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土地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国时期的土地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晚清；民国时期；湘黔苗疆；社会纠纷

[基金项目] 2012年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至民国时期湘黔苗疆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2ZC100）；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费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 G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001-2

湘黔苗疆是指今湘西和黔东南的苗族聚居区，包括以苗族为主要居住民族的汉族、侗族、瑶、壮、彝、黎在内的民族杂居区，具有苗疆民族杂居的典型性。晚清至民国时期正处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期，中央、基层、民间等权力在湘黔苗疆地区交错并行，在这样的权力网络中纠纷事件不断上演。而目前学界研究较多的涉及到苗疆法律制度研究，但没有从晚清至民国时期社会急剧变革的动态视域中考察苗疆社会纠纷解决的过程。而在政治变迁及区域内各种权力交错并存的背景下研究湘黔苗疆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并以官民互动视角探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理解与分析官方与民间在晚清至民国时期苗疆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博弈现象。要深入探讨这一时期湘黔苗疆社会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相关概念及社会纠纷的类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一、“纠纷”、“纠纷解决”的概念

（一）“纠纷”的概念。从古人对“纠纷”解释可以看出纠纷的寓意有三层意思，即杂乱、纠缠、争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纠纷”的最初阐释，也是这个词义的缘起。从字面上释义“纠纷”是指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实践中，因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而产生一些交错杂乱的矛盾，以致双方或多方交织在这个矛盾中、纠缠不清、争执不下。随着现代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对于现代意义上的“纠纷”并不仅仅体现在字面上，因为作为每个学科的专有词，它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所不同，目前对于这个词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纠纷是指社会主体之间丧失均衡，表现为主体行为与社会既定的秩序与主流道德的不协调或对抗。如[日]千叶正士认为“纠纷”是“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体相互之间丧失均衡关系的状态”。第二种观点认为，纠纷对社会发展来说，它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性，如科塞・罗斯等社会学家认为，冲突（纠纷）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他甚至详细列举了纠纷具有的机能包括：提高社会单位的更新力和创造力水平；使仇恨在社会单位分裂之前得到宣泄和释放；促进常规性冲突关系的建立；提高对现实性后果的意识程度；社会单位间的联合得以加强；第三种观点认为，“纠纷对于社会是一种中性的存在，不能在纠纷与病态之间划等号，当然也不能在纠纷与进步之间划等号。人类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纠纷是人类社会的常态。纠纷并不必然意味着善，当然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恶。”季卫东也认为：“所谓纠纷就是公开地坚持对某一价值物的相互冲突的主张或要求的状态。”三种观点实际上可以分为传统的纠纷观和辩证的纠纷观，本研究认为纠纷是社会行为主体与即定的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辩证的，它给社会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

（二）“纠纷解决”的概念。学界对“纠纷解决”这一概念的辨析大概有两种倾向：“状态说”和“过程说”。过程说认为纠纷解决不仅仅指纠纷得到解决，还包括纠纷解决的整个过程。英国的威廉・马白克爵士认为，纠纷的解决就是做出一种关于孰是孰非的决定，亦即关于谁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成立，谁的观点不能成立的一种判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状态说。顾培东对此指出：“冲突的解决不仅仅限于是非判定的作出。退一步讲，即使马白克的见解能够成立，也仅仅揭示了解决冲突的内涵之一，远没有揭示解决冲突内涵的全部内容。”（日）棚濑孝雄则认为“传统的法解释学历来都只是把焦点集中在法官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判决这个方面来讨论以审判解决纠纷的问题”，由此他将“纠纷解决”从制度转换为过程来考虑，基本上从“纠纷解决”的状态说过度到了过程说。范愉对此有较为明确的论述：“纠纷解决是指在纠纷发生后，特定的解纷主体依据一定的规则和手段，消除冲突状态、对损害进行救济、恢复秩序的活动。”赵旭东在总结了前人观点后提出了纠纷解决的三层涵义，“首先，从目的性来说，纠纷解决是指纠纷主体或者在第三者参与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活动。”；“其次，从过程性来说，纠纷解决是指纠纷主体为了化解矛盾或消除纷争而自行协商或者在第三者参与下进行调解、仲裁或诉讼的过程。”“再次，从结果状态来说，纠纷解决是指一项矛盾或者纷争通过不同的方法或者手段被化解或者消除的实际结果或者状态”。可以看出，其实学者在讨论“纠纷解决”的概念时并不是只赞同一种观点，而是认为“纠纷解决”是“过程说”与“状态说”的相互结合。笔者认为“纠纷解决”既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削除纷争、化解矛盾的过程，也指这些矛盾、纷争被消除后的结果或状态。“纠纷解决可以分为私人解决机制、共同体解决机制、社会解决机制和裁判解决机制。其中，共同体解决机制主要是指由各个集团、团体内部依据自身的规约、章程解决本组织内部纠纷。”

（三）纠纷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机制是由纠纷解决制度、方式、程序等组合而成的一个解决纠纷的动态过程。纠纷解决机制由国家机构、地方组织充当纠纷解决的主体，通过纠纷解决的制度、方式、程序等元素之间的互动，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纠纷解决的动态过程。可见纠纷解决机制不同于纠纷解决 制度、方式，也与纠纷解决的程序有明显的区别，而是一个具体动态过程。

二、社会纠纷的类型划分

（一）根据纠纷主体的民族归属划分

社会纠纷主体的不同也可以作为划分纠纷类型的一个重要依据，可根据纠纷主体的民族归属来了解因纠纷主体的不同对纠纷解决的影响，从而探讨纠纷解决机制中纠纷主体的重要作用。苗疆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杂居区。民族较多但多以苗族聚居区为主。因此，根据纠纷主体的民族归属可以苗族为中心将其划分为苗族内部、苗族与汉族、苗族与土族、苗族与侗族、苗族与彝族等多种类型。但由于在苗疆，多为苗族、汉族的民族特点较为突出，其他民族与苗族的纠纷和汉族与苗族在社会纠纷中无太大差异。因此，可以用苗族与苗族和苗族与汉族两种纠纷类型来说明依据纠纷主体的民族归属来划分社会纠纷类型的依据。

苗族与苗族的社会纠纷。苗族内部的社会纠纷较为普遍，如清朝光绪年间贵州文斗苗寨因林木砍伐经常发生纠纷，光绪二十八年文斗寨的姜永松等人越砍杉木，与另一村寨的姜盛魁等发生争执。双方因对林木砍伐的界址有争执而僵持不下，后经中人调解，对争执的山场重新界定，并插岩为界。如此双方纠纷被解决。这即是典型的苗族与苗族社会纠纷的案例。苗族内部社会纠纷在苗疆地区普遍存在的，诸如林业纠纷、婚姻纠纷、草场纠纷等都是苗族内部社会纠纷常见的类型。

苗族与汉族的社会纠纷。晚清至民国时期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纠纷多源于清初实施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离政策所引起的。由于苗疆多以苗族、汉族的民族认同意识较强，因而将民族纠纷的焦点集中于汉苗两个民族上。这一时期，尤其是在湘西苗疆，汉苗社会纠纷较为突出。从明代中央开始设立边墙，“沿溪石壁，水城天堑，生成界限，民村田粮得入腹内。”至天启年间，“自镇溪所起，至喜鹊营止，复添设边墙六十余里。稳然自谓全城汤池矣！”但边墙设立后挡住了苗族向汉地的入境，却无法挡住汉人向苗疆腹地不断扩张，汉苗以边墙为中心展开了长时期的斗争。

（二）根据社会纠纷产生的原因划分

根据社会纠纷产生的原因划分纠纷的类型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实际上由于纠纷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而且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很难将其作为依据划分社会纠纷产生的依据。如有些纠纷因为其产生原因单一，且较为明显，也可以依据纠纷产生的原因进行划分。如以下两类。

因借贷关系引起的社会纠纷。“苗疆向有汉奸，往往乘机盘剥。凡遇青黄不接之时，则以已所有者贷之，如借谷一石，议限秋收归还则二石、三石不等，名曰‘断头谷’。借钱借来亦皆准此折算。甚有一酒一肉积至多时亦抵田产数十百金者。日久恨深，则引‘群’盗分之，而乱机遂因之而起。”可见，近代苗疆社会的民众也身受上层统治阶级的层层盘剥，尤其是通过高利贷榨取农民的血汗。因此，这时期，因借贷关系引起的社会纠纷也较为普遍。

因争夺自然资源引起的社会纠纷。最为典型的即是清代以边墙为界汉苗双方进行自然资源的争夺。汉人通过购置田产、开垦荒地、盐铁贸易、设立防线和军事哨卡等方式不断深入苗族聚居的核心地带，从而使苗汉民族社会纠纷不断向纵深发展，苗汉纠纷成了社会纠纷中最为典型和突出的代表。如苗汉民族以土地争夺为核心引发的社会纠纷。“在苗疆苗族聚居区与汉土民聚居区结合的边缘地带，以边墙为轴线，边墙内外10―20的范围，聚焦了大理的外来移民。”大部分苗汉纠纷即是群体纠纷的形式出现，且边墙为中心，以土地为争夺对象的社会纠纷。以嘉庆年间汉人以均屯田的方式侵占苗族聚居区的土地共10万亩。占苗疆水田总面积的一半左右。

晚清至民国时期苗疆社会纠纷解决相关研究不仅包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还包括社会纠纷类型分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及其总体特征和历史经验。而目前存在的难度即是如何从浩瀚的地方档案资料及其文献典籍中进行史料的初始加工，整理、提炼出课题所需的史料，以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为基础，结合田野调查，利用交叉学科的优势，纵横剖析晚清至民国时期苗疆社会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除此之外，如何在政治变迁及区域内各种权力交错并存的背景下研究苗疆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并以官民互动视角探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理解与分析官方与民间在晚清至民国时期苗疆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博弈现象。这些都需要学界同仁的关注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汉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曰：“岑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宋书・刘勉“勉以世路纠纷，有怀止足，求东阳郡。”清之唐甄《潜书・权实》：“细事纠纷，要政委弃。”

[2]（日）千叶正士.法与纠纷[M].三省堂，1980，45-50.

[3]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

[4]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5]（美）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M].齐海滨，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217.

[6]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7]（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

[8]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71.

[9]赵旭东.纠纷解决含义的深层分析[J].河北法学，2009，（6）：150.

[10]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23.

[11]邓建鹏.清至民国苗族林业纠纷的解决方式──以清水江“认错字”文书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60.

篇2

关键词：种植理性；种植结构变迁；农家经济选择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12011)05-0145-12

收稿日期：2011-03-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09YJC770058)；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52WQ20)

作者简介：邓玉娜，女，河南开封市人，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涉及到清代农业种植中商品化特征表述时，学者们常选用“与粮争地”一词来概括，即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抢占了原来粮食作物种植的土地。那么，到底争地了吗?如何争地的?这些问题还需重新考量，考量的方法就是将研究的视角更加细化。如果将秋粮、夏粮分开比较的话，即会得出新的结论。

一、清代河南夏粮作物中稻麦种植的变化

河南横跨北亚热带和暖温带两个气候带，地形以平原为主，自古以来便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境内绝大多数地区的气候、土壤都适宜于粮食作物生长，是北方重要的产粮省份，麦子在当地拥有较长的栽种历史。

清代，麦子的种植遍布全省各县乡间田地，即如尹会一所说的“豫省产粮，惟二麦为最广”，布政使辅德亦曰“伏查中州最重麦收”。清代各县的县志中几乎一致地都将二麦排在了物产的首位。

此外还有荞麦，由于它的生长期较短(一般在70天左右)，农历六月十五日前后播种到了八、九月即可有收，所以成为救灾补种的首选作物。乾隆三十三年(1768)，豫南光州及所属之光山、汝宁府属之罗山3州县夏间缺雨，致成偏灾，到了七月初五、六日得雨之后，春种作物的节气已迟，来不及补种，于是民间随即赶种荞麦，以期救荒。

大麦、小麦、荞麦三者尤以小麦为重。除了河南的自然条件适宜种植外，还因为：其一，它是北方人民口粮所冀。“豫省民食以麦为主，故有一麦抵三秋之谚”，另如直隶、山东、陕西、山西、内蒙甚至安徽北部的凤阳等属，都是以麦面为主食，小麦往来贩运极其频繁，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其二，它是漕粮征收的主要内容。“豫省每年起运正耗米、麦、豆共二十一万九千余石”，以小麦为主，各有漕诸县的乡民无不例外地都要完纳一定数量的小麦，有上缴赋税的负担。所以河南的粮食作物以小麦最多。豫东的密县小麦“遍地皆种，性质最佳”，鹿邑县“最贵者小麦，小麦独多”。豫西的宜阳县“种麦独多”。豫北漳河流经的附近之地“宜于种麦”，种者遍野，誉为良田，官府力图在此筹建社仓，以蓄小麦。豫南泌阳县每介小麦登场之际，“麦穗堆成大小山”。

若从纵向长时段来看，由明至清，小麦也处于快速发展的势头。将明清两代可资统计的朝廷税粮对比，可以发现夏麦所占比重的增加。明代，税收中夏麦之比于秋粮米的平均值约在43.1％左右(表1)。再根据梁方仲所统计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河南夏税麦额47990.2石与秋税粮米额50731.7石之比为94.5％。二者相较，约在300年内，小麦的征收数量翻了一番还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麦种植量的增大。

当然，虽然根据赋税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麦生产的发展。但是由于它属于细粮，价格高于谷子、高粱等秋收的粗粮，粜卖小麦换取银钱的时候获利稍多，社会中广泛存在乡民粜精的行为，而粗粮则一部分参加了出售，一部分留为了口粮储存。所以整体赋税中秋粮所占比例的下降并不能说明其在横向上种植数量及收获数量的降低。

同时，随着旱地作物小麦的不断广种，同属夏收作物的稻米在河南境内的栽植则呈逐渐萎缩之态。清代省内稻田主要存在于淮河流域的光州、光山、固始、信阳，黄河流域的郑县、卫河流域的辉县，其余皆是以小麦为主的产区。特别是南阳盆地一带，稻田大部分都改为了旱田。据研究表明，南北朝至北宋时期，南阳及其所在的唐、白河流域的水热条件适宜水稻栽植，唐县、邓州拥有较大的陂塘用以灌溉水田。明代初年，邓州一带“灌溉稻，遍于四野”；到了弘治年间当地的水田生产已不景气，需要招募南方人来此经营水田；再至嘉靖时期，由于水利的败坏，地方官认为不如听其民间自行改种旱田，水田随之大面积减产。

再以南阳县为例(表2)。清末的时候，南阳县粮食作物已经变成了旱作为主。县内稻田的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与此相对应的是旱作中小麦栽种面积最广，其次是豆类作物(尤以黄豆为主)，玉蜀黍、粟谷、高梁在秋粮种植较多。

无论如何，此时的南阳还有少量的水田。而其邻县裕州境内则全部改种了旱作，稻米已经绝产；不远处的淅川直隶厅、内乡县等地出产的粮食也主要是小麦、玉米、黄豆，并无稻米，看来当地的大部分水田也逐渐退还给了旱田。

水资源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康、雍、乾时期，官府不是不重视水利兴修。据统计(表3)，雍正帝在位的13年间，仅就南阳一府就兴修了674处沟渠设施，其中叶县修筑的最多，竟达138处。但是水田需水量是旱田的7倍，即灌溉1亩水田的水资源可以灌溉7亩旱田。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需求量不断加重，人们逐渐舍弃了耗资较重的水田经营，绝大多数的水渠被用来灌溉旱田以求提高粮食的产出率。如南阳县稻米亩产量为6斗，每斗24斤，折合144斤；小麦的亩产量是3斗，每斗34斤，折合为102斤。虽然从亩产量上来看，水田高于旱田约1／3的水平，但是7亩旱田所出小麦就是714斤，远远高于1亩水田之产。对于乡民来说，这笔账想来不难算清。

为了追求亩产效益，在水利条件好的地区，部分农家改旱田为水田。如根据乾隆初年河南巡抚尹会一的记述获知：“豫省广野平畴率皆旱地，惟南(阳府)、汝(宁府)、光(州)及卫(辉府)、怀(庆府)等府州所属间有水田，亦属无几。然其间尚有可以改作水田者，夫水田之收获较胜于旱地，其因地制宜，导水灌田之处亦如凿井灌园，全在百姓自为经理，而非官法所能督责。”这些改造水田的行为不无存在，而且还都是出自民间自为选择的行为。可是，问题在于水田升科后交纳的税粮高于旱田，再加上水田所费工时，成本又高于旱地，农民一年劳作之后获利无多。于是，改稻田的农家纷纷又转回仍种旱地，想改而未改之家“畏虑不前”。尹会一希望朝廷能够对“凡改水田者仍照旱地原额完粮，永不升科，俾小民知更改水田利重粮轻，有倍获之乐，而无额之虞”，以期踊跃改种。也许这样的刺激可以一时奏效。但是

处，总计达到60个水利设施。长时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至少清末时期南阳全府的水田仍属寥寥。

二、清代河南粮食生产的复种轮作方式

麦子仅仅是夏季收获的粮食作物。金秋时节，田间地头到处可见的忙碌农民则正在收获着高粱、谷子、

豆类、芝麻等杂粮作物。清代河南的乡村，春秋两季广布农产，家家户户无不根据天时与地力精心地计划着农作安排，农民正是利用春作秋作之间生长期的不同(表4)将它们彼此交叉配合，以求达到增加土地利用率的效果。这也就形成了河南农业的复种性农作方式。

河南巡抚在向朝廷奏报麦收和秋收分数的时候，经常这样说：

查河南一省种麦者十分之六七，种棉花、高粱、早谷十之三四。收麦之后，将麦地翻犁补种晚谷、豆

子。四月半后以至月底，民间正收割二麦，雨水稍短尚属相宜。迨麦已登场，五月初间，即需透雨，庶可

及时播种豆子、晚谷。

今节交夏令，二麦之早种者俱各扬花秀穗，晚种者亦极其茂盛，现在抽茎打苞，此时雨水不宜过多，

据各属禀报，于三月二十六七等日得雨二三寸不等，足资润泽，甚为合宜，计四月半后五月初旬俱可刈

获，丰稔可期，其早秋如高粱、谷子、棉花等类播种齐全，现各出土长发。

早秋登场，……晚秋亦即成熟，两旬以来，农民次第收割，亦即完竣，其他如豆薮、棉花等项均可按时

收获，……八月十五日以后借此得雨省城以及各属无不普遍沾足，已割之田即可翻犁种麦，民情甚为欢

庆。

豫省自收麦以后天气久晴各处虽间得偏雨未能均沾，颇觉干旱，早秋需雨滋养，晚秋尚未种齐，望泽

甚殷，……于六月初七日省城竟夜大沛甘霖，……臣于十一日亲赴郊外遍行查视早秋顿觉改观，无不勃

然兴发，高粱、粟谷已俱出穗，芝麻、棉花亦开花结角，其未种之麦地皆争出犁耕，赴种晚秋。询据农民咸

称晚谷、黑豆、绿豆等项此时布种尚未为迟，秋成可望。

臣向因工来省之府县，并初郊祈雨之际，细询农民，咸云总在六月初四日入伏以前，得有透雨，晚谷、 豆子俱可布种无误：成若入伏以后六月十五以前方雨，止可布种荞麦以济民用。

此类的记述悉属常见。再者，道光年间河北道员王凤生下车伊始，为了了解黄河以北3府(彰德府、卫辉府、怀庆府)的社会经济、民土风情，札饬各州县官员对本地的农业、工业、商业、手工业、贸易集镇等诸方面做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根据回报可知，当时卫辉、彰德2府所属17县，除3县无明确记载、考城县由于河患严重导致“乡人虽种秋禾，三年难望一收”外，其余13县均实行了麦与杂粮的每年春秋两季接种，即“春麦秋禾”，实行率约占76％。

这些无疑都可表明清代河南省内广泛存在增加农业复种指数的现象。但是，究竟属于一年两熟制度还是两年三熟制仍未确定。简单说来，此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修耕，或者春季或者秋季，主要目的是为了蓄养地力。要想弄清这个问题，下面的两条资料尤显宝贵：

伏查豫省河南府属洛阳、偃师、孟津，怀庆府属原武、孟、温等县六月内得雨稍迟，今于七月初四五六

等日续又得雨三四寸不等，早种之秋禾、棉花俱属有收，不致减薄，惟收割晚麦不及补种，晚秋之地尚有

十之一二，内有播种荞麦者，亦有农民向以春麦为重，留待八月播种，以冀倍收者，并不成灾。

至向来亦有本不种麦，留待春间播种棉花、杂粮及豌豆、扁豆等类者，复谕令有司俯顺与情，悉从民

便，如愿领麦种即行借给籽粮，有愿种杂粮而工本无出者按照籽麦折给银两。

这里，明显地可以看出修耕的存在，即为两年三熟制。于是，在施行麦――粟豆――高粱接茬栽植的组合中，出现了麦子――粟(豆、花生、荞麦)――冬闲――高粱(晚粟、棉花、豆)的搭配方式。选择麦茬后种豆主要是因为豆类作物具有独特的根瘤固氮的作用，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有利于下一季的收成，正所谓谚语有“麦不离豆，豆不离麦”之说。所以，有学者也称华北这样的轮作方式为麦、豆杂秋的两年三熟制。

地方志也有对此复种轮作制度的记载，以资印证。如道光《河内县志》称“大率两岁三收，今年九月种麦，明年四月收，五月种黍、高粱，八月毕收。”扶沟县令主张乡民改变原来的一年一收的耕作习惯，认为“洼下受水之地每年只种麦子一季，若好地则割麦种豆，次年种秋，最少两年三收。而扶民则好地亦多一年一收，地膏工少，最为可惜”。于是发放《厚风俗告示》广布晓谕，并借助各保长、首事督促执行。由此而知，两年三熟制的存在并非属于孤证。

另外，河南乡村还广泛存在着作物套种的生产习惯，如将豆类插种在麦地、棉花地。此举可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中扩大收成的品种。无论这部分插种作物产出多少，它们毕竟增加了小农家庭农业收获，有利于提高可资出售、交换的粮食物品及数量。

在保证复种生产的环节中，土地肥力的补充和维持变得愈发重要。于是，当时河南乡民根据本地具体特点，因地制宜，采取各种施粪上肥的沃地方法。省境存在较多盐碱地，通常的治碱方法是用粗沙压地或挑深数尺后再用多牛深耕以翻换好土。清代则出现了一种节省工时、方便易行的苜蓿之法：“苜蓿能暖地，不怕碱其苗。可食又可牧放牲畜，三四年后改种五谷同于膏壤矣”。舞阳县民原本“铲取草泥谓之末子堆，积干粪谓之铺塘。虽亦用水浸而其时甚少，甚不得力”，清代中期开始实施了养猪积肥和利用牲畜肥源的方法。也有的地区采取了以羊群卧地的方法，此法既可除草又利于施肥，一举两得。虽然各地方法不一但多是以高效率的蓄粪施肥技术取代了以往的惯用之法，使地力得以及时补充，粮食产量才可有所保证。除此之外，在粮食不宜生长的地区如北部旱作区，西部丘陵区等处还推行沟播技术。即先以犁冲沟，顺沟施肥、撒播，种子播于深处呈深沟宽辐条播，覆土镇压。此法亦是有利于粮产量的提高。

在耕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复种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产量的增加，间接发展了生产力。可是由于一地区采取几年几收的耕种方式要受到当地气候、土质、灌溉等自然条件的制约，所以在这些条件具备较好的地方有实行小麦、杂粮等农作物一年多熟的可能，而在土地贫瘠地区或丘陵、多山地带只能一年一收，有的甚至还无法实现一收。各地粮食产出多寡不尽相同，粮产丰富的地区不断补济粮产低少的地区，余缺协调。这也是造成河南内部粮食流通的重要原因之一。统计全省情况，应是以两年三熟制为主。直至民国时期，该省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复种制度。

三、清代河南秋粮作物种植结构变化

农业生产复种制的后果就是在保证主要粮食作物――麦子产出的同时，也保证了秋粮作物的种植。固然，麦子在种植面积及产量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由于秋粮品种多样化，综合看来，我们会发现其整体产量并不低。

如表所示(表5)，单个来看，南阳县麦子的产量在所有粮食总产量中稳居首位，比秋粮之大宗者粟谷、玉蜀黍、高粱、黄豆的产量都多出1倍左右。同时，非常明显，在整体秋粮作物面前它又显得十分微弱，约等于秋粮的1／4，仅所有豆类产量18.5万石就已经直逼它20.3万石的榜首数目。虽然，清明后播种的早茬玉蜀黍在夏季收获，多少会增加夏收粮食的产量，但也绝对不会动摇夏秋之比的整个局面。

当然，这是综合了一县全部土地得出的结果。若以一户家庭而言，由于土地数量、投入成本的能力等各方面的制约，不可能在一年的生产周期内播种全部品种的秋粮作物，只能选择

其中的两三播种，所以，二麦的产量优势仍是绝对明显的，一般都会超过秋粮。

如此看来，二麦重要，秋粮也重要。尹会一在前文奏疏中总结了清代河南广种高粱的原因：物种生性耐水适于中州土宜、日常生活用品原料、黄河河工的工料来源。同时也由于它不易储藏而多被用来造酒，农家借以出售换钱。另外，高粱、谷子、豆类等也是普通乡民生活所藉的口粮替代物。如林县“麦不熟则小歉，谷不熟则大饥，阳武县粟谷是“农人食品的大宗”。这样以来，省下来的精粮麦子主要用于出粜换钱，也同样将谷、豆卖出以补家用。所以，河南民间秋粮作物种植亦很广泛。

随着玉米、蕃薯等新品粮种的引进，秋粮成为人们口食所需的地位日益抬升。玉米、蕃薯是美洲作物，明代传入我国，由于其对生长条件要求低、产量高的特点，在国内得到了迅速传播。河南最早出现记载玉米的史料为嘉靖《鄢陵县志・物产》，据此推之玉米引入河南的时间大约在嘉靖十三年(1534)前后。其后，玉米逐渐转播到襄城、巩县、原武、鲁山等县区。康、雍、乾时期，玉米的种植已经大幅度增加，归德府、怀庆府、河南府、汝州等地都把玉米作为本属辖境的通产，尤以豫西山区为多。清代中后期，玉米在全省各地普遍种植，成为秋粮的大宗产品。

蕃薯又称地瓜，因为常见的有红、白二种，所以豫人常呼之红薯、白薯。乾隆初年，最早栽种地在豫西山区，随后逐渐推广，直至乾隆中期，已经在全省普遍种植，成为了重要粮食作物。

根据不完全统计(表6)，民国时期玉米、蕃薯的种植仍然处于继续增大的趋势。其中，尤以蕃薯增长较快。20年代中期蕃薯产量提高迅速，已经占到了全部粮食产量的14.1％。到了20世纪30年代则又上升到21％，约在10年时间内提高了7个百分点。玉米虽然提高的速度不如蕃薯，但也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的状态。

于是，乡民们充分利用田间地头、临房隙地、山间凹野等地栽种这两类高产粮食作物，再加上口感甘润，它们成为了佐食秋粮粟谷的生力军。林县自种植玉米之后，百姓已经将其视为恒食新乡县“薯分红白二种，遍境皆种，可佐秋粟，以免饥饿”。阌乡县地窄人稠，即便小麦丰收也不够半年的口粮，因而农家多种玉米，全赖之为口粮食品。太康县因为蕃薯足以补主食，境内外多有栽种，一般农户种植一亩，正常年景的收获之量可够一年的食用，并且冬、春两季普遍以其为主食。淮阳县种植的蕃薯亦成为了当地民众的主要口粮。嵩县山区广种玉米，“其山民玉黍为主”，成为了主食。一般家庭中麦食是难得的佳肴，每每只有年节等节庆之时全家人方得美美品尝一顿，平时则主要食用秋间收获的粗粮杂食。

可以看出，玉米、蕃薯仍然是作为口粮食品的身份介入秋粮生产。此时，除了高粱、豆类出售率高外，大部分秋粮仍是以生计糊口为主要目的。

但到后来清末铁路修通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油料作物花生、芝麻、黄豆的种植比率逐渐攀升。

明代，芝麻已经广种全省，散见于各县方志关于物产的记载，产量有限，一般出售并参与长途贸易者较少。花生在豫省的出现相对较晚，大约在清初开始种植，乾隆时期，花生的主要产地仍是在广东等南方海滨省地。

直至清末民初，河南花生的品种发生了变革――从山东引入了美种大花生，较之传统的小花生颗粒大、产量高，“从前多种小种，近则大种盛行，以小种须用铁丝筛，从土中筛出，大种仅用铁笆，掘蔓过时自出，收获之时大种较为省力，实则小种出油较多于大种”，有利地促进了花生种植的推广。同时，由于此时油料加工业的不断兴起，国内迅速出现了诸多的油房、油坊、油业公司，对于原料的需求量激增；再加上平汉铁路的辅助，运输便利，也为芝麻、花生的扩大种植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空间。

于是，民国时期的文献中开始频繁出现评述它们增产的史料。省城开封及朱仙镇、中牟县、兰封县、尉氏县、陈留县等地原本壤土肥沃，迨至在咸丰年间黄河改道之后遂成沙地，除花生外，其他杂粮种植寥寥，仅就开封西乡平均每年产出花生30余万担。考城县也在黄河故道上大量种植花生，花生一跃成为该县物产的大宗。通许县“近十余年来，县西北一带之沙地多种落花生，产量颇丰，为新增农产，除本地只有或熟食外，向能远销各地，为出产之大宗。”太康县民人因花生获利丰厚遂有“境内多有种者，收获亦饶。”根据民国编撰的《续仪封县志稿》中《物产志》云：“旧《志》不记花生，今则为出产大宗”，大致也属于引种新种花生之后生产不断扩大的例子。

总体看来，豫东地区成为了花生主产区，“近年白油及花生米为河南重要之输出品，中牟、开封为其集散之地，中牟、开封、兰封、通许、陈留产者最多，次则尉氏、洧川、睢县、考城，而河北之封丘、延津及各县沿河之沙地、临漳之漳河故道及两岸皆产花生”，其产区范围大致涉及“陇海自中牟以东之豫苏两省沿线地带，津浦线自徐州起，北至平原，禹城之苏鲁两省沿线地带，黄河自河南之封丘、延津等县起经中牟、开封而至山东之临蒲集、齐东、济阳等县”。

再如芝麻。根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一次调查显示，河南境内芝麻种植面积在l 000亩以上的州县有36个，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的唐、白河流域，如驻马店、漯河、周家口、郾城、遂平、西平、临颖、汝南等地，归德等黄河流域地区亦多有种植。另如，“东至息县、新蔡，西至南阳、淅川”也是河南产芝麻之区，并以漯河镇为其集中地，“漯河附近京汉铁道之郾城车站为制油之所，运销汉口一带，远输至美洲、坎拿大(按：加拿大)等处”。

固定的耕地上，油料作物的兴盛势必引起与同一播种时期内其他粮种的减少。以豫南为例。如表所示(表7)，当地油料作物黄豆、芝麻成为了秋粮的最核心项目，播种比例约为84％，甚至遂平县秋粮耕地的99％都用于了油料作物。这样以来，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排挤了高粱种植，改变了传统社会中高粱、粟米为秋粮首重的生产格局。其中，尤以黄豆为多，占到了秋粮的62％。虽然自清代以来黄豆一直为河南省秋粮作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常年贩运南方诸省用作肥料，但是黄豆与高粱同处于秋粮大宗的地位，相差不巨。而今，黄豆独占鳌头，几乎是高粱的3倍还多，二者已是悬殊分明。另外芝麻也是后来者居上，以22％的优势完全超过了高粱的18％种植比例。当然由于夏、秋复种的原因，夏麦的种植比重并没有受到威胁，仍为主粮的重头戏。

油料作物的身份为粮食加工业的原料，主要用来出售，经济性质明显，不同于以往秋粮中的粟谷、高粱、蕃薯、玉米。所以，清末民国时期油料作物的逐渐走红说明了秋粮作物中非口粮成分的不断增加。

四、清末及民国时期河南经济作物与粮争地情况的加剧

在油料作物对粮食作物中秋收口粮的生产造成威胁的同时，更严峻的威胁也悄然而至，它直接针对的是河南整体秋粮的耕种和产出，这就是非粮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以烟叶、棉花为主。

(一)烟叶

烟草从16世纪传人后便在中原扎下了根，俗称土烟。根据统计，清代中期以前河南种植土烟的州县仅有7个，一般属于小农个人自需的零星种植。虽然这其中也有个别地区的种植面积渐增，如鹿邑县在

乾隆年间“旧志具不载烟草，今则遍地栽之，是物本无益而耗财，但习俗移入，未能禁止”，卢氏县“民贪利，平日多种烟叶，户乏盖藏”。但据民国时期的调查显示，直至民国初年在土烟种植已经普及到各县的情况下，其种植性质仍是以自种自吸为主，并未对粮食生产造成危害。如果没有外界人为的介入，想来这种局面还会保持下去。但是自光绪末年开始，国内烟草加工厂渐次出现，预示着改变的开始。民国九年(1920)，英美烟草公司携带美种烟草来到许昌，考察了土宜之后，外国人将新式烟种散发给附近农户，并派专员常住乡间指导栽养、传授熏炕之法，初试结果颇为圆满。第二年美烟的种植区域即行扩大，民国十一年(1922)该公司便在许昌西关外置建了收烟厂，直接采购，包揽报销，农民见此获利甚厚，多弃五谷，改种美烟。这种状况迅速向外扩展，襄城首当其冲，继而又西北至禹州、郏县、灵宝，西至灵宝、鲁山，东北至长葛，东南至临颍、郾城，甚至更远处安阳、邓州也受其影响，乡民相率效仿，弃粮谷改美烟。于是，豫中及豫西广大地区成为了烟叶主产区。

从民国六年(1917)开始(表8)，河南烟叶的产量呈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以该年的产量为基数，经过21年的发展即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产量也翻了20多倍，特别是在1930年以后，高产不断。这些成百上千磅烟叶的获得是靠着牺牲粮食作物的耕作换来的。在重利诱惑之下，小农勇敢地倾其田产而专植烟草。再看曾经种植土烟的鹿邑县，“按此草(按：美烟)今种益多，以收获之利数倍于谷也”，种植面积更加广泛，直逼粮食产出。禹县有很长的种烟历史，一直是“到处皆间有之，不孳为也”，属于间种性质，产量微少，但是到了民国年间“惟洋烟之兴不满十年，自襄境阑人禹之东南，始则大获其利，遂蔓及万、礼临、颍川三里，几于无家不种，无种不多。近且波及禹之西北，奄有风行草偃之势，或有为得钱买食之计，小农至罄其田以种烟”，全县普遍出现了严重地与粮争地现象，粮食作物的种植受到了致命打击。平汉铁路线上的和尚桥一地，距离许昌、襄城较近，在种烟的黄金时代，该地“农民见大利所在，多舍弃种杂粮而来种烟”。

在资本市场的蓄意“扶持”下，美烟顺利地完成了入侵计划，将河南中西部变成了他们的烟草供应区，造成了此处粮产地耕种面积的缩小，继而引起粮食减产。

(二)棉花

清代，棉花在河南已经完成了普及，乾隆年间就已出现“今棉花种于南北，几压桑麻”的局面，各个州县几乎都有棉花收获，仅是产量多寡的区别，属于通产之物。并且各地棉花种植的原因和目的呈现多样化，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形式：1.五谷之外经营棉产以补家用；2.排斥了粮食之后专业性质的生产；3.因土地条件的限制不得已而为之的植棉。

先来分析第一种形态的棉花种植情况，它的特点是对粮食作物不会构成威胁。杞县“农民于五谷之外，喜树棉花、蓝靛、脂麻三种，两税全资之，是亦杞邑之宝也”。考城县境内只有西乡种棉，并且属于种植五谷之外“间植木棉”。凡方志中“物产志”载有棉花但是又未说明多产的州县大概普遍属于这种情形――既保证了秋粮五谷的产出又不误家庭纺织的自需之用，甚至若有额外多余者还可以交换易钱。全省观之，基于这个原因形成的棉花种植最为常见。

第二种棉田专业经营的情况亦是比较容易理解，对粮食作物的确产生了排挤作用。如光山县“亢爽之地，人夏尽艺木棉”。巩县“民恃棉花为业，收花之利，倍于二麦，民食资焉”。延津县“延地宜种棉花，地利颇厚，较稻麦获利几倍。惟不利于多雨。前者连年苦雨，棉无收成。今岁劝垦，分地之半种棉。适当旱后，雨泽无多，棉花大有收成，苦无销卖之处。为因连年棉花不实，西客绝迹，今岁不知棉花颇丰，尚犹未至。或新年后必有客至，穷民稍可舒眉也”。

通省而言，这样专业性质的棉花种植情况并不多。再从地点上看，这些州县大都在豫东平原、黄河沿岸，也有的在豫南，共同特点是都处于粮产区，地力肥沃，粮食供应充足。这就为当地农民主动并大胆舍弃粮田而专营市场需求广泛的棉花的行为承担起了风险，成为了他们经济选择的坚实后盾。

但是，专业经营的情况往往和耕地条件相联系。即与第三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种棉相联系，并且棉产量也不算低。洛阳“棉花……性宜沙壤，万安之银，种者尤多。”武安县“武邑广出木棉，见于明志，今犹昔也。盖地多沙田，宜于种棉，因志为货物之冠”，后根据道光年间该县知县的说明：“四乡东南地稍平衍，土性较腴，西北近山，地多硗瘠，是以该二乡只种棉花”，可知这里同样属于地力条件促使棉花专业经营的情形。内黄县也表现出这种现象：“邑内土产，大率与大名境内州县，无大异同，独木棉最夥，出贩于山西泽、潞诸州县”，原来是因为当地“东南两乡沙土，多种棉花，收成不为不盛……山西客商多来此置局收贩”。

以彰德府安阳县为例(表9)。安阳县为黄河以北典型的农业区，人民生存的主业为农耕。根据具体的地理环境、土壤条件，县境各个方位中生活生产的乡民所选择的作物有所差异。其中，棉产集中在正西、西南、西北三区，专业性质显著，排挤了粮食种植。其主要原因就是此处属于高地，少雨、易旱，宜于棉花而不宜麦子生长。正北区则地力肥沃，农民除了以耕种粮食为主外，还间植了包括棉花在内的各种经济作物。其余各处地力肥瘠参半，正东区稍好一些，东南区稍差一些，但都是全部专营粮食作物。面对不同的资源，乡民们合理地设计了自家的经济部署，因地制宜，充分地展现出“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

通览全省，以客观地力条件促成的棉花种植情况主要集中在豫北一带，普及程度介于前面两种类型之间。植棉州县境内的部分耕地专营棉田，大部分耕地仍然坚持粮食为主的生产格局，保证了一定程度上的粮食内部供应，促进了区域物流的交换、互动。这类植棉现象不同于主动放弃粮产专业棉花的行为，这是客观条件下农民家庭做出的被迫选择，当然也是理性选择，从而典型地传达出清代传统社会中农民家庭的经济选择意识：在没有资源生产粮食的情况下乡民选择经济作物以资获利，在客观农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或在乡民有多种作物可兹选择的情况下，粮食就成了优先考虑的对象。河南民间对于粮食生产的这种主观偏好十分强烈。广而言之，除了棉花外还有蓝靛、红花、苎麻、茶、漆、药材等诸多经济作物的种植与生产都受到了这种偏好的影响。

所以，清代传统时期，河南产棉大省身份的形成原因并非在于某一地或几地的专业种植，而是在于全省范围内的广泛种植。棉花没有排挤掉农民对种植粮食作物的钟爱。

同土烟一样，假如没有外界市场的刺激，也许河南粮棉的种植格局会继续着原貌跨入新世纪。但是历史并不能假如。清末，河南乡民又面临了新的选择。这次选择的主要动力来自省内外蓬勃兴起的民族纺织业。不论北京、上海、无锡、汉口，仅河南一省就有3座大规模的纺纱工厂：安阳的广益公司纺纱厂、郑县车站附近的豫丰纺纱厂、汲县的华新纺织公司卫厂。于是，开阔的棉花需求市场以迅雷不可掩耳之势展现在了河南棉业种植者面前。

与此同时，平汉铁路肩挑北京、汉口，连带豫省棉区的道清、汴洛、陇海诸铁路，联运畅通，输送快捷，成为

了河南棉业扩大发展的导火索。研究显示，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932-1934)间，河南植棉面积在千亩以上的州县共有43个，其中21个位于铁路沿线。德、美新式高产棉种的引进也促成了棉农扩大经营的决心。例如，清代以来陕州的货产一直都有棉花，但是到了民国，当地“近自洋种西来，德、美各棉，其收更丰，故栽植者尤多。而外来巨商在南关建筑打包厂，每年发运上海，为出产一大宗”

各种新经济因素的促使结果就是棉价的飙升。于是，从清末开始，棉价不断上涨(表10)。自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的30多年间，棉花的平均价格提高了4倍还多。从各时期的增长率来看，约以10年为周期，递增率分别为22％、61％、289％，特别是在铁路通车之后，棉价迅速翻倍。价格的刺激是直观的，作用也是明显的。民国时期全省棉花种植面积稳步加增(表11)。除去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灾害引起的棉花减产，自民国二十年(1931)开始，棉田以每年13％的增长率扩大。

棉田的增长势必影响到秋粮的耕种。以偃师县为例(表12)。乾隆时期，该县“南北山坡……无水泉蓄泄，恒苦旱，则以棉花为急务，收花之利，与五谷等”，说明当地乡民仍是依照客观条件为转移被迫选择植棉，并没有摆脱粮食为主的心理，同时综合全县物产，秋收作物仍以粟谷为大宗。到了民国时期，棉花扩大种植，并以12万多亩优势完全超出了高粱的种植面积，跃居秋作的首位，而且豆类、块茎类作物也都不同程度地缩小了种植面积。综合来看，此时各种秋收粮食的种植比例之和23.44％也仍然不能赶上棉花的25.96％，造成了秋粮全面减产。

囿于资料所限，我们无法了解到当时三种棉花种植形态各自的增产情况。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随着棉田的不断扩张，秋种粮田越来越受到了排挤。

通过以上关于粮食生产的探讨，可以看到清代大多数时间内，河南大部地区的口粮作物与非口粮作物之间保持着和谐发展状态。这有利于人口的增加、经济的进步，也为该省区农产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但是，到了清末，这种和谐的关系只部分保留在夏收作物小麦身上，因为秋种的非口粮作物与粮争地的情况加剧。此问题的出现，是两种趋势同时作用的结果：一种趋势发生在粮食作物内部，即油料作物种植比例的增加，这对秋收口粮种植造成了威胁；一种趋势发生在粮食作物外部，即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化发展，这对整体粮食种植造成了威胁。

正如以往的研究那样，谈到经济作物就少不了探讨“与粮争地”现象。但是通过对棉花种植的具体分析使我们了解到这个现象的多样化，也就是说种植经济作物并非肯定导致与粮争地。由此反映出农家种植选择的理性及他们适应客观环境的安全意识，即遵循“天时、地利、人和”。

清末出现油料作物和烟叶、棉花等经济作物扩大经营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外界“刺激”所致，除了外国资本的蓄意扶持外，市场、运输、技术、利润等共同造就了农家舍弃种植部分高粱的行为。

篇3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已连续上涨了10余年，目前仍没有停歇的意思，似乎永远没有极限。如今，如果你想在北京的新街口市区买套房，即使只是老旧的二手平房，每平米的价格大概也要七八万元，一套建筑面积200平米的大房子，至少需要人民币1500万元以上才能买下来。普通人想要买房真是难如登天，难怪有老百姓抱怨还不如生在古代，至少不用为房发愁。那么，古代的“楼市”究竟是什么样呢？

其实，从古至今，房子的地理位置一直都是决定其价格的重要因素。比如现在北京的房价就是一些二线、三线城市的几倍甚至十数倍，这在古代也是同样的。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32岁参加工作，是当时的正九品“校书郎”，也就类似现在的一个处级干部。身为唐朝有编制的公务员，白居易工资不低，1个月就能拿到一万六千钱，他的正常开销大概有七千五百钱，剩下的八千五百钱他都好好存起来。就这样存了十年，他还是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没办法，他只好跑到陕西的渭南城（就像北京附近的通州）这个“卫星城”置了套房产，平时在长安租房上下班。

而且古代的房产买卖可不像现在这样随便，只要有钱就能买到。那些稀奇古怪的规矩，也能让人头疼半天呢！

只能向邻居买房

西汉建国后，朝廷在官僚阶层搞了一次大型的分房分地运动。这次分房分地是按照“爵位”标准进行的，在秦汉时期，爵位被划分为20等，王以下最高的爵位为“彻侯”，最低则为“公士”。如果你身为彻侯，朝廷就会分配300亩（约合20万平方米）地给你当宅基地，任你在之上建房；而最低级的“公士”，朝廷也会分给你一块长宽各为30“步”（1步相当于1.43米），即1840平方米的土地让你来盖房。

现在我们想都不敢想的近两千平米的超级豪宅，在当时只是人家的最低标准，按咱们想来，普通人家里肯定是用不了这么多房的，那么盖好房卖给别人赚点“外快”岂不是最好的选择？可惜，没过多久朝廷就颁布了一个很奇怪的规定：“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除非咱们俩的房子挨着，我要卖房了，你才可以买。如果我的房子隔在你的房子与另一座房子之中，你想跨过我买我隔壁的房子，那就是犯法了。

这法令在我们现在看来真是奇哉怪也，想买房只能买邻居的房，可哪有那么巧邻居就会卖房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限制房产交易的政策。这种限购政策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仔细想想，这原来与我国古代的税收政策息息相关。当时朝廷主要由人头和财产为依据征税，而家有多少人多少财产，全是人们自己上报的，如果虚报或者瞒报，政府不就要受损失了吗？

为了避免偷税漏税，朝廷鼓励邻居揭发检举。要知道，在古代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绝对是除家人外对你最了解的人了，一旦邻居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把你告了，情况属实的话，你的财产官府就要没收一半，另一半则奖励给举报的邻居。限购房屋相当于限制了一个人频繁搬家的可能，可以让邻居更多地了解你，防止你偷逃漏税。

买卖房屋要先问亲邻

到了唐朝之后，买卖房屋的限制比秦汉时要松了不少，但是还是有一条现在看来有些“霸道”的要求：想要卖房，一定要问亲友要不要，亲友不要再问邻居，邻居也不要，或者亲邻出的价格不公平，你才能将房产卖给他人。到宋朝时，不光要口头问，还要弄个“问账”，上面写好自己要卖房的原因，想要卖出的价款，让所有的亲友邻居填写意见――想不想买，想花多少钱买，是否同意他卖房，不同意原因为何――只有所有族人和邻居全签字同意你卖房，你才能与其他买家进行交易。

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在解放前夕，还有人在卖房之前先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让分散在外的族人看到消息后赶紧与自己联系，有意见赶紧在买卖成功前提出，不要等到自己房子卖了又不同意，弄出不痛快。当时著名的《申报》、《新民报》、《正报》等等都经常刊出这样的启事。

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买房卖房完全属于个人的“私事”，只要我拥有房屋的产权证，我就有任意处置房产的权利，当然问问父母妻儿的意见属于情理之中，但是卖房要先征求七大姑姨还有邻居的意见，这不是扯得太远了吗？

其实，这种规定是为了保护当时的宗族制度。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础就是宗族制度，一切的不动产在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都是个人与族人所共有的，尤其是房屋这种由祖上遗留的房产，如果未经叔伯兄弟同意就出售，很可能伤害其情感与利益。现代一些大家庭因父母去世变卖房产分配不均，亲兄弟间还常常会发生严重的纠纷，更何况是宗族制度大盛的古代呢？为了维护这种基础制度的稳定，减少宗族内部的纠纷，因此朝廷规定在卖房前一定要先征求亲属的同意。至于征求邻居的同意，其目的与西汉时大致相似，都是为了便于政府更好地控制每一户居民，减少征税、破案、统计人口的难度。

控制炒房的高招

如果只是有这些限制，可能还是会有不少人想通过倒房赚点钱的，虽然古时候房地产中介被认为是一种低贱的职业，但是有钱赚的话，人们也就不计较这么多了。但是古代朝廷却出台了一项“找房款”的制度，如果这项制度还存留至今，相信房地产泡沫根本就没有机会涨起来。

为什么现在房价这么高呢？相信很多人心里都知道答案，因为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和个人投机者大量囤积房产，使得房屋供不应求，房价也就越涨越高，开发商和投机商手中的房产增值了，而普通人却买不起房子了。

但是在明清时期，却绝对没有人会去囤房，其原因就是“找房款”制度。“找”是什么意思呢，用北京话说，就是“找补”，简单来说就是刚开始我卖房时卖了你1万块，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房价已经涨到了5万块了，那么我拥有一次让你“找补”给我房款的机会，即卖方向买方追讨一部分货款，以补足商品的价值。

康熙六十年的时候，江苏省武进县的居民刘文龙将自己的一亩八分地以七两银子的价格卖了出去。时隔八年，刘文龙以“原价轻浅”为由，又委托中介向买主“找”了一两银子。咸丰元年，浙江省山阴县的居民高华以十八块大洋的价格卖了自己的六分地，过了三个月，高华以“契内价银不足”为由，又委托中介向买主“找”了七块大洋。自明清到民国时期，“找房地款”的现象可谓是屡见不鲜。

那么这些卖家凭什么向买主“找房款”呢？换到现代，钱货两讫，定立契约之后，房子价格是涨是落就和原业主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原业主想以房子后来涨钱为由再向买主要一笔钱，即使是告到法院，法院也不会支持这种想法。但是清朝政府却明文规定，允许卖方“凭中公估找贴一次”。即使买卖双方已经钱货两讫，房子也过户到买主名下了，如果后来房价涨了，卖方仍有权利让买方再掏一次钱！

篇4

一、历史房产档案概况

成都市房产信息档案馆是一所专业性档案馆，隶属于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拥有面积达3700余平方米的档案存放库区，保存着清代康熙以来历代成都的房产档案，目前档案总库存量为180余万卷，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1952年房产清理换证工作之前的房产档案有50余万卷，其中地字档案为53744袋。这批珍贵的房产档案是我国档案财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成都城市史不可多得的史料，是研究成都城市发展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目前，成都市房产信息档案馆发现最早的一份房契为康熙三十年（1691年）哈荣盛位于东御街的杜卖文约，这份老房契，堪称为现存的“成都第一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批珍贵的历史房产档案，从时间上可以分为清代档案（包括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个时期）、民国档案；从形式上可分为契约档案、房地产登记档案（民国时期）、地籍图（目前该馆内有民国三十年地籍图605幅）、地形图等；从内容上看契约种类十分丰富，可分为庭院、住房、店铺、寺庙、书院、会馆、厕所等。

这批历史档案大致有以下特点：一是清朝档案数量丰富，并且在每个皇帝统治期间均有数量可观的房契。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到光绪、宣统，每个时期都有完整的档案保存下来，康雍乾时期房契的数量相对少些，自道光开始房契数量增多，光绪年间房契数量最多。二是档案内容丰富，除了契约之外，还保存许多与房产有关的证据，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档案，包含管业证据、纳捐证、土地所有权状、决卖公房证等。三是此类档案以同一处房址为单元，以袋为保管单位存放在库房内，且同一份档案时间跨度较大。如有些地字档案，一份档案内包含了很多信息，一处房址经过多人交易，历经两个朝代、几个时期，记载了房屋交易的详细情况。四是经过几次归类整理，这批档案基本得以保存，且内容清晰完整，字迹明显，纸张面积较大，契约里的印章、字迹、印花、税票基本都可见。

二、历史房产档案的价值

1. 为解决房产历史遗留问题提供原始凭证。历史房产档案在为成都市民办理私房产权、落实私房政策方面提供了原始的权威凭证，是维护市民个人权益的法律书证。由于历史政策的原因，建国初期形成了很多无人登记的房屋，这些房屋的产权以代管、公产等产别形式延续下来。1953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地政局形成“代”字档案1785袋，另外，1957年成都市全面开展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经租”档案4875袋。改革开放后，随着落实私房政策的出台，很多房主或其后人要求返还产权，借助这些历史房产档案查询到了准确的信息，取得了自己的房屋产权。

2. 为构建城市记忆工程服务。历史房产档案在构建成都城市记忆工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建设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中体现了重要价值。成都历史悠久，有“天府之国”、“蜀中江南”、“蜀中苏杭”的美称，历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建筑、名人故居、特色街道、文物古迹众多，这些珍贵的遗产，是名城得以存在的基础。对它们的保护与开发，历史房产档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历史房产档案中详细记载了该处房产的详细变迁情况，并有经过多方测量得出的地籍图，一方面能够为之提供有关的历史沿革、买卖交易情况；另一方面，通过档案记载的建筑形态、建筑材料，为之后的保护开发提供依据。成都市房产信息档案馆内存有贲园书库相关契约以及长约2米的贲园书库地形图共8张，贲园书库是著名藏书家严雁峰、严谷荪父子的藏书楼，始建于1914年，历经10年建成，曾是西部藏书规模最大的书库，在中国藏书界有“成都天一阁”之美誉。清末民初时期，贲园书库的藏书多达30万卷，当时的文化名人如宋育仁、陈寅恪、张大千等都曾前往观书。历经百年风雨，贲园书库已破损，2012年四川省政府将其列入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开始对其进行设计、修缮，在此期间，曾多次来成都市房产信息档案馆查阅严谷荪的房产契约，可以说历史房产档案为贲园书库的修复还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3. 是“珍贵历史教科书”。 一是从这些房产契约中，可以看出清代、民国房契制度的演变过程。房契中记录了房屋四至、房屋用途、买卖人姓名、交易价格、中介等详细信息，从买卖文约的白契、红契，到官契、正契、副契再到新契纸，从契约里的印章、骑缝章到印花税票，从单一的契约到种类众多的房契附件，这些对契证沿革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二是房产契约反映了成都民居建筑和城市形态的变迁。在契约中我们可以详细看出，康、乾之际，成都城内民居主要是砖石瓦房与茅草房组成的简陋建筑，多数是前有“瓦门楼”，后有菜园旱地的平房四合院，是典型的农耕城市结构形态，到嘉、道时期，城内民居逐步演变为前店后院的联排店居形态。房契中对房屋形态和周围环境的描述极为详细，如道光元年蒋国龙位于鼓楼北正街的杜卖文约中写道“上至瓦楞、门窗户壁、望板顶棚楼振，下至地板阶级、砖石甬道、石条石板、砖块瓦片、水井杂树、竹木林园，反系界内之物，一应土木相连，尽情和盘一束捆卖，并无余摘除留。”

三、重视对历史房产档案的开发利用

1. 对历史档案加以抢救修复。重视历史房产档案，首先要保证档案的完整性、安全性，只有“存史”才能为以后的开发利用提供基础。成都市房产信息档案馆设有占地面积为3700平方米的档案存放库区，可放置600列档案密集架，这批珍贵的历史房产档案目前存放于档案馆的6楼库房，工作人员定期对其消毒、杀虫。由于年代久远，这批档案有些已出现虫蛀、破损、字迹褪色等情况，为此，成都市房产信息档案馆与广州市余平文史古籍保护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展了“历史房产档案修复及数字化项目”，对该馆内所有的历史档案进行修复。在修复的过程中，秉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力求保持档案的历史原貌，维护档案本身固有的次序，并充分利用档案的原有基础。整理修复之后并对档案实现全文数字化和自动检索，修复完成的历史档案将以盒为单位进入库区保存，将以影像资料的形式对外提供利用。

2. 举办档案展览。对历史房产档案加以开发利用，让这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举办档案展览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档案展览由于其直观性、集中性、鲜明性，已成为档案部门利用的主要方式。成都市房产信息档案馆经过半年的筹备工作，已于2012年年底打造了“成都房产契证陈列馆”，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以历史房产契证为内容的陈列馆。该陈列馆位于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的二楼办证大厅，占地面积为200余平方米，以80余份契约为基础，并以橱窗、灯光、展墙、数字多点触控平台等为辅助的展览形式，从各个时期、不同角度对成都房产进行了全方位地解读。

篇5

关键词：市场；生态；耕作制度；粗粮换细粮

1、问题的提出

耕作制度是一个地区或生产单位的作物种植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养地制度的综合技术体系，作物种植制度是其核心，包括作物布局、熟制、种植方式、连作与轮作四个部分。1耕作制度的变迁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以融合“点、线、面”，既能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脉络，又能显示一定时间段内某一特定结构的内在运作机制。

民国年间，花生成为山东低山丘陵区的主要经济作物，形成集中产区。在高利润刺激下，低山丘陵区的农民通过种植花生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受制于作物属性、粮食短缺和肥料不足，在种植花生的同时，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大规模种植番薯，将两者结合形成新的耕作制度。2 那么，同时期山东平原区的农民如何安排耕作制度？

徐秀丽以作物熟制为线索，讨论了近代华北平原的轮作复种类型，并总结了该地区轮作复种的特点，认为两年三熟制是最主要的形式，这种的办法具有利用自然资源、合理配置劳动力以及保持土地肥力等益处。3 这一研究将华北作为一个整体，忽视了农业的区域性。

与徐文不同的是，王建革注重从生态角度入手，分析水肥条件等因素对熟制的影响。除此之外，王文亦分析了农户规模与作物选择之间的关系。4这一研究揭示了各种影响因子的不同作用，但也忽视了各区域之间的差别。

事实上，作物布局是耕作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为其他几部分的基础。如果只关注作物熟制的类型，则会导致其他研究的缺失，不能完整揭示耕作制度的变迁过程。

民国时期，山东省农业生产面临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发、水利设施落后和肥料短缺的形势。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和胶济铁路的建成，商业化成为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特点。鉴于此，本文主要分析农民如何安排耕作制度.以此观察人与自然的互动机制。

2、小麦、黄豆组合

2.1小麦的分布

乾隆之后，随着胶州港、金口港的繁荣，山东与沿海各省的海上贸易增多，成为全国市场的一部分。近代以来，烟台、青岛、龙口与威海等近代通商口岸的开放和胶济铁路全线贯通，扩展了山东的对外贸易范围，将山东农民卷入世界市场。商业化成为山东农业的典型特征。

民国年间，随着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小麦的商品性提高。虽然农民大量种植小麦，但并没有将其当做主要粮食。对于小麦的珍贵，杨懋春描写道：

按食物消费情况，可把台头村人大致分为四等，最低一等以甘薯为主要食粮，往上一等是甘薯和小米结合，第三等主要吃小米和小麦，最高一等主要吃小麦……由于小麦粉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食物，许多社会习俗都以此为中心……一些穷村民谈起基督教牧师、学校教师和集镇上的商人时，就会说‘他是一年四季吃小麦粉的人，他的脸怎么会不光滑呢！’当一个人好运不断时，他的村民朋友就会说：‘正如肉和小麦花卷（馒头）一起端上来一样。 1

在民国年间编修的地方志中，小麦均被列为最重要的商品作物，但其在每个县的种植规模却不一样。遗憾的是，地方志的材料无法反映小麦的分布。1949年后，山东省统计局调查了小麦种植情况，本文根据《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的数据，将山东省1936年的小麦分布制成图1。

由图1可见，环绕泰山山脉，由鲁西南、鲁西北和鲁北山麓冲积区组成一个环状的小麦主产区。在胶东半岛西部，亦有小部分小麦主产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均以平原地貌为主。由此可见，当时的小麦主要种植于平原地区。

民国年间胶东半岛和泰山山脉的大部分地区属于花生和番薯集中产区。2 对照这些不同作物可以发现，花生、番薯和小麦呈现垂直分布。不仅全省这样，一个地区亦如此。以胶东半岛为例，本地区的东部海拔较高，其小麦种植比例低于30%，而在海拔较低的西部，小麦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大部分在30%以上，局部地区如黄县、蓬莱等地甚至超过50%的种植规模。花生和番薯则与之相反。

即使是在一个县内，平原区与低山丘陵区的小麦种植规模亦呈垂直分布。1930年代，小麦是牟平县平原地区的主要作物，而在低山丘陵区却成为次要作物。3 乳山县的情况亦如此。根据《山东省1952年农村经济调查资料》，黄埠崖村位于乳山县中部，属平原地貌，其中山岭地占35.6%,平原地占64.4%，该村的农作物以小麦、大豆等为主体。4 该县的鲁家夼村则是平原少、山地多，因而花生、番薯成为主要农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较小。5

2.2黄豆的分布

明末清初，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农民利用麦后复种绿豆等作物的办法补充地力。从当时的地方志记载看，虽然鲁西南的局部地区存在麦后复种大豆的情况1，但就全省而言，黄豆并不是麦后复种的主要作物。2

清中叶之后，胶东半岛的胶州、金口和女姑等港口相继成为山东对外贸易的重镇，带来了榨油业和豆饼业的兴盛。作为当时山东的最大海港，金口港的出口货物主要是豆饼和豆油。3 胶州、女姑等港口的主要输出货物亦是豆油和豆饼。4 清末，近代通商口岸的开放又促进了油饼业的兴盛。民国《福山县志稿》云：

道光之末，本埠犹未通商，其进口货物不过粮食与粗杂货而已，间有营油饼业者，然亦寥寥。同治元年设立海关后，于是油饼之业日增。5

烟台港开放带来了榨油业的兴盛。随着豆油和豆饼的出口量增加，黄豆也由粮食作物转变为商品作物，播种时间亦发生变化。招远县的例子就很具有代表性。清初，黄豆主要是春播作物，可用来“煮食、作腐、造酱，间亦以之榨油”。6 民国年间，黄豆是该县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于每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播种，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收获。7

胶莱平原的高密县亦是如此。民国年间，高密县每年输出豆油300万斤，总值36万元。8 榨油业的兴盛推动了黄豆的种植，当时的高密县“以黄豆为普通，青豆次之，缘黄豆油汁较旺，用以榨油，为出口货要品，故选种黄豆一项为农民所公认”。9 与高密相邻的胶州亦是“大豆对出售与家庭消费同样重要，所有家庭都大量种植”。10

莱芜县则可代表鲁中地区的情况，该县 “刈麦之后，不待整地，即行播种”。11当地所产黄豆亦是制成豆饼和豆油“销本地及邻境”。12榨油业的兴盛带动了黄豆的种植，并导致黄豆代替绿豆成为麦后复种的主要作物。关于豆类及其制成品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民国时期的地方志和《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中多有记载，因所记内容大致相同，本文不逐一罗列。

黄豆不仅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还有与绿豆相同的固氮作用。与黄豆相比，绿豆的产量低且不能用以榨油。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会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用黄豆取代绿豆。就全省而言，麦后复种黄豆的规模确实很大，但如果详细分析各地之状况，则会发现每个地方的麦后复种黄豆比例亦有所差别。将1936年山东省麦后复种黄豆情况制成图2。

由图2可见，在山东内陆地区，麦后复种黄豆比例较大的地区与小麦主产区的分布基本重合，亦是围绕泰山山脉形成环状，只有鲁中南和胶东半岛是例外。在鲁中南，小麦的种植比例同麦后复种黄豆的比例并不成正比，小麦种植比例较小，但是麦后复种黄豆比

率却较高。在胶东半岛，小麦种植规模与麦后复种黄豆的比例基本呈负相关，即小麦越少，黄豆越多。根据1952年山东各县土壤的调查 13，相对于那些土壤比较肥沃的地方，这些麦后复种黄豆比例较大的地方的土壤较为贫瘠。

在大部分平原区，小麦由粮食作物转变为最主要的商品作物，成为作物种植制度的核心。在此种背景下，农民更关注如何提高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在那些肥沃地区，麦后复种黄豆可以为第二年的茬口提供养分，但其效果却不如直接施肥好。这些地方的农民会采取小麦交换豆饼的办法维持地力的平衡。本文第五节将会进一步分析此问题。

3、粟与高粱的种植

3.1作物布局

宋元之际，高粱在华北得到初步推广。1李令福认为，明末清初，山东高粱播种面积扩大，并在清末排挤了粟成为最主要的粗粮作物。2 李文主要采用举例子的办法估算当时的播种面积，这可能导致结果有所偏差。根据《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的记载，1936年全省粟的播种面积为2234万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7.8%，高粱的播种面积为2464万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9.6%。3

由此可见，1936年高粱的播种面积确实高于粟，但相差不甚大。如果按照高粱逐步排挤粟的思路，那么清末两者的播种面积应该相差无几。事实上，在清末和民国的地方志中，高粱和粟往往是不同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对比其相关记载，其中并无规律可言。根据《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中的有关数据，制成图3和图4。

由图3可见，粟的主产区基本呈长条状横贯于鲁东和鲁西之间。胶东半岛亦有个别县的比例超过20%。除此之外，大部分县的粟种植比例维持在10%-20%之间。就整个山东而言，只有胶东半岛东部、鲁中南和鲁西南个别县的种植比例较小。由此可见，粟依然是主要农作物。

粟是鲁中山麓冲积区农民的主要粮食作物。在长山县，“谷为主要食粮”。4 在潍县“谷，为农民主要食品，亦名粟，去壳即为小米，农民几无日不食之”。5 在临朐县，“粟，北人通称曰谷，即小米也，民食以此为大宗，种类甚多，种者约占全农田十之五”。6在临淄县，“谷子，为食品之大宗”。7 淄川县的粟也是重要的秋收作物，“谷子占秋田亩数三分之二”。8 在鲁西北的齐河县“农产品以五谷为大宗，其中以谷之产量为最多”。9在商河县，“粟，北人日用不可缺者，春种秋收”。10 由此可见，虽然受到高粱的排挤，但是粟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那么，高粱又会呈现何种分布？

综合图3和图4，除鲁中山麓冲积区和鲁西北局部地区均大量种植两种作物外，高粱的主产区集中分布于粟的主产区两侧。在胶东半岛，高粱从未成为胶东半岛的最主要秋收作物。下文将会详述。

粟和高粱的播种时间相同有关，两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1949年后在所有粟的播种地里，春播占96%，夏播占4%。1 高粱与粟相同，亦为春播作物，一般于当年4月份种植，8月份收获，因此其种植规模与粟基本负相关，高粱种植较多的地区，粟播种面积就较少。

就一个县而言，由于生态系统的不同，高粱与粟的分布亦不相同。临淄县的情况就很有代表性，《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云：

西北两部下等地，高粱最多，谷次之，麦豆种者甚少。东南两部中等地，麦豆、高粱、谷子产地平均。高粱、谷子为主要民食，俱不输出。2

虽然高粱和粟均为农民的主要粮食作物，但由于各自的生态系统不同，两者的主要种植区域却不一样。当然，对于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而言，在一个家庭内的土地上，农民会根据各种条件合理安排高粱和粟的布局。如在昌乐县，对于农民来说，粟和高粱均很重要，“以谷子、高粱为大宗”。3

即使是在长山县等粟播种面积很大的地区，高粱也是居民的主要粮食之一，“谷为主要食粮，高粱次之，豆类杂粮为副食品”。4 在胶州，“谷及高粱为邑民主要食品”。5 文献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颇多，这里不一一列出。总之，受制于生态的影响，粟与高粱的主产区分布格局亦不同，但两者均是主要粮食作物。

3.2两年三熟制

民国年间，山东平原区的农民以小麦与大豆组合为核心，通过轮作粟或高粱等秋收作物，组成以两年三熟制为主的作物种植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还存在其他杂粮作物，但这四种作物却构成了基本的作物布局。虽然这个制度在各地的组合方式有所差异，但是基本上是两年三熟制。

在胶莱平原的潍县，“农产以小麦、大豆、高粱、谷为大宗，高粱与谷皆清明前播种，秋分后收获，接种小麦，于翌年芒种后收获，收获后种豆，豆之成熟最速，百余日至寒露即可登场，所谓二岁三熟者也”。6 《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中的记载与之基本相同，内云：

农产耕种方式，系两年三季制，高粱、谷等初春播种。遇天气干燥，则用镇压法。及苗出矣，则铲草踩土，以助生长。秋八月中旬，则用镰刀收割，肩挑车运，直至登场为止。所遗之地，则种植小麦，自冬历春而夏，五月间二麦告熟，又届收获之期。嗣于原地，种植大豆，至秋九月方得收割。1

邻县安丘县的情况与之类似：

全县地亩完全二年三季。麦田刈麦后接种洋烟、豆类、甘薯、蔬菜及其他杂粮。秋收后歇地，以待明春种高粱、谷子及杂粮。秋收后接种麦。2

1932年，安丘的黄豆播种面积为55万亩，是麦后复种的主要作物。3从安丘的材料可见，当时的主要种植制度是小麦―豆―高粱或粟，通过轮作两年内形成三熟。胶州也是两年三熟制：

农期分春秋两季。春日播种者，为谷、高粱、甘薯、黍、花生之类。至秋季收获后，则种植小麦。豆类则于六月末七月初，麦收获后播种。总之，采取轮回方式，每田于两年间，收获及播种有三次。4

在鲁中地区的莱芜县，两年三熟制亦是当地平原区的主要种植制度。表1列出了当时各种主要作物的种植时间和方式。

由表1可见，莱芜县的主要粮食作物熟制也是以麦―豆―粟或高粱为主的两年三熟制。在这个制度中，小麦是最主要的作物，麦后复种大豆可以充分利用黄豆的固氮作用，同时获得很高的经济效益，而粟和高粱则是农家的主要粮食。

民国年间，随着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如何增加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小麦产区农民关注的问题。为了补充小麦增产所消耗的肥料，维持土壤的生态平衡，农民通常于麦后复种豆类作物以补充氮素。清末民国，榨油业和豆饼业的兴起导致黄豆取代绿豆成为最主要的麦后复种作物。在小麦作为商品作物出售后，抗逆性强且产量较高的粟和高粱成为农民的主要粮食。这两种作物排挤了其他传统作物，与小麦和黄豆组成以两年三熟制为基本形式的作物种植制度。

微观上讲，当时山东平原区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熟制，但就整体上而言，两年三熟制始终是当时的主体，其他熟制均是在其基础上的发展。民国年间的作物布局和作物熟制是市场和生态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当然，在某些地方，农民也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并与其他作物形成了新的种植制度。

4、玉米与新种植制度

4.1玉米的分布

清末，山东的玉米播种面积扩大，成为胶东半岛和鲁西北部分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在民国年间的地方志和调查资料中，有许多农民种植玉米的记载，但却均是描述性的，并不涉及具体的播种面积。根据《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中的相关数据制成图5。

由图5可见，胶东半岛东部和鲁西北地区的玉米种植规模均很大，形成集中产区。综合上文所述粟和高粱的种植规模，玉米是胶东半岛东部的最主要粗粮作物，而其他两类粗粮作物的播种面积均较小。与此同时，在鲁西北集中产区，玉米并没有排挤粟或高粱，三者的种植规模都很大，均为该区的主要粗粮作物。

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与之相同。根据《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中的数据，将1936年胶东半岛各县玉米同粟的播种面积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显著度为1%，即玉米播种面积越大，粟播种面积越小；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玉米和高粱的播种面积进行分析，两者也呈显著负相关，显著度为5%，即玉米的播种面积越大高粱的播种面积就越小。鲁西北的情况与胶东半岛不同，通过对1936年三种粗粮作物的相关性分析，发现三者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在同一省内的两个不同集中产区，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

4.2胶东半岛的玉米

既然涉及到多种作物，那就先分析耕作制度。以胶东半岛的威海玉米集中产区为例。《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中记载了当地的作物种植制度，内云：

至其耕种亩数之分配，春秋各半，春田玉蜀黍占十分之三，花生、甘薯及杂粮等占十分之二，秋田小麦占十分之五，割麦后则种植黄豆。1

需要注意的是，这条材料中的种植制度主要指威海的平原地区，该市的低山丘陵区存在着另外一种作物种植制度。据上一章，花生和小麦组成了一年一熟制。民国年间，威海平原区的春播作物和秋播作物各占50%，玉米是最主要的春播作物，其播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30%。这导致了粟和高粱的播种面积相对较少。

据图2，民国年间胶东半岛的麦后复种黄豆比例极高。这很可能与玉米的广泛种植有关系。玉米的吸肥能力极强，对氮素的需求量更大，每生产100公斤玉米籽，需吸收2.4公斤氮素。2 与玉米相同，小麦亦为高耗氮素作物。威海的土质以棕壤土和棕壤性土为主，含氮素较低。在同时种植两种高耗氮素作物的情况下，麦后复种黄豆的种植方式既可以增加土壤肥力，又能充分利用黄豆的经济价值。

这种作物种植制度综合了生态和市场的因素，适合胶东半岛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与威海相邻的牟平县亦是如此。《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云：

大致分为春秋两季，春田玉蜀黍占30%，谷与高粱占15%，花生与甘薯占5%，秋田小麦占50%，割麦后种黄豆，此其大概情形也。3

在春播作物中，玉米所占比例最高，粟和高粱的播种面积仅及玉米的一半。由此可见，与1816年之前相比，作物茬口替代的现象非常明显，玉米在排挤掉其他粗粮作物后，成为主要的春播作物，并与小麦和黄豆组成新的作物种植制度。由此可见，在胶东半岛集中产区，虽然玉米播种面积极大，但是仍以春播为主，极少夏播。《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也认为胶东半岛种植春玉米较多。4

4.3鲁西北的玉米

与胶东半岛不同的是，虽然鲁西北的玉米种植规模也很大，但却并没有影响粟和高粱的播种面积。对于农民而言，三者都是主要粗粮作物。这可能与玉米的种植方式有关系。陵县是鲁西北的农业大县，玉米的播种面积很大。民国《陵县续志》云：

收麦之后，就麦地所种者，大概为玉蜀黍、绿豆、黄、黑、青、茶各豆及红薯、杂菜等，故所占地亦与麦同计。1

在陵县，玉米和豆类作物是最主要的麦后复种作物，玉米的播种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10%，与黄豆的基本相同。2 不只是陵县如此，鲁西北大部分地区的玉米也以夏播为主，是麦后复种的主要作物。《山东省农业生产统计资料》也报道鲁西北种麦茬玉米较多。3 在广泛种植麦后玉米的背景下，其种植方法又是怎样的？民国《东平县志》云：

玉蜀黍，高阜平原种之皆宜，惟最怕水淹，不宜于洼下地。东北各乡多于收麦后与豆类、花耧隔种，易滋长养，其法颇良，亦为邑人食粮之一种。4

由此可见，东平县农民采用与豆类作物间作的方式种植玉米，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玉米与豆类作物的空间互补效应，也可以发挥他们的固氮效应，从而提高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在人口日增而又缺乏肥料的情况下，这种间作的方式体现了当地的农业精耕细作化。馆陶县农民也采用这种办法，民国《馆陶县志》载：

包谷，上等地亩产130斤，于此谷根际每带种绿豆，如施肥适量，收数亦相等。5

馆陶县最肥沃土地的玉米亩产量可达130斤，但如果在较贫瘠的土地中适当施肥并采用混作绿豆的方式，玉米的亩产量也可以达到130斤。这种混作的方式利用了绿豆的固氮作用。莱芜县的玉米种植规模较小，但农民也采用间作的方式种植玉米，“玉蜀黍，有播种于春期者，有播种于刈麦后者，有点播及条播之别，点播多与他作相间，条播反是”。6

地处鲁西北的临邑县苗坊乡就是使用间作种植方式的典型代表。该乡在本县辖区中农业条件较好，距县城八里，平原地区，土质较好。7 根据1952年的回溯调查，1936年，全乡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为13534亩，其中小麦播种面积为4512亩，高粱为2677亩，粟为1628亩，玉米为2183亩，大豆为2293亩，番薯为237亩。8 关于当时的种植方法，调查员写道：

还有的采用“间作”（群众称两门赢）、“混作”（群众称满天星）、“轮作”（群众称换茬）等办法以相互影响，发挥地力。这都是农民的实际经验，但我们的农村工作干部却忽视这些经验，还没有及时的总结与推广。9

据此，小麦是苗坊乡的主要农作物，玉米与大豆的播种面积相仿。根据上文所述，高粱与粟均为春播作物，而鲁西北地区的玉米则是夏播作物，由此可以推断，该乡的农民主要使用间作和混作的方式种植大豆和玉米。

4.4玉米和黄豆

鲁西北地区的农民采用间作、混作等方式种植麦茬玉米，所以并没有减少高粱和粟的播种面积，却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黄豆的播种面积。从图2和图5可见，与胶东半岛相比，除个别县外，鲁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大豆麦后复种比例较低。

在胶东半岛，大部分地区的耕地比较贫瘠，加之该地区距离港口较近，农民种植黄豆可以获得生态和经济上的双重效应，因而麦后复种黄豆的比例较高。而鲁西北的土壤却相对更为肥沃，加之其距离港口较远，与胶东半岛相比，该地区的榨油业和豆饼业均稍微逊色，因而麦后复种黄豆效益较低。

当然，两地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从清中叶开始，东北三省的农业日渐发达，可以向关内输出余粮。由于距离较近，到东北的粮食运费较为便宜，由此在两地之间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粮食市场。如文登县“农民生活，夙感艰难，普通食粮，以玉蜀黍为大宗，全县出产，不足自给，需仰东北输入，以资弥补”。1 福山县也是“山多地瘠，物产不丰，食粮不敷30%左右，向恃海运救济，均自烟台输入，以玉蜀黍为大宗，分运于八角、门楼、高疃，古现等市镇销售”。2 总之，胶东半岛的大部分缺粮县主要从东北进口粮食。

鲁西北地区地处华北平原腹地，从外地调运粗粮的运费相对要高，因而该地区的粗粮贸易只能是在内部周转。但是整个鲁西北的人口密度均较大，除部分县有剩余粮食外，其余大部分县仅能自给。在这种条件下，农民在小麦生产的同时，也会考虑通过自己种植各种粗粮满足自己的需求，因而粟、高粱和玉米均成为农民的主要粗粮作物。在粟与高粱均为春播作物的条件下，农民也会将玉米安排在夏季播种。为了增加玉米亩产量，他们使用间作或者混作豆类作物的方式种植玉米，这也就减少了大豆的播种面积。

在两年三熟制外，如果肥水条件均充足，有些地区的农民也会实行单作式的一年两熟制，即秋季收获玉米后，再行播种小麦。例如泰安县，《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云：

水浇地年种二季。其种法麦田刈麦后接种玉蜀黍、晚谷，秋收接种麦。非水浇地亦极力向一年二季上用工夫，然必须雨水及时沾足，方可办到。否则，二年三季。3

如果水肥条件合适，农民会放弃大豆而单独播种夏玉米。在这种作物种植制度下，玉米完全替代大豆成为主要复种作物。虽然这种作物种植制度在当时还较为少见，但却是1950年后玉米替代黄豆成为全省主要粗粮作物的滥觞。

5、细粮和粗粮

5.1人口压力与劳动力短缺

作为最主要的商品粮食作物，小麦的亩产较低，价格较高。1936年，山东省小麦总产量为50.24亿斤4，如果按照1952年4791.8万人5 计算，则人均小麦占有量为105斤左右。1936年，山东省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47斤 6，如果扣除赋税和种子，实际口粮约为358斤，就全省平均而论，此数字只够温饱，无法维持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

在这种情况下，在那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出售商品作物成为一种常态。由于具有区域性，山东省每个地区的商品作物也不同，花生是低山丘陵区的主要经济作物，棉花为局部棉产区的主要出售物，然而对于在更大范围的平原地区来说，小麦则成为农家可以出售的最主要农作物。

如果按照人均粮食占有量来分析，当时山东农民的食物确实出现了粗粮化的趋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口压力凸显。但如果从劳动力的分配角度看，每到农忙季节，大部分地区又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中写道：

劳力虽多而贱，然当栽种收获农忙之日，所有劳力，犹感不敷，女工占田场工作百分之十三，童工占百分之七者，职此之田，男工占百分之八十，比例最高……田场劳力大都耗于耕种及收获等田场工作。凡此工作又皆在农忙期间，故节省劳力之法，诚属刻不容缓……在小麦区域，每届收获期间，所有之人，皆出而工作。1

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持续减少与劳动力短缺是当时农民生产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劳动力短缺也限制了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扩大。在华北，农民必须在地面结霜之前的六个星期内，完成春播作物的收获和冬小麦的栽种，这个时间上的约束，限制了任何农场（无论大小）所能种植冬小麦的比例。即使肥料充足，土壤条件适宜，经营式或家庭式的农场都同样受到限制。2

5.2细粮和粗粮的交换

按照以上逻辑，如果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同时又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那么该地区的精耕细作化程度会更高，小麦的播种面积和单产亦会随之增高。这样，农民可能会在细粮与粗粮之间发展一种新的耕作制度，出售粮食的行为也更加频繁。这种耕作制度的前提是该地区的周边必须有能够提供粗粮的农业生产区。

鲁中山麓冲积区土地肥沃，人口密集，是山东主要的农业产区。如桓台县，《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云：

邑中地土膏腴，人烟极为稠密。，每平方公里平均144人，人口密度，在鲁省中实属罕见。3

1932年桓台县的总人口约为29万，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9亩。4 在人口如此稠密的情况下，全县农民对于农作“全力赴之”，因而成为山东省最富裕的县之一。即使是这样，农民生活水平也还是不高：

（民）习尚俭朴，以奢华为耻。主要食粮为高粱，佐以谷、豆、萝卜等粗菜。食粮带壳食之，去皮者则目为奢。其尤俭者且伴以糠秕。平常麦面不可常得，富有之家，亦一律粗食。习俗如此，未必贫困使之然。衣着一律布素，丝织品、毛织品，绝不易见。掺作极勤苦，无间男女，耘田、灌溉、汲水、肩挑、搬运，凡男子所能为者，女子无不为之。5

当地以简朴著称，因而农民所食所用之物品都甚为简单。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员也认为这是当地的传统。事实上，如果将该县人口与农作物总产量另行计算的话，则未必是传统使然。1930年代初桓台县人均占有粮食619斤 6，扣除种子数量则为579斤。如果按照人均年消费量365斤计算的话，则剩余可支配数额为214斤。当时此县户均6人 7，以此推算，则每户年剩余粮食为1284斤。由以上计算可知，该县农民之所以崇尚简朴，并不单是习俗的原因，而是由于农产量仍然较低所迫。

桓台县土地肥沃，紧靠胶济铁路，劳动力亦充足，小麦的亩产量较高，因而成为这里的主要商品作物。民国年间，在市场和人均粮食占有量低的影响下，该县以小麦为核心所形成的耕作制度亦趋向于精耕细作化。《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云：

小麦在农产中最为重视，水浇地年种二季，即每年必种麦。农家一年之计全在小麦，以麦换高粱为食，换人粪黄豆为肥料。浇水施肥，不惜工资，种植得法，无不收成。麦收则无凶年。水浇地每亩收量，至少一百六七十斤，有收至四百斤者。视肥料之多寡，地土之高下而异。非水浇地每亩收量百余斤，兹按每亩二百斤计，总产量达七千三百余万斤。十分之八输于济南，计五千八百九十余万斤。 1

虽然农民非常重视小麦生产，但是却并不以之为主食，而是用它换取高粱等食物和其他生产物资，以保证食物需求和小麦的再生产。在这种背景下，该县农民非常重视肥料的使用：

水浇地种麦施肥二次，有三次者，高粱、谷子有施肥二次者。麦一亩普通用豆饼百斤，人粪百余斤至数百斤，更有较此加倍者。高粱、谷子用肥料较少。济南人粪以此邑为最大销场。豆饼及黄豆之输入，年达巨数。2

由此可见，农民主要将肥料施在小麦上，而在高粱和粟等粗粮作物上的施肥量却较少。围绕这几种主要作物，该县出现了以小麦为核心，其他粗粮作物轮作的种植制度：

播种与收获：井水浇灌地，年称二季，其种法麦将熟时就麦田中种晚谷、玉蜀黍、高粱、豆类。刈麦后施肥，秋收接种麦。麦后种晚谷者最多，种豆者最少……非井水灌溉地，二年三季，遇雨水沾足亦有种二季者，但不甚多。3

在劳动力和肥料充裕的情况下，水利灌溉条件的好坏成为能否一年两熟的关键。在那些水分充足的地方，出现以小麦和夏播作物为主的一年两熟制。在这个制度中，小麦是最核心的农作物，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主要围绕小麦展开。即使是在那些两年三熟的地方，农民亦是以小麦为核心作物，将其与夏播粟轮作。值得指出的是，该县麦后复种黄豆的比例很低。

据上文，在商业化影响下，黄豆兼具了养地与创收双重功效，桓台县临近铁路，在市场需求下，榨油业应该比较发达，黄豆的播种面积也应该很大。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麦后复种黄豆主要是农民基于商业和肥料不足采取的一种种植方式。在桓台县，农民采用小麦换豆饼的方式补充地力，其效益高于麦后复种黄豆。

桓台县的农业比较发达，该县农民主要围绕小麦开展农业生产，并采取细粮换粗粮的方式保证粮食需求。那么，桓台县的粗粮从何而来？在那些生产粗粮的地方，作物种植制度又是怎样的？高苑和博兴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些问题。

高苑县位于小清河中游，锦秋湖西北，南以小清河故道界桓台，至桓台县城三十里。4 该县临近小清河，“地土硗漓，物产不丰，民生状况，至为艰苦。高粱为主要食粮，黄豆副之，食谷者即属富厚之家，麦面鱼肉，普通人民轻易不可得”。5 在这种自然环境下，高苑县的作物种植制度较为特殊：

耕种全赖雨水，耕种季数视雨水多寡而异，倘能雨水及时沾足，大部分可二年三季，如无雨量，极为缺乏。麦后无雨，不能种豆，则待秋间种麦，秋又无雨，则待来春种高粱、谷子、玉蜀黍等，春再不雨，则待夏季种豆，因此十有九年一年只种植一季，能赶及二年种三季者，十年之中盖无一二。只县治之南小清河两岸之少数地亩土层稍厚，比较能含蓄水分，可赶及二年三季，然亦不能确定。6

高苑县的作物熟制以一年一熟为主体，偶尔可以两年三熟。因为自然环境恶劣，小麦生产并无规律，因而小麦的播种面积极小。与此同时，那些抗逆性更强的粗粮作物成为该县的主要粮食作物：

食粮高粱、玉蜀黍、谷子为大宗，因为雨水不时，黍子、杂粮颇不少。小麦极不一定，能赶及二年三熟时，种植亩数较多，否则每年种麦不过万余亩。通常食用麦面，俱由济南运来，高粱、玉蜀黍为主要食粮。高粱年有敷余，供给桓台，谷在此邑视为细粮，农忙时普通户食谷……黄豆，有余则销桓台。1

在高苑县，市场和生态导致了另外一种作物种植制度的形成。在这个制度下，农民以高粱等为主要农作物，并将剩余粗粮销售给桓台县农民。与其相邻的博兴县也具有相似的情况，但其生态环境稍好一些，因而粮食产量较高，但仍以粗粮作物为主。《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记载：

小清河以南地质较佳……大致两年种三季，与他县无甚差别。小清河以北，倘能雨水调和，亦可二年三季，否则一年只种一季，且不敢望其全得。例如秋后无雨不能种麦，则待来春种谷秫，春又不雨，则待立夏种豆，夏又不雨，则荒年矣。故秋后雨足则麦多，仲春雨足则谷秫多，夏初雨足则大豆多，雨水调和，极不易得（小清河以南以雨水调和为常，不调为变，小清河以北各县适相反）。2

博兴县的种植制度大体分为两年三熟制和一年一熟制两种。在小清河以南土壤比较肥沃的地方，两年三熟制是主体，而在小清河以北，当地农民基本是依照天气情况种植不同作物。在这种生产条件下，高粱是最主要的农作物，每年播种面积约为20万亩，与此同时，小麦的播种面积约为10万亩。3 关于这一点，《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记载：

高粱为主要产物，种植亩数最多，本县食之不尽，年有一部输于桓台。谷子约居高粱之半，大部分产于河南，河北非雨水沾足不能种麦。4

在博兴县，高粱承担了部分商品粮食作物的功能，每年输出一部分至桓台。值得注意的是，受制于当时的生态环境，大豆在该县的种植制度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大豆产于河南者麦后种，产于河北者与高粱、谷子同时种，出产量颇大，以桓台之索镇为销场”。5 无论是麦后复种，亦或与其他作物间作，该县大豆的广泛种植均是市场和生态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桓台、高苑与博兴均位于小清河流域，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异，农作物布局亦不相同。民国年间，农产品商业化扩大了这种差异，从而导致这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的耕作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三个县之间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粮食市场，细粮和粗粮之间的交换成为一种常态。

不只是上述三县如此，在其他地区也存在稳定的粮食市场。泰安县平原广袤、土壤肥沃，各种粮食无不大宗出产，耕种亦颇费资力，凿井灌溉，日见其多，农业殊为发达。6 即使是这样，该县的粮食作物总产量也不能供应全县的人口需求。

1932年，该县人口数为90.5万，以当年粮食总产计算，人均占有粮食362斤。7 市场和人口压力促使农民更加重视小麦种植，将其作为经济作物出售并换回粗粮食用，其法与桓台的相同。8 该县的农业生产亦围绕小麦展开：

小麦，在该县为最主要产品，水浇地每年必种一季小麦，即非水浇地亦极力设法种麦。能种麦则明年可得麦秋两季，秋后仍可种麦，循环不休，否则明年只得一季秋粮……以麦易粗粮为食。小麦由泰安、大汶口车站输出者年有巨数，销场沿津浦路天津、蚌埠之间，以济南为最多。9

该县由此也出现了以小麦为核心的作物种植制度：

水浇地年种二季。其种法麦田刈麦后接种玉蜀黍、晚谷，秋收接种麦。非水浇地亦极力向一年二季上用工夫，然必须雨水及时沾足，方可办到。否则，二年三季。 1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泰安县的麦后复种作物主要为玉米、粟等，因而出现“高粱、黄豆种植亩数俱少，不敷食用，加之酿酒肥田，需用颇巨，每年外粮输入甚多”的情况。2 由桓台和泰安的作物种植制度可见，在人口压力下，如果水肥充足，农民会着力提高小麦的单产，将其出售换回粗粮作物。与此同时，麦后复种黄豆的效益远低于复种粗粮作物，因而农民种植黄豆的规模不大。

民国时期，不仅是上述几县存在着细粮和粗粮之间的交换，就整个山东省而言，这样的物资交流非常频繁，只不过各地区的情况有所差异，但基本都遵循了细粮和粗粮互相交换的原则。

6、结论

清末至民国年间，榨油业的兴起提高了黄豆的经济价值，使其由粮食作物变为经济作物，并成为麦后的最主要接茬作物，由此形成小麦―黄豆的复种组合。这个组合是市场和生态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虽然如此，有些地区的黄豆播种面积却并不大，这也是那部分地区农民综合市场与生态考量的结果。

篇6

关键词： 《骆驼祥子》；儒家文化；形象刻画

项目名称：浙江师范大学2013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资助项目“传统文化对京派文学人物形象刻画的影响――以老舍《骆驼祥子》为例”（编号：201351）研究成果。指导老师：首作帝

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激进的姿态反抗传统，是一场革新与守旧、进步与停止的尖锐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则极力攻击儒家文化，在极短时间内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力图摧毁其文化统治地位。对儒学的全盘否定第一次从根本上动摇了旧中国稳固的、封闭的、停滞的思想局面，而依此构建的一整个政治思想体系也由此坍塌，从学界而起，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但这一影响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毕竟作为一种传统，儒学已融入国人的血脉，刻进了国人的骨子里。在旧的文化的解构与新的稳定的文化重新构建并再次稳固的过程中，民国时期中国土地之上都受到了这一巨变的冲撞。《骆驼祥子》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20年代末至十九世纪30年代初，继于和潮流散去之后。祥子成长的农村，是儒家文化浸润多年的以小农经济为主，重视三纲五常，讲求家庭伦理之地。而作为一个文化、政治、经济中心，他所生活、闯荡的北平，必然在革命运动时期首当其冲。首先是社会制度被破坏，直接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兵匪横行，环境中不安定因素增多；其次是国人思想观念的颠覆，原先儒家思想中的传统价值观年受到质疑。然而新的合理的完善的价值体系又未曾建立完善，以致普通市民的价值评判变成了个人的、自我的、不受约束的发展，儒家“中庸”、“仁爱”等道德思想仍在积极影响着普通市民的生活，但民族中固守千年的封闭、落后、愚昧、守旧、自私、狭隘等痼疾也由此暴露。

1 儒家传统文化对祥子的积极引导

儒家传统文化之所以能盛传千年经久不衰，必有其强韧的生命力所在。五常――“仁”、“义”、“礼”、“智”、“信”之核心价值，“仁者爱人”（有差别的爱），注重平等的原则。从个人到家庭、家族、社会、国家以至生命共同体，为仁需要推己及人，从内向外，由私到公。讲求“中庸”，孔子从柔道的儒风里出来，要人“柔而能刚”、“恭而有礼”、“和而不同”。儒家也讲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等思想。这些正面的向上的思想曾经在历史上起了促进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精华。

1.1 “温厚善良”之品质的形成

儒家讲求“仁”，其核心是“仁者爱人”，这种宽厚、仁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的传统美德在祥子的身上一览无余：他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愿意在静默中思考，直视自己的心；他极有责任感，把车拉得既稳又快，也不讲价；他穷死饿死不偷，不愿意让自己的心灵留下污点；他平时舍不得花一个小子，而当他在小茶馆看到车夫老马饿晕过去时，却不声不响地买了十个热包子送给他……从小生长在农村，淳朴敦厚的生长氛围一直滋养着祥子，随着这一阵安静、憨厚、善良的清风，祥子走进了北平，在城里努力地生活着，尽力地闯荡着，于纷乱的社会中开辟出一个宁静美好的小天地。

1.2 “正直坚强”之人格的塑造

儒家也提倡“直”，还有股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韧劲，他会在风里雨里咬牙，饭里茶里刻苦；他愿正大光明地挣钱买车，不愿意走歪门邪道，放高利贷赚钱；他和虎妞结合后，不愿走虎妞指给他的道：或当小车主，或做小买卖，或继承刘四的财产；他愿独立自主地生活，做个自由的车夫……面对一次又一次“要拥有一辆自己的车”的愿望的落空，祥子会迷茫，会踌躇，会不安，但是骨子里的拼搏精神还是促着他煎熬过来，面对世界的恶意，祥子也努力坚守本心，努力坚持他心中的信念。他总是很少说话，在别人说闲话的时候，他会默默的思考，看看自己的心，想想接下去的生活要如何安排。直面困苦，祥子正直而坚强。

2. 儒家传统文化对祥子的消极压迫

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是“礼”，其主要内容是克己复礼，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礼”的准则，力求达到名正言顺、贵贱有序，并且这种守礼的思想随着儒学的发展而发展，到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宣扬“君权神授，人君受命于天，统治天下”，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王道之纲”，逐渐养成守礼手法的民族性格。但是经过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孔孟等古之贤者过分的神圣化、权威化，也将有些思想夸张、曲解，在民族性格中渗入了厚古薄今，思维迂腐僵化，看轻底层劳动人民，以及婚姻的桎梏等负面影响。而在祥子生活的时代，制度崩坏，纲常紊乱，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沉腐于深层的部分糟粕也逐渐流于表面，影响着以祥子为代表的底层劳动人民。

2.1 对其肉体上的压迫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以及当时动荡局面的双重影响下，祥子作为底层的劳动人民之一，一方面仍然受到阶级上的剥削，另一方面又失去了原本制度给予他的基本保障。在祥子追求人生理想之路上，他无尽的努力、微薄的积攒以及幽弱但始终坚持的希望被屡次打击，当他初来乍到，苦干三年，好不容易凑足钱买了辆新车却连人带车被宪兵抓去当壮丁；当他卖了牵来的骆驼，省吃俭用攒钱，却在干包月时遇到的一次搜捕中将钱也被敲诈去；最后，虎妞用低价给他买了邻居二强子的车，他为了置办虎妞的丧事，又卖了车。人生的三起三落不断削弱磨损祥子的精神脊梁，挫伤他的坚硬和傲气，忍让、退让、避让使祥子再也直不起腰来，成为了一个堕落鬼。

2.2 对其精神上的压制

儒家传统思想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社会环境、身边人物对祥子的影响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北平城里城外的动荡混乱，人心的冷漠险恶，阶级的歧视压迫……这一切都在不停地影响着祥子也于有形无形中改变着祥子。人们只关注祥子扯着骆驼发了邪财，却从不关心祥子丢车的凄惨；虎妞只为了自私的爱引诱了祥子，婚后发现“家里的不是个老婆，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他已经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被不断地吸血；夏太太诱惑了他，传了他一身的脏病；而最后小福子的死，成了压死那匹骆驼的脆弱的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祥子最终的堕落却不曾在北平这个城市里惊起一点儿波澜，“他已经渐渐入了‘车夫’的辙：一般车夫所认为对的，他现在也看这对；自己的努力与克己既然失败，大家的行为一定是有道理的，他非作个‘车夫’不可，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与众不同是行不开的。”祥子的堕落成了社会眼中的归于正常，他的蓬勃朝气，他的锐意进取和他的和善忍让都消失无踪迹了。儒家传统文化流行千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国社会和活在此中的人民造成了深入骨髓的影响，这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

祥子原先是个善良纯朴、热爱劳动的年轻小伙儿，对生活具有骆驼一样积极坚韧的精神。他一贯要强，不愿听从高妈的话放高利贷，不想贪图刘四的六十辆车，不愿听虎妞的话去做小买卖，认为有了自己的车就有了一切。这过程中展现出了祥子“敦厚老实”、“刚健自强”的个性写照。其实，他梦想的全部就是以自己的劳动求得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但是，祥子的命运起伏动荡，那个强大的罪恶的病态的社会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他的信心以及耐性，将祥子骨血里掩埋着的愚昧、自私、狭隘的劣根性彻底暴露，他无法与之抗衡，它却能把他变成病态的产儿，把他从人变成个鬼祥子，变成了“刺儿头”，堕落成社会的垃圾：“当初咱也倒要强过呢，有一钉点好处没有？”祥子遥远的希望破碎，只剩下眼前短暂的利益了。人物前后巨大的个性反差以及其悲剧命运的不可抗拒，反应出了儒家传统文化对人物影响之利弊两面，加之整个社会的动荡与罪恶，以至祥子自我个性被逐渐磨灭后再无力抗压，从肉体到精神都采取了自我放逐的消极态度，如书中结尾所言：“体面的，要强的，要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参考文献

[1]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2000（1）.

[2]谢昭新.老舍小说艺术心理研究[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A]辜鸿铭文集[M].海南出版社，1996.

[4]葛荣晋.论儒家传统文化的两重性[J].东岳论丛，1989（4）.

[5]王曰美.民国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命运[J]北方论丛，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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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河湟”最早是指流经今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后来就将由黄河和湟水冲积而成的大片谷地称作“河湟地区”或“河湟谷地”。早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就有“乃渡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河湟地区所指的范围有小河湟和大河湟之说。小河湟指的是以西宁为中心的包括黄河流域和湟水河流域的青海东部农业区，大河湟则除了上述地区外还包括了甘肃的其他一些地区。河湟的中心是河州和西宁。

从自然地理位置看，河湟地区西倚青藏高原，并与之连为一体，是中原地区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过渡地带，且介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处于农业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结合部，与甘肃定西、甘南，青海海南、海北等地区相接。河湟谷地海拔较低，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不仅宜于农业生产，也适宜于牧业生产。

从人文环境看，河湟地区是儒家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处。宋元时期是河湟地区多民族、多元文化汇聚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一些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使者以及中原内地的商贾不断来到河湟，并有部分人定居于此。随之，他们也将各自的民族文化带到了河湟。久而久之，在河湟地区便形成了藏文化、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并存共荣的多元文化格局。

二、河湟地区的文化交融

河湟地区的文明包括儒家、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三种文明。三者在河湟地区交往的特点，就是和而不同。所谓“和”就是三方相互尊重，相安无事；所谓“不同”就是说存在差异，不强求一致。儒家的仁礼和合；佛教的慈悲情怀；伊斯兰的清洁精神，从理论上看，三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利害冲突，可以互相补充，彼此欣赏(美人之美)，加上三者共处一片蓝天之下（河湟），这是三者“和”的现实基础。但是“语言和宗教是文明的两大关键课程”，也就是说从文明的载体看，三者的差异悬殊还是很大的。

儒家的载体是汉语和汉族，其“仁礼和合”思想附着在宗法（血缘）社稷（地缘）基础上的等级社会结构之中，有着严格的尊卑、亲疏的等级秩序，显然，其中并没有佛教慈悲情怀及伊斯兰清洁精神的位置，儒家讲究夷夏之辨，认为夷狄遵从了儒家礼仪，夷狄就成了中国人，夷狄如果不认同儒家礼仪，即便生活在中国，也不以中国人视之。由于伊斯兰洁身自好，不参与中国主流社会的思想交锋，因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到了清代，官员、士大夫中歧视伊斯兰教的言论比比皆是，这说明儒家对佛教与伊斯兰教划了一条无形的界限。而佛教对儒家也有批评，认为“那南赡部洲（中国）者，贪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具体到藏传佛教，它的载体是藏语、藏族、佛寺。它不同于汉地佛教之处就在于它有严格的活佛转世制度和经院教育制度。它是以出世为特征的，它的藏语表述，寺院传承、教义的思辩性，人生态度的出世性，使佛教慈悲情怀同样具有一定的界限。而伊斯兰教也严格地和儒佛保持距离，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伊斯兰教讲究“真主独一”，用哲学的语言讲，就是一神论，而佛教，有人说是多神论，有人说是无神论。儒家有天地崇拜、圣贤崇拜、祖宗崇拜、皇权崇拜，民间的泛神杂信倾向明显。伊斯兰学者赞同儒家的入世精神，认为儒家的“修齐治平”是人生大道，但批评儒家不明“原始要终”之至理。

三、多民族文化互动中的变异与同化

文化的变异往往是导致文化整体性变异的基础，整体性变异是历史过程中部分变异逐步积累的结果。十三世纪后在河湟地区孕育产生的土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等新的民族共同体，其民族文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历史过程中，以各自先民的文化为基础，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这个过程无疑是各民族先民文化由部分到整体逐渐变异并最终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系统的过程。因此，尽管各民族文化与其先民文化之间有渊源关系，但已经是不同于其先民文化的、经过了重构的新的文化。而这个过程的完成，与族际间互动关系密不可分。高丙中曾就土族文化的重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土族先民文化是以萨满教和蒙古语为基本特征的牧业文化，而现当代土族文化是在其先民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藏汉两族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后建构的一种农业文化，是一代一代土族先民对原有的牧业文化重构的产物。很显然，土族文化的这个“重构”是由与周邻民族即主要是与汉藏两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所促成的，是土族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文化互动的结果。土族的文化是如此，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文化大致上也都是如此。和土族一样，东乡族和撒拉族这些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基本上都是多种民族也即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文化互动在各民族文化的建构过程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汉、藏、蒙、回这些大民族的文化是上述各民族文化建构过程中重要资源所在。

文化同化或文化转化的现象主要反映着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互动的结果是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也即被另一种文化所同化。在河湟这个民族的地区，我们既到看得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同化现象，也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同化现象。

篇8

“节日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是一年当中由种种传承线路形成的固定的或不完全固定的活动时间，以开展有特定主题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活动日。”在中国近现代阶段，消费年画已经成为岁时节日约定俗成的社会活动。根据王树村等专家的考证，“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李光庭撰《乡言解颐》，其中‘新年十事’一节里，始有‘年画’二字出现：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年画’一词及其定义，盖由此而来。”可见，在清中后期，以“新年”为代表的“岁时节日”已经成为民间绘画作品集中生产、售卖和消费的时间。“年画”之定名虽在清代，其雏形却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岁时节日的发展，在我国有三条重要的线索：第一条是农事祭祀节日习俗的线索；第二条是宗教节日习俗的线索；第三条是民族传统节日习俗的线索。它们往往逐渐相互渗透、影响，融合成民俗节日。”中国的民俗节日历史悠久、本身涵义复杂而多样，作为对应这些现象的民间绘画，年画在不同地区和历史时期积累下了非常繁多的图像程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民间视觉文化系统。传统节日“是古代信仰物化形态的一种遗留”，“也是一种生活的节奏，一种逐渐形成的自我调节机制。”娃娃美人题材的图像在某种意义上比其他题材更能凸显年画这两方面的表现功能。中国的传统节日有三项民俗特点：“鲜明的农业文化特色”；“浓厚的伦理观念与人情味”；“节俗的内容与功能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发展”。娃娃美人题材年画中的儿童和女性形象是彰显这三项特点的典型视觉符号。

年画中的儿童和女性形象之创造与消费同任何其他民间美术形象一样，包含的真正动机是“试图通过物化形式确立某种合主体目的性的现实力量，以求自身的需求获得替代的满足。”“审美主体的观念内在地决定着合目的性视觉样式的创造”，它是“形象构成也即符号结构的内在整合力”。年画的审美主体是社会中下层大众，具有趋同但并不单一化的审美观念。因此，年画中的人物形象必须从不止一个层面与维度上满足大众的审美需要，她们应当是内在形象与外在形象的统一。人物的体貌特征描绘或许主要服务于外在形象的塑造，除此之外的一切则均可成为道具，服务于内在形象的建构。在年画中，没有程式化的儿童和女性形象出现在堆有象征性道具符号的场所里，完成约定俗成的叙述。

一、稳定血缘关系之理想的投射一多子、贵子与母子

学者们就中国乡村社会关系有过诸多精彩论述，譬如“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土地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是“不流动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缺乏变动的文化意味着长幼差次下的强制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社会具有静止的结构，并且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对于生活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社会里的大众，尤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男性而言，对生命繁衍的渴求即意味着不断接续血缘关系的理想，也便是对社会结构稳定性的执著追求。

(一)稳定的“多子图”范式

在武强、桃花坞、芜湖、杨柳青、潍坊、绵竹、朱仙镇等传统年画产地均生产过相似的多子图范式年画，最常见的种类包括《百子图》《榴开百子》和《多子多福》等等。各类《百子图》图像内容复杂，画面上有数量众多的男性儿童形象。他们三五成群地进行对弈、抚琴、舞龙等具有积极寓意的活动，显得非常活泼。其画心一般呈圆形或长方形，由连续的瓜蝶图案(瓜瓞绵绵是生殖崇拜的投射)或吉祥字等象征符号围合成边框。因为打开的石榴已经诠释了多子这个意象，《榴开百子》就有可能出现少量甚至仅一个男性儿童。

中国民众对多子图范式年画的需求总是大量且稳定的。无论民间年画、改良年画还是月份牌年画，都包含此类图像，并且常常热销。比如，有专门记载显示，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对胖娃娃题材的月份牌需求量很大。金梅生“根据画报上载加拿大一胎五子的照片改画的《五福临门》月份牌引起许多人模仿，形成1935年左右胖娃娃的大流行”，“到处都是胖娃娃，加一个减一个的出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创作的多子图各有千秋，后期的图像减去了不少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但画中男童总是白白胖胖的，这意味他们具有较强的抵御疾病和饥饿的能力，也显得更加聪敏、更有希望。

(二)对“贵子”的永恒向往

世俗盼子心理的一个维度是追求多生，另一个维度就是追求优生，也即希望“早生贵子”“连生贵子”。这两种题材的年画很常见，“麒麟送子”“狮童进门”和“五子夺魁”则是以更为丰富的符号来诠释类似的内涵。

传说中的动物麒麟是象征儒家理念核心“仁”的瑞兽，“麒麟送子”图像范式出现于清代，为生儿、育儿和求子的年画开阔了天地。其构图简单者只有一个儿童骑在麒麟背上，逐渐添加上去的道具包括书(暗合孔子出生时“麟吐玉书”的典故)、莲和笙(谐音连生，寓意连生贵子)、桂花和冠印(表示未来科举取胜)。比较复杂的构图上还会有天仙做陪，打扇、捧盒摆出仪仗，将天仙送子的意象融合到这一题材的图像中。“麒麟送子”折射出希望后代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的理想，“狮童进门”的寓意与此相似，也是“期望儿孙得官封爵、光宗耀祖”(因为中国“民俗中常以‘狮’谐‘师’，把‘狮子’比作‘太师’”)。“五子夺魁”表达的也是大致相同的心愿，“古代施行科考制度，父母皆希望子孙能得状元及第。然状元全国仅一名，故望五子各自努力争取。画中作大儿手中持一盔帽，‘盔’‘魁’同音，以示夺魁者，即象征高中状元之意。”虽然受到封建科举制度废除这一变化的影响，此类年画并未绝迹，因为平民百姓望子成龙的心愿不会消失。

(三)“母子图”形式与内容的革新

从数量上看，截至近代时期，在娃娃美人题材的年画当中，人物方面仅有儿童形象的种类多于仅有女性形象的。实际上，数量更占优势的是两者共同构成的图像，因为名义上归为美人题材的年画里往往添加了儿童形象。在这类图像中出现的儿童是诠释女性“美人”形象的一个重要“道具”。“在人们的审美观念中，女性美是不能脱离女人的自然属性的”，而生育后代能使女人达成其最原始、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项自然属性。在封建社会里，女性群体服务于男权的重要职责就是为他们生育继承人，也即男性儿童，所以，在传统年画里，要全面地建构女性的内在形象之美，作为其后代的男性儿童应当在场。

以母子图暗示女性生育能力作为表现其内在形象美的一种手段，在改良年画和月份牌年画里仍然存在，但是进入民国之后，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溺死女婴的恶劣行为越来越少，女性儿童不再被彻底忽视，所以表现完的图像范式增添了母女图和儿女双全的新种类。

二、伦理、政治、商业与技术的合力作用——美人形象的渐变

年画中的女性形象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除了表现出多子这一“内在美德”以外，还应当满足很多其他的审美需求。然而，美人题材民间年画中的女性身份并不多元化，甚至可以说是单一而模糊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女性难以到社会上谋求合法、受尊敬的地位。绝大多数女性的最佳选择是成为某人的发妻，际遇差一些的会成为侍妾，更糟糕的处境是沦为歌妓、婢女，甚至。当然，她们都可以拥有美貌并且成为母亲，但无论在家庭中的地位高低，都是男性的附属品，如同私有财产，所以，在男权占主导的社会里，年画中的美丽女性形象其实是在扮演妻妾的角色。

之后，中国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新式婚姻制度出现，男女平等的意识逐渐传播开来。中国的近、现代化其实是从发达的农业文明里“长出一层比较上层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中国传统的节日原本都深刻关联于农业文明，其内涵却在“很特殊的社会”里被解构了。由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入侵，消费社会的某些特征在资本主义工商并未正常发展的中国都市提前出现。张贴年画作为节期的特殊活动而被利用为促进商品销售的契机，月份牌年画的大流行就是年画这一形式被注入商业意图的结果，于是其中的女性形象成为符号化的广告代言。再加上男尊女卑的心理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清除，所以无论是改良年画里的“国民之母”还是月份牌年画里的都市女郎都在扮演着男望的对象。旧的风俗不再完整，新的风俗从“坍塌”处滋生。近现代年画中的女性形象以艺术的方式反映出社会秩序和伦理现实的变化，令特定阶段的风俗在图像文本里得以保存。

(一)肢体的变化

由于中国民间始终有求子的愿望，传统年画上的女性形象有相当一部分身材丰腴，显示出利于生育后代的样子，但是，宋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汉族男性主流话语对女性独立人格与地位是集体否定的，因此上层社会和文人理想中依附于男性的女性形象应当是柔弱的。这种观念对中下层大众的审美也产生了影响，所以清代的年画当中也有一些削肩细腰的美女形象，身材扁平、四肢细小，看起来不是很健康。到了明清时代，缠足成为塑造汉族女性美的风俗，许多文学作品都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三寸金莲狂热而病态的审美需求，男性对小脚形状之美建立了各种荒唐的具体标准，并将这一截畸形的肢体视为女性身体最神秘、性感的部分。从大量年画来看，描绘站或坐的端庄女性形象时，无论其身材丰腴还是瘦削，双脚常常被长裙盖住，不会特意表现双脚，而描绘姿态撩人的美女时，则往往专门精心描绘出又尖又小的“金莲”和金莲鞋，仿佛的。

清末民初，月份牌年画上的美人身形并没有马上脱离传统审美控制，仍然呈现出比例不太协调的效果，但在实际当中，缠足的陋习已经被取缔，社会开始鼓励女性进行适当运动，追求健康体质成为新的风气，对理想美女身形要求也在日渐变化。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画中美人的脚虽然还是很小，却已不是缠小的金莲，而是趋于正常生理结构的形态。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美人的四肢逐渐变长，与躯干的比例变得合适。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还曾因受到日本风俗画的影响而出现了一些下半身过长的美人形象，但是这种夸张的画法并没有流行很久。在月份牌年画发展至比较成熟的时期，其中的美人肢体和身材都是比较健康的。

(二)服饰、曲线与面孔的变化

清中期前后，中国女性的服饰崇尚繁冗装饰，裙长及地，发型也比较复杂。到了清末民初，款式稍显简洁的百褶长裙和元宝领上衣广受欢迎，发式受到日本女性的影响。很快，倒大袖上衣、过膝长裙、不佩戴复杂首饰的女学生打扮成为年轻女性普遍模仿的范式，短发、烫发都开始流行。后来，各类修身形的改良旗袍、高跟鞋、欧化首饰加上电烫发成为都市女性追逐的时尚，定义了今日大众脑海中的民国美女形象。具有殖民地色彩的都市成为引领新风俗的中心，月份牌年画里的美女形象折射出这样的变化过程。

服饰的改换其实是社会对女性身体审美需求的转变，曲线越来越突出成为基本趋势。服装对身体的压抑渐渐消除，女性身体的曲线凸显出来，其变化的先后顺序大致是：脚的形态和大小变得正常，四肢变得修长圆润，胸部由扁平变得丰满。这既是女性解放的结果，也同时促进了社会对女色的更大尺度消费。缠足不再是性感的符号，袖子和裙摆逐渐缩短，直至大面积暴露皮肤的泳装，甚至美女，渐次进入年画图像。的、光滑的皮肤和身体曲线构成新的诱惑。在月份牌年画里，即便是端庄、优雅的女性形象，也并不表现出刻意遮掩优美身材的样子。

照相和电影传人中国，受到喜爱的同时，西方的审美标准也裹挟在影像产品里影响到民间视觉文化产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民国时期的年画有一部分是民间流传的老版继续翻印，更多的是月份牌年画向名媛和明星照片靠拢的新创作。其中女性的鼻梁和颧骨升高，这使面部轮廓变得立体。同样明显的一项变化是笑容：直到20世纪20年代，最流行的月份牌年画美人形象都是胸部扁平、眉头微蹙的病西施模样，即便微笑也非常含蓄。20世纪30年代的美人则变得开朗、明媚，唇红齿白的灿烂笑容令整个面孔都生动起来，但始终不变的柳叶弯眉和鹅蛋脸型则反映出大众对女性形象审美需求中最稳定的部分，大众理想的美女无论展现出怎样的风情，恭顺、贤淑的态度总是必不可少。

(三)道具，场所与身份的变化

清代民间年画中用于丰富女性内在形象的道具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暗示生育能力的象征符号，如莲花、石榴、瓜瓞、蛙、蟾、绣球等等，此类图像中的女性一般年轻、健康、丰满、红润。她们是符号化的形象，常常在不模拟真实空间的画面里，仅仅与那些象征符号为伴。另一类道具用以衬托女性优雅、惹人怜爱的姿态，如琴、书、文房四宝、鲜花等等，这些都暗示画中的女性形象可以成为男性的“知音”。她们更多地被安排在真实的空间里，一般是雅致的居室内或幽静的庭院里，与外界隔离，是男性的伴侣和。清代后期，有一个“十美踢球”的图像范式反复出现，画面主要表现十个搔首弄姿的女性形象，这时的背景场所就已经显得开阔了。清末苏州、上海等地的民间年画和月份牌年画新添了女性盛装游园的题材。这表现出女性脱离深闺，进入公共场所的变化，也意味着西化的公共空间在中国城市里逐渐形成了。

篇9

大凡征编出版史料，是以研究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警示后人为目的的。晋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山西人多地少，土地贫瘠，虽有盐铁煤炭等资源优势，却由于生产力条件所限，长期得不到开发利用。明代山西商人抓住朝廷为地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实行“纳粮中盐”的开中制的历史机遇，走出口外，走向全国，一步步把生意做大，占据和分割了全国市场，甚至走向海外，形成了海内最大的商帮，居徽商、粤商等十大商人集团之首。晋商现象是山西乃至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的一个综合反映。在经济方面，它开辟商路，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推动了各地城市集镇的兴起及国内外贸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所谓“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号，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市”等民谚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它首创票号，开异地汇兑、转账结算之先河，汇通天下，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近代银行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它积累了丰富的商贸经验，创新了经营体制，如“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如两权分立、掌柜负责制、设立人身股等，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在文化方面，它创建了灿烂的晋商文明，以其开拓意识、敬业精神、诚信理念、经营策略、管理方法等晋商精神和与之相适应而形成的建筑风格、戏曲艺术、饮食文化、道德伦理、社会风尚等，丰富了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广泛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

晋商研究首先是经济研究，但又不完全是经济研究。晋商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具有多学科、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价值和审美意义。综观国内外晋商研究历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晋商的创新业绩就引起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一些赞成实业救国的学者开始整理晋商文化遗产，并出版了相关学术专著。由此可见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现象的探究和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思想。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挖掘晋商史料，编纂出版《晋商史料全览》目的之所在。归纳起来，我想其重要意义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存史，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明清晋商已消亡近百年，民国晋商也过去了50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事人的离世，直接反映晋商商人和家族的史料如族谱家乘、墓志碑文、传记家训、店规行规、会计账簿、当票汇票等文献和实物在不断流失；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晋商在全省及全国各地留下的遗址遗迹如商号店铺、作坊宅院、庙宇会馆、碑刻楹联等在不断被拆除或损坏；随着各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历史上晋商活动过的商业城镇、商品集散地、商业口岸、商路要地、渡口、驿站所在地等在不断消失；随着晋商后人的去世，一些口碑史料也在不断被带走，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组织搜集整理晋商史料，就带有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性质，这项工作不但很重要，而且很紧迫。

二是资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实施“十一五”规划，坚持改革，扩大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旅游业，调整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培育新晋商，促进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这些都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晋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营哲学和理念，晋商积累的经营管理策略和技巧，晋商创立的组织制度如行会制度、企业制度、财务会计与核算制度等，都有可资借鉴的丰富内容。特别对山西来说，晋商史料的搜集整理，可以促进景点景区的开发和建设，促进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和档次的提升，为进一步丰富文化旅游资源，促进山西人文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

三是育人，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晋商500年的兴衰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晋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山西宝贵的文化遗产。晋商精神中勤劳俭朴、团结互助、诚信敬业、开拓进取等思想理念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如晋商以诚信闯市场，以诚信创大业，“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的大生意经，对我们今天发展信用经济，构建信用社会，建设信用政府，争做信用公民，就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我们可以从晋商史料中发现晋商精神的这些亮点，加以总结推广，使之发扬光大，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晋商的兴衰成败中获得思想的启迪。

四是为晋商研究提供史料基础，促进晋商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晋商研究目前已成为省内外相当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就目前晋商史料的发掘来看，却相对滞后。历史上晋商遍布全省全国，但晋商史料的发掘却主要集中在晋中一带，远远不能反映晋商的群体历史。在研究方面，虽然已经作了较深层次的开拓，著作论文也很多，但许多著作所引用的史料却大同小异，缺乏新的历史资料，“炒冷饭”的现象和问题比较突出。史料征集工作如果不能有大的突破，晋商研究就很难再有大的发展。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广泛、全面、深入地搜集晋商史料，以促进对晋商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挖掘，引深晋商研究。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搜集整理晋商史料，编辑出版《晋商史料全览》，就是一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符合山西政协工作实际的举措。首先是省市两级政协和多数县（区）政协都有文史资料委员会，有专职或兼职干部，其主要业务就是征集和利用文史资料。其次，各级政协有广泛联系社会各界的优势，只要充分发挥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的作用，就可以动员一支很大的力量。第三，各级政协相对于政府来说，位置比较超脱，具体事务性工作少，三级政协上下联动可以取得很好的协作效果。从上述几层意义上讲，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政协的一项使命，也是我们履行职能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把这项工作列入工作计划，集中了上下三级政协一定的人力财力共同来完成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

晋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兴衰成败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到明清时期达到极盛。当时晋商的足迹遍布于全国以至海外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省内，无论大小城镇，甚至偏远山区，都有规模不等的晋商产生，当时就形成了平阳帮、蒲州帮、潞州帮、泽州帮、汾州帮、太原帮、大同帮、忻州帮、代州帮、崞县帮等商帮。像临县这样的贫困大县，都曾有繁华的碛口镇；像右玉这样的穷县，也曾有兴盛的杀虎口……可见史料十分丰富。但如前所述，目前晋商史料的征集大多仍局限于文字资料，局限于明清时期，局限于晋中地区，这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希望进一步拓宽晋商史料搜集的视野和范围，力求更广泛一些，全面一些。因而也把书名定为《晋商史料全览》。《晋商史料全览》是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分专题卷和地方卷。地方卷为综合卷，11个市各成一卷，按专题编排。《晋商史料全览》的所谓“全”，是相对而言，是尽力而为，事实上也不可能这一次就把晋商史料全部搜罗殆尽。我们力求做到“全”，一是指在时间上重点突出，主要收编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晋商史料；二是指在地域上全方位、尽可能地把全省各个市县及外省市有关地区的晋商史料收编进来；三是指在角度上多侧面，包括晋商的人物、家族、行业、字号、商埠、码头、宅院、店铺、商路、文献、碑刻、传闻、风俗和其他社会活动史迹等内容。

史料工作是史学范畴最基础的工作，就像盖楼一样，基础必须扎实牢固，否则楼房就会坍塌。史料工作这个基础打不好，就会给史学研究造成错误。因此，我们在搜集整理晋商史料工作中，坚持了一个总的精神，就是重在存史，贵在挖掘，急在抢救。重在存史，就是强调严肃对待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对所搜集到的史料，我们都加以认真细致的整理、鉴别和考证，力求做到求实存真，一丝不苟，以真实地记录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贵在挖掘，就是要求我们的文史工作者深入下去，发现和搜集各地具体的史迹、史料，像考古学家一样，从历史文献、文物古迹和民间口碑口述中深入细致地发掘学术界尚未公布的史料。这像采矿淘金一样，是很艰苦细致的工作。急在抢救，就是要抓紧时间，特别是对那些年事已高、有“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的老人，抓紧进行访问；对一些很容易失传的老照片、票据账簿、手抄家谱和残碑碑文，抓紧搜集回来；对一些正在损坏的晋商店铺、宅院、码头遗址，抓紧拍摄下来。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史料征集工作，征集到上千万字的晋商史料。

在《晋商史料全览》编纂过程中，我们要求所有编纂人员要树立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精品意识，力求做到“三个体现”，体现史料性，体现晋商精神，体现完整性；力求做到“三个突出”，突出晋商名人，突出名老商号，突出地域特点；力求把好“三关”，把好政治关，把好史实关，把好文字关。一句话，我们力求向社会提供一套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实用性强、好看可读的精品图书。我们尽力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现在这套书就要陆续出版了，我们期待着读者的评判。

编纂出版《晋商史料全览》的基础工作是搜集整理史料，而搜集整理史料的大量工作在市县。在几年的工作过程中，各级政协领导和文史工作者都做出了艰辛的努力，特别是基层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在人员少、经费紧、工作条件差的情况下，不辞劳苦，甘于寂寞，付出了许多心血，借此，我以编委会的名义，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并向支持我们编纂出版这套图书的各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朋友及山西人民出版社编审人员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我们工作水平还不高，本套图书一定有不足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是为序。

篇10

论文关键词 德国民法 物权行为理论 独立性 无因性

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以及确认权利和救济权利的基本法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大陆法系的发源之处，德国民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和瑞士，日本及我国民国时期（现为台湾地区）的法律都属于大陆法系范围。中国自清末改制以来，继受德国民法已经有一百余年，德国民法中的许多概念和制度都为我国所直接借鉴，从而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形成了较为完善和能够适应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法律。但是，作为传统民法中的重要理论之一的物权行为理论，我国立法对此却持有保留的态度。其原因何在？物权行为理论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事实上到底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民法中的物权行为理论

（一）物权行为的由来

物权行为理论肇始于德国普通法时期的普通法学。其创始人为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德国学者萨维尼。19世纪初，萨维尼在讲学时发表了其关于物权行为最初理论。物权行为的概念最早由萨维尼在其1840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提出，但萨维尼在提出物权行为的概念后，并未明确界定其内涵。《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虽然采用了物权行为理论，并在其第一草案中曾使用了“物权契约”的用语，但后来认为其不够精确，遂改用“物权合意”。关于物权的概念，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国内的主要学说有效果说，目的说，要件说和内容说。其中内容说较有说服力，认为“物权行为，为物权之设定，移转为直接内容的法律行为。”①无论争议如何，所能达成的共识是物权变动的合意为物权行为的基本要素。物权行为理论包括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以及物权变动的形式主义原则。

（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即物权行为的“区分原则”，有学者亦成为“分离原则”。德国学者萨维尼关于物权行为独立性的主张是通过观察行人向乞丐的施舍而获得的。当某人向乞丐赠与一枚硬币时，正当原因与交付同时发生。此时，除所有权的移转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事实，在某人与乞丐之间，既不存在先前的契约，亦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纯粹的、唯一存在的事实上的交付即使所有权发生转移。认为“所有权的移转并不以债权契约为必要，交付表达了所有权让与的合意，是一真正的契约，一个物权法上的物权契约”。主张债权契约和物权契约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要发生物权变动，必须依赖于债权契约之外的行为，即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即物权行为。债权契约的效力只产生双方当事人享有债权的负担债务的效力，并不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以买卖合同为例，民事主体双方达成买卖合同，仅产生一方按照合同的约定给付标的物和另一方支付价金（对价）的效力，而不发生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转移的效力。要发生标的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效力，当事人双方还应另行定义一个完全独立的物权契约，此物权契约的内容为双方主体转移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至此，物权契约和债权契约截然分开。

（三）行为的无因性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即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萨维尼认为，物权行为应当采取无因性，物权行为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即物权行为成立后，不论其存在原因的债权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都不影响物权行为的有效性。如在买卖合同中，当事人一方交付标的物，另一方支付价金以后，因债权合意有瑕疵或者合同内容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原则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物权变动的效力不受影响，仍然有效。丧失所有权的出卖人不能以原物返还请求权请求买受人返还原物，而只能以不当得利的规则请求返还，因为在采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前提下，此时买受人仍然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与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一脉相承。至于物权行为的形式主义原则（亦可理解为公示公信原则的初始原则），动产以交付为转让生效要件，不动产以登记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法律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实践中亦较为容易地适用，故对此问题不展开论述。

二、民法规定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及无因性的立法及在实践上出现的问题

萨维尼及其他采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抽象，最初是萨维尼在解释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立法过程中提出来的。萨维尼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历史的溯源而寻找法律的规则合理论。德国民法向来以概念精确，逻辑严谨和理论抽象之特点而著称，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更是极具抽象性。《德国民法典》第929条[合意与交付]规定：“转让动产所有权需由所有权人将物交付于受让人，并就所有权的转移由双方成立合意。受让人已占有该物的，仅需转移所有权的合意即可。”《德国民法典》第873条[根据协议和登记取得]规定：“（1）转让土地所有权、对土地设定权利以及转让此种权利或者对此种权利设定其他权利，需有权利人与相对人关于权利变更的协议，并应将权利变更在土地登记簿中登记注册，但法律另有其他规定的除外。（2）在登记前，双方当事人仅在对意思表示进行公证人公证时，或者向土地登记局作出或者呈递意思表示时，或者权利人已将符合《土地登记簿法》规定的登记许可证交付于相对人时，始受协议约束。“而《德国民法典》第877条规定，土地上权利的变更亦适用于第873条。通过对《德国民法典》具体条文的考察，可以明确的看到德国民法立法采取了物权行为理论。

民事立法的宗旨在于在交易秩序和民事权利的保护之间取得平衡，使二者达到效益的最大化。民法不能只保护交易秩序，只关注交易的确定性和效益性而对交易主体的权利忽视，同时也不能只追求民事主体之内心真意而使民事交易秩序混乱效益低下。德国民法对于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的立法采纳，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弊端。严重违背了民事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对权利人的权利无法真正加以保护，严重损害了出卖人的利益。以买卖合同为例，民事双方主体在交付标的物和支付价金后，发现买卖契约未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此时因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理，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影响，买受人仍然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出卖人仅能以不当得利之规则请求返还（前已述及）。所导致的后果是出卖人由所有权人变为债权人，其权利由所有权变为债权，权利的效力下降，对出卖人的权利不能完全保护甚至是损害严重，以下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分析：第一，如果买受人已经将标的物转卖，第三人即使为恶意亦能取得所有权，出卖人不能对第三人主张任何权利，而只能向买受人请求返还转卖所得价金。若不采物权行为理论，则出卖人可以直接对该恶意第三人起诉，请求返还标的物。第二，如果买受人已在标的物上设定担保物权，由于担保物权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则出卖人不能请求返还标的物，只能请求买受人赔偿。若而不采物权行为理论，则买受人为第三人在无权处分之物上设定担保物权的行为，应为无效，此时出卖人对此无权处分行为必然不追认。第三，如果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对该标的物为强制执行，由于出卖人处于一般债权人的低位，无法提起异议之诉。若不采物权行为理论，则出卖人作为所有权人，对于他人侵害自己财产的行为，当然可以提起异议之诉。第四，如果买受人陷于破产，出卖人不能以所有权行驶取回权从破产财产中取回标的物，而只能以一般债权人的地位，同其他债权人一起，按债权比例受清偿。若不采物权行为理论，则出卖人的依法行使别除权，从破产财产中取回标的物，避免其财产减少，对出卖人的权利保护予以极大地帮助。第五，如果非因买受人的过失致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买受人可以免责。若不采物权行为理论，则买受人不能免责，出卖人可以获得赔偿。总之，由于物权行为理论在司法实践中有上述缺陷和弊端，德国判例学说通过解释方法对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之适用予以限制。使物权行为的效力受债权合意的影响，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相对化的趋势。

三、立法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扬弃之思考

我国在2007年制定的《物权法》未采取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我国《物权法》对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并未规定，理论研究中叶飞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在我国的适用采取排斥态度。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肯定。法律移植是快速提高本国法律水平的方法，大胆借鉴外国的先进立法理念和制度，但是，一定要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状，在总结本国的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之上有选择地对他国的法律制度予以借鉴，否则只能适得其反，对本国的法律现状造成更大的损害。我国采取“债权合意+交付或登记”为物权变动方法，符合我国的民事立法传统，易于执法者的理解和掌握。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过于抽象，远离实际生活，并且在适用于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弊端，故我国的立法模式能够有效地平等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兼顾出卖人和买受人的利益。并借助于善意取得制度，有效地保护善意第三人，达到了兼顾民事交易秩序和民事主体利益的效益最大化宗旨。是我国《物权法》理论和成文法中的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