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考试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司法改革考试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司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改革“破冰”意义深远。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上海方案”）。

法官如何选用？

85%人力布局一线，选任和薪酬体系有别于公务员

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探索，被视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亦被视为司法“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上海方案”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破题，通过划分人员类别，核定法官、检察官员额；实行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上海计划用3～5年时间，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建立以法官、检察官为核心的人员分类管理体系。

“这是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的亮点，也是最难点。”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说。

“上海方案”推行分类管理改革，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分成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大类，突出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的主体地位，用专业化、职业化稳定和提升法官、检察官队伍。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在司法队伍中所占比例分别为33%、52%、15%，85%司法人力资源将直接投入办案工作。

“长期以来，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司法一线。”姜平说，“改革后，无论是法官、检察官助理，还是初级法官、检察官，都有单独职务序列和晋升通道。科学的人员分类，让法官、检察官职业前景可期，更安心于一线工作。”

与之相应的是，法官、检察官的选拔、考核、薪酬制度改革。根据“上海方案”，将在市级层面组建由各部门和专家组成的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负责法官、检察官的选任、监督。

改革后，法官、检察官主要从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中择优选任。也可通过考试，从优秀律师和法律学者等专业法律人才中公开选拔或调任。法官、检察官将建立一套有别于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凡是享受法官、检察官待遇的，均要求在司法一线办案。

“上海方案”还明确，法官、检察官可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符合条件的基层女法官、女检察官可延迟5年至60周岁领取养老金；符合条件的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可延迟3年至63周岁领取养老金。上海已在去年试验该项改革。

独立审判空间多大？

完善司法责任制，权力清单力推司法“去行政化”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这一轮司法改革的焦点。“上海方案”从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入手，科学划分内部办案权限，凸显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在办案中的主体地位，“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上海方案”明确，主审法官是指独任审判和主持合议庭的法官。在独任审判案件中，主审法官依法对案件审理全程、全权负责；在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承担除应当由合议庭其他成员共同担责部分之外的所有责任。

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组织的负责人，在检察长依法授权内对做出的案件处理决定承担办案责任。而且，法检机关的各级领导，都应当担任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亲自参加办案。

与此同时，上海将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今后，审判委员会将减少对个案指导，增强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问题、实施类案指导等方面的职能。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方案”提出探索建立法院、检察院办案人员权力清单制度。明确应当由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行使的司法权力，以及各项权力行使的相应责任；建立执法档案，确保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严格执行错案责任追究。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司法权力清单，是“上海方案”的一个亮点，也是上海探索司法改革“去行政化”的关键点。这两项制度旨在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既保障依法独立办案空间，又加强对司法权力的制约监督。

“去地方化”探索亦在制度层面有所突破。通过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这一制度安排，以及各区县法院、检察院作为市级预算单位，纳入市级财政统一管理的制度设计，上海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据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介绍，上海高院已研究制定相关实施方案及16项配套制度。确定上海市二中院、徐汇、闵行、宝山4家法院进行先行试点，先行试点工作至年底结束。“我们将围绕中央确定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3个方面的重点、18项改革任务，努力推进审判体制、审判能力的现代化。”

改革难点在哪？

从零打碎敲创新到系统推进，冲破利益羁绊

由司法人员分类、实行员额制打头阵的司法改革试点，面临多重挑战。

“和以往的审判机制创新、审理过程公开、审判文书上网等单方面的改革创新不同，这一次是根本的制度变革。”姜平说，“改革难度大、领域广、社会期望值高，这要求我们要做到整体设计、系统推进。”

基于制度性建设的司法改革既要有增量的创新，又要有深层变革，需要突破的难点不少。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重新确定法官、检察官员额，意味着将有一部分不适应办案要求的法官、检察官要分流、退出；建立起适应司法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法官、检察官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意味着司法薪酬体系的全面变革；凡享受法官、检察官待遇的，应当在司法一线办案，打破原有“官本位”的行政管理模式。

“要全面准确实施好改革方案，还应从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具有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高度去全面把握，着眼于遵循司法规律、严格公正执法，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树立司法公信力进行制度设计。”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说。

篇2

位于北京西站西侧的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在不到三个月之前还隶属于铁道部，现在，它已和北京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一并纳入到了国家统一的司法体系之中。

早在2009年7月，中央编制办公室就《关于铁路公检法管理体制改革和核定政法机关编制的通知》，其中明确“两院与企业分离，一次性整体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一次性移交给驻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实行属地管理”的转制思路。但是当时并未明确“分离”和“纳入”的时间表。

根据今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下发的通知要求，今年6月底前，全国各地都要完成铁路运输“两院”改革，并完成“两院”向地方人、财、权的逐步移交。

“自己人审自己人”积弊已久

“铁路司法系统存在的问题已久，确实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一位律师在与记者交流时感叹道。他同时向记者出示了一份近些年“铁路纠纷”的案例。

2005年，一对祖孙在沈阳双双被呼啸而过的火车夺去生命，而沈阳铁路局下属的铁路运输法院最终判决一次性补助死者家属人民币共计600元，即每人300元。

2005年8月8日，旅客黄金荣发现自己购买的火车票中包含金额为基本票价2%的意外伤害强制保险费，但车票上却没有任何告知信息。于是他成了第一个以火车票价包含强制保险费用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将铁路部门告上法庭的人。同年12月12日，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则以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财政经济委员会1951年4月24日颁布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为依据，驳回其诉讼请求。

2008年5月4日，北京律师王宇在检票时与车站工作人员发生冲突。王宇投诉“民警执法不公”，却反被铁路公安拘捕、铁路检察院、铁路法院审判，至今身陷囹圄。

2008年9月，乘客曹大和被列车长和列车员用胶布捆绑致死。最终，铁路法院判列车长黄建成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

铁路司法系统为什么可以“自己人审自己人”？且裁判结果总是偏袒于铁路部门？

“姓‘铁’吃‘铁碗’饭就得为铁路说话办事。”这位律师似乎一语中的。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就指出，铁路司法机关现行体制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司法公正难以保障、案件管辖易起争端、法律使用不统一、人事任免与权力机关脱离等。曾经与铁路系统司法机构打过多次交道的郝劲松说，铁路系统拥有自己的司法权直接导致司法的公正性受损，维权太过艰难。

铁路司法改革多次停滞

铁路司法系统的设立有其历史原因。建国初期，考虑到铁路是国家大动脉、铁路运输跨区域、社会治安形势复杂等因素，铁道部代表国家对本系统实行全面治理，于是参照前苏联模式建立铁路司法系统。

后来的几十年间，由于各种利益的博弈，铁路司法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在上个世纪几乎是停滞不前。

随着我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企业也纷纷与行政脱离，特别是1999年依法治国原则写入宪法之后，像铁路法院这种由部门或企业承办的专门法院，越来越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协调、不适应。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铁路司法改革在新世纪初又遭遇了一次停滞。

如今，铁道部下属的各大铁路集团已属企业性质。把这些企业性质的司法机关从铁道部系统中剥离出来，事关公平与正义，其法理意义更加明显。

2010年6月全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长工作会议首次透露剥离方案：铁路法院将从铁路企业中剥离出来，作为专门法院予以整体保留，并一次性纳入国家司法体制，移交所在地省级党委、省高级法院管理，其人财物等各方面与铁路企业完全脱钩；在编人员符合法官法、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的，均可通过考试、考核成为公务员而不再是铁路企业职员。

据了解，一些铁路司法人员曾因个人待遇由此降低，并不支持改制。由“私”转“公”之后的铁路司法改革道路并不顺畅。

铁路司法机关剥离铁路部门，移交地方，只是铁路司法改革的开端，签署一纸移交协议，并无法立刻革除铁路司法系统内部多年的积弊。其工作的衔接、人员的身份转化、经费的持续保障、部门间的协调以及复杂利益的调整等等，都是需要一段平稳过渡才能完成的。

经费来源决定其司法立场

铁路司法系统中的工作人员虽行使的是国家公务员的职责，但却无需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其法律专业素质难免受到质疑。

从人员身份上看，铁路系统内的检察官和法官，其组织人事身份并不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其工作职责虽然也是行使国家的检察权、审判权，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审判刑事、民事等各类诉讼案件，但却无需经过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也不经地方人大的任命。他们的实际身份，依然是企业工作人员。

实践中的做法是，铁路检法工作人员一般由铁路行政部门直接任免，铁路地方法院院长、铁路地方检察长的任免则由地方路局、省检法系统提请地方人大常委会批准。由于人事任免制度的不统一性，致使铁路检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这也直接影响了案件办理的整体水平，导致了消极的社会反响。

在此之前，铁路两院的经费、人事均由铁路局负责；而移交后，铁路两院的工作人员及财政划归地方法院、检察院和组织部管理，经费列入地方财政，法官、检察官的任命也由从前的铁路局党委变成了地方人大常委会。

改制后的铁路法院判案能否变得更加公正、公平？对于有关铁道部门的案件会不会因庇护成性而再现“人情案”？一旦再出现铁路司法不严、不公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都是铁路司法机关将要面临的问题。

原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厅厅长陈振东就曾对此进行过调研，他建议按照一定的比例预算从铁路部门的盈利收入中扣除一部分，作为独立出的铁路公检法的专有经费，这样，人事、财政彻底从铁路独立出后，铁路公检法才能更好地实现体外监督。

改革之路任重道远

铁路司法原有弊病难除，未来发展亦考验重重，为不断完善铁路司法改革，仍需不断探索。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目前，陕西省和安徽省的铁路法院、检察院，山西省的铁路检察院、北京市的铁路检察院、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武汉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及其下属基层院已经分别签订了整体移交协议。辽宁、甘肃等地已就移交工作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其余各省(区、市)的移交工作正在积极协商推进中。

从今年年初山西的移交经验来看，根据山西省省委的统一安排，太原铁路检法两院干部的过渡方式有两种：具有检察员、审判员等法律身份的，通过审查档案，看三年来的表现，采取一次性考核过渡；不具有法律身份的，要通过考试。所有考核、考试完成，下一步将填写公务员登记表，转为公务员身份。不属于干部身份的工勤人员，按照移交协议的规定，也要一并移交，纳入事业编制。

此次冰封多年的铁路司法改革虽然有所突破，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认为：“地方法院、检察院案件管辖是属地管辖，铁路发生的案件‘满地跑’，全交给地方办，成本太高，而且没有人来协调。如果全部撤销，铁路法治建设将大倒退。”

篇3

法官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是司法改革的中心内容，改革必须具有明确目标，不能一边改革一边还是大量的法官流失。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的建设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此次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即必须明确司法权的属性——判断权和裁量权，是中央事权，判断权就必须赋予法官高度的独立性、中立性和专业性，这是建立法官选任、训练、惩戒等制度的基础，强调的是去行政化；中央事权，即强调司法权的国家属性，应当具有终局性、确定性、强制性及稳定性（尤其是全国范围内的同案同判），强调的是去地方化。

目前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到的法律有《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以下简称两官法）、相关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另外还有一些纲领性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的“四五纲要”等，所以司法体制改革措施的推出必须考虑到与上述相关法律的衔接，不能顾此失彼。

二、推进法官检察官专业化、职业化，不宜提“法官检察官精英化”

所谓“提法”其实就是对于法官检察官的定位，“提法”既体现了改革的目标，也体现了法官检察官的定位。纵向来看，自本世纪初《检察官法》、《法官法》的修改实施开始，法官、检察官的准入已有了法定标准，即通过司法考试加公务员考试，应该说如此条件在我国当然属于高门槛准入，但为何此次司法改革又提？大体原因是对于司法人员的主体地位保障不够，如现实中出现“刚毕业能进入两院工作是幸事，而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离职”的现象；全国统一司法考试从理论上为法律职业圈的人员流动提供了平台，但事实上只有司法人员向律师职业的单向流动，也说明此职业的吸引力欠缺，吸引力欠缺就不容易形成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另外，还有人质疑，两官法是否只是个法官兵、检察官兵法？即对于初入职的初级人员有司法考试通过的要求，而对于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任职却未必全都有司法考试通过的资格要求？

此次上海审议通过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上海检察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了员额制及人员分类配备，具备操作性。应当明确的是，法官（检察官）、审判（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员额上遵照33%、52%、15%配比，由于33%的限制，原来按两官法及两院内部通过定级的法官、检察官会进入辅助人员队伍，这是个艰难的过程，但必须严格执行，尤其是在两院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如不符合两官法的任职要求的，应当分流到辅助人员或是行政人员。另外，司法辅助人员必须是具备如司法考试通过的条件，这是职业化、专业化的必然要求，如果辅助人员不是专业化、职业化，那么他们就无法保障法官、检察官的办案工作。但辅助人员的流动性大一些。

不宜提“精英化”，一是如果切实落实法官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那么自然就达到“精英化”了，这不需要通过口号来实现。二是我国的司法权是人民的司法权，尽管在新加坡等国对于法官有“孤独的贵族”的比喻，但“精英化”的提法容易引起反感，增加改革的障碍。实属没有必要。

三、关于错案追究制

司法体制改革对于司法人员主体地位的保障，也体现在司法权的运行过程中，诚然，司法人员应当对所承办的案件终身负责，但责任的边界在哪里？判断权源于对事实和法律的综合判断，但判断权与自由裁量权同时存在，因运用自由裁量权导致的差异是否是错案？这些也应当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明确。

篇4

 

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当前，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作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组织保障制度，已经在全国多个地区进行试点。将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并为不同类型人员建立相应地员额比例、职务晋升、工资待遇的管理模式。在这三类人员中，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对检察官以及司法辅助人员给予较多的关注，而在当前的检察管理体制中，检察机关综合行政部门既有行政工作也有业务工作，一些行政人员本身是从业务岗位过来，司法行政人员的管理改革对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来说同样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本文结合改革框架方案及试点地区改革实践，以J市A检察院的内设机构、人员等数据为样本，对在检察人员分类改革中司法行政人员管理改革面临的难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以期对基层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人员管理和改革路径提出建议。

 

一、实证分析：司法行政人员管理现状及特点

 

在当前的管理体制中，我国现行的检察人员管理制度是以行政职级区分主体的分类模式，长久以来，在晋升、考评等方面，检察官和检察机关其他工作人员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在业务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之间调整岗位也没有严格的限制，业务部门的检察官可以到非业务部门工作，非业务部门的人员只要具有检察官资格，也可以申请到业务部门从事检察业务工作。因此，检察机关内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司法行政人员。

 

根据司改方案以及试点地区的制度设计，检察机关的司法行政人员是指在检察院从事政工党务、纪检监察、行政事务、后勤管理等司法行政管理事务的工作人员，包括了在办公室、政治处以及机关党务、纪检监察、行装部门工作人员。以J市A区检察院为例，目前基层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人员存在如下特点：

 

(一)司法行政人员占比大，合同制聘用人员多

 

检察院内部人员流动相对开放，司法办案人员与司法行政人员可以相互调动。截止2015年6月30日，A区检察院实际共有工作人员74人，其中政法编制人员65人，合同制聘用人员9人。四个司法行政部门实际工作人员为23人，占到总人数的31%，其中政法编制人员为16人，占到政法编制人员的24.6%。7名合同制聘用人员占到司法行政部门人员的35%。如下图所示：

 

(二)具有检察员资格人员占比大，混岗人员多

 

全院具有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资格的有34人，占到全部政法编制人员的52.3%，而在司法行政部门中具有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资格的有10人，占到了62.5%。另外，在司法行政部门有2人身份为司法警察，还有2人同时担任其他业务部门主要领导，混岗现象普遍。如下图所示：

 

(三)法律专业居多，与司法行政岗位要求不匹配

 

由于当前司法机关在人员招录时基本以法律专业为主，考取后再进行工作分配，很少专门针对某个具体行政岗位招录专业人员。在司法行政部门的16名政法编制人员中有9名为法律专业，占到56%。目前，两名司法警察分别兼任了宣传和会计岗位。而具有保密要求如档案、文秘岗位，目前也均是由合同制聘用人员担任。司法行政岗位需求涉及文秘、档案、财务、技术、宣传等多方面内容，与法律专业并非直接相关，吸收过高比例的法律专业人才从事非法律相关的行政工作，不仅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影响相关工作的专业化发展。

 

二、对照分析：人员分类改革中司法行政人员管理面临的难题

 

2014年6月6日，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在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获得通过，不仅成为首批试点省市，也是全国最早启动的试点省市。2015年4月，上海召开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改革在全市所有法院、检察院推开，上海成为首个在省级层面全面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地区。课题组以上海市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制度及实践为参照，结合当前司法行政人员管理现状，分析当前我们人员分类改革中司法行政人员管理面临的难题。

 

(一)上海市人员分类改革中司法行政人员管理概述

 

2014年以来，上海市检察院党组会相继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检察改革试点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上海检察机关关于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等相关制度，在具体改革实践中，关于司法行政人员管理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司法行政人员的含义及范围。其是指在各级检察院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工作人员，包括在办公室、政治部以及机关党务、纪检监察、行装部门的工作人员。二是司法行政人员的比例。上海市全市的司法行政人员的比例为队伍总人数的15%，具体到上海市院、分院和基层院比例有调整，基层院司法行政人员比例肯定低于15%，目前暂定为14%。三是司法行政部门不再配备检察官和检察辅助人员，全部为司法行政人员。四是司法行政人员职务序列和职数，按照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的有关规定执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配套法规进行管理。

 

(二)司法行政人员管理改革面临的难题及原因

 

1.司法行政部门职能定位不清——司法行政人员确定难：上海市在进行人员分类管理等司法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同时进行内设机构的改革，而从当前的现实状况来看，由于司法权与行政权缺乏合理界定，加上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并没有省、市院那么齐全，实践当中，司法行政部门在履行司法行政管理事务的同时，也担负着部分司法权和司法事务管理权，司法行政部门人员在履行司法行政管理职责时还兼有检察业务性工作。这不仅导致司法行政人员不断“膨胀”，而且也是当前我们司法行政部门本身职能定位不清的表现。如果人员分类改革仅仅从内设机构来划分司法行政人员范围，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在具体司法行政人员人数范围难以确定的情况下，相关员额比例等改革措施也就无从谈起。下面以A检察院办公室、行装科、监察室为例，对其目前承担的工作职能分析如下：

 

(1)办公室。目前，A检察院办公室除了作为处理检察政务的主要部门，负责文件起草、信息、档案管理、保密、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等工作外，还承担检委会办公室、人民监督员办公室、检察调研和宣传等工作职能。从对应的上级院的内设机构来看，有办公室、政治处，还有研究室(如下图所示)。对照上海市司法改革要求，他们将研究室是作为非办案的业务部门，要适当配备检察官员额，也就是说其并非属于司法行政部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的办公室的工作职能中包含了不属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内容。

 

(2)行装(技术)科。基层检察院的行装科除了作为后勤保障部门负责本院机关的财务、固定资产、交通通信装备、接待等工作外，还承担了为计算机网络和应用系统提供技术保障、配合办案部门做好视听资料证据的收集、提取、固定和运用等技术性工作。根据《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其中技术性工作是作为司法辅助人员的检察技术人员的工作职责。

 

(3)监察室(检务督查室)。作为主要负责党风廉政建设、检察人员违纪行为的控告、举报，查办检察人员的违纪案件的部门，根据《浙江省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内部监督暂行规定》，其还要负责对一些重点案件如不立、不捕、不诉等案件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纪律情况进行监督。在工作实践中，这些必然与作为综合业务部门的案件管理部门的流程监控、案件评查等职能存在着交叉重叠。

 

2.司法行政人员转岗——面临“空心化”难题：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关系到每个检察人员的切身利益，也必将带来人事工作上的变动，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司法行政人员。在此次改革中，很多司法行政人员可能会重新回到业务科室，而从业务科室人员很少会到司法行政岗位上来，必将造成司法行政人员“空心化”问题。主要原因是：

 

(1)管理体制问题。长期以来，检察人事在单一制行政化管理模式下，行政色彩较浓，职业化意识不强，业务部门与司法行政部门混杂在一起，检察人员与行政人员相互交流。从而造成目前在司法行政岗位的检察人员很多曾在一线业务部门从事过办案工作，有的还是业务骨干，基层检察院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员基本是检察官或者书记员，还有很多是兼职，混岗现象普遍。

 

(2)人员招录问题。如前文所述，在过去司法机关招录的过程中，主要以法律专业为主，没有根据具体行政岗位的对专业的要求来招录工作人员，造成政岗位上的人员很多都是法律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有的甚至还通过了司法考试，只是因为组织上的安排在司法行政岗位上工作。

 

(3)职务保障问题。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目前关于办案责任制、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研究全部都集中于“检察官”一身，突出强调检察官的待遇保障和地位作用，对司法行政人员的关注较少.没有对其职务保障措施、职业晋升通道进行充分的研究论证，使许多司法行政人员转岗交流至检察官序列的意愿更加强烈。

 

三、改革建议：在人员分类改革中完善司法行政人员管理的思考

 

(一)缕清基层检察机关司法行政职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此次司法改革方案中就要求所有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必须配备在检察业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全部为司法行政人员，也就是要求司法行政部门专职履行司法行政职能。针对当前司法行政部门职能混乱的情况，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司法行政职能进行梳理，将检察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同诉讼活动以及与诉讼活动密切相关的检察管理活动相区别。凡是依据相关的法律程序规则从事的行为都应当做诉讼行为，运用诉讼法加以调整，而不应归入行政管理事务，包括司法辅助人员履行的直接服务检察权的也应是司法性活动，属于检察事务管理权范围。据此，当前司法行政部门担负的一些职能不属于司法行政事务，应予以剥离。具体包括：

 

1.检察委员会办公室。检察委员会是检察机关内部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人民检察院实行集体领导、讨论和决定行使检察权等重大问题的业务决策机构，其决定具有法律效力。检委办作为检委会的办事机构具体是根据检委会的要求，组织、安排、落实检委会讨论案件、事项，做好记录、起草检委会决定，并督促落实的工作，从事的是直接辅助业务职能的司法性活动，应当定为检察业务机构，而不能归为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这一点从各个改革试点地区的实践来看基本无异议。

 

2.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一直以来，该职能都是由检察机关办公室承担，主要负责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和培训、考核、奖惩等管理和对被监督的案件、事项进入监督程序，履行催办、督办职责。2014年9月，最高检、司法部联合出台意见对人民监督员管理进行了试点改革，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管理这些行政性工作改由司法行政机关具体负责。改革后，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与检察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基本相似，区别在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只具有程序性效力，没有实体上法律强制力。课题组认为该项工作由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较为适合，主要理由：一方面，其作为一种外部监督程序仍然是直接作用于相关司法性活动，可以对案件程序直接产生影响，与案管部门业务监督职能切合;另一方面，从工作方便性而言，案管部门负责统计等工作，对被监督案件、事项也较为熟悉。

 

3.检察调研。目前，基层检察院检察调研工作确实存在行政化倾向，主要工作就是对接上级院研究室的工作，组织协调干警承担课题、统计发表文章数量等，而实际上按照高检院2002年《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工作条例(试行)》的规定，研究室作为综合业务部门，主要职责除了组织协调本院检察调研工作，主要是对本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和执行政策问题和检察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本院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为领导机关和本院领导提供决策参考意见等，并且还承担检察委员会办公室的相关职责。课题组认为对于基层检察院本身没有必要单独设立研究室，建议将检察调研工作与检委办合在一起，工作职责主要是对本院重点案件、事项进行调查研究，而对干警个人研究成果统计等事项作为个人绩效考核部分由负责人事管理的部门统计存档。

 

4.检察技术工作。根据司法改革要求，检察技术人员归为检察辅助人员，主要工作是从事司法鉴定、勘验、技术取证，检察信息化建设以及为计算机网络和应用系统运行提供技术支持和安全保障等。因而基层检察机关行装科技术人员应当从司法行政人员分出，但要注意计算机等设备管理作为后勤保障，属于司法行政管理职责。

 

5.案件管理监督工作。要正确把握纪检监察部门和案件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区分。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重点应该是执法人员的纪律作风、检察工作纪律的遵守情况和检察干警违法违纪的调查处理。案件管理部门通过流程对检察干警在办案中是否严格执行法定程序和检察机关的有关规定进行同步监测、实时监控以及事后案件评查。二者的工作联系在于，案件管理部门对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具有发现和示警功能，最后应当移交纪检监察部门，无权进行实质性的调查处理。

 

(二)坚持大部制改革，合理设置司法行政部门

 

基层检察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机构设置过多，从而导致职能交叉、工作重叠的问题比较突出。目前司法改革试点地区如吉林、广东等在人员分类改革中同时进行内设机构改革，主要是试行大部制，将职能相近的部门合并，实现人员优化和资源配置最大化。通过对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职能的梳理，检察机关的行政管理工作可以简单概括为两项即管人和管事，现有的司法行政部门也可以合并为两个部门，分别为政治监察部和行政事务部。

 

1.政治监察部。主要包含现在的政治处和监察室的职能，具体负责检察机关人事管理，管理对象包括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等所有检察工作人员。具体工作职能有组织人事、机构编制、社会保障及监督检查等，如检察官人选的考察、推荐、考评、晋升、福利、保护，人员的编制、工作分配、考评等，当然还包括检察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廉政监督以及对检察官惩戒等。

 

2.行政事务部。主要包括现在的办公室和行装科的职能，具体负责行政事务管理即司法政务管理与服务保障。工作职责主要是协调检察院工作运转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包括决策部署、行政管理、会务管理和事务管理等，如案卷档案管理、信息报送、新闻媒介与对外宣传、后勤保障等实体事务性工作，以及检察机关与同级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协调，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事务协调、检察院与其他机构之间等事务性对外协调工作。

 

(三)健全招录机制，明确司法行政人员职务保障

 

针对司法行政人员“空心化”问题，有必要通过招录的方式补充司法行政岗位人员。在人员招录过程中，需要改变过去单一的招录方式方法，进一步健全招录机制。同时，明确司法行政人员待遇及晋升渠道，加强职务保障。具体来说：

 

1.坚持定向招录原则，以保持队伍的稳定性。检察行政人员由省级检察机关统一招录，可以由省级检察院会同省级公务员招录部门进行，也可以委托省级公务员招录部门进行统一招录，但是对于改革后招录的司法行政人员必须明确只能在司法行政岗位，不能转任到检察官岗位以及检察官助理等检察辅助人员岗位。

 

2.坚持按岗招录原则，以保证人尽其才。根据不同行政岗位对专业要求的不同来招录相关专业的人员，比如财务、宣传、档案、文秘等可以直接招录相关专业的人员，从事专业性工作，还可以招录人力资源专业从事人事管理工作。

 

3.坚持定期招录原则，建立长效招录机制。改革后，无论是在检察官还是在司法行政人员招录中，更要考虑好退休、调离、辞职等人员流失因素，因为改革将使每个岗位、每个人员的职责更明确，不能再随时从其他岗位调配人员，当然也不能等到人员离职后再招录，当前一年一次的招录显然不能满足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要随时做好补充人员的准备。

 

4.明确司法行政人员职务保障。合理设定并明确司法行政人员待遇及晋升渠道，尽量打通司法系统内部行政人员同普通党政系统公务员之间的流通渠道，避免司法系统内部的行政人员成为体制内的孤岛。根据司改方案，司法行政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司法行政人员的选任也应当按照办事员-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执行副处级工资并享受相应经济待遇的主任科员这样的渠道晋升。

 

(四)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对司法行政人员的科学管理

 

施行检察人员分类、缕清司法行政职能、合理设置司法行政部门，是实现司法行政管理目标的前提保障，而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加强对司法行政人员的科学管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司法行政管理工作机制。具体可以从以下两点入手：

 

1.加强制度建设，细化司法行政管理职责。科学管理必须通过规范制度这一载体来实现。目前检察院行政管理方面的制度措施很多，除了最高检、省检出台的规定外，各检察院还结合自身特点，制定并实施了一批管理制度。结合当前检察体制改革实际，应重新对各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工作程序进一步细化，对司法行政部门同检察业务部门的工作联系和配合进一步明确，从而达到各项工作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2.实现定编定岗，建立岗位目标责任制。对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工作量核定人员编制，明确岗位职责，制作详细的职位说明书，实行绩效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为导向，设定合理的激励机制。可以借鉴最高检针对各检察业务部门已经着手编制的岗位素能标准，对每个司法行政岗位编制《岗位说明书》，每一项工作均有一名负责人或司法行政人员负责，建立以岗位目标责任制为核心的工作运行、监督制约、后勤保障、队伍管理等机制。

篇5

依法治县理政、建设法治太谷，既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更是发展所求、执政所需。本文结合太谷实际，就新时期加强法治建设，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太谷法治建设的成效显著

近年来，全县上下大力开展干部学法用法、群众普法教育活动，积极推进依法治理，法治工作正由简单宣传向强化意识、由单纯普法向普治结合、由法制建设向依法治理转变，形成了 “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局面。

高度重视，组织保障全面加强。近年来，我县把普法工作、依法治县纳入了目标考核内容，与经济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有效地保障了法治建设全面开展。制定了 《20__—2015年依法治县工作规划》、 《关于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的决议》,调整充实了法治建设领导组，成立了县委书记任组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长、政协主席为第一副组长的领导组，将普法、法治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有效地保证了法治建设顺利推进。

形式多样，普法宣传有声有色。分层次、有重点地开展了法制教育培训，使普法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一是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开设了 “干部学课堂”，以依法行政为培训内容，加强四大班子和副科级以上干部法律、政策培训。二是执法人员开展培训。聘请法学教授，对全县367名行政执法人员开展了行政法律法规培训。三是公职人员法律考试。开展了公职人员学法用法考核，并将考试结果作为任免、奖惩、晋升的必备条件。四是社会各界加强宣传。开设了 《聚焦红绿灯》、 《平安之旅》、 《以案说法》等栏目，利用全国法制宣传日，采取多种形式，集中宣讲法律知识，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

强化监督，法治水平持续提升。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有力地促进了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一是完善执法责任，强化层级监督。进一步梳理行政执法依据、分解执法职权职责，深化执法责任制。二是开展了执法检查，强化了司法监督。对 《义务教育法》、《宗教事务条例》等法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对法院执法责任、 “两错”追究等制度进行了检查。三是加强了民主测评，进行了认真整改。制定了测评方案，明确了测评内容、方法和步骤，每年开展测评，提高了执法水平。

创新机制，法治环境得到优化。不断创新载体、创新形式，使法治建设体现了时代特点。一是精减了审批项目，实现了审批提速。对331项审批事项进行了清理，74项列为重点审批，103项转为服务事项，99项列为保留项目。二是改进了服务方式，提升了行政效能。建立了绿色通道、并联审批方式，凡涉及2个以上部门联合办理的审批事项，实行一口受理、限时办结。三是建立了服务平台，完善了便民措施。建立了政务服务网络，实现了市、县、乡、村政务网络高效连接。

建设法治太谷要重点突出

在依法行政中规范权力运行。一要依法规范政府职能。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非政府职能向社会和市场转变。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实行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管理互动。二要严格规范执法行为。细化、量化执法标准，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行为。建立执法状况考核、执法评议和案件质量评查制度。三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监督

医院、学校、公交等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四要防范化解行政争议。建立健全政府负责、法制牵头、职能配合的调解体制，加强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重大案件出席听证制度。

在公正司法中维护公平正义。一要深化司法改革。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实行诉讼与分离制度，建立涉法涉诉事项导入司法程序机制。二要规范司法行为。有效发挥审委会、检委会和纪检监察督察机构对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制约职能，进一步强化执法办案的内部监督。三要推进司法公开。推行 “阳光司法”、 “阳光检务”、 “阳光警务”，除法律规定保密的情况外，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时限、执法进度和执法结果，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

篇6

关键词：司法警察；自侦案件；初查；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067-02

随着依法治国的逐步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有条不紊地向前迈进。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理应在这一改革的大潮中走在前列。长期以来，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很多分散在机关后勤、车队等部门，难以实现有效管理。自2008年以来，高检院部署利用三年时间实现全国检察机关司法警察队伍编队管理。要求对司法警察集中管理、统一安排，从混岗、混责的状态转为检、警分离，各司其职。这种转变有助于提高司法警察队伍的管理水平和专业素质，有助于依法履行职责，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尤其是在基层检察院更为明显。本文中笔者将结合目前基层院司法警察的工作现状以及现有的法律规定探索司法警察如何参与自侦案件初查。

一、目前基层检察院司法警察的工作现状

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是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重要力量，是检察机关联系人民群众、展示执法形象的重要窗口，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具有的国家强制性的重要体现，担负着预防和制止妨碍检察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检察工作秩序，保障办案安全的重要使命。目前，基层检察院司法警察的工作存在一些不容乐观的问题。

1.职责定位不够明确，工作热情不够高涨

司法警察在协助办案中，没有具体的职责分配，更多的是承担保卫职能。这就导致司法警察的工作大多是事务性的工作流程，没有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同时大量的、长期的事务性工作压抑了这支队伍的热情。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不少司法警察安于现状，不能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导致这支队伍存在难以实现发展的风险[1]。

2.履行职责没有全面性，同整个办案工作脱节

司法警察的职责之一是协助检察官做好自侦案件的侦查工作。但是在案件具体操作中，司法警察缺乏主动介入、早期介入案件的理由，因此出现熟悉案情晚，进入情况慢，在办案中检察官难以与法警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协助办案效果。

3.司法警察队伍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目前基层院普遍存在司法警察年龄结构不合理，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长期的一线工作加上年龄的因素，体能素质跟不上成为制约警队发展的瓶颈。随着基层院工作量的日益增大，各院的法警人员编制配比不足，同时缺少通晓法律知识的法警队员。这样的队伍结构很难适应新形势下打击犯罪的任务。

二、对司法警察履行职责的现有法律规定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下称《暂行条例》）制订时严重滞后于当时已颁布的法律法规，限制了司法警察的职权，在界定司法警察的职权方面明显存在着缺陷和漏洞，严重制约了司法警察工作的开展。

第一，《暂行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司法警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的警种之一，依法参与检察活动；第3条规定司法警察的任务是通过行使职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检察工作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妨碍检察活动的违法行为，保障检察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七条具体规定司法警察的八项职责。这三条规定，内涵一条比一条窄，落后于先期或同期颁布的法律，没有赋予司法警察应有的职权[2]。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下称《警察法》）中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人民警察包括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因此，依据该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有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任务，而《暂行条例》却没有赋予。

第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第82条的定义，“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暂行条例》规定了司法警察“参与搜查，执行拘传和协助执行其他强制措施”等侦查活动，但起的是保障安全的作用，在履行职责上要在“检察官的指导下进行”。

三、司法警察参与自侦案件初查的可行性

针对上文的陈述，笔者认为要解决目前的问题，必须让司法警察有条件有机会地介入检察业务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这支队伍的价值。下面简要谈谈如何实现司法警察介入职务犯罪案件初查阶段的问题。

《刑诉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均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下称《检察官法》）第6条明确此项职责由检察官行使。但本人认为赋予司法警察协助（参与）自侦案件侦查不但不违反《检察官法》，还会有利于检察工作的整体开展。

第一，有利于真正实现《暂行条例》规定的预防、制止妨碍检察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检察工作的顺利进行。因为只有充分的协助和配合才能积极及时的预防和制止妨碍检察活动的违法行为，保障检察工作的顺利进行。

篇7

一、法官考评机制应当成为对现有法官队伍进行进一步优化选择的有效措施

由于我国法官遴选机制的先天不足，在法官的选任上一直采用低门槛的做法，造成了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水平参差不齐。正如肖扬院长指出的那样：“在我国，法官的数量很大，达17万之多，但来源复杂，良莠不齐。应该说，当前法院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法官素质不高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精英战略”，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则进一步指出：“‘法官不是大众化的职业，应当是社会精英’，是非常有道理的。”法官走精英之路已成为法院改革不可逆转的走势。正因为如此，最高决策层试图提高法官任职门槛，这一意图在修改后的《法官法》中得以体现。今年开始实行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也应当认为是实现这一意图的有力措施。但是我国现行采取的是行政定编的办法控制着法官的进出，现在全国各级绝大部分法院都已满编或超编，如何让那些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符合修改后的《法官法》条件的精英进入法院并把原来的潜在的不合格的低素质法官置换出来是摆在法院工作者，特别是法院领导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如果按照自然淘汰，这个过程恐怕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显然与司法改革的进程不合拍。从2000年开始，最高法院在全国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本来这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对现有法官队伍进行再选择的一项措施和绝好机会。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弄得五花八门，选任工作大都流于形式，背离了初衷。加上学术界、司法界不少人对此事持有异议，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基本上处于半途夭折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充分依据《法官法》规定的法官考评机制，对现有的在职法官进行考评，实行优胜劣汰，应当是加速对现有不合格法官的置换过程、对在职法官进行进一步优化选择的一种更为合法、更为规范的措施，也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法官精英化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二、科学合理的法官考评机制的主要内容

作为对在职法官进行进一步优化选择措施的法官考评机制，必须科学合理。笔者认为，这种考评机制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考评主体要超然。关于究竟应当由什么样的组织对法官进行考评，在理论界有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法院内部考核者与被考核者关系较熟悉很难进行客观公正的考核，尤其是对法院领导的考核，更难以公正地进行，因而真正的考核当由法院外的法律界人士，如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和有关工作人员、法学教授、律师组成的机构对法官进行专门考核。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官的考评由法官所在人民法院组织实施。其主要理由为法官所在的法院对被考核者的工作等各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便于全面、客观地进行考核。综观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官考评制度，也主要有两种考评主体。一种为法院外部设立司法委员会，由司法委员会统一负责包括法官在内的司法官进行考评，如委内瑞拉、我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另一种则在法院内部设立法官委员会或法官考评委员会负责考核，有的国家如泰国等则直接由院长负责对法官的考评。我国《法官法》第48条规定：“人民法院设法官考评委员会”，“法官考评委员会的职责是指导法官的培训、考核、评议工作。”同时21条规定：“对法官的考核，由所在的人民法院组织实施。”由此可见，我国《法官法》确立的法官考评主体通常被认为是被考核法官所在的人民法院的法官考评委员会。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值得商榷。因为1我国《法官法》第48条只规定法官考评委员会对法官的考评工作负指导职责。既然是“指导”，就意味着自己就不是考评主体；2《法官法》第21条规定“对法官的考核，由所在的人民法院组织实施”。这里要特别强调的就是“由所在的人民法院组织实施”，显然“组织实施”与“负责实施”是有差别的。既然是“组织实施”，就既可以组织所在法院内部人员实施，也可以组织所在法院以外的有关人员实施。由此可见，我国《法官法》对考评主体的规定是不甚明确的。但要确保考评的客观公正，考评主体的超然地位相当重要。所谓超然地位，系指考评主体与考评对象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要确保考评主体的超然性，就必须从被考评者单位以外的单位选派人员组成考评组。特别是把法官考评作为进一步优化选择在职法官的一项措施时做到这一点尤为必要。因此，由法官所在的人民法院组织该单位以外的人员，主要是对法院业务相对熟悉的人员，如人大专门委员会成员、上级法院的法官、律师、法学教授等，共同组成考评组，对法官进行考核，在当今对法官考评赋予特殊历史任务的特定条件下，不仅符合《法官法》的立法精神，而且唯有如此，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

（二）考评内容要侧重专业性。我国《法官法》第23条规定：“对法官的考核内容包括：审判工作实绩、思想品德、审判业务和法学理论水平，工作态度和审判作风。重点考核审判工作业绩。”由此可见，我国《法官法》对法官的考核可谓全面。但作为置换不合格法官的重要手段，法官考评应当立足于《法官法》规定的法官的基本条件，从办案质量、庭审表现、裁判文书制作以及对法律、法规的掌握程度等几个方面重点考核在职法官的专业水平。

（三）考评形式要灵活，并且有操作性。我国《法官法》第22条规定：“对法官的考核，应当客观公正，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这一规定应当说是相当抽象、概括，在实施操作中难于把握。笔者认为，要使考评达到目的，使精英能及早地置换出来不合格的法官，在考评时不妨采取以下办法：以三年为一考评阶段。在这三年里，进行必须的法学理论考试和庭审考评可考虑三年一次，若干次案件质量检查主要是对三年来所办案件的质量进行考评以法律文书的评查，再结合民意测评、领导评议等情况，综合确定考评结果。

篇8

关键词：主任检察官;改革;权力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于2013年12月和2014年3月相继印发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实施工作指导意见》，确定了17个基层检察院及地市级检察院作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试点单位。对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工作，结合渝北区院近年来的实践经验，笔者也有自己的一些观点：

一、关于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的定位

（一）关于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的组织形式问题

笔者同意将主任检察官办案组作为检察机关基本办案组织的定位，不同意某些地方提出将这一办案组织称为“主任检察官办公室”的提法，这种提法给人的印象就是建立一些新的科室。同时，笔者认为：不能将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建成类似于法院合议制的办案组织。法院的合议制和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的不同点在于：法院的合议制（合议庭）是相当灵活的组织，它是根据个案的审判需要而建立的临时的组织，它只对个案负责;而主任检察官办案组是相对固定的组织，它在一定时期内是固定的，它对这一时期所办理的案件负责。其次，法院的合议制（合议庭）组成人员是在审判长主持下对个案进行审理，成员之间权力平等;而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的成员是在主任检察官指挥、领导下办理案件，主任检察官有案件处理决定权（根据检察长授权），其它成员（检察官助理）则不具有案件处理决定权。

（二）关于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的职能问题

“必须对检察机关内部权力结构进行适当调整，积极构建主任检察官享有一定独立性的有关职权行使规则。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特别是依据检察官法第六条关于检察官职责的四项规定，可以考虑将一些非终局性决定的权力，由检察长授权主任检察官行使，解决主任检察官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笔者赞同以上认识，并推荐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试行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做法和经验。

从2005年开始，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试行了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其中重点就是对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进行探索。该院在试点工作中，把检察人员分为检察官、检察官助理、检察行政人员三类，并设计了“三局两部一办”的组织构架（即职务犯罪侦查局、刑事检察局、诉讼监督局、政治部、检察事务部、检察长办公室）。在刑事检察局、诉讼监督局试行检察官（相当于现在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按照1名检察官带2名以上检察官助理的办案模式，设若干检察官办案组，实行检察官相对独立负责办案的工作机制，着力突出检察官在检察业务工作中的主体地位，成为责任主体，直接对分管检察长或检察长负责。检察官助理在检察官领导、指挥下工作，协助检察官办理案件，对检察官负责。该院规定：检察官对带有诉讼终局性的决定（不捕、不诉）享有建议权，对非终局性的享有决定权（批准逮捕、提起公诉）。

2014年，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安排部署，开始试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进一步放权给主任检察官，将部分案件的审查逮捕（批捕、不捕）、审查（、不）实体决定权配置给主任检察官，又将部分科级以下干部的初查权配置给主任检察官，这些权限一般由主任检察官独立行使，不再报请审批。

（三）关于主任检察官办案组与业务部门的关系

关于业务部门与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的关系，两者既不能形成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又不能把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完全独立成变相的小科室，其核心就是淡化行政色彩，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淡化业务部门的行政管理色彩。业务部门只行使行政事务管理和案件流程监督管理，不对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的案件负责。

二是精简业务机构，减少行政管理环节。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在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工作中，把原来的13个部门精简为“三局二部一办”模式。即：职务犯罪侦查局、刑事检察局、诉讼监督局、政治部、检察事务部、检察长办公室（案件管理中心）的组织架构。刑事检察局、诉讼监督局的机构职能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和业务工作监督，不对具体办案负责，而职务犯罪侦查局则根据侦查工作的特点和需要，实行行政领导与检察官合一的办案工作机制，检察长办公室（案件管理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对检察官履行检察权实施监督，政治部、检察事务部负责队伍建设和行政事务管理。

三是探索取消业务机构的办案工作机制。为了更好地突出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淡化行政色彩，笔者建议人员较少（50人以下）的基层检察机关，取消业务机构的设置 。即按自侦、侦监、公诉、控申、民行、监所等业务设若干主任检察官办案组，按照分工独立负责履行检察职责，直接对检察长负责，业务工作管理职能由案件管理中心负责，由政治部（处）、事务部分别负责队伍建设和行政事务管理工作。

（四）关于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内部人员管理问题

主任检察官指挥、领导内部成员办理案件，这种管理关系已成为共识。但多数人认为，主任检察官责任大、压力大，对内部组成人员没有选任权，不便于管理。其矛盾焦点就是对个别素质较差的人员，没有主任检察官办案组愿意选，是党组硬性安排的。其实，在现行体制下，党组对全院人员也只有管理权，对中层干部、主任检察官有较大的选任权，但对所有检察人员也没有绝对的选任权（都是组织部门和上级检察机关统一招录）。所以，主任检察官办案组要有绝对的选任权是不可能的。笔者建议：主任检察官办案组采取双向选择与领导决定相结合的方式组成，每个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可以双向选择1-2名办案骨干人员，其它人员由党组统一调配，这才是现行体制下能够行使的模式。

二、关于主任检察官的任职资格

主任检察官的素质是确保主任检察官依法独立履行检察权是关健，也是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工作取得成效的保障。对主任检察官素质问题，必须明确主任检察官素质要求肯定要高于一般检察官，同时也要提高主任检察官的政治、经济待遇和职业荣誉感，充分体现责、权、利的统一。所以，主任检察官的任职资格必须体现上述要求，不同地区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如《上海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要求主任检察官应该具有检察员身份，具有十年以上检察工作经历或具有市级以上“三优一能”等业务能手称号。重庆市渝中区院要求主任检察官必须具有检察员身份，重庆市渝北区院和武隆县院根据检察官队伍实际，规定特别优秀的助理检察员也可选任主任检察官。笔者认为，主任检察官起码应该具有检察员身份，具有五年以上检察业务工作经历。

在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工作中，是否将助理检察员纳入检察官序列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不将助理检察员纳入检察官序列。在司法实践中，助理检察员有时并不承担检察官所要承担的全部职责，只是协助检察官承担法律辅工作，不独立出具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因此，检察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后，助理检察员不应当列为检察官序列，而应划归为检察辅助人员。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将助理检察员纳入检察官序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二条规定：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助理检察员和书记员各若干人。经检察长批准，助理检察员可以代行检察员职务。不将助理检察员纳入检察官序列与现有法律存在冲突。所以，《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意见》还是将助理检察员纳入了检察官序列。

个人认为，不应将助理检察员纳入检察官序列，检察员以上人员才能纳入检察官序列，以增强其权威性。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将检察机关执法办案主体明确为主任检察官（这是为了将主任检察官于一般意义上的检察官区别开来，将来还是要回到检察官这个称谓），主任检察官应该有别于一般意义上检察官，助理检察员虽然是一般意义上的检察官，但不具备独立履行检察权的资格，不应纳入主任检察官序列;二是各级检察机关现有一般意义上的检察官（含助理检察员）太多，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检察官人数（含在综合管理、检察技术部门或岗位上工作具有检察官职务的人员）占各类人员总数的近百分之七十。高检院《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规定主任检察官的比例不超过检察官（助理检察员以上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必定有大批一般意义上的检察官不能进入主任检察官序列。

目前，造成检察官人数过多的原因是：现在各级院的新近人员，只要通过了司法考试，达到一定工作年限（一般是两年），就任命为助理检察员，这主要是为了解决检察官等级问题，也就是解决检察官等级津贴问题。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7月起就不再评定检察官等级了，将建立新的检察官等级制度。个人建议，今后，即使通过了司法考试的人员，也没有必要任命为助理检察员（达到逐步消化现有检察官数量的目的），可以先任命为检察官助理，在有了主任检察官职数后，通过一定的选拔程序，晋升为主任检察官。至于这种意见与现有法律存在冲突的问题，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检察官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来解决，因为改革本身就应该对现有法律作适当修改，不然改革就失去其意义了。

三、关于主任检察官的员额问题

实行主任检察官员额制，有人认为会阻挡部分年轻人的晋升渠道，影响他们的进取心。其实，主任检察官员额制，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第一次实行主任检察官员额制，一定要严格主任检察官资格标准，不能滥竽充数，要宁缺毋滥。同时要实行主任检察官淘汰制，这才能给检察官助理留出晋升空间。

目前，高检院规定的主任检察官员额不超过所有检察官（助理检察员以上人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各地基本是按照这一比例执行的。但在配置主任检察官工作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个别单位过分强调主任检察官资历，变相论资排辈，致使同一个单位内部主任检察官素质差异大;二是不重视资历和经验，致使选拔的个别主任检察官能力不过硬，不能服众;第三，不承担办案工作的主任检察官较多，影响办案工作。个人建议：

（一）选任主任检察官要做到宁缺毋滥

目前，基层检察院普遍是年轻人多，虽然学历都很高，但工作经历较短，业务工作经验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个别院为了解决职级问题，不管条件是否成熟，全额配足或大量配设主任检察官，致使个别主任检察官与同龄同事相比任职优势并不太明显，担任主任检察官不能服众，这就会影响其它同龄同事的积极性。

（二）解决主任检察官的内部配置问题

主任检察官内部配置问题中最难解决的就是目前检察机关内部领导职数太多。比如一个60人的中等规模检察院，主任检察官应该配备20人左右，其中，检察长（1人）、副检察长（3人）、专委（1-2人）就要占5人以上，如果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是检委会成员，还要增加2人，也就是7人，占20人的35%。另外的13人如何设置呢？设想方案：侦监2人，公诉4人，职侦3人，民行1人，控申1人，检委会办事机构（案管中心或研究室）1人，监所1人。如果这样，除了现有的局长、科长转任主任检察官，其他检察官就只能任检察官助理了，改革就没有实际意义了。所以，笔者认为，必须改革现有领导体制，建议基层检察院设检察长1人，只设副检察长1人（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不设部门负责人（其只占职数，一般都不办案或少办案），根据业务需要设置若干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直接对检察长负责，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不纳入主任检察官序列。这样，一线办案的主任检察官就更多了，这才能突出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这才是司法改革的目的。

法制经纬

浅议主任检察官的定位、选配与监督

四、关于主任检察官的监督问题

“为了保证主任检察官一定的相对独立性，特别应当处理好对其履职监督问题，尤其是在检察官整体素质不高、执法环境不优、司法腐败多发易发、司法保障与问责机制均不健全的当下。……在厘清主任检察官职权边界的同时，建立责权配套的工作机制，使主任检察官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③。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对检察机关行使职权的活动也应该有比较完善的外部和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主任检察官执法办案的监督制约是确保改革试点取得成效的必然之举，渝北区院在主任检察官监督制约方面进行了如下探索：

（一）创新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一是加强检察长、检委会对执法办案活动的领导和监督。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定期检查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织的工作，可以指令主任检察官汇报某一案件或一段时间内的办案情况。对于疑难、复杂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以及对主任检察官作出的案件处理决定有不同意见的案件，检察长可直接作出决定或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必要时，检察长可以更换办案主任检察官。

二是创新业务部门负责人监督制约机制。部门负责人不再审核主任检察官案件所办案件，但可以通过主任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适时讨论重大疑难案件以及证据审查标准和执法尺度，定期分析各办案组织办理案件的质量和效果，达到监督目的。必要时，部门负责人也可以建议更换办案主任检察官。

三是创新案件管理部门日常管理机制。1、强化办案流程监督。案件管理部门以案件受理、分流、立案、拘留、批捕、、抗诉、减刑等环节为关键节点，加强流程管理和节点控制，完善预警管理机制，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对办案全程进行动态监督。2、认真执行案件质量定期评查和通报制度以及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3、重点通过三书（意见书、书、判决书）对比审查方式对实体办案进行事后评价。

四是严格执行纪律检查各项制度。纪检监察部门对主任检察官遵守检察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对涉及徇私枉法、、执法不公等行为的举报反映进行调查处理，确保主任检察官依法行使职权。

五是建立主任检察官执法档案。建立健全主任检察官的执法质量、执法作风、执法纪律进行检查、督察、考核、评议所形成的各种客观资料档案，落实办案质量和责任终身制。

（二）进一步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渝北区院根据《监督法》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工作机制， 严格执行向人大常委会进行专项工作报告的制度，接受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制度，接受询问和质询的工作制度。开通“渝北检察”微博、微信、手机报及互联网站手机版，打造“掌上检察”，进一步加强与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认真听取意见、批评和建议。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案件听庭评议和执法检查，听取对执法办案的监督意见。根据人大常委会安排，每年抽选两名以上主任检察官向区人大常委会述职。

（三）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

孟建柱说：“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和监督司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形式”。渝北区院根据上级院的有关规定，作了如下探索：

1、创新人民监督员接待日制度

坚持每月固定一天在控申接待大厅设置人民监督员专属接待窗口，由人民监督员接待来访群众，受理监督线索。同时，以控申接待窗口规范化建设专项活动为契机，规范设置人民监督员制度公告栏，向来访群众广为宣传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范围及启动监督的程序等，进一步扩大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社会影响力。

2、创新人民监督告知制度

在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过程中，采取发放“人民监督告知卡”等形式，同步做好人民监督告知工作，主动向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辩护人告知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范围及申请监督的途径等人民监督事项。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原则上要在作出立案决定后15日内，向犯罪嫌疑人告知人民监督事项;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送达家属通知书的同时要告知家属人民监督事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审查逮捕、审查等诉讼环节委托有辩护人的，案件管理部门在收到辩护委托手续时要告知辩护人人民监督事项。在进行人民监督告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辩护人提出申请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负责告知的部门应做好记录，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交本院人民监督工作部门处理。

3、创新人民监督员监督信息通报制度

主动向人民监督员通报属于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内的控告申诉。控申部门在处理来信来访、统一受理控告申诉过程中，对涉及人民监督员监督情形的相关控告申诉材料要在受理后7日内向本院人民监督工作部门通报。人民监督工作部门对相关材料要及时审查汇总，并报检察长审核同意后，按月向本辖区内人民监督员通报。人民监督员在听取通报后，提出启动人民监督程序意见的，由人民监督工作部门负责处理。

（四）深化检务公开制度

孟建柱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深化司法公开，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利于保障公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增强有效监督，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能力，树立司法公信，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渝北区院在深化检务公开方面作了如下探索：

1、严格落实执法办案告知制度

执法办案告知制度是司法程序中的法定公开环节，严格落实好法定的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严格依法向举报、侦查、逮捕、、申诉等各个环节的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申诉人，以及律师、人告知权利义务。同时，本着公开透明的要求，将执法办案中的相关信息告知有关当事人，如职务犯罪案件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处理结果，超期羁押和违法或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纠正情况等。

2、规范完善案件流程公开查询机制

依托“阳光检务”网络平台，主动公开诉讼期限、办案流程、处理情况等信息，根据诉讼参与人的申请，有针对性公开其他信息。案件管理部门按照规范性要求，适时将案件流程信息予以公开，方便社会公开查询。

3、推进案件公开审查、公开答复机制

根据上级院推进案件公开审查、公开答复制度的部署，对符合公开审查、公开答复条件的案件，结合实际，认真组织推进落实。

4、探索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机制

孟建柱说：“要大力推进检务公开。建立不立案、不逮捕、不、不予提起抗诉决定书等检察机关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制度，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建立检察机关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制度，是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对于检察机关依法公正行使自由裁量权、增强法律文书的说理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阳光检务”网络平台上开设检察文书公开平台，探索对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案件的书，检察机关作出的不立案、不逮捕、不决定书、抗诉请求答复书、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民事行政检察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进行主动公开;对实名举报线索的不立案决定书依当事人申请予以公开。

（五）探索、完善内部监督制约与外部监督工作链接机制

1、进一步完善案件回访机制

除了对本院办结的自侦案件进行回访外，还对其它重大、复杂案件，有严重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进行回访监督。纪检监察部门通过回访，征求社会各界、发案单位或与案件当事人有关人员、抽查案卷等对办案人员严格、公正、文明、廉洁办案及执行办案纪律和有关规定的情况。

2、进一步加强与其它部门的走访联系

纪检监察部门和案件管理部门通过明察暗访，走访人大、政协、公安、法院、司法局（律协）等单位，对主任检察官执法办案的质量和效率进行监督，对督查发现的倾向性问题进行通报、督促整改。

3、探索执法办案评价公开，以公开促规范

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检察工作的重要标准，探索建立群众满意度收集考评机制，加强对检察人员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通过执法办案评价公开推进执法规范，深化执法为民。分别在一些场所等地设置检察意见箱，在官方网站建立意见收集专栏，由纪检监察部门定时收集汇总、调查核实意见。在执法办案重点关键环节分别设计并发放《意见表》，由当事人、辩护人或诉讼人、来访人、第三方社会人士等在每次的讯（询）问、接待、听证结束后，对办案人员执法行为作风提出意见，作出评价，考评结果记入主任检察官执法档案。

[参考文献]

[1]金鑫.《论主任检察官的定位、选配与管理》[J].《人民检察》，2014（9）：21.

篇9

一、审判管理的概念和目的

法院管理是由审判管理、人事管理、行政管理共同构筑的统一管理体系，其中审判管理是法院管理的核心部分，人事管理和行政管理都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审判管理活动，正如一个企业应有主营业务和核心竞争力一样，我们从法院纷繁复杂的各项工作中，提炼出来的核心业务就是审判。

审判管理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的整个诉讼活动过程中，为了使审判工作合法、有序、高效地开展，由法院内部有关部门和人员通过建立规章制度对审判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协调、规范、监督和指导，从而保证案件审理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能够通力合作，分权制衡，以实现公正高效。简而言之，审判管理就是围绕审判这个核心业务所进行的管理。

审判管理的目的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为了保证人民法院的整个诉讼活动合法、有序、高效地进行。按照《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要求，要通过审判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互相配合，有效监督，高效运行的审判体制，这就是当前人民法院审判管理体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二、辖区的特点和自身的状况

以通海县人民法院为例，其地域、人口、经济、文化的特点是：1、面积小，人口相对集中；2、在云南省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但比起东部发达地区来差距仍较大；3、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习俗；4、法制建设有一定基础，但治安“热点”、“难点”问题多，突发事件时有发生。

结合县情，分析近几年来法院审判管理的特点，比对东部和发达地区的情况可以对通海县人民法院的现状作以下概括：

通海法院属于西部的一个小法院，有其自身的特点、优势和局限性。与其它地广人稀的西部县相比，其特点是面积小，交通便利，人口相对集中，与这种地域状况相适应，在审判机构的设置上有条件做到相对集中，所以通海县人民法院于1999年完成了收缩派出法庭的工作。其优势在于硬件设施建设可以基本满足现有审判任务的需要，与东部和发达地区相比，每年不超过2000件的各类案件总数不算多，有条件在案件上做到精耕细作，审判效率还不是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东部和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不完全适合西部小法院的状况；和其它西部小法院一样，我们的局限性在于干警的相对素质偏低，案件质量不高，主要反映在庭审质量和法律文书质量上，还有一个最大的差距是在审判管理水平上。

三、审判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方法、原则和步骤

通海县人民法院在认真分析辖区特点和法院自身状况的基础上，以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为目标，并按照《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确立的改革原则，结合审判规律的要求，大胆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和实践，初步构建起了一套符合西部小法院的审判管理模式。

1、目标。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所确立的“权责明确、互相配合、有效监督、高效运转”的司法改革原则指导下，通海法院确立的审判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套符合审判规律，适应我院现实状况又着眼于未来，职责明确，分工合理，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法院审判管理体制。

2、方法。两手一齐抓：一手抓静态的审判组织体制改革，方向是大胆打破现有机构设置的障碍，保留机构，由专人兼职研究，对所有审判资源重新进行整合，实现审判资源的合理调配，解决审判一线力量不足的矛盾。包括机构的整合，人力资源的整合，物质资源的整合。另一手抓动态的案件流程管理体制的改革，将案件的程序运作分解成立案、庭前准备、裁判、卷宗装订、评查、归档七个阶段，分工由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人员完成，形成运转高效的流程管理，充分利用我院现有的局域网作为审判管理平台，实现案件流程的信息化管理。

3、原则。四个坚持。一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思想；二是坚持充分论证的思想，三是坚持符合法律的思想；四是坚持结合实际的思想。

4、步骤。通海法院在构建新的审判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设计了分三步走的步骤非常有特点，并且收到了实效，很有借鉴意义。第一步是重点突破，第二步是合力攻坚，第三步是建立体系。

第一步重点突破阶段已基本完成，见到了实效，鼓舞了士气，坚定了改革的决心。主要完成的改革任务有：

①执行治乱。要解决执行难，必先解决执行乱。执行乱是法院审判管理中的一大难点，必须花大力气彻底解决。通海法院于2001年8月起，花了近半年的时间，调整了执行人员，彻底整治了执行工作中存在的弄虚作假、瞒报、漏报、执行财产不变现，档案管理混乱等问题。纠正了执行乱的现象，为法院的审判管理改革和治理执行难奠定了基础，探索和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执行管理体制。

②民商合一。为建立与三大程序法相对应的民事、刑事、行政三大审判体系，解决长期以来民商分离的格局，避免执行同一部程序法和实体法的民商案件分属两个庭室所造成的同一法院对同一类案件在裁判和适用法律上存在的差异，按照民商合一，相对稳定，合理平衡的原则，合并民一、民二庭为一个庭室；同时将民商案件分成几个大的类型，由不同的合议庭来分管，让法官通过审判实践和理论钻研形成自己的专业领域，以此促进法官的专业化、精英化。同时推行合议庭负责制和错案追究制，率先在2001年建立了以大民事格局为方向的民事审判组织体制。

③公开听证。针对我国传统的申请再审和申诉制度中存在的主体无限，次数和时间无限，审级无限，理由无限所带来的部分当事人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对同一裁判文书反复缠诉的弊端，为了减少诉讼成本，节约审判资源，维护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和权威性，按照有诉必理，公开平等，及时合议的原则，推行申诉，申请再审案件的公开听证制度，制定公开听证规则，将无限申诉变为有限申诉，无限再审变为有限再审，将申请再审，申诉的审查工作，进行阳光作业，减少和避免暗箱操作，即维护了公民的诉讼权利，又维护了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和司法权威。

④实现三个分立。为改革法院内部机构职能，理顺内设机构关系，建立、健全案件流程体系，革除由法官自收、自审、自执案件所带来的久拖不结、暗箱操作、违法裁判的弊端，将审判权进行合理分解，分别由立案、裁判、执行、审判监督四个部门来分别实施，实现案件的流程管理，分权制衡，全程监督，落实了立审、审执、审监“三个分立”制度，促进了以独立、公正、公开、高效为主要内涵的审判机制的建立。

在这一阶段还进行了落实公开审判的制度，改革了庭审方式和裁判文书制作，加强了调研工作和干警的业务培训，加强了法官职业道德的建设等审判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

第二步合力攻坚阶段，核心任务是推行主审法官员额制。法院队伍中很大一部分审判员并不具备现代法官的素质，导致法院人员过多过滥，而高素质的审判人员则相对不足。更由于激励机制的导向错误，更难以调动高素质审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难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到法院工作，通过第一阶段民商合一的改革，将裁判权作了一定的收缩，在合议庭负责制的基础上，选好合议庭负责人，由合议庭负责人对本合议庭的案件质量负责。通过这一项改革，我院民商事案件的质量有大幅上升。从玉溪中院对全市近期上诉案件的质量分析来看，全市基层法院上诉案件的平均改判率为35.84%，而我院上诉案件的改判率只有12.5%，低于平均数2.9倍，是全市上诉改判率最低的法院，在队伍人员不变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审判组织体制的改革，实现了案件质量上一次大的飞跃。但这一项改革并不彻底，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按照《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确立的以“确定法官员额，建立法官遴选制度，建立法官保障制度”为内容的全面法官职业化建设，根据我院的案件数量和干警素质状况确定主审法官员额为8名，祥细制定了主审法官考试办法，建立了主审法官保障制度，对主审法官实行相对高薪制，将裁判权进一步向主审法官集中，充分挖掘潜力，发挥优质审判资源的作用，通过激励机制调动高素质人才的积极性。同时推行法官助理制度和审判单元制度，以此为基础，构建科学、合理又面向未来的审判组织体制，这一步是完成我院审判组织体制改革，建立新的审判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基础。云南省高院已将通海法院主审法官员额制的改革列为全省的试点，经过一年多的论证和试点，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制度，先后制定了《通海县人民法院主审法官员额制选任工作实施细则（试行）》、《通海县人民法院第一任主审法官选任工作实施方案》、《通海县人民法院第一任主审法官选任考试办法》、《通海县人民法院第一任主审法官制度的规定（试行）》、《通海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制度的规定（试行）》和《通海县人民法院岗位目标责任制奖惩考核办法》，为通海县人民法院全面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推行以主审法官员额制为核心，辅之以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单独系列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改革计划奠定了科学、全面、细致和可行的制度框架。

第三步是建立体系阶段。这一步是完成构建通海法院审判管理模式的阶段，也可称为审判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进阶段。现已设计好了最基本的蓝图，做好了理论工作和基础性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在静态的审判组织体制上，要完成部门职能的分工和人员职责的定位；在动态的案件流程管理上，要完成案件程序运作的合理分解，形成运转高效，全程监督、分工负责的流程管理体系，以局域网为审判管理平台，实现案件流程的信息化管理。

四、构建审判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

通海法院构建西部小法院审判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可以从基本结构、运作机制、流程体系三个方面来作一个系统的概述：

（一）审判管理模式的基本架构。

审判管理是围绕审判这个核心业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我们选择的审判管理模式是：对审判管理各个层级作科学的分解，在环节设置上合理布点，在每个关键的节点上由精英把关，再将各种素质状况和职能不同的人员按层级配置进去，实现单元化管理，每个管理单元建立以单元负责人或主审法官为主导的金字塔式层级职权结构。

1、科学分解，合理布点。

第一层：审判管理可以分解为四大管理体系，即：立案管理，裁判管理，执行管理，监督管理。

第二层：立案管理可以分解为四大单元的管理，即：立案厅、流程中心、法警队、综合裁判组。

裁判管理可以分解为三大审判组织体系的管理，即：刑事审判、民商审判、行政审判。

执行管理可以分解为两大执行权的管理，即：执行实施权的管理、执行裁判权的管理。

监督管理可以分解为四大监督体系的管理，即：静态监督的管理，动态监督的管理，横向监督的管理，纵向监督的管理。

以上第二个层面的分解，是设置审判管理单元的节点，由这些节点可以派生出各个金字塔式的层级职权结构。

2、金字塔式层级职权管理单元模式。

⑴、将三大审判组织体系分解成八个审判单元，一个审判单元负责一类案件的审理。其中：刑事设两名主审法官，两个审判单元；民事设六名主审法官，六个审判单元；行政审判指定民事中的一个审判单元的主审法官兼职负责。每个审判单元设一名主审法官，一名法官助理，一名书记员，加上其它不同的司法和行政辅助人员构成一个审判单元，在金字塔式的管理单元中表现为职权从上到下的关系，义务从下到上的关系；上一个层级的人员对下一个层级的人员有指挥、命令的权力；而下一个层级的人员对上一个层级的人员有服从的义务，下一个层级的人员对上一个层级的人员负责，并完成上一个层级人员的命令和指定的工作。主审法官在具体的审判管理单元中处于最高的裁判地位，在确保独立行使裁判权的同时，有权统筹和组织整个审判单元的工作，以保障工作的高效运行，主审法官只负责主持庭审，了解案件和作出最终的裁判，其它辅的工作安排由法官助理完成，或由法官助理组织书记员、其它司法和行政辅助人员共同完成，由主审法官对完成的工作成果进行验收，并有权对下层级人员的工作表现和业绩进行考核、奖惩，甚至有权建议给予晋升或处罚。审判单元制是金字塔式层级职权管理结构中机制最齐备和最能发挥功能作用的管理模式。理由如下：

A、由于系统的封闭性，保障了主审法官的独立地位和裁决者的身份，为独立审判创造了机制上的保障；B、由主审法官对裁判的质量负责，实现了裁判权向八名素质相对为本院最高的主审法官收缩和集中，裁判质量也有了制度上的保证；C、由于对审理和裁判工作作了进一步分解，除主持庭审和作出最终裁判的工作由主审法官完成外，其它工作可以分别由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和行政辅助人员完成，实现了审判工作按照重要性不同所作的分解，能使不同素质和状况的人员各尽所能，又给了主审法官人尽其才，尽情发挥个人聪明才智的独立舞台，让他们在业务上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D、由于一个审判单元仅负责一类或几类相对固定的案件，让主审法官通过审判实践和理论钻研形成自己的专业领域，促进了法官的专业化、精英化，让每位主审法官都能成为某一方面的法学专家；E、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结构在纵向上实现了人员素质的互补。首先，八名主审法官是从本院23名有审判员资格的人员中，经严格的考试精挑细选出来的，相对为本院素质最高的法官，能保证裁判质量。其次，八名法官助理也是从剩下的15名审判员中选出，均具备一定的审判实践经验和能力，可以胜任庭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和庭后的所有善后工作。再次，书记员由专职人员担任，能保证记录工作的质量。三者的素质从纵向上实现了互补。

⑵、将立案管理的立案厅、流程中心、法警队、综合裁判组四大单元分别比照审判单元设置的机制，进行有专人对工作质量把关的金字塔式层级职权管理单元的设置，把不同素质和状况的人员根据其能力和特点分别配置到各个职权层级中，最大限度发挥其特长，既做到了人尽其才，又做到了各尽其能。以此解决现行法院干警素质参差不齐所带来的矛盾。

（二）、审判管理模式的运作机制

通海法院选择的上述审判管理模式体现了“四位一体”的审判管理运作机制，立案、裁判、执行、监督四位一体，并行不悖，同时推进，整体加强的审判管理格局，革除了“哑铃式”管理体制中的种种弊端，突出了程序和实体并重，执行和监督并行的思想，有效地避免了传统审判管理模式中顾此失彼的机制缺陷。“四位一体”的运作机制表现为：

1、把立案庭构建为审判程序的管理中心。

把与审判程序相关的职能部门和人员向立案庭收缩，包括程序监督职能也并入立案庭，实现整个审判程序从启动到结束的全程管理和全程监督。立案庭分四大单元进行管理和运作，每个单元履行不同的职能。

⑴、立案厅：审查和决定立案，诉讼费、执行费以及其它费用的收退和结算。

⑵、流程中心：排期开庭，审限跟踪与提示、卷宗归档、制作统计报表，统计分析报告，案件质量评查（属监督管理的职能，汇同审监庭、政治处等部门共同完成）。

⑶、法警队：执庭、送达、押解、警卫、保全的实施、协助。

⑷、综合裁判组：保全的裁决和组织实施，支付令、执行裁判的听证和裁决，申诉和申请再审的听证和裁决。

2、把职能审判庭构建为案件的决策中心。

将刑事、民商、行政的案件按性质再作细分，由不同的主审法官组织不同的审判单元对某一类或几类相对固定的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行政案件由于多年来个位数的案件数量，暂时没有设置专门审判单元负责的必要，而指定专门的主审法官兼职负责审理和研究。民事案件分成三个大的类型：一类是合同和债务案件，一类是婚姻家庭和三养案件，一类是侵权和损害赔偿案件。每一类案件分别由两名专门的主审法官组织专门的审判单元审理，一般实行独任审理，需要组成合议庭的个别案件由负责同一类案件的两个审判单元的主审法官或法官助理组成合议庭，但审判长必须由主审法官担任，法官助理只做陪审，独任审理的案件必须由主案法官主持。法官助理可按主审法官的要求组织庭前调解，证据交换，证据调查等工作。

3、执行管理实行分权化运作。

将执行权分解成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执行实施权由执行局负责，执行裁判权由立案庭的综合裁判组负责，以实现执行的分权制衡。且执行裁判的内容多以程序为主，由担负程序管理中心职能的立案庭负责较妥。由于执行裁判权被剥离，执行局主要行使执行实施权，人员调配上要做到收放自如，既有承办人的个人负责，又有实施执行措施时人员必要的集中。有分有合，分工负责，合力攻坚的执行机制，与审判管理单元和立案管理单元在人员调配机制上有其不同的特点。

4、监督管理构建“三全”体系。

监督管理光靠设置一个固定的机构来进行，不可能实现监督的目的，也达不到全程监督，案案监督的要求。我们构建的监督“三全”体系是：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化的结构。在动态监督上设置“审限跟踪和提示制度”，从而达到监督的全程化。在静态监督上设置“案件质量评查制度”，由立案庭的流程中心、审监庭、政治处、纪检室汇同完成；设置“申诉和申请再审的公开听证制度”，由立案庭的综合裁判组、审监庭，具体案件所涉性质与对应的不属回避范围的主审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从而达到监督的全员化。在横向监督上主要依靠案件的流程进行管理；纵向监督上主要依据上下级职权管理的机制强化对司法主体执法行为的监查和督导；再加上外部的监督，包括人大监督，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实现横纵并行，内外并举的全方位监督。“三全”监督体系体现着动静结合，分权制衡，条块结合，互动制约的特点，通过对人员的合理配置，权力的层层分解，制度的环环植入来实现监督和监控。

（三）案件流程体系的基本结构。

建立案件流程体系，就是要按照司法审判运行的规律和进程，将司法审判各职能分解在由不同部门和人员负责完成的环节上，我们所要建立的案件流程体系，要以实现分工负责、分权制衡，流程管理，高效运行的功能为目标，在基本的结构体系中，以流程中心为程序管理的枢纽，以立案厅、综合裁判组、各职能审判单元、执行局四大系统为程序执行机构，分设七条执行的指令通道，共同构成一个中心，四大体系，七条通道协同一体的基本案件流程体系。

通道一：由立案厅将审查立案的案件流转入流程中心，流程中心将收到的案件分别不同性质指令各职能审判单元，综合裁判组，执行局来完成。

通道二：由流程中心将排期后的案件指令具体的职能审判单元限期完成审判任务。

通道三：由流程中心将保全的申请，由执行裁判权解决的申请，申诉和申请再审的申请，支付令的申请交给综合裁判组限期作出裁决。

通道四：由流程中心将收到的执行申请指令执行局限期执行。

通道五：各职能审判单元将审结后装订好的案件交回流程中心，进行案件质量评查后归档。

通道六：综合裁判组将裁决完毕的案件装订好后交回流程中心，进行案件质量评查后归档。

通道七：执行局将执结的案件装订好后交回流程中心，进行案件质量评查后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