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的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合作社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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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作社；现代农业；组织管理；风险规避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632159

引言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经历了从社队制、村组制到社区制3次重大改革。国家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体制；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发展服务为主转变；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通过及一系列配置措施和政策，大规模地动员和吸纳乡村资源以快速推进工业化。据估算，改革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村隐蔽地吸取了8000亿元资金。城市社区长期处于优先发展地位，对农村社区的生存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挤压。目前，恢复农业活力、重建农村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成为重要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着力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农村组织的管理涉及到农村经济关系和社会功能。农村组织不仅是农民自主管理的产物，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使其有承担农村社会管理的社会基础和能力。社会组织属于农民的自发组织，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农民权益。具体而言，农村组织能够起到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反映农民诉求，协调农村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及规范行为，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作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还具有“政治性”的特征，组织在应对环境诸种限制性要求的过程中，拥有自由和自主的领域。正如福柯说的“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和权力的任何操演当中，空间都是根本性的”。

国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是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起因。因为小农面对巨大的生产和市场风险，需要组织化来规避风险。土地在农民中的平均分配形成了对组织化的需求；农民的农业生产规模较小时，需要组织起来应对生产和销售中的风险。国内一些调查研究认为，我国农民专业组织的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生产专业化水平和商品化程度、政府支持、乃至户主的文化水平等影响因素紧密联系。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形成了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国家是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体。但“由一元管理主体向多元管理主体的转变”是社会管理历史演变过程的总趋势。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着整体的结构性碎片化问题。农村组织在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的特性、整合社会资源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农村社会组织在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必须形成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共治的农村社会管理新模式。在我国现有农村土地分散和小规模经营这种土地制度短期内难有根本性突破的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农民融入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轨道中生产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的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意味着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成为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食品需求转型，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导致了农产品品种、生产、销售等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经济作物种植得到迅猛发展。为了提高农民经济收入，进行大规模产业转型升级。传统家庭承包经营户在加速分化，许多从商品生产者逐渐衰退为生计型小农，而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我国将形成以承包农户、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为基础，以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各类经营组织为支撑，多种生产经营组织共同协作、相互融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规避风险。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之外的社会功能不断增强，但是，其经济功能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已成规模。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对于农业、农村、农民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巨大影响。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发展依托于现代农业发展，这就要求社会，尤其是农村社区对于现代农业的正确认识并采取适当的农业发展模式与行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积极接纳和理解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其组织与管理模式直接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其组织和管理的逻辑、人员结构、方法途径值得探究与分析。

1 D村农业合作社的组织与管理模式

为了探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分析其组织和管理的逻辑、人员结构、方法途径。笔者在在福建省S县D村进行了调查。

1.1 D村农业生产现状

S县位于闽浙交界处，武夷山麓东南侧，属传统农业县。总人口16.5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19万人，农业人口12.34万人。D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倡导人是当时的村主任。作为一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成立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是，规避风险的需求。D村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是烟草、玉米、毛芋、山露和竹笋。订单农业，作为现代农业产业的一种经营方式是当地农业的支柱。其中烟草、山露、玉米以及林地生产的竹笋都是以订单农业的形式存在的。特殊的订单农业使得村民的生产和销售有了一定的保障。

1.2 D村农业合作社组织管理模式

山露的种植发展历史体现了农业合作社的组织管理模式。一开始，山露的种植是因为S县达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加工公司）需要农户提供食品加工原材料而在县内部分地区与农户合作，由公司提供种子，农户种植、收割后卖给亚达公司，亚达食品有限公司采用的“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的发展模式，吸引了村庄许多多农户参与，迅速形成了超过133400m2的山露菜种植规模。亚达食品有限公司利用山露菜茎秆通过加工保鲜，生产成罐头以保持山露菜的原有风味和方便运输、保存，远销日本。

亚达食品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农户的模式，在初期保证了D村133400m2露菜的销路，为村民带来了一定收入。但是，在种植山露菜两年后，即2012年，那位给东边村提供山露菜订单保障的顾问跳槽后，山露菜的销售就成了问题，种植山露菜的农户面临销售危机。如何解决农户的销售危机，规避农户生产风险成为了难题。当时恰逢D村在积极申请并建设生态农村，希望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种植和加工。村委看中了山露菜和竹笋的“生态作物”的特点，希望能促进山露菜和竹笋的种植，发展生态农业产业，提高村民收入。

在此背景下，D村在村主任为首村委会的带领下开始筹备成立村合作社。村委会宣称建立合作社的目的是满足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满足村民在农产品生产、销售需求），建立食品加工厂对山露和竹笋进行粗加工在保持山露菜的原有风味和方便运输、保存的基础上，大力拓宽农产品的销售途径。要成立一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不容易，需要符合2007《合作社法》的多项规定，还要面对合作社业务范围，村民入社的条件和途径，选址，资金等诸多问题。

合作社的注册、条件、证明等法务和程序由村长执行。所有村民都能入股合作社，但是只有董事才能参与管理（董事由村委主要领导和合作社股份较多的几位组成）。村委会一开始将合作社和食品加工厂建立在村里的废弃住宅区，但是由于部分村民不愿意以自己的宅基地入股合作社，因此合作社不得不将合作社和食品加工厂地址定在村庄对面的山下，挖山填土。于2012年正式成立并定名为S县D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村委会积极宣传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必要性和村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好处，但是由于前景的不明朗，村委会提出的村民以土地或者资金入股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很多村民的支持，最后只有5位村民加入，他们筹集资金自己盖了厂房购买了生产设备进行食品粗加工。采取工厂化管理，合作社法人是村主任，村主任任厂长，负责管理整个工厂的生产、经营和销售。工厂每年生产每年2～3个月，期间会从本地村民中雇用短工50～70人参与生产。D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要经营竹笋和山露菜粗加工、销售。其加工的原材料都是来自当地农民种植的，主要是来自东边村村民种植的竹笋和山露菜。合作社与村民的关系是“合作社+农户”模式与亚达食品有限公司的“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模式如出一辙。合作社和村民协商确定村民种植规模和要求，合作社负责以市场价收购村民种植出来的竹笋和山露菜。合作社雇用当地村名将收购的竹笋和山露菜进行粗加工，加工之后对外销售。

1.3 农业合作社面临的风险

国外学者Miles通过研究发现，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是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起因。因为小农面对巨大的生产和市场风险，需要组织化来规避风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形成了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虽然有学者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际上时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仍然体现在对农民农业生产的经济风险的规避上。东边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山露菜的销售问题导致的风险。

2 结语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发展。传统家庭承包经营户在加速分化，许多从商品生产者逐渐衰退为生计型小农，而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以此为背景下引申出了 “公司+农户”、“合作者+农户”等以订单为连接点，连接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民的经营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其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本质被弱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与管理与村委会有紧密关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尤其是农民经济合作社，多是由村委会或村庄“能人”倡导建立的，村委会或是组织者或是重要参与者。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领导层也是由村委会主要干部和村庄“能人”构成。他们在村庄这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因为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是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起因，因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与管理是在合作社成员面临巨大的生产和市场风险，需要组织化来规避风险的时候发挥其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仍然体现在对农民农业生产的经济风险的规避上。这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形成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的重要原因。与学者的“理想类型”“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有着极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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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辽宁省;农业经济;发展对策

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民专业合作社近些年来在辽宁省铁岭市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下文主要围绕如何进一步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以期推动辽宁省铁岭市农业经济的发展。

1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外部发展环境所存在的问题

1.1.1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

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从《合作社法》的规定中可以知道，成立合作社的门槛较低，只需要准备相关资料交由工商部门审核批准即可；第二，合作社自成立之后，有关部门对其监督与管理有所缺失[1]。如此导致了辽宁铁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一些合作社在出现问题之后，不能够及时的进行解决，而且有一些合作社仅仅是为了套取资金而成立的，并没有办理什么经济业务。

1.1.2信贷支持力度不够

因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较为特殊，农村信用社或者银行在对其进行信贷支持时，很容易变成个人贷款，这样就会造成信贷支持力度不够，会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效益。

1.1.3农经站的力量较为薄弱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成立之后，就需要承接一些业务活动，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进行，这就需要业务人员一方面要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另一方面还需要体现国家的政策。这就需要有一支高素质队伍，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活动进行指导。当前，指导辽宁铁岭专业合作社开展业务活动的是农经站，但是因为农经站的工作人员较少，而且工作人员的素质较低，不但对业务不够熟悉，而且还没有后期的培训，这样就很难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专业性的指导意见，也就制约了合作社的发展水平。

1.2内部运行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1.2.1合作社的运行不够规范

与国家所制定的《合作社法》相比，尽管辽宁铁岭的大多数合作社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但是却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所制定的制度不符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在运行过程中，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会受到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的影响[2]。另外，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未能实行民主管理，也未能制定一个较为完善的监督机制，在这之中表现最为显著的就是缺乏财务管理制度。许多合作社没有安排专职财务管理人员，对合作社的财务进行相应的管理，遇到一些重大的经营决策之时，通常是由少数人决定。

1.2.2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

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想取得更好的发展，要想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利于不败之地，那么就需要拥有专业的人员队伍，要拥有一个专业的管理人员，以便对合作社进行科学的经营与管理。但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许多合作社缺少专业的管理人员，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基本上是由农业大户或者是出资人来担任，而这些人员的管理经验较为缺乏，大多是依靠经营传统农业的积累，并没有学习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管理知识，这样就导致合作社的竞争能力得不到进一步的提升。

1.2.3社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升

许多农民并不是非常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义，对其与普通企业之间所存在的主要区别也不是非常了解，对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没有清晰的认识。有些农民尽管加入了合作社，然而他们的合作意识非常淡薄，他们之所以加入到合作社之中，是因为他们期望合作社能够在短期内带给他们丰厚的收益。还有一些社员加入合作社是抱着“搭便车”的心态，他们只想着得到回报，但是却不愿意付出，这种社员即便加入到合作社之后，也只能利益共享，却不能够进行风险的承担。也正是因为这些社员的整体素质较低，导致合作社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阻碍。

2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策略

2.1相关部门要提高对合作社的重视

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只有将弱小的农民联合起来，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威力，才能够去购买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才能够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才能够提高生产的效率。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着我国社会的稳定，关乎着国家的繁荣富强[3]。因为我国相关部门就需要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在推动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此要推动我国现代化农业的建设，就需要我国相关部门加强对合作社的重视程度，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推动农业合作社的建设，通过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监督与管理，来促使辽宁省铁岭市的合作社运营变得更加规范，这对于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2加强对农户的宣传力度

要让更多的农户加入到合作社之中，让他们来壮大合作社的力量，进而发挥出合作社更大的威力，则需要加强对农户的宣传与指导。要让广大农户都了解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含义，了解到合作社对他们切身利益的影响；此外还需要加强对合作社的指导，要不断的加强当地农经站的发展，安排专业人士驻足，随时给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业务开展提供专业性的指导，这样就会让更多的农户认识到加入合作社的可行性，了解到加入合作社对自己的意义。

2.3加强对合作社的服务力度

2.3.1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

为了让合作社取得更好的发展，需要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都对合作社的发展规划进行负责，对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如此就能够有效的解决当前辽宁省铁岭市众多合作社所出现的管理混乱的现象，能够让这些合作社在一个科学合理的管理中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2.3.2加强对合作社的登记管理与年检管理

许多合作社的创办并不是为了开展相应的业务，而是为了套取资金，对于这种“空壳社”一定要进行坚决的打击。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创办之初，有关部门的登记管理是其入口关，因此相关工作人员一定要进行严格的把关，要对提交登记材料的申请人进行严格的审核。当合作社成立之后，相关部门还需要加强对其进行年检管理，相关部门要定期或者不定期进行回访，以确保这些合作社真实存在，而非“空壳社”。

2.4构建服务平台，推动合作社的发展

2.4.1构建信息服务平台

合作社要搜集一些与农业经济发展有关的信息资料，为合作社成员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可以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安排专业人士建立专业的信息服务网站，对农产品的产销市场预测体系进行不断的完善，并对市场行情进行深入的分析，帮助合作社成员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他们的市场应变能力。

2.4.2构建经营管理服务平台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要鼓励他们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这一战略，鼓励他们建立属于自己的生产基地，引进一些优秀的专业人才，引进优良品种。此外，还需要组织合作社的相关人员开展学习考察，为合作社提供生产组织、市场开拓等多形式的服务。

2.5进一步完善合作社的制度建设

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制度建设，即便有个别合作社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但是其贯彻实施的力度却不够，这样就削弱了制度的作用。因此，农民专业合作设要不断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来推动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如，会计核算制度、理事会制度以及财务管理制度等等，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要实行民主管理，对于合作社的一些重大经营决策，不能够由少数权威人士决定，而是要经过理事会最终投票决定，要正确实现合作社的民主管理。

2.6加强对合作社人才的培养

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想取得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内培训工作人员，对合作社内的工作人员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培训，（1）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2）经营管理培训、（3）市场营销培训等，使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能够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与知识能力，更好的完成社内所安排的业务工作。此外，还需要重视引进高素质人才，招聘一些农业企业家或者是具有高文化水平的管理人员。这样就能够提升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进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综上，在辽宁铁岭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促使辽宁农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当地政府加强对合作社的重视程度；需要加强对农户的大力宣传，让他们切实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涵与意义；需要当地政府加强对合作社的服务力度；要构建服务平台，推动合作社的发展。如此，能够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进而推动辽宁铁岭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史新文 单位:铁岭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局

参考文献

[1]张淑芳.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促进辽宁农业经济发展的对策[J].中国商论,2016,(17):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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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参；种植；专业合作社；参与意愿；阻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14-0001-07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ginseng planting，to introduce the cooperative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 mode which has been mature to the Jilin ginseng planting industry and to play the advantages of cooperative scale oper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duce the risk of farmers' operation，to improve operating earnings and to restore the whole industry of Jilin ginseng. This article embarks from the willingness of ginseng farmers' being cooperative member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m joining in the cooperatives，such 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householders，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family planting operations and the farmers' perception of the cooperation as well as by using relevant knowledge of sociology，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nd so on，we have found out that the low cognition of cooperative of farmers，the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market economy，the weak ability of resisting the market's risk and the weak supporting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are the main resistance factors of the farmers to join the ginseng planting cooperation. Based on this，we put forward that four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the ginseng farmers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In this way to guide the broad masses of farmers to join in the cooper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Key words：Ginseng；Planting；Cooperatives；Participation willing；Obstructive factor

1 研究背景

1.1 吉林人参产业发展现状 吉林省的人参栽培面积、单产和总产量均居世界首位，总产量分别占全国和世界的85%和70%，但产值却只有韩国人参产值的10%（冯莫涵，2013；t望东方周刊，2015）。而与吉林人参同出一源的韩国高丽参却利用独特的行会发展模式、技术创新支持和品牌支撑等优势，已初步掌握了国际人参市场的定价权，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吉林省农委数据显示，中国80%以上的人参产业利润靠原料销售，吉林省人参的出口量一度是韩国的20余倍，但出口创汇额却只有韩国的1/20（中国新闻网，2014）。如何充分发挥人参作为吉林省特色农产品的资源优势，振兴吉林的人参产业，赶上以至超过韩国人参产业，重夺人参强国的地位。从整个人参产业链条寻找突破口，探索合作社生产组织模式在吉林省人参种植密集区的可行性，是振兴吉林人参产业的重要一步。

1.2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历史与现状 合作社思想起源于19世纪初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1844年，诞生于英国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被认为是世界上产生最早的合作社，这样一个由28名纺织工人自发组织成立的消费互助组织使合作社从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

虽然合作社思想起源于欧洲，但真正开花结果、发展壮大起来的合作社组织在美国。2005年美国的合作社数量2 896个，社员257.1万人。尽管如此，社员数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当年213万的农民数量，可见美国农民几乎全部加入了专业合作社（魏威，穆久顺，2009）。

美国加州杏仁商会、荷兰FloraHolland花卉拍卖合作社和以色列基布兹农业合作社都是闻名世界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其中成立最晚的美国加州杏仁商会也有着超过60a的发展历史。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的探索失败阶段；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至2000年间的痛苦蜕变阶段；2000年后加入WTO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的发展阶段。

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共有128.88万户，比2013年底增长了31.18%，出资总额2.73万亿元，增长44.15%（中国农民合作社研究网，2015）。农民专业合作社广泛分布在种植、畜牧养殖、农机、渔业、林业等各个产业，其中种植和养殖业占近80%，为农民致富、农业增收和农村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3 相关文献回顾 近年来，关于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些学者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表1所示。

表1 影响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因素及相关指标

[影响因素＼&相关指标＼&学者＼&农户户主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是否为干部＼&郭红东，等（2010）、季湘铭（2010）、张（2012）、王克亚，等（2009）＼&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状况＼&家庭总收入，经营年限，经营规模，土地连片程度，农业劳动力比例，投入成本，商品化程度（农产品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商品率，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张冬平，等（2007）、王克亚，等（2009）、郭红东，等（2010）、季湘铭（2010）、张（2012）＼&市场环境＼&销售半径，主要销售途径，主要销售地，价格波动情况＼&郭红东，等（2010）、季湘铭（2010）、张（2012）＼&当地地形环境＼&山地，丘陵，平原＼&王克亚，等（2009）＼&当地社会经济环境＼&政府支持力度，为农服务组织满意度，产业集中度，合作社分布与发展情况，贫富差距，经济发展水平＼&郭红东，等（2010）、刘宇翔，等（2012）＼&农户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看法＼&农户对专业合作社运作模式的了解情况，目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困难，入/退社条件＼&郭红东，等（2010）、季湘铭（2010）＼&]

根据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总结，并结合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现状，本文把影响人参种植专业户加入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因素归纳为种植户自身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种植户对专业合作社的认知。人参种植户自身因素主要是指种植户户主和种植户家庭经营基本特征；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指市场特征和为农服务组织的服务水平；种植户对专业合作社的认知主要指种植户对专业合作社运作模式的了解情况、认为目前发展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困难和应该由谁牵头成立人参种植专业合作社比较合适。

组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分散经营的农户联合起来，提高农户家庭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发挥合作社生产组织模式的规模经营优势，从而达到控制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提高种植户抵御风险能力和市场谈判地位，增强市场竞争力的作用。而要实现这些优势，首先就要吸引广大农户的参加。因此，要充分了解农户加入专业合作组织的意愿高低及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意见和建议，引导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

2 数据来源

在2015年春节前后，作者利用寒假间隙对部分人参种植专业户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走访调研活动。本次调查地点选择了人参种植密集的吉林省东部地区的抚松和集安两市县，这2个市县是吉林省最具代表性的人参种植区域，有“人参之乡”的美誉。辖区内人参种植从业人数、交易市场覆盖面、药业公司数量和规模在吉林省内都排在前列。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62份，收回159份，回收率为98.15%，其中有效问卷154份，有效率达96.86%。

3 被调查种植户参与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总体情况

从表2统计可知，只有4.55%的被调查人参种植户加入了种植专业合作社，95.45%的种植户还没有加入。当对没有加入的人参种植户，问到是否有意愿加入专业合作社问题时，92.52%的种植户表示愿意加入，7.48%的种植户不愿加入。这表明，吉林省目前人参种植户加入专业合作社的比例很低，但种植户的加入意愿却非常高。

4 种植户自身因素

4.1 被调查种植户户主基本特征 对回收的154份有效问卷的人参种植户受访户主的基本特征进行统计，如表3所示。

表3统计发现，人参种植户受访户主平均年龄为46周岁，46岁以上的受访户主数量占总样本的50%，可以看出中老年群体成为人参种植的主力军。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逐步推广，使得出生在吉林农村的“80后”一代也有了接触高等教育的机会，跨地域求学、在工作地定居并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使得年轻一代很少再回到农村继续从事人参种植经营。

参农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只接受了小学和初中教育的比例占到了样本量的81.2%。这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社会总体教育资源匮乏，农村教育管理体制还很不完善，农民在教育观念上仍然受旧时代的影响，这一代出生的人家庭经济能力有限，也比较欠缺追求高等教育的思维。

超过50%的受访人参种植户有着超过15a的人参种植经验，多数年轻参农也都是从他们的父辈那里获得参地资源和学习到种参技术。几十年来，种植户已经摸索出了从选地、播种、田间护理，成品出土等一整套人参种植模式。人参种植已经成为当地一项延续性传统产业。

4.2 被调查种植户家庭种植经营状况 从表4可以看出，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家庭占样本总量的85.7%，人参种植户家庭年收入水平显著高于省内其他农作区的农民群体。吉林省是全国的商品粮大省，盛产玉米、水稻、大豆等农产品。但面临美洲和南亚农产品的激烈竞争，使得商品粮市场行情遇冷，商品粮单价逐渐下跌，使得那些耕地资源少的种植户收入更加有限。

吉林省长白山区属温带大陆性山地气候，四季分明，森林资源丰富，土壤肥沃且透光适中，恰好满足人参生长的自然条件。然而独特的地形地势和珍贵的林业资源在成就了人参种植产业的同时也阻碍了人们与外界的有效接触。当地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匮乏，从而使得那些渴望走出大山、接触都市生活的年轻一辈继续留下从事人参种植的越来越少，除了外出求学，很多年轻人也远到城市务工，多数家庭只留下上了年岁的父母继续从事人参种植。

参农的种植规模也参差不齐，大到上6.6hm2以上，小到0.07～0.14hm2，但以小散户为主，种植规模都不大。近年来，国家逐渐限制原始林木的砍伐，使得用于人参种植的土地资源总量逐年趋于减少，而大田改造正处于试验阶段，参农还没有完全掌握大田人参种植技术，同时参农几十年来已习惯伐林种参的园参栽培模式。山区种参用地的减少，种植替代技术的缺失，使得当地人参种植经营总面积有逐年减少的趋势。

5 外部环境

5.1 主要销售渠道不畅 吉林地区的人参主要销往抚松县万良人参集贸市场，这个号称东南亚最大的人参交易集散地目前由大明集团公司持有，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参市场的“晴雨表”，然而其规定的摊位收费标准和市场准入制度受到了广大参农的抵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营利性质和国家为了提升行业质量的规范要求与农户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形成冲突，而短时间内又没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于是参农自发成立了一个人参交易市场。参农自发成立市场的简陋与企业资源的闲置告诉人们，吉林省这个世界最大的人参产品市场并不平静，正面临着一连串的考验，而这仅仅是脆弱的人参产业链条上的一环。

5.2 为农服务组织的满意度不高 随着市场化发展的深入，农户种植经营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逐年加大。外部组织的服务对农户种植经营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为了验证种植户是否切实得到了外部组织的有效服务，对其服务的满意程度如何，作者在问卷中设计了“目前下列各种为农服务组织为您家提供的服务，您的满意程度如何？”的题项。结果显示，受访种植户对农村信用社提供服务的满意度最低，近40%的受访种植户对农村信用社提供的服务表示较不满意。可能原因在于信用社在当地的金融垄断性质，在贷款资质审核、放贷额度限制和服务态度等方面的工作质量欠佳。人参种植户对当地农村/社区经济组织、村委会和农业技术服务部门的满意度也比较低（如表5所示）。

5.3 参农种植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6表统计可知，市场价格波动太大是摆在种植户面前的最大问题，27.27%的受访种植户认为在价格波动太大这个环节有很大问题，66.23%的受访种植户认为在价格波动太大这个环节有较大问题。

根据吉林省农委提供的统计数据，2013年鲜人参收购价格达到了历史最高160元/kg，经分析以下几个因素推动了此次价格的大幅上扬：首先，国家紧缩林业政策，严格控制参地面积，使得适合人参种植的林地资源越来越少，导致种植减少，产量下降，供给受限。而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以人参为原料的药品、保健品、日化用品及礼品的需求量每年持续增长，特别是人参获许进入食品后使得需求量上升，导致价格大幅上涨。其次，因为人参生产周期长，在人参成品前各年度间生产资料投入及人工价格近几年一直处于上涨状态，造成了人参种植成本大幅增加，从而市场价格上涨。最后，几家大型药企进行的大手笔收购和“囤货”也成为价格暴涨的推手。2013年吉林全省人参产业实现产值290.6亿元，较2012年增长42.1%（中国食品报，2015）。

然而，进入到2015年的秋季市场交易时节，国内人参市场遭遇到了“寒冬”，鲜人参的市价从2013年的160元/kg左右降到了60元/kg左右，下降幅度之大出乎所有行业人员的预料。市场环境瞬息万变不可控制，但是个中缘由，可以大致推出：中国产业洞察网2013年的统计显示，人参及其产品作为一种高档礼品和补品占据市场消费需求的38%（中国产业洞察网，2013），在国家大的政策环境和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导致人参及其产品有效需求减少；由于国际人参市场的竞争强度和消费者商品意识的持续增强，中国鲜人参的农药残留和皂含量等指标与韩国等知名人参品牌相比处于劣势，国家食品药品质检部门和企业都逐渐加强对人参原料的质量把控，而人参4-6a的生长培育周期很漫长，质量提高很难在短时期内立竿见影，人参的生产加工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导致人参原料达不到国家和企业的质量要求，而且鲜人参不宜大量储存，农户深加工能力和市场需求有限，因此只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也就有了“人参卖个萝卜价”的戏言，从中也可以看出广大参农的无奈与无助。

土地规模过小也是种植户遇到的很大难题。26.62%的受访种植户认为，在土地规模过小这个环节有很大问题；60.39%的受访种植户认为在土地规模过小这个环节有较大问题。为了控制人参无序种植，控制人参产业盲目发展问题，2010年11月，吉林省林业厅下发文件，收紧林业政策，控制利用采伐迹地种植人参的面积，并将人参种植区域控制在全省的15县（市、区），这样使得可用于人参种植的林地资源越来越少。而且人参这种作物生长周期长，且不能连茬连作。有些种植户远到黑龙江省去买参地，但参地价格的大幅上涨和政策变化的不可预测性，使得种植户想要扩大人参种植面积变得尤为艰难。小散户为此更是苦不堪言，面临着两难抉择，如果放弃种植则失去了世辈传承下来的生存技能和经济来源，若坚持种植，收入不再有保证，甚至多年辛苦攒下的积蓄也会付诸东流。种植大户兼并小户的现象正在一些地区出现，大户也由于投资巨大，加上人参价格的起伏不定，偿还不上银行贷款导致的跑路事件也时有发生。

6 种植户对专业合作社的认知情况

6.1 种植户对专业合作社运作的了解情况 超过50%的受访种植户听说过合作社这种组织，但不了解合作社具体的运作模式，将近1/4比例的受访种植户甚至没有听说过专业合作社。作者经调查了解到，当地村镇有少数几家人参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但当地绝大多数的参农却不知道该组织的存在（见图2）。此次调查中，已经加入到人参种植专业合作社的7户参农表示加入其中没有得到任何益处，合作社没有真正有效运转起来，也不了解各级政府部门是否有支持合作社发展的相关政策，他们认为即使上级政府有支持合作社发展的相关政策，比如无息贷款或者购买农机补贴等，也大多由合作社发起人一户享有。合作社只是名义存在，实际上每户参农还是各自经营，各担风险。

已经完全私有化经营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在极少数的下乡指导中，也大多是推销农用生产资料，如农药、肥料和薄膜。当地农村信用社最近几年对种植户的贷款资质也进行严格把控，实施的五户联保放贷模式使得想贷款的人参种植小散户望而却步，转而向民间借贷。但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管，导致贷款成本和风险极高，新的放贷模式亟需推出。

在阻碍成立发展人参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重要因素中，认为人心不齐和没有好的带头人的受访种植户比例也都超过了1/4。吉林省农村地广人稀，农户院落和种参用地相隔较远。几十年来，独立经营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然而由于近年来种参用地的紧张，人参种植户们更加重视已有参地资源，种植大户不愿与小户共担风险，小户也不想被大户蚕食，导致在种植户内部对合作经营的分歧很大。自家有多少参地资源和多大经济能力就相应经营多大规模，尽量维持现状是大部分种植户的心声。

在种植户看来，政府作为市场调控者而不是主要参与者的角色性质，私营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本质，种植户应对市场风险能力薄弱等因素，使得人参产业链条上每个环节的相关从业者都不敢带头成立专业合作社组织，而一个好的带头人对组织的成立和发展至关重要。卓越的领导力和快速处置风险的能力，能够有效执行产业发展政策并及时反馈，是一个好的组织带头人应具备的素质条件。

6.3 目前由谁来牵头成立人参种植专业合作社比较合适 调查发现，参农普遍支持成立人参种植专业合作社，但对发起人资质的要求严格，同时也需要政府的扶持和指导。由表7统计可以看出，人参种植户更加倾向于由当地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牵头成立人参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户倾向于前者主要是考虑到，政府有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在调控市场、资金补贴，税收减免，保险赔偿等领域能够给予扶持。倾向于后者主要是因为，私营企业诸如药企或者食品公司作为市场的直接参与者，能够及时发现市场环境的变化并适时调整市场战略，应对和处置风险的能力较强。由于近几年市场需求量稳定，药企收购了参农大部分的鲜人参成品，且有充足的资金保障，所以，参农非常愿意与药企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

经调查了解，当地目前主要有2种运行模式的人参种植专业合作社：一种是由人参种植大户发起成立。由于个体种植户对市场环境的认知和处置风险的能力有限，运转资金的缺乏，合作社没有实际运转起来，只是挂牌存在；另一种是由药业公司发起成立。由制药企业提供参地资源、运作资金和回购渠道，人参种植户提供种植技术和日常护理，到收获季节，制药企业再抽回一定比例的鲜人参成品，剩余归种植户所有。由于近年来人参市场行情低落，人参价格大幅下跌，加上田间管理问题频出，导致人参亩产量下降，此种合作社运行模式发展也遇到瓶颈，没有推广开来。

与此同时，国家质检部门又新增了2项人参检测标准，由原来的5项增加到现在的7项，而药业公司也不能确切解释这两项新增标准的具体含义，也没有相应的科研或技术部门进行指导，导致药业不敢贸然大量收购参农手中的人参成品。药业公司现有大量的产品积压，去库存任务巨大，而市场需求在短期内也没有扩大的趋势，所以，参农处人参积压的情况也会持续出现。

在人参种植用地紧张，投入成本逐年提高，销售价格及其不稳定的情况下，积极引导人参种植专业户加入到种植合作社中来，发挥合作社的规模经营优势，在种植、加工、销售和品牌创建等环节为吉林人参产业助力，在减少种植户经营风险、保障种植户利益的同时充分发挥人参之乡的产业区位优势，打响长白山人参品牌，为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7 结论与建议

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经过实地调查，对所收集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影响当地人参种植户没有加入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因素有很多，而种植户对专业合作社认知程度低，市场经济知识欠缺，抵御风险能力薄弱和政府扶持力度不够是有碍于种植户加入人参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因素。所以当前要尽快采取相应措施引导种植户积极加入专业合作社，并改善其运营。这对发挥专业合作社的规模经济优势，降低种植户经营风险，提高种植户经营收益，复兴整个吉林人参产业都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当地政府应在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的同时，定期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例如组织合作社经营专家讲座和学习交流会，培育合作社组织的专业管理人才，不断加深种植户对合作组织的制度和章程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提高他们的合作意识和运营管理合作社组织的能力。

（2）当地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单位应加强对优秀专业合作社组织的宣传，提高种植户对专业合作社的认可度。通过对种植户的宣传教育使其认识到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合作社的健康发展能对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只有以事实为依据，以利益为导向，让种植户认识到加入其中能够给他们的种植经营带来益处，才能激发种植户的加入欲望和合作意识，从而引导种植户的实际加入行为。

（3）普及市场经济知识，增强种植户的风险防范意识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于传统小农思想的影响、耕作习惯养成的惰性和市场经济知识的缺乏，种植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下风，在遇到风险与困难时应对办法匮乏，甚至束手无策。政府部门应联合当地龙头企业，走乡进户，向广大人参种植户宣传讲解目前市场发展状况和对市场未来发展的预期，提高农民对所处市场环境的了解程度，从而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能够采取措施有效应对、降低和化解风险。

（4）加大对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提高相关扶持政策的透明度。首先要安排专业合作社发展专项扶持资金。政府部门可以倡导设立合作社发展专项基金，由财政拨出适当比例资金设立原始基金股，鼓励私营企业注资组成合作社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其次，要加强对专业合作社的信贷服务。当地农村信用社和商业银行要进一步改善信贷服务体系，兼顾安全与便利，有效缓解和解决专业合作社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周转资金问（下转10页）（上接6页）题；再者，要实施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注册在案的专业合作社的所得收入减免所得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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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司与农户;公司领办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8-0019-04

一、引言

对于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对立的买卖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刘凤芹(2008)认为企业和农户间的利益分配不公平,通常被称作“狼羊”关系,即企业与农户合作是不平等的,拥有强势的企业像狼一样剥削了处于弱势的像羊一样的农户。那么对于公司领办的合作社是不是也像一些学者声称的那样,公司参股合作社实际上是为公司借合作社之名剥夺农民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与农户共同投资创办合作社,使农户与公司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户在面临一定风险的情况下,有机会分享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并且合作社通过对单个农户各自独立面对市场的交易行为的大量替代,以节约交易费用(徐旭初,2005)。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司领办的合作社其实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演化。苑鹏(2008)以北京圣泽林梨专业合作社为例,以公司与农户关系的变化为线索,将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公司领办的合作社划分为成立合作社前、成立合作社后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的三个不同阶段;并且公司与农户的关系从利益对立的买卖关系到相互合作社的商业伙伴关系,最终演变为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利益共同体。笔者认为,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①在合作社内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力量:合作与竞争②,哪一种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合作社内公司与农户的谈判力量和谈判地位。本文试用HVB模型来分析公司领办的合作社演进过程中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变迁。

二、HBV模型概述

HBV模型是由Hendrikse and Bijman(2002)、Hendrikse and Veerman(2000)和Bijman and Hendrikse(1999)根据不完全合约理论建立的一个三阶段的非合作博弈模型。第一阶段主要是所有权结构的选择,每一个所有权结构都对应着不同的谈判力量的配置。第二阶段是关于是否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决策。第三阶段是非投资者选择是否遵守合约。通过逆向归纳法求出博弈的解,他们认为投资决策主要由各方的谈判力量和谈判地位所决定,③谈判力量用夏普利值(Shapley value)来衡量,而谈判地位则由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量来决定。假设企业与农户联合的收益为V,农户的投入成本为C,农户与企业按50∶50进行分配收益,如果农户没有进行专用性投资时,农户与企业各获得V/2;如果农户投入成本中有数量为kf的专用性资产,如果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消费需求比预期的要小,那么,企业就会要求分配准剩余而不是剩余,由于农户投入的专用性资产降低了他的谈判地位,此时农户获得的价格为C-kf+(V+kf)/2,即C+V/2-kf/2,农户的收益为(V+f)/2,扣除kf的成本,农户获得的净利润为V/2-kf/2;企业获得的收益为(V+kf)/2。如果V/2-kf/20,农户则会进行这项投资。

三、合作社演进过程中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变迁

(一)合作社创办前公司与农户的关系

合作社创办前,公司与农户之间要么直接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要么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进行交易。如果采取的是“公司+农户”的形式进行交易,双方之间是不平等的互利关系(张晓山,2002)。具体而言,这种不平等的互利关系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富了公司、穷了农户,公司层层压榨,欺辱弱势农民”(乔国栋,2004),公司与农户是利益对立的“狼羊”关系,这对于那种农户投入了大量的专用性资产的情况更为明显。对于公司来讲,市场经济意识较强,掌握较多的市场信息,一般情况下会在地方形成垄断,因而在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对于农户来讲,大多数农户市场经济意识淡漠,经营规模小且高度分散,其资金、技术力量薄弱,准确、充分、及时地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差,在与公司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且,由于农户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很容易导致“套牢”问题,准租金被企业占有就在所难免。另一层是“企业发展,农民致富”的双赢关系。这种情况多见于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通过专用性投资和市场在确保履约方面的作用(周立群,曹利群,2002),公司与农户都将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形成长期的稳定的协作关系。企业可以根据对市场的判断指挥或引导农户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也可以规定农户采用指定的生产技术、生产指定的农产品从而稳定货源、保证原材料的质量;农户则可以通过遵守合约节约选择成本、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等交易费用。

(二)合作社创办后公司与农户的关系

合作社是公司与农户实现“双赢”的产物。企业通过合作社一方面可以获得稳定的原材料或者保持稳定的消费需求,对于以特色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而言,由于很难能够随时在市场上购买到所必须的农产品,或者即使可以买到,在品质、数量、价格等方面也不甚满意,因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关系就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供给农户特定的种子,选择与特定区域的农户合作,甚至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从而保证供给产品的质量,

农户加入合作社是改善其弱势的谈判地位、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由于单个农户的生产规模小、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等因素,农户面对市场时自然处于弱势的地位。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户购买生产资料成本较高而农产品销售价格较低,从而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从农民的组织角度入手,将农户联结起来,组建农业合作社,通过对单个农户各自独立面对市场的交易行为的大量替代,以节约交易费用(徐旭初,2005)。

组建合作社对企业和农户来说可以改善各自的福利,合作社建立之后,公司与农户关系的实质性变化是由外部对立走向内部协商(苑鹏,2008),但是合作社的主要决策权掌握在公司手中,主要是因为公司领办的合作社往往呈现比较鲜明的少数核心社员与多数一般社员并存的股份化格局,公司在合作社中占据核心地位,掌握着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权,这些权利直接影响着最终的利益分配。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农户进行的专用性投资可以改变农产品的质量,并且高质量的产品价格也会较高,因此,如果投入了这项专用性资产,则农户与公司的总收益就会变大,即把蛋糕做大。如果农户没有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在市场需求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合作社这种形式并没有增加总收益,蛋糕并没有变大,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其实仍是“零和博弈”,假设此时农户的收益为r1,公司的收益为w。然而,公司可以通过其掌握的决策权来获得更大份额的蛋糕,因为是“零和博弈”,公司所得必定是农户所失,因此农户也会尽可能通过一些制度安排如退出、异议、投票等来增强他们的谈判力量,防止公司侵占自己的利益。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与农户的关系仍然是竞争性的。

如果农户投入了专用性资产,根据HBV模型,只要一方投入了专用性资产,他的谈判地位就会下降。农户的谈判地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威廉姆森,2002),假设农户的谈判力量不变,那么农户此时的收益就变为R2。若R2

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农户投入专用性资产,把蛋糕做大,公司与农户的收益都会增加,但是如果农户能够增强自身的谈判力量,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大份额的蛋糕,公司此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双方仍会遇到如何分配收益的问题,在合作背后竞争仍很激烈。这种竞争关系将导致双方实施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增加自己的收益,如农户违约、企业违约、企业压级压价、农户抬价行为,等等。但是,由于公司主营业务与农户经营业务是一种产品上下游关系,并且公司实力强大与农户力量对比悬殊,农户与公司的关系不是相互依存而是依附于公司。在这些所谓的合作社中,公司法人社员操控了合作社,而农户弱势群体社员的经济利益无从保护,与以前的“公司+农户”模式没有区别,但是公司却通过披上合作社的外衣,试图垄断本地农产品的原料来源,并最大限度地攫取国家的扶持、优惠政策(苑鹏,2008)。在公司强势的情况下,农户只有通过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如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少投入专用性资产,在销售过程中以次充好,获取高质量产品的价格。因此,在产品质量不容易检测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使产品质量达到企业要求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公司让利于农户,最终使双方受益。

(三)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调整合作社的产权后的公司与农户的关系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3章第17条规定“出资额或者与本社交易量(额)较大的成员按照章程规定,可以享有附加表决权。本社的附加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20%”。因此,在股权安排上,公司将会降低其出资额,④因为法律规定单个社员的附加表决权不超过20%,因而公司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股份;而农户大户的投入比例明显增多,从产权结构上保证了农户社员的主体地位,削弱了公司在合作社内部的谈判力量。

农户在合作社的谈判力量增强,可以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是农户获得的收益会增加,有效的合约集将缩小;其二是农户可以投入更多的专用性资产,提高产品的质量,从而可以把蛋糕做得更大。当农户投入了足够多的专用性资产,最优的合约集将是农户全占所有收益,此时企业将完全成为社员全体成员拥有的企业,合作社社员人人是老板,企业只是社员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工具。由于专用性投资越多,蛋糕也会变大,因此,企业和农户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将会不断增加。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获得的直接收益可能会比重组前减少,但是,企业节约了大量用来防止社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⑤并且由于农户加入合作社便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量会不断增加,那么,企业就可以通过与更多的农户进行交易获取利益。只要企业不是完全由社员所有,那么企业就可以通过合作社获得比直接从市场购买更多的收益。最终的结果是,一方面,合作社实现了“社员所有、社员控制、社员收益”;另一方面,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仍然获得了正常的收益,农户与企业真正结成了同盟,逐步走向“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良好局面。

苑鹏(2008)分析了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但是她的结论没有考虑垄断的情况。如果企业处于买方垄断,那么垄断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谈判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农户本来已经提升的谈判力量。可能的结果首先是,原有的博弈均衡再次被打破,力量的天平再一次向企业倾斜。其次,公司的出资并不一定要和其投票权相一致,因为最终的收益分配是和谈判力量和谈判地位相关,并且主要是由这两者决定,投票权虽然也会影响收益分配,但是在中国农民加入合作社不是为了纯粹的公平,而是为了纯粹的利益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关心能否拥有“一票”的权利,“一人一票”制度对于利益的分配的影响就非常弱,⑥那么,企业便不会因为投票权少而少投资。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之后的情况与之前的情况应该没有多大的变化。由于垄断力量的存在,削弱企业的强势地位,使得在利益分配中农户占据一个较为“合理”的比例,这是合作社应该达到的理想状态,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却很难达到(刘凤芹,2008)。

四、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公司领办的合作社中,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合作社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的。总的来说,公司与农户之间存在着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关系。合作是因为公司与农户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即把蛋糕做得更大;竞争是因为利益分配过程中,双方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不管农户是否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如果企业在此阶段投入了专用性资产,那么,两者的关系就有可能由竞争转向合作。⑦在合作社成立之后,公司与农户出现了共同利益,双方有了合作的基础,但这种合作是有竞争的合作,这种竞争关系主要是由于公司在合作社中处于强势地位;农户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出现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公司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农户的谈判力量得到增强,虽然农户进行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但是由于他们可以在最终的收益分配中获得较大的份额,如果企业不是垄断的话,双方就表现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局面。但是如果公司是垄断的或者公司并没有减少投资,那么,它的谈判力量便不可能被削弱,力量的天平就会再次偏向公司,从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对于利益的分配根本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注释:

①苑鹏(2008)发现了这一规律,但她是通过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没有进行理论探讨。

②Bonnus认为合作社内存在着两种力量:向心力和离心力。如果将合作看作是合作社内的向心力,而把竞争看作是合作社内的离心力,那么本文的结论与Bonnus是吻合的。

③利益的分配也是由谈判力量和谈判地位来决定。有人会认为,利益的分配是通过事前的合约确定的,这从法理上来说是对的,但是由于不完全合约的存在,事前的合约一般是不完全的,利益的分配更多地表现为谈判的结果,和巴泽尔认为的相对于赤手空拳的人来说,开着坦克车的人肯定会获得处于公共领域的利益一样。这就是说在分蛋糕的过程中,谁拥有的谈判能力越大,谁就会获得更多的蛋糕。

④这只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在实际中情况可能并不完全如此。

⑤例如企业在产权结构调整前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来防止农户以次充好的情况。而在产权结构调整后,由于农户投入了大量的专用性资产,如果农户实施机会主义行为,那么,他们一旦被发现就可能被终止与企业的交易,他们就会损失未来的销售收益,而这大于不履行契约的财富的增加,从而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将大大减少,因而企业可以节省大量的检测成本。

⑥这与合作社内的民主控制制度相关,到底是谈判力量起作用还是“一人一票”制度起作用值得深思。

⑦合作双方中力量较强的一方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可以有效防止其侵害力量较弱的利益,然而,这种看似不公平的契约安排有利于合作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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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the Peasant Household in the Cooperatives of Company Leading

Wang Jun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China)

篇5

关键词：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农村产权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7.01.011

Abstract： In order to create a broad space for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side， deepen reform of the rur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solve the difficulty of financing guarantee of the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main bod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vailability of peasant household loans， Tianjin had issued policies to promote rural resources or assets mortgage financing. On the basis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ituation and specific features of rural resources or assets mortgage financing in Tianjin. And it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deepening rural resource or assets mortgage financing in Tianjin.

Key words： rural resources assets； mortgage financing； rural property right

橥贫城乡发展一体化，增强农村发展活力，解决好“三农”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为此，天津市政府应抓住机遇，在做好农村资源资产确权登记工作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业设施等抵押贷款工作。

1 天津市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概况

1.1 天津市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形式

天津市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形式主要涉及农业（种植业）设施抵押融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林权抵押融资和水域滩涂养殖权抵押融资，见表1。

1.2 天津市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政策依据

2011年，天津颁布了《天津市水域滩涂养殖权抵押贷款指导意见（试行）》（津银监发〔2011〕10号），对水域滩涂养殖权抵押融资业务进行了规范。2013年，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印发《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农业设施确权登记及抵押融资工作意见的请示》（津农委报〔2013〕37号），提出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业设施等确权和抵押融资工作，形成了《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农业设施确权登记及抵押融资工作的意见》、《天津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和抵押管理办法（试行）》、《天津市林权确权和抵押管理办法（试行）》、《天津市农业设施（种植业）确权和抵押管理办法（试行）》系列文件（表2）。

2 天津市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的具体特点

2.1 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数量和金额有限

自2014年开展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以来，截至2015年6月天津市滨海农商银行等6家金融机构共向8家涉农企业办理农村产权抵押融资8笔、贷款金额22 780万元，抵押面积0.05万hm2，详见表3所示。其中农业设施抵押贷款6笔，抵押面积0.007万hm2，贷款金额7 780万元；水域滩涂养殖权抵押贷款业务2笔，抵押面积0.044万hm2，贷款金额15 000万元；林权抵押贷款尚未开展。

目前，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金额虽达到22 780万元，但融资数量仅8项，相对于天津市农村存量资源资产而言，其融资数量和金额仍有限，尚未充分发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财务杠杆”作用。

2.2 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主体单一

天津市已完成的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主要为滨海新区龙达集团、天津市立达海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等农业公司，抵押担保融资主体主要集中于公司法人，农业合作社、农户等经营主体所占比重较低。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的服务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

2.3 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的产权形式仍不丰富

天津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农村资源资产抵押贷款分布情况，详见图1所示。其中农业设施抵押贷款（其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一并抵押）共计6笔，金额7 780万元，占总额的34.15%；水域滩涂养殖权抵押贷款2笔，金额15 000万元，占总额的65.85%。

目前，已完成的抵押担保融资所涉及的产权形式为农业设施、水域滩涂养殖权两类；林权抵押融资尚未开展。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抵押担保的农村产权形式还较为单一，难以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需求，也不利于充分盘活农村现有存量资产。

2.4 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处于起步阶段，推进较为谨慎

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天津农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抵押担保工作刚处于起步阶段。以市农担公司所提供担保的5笔贷款为例，抵押率为18.81%，评估费率为抵押资产的0.45‰。此外，据专家预计农业抵押担保风险一般出现在担保3年以后，而天津市农业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尚未成立，未来可能存在不良资产处置风险。为此，现行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的推进较为谨慎，以尽可能地规避或降低担保风险。

2.5 部分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管理办法呈现雏形

天津市已颁布了部分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管理办法，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贷款和农业设施抵押贷款。天津市农村“三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涵盖的主要内容，如表4所示。

天津市农村三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呈现雏形，对基本问题进行了较明确地界定，但一些具体问题规定得较为模糊，比如抵押贷款利率问题，并且现行三项文件对抵押担保融资的规定有所差异，都存在一定的未尽事项。

3 基于天津市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现状的几点反思

3.1 充分发挥天津市农村资源资产价值，加快盘活存量资产

根据天津市农林牧渔总产值近十几年的变化发现，如图2所示，农业、渔业增长保持增速态势，牧业近几年也呈上升趋势，林业、农林牧渔服务业基本持平。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资源资产急需盘活，借助金融“杠杆”作用，撬动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全面铺开，以促进农业的飞速发展，化解城乡“二元”结构。

3.2 化解畜牧业困境，拓展农业设施抵押担保融资形式

目前，天津市农业设施抵押担保融资仅限定于种植业，农业设施又以温室大棚为主。调查发现，2013年，天津市畜牧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26.34%，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自2015年以来，天津市畜牧生产继续维持低迷，生猪、生鲜乳、活牛、活羊等价格总体持续下滑，养殖业整体处于较困难时期。畜牧产业具有前期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等特点，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对大型畜牧场发展建设至关重要，为解决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养殖户等生产经营主体的资金难题，拓展农业设施抵押担保融资业务成为现实需要。

3.3 完善抵押登记服务体系，为推进农村资源资产抵押担保融资保驾护航

设立多层次的涉农产权抵押登记机构，健全农村资源资产抵押登记服务体系，加快制订农村资源资产抵押登记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明确相关抵押登记费的减免或最低收取标准，建立健全农村资源资产抵押登记服务体系，可以保障提高抵押登记效率。此外，要规范农村资产抵押登记档案信息管理，逐步建立其抵押登记管理网络信息系统。

3.4 充分借鉴各地成功经验，尝试创新抵押物形式

由于天津市水果产量已具有一定规模，以2013年为例，水果产量达275 807 t，其中苹果产量47 644 t，梨产量36 911 t，桃产量58 060 t，鲜枣产量22 828 t，葡萄产量92 851 t，柿子产量8 307 t。从天津市实际出发，可考虑借鉴宾川县的水果权证抵押金融产品――“金果贷”，根据园林水果情况，选取经济效益好、见效周期较长的经济林木，颁发水果权证，再用水果权证进行抵押贷款，以解决林权抵押融资问题。

此外，可借鉴重庆市开展的秀山金银花产业链“打包”抵押担保融资形式，天津市考虑与行业协会合作，利用产业集聚优势，创新农业产业链打包抵押担保融资。比如，天津市奶I生产已经成熟，可根据奶业产业链和资金链的完整性、安全性作为评审基础，通过与行业协会合作，尝试开创奶业行业产业链的打包担保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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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都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了解不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先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责任进行相应的诠释，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涵的把握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是同类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最广义的理解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广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除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外的各类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从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解看，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狭义理解的有过窄、不准确之嫌；最广义理解的则界定过于宽泛，将乡镇村经济组织等不属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包括进来，显然是错误的；广义理解的亦有同最广义理解的一样的错误。笔者认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中的最基础性工作之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与立法中相关制度安排的契合问题研究，仍需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概念的明确开始。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界定，首先，要明确其实质应是合作社，定义要明确合作组织的特点。实践中可借鉴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Co-operativeAlliance，简称ICA）和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简称ILO）对合作社的定义。[1]其次，要考虑其经济性。很显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经济合作组织，而非政治合作组织，更非文化合作组织。其经济性特征决定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有其特殊性。再次，界定其定义时要把握其“约定共营合作经济”、“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等特征。最后，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趋势。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尝试着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如下定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有五：一是一个合作组织；二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2]三是依法自愿联合，体现平等和退社自由；四是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五是实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

（二）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有人称作“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最早产生于上世纪的德国和美国。早在1920年，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被德国公司法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以盈利为目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使命的传统企业理论的修正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理论支撑主要是基于企业公民（corporatecitizenship）说、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理论等主要理论观点，[3]其概念是根据企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政府权威日益衰弱、社会自主治理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必然要求社会各个部分都相应地承担各自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和谐运行中的责任。[4]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其一是“二元最大利益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且还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5]其二是“特定社会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6]其三是“法律责任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及其机关的成员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不利后果为表现。[7]其四是“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8]等等学说在从某些层面勾画出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二元最大利益说”在对传统股东至上主义观念进行修正的同时，过于强化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这必将会导致企业发展动力的匮乏和发展目标的盲失，从而反过来实现不了对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的增进，更不用说是可持续增进了。“特定社会义务说”看似有道理，但定义中“社会义务”涵义的宽泛和“某方面”界定的模糊使得定义空泛而无用。“法律责任说”则抹杀了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差异性，使社会责任法律化的步伐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从而走入“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会成为谬误”的泥潭。“社会利益义务说”尽管看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但其“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的界定仍属空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准确地对企业社会责任下一个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企业社会责任应是一个既具有相对固定内涵，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不能随便下定义，也许下不了确切定义的发展性概念，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其内涵和边界必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而发展。学术同仁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每一次界定，都是在为接近其概念内涵的真理而努力。

（三）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理解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无疑是重要的，但把握其性质更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形式角度看，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外的一种责任。独立责任说承认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之外还存在对立的一面责任——社会责任。独立责任说较好地展现了针对传统企业责任观点的不足而提出用新责任弥补其不足的现实构想，较好地体现了企业责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发展观。正如乔治•斯蒂纳（GeorgeA•Steiner）和约翰•斯蒂纳（JohnF•Steiner）在《企业、政府与社会》一书中所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是在与传统经济观念相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停止，它还会继续下去。”[9]在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初期，独立责任说对唤起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无疑是重要的、有作用的。随着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独立责任说唤起人们注意的必要性开始下降，社会责任中如何促进企业切实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逐步上升为更重要的主题。[10]独立责任说的最大缺陷是不能系统完整地理解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割裂开来看问题。表现为从内容上将经济责任与其他责任对立起来，从对象上把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分离并可能走向对立（独立责任认为：经济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社会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11]二是混合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的混合体。混合责任说认为社会责任只是相对责任主体发生了变化，其责任本质仍分别属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如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经济责任，相对于企业而言是经济责任，相对与企业组织组成的社会而言就成了社会责任。混合责任说的严重不足是明显的，将社会责任看作是对象置换与内容相加，其本身就否定了人们对社会责任理论的智慧创造，使人感到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是连“新瓶装老酒”还不如的“旧盆装老酒”。三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对社会承担的全面的综合责任。该学说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由阿基·B·卡罗（ArchieB·Carroll）提出。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的期望。[12]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用三个同心责任圈来说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即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综合责任说的形象说明。它认为：在三个同心责任圈中，最里圈是企业明确的有效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责任；中间一圈是企业在执行这种经济职能时对社会价值和优先权的变化能够承担的一个持积极态度的责任；最外圈是新出现的还不明确的企业责任。[13]综合责任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社会责任的思路。事实上，其与独立责任说的差别只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没有回答“社会责任是什么”的本质问题。[14]

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内容本质角度看，概括起来亦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新是法律责任说；二是新道德责任说；三是公益责任说。从现阶段来看，将社会责任本质定义于法律责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管是旧法律责任也好，还是新法律责任也好，法理学的社会责任应有其本质的内核，与法律责任应有本质的区别，其与法律责任内核的融合尚欠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新道德责任说似乎满足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客观现实，但其没有看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纷纷有加快对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趋势。如果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把握时，没有看到这一点，也终将决定其所得结论是短命的，乃至是错误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时，用道德、法律、市场机制规范企业行为的必然结果，是“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学理念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法律对利益机制进行平衡协调与平衡公平与效率价值实现的结果。企业单纯在守法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已无法实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市场机制的缺陷、道德自律性的不足、法律本身的局限，使得全面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社会给出超越传统责任的新责任安排。公益责任是否是一种新的责任安排呢？我们尚需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就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现实性来看，企业作为“企业公民”、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分子，在谋求自身有机体生存发展的同时，履行为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而协助政府、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或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改善社会的责任，确应是一种企业责任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益的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和责任主体分析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分析，学者们均投入了一定的精力。企业不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且是具有法人人格的重要的法主体，是承载伦理义务的伦理主体。就企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社会学基础、法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等不同方面，学者们展开了颇有见底的分析。[15]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对其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基础作必要的探讨。

1．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集中地反映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学特征和表现上。与企业不同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典型的经济实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的是农民成员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的“社员的集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农民成员谋取利益，但又不直接作为经济利益的承担者，更多地是以一个体现成员利益的媒介存在，对于农民成员而言，其利益的实现体现一定的财产权益的获得，但更多地表现为成员从组织中获得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出合作经济的特征，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穷人的联合体。”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就是在为社会弱势者提供联合的组织体，通过这样的组织体运行，为成员提供与社会强势者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1844年10月，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消费合作社——罗奇代尔“平等先锋社”（RochdallSocietyofEquitallePioneers)的诞生就是“穷人联合”的经典体现。由此看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特征与其社会责任存在很多的契合点。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学基础

平衡协调利益。法是调整利益的，利益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利益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问题。有了利益矛盾和冲突，人类社会就有了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客观需要，社会随之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每一个社会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7]在历史的早期，个人利益被作为一种绝对利益而被法律自始至终地推崇和保护。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为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18]边沁也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有每个人真正在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最大利益。”[19]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人们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加上以庞德、耶林等为重要代表提出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利益包括并高于个人利益”，[20]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21]社会利益理论的崛起为法律或国家限制个人自由、干预个体行为创造了理论基础，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及过分追求导致的社会问题被人们越来越重视，制止纯粹利益取向的市场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已成为法律不能推卸的责任。[22]社会利益观念的勃兴与企业责任的提出是一脉相承，其平衡协调个人与社会利益，将个体对利益的追求置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上进行评价，最后实现对个体利益可持续最大化追求，已成为社会责任发展和相关立法活动展开的基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强化的组织成员的合作自由与平等是平衡协调利益的现实写照和最好地运用。

平衡公平与效率。公平和效率都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往往通过保证机会公平来实现公平，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公平；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解决市场失灵来提高效率；通过法律的可确定性，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降低成本，运用确定的科学方法来提高效率。从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产生起，公平原则就是架构合作组织一切制度的首要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公平为生存基础，以追求公平为已任，不得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其对公平的追求体现对形式意义上和实际意义上的公平、组织内公平与组织外公平的合理追求。在强化公平价值的同时，作为一类合作经济组织仍希望通过对效率的提高为增加组织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作贡献，使合作经济组织在更广的空间、更长的时间里用更多的财富实现可持续均衡分配，从而真正实现公平。在我国，公平与效率本质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是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社会价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为实现公平程度的提高伴随效率的增加、效率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程度的提高提供了较好地组织体。公平与效率兼顾，促公平发展，促效率提高成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

平衡协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理念。[23]法理念的变化对社会组织的勃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个人本位”思想到“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兼顾的思想，是人类个体、组织、社会等关系进行科学思考和实践发展的结果。人们逐步认识到对个体自由的保护与实现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个人自由适当限制。个体让渡部分自由和权利给组织和社会，可以使个体在更好的环境、更广的空间里有更大、更好、更高的自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念的要求，农民成员通过对个人部分权利转移给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的协调与妥协，实现自身的利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些制度安排很好地体现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兼顾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追求农民社员个人利益和公众福祉的平衡。

除此之外，国家职能观念的转变、正义与义务观念的拓展、社会伦理和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承担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条件。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只注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相对人问题中企业对谁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可能象债权债务关系那样有相对应的特定责任权利人，人们只能将企业社会的相对人先虚化为“社会”后，漠然地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社会整体”。责任相对人问题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中会经常遇到。笔者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一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相对人应是与社会利益的享受主体一致，一般是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侵权行为人，应向相对的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承担责任。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仍是表现对社会责任相对人的虚化。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是源于社会责任本质的未确定性，源于还没有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法制化，没有建立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法律机制。如果我们用法律规定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用法律赋予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监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的权利，明确谁来代表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并依法确定了其事前、事中、事后进行监督的程序和救济的途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感到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的虚化。

企业责任研究必须解决责任的归属问题。韩国商法学教授李哲松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是董事；[24]国内学者则认为，董事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主体，企业、控股股东等都应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合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与企业有重大差异性的经济组织，其社会责任主体是谁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探讨：第一，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和称谓多种多样，如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各种类型合作社、“公司+农户”、“经纪人+农户”等。事实上，这些称谓中有的属于农民兴办的企业，有的属于经营形式而非组织形式，有的属于供销社、信用合作社等特殊组织形式，他们均不是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法人型农民联合体。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看，该法重点规范的应是符合合作社特点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具有独立人格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应由其自身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如其以自己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责任。第二，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由于立法滞后，我国尚存在大量的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其社会责任应由其开办者、管理者和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相应责任。有必要说明的是：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的责任应是有限责任，不能象合伙组织那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三，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及控股股东作为责任主体。这些人员未尽其职责，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违义务，应先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前述内容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由这些成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周边环境造成损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理事、监事等未尽职责的成员应承担取消其职务等人身责任，特定条件下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合理的归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因素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演绎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不断的创新发展之中。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更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尽管如此，我们追寻世界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脚步，结合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和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实际，仍可以归结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一）最紧密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的社会责任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就在于对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承担部分对职工的福利、教育、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义务。可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尽社会责任时，最紧密的社会责任就是对合作经济组织职工的责任。职工与合作经济组织有着直接利益关系，职工利益理应得到优先保护。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应尽的社会责任主要有：（1）建立健全职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活动的各项制度，使职工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不能因为是合作经济组织而忽视职工作为生产经营管理主体作用的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创造条件。（2）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和奖金，并随社会发展不断提高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3）积极改善劳动条件，防止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不断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和培训，积极预防职业病，不断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能力。（4）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育良好组织文化，尊重职工，努力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最普遍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享有者，其权益的维护应是社会永恒的主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向社会提供的农产品或服务，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其影响远远大于工业产品。如假种子会使农民颗粒无收，假化肥会使农作物生长困难、土地肥力下降，进而影响环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最优先的考量就是为其提供优质的农产品或满意的社会服务，通过提供这样的产品或服务，直接或间接保护消费者。与此同时，还不得欺诈消费者，不得谋取暴利，不得强迫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或接受自己的服务等。

（三）最直接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言，投资者和债权人是与其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就投资者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经济组织，体现很好的人合性，其投资者的数量和份额受到很大是限制。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各种农业股份合作制组织的产生，使合作经济组织从经典走向现代。资金的介入使缺资金的农村有了新的资金支持，极大地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投资者的重视，必将成为农民合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合作组织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让投资者享有应有的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的权利，实现“合作民主”，为其行使权利创造必要的条件；一方面尽其忠实和努力的职责，为投资者尽可能提供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保证合作经济组织资产保值与增值，确保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利益。当然，我们应看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特点决定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应受到限制。

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债权人而言，合作经济组织应尽可能做一个“信用人”。其对债权人应尽的社会责任有：及时准确地向债权人通报组织信息，做到不编造、不隐瞒；诚实守信，不滥用组织人格，按期主动偿还债务，使债权人及时实现债权，为债权人提供借贷安全保证。保证债权人的利息实现，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是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构建和谐信用农村社会的需要，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尽的社会义务。

（四）最重要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会的社会责任

合理承担社会运行成本是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尽的责任，是承担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内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社会中基本组织形式和基础层次，理应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内容。对社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环境及社区可持续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慈善事业，乃至对作为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政府所应尽的责任。

环境问题是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人类发展的大事，需要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付诸行动。为了防止环境恶化，使人类平等地享有优良环境带来的好处，人类就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生态良知，恪尽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现实生活中，强势群体有能力避免环境恶化的后果，但却有可能转嫁环境恶化的责任。弱势群体要么根本没有相应的责任意识，要么有相应的责任意识却无避免环境恶化后果的能力。对此，我们决不能任凭其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弱势者的联合，理应主动承担法律以外的一系列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如合理利用资源，防止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破坏所进行的掠夺性利用；走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切实提高职工和组织成员的环保意识等等。

社区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载体。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区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社区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忽视了社区发展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将感到“唇亡齿寒”。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村社区所尽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1）经济支持和参与社区建设，如赞助社区公益设施建设等，为提高社区福利作贡献；（2）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社区居民，为提高社区的就业率、稳定社区秩序作贡献；（3）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为形成积极多彩的社区文化而作出努力；（4）参与社区综合治理工作，争做遵守法律的社区模范。

总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不断充实、发展着的问题。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对建立和谐的农村社会，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和发展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们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中更应考量到这一点。

注释：

[1]1955年ICA和2002年ILO对合作社的定义是：“合作社是由自愿联合的人们，通过其联合所有的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及理想的自治联合体。”该定义有几个重要的核心内涵项需要我们认真领会和把握其实质，如联合所有（jointly-owned，其基本含义是社员对合作社财产享有联合所有者的权益。与译作common-owned的共同所有有本质上的不同）、民主控制（democratically-controlled，其基本含义是社员通过民主程序对合作社实施控制，体现合作社法人治理机制的特点和特长。与译作democratically-managed的民主管理也有本质上的差异）等。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是法人？是何种法人？学术界尚有较大争议。按照国外合作社本身就是企业的传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应是企业。如此以来，如果说是法人的话，则要属于企业法人，这显然与企业法人以营利为目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最低财产数额、由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才能成立的特点相违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果是法人的话，其合作经济的独特的和不是典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特征决定其也应与企业法人相异，有学者提出称之为“合作社法人”的想法，笔者认为这种称谓是非常有智慧的。笔者认为：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特点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分为两类，即符合条件的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不符合条件的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立法中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拟不出现“法人”字样为好。待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再规定法人型这一类形式。

[3]“企业公民”说认为：企业应能象公民个人那样成为对社会的福利与发展负有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的社会团体公民。因为社会赋予企业生存的权利，是让企业承担受托管理社会资源的责任，那么企业就必然要为社会的更加美好而行使这项权利、承担这项责任，从而合理地利用资源。在谋求自身发展，力求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注重谋求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和和谐的向前发展。“相关利益人”理论认为：企业对所处社会的责任应包括对职工、消费者、债权人、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责任以及慈善行为，企业要履行对外界利益相关的义务和责任，即企业对所处社会尽必要的责任。

[4]周燕、林龙：《新形势下我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财经科学》2004年第5期，第15-16页。

[5]参见刘俊海：《公民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刘连煜：《公民治理与公民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6]张士元，刘丽：《论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第107页。

[7]李平龙：《超越道德教化：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内涵解读》、《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1期，第86页。

[8]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9][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张志强、王春香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10][11]周祖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形式与内涵》、《理论学刊》2005年第2期，第59页。

[12]ArchieB.CarrollandAnnK.Buchholtz,BusinessandSociety:EthicsandStakeholderManagement,4thed.Cincinnati,Ohio:South-westernPublishingCo.,2000,P35.

[13]EdwinM.Epstein,TheCorporateSocialPolicyProcess:BeyondBusinessEthics,CorporateSocialand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CorporateSocialResponsiveness,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1987(3),P132-133.

[14]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独立责任说中，社会责任是经济、法律以外的责任；在综合责任说中，社会责任是在经济、法律责任基础上还要加一种责任，如果独立责任说中经济、法律以外的社会责任和综合责任说中经济、法律责任基础上要加的责任是同一种责任，那么独立责任说和综合责任说便没有本质区别。不论是独立责任说还是综合责任说，其关键在于要明确经济、法律责任以外的第三种责任是什么。同[10]，第60页。

[15]参见张士元，刘丽：《论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第108-109页，周勇：《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价值》，《湖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报）》2004年第9期，第524-526页；王妍：《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法理学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第106-107页等。

[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537页，

[1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19]林树德：《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20]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21]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294页。

[22]王妍：《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法理学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第106-107页。

篇7

关键词：集体土地；农民集体；法人内部关系；法人外部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090―04

目前许多学者在主张农民集体法人具有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的同时，又认为对农民集体法人应当适用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的法人制度，因而最终脱离了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范畴。笔者认为，对集体所有权的认识不能仅仅从“集体”二字出发来“望文生义”地解释集体的范围及其含义，集体所有制是部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之一，集体所有权中的“集体”并不是人的简单集合体。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为什么应该采法人形式？农民集体法人与集体成员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部关系，其与其他法人之间的外部关系又如何？要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必须立足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性质进行探讨。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法人地位的确立1.农民集体非法人团体说与集体所有制存在根本冲突

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法律地位，目前理论界有两种基本观点即非法人团体说和法人说，其中非法人团体说又有集合共有说、合有说和新型总有说三种观点。集合共有强调数人平等、永不分割地对财产整体享有所有权①；合有是指数人平等、永不分割地对不动产整体享有所有权，若某合有人死亡，其权利便自然地添加于其他合有人。②集合共有与合有都有团体成员个人对团体财产整体享有所有权之意，都属于对所有权的量的分割。传统总有导源于日耳曼法，其将所有权之内容加以分割，属于典型的质的分割所有。③我国公有制下的集体所有是一种新型总有制度，依此，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的使用、收益行使他物权层次上的权利，作为总有主体的一分子对集体财产享有受益权，其对总有财产的应有份额并不作具体划分而永远属于潜在份额。④显然，这种新型总有已经由传统总有对所有权的质的分割演化为对所有权的量的分割。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与集合共有、合有、传统总有或者新型总有存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因而主张对之进行改造，主张将农民集体塑造为相应的非法人团体，这在根本上是违背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性质的。所有制是通过所有权实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作为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与个人所有权相对应的法律范畴，其主要特点是土地在集体成员内部的不可分性，违背这一点就不符合公有制的应有之意。

2.赋予农民集体法人地位体现了公有制的内在要求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应该具有法人主体地位，这主要源于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方面，第10条规定了集体所有土地的范围。由于公有意味着集体财产的不可分性，所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只能是单独的所有权，其权利主体必须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否则就无所谓公有。权利能力是由法律确认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是参加法律关系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法人如同自然人一样，需要具有权利能力来发挥社会作用，故应赋予其权利能力。⑤法人者乃非自然人而得为权利义务之主体者也⑥，从本质上讲，只有法人才能真正拥有自己单独的财产所有权，非法人团体没有这种资格。行为能力是法律认可的、 法律关系主体通过自己的行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能力， 其基础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后果具有识别能力，也就是具有法律所认可的意思能力。就农民集体的意思能力而言，农民集体无论是法人还是非法人团体，似乎都可以产生所谓的集体意思，但其间存在质的差别。农民集体如果是法人，其所生意思就表现为法人组织的整体意思；如果是非法人团体，其所生意思则表现为团体成员个人意思的集合。非法人团体是没有自己的独立意思的，如此就无法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也无法拥有自己独立的权利，其所涉及的财产所有权就只能属于实质上的团体成员个人所有权，而不是集体公有权。只有法人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独立的权利，并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行使权利、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践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法人地位的理论要求也是一致的。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政策框架下，农民集体对其财产的拥有是具有独立性的，司法实践中农民集体以集体财产对外独立承担责任，这些符合法人的基本制度。由于非法人团体不能真正拥有财产权，没有自己独立的意思，也没有自己独立的行为，所以其就不能承担独立的责任，而只能由团体成员个人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60条、《土地管理法》第10条和《土地承包法》第12条的有关规定，农民集体土地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但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又由农地所有权主体――农民集体的成员所构成，并且实践中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代表”农民集体行使了土地所有权等全部财产权利，也“代表”其承担了全部集体义务。权利为主观化的法律，法律为客观化的权利。⑦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基本法律原则，法律上的农民集体只能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不应该人为地将二者区分为不同的主体。我国《民法通则》第73条规定“国家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对此应理解为：国家财产的所有权主体在法律上讲并不是“全民”（从所有制关系上讲是的），国家代表全民成为国家（全民）财产的所有权主体。⑧简言之，全民所有即国家法人所有。同理，对于我国法律规定的农民集体土地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应理解为农民集体所有即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所有。

3.对确立农民集体法人地位存在疑问完全多余

有学者认为，确立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法人地位，容易发生法人试图摆脱创设它的自然人的制约的法人专横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而导致农民集体法人破产，还会导致农村社会动荡。⑨事实上，不仅法人有可能专横，非法人团体同样存在团体代表人专横的可能性，尽管由于欠缺法律上的独立人格，非法人团体自身在客观上难以专横。法人专横问题可以通过健全法人内部民主监督制度得到解决。以法人专横为由来否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法人地位，这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关于农民集体法人的任意处分权会导致农民集体法人破产或者导致集体土地大量流失的问题，客观地讲，法人制度本身是难以避免这种可能性发生的。集体土地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集体土地在集体成员之间的不可分性，这种不可分性是一种内部不可分性，而不是外部不可分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发展集体经济的需要，公有制本身并不否认集体土地可以对外流转，但对于由此产生的集体所有权制度的外部性问题，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法人制度是无法克服的，须通过国家干预得到解决。事实上，我国有关法律制度对此已作了规定，如《宪法》第10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以非法人团体改造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仅违背了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性质，而且由于非法人团体的成员在制度上对团体财产所有权享有应有份额（包括潜在的应有份额），使得团体的整体利益不仅容易受到来自团体代表人的侵蚀，也容易受到来自团体一般成员的侵蚀。目前非法人团体――第三主体法律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远未成熟。一些立法虽然承认非法人团体的主体资格如民事诉讼法上的当事人资格，但有学者认为，承认非法人团体之形式上的“主体”地位，不等于承认其独立人格，不等于承认其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⑩

二、农民集体与集体成员之间的法人内部关系

1.股份制是对集体土地所有制性质的根本否定

理论界关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研究还很薄弱，关于农民集体与集体成员的关系，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关系是目前的主要观点。有学者认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案是，将集体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股份化，使成员对集体享有真正的民法上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而集体真正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有学者主张将农民集体改造为集体土地股份合作社法人，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集体土地股份合作社制度，将农民享有的成员权的具体内容予以明晰和固定化。有学者认为，合作社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是一致的，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以合作社法人为基本发展模式，要明确农民的出资人（股东）地位。笔者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有制性质决定其法律实现形式，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集体土地在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的不可分性。由于股东可以凭借土地股份权分取红利，而土地股份权在本质上属于财产收益权，所以如果将农民集体改造为股份合作社或者股份公司法人，实质上就是对集体土地在集体成员之间作量的分割，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性质的要求，是对集体土地所有制性质的根本否定。而且，按照股份合作社或者股份公司制度的一般规定，股份具有极大的市场流动性，股份合作社或者股份公司法人可以基于股东合意而终止并产生相应的“分家析产”，这些都是与土地集体所有制不相容的。

也有学者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其产权创新体现在多方面，总的来说其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地区农村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据马克思关于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论述，凡是农民已经消失（像19世纪中期英国农民为雇佣工人所取代）的地方，应该实行土地国有或者全民所有；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量存在（像19世纪中期法国等西欧大陆国家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既不能实行土地国有，也不能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然后再逐步向国家所有制或者全民所有制过渡。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的基本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织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规模化农业生产；二是实现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稳定社会经济发展。从目前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两个基本功能与我国生产力的整体发展状况是基本适应的，但不符合一些沿海地区的情况。在我国一些沿海地区，原来的农民很少或者根本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大多已经成为现代产业工人而对土地的依赖微乎其微。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需要，根据马克思关于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理论，在我国沿海一些地方，完全可以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进行突破，实行土地国有化基础上的土地使用权股份合作社制度。但是毫无疑问，就全国整体而言，建立和完善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仍然是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

2.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集体成员对集体的基本权利

根据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性质，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土地不能享有任何意义上的份额权，但其显然应该拥有某种利益或权利。如前所述，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具有两项基本功能，其中组织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是农业生产社会化的要求，而对集体成员具有直接经济意义的是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对集体成员而言，从集体组织获得必要的社会保障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但这一权利只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一般表现形式，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有所不同。在对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之前，对有劳动能力的集体成员而言，社会保障权表现为有权参加集体劳动并依按劳分配原则获取经济利益；对无劳动能力的集体成员而言，社会保障权表现为有权依成员身份获取基本的生活需要。实行集体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集体成员无论有无劳动能力，都可以平等地获得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集体成员社会保障权的具体体现。

实践中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监督管理权和分取收益权。土地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生产资料，在土地集体所有制条件下，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无应有的份额权利，承包经营权是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的最高权利形式，监督管理权、分取收益权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基本成员权的派生权利。关于宅基地使用权，根据现行法律政策，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当然就应该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不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非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有关规定也可以有条件地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但其不能因此成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即从因果关系角度看，宅基地使用权具有显著的派生性，不具有对集体成员身份的决定作用。目前，在农村土地已经承包到位的情况下，对农民集体及其成员双方而言，最具经济意义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经营权所对应的土地面积远远多于宅基地的面积，宅基地使用权只能是承包经营权的派生权利。肯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成员权地位是实现我国农村社会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必然选择。

三、农民集体与其他法人之间的法人外部关系

法人形式众多，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处于什么样的法人主体地位，理论界对此有农村社区法人制、自治法人制和农业合作社法人制三种代表性观点。毋庸讳言，我国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具有较高的自治性，其成员构成在目前也具有严格的区域特定性。尽管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合作社经济有所区别，但由于我国集体所有制经济来源于合作社经济，所以其中不可避免地还带有许多合作社经济的痕迹。但是毫无疑问，认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有关类型化法人之间存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在某些方面存在共同的制度需要，因而把它归类为某类型化法人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具有与有关类型化法人的相似之处，但其拥有更多的个性。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是内含公有制经济的法人，不是现有某一类型化法人能够完全替代或概括的。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法律制度，在构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同时，必须始终注意正确理解并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性质。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存在公众所有制企业的提法，该观点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对公众所有制企业法人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法律角度予以理清。公众所有制企业法人主要是指公众持股的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企业法人。有学者认为，所有制最核心的内容是所有者能处分、转让自己的财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实现不了这一点，所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集体所有制只是徒有“集体”之名；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随着集体财产的股份化、证券化，我国有了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但人们已经不把它称作集体所有制，而称之为公众持股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公众所有制企业又被称为新公有制企业。从法学角度看，尽管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采法人财产所有权形式，但法人既可以为公有制经济服务，也可以为私有制经济服务，实践中甚至存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体共同投资设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的情形。法人财产所有权只是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其所代表的并不都是集体所有制。公众所有制企业的法人财产所有权虽然具有股东“集体”所有的外观，似乎是一种集体所有权，但从公有制的主要特点是集体财产在集体成员内部的不可分性来看，这种实为股份权的“集体”所有权在根本上是违背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性质的。公众所有制企业的提法不仅给人以其与前述农民集体股份制的观点遥相呼应的错觉，而且因为公众所有制企业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都是法人，所以会使人错误地认为对公众所有制企业公有制性质的否定，就是在淡化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所体现的公有制性质。因此，对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主体地位的改造，必须立足于正确认识集体所有权的公有制内涵，否则将使人误认为集体土地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所有了，农民集体就不存在了。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公众所有制企业都是法人，具有法人的一般特点，但由于各自所内含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二者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差异。从法人主体的设立过程来看，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公众所有制企业的区别主要有：第一，设立宗旨不同。设立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宗旨是通过法律制度为实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提供保障，在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组织化的基础上促进农业生产，为集体成员提供社会保障，稳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设立公众所有制企业法人的宗旨就是为了营利，是为了促进股东个人资产效益最大化。第二，设立条件不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设立不仅要满足设立公众所有制企业法人所需要的一般条件，而且由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范围是农业生产，所以其设立还必须有一定规模的成片农用地，并且该特定区域要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人口。第三，设立方式不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设立涉及农村社会的稳定，体现的主要是国家政策需要，而不完全是组织成员的意思自治，因此其设立采特许主义，必须经法律或者行政部门的特别许可；而公众所有制企业法人的设立一般采准则主义或准则主义与核准主义相结合。从法人主体的构成来看，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公众所有制企业的区别主要有：第一，成员构成不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是特定区域内的农民，数量上因自然人的生老病死等而具有不确定性。公众所有制企业的成员或股东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有关组织，甚至可以是国家；除上市公司外，公众所有制企业的股东数量相对稳定。第二，组织与成员的关系不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土地拥有所有权，集体成员的成员权表现为承包经营权、本质上属于社会保障权。公众所有制企业对企业财产拥有经营管理权和必要的处分权，企业股东对企业财产拥有的股权本质上属于资产收益权。第三，成员权的平等性不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成员权具有平等性，集体成员无论有无劳动能力，都可以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而平等地获得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公众所有制企业的成员或股东的权利不同，尽管每一股份权本身是平等的，但由于不同股东的股份数量不同，所以股东权一般是不同的。第四，经营方式不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者是集体成员，他们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之前集体劳动、共同经营，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之后以家庭为单位联产承包、分散经营。在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只有劳动收益，没有资产收益。公众所有制企业实行的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的制度，经营者可以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股东），而是大量的雇佣劳动者。基于以上区别，集体土地所有权应该采法人所有权制度，农民集体应具有独立的法人主体地位。

四、结语

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全民（国家）所有制是相并列的三大所有制形式，与所有制形式相对应，所有权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国家所有权主体和个人所有权主体都具有独立法律人格，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农民集体显然也应该具有独立法律主体资格。集体所有制在性质上属于公有制的低级形态，这一所有制形式在我国农村得到了实践。实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即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所有权制度是对我国民法所有权制度内容的丰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体现。有观点认为农民集体相当于“实在综合人”，土地集体所有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总有，无须加以改造。但是，针对现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残缺不全的现状，“实在综合人”应为“法人”所取代，应根据基本法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规定，抓紧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实现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所涉社会关系的具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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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原则与方式；信托

作者简介　廖荣兴(1968－)，男，江西公安专科学校讲师，法学硕士。(江西南昌 330103)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成为“三农”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将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法律原则和方式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内涵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根据法律规定和承包合同约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取得的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不改变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权属性质和主体种类与农业用途的基础上将该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或部分权能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让渡给他人的行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一)流转主体具有特定性。流转主体的特定性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流转主体的特定性；二是受让主体的特定性。《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即流转的主体只能是承包方，包括发包人在内的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主体。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主体也应具有特定性，即受让主体须是具有农业经营能力的人，一般为农户。笔者认为，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户间进行转让，目的是尊重农村社区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与社会结构，避免土地价值潜力凸现之后引致农民之间利益纠纷的发生。

(二)流转的客体具有特定性、法定性。笔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客体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客体应分两种情况界定：一是互换、转让等形式，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流转的客体，它是整体发生了流转；二是除互换和转让外的其他形式，占有权能及附着于其上的部分收益权能和处分权能不发生流转，土地使用权是流转的客体，或准确地说，使用权能及附着于其上的部分收益权能和处分权能是流转的客体。对流转客体作出这样的划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三)流转的内容具有法定性。流转的内容也就是流转关系各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支配权、对世权，其是否流转、流转的对象、流转的金额以及采取何种方式流转等问题都由承包方自主决定，享有自。在流转过程中，受让人所得到的只是用益物权，并且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

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农地使用权流转活动中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准则，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流转的法律原则贯穿于整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对整个流转过程具有指导意义。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其二，其本身具有规范作用，任何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政府在进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活动中，都必须以流转的法律原则为根本依据，一旦违反要承担法律责任。

(一)必须坚持农户自愿有偿流转的原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双方当事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流转必须由承包方完全自愿提出；流转双方依法自主协商流转形式、流转内容、流转期限、流转条件等；签订的流转合同必须真实反映流转双方的意愿。由乡村集体组织的流转，必须有农户书面委托书，不得采用行政手段强迫或阻碍农民参加流转。

(二)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土地农业用途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对象是承包方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是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得改变承包地属于集体的所有权权属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以不改变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为前提；在稳定乡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农户家庭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实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流转的土地不能转为非农业用途。

(三)必须坚持登记的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物权，要做到流转的安全性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公示手段。确定登记原则的理由是：其一。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效力。通过登记依法流转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公信力，便于明确权利归属，使第三人知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存在及权利状态，防止因所有权强大的排他性而遭受不测之损害，也使第三人能自动履行不侵权之义务。其二，维护交易安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属于转移物权合同，不经登记不生效力。坚持登记原则，不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性质的需要，而且维护当事人权利的必然要求。

三、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

(一)完善我国现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根据我国《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有转包、出租、转让、互换、人股和抵押六种方式，外加一种模糊的规定，即“其他方式”。笔者认为有些方式必须加以完善。

1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第一，《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明确严格禁止土地的二次转包，为防止因多次转包而弱化权利人对土地的支配力，立法上应明确严格禁止土地的二次转包。第二，以转包的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基于转包的现实意义，应当还原其在现实中的功能，并在物权法中规定转包时肯定受让人的物权权利。并要求进行登记，对未登记的则认为是出租。严格禁止土地的二次转包，是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秩序，防止农村土地投机的重要措施。

2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租。《农村土地承包法》应对出租的内容作进一步规定：第一，承租人不得再转租农地，为防止土地承包经营权多次出租而影响对土地的利用，避免多次转租而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出租土地的支配力，法律应禁止转租；第二，租赁期内，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转让该权利的，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出租赁合同对买受人继续有效。

3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第一、为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财产权利和生产经营自，应当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转让。担心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会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并使农民失去基本的生产保障是没有必要的。一方面，可以通过立法限制土地兼并，如限制最高的土地拥有量以及农民对土地的最低拥有量等来防止出现较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现象；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不是土地所有权本身的转让，不会因此导致土地所有权的兼并，土地所有权仍然在集体手中，即便在使用权转让之后，集体也可以对承包经营权的受让人依据法律和合同的规定享有一定的权利。

并可以对受让的承包经营权形成一定的制约。

第二、取消转让农地使用权必须要发包人同意的条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人将承包合同转让给第三者须经发包人同意，这符合双务合同中债权债务概括转让或部分转让的特征，而不是物权转让的特征。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农户当然享有自主流转其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无须发包方的同意。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之后，居于法律和承包合同被赋予发包方身份的组织只享有承包合同的权利。而不能干涉他物权享有人的处分行为，除非合同这一设立行为不得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4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入股。《土地承包法》第42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此条规定用词不太科学。按法理与实践分析，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证在公司破产时，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至于流失，这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是指承包方(即入股者)在保留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从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依法分离出来的部分权能(农地的使用权)转移给股份合作社的行为。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保留下来的流转形式，股份合作社并不能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取得农村承包地的使用权。

5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可以作为抵押标的。诚然，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全部作为抵押标的。因为，无论何种抵押贷款都存在着债务人不能还本付息的可能。如果允许从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全部抵押。当土地承包经营人遭遇自然灾害或市场风险，不能按时履行债务时，则会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移转。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危及到土地承包经营人的生存。

(二)创新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一构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制度。根据我国《信托法》对信托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是指农村土地承包方(以下简称承包方)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承包方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承包方的利益进行管理或处分的行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必须在坚持集体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的前提下进行。

1　我国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我国农村土地资本市场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已经获得了政策上以及法律上的认可和支持，但是并没有达到我们确立政策以及制定法律的初衷和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将信托制度引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不仅符合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现实需要，而且对于农村土地资本市场建立和完善具有推动作用，还可以避免在传统的诸如转包、互换、转让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发包方的肆意介入，以及因此而损害承包方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制度的确立和推行，对于推动土地流转，遏制土地抛荒，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保障农民权益以及提高土地投资效益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成为信托财产。浙江绍兴、河南安阳等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引入了信托制度，将信托制度在管理财产方面的天然优势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发展结合起来。笔者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信托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合理的，并且必将成为我国农村土地资本市场中流转中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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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关系型融资；正式金融；非正式金融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4－0041－05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06年底，以金融机构多元化和农村金融市场对内开放为核心的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正式启动。截至2007年6月末，全国6个首批试点省(区)共有18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从目前可获得资料来看，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对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但由于可供考察的期限较短，我们尚无法判断这种影响在今后能够持续的强度和广度。事实上，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新机构如何才能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生存并发展下去。我们在2007年7月对安徽某地区县域金融状况的调查中发现，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机构的发展前景并不被看好，被调查的178家县域金融机构中只有32家对其表示了谨慎乐观。这次调查还发现，县域金融机构对当前农村金融关注最多的三个问题依次为：基层银行缺乏信贷自、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力度弱化、政府部门的政策配套措施不到位以及农民的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对农村资金外流、民间金融兴起以及农村金融风险等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这不由得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现有农村金融问题能否通过扩大基层银行的信贷自得到解决，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应该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由此，我们引入了关系型融资。上世纪80年代，Fama(1985)和James(1987)等人对银行贷款特点和价值的研究引起了众多学者对关系型融资问题的关注。如今，关系型融资已成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出资人在与借款人长期交往过程中可以了解到许多内部信息，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构成了出资人的比较优势，也增加了借款人的价值，因此，发展关系型融资的意义十分显著。迄今为止，人们对关系型融资的研究大多围绕着中小企业而展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农村领域的融资活动与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将关系型融资引入农村金融领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关系型融资的理论考察

(一)内涵界定

关于关系型融资，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如，青木昌彦和瑟达尔・丁克(1997)认为，“关系型融资是这样一种融资形式，出资者在一系列事先未明确的情况下，为了将来不断获得租金而增加融资。”Peterson和Raian(1994)从企业出发，把关系型融资定义为能使企业获得更低融资成本和更多资金的紧密的融资关系，此关系以存在信息生产的规模经济且信息是耐用和不能轻易转移为前提。而Boot(2000)则从金融中介出发，将关系型融资定义为金融中介提供的金融服务，是为了获取特定客户的专有信息，并通过长期客户关系或范围经济获得收益。

尽管在概念上仍然存在分歧，但对关系型融资内涵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共识：(1)关系型融资并不仅限于银行贷款领域。这有两层含义：其一-，除商业银行以外，其他金融中介也会从事关系型融资，如投资银行、财务公司等；其二，就商业银行而言，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相互间的资金借贷上，还体现在其他相关金融服务中，如银行为客户提供支付、等金融服务；其三，除业务以外，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还会延伸到其他领域，如互相持有股权、互派董事等。(2)交往持续时间的长短是衡量融资关系深厚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维持关系通常意味着融资双方为了获得将来的利益而愿意作出暂时的牺牲，如一家银行可以通过提供低于成本的期初利率来吸引借款人，而希望能在以后对其收取较高的利率来补偿先前的损失。相反，一家企业可能开始情愿接受较高利率的贷款，期望能够与银行建立一种长期关系为将来换取较低的利率。(3)专有信息的生产与使用贯穿于关系型融资的全过程。这里所说的专有信息是指可利用的公开信息以外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处于保密状态，可通过与借款人的多重交互进行收集。获取专有信息是融资双方建立长期关系的直接动因，而专有信息的质量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系型融资效应的发挥。

(二)效应分析

对于关系型融资效应的分析一直是关系型融资理论的核心。现有的研究表明，发展关系型融资能显著解决信贷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归因于前面提到的专有信息的生产和使用。青木昌彦和瑟达尔・丁克(1997)认为，正是出资人的信息优势使其拥有获取租金的机会，这些租金不仅包括信息租金，还包括出资人通过成本分担、声誉、特殊关系、金融约束和政策设定的相机治理等获得的其他租金。何韧(2005)指出，除了上述租金外，关系型融资还能给银行带来其他效应，如提升合约的灵活性、拓展业务范围和提高市场份额。同样，关系型融资也能给借款人创造价值，如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

除了关注关系型融资的积极效应，一些学者对其可能引发的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对出资人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存在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当借款人陷入财务困境时，为了能收回前期的贷款，出资人可能会被迫答应借款人的再融资要求。Boot(2000)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对银行贷款设定最高等级的优先偿还权，以便于银行在借款人陷入财务危机时对其进行干预。而关系型融资给借款人带来的最大问题是锁定效应(hold－up)，即“敲竹杠”。通过建立和维持长期关系，出资人在借款人专有信息方面取得了垄断地位，借款人很容易被锁定在原有关系上，这可能使其在事后面临一个更高的贷款利率要求(Padilla和Pagano，1997)，即出资人的“敲竹杠”行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保持多个融资关系，通过出资人之间的竞争来降低单一出资人的信息垄断。当然这样做也是有成本的，不仅会加大借款人的交易费用(何韧，2005)，还会恶化信用的可利用性(Ongena和Smith，2000)。

(三)组织基础

尽管不同形式的金融中介都可能存在关系型融资，但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更适合关系型融资的建立和维持?Stein(2002)证明不容易传递的软信息更需要分权化的组织形式，而获取软信息正是关系型融资的基本动因，由此得出结论，分权化的组织形式更适合关系型融资。张捷(2002)构建的银行组织结构

差异与贷款决策权的最优配置模型对关系型融资的组织基础也作出了很好的解释。在科层组织中，关系型融资的决策成本包括调查借款人信用状况所需的信息成本和监督决策人产生的成本。信息成本随着调查人与借款人距离(即授权分散度)的拉近而下降，而成本则相反，随着授权的分散而上升。这样，银行的组织结构问题就成为如何在获得既定信息条件下使信息成本和成本的总和降到最低。从理论上讲，组织层级较多的大银行可以依靠众多的、贴近借款人的分支机构收集信息，因此大银行和小银行面临着相同的信息成本线。但由于层级较多，复杂，大银行则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这使得大银行难以将决策权配置到与小银行相同的低层级上去，因而可以证明，小银行比大银行更适合关系型融资。

(四)外部环境

影响关系型融资的外部因素有很多，如中小企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金融政策、银行业竞争状况、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等等。青木昌彦等(1997)通过对日本主办银行制度的分析得出结论，政府实施金融约束政策更有利于关系型融资的发展。通过对利率水平和机构准入的控制，约束性的金融政策可以为银行创造“特许权价值”(franchise value)，这使得银行会更加注意与企业保持长期关系，减少敲竹杠行为。反过来，金融管制的放松则可能会弱化关系型融资。实际上，金融政策对关系型融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关系型融资大多依赖于只可意会的软信息，很难向第三方明示，如果监管当局对银行信贷业务干预程度较深、监管标准要求较高，很可能会阻碍关系型融资的发展。

同样，银行业的竞争态势对关系型融资的影响也是双向和复杂的。当银行间竞争加剧时，一方面，银行从关系型融资中获得的利润下降，可能会导致银行减少对关系的专用性投资(Petersen和Rajan，1995)；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加剧更加显现了关系型融资的价值，这反而可能促使银行进行更多的关系型融资(Boot和Thakor，2000)。当然，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正说明了适度竞争对于关系型融资的重要性。然而，如何判定竞争是否适度?现有的文献对此还缺乏进一步的解释。

三、农村金融运行特征的简要分析

(一)信息不对称的相对性

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突出的行业，而农村经济运行的特点使得农村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现象更为严重。相对于城市，农村社会的经济主体数量多、规模小、地域分散且运作不规范，这使得银行既难以在贷前通过周密调查以甄别借款人的风险程度，也难以在贷后通过严格监督以保障贷款的安全，再加上农村物品可抵押条件的天然不足，在这种状况下，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减少供给。因此，供不应求是农村金融市场的典型状态。

近年来的研究也关注到，尽管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民的信誉并不比其他社会群体差，无论是尤努斯创办格莱珉银行的成功经验，还是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大量存在的民间借贷，都证实了这一点。蒋永穆等(2006)运用农户借贷过程中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即农户借贷一般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靠亲情、道德、网络、文化和村庄信任来维系，对此进行了解释。除了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特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及生产特点，农村社会的封闭性特征较为明显，各种各样的社群，如家庭、氏族、邻里、村落构成了农民的“社会圈子”。在这些熟悉的社会圈子中，大家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互动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每个人的私人信息都成了具有高度共享性和流通性的共同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圈子内的私人信息都是对称的。最核心的圈子当然是家庭，从家庭到氏族或邻里、到村落、再到乡镇……，随着圈子的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信息在收集和传递过程中发生漏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信息不对称现象也就随之产生。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方面表现为常规金融运作中所需的“硬信息”极度匮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大量的、被封闭在一个个相对狭小圈子内的“软信息”因缺乏传递而被浪费。

(二)金融结构的二元性

农村信贷的提供者有两类，一类是正式的金融机构，主要有政府银行、商业银行等；另一类是非正式放贷人，可能是土地主、商人、店主等，也可能是农民自己。如前所述，由于农村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可抵押品缺乏等问题，正式金融安排难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在正式金融的体系内，不同机构对待农村金融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出于规模效应的考虑，大型金融机构往往只把农村金融市场作为其吸收存款、筹措资金的场地，很少涉足农村贷款。

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如周立，2005)，非正式金融安排在解决农村信息不对称、可抵押品缺乏等问题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因此，非正式金融安排在农村的生存发展，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现实也证明，即使在那些政府努力向农村扩大信贷的国家，非正式信贷市场仍然十分繁荣。比如，1951年后印度政府努力通过官方渠道扩展了农村信贷，但村庄放贷者并没有因此消失，仍然占据了24.3％的债务。泰国也是如此，政府在1966专门成立了农业银行和农业合作社，中央银行甚至以发放备忘录的形式要求每家商业银行至少将其贷款总量的5％贷向农业部门，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非正式放贷仍占据了半壁江山。当然，非正式金融安排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不能提供长期贷款，且存在金额较小、利率较高、可获得性不强的弱点。

现有的文献论证了农村金融二元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对两类金融安排的地位认识上还存在分歧。如周立(2005)认为，在农村的放贷应以非正式部门为主。世界银行(1989)提出，应使非正式放贷有条件纳入正式金融机构之内，具体措施包括促进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之间的联系；在法律环境改善条件下，规范非正式金融业务，使其与正式金融机构相互协调，互相弥补业务与能力的缺陷，从而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等。我们认为，由于非正式金融的发展还存在着法律、监管及自身能力等多方面的障碍，很难在短期内成为农村放贷的主体，因此，世界银行的观点更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

(三)跨期平滑的困难性

为经济主体提供跨期平滑是金融体系的重要功能之一。由于农村金融市场欠发达，可以利用的金融工具品种较少，因此农村经济主体的跨期平滑更多是通过存贷款来完成。传统的农业融资理论认为，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资金不足问题。然而现实却表明，穷人同样有储蓄能力。以享誉盛名的格莱珉银行为例，其所有贷款均由自身资源支持，来自贷款者与非贷款者的储蓄已达其待偿贷款的97％。同样，我国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农村资金外流也表明，农民的储蓄意愿与储蓄能

力一直较强。

然而，由于农业具有生产周期长、季节性强、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等特点，农民的收入常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这要求农民不仅要能够实现季节性收入和连续性支出之间的跨期平滑，更为关键的，还要求其在面临婚丧嫁娶、生病上学等突发性的大额而刚性的需求时，能够获得必要的融资。一直以来，中国农民的借贷需求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非生产性借贷仍然是最主要的金融需求。在这种状况下，没有融资渠道，不仅意味着农民的再生产链条可能中断，甚至连基本生活都会因缺平滑手段而成为问题。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农民的跨期平滑要求还反映在对融资成本跨期分担的需求上。由于农村金融面临的风险大、交易费用高，放贷人一般都会要求较高的利率水平。对于一位普通的农民而言，即便不考虑农业投资的长期性、高风险和低盈利性，面对高昂的融资成本，融资活动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融资渠道的解决充其量只能够缓解暂时的资金矛盾，很难为其再生产提供持续帮助。据温铁军(1999)的调查，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其中高利贷发生频率是85％，从用途来看，高达89％的借贷用于生活、应急及其他非农业生产支出，仅有11％的借贷用于农业生产。这表明，民间借贷对农业再生产的意义并不显著。跨期成本分担的提供显然难以依靠非正式放贷人，其原因不仅在于非正式放贷人具有天然的逐利性，还在于，与正规金融安排相比，非正式放贷往往以自然人形式存在，而自然人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制度安排的短期性。

四、构建基于关系型融资的农村金融运行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构建了一个基于关系型融资的农村金融运行机制(见下图，箭头表示资金的流向)，基本逻辑如下：

1.发展关系型融资显然有助于解决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可抵押品不足、跨期平滑手段缺乏等问题，进而提高农村信贷的可利用性，增加农村社会总福利。

2.建立和维持关系型融资的核心是对专有信息的占有和使用。要求金融机构与所有农户直接建立一对一的关系，这显然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现实的。通过市场细分，金融机构可与少数的优质农户直接建立较密切的融资关系，而无法进一步覆盖大量的普通农户。

3.鉴于农村地区信息结构的圈层性特点和非正式金融在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具有的优势，可考虑在金融机构与普通农户之间设置一个中间环节――非正式放贷人。具体的设计是：首先把分散的农户按其所处的信息圈进行分类，在每一个信息圈内确定一名或多名的非正式放贷人，这些放贷人可以是该圈中原来就存在的非正式放贷人，也可以是某个核心人物。进而，让这些非正式放贷人充当金融机构与普通农户之间的贷款桥梁，他们首先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然后再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将贷款转贷给普通农户。需要明确的是，非正式放贷人不应该有吸收存款的功能。这样，就构建了一个农村资金的体内循环，即：农户――金融机构――非正式放贷人――农户。

4.基于成本和信息成本总和最小化原则，农村地区宜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适当增加中小型金融机构数量，引入竞争机制，有助于规避关系型融资中容易出现的“敲竹杠”问题。这一安排同样适用于非正式放贷人。鼓励中小型金融机构与大型金融机构之间建立相对密切联系，如相互持股、人员互派、业务等，打通将外部资金引入农村的渠道。

5.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保护和促进关系型融资的发展，具体包括：明确非正式放贷人的合法地位；通过市场准入政策的实施，形成和保持农村金融市场的合理竞争格局；采取适当的利率管制，为农村金融机构创造出“特许权价值”，引导其行为的长期化。

五、结束语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受成本和信息成本总和最小化的条件限制，大型商业银行显然不会轻易下放信贷决策权，也就是说，现有的农村金融问题无法通过扩大基层商业银行的信贷自得到解决，为此，必须引入中小型金融机构。快速转变业务经营方式，积极发展关系型融资，则是这些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应有的生存之道。正规金融机构发展关系型融资的对象不仅可以是贷款的直接使用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资金中介者(非正式放贷人)。在适当的机制下，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之间完全可以发展成优势互补、共生共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