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根据人口普查，1982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为4927万人，1990年增为6299万人，2000年进一步增长到8827万人。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显著增加，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社会保障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主要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而加快完成了人口转变，老龄化问题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比如，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规模扩大；经济基础的薄弱使得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导致“未富先老”；户籍制度造成大量的“人”、“户”分离和农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增大了农村养老困难。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些问题正日益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挑战，应作为国家头等大事来抓。

中国目前主抓的国家战略重点不能仅停留在“炒房”、“炒股”阶段，而要未雨绸缪，力争主动，尽快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国家战略，像抓计划生育一样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少子化、老龄化“双鬼”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拍门”

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结构失衡及生育率下降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循环作用的。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人口加速老龄化，人口加速老龄化又将反过来促进生育率的加速下降及人口增长减缓、甚至停滞。这样，中国生育率加速下降导致的少子化及老龄化“双鬼”提前“拍门”就不可避免。人口结构失衡，会削弱国家发展优势，后果也将十分严重。

人口老龄化影响人口自身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减少和需抚养老龄人口的相对增加。这两大人口集团及其作用和需求的反向变化，造成了人口老龄化的基本难题，使每个劳动年龄人口除自己以外需要抚养的老龄人口迅速增加。抚养老人经济负担的不断增加，是难以破解的人口老龄化的核心问题。

目前，已有不少企事业单位，离退休职工比在职职工还多，财务已陷于不堪重负境地。不少早年退休的职工，只能得到很少的退休金，一些城市居民甚至未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些人都早已在通胀中“贫困”生活。特别在城乡分割和二元社会体制下，与城市老人相比，农村老人更在“九地”之下，社会保障缺失，更无收入保证。由目前人口迁移造成的数千万农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的养老，也已成为中国养老及养老制度之“痛”。

与日本、欧美等“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控制政策，使少子化、老龄化“双鬼”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拍门”，而且带来的问题特殊又复杂。这不仅给解决老龄化问题造成很大困难，而且也将增加中国经济的负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拖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甚至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延缓或停滞。

人口老龄化导致家庭结构失衡，动摇社会发展基础

少子化与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变动的两种表现，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变动将导致家庭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少子化将导致家庭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核心化”，二是老龄化又带来家庭结构的“老龄化”和“空巢化”。空巢家庭老人的养老，目前已成为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即使有劳动力人口(扶养人口)和被抚养老龄人口的家庭户，由于家庭中的劳动力人口不仅要参与社会竞争、工作谋生养家，还要照料家中的老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在这样的家庭结构模式下，抚养人口不仅自己难有闲暇，也往往顾此失彼，不堪工作、家庭负担的双重压力，更难言一家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一些家庭在仅凭自己难以照料家中老人的情况下，就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把家庭照料关系转变为社会照料关系。这种照料生活关系的变化，使被抚养老人与家人分离。而与家人交流的减少和亲情的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孤独和淡漠，成为不少老人心中难以治愈的痛。家庭关系的改变和不和谐，将直接动摇社会发展的基础，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家庭日益小型化和老龄人口特别是空巢老年家庭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已面临很大的挑战。

篇2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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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 老龄化 地区差异 非参数检验

人口老龄化, 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 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它的指标是老年人口系数, 其含义是一个地区60 岁以上(含60 岁) 或65 岁以上(含65 岁, 以下同) 人口的数量在该地区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老年人口系数越大, 说明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导致老年人口过多, 影响人口年龄结构, 结养老事业造成巨大压力。对于我国,这尤为突出。一是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很大, 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二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快;其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就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沉重的压力。因此, 必须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以探求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对策。本文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理区域差异作一探讨。

对于中国而言，31个省市由于区位、资源条件以及历史基础等方面的原因，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有快有慢，人口老龄化因此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来分析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东西部差异。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自治区。

为 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这里采用全国四普、五普数据以及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从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方面加以对比分析。而老年人口系数是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最直观、最重要的指标。所以,本文选择老年人口系数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

一、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比

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标准，从表1数据可看出，全国大部分省市均已进人老年型，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比西部地区高出一个百分点，上海、江苏、浙江、北京这四个发达省份甚至已经达到10%以上，而西部青海、宁夏、新疆这三个省份还未进入老年型社会。

结果说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秩和分别为205.0、135.0、111.0，调整后三个样本的Kruskal-Wallis检验统计量为6.4044，用自由度为DF=3-1=2的卡方分布近似，得到大于菌丝卡方检验统计量6.4044的概率p=0.0407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对比

根据全国四普、五普资料显示，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差异较小，总体上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略高于东部地区。31个省市中、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的有黑龙江、青海、重庆等地，造成这些地区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原因就是中青年人口大量的从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或到其他省份的迁移。具体数据见表2。

利用上面表2数据，建立原假设H0: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老年人口系数无显著性差异。再利用SAS软件做Kruskal-Wallis统计检验，可得P值为0.7563， 结果也进一步从统计学的角度更加严格的说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老龄化系数增长速度没有显著差异。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上这种差异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下面就试图通过分析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认识经济发展对地区老龄化的影响。

1.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关系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多个指标的综合衡量才能反映其特征。这里仅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入手，探究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迅速增加，由1978年的316元增加到1990年的1815元，2000年增加到9555元，年均增长率16.76%。GDP 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尺度和总量指标,反映区域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实力,人均GDP 则更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所以,本文选择人均GDP做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对老年人口系数与人均GDP做相关分析指标。通过Pearson 相关分析得到表3

结果表明人均GDP与老年人口系数的Pearson 相关系数很高,并且显著性也很低，检验通过，表明存在着明显的一元线性关系。

2.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死亡率的下降。

(1)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已经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阶段，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16,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在低生育水平下，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生育率仍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2006年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各省市地总和生育率普遍较低，北京、上海等地的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00以下;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各市地都有较高的总和生育率，大多数都在1.20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西部地区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生育率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使0-1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大幅度下降，东部地区不少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这一比例都已低于20%。生育率的下降抑制了年轻人口的增长，使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萎缩，其作用是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增加。

(2)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前提

死亡率下降对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影响正在日益加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医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得以发展，死亡率不断下降，对人口老龄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1949 年人口死亡率为20‰，除1960 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率高达25.43‰外，一直呈持续下降趋势，到2005 年已下降到6.51‰。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使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20 世纪40 年代的35 岁提高到2000 年的71.4 岁。根据杜鹏的研究，1950～l990 年人口死亡率变化的作用使60 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0.8%，而1991～2030 年人口死亡率下降的作用将使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加1.72%。

中国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医疗卫生设施比较健全，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偏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低5个千分点。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使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老化，加速人口老龄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发展迅速，计划生育开展较早的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较高;相反，经济基础较差，计生工作起步较晚的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口比重较低，老龄化达到的程度也较低。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鉴于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的存在，各个省市人口发展的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不一样，各个省市应该针对自己的情况作出措施建立自己的养老模式，及早做好准备,迎接白潮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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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险基金 影响

人口老龄化及其表现

国际社会衡量人口老龄化的两个通常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10%，或者是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我们就说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881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96%，已经接近老龄化；据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的7.7%，说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民政部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71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也已达到了1130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5%，比上年增长了3.22%，比7%的国际标准高了1.5个百分点，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我国都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

对任何经历着人口老龄化的国家而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主要表现有：

人口老龄化首先会造成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下降，导致劳动力短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虽然短时期内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但国家应及早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用工不足的挑战，这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会增大，如果劳动力出现短缺，很多岗位将不得不聘用一些高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税收提供者的减少与享用税收人数的增加，加上人均寿命的延长与人口出生率下降，势必对我国税收收入产生相应影响。同时，由于社会负担系数提高，表示未成年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支出大大提高，这样就将降低储蓄率。

人口老龄化将改变社会需求结构，老年消费品的需求会逐渐增加，并促使现有的消费结构发生改变。而从长期看，这种消费结构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尤其严重。首先，家庭养老方式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我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一、二代独生子女已经进入婚育年龄，新的“四二一”家庭模式，让越来越多的子女感到照顾老人的负担沉重。其次，进入老年阶段以后，由于身体免疫机能老化，抵御疾病侵袭能力下降，患病几率增大，因而老年人对医疗保健和服务的需要远超过其他年龄阶段的人。有资料表明，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在职人员的3至5倍，发达国家目前医疗费用大幅度增长的原因，除医疗技术发展费用增加之外，主要是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因此，随着老年人口总量的迅速增加，将导致医疗保障资金需求的迅速膨胀。到2020至204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医疗保障费用的需求压力可想而知。

最后，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来的人均寿命的延长，在现有退休年龄不变的前提下，使得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期限随之延长，因此国家支付养老金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就迎来了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未来养老金的支付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一方面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逐渐减少，另一方面迫使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逐渐增加。本文将对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变量和样本数据的选取

由于养老保险起步较晚，所以本文的样本数据范围为1989-2008年，用老年赡养比（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作为人口老龄化的指标，用SYB表示，用YLF来表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费用，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见表1）。

由表1所知，1989-2008年我国老年赡养比和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都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

其中老年赡养比有线性增长的趋势，为了避免数据处理中的误差问题，尤其是异方差，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取对数，老年赡养比是百分数，不取对数。两个变量都是不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后都呈随机变动趋势。

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迄今为止，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是通过建立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模型进行的，而这种分析是建立在数据平稳的假定基础之上，但实际的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非平稳的。如果对非平稳数据以普通最小二乘法建立因果关系模型，容易产生伪回归。本文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采用ADF检验，滞后阶数采用AIC准则，用E-views6.0对序列SYB和Ln（YLF）以及一次差分后的序列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见表2），我国老年赡养比和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原水平序列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以后都变成平稳序列，因此这两个变量都是I（1）的。

协整检验

按照格兰杰（Granger）对协整的定义，当两个变量是同阶单整的，才可能有协整关系，协整关系是指二者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如果有协整关系，那么它们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否则残差中一定存在单位根。因此，检验协整性其实就是检验同阶单整变量回归方程的残差是否平稳。由于Ln（YLF）和SYB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对这两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对两变量的协整检验一般用Engle-Granger两步法。首先建立ln（YLF）和SYB的回归模型如下（括号中的数字为t值）：

In（YLF）=-6.6918+1.4018SYB+et（1）

（-8.71） （18.08）

R2=0.9769DW=1.4196F=327.0435

其次，对模型（1）的残差序列et进行平稳性检验，ADF值为-2.0164，1%的临界值为-2.6924，5%的临界值为-1.9602，因此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稳定，不存在单位根，说明ln（YLF）和SYB是（1，1）协整的。模型（1）是1989-2008年期间我国老年赡养比和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老年赡养比每变动1个单位（即1%），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将同方向变动140.18%，我国老年赡养比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会随着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而扩大。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方程只是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回归关系，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采用恩格尔（Engle）和格兰杰（Granger）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见表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从滞后1阶到滞后3阶，YLF不是SYB的Granger因，而SYB是YLF的Granger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滞后4阶的结论也是SYB是YLF的Granger因。也即是说，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不是老年赡养比的决定因素，养老保险基金变动不显著影响老年赡养比；而反过来，老年赡养比显著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老年赡养比的变动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有决定性作用。

结论和建议

根据协整检验，尽管我国的老年赡养比和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都不具备平稳性，但老年赡养比和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就长期而言，它们之间具有统计上的高度相关性，老年赡养比重每变动1个单位(即1%)，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将同向变动140.18%；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1989-2008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不是老年赡养比的Granger因，我国老年赡养比是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Granger因，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而日益增加。

1989-2008年，我国老年赡养比呈线性增长的趋势，结合回归方程，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对数值也会相应增加，而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本身则会呈指数化趋势的增长。在这20年间，老年赡养比年均增长率为14.53%，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从118.83亿增加到7389.6亿，年均增长22.94%，虽然老年赡养比的增长速度不及养老基金支出，然而在202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赡养比有幂指数增长的趋势，其年均增长速度将会更快，在此种情况下对养老保险支出的指数化增长趋势的要求将更加迫切，如果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增长跟不上赡养比的发展速度，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就将更加严重。为应对这种紧张局势，可试着从两方面考虑：从结果的层面来讲，可以加大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但这无疑会给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带来更大的压力，极有可能达不到保障的目的；从原因上来讲，可以控制赡养比的增长速度，即是要增加劳动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数，如放缓计划生育政策适当提高生育率、合理延长退休年龄等均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对于政策上大幅度的调整，需要专家们的斟酌探讨和政府的深谋远虑。

参考文献：

1.杨中新.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成海霞．走出人口老龄化的困境―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劳动保障，2006.8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4.祁峰.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生产力研究，2010.7

作者简介：

篇5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于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转变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阶段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如果按照这一自然趋势发展的话，中国可能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持续处于第二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则使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到本世纪伊始，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0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2 Revision"，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ited Nations

目前，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一般为2.1)以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o,2003年略高于6％0,2004年进一步降到6％0以下。

相应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上升到7％。按照联合国确定的标准，2000年，中国已基本进入老龄化阶段。而根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到8.58％。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型，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型。而根据联合国人口局的预测，2050年按照年龄结构刻画中国人口金字塔将是一个倒置的形状(图1)。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年 Population DivisiOn．龄较轻，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导致城乡老龄化程度差异已经逆转。以往人们认为，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低于城市，所以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可以“削峰填谷”，在一定时期内延缓城市老龄化速度。实际上，2000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所在地进行的城乡分类，该次普查数据显示，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8.1％，已经高于镇(6％)和城市(6.7％)的老龄化比率。这表明，迄今为止，人口流动已经填补了城乡老龄化程度上的差异。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因素，农村比城市有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二、未富先老影响劳动力供给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收集了全世界129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非参数估计方法，给出了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与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关系。非参数估计是一种强有力的描述性分析工具。这种估计方法事先不对函数形式做出任何假定，而是让数据“自己说话”。非参数估计有几种不同的估计方法，我们这里运用的是LOWESS估计法，选择的带宽(bandwidth)为0．75。

图2中的左图，给出的是200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在图中，我们标出了中国所处的位置。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在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较低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上升而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逐渐下降。图2中的右图给出的是205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从图中可看出老年人口比例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现这样一种关系：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提高，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提高，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如果中国的老龄化过程不是由于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而提前催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从政策措施上看，我们只需参照已经出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即可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

从图2的左图和右图看，中国都处于拟合线的上方，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不仅说明中国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而且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这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

图2 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注：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001年数据，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为2000年数据。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lndicators，Washington D.C，2003．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迅速提高。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在图2的左图和右图中，中国都恰好大约处于拟合线斜率开始发生变化的位置。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上升。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

通常，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比例的

提高，还表现为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观察图2中显示的整体趋势也会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会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10亿人左右，然后会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同样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2.1％，从绝对数量看，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人左右，随后将逐年下降。

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细分为四个小组，即15―24岁、25―39岁、40―54岁和55―64岁组来观察也可以发现，2000―2030年，15―24岁和25―39岁组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持续下降，与之相反，55―64岁组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的人口整体上趋于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呈现老龄化的趋势。此外，由于15―24岁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岁组也有一部分会退休，也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所有的预测结果都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变化，将不同于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从动态的角度看，劳动供给状况不容乐观。这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劳动力所产生的需求构成了明显的矛盾。

三、劳动力需求将继续增长

中国30余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结果，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人口总量，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最基本的优势之一，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成为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比较优势指示的方向进行的。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和城乡就业人口始终保持庞大的规模，并不断扩大。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不断增加，经济活动人口由1978年的4.07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68亿人，城乡就业总量也由1978年的4.02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52亿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乡劳动参与率保持在80％一90％的水平上，高于大多数国家。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王德文、蔡防、张学辉，2004)。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借助于人口红利的直接证据。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和商品基本能够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依然困难，而中国的比较优势恰恰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服务业和制造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两大部门，有着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因而对劳动力有着很大的需求。此外，其他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也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2左右，意味着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大约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就业弹性并不令人满意，也反映了经济增长终归要形成对劳动力的需求。

根据我们对“十一五”时期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和城市劳动力供给之间匹配关系的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趋势(图3)。在设定的高位非农经济增长率和高位非农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各种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将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量数量的情况。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填补出现的缺口，但是，这个趋势表明，中国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提供给世界银行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

四、政策调整建议

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古今中外、盖莫能外。然而，由此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会有所不同。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发生时人均收人已达到较高水平，因而资本相对丰富，可以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升级。中国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则会导致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而从人均GDP看，中国尚未进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

“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经验，劳动力从过剩到出现短缺端倪的时候，劳资关系、政府立法和工会作用都开始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因此，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时机。

1、最大化开发现有的人口红利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因为被高估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经济负担，其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被打了折扣。例如，城市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83.1％下降到2004年的71.6％，其中很大一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是由于就业机会不充分，就业培训和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不到位造成的。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未能把现有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即使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就业问题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解决，特别是在中国的失业现象主要由摩擦性和结构性等自然失业构成的情况下，扩大就业仍然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政府、社会的就业服务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较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的消失，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从而赢得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时间。而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因此，在发展过程

中，把扩大就业放在更突出的地位，不仅决定着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也是劳动者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过程和创造经济增长持久性的源泉。

2、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则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实际上，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信号而出现的“民工荒”，其更准确的信息是“技工荒”。如果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能随着企业技术和工艺的改进提高的话，劳动力短缺问题就会显得格外突出。图4显示了城市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小时工资水平提高。但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是一个关键点，受教育年限一旦超过9年，小时工资水平大幅度持续提高。这种情况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需求是巨大的。

受教育年限

图4 农民工教育回报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1年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通过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达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的最主要形式。有效率的教育体制，也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连接的渠道。中国教育进一步的发展在于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

3、养老保障模式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

迄今为止，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一个现收现付的模式。一般来说，这种养老模式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支撑。而一旦人口进入老年化阶段，这个模式就会面临着巨大的支付危机。与现收现付制度相比，完全的个人积累式养老基金筹集和发放制度，能够通过建立强制性的个人账户，鼓励个人为年老时进行储蓄，通过个人承担风险的资本市场投资使养老基金得以保值和增值，并通过市场选择提高基金的管理和治理水平。针对人口转变的新特点，做好老龄化时代养老的准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就在于从现在开始，就明确从现收现付制度向完全的个人积累制度的转变方向，并且制定明确的过渡办法。

支撑这个过渡的关键，是增加“新人”的数量和比例，从而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实际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存在这样一批新人，问题在于他们还没有被纳入城市的养老保障体系之中。因此，进行这项改革的过渡办法就是把已经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政策模拟表明，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蔡、孟昕，2004)。

4、清除劳动力流动障碍

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将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端倪的城市劳动力短缺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只能到处流动而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消费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因此而异常和失范。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消除这些制度，不仅可以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而且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中国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World Bank，2005)。

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由于非公经济的成长和国企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近年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果，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的贡献微不足道。世界经济发展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人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由于这样或那样特有的原因表现出高速增长的绩效，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在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惟一出路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此外，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人口规模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目前的高速经济增长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支撑乏力。

由于增长方式是由发展战略理念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政策倾向和手段决定的，转变增长方式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针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一系列发展政策的调整和激励机制的改革，把发展战略转到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上，把增长方式转到具有可持续性的轨道上，增长源泉逐渐转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上面，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参考文献：

①World Bank，2005，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Factor Markets：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Unit，EastAsia and Pacific Region，Report No.31973-CHA，June 13．

①蔡、孟昕：《人口转变、体制转轨与养老保障模式的可持续性》，《比较》2004年第10辑。

篇6

[关键词] 制度变迁;生育决策;经济增长;综述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B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维持了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而这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众多的劳动人口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人口老龄化”作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突出现象，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内容。不论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老龄化”都与我国的人口控制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系列人口现象都与我国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从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可以说，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国，计划生育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其对于人口变化和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一影响途径是用人口作为中间变量的。近些年来，新家庭经济学的兴起，特别是用微观经济原理解释家庭生育决策的方法和成果的广泛传播，为研究家庭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另外，近一段时间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名词――“失独家庭”，也是本文写作的背景之一，所谓“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由于出现了各种意外伤亡，而其父母不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可想而知，这种状况对于家庭是多么沉重而残酷的打击。而且根据有关机构的估计，目前我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且每年以7.6万个的数量增加，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脆弱性和复杂性。不仅如此，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来，虽然促进了我国向低生育率的转变，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因此，面对这一问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种认为应该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二、生育决策理论相关研究综述

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是人口理论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而经济学对于人口问题的关注则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双向关系，人口变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经济发展又推动着人口结构和数量的转变。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而家庭作为经济的微观主体之一，更是经济学家所重点关注的领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家庭活动则推动了一门新的学科，即“新家庭经济学”。新家庭经济学主要研究家庭生育决策;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与劳务分工;以及家庭组织经济问题等。因而，生育决策理论作为新家庭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得到了经济学家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建立了若干种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模型，用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生育率变化以及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家庭生育决策。

在家庭生育决策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理论主要包括：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卡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以及伊斯特林提出的“生育供给与需求模型”和“生育率临界假说”。

这些年来，面对国外学者对于生育决策问题不断涌现的学术成果，国内学者依据本国国情，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解释和学说。李小平（1992）提出的“期望孩子效用”概念，他认为父母的生育意愿取决于孩子带来的期望效用，而非实际效用，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孩子的期望效用来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从而达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彭希哲和戴星翼（1993）提出了“风险最小化原则”，他们认为风险最小化原则表明我国农村地区夫妇决定是否再生育子女时，其内在的动机是为了分散风险，即通过选择生育数量来规避风险，使风险得以减弱。应当说明的是，风险最小化原则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风险最小化原则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函数式表示，但其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政策含义，风险最小化原则要求通过降低风险来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国家对少生的家庭进行补偿，然而效用最大化原则要求通过提高孩子的成本或降低孩子的效用来降低生育意愿。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风险最小化无疑更为适用。

周双超（1996）则认为传统的成本―效用理论忽视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孩子对于家庭的效用是不同的这一事实，他认为孩子对父母的效用主要包括享受效用和必需效用，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主要分为奢侈需求和基本需求，因而，当孩子是奢侈品时，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弹性较大，当孩子是必需品时，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弹性较小，因此，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父母对孩子的需求是基本需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趋向于向奢侈需求转变。

经典的西方生育决策理论提供了一整套用于研究家庭决策行为的工具和视角，但是它的运用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基础上，一般的基本假设包括：家庭生育决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家庭中的个体均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每个家庭中的个体是完全自由的，其对于出生人数和出生间隔完全可以自主决策和控制;孩子既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又是一种生产物品，他具有消费性和生产性;市场环境是完全竞争市场，即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经济形态为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关系高度发达且无处不在。

只有满足以上的假设条件，其通过模型得到的结论才能够成立，显然，对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来说，其假设条件并不完全满足。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庞大的13亿人口，市场经济制度远未建立完善，且在广大农村地区，商品经济远未成熟，收入水平还较为低下，存在着自然经济的残留思想和观念。因此，简单的套用西方经典理论是切不可行的。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注重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和吸收西方生育决策理论，注重不同的假设前提，借鉴分析方法，从而得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国的家庭决策和家庭活动具有一些特殊且重要的特点，例如：①父母一般会抚养子女到成家立业为止，即当子女完婚后才会真正脱离父母抚养，因此，家庭抚养子女的时间要长于西方国家。②家庭养育子女成本的内容比西方国家要多，除了一般的费用，通常还包括买房，结婚等费用。③具有浓厚的“养儿防老”的传统，子女的保障效用极为重要，这源于深厚的传统思想观念，较为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养老”的传统。④我国的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中具有浓厚的“宗族文化传统”，“传宗接代”，“人丁兴旺”等观念深入人心，其宗族的生育压力较为明显。⑤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生育政策，政策控制力度较强，家庭的生育决策空间较小，绝大部分家庭的生育子女数量为0-2个。⑥经济处速发展中，经济变革、社会变革、文化变革都深刻而明显，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较之西方国家更为复杂和多变，因此，需要更为多样且细致的分析。

总而言之，对于西方理论的应用应当重视假设前提，借鉴分析框架，绝不能生搬硬套，更何况，西方生育决策理论中的很多结果尚需实证检验，很多理论还存在空白和有待发展之处。与西方经典生育决策理论相对应，我国学者的研究更注重本国的实际和国情，更加关注特殊的文化体制因素对于生育决策行为的影响。但是，我国学者的分析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对于理论的重视不够，多倾向于利用西方现有理论进行实证分析，而缺少对于模型的构建与理论的创新。另外，对于西方生育决策模型的运用缺少前提，片面的运用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而且研究多局限于微观范畴，缺乏对宏观变量影响的研究。

三、制度变迁与生育决策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制度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它决定了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式。二是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它决定着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展开。按照制度的层次，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实施机制。制度包含着激励和约束的双重功能，制度的变迁推动着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也对人产生不同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促使人的行为的改变，同时也改变着人的决策方式和权衡关系。

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经济环境导致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发生变化，家庭中的个体面对着成本和效用的变化会做出不同的生育决策，体现着制度变迁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下面将简要介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曾毅和舒尔茨（1998）主要研究农村对于生育率的影响。他们运用罗吉斯特多变量回归方法和生命表分析方法进行相关数理统计分析，他们认为在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体制下，实际上会对农村生育多孩的夫妇给予了一种经济补偿，而的推行则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客观上取消了对生育多孩夫妇的补偿，从而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通过数值分析，他们得出结论：在改革前期，削弱了生育控制，而在后期使家庭倾向于少生孩子，同时加强了生育控制。王水雄（2002）则通过将博弈论内容引入生育决策模型中，建立了生育的博弈模型，从而证明了在没有制度控制下，当公共领域中存在大量资源，且实行平均分配制度，人们此时倾向于多生孩子，从而导致了“公地的悲剧”，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制度将会导致家庭倾向于多育孩子，而市场经济体制且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家庭倾向于少育孩子。

与此类似，郑龙真，史清华（2006）通过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博弈分析方法，比较了无制度控制下的农民生育决策行为和有制度控制下的农民生育决策行为。得出在无制度控制下家庭将会选择多育孩子以争夺公共资源，在存在制度控制的条件下，人们将会减少孩子的生育数量。张华宁、陈纪平（2009）的研究利用产权经济分析的方法，通过在人口增长率的统计分析中加入政府产权制度效率参数和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参数，通过将实证分析和逻辑推演相结合，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由于产权制度的变迁，不同的产权制度导致不同的绩效，由于产权界定具有规模经济性质，随着产权制度体系效率的提高，导致家庭生育行为的变化，进而导致过剩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人口增长率下降。二是由于产权界定不完全，导致人们拥有多个孩子以获取更多的公共资源，从而导致“非生产性”过剩人口的增加，进而导致人口生育率的上升。

对于计划生育制度变革是否会引起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即是否会引起生育率的反弹，学界基本上呈现两种态度。顾宝昌（2010）提出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即放开二胎不会引起家庭生育行为的改变，也不会导致人口失控。而朱中仕和陈华（2012）的研究表明调整现行人口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在短时期内将会引起家庭生育行为的改变，导致人口生育率的反弹。

通过不同学者对正式制度变迁与生育决策的相关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正式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农业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计划生育制度等社会经济中的一系列制度都会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对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的变化产生影响。

四、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我国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少生的人口达到3.38亿。同时也大大加速了我国人口转变的进程，人口转变是指从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状态转变到两者都很低的状态的过程。根据国际经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二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三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21]在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对生育的有力控制，经过30年时间，我国便进入了第三阶段，即通常发达国家处于的阶段。与我国相同收入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国家均处于第二阶段，因此，我国人口的迅速转变无疑是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与我国人口转变过程迅速推进相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口红利”效应，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在全部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7%，即被称为老龄化社会。据此推论，由于2000年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超过20%，成为名符其实的“银发国家”，这对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也长期受到“人口红利”的积极影响。“人口红利”是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于1998年正式提出的。根据标准的定义，“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这种总人口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社会负担较轻，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和投资率处于高位，且绝对量不断增长，另外，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不断增长，从而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发展。

很多经济学家都对“人口红利”的增长效应进行了研究和检验。其中，蔡P（2004）通过运用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法得出，东亚奇迹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应归结于人口结构因素。同时，他认为大约23.71%应归功于人口红利的作用。汪小勤（2007）认为高的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发展。王德文，蔡P（1999）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回归系数为0.109，-0.113，且均显著。一般而言，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推高储蓄率，主要因为工作人口的比重增加导致收入增加，从而导致储蓄增加，而且，年轻人的储蓄意愿和能力也较高。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家庭生育行为的变化，进一步引发了人口转变，产生了“人口红利”效应，根据预测，在2000-2030年间，劳动负担系数在50%以下，在2030-2050年期间，劳动负担系数将逐步上升，到2050年将上升至64.36%，届时，我国将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

由此可知，21世纪的前30年，将是我国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遇期。因此，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当前学者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中，既出现了许多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对于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将人口因素、人均收入、人均GDP等指标相联系。而人口红利对于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分配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影响的分析较薄弱。二是对于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传导作用与传导途径的分析较模糊。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红利并存的阶段，这一特殊的人口现象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如何，也值得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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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统筹 发展 人口生育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0-204-03

湖南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统筹城乡发展是湖南“十二五”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统筹城乡发展，核心是城乡要素的交换，尤其是城乡人口的流动。只有不断立足实际,实施稳定与调整相结合的人口生育政策，才能有效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促使湖南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

建国60多年来，湖南人口控制工作经历了无计划增长到有计划增长的过程，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省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生育观念发生根本转变，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降低，以20世纪70年中后期计划生育实施后为标志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特点，大概经历了5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第一个增长高峰期（1950～1958年）。这一时期，是建国后湖南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9年中增加人口686万多人，增长幅度达到22.31%，平均每年增加76万多人，年均自然增长率为23.24‰。此期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人口再生产的快速增加有很大的关系，从总体来看，建国后工业、农业、经济的快速恢复发展为人口再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无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为人口迅速增加提供了政策环境。

第二阶段为湖南人口低谷期（1959～1961年）。这一时期，是湖南人口负增长时期。1961年同1958年相比，全省人口总量减少164.74万人，减少幅度达4.46%，平均每年减少54万人之多，年均递减率为15.2‰。这一时期人口总数递减，出生率逐年下降，特别是1960年和1961年，自然增长率为负数，不是人口政策的人为减少，主要是因为1959～1961年、经济困难的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大幅度下降，死亡率回升。

第三阶段为人口补偿性增长高峰期（1962～1971年）。这一时期，是湖南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个阶段人口出生猛增，形成了长达10年的生育高峰期。从1962年开始，连续4年出生率都高达40‰，1963年出生率最高达47.29‰。1971年后虽有所下降，但仍达29.13‰，10年中，全省人口总量增加了1090.29万人，增长幅度为31.08%，年平均增加100万人，年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4‰。这主要是由于渡过经济困难时期后，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出现补偿性生育所致，开始后，计划生育工作被迫停止。

第四阶段为湖南人口缓慢增长阶段（1972～1993年）。这一时期，全省人口增量增加1545.02万，增长了32.87%，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15.08‰，比第三阶段下降了1.23个百分点。如以1970年出生率为基数推算，到1990年，全省少出生2000多万人。虽然20世纪80年代人口增长波峰明显低于前两个高峰期，但波动起伏比较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口形势严峻，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关注，齐抓共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特别是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得到严格落实，人口猛增的态势才得以控制。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产生的惯性影响，再加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刺激了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居民的生活自由度更大了，也使计划生育管理困难增加，从而导致出生率仍较高。

第五阶段为湖南人口逐步进入低生育阶段(1994～2011年)。这一时期，湖南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开始淡化，人口增长进入稳定的低速增长时期，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据统计，2011年底湖南总人口达到7135.6万人，比1994年增加833.02万人，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3‰，人口总量呈现持续低速增长态势。2011年人口出生率为13.35‰，人口死亡率为6.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55‰，与1994年相比，人口出生率下降了0.53个千分点，人口死亡率下降了0.23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下降了0.3个千分点。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湖南人口总量控制在低速增长阶段，人口控制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城乡统筹发展中人口生育政策实施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有的人口生育政策虽然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数量，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仍然存在整体效用低，存在明显不公，出生性别比失衡，老龄化加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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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障；改革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态势与特点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6．95％。到目前更已接近1．32亿。而且持续增长势头强劲，预计2025年60岁老年人口可达2．8亿．占总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4以上。老龄人口中，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l，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的l2年问，我国用于社会福利等各项支出从327亿元增加至3，043亿元，增长近l0倍，其中用于离退休、退职职工保险福利的费用(包括退休金)支出从149亿元增长到2，068亿元，增长了l2倍多，比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看，社会保障各项费用的增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近年甚至用于社会养老保障的基金人不敷出，据报道，仅2003年，由人口老龄化引发基金缺口，中央财政就至少要补助350亿。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具体就养老保险来说，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实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计划，现收现付，从目前的情况看，每年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还在不断地加大。据统计，25年后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可能会从现在的2000亿元增加到1．8万亿元。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现行的养老保险计划下，中国的基本养老基金将在2032年左右开始出现收不抵支。现收现付制如果不进行改革就有可能把国家财政拖垮，很高的收缴比例也会给企业带来巨大负担。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瑞士和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

瑞士是欧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是亚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由此而来的养老保险问题日趋严重。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两个同属于世界首富之列的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调整和改革了各自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一)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

瑞士和日本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以国家的基本保险为核心。这种单一的公共支柱虽然解决了社会再分配的功能，却难以同时肩负储蓄即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和保险即保障退休工人的基本生活的功能。两国的做法都是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各自负责的多支柱制养老保险制度。在原有国家的基本保险基础上，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同时，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税收政策，鼓励个人通过储蓄为退休积累一定的养老金，将个人多余的资金以储蓄的形式进行融资。

(二)规范原有养老保险体制、控制新的养老保险规模

日本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着手来规范原有养老保险制度，增加养老保险的收入，同时，控制新的养老保险收益规模。而瑞士则更多地通过复杂的收益与缴费的精算关系，确保贡献与收益的平衡。

(三)增加国家对养老保险的投入

面对人口老龄化，瑞士政府以建立养老金补偿平衡基金的方式，依托此项基金的稳定的投资回报，来弥补基本养老金计划的缺口，增加国家对养老保险的投入。而日本则更多地依靠政府财政的直接支出的增加。

(四)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

调整和改革后的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养老基金通过私营公司的管理进入国际或国内资本市场，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回报为目的。这样也就避免了现收现付制下，政治因素对养老金投资的影响，避免了将退休者的保命钱投资到或借贷到濒临破产的企业中。

四、加快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应对老龄化问题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收缴与支付都由国家来执行，带有统筹的公有制的性质，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急需在资金运作方面下工夫。政府财政职能的转变、养老社会保险经营上的不足、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偏低的需要以及调动社会成员参与养老保险积极性的需要，都呼唤基金管理公司的建立和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立。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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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问题 可持续发展 思考

1.目前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

只要稍有头脑的人就会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发展加快了，但是二十年后、三十年以后呢？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进入老年，从财富的创造者，变为财富的消费者，将来的社会财富靠谁来创造？现在新增人口过少，将来创造财富者就会过少，人口大量老龄化，很少的财富的生产者负担众多的财富消费者，这样的不协调，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机。试想，如果严格执行一胎政策，一对夫妻按平均二十五岁生育计算，三十五年后，这对夫妻进入老年期，他们的子女与另一家人家的子女结婚，这个年轻的家庭需要负担双方父母共4位老人的养老问题。再过25年，新一代的家庭可能负担12位老人的养老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希望用完善社会保障的方法来解决，也有人希望用储蓄的方法来解决。生产者很少，而消费者众多，这样产生的社会危机国家是无法保障的，社会财富是人生产出来的，不是国家制造的。这个也不能用储蓄的方法来解决，储蓄只能储蓄纸币，不能储蓄生活资料，不能储存劳动力，没有了生产者，储蓄的纸币不会有任何作用。老年人的生活资料需要生产者生产，众多的老年人需要大量的人去照顾，众多的老年人在精神上也需要下一代去安慰，社会保障和储蓄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国家的大量财富用于养老，用于社会发展的财富就会减少，社会发展的速度就会减慢，甚至停止，严重的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使那么多人的精神都寄托在一个孩子的身上，孩子的父母，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天有不测风云，一旦发生灾祸，会使多少的人精神失去寄托。有人把一切都寄托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上，人是有感情的动物，社会保障能保障人的精神的寄托吗？

新增加的人口既是现在财富的消费者，又是将来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要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人口增长过快，对当前发展不利，人口发展过慢，要影响到将来的发展，人口增长过快和过慢都不利人类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人们只看当前的发展，没有长远的眼光，致使计划生育走向极端。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如果被严格执行了，每过一代人，人口就会减少一半，虽然从短时间来看，人口还可能增加，但增加只是暂时现象，当人口进入老龄化后，人口就会加速减少。

2.对人口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并严格执行，是符合实际情况、保持人口相对稳定的并且可行的措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国人的生育观念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多子多福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抛弃，残酷的社会竞争使人们渐渐接受了少生的观念。生的孩子愈多，家庭的经济负担就愈重，孩子在教育就业等社会竞争方面就愈处于弱势，中国的大多数弱势群体已愈来愈接受了这一现实。现在不是很流行“穷二代不愿意生下穷三代”吗？在当今的欧美国家，没有强制的计划生育，但欧美一些国家的人口一直处于负增长，人们不愿意生育，与当前中国的“穷二代不愿意生下穷三代”是相同的道理。欧美的很多国家采用奖励生育的方法，但一直难以扭转人口负增长的局面。

人类社会人口的发展就如同大树与新生的树枝的关系。新发育的树枝太多，势必要消耗大树的营养，会严重影响树干的生长，但新发育的树枝是大树将来生长制造营养物质的器官，如果新生的树枝太少，原来的树枝老化后，大树由于缺少制造营养的器官，就会生长缓慢，停止生长，甚至死亡。

中国当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1980年以来，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年均3%的速度持续增长。“五普”结果表明，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2亿以上，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5，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4。与此同时，我国老年人口中的高龄化趋势也日益明显，预计到2040年8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0.56亿。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的老龄化汹涌而来，将会给中国带来难以逆转的灾难性的后果。

主张用极端的方法减少人口，有一个很响亮的理由，就是人口多，消耗的自然资源多，地球会无法承受。地球能够养活多少人？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答案。

有人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说事，认为中国人生活水平低是人口众多惹的祸。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没有错，但中国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平均人口密度远远低于日本、新加坡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就是说中国远远不是相对人口最多的国家。

3.结语

日本的相对人口远远大于中国，但日本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的多。中国沿海地区相对人口比边疆地区相对人口多得多，但沿海地区的生活水平比边疆地区高得多，这个说明中国人生活水平低与人口多没有关系。中国人生活水平低是历史复杂原因造成的。

但是，新增加的人口是将来财富的创造者。现在实行的过低生育的政策，如果只看眼前，的确是好事，新增加的人口少了，消耗的社会财富少了，就会有更多的财富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加快社会发展的速度。

走向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如果不及时改正，就会酿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呼吁有关部门，放开二胎，严格控制三胎，保持人口的稳定，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篇10

[关键词] 人口发展 人口质量 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无不与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历来是人们瞩目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建国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转变，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计划生育”的发展道路。从1971年推行“晚稀少”政策和1980年进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后，特别是党的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增长型人口”已转化为“缩减型人口”，从五、六十年代的6%生育率，直至现在仅略高于1%。人口政策的有效性，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见表1），增强了我国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但是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人口与经济的发展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尖锐矛盾，即我国出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时期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2004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12.4%，已超过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低收入水平下过度人口老龄化将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是否继续推行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如何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理论界争议的一个焦点。

资料来源：蔡：《中国人口与劳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P9

二、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化的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一般来说，当人口的结构由高劳动年龄组成的情况下，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储蓄率较高，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

“人口机会窗口”一般可以持续开放30年到50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潜在发展机会就越大，但是人口机会窗口持续的时间却相对比较短。反之，生育水平缓慢下降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相对较长，但是带来的潜在发展机会不够明显。从战略的角度看，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总人口负担系数下降时期，因为类似的机遇基本上是属于一次性的，而且稍纵即逝。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大幅度降低了生育水平，属于典型的发展机会大，但持续时间短的模式。

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一个门槛，那么 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从1990年开始，人口负担系数下降到50以下，一直到2010年前，人口抚养比还会继续下降；到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将会降到最低点。2010年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回升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也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开始关闭。所以，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正是基于此，理论界主张应放松“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带来的问题是：一般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家庭养育孩子成本越大，生育率会迅速下降 ，而在中国，出生率很高的原因是养育子女的成本低廉。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由于教育落后，对子女的智力投资很少，妇女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不多，“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明显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部分人的人口增长难以控制。由于素质相对低的人口比例较大，必然在总人口中出现低素质人口增长高于高素质人口增长的人口逆淘汰现象，这无疑会对提高人口素质产生不利影响。但是，继续坚持“一胎化”人口政策，虽然能够继续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却如何能提供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人口资源呢？

三、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

在上述的经济分析与争论中，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围绕人口数量的扩张或抑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主线延续下来，人的质量因素一直是被忽视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人的质量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在长期的美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美国的土地、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并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农业生产的产量却迅速增加，导致农业产量迅速增加的原因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他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概念，他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然而，他认为，在当代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有必要将传统的资本概念中包括进人力资本概念，而不仅仅考虑有形的物质资本。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多。随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重视人口质量对经济的增长的的作用，把人力资本看成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的基础上，使人力资本“内生化”，而提出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的引入，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递增，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率在长期可能单调递增。

正是基与此，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年代就开始了由人口由数量向人口质量转变，发达国家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额也在逐年增加。因此，尽管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人口负债时期，人口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但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并未减缓。

现实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充分证明，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当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关系会逐渐减弱，而此时人口对经济影响的程度与每个人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是正相关的，即与人口的质量是正相关的。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国外经济学者曾利用该经济增长模型对世界上主要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由于它们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巨大，两国长期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人力资本投资来解释。国内学者刘华等人曾对我国1978年～2001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物质资本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1978年～1990年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51.32%，而1990年～2001年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上升到61.31%；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却从1978年～1990年间的32.78%下降到1990年～2001年间的22.30%；这恰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反，这说明在我国对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还不够重视，（主要是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人力资本存量偏低，使得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贡献份额很小。“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及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们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核心地位更为突出，因此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有效地使用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束语

根据上面的分析，无论是从我国目前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还是从美国和日本的人口发展道路来看，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离开了人口质量的提高与改善，仅从数量的增减上去考虑，是难以得出有效的实施方案，难以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人口数量众多，而人口质量较低,原因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够。总结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仍然是我国目前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经济理论的基本要求。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口质量，把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从主要依托物质资本逐步转向依托人力资本上来，这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现有的社会历史时期相结合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缓解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21～27

[2]蔡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