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算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股权激励算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应冲减投资成本的金额＝（投资后至本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后至上年未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投资企业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上述清算股利的计算方法相当繁琐，而且不便于理解，对实务工作造成了很大的不便。笔者在此介绍一种计算清算股利的简易方法-账户法。

账户法的基本思路是：设置“清算股利”账户，该账户的借方登记投资企业累积享有的净损益，贷方登记投资企业累积实得股利。当该账户存在贷方余额时，表明投资企业累积实得股利大于其累积享有的净损益。根据清算股利的定义，该账户的贷方余额表示投资企业所获得的累积清算股利；当该账户存在借方余额时，表明投资企业累积实得股利大于其累积享有的净损益。根据清算股利的定义，此时投资企业所获得的累积清算股利为零，故应视同该账户的借方余额为零。各年度投资企业所获得的清算股利（以下用“A”表示）则为各年度末清算股利账户余额与其上年度末余额之差。实际账务处理时，若A＞O，应继续冲减长期股权投资，冲减额为 A；若A＜o，应以（－A）恢复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若A＝0，则既不冲减也不恢复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另外，还应按当年实得股利的数额借记“应收股利”，按借贷平衡数贷记“投资收益”。

［例1］B公司1996年1月2日购入C公司有表决权资本的10%，并准备长期持有。实际投资成本110，000元。C公司于1996年5月2日宣告分派1995年度的现金股利100，000元。假设C公司1996年1月1日股东权益合计为 1，200000元；1996年实现净利润400000元；1997年5月1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200000元。则B公司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1）1996年1月2日投资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

110000

贷：银行存款

110000

（2）1996年5月2日宣告分派1995年度的现金股利时，“清算股利”账户存在贷方余额10000元，因此1995年度B公司获得的清算股利A为 （10000－0）即10000元＞o（其中0表示1994年末清算股利账户余额）。在账务处理时，应贷记“长期股权投资”10000元。

借：应收股利

1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

10000

（3）1997年5月1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时，“清算股利”账户借方发生额为（400000×10%）40000元，贷方发生额为［（100000＋ 200000）×10%］30000元。从理论上讲，“清算股利”账户存在借万余额10000元，但根据清算股利的定义，B公司截至1996年未止所获累积清算股利为零，所以应视同“清算股利”账户的借万余额为零。从而1996年B公司所获清算股利A＝0－10000＜0（其中10，000为1995年末 “清算股利”账户的余额），所以账务处理时，应恢复增加“长期股权投资”10000元。

借：应收股利

20000

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　 10000

贷：投资收益

30000

（例2）假设上例中，1997年5月1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400000元。则：“清算股利”账户借方发生额为（400000×10%）40000元，贷方发生额为［（100000＋400000）×10%50000元，所以B公司截至1996年止所获累积清算股利为10，000元，B公司 1996年所获清算股利A＝10000－10000＝0，从而账务处理时，既不冲减也不恢复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例3）假设上例中，1997年5月1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500，000元。则：“清算股利”账户借方发生额为（400000×10%）40，000元，贷方发生额为［（100，000＋500，000）×10%60，000元，所以B公司截至1996年未止所获累积清算股利为20，000元，B公司1996年度所获清算股利A＝2000O－100OO＝10000＞0，从而账务处理时，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 10000元。

借：应收股利

5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　 10000

投资收益

40000

篇2

[关键词] 长期股权投资;增资;成本法;权益法

[中图分类号] F275.15 [文献标识码] B

一、问题概述

近期证监会在上市公司年报检查中发现，部分公司对因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引入新的投资者，造成上市公司丧失对原子公司控制权，进而使原子公司变为联营公司的交易处理原则不统一，由于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及其应用指南中并未对这种交易的处理原则做出规定，未规范该类交易的会计处理，财政部会计司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对投资方因其他投资方对其子公司增资而导致本投资方持股比例下降，从而丧失控制权但能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了规定并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对该类交易在个别报表中会计处理方式引起了较大的争议，财政部会计司在最终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以下简称：《正式稿》）根据意见反馈对上述交易的处理原则进行了调整，本文将结合案例讨论《正式稿》和《征求意见稿》对上述交易会计处理原则差异和各自的特点，并说明如何根据已生效的《正式稿》对该类交易进行计量。具体案例如下：

2015年1月1日，A公司支付1000万元取得了B公司100%的股权（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当日B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为900万元，账面价值为800万元，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由一项固定资产导致，该资产账面价值100万元，公允价值为200万元，尚可使用10年，无残值。

2015年年末，B公司股本500万元，全年实现盈利300万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价值上升100万元，无其他导致B公司净资产变动的事项，B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1200万元。

2016年1月1日，C公司以3000万元取得公司750万股新发行股票，增资后B公司股本为1250万元，其中：A公司500万股，持股比例为40%;C公司750万股，持股比例为60%。交易完成后A公司不再对B公司实施控制，但仍对B公司实施重大影响。

A公司和B公司按照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不考虑其他因素。

二、个别财务报表中的处理

《征求意见稿》的处理原则如下：首先，将原长期股权投资视同自取得投资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然后，按照新的持股比例确认本投资方应享有的原子公司因增资扩股而增加净资产的份额，与应结转持股比例下降部分所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调整后的金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正式稿》的处理原则如下：首先，按照新的持股比例确认本投资方应享有的原子公司因增资扩股而增加净资产的份额，与应结转持股比例下降部分所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然后，按照新的持股比例视同自取得投资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

对比《征求意见稿》和《正式稿》的处理原则可以发现，针对该类交易财政部会计司使用了不同的处理思路。

根据《征求意见稿》，上述案例的会计处理如下：

首先，将原长期股权投资视同自取得投资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1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1000

2015年按照购买日净资产公允价值持续计量的B公司净利润=300-（900-800）/10=290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290

贷：盈余公积29

未分配利润261

2015年B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综合收益100

贷：其他综合收益100

上述调整后，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1000+290+100=1390

按照新的持股比例确认本投资方应享有的原子公司因增资扩股而增加净资产的份额=3000×0.4=1200，应结转持股比例下降部分所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调整后的金额=1390×0.6=834，差额=3000×0.4-1390×0.6=366：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366

贷：投资收益366

上述处理后，A公司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1390+366=1756;影响当期利润366元、其他综合收益100、盈余公积29、未分配利润261。

根据《正式稿》，上述案例的会计处理如下：

按照新的持股比例确认本投资方应享有的原子公司因增资扩股而增加净资产的份额=3000×0.4=1200，应结转持股比例下降部分所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原账面价值=1000×0.6=600，两者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600

贷：投资收益600

按照新的持股比例（40%）视同自取得投资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

2015年按照购买日净资产公允价值持续计量的B公司净利润=300-（900-800）/10=290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290×0.4=116

贷：盈余公积29×0.4=11.6

未分配利润261×0.4=104.4

2015年B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综合收益100×0.4=40

贷：其他综合收益100×0.4=40

上述处理后，A公司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1000+600+116+40=1756;影响当期损益600、盈余公积11.6、其他综合收益40、未分配利润104.4。

三、差异及分析

对比《征求意见稿》和《正式稿》针对上述案例的会计处理可以看出，两种会计处理方式下长期股权投资在个别报表中的价值相同，差异体现在对投资收益的处理方式。从本质而言，《正式稿》采用了模拟处置法，在个别报表中，对应股权比例的下降部分视为对享有的新增投资者投入净资产的对价，而在《征求意见稿》中使用权益法进行了处理。两种不同的处理思路，导致了对投资收益的计算不同。

在《正式稿》中，其会计处理模式可以按照以下交易模式理解：2016年1月1日，A公司首先以3000万元向B公司增资，增值后A公司持股比例为100%，然后以3000万元的价格向C公司处置60%的股权。在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以成本法计量，处置前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1000+3000=4000，处置部分的账面价值=4000×0.6=2400，处置部分收到对价为3000万，故投资收益=3000-2400=600。

《讨论意见稿》中，其会计处理模式类似于合并报表中使用的模拟权益法：2016年1月1日，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使用权益法核算其账面价值=1000+290+100=1390。在增资后，B公司新增净资产归属A公司部分=3000×0.4=1200，权益法下需调增长期股权投资1200万元，同时A公司付出对价价值为1390×0.6=834，上述差额=366，计入当期损益。

两种会计处理方式不影响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价值的计量，但对损益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笔者认为，《正式稿》的会计处理原则有利于实现企业会计准则的持续趋同与等效：首先，《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对于控制情形下，投资方长期股权投资以成本法计量，所以使用模拟权益法与现行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对后续计量的原则不符;其次，《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15条第二款规定了投资方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但仍可以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情况下处理原则，《正式稿》采用了与发生处置交易相同的处理原则，有利于实现长期股权投资计量方法的等效，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四、结论

本文结合案例讨论了投资方因其他投资方对其子公司增资而导致本投资方持股比例下降，从而丧失控制权但能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征求意见稿》和《正式稿》对投资方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问题。通过比较分析，《正式稿》中采用的模拟处置法更为合理，且可以实现和目前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趋同和等效。

[参 考 文 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征求意见稿）[R].2015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R].2015

[3]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R].2014

[4]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应用指南[R].2014

篇3

较之旧的会计准则，新准则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谨慎引入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资产减值、金融工具、存货、股票期权、股份支付等具体会计准则内容上，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一）谨慎引入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增大经营成果的不稳定性。新会计准则的目的是使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能够更真实反映企业的经济实质，并对决策更加有用。因此，新会计准则全面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给予公司更大的自来根据对公司经济预期的改变调整会计政策，这是新会计准则的一大亮点。

新准则体系在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中以公允价值计量并允许债务人确认重组收益、非货币易中以公允价值确认换入资产并确认置换收益等方面均采用了公允价值。确定公允价值的主观随意性大，从而增大了经营成果的不稳定性，“公允价值”极有可能成为调节利润的工具。因此，企业有必要向投资人充分解释该计量对会计报表产生的影响。

（二）取消存货流转的后进先出法，无需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取消理由是成本流与实物流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一致，不能真实反映存货流转。从理论上讲，企业从后进先出法转向其他方法，如先进先出法时，会造成企业毛利的波动。并且，如果是在一个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下，使用后进先出法还可以降低税收，因此，转向先进先出法会对企业不利。原先采用“后进先出”法、存货较多、周转率较低的公司采用新的存货记账方法后，其毛利率和利润将出现不正常的波动。但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环境中无需考虑，因此，取消后进先出法对原采用企业的影响还取决于其存货周转情况、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

（三）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上，针对借减值准备计提操纵利润的问题，新准则中有多项资产的减值准备一旦计提不得转回，堵塞了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途径，这也是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性差异之一。这样，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前上市公司有可能将以前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转回，以释放隐藏的利润。从上市公司实际计提的减值准备来看，一些公司的减值准备甚至超过了当期净利润，假设目前资产减值准备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数额较大的上市公司，将于2006年集中转回部分资产减值准备，将会造成报告利润的大幅增加，资产减值集中转回显然会对上市公司2006年的账面业绩水平的提升产生巨大的影响。新准则体系扩大了资产减值的适用范围：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资、商誉、生产性生物资产、矿区权益、对子公司、联营公司和合营公司的投资等，并明确了若干项资产减值迹象，以及可收回金额为协议销售价格减去处置成本后的净额或者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两者中的较高者。

（四）债务重组方面明确要以债务人发生财务危机为前提，债务重组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不再计入资本公积。现行准则不允许债务人将债权人的让步确认为重组收益，只计入资本公积。新制度是将债务重组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对于实物抵债业务，引进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也就是说，债务重组利得作为非经常性损益计入当期损益，给上市公司带来利润。因此，那些负债金额较高又有可能获得债务豁免的公司，其每股收益在新准则实施后，将出现大幅上涨。在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可能因为债务豁免产生巨额利润。但对于ST公司而言，仍不能幻想依靠债务重组获益而摘帽、摘星。原因在于，上市公司摘帽、摘星的条件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正值。

（五）置换资产的入账价值问题，不再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为基础确认，而要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认，非货币易采用公允价值和评估作价。现行准则规定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来确认换入资产的账面价值，新会计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这样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的结果就会产生利润，而此前采用的账面价值计算法基本不产生利润。上述规定特别指出，若交易双方存在关联关系，可能导致发生的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

（六）扩大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更关注实质性控制。新准则与《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相比，新准则从侧重母公司转为侧重实体和实质性控制，合并报表范围的确定以控制的存在为基础，更关注实质性控制，母公司对所有能控制的子公司均需纳入合并范围，而不一定考虑股权比例。准则排除了比例合并方法，但要求业务与母公司差异较大的子公司也应纳入合并范围。所有者权益为负数的子公司，只要是持续经营的，也应纳入合并范围。

目前中国的企业合并大部分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这不一定是合并方和被合并方双方完全出于自愿的交易行为，合并对价也不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不代表公允价值，因此以账面价值作为会计处理的基础，以避免利润操纵。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包括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由于有双方的讨价还价，是双方自愿交易的结果，因此有双方认可的公允价值，并可确认购买商誉。

（七）扩大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一般借款也可以资本化。新准则规定，如果相关资产的购建或生产占用了专项借款之外的一般借款，被占用的一般借款的利息支出允许计入资产，也就是可资本化的资产不再限于使用专门借款购建的固定资产，还可包括一般借款。

（八）增加对员工的股权激励。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将可以施行股权激励计划，而新的《股份支付》准则也使得上市公司在操作时有规可循。上市公司施行股权激励计划，将会改变公司人力成本的支付方式，从而改变公司现金流的流转。但上市公司对关键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很难判断。上市公司很可能因为施行股权激励后，得以确保珍贵的人力资源，从而在竞争中取胜；但也很可能给予员工过度的激励，从而令公司价值受损。

（九）无形资产摊销形式灵活，给予企业更多选择机会。新准则对无形资产的摊销不再仅局限于直线法，并且摊销年限也不再固定，给予企业更多选择机会。因此，企业可能会通过减少摊销年限和加速摊销来提高公司的业绩，或者以相反的手法来降低业绩，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可见，新会计准则体系不是简单从技术角度对原有财务报告模式进行修补，而是从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视角展开系统研究。可以预见会计准则的历史性变革，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财务报表数据；将会对上市公司的账务处理、财务管理运行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将会对上市公司相关投资性资产价值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带动对上市公司资产的价值重估，使上市公司的利润在短期内发生较大变化，对上市公司产生重大影响或潜在影响，可能会影响到股票二级市场的走势。

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评价是公司财务评价的重要内容。从长远看，新准则的实施将遏制企业利润操纵，为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评价营造良好环境。新会计准则充分考虑了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和会计环境，修订了若干业务核算准则，这些具体举措使上市公司盈余信息的提供更加规范、合理，人为因素的干扰有所消除，盈余质量提高，盈余质量评价的客观环境得以改善。但此境况的改善需要上市公司耗费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和努力。

另外，新准则的执行，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财务管理方式也将产生重大影响，需要适时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一）适应全新的会计核算体系需要改变会计处理流程，强化会计内控。新准则对企业可能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全方位的核算规定，与原有会计标准产生较大的差异，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会计报表及其列报等均产生重大变化，企业的会计核算账户、内容和部分会计处理流程都需要进行改变，要求企业相应改变财务管理方法，以适应全新的会计核算体系要求；同时，企业需要照新准则体系建立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会计核算办法。另外，实施新准则需要更多的专业判断，对企业的内控制度体系建设、内控流程实施提出更高要求，对财务人员的素质层次也提出更高要求。

（二）需要进一步加强企业财务信息系统的管理。企业会计账户、报表结构的调整直接导致了企业财务信息系统及其有关功能的调整，而且公允价值计量、减值准备的提取等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支撑，企业需要通过自行开发完善或通过软件供应商的功能升级来实现功能的转换。另外，使用公允价值的计量基础，需要及时反映企业资产变动背后的经营风险，企业需要利用信息系统，建立一套及时的风险预警系统以支持公允价值的使用。

（三）需要改变以利润为核心的预算管理控制体系。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企业预算管理的内外环境、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企业需要重新考虑预算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对企业经营指导的有效性和激励作用，需要更加关注对现金流、资产质量、经营风险的管理，修订业绩评价指标，使企业由关注利润表转变为更加关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企业以利润为核心的预算管理控制体系需要进行改变。

（四）需要改变投资的管理方式。新准则对投资进行重新分类，按照管理目的分为交易性或准备持有至到期或者持有待售，相应的计量方法也采用公有价值或摊余成本，同时将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在会计核算中进行充分地揭示和反映，要求不同的投资品种及投资项目的不同情况要用不同的会计准则来进行规范和核算，增加了职业判断的难度，对企业的投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需要加强税收核算的基础工作。新准则将在收入确认、资产计价、公允价值使用、资本化和费用化处理等许多方面与税收规定产生差异，企业需分析判断两者的差异，正确按税收规定计算纳税，而且需要按照资产负债表确认每一资产与负债的计算基础，核算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需要加强税收核算的基础工作。

篇4

【关键词】 机构投资者； 关联规则； 持股偏好

一、引言

自从2000年我国提出“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战略以来，陆续又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机构投资者发展的政策、措施，许多“新型”投资机构获批。2001年9月，我国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发行；2002年12月，引入QFII试点；2004年10月，放宽机构投资者进入股票市场的限制，允许保险机构直接参与一级与二级市场交易。央行的《2006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机构投资者已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主体。截至2009年9月底，各类机构持股市值占我国资本市场流通市值的比重超过六成。我国证券市场的结构正经历着由分散的中小投资者向专业化的机构投资者的历史性变化。同时，由于机构投资拥有的流通股股票金额较大，对上市公司的股价变化、投融资决策、股利政策、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研究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偏好，对于协调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塑造多元化均衡的投资者结构，进一步稳定证券市场，提高证券市场成熟度和市场效率具有重大意义。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的研究主要是从对基金或机构投资行为特征的研究和基金投资行为对市场收益和波动性影响这两个角度展开的。其中，基金投资行为对市场收益和波动性影响又分为两类投资策略。第一类就是反馈交易策略，即以股票过去的表现作为买卖判断的主要基础。DeLong Shleifer，Summer and Waldmann（1990）验证了正反馈策略是买入近期的强势股，卖出近期的弱势股；Lakonishok，Shleifer and Vishny（1992）；Gompers and Merick（2001）的研究反映出负反馈策略指卖出近期的强势股，买入近期的弱势股。第二类是羊群效应，Grinblatt，Titman，Wermers（1995）、Werners（1999）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会跟随其他的机构投资者买卖同样的股票，形成羊群效应。Paul A.Gompers and Andrew Metrick（1999）认为，机构投资者偏好规模大、流动性高的股票，使得其对大市值规模股票的需求大大增加，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赋予了一定的溢价。Richard W.Sias（1996）通过以1977年到1991年纽约交易所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有比例与股票波动性存在正相关性，且机构投资者持有比例的增加导致了股票波动性的增加。汪光成（2001）通过对1999年我国大陆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基金持股信息的分析，发现基金持股多少与股票的每股收益、每股收益等呈现显著的相关性。江向才（2004）通过对219个机构投资者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关注公司治理好和信息透明度高的公司。肖星和王琨（2005）采用2000—2003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和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基金关注公司外部董事的比例以及董事会成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偏好投资治理结构优良的公司。廖理、石美娟（2008）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3—2005年的数据，从安全性、谨慎性、流动性、交易成本、公司业绩和投资风格六个方面来研究养老基金的投资偏好。结果表明：流动性强、交易成本低、风险小和规模大的公司是我国养老基金最理想的投资对象。谭松涛、傅勇（2009）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对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持有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

综上所述，关于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在实证方法上，多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但是，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中，自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线性关系，这种关系若超过了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线性关系，则回归模型的稳定性受到破坏，回归系数估计不准确。所以有必要引入新的实证方法。

三、关联规则

（一）关联规则

数据挖掘（Data Mining）也称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是最近几年新兴起的一种对数据处理的技术。它是通过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却又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它是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理统计等多方面技术的集成，是一种深层次的数据分析的方法。数据挖掘技术在近年来已被数据库研究者广泛研究，关联规则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数据挖掘技术中的一个分支。与大多数的数据挖掘技术相同，关联规则的任务在于减少潜在的大量杂乱无章的数据，使之成为少量的易于观察、分析的可用资料。关联规则最初的应用是针对购物篮的分析。主要应用在超市对顾客购买记录数据库进行的相关规则的挖掘，从而发现顾客的购买习惯。比如，购买产品X的同时也购买产品Y，于是，超市就可以通过调整货架的布局，将X产品与Y产品放在一起，增加销量。之后，关联规则的分析被普遍应用于客户特征分析、药物配伍分析以及商业分析等领域。黄晓榕（2011）利用关联规则通过对我国40家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研究，重点分析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负债利息率、流动负债比重和资产收益率之间的联系，并且比较了样本企业与其所处行业在关联规则上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样本企业缺乏基于企业价值的融资管理，总体上负债率低，而流动负债比重极高；很多样本企业存在资本结构与债务利率水平、资本结构与盈利水平不相适应的问题。可见，关联规则在财务分析领域已有相关应用。

（二）Apriori算法及其适用

1.Apriori算法

从技术上说，关联规则是通过在大的样本资料中寻找项集之间有意义的关联或相关联系，揭示样本中蕴含的信息。Apriori算法是关联规则常用的算法，主要由以下两个步骤完成：

（1）产生频繁项集：设条件为Support（A=>B）>MinSuppt，从所有事务中找出大于最低支持度阈值的所有项集组成满足条件的频繁项集。具体如下：

①首先找出频繁1-项集，记为L1；

②利用L1来产生候选项集C2，对C2中的项进行判定挖掘出满足条件的频繁项集L2，即频繁2-项集；

③如此不断循环下去，直到无法发现更多的频繁k-项集为止。

（2）产生有效关联规则

对于每个频繁项集，设条件为Confidence（A=>B）>MinConf，从所有频繁项集中过滤出大于最低置信度阈值的强关联规则，即有效关联规则。

2.Apriori算法的适用性

Apriori算法的核心是基于两阶段频集思想的递推算法。采用Apriori算法，通过设置最小支持度和置信度阈值即能够及时方便、自动地对机构投资者投资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符合条件的有意义的规则。通过分析这些规则有助于揭示机构投资者投资数据之间潜在的、有价值的联系，避免了传统方法需要人为引入及设置变量方面的主观性缺陷，结果更客观、准确、适用性强。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预处理

从2006年开始，机构投资者发展迅速，除证券投资基金外的其他基金如社保基金得到了较大发展，形成了多元化格局。因此，本文选取2010年上海、深圳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因为金融保险行业会计准则与其他行业会计准则具有较大差异；（2）剔除ST类上市公司；（3）剔除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同时，为了便于提高以后挖掘过程的精度和性能，需要对相关变量进行规范化处理，具体如表1所示。

（二）关联规则挖掘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2010年上海、深圳A股上市公司中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企业状况进行研究，找出这些企业的共有特征，从而分析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偏好，以便对塑造我国证券市场多元化均衡的投资者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对机构投资者数据库进行关联规则分析，得到频繁项集如表2，设置最小支持度为50%，最小置信度为50%，得到符合条件的规则8条，如表3。

从表3中可以找到一些有意义的规则。例如：规则“Share holder=institutional>=F3”，其支持度为63.77473%，置信度为86.57025%，相关性为80.91638%。该规则表明，在所研究的657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中，63.77473%的有机构投资者的企业的财务杠杆系数处于[1，2）的区间；又如规则“Share holder=institutional==>E2”，其支持度为50.38052%，置信度为68.38843%，相关性为69.10606%。该规则表明，在所研究的657家上海、深圳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中，50.38052%的有机构投资者的企业的每股收益处于[0，0.5）的区间，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每股收益较高的企业。如果将最小支持度设为40%，最小置信度设为50%，则可以得到相应的频繁项集（见表4）及符合条件的规则25条（见表5），经分析其中仍存有有价值的关联规则。例如，规则“Shareholder=institutional==>F3，E2”，其支持度为42.00913%，置信度为57.02479%，相关性为63.36411。该规则表明，在沪、深两市A股市场投资的机构投资者偏好于投资每股收益处于[0，0.5）区间且财务杠杆系数处于[1，2）区间的企业，这也印证了上述的分析结论。而规则“R2==>F3，E2”则是因为财务指标计算中的相关性所致。

五、相关对策及建议

（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放宽对机构投资者的限制

从实证结果可见，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每股收益较高、财务杠杆中等的企业。机构投资者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在环境，因此，作为管理机构的证监会应发挥主导力量，为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创造外部政策环境，引导机构投资者关注企业的长期价值，同时，放宽对机构投资者的限制（如权征集的限制等），积极引入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机构者），利用其较成熟的公司治理经验，为稳定我国证券市场作出贡献。

（二）关注机构投资者自身的治理结构

从机构投资者自身所处的角色可以看出，它并不是资金的所有者，而只是一个机构，其自身的治理状况将直接影响到其能否发挥积极股东的作用。因此，完善机构投资者自身的治理结构，加强机构投资者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提高其管理水平和操作的规范性对于机构投资者积极股东作用的发挥以及我国证券市场整体的良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DeLong， B.， A. Shleifer， L. Summers， and R. Waldmann， 1990， “Positive Feedback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Destabilizing Rational Specul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45.

[2] Lakonishok， J.，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1992，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trading on stock pric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2（1）.

[3] Wermers， R.， 1999， “Mutual Fund Herding and the Impact on Stock Prices”， Journal of Finance 54.

[4] Sias， Richard W.， 1996， Volatility and 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3.

[5] Margarent H.Dunham.数据挖掘教程——世界著名计算机教材精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6] 江向才.公司治理与机构投资人持股之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4（1）.

[7] 肖星，王琨.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还是投机者？[J].世界经济，2005（8）.

[8] 廖理，石美娟.我国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研究[J].统计研究，2008（8）.

篇5

正当各项制度改革稳步推进、互联网金融如火如荼、《证券法》积极修订、股指不断攀升之时，中国资本市场于2015年6月中旬开始出现了史上罕见的断崖式暴跌，暴力切换至股灾模式。

金融监管部门对于引发系统性风险或者在市场危机中加速放大投资者非理性决策的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迅速反应。

证监会、公安部针对恶意做空问题展开调查。对于何为恶意做空，证监会在新闻会中回答称，跨市场和跨期现市场操纵就是恶意做空。

随着基础资产、金融商品、衍生工具之间的价格关联关系不断加强、深化与复杂，跨市场操纵在实践中也相应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交易所监测、行政机构监管、刑事调查等控制市场操纵的措施在执行过程中也会愈发艰难。

然而，更为困惑的是，法律规定与司法规则并没有对跨市场操纵问题做出具有针对性的监管制度安排。

根据中国《证券法》第77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71条、《刑法》第182条的规定，市场操纵主要包括连续交易、洗售、相对委托等“影响”或者“操纵”证券、期货合约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的具体操纵类型。至于跨市场操纵的实质内涵与行为模式究竟覆盖了哪些内容，法律条文并没有给出直接且确定的回答，目前也没有任何司法解释提供明确判断规则。

所以，有必要对于跨市场操纵进行实质解释与类型化分析，在掌握跨市场操纵行为机制的基础上建构与完善合法性、合理性、针对性兼备的法律监管制度安排。

这不仅有助于在本轮中国股市异常波动、资本市场流动性危机中有效辨识违规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而且有利于为优化资本市场操纵行为的证券监管提供建议，从而有利于提升预防与控制跨市场操纵的监管效率。 跨市场操纵的模式与类型

以金融商品交易行为是否跨越证券市场与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为标准，市场操纵可以类型化为单一市场与跨市场操纵。相对于在一种金融商品交易市场中的操纵行为而言，跨市场操纵的实质特征在于对市场之间价格关联关系的利用。

因此，跨市场操纵的基本行为模式就是价格关联操纵，即利用两个以上市场之间的价格关联实施操纵行为，通过实质交易、虚假交易、信息操纵等手段影响特定市场中的金融工具价格，但操纵者不一定直接从该市场中获取操纵利润，而是通过与该金融商品市场价格挂钩、关联的期货、期权、衍生品市场、场外市场或者其他各种类型的私有交易合同中谋取经济利益。

如果在执行价格关联操纵过程中，行为人在相关市场的交易行为达到垄断程度，跨市场操纵就会晋级为另一种行为模式――价量垄断操纵――“价”是指金融商品价格，“量”是指交易量。价量垄断操纵滥用资金、信息、持仓量等竞争优势，并将之上升为对特定金融商品价格、交易量的垄断性优势，从而达到跨市场的支配地位。价量垄断操纵的交易难度更大，对于资金、持仓、信息等资源优势的要求更高。

价格关联操纵、价量垄断操纵等交易行为在实践中与资本市场做空机制紧密联系。恶意做空是典型的基础资产市场与衍生品市场之间跨市场操纵的行为类型，通过控制流通盘中的金融商品现货交易，以连续交易、信息操纵等方式快速、大幅打压金融商品现货市场交易价格，并且先期、同步在期货、期权等衍生市场大规模放空单，利用杠杆交易放大做空利益。同时，衍生品市场低位平仓做空获利之后还可以进一步在基础资产市场交易中低位买入现货以供反复砸盘做空。

（一）价格关联操纵

跨市场操纵的经济基础是金融商品之间的价格关联。行为人获取的利润并不源自于操纵易行为本身或者买卖行为所指向的金融商品交易市场，而是来自于以受操纵金融商品市场交易价格为结算依据的衍生品市场或者其他协议。

随着程序化交易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商品现货、期货、期权、衍生品等市场之间的价格关联度愈发复杂。通过信息技术竞争尽可能将算法交易对市场趋势的自动反应能力提升至最高程度，以极速申报、撤单、成交、调整策略的方式从高频率、大规模、跨市场的金融商品交易中获取收益，已经成为资本市场参与者，尤其是机构交易者获取竞争性利润的胜负手与争取客户的重要筹码。

2010年美国股指“闪电崩盘”、2013年中国资本市场“乌龙指”等事件引发各界对程序化交易监管的广泛关注。

在本轮资本市场大震荡中，程序化交易引发的跨市场操纵以及卖空交易策略与网络谣言配合下的“恶意做空”等涉嫌资本市场犯罪行为更是成为监管层的执法对象。

价格关联操纵的行为基础是跨市场交易。行为人通过实质交易行为影响金融商品交易价格的市场是基础市场。

以金融商品交易价格为结算依据的衍生品交易、私有契约交易等市场，是与金融商品交易价格关联的市场，简称为关联市场。金融商品市场价格与关联市场价格可以是直接关联（例如，证券现货价格与证券期权价格），也可以是间接关联（例如，商品现货价格与商品期货价格）。

价格关联操纵中交易行为的获利，更大程度建筑于基础资产市场而非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基础资产市场中的交易量控制、人为价格操控基本上决定了关联市场中的金融商品价格控制水平与操纵利润。

例如，近期证监会查处了ETF与成分股之间的跨市场操纵――东海恒信控制使用“千石资本-东海恒信1期”等12个账户于2015年6月18日至7月30日，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180ETF交易，影响180ETF交易量，变相进行180ETF与相应成份股日内回转交易套利，非法获利1.84亿余元。

这种跨市场操纵的获利机制就在于对基础资产市场价格的操纵，即在ETF等可卖空的市场获得巨额做空利益的前提条件在于股票现货市场的成份股价格暴跌，通过价格关联机制传导至衍生品市场造成做空与回补之间的巨额价差利益。大量卖出股票现货引发的快速下跌还可引发杠杆资金平仓等一系列“踩踏效应”，进一步促使跨市场操纵者以更低的成本买入现货后继续新一轮的跨市场操纵。

（二）价量垄断操纵

由于涉及对金融商品市场以及关联市场的联动控制，在基础资产市场价格与衍生品市场价格关联度较高、行为人可控制的现货市场对衍生品市场影响较大的情况下，价量垄断操纵获利空间、行为概率都相对较高。

恶意做空是价量垄断操纵主要的交易方向。

尽管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做空机制并不十分全面，做空工具数量相对有限，多头在很多情况下都占据优势。但这也意味着，在大规模做空的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条件下，尤其是人为的价格控制、信息操纵与非人为的资金、杠杆、情绪等要素充分结合的极端环境下，相对集中的空头主体实际上能够攫取数量极为庞大的多头所持有的经济利益。

现货市场中基础资产的价格波动会导致持有期货（期权）头寸的交易者盈利或者亏损。成份股现货市场中的抛盘压力会直接传导至期货市场导致期货合约交易价格下跌。当然，期货市场中的卖空效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传递至现货市场导致成份股市场价格下跌。现货期货市场之间的传导机制意味着，掌握证券现货筹码的交易者可以通过反复压制现货市场价格在股指期货市场中恶意做空谋利。

多头轧空头也是价量垄断操纵的重要利益实现机制。交易者在基础资产现货市场控制交付能力，在期货（期权）市场持有巨量多头合约并不断拉升合约交易价格，对手方于现货市场无法获取交割实物或者交割成本极高，在期货（期权）市场持有巨量尚未平仓的空头合约且到期前市场交易价格极高回补成本极高，空头只能在违约巨额赔偿与了结仓位承担巨额亏损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而交易者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期货（期权）市场中的金融商品交易价格实际上是在多头交易方控制下形成的，这种价格并非特定期货（期权）正常市场供求关系的互动结果，而是占据支配性市场地位的交易者逼迫空头交易方高位了结仓位或者支付巨额交割违约赔偿费用的人为拉抬结果。 跨市场操纵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在衍生品交易、私有契约现金结算之前，通过实质交易制造符合关联市场利益的基础市场中的金融商品市场交易价格波动，短期内会非常有效且成本相对低廉。股权激励、证券质押、收益互换、股指期货、ETF等各种以特定时间的特定金融商品市场交易价格或者特定时间范围公允估值为计价依据、折现标准、结算基础或者交易触发条件的契约，都可以成为跨市场操纵的获利渠道。

（一）价格关联操纵的行为机理与法律性质

证券质押、收益权互换、上市公司与股票、债券持有者之间的证券回购、可转债协议的执行条件，通常都与上市公司证券特定时间的市场交易价格挂钩。回购、债转股等衍生品交易中的利益会引发价格关联操纵。

上市公司管理层、高级技术人员薪酬、雇员激励计划等涉及的收入数额会与上市公司证券交易价格表现挂钩。基金公司经理等金融投资单元管理者的薪酬也会与其所主管投资项目的短期或者特定期间市值进行捆绑。

针对特定证券的短期市场价格进行操纵，能够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经理人、雇员以及投资机构管理者的短期收入。这些不具有信息公开条件的薪酬管理合同、股权激励契约等内含的经济利益波动以及低廉的操纵易行为成本，很有可能会驱使潜在操纵者尝试短期控制金融商品市场价格。

操纵者在相关衍生品或私有契约现金结算期间，将金融商品市场交易价格控制在预期的水平，同时，利用衍生品交易或者私有契约中普遍适用的杠杆机制放大交易利润，就能保证实现相当数量的盈利。

以跨越证券与期货市场的价格关联操纵为例，股指期货市场交易价格与其成分股的市场交易价格关联，控制成份股交易价格就能够实现对股指期货交易价格的操纵。

股指期货在合约到期时，以成分股报收价格为依据的指数价格进行现金交割。操纵者可以做多（做空）股指期货合约并哄抬（打压）成分股市场交易价格，随后以较高（较低）的价格水平对股指期货合约进行平仓。

对于成分股权重相对均衡（例如，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或者股票篮子规模非常大（例如，标普500指数期货合约等）的股指期货而言，市场参与者一般情况下很难通过控制标的证券的交易来操纵现货市场价格，进而从相应的指数变动中谋取金融期货市场中的交易利润。

在基础市场金融商品流通盘的规模有限、个别成份股比重较高、基础资产分散性不强、市场深度与流动性水平相对较低、基础市场与关联市场价格联动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操纵者能够在衍生品交易或者私有契约交易中获取相当可观的交易利润。

在本轮资本市场大震荡之前，市场规模逐渐放大的收益互换、股权质押等柜台交易合约，由于其交易双方的经济利益与现货证券市场价格挂钩，操纵场内金融商品价格从而获取场外利益的行为就是典型的价格关联操纵。

对于无力补充质押证券、补充巨额资金的交易者而言，短期拉抬证券现货价格是保证其在场外股权质押合约利益的途径，这种行为也具有跨市场操纵的行为属性。

（二）价量垄断操纵的行为机理与法律性质

价量垄断操纵可以通过大规模做空获利。市场参与者基于特定或者一揽子证券实际价值被高估、做空投机、价差套利、日内回转等各种经济利益驱动，均可以进行卖出EFT、融券卖出等做空交易，前期的低位持仓或者预期证券交易价格下跌时买入回补并谋取差价利润。在空头力量占据市场支配性地位时，价量垄断操纵的做空具有损害市场效率的风险与谋取巨额利益的现实可能。

价量垄断操纵也可能被更为强大的多头力量轧空，反而成为另一种价量垄断操纵的“截杀”对象。

对于证券交易中的卖空力量，多头也可以通过控制性地持有相关证券的交易者人为制造轧空行情，通过控制市场中流通证券现货数量以及大规模买入证券拉抬价格的方式，引发资产价格飙涨，空头交易方或是基于保证金缺口无法继续融券卖空打压价格，或是由于多方持有优势性现货证券造成市场中缺乏足够的流通证券现货供其融券卖空，只能高位回补平仓并承担巨额亏损，或是直接爆仓。证券市场中的轧空实质上是因为人为控制所造成的证券现货供应不足而引发的。

价量垄断操纵还可以利用恶意做空，通过金融商品市场交易价格的急速下跌，在股指期货及相关衍生品交易中谋取巨额利益，并通过融资、配资等杠杆做多资金在快速杀跌行情中的平仓与踩踏进一步压制与洗劫多头。

与多头轧空头的交易方向相反的恶意做空，在实践中是比较常见的，这主要体现在基础资产下跌的行情背景下――金融商品市场交易价格急速下跌，价值投资者或者流动易者没有从中发现价值回归的操作空间或者基础资产与金融商品之间的价差套利空间，价值投资者或者流动易者没有有力介入市场推动资产价格上升，或者认为金融商品价格超跌时介入市场后持续被套――这都将推动金融商品交易价格暴跌甚至引发流动性危机。在这种市场背景下，空头扎多头、恶意做空等跨市场操纵具有现实的操作条件。

从上述价量垄断操纵的基本机制及其风险分析中可以看到，这种跨市场操纵的行为结构十分复杂，因此有必要进行更为具体的经济机理与法律属性解构，揭示跨市场操纵内在机理的恒定性、操作手法的变迁性及违法属性判断的复杂性。

全球资本市场近20年最为典型的价格垄断操纵（轧空）案有两起，一起是上世纪90年代，当时住友商事交易员滨中泰男轧空铜市场案，另一起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保时捷轧空大众汽车股票案。

住友商事前首席铜交易员滨中泰男，通过大量下属公司交易账户隐藏其操纵易行为从而规避持仓限制，一度控制了大量现货铜并同时持有大量铜期货多头合约，轧空持有大量铜期货空头头寸的对冲基金。在美国、英国金融监管机构执法压力及住友商事配合调查下，滨中泰男因轧空铜市场交易行为过程中的犯罪行为被判处监禁。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保时捷公司不受德国金融监管局信息披露规则的制约，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私下对大众公司普通股进行实际控制，在对冲基金等做空力量大肆卖空大众汽车股票且放空规模远远超过实际可回补数量之时，突然披露，其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实际控制大众汽车近75%股权的信息，致使空头无法获取足够的现货证券，引发大众汽车的股票价格暴涨。保时捷轧空大众汽车股票造成各类对冲基金损失约200亿美元。

26家对冲基金在纽约提讼，指控保时捷轧空操纵大众汽车证券价格，索赔10亿美元，美国法院以不具有管辖权为由驳回原告。德国斯图加特检察院对时任保时捷首席执行官温德林・维德金与前首席财务官郝格尔・海尔特提出市场操纵刑事指控，斯图加特法院于2014年4月以证据不足以移送审理为由撤销了市场操纵指控。

可见，在内在经济机制上，以滨中泰男轧空铜市场为代表的传统价量垄断操纵，垄断现货市场供应量、持有巨量期货市场多头仓位的行为均显得非常强势与直白。

随着全球期货市场监管对于持仓限制规则的不断强化管理，传统跨市场操作手法实际上已经很难实现市场操纵违法犯罪。以保时捷轧空大众汽车股票为代表的新型跨市场交易，利用金融衍生品交易结构上的复杂性与场外交易市场的非监管性，相对隐蔽地实施对证券市场与衍生工具市场的垄断性控制，并建构自身交易仓位的支配性地位，不仅会诱发交易对手方持续放大空头或者多头风险（相应的增加多头或者空头最后的交易获利规模），而且不受持仓限制等金融市场监管机制的约束。

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价量垄断操纵行为的违法性集中体现在金融商品价格趋势的人为控制性。如果特定金融商品市场的价格运行趋势实际上并非由单一或者联合的交易者触发，即使其在空头或者多头仓位中占据支配性地位，也不应当认定其具有跨市场操纵的违法犯罪属性。

近期，由于大众汽车公司尾气测试欺诈这一重大利空，大众股票及其关联市场被连续做空。

对比上述保时捷轧空大众汽车股票案――金融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触发因素在于，行为人通过未经信息披露的衍生工具交易行为垄断股票现货供应，而近期做空大众汽车股票及其关联市场指数产品事件中，其价格波动触发因素是现实存在的巨大利空信息，即大众涉嫌尾气测试欺诈。这种客观事件及其信息影响，并非由做空者的操纵易行为或者信息编造行为所人为控制的。

做空者大规模卖空大众汽车公司股票或者在关联股指期货市场开空仓，即使其持仓量占据支配性地位，或者做空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损失规模以及利空信息对于基础资产价值的影响，但这些都只能归属于风险判断与市场意见，不能认定为恶意做空的跨市场操纵。 监管的制度安排

在控制跨市场操纵风险、维护资本市场正常定价机制的同时，有必要兼顾作为市场固有因素的投机易行为作用于市场效率的实际价值，降低证券监管、刑事制裁等国家权力介入市场对资本配置与价格发现效率的损害。

（一）跨市场操纵监管原则

跨市场操纵监管原则应当兼顾效率与投资者权益保护之间的价值平衡。

跨市场交易行为中操纵性与投机易的边界非常模糊，必须基于其金融行为上的特点调整既有资本市场法律规制措施，从而避免制度资源无效率耗费、虚置、“错杀”市场流动性等法律不合理介入资本市场后对社会与经济整体效率的损害。

当然，跨市场操纵者的抛售或者平仓行为通常是在其他衍生工具交易市场或者通过私有契约执行，并不会显著抵消操纵性连续交易行为形成的价差，获利机会与水平较高，自我抑制性较低，是法律规制应当予以重点关注的领域。

此外，还应当强调跨市场信息的整合与联动分析。我国资本市场采取证券、期货、期权等统一性监管，相对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功能性监管而言，实际上更具有跨市场交易信息整合的监管便利。所以，我国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应当联动证券、期货、衍生品等交易所数据，紧紧抓住跨市场操纵中的金融商品价格关联特征进行信息分析、监测操纵行为。

证券监管更应当侧重对行为本质进行实质判断。在资本市场中，交易者基于资金或者持仓优势控制金融商品或者相关基础资产的价格、交易量，很大程度上是在自治与价格竞争的情况下完成的“自然垄断”，这种具有控制价格与排斥其他资本市场参与者从事进一步交易的市场力量，完全可能是公司控制权竞争、金融商品流动性低或者纯粹的投机性控制市场的结果。

因此，法律规制以价量垄断操纵为代表的跨市场行为，其决定性要素并不在于操纵者独立或共同在资本市场中处于支配地位，或者对金融商品或相关基础资产交易形成控制性影响，而是滥用这种支配力量并导致金融商品交易价格处于符合操纵者预期利益的水平。

（二）卖空交易监管

卖空交易具有独有的信息传递与价格发现功能，这也决定了资本市场（尤其是中国等对于卖空交易进行相对严格法律控制的资本市场）应当合理地限制反操纵规范介入卖空交易监管的空间。

从市场风险的角度分析，并不是巨量做空交易进入市场就会引发、刺激羊群效应或者博傻效应，金融商品市场交易价格并不必然按照做空交易的方向进入下行通道。

如果没有形成持续下跌的趋势，做空者无法以较低的价格水平买入金融商品回补平仓，就会出现交易亏损。这也是做空本身存在的巨大风险对于市场操纵策略的现实遏制。

从市场效率的角度分析，卖空交易可能反映了与金融商品价值有关的真实信息或者独立的市场定价判断。例如，在证券发行中有卖空力量介入，反而可以降低证券发行价格，使得市场的估值恢复到合理的水平。卖空交易行为过程中确实会出现价格剧烈波动的情形，但如果不存在重大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员配合，不应当以市场操纵规制单纯的连续卖空投机交易。

在金融市场行为层面，轧空与恶意做空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市场操纵手法。

正是由于操作上的极端性，在现实的金融实务中如果出现了轧空或者恶意做空操纵，往往是持仓信息披露监管失控的结果，或者既有的信息披露制度根本没有建构起有效的操纵风险预防机制。

所以，价量垄断等跨市场操纵的法律规制，其首要内容仍然应当是强化信息披露与抗操纵风险防范。应当在信息披露上强化卖空交易的监管，而非直接从法律与交易规则上限制大规模的卖空行为，实际上更没有必要设置一定的连续卖空数额标准，甚或将超过这一交易量限度的卖空交易规定为市场操纵犯罪。

向市场做空报告的机构投资者只要全面披露其卖空交易信息，有效地防控利益冲突，完全可以在实现市场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充分实现其掌握的卖空信息所对应的经济利益，不能认为其行为构成市场操纵。

（三）衍生品市场操纵监管

以商品、证券、期货等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交易已经成为金融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以证券为基础标的建构的衍生品，不仅在场外市场交易活跃，而且日益发展为证券交易所重要的交易产品类型。

国外相关衍生品交易的定量研究表明：经过衍生品市场公开数据的分析，部分投资银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中的核心业务管理人员存在利用信息优势控制衍生品交易谋取巨额利润的嫌疑；衍生品市场高杠杆易的放大效应与信息披露规范力度的不尽如人意，导致市场操纵行为对金融市场合理配置资本功能造成的破坏更大，也更难被监管部门发现。

资本市场立法在节奏上滞后于金融实务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刑法》、《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规定的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违法犯罪条款，并没有有效地、明确地建构反跨市场操纵的法律适用标准，这再次验证了金融犯罪立法技术有待完善，亟须以前瞻性视角统领立法实践的必要性。

因此，法律监管实践应当对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中的疑似市场操纵行为形成高效迅捷的反应机制，积极总结归纳以证券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交易中的违规类型与核心特点，先行在证券行政法律法规中确认衍生品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有必要在《证券法》中明确规定跨市场操纵行为的违法性，禁止基于获利或者规避风险的目的，通过影响基础资产市场价格或者交易量操纵衍生品市场，或者通过影响衍生品市场价格或者交易量操纵基础资产市场的行为。

在《证券法》修订的立法条件下，刑事立法也应当进行联动反应，及时对资本市场犯罪的刑法规范进行修正与增补，明确跨市场操纵行为的犯罪性，适时将衍生品市场交易中的操纵行为类型与认定规则明确纳入资本市场法律规制范畴。

（四）程序化交易监管

证券监管应当以系统性风险控制为导向，高度重视利用程序化交易实施的市场操纵，严控市场操纵违法犯罪引发的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

程序化交易虽然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增加市场流动性，提高定价效率，但也有助长投机交易、影响市场稳定的消极作用，容易带来技术风险和操作风险。过于追逐短线趋势会加大市场波动，特别是市场异常波动如果与程序化交易形成循环反馈，将形成系统性风险，如果程序化交易手段用于操纵市场，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尤其是在像本轮股市巨大震荡这样“去杠杆”过程中，资产价格快速杀跌、流动性急剧萎缩、融资配资资金连续平仓、爆仓、穿仓等市场环境下，程序化交易的助涨助跌特征会导致市场闪电崩盘。一旦程序化交易等互联网金融交易技术为市场操纵违法犯罪所用，则会成为市场滥用的工具。

实践中，利用互联网金融交易技术实施的市场操纵行为主要表现为：通过运行与计算速度极高的电脑，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大规模地向交易所系统传输具有市场误导性的交易申报，随后，再以非常快的速度撤单，以达到干扰金融商品市场价格或者指数的目的，在证券现货市场与期货、衍生品市场中分别或者共同寻求谋利机会。

在这种市场操纵违法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中，电脑运行速度、交易申报速度、撤单速度均以微秒作为单位，交易的虚假性或者误导性体现为高速交易申报的价格审定远低于或者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格，并通过快速撤单诱导其他市场参与者跟进，以其之前设定的价格或者朝其设定的价格趋势人为推动市场运行，并从短促的市场波动中以巨量交易快速谋取交易利润。

篇6

摘要：货币资金循环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全过程，作为企业的“血液”，合理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对于工程项目建设来说，货币资金流动性强、风险高，加上监控的难度高，很容易造成挪用、浪费、流失，致使企业损失，不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因此，构建完善的工程建设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体系显得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在借鉴与吸收已有货币资金控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相关理论，以大通公路工程公司为案例，重点分析了该公司货币资金内部控制问题，并结合该公司的资产规模和经营模式，提出了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优化体系，同时也为同行业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货币资金 预算控制 风险控制 内部监督

币资金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命脉，企业对货币资金运动控制贯穿了企业所有运营活动，一旦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出现问题，企业的活动将无法正常有序展开。因此，如何有效地分配有限的货币资金，最大化其利用效率，带动企业运营效率的提高并为企业带来更多效益，是企业多年来一直研究的课题。

大通公路工程公司是济南市公路管理局下属的国有企业，作为公路工程施工企业，由于企业大部分运营活动都是围绕公路工程展开的，工程耗资巨大，而且资金链一旦中断便会导致项目工程中断或者是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后果严重，因此对于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关注度要比其他企业更高一些。公路施工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具有工程建设资金风险大、工程资金支出项目繁多、监督检查需要主动性等特点。然而，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在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中存在着预算控制不够完善、风险控制力度不足、货币资金使用和控制不够规范、内部监督制度形同虚设等问题，加强其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资金的安全稳定，有利于保证公路建设工程的完成，有利于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大通公路工程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问题分析

（一）货币资金预算控制不够完善

资金预算制度是企业经营活动顺利开展、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保证，是控制、审计、监督、考核的基本依据。大通公路工程公司近些年开始实施预算控制，但因执行的时间并不长且对如何进行预算管理了解不足，因而在预算编制、执行以及监督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预算编制方法不够科学，内容不够具体。大通公路工程公司资金预算编制方法采用增量预算法，即依据公司原有已竣工类似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和道路里程的不同调整原有预算，编制新的工程项目资金预算，但是由于两工程相隔时间比较长，公司内外部环境相差较大，造成新的预算不能与工程实际相匹配。此外，公司工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没有将范围扩展至施工各环节，工程立项书的金额也过于概算，不便审查和考核。其次，预算执行不力。虽然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已编制资金来源预算、费用预算等，但对工程资金支出并未足够重视。企业预算批准下达后，作为预算执行部门的工程部并未认真组织实施，未将预算指标分解落实到各部门、各环节。而且由于公司未建立预算执行责任制度，未对相关部门及人员责任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检查和考评。

（二）货币资金风险控制力度不足

大通公路工程公司管理层重视生产管理，忽视风险控制，企业员工风险意识淡薄，公司也没有设立相应的风险管理机构，在实际工作中风险识别和应对的能力较低。在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以增立项目、承揽工程为中心，往往几个项目同时展开，企业不得不为了巨大的资金需求而采取各种筹资手段。因此易陷入融资结构不合理、贷款比例高、还款压力大的困境，导致财务风险过大，为工程项目的后期建设和运行留下巨大隐患。

（三）货币资金使用管理不够规范

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工程资金支出具有分布广泛、流向复杂的特点，因此在资金使用程中问题凸显。首先，现金坐支现象时有发生。大通公路工程公司有时会有大笔现金收入，出纳人员没有及时送存银行，导致大量现金滞留公司。而库存现金往往不能满足公司每日极大的现金需求，因此就会出现将公司现金收入直接用作库存现金支付相关费用的现象。违规坐支行为不但会给相关人员创造条件，更会造成公司货币资金收支混乱。其次，银行存款小金库问题突出。由于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工程项目较多，每日入账金额巨大，这样就使得少数金额较小的收入没有计入公司的银行账户而不易被发现。当前公路施工行业的竞争激烈，各家企业为在投标、立项、施工的各个环节争取优势地位，有时可能会给予相关客户回扣或好处，而这些花费不能在本公司账目中反映，所以会设立“小金库”满足这部分支出。这些私设的“小金库”助长了公司在行业内不正当竞争，会影响公司在行业中的信誉，甚至会触犯国家法律。

（四）内部监督制度形同虚设

公司的内部监督制度是确保公司有序经营的重要保证，一旦公司内部监督制度出现问题，将对公司货币资金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内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不强。从管理体制上说，内部审计部门在公司经理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审计工作受到经理的制约；从机构设置上说，内部审计机构隶属财务部门，并接受财务部总负责人的领导，导致其受财务部利益的牵制，对资金监督控制的独立性弱，内部监督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其次，监督工作考核力度不够。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对监督人员执行固定薪资制，且未对监督工作的考核指标做出明确详细的规定，因而监督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对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未及时提出有效的改善措施。

二、加强大通公路工程公司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对策

（一）优化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环境

深入分析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工程活动货币资金内部控制，问题根源在于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目标定位短视性、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等控制环境方面的缺陷。内控环境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缺乏有效的控制环境，工程建设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体系执行便无法得到保障。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应抛弃狭隘的利润最大化短视思想，本着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利用折现方法评价绩效和股权激励方法进行奖惩。完善治理结构，加大改革力度，实现西方治理结构与我国企业组织形式的融合。只有进行目标定位和治理结构的战略调整，才能保证工程建设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实施。

（二）优化货币资金预算控制

1.实行零基预算和全面预算并行的预算编制制度。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在预算编制时，总是将以前类似已竣工工程的预算执行情况作为参考标准，然而由于环境的变化、技术的进步和材料及人工成本的波动，使得两次的预算并不能完全配比。因此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在编制资金预算时，应该实行零基预算，并将外部经济形势、公路施工行业局势对项目材料、人工成本的影响、技术的进步纳入考虑范围，完善预算编制的参考依据。同时实行工程建设部对项目资金预算编制负责制和财务部门及专业独立的第三方审核制，从而提高预算的编制准确性和合理性。

2.在预算管理模式方面，推行全面预算。大通公路工程公司项目工程部门在编制资金预算时仅从大的方面对项目资金进行概算，但并未细化到工程建设施工的具体环节。因此，建议公司工程施工部门推行全面预算，将预算编制的任务依据各部门职责细化到各部门，这样不仅能够保证预算的全面准确，改善原来预算编制内容不够具体的问题，而且将庞大的预算编制任务划分到各职能部门克服上述零基预算工作量大的弊端，提高预算编制的效率。

3.加大预算执行力度。针对预算执行不力的问题，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应该建立预算责任制，保证预算的严格执行。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应将预算作为协调预算期内各项管理活动和经营活动的依据，把预算划分为季度、月度的时间区间，通过实行分期预算控制，达成年度目标，并将预算指标进一步分解落实到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形成全方位、全过程、多层次的预算执行责任体系。此外，为了提高资金预算控制的有效性，公司应当每年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进行差异分析，发现超过支付范围、标准及自行变更资金用途的，应当及时整改。对重大预算项目，财务部应当密切跟踪其实施进度，实行严格监控。另外，应建立完善的考核激励机制，对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将其与薪资奖励挂钩，明确各部门责任，提高编制合理预算的积极性，确保资金预算控制目标的实现。

（三）加强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

1.设置货币资金风险管理机构。为了有效保证企业货币资金的安全，降低财务风险，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应在财务部下设置 2―3 人组成的货币资金风险监测小组，其工作内容是对货币资金运行实施全程分析与监测，包括各项制度是否配套健全并执行到位，业务流程是否完整连续等，对财务风险的关键指标进行实时监控，适时发出风险预警信息。

2.明确关键控制点，加强员工风险意识。要提升企业货币资金风险管理整体水平，必须加强企业员工的风险意识，保证全员参与到企业货币资金风险管理中。大通公路工程公司要在货币资金管理内部控制手册上明确标明本公司货币资金循环过程中资金风险控制的关键节点。对涉及各关键控制点的各部门、 各岗位人员的工作权限及职责做出明确规定，对违反规定的部门和人员要追责，从而加强企业员工风险意识，促使员工参与到货币资金风险管理中，进而提升公司对货币资金风险的控制能力。

（四）规范货币资金的使用管理

1.加强对坐支的整改。大通公路工程公司的坐支现象，不仅会使公司收入不能及时入账，造成收支混乱导致会计记录差错，更会成为舞弊的滋生地。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应该对库存现金进行限额管理，对于超过限额的库存现金必须及时送存银行，不得用于直接支付企业自身的支出，对于超出库存现金开支限额的业务都必须进行转账结算。此外，必须确保公司资金实施收支两条线。即要求公司各分支机构在当地银行设立收入和支出两个账户，并规定所有收入的现金都必须进入收入户，所有的货币性支出都必须从支出户里支付，支出户里的资金只能根据一定的程序由收入户划拨来，严禁坐支现金。货币资金收支两条线，不仅可以清晰地反映货币资金收支情况，还可防止舞弊发生，强化货币资金管理控制。

2.治理银行存款“小金库’问题。针对大通公路工程公司银行存款出现“小金库”问题，提出以下解决方案。首先，强化公司监督职能。公司财务部门与监察审计等部门密切配合，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清理“小金库”专项督察活动，形成多渠道的监督网络，建立完备的监督制约体系。其次，提高管理者思想认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要想清除“小金库”就要从源头做起。公司应该组织员工加强财经法规学习，提高法律素养。再次，完善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加强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建设，是预防和治理“小金库”的根本。大通公路工程公司要不断完善货币资金管理制度，特别是加强货币资金管理的内部审计控制力度。最后，加大惩治力度。对查出的“小金库”问题，要坚决按相关法规处理，对部门责任人严重处罚，对利益参与者追究相关责任，构成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五）优化货币资金内部监督

1.确保内部审计主体的独立性。审计主体的独立性是监督活动顺利开展的最基本保证，必须保持内部审计部门与工程部、财务部相关活动的分离，保障监督报告的公平、客观。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应该建立董事长领导下的内部审计机构，该机构必须独立于公司其他部门，具体工作直接向董事长汇报。同时内部审计人员不得参与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修改以及公司的财务工作。

2.完善监督工作评价指标、健全奖惩制度。由于对监督工作的评价指标不够明确，导致审计人员身在其职，不谋其政。因此应当明确监督评价指标，实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自查、抽查与互查相结合的方法。由于大通公路工程公司对内部监督人员没有制定详细的违规行为约束条例及奖惩办法，对内部监督人员实行固定薪资制而没有使其工作绩效与薪资挂钩，导致内部监督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因此公司应对监督人员的工作绩效与薪资、奖金相挂钩，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秋裕.集团公司资金内控体系的建设与完善[J].财经界，2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