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入股协议范文
时间:2024-02-01 18: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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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生态农林产业;林地流转;农村金融;规模经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昌铜高速生态经济带”建设以绿色崛起为核心,是加快探索生态环境优良、生态区位重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设生态文明新模式的样板工程,生态农林产业作为“昌铜四县”的优势产业,为实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生态经济发展目标,起着关键性作用。当前,该区域城镇规模偏小,集聚功能较弱,产业结构层次低,传统农业比重大,山林面积占比70%以上。因此,加快生态农林产业规模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尤为紧迫。
一、“昌铜四县”生态农林产业发展现状
(一)绿色发展理念明确,生态文化深入人心
秉承着“绿色发展”的理念,宜春市首先制定并实施了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严守矿产、耕地、林地、湿地、水资源红线,建立严格的森林资源使用审批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和水资源管理制度,从源头上为生态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
(二)林地流转助推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合作组织发挥实效作用
“昌铜四县”通过林地流转,部分地区实现了集中连片种植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节约了生产成本,加大了现代农业要素流入,促进了当地生态农林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发展农业合作组织是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方式,由于该形式主体建立在村集体之上,目标就是通过村民互助、集约发展、经验借鉴,实现村民增收,非农化和农户失地风险较低,是四县的主要发展形式。铜鼓县的永丰村成立了一个雷竹股份专业合作社,该村采取老板投资、村民入股、村集体入股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该村投资并建设了一个水利发电站,年发电量可达400万度,按照每度电0.3元的卖给国家电网,一年能创造120万以上的收益。同时该村还有一个罐头厂(金丰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笋干、酸枣糕等产品。靖安高湖镇的古楠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把原来村民手中的山林、田地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销售,达到效益、利润最大化。经调研,“昌铜四县”均有各具特色的农业合作组织,在发挥林地集约效率,促进农民增收方面效果明显。四县鼓励合作社发展,但在很多村镇,由于缺乏引导和支持,合作社也存在荒废的情况。
(三)生态农林产业发展促进农村三产融合,资本等现代农林要素需求强烈
目前来看,昌铜四县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比重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截止2015年,四县的服务业占比为30.2%,而宜春为31.2%,全省平均为35.9%。
对此,“昌铜四县”利用现有的生态农林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养老、体验式采摘等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依托原有竹加工、医药制造等产业优势,在经济运行低迷的大环境下,提高创新水平,拓宽海外市场。生态农林业的发展,不仅为制造加工企业和服务业提供原料和人力,在部分环节已经相互融合,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前期投入和中期运营,调研发现,资本和人才是生态农林发展最欠缺的要素,这两方面缺口很大,需要及时补位。
二、“昌铜四县”生态农林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生态农林产业规模不高,基层政府存在“富民不富财”的隐性忧虑
“昌铜四县”生态农林产业发展主要以农户家庭生产、农村合作社、私人注资生产等形式开展,以生产有机水稻、生态养殖、休闲采摘、有机水果和茶叶为主,受制于土地细碎化、资金短缺、农林基础设施不到位、仓储物流不健全、农林技术跟不上、认证和宣传成效不足等局限,产业化规模化水平较低。调研发现,依托良好生态,发展生态农林业、搞活生态观光旅游的村落和农户,收入普遍增加,但由于其规模化程度低,不成产业,未能有效带动当地财政收入增长;林权“确权颁证”后,三年毛竹价格从6块钱飙升到19块钱不等,林户收入大增,但众多竹产品加工企业倒闭,财政收入受到不小影响。
由此可见,无论是集体林权改革,还是大力发展生态农林产业,其结果都会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但与此同时,由于生态农林业目前、尚未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对当地财政收入效果不大,反而需要财政支持;随着林权确权颁证和房地产等支柱行业的衰落,传统竹木加工企业倒闭,也对财政带来影响。基层政府因此产生“富民不富财”的隐性忧虑。
(二)金融等现代农业要素投放力度难以支持生态农林产业规模发展
“昌铜四县”农村发展已完成对生态农林产业、有机农业、生态旅游业的规划定位,逐步过渡到产业化规模化的集中发展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逐步完成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生产资料等的投放和更替,除了农林企业、生产大户和农业合作组织的大规模金融、人才需求之外,在拓展和完善生态农林产业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的小农户,同样存在资金需求,特别是小农户信息来源少、谈判能力差、抵押物缺乏,亟需更专业更精准的现代要素投放。调研发现,无论是资金、技术、人才,还是土地(经流转后的有规模效率的土地)、劳动力,都难以支撑符合当地实际的比较优势要素集约的现代化农业发展:
1.农村融资模式单一,尚未形成符合现代农林产业发展的金融体系。
2.农林发展中尚未形成有效的抵押担保体系,林权抵押贷款运行难度大。
3.现有的农村金融模式关于贷款的额度、期限、交易成本等要素,不符合农林产业经济周期和规模发展。
(三)部分公益林已到“生命大限期”,其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依法享有林权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确立农民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而所属林地分为商品林和公益林,对商品林,农民可依法自主决定经营方向和经营模式,生产的木材自主销售。对公益林,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可依法合理利用林地资源,开发林下种养业,利用森林景观发展森林旅游业等。“昌铜四县”农户所属的公益林中生命期限在7年到8年的林木,已到“生命大限期”,临近枯萎和死亡,农户依法可卖掉死亡而无生态价值的林木,但由于“经济人假设”,农户存在趋利性,即便国家对于公益林会发放补助,农户也不会再去种植和管理新的公益林木,宁愿放之任之。
三、初步形成的结论和建议
1. 林地确权颁证后,林地细碎化问题突出,通过林地的出租、互换、转让等多种方式的流转,实现土地连片和规模经营,农业合作组织的运行,整合了多方面资源和信息,促进了产业发展,但也存在土地“非农化”趋势,农民存在失地顾虑和风险。2、先进的村支部和农村致富带头人,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起到政策、信息、资源、技术、文化等要素的落地效用。但据调查问卷反映,该区域农户的收入来源中,林业收入占比并不多,大部分通过副业经营或外出打工赚到更多的钱。从侧面反映出四县的生态农林产业规模化程度还不高,也由此带来基层政府“富民不富财”的隐性忧虑。3、生态农林产业发展,促进了农村三产融合,在其规模化进程中,特别需要金融支持,而当前农村融资方式单一,生态农林产业的特殊性与金融的属性存在诸多矛盾,尚未形成符合农业现代化的融资模式。提出以下建议:
2. 深化集体林权改革,推进林地确权颁证
继续深化集体林权改革,确保林权分家到户,产权明晰并及时确权颁证,使得林地流转、林权抵押贷款等有据有权可依。通过林地流转,实现农林产业适度规模经营,为获取金融支持提供必要性。同时制定并落实相关规定,防止土地非农户,严控农民失地风险。
3. 发展农村合作组织,重视村支部建设,发掘致富能手
重视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建设,政府和社会要积极引导支持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入合作组织,各县重点打造几个具有特色的农合组织,提炼其经营模式和经验作为范本,结合各村实际,进行有修正的推广。重视村支部建设和农村致富能手的培训和激励。
4. 创新农村金融模式,探索农林产业链融资渠道
创新农林产业融资模式,通过延长并强化农林产业链,在政府支持下借助农业合作组织平台,将金融机构、农林企业有效整合在产业链之中,以提高农林盈利水平为前提,通过农林产业链融资,充分利用产业链各主体间的关系,发挥它们在各个环节的控制和监督功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其运行机制可借用黑龙江五里明模式说明:
(1)农户以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合作社作为承贷主体。
(2)镇政府将合作社的土地经营权、农机设备收益权等委托给信托公司,设立自益型财产权信托。
(3)信托公司将上述信托收益权质押给商业银行,作为合作社的贷款偿还担保。
(4)商业银行与合作社签订贷款协议并向合作社发放贷款;同时,合作社全体股东及镇领导干部与商业银行签订个人保证合同,为贷款承担联带责任。
(5)合作社与信托公司签订购销协议,将生产出来的农林产品销售给信托公司。
(6)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签订协议,由信托公司协助银行将合作社贷款本息从农林产品收购款中扣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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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1法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我国相关法律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物权法》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五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这里的流转方式主要针对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个农户家庭全体成员为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作为承包人承包农民集体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农业用地。《担保法》第34条规定,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但对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土地使用权则严格限制,不允许抵押。
2实践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分析
2.1转包
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受让方依照转包合同规定的条件对转包方(承包方)负责。转包方是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受让方是承受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农户。受让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的权利,获取承包土地的收益,并向转包方支付转包费。转包无需经发包方许可,但转包合同需向发包方备案。根据《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双方根据当时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签订转包合同,以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目前转包这一种流转方式采取口头方式进行的平均达到60%以上,即使有书面协议,协议的条款不规范、不齐全、不具体的情况也很普遍。加上流转期限比较短且不稳定,大多数转包合同关系可能随时终止。这种状况极易引发纠纷,而且一旦发生纠纷往往又难以解决,受让方在土地上的投入和造成的损失无法收回、得不到补偿,受让方利益的保护不能充分保护,从而给农村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2.2出租
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包括个人、集体、企业或其他组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出租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承租方按出租时约定的条件对承包方负责。农民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无需经发包方许可,但出租合同需向发包方备案。通常情况下,承租方要向出租方支付租金。如北京市有农民向笔者进行法律咨询:在耕地性质的建设设施农业大棚,建设完之后在租赁期内,出租方停止租赁或遇到拆迁占地,出租期限到期是否可以续租?续租的权利和义务?耕地性质的建设设施农业大棚是可以流转的。遇到拆迁,合同解除,应当补偿承租方。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2005年第47号令)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或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依照同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合同管理的指导。采取出租方式流转的,租赁合同期限要遵照《合同法》的规定,不得超过20年。租赁期间届满,当事人可续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仍不得超过20年。北京市2010年5月出台了《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意见》,规定流转期限超过5年的,应建价格调整机制,明确调整时限和幅度,分时段确定流转价格。转租期限到期后再续签《土地流转合同》,续租的权利和义务依照合同规定。
2.3互换
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互换根据组织者的不同,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村组集体出面促成的互换。某些乡(镇)村进行土地整理,统筹规划产业带,农户通过换地,从事自己愿意的种植方式。二是农户自发组织的互换。承包方之间为各自需要或者方便耕种管理,通过自愿平等协商,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
互换的流转方式可以占到流转总面积65%以上。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改变,不是土地用途和承包义务的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后,受让方依然按照承包方承包时确定的土地的用途使用土地,履行承包义务。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当事人双方同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具有农业经营能力。互换方式流转承包土地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采取互换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当事人申请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登记的,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或农村经营管理)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受理,并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未经登记的,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互换方式灵活,互换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沟通,可以对不等值部分进行适当实物和现金补偿。
2.4转让
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近城郊区和厂矿工业区附近,原承包方在有了稳定的来自二、三产业的非农收入后,不必再依赖土地来维持生存,按程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农户,原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随之终止。这一流转方式占到实际流转总面积的不到10%。在农村税费改革及免除农业税之前,个别农户因耕地收益少,或是有其他收入来源,不愿耕作土地。为避免土地撂荒和上缴税费,经村委会协调,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了其他农户。近年来,随着惠农政策实施和土地收益增加,以此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趋势是不断减少。
2.5代耕
举家外出或主要劳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又不愿意放弃土地,委托给他人代为耕种,原有的承包关系不改变,收益分配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这种方式实践中操作简便,手续简单,一些精明的农民,通过股份制、联办或独办等方式购买农机具组建农机代耕队,走村串户揽业务,把联系方式印成名片发送给缺少劳力的农户,农户预先和农机代耕队签订委托耕种合同,代耕队承担保质保量完成耕作的义务,并根据收割、犁地、播种等农活的轻重收取费用。这种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推出,受到众多外出务工或劳力不足的农户的欢迎。北京市《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意见》规定,除代耕期不足1年不需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外,所有农村土地流转都须依法签订书面合同。以前没签订合同的需补签。集体经济组织流转确权土地的,须经民主讨论决定并进行公示。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发展
土地流转涉及数亿农民切身利益,事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又有了新的变化。
3.1土地流转方式更加多样化
各地不断提高的土地流转发生率,表明了经济环境条件变化对新制度安排的强烈需求,也是农村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以土地为代表的农业生产要素要求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紧迫性。但是法定的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只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方式,不能入股、抵押。这样的规定跟不上农村改革的实际发展,也限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法律应当进行适时的修改,增加流转方式。
3.1.1入股
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入股应在承包方间进行,主体只限于农户,是农户之间自愿联合。一是登记注册。有条件的村民组到工商管理部门注册农村土地专业合作社,成立董事会、监事会,制订有关章程和制度等。二是作价入股。承包农户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加入农村土地专业合作社。入股后原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股份合作终止时,入股土地应退回原承包农户。三是签订协议。合作社与入股农户户主签订入股协议,确定保底分红。协议一式四份,合作社、入股农户、发包方及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执一份。四是统一发包。由合作社将入股土地调整集中连片后,对外统一发包,发展高效农业。同时,合作社每年年底进行年终结算,实行二次分红。
3.1.2抵押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可以转让的用益物权,作为农户的主要财产,应当允许其依抵押方式流转。当前资金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瓶颈。扩大融资渠道,获得足够的资金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一大要务。应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指导,坚持市场化运作和政策引导相结合,在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情况下,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农户、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或涉农企业在不改变土地占有和农业用途的条件下,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进行融资。抵押当事人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评估价值或双方认可的价值签订抵押合同和贷款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金融机构据此发放贷款。
3.1.3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份,投资成立农业经营公司
投资方自愿将承包土地入股投入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公司,发展农业合作生产,如公司以种子、种苗、肥料、生物药剂等实物折价入股,农户以耕地、投工、投劳等折价入股,组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蔬菜生产,公司按合同价格收购,所得总额按股份分成。这种方式有效地扩大了农业经营规模,提高了土地产出率,激励了农户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农户收入。
3.2政府支持,为新型流转方式的实现提供平台
由各地人民政府负责设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发展农村产权流转中介服务,及时收集和各类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定期公布各类农村产权指导价格。构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组织产权流转、招拍挂等交易活动,培育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主体,为贷款抵押物处置、抵押权利的实现提供平台,促进农村资源向资本转变。
篇3
农信社面临五大挑战亟待“破题”
该地市全市农信社机构252个,占银行机构总数的36.8%,覆盖全市112个乡镇,员工3565人,占银行业机构员工总数的30.7%,其中80%以上员工分布在各乡镇及以下机构。截至2013年9月,各项存款182亿元,贷款165亿元,均列全市银行业机构第二位,但是目前是“大而不强”,虽然历经十年来的深化改革有所进步,但新形势下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巨额存量资金风险。
我国农信社系统发展极不平衡,优秀的能够接近或者达到商业银行标准,差的游离于生死边缘。该市农信社发展比较滞后,截至2013年9月,全市农信社社不良贷款余额26亿元,占全市银行业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一半以上,不良率达到16%,受此影响,资本充足率仅为2.5%,有历史亏损挂账10亿元,能否解决这些存量不良贷款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二)产权关系比较混乱。
由于主要监管指标达不到准入标准,目前该市农信社不能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或者农村合作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举步维艰。
(三)风险管控水平偏低。农信社粗放型的经营模式已经形成惯性,在没有产权制度改革的前提下,经营模式的改变也缺乏动力和压力。内部管理不能适应业务发展,在内部控制建设上简单粗放,忽视内控制度在具体业务操作中的贯彻执行,人员素质也有待加强。
(四)适应政策环境的能力不强。
按照政策定位,农信社主要服务对象是“三农”和小微企业。这些对象在社会生产和流通中处于末端,处于弱势地位,抵御风险能力较弱,受宏观政策影响较大。该市农信社在发放单个农户联保贷款时,该种贷款的不良率达到10.25%,不良额占全部不良贷款的57%。目前,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生产经营主体的迅猛发展,土地流转的加快,农信社依托的农村经济金融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需要及时转型。
(五)外部竞争加剧,核心竞争力亟待加强。
一方面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村变成储蓄和贷款业务并重;村镇银行进入农村;国有商业银行也卷土重来,挺进农村金融市场;股份制商业银行也试水农村信贷市场,并逐步加大力量,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另一方面金融脱媒化趋势明显,融资结构多元化发展,民间借贷非常活跃,打乱了农信社的规划。在此环境中,如何加强核心竞争力,冲出重围,值得农村信用合作社深思。
农村专业合作社给农信社“破题”带来机遇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生产经营主体的迅猛发展,土地流转的加快,农信社依托的农村经济金融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给农信社“破题”带来机遇。
据调查,截至2012年年末,该市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5548个,其中种植业合作社3452个,养殖业合作社1052个,农机合作社630个,其他合作社414个,注册资金总额超过90亿元,其中多数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下。全市入社社员36.4户,占全市总农户数的39.3%,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有几户,多的几百户,全市入社耕地1213万亩,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32.3%。形成了“合作社+农民+市场”的运作模式,在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村发展活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主要以土地、农机、林权等实物入股,形成了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在生产、市场营销、人力资源方面都不能与单个农户相提并论,间接的为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的贷款加大了安全系数。该市农信社不断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支持力度,信贷投放量稳步提升。截至2013年3月,该市下属县提供的贷款多的达到8200万元,收益率达到8%以上,贷款担保采取土地经营权抵押、农作物预期收益抵押、农机具抵押、专业合作社所在房屋抵押、第三方提供担保等方式。随着近两年来专业合作社资金需求的不断扩大,农信社也在担保方式上不断创新,先后推出了农村集体机动地承包权抵押、厂房库房抵押、大型农机抵押、担保公司抵押等方式,反过来推动者农村信用合作社在贷款品种、期限、方式方面进行了创新和改进。逐步演变成“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银行+担保公司+保险”的产业链形式,带动农信社在机制、运作方式、风险控制、人员素质方面不断提升。
如该市农信社在贷款的具体操作流程方面开始引进合作社客户评级管理办法和授信限额管理办法,将客户划为进入增加类、维持类、退出类三个类别并根据融资风险占比控制线、专业合作社经营年限等进行授信,大量采用受托支付方式进行款项的拨付。在风险控制方面形成闭合环状结构,贷款资金全部在环内流动,有效地保证了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各方构建控制关系,实施有效制约,确保供、产、销渠道的稳定。首先合作社和农户签订购销协议,保证统一销售;然后公司、合作社签订购销协议取保供销渠道通畅;最后引进保险公司,发展农业保险,降低经营风险,保险第一受益人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确保贷款资金安全。
农信社以农村专业合作社为突破口应对挑战
鉴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属于新生事物,商业银行机构缺乏对这种新型经济组织的认识和研究,没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产品,该市农信社借助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经验和一直扎根农村的独特的优势开辟了一条道路。在金融产品、营销模式、审批流程、风险管控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优化,亟待借此作为突破口,全面应对现阶段存在的挑战。
(一)借助专业合作社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改善农信社自身机制问题。
随着专业合作社专业化程度,经营能力的提高,农信社需要逐步理顺产权关系,建立对接机制,促使自身机制问题逐步改善,建立起核心竞争能力。
(二)融入专业合作社产业链,强化风险管控能力。
融入到“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农村信用合作社+担保公司+保险”的产业链中,闭环管理,跟踪管理,保险保障等方式,进一步强化风险管控能力。
篇4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社区联社合作;双层金融合作
一、问题的提出
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产的重要责任。然而粮食主产区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人多地少,小农经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难以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以河南省为例,目前河南省农村有2000多万个农户,由于农户与市场的有效连接机制不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能力不强,覆盖面小,基本上处于分散经营状态。河南省即使到了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了50%以上,农村人口减少到5000万,农民人均耕地也只有2亩多。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各国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进步的一条普遍途径,是推动农业发展市场化、专业化、组织化的必由之路,因此,创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是粮食主产区现代农业制度建设的重点。本文在对河南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传统发展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创新的路径,并对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创新发展的支持政策加以阐述。
二、粮食主产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传统模式
(一)社区合作模式
社区合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合作成员的社区性。村经济合作社属于社区合作的范畴。以兰考县为例,当地从营造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入手,进行以“农民合作”为核心的组织和制度建设。该县有六个乡的六个村庄,成立了4个合作社,两个老年协会,5个农民文艺队。各合作社有一些特有的项目,如陈寨的葡萄、小杂果项目、商品猪饲养;贺村的饲料加工、生态建设、信息服务中心等。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下设若干个协会,其中经济互助会开展农户间的经济互助;食用菌协会开展食用菌种植项目;无公害大米协会进行无公害水稻的产地认证和商标注册、组织生产、加工和流通,为会员提前、产中、产后服务,现在已有230户农民参加。
(二)购销合作模式
这类合作模式是指将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供应、销售等各种环节资源加以整合,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郑州市为例,截至2006年5月,全市建成农民专业合作社303个,涉及农、业、牧、渔各业,另外还涉及农业、农资服务、技术指导的一些种类。合作社覆盖郑州市的14个县(区市、)当中的13个,涉及102个乡镇,668个行政村,加入农户26650户,占农户总数的42.9%。在购销合作模式下,郑州市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领域主要涉及生产,技术和销售领域。其主要的工作是:首先,为会员低价购进,高价出售。通过合作社团体订购农药、种子、化肥、饲料等生产资料,既减少了支出,又有了质量保证;统一出售,既解决了销路,又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增加了销售收入;在种植上实现统一耕作和播种,降低了成本。其次,技术服务。各个合作社基本上都安排业务技术培训活动。不定期邀请大专院校专家、种植养殖专家、农业技术干部进行技术培训,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
(三)产品合作模式
这一模式是以产品为基础的合作。以社旗县为例。社旗县是一个以粮食加工为主的农业县,盛产小麦、绿豆、玉米、红薯、大豆、花生、棉花、烟叶、芝麻等农作物,享有“豫南粮仓”之称。2004年,18户农民联社成立南阳社旗小杂粮合作联社,着力提升粮食的产业化水平、专业化程度、商品化份额。该社以县级联社作为服务龙头,以乡村分社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先进实用技术为依托,围绕粮食产业建立起了农民经济合作社,使千家粮、万家豆的分散产品,变成统一标准的商品,带动了众多农户创业致富。该联社还以省农科院、植保站、种子站位依托,农业技术人员加盟其中,对农产品生产全过程进行服务,保证了产品质量和标准。
以上是粮食生产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几种主要模式。当前,粮食主产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合作规模总体上不大,农户参与率还不高;合作组织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等,因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有待创新。
三、农民合作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路径
(一)社区合作经济联社模式
社区合作联社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施跨乡镇、跨县市的合作,是多个社区之间的横向合作,其基本动因是:增强合作组织的市场谈判力,便于在更大的范围实现信息、资金、科技等资源的共享。近年来,随着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和农产品市场的拓展,一些合作组织已经开始实施跨地区合作。如河南省柘城县成立农民专业合作协会对农产品种植、市场调查、销售等合作内容扩展到周边的睢县、鹿邑等县。
组建社区合作经济联社应遵循以下原则:首先,社员自愿,程序规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社员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组织,代表广大社员的利益。因此,发展农民合作经济联社一定要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以社员自愿为前提,制定一套规范的操作程序,保障合作经济联社的健康运行。其次,形式多样,注重特色。由小规模的合作社组建为较大范围的跨地区联社的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股份制,也可以是协会制,应突出合作组织的地区特色和行业特色。再次,界定产权,选好项目。通过界定产权,规范合作成员的经济行为,切实保障组织成员和其他资本投入者的合法权益。科学选定经营项目,使合作成员获得相应的利益。
(二)农地的社区股份合作模式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经营规模的基础上的,而农业的规模经营也需要以一定规模的土地集中为条件。在度下,农村土地的主要经营权分散在各个独立的农户,但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现行农地制度成为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最大瓶颈。而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土地制度安排,只有在不改变《土地承包法》给定的约束条件内形成。
农地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是当前粮食主产区农地使用权改革最为现实的选择。这一模式的实质是在社区内实行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的三权分离,即先由集体把农地折股承包给农户,实现所有权与承包权的分离,再由农户用承包权入股,集体获得实际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其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村集体土地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一起折股量化,经营收益按股分红。二是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划,通过组建新的股份合作组织,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三是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参股,农户以承包地折价参股,农户与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一模式已经触及深层次的产权关系,实质是对农民对农地使用权的物权化运用和落实。它建立起了集体农地权益由集体和农民共享的农地使用权制度,是农地使用权制度改革模式的最好选择。
(三)农村双层金融合作模式
资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血液”,但目前“缺血”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双层金融合作模式旨在建立两个层次的金融合作制度。一是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资金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鼓励农民资金合作社与农村信用社开展信贷业务合作。信用社可对农民资金合作社开展信用评定,提供授信服务。二是建立农民资金合作社。这类合作金融组织以农户为主体,农户之间开展资金合作、资金互助;以村庄为边界,资金合作的信用基础是村庄文化。同一村庄里的农户,具有共同的村庄文化和道德约束的力量,构成了信用合作的基础。
以河南省濮阳市为例,濮阳市贷款互助合作社于2007年7月批准成立,是全国第一个农村互助小额信贷组织,该市独创的农村互助贷款合作模式,被中国政务信息网确定为探索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的民间四大样本之一。濮阳市贷款互助合作社是在市政部门注册的一家非盈利性贷款机构,业务主要单位是供销合作社,其经营范围包括引资组农、组织培训农民、贷款、购销、文化、生产合作等。合作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5个方面:项目启动资金;引进外资;社员会费;社员贷款保证金;政府扶持资金。该社在濮阳市设立总社,在农村有信贷需求的中心区域设立分理处,依托贷款互助中心和客户经理将贷款直接送到用户家中。贷款互助合作社为农民搭建了4个平台,即社员互助平台,国内外资金下乡增收平台,农资统购和农产品统销平台,农村社员文化活动和科技培训平台。
(四)农产品产业链合作模式
这一合作模式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通过多种形式把农产品生产、加工、储存、销售等环节有机联结起来,将广大农民组织到社会化大生产中去,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产业化发展,一体化经营。合作方式有两种:
1、纵向合作。即以作为粮食生产者的农户为基础,将合作纵向延伸到农产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农户、购销企业、加工企业、批发企业、零售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纵向一体化合作,构建“农户+农民合作组织+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四位一体的合作模式。一是实现产业链延伸,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活动向具有较强升值能力的精深加工环节拓展,推动农民进入产业链,分享产业的增值利益。二是推进产业链的优化,通过合作,强化增值潜力最大的加工环节。三是增加产业链的紧密程度,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享整个产业链的信息和其他资源。
2、横向合作。横向合作的核心是依托农产品产业链的主干经济实体,通过联盟等形式在产业链主干上衍生出关系密切的子产业链,实现产业链的横向扩张,形成具有群体效应的产业链集群。横向合作的工作重点是:以现有农产品产业集群为基础,提高经济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在不断提升集群经济实体核心竞争力的同时,整合粮食主产区内外各种要素,发展产业链的集聚优势。
(五)社会保障合作制模式
大量的国内外实践表明,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有农业合作社、信息合作社等,还有保险、养老、保健等方面的合作社。现阶段粮食主产区农村社会保障形式单一,水平低,覆盖面小、社会化程度低。由于社会保障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然而,面对我国中央和省级政府财力有限的现状,以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将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合作组织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建立适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1、建立多渠道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体系。总体上社会保障资金由个人、集体、政府三方面承担,由于粮食主产区的许多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在短期内完全以社会保障取代家庭保障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在加大政府用于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力度的同时,合作经济组织承担相应的比例,通过提高政府和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民参保补助比例,激励农民积极参加社会保险。
2、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实施农民养老保障。以产品换保障、实物换保障、土地换保障作为农民养老保障的物质基础。产品换保障是通过收取农产品实物抵作养老费,为农民提供养老保障。实物换保障是把农民积累起来的部分实物作价转让或入股给合作经济组织。土地换保障的主要方式是:农民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按一定的协议价格让渡给或交给合作组织,失地农民则将部分征地补偿费转化为养老保险基金。
3、继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制度的特点是在合作医疗的基础上,引进保险的原理和方法,实行政府组织引导,农村居民参保,集体扶持,财政资助相结合,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医疗互助互济制度。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改善农村医疗保障条件,逐步提高医疗基金的统筹层次,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镇大病统筹保险接轨以至合并,努力做到让农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疑难重病不出县”。
四、有关政策建议
(一)加大对合作社的扶持与补贴
可借鉴日本对“自立农户”的扶持政策,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按照略低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确定农户的经营规模,从财政、金融等方面制定相应的补贴和扶持措施。在财政方面,建立专项扶持资金,整合对农业的专项投资资金,支持合作组织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开发等。在税收方面,给与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对于从事加工环节的合作组织,给予营业税、所得税和进口设备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
(二)深化农用土地使用权改革
赋予农民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承包权和转让权,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为现代农业建设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建议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物权特征,并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可操作性,建立政府补贴的土地流转中介机构。在此基础上,推进农业生产专业区建设,帮助农民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化生产,发展规模经营。
(三)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立集农业生产、供销、信贷、科技、加工、运输、市场、保险、信息服务等全过程一体化的新型农业服务体系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是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深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二是加强政府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协调整合,改善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基础条件,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协调系统。三是营造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良好环境,为农户提供有关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供求等方面的信息。
(四)构建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产销合作组织体系
政府应逐步退出对农产品生产、流通的直接组织管理,重点扶持和培育农产品龙头企业,建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支持大粮商、畜牧商等农产品生产和经营企业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对中小型农产品产销企业进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发展社区合作经济;组建农产品行业协会,促进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及外贸一体化管理;为农产品市场主体提供国际国内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咨询服务。
(五)健全农产品流通市场体系
首先,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初级市场,这类市场分布在广大农村并与集镇结合。其次,大力培育以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骨干的大型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近年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武汉大米批发市场、吉林玉米批发市场等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现代农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再次,切实搞好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服务。最后,以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重点,加快发展农民自己的农产品联合营销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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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宿州市现代农业粮食产业示范基地;现状;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08-0005-03
1 宿州市现代农业粮食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现状
为促进宿州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探索建立现代粮食产业经营组织体系,推进现代农业粮食产业示范基地建设,通过走访农户、召开座谈会、征求专家意见等方式,对以宿州市桥区灰古镇高标准良田示范区为核心的优质粮食生产基地进行专题调研。在调研中了解到,规划建设的现代农业粮食产业示范基地,以灰古高标准良田示范区为核心,基地人口5.84万人,耕地约0.8万hm2。具体包括宿州市桥区灰古镇秦圩、付湖、曹庙和碾盘4个村,耕地约0.27万hm2;宿州市桥区顺河乡万桥村,耕地0.05万hm2;宿州市桥区永安镇南部王垅、永安、大许、股河4个村,耕地约0.27万hm2,宿州市桥区朱仙庄镇境内洪河路两侧新河、塔桥、朱庙3村约0.21万hm2。
1.1 土地流转情况 目前示范基地土地流转面积约为0.21万hm2,占土地总数的25%,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1)从流转意向看,80%以上的农民支持土地及时流转;约15%目前不愿意流转,但认为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3-5a后可考虑流转;仍有5%人口表示,无论给怎样的优惠条件,也坚决不流转。
(2)从流转形式看,租赁流转方式占总数的90%以上;托管不到10%;严格意义上的土地入股方式尚没有.朱仙庄镇塔桥村负责人表示,今年秋季或明年将在本村133.33hm2公摊土地实施股份制,成熟后,将逐步扩展到全村所有耕地。其原因在于,土地租赁最为简单现实,且土地流出方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土地租赁之后,农民就可以与土地脱离。土地托管只能满足了部分农民“惜地”的实际需求,所以在局部地区和特定阶段仍有着发展空间,但由于托管是建立在分散经营基础上的,且农民仍不能完全脱离土地,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并不完全符合。对于土地入股,农民普遍认为现阶段不可行,其原因在于农民认为入股后,与农业企业的种田大户相比,信息不对称,没有话语权。
(3)从流转价格看,桥区朱仙庄镇帝元公司租赁的土地价格最高,为7 500kg小麦/hm2/a(折合人民币1.5万元);其余基本保持在6 000~67 500kg小麦/hm2/a(折合人民币13 800~16 200元)。远高于桥区符离镇土地流转平均价格9 000元/hm2/a和合肥、六安等地流转价格37 500kg稻谷/hm2/a(折合人民币9 000元)。目前农户对于土地流转的心理价格应不低于67 500小麦/hm2/a。
从土地流转后的种植结构看,基本上以经济作物和良种繁育为主,种植大田作物的并不多。其原因在于,过高的流转价格让种植大田作物基本无利可图。
1.2 经营主体情况 基地内农业经营主体总体数量偏低,且规模较小、组织化程度较低,基地内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家庭农场的数量分别为4家、30家、12家,其中农机合作社有15家,但拥有大型机械50台以上的上规模的仅有2家;4家涉农龙头企业分别为皖王面业、皖神面业、天益青种业、淮河种业。除了规模化的家庭农场外,还有8%~10%的农户通过口头协议形式流转亲朋好友土地种植,但规模较小,平均只有1.33~3.33万hm2,流转价格一般在4 500~7 500元/hm2。
1.3 土地治理情况 除桥区顺河乡的万桥村、王垄村2个村治理面积比例较高外,桥区永安镇的永安村、大许村、股河村、双兴村4个村治理程度较低,基础较差,比例只有20%左右。
1.4 外出展で榭 根据统计,外出务工人员占基地内总人口比例较高,总体接近30%。
1.5 美好乡村建设情况 在全市首批123个美好乡村建设布点中,只有桥区永安镇永安村位列其中;2013年全市36个重点示范中心村无一布点在基地内。随后,2014年永安镇大许行政村大许中心村、灰古镇付湖行政村付湖中心村作为全省美好乡村重点示范村。
2 宿州市粮食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存在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群众对土地流转有广泛共识,群众基础较好,涌现出了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等一大批经营主体等利好条件,但推进宿州市现代农业粮食产业示范基地还面临以下制约因素。
2.1 土地流转面临问题 从目前调研的掌握情况来看,示范基地近年来土地流转总体形势不错,80%以上的农户和经营主体都支持土地流转,呈现出健康发展态势,但也存有一些制约因素,需引起注意并加以及时解决。
(1)从被流转主体来看,尚有20%的4类农民不支持土地流转:一是50岁以上年龄偏大留守在家的农户,没有能力外出打工,也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在家守地自己种,养家糊口。二是自家本身已拥有部分农机具且又搞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认为自己耕种便利,种植效益更高,机器闲置反而造成浪费。三是承包地地块太小又过于分散,由于无法一次性全部流转致使其无法完全脱离土地劳作的农户。据统计,目前示范基地平均每户承包地都在5~8块左右。四是极个别对土地怀有强烈情结的“钉子户”,或是对土地流转有顾虑、担心将来经营权发生变化的农户,不支持土地流转。
(2)从承租主体来看,数量明显偏少,积极性不高。综合分析主要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认为目前平均67 500kg小麦/hm2/a的土地流转费用已经偏高,已达到成本控制临界点,盈利空间微乎其微,如再继续推高,2 250元/hm2的微利都将难以保证。二是投入成本大,融资渠道少,大部分承包主体难以承受。土地种植管护、农资成本、承包租金等1hm2每年的各种成本需2.55万元左右,流转33.33hm2就需要85万元的周转资金。而普通的承包户没有银行贷款所需的抵押物,如此大笔资金投入是重要制约因素。三是农业种植自然风险难以预测,且农业保险支持力度偏弱。对于大部分承包户来说,抗风险能力较弱。国元农业保险1hm2地理赔的上限也只是4 000元,一旦发生较大自然灾害,承包户根本无法承受。据统计,去年,示范基地近1/5面积的小麦因不抽穗预计1hm2将减产2 250kg左右,承包户都受很大程度的影响。
2.2 土地确权工作难度较大 从调研情况看,土地确权虽然是大势所趋,示范基地内70%以上的农户表示支持,这不仅可以让农民吃个“定心丸”,便于土地流转,而且可以为下一步探索用于银行质押解决融资问题提供很好的路径。但从目前调研所掌握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涉及人口众多和既得利益格局的平衡可能被打破,基地内土地确权依然会有较大阻力,而且极有可能激发大量潜在的社会矛盾。农民实际种植土地面积平均大于承包面积的30%左右,农民要求按照实际种植面积予以确权。特别是另外30%的农户通过个人垦荒等形式,现在实有地亩比承包地亩面积大,将成为土地确权的最大阻力之一。村干部对此也存在很大的畏难情绪。
2.3 社会化服务水平低 社会化服务组织不健全,特别是基地内农机配套服务力量,辐射带动能力依然薄弱,管理有些松散。据调研中发现,规范管理、合作紧密的农机合作社较少,平均仅仅只有不到基地内拥有量的10%,剩下的大多数都是临时拼凑的松散型服务力量。示范基地内技术全面的农机手屈指可数,大部分局限于耕种收割环节,至于土地的弹压、深耕、植保等技术掌握的较少。此外,由于解决基地内晾晒场地的土地指标问题没有可能性,投资较大的烘干设备几乎没有,导致基地内粮食收获后仓储晾晒难问题十分明显,比如,帝元农业等曾出现玉米霉烂问题再次凸显农机设备供求不对等这一矛盾。
2.4 农田水利等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 统计表明,示范基地内0.8万hm2土地目前进行土地整理的只有0.13万hm2左右。示范区基地内桥、涵闸、路等各种水利配套设施不健全,土地整理率过低,土地碎片化严重,没有达到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标准,难以以适应大型农业机械化和田间作业要求。不能发挥集约经营的应有效益,提高了农业种植的成本。据测算,在示范基地内进行土地综合整治成本hm2需3万元,整个基地共需投入资金约2亿元。
2.5 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政策导向不明显 一是示范基地内政府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尤其是家庭农场一次性投入较大,启动资金缺乏。二是对示范区基地内当前粮食生产亟需的大型机械、烘干设备补贴政策倾斜力度不够,补贴上限只有30%。三是农业保险保额偏低,赔付上限只有270元,风险防控能力太弱。
3 加强宿州市现代农业粮食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对策建议
3.1 抓好整体规划布局 一是抓好规划区域布局。在进一步摸清情况基础上,在桥区4个乡镇的12个村确定建设粮食示范基地。但是,对于初步选定的示范区基地内有一部分村的农民没有土地流转意愿、村两委班子较弱的,不应纳入示范基地范围。建议在保证0.67万hm2总面积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天益青种业、淮河种业、皖王面粉、皖神面业等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现有的生产基地,在桥区北部选择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土地流转基础较好的地方,按照0.2~0.33万hm2为单元,分片布局。二是抓好基地内土地整治规划工作。充分整合示范区基地内涉农方面资金,加大宿州市现代农业粮食产业示范基地的土地整理力度,应做到3个方面优先:整个村整个村民组能够推进土地流转的优先、现有家庭农场已经成规模流转的优先、示范基地内能够成引进龙头企业的优先。三是抓好示范基地内种植规划。在示范基地内,结合地区实际,以种植优质小麦、优质玉米、优质大豆和良种繁育为主,在确保宿州市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向优质品牌要效益,向优势品种要效益,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绿色农业。四是统筹做好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当地的美丽乡村建设,在未涉及的朱仙庄镇、顺河乡2个乡镇,每个乡镇都要至少选择1个领导班子战斗力强、群众基础好的行政村,将其纳入省级或市级美好乡村重点示范村建设,同时,结合示范基地内实际,与有实力的工业园区接对开展土地置换流转,整合示范基地内项目资金,筹集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资金。
3.2 推进土地有序合理流转 根据调研掌握情况,土地流转规模以63.33~33.33hm2为规模效益,太小造成资源浪费,规模偏大又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由于现有基地范围内的土地租金比较高,租赁土地收益已经接近土地收益的最高点,以土地方式入股,不能增加收入,以土地入股的流转形式在示范基地内没有条件,所以在示范基地内土地流转的主体,要以示范基地内农民家庭为主,这样有利于抑制示范基地内土地流转价格上q。在示范基地内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要以扶持政策引导为主,采取行政干预的方式不宜过多,否则会适得其反。在整村或者整组土地流转推进中,可以选择条件较好的桥区灰古镇秦圩、付湖村实施整村推进,其他乡镇各选择一个村民组作为试点开展整组推进。
3.3 土地确权工作应慎重稳妥推进 在土地确权上,可以借鉴已经较为成熟的山东沂南县的做法,聘请相对专业的土地测量机构或者队伍,对示范基地内农民承包地原先登记的面积和与专业实际测量的面积进行“双重确权”。对于示范基地内农户通过平整废弃沟渠田垄等获得的30%的耕地,可作为村级集体用地。由目前正在耕作的种植户继续耕种,下一步由示范基地内的村集体集中调配使用。
3.4 加大对示范基地内的购买农机设备的补贴力度 由于现有的农机装备存在成本回收期比较长,且购置农机以及机库建设的资金需求是刚性的,不论是市级还是桥区政府的农机补贴资金应该优先确保示范基地内农机专业合作社使用,对示范基地内加合体的农机专业合作社购买的大型农业机械,在享受现有国家层面农机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宿州市和桥区财政还应分别给予10%的累加补贴资金,对新建设的机库棚超过300m2的要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资金,进一步增加示范基地内农机补贴力度。
篇6
关键词:山区农业;产业化;发展
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近年来虽然国家加大了对种粮农民的粮食直接补、良种直补、农资综合直补、种粮大户直补力度,提高和稳定粮食收购价格,这些好的调控政策的实施,诚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通过我们深入的对部分农村地区的长期研究调查发现:一是粮食价格上涨、种粮直补与农资价格上涨的效应相互抵消。在农民收入因直补政策而有所增加的同时由于粮食基础价格的上升,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费用也随之出现了上涨,农民的生产成本有所提高。二是由于种粮农民在土地上的投入成本高,收益低,加之在山区地带,农业生产配套基础设施条件特别差,机收、机播难以推广普及,农业生产抗御自然风险能力特别弱,农民靠天吃饭的现象依然存在,致使大多数农民不愿在家中种粮,大部分青壮劳动力举家外出务工,剩在家中的都是一些年老体弱多病者,导致在农业生产方面一些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推广难度特别大,农业生产水平及落后,大部分年青农民,连种粮的季节、粮食的品种都一问三不知,严重的制约和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三是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步伐滞后导致农村综合发展落后。过去和现在一直沿用的对农业的补助、支援、救济、开发、保价收购等简单的输血救人方式已经无法有效地解决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当前的出路是应该通过实现农业产业化来培育农业生产自身的造血机能,从而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今后农业产业化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农业体制创新和生产经营方式变革首选途径,是变革小生产为大生产,实现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经营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农村稳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力措施。因此,扶持和引导农民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型,走农业产业化之路,是当前农村和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1 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
1.1 土地问题
1.1.1 小规模生产制约规模效益 在山区地带,例如昭化区,目前耕地总面积40余万亩,现有农业人口24万余人,人均不足2亩地,同东北、新疆、河南等农业大省相比,人均耕地占有量十分少,仅靠“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难以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一是制约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农业机械化水平是衡量现代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例如我区虽然是广元市的粮食主产主产区之一,但机耕、机播、机收、机防等农业机械在农业上的推广运用率却十分低。主要是由于农业机械一般较大,成本和使用费用较高,单个农户难以承担。加之一家一户的土地面积较小而且分散,在使用上也带来诸多不便,造成资源的浪费。二是难以规避市场风险。“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难以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行农产品结构的调整,作物种植呈现"小而全"格局,当市场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农户无法扩大生产规模;当市场需求缩小,价格下跌,农户也无法缩小生产规模。因此,家庭分散经营难以避免和克服农产品销售中的巨大市场风险。农户在分散经营过程中大都采取多种经营来分散防范风险,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生产规模难以扩大,严重的制约和影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1.1.2 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 地处边远山区的耕地因其自然条件差,耕作不便成为撂荒、抛荒的主要原因。调查结果显示,抛荒撂荒的耕地绝大部分是地处偏僻,离村庄较远,耕种十分不便或是地力比较贫瘠、自然条件较差的耕地。尽管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土地可以依法转让,但对于转让的范围、形式、程序、价格、管理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随着土地流转的深入开展,因土地而引起的纠纷在急剧增加,因土地纠纷上访的批次和人数急剧上升。一是土地管理者不依法管理土地引发纠纷。基层乡镇或村级组织由于接触土地方面的法规较少,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实施也较晚(2003年3月1日起施行),致使管理者不熟悉法律和政策,凭习惯和感觉办事,盲目管理土地,酿成土地纠纷。其主要表现:在处理长期或多年外出的农户的承包地、五保户的承包地、外嫁女或离婚分割的土地上与政策规定出现偏差;在处理按政策收回的农户的承包地、集体新开发地、移民外迁后留下的耕园地、农户拆迁房屋后的原宅基地上诱发矛盾;在没有弄清该土地属于该村村民集体所有还是属于村内几个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情况下,盲目地发包土地。二是土地权属不清引发纠纷。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村组确权确地时,“闭门造车”,“纸上分田”,敷衍了事,出现确权不确地和农户有地无证、有证无地现象;(2)农村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不到位、土地发包程序不合法,导致权属不明等问题;(3)在农村,由于文化基础相对而言较差,在土地发包、流转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如履行的合同的表述不清,甲乙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不明确。尤其是对田块四界的界定不准确或目标不明确,因历史的变迁,造成界线模糊。三是承包土地无序流转引发纠纷。由于农户土地流转(转包、转让、互换、租赁等)手续不完备,多为口头协议或私下协议,既不签订流转合同,也不按规定备案或报批,这种无序流转状态,引发的纠纷较多。引起这类纠纷主要出自三个方面的原因:(1)在土地增值后,承包户要求收回让出的土地,也就是“荒地无人耕,耕了有人争”的道理;(2)国家出台惠农政策后后,放弃土地多年的农户要求收回土地。多数人实际只图得到国家给予的那部分补贴,并非真的要种田;(3)在土地被征用时,因补偿费的分割发生争执。四是调处矛盾不力引发纠纷。主要表现为五种不良倾向:(1)对发生的纠纷不重视,不予理睬,压抑矛盾;(2)对法律和政策不熟悉,不知道怎么处理,无从下手;(3))处理方法简单,敷衍了事,将矛盾逐级上交;(4)不依法依规处理,使得当事人不服;(5)认为土地矛盾较为错综复杂,纷争激烈,处理起来也相当费时、费神,且无利益可图,撒手不管。所述倾向的出现,导致土地纠纷发生后,不能将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致使当事人越级上访。五是因历史原因引起纠纷。因土地下放到户的时间早,延续的周期长(上世纪80年代初至现在),由于缺乏前瞻性和不可预见性而引发纠纷。表现为:(1)按等级划分土地引起纠纷。在土地下放到户时考虑到地力差别,将土地划分成不同等级,综合家庭人口与地力生长条件两个因素划田到户,导致出现了同样家庭人口划分的土地面积并不相同的情况,这在当时是公平的,但后来,由于改良土壤和调整种植结构,原来的薄地肥了,形成了户与户之间农业收入的极大反差,部分农户以划地时有作弊行为为由,要求重新丈量土地。(2)人口变动引起纠纷。农村土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顺延多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人口因死亡、搬迁、子女升学或嫁娶原因出现变化,导致当前有的农户人多田少,有的农户人少田多,迫于生存压力,人多田少的农户强烈要求村集体对土地进行重新调整,也有少数村组没有按照政策规定进行土地调整,引起纠纷。(3)地理变化和客观原因引起纠纷。因水土流失或受到侵害(如野猪)导致原承包地不能耕种,农户要求调补耕地,而村又无机动地调补,农户在意愿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产生怨愤。
1.2 人口问题
1.2.1 外出人口多,农业生产缺乏劳动力 例如昭化区2012年,外出务工人员达15万人,在本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仅仅6万人,而且大都是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者,农业生产技术能力欠缺,利用新技术、获取新信息能力欠缺。一方面制约了农业新技术推广利用,另一方面无法准确掌握市场行情,只重眼前利益。
1.2.2 农业技术人才缺乏 一方面由于体制原因,导致乡镇农技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技术缺乏更新,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实用人才整体素质不高,缺乏农业产业发展的领头雁、带头人。据统计昭化全区从事农技推广人员共有30余人,人员青黄不接,尤其是第一学历为农学、园艺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非常少,随着农业市场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现有农技推广队伍存在的职责不清、知识老化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农技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二是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管理体制不顺;三是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亟待提高;四是农村专业技术推广难度较大,农民群众的科学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1.3 农业安全问题
1.3.1 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差 农业属于弱质产业,受政策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较大。从自然风险来看,山区农业基本处于“望天收”状态,受干旱、风灾、雨雪、冰冻灾害影响较大。如我区十年九旱极端天气,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发展。
1.3.2 农业抗病虫害能力弱 近年来虫口夺粮造成农业损失的现象依然存在,如小麦锈病、白粉病,水稻稻瘟病,猕猴桃溃疡病、蔬菜疫病等。
1.3.3 市场波动 如农产品价格波动,发展过程中存在工钱上涨,生产资料上涨等风险。
1.4 政策原因
1.4.1 缺乏对农业产业化的长远规划和合理指导 农业产业缺乏合理布局,对产业的优化整合缺乏有效的引导,尤其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缺乏长远和整体的产业布局,同时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有效指导不够,忽视了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长远规划。
1.4.2 农业投入严重不足 一是资金支持不足,融资环境亟待改善。二是农业投入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够合理,投资效益不够高。从投入主体而言,近年来,我国反复强调要增加农业投入,而农民投入并未有多少实质性增加,其根源主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对于农民投入的引导,只能通过改善其投入环境和提供完善可靠的市场信息去进行,而任何企图通过行政命令或口号式的宣传动员来要求农户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都是不能奏效的。尽管我们持续实施农业方面的项目,但总体而言,农民“等、靠、要”思想仍旧严重。
1.4.3 农业相关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扶持力度不够 当前,农户加入专业合作社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大多数农民处于观望和等待状态。在现有专业合作组织中,能真正运行、发挥作用的为数不多。专业合作社呈现规模小,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同时,绝大多数合作社资金短缺,带动能力不强。一是合作社自我积累能力弱。由于山区农业县合作社起步都比较晚,基础差,底子薄,资金缺,办公设施少甚至没有、服务工具落后。大部分合作社没有稳定的服务收入渠道和融资手段,贷款担保难,成员出资少,维持合作社日常运转困难重重,对成员开展互助服务就更难,带动效益难以发挥,这也是一部分专业合作社成立以后一直未开展业务的主要原因。二是由于很大一部分合作社规模小、组织分散,对地域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有限。专业合作社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低,市场化运作水平不高。
1.4.4 农业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严重妨碍农业竞争力的提高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相互脱节。农业发展过分偏重于产中,对于产前、产后环节重视不足。由此割断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的有机联系,老百姓担心农产品问题依然存在,也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链综合效益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妨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1.4.5 农业产业化效益低 产业化组织辐射带动农户的能力弱虽然各地围绕推进农业产业化做了大量的努力,农业产业化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农业产业化的实际进展与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要求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
2 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2.1 加强和扶持龙头企业建设
加快发展壮大龙头企业集群 围绕主导优势产业,加快扶持一批拉动能力大、辐射范围广、市场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积极实施招商引资战略,引导具有全方位服务功能、中长期投资能力、市场运作能力强和自律性强的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突出大(规模大、带动面积大)、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外(外向型)、新(新产品)、多(多种所有制、多形式),采取股份合作等模式,使龙头企业与广大农民之间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引导同行业企业通过兼并、合股、合作等方式,实行资金联合、技术联合、品牌整合,建设行业内龙头企业的“航空母舰”。
2.2 发展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促进农业规模集约发展
以市场为导向,以主导产业或优势产品为基础,组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学习借鉴发达地区建立土地合作社或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建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做法,推动土地依法有序流转,实现农业规模、集约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经实施,尽快对传统农业合作组织进行转型和规范,促其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2.3 集中整合农业产业政策,推动优势产业向外向型、品牌化发展
立足传统优势产业,对农业产业化发展政策进行整合,重点在培育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上实现突破。加强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和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体系建设,实施认证交流和检测结果互认合作,降低检测成本,扩大农产品市场领域。大力发展农产品专业批发和产地批发市场,建设农产品现代物流体系,推动产业优势向市场优势发展。制定政策,鼓励发展乡村银行、农业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农业保险,启动和活跃农村金融市场。
2.4 规范和完善互动机制,实现互促共赢
按照“规划引导,农民自愿,差别发展,政策激励”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大力开展农民引导性培训、技能培训、自主创业能力培训,促进企业与村集体、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共赢。在土地承包期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给龙头企业经营、入股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以社会保障置换宅基地使用权为前提,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新型社区,实行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农户主体的模式,在机制上寻求新的突破,增强组织整合能力和经营管理效率。要教育和引导农业龙头企业树立“农民兴、企业兴,基地存、企业存”的观念,不断完善与农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要大力鼓励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充分发挥其一头连接农民,一头连接龙头企业和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机制,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2.5 围绕壮大优势主导产业,着力提升规模竞争力
要进一步围绕农业优势主导产业,以市场为导向,加快发展龙头企业群体。既要搞好农产品分级、包装、保鲜等初级加工,更要加快发展绿色产品、保健产品、功能产品等精深加工。既要扶大扶强,着力做大做强一批重点骨干龙头企业,也要关心支持一批成长型企业的发展。重点围绕培育发展优势主导产业做文章,着力引导农业龙头企业根据本地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明确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位,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和促进农业主导产业的发展。
2.6 注重科技进步和标准化建设,着力提升产品技术和质量竞争力
实现农产品从粗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关键依靠科技进步。要引导龙头企业从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加强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密切合作,重视引进先进的品种、工艺、设备和技术,并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努力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导产品和核心技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农产品加工做精做深,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提升产品的技术竞争力。要把加强农业标准化建设作为提高农产品质量的关键措施来抓,严格执行质量标准,按标准化组织生产。要重视农产品质量认证和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尽可能多地取得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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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产业化 经营组织模式 优化设计 河南省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河南省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经历了探索、繁荣、战略调整三个阶段,并摸索出了“经纪人+农户”、“企业+合作组织+农户”、“企业+(基地)+农户”等各种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但是,现行各种模式并不完善,运作效率并不高。为此,本文对现有模式进行深入分析与评价,提出了适合河南省实际的组织模式和设计方案。
现有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分析
(一)“经纪人+农户”模式
“经纪人+农户”模式并非在农业产业化发展时期才出现,而是在生产力有所提升,导致剩余产品出现,农产品成为商品时出现的一种模式。因此,它是最早、最简单的一种模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开始专业化、分工不断细化,经纪人就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根据自己掌握的市场信息,专门从事农产品贸易。经纪人直接面对市场和农民,搜集市场信息,连通消费和供给,通过与农民协商、谈判,收购农产品并投入市场销售,从中获取利润。一方面使农民不用担心销售问题,进而专心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繁荣了市场、满足了消费,同时推动农业产业化可持续进行。
该模式的优势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成本低廉。由于该模式的参与者和构成要素都十分简单,所以其所花费的成本很低。第二,结构简单,形式灵活,农民容易接受。由于经纪人经常与农民交往,相互之间较为了解,容易实现交易。同时,经纪人经常在市场第一线,把握、搜集信息能力较强且反应较快。第三,农民和经纪人分工明确,有利于推动产业化的深化发展。
该模式的弊端表现在:第一,参与者之间关系不稳定,合作的随机性强,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阻碍交易。因此,这种合作关系较为脆弱。第二,经纪人多以个人或小团体为主,规模较小,竞争力不强,活动范围不大,收集信息能力有限,这会影响到农产品销售的顺利实现。第三,该模式中分配模式不易实现公平,容易出现道德风险。经纪人可利用掌握的信息优势在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获取更多利益。第四,该种模式中经纪人大多不具备产品深加工能力,收购回来的初级农产品大都直接销售出去,没有通过加工使其增值。
(二)“企业+合作组织+农户”模式
该模式与第一类模式相比而言,其组织更严密,运作更规范。合作组织是为适应专业化分工而组建的组织,目的是连通农业生产上下游,通过与企业的合作使得加入其中的农户和企业建立起较为紧密的利益联结,使交易成本内部化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通过单个农户的联合来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实现规模效益和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最终让产生的收益在组织成员当中分配。合作组织的功能是多样的,可以负责销售、采购、农资采购、技术培训、信息咨询等。
该模式的优势有三个:第一,该模式组织规模较大,容易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资源的高效利用,加强组织成员的市场谈判能力。同时,有利于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第二,由于该模式中的合作社是通过契约关系而组建,所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有利于产业化的长期发展。第三,该模式在利益分配上相对公平,参与者都能按贡献获得相应的收益。但是,该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比如,该模式中的合作组织对参与者的约束力较弱。如果参与者的某方出现违约,其惩罚措施是十分有限的。再比如,由于在该模式中企业处于强势地位,单个农户很难在谈判和利益分配时获得和企业相等的地位,所以可能会成为企业用来剥削农户的工具。
(三)“企业+(基地)+农户”模式
该模式是农业龙头企业投入一定资金,建立专门的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统一产品质量,提高其稳定性。由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产前种苗的培育,产中的技术指导,最后按照合同协议价回购加盟农户的农产品。
该模式的优势是以契约的方式将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结合在一起,扩大了经营规模,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维持了相对产前稳定的供求关系,大大减少了各种事前环节的交易成本。但是,该模式的弊端也很明显:第一,参与双方地位不平等。由于农业龙头企业在资金、组织、信息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使得处在弱势地位的农户容易受到压迫。第二,无论公司与农户是否签约,一旦市场价格与合同执行价格出现差异,双方都有违约的倾向,影响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的稳定性。第三,农业龙头企业管理数量庞大、水平参差不齐的小农户,管理和监督的成本非常巨大,原材料质量控制上也不容易把握,导致产品质量的不稳定。
现有模式面临的共同缺陷与难题
在农业产业化生产中第三种模式在河南省应用比较广泛。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就是适合农业产业化的最优模式。不论是普遍采用的模式三还是其他两种模式,它们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缺陷,具体表现如下:
(一)参与者之间道德风险问题
不论是以上三种模式的哪一种形式,维系模式参与者关系的纽带都是契约或者说是订单,并不是利益协调一致、组织紧密的单一生产经营单位。由于相互独立经营,所以,当利益分配出现矛盾时,就会影响到组织模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不论是农户还是企业,他们作为“理性人”,其行为必然是趋利避害的,在交易过程中一旦发生不利于自己的情况,受到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其违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具体来看,对于企业来说在整个经营模式当中它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和农户相比具有明显优势。所以,企业为了谋求自身更大利益,会利用信息、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压榨农户来转移自身风险。对于农户来说,农民虽然可以通过选择龙头企业来决定由谁合作,但这只是经营的形式的变化而非本质的改变,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他们通过欺骗等机会主义手段争取更多利益就不可避免。所以,双方都存在违约的倾向,影响三种模式的长期稳定性,阻碍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推进。
(二)参与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原理表明,掌握信息较少的一方倾向于选择质量次级的产品,即所谓的逆向选择,最终导致次品充斥市场,高质量的产品却无法生存,形成“双柠檬市场”问题。在农资市场,单个农户无法承担搜集信息、比较、谈判等成本,往往依据价格购买质量较次的农资,不但影响农业产品的生产而且影响农资市场正常的发展。在农产品市场上,消费者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由于消费者掌握的信息有限,他们很难准确判断农产品质量的好坏,容易陷入到“双柠檬市场”的问题当中。最终,农业产业化上下游的不畅会阻碍农业化的发展。
(三)参与者之间利益分配问题
在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中,利益分配存在不公问题。处于中端的农户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很容易被替代的,不具有垄断性,所以在利益分割时受益最少。由于在技术、资金、信息等方面具有优势,农业龙头企业往往控制着上游种苗的培养、农资的提供和下游农产品的深加工、运输仓储和销售网络,在利益分割时受益最多。长期来看,农户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威胁到产业化组织的正常运作。
(四)农产品质量控制问题
农业产业化三种模式的设计上,在生产环节都是由分散的单个农户来完成,这样容易出现规模效应。农业生产中,有很多资产都具有专用性的特点,通过小农户的联合生产就可以降低成本提供生产效率。但是,由于小农户生产能力参差不齐,无法达到产品的标准化要求,产品质量的控制就成了一个难题。这些农产品由农业龙头企业收购回来后成为精深加工的原材料,它们的质量波动直接影响到最终成品的质量。即使拥有企业的技术指导,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农户为了自身更大的利益降低成本提供次品,以次充好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还是较大的。因此,企业为更好的强化产品质量管理只能在规模控制和质量控制之间做出选择,使得规模效应无法显现,影响了产业化的推进。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优化方案设想
本文根据上文分析,结合河南省实际,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的优化方案,希望对以后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一)确立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的主体和组织结构
现行三种组织模式中的主导者是农业龙头企业或者农业合作社。这是由于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过程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单个农户由于信息、技术、资金等因素导致的天然弱质性,使其不具备主导产业化组织运行的资格。而作为由农民自愿加入的合作社,由于其组织结构与企业相比相对松散,利益目标相对模糊,所以也不适合主导未来的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以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需要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化农业企业来主导是最合适的。从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的组织结构来说,除了农业企业外,还应该包括:以土地入股的农户,由农户组成的合作组织,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金融部门和教学科研机构。
(二)确定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运行机制
现行机制的脆弱性表现源于其内部联结和制约机制仅靠契约维持过于简单,双方都有违约倾向。因此,在未来模式设计中,需要以股份制的形式作为联结和制约双方的机制。现行模式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主体是单个农户,原因是:一方面是企业想通过这种低成本扩张的方式迅速扩大规模占领市场;二是企业想利用单个农户的弱质性对他们进行压榨。但是,农户作为主体,由于能力差异,会造成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所以在未来模式中,农户应该退出生产环节,农产品的生产完全由企业来完成,而农户则以土地入股成为股东享受收益。这样既满足现代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的要求,又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同时还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未来模式的运行机制概述如下:在现行农业土地制度基础上,单个农民以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组织,农户脱离生产成为股东享受收益、承担损失。由合作组织管理土地,寻找农业企业进行合作,维护农户权益。合作组织可以以提供土地的方式与农业企业组建新公司进行生产,也可以以委托的方式由农业企业直接生产。生产完全由企业来进行,采取产前、产中、产后上下游连通式全产业链经营模式,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既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凸显规模经济,又保持在市场的强势议价权,提高了经济利润,见图1。
(三)建立外部服务、评价和监督机制
在以股份制方式进行内部监督的同时,要建立一套外部服务、评价和制约机制以保障未来模式的良性发展。这主要是考虑到未来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初创期需要大量信息、技术、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服务。另外,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需要从外部提供帮助和制约,对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进行监督、防止通过垄断而损害消费者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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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洁,祈春节.“公司+农户”契约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一个交易成本分析框架[J].经济经纬,2009(4)
3.徐忠爱.基于契约规制的农村经济组织模式研究[J].经济学家,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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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村镇银行 农村金融 城乡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村镇银行成立的必要性
中国是农业和人口大国,以城市和农村为区域划分使我国经济形成了城市和农村分割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明显慢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作为一国经济的核心和助推器―金融的发展也呈现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农村金融明显滞后于城市金融的发展,这进一步制约了农村经济。
村镇银行成立的背景。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分布不合理。从地域看,农村金融机构的分布呈现出中西部分布较稀疏,东部地区较密集;农村地区分布较少,而城市地区分布较多。当然,各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都已形成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三足鼎立的格局。但这三家金融机构并没有撑起广大农村金融市场的一片天。农业银行已撤并了乡镇以下的分支机构,而县以上的农业银行对农村金融的支持作用非常少;农业发展银行是政策性银行,不和农户直接开展信贷活动;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最主要也是具有垄断性的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农村,特别是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农村企业和农村居民所能享受的金融服务非常少。
二是农村金融资源多数流向城市。一段时间以来,对“三农”的信贷投入总量呈增长趋势,但其增加的幅度却在减少。长期看,农业信贷资金存贷差在扩大,存贷比在下降。商业性金融机构逐利性特点决定了从农村吸收到的存款大多会流向利润丰厚的城市重点行业和大集团、大企业,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资源供给不足的状况。
三是农村金融需求增加与供给不足形成矛盾。农村经济格局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后发生深刻变化。生产组织化程度提高,出现了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户等组织形式。因此,对金融需求的主体过去只有种植户,而现在还包括农村中小企业、龙头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多种主体。农业生产上由粗放型农业向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转变,这些转变会需要大量的信贷资金。
村镇银行成立前农村金融体系主要问题原因分析。一是正规金融机构功能不健全。农业政策性银行作用发挥有限。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但它却很难承担起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重任。究其原因,一方面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渠道狭窄、不畅通,资金使用效率低,业务范围仅限于粮油棉流通领域,不涉足农业科技、农业产业化等更多领域,因此已退化为“粮食银行”。
在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趋利性原则作用下,形成了农村资金流失的两大主要渠道: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它们在农业领域吸收了大量储蓄存款,但向农业、农民和农村发放的贷款却很少,不少地方的商业银行甚至不对涉农企业和农民发放贷款,从而使农业资金向非农领域转移。
农村信用社是农村正规金融的主力,它的发展存在种种难题,满足农村金融需求能力不强。尽管经过了管理体制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和资产质量有所改观,但日益表现出银行化和商业化发展方向。改革后的农信社也显露出“嫌贫爱富”的本性,导致原本就因收入低、自有资金少、难以找到担保人等的农户被拒之门外,难以与农信社达成信贷协议。
二是非正规金融机构受抑制。由于正规金融在资金供给方面无法满足需求,催生了农村居民个人之间、个人与民间金融组织之间的货币型借款融资,从而出现在农村中非正规金融中介组织形式,主要有:钱庄、农业合作基金会、民间借贷等。这些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经营规模上的劣势使其难以应对较高风险;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制度不规范,内部经营管理较混乱等原因,使其隐藏着较大的金融隐患,且基本游离于国家的监管之外。非正规金融机构长期受到压抑,如1999年关闭了当时农村各地广泛存在的农村合作基金会。
综上所述,由于农村的金融环境与城市相比有较大差异,多数金融机构在“营利性”经营原则指导下减少了对农村的金融供给。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周期长、风险大,投资回报率低,这些决定了,对于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便缺少吸引力。中国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缺少技术含量较高、投资回报率较高的优质项目,农村金融机构可投资的空间较小。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需要真正服务“三农”,扎根农村的专业银行出现。
村镇银行成立的意义。为改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相对薄弱的局面,为解决新农村建设对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矛盾的状况。中国银监会于2006年下发《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银监发〔2006〕90号)。这一文件的出台,进一步开放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大门,村镇银行应运而生。村镇银行作为全新的农村金融组织,对农村金融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并肩负起了支持农村经济建设的使命。
一是增加农村金融市场供给,解决农村金融供需矛盾。如前分析,农村大量的资金通过商业银行、邮政储蓄等渠道流进城市,而资金回流渠道严重缺乏,从而农村金融供求不均衡问题突出。村镇银行建立初衷是贴近农民、服务农村专营小额贷款的机构,能够为农村金融供给注入新鲜血液。
二是打破农村金融市场垄断局面,引入机构间竞争。由于市场机制作用,自1998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开始逐渐退出农村金融市场。据统计,2006年底时,全国平均每乡镇的商业银行网点不到3个,有三千多个乡镇没有营业网点,从而使各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处于垄断地位,一家独大。村镇银行的建立受到中央银行经营许可,在银监局监管下的正规银行。从业务特点看,村镇银行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多个性化的服务,经营较农村信用合作社更为灵活。因此,虽然从业务总量上,村镇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相比没有优势,但仍然对其形成竞争,这就促使农村信用社能够在细分市场、提供服务等方面更下功夫,当然最终受益的便是广大村镇客户。
三是较低的准入门槛促使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高利贷信用在我国农村自古就有,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非正规金融随着经济活动的活跃仍然迅速发展。农研中心于2005年对农房信用与民间借贷调查中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高达95%。中央财经大学于2006年对中国地下金融进行调查表明,地下融资规模占比达到28.7%。可见,农村非正规金融作用的范围广、规模大,在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非正规金融交易圈子小、资金来源不稳定等弊端显而易见,因此其长期发展受到抑制。在2006年12月,银监会宣布鼓励社会民间资本设立村镇银行,村镇银行低准入门槛可以使大量民间资本通过投资入股的形式开办村镇银行,进而纳入规范的金融机构体系。
我国村镇银行发展现状
我国村镇银行经营模式。村镇银行从其性质看,它属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其成立必须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批准;并由境内或境外的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法人、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发展而设立。《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村镇银行在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原则下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和自我约束,并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从村镇银行的业务范围看,可以经营存贷款、结算、票据、同业拆借等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外,还可以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各类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
村镇银行的建立对发起人的要求高及国家对村镇银行管理制度决定了村镇银行的经营具有其独特之处。首先,村镇银行因其管理层少、结构简单,因此运营机制灵活,业务手续简单,效率比其他很多金融机构更高。其次,村镇银行的发起人都是有实力的法人或自然人,成立之后还吸引投资者注资,从而使村镇银行普遍资本充足率较高。
我国村镇银行发展中的优势。一是村镇银行数量不断增大,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从2007年第一家村镇银行成立后,村镇银行蓬勃发展,在全国开花。从表1看,村镇银行的增幅最快出现在2010~2011年,而2012年后其增幅逐渐下降。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在培育村镇银行的初期,银监会对各金融机构发起意愿有着非常乐观的估计,曾制定了到2011年发展1027家的计划,为此放松发起行资质要求。2011年7月,监管逐渐理性,下发《关于调整村镇银行组建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将确定主发起行、村镇银行组建地点、数量的权限从地方银监局上收到银监会,并强调支持优质发起行批量化设立村镇银行。
二是村镇银行资产规模迅速扩大,支农作用明显。村镇银行的各项业务发展较快,表现在资产总额连年快速增长,从2008年161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7973亿元,增长48倍多。另外,至2014年底全国村镇银行各项存款余额580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4862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405亿元,农户贷款余额2111亿元,这两项贷款占比92.9%,存贷比83.7%高于75%存贷比的监管红线。这些数据说明:村镇银行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机构,其规模发展较快,业务经营较平衡,支农作用非常显著,说明其建立达到了当时的预期效果。
我国村镇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村镇银行地区分布不均衡。根据银监会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建立村镇银行1071家,遍布全国31个省,1083个县(市),占全国县(市)总数57.6%。另据统计,在1071家村镇银行当中,中西部省份达到665家,占比62.1%。从这些比例看中西部省份的村镇银行数量不算少,但这些银行大多集中在西部比较发达的地区,而青海、宁夏和甘肃等欠发达的西部省份的村镇银行却非常少。可见,发起行更倾向到发达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而在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欠发达地区设立村镇银行的没太多积极性。至使其在地区分布上出现不均衡,这也就偏离了村镇银行设立的政策初衷,农村对资金需求的状况没有实质上改善。
二是服务条件不足,业务品种单一。根据银监会下发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可经营业务较广泛。但就目前村镇银行的软硬件条件看,远不具备完成这些业务的水平。第一,有些村镇银行没接入人民银行的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清算只能依靠手工操作,汇划到帐速度慢且易出错。第二,有些村镇银行尚未接入征信系统,这就制约了其发展信贷业务,也给其带来更大的风险。第三,村镇银行信息化建设滞后。一方面,与商业银行和农信社相比,村镇银行设备投入少、管理水平低、技术力量薄弱,这就使许多业务无法开展。另一方面,村镇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在乡镇的广大农村居民,所处乡镇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农村居民对金融行业的认知、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和居民收入等因素都限制了村镇银行业务的开展。由于上述原因,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就是目前村镇银行办理最多的业务。
三是村镇银行的知名度不够导致吸储困难。村镇银行与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一样,“存款是立行之本”,但村镇银行基础薄弱,与在农村已根深蒂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相比,认可度和知名度都很低,不少群众仍然以为村镇银行属于私人银行,怀疑其安全性,而不愿将钱存在村镇银行。加之,村镇银行业务单一、网点少、村镇银行之间没有联网等原因导致存取不方便,因而吸纳存款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村镇银行有较充足的资本金率,但因吸储困难,也会使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存在着生存危机。
我国村镇银行进一步发展对策
加大贫困地区政策支持,提升村镇银行的覆盖面。贫困地区村镇银行分布稀少,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因贫困地区金融活动利润空间低而成本高,发起行参与不积极。政府部分可对这些贫困地区的村镇银行给予政策倾斜,例如央行可降低存款准备金、提供支农再贷款优惠等;地方政府可对其适当减免所得税、营业税等。另外,还可以在一些贫困地区,适当放宽村镇银行发起人的条件,从而改善因发起人不足而导致的村镇银行区域分布不均的现象。
加大宣传并增设网点,吸收更多存款。村镇银行存在着营业网点少、知名度低、吸收存款困难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间又互为因果。另外,村镇银行本身硬件设备技术落后进一步制约了其业务的开展。因此,投入基本建设资金,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大对村镇银行的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的认可度;再有就是扩大建设的规模,增加经营网点,从而有利于村镇银行开展业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加强金融产品创新,积极开拓新业务。目前村镇银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吸储、放贷,其他方面的金融业务开展较少,这样一来村镇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存在业务上的较大重合,但其规模和信用又远比其弱。因此,村镇银行应深入农户和乡镇企业,了解他们对金融的需求,结合农村生产、生活和经营特点,进行产品创新。在业务经营上,充分利用管理机制灵活的优势,使村镇银行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更便捷更有效,也使其与农村信用合作社错位经营,办出自己的特色。
篇9
1引言
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经营长期合理、有序流转,是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1~3\]。为了全面了解全市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农村农用土地健康有序流转提供政策建议,笔者多次深入衡阳市有关县市实地走访,结合问卷调查和文献检索等方式,对全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进行了调研。
2衡阳市农村农用土地流转现状及成效
分析 近年来,衡阳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推动衡阳市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农村土地流转工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等文件,大力推进“一流转五服务”,促进了农用土地加速流转、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4]。
2.1农用土地流转成效明显
(1)农用土地流转规模日益扩大。据衡阳市农办统计,截止2014年3月底,全市农村土地农用土地流转480.5万亩,比2013年同期增加60.8万亩;其中,耕地流转面积为236.84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49.02%。
(2)土地流转形式日益多样化。截止2012年底,以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入股等形式实现流转的土地面积分别为143.35万亩、169万亩、27.76万亩、11.83万亩、39.43万亩,其它方式(代耕、反租倒包)流转的土地面积23.35万亩,以转包、出租为主要形式,两者占总流转面积的73.27%。
(3)土地流转形式主要是以农户间的自发流转为主。根据调研数据显示,在衡阳市农村,69.7%的土地流转是主要是农户之间自行协商进行的。村集体组织的农用土地流转仅占小部分。其中,集体组织参与农户土地之间流转的比重较2011年提高了近6%。
(4)流转程序不断规范。衡阳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制定了统一的农用土地流转合同规范样本,并对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管理、备案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衡阳市市委强调要不断完善农用土地流转过程,进一步推动农村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范化流转。截至2012年底,全市参与流转耕地的农户达71.07万户,占全市总农户的47.33%;共签订流转合同67.44万份,其中签订规范的书面流转合同33.45万份,占流转农户的47.07%。
(5)农民对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度、认同感明显提高。据问卷调查,衡阳市87.2%的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政策30年不改变的政策有所耳闻,76.1%的农民了解或者知晓《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若干规定,81.2%的农民知晓农用土地可以进行流转,42.2%的农民还知道在农用土地进行流转后还可以进行经营权的登记。其中,男性对农用土地流转认同感达为61.5%,女性为51.8%。
2.2农用土地流转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1)促进了农业规模化经营。随着土地流转机制不断完善,流转市场的日渐形成,一大批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人员把农业作为一个新投资领域,积极发展规模种养殖业。截止2012年,通过土地流转,全市规模经营50~100亩经营主达3 519个,规模经营100~500亩经营主达944个,规模经营500亩以上经营主达318个,规模经营涉及的土地流转面积超过200万亩,个别经营大户流转土地面积高达5 000亩以上。
(2)缓解了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衡阳市工商资本参与土地流转面积达43.56万亩,其中以直接经营方式流转的面积为23.97万亩,占工商资本参与流转面积的53.01%,分片承包经营方式流转面积8.35万亩,占其工商资本参与流转面积的16.16%,流转资金投入达26.18万元,缓解了因农业分散经营造成的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土地流转也推动了金融支农的创新,如截至2014年6月末,常宁市工商银行累计发放新型农业经营贷款245.1万元,其中土地抵押贷款220万元;安邦公司为连片在300亩以上种田大户提供担保,农信社为给予种田大户50~100万元的授信额度,目前已发贷款17宗计1 350万元。
(3)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农用土地流转使得农村农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和调整,流转土地主要用于油茶、果蔬、畜禽、粮食、烤烟等规模种植、养殖。农用土地流转对衡阳市名、特、优农业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促进作用。又如,土地流转促进了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农业新业态的发展,全市休闲农业、观光农业达1.24万亩。
(4)促进了农业技术推广。随着土地流转,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有力地促进了良种及栽培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有害生物化专业防治、各种机械的推广,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如近3年全市新增大中小型拖拉机2 115台、联合收割机3 586台、插秧机1 278台,农业机械化提质提速明显加快。
(5)推进了农业生产标准化。土地流转基础上的规模化经营,为农业生产标准化生产创造了条件。全市共创建了73个标准化示范区(示范园)、623个标准化畜禽养殖基地、31个水产健康养殖基地,拥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369个,总产217万t,为农产品安全工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改善了生态环境。如常宁市的江山、西施等油茶生产企业通过土地流转,新建油茶林面积4.7万亩,一大批宜林荒山、火烧迹地得到垦复,重新披上绿装,改善了生态环境。
2.3农用土地流转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
(1)直接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流转价格也得到逐步提高,土地流转由原来的多数无偿代种、代耕转变为有偿流转,流转价格一般在100~500元/亩之间,最高的达到750元/亩,直接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2)促进了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增加了农民务工收入。由于农村农用土地流转有效的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为离乡创业的广大农民解除了后顾之忧,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摆摊了土地的束缚,一部分农民洗脚进城就业、创业,不但推动了城镇化,也增加了农民务工的收入[5]。数据显示,2013年全市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达到140.94万人,外出务工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5%,每年带来的经济收入近80亿元。
(3)增加了农民服务业收入等其他收入。土地流转推动了农民分工,促进了农业技术指导、仓储、机械耕作等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服务业收入等其他收入。据调查显示,78.5%的农户认为其经营土地所取得的收入占其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很小,只有7.6%的农户认为土地收入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81.2%的农户认为其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外出务工、服务业、养殖业等非土地经营收入。
3衡阳市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的主要问题
衡阳市农村农用土地经营权流转总体上来说是很健康的,对衡阳市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3.1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较多
(1)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部分农民不愿意流转。衡阳市虽然已经开始了农村最低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医疗改革试点,部分地区还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但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保障覆盖面积小、保障水平低下、农民工进城务工等因素,部分农民依旧对自己名下土地存在着很强的恋土情节,部分农户依旧把土地视作自己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保障,宁可土地粗放经营甚至坐视土地荒弃,也不愿意让名下土地进行流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加大了土地之间流转的难度。
(2)流转信息不畅通,想流转也不好流转。该市目前许多县、乡还没有设立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也很缺乏、土地流转信息不流畅,这些问题都使得土地流转的成本增加,致使有需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受让方找不到合适的土地出让方,而有意向流转土地的农民又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影响了衡阳市土向更大范围或更高层次的流转。
(3)土地确权颁证滞后、流转价格难统一等因素,也影响到土地流转。土地确权颁证工作滞后,四至不清,流转面积难以确认。在流转实践中,还存在农户众多,流转价格不能达成一致,造成成片流转困难。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水利设施、机耕道路建设滞后,土地形状、分布不规则,规模经营需要更多的前期投入,影响土地流转。
3.2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
(1)流转合同签订不规范。在实际流转过程中,许多农户之间小规模的流转,往往采取口头协议的方式,即使有签订书面合同的,也因为内容不够规范,双方双方权利义务不明确,易引发纠纷。据统计,有50%以上的农户没有正式的土地流转书面合同。
(2)土地流转中存在“非粮化”、“非农化”现象。个别企业在与农民签订土地流转契约时,打着推进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农村经济的幌子,实质上利用流转得来的土地进行房地产的开发,从中获取不正当的利益。
(3)土地流转政策的有关政策未能严格执行。如按照国家政策,国家粮食直补、综合补贴待政策性补助资金应该补给种粮者,但实际上一般由原土地承包经营户享受,违背了粮补政策的初衷。有的村集体签订虚假土地流转合同,实际上仍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骗取种粮大户补助和奖励[6]。
3.3土地流转纠纷多、不稳定、期限短
(1)土地流转的不规范、不稳定,土地流转经营主体不敢进行长期投入。在农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为农用土地的有序流转、合法流转、稳定流转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往往对农用土地流转进行不正当干预,人为地扭曲农用土地流转的市场价格,损害农民利益,致使农民对政府行为不信任,影响农用土地流转的稳定。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过程中,农民由于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对土地未来的升值空间缺少预见性,兼之法律意识淡薄,部分农民签约之后,发现自己名下土地开始升值,农民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因而强行毁约,造成土地流转纠纷,极大地挫伤了土地经营大户的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如衡南县某种植大户流入100亩土地,投入8万元修好机耕道后,农民强行收回,自己耕种农业合作社员稳定性不强,其松散的管理模式对社员约束力不强,收益绝大多数用于分红,客观上使得农民合作社的资本和资产运营始终牌不稳定状态,难以保证必要的长期积累的投入用于扩大再生产。
(2)土地流转期限短,制约了农业企业的长期积累的投入,容易出现短期化行为。规模农业投资大,周期长,需要长期稳定的产权才能保证投入的积极性[7]。但是衡阳市农村农用土地流转以短期流转为主,制约了农业长期投入和做大做强。据调查,目前农用土地流转周期在5年以下的比重占全部土地流转的58.7%;6~10年的占26.3%,10年及以上的不到15%。
3.4土地流转服务机制不完善
(1)土地流转过程中指导和管理尚不到位。衡阳市在进行乡镇机构改革过程中,原来的乡镇农经管理机构被削弱,有的乡镇农经管理机构甚至只有几名兼职人员。根本不能对衡阳市县乡土地的管理起到指导和监督作用。直接后果就是衡阳市部分县乡土地流转转过程不规范,农用土地流转产生的纠纷无人受理。
(2)金融部门支持力度不大。目前农村基层农民可以申请贷款数额小、利率高、门槛高。而金融机构在贷款抵押上不允许农民用自身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物等等。这些约束,也造成了衡阳地区土地流转经营主体的资金供应困难,约束了农业项目的发展。据调查,90%以上的种植大户存在贷款难的问题,贷款难已经成为农业扩大再生产的一大“瓶颈”。
(3)农业巨灾保险服务缺位。农业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农业具有资金回笼慢、产业风险高、受市场经济及自然风险影响大等特点,如果出现旱灾、水灾或者其他灾害,农业将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但是农户受到的损失却难以得到补偿。这是限制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4)财政扶持力度不大。农业投入特别是水利设施、机耕道、道农业技术等投资大、周期长、收益外溢等特点,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需要财政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或财政贴息,才能解决投入不足的问题。但是,衡阳市缺乏对农村农用土地经营主体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扶持政策。
4完善衡阳市农村农用土地流转的建议
衡阳市农村农用土地经营权流转是衡阳市经济发展、劳动力解放的结果。随着第二、第三产业链的发展,衡阳市县乡的农民越来越多的农民将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村农用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将有重要作用。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一定要坚持条件,不能刮风,不能下指标,不能强制推行。
4.1高度重视农村农用土地流转
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村农用土地经营权流转工作,按照经济规律努力解决农村农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但是,在推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用土地的流转不能脱离现实情况,盲目地追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速度和规模,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人为下指标、定任务、求速度,违被农民愿,强行推动土地之间的流转。
4.2依法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三个原则,防止出现土地流转纠纷,稳定流转经营权。即要坚持“有法、有偿、自愿”的原则,必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农用土地流转主体资格、流转方式和程序合法,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尊重土地承包权人土地流转的决定权;坚持“三不准”原则,不准改变原流转的农用土地的用途,不得改变农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得在流转过程中损害到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登记”原则,维护流转土地的经营业体能合法、有效、稳定。
(2)规范流转流程和合同管理。首先,县乡相关机构在征求农户土地流转意向和社会各界对农用土地流转需求时,应当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将相关土地信息张榜公布。其次,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应当根据自主协商的原则,由农民自主跟受让人去洽谈其名下土地流转的方式、期限及金额,不得强加干预。再次,根据土地流转双方的协商结果,组织农户与受让方签订农村农用土地流转的书面合同,并将有关合同送往相关管理机关备案[8]。最后,根据农用土地流转双方所签订的相关合同,做好流转登记、变更注册等事宜。
(3)规范企业租地、用地行为。要规范企业租地、用地行为,企业租用的农用土地应当是用于农业生产或者农用科技推广,防止农用土地的非农化”或“非粮化”。
4.3完善农村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机制
(1)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保障收益权”的总体思路,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确权颁证步伐,做实农村土地产权界定等基础工作,完善农村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政策,明确农村农用土地产权、流转管理办法、农用再转让及抵押贷款等,推进农村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康、载满、有序的发展[9]。
(2)加强对农村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市场的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现有的土地等级评定结果,对不同地段、不同区域的农村土地价格进行划分,颁布一个市场指导价格,让农民在这个最低指导价格的基础上进行土地流转。对于规模化的土地流转,可以将招标竞价、融资租赁等方式引进进去,让市场机制来决定土地流转的价格。
(3)完善基层管理。笔者建议在衡阳市土地流转活跃的县乡设立基层土地服务中心或者土地管理所,用来监督管理该地区的土地流转行为。在管理区域内,对需要流转的土地进行登记,在土地市场中,免费供求双方需要的土地信息,对土地出让方提供价格评估、政策咨询、合同纠纷调解、土地流转档案管理等等。
4.4政府加大对土地流转的政策扶持力度
(1)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衡阳市政府可以建立多层次、广范围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包括社会救济、农村社会保险、农村医疗保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以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等。只有当农民真正放下担子,没有后顾之忧时,衡阳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才可以真正取得成效。使农民增加收入,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业生产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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