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财政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当前的财政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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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1）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经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2）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1）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2）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3）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战场：“营改增”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有关结构性减税的推进路线和具体安排在2013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备受关注。

推进结构性减税，可以有多种选择。例如，现行税制体系中的18种税似乎都可以作为减税的对象，统统砍上一刀。但是，将现行税制体系格局与“十二五”税制改革规划相对接就会发现，减间接税而非直接税，减收入所占份额较大的主要间接税，应该是推进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因此，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论及结构性减税时提出，“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1]

积极财政政策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载体并以增值税为主要减税对象，其基本操作路径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加快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营改增”试点的地区范围越大、涉及的产业领域越多，结构性减税的规模效应也就越大。第二，在“扩围”的同时，相应调低增值税标准税率。将原来基于制造业运行特点而设计的增值税税制覆盖至服务业，一方面应考虑服务业的运行特点并作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应统筹考虑制造业和服务业税制问题，确定一致的制度安排。

五、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1）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2）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3）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4）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六、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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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国情下，我们应当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在哪里，却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仍然是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的投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当是减税，即减轻企业税负。笔者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赞成。

第一种观点笔者不赞成。一是因为财政投资原本缺乏产权约束，效率内在地相对低下；二是因为继续集中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按照经济规律，其投资边际收益将会愈来愈大地递减，况且基础设施投资的传导链条短，对各产业的拉动作用小，这意味着财政风险将愈益加大；三是笔者认为，如果今后财政政策仍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为着力点，则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引发财政危机。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近几年的内需不足，说到底是消费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这种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收入分配不公。消费需求不足使得继续扩大财政投资支出对解决内需不足问题效率甚低。

我国当前的消费需求显著不足。这鲜明地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下降。据测算，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84一路下降，到1998年已下降到0.40；二是表现在当前我国的消费率即平均消费倾向偏低。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0%-80%之间。而我国整个90年代的消费率则一直在60％上下波动，而且呈下降趋势。消费需求显著不足，使得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扩大内需。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低下且继续下降，则意味投资乘数（政府支出乘数）显著低下且继续下降，因此这便会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消费率偏低则意味着投资率偏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内需占全部需求90％以上的大国，也就意味着我国的总需求过多依赖投资需求来实现。然而我们知道，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没有必要比例的消费需求的支撑，则投资需求作为中间需求，其形成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供给能力过剩，民！司投资便会自发地萎缩，扩大内需的财政投资只能“孤军深入”。这样，消费不畅，以及由此产生的民间投资不振，便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启动内需。这几年民间投资增长率不高，直接原因，就是我国近几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1998年至2000年，我国政府持续实行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3年里，分别拉动gdp增长1.5、2.0和1.7个百分点，对这三年里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功不可没。但由于一方面消费需求低下，投资乘数不高，另一方面国家财政风险虽尚未超过警戒线，却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便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难以为继。有人认为，加大政府投资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加则消费也会增加，消费增加则民间投资也会增加，这样政府投资便可以拉动民间投资，到那时，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便达到了拉动内需的目的，可以“功成身退”。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源于我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分配不公。只要分配不公问题不解决，则社会边际和平均消费倾向必然持续低下，政府投资难以有效地提高gdp和国民收入，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消费的增加额又仍然低厂，民间投资也就不可能拉动起来。2001年上半年，中央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1－6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5.1％，其中国有及其它经济类型同比增长17.9％。然而，民间投资仍然不畅，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平均同比仅增长7.5％，便是明证。

我国当前消费需求不足，根本原因是出现了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状况的最常用指标。国内外理论界一般公认，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基本合理，0.4以上则达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0.5以上则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悬殊。测量基尼系数有不同的方法，一是按家庭总收入计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权平均计算。其中，第一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略小于第二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后者又略小于第三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但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别并不大。

近几年来，中外许多学者以不同的样本和不同的方法测算了我国的基尼系数，绝大多数测算结果表明，我国自90年代末期以来，基尼系数明显超过0.4，有些测算结果，基尼系数达0.45以上，显然超出了通常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世界银行在1997年公布了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太快，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可见，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充分表明，我国当前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了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这还没有考虑到我国高收入者大量存在的工资外收入、非法收入等隐性收入太基尼系数过大，国内学者们更多看到的是它影响公平，是它将引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的群体的不公平感，从而造成社会不稳定。然而实际上我们应当看到，基尼系数过大的弊端，不仅在于影响公平，而且在于影响效率，即宏观经济效率；甚至可能首先在于影响效率。进一步说，一种收入分配状况是否公平，应主要以其是否有宏观经济效率来判断。对应宏观经济效率高的基尼系数区间就是公平合理的区间，对应宏观经济效率出现明显下降的基尼系数值就是警戒线值。就公平谈公平，不仅难以得出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及收入差距过大的警戒线，而且还可能得出平均主义分配最公平合理的荒谬结论。这里，宏观经济效率高显然意味着国民经济基本对应着充分就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按照这一认识，基尼系数到达某一上限后之所以可以认为其不公平、不合理，就是因为它明显偏离了对应着充分就业的总供求的平衡，具体说，就是因为它造成了全社会消费需求不足，从而使全社会总需求不足或供过于求，大量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实现。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这一警戒线，出现了较明显的分配不公，是因为过高的基尼系数导致了当前消费需求明显的不足，从而导致全社会需求不足。深入的理性思考还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水平应当越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则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水平可以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越单调、低级，此时老基尼系数过大，则高收入者虽有购买力，但现有商品需求已得到满足，又缺乏新的消费热点；低收入者缺乏购买力，对现有各种商品有较强烈需要却缺乏消费能力。可想而知，其结果，便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大量地供过于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多元化、高级化、个性化，基尼系数合理区间的水平就可以逐渐提高一些，因为此时尽管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但一方面高收入者可以不断追逐新的、有时其价位比传统商品高出一个甚至数个数量级的消费热点，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于绝对收入也较为可观（加之有社会保障支撑），对社会现已生产出来的大量各类商品具有较大需求，这样，全社会商品供求仍可以保持平衡。美国被公认为二战后收入分配差距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二战后直到8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现在高得多，可其基尼系数也仅在0.35－0.38之间，只是到了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的90年代后，基尼系数才越过了0.4，超出了通常公认的警戒线。就此而言，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反映出的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相当严重。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经济转轨的现阶段存在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体制改革等这些将使我国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将来支出预期，以及将来收支差额预期会进一步加大，从而进一步缩减即期消费的制度变量因素，则我国现实的0.4以上的基尼系数的水平更是远远高于合理的水平。我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仅800美元，就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上海市，其城镇居民1999年的收入水平，也仅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1／4的水平，按照国际经验，这时本不应出现带全局性的总需求不足，我国却出现了，这是极不正常的。商品供过于求，当然有各省市重复建设，却在现有体制下不能实现企业优胜劣汰等原因，但不可否认，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多数居民对许多日用或耐用消费品有需要却无需求是一个重要原因。

找国当前出现了明显的分配不公，还可以从“五分法”清楚地看出。“五分法”是将居民按收入高低依次分为五个等级，通过比较五个等级各占收入的百分比来判断一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平等状况。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三月统计分析，我国以“五分法”计算的收入分配不公，超过了工业化国家一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纪录；我国学者近年的研究结果也表明：1999年，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相对过大，合计占到总人数的64.15％。这种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状况，显然使全国大多数居民缺乏充足的货币支付能力，严重制约了市场消费需求。可见“五分法”显示，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已经严重不合理，使得社会需求不足，需求结构较明显地不适应生产结构，使得社会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价值得不到实现，使得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我国当前分配不公的严重性，还可以从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看出。对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1998－2000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分配差距分别达到2.52倍、2.66倍和2.80涪，远高于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时城乡人均收入分配差距约1.70倍的国际一般差距状况。

我国当前出现了明显的分配不公，还可从不同阶层的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存量状况得到佐证。据1997年国家统计局、劳动部、总工会等6个部门对职工生活状况的联合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14978户居民中，最富裕的10％的居民拥有60％的金融资产，最贫穷的43％的居民仅拥有3％的金融资产，最富裕家庭户均金融资产是最贫穷家庭的359倍。存量是流量的积累，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存量差距如此悬殊，超过了当今许多发达国家，足见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总之，由于我国近几年的内需不足，实际上是根源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宜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为主要着力点。

第二种观点笔者也不赞成。表面上看，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放在减少企业税收上面，既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刺激当前内需，又可避免高额财政赤字和财政风险，一举两得。但实际上，以减税作为主要着力点比之以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作为主要着力点，并无优越性。第一，减税后若政府财政支出不削减，则政府财政赤字更大，政府势必不得不发行更多国债，这样财政风险将比不减税时更大。第二，若在减税的同时，国家有能力削减一些经常性财政支出，则可以降低国家债务压力和财政风险，但在我国现有行政体制下要想使国家经常性财政开支削减几百亿乃至上千亿水平无异于天方夜潭。第三，若在减税的同时，减少一些财政基础设施投资，这确实可以减少国家债务压力，但是否能达到既刺激内需，又降低财政风险这“一箭双雕”的目的呢？恐怕要大打问号。

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减税很难达到刺激内需的目的。减税刺激内需的途径是：减税后，企业负担下降了，税后利润上升了，则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会上升，这样企业便会加大投资，进而通过投资乘数的放大，导致内需较大幅度的上升。但在我国当前有效需求明显不足的特殊形势下，减税后，企业负担虽下降，却由于分配不公导致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缺乏活力，以及企业的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便使得生产消费资料的企业直接、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间接地对销售收入预期，从而对利润预期并不看好，这样企业并不会有多大的扩大投资意愿，而内需也就很难拉动起来。国内有些学者津津乐道于美国80年代里根减税政策的的实施，导致如年代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财政状况的极大改善的故事，并以此证明我国目前减税是最好的政策。其实，美国当时的情况与我国现在的情况具有很大差别。美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滞胀，在这种情况下，减税不仅有利于提高有效需求，解决“滞”的问题，而且有利于降低物价，解决“胀”的问题，而我国现在还不能说真正走出前几年出现的通货紧缩的阴影。不但不需要物价下降，相反还需要达到并保持几个百分点的通胀率，以便使实际利率下降，促进企业投资。况且，美国整个90年代经济的强劲增长，并不能仅仅归功于80年代的减税，灵活调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因素同样功不可没，特别是90年代以来，美国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结出的硕果发挥了极大作用。

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减税也很难达到降低财政风险的目的。道理很简单，若在减税的同时，对等地减少一些财政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则一方面财政投资下降；另一方面如前面分析企业投资很可能并不会有明显上升，这样总需求就会恶性循环地萎缩下去，如此年复一年积累，反会导致财政收入下降，而且那时可能财政投资、扩大内需的压力会更大，会造成以后若干年更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这样一来，财政风险不但不会下降，反而还会上升。

总之，基于我国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导源于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的消费需求不足，笔者对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的两种观点都不赞成。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是适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

分析至此，笔者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已经明朗化：“十五”期间，至少近两年，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选择运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为主要着力点。只有适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才能有效地扩大全社会消费需求，并进而有效地扩大民间投资需求，从而有效地解决社会总需求不足问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将“十五”期间几年内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确定为适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力图以此提高全社会有效需求，保持国民经济高水平的均衡增长和发展，这里便有一个理论认识问题需要解决：我国多年来一直在调整产业结构，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即生产必须努力适应需求，生产结构必须努力适应需求结构；若不适应，则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不能实现，得不到社会承认，就表明这种生产劳动不是有效劳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必须加以调整使之适应需求。这株认识既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又符合现代产业经济学、宏观经济管理学原理，其正确性毋庸置疑。但本义的政策建议，其本质内容似乎是要使社会需求结构去适应生产结构，这岂非违反经济学原理？其实不然！首先，本文的政策建议并不排斥调整生产结构、供给结构。我国长期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存在不少重复建设、低水平建设项目，由此带来一些产业、产品的供过于求，这一块不属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必须加以适当的压缩和调整；但是当前我国的总供求失衡中需求方也存在问题，于是也需要以政策扩大有效需求，使之适应那种客观上正常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其次，货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需求”不能被看成一个外生变量，它很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按照观点，就连人们的“需要”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内生性，而并非纯粹的自然属性，“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要”，而购买力在货币经济条件下涉及到整个社会相对价格体系和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因此“需求”就更具有内生性了，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受到收入、价格等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这四个环节在动态中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每一个环节都与其他三个环节矛盾着，既受其他环节制约，也都制约其他环节。很显然，在这里，分配这个环节如果与其他环节的矛盾关系失调，便会影响其他环节，阻碍再生产的正常运行。这时，分配这个环节就必须予以调节。这就是我国当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直接理论依据。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当前调整收入分配，其目标是要使社会再生产畅通运行，是要达到现代宏观经济学所称的“帕累托”最优状况，使全社会福利最大化，而绝不是“均贫富”，搞历史倒退。我们讲要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只是在探寻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比例，是要提高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是高收入阶层应当也能够予以接受的。

理论分析和国际社会现代化经验都表明，较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应当是“橄榄型”，中间大，两头小；而不应是“金字塔型”，下面大，上面小；或者“哑铃型”，两头大，中间小。我们以适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目标，就是要使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从现在的“金字塔型”（或“哑铃型”）转变成“橄揽型”。

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近几年内能合理地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我们就能相当程度上解决好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从而解决好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国家统计局有关人民生活水平状况的一系列统计数据。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的代表性商品数量中，糖果、果酒、糕点、鲜乳品、奶粉、女装、皮鞋等日用生活必需品，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全年购买量约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平均每人全年购买量的2倍以上；奶粉、男装、童装等商品前者也接近为后者的两倍。统计数据还显示，1999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中，毛皮大衣、影碟机、照相机、空调器、微波炉、电炊具、排油烟机等商品，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拥有量均约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每百户拥有量的2倍上下；家用电脑，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约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每百户拥有量的3－4倍；移动电话，更约为5－6倍；至于电冰箱和彩电这两种严重供过于求的商品，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每百户的拥有量，也比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每百户拥有量约多20－30台。以上还只是就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家庭作比较，若再考虑到农村居民家庭，则有关差距更大，别的不说，仅就电冰箱和彩电这两种“标志性”的供过于求的商品而言，1999年，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电冰箱仅io.64台，仅约及城镇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每百户拥有量的1／6；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彩电仪38.24台，还不到城镇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每百户拥有量的1／2.

可见只要我国适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和农民的收入份额，则食品、服装、家电、纺织等一些表现出严重过剩的消费资料生产行业生产出的大量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量将会增加百分之几十，甚至成倍以上地增长，许多商品将会出现供求基本平衡的良好局面。例如彩电，如果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适当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仅仅使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拥有量增加30台，则全国农村居民需增电7千多万台，这样，我国的彩电供求局面就不是每年过剩三千万台，而是未来两、三年里，供求能保持平衡。由于内在的正向比例关系，一些消费资料生产部门需求上去了，还会拉动机电、冶金、建材、石化、煤炭等一些表现出严重过剩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需求，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有效需求。

以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着力点在内容上包括三个方面。

1.使农民和城镇占60％以上人口的低收入阶层和中等偏下收入阶层享受税收优惠。给收入偏低的居民减免税负，是以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的最基本要求。具体做法：

——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以往我国执行的起征点是月薪800元，这一起征点是二十年前制定的，如今明显偏低，违背了税收的负担能力原则，以及受益原则和机会原则。应将起征点提高至月薪1000元以上，部分富裕地区还应有权把起征点适当上浮。我国税务部门目前已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希望税务部门在对这种探索的积极意义予以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加快改革步伐。

——科学制定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豁免和扣除。豁免和扣除额的大小应该将纳税人工龄长短、年龄大小、赡养负担、工作性质（如防止对个人独资企业双重征税出现）和个人收入的支出用途（如对个人收入中用于支付住房贷款利息部分予以免税）等因素予以综合考虑。

——坚决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降低农民税收负担。要以合理计征的农业税、屠宰税和特产税，取代过去乡村政府各种名目的收费，坚决取缔乱收费，使农民税负能总体上降低50％左右，并且使农村税收征管规范化、法制化。为了切实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应当下决心裁减县、乡两级机构，特别是主要靠行政收费支撑的乡级政府，可以考虑将全国四万六千个乡镇缩减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2.适当增加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居民的实际税负。适当增加对高收入居民的税收，既是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也是加大财政支出，包括加大转移支付和农业财政投资等投资支出的资金来源的需要。具体做法：

——加强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征管。要健全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体制，采取必要举措，改进和加强对高工薪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改进和加强对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经营者（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一些中介机构）经营的个人所得的税收的征管（但要注意免征其企业所得税），强化高收入行业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要堵塞漏洞，加大对违法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行为的惩处力度。

——随着储蓄实名制的完成，将利息所得税从比例税率逐步转变为累进税率。让高利息收入者更多纳税，同时也刺激高利息收入者提高消费倾向。

——在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基础上，稳妥而坚决地开征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财产类税域称财富税）对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财产税占了各级政府全部税收的40％以上，相当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提高了社会有效需求。这也说明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政府应当以财产税等税收手段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需求。

——在周密规划的基础上，合理征收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如今在发达国家是仅次于个人所得税的第二大税，它迟早将成为我国的一个大税种，对于我国在“十五”期间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个重要举措。不过，考虑到其牵涉面大，而且在我国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弄不好具有“累退”性质，故其近期可行性不如财产类税，应周密筹划；稳步推行。

3.切实加大对农村居民、城镇中下收入阶层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和农业、农村财政投资力度。这里，对农业、农村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同样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体做法；

——尽快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在我国目前，要想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功能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资金缺口尚相当大，任重道远。为扩大有效需求，当务之急，是要初步建立起覆盖面尽可能遍及全部城镇的、较为规范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以及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立起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体系和农村独生子女教育资助体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建立的起步阶段，应当首先用于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和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问题。

——适当加大农业、农村财政投资的力度。要结合生态环保，加大对农林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致力于高效农业；要结合城市化的推进，有重点、有步骤地加大对公路建设、市场建设和电力通信网络建设与改造等方面的财政投资，推动乡镇企业的优化组合、规模经营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促进农业人口“非农”化就业，促进农村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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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税收政策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的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压力,加上投资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中国经济在经过7年加速上涨后,增长势头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发生逆转。为此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比如40000万亿的投入等一系列措施),从扩投资、促销费、稳出口等政策的到位,效果已开始显现,部分地区和行业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

一、宏观经济走势

(一)消费增长速度趋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为例,虽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但是CPI涨幅就达到6.7%,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实际增长并不快。以武汉市为例:2008年2月受春节、雪灾双重影响,我市CPI同比涨幅达到9.8%。为控制价格过快上涨,全市加强重要商品的价格监测和预警,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3月至6月CPI涨幅分别回落到7.6%、7.5%、7.0%和6.6%。下半年随着翘尾因素的逐步释放,加上新粮上市、蔬菜供应增多等因素的影响,CPI涨幅继续回落。物价上涨较高直接影响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即期消费和生活质量,多数家庭无奈之下只能缩压其他消费品开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区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仍趋弱化。

(二)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2008年期间,总体而言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三)出口增量明显回落

2008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出口10741亿美元,增长22.3%,比07年同期回落4.8%。对美国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别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个月,我国家电业累计出口250亿美元,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二、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

面对经济下滑,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动经济的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扩大消费;二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扩大生产。

(一)财政支出与投资政策

1.“三农”支出

中央财政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支持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农”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别达到7161.4亿元和7284.63亿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灾后恢复重建投资

在国务院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位列之首。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080亿元,增加4875亿元。2008年和2009年两年,中央财政共投入375亿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当于过去10年总投资的5倍。理论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启动的、由中央财政投资带动的项目,能够撬动6至10倍的资金,那么未来三年,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在该领域的投资总额将可能达到9000亿元。如果再考虑其对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带动,平均每年3000亿元的投资额还可能会翻一番,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3.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国务院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部和铁道部表示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实现投资总额8.5万亿。比照“十五”期间,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对GDP的贡献达到了2%。这一轮的交通基建投资的贡献率也应该会与上一轮相当。铁道部估计,仅2009年计划的6000 亿元铁路投资,可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达1.5%。

4.地方和民间投资

在中央投资项目的带动下,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上升势头。但地方和民间投资还没出现大规模复苏迹象。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6.5%,相对去年末上升0.4个百分点。考虑投资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实际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二)税收和减费政策

1.增值税转型

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据测算这项措施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减轻企业税负约1233亿元,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2.出口退税政策

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能鼓励外贸发展,促进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在2008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我国自2008年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3.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下一步将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支持服务业发展。中国还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4.减费政策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举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连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亿元,合计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此次强有力的减费措施,可进一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三、财政政策的实践效应

虽然财政政策的运用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准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偏重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有效拉动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国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整体消费更是呈现不足。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使国民收入向普通劳动者倾斜,同时配合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保障的覆盖,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有效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有助于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近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倒闭的中小企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随着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及信贷控制的放宽,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三)带动地方经济积极响应

中央财政投入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积极响应,如北京市政府今后两年将投资1200亿至1500亿,用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城市路网、保障性住房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可带动社会投资1万亿元;广东省政府以重大项目带动社会投资,5年内计划投资2.3万亿元;江苏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实施总额2200亿元的政府主导性项目。

(四)有利于社会公平

政府财政支出对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补助政策,关注低收入者群体。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四、结束语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国政府对未来进行了积极的预期,重拳出击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这些举措对我国经济颓势的扭转,远期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我国的财政处于转轨阶段,由原来的投资性财政向公共财政、服务财政转移。所以,财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财政改革的实践取向。相信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世界经济下滑带给我国的冲击,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是我国政府运用政策应对危机能力的一次有益体验。

参考文献:

[1]马洪范.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财政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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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补贴；农业补贴；黄箱补贴；绿箱补贴

作者简介：文小才(1970－)，男，河南开封人，财政部科研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为农村财政研究。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128－04　收稿日期：2007－03－07

一、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演变

财政对农业给予有效补贴，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旨在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财政补贴支农，就是指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方式支持“三农”发展。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制定实施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制度、国家财力和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任务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4年)是现行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1994年～2002年)，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发展时期。财政补贴支农逐步增加，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是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创新时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开始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补贴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变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农业税制。

从2004年起，国家财政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不断加大对部分地区种粮农民的良种和购置农机补贴力度。财政部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达到142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10亿元，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区)126.8亿元，均占本省(区)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良种补贴资金40.7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6亿元，分别比2005增加2亿元和3亿元。

我国还将继续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力度。这一补贴制度是财政部去年以柴油配套调价为契机，综合考虑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因素，针对种粮农民农业生产资料增支而新增的综合直补。200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25亿元对种粮农民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增支实行综合直补，使7.28亿种粮农民直接受益。这是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对减轻因柴油、化肥等农资价格变动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稳定农民种粮收益，促进粮食生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二、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存在的问题

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经过多年的演变、调整和发展，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还存在以下问题：

1．财政补贴支农总量偏小，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形成。与发达国家比，目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水平不高，补贴总量根本达不到WTO《农业协定》中“黄箱补贴”允许的8.5％的水平，并且近几年，财政用于“三农”的财政补贴数量虽不断增加，但年度间不均衡，特别是一些地方财政补贴支农投入不足、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观。按照WTO《农业协定》我国可利用的支农补贴分为以下几方面：黄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提供直接支持的，必须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根据WTO黄箱政策规定，我国今后每年对农业的综合支持量不能超过480亿元人民币，而现有补贴大约平均每年仅276亿元人民币，离480亿元尚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即所谓的“绿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不直接提供支持的，不必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我国绿箱补贴量较多但结构不尽合理。如我国每年平均支出1514.2亿元人民币，主要对农业提供的“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所占比重较小，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

2．各地方补贴标准和办法混乱。我国的补贴数额随意性很大，省际间补贴标准差距过大。由于各省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不同，以及核定包干基数的因素与应补贴的粮食种植而积的差异，各省粮食补贴标准差距较大。例如，江苏省补贴水平较高，水稻亩均补贴20元；山西省补贴水平较低，玉米亩均补贴5元。省际间人均粮食直接补贴金额也相差较大，四川省享受直补的农民人均补贴8元，辽宁省人均25.66元。我国各省补贴的依据也不一样。如粮食直补依据的确定，按照补贴是否与当期粮食播种面积及价格挂钩分为两种情况：(1)不与当期播种面积和价格挂钩，即不管市场上粮价的高低，不管当期是否种粮都按前几期的计税面积或者计税常产给予农民补贴，这种补贴实质上就是固定补贴；(2)与当期实际播种面积挂钩，即按农民实际种粮面积，向农民兑付粮食直接补贴。这种形式属于与面积挂钩而不与价格挂钩的半挂钩补贴。

3．管理体制运行不畅，补贴成本高。关于农业补贴的政策，主要涉及财政、农业、外经贸、粮食、民政和银行等部门，因政出多门，协调困难，交易成本高，时滞长，加之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寻租活动的影响，使得农业补贴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难以避免，从而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效率。另外，因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载体，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都比较高。如粮食补贴中，山东省每亩补贴的工作成本为1元。河北省在今年粮食直补工作中，县、乡、村三级共抽调2万多人，每人用了近60个工作日。一般一个乡镇的直接支出费用为2万～3万元(不含人工)，直补工作成本约占直补资金的10％。一些省粮食风险基金按季均衡拨付和分两次发放直补款，既不方便农民，也增加了工作量和成本。另一方面，一些省按照当年实际播种面积进行补贴，在核实面积时需要三次张榜公布核实，工作量很大。另外，有些地方实施良种补贴政策时，多数农户已备足种子，给良种推广带来一定难度。

4．补贴方式及结构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1)对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目标的短期化。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化、补贴方式模糊等现象，影响了补贴效果的发挥。财政直接用于农业的补贴政策一般与当时中央

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相挂钩，成为政策的配套措施。但是，中央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不断变化的，财政的直接补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2)补贴重点欠明确，某些方面补贴力度不够强。就补贴领域而言，对农产品的补贴主要集中在粮棉产品，虽然已开始有选择地补贴某些优质品种，但还不够普及、稳定；对投入品的补贴几乎涉及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诸多方面，而且很少分地区和人群；对农业结构调整补贴的力度有限；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同样面临金融支持乏力的难题，这些均反映出补贴重点不够合理、明确。从补贴力度来看，在一般政府服务中，对农民培训的支出比例很低，仅占一般政府服务的2.1％，其中没有或很少有补贴，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匮乏；农业技术推广补贴力度不大，进展迟缓；市场营销服务未明确给予补贴性支持，呈现短缺态势；检验服务因补贴资金缺口大，比较落后，难以满足加入WTO后农产品进出口及国内生产的需要。在国内粮食援助上，一方面补贴资金欠缺，另一方面粮食库存积压严重。(3)忽视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农业保险业务出现全面萎缩，农业缺乏防灾补损的支持。在近年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农业危害程度不断加重，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也给国家财政造成较大的压力，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用于灾后重建。(4)农业出口贸易补贴不足，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过剩问题开始显现，使财政、信贷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面临较大难题。由于财政和银行信贷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补贴中占用大量的资金，难以有充足资金用于补贴农产品的出口，使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出口量一直得不到有效放大。

三、完善我国财政农业补贴应遵循的原则

农业补贴制度在我国起步时间不长，经验不多，效果虽显著但不可自满，还需加以完善。完善中应把握好以下几条原则：

1．目标清晰。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大家感到需“补”、需“贴”的地方很多，因此在执行目前出台的少数农业补贴政策中，有意无意加入了过多的附着功能，使得补贴的目标混杂起来。同时实行直补办法后，农民拿到钱之后，也不清楚或者并不在意政府补贴的具体政策意向，从而使补贴的政策威力打了“折扣”。所以，为了使补贴政策充分发挥出效力，从政策制定者这方面讲，应注意使各项补贴政策的目标指向更加清晰，从政策推行者这方面讲，应注意加大对农民群众的宣传力度，使补贴政策信号能够迅速准确地传到千家万户。

2．受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应当是农业补贴的直接受益者，政府部门和其他中间环节在实施农业补贴过程中只能间接受益。但农民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基层实施国家补贴政策的“人”、“经营人”，总会有个别人自觉不自觉地“讨”农民的“便宜”，他们在事实上是“反”补贴的力量，因为他们的行为在实质上损害着农业补贴。所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要加大监督机制的建设，使“跑、冒、滴、漏”降低到最低限度。

3．整合统一。世界上并不存在功能齐备的农业补贴，必须设计出各类不同功效的补贴制度，对农业农民实施全面完整的保护。在实施补贴中，应注意区分各类补贴各自不同的功能和效用，让各类补贴配合使用，起到综合效用，也起到放大各单项补贴功效的作用。现在各项补贴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掌管，容易出现各唱各的调的现象。努力整合各类补贴使之产生“共振”，当是我们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的应有之义。

4．操作简便。多年实践证明，最可行的办法不一定是“好”政策，而是简便易行的政策。因为有些“好”政策实施成本过高，缺乏可操作性；有些“好”政策偏于复杂，不易为基层准确把握，基层往往会简单化操作，使那些复杂的“好”政策产生出了“坏结果”。当然，很多简便易行的政策，缺点肯定不少、漏洞在所难免，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简便易行的好处是在执行中不容易走样，容易取得政策效应最大化的效果。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也必须朝“操作简便”的方向努力。

四、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目标选择

1．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目标不是体现在地区、部门、企业利益上，而是体现在农民利益上。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就是通过财政的补贴资金让农民直接或间接受益，不断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2．稳定农产品市场，保证粮食等特殊农产品购销政策的畅通。结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市场的特点，财政对农产品市场补贴的重点目标宜放在收购环节上。对这一环节的补贴，不是再对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而是对粮食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正常损耗的补贴。因为现行的国有粮食企业购销资金实行封闭运行，并实现了粮食的顺价销售，不允许、也不可能会出现新的经营亏损。

3．提高农民增收能力。农民收入水平低是当前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但直接以撒胡椒式的给予方式提高农民收入是授之于鱼，不能够长久；又由于受我国的财政实力的不足和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像欧美等国那样的大量的财政补贴也是不现实的。如在美国种植棉花的农场主3.5万美元的年均收入中，补贴约占三分之一。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自主增收能力是我国农业财政补贴的应有之义。

4．保护农业环境，改善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财政补贴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也就不能促进其他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没有农村生态的良好，全国生态就难以达到良好。

五、当前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改进措施

(一)改善农业补贴管理，保护农民利益

1．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法规，使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成为一项长期和稳定的制度。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性、补贴方式模糊性、补贴对象和补贴数额的随意性等，使补贴效果难以集中体现和发挥出来。为此，有必要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农业补贴法规，使之成为支持、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制度。从法律上明确对农业的补贴数量，把对农业的支持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美国把支持农业的资金投入公众化、固定化并写入农业法中的做法对我国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对农业的投资数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建立农业补贴综合管理体制。应强化农业部的职能，或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农业补贴的部级单位或部级的监管部门，整合财政补贴资金，集中财力办大事，集中、高效、协调财政农业补贴，解决目前农业补贴多头管理，以及在使用中的“跑、冒、滴、漏”的问题。

3．成立全国农作物专业协会，保护农民的补贴利益。国外经验表明，成立专业性农民协会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和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借鉴国际成功做法，建立小麦、大米、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的全

国性农民专业协会，加强行业服务，规范交易行为，调解或仲裁有关贸易纠纷，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保护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利益。

(二)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

1．切实改变过去财政补贴过多直接投入生产建设领域的做法，探索建立“政府出资，市场运作”新型财政资金运作模式，加快将财政资金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来，史多地依法、依规采用补助、贴息、奖励、保险、物资援助、风险补偿、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和激励措施，支持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把钱用到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通过财政补贴，建立对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通过贴息、担保、政策优惠等方式，引导并刺激银行信贷资金、外资、民资工商资本投入农业，提高农业投资的吸引力。同时对目前的财政补贴资金扶持对象、项目审批等方面的政策进行清理，减少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体制，通过贴息、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规费减免等方式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民的投资积极性，进一步明确凡是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都可以平等享受财政资金的扶持，从而引导社会资金的广泛投入，丰富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方式。

3．积极推行财政对农户直接补贴公示制度。对补贴农户的粮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对种粮农户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补贴资金进行全方位公示，发挥了广大农民直接监督的作用，使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4．改变对教育的补贴方式。如安徽省今年在农村及农村教育的财政体制上将明确三点：对面向农民的补助及支持，通过计算机存档管理、银行卡发放等方式，保证中间不会出现截流、挪用；改变对教育的补贴方式，变过去对教育部门和学校进行补助为直接对农民学生家长补助，建立一套规范的投入机制；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建立起消化农村债务的长效机制，调查债务状况、规模及成因，逐步帮助解决农村债务这一难题。

5．保护价政策和农民直接收入补贴同时应用。保护价政策和农民收入直接补贴并不是相悖的，按照WTO协议，我国的“黄箱政策”的实施余地还很大。当然，保护价政策的实施要结合市场行情，当市场价低于保护价时，政府对不足的差价部分给予补贴；相反，则不予补贴。市场价由中央政府在粮食收获季节结束后的一定时期内，根据主产区批发市场行情检测结果予以公布，保护价粮食可由多家有资质的大型粮食企业与农民签订产销合同按市场价收购，保护价与市场价的差价部分政府按照不超过合同规定的实际销售量给予补贴。由农民依据产销合同和法定的销售单据到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网点、乡财政所或税务所领取现金。

(三)在补贴对象上实现从全面补贴向重点选择的转变

限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国力，在总体上不可能采用美国模式，在现阶段期望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进而实行全面补贴是不现实的。理性合理的选择是突出重点、顺序推进，即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补贴到关键区域和重点品种上，以强化其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1．重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仓储建设和出口补贴，缓解农产品的过剩问题。国家实行粮食按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加，而国家对粮食的消化和转化又很有限，这就必然造成过剩局面。对过剩粮食的处理办法目前只有两种：扩大仓容，增加出口。扩大仓储容量是当前解决粮食过剩的主要办法。要建设容量为500亿公斤的粮食储备库，依靠地方财政的力量是不现实的，只有依靠中央财政和农业发展银行的力量。在扩大仓容的同时，增加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是非常必要的，按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规定，至少在今后5年内也是可行的。增加出口，不仅能有效解决国内农产品过剩问题，而且有利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周转，减轻仓储压力，减少保管费用和损失。目前，国内粮食仓储的保管费用为每公斤每年0.11元，占用资金5000多亿元。如果将保管费用用于补贴出口，即使用两年的保管费，即每公斤0.22元，也是合算的，能有效地减轻粮食过剩的压力。

2．注重对农业保险业务亏损的补贴，强化农业保险防灾补损职能，健全农业风险补偿机制。农业保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风险大且难以控制，赔付率高，经营保险业务普遍存在亏损问题，以至许多商业保险企业限制开办或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的全面开展，首先，需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由政府直接开办或政府委托的保险机构开办，经营亏损由财政补贴。这项补贴肯定比财政直接用于救灾支出少得多。不仅能有效地分散风险，分摊风险损失，而且能极大地减轻财政的救灾支出压力。其次，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通过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办法，扶持其发展。

3．重视农业生态补贴。改革粮食流通补贴制度，将一部分粮食流通补贴转用于对粮农的直接补贴。逐步扩大退耕范围，加大对退耕还林、还草、还水等投入，改善生态环境，所以退耕还林资金要大幅度增加。同时，中韩、中日、中越渔业协定实施后，我国渔民要撤出传统作业区域，为了减少实施海洋专属经济区制度给地方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央财政从2004年起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实施渔船报废制度与渔民转产转业。要启用农业结构调整补贴措施，按照农业规划和资源条件，逐步按区域化、专业化来进行农业生产，对不适合当地优势的应进行结构调整，如北方地区减少和停止水稻生产等，可给予结构调整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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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采购；问题；对策

政府采购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政管理、强化财政监督、规范政府行为、源头治理腐败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国自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从采购运行的实践来看，部分政府采购改革尚处在摸索实践阶段，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不规范的现象，其效果无论从采购规模上还是从行为规范上，还没有达到预期监督的目的，还存在一些必须着手规范和完善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探索与分析。

一、政府采购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采购范围狭窄，采购规模有待继续扩大

近几年，政府采购改革不断深化，有效规范了财政支出行为。但从采购资金规模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采购规范仍然相对较小，主要体现在：个别单位的项目没有依法进行政府采购，有规避政府采购的行为；财政性工程类项目游离于政府采购之外，这是采购规模小的主因；部分由上级财政安排下达的专项资金以及财政投入的涉农建设项目没有完全实行政府采购。采购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着优惠费率的高低，决定着对商家的吸引能力和价格决策的影响效果，采购范围狭窄，采购规模偏小，无法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

（二）采购单位采购工作缺乏计划性

政府采购是以财政性资金为依托，按照政府采购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购买货物、服务、工程的行为。其采购活动具有计划性、公开性、规模性、政策性等特点，作好政府采购工作计划是政府采购工作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但在实际工作中，受地方政府财力和采购单位财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存在如下的一些问题：一是政府采购预算编制不够细化、简单粗糙，有的采购单位对采购的商品未作具体说明，提供的采购方案含糊不清，缺乏可操作性；二是缺乏规范的年度采购计划，导致紧急采购多，零星采购多，小额采购多，重复采购多，采购无时间计划，无规模计划，政府采购的规模效应难以实现，公开招标的项目所占比重偏小。政府采购缺乏计划性，造成在项目具体实施中，有些采购单位也不按规定预先提出采购计划，自行缩短采购时间或申请单位自行采购，导致政府采购工作难以正常健康开展。三是采购单位相关工作人员缺乏政府采购方面专业知识，对政府采购法等法规不了解也是困扰政府采购工作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评审专家库不够充实，专家队伍素质亟待提高

政府采购工作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审专家队伍素质。目前，部分地方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的专家在范围和数量上依然偏少，随机抽取评委困难，部分项目甚至出现“熟人熟面”评标的现象，既不符合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采购的公正性；部分专家对专业技术和政府采购法规一知半解，缺乏政府采购职业道德的训练，表现在评审过程上缺乏独立性，容易受采购单位倾向性意见的影响。

（四）政府采购信息化程度不高

随着电子通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子政府采购已成为一种日益流行的采购方式，推进政府采购信息化进程已势不可挡。一些地方政府采购机构由于受人员、电子化政府采购软件硬件等因素的影响，政府采购工作信息化程度一直不高，在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发送、评委评标等方面耗费较多的人工、财物成本。同时，工作人员专业培训少、系统培训不强，知识更新不足也是影响开展政府采购信息化进程的因素之一。

二、完善政府采购工作的对策

（一）逐步扩大采购范围，做大政府采购规模

按照“积极稳妥、先易后难、重点突破、逐步推开”的原则，加快政府采购实施步伐。一是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对属于政府采购目录以内和限额以上的支出项目都必须实行政府采购，所有采购事项都必须由政府采购管理部门进行审批，属于集中采购范围的，必须由政府采购机构组织采购。属于各单位自行采购的，经批准后由政府采购机构帮助指导采购。二是对农林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等一些规模较小的工程类采购项目，可先行组织政府采购招投标试点，逐步推开，扩大政府采购的影响，切实发挥政府采购职能。三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政府采购工作要与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非税收入、国有资产管理等各项工作协调一致、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相互促进。将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服务、工程的项目，全部纳入政府采购，实现各部门专业采购与政府采购的有效结合。充分利用国库集中支付平台优势，把握好资金拨付关和会计核算关，防止政府采购资金、采购项目的“跑冒滴漏”，力争做到“应采尽采”。

（二）积极推行政府采购预算，加强政府采购计划管理

政府采购预算是部门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部门预算的补充和完善，不仅可以全面提高部门预算的准确性，而且能使政府采购部门事先掌握全年政府采购规模，拟定采购计划，提前了解市场行情和供应商信息，并按采购计划组织实施，克服采购零星和无计划的弊端，实现规模采购效益的最大化。因此，要积极推行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工作，在起步阶段可以先易后难，先粗后细，稳步推进。同时，整个编制过程要做到政府采购预算与财政部门预算编制时间相同，编制方法一致，审核和批复同步，采购项目要细化，采购预算要具有可操作性。

（三）扩大评审专家库，组织对评审专家的培训

一是实行专家库资源共享。争取上级部门支持，实现上下级专家库的资源共享；加强合作，通过与其他城市交换专家库的办法建立跨地区的评审专家库。对于采购资金较大的项目可以通过实行专家异地交叉评标，更大程度上保持评标的客观公正性，防止个别项目因评标专家少而易导致评标不公正现象。二是挖掘本地专家资源，增加本地专家人数。主动与本地组织人事部门联系，利用他们掌握的人才资源，来选取政府采购需要的评审专家。三是加强对评审专家的培训。对评标专家尤其是对新任评标专家进行法律法规、从业规范、职业道德培训，使专家既精通业务，也熟知政策法规、评标规范，增强评标的独立性，做到依法依程序评标；对专家实行严格的优胜劣汰，对专业水平不过硬，违反评标规则的专家及时清除出政府采购专家队伍；对因违规评标造成严重后果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追究其相应责任，维护政府采购的良好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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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事业单位 政府采购 问题 对策

我国事业单位的数量众多，这些单位广泛的分布在的科教文卫等领域，为民众提供各种公共产品以及服务，事业单位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拨款，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政府采购模式已经越来越与事业单位发展的需要之间不匹配，这倒逼着事业单位在政府采购方面要做到与时俱进。政府采购是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的基础性工作，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给未来事业单位政府采购的基本发展方向，进而为事业单位的良好发展提供基本的保障。

一、政府采购对事业单位的重要性

对于事业单位来说，政府采购的重要性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单位政府采购可以节约采购费用，事业单位经费大部分都是政府拨款，通过政府采购，可有有效的提升事业单位采购管理水平，从而全面的降低采购费用;其次可以规范采购行为，政府采购对于采购人员的行为来说是一个规范以及约束，可以有效减少因为道德风险所带来的采购不规范行为;再次就是事业单位政府采购可以有效提升单位的财务管理状况，政府采购是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做好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以及执行，可以有效的提升推动企业财务管理的改善;最后事业单位政府采购可以有效的提升政府宏观调控水平，政府采购可以影响社会总需求以及供给，随着政府采购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因此事业单位政府采购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二、事业单位政府采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因素分析

目前事业单位政府采购已经全面的铺开，政府采购所取得成效有目共睹，但是整体来看，事业单位政府采购并不完善，本文将当前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具体因素进行分析如下：

（一）事业单位政府采购规定不够完善

政府采购采购往往涉及到大量的资金支出，采购各个环节都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要想做到采购的公开公平，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规定是很难实现的。当前我国在政府采购方面相关规定还不够完善的，政府采购法更多的是原则层面的规定以及约束，具体到事业单位政府采购方面，没有更加具体的规章制度。这种规定层面的不完善必然会一定程度上放大政府采购行为的不规范，从而难以确保政府采购公开透明、 廉洁高效。

（二）事业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编制随意

事业单位政府采购需要编制采购预算，并报上级部门审批，在预算编制方面，事业单位的普遍存在政府采购预算编制随意的问题，往往都是往年的基础之上增加一定的幅度，这种预算难以反映出来事业单位的实际需要，很容易导致财政资金的浪费。

（三）事业单位政府监督审计不到位

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中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滋生很多道德风险，这客观上需要加强政府采购的监督审计。目前事业单位政府采购监督审计存在不到位的情况，要么根本就没有监督审计，要么就是监督审计流于形式，这导致了政府采购中潜藏的各种问题得不到有效地解决。

（四）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人员队伍建设落后

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人员岗位胜任力不够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政府采购本身比较专业，对于工作人员的能力要求较高，而现实情况却是很多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人员不具备相应的胜任力要素，这一定程度上给政府采购带来了各种负面的问题。

三、针对事业单位政府采购存在问题的应对策略

针对当前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本文提出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应对工作：

（一）完善事业单位政府采购规定

我国要在政府采购法的框架之下，进一步出台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专项规定，针对不同性质的事业单位，制定不同的政府采购规定，对于政府采购的流程、要求、实施等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规定，这样就能大大提升这一工作的规范性，全面提升政府采购的效率。

（二）科学进行政府采购预算编制

在事业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方面，需要引入零基预算、弹性预算等方法，结合事业单位工作开展的具体需要来进行预算编制，确保预算的科学性，同时要尽量保证预算执行的刚性，根据预算来进行政府采购工作的开展。

（三）加强事业单位政府采购审计

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中需要及时跟进监督审计，将监督审计贯穿到整个政府采购中去，确保政府采购符合相关规定，同时及时发现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改进计划，全面提升政府采购的科学性。

（四）注重事业单位政府采购队伍建设

鉴于政府采购工作的专业性，需要注重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人员队伍建设，加强相关人才的引进以及培养，打造一支能够胜任政府采购工作需要的专业人员队伍，从而为政府采购工作的高效开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四、讨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事业单位政府采购意义重大，这客观上要求要做好事业单位政府采购工作，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突出优势，从而为事业单位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良好的保障。在事业单位政府采购完善方面，需要积极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在政府采购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从制度完善、队伍建设、预算编制以及监督审计等几个方面来不断努力，从而全面的提升事业单位政府采购水平。

参考文献：

[1]汤晓宇.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中的问题与应对策略[J].财经界，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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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内，中国大多数时候面临的是与上述案例恰好相反的米德冲突。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面临通货膨胀与经常账户顺差的组合，另一方面，尽管过去10年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并不低，但由于央行依然积极干预外汇市场，导致人民币汇率机制仍缺乏弹性。因此，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中国政府就会面临以下两难：如果用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则由于进口需求下降，经常账户顺差会进一步放大；如果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抑制经常账户顺差，则经济过热会加剧。

中国政府过去是如何应对米德冲突的呢？过去10年，中国政府通常会采取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同时追求内外均衡。有些时候，中国政府会采取紧财政、松货币的政策组合，另一些时候，又会采取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这种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通常可以使得内外失衡处于可控范围内，但有些时候却可能失效。正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所指出的，假如资本是完全流动的，那么在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当有限；而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财政政策的影响则相当有限。

其实，在上述两难下，更有效的应对方式是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即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经常账户顺差，同时用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并运用定向宽松的财政政策来调整经济结构。这样既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同时有助于降低经济体内的扭曲。

世易时移。在2013年上半年，中国转为面临经济增长率下滑与经常账户盈余缩小的格局。按照上述逻辑，合理的政策组合应该是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长率下滑，同时通过人民币升值幅度的放慢（甚至贬值）来应对经常账户的变动。然而，由于国内制造业存在显著的产能过剩，加之房地产价格存在上涨压力，央行对扩张性货币政策投鼠忌器。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遗留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使得中国政府在扩张性财政政策方面有所掣肘。同时，由于美日的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快速升值。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当前面临着比传统的米德冲突更为复杂的痛苦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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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金融危机;财政政策

1引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以蝴蝶效应方式向其他国家蔓延,发展成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风暴,使各国经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压力大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这场危机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因此,如何通过经济复苏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压力的冲击已成为当务之急。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就业问题的重要的政策手段,如何针对金融危机作用于就业的特殊途径以及就业现状来选择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

2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2.1金融危机凸显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1)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2.2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

随着金融危机全球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衰退迹象,这导致发达国家进一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大幅度回落。而且,金融危机导致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等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这种升值必将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使对欧盟和英国等国的出口下降。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和投资预期的减少无法或减少对中国进行投资。另外,在出口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很多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

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很大,而且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农民工的就业比例非常高的领域。所以,在企业被迫裁员时,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较低的农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

3应对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下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应该说,在外需疲软,无法拉动经济增长而引起就业问题的背景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以化解当前的就业困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比如“4万亿投资方案”、对农村居民购买家电进行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活动,还有一些由地方政府进行的直接消费补贴以及针对特殊群体就业的税收优惠,这些措施在刺激内需、扩大就业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笔者认为,面对依旧严峻的就业形势,财政政策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2)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应把就业培训计划与各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3)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4)加大对社区就业的资金支持力度。社区就业的兴起与发展对于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压力、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乃至维持整个经济与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目前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社区就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我们应当努力开拓政策与资金扶持的空间:政府应划出专项资金作为社区就业扶持金,并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多方筹集资金,用于增加对社区就业的投人,如公益性岗位就业补贴、以及对从业者提供小额贷款和贴息贷款或银行贷款担保。更为重要的是,要把相关的政策与资金扶持措施落实到位,并朝着正规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以建立和完善针对社区就业的政策与资金扶持的支撑体系。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李伟宁,蓝常高.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与宏观就业政策的协调[J].税务研究,2005,(2).

[3]孙胜利.我国就业问题对财政的影响与压力[J].经济学动态,2003,(1).

[4]郑琳芳.正确把握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取向[J].中国财政,2003,(2).

[5]付博颖.完善促进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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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8月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1998年GDP增长三、四季度分别达7．6％和9％，全年达7．8％。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基本正常：（1）一季度GDP增长8．3％，虽低于去年第四季度，但比去年同期高出1．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长10．1％，比去年同期高出1．9个百分点。（2）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开局良好，投资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果，从各类产业投资增长来看，一季度一、三产业投资大幅增长，第二产业投资增长趋缓，一、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由原来的2．2％、55．8％上升为4％、61％，而第二产业投资的比重由42％下降为35％，变化趋势符合当前产业政策走向；政府投资明显扩大，投资渠道趋于多元化，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7．3％，其中预算内投资增长67．8％，国内贷款增长38％，债券筹资增长8倍，自筹资金增长12．1％，只是利用外资同比下降近30％。（3）一季度市场销售稳定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6％。（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同比增长26．1％。这种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增长21．1％，占收入增长的35％；二是来自加强征管，大力防欠清欠，税款查补收入同比增长38．5％，占收入增长的12％；三是来自严厉打击走私活动，保证了海关进口税收的大幅度增长，其中关税同比增长144．4％，海关代征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增长107．1％，海关税收增长占全部收入增长的40％。（5）金融运行基本平稳，人民币汇率继续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长。

多项指标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仅半年，其效应从3月份开始出现递减迹象：（1）GDP一季度增长8．3％，二季度增长7．1％，增幅比一季度下降1．2个百分点，整个上半年增长7．6％，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增长9．4％；（2）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一季度回落了4．6个百分点，5月份国有及其它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回落5．1个百分点；（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月份同比增长5．7％，比一季度回落1．7个百分点，5月份同比增长5．3％，比4月份又放慢0．4个百分点，同时居民储蓄在前3个月增加4446亿元的基础上，4月份又增加554亿元，5月份又增加857亿元，1－5月新增5857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986亿元，截至5月末居民储蓄余额已达59226亿元；（4）市场价格继续走低，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2．2％，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5％，降幅进一步加大，5月份两种价格同比降幅与4月份持平，但居民消费价格已14个月连续下降，商品零售价格已20个月连续下降；（5）各层次货币供给量增幅回落，5月末M0同比增长9．06％，比一季度、4月末分别回落2．14和1．29个百分点，M1同比增长13．27％，增幅分别回落1．63和0．8个百分点，M2同比增长17．17％，增幅分别回落0．63和0．7个百分点；（6）进口逐月加快，出口继续下降，4月份同比下降7．3％，降幅比3月份扩大3．7个百分点，整个上半年下降了4．6％。总之，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工业增长明显减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下降，出口额同比仍是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由强转弱，供大于求状况加剧，物价继续走低，也就是说存在明显的紧缩力量，亟需增强扩大内需力度。

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效应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是必然的。值得重视的是，去年发行1000亿元国债是逐步投入的，今年仍在继续，而且今年预算又加大投入250亿元，为什么它的效应会递减这么快？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可以继续实施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可以继续实行下去，涉及对积极财政政策内涵的认识问题。据我理解，积极财政政策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词汇，它是针对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的职能作用趋弱的状况而提出的，它的内涵应是全面启动各种财政手段，并通过各种财政手段的相互配合，充分发挥财政在市场经济下应有的职能，即合理配置资源、调节收入分配以及稳定和发展经济的职能。这样全面理解的财政政策和市场经济非但不是矛盾的，而且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是国家对市场运行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因而不能把积极财政政策理解为单一的扩张性政策，也不能理解为只是使用发行国债这一单一的财政手段。采取大幅度增发国债的办法，只能是在特定情况下的特殊措施，当然不能是长期的财政政策，而从长远来看则应是以增收节支为主、以发行国债为辅、灵活运用多种财政手段。

先看看我国当前国债的发行情况和未来趋势。根据有关资料计算，1998年我国国债余额6495．1亿元（当年发行额－当年还本付息额＋上年余额），占GDP的比重为8．2％，目前仍处于低水平。根据现代国债原理，一般惯例是以新债还旧债，从理论上说，发债的最大限度可以以政府丧失信誉以至国债发行困难为限，到了国债发不出去的时候，还本付息才必须由增加税收来支付，只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国债是延期的税收。而我国当前国债仍是居民抢手的投资工具，以此可以判断国债发行仍具有很大的潜力。

国债发行潜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还必须对当前财政的负担限度进行认真分析，给以足够重视。我国进入摼盼鍞之后，国债发行额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1995－1998年各年的增长率分别为46．9％、22．3％、30．5％、37．3％，国债依存度（按国内债务收入／中央本级支出＋全部还本付息支出计算）也呈增长趋势，各年分别为52．6％、53．4％、54．3％、60．5％。我国每年的国债收入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原有国债的还本付息；二是用于弥补财政赤字。由于过去发行的国债多是3－5年中期国债，而摼盼鍞期间又面临还本付息的高峰期，所以国债中的还本付息部分的份额逐年加大，1995－1998年各年还本付息（包括外债部分）所占的比重分别为56．7％、66．7％、77．5％、71．0％。也就是说，当年发行国债数额虽然越来越大，但可用于弥补当年支出的数额却越来越小，而这正是国债发行额和国债依存度不断加大从而加剧当前财政困难的症结所在。这种状况通过国债操作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如改善国债期限结构，今后多发一些长、短期国债，避免还本期过分集中形成还债高峰，或将本息分离，将付息归入经常预算或每年付息，避免到期集中付息，加重还本付息负担。实际上我国已经开始进行这种操作，并且还本付息的顶峰已经过去，明显的迹象是1999年的还本付息金额已经开始下降，由1998年的2351亿元下降为1912亿元。应当指出，减轻国债负担的主要措施还应是通过深化改革，提高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因为，国债依存度是分子和分母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只要分母增长快于分子的增长，二者的比值就可以下降。计算国债依存度的分母有两个因素：一是还本付息，这是由过去发行的当年到期还本付息的国债发行额决定的；二是中央本级支出，显然这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既要提高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要提高中央本级支出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摿礁霰戎財逐步提高，才有可能逐步降低对国债的依存度。当前和今后的问题是，对连年大幅增发国债必须慎重，防止重新出现还债高峰带来潜在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困境。

下面再看看我国当前预算内财力和未来可能集中的财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预算内收入（不含国内外债务）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至1996年才开始有所回升，1994－1998年5年间分别为11．2％、10．7％、10．9％、11．6％、12．4％。楼继伟副部长在1998年地方财政决算汇审会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未来可能集中财力的趋势，据他的预测，经过3－5年的时间，可以力争使我国财政收入（指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具体措施包括：（1）积极扩大财源，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可以提高1－2个百分点；（2）进一步完善税制可提高0．5－1个百分点；（3）通过摲迅乃皵将分散在各部门的财政性资金纳入预算内，可提高4－5个百分点；（4）在摲迅乃皵过程中对继续保留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纳入预算内，可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的测算可能还没有包括大约占GDP的0．5％的直接冲减收入的企业亏损补贴、已经在预算中单独列项的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1998年占当年GDP的1．5％，还应当考虑可以社会保障收入名义纳入预算的大约占GDP的4％的撊O崭＠延脭。如此计算下来，未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达到25％以上，也就是说，目前预算内的财力仅相当于未来可集中财力的一半。由此可见，当前国家财政的症结所在是财力分散，所以党的撌宕髷确定的摷胁屏Γ裥瞬普方针，仍然应当确认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集中财力不能仅是形式上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而关键是要确定提高政府可以统筹安排的财力的比重，以便保证政府可以灵活调度，优化支出结构，保证重点，实现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

有人提出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着支出上的扩张政策与收入上的紧缩政策的矛盾，即收入上的紧缩抵消了支出上的扩张效应。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在肯定支出上实行扩张政策的同时，对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政策措施提出质疑。所谓收入上的紧缩政策，无非是指财政收入的增长会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排挤效应，因而有人明确提出应实行扩张支出与减税同时并举的财政政策。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其一，既然肯定在支出上实行扩张政策是对的，那么扩张支出的收入从何而来？增发国债可以刺激内需，但增发国债只能用于建设性支出，而增加中下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如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特别是保证下岗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同样可以刺激内需，但增加这些经常性支出必须靠增加税收；其二，财政收入的排挤效应是来自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而我国当前以税收为主的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偏低，不是过高，因而一般的减税是不可行的；其三，上已述及，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措施主要是摲迅乃皵，一方面清理整顿乱收费，减轻企业和居民额外负担，一方面将应当保留的收费集中到预算内，这种措施不存在排挤效应问题；其四，增加税收的正常措施是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清理欠缴，只要严格按国家政策征税，该征的征，该减的减，该免的免，不是强制地征收摴匪皵，这里也不存在排挤效应问题；其五，在当前社会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即使实政策作用的前提条件。

如何全方位启动消费需求，成为近来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已经到了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为什么多次降低利率，物价长时间走低，而居民仍然有钱不花，热衷于储蓄？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居民消费心理的变化，即对收入趋势看低而对支出趋势看高，人们总在盘算子女教育要花多少钱，买房要花多少钱，医疗保险要花多少钱，未来养老要花多少钱，即使手里有一点钱也有后顾之忧，不敢大胆去消费。所以适当提高收入增长水平是启动消费需求的首要前提。改革开放20年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1％，而近4年来仅为4％左右，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9％，但1986年以后的13年也大致徘徊在4％左右（参见1999年6月10日《经济日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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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测2011年1季度的消费增速在1.6%，大幅度低于2010年第4季度，这意味着短期内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欧洲央行加息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有限，美联储核心官员的表态说明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复苏还不那么放心。财政政策紧缩已经有了时间表，即从2012年开始财政赤字将大幅度减少，2011年的财政赤字将高达13990亿美元，2012年下降到10810亿美元，2014则要下降到5130亿美元，三年内累计降幅在60%以上。在财政刺激快速退出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可能会承担更多维稳的角色，2011年加息的概率较小。

欧央行加息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有限

欧央行加息拉开了发达经济体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大幕，对美国货币政策构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决定时刻还没有到来，因为美联储决策的依据将主要取决于国内而非国际，同时特里谢的声明温和，意味着欧洲央行的加息周期将不会如疾风骤雨一般。

美联储副主席JanetYellen4月9日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表示美国经济复苏的现状尚不能支持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纽约联储主席Dudley警告不能对当前的经济复苏过于乐观。美联储的这两位核心成员的观点更能反映当前美联储的主要态度。美联储最关心的就业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是结构性矛盾重重，这两个领域的复苏将是异常漫长的。当前就业复苏令美联储谨慎乐观，而美联储最新的研究表明，QE1和QE2能够为美国增加300万就业岗位，这大约相当于2010和2011年新增非农就业之和。

必须承认，美联储和财政部一系列刺激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在消费和就业市场，但是其代价是巨大的，其中之一就是通胀。自2010年11月美联储开始执行QE2以来，国债收益率和长期通胀预期均处于上升通道，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升至3.58%，长期通胀已升至2.57%，说明通胀预期已起。面对通胀形势，美联储可能更会像英格兰银行一样期待更多的经济复苏，而对通胀则保持容忍但密切监视的态度。

财政紧缩2012年开启

4月8日民主和共和两党最终就政府预算案达成协议，避免了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大吉的尴尬。对此事件，我们关心的有两点，一是美国政府对就业的重视，二是美国的财政紧缩将于2012年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