形态首创于英国判例，之后普通法系各国纷纷仿效，尤以美国的相关制度最为发达。在美国，被股东发动派生诉讼追究责任者，不限于公司董事，而是扩及于公司所有各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外之加害人。大陆法系各国受此影响，也逐步建立起类似制度，即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日本于二十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引入此制，台湾地区也借鉴美、日，于其公司法第214条规定了该诉讼制度。

基于派生诉讼的法理基础，笔者认为，目前派生诉讼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原告主体资格的确立。 

各国公司法对原告资格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持股时间要求。英美法系国家对此采用“当时股份持有原则”，即要求派生诉讼的原告必须在其起诉的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发生时拥有公司股份，而不得对其成为公司股东之前，公司所受到的侵害提起派生诉讼。大陆法系国家则采用“持股期限原则”，即要求提起代表诉讼的原告必须在起诉之前持有公司股份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如德国为3个月以上，日本为6个月。二是持股数量要求。大陆法系国家都要求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必须持有一定数额的公司股份，如法国规定须持有公司股份的5％以上。英美法系国家对派生诉讼的原告须持有多少股份不加限制。

2.派生诉讼被告的确立。

日本商法对此作了较为限制性的规定，依法被告为公司董事、监事、发起人、清算人、用明显极不公正发行价格认购股份者，以及就行使决议权接受公司所提供利益的股东。但在美国，凡是侵害公司利益的人，不管是公司内部的人，还是公司外部的人，只要是公司有权对其提出诉讼请求的人，都可以成为派生诉讼的被告。

3.公司在派生诉讼中的地位。

在日本，公司既非原告，也非被告，而是一种诉讼参加人，于原告之侧而参加诉讼。但在美国，公司在派生诉讼中居于双重地位，一方面，由于股东所主张的乃是公司的权利，而且一切有利的判决都将归于公司，所以，公司乃是真正的原告；另一方面，由于公司怠于或拒绝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因而成为名义上的被告，原告股东在提起诉讼时必须将公司列为被告。

4.派生诉讼之管辖。

公司作为一种重要的商事主体，其成员可能遍及全国各地，如果不实行专属管辖会引起诸多问题，尤其是派生诉讼是针对公司人的违法、不适行为而提起的，如果这些致害人分处异地，则实行原告就被告的地域管辖原则困难很大，不仅股东疲于奔命，而且公司也难以应付。在此情况下，日本商法规定，对派生诉讼适用专属管辖。

派生诉讼在我国之确立

现实郑重地告诉我们：如果对公司经营者的权力不加约束与监督，“他们将有可能以法律所预想不到的方式不正当地行使法律以正当目的赋给他们的权力”，使公司成为违背公平与正义的工具。而派生诉讼正好是约束和监督公司经营者权力的最后制御手段。然而，派生诉讼在我国立法上仍是一片空白，这不仅使我国公司法不能为少数股东提供强有力的保护，而且也使我国公司法不能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健康运行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因而在我国确立派生诉讼制度已成当务之急。

但是派生诉讼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其胜诉所得利益与败诉承担的责任是不对称的，原告股东所承担的风险是较大的。在此种情形下，有何动机使小股东代其他股东谋福利，挺身而出控诉董事呢？这样一来，派生诉讼制度有可能虚置。基于此，我国不仅要确立派生诉讼制度，而且要配置相应的激励机制以鼓励股东积极行使派生诉权。为了平衡原告股东的风险与利益，保障股东诉权得以实现，可以考虑作出如下的制度选择：

1.确立广义当事人概念。如前所述，广义当事人理论是股东派生诉权在程序上的法理依据，依据不存，制度焉附？保障股东诉权的行使，首要问题是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程序立法上确立广义当事人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原告股东的主体资格及诉讼地位，彻底排除小股东行使诉权的程序阻碍。把当事人的概念界定为广义当事人，是诉讼立法技术的基本要术，也是诉讼民主化的必然趋势。

2.减少原告主体资格限制。如前所述，保持合理的和必要的限制能够起到抑制派生诉讼大量发生、击败意图通过该种诉讼实现自身利益满足人的行为的作用。但是此种限制不应过严、过多，否则，既违反了派生诉讼之利它性，也不利于派生诉讼之提倡和运用。在我国尚未确立派生诉讼制度之初，对原告股东资格进行限制虽然必要，但应当尽量减少不必要之限制。

3.明确派生诉讼为非财产诉讼。为了减轻原告的经济负担，有效解决原告起诉难的问题，有必要借鉴《日本商法典》第267条第4款的规定，将派生诉讼视为非财产诉讼案件，并规定原告股东只需缴纳少量定额案件受理费。

4.导入诉讼费用补偿制度。在一般的民事案件中，原告胜诉时是无权要求被告偿还其所支付的律师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的。但倘若机械地将这一规则适用于派生诉讼，必将极大地挫伤股东起诉的积极性。因此，我国应导入美国的司法判例首创的诉讼费用补偿制度，即只要诉讼结果给公司带来了实质性的财产利益或者成功地避免了公司所可能遭受的损失，原告股东就其诉讼行为所支付的包括律师费用等在内的合理费用可以请求公司给予补偿。

5.赋予原告在特定情形下的直接受偿权。该特定情形有以下三种情况：（1）防止从派生诉讼中获得的补偿金又转入违法行为者手中。法院将这批钱按持股比例支付给小股东；（2）公司股东存在善意股东与有过错的股东的区别时，将对善意的股东给予有限的补偿；（3）公司准备清算时，将补偿金分给股份有限公司的小股东，以弥补在公司日常营运中他们潜在的损失。

毫无疑问，派生诉讼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被滥用的危险。为此，我们在鼓励股东诉权的同时，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约束机制。其主要内容如下：

1.规定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股东在提起派生诉讼之前，必须首先向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或监事会提出正式的书面请求，要求公司对致害人采取行动，或批准、追认致害人行为，或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只有公司在股东提出该种请求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采取行动，股东始可代位该公司提起派生诉讼。但是，如果上述前置程序的履行会给公司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的，则股东的此种请求义务应予以免除。

2.设立诉讼费用担保制度。在派生诉讼中，法院可应当事人的请求命令原告股东为公司或被告参加诉讼的费用提供担保，一旦原告败诉，则公司或被告为参加该诉讼而支付的费用可从原告提供的担保金额中获得赔偿。但是，我国在导入此项制度时，必须严格规定适用担保的前提条件。

篇6

【关键词】公司制度，股东，控股，权力规制

一、公司控制股东的定义

我国公司的控制股东没有确定的定义，这是因为公司的控制活动所构建的法律规则体系并不取决于对控制股东在法律上的定义，因为针对不同种类的公司、股权分散程度的不同，公司难以从股权持有比例上划定界限。我国公司法没有对控制股东的定义，但是对母子公司是予以明确规定的。从控制关系的密切程度而言，母公司一定是最有控制力的控制股东。母子公司关系的结构产生于控制股东本身必须是公司的情况下，而控制股东则包括自然人；构成母子公司关系的法律标准一般高于控制股东与被控制公司关系的标准；控制股东负有的法律义务当然适用于母公司，而母公司承担的全部义务不一定均适用于控制股东。

区别了母子公司与控制公司和被控制公司的关系，就有基础探讨控制股东的定义。控制股东是指持有被控制公司发行在外的股份的过半数（这种情况已达到母公司标准），或者虽然其持股低于被控制公司股份总数的半数但能够通过选举或任命的方式安排公司董事的半数以上从而能够对公司的经营方针和财务政策等重大事项施加决定性影响，以及其他能够依据章程的安排或者股东会的决议而对公司发生控制性影响的股东。

二、公司控制股东控制权的社会基础

（一）公司是由多数投资者共同联合投资形成的经济实体，全体所有者的意志，从而体现公司的意思能力和行为。由于每一个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不是完全等同的，且投资者对公司的债务只以其投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因此法律上的股东地位的平等不可能必然导致投资者们在公司事务决策中的权利的平均分配。

（二）公司制企业的机制在于共同投资的活动创设了一个独立于全体投资者的新的主体。公司可以独立承担对外的民事责任以使投资者的个人财产远离了公司经营的风险，资本的联合取代了人的合作的本位，人合发展为资合。因此，配置公司控制权的要素就是资本而非投资者的人身资格。按照每一股份行使一个表决权的公平规则平行分配决策权的结果就是谁持有公司的多数股份，谁就拥有控制公司的权力。

（三）控制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的存在和维持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首先，从股东的共同意思来看。股东们合资组建公司，由于享受有限责任的风险防范利益，公司由出资最多的股东进行控制是先于公司组建而达成的默契，这既是理解一股一票决策机制的必然共识，也会在公司章程中直接认可，而公司章程在公司成立以前就是形成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契约。投资者加入公司设立的行为，体现了股东意思自治的精神，因此控制股东控制公司表彰了公司社团的集体意志。

其次，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意识和动力不足，具体经济体中的协调和指挥活动应当由出资最多的投资者实施控制并没有受到社会和政府的质疑，商业社会自身锻造了许多的运行规则，而大股东控制公司的制度正是其中之一。这一规则一直到发展出公司控制权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性权利的状态，导引了现代社会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研习和制度再造。

第三，股东利益本位是公司制企业大树保持常青的根系。过去的理念尊重股东按自己的理解甚至以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在股东会上投票，因为虽然股东利益的冲突是公司本质的另一面，但公司经营的常态情景中，所有股东在参加股东大会投票之际会促成公司的利益，公司的最大利益是股东全体共同利益的所在。股东利益本位，强调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东的个别性，其服从于主体的独立意志，在公司利益混成中的它具有鲜明的个性，股东加入公司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公司章程所表现的共同意志是股东个别意志的抽象和提炼，公司必须服从于股东的个人利益追求的宗旨。

三、公司控制股东法律义务的构建

公司法强调在公司股份平等的基础上，公司的股东不分大小区别均等行使股东权，甚至主张股东行权完全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资本多数决是无可争议的法律原则和表决机制，是公司法最可选择的公平手段。 “多数决的结果是多数权利意味着全部权利，少数权利意味着没有权利”，资本多数决原则体制下的公司意思的形成和贯彻机制天然存在着不公、歧视甚至压榨，但是从纯经济的、自然的利益形成结构看，公司法的制定者不可能提供出另一套的替代原则，可以断言的是任何试图根本动摇这一原则的法律行为必然会因为触及公司—这一建筑结构的地基而使立法动意者怯步。

篇7

关键词：故障；洗涤；触点；旋转起动；电容器

中图分类号：TM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4） 12-0000-01

一、故障现象之一：洗衣机停止进水后不洗涤

出现这种故障现象最可能的原因是程控器触点接触不良或触点开路、或者是微电机故障。出现离合器故障、电容器开路或琴键开关接触不良的可能性较少。

故障判断：

由于全自动洗衣机的洗衣时间是由程控器的计时电机（小同步电机）来控制的，波轮的正转、停、反转，也是由程控器的计时电机控制的。所以，如果计时电机断路，程控器的触点刚好处于洗衣电机正转或反转时，将产生注水到达水位后波轮不间断地单向转的情况。如果程控器的触点刚好处于洗衣电机停止状态，洗衣机将自动停机。其共同的一点表现为程控器的指针停留不动，听不到程控器发出的类似钟表的“嘀嗒”声。可进一步对计时电机单独检查，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计时电机两引线间的电阻。若电阻为无穷大，则说明计时电机线圈断路，需更换同型号的计时电机。

维修方法：

根据以上判断，如果是程控器触点接触不良或触点开路的故障原因，就需要修复触点，使之接触良好。如果是微电机故障，就需更换同型号的计时电机。

二、故障现象之二：洗衣机洗涤时波轮只能单向转动

出现这种故障现象主要是程控器触点和棘爪引起的机械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控制正、反转的触片始终闭合；控制正、反转的触片断开；程控器内微电机故障；棘爪不到位，抱簧浆洗涤轴和脱水轴抱在一起，使洗涤轴不能转动；抱簧端头断裂（插入棘轮内孔的弯曲端头）；小油封漏水，引起离合套、脱水轴及抱簧表面锈蚀，使相互间的配合过紧；紧固件松动。

故障判断：

（1）程控器的触点接触不好。反映在电机只能单向转，而不能换向。这种情况必须对照洗衣机的电气线路图检查。

以金羚牌XQB3O-1I超静型洗衣机，请查找程控器触点8、10，当触点8接到蓝线对应的b处时，电机正转，此时触点10与紫线对应的b点不相接。当触点10与紫线对应的b相接时，触点8从蓝线对应的b处分开，此时电机反转。由于铜片的变形，可能导致接触不良，应矫正铜片的形状，使接触可靠。

（2）洗衣电机能正反转，但波轮不能换向，则属离合器的质量问题，最常见的是离合器的棘爪不到位，棘爪未能拨松抱簧（棘轮里面的方形弹簧），离合器的内外轴未能脱开。

维修方法：

可以用钳子调整棘爪臂的形状位置。如果是离台器顶开螺丝顶住摆臂，应调整摆动臂与顶开螺丝间的距离，使顶开螺丝与摆动臂间有0.5-1毫米的间隙。

三、故障现象之三：洗衣机洗涤时，脱水桶也跟着转

出现这种故障现象主要是离合器机械方面的原因，可能是：离合器扭簧滑动或断裂而引起脱水桶逆时针方向转动；刹车太松而造成脱水桶顺时针方向转动。

故障判断：

在停机状态下，用手拨动脱水桶。对于正常的洗衣机，在顺时针方向能旋转，但旋转不会很轻松（主要原因是有刹车带抱住脱水轴）。而逆时针方向则转不动，因为有止回弹簧将脱水轴抱住。

这种故障的洗衣机，在脱水状态下打开机盖，脱水桶不能在10秒内停住。因此，必须调整刹车带的张紧力。

维修方法：

如果离合器扭簧滑动或断裂而引起脱水桶逆时针方向转动，更换扭簧即可。

如果刹车太松而造成脱水桶顺时针方向转动，松开刹车带的螺丝，在刹车带与离合器外壳间垫上一垫片，再上紧刹车带的螺丝。

四、故障现象之四：可以听到电机的嗡嗡声，但是洗衣电机不旋转起动，洗衣机不能脱水

出现这种故障现象包含机械方面的原因和电路方面的原因，其中机械方面的原因是：刹车带松不开、大油封安装不正确、抱簧失效；电路方面的原因是：电容器容量不足。下面就以电容器容量不足造成的洗衣机不能脱水的故障现象为例进行分析。

故障判断：

（1）由于洗衣机电机是单相电机，单相电机的特点是起动转矩为零。必须在电机两绕组引出线间接电容，采用电容分相的办法，使之产生起动力矩。因此，如果电容短路或断路，均不能起动电机，同时使电机发出嗡嗡声。这时电机的电流很大，时间长了可将电机烧坏。这里介绍万用表检查电容的方法：

用万用表的高阻欧姆档（1k档或10k档），检查电容器是否短路。首先让电容器两根引线短接，使之短路放电，然后用万用表两根测试棒接电容器的两个接线端子，观察指针的摆动情况。

当万用表指针有大幅度摆动，摆向电阻零的方向，然后指针慢慢回到数百k档时，表示电容器是好的。

若万用表的指针大幅度地摆到电阻为零的位置后，指针不返回，说明电容器短路，必须更换新的电容器。

若万用表不摆动，说明电容器断路，必须更换新的电容器。

在以上的操作中，不能用手捏住两根测试棒的金属部位，因为人体电阻会影响万用表的读数。

（2）如果按以上方式判定电容器正常，则极可能是电机本身的质量问题。最常见的一种电机故障是电机的“拖底”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电机轴承松动，造成气隙不均匀，产生类似电磁铁的吸引现象严重时，电磁力将电机转子吸向一边，类似刹车现象，此时用手无法使电机转子转动，只有切断电源后，才能将转子转动。

维修方法：拆开电机的上下盖后，观察电机轴承有否松动，如果是由于装配不良，则应重新装配，使轴承牢固可靠；如果是轴承磨损，应更换新的轴承。

（3）如果卸下皮带后，电机能正常正、反转，则应检查是否皮带过紧或有异物卡住波轮，另外，电源电压太低（一般指低于180V时）也能导致电机无法启动。应避免在用电高峰期内使用。

全自动波轮洗衣机洗涤系统的故障判断方法和维修方法还有很多，希望在此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与大家一起切磋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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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王立君

被告：深圳市永浩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朱旻

深圳市永浩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永浩公司）是1997年12月12日经深圳市工商局核准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原告王立君与被告朱旻签署的公司章程规定，该公司股东共二个即原告王立君与被告朱旻，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双方各以现金方式出资50万元，各占50%股权。该公司章程于1997年10月20日经公司创立大会通过，并规定公司设立……

【审判要旨】

法院经审理认为：永浩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47条及民事诉讼法第199条、第201条及公司法第189条、第191条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仅负责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时的清算。因而，原告要求本院对该公司进行清算，缺乏法律依据，并不符合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的规定，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告起诉要求判决二被告停止对其股东权益的侵害，这属于民事侵权之诉，符合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的规定，本院应予以处理。本案中，原告作为永浩公司的股东地位已经由深圳市工商局的企业登记确认，虽然根据福田建行的证明，可认定原告并未实际向该公司投资，但原告作为该公司的股东资格并不因此而受到否定。这是因为，我国公司法第25条虽然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但同时该法也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的，只是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并未因此而否定该股东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资格。原告对该公司所享有的股东权益依法应得到确认和保障。由于被告在诉讼中承认永浩公司成立后，确实一直没有召开过股东会，这已构成对原告作为公司股东享有的经营管理权益的侵害。但作为原告与被告朱旻二人合股成立的永浩公司，当其股东之间因股东权益发生纠纷时，并不应作为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者，原告仅能针对另一股东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朱旻停止侵害有理，本院应予以支持。至于原告诉称永浩公司一直未进行分红虽属实，但根据公司法第177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先应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若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上一年度公司亏损的，在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之前，还必须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后所余利润，才能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因而，原告作为公司股东的获取利润权利的实现，必须以该公司在弥补亏损及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后还有利润作为前提条件。由于原告未能证明永浩公司具有可供分配的利润，二被告一直未给原告分红，尚不足以认定构成对原告股东权益的侵害，因而原告诉请要求二被告停止对其分红权利的侵害，本院不能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应予支持。被告永浩公司认为原告不是公司股东的抗辩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朱旻以其行为是公司行为为由，认为其不应作为被告的理由不成立，其对原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依法不能免除。另外，双方对公司均未投资所导致的法律责任应另行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第134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旻立即停止对原告作为永浩公司股东通过股东会参加该公司经营管理权利的侵害。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

【问题的提出】

出资是公司股东的基本的法定义务，违反这一义务，我国公司法仅规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现有公司法理论著作也是多从违约责任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的。但是，未出资的公司股东  之法律资格应如何确定？是否仅需由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而不必否定其股东的法律地位？其股东权利（股权）是否应因此受到影响？这些问题在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并无相应规定，不同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存在不同的意见。由于当前理论界对此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类似的案件在审判实践中已开始逐渐增多，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当然，在原告王立君诉被告永浩公司、朱旻一案中，实际还存在许多值得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受诉法院在处理该案中，无论在诉讼程序还是实体判决中，都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在程序方面，谁应该是适格的被告，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但限于篇幅问题，本文对该案仅就有关股东资格确认及其股权限制等问题作些分析。

一、未出资的股东资格是否应认定

（一）  当前理论界和实践中的不同观点及做法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构成要件，理论上目前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一般而言，法院在认定股东资格时，需要考察两个问题：一是实质要件，即公司各股东是否存在合股的一致意思表示（合股合意），具体表现为股东之间有无签订合股协议或公司章程；二是形式要件，即公司登记时股东资格是否予以确认，具体表现为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或公司备案的股东名册中有无反映出股东的资格。然而，对于出资是否应作为股东资格的构成要件，目前仍然存在较大争议，由此导致的争议是，在上述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均符合的前提下，如股东未向公司缴纳出资，其股东资格是否应予认定？对此，目前公司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

1.否定股东地位说。此说认为，股东出资的严重违约行为（如根本未出资或未按时出资）将导致其股东地位（或资格）的丧失  。有学者认为，股东对于公司最为根本的义务在于出资，只有履行了出资义务，才能够获得股东的身份和资格，如果其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自无取得股东身份可言  。

目前否定说在我国公司法理论界属于主流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广东省高院审理的广东国投破产案中，对广信实业公司在江湾新城公司中的股权及股东资格的裁定，即持此观点。该案的基本案情是：江湾新城工程原由南油总公司投资兴建，1987年4月广东国投以1513万多美元的代价，接受南油中心工程的一切产权。同年12月，广东国投决定由其两个全资子公司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公司（下称广信房产）广信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广信实业，在香港注册，现处于清盘中）合资成立江湾新城，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8605亿元，广信房产应认缴人民币4590万元，占25％；广信实业应认缴人民币1.4015亿元，占75％。由江湾新城经营、管理江湾大酒店。为兴建江湾新城，广东国投10年间先后投资了7076万多美元。自1999年初广东国投进入破产程序以来，江湾新城的股权就一直受到境内外债权人的关注。根据广东国投破产清算组的申请，广东省高院通知广信实业将其名下持有的江湾新城75％的股权交付广东国投破产清算组，广信实业提出异议，此外，广信房产以第三人身份请求将江湾新城75％的股权归其所有。广东省高院经公开审理认为，由于广信实业没有履行股东最基本的出资义务，违反了合同约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公司法》的规定，依法丧失了股东的资格，而原广东国投不仅是江湾新城建设的实际投资者，又是江湾新城的组织、策划、管理者，其在江湾新城的权利依法应予以保护。按“谁投资、谁受益”原则，遂作出江湾新城75％股权归原广东国投所有的裁定  。

2、肯定股东资格说（违反出资义务的公司股东仅承担违约责任，而其股东资格不因未出资而被否定）。持此说比较有影响的当属我国青年公司法学者孔祥俊。他在所著《公司法要论》中引用了一个案例：钱某、雷某和王某作为股东共同组建了一个软件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章程载明三人分别出资25、15和10万元。但是，三方均未缴纳出资，而通过不正当手段骗取了验资证明，办理了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公司经营一年后，三方因分红发生纠纷，钱某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为，钱某由于未缴纳出资，不具有股东资格，无权请求分取红利，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孔祥俊认为，实际上，本案也属于公司的瑕疵设立问题，公司的股东未缴纳出资的，应按照公司登记法规的股东承担法律责任，如就行政责任而言，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罚款、责令改正甚至吊销营业执照；就民事责任而言，可以因设立瑕疵而否认其法人人格，由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设立瑕疵可以产生法律责任，但并不否认股东的股东资格。设立公司或者继受股份并办理了股东登记手续的人就是股东，法院在本案中简单地以股东未出资而否定其股东资格似乎与法理不合  。

（二）未出资股东的资格并不因未出资而受到否定

尽管否定股东地位说在我国公司法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但鉴于此说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广泛影响，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此进行认真的剖析，进而推导得出我们的观点——未出资股东的资格并不因未出资而受到否定。

1．  股东资格的取得未必以出资作为前提条件

持否定股东地位说的学者认为，股东身份或资格是出资的法律后果，没有出资自然无所谓股东资格可言。我们认为，这种公司股东资格必须来源于出资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的情形。因为，股东资格在继受取得（如继承、赠与及受让）的情形下，根本不存在继受取得者向公司出资的情形。其次，从公司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进行分析。对于缴纳出资与公司股东资格取得之关系，各国立法大多未做明确规定，但一般而言，采法定资本制的国家对此有较为严格的规定，而采授权资本制的国家对此要求较为宽松。但是，不在股东出资和股东资格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是多数国家的立法通例  。就目前我们找到的资料，将股东资格与缴纳出资挂钩的立法仅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中有规定  。就正如出资未必就取得股东资格一样，股东资格的取得也未必就必须以出资作为前提条件。

2．授权资本制的立法使未出资者取得股东资格成为可能

坚持以出资取得股东资格，实际上是严格法定资本制下的产物。在严格法定资本制下，立法者要求股东向公司出资的目的在于确保公司资本的确定真实，从而尽可能地维护交易安全。但越来越多的立法者发现，公司本身的财产始终处于难以监控的恒变之中，所谓公司资本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只是法学家虚构的神话  。严格坚持“出资取得股东资格”的原则，反而会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有些公司法专家主张，应当淡化出资对公司股东资格的影响。如韩国著名公司法学者李哲松教授在论及股份公司的股东和股东权时指出，股份公司的股东“与其说是因出资而成为社员（股东），还不如说是因取得资本构成单位的股份而成为社员。股份的取得是成为股东资格的前提。对此不得有例外，与此不同的其他约定都是无效的”  。

随着建立在严格的资本确定原则基础上的法定资本制被绝大多数的市场国家所废弃，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司立法代之以授权资本制。我国公司法坚守已显落伍的严格法定资本制原则，对此学界多有诟病  。在此立法宗旨下，我们自然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人会坚持“出资取得股东资格”的观点。然而，在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相关立法中，由于采取了较为先进的授权资本制的立法模式，允许合营各方分期缴纳出资额  ，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股东资格并不完全因出资而取得。这是因为，尽管我国对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采取的是在公司法外另行立法的模式，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第1款明确规定，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合营各方即为公司的股东。在合营公司依分期出资方式而设立的情形下，必然存在股东在未能出资或未能全部出资之前即依法取得合营公司股东资格的情形。如果依严格的“出资取得股东资格”观点，则这类合营公司的股东资格又如何得以确认呢？

3.肯定未出资股东资格的积极意义

首先，在理论上为未出资的股东对外承担责任提供了充实的法理基础。民事主体的法律资格，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基础。否定股东资格说存在的理论困境是，既然否定了股东资格，为什么被否定股东资格的所谓“股东”还要对外却要向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责任？从法理上讲，如果以未出资为由否定其股东资格，自然不能让未出资的该类所谓“股东”对外承担责任，但司法实践中这样又显然对公司债权人不利。否定股东资格说存在法理上的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而肯定未出资股东的资格，则不会存在这种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

其次，肯定未出资股东资格在实践中也有利于公司的稳定。在我国实际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公司股东未出资的现象，有的公司股东仅有二人，如其中一个股东未出资即否定其股东资格，则公司实则仅存一个合格股东，这不符合公司设立及存在的法律规定  ，公司本身存在的合法性都值得质疑。至于象原告王立君诉被告永浩公司、朱旻一案那样，全部股东均未能出资的现象也并非少数。如果都以未出资为由简单地否定股东资格，则可能导致大量的公司不能有效合法地存续，这与公司法所倡导的商业维持原则是不符合的。

有的同志也许会认为，肯定未出资之股东资格并无不可，但如果未出资股东迟迟不履行补充出资义务，是否仍坚持肯定其股东资格？我们认为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这并不会违反公平原则。其实，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并不仅意味着被确认者单纯地享受股东权利，还更多地意味着他对公司和公司的外部债权人需要承担股东义务。如果对未出资者的股东资格不予确认，则必然意味着放纵虚假出资者，使他们从义务的枷锁中得以解脱出来。

还有人认为，既然未出资者拒不补资，他的行为可能使公司注册资本不实而招致公司法人资格的否定，公司的不存在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他的股东地位和资格。但是，股东资格是指公司的股东资格，如果公司的法人资格都被否定了，在此情形下，就连已足额、如期出资的股东也将不成其为股东了，这时被否定的根本不是股东资格问题，而是公司法人格的否定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公司有效存续期间，对于未出资的股东资格仍应予维持，而不应简单地否定。

二、对未出资之股东的股权应否限制

在肯定未出资之股东资格的观点中，关于如何对待未出资股东的股权问题，又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做法认为，既然承认未出资股东的股东资格，那么股东按照公司法享有的所有权利就没有理由加以剥夺或限制，上述原告王立君诉被告永浩公司、朱旻一案的受诉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即持此观点。另一种做法认为，未出资的股东的股东资格虽不受影响，但其股权应受到限制。我们认为后一种做法是比较妥当的。

（一）为什么要限制未出资股东的股权

1.尽管学界对股权的性质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但勿庸置疑的是，从原始股权的取得方式来看，股权的取得须以出资作为对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股权是作为股东转让出资财产所有权的对价的民事权利”  。无对价即无权利，这是民商法中的常识，也是我们主张限制未出资股东之股权的法理基础。

2．从现行立法规范上看，我国公司法第4条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立法对于股东享受权利，显然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即首先股东必须作为“出资者”；其次，其股东权利的享受和行使须按其投入公司的资本额大小而确定。如果不是出资者，股东的资格虽并不因此否定，但其股东权利就失去了基础。

（二）如何限制未出资股东的股权行使

对于未出资股东的股权，是否应全部予以限制，还是部分限制？我们认为对此应根据股权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众所周知，从股权行使目的的不同来划分，股权可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自益权主要包括投资受益权、剩余财产分配权、新股认购优先权、出资转让权、股份转让过户申请权、可转换股份转换请求权，它是股东以从公司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权利；共益权主要包括表决权、选任公司董事及管理人员权、代表诉讼提起权、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质询权、股东会或董事会议决议撤销诉权、公司重要文件查阅权，它是股东以参与公司的经营为目的的权利。尽管二者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但这仍不失为股权最重要的一种分类。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自益权主要表现为股东自身的经济利益，多具财产权内容，共益权则主要表现为股东对公司经营的参与和监督，多具管理权的内容  。我们认为，对未出资股东的自益权的行使应予以全部限制。因为，在股东未出资的情形下，该股东径行主张纯粹为自身经济利益而生的权利，无异于不劳而获，在其投资收益与出资风险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这明显有违公正和公平的原则，对此加以限制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未出资股东能否主张行使共益权，这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因为自益权与共益权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某些共益权是作为自益权的手段而行使，从而使此种权利兼具共益权和自益权的特点。例如，会计文件查阅权、会计帐薄查阅权等即是此类，也难怪一些学者将股东的查阅权乃至代表诉讼提起权视为自益权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未出资股东对于共益权是可以行使的，对此种具有管理权性质而无股东自身财产权性质的共益权，如果不允许股东行使，反而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比如在原告王立君诉被告永浩公司、朱旻一案中，如果仅以未出资为由限制原告的表决权、选任公司董事及管理人员权、代表诉讼提起权、股东大会召集权等共益权，势必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特别是在两个股东均未能出资的情形下，如果他们的共益权均受到限制，则公司就无从继续经营下去了。

（三）未出资股东之股权行使的恢复

篇9

关键词：股权激励 研发支出资本化

一、引言

股权激励作为一套长期激励与约束并存的体系化制度，在本质上是公司控制权的激励，其有助于促使高管与外部股东利益趋同，被视为有效解决委托问题的首要途径和激励管理人员的“金手铐”。然而，大量研究也发现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存在显著影响（Cheng和Warfield，2005；Bergstresser和Philippon，2006），Daiel等认为（2007）股权激励的实施可能会诱发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调整企业业绩，进而影响企业股票价格，为管理层攫取利益。当下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还处在起步阶段，方案中普遍存在着激励有效期较短、激励强度不够、激励条件业绩考核指标过于单一、行权条件宽松等问题。有研究表明这些也都会加剧盈余管理，影响股权激励真正地发挥激励效用。

在研发支出资本化方面，我国2007年正式实施的新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将开发支出有条件地资本化，且这些资本化条件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理人的职业判断，这无形中赋予了经理人资本化或费用化企业开发支出的隐性选择权力，从而为企业经理人利用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隐性选择权进行跨年度调节企业业绩指标提供了便利。伴随科技水平发展以及企业对研发创新的重视，研发支出费用不断增长，对利润业绩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管理层选择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成为了一种更加便捷和隐蔽的方式。然而，在现有的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动因研究中，大多都是围绕着报酬契约、债务契约、资本市场等动机，关于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研究非常少。

关于本文研究的数据近几年已经比较丰富。一方面，新会计准则已实施数年，上市公司关于研发支出会计信息的披露越来越详细。另一方面，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数量从2010年开始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准。这些都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基于以上情形，本文选取了2012-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股权激励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影响。希望可以为规范股权激励，完善股权激励行权条件考核标准以充分发挥激励作用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和建议，同时也可以拓展研发支出资本化影响因素提供关于股权激励方面影响的实证研究，也为《会计准则》关于研发支出方面的政策完善提出一些理论依据和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的论证逻辑是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管理层在股权激励报酬的驱使下，一方面会为了达到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而进行向上盈余管理以增加企业利润提高企业业绩，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股权激励顺利实施以及高管收益的最大化，管理层有动机调整业绩或用传递利好信号方式来抬高股价。而研发支出会计政策存在的隐性选择空间恰好为管理层管理实现以上目的提供了渠道。因此，本文假设股权激励会对研发支出资本化产生影响。

（一）满足股权激励行权条件的动机

第一，我国实行的是基于业绩考核的股权激励，又称为绩效生效股权激励。该类股权激励意味着，经理人不仅要满足考核时间的要求而且要达到事先设定的业绩考核标准才能够获得授权或行权。如此一来管理层薪酬利益与公司业绩就捆绑在了一起，有利于降低成本，发挥激励效应。但是，很多国内研究表明这样的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却并未发挥预期功效，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带来的负面效应远大于其正面效应。根据统计分析发现，我国股权激励最常用的指标是“净利润增长率”，“加权平均资产收益率”，采用这两种业绩指标的股权激励方案占总体的7成以上，这说明了我国股权激励方案也存在绩考核指标单一的问题。在管理层预计难以实现预定业绩或实际没有达到预定业绩水平时，巨大的股权报酬驱使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通过操纵会计政策或者信息披露的过程操纵盈余，以实现管理层预期下的盈余水平。

第二，现在有部分上市公司特别是大量高科技上市公司将研发投资纳入经理人考核标准甚至股权激励行权条件进行考核，目的就是为了抑制减少研发费用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正因如此，许多公司管理层则会选择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增加研发支出满足行权考核要求，同时也能通过这种应计利润盈余管理的方式来影响净收益，调节公司业绩。

（二）股权激励收益最大化与抬高股价的动机

首先，除了业绩下滑以外，股价下跌也是股权激励行权的大拦路虎。2005年到2011年上半年，国内所有A股上市公司停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80家中，由于市场低迷，股价跌破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导致无法行权，占41%。因此股价稳定是股权激励实施的必要条件，如果股价下跌严重，原股权激励方案很可能会由于不具备可操作性被终止。其次，股权激励下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盈利信息有助于投资者预测公司未来的经营情况并能影响股票的市场价格；二是公司股价上升后，管理层在二级市场上出售股票价格大于授权价，其差价为股权激励高管报酬。股权激励实施公司的管理层会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盈余管理调节上市公司业绩，粉饰财务报表，从而影响公司股票价格。再次，与其他盈余管理相比，研发支出资本化还具有信号传递作用。Cheng和Warfield认为（2005）对于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来说，研发支出作为外部报表使用者关注的重要信息，其变动对市场投资者影响比较大。然而，正在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必须要尽量减少对股价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一方面不用减少研发投入经费，另一方面研发支出资本化同时作为利好消息向外界展示了公司拥有创新能力、短期绩效良好、发展势头强劲等形象，增加外部投资者信心，可以对股价产生正面影响。综上三点，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管理层会更倾向于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

（三）研发支出资本化与盈余管理

2006年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分别按本准则规定处理。并且尽管2006年版会计准则定义了研发费用资本化的条件，但是是否将研发费用资本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自主选择。首先，研究与开发阶段难以严格区分。其次，对开发阶段的五个资本化条件的判断也存在主观性。由于上述主观性的存在，归根结底，研发支出到底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很多时候是企业经营者的主观选择。因此，管理层有很大的会计政策选择空间可以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提高净利润以粉饰报表提升业绩。

然而，研发支出资本化可以多报告净利润，代价是减少企业的现金。我国税法规定，研究开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允许以其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所得税；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该无形资产成本的150%在税前摊销。所以，相对而言，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管理层在不面临那么大的业绩或其他压力情况下，为减少企业所得税，增加企业现金，则会倾向选择研发支出费用化。

（四）提出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我们做出假设。

H1：在我国，正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其管理层倾向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反之，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其管理层倾向选择研发支出费用化。

进一步而言，所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管理层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压力、条件都各不相同，由此引起的研发支出资本化盈余管理的程度理所应当会有差异。同时，本文认为行权条件设置严格与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程度。行权条件越低，越容易实现，管理层相对来说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动机和强度就小。反之，管理层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的强度也越大。基于此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正式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其行权条件以财务指标为主的业绩考核的要求越高，管理层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的幅度也越大。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

（一）数据样本

本文选取2011-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原始样本，由于研发支出的会计披露为上市公司自愿披露项目，所以没有披露研发支出会计信息的公司就无法考虑其股权激励的影响。另外剔除其中ST公司、金融行业公司以及数据不完整的公司，总共收集1818个样本数据。样本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其他数据从巨潮咨询网上市公司年报等公告中手工搜集，数据初步整理采用Excel软件，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的是SPSS17.0和EViews5.0统计分析软件。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本文借鉴现有研究（Aboody和Lev，1998；许罡等，2011；王艳等，2011；谢德仁，2014），结合本文假设，建立模型（1）以2011年-2014年的数据来检验假设1。

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为开发支出资本化（CAP），当公司“开发支出”账户t年末余额大于零或者“开发支出”账户t年转入“无形资产”账户金额大于零时，该公司被认定为进行了开发支出资本化，CAP为1，否则为0。解释变量为上市公司是否实施股权激励（Incentives），正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为1，否则为0。同时借鉴现有研究（许罡等，2011；王艳等，2011；谢德仁，2014），选取了以下的控制变量：用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避免亏损临界变量（LOSS）、再融资临界变量（SEO）分别作为债务契约动机、盈利能力，避免亏损动机和再融资动机作为其他盈余管理动机。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

为了进一步验证股权激励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影响，本文参考吕长江（2009）的研究将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按行权条件分为两组，行权条件严格的为激励组，行权条件宽松的作为福利组。如果行权要求的业绩指标大于公司前三年同种指标的平均值，则认为行权条件设置严格，管理层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努力，盈余管理的动机强；反之，我们认为行权条件的设置只是一种摆设，管理层较容易达到业绩目标，盈余管理的动机弱。借鉴现有研究（吕长江，2009；许罡等，2011；；林大庞，2011；谢德仁，2014）构建模型（2），以2011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来检验假设2。

其中，被解释变量CRDE%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与当期净利润的比重，本文用此来衡量管理层利用研发支出费用化资本化的会计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影响。该变量描述管理层对研发支出资本化而比选择费用化所增加的本期利润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程度，该比例越高，说明管理层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越高。解释变量为行权条件业绩要求P为哑变量。当P=0时代表福利型股权激励方案，业绩要求水平较低。当P=1时代表激励型股权激励方案，业绩要求水平较高。控制变量采用前十大股东控股比率（Ratio），避免亏损临界变量（LOSS），再融资临界变量（SEO），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规模（SIZE）和研发支出强度（R&DINT）。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通过描述性分析可以发现，数值都方差较大，因为数据源于整个A股上市公司，不同行业性质的公司之间的差异导致数据也差异较大。另外由于研发支出的会计披露为上市公司自愿披露项目，2012-2014年整个A股市场平均每年有600家左右的公司披露了研发支出的情况，且每年选择披露的公司数量一直在增加。股权激励方面，2012-2014年股权激励的公司数量一直增长，自愿披露研发支出数据且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三年平均每年120家左右。近三年的数据样本比较丰富，这样有利于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实证研究。

表1为本文研究假设1的检验结果，其显示股权激励变量在1%的水平上与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变量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说明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相对于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其管理层有更倾向于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当企业正在实施股权激励，管理层为了达到行权条件要求的业绩增长，会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提高当期利润。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会倾向于研发支出费用化来降低税收，避免公司现金流失，保证公司现金流。因此，研究假设1通过检验。

假设2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行权条件水平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在显著性水平5%上呈现显著正相关，即行权条件业绩水平越高，正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进行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程度越高。由于股权激励方案中要求的行权条件业绩水平越高，管理层实现行权目标也就相对更加困难。而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获取股权激励带来的高额报酬，高的业绩水平考核方案往往诱发管理层的短期行为，提高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比例，将原本应该费用化的研发支出费用予以资本化，减少了公司当期费用增加当期资产，从而操纵公司利润业绩，达到行权条件。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利用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相对于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其管理层更倾向于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当企业正在实施股权激励，管理层为了达到行权条件要求的业绩增长，会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提高当期利润。并且在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中，其行权条件要求业绩增长越高，管理层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的幅度越大。

基于实证结果和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关于股权激励，在行权条件方面改变单一呆板的财务指标考核模式，引入资本成本概念的财务指标经济附加值（EVA），有效结合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平衡计分卡，非财务指标比如专利研发成果、科技创新应用等，激励企业研发与创新的同时，使评价标准既全面又综合。关于会计准则对研发支出会计处规定的不完善，第一，有关部门应当严格制定研究和开发阶段的划分标准，通过《实施细则》来进行规范。第二，应当加强研发信息的披露，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对于企业披露研发信息的规定，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对企业管理者产生监督，防止“利润操纵”。第三，加强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对企业研发会计处理的审查，通过内外部的工作监督来防止研发会计处理方面的盈余管理。

参考文献：

[1]权小峰，吴世农，文芳.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J].经济研究，2010，（11）：73-78.

[2]谢德仁，姜博，刘永涛.经理人薪酬辩护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J].财经研究，2014，（1）：125-134.

[3]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权、报酬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7）：111-119.

[4]许罡，朱卫东.管理当局、研发支出资本化选择与盈余管理动机――基于新无形资产准则研发阶段划分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9）：39-43.

[5]宗文龙，王睿，杨艳俊.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动因研究――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中国会计评论，2009，（4）：439-454.

篇10

【关键词】股权激励；治理结构；盈余管理

引 言

在国内，从06年证监会制定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后，我国的股权激励走上了规范发展的道路，这一长期激励工具似乎正在成为股东解决问题的“良药”。然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把双刃剑，赵息（2008）认为虽然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可以使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更加一致，从而激励管理层关注长期的股东价值最大化，但是其同时也往往对公司的业绩有要求，从而引诱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肖淑芳等（2009）通过配对T检验的方法进行实证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经理人通过操纵“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公告日后盈余存在反转现象。苏冬蔚等（2010）则认为由于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不健全，股权激励计划的提出，反而增加了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本文试图构建数学模型从理论上讨论股权激励、委托人监管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一、模型构建和推导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股东和管理层的博弈模型。首先假设存在一家两权分离的公司，公司股东是风险中性的，他委托风险厌恶型的管理层作为人经营公司。同时组建董事会制约和监督管理层的经营活动，监督力度使用s表示，董事会薪酬用Wb表示，为了方便处理函数，将s标准化取值0到1，0表示无监督，1表示完全监督。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因而管理层的薪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薪酬Wf，另一部分是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公司股权收益。假设授予比例为u以表示激励强度。

假设博弈过程包括2期。t=1期，在公司已经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况下，选择行动（a1，a2）。a1代表管理层的努力程度，表示管理层是否努力促进公司价值增长，其决定了在末期公司的真实产出水平Vt。在管理层没有盈余管理的情况下，末期财务报告中的报告盈余是等于真实产出的。其中R表示报告盈余，e1>0为管理层效率，表示外部环境变量，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δ的正态分布。因为努力工作占用了管理层的闲暇，相当于其付出的成本为C（a1）　=　1/2（k1×a12），k为边际成本系数；a2表示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即其利用公司资源进行盈余管理，在财务报告中虚报盈余水平以欺骗外部投资者，套高股价进而套现获利。管理层对此越积极，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同时董事会的有效监管以及对财务审查可以制约管理层的权利，增加盈余管理的困难程度。

在t=2期，公司实现了其最终价值，管理层需要制作财务报表报告盈余，外部投资者根据报告评价公司价值，决定股价。为了方便推导，不失一般性，假设公司只有一股公司净价值就等于股价。由于只经营了一期，则产出减去成本就是公司的净价值。因此最终的公司净价值为Vnet=e1a1-e2M-Wf-Wb，而报告盈余R=e1a1-e2M+mM-Wf-Wb。根据前面的假设，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投资者只能通过报告盈余评价公司价值，因此股价P=R。此时管理层的收入函数Y=Wf+uP，而成本函数C=　C（a1）+　C（a2），将前面的函数带入得到：

通过管理层的收入成本函数分别对a1，a2求导，当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管理层的收益最大，因而得到解为：

由解可以发现，管理层努力程度a1是和股权激励强度u、管理层效率成正比，而与努力的成本系数成反比。意味着随着股东授予管理层股权激励，管理层将增加自己的努力程度。即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是有效的，得到股权的管理层会重视公司的真实价值努力工作，其与股东的利益趋向将更加一致，会更加积极的促进公司的长期增长，因此股权激励在促进管理层努力工作的同时接诱发了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动机。

从解中还可以看到，a2与董事会监管力度s、盈余管理的边际资源成本e2和盈余管理称成本系数k2成反比，与报告收益对盈余管理的敏感系数m成正比。即董事会有效的监管可以控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也就是，股权激励正常发挥作用是离不开健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只有形成健康的内外部治理机制，能够对管理层的权利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才能使得股权激励发挥其正面激励效应而抑制其负面效应。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讨论，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一）健全股权激励相关的法律法规

目前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主要依据的是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相关的备忘录。而这些文件本身还存在不足，有很多问题没有涉及。因此监管部门应该从公司价值角度，分析财务和非财务指标、设计一套股权激励中的业绩指标体系，为上市公司业绩指标设定提供选择。第三，应尽快完善股权激励引起的公司税务和个人所得税问题。

（二）加快经理人市场的建设

经理人市场的建设实际上是运用竞争机制促进上市公司以市场化的方式聘用经理人，应该对原有的任命制进行改革，加强经理人聘任的市场化程度，引入竞争选聘机制，推进经理人的职业化，市场化。从而增加经理人之间竞争，降低其机会主义动机。

参考文献：

[1]Bergstresser，　D.　and　T.　Philippon.　CEO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Journal　ofFinancial　Economic，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