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征收规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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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各级政府对农村土地的大量征收，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本文对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法律进行了分析，归纳出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征收的强制性、目的性、合法性和补偿性，发现农村土地征收现存的弊端，并提出一定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

土地征收;法律特征;补偿方式;合法程序;监督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城镇化建设的步伐逐步加快，各级政府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为建设城镇、工厂以及工业园区等建筑，需要征收大量土地，而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土地征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可能引发大量的纠纷。

一、我国土地征收的法律特征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是推进社会主义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物权法》中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从以上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土地征收，是以补偿为前提，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基础，将农村集体土地强制征收成为国家所有，具有强制性、目的性、合法性和补偿性四点法律特征。

(一)土地征收的强制性

从上文提到的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对农村土地征收的实施方是国家，国家是有权并依照法律法规，可以对农村土地实施强行征收，被征地的一方必须完全服从。因此，国家对农村土地的征收是带有强制性特征的，但强制征收土地必须在法律规定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基础之上，这就是土地征收的第二个特征———目的性。

(二)土地征收的目的性

判断国家及各级政府在征收农村土地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其标准和依据就是判断所谓“公共利益的需求”，这是对土地进行征收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城市化的不断扩张，以及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建设、工业区建设等用地的不足，都导致了对农村土地的征收逐渐扩张。因此，只有明确是为公共谋求利益的目的，对农村土地实行征收，才能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三)土地征收的合法性

在各国立法中，对土地的征收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我国践行的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按照正规的法律程序对农村土地进行征收，才能防止滥用权力的现象发生，才能保障土地征收的过程能够顺利进行，同时也能保证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正性。

(四)土地征收的补偿性

上文所列出的如《宪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如果对土地实行了征收，那么就必须对被征收者给予一定的补偿。即使征地行为是为了集体的公共利益，但少数人势必会因此而受到利益损害。所以必须对被征地者进行补偿，践行民法公平、正义的原则。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是我国对公共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其意义之重大，在对土地征收进行中，保证对权力的合法行使、对土地和资源的合理分配及利用、以及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都起到了关键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我国农村土地征收中的弊端及完善建议

(一)关于农村土地征收的程序方面

在对农村土地征收中，涉及到国家、集体和农民三方，由于目的、利益等诸多原因，三方之间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方面矛盾和纠纷，最为凸显的矛盾就是关于征收补偿费的问题。目前，我国在对农村土地征收中，还有很多程序缺失的现象存在，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无法得到保障。首先，被征地的农民个人，对土地征收的决策并没有参与权。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是在“公共利益”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那么公众对其“公共利益”的合理性就应有权参与。在国外，在征地前政府公告，派专职专员进行一系列审查，召开听证，被征地者可以参加其中的所有过程并表达自己的要求。所以，笔者认为应该本着“协商优先”的原则，让被征地者真正参与到意见征求和土地征收的过程中。其次在发生土地纠纷和矛盾时，要保证被征地者有可以申诉和寻求司法救济的部门。如果被征地者对整个过程的合法性和补偿等问题有异议，应有专门的机构来受理此类申诉，这样才可以化解农民的矛盾，保护农民的权益。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是土地征收顺利进行的保障。

(二)关于农村土地征地的补偿方面

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土地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以及“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不难看出，这种补偿标准较为落后，已经无法满足和适应现今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的发展和需要。改革开发以来，整个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农村社会的经济形势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依据上文中的补偿标准，农民所能获得到的征地补偿范围极为狭窄，得到的经济补偿和土地征用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相差极其悬殊。另外《土地管理法》中提到的“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并没有为农民身份的人民群众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在中国农村，大多数农民从业能力非常有限，在失地的情况下，近乎等同于失业，无法从事其他行业来维持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农民想要一直保持“原有生活水平”近乎于不可能。因此，应提高对被征地者的补偿，才能真正对农民的利益提供有效的保障。具体来看，除去法律已经规定的补偿外，增加社会保障费用、再教育和培训费用以及土地增值费用，才能让农民切实的享受到土地增值后的价值。

(三)关于农村土地征收的监督体制

目前我国还缺乏对土地征收的进行系统监督、管理的政府执法部门，对权力依法进行监督是限制权力滥用的重要保证。在对农村土地征收前，要严格控制对土地的审批权，实行责任制，并切实落实到个人;为征地补偿费专门设置专用账户，并纳入到银行体系，使农民集体可以发挥监督作用;政府应设置土地执法监督和咨询的机构，让农民可以充分咨询和表达诉求，同时也可以加强对土地征收的执法和监察力度。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现代社会，针对我国现行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特征，其实际存在的弊端，从法治建设角度和社会实践角度，都应该尽快建构和完善相关的法律程序、补偿标准和监督体制，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吴鹏．我国农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5．

［2］李红娟．我国农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改革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征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分析［J］．创新与创业，2014(1):48－50．

［3］周银燕．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2(39):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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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的相关规定及其现状

在我国，土地征收是集体土地的征收，是指国家为了满足社会公共目的的需要，以补偿为条件，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强制变更为国家所有的土地的行为。基于我国现行土地政策和保护农业经营者尤其是农民利益的考虑，《物权法》对征收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严格限制，并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然而，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使农民利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比如河北省香河“圈地门”事件，香河大规模违规“圈地”行为，据了解河北廊坊香河县从2008年以来，就开始打着“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的旗号，大规模地“圈占”耕地。当地政府占用农民1亩地租金每年一千多，而转手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达每亩60多万。从初步调查情况看，香河县个别乡镇存在违规改变土地利用目的、违规占地等问题，严重违反了农村土地流转和利用相关政策法规，扰乱了土地管理秩序，侵害了农民群众利益。

二、我国目前农村集体承包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征占农地，搞开发”为标志的城镇化扩张渐入，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河北省香河“圈地门”事件恰恰反映了我国目前在征用农村土地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

（一）相关立法中对公共利益界定的缺失河北香河县个别乡镇违规流转、占用土地，并将这些土地用于搞“规模形象”建设、房地产开发等违规改变耕地利用目的而进行所谓的城镇建设。我国《物权法》第132条规定：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承包土地，但应当给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充分的、合理的补偿。[2]可见，我国立法中对什么是公共利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从而导致现实生活中存在对公共利益扩大解释的倾向，这也成为造成大规模征地失控和耕地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补偿范围小，补偿标准低《土地管理法》及《物权法》第42条第二款确定的农用土地征用补偿范围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等。补偿的范围对与土地有间接关联的附带损失并没有予以补偿。此外，立法中对于保证和提高农民以后生活水平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三）土地征收程序缺乏规范性?以河北香河县为例，从2008年以来，就开始打着“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的旗号，大规模地“圈占”耕地。显然，一些政府在征用农村集体承包土地过程中并没有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同时也表明了我国农村集体承包土地征收程序缺乏规范性。

三、征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

（一）界定“社会公共利益”，切实保护耕地在进行城乡统筹建设规划中，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尽可能保证农村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规划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如果确因新农村建设试点需要局部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须在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前提下，经依法核准后再进行调整。

（二）完善农用土地征用审批程序，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农村规划建设中，一定要严禁像香河县一样的违法征用土地行为。为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还应该依法做好土地征用工作，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和申诉权，并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工作。

（三）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救济制度首先，应该完善包括制度和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制度。其次，还应当赋予农民征地补偿纠纷的诉权，通过公益诉讼等司法救济制度来保障对农民的补偿等。此外，凡是征地未经批准以及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中、安置不落实的项目均不得占地开工。

四、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问题的探究思考

（一）在当前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而未能得到真正保护的背景下，不禁会想起一句话“《物权法》是把富人的别墅和穷人的茅屋平等保护的法律。”现实生活中最受伤害的是得不到平等保护的社会弱势群体。希望我国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能够进一步完善，增进社会的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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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土地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农村土地管理中所存在的不足有以下几个方面：

1.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入不敷出。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后，使得村集体经济收入大幅度减少，某些村出去为数不多的机动地承包费以外，几乎无其他收入，更有甚者欠有债务。因此，某些地方将机动地对外发包，强制性的流转农户的承包地，出卖集体地或者高价对外出租而获取高额回报，挪用土地补偿费以及土地流转费的现象较为突出。

2.土地流转过程不够规范，农户权益得不到保障。我国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国家相关政策指导，以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土地承包合同共同束缚、约定的。可是，合同存在的不规范性使其执行具有随意性，基层干部私自变更合同、收回或调整农民土地，更有甚者未经承包户许可，就迫使其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了较大程度的侵害。

3.征地补偿款难以落到实处，财务制度如同虚设。部分村级干部并不按照规则办事，甚至严重违反财政纪律，将那些本应发给农户的补偿款私吞，据为己有，私分利息以及贴息款。部分村干部私设账外资产，账务不清，零乱不堪，趁火打劫。部分村干部许可企业拖欠征地补偿费，引起群众不满情绪。

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立法、执法存在的不足： 1.在立法中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四项权能规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民法通则》第71 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一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从我国目前情况看，集体土地所有权上述的四项权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首先，关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权利受限制问题。我国集体土地的占有权及收益权源于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仅能在农业用地和本集体内部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行使有限的占有和收益权能，而对非农用地没有占有和收益的权利。其次，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对其集体所有土地的处置权几乎被剥夺。集体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实际上属于国家。这不仅剥夺了集体土地的出让权，也使本应由农民集体享有的收益流入国库，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缺失处分权。

2.在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中关于集体土地征收规定存在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第2 条第4 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问题是相关法律至今没有对所谓的“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导致凡是只要取得土地征收的批文，无论其用来干什么，似乎均符合“公共利益”；尽管《土地管理法》及《物权法》对征收土地均规定应依法予以补偿，但问题是相关法律法规的补偿标准太低，根本无法保障土地被征收农民的生活；市、县人民政府既是土地征收者，又是补偿标准的批准者，更是争议的协调者，集运动员、裁判员于一身，法律赋予如此权力，本身就无法保障土地被征收者的利益。而对土地征收行为不服，相关法律法规至今也没有赋予被征收者相应的救济权利。

3.法律赋予集体土地被征收者的相关救济权利形同虚设尽管国务院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 条第2 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但在现实中，县级人民政府至今不依法设立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争议的协调机构，拥有批准征收土地权力的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至今也未依法设立相关的裁决机构。

二、改变农村土地管理中不足的对策

1.依法行政，提升落实政策的自觉性。土地管理政策有没有落实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干群关系是否紧密。目前，应当认真学习土地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提升农村干部的法律以及政治觉悟，努力做到不折不扣，言出必行，依法行政，合理运用人民富裕的权力。认真贯彻落实“一户一宅”以及“五个不准”等政策，确保相关政策、路线以及方针的落实到位，维护广大农民的权益，保障农村在稳定中某发展的局面。

2.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在农村掀起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热潮，让农民对国家的土地政策以及法规有所了解与熟悉，明确自身的义务，懂得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农村干部，应当加强法律法规方面的培养与教育，提升其法律意识，转变思想，端正作风，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水平。此外，应当积极引导、努力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稳定以及健全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以有偿、自愿、依法为原则，努力寻找、探索有利于土地流转的新机制。对有条件的地方，引导农民有序、合理流转承包地，提升土地利用率，扩大经营规模。

3.转变思想，做到保护耕地和经济发展两手抓。目前，国家加大了土地管理的力度，实施了较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下，应当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在保证耕地不受损坏的基础之上促进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以严格增量、管住总量、盘活存量、集约高效为准则，开源节流，积极开发新耕地，对旧城老村实施大力改造，盘活闲置基地，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相应的使用权流转进行试行，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率。

4.要提高土地补偿标准。土地补偿费低，土地增值分配严格不合理，是农民反应比较强烈的问题，也是造成大量耕地被征用占用的重要因素。必须尽快提高土地的补偿标准，给老百姓一个合理的补偿。要改革土地补偿标准的计算办法，不能只单纯考虑征地前几年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要充分考虑土地的市场价值，考虑当地农民的最低生活标准，让土地回归其应有的市场价值。要改革补偿的分配机制，合理确定集体和农民个人各自所享有的比例，农民所有的补偿费要直接分配到农民手中。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要仅仅盯住招商引资上项目的成果，同时，还要看到对大量失地、失业、失保农民产生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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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土地征收　失地农民权益　法律保护　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和谐社会建设的成功与否、依法治国方略的能否实现，这要求国家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尤其是重视失地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目前农村土地在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的许多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日渐突出。为了继续顺利推进城镇化，同时又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完善土地征收的法律规范，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的土地被大幅度被征用。然而在土地征收中，失地农民的许多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一些失地农民已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如何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也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成功与否和依法治国方略的能否实现。

一、失地农民法律权益保护的理论思考——基于和谐社会和法治的视角

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并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这是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贯彻和谐社会和依法治国的原则，以维护法的实质正义为目的，以保护弱者的利益为根本，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切实解决好农村土地征收中所涉及的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这样才能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

（一）和谐社会与失地农民权益法律保护

和谐社会是社会关系得到全面有效调整，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要把我国建设成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认识到：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而又突出的问题。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和谐、稳定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解决好农民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难题。然而，目前农村土地征收中出现的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格格不入，必须对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关注，充分维护好作为弱者的农民的合法权益，使他们失地后仍然能得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只有这样，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人们才能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也就是说，失地农民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护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二）依法治国与失地农民权益法律保护

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法治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内在的高度统一性。现代社会中，法律及其调整机制已经成为社会调整的主要手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法对社会的调整，主要是调和社会各种冲突的利益，对社会机体的疾病进行治疗，进而保证社会秩序得以确立和维护。我国已经把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成为我国人民的追求。然而，在我国农村土地征收中却大量出现违反法律，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如以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安置失地农民不到位，补偿方式单一，甚至地方政府截留、挪用、拖欠征地费。农民作为弱者的利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违背了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弱者这一精髓，也违背了法的实质正义。这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很不相称。只有依靠理性法律制度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确立实质法治，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只有依法处理各种农村土地征收中涉及农民权益的问题，才能充分而又平等地保障和实现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也就是说，失地农民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护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失地农民法律权益保护的不足

（一）农村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需要”界定不明，使得农民失去土地的随意性过大

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2004年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也作了同样的规定。这些规定都强调了征收的前提必须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在实际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从而在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国家机关以“公共利益需要”作为不当征地的最好理由，把公共利益的外延到所有经济建设，把所有市场主体的商业投资亦视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从而频繁使用征收手段。事实上，土地被征收后，由哪些具体的建设项目来使用被征之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谁申请使用，就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出让或划拨给谁使用，这里面的“公共利益需要”尺度很难把握。正是由于农村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需要”界定不明，导致农民失去土地的随意性过大，出现农民本不应该失去土地却失去土地的情形；也导致土地征收中出现不规范的情形增多，进而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农村土地征收的法律规范滞后，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法律保护

第一，土地产权法律制度的不足。首先，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法律界定不明。我国土地法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不是农村土地权益的主体，但是对于谁来代表农民拥有这些土地所有权，谁来行使、如何行使这些土地所有权，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没有明确的程序。其次，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的不完全性。《民法通则》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对照所有权的四大权能，我们发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是不完整的，受到很大的限制。土地处置权自始至终没有赋予农民。由于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在土地流转时受到严格约束和限制，其财产权益得不到保障。

第二，土地补偿标准极不合理，补偿费过低且理论依据不足。《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现行土地征收的补偿原则只是按照原用途原产值进行适当补偿，目的是“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这种规定并没有考虑土地本身的价值，也不考虑土地征收后地价的上涨，没有将土地作为资产处理，不符合政治经济学原理：级差地租由土地肥沃程度、地理位置、劳动生产率等几个因素决定，平均年产值反映了土地的肥沃程度，但是对于士地的地理位置、劳动生产率都不能明确反映。

（三）土地征收法律程序不完善

土地征收法律程序不完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缺少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机制，缺少被征收人参与程序。在我国，行政机关既是土地征收的决定者，亦是执行者，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征与不征的问题上，农民没有谈判权、抗辩权、拒绝权。也就是说，他们是集体土地征收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对自身权利被公权力剥夺的决策过程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由于在土地征收程序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时候便会出现政府擅自占用土地、买卖土地等非法转让土地和越权审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地的现象。二是土地征收程序中对被征收者的司法保护不足，缺乏救济程序。从我国情况来看，对于征收批准决定的可诉性，过去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理论界认为，由于法律规定国家征收土地时承担的是补偿责任，不是赔偿责任，不具有可诉性。司法部门对理论界的这种认识表示认同，表现在人民法院在受案上一直把征收批准的决定的起诉拒之门外。

三、完善失地农民法律权益保护的建议

（一）严格政府责任并促进土地进入土地使用权市场进行交易

近现代法治的实质和精义在于控权，即强调权力在形式和实质上的合法性。应具体列举公共利益所包括的范围：国家投资的各类重点建设项目，以及直接满足公共利益需要并列入国家计划的集资建设项目；能源、交通、供电、供水、供暖等公用事业和其他市政建设项目；国防事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等社会福利事业；各级国家机关建筑用地。国家进行土地征收应仅限于公共利益需要这一理由。但也要认识到，属于“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形在社会生活中是无法列举完毕的，这就导致很难避免打着“公共利益需要”的牌子为“非公共利益”目的征地，或者，先以“公共利益需要”用途征收，而后改变用途。因此，还应有相应的行政监督机制来配套。

（二）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明确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地位

土地产权主体，即土地归属，是土地产权制度的基础和核心。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农村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归农民集体所有。这种土地集体产权实际上是个笼统的概念，不能使农民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出现了多元主体并存的局面。按照《土地管理法》第10条的规定，“集体”可以是乡（镇）、村、村民小组三级，在不同程度上它们都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所有者代表，这必然造成征地行为发生时多元利益主体为争夺所有权而发生冲突，并可能损害农民利益，在实践中往往成为基层政府增加农民负担、侵犯农民权益的依据。

权利界定是土地产权交易的基本前提，也是权利人获得利益的基本前提。通过修改相关法律，给农民和国有土地拥有者以及城市其它土地拥有者同等的权利，明确规定农民集体土地是不可侵犯的财产，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的土地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三）明确土地征收的法律补偿标准

关于补偿标准的计算，这是争论最为激烈的地方。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是主张区分被征土地是公益性用地还是非公益性用地。对非公益性用途的征地采用市场价格进行“征购”，对公益性用途的征地仍采用现有补偿标准（可有所提高）；第二种是采用市场价格来进行补偿，不区分是否是公益性用地。第一种观点仍有牺牲农民利益之嫌，冠冕堂皇但却无法掩盖事实的不公。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我国应确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补偿标准，避免土地征收补偿与开发土地增值出现巨大利润“剪刀差”，以及由此引发的征收中滥用职权现象。由于我国目前依然实行的是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和严格控制土地二级市场，无法实现土地的自由流转。因此，首先应对土地实行定级估价，通过土地评估事务所等市场中介机构的综合评估，根据地块所处位置、供求情况、基础设施条件及相同水平地块的使用权出让价格等因素，得出土地的参考价格。只有按市场价格对农民土地进行补偿，才能合理公正地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让农民失地不失利。

（四）严格土地行政征收的法律程序

首先，应建立和完善行政征收合法性调查、审批和监督程序。在行政主体递交行政征收方案后，主管部门依法对行政征收土地方案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如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否有通过市场化运作等获得土地的其它途径，严格在审批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征收，杜绝少征多占、滥征滥用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其次，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的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保障相对人重大利益不受非法侵害的程序制度。它要求土地征用利害关系人要参与土地征用决策，土地征用主体必须认真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和建议，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针对土地征用有关的问题给予合法合理的解答，否则主管部门有权否决土地征收主体的征用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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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大高.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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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要以民生改善为基础，以土地产权制度为法律依据，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现实背景。我国目前农村征地制度对失地农民未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需要以实现“谋民生”作为基本目标，对现行征地补偿安置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进一步达到尊重和保护失地农民合理利益的目标。

关键词：失地农民 征地制度 土地产权 政策转型

当前我国农地征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土地征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不明晰，关系内容模糊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设用地的申请者是建设单位，土地征收方案的拟订者是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者是市、县人民政府，批准者是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在这些行政主体中，究竟谁为被征收土地的农民集体组织、农民和其他土地权利人建立土地征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征地纠纷时，相对人向何者主张权利，法律制度安排中缺乏明确的界定。同时，在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安排中，土地征收法律关系主要体现为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审批关系，但土地征收导致土地所有权的变动，这必然涉及到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为了保证土地征收的合理性，必须使征地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享有对土地征收事项的知情权等合法权利，而在我国现行征地制度中，缺乏对上述具体法律关系内容的明确规定。

（二）征地补偿和安置法律关系主体不明确，内容不健全

土地征收权属于国家，征收权在实践中由政府及有关行政机构在服务于公共利益和重点项目的前提下依法行使，被征收人不能拒绝征收行为，只有履行征收的义务。征地制度不完善、公私利益界定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群众参加程度不高，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公正，农民没有任何独立谈判权和监督权，实践中全部由村干部以“集体”名义强制代表。在征地补偿、安置发生争议和纠纷时，争议和纠纷的处理者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批准土地征收的人民政府。在这些因征地所涉及的行政主体中，相对人可以向何者主张权利，法律中缺乏明确的规定。在相对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又不服相应机关裁决的，或者相对人没有得到合理补偿时，相对人有什么权利等缺乏明确的规定（衷向东等，2005）。

（三）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农民土地所有权缺失

由于在实践中，“农村集体”或“农民集体”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于是这样的制度为政府和有关行政机构侵害农民土地权益提供了条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各级政府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开发、何时开发、开发后转让给谁经营使用，而每个农民不能直接参与和决策，无权抵制政府和有关行政机构的开发权和转让权，农民的自由意志和参与权利被剥夺（何虹，2009）。从县（市）政府、乡镇政府甚至村行政机构都可以随意低价征收农村土地，共同分享土地权利，在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过程中，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农民却不具备市场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利。这种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多元性和模糊性的不正常制度构架，必然导致责、权、利不清，最终使得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缺失，作为“农民集体”组成要素的农民个体事实上不能履行土地所有权。

（四）征地补偿费的制定过程，未能体现农民意愿

政府向企业征收的征地补偿费往往是低估了土地的实际价值的，并未与集体和农民商量。只有补偿登记之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经政府批准后再次公告时才规定要听取群众意见，若对补偿方案有意见则协商，协商不成则裁决。而实际情况往往是后一次公告所谓听取群众意见不能落实，因为补偿安置方案已经批准，不可能更改，群众又不愿由法院裁决，自然只能接受方案。或者由于公告时间与截止办理时间间隔太短，无法完成群众评议工作。另一种情况值得重视，即有些地区有抵制公告的现象。这其中的原因只可能是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与土地需求方商谈补偿费时有通过压低标准而进行的寻租行为，又不愿被农民发现，但这样的做法就使得农户成了利益受损者。

（五）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不合理，管理部门与民争利

目前有些地方土地管理部门开始了将征地行政与征地事务相分离的探索，在土地管理部门收取3%的征地管理费的基础上，再允许征地事务单位收取3%的征地业务费。在补偿费当中农民最终能得到的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乡村两级却能取得补偿费中的大部分。乡村截留补偿费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对征地过程中所做工作提取的报酬；二是村本身是土地所有者代表，补偿费中的相当比例自应归村委会。本文在调查中了解到，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截留补偿费的去向和用途也是多方面的：一是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二是办企业；三是代缴农村各项杂费；四是搞基础建设；五是将一部分钱存入银行，利息年底分配；六是用于其他投资，如进入股市；七是乡村干部挪用挥霍，中饱私囊（陈晨，2004）。

以上这些征地补偿问题，不仅给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很大困惑，也给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无论是政府财政支出的经济压力还是农民安定的社会压力，都要求在农民征地补偿上进行创新性的探索，探索新的征地补偿方式要求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失地和生活保障问题，要对社会稳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谋民生”与我国农村征地制度改革的重点

（一）理性化征地政策目标，促进“促发展”与“谋民生”的转变

地方政府为了城市建设的GDP政绩考核指标，而依靠行政权力大量对城郊地区进行“低价”圈地、扩张城市规模，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土地征收行为。城市化中理性的土地征收，应该确立“谋发展”与“保民生”的双重政策目标，尽量选用“经济手段”的政策工具，珍惜农民的资源权、重视农民的生存权、尊重农民的发展权，同时选用“劝导教育”政策工具做好宣传工作，极为必要时在合法程序下慎用“行政强制”政策手段，并实施土地征收政策绩考的两个重要标准——“经济发展可持续”和“社会风险可化解”，以推动城市建设中土地征收理性化、科学化、和谐化。

（二）改革二元土地制度，取消土地市场“双轨制”

我国对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制，对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在法律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城市土地国家所有权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这是导致农地产权残缺的重要因素。城乡土地市场被人为地隔离，形成城市土地市场与农村土地市场界线分明的两个不同的市场体系，而农村土地市场则被国家严格控制，农用地要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必须经过政府审批。政府在城乡土地市场交易中成为唯一合法的中间人，我国城乡土地制度设计上的这种缺陷，为制度性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农民则在这种土地制度安排中成为受害者（张英洪，2006）。因此，必须取消土地市场“双轨制”，建立城乡统一市场。

（三）实行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分配和安置，保障农民利益

模糊的土地产权制度也留下许多公共领域，而在这些公共领域，往往是地方政府作为强者攫取了农村土地开发的绝大部分收益。也正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开发利益，不断超越城市规划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大量设置开发区，不断吞噬周边的农地，形成以城市蔓延为特征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成德宁，2012）。应废除按照土地用途制定征地补偿标准的办法，进行农户土地产权登记，建立土地一级市场和土地交易所，除公益项目征地可动用土地征收权外，商业开发项目供地应通过土地市场交易获得。同时在法律上明确土地开发收益在农户与政府之间的分配比例，使国家与农户能够合理而明确地分享农村土地的开发收益。

（四）规范和约束国家征地权，培育土地交易市场

在土地征收中采取刚性强的“行政强制”政策工具，往往会使被征地群众产生“逆反”心理，容易引发涉征地群体和周边群众的不满，有些甚至引发了。现阶段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干预严重过度，致使这种干预更多地服务于特殊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并且这种干预往往基于错误的信息、错误的预期或者错误的政策，导致净经济收益的下降。因而，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需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抵制来自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政府决策失误、来自“时滞”和“理性预期”情况下的政府政策失效和政府的“寻租”等不正当行为，既使城市发展及时获得充足的土地供应，又使土地资源的利用达到尽可能高的效率。

（五）明确“公共利益”内容，完善征地补偿机制

土地征收应以“公共利益”的需要为目的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模糊不清，对征地目的和范围也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一些地方在具体执行时，将“公共利益”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狭小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经济建设和商业开发，使征地范围既包括了国家公益性的建设项目，也包括了经营性建设项目。同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征用农村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不仅要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还要考虑土地的社会属性，即土地在城市中的区位、交通等因素，大力推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应积极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面，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安置问题（谭峥嵘，2010）。

（六）完善农村征地程序，配套相关制度建设

完善农村征地程序，审批机关应该根据公众的意见对征地目的合法性进行认定，对征地范围、期限、面积等可以进行直接变更。对征地方案有异议，特别是对有批准权的政府认定征地行为合法性、必要性的结论有异议的，集体和农民以及用地方都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同时加强司法权，该权对征地目的合法性的审查是非常必要的，将有助于保障征地权的正确行使和公民利益的保障（梁亚荣等，2006）。为使征地制度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还要完善相关制度，诸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户籍制度，规范土地市场，土地权属争议调处机制，干部考核体系，对征地所得资金的监管和审计等。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在农村土地征收中，执行以“促经济”为基点的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容易导致被征地群体的正当利益受损，而地方政府获得高额的土地财政收入、开发商获取大部分土地增值收入，这种不符合社会公正的利益分配，进而引发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危机与责难，不利于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二是从社会公正的视阈来研究我国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问题，提出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原则，因而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需要在土地增值分配和占有上实现分配的公平与持有的正义，以促使被征地农民能够顺利实现市民身份转型，进而实现城乡建设和谐发展。三是必须考虑土地增值分配让被征收人可以享有权益的问题，必须是站在征收主体和征收客体之间平等的立场上，进行的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谈判，土地征收社会赔偿以保证失地后农民生活水平不至降低，并且细化土地征收社会赔偿，这一系列活动必须得到有效的监督，必须建立土地征收后农民的生活保障机制，建立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机制等。四是规范地方政府作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有强烈的寻租动机，既定的发展战略及由此内生的政绩考评体系，使得地方政府在征地中有强烈的过分掠夺动机。要解决此问题，关键是改变我国赶超型发展战略，稳健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合理的政绩考评体系。

参考文献：

1.衷向东，任庆恩.土地征收、土地权利变动与征地制度改革—由一起征地补偿纠纷展开[J].中国行政管理，2005（3）

2.何虹.论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立法完善[J].乡镇经济，2009（2）

3.陈晨等.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对被征地农民经济补偿、社会保障与就业情况的考察[J].经济体制改革，2004（1）

4.张英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征地制度改革[J].求索，2006（4）

5.成德宁.改革农村土地征收制度 优化城市扩展模式[J].学习与实践，2012（5）

篇6

关键词：就业 失地农民 制度研究 社会权益保障

西宁市作为西部重要的城市之一，其城镇化水平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从2000年到2007年，西宁无地的农民达到6.65万人次。城镇化的发展应该与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同步的。因此，如何维护失地农民的权益是各地方政府做好城镇化工作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本文从制度层面对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进行研究，探讨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维护失地农民的权益。

一、西宁市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现状

1.西宁市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基本情况

通过对西宁市四区选取的6个村的150户失地农民进行的非随机性抽样调查和访谈，以了解西宁市的土地征收政策、安置方式以及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情况。

据调查结果，被征土地大部分用于城市公益用地和工商业、房地产等经营性建设；土地征用价格补偿标准不一，基本都是采用货币直接支付的安置方式，多数失地农民对补偿标准不太满意；由于农民的文化程度偏低，大部分都是中小学及以下的文化水平，失地后大部分农户由于没有就业岗位而闲置在家，部分失地农民的经济收入减少，生活的支付成本增加，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认知度和参与度都还很低，有些农民意识不到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不愿意参加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有些社会保障权利由于受到条件的约束而享受不到，所以失地农民享有的社会保障是有限的。

2.引起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1）农村土地产权管理制度的缺陷。随着农村制度的深化，土地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改善，但农村土地产权的定位上依然缺乏明确的规定。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从法律、制度层面来看，主要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缺失，所有权主体错位、客体模糊、产权内容虚化；地权关系和土地产权缺少规范化；产权制度制约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不完善、土地的流转制度不完善、土地管理权不到位等都导致农村土地管理的混乱，土地所有权制度存在着弊端。在这样一个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缺陷的情形下，农民只享有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在土地征用过程中权益受到侵害是不可避免的。

（2）农地征用制度的不健全。土地征收过程中征地主体缺乏监管，土地征用程序不规范。政府作为管理者在征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被征收土地者又是权力的主体成为被管理者，农民对征地补偿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有接受政府安排的安置方式。政府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管，对农民的权益造成严重的损失。完善的土地征收制度不仅要有严格的征收程序，更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机制，对政府的执行力进行监督，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不受侵害。虽然强调了征用土地以及征地补偿方案实施前必须公告，但是缺乏连贯性和针对性，执行不到位，导致土地征用程序的不透明，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异议权得不到体现，无法行使群众监督机制。

（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农民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业，经济补偿不合理、就业困难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保障对失地农民显得格外重要。现行的征地安置方式都是以支付货币为主，只考虑当前短期的需求而没有考虑长久的困难，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农民文化水平低，就业率低，缺乏自主创业的能力，这不利于化解失地农民未来发展的远虑，不能满足长远的生活需要。安置方式单一，安置标准不一，农民得到的补偿差距较大，导致失地农民对安置政策的强烈不满。

二、西宁市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制度性对策与建议

1.制定科学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一直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核心，变革制度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才是推动制度创新的基础。建立公平的规则，通过制度创新明确土地产权。从目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上看，农民享有土地的经营权、继承权、转让权、收益权等多项权利，但是在实际征地行为中并未得到尊重。所以要在现有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及其要素，做到农村土地产权的明晰化，能够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而不是空置虚化的所有权。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同时，加强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要在实际征地操作过程中体现出农民应该享有的权益，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占有权、处分权和收益权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确保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完整性。

2.健全严格的土地征用制度

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要提高农民参与程度，促进农民权利公平化。解决土地征用中的问题就要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尊重农民的合法权利和合法请求。确保征地过程的民主参与，建立公示制度，真正让被征地农民行使民主参与，改变传统不平等的土地征收制度，让农民对自己土地的处置有更多知情权和发言权，提高农民在土地征用和土地交易中的参与权地位。严格征地的法律规定与程序，要建立程序公开、平等参与的征地制度，强化民众监督机制。监督机制是征地活动公平、公开进行的重要保障，要对制度运行的始终实施监控。加强对征地实施过程监管，制定土地补偿费分配办法，保证失地农民土地补偿安置费和社会保障金的合理分配，行使失地农民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权力，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利益。

3.完善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

由于失地农民群体的特殊性，其社会保障权益是应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他们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为失地农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的起点很低、投入少、覆盖面小的局面，增加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参保项目，让他们尽可能地享受到多方面的保障。政府要采用多种安置方式相结合的方法为失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

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范围广、内容丰富、高水平”为原则，将更多的失地农民纳入社保的对象中，给他们的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多方面的发展需求提供帮助，并且提供农村农民的保障水平，逐渐形成城乡统筹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

总之，城镇化不仅是城市的发展也是农村的发展，现在的农村将是以后的城市。失地农民作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是备受政府和社会关注的。政府不但要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还要给他们现在的生活提供补偿，更要为他们以后的发展提供保证。

参考文献

[1]周维，刘长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问题的研究综述[J].科技创新导报，2011，2（4）：1-4

[2]张晓云.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的国内外经验与启示[J].理论学习，2012，6：16-19

篇7

论文导读:：如何构建农村土地所有权也就成为学界争论的问题。而不包括乡镇企业用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论文关键词：农村土地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流通性

农村土地权利是农民对农村土地享有的权利。正确认识和界定农村土地权利的性质，是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和基础。 一、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权利行使 (一)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性质 农村土地所有权为何种性质？在《物权法》通过前，对此曾有不同的观点。如何构建农村土地所有权也就成为学界争论的问题。有的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存在主体虚位，有的甚至认为应将土地所有权确认为农民个人所有，以解决农村土地“无主”现象。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宪法》中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国农村土地权属变动的历史原因，使我们无法或者说不能确认现有土地应归哪一具体的个人所有，否则，不仅会造成今后的土地利用问题，而且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笔者认为，非属国家所有的土地应当归村落居民集体所有。《物权法》第59条第1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这一规定明确了集体所有的土地归本集体的成员集体所有。但对此仍有不同的理解和主张。有的认为，成员集体所有应为集体成员共有；有的认为应为总有。笔者不同意成员共有的观点。这种集体成员集体共有宅基地使用权流通性，是由具有本村落的村民或居民身份的人共同享有的，并非每一成员按一定的份额享有，也并非每一成员退出时可以要求分出自己的应得份额，因此，这种所有的性质应为“总有”或者称为“合有”。有学者认为，“合有，也称为公共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基于某种共同关系的存在共有一物，他们不分份额平等地享有权利，对共有物之处分以全体共有人的同意决定。”“总有，是指多数人所结合之一种共同体，亦即所谓实在的综合人之有。”[1]尽管境外也多有学者将共同共有定义为合有，但我国法上是将共有区分为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的，也就是将共同共有作为共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将共有仅限于分别共有或按份共有，因此，与其将“合有”作共同共有解释，不如将其作与“总有”含义相同的解释。也正因为如此，农民成员集体所有属于合有即总有。合有与共有的根本区别在于合有人构成一个团体，每个成员不能要求对合有的财产分割，只是在享有所有权人的权益上应与共同共有相同，即每个人都可享有所有的财产的收益。“共有人不仅可以直接占有共有财产，而且有权请求分割共有财产。集体财产尽管为其成员所有，但其属于集体所有，集体财产与其成员是可以分离的，尤其是任何成员都无权请求分割集体财产。”[2] 农村土地由农村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明确了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为成员集体，即由集体的全体成员共同享有所有权，这并不会导致所有权主体的虚位。如果说现实中存在农村集体成员得不到土地所有权权益的现象，不是由于集体的土地归成员集体所有造成的，而是因其他制度或者说是因为对农村集体所有权保护不力和经济民主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正因为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是不同于“共有”的由成员集体共同享有所有权，因此，《物权法》第59条第2款规定了应当依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的事项，第60条规定了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既然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成员集体享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所有权人的权益就应由所有权人享有宅基地使用权流通性，而不应由其他人享有。这是由所有权人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所有权人不能享有所有权权益，那么这种“所有权”也就不是真正的所有权。《物权法》确认了农民成员集体对其土地的所有权，也就明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益归该集体成员集体享有。因此，我们在任何制度的设计上，都应保障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益真正归集体的成员享有，应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各项权能还给农民，而不是限制其取得所有权利益。这应当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出路。当然，现代社会，随着所有权的社会化，任何所有权也都会受到一定限制，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也不例外。但是这种限制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的，而不能以剥夺所有权人应享有的权益为代价。我国《物权法》第42、43、44条等是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限制的规定，这些限制也足以实现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社会性。 (二)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行使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由集体成员集体享有的，但在所有权行使中也须维护集体成员的利益，对于一些重大事项应由集体成员集体决定。《物权法》第59条第2款规定在权利行使上应当经本集体成员依照法定程序决定。这体现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上的特点。在农村土地所有权行使上，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农村土地如何经营？《物权法》第124条第2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这一规定是强制性的还是任意性的规定？有的认为，是强制性的，按照这一规定，凡农业用地，都须实行承包经营。有的认为，不是强制性的，而仅是强调依法实行承包经营，不是私有化。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物权法》第124条更重要的是强调实行承包经营不会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而不是强调农村土地都要实行承包经营。农村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是国家在农村的重要政策。但只是一项指导性的政策，不能也不应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实行承包经营时承包人的权利是为了保护承包人的利益，维护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但不是要求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人对土地都必须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因为对于农业用地实行承包经营是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用益物权，属于所有权行使的一种方式。如何经营土地，这是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应由所有权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自行决定。在其所有的土地上是否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以其他方式行使所有权，都应由所有权人即成员集体决定，而不应由法律强制规定。 第二宅基地使用权流通性，农村土地所有权可否转让？通说认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不能流通，不可转让。但这并无法律上的合理根据。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为集体所有，而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又不具有唯一性，因此，农村土地所有权应当具有可让与性。从法理上说，凡是禁止流通的财产，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凡法律未明确禁止流通的财产就具有流通性。从现行法的规定看，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可转让。现行《土地管理法》第12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这里的“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并没有仅限定为集体所有改变为国有，应包括某一集体所有的土地改变为归另一集体所有。如果不承认农村土地的流通性，农村土地资源的财产性就得不到体现，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优化配置，而现实中也存在农村土地流通现象。因此，应当承认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可让与性。当然，为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对于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转让，应限定为受让人只能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人不能取得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 第三，在农村土地上可否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指用于住宅等建设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不包括乡镇企业用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因为乡镇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法律已有规定。对此，通行的观点是持否定说，认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只能在国家土地上设立，而不能在集体土地上设立。但这种观点在《物权法》施行后，需要重新审视。《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这一规定既是对所有权的限制，也意味着今后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不能再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而后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需要土地的使用人。然而，非为公共利益的需要用地(例如，住宅建设和其他商业性用地)宅基地使用权流通性，不会因《物权法》的实施而终止。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建设用地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那么，今后是否会发生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呢？ 这里首先有一个界定城市范围问题。有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律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只要成为城市规划区域内的土地就当然归国家所有，因此，在城市建设中无论是商业性用地还是其他用地，都只能在国有土地上设立而不能在集体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物权法》第47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下列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 (1)城市市区的土地； (2)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依法被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3)国家依法征用的土地； (4)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 (5)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 (6)因国家组织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民成建制地集体迁移后不再使用的原属于迁移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上述规定，只要划为城市市区，土地就归国家所有，在城市建设中不会发生需要利用集体土地的情形。但该条例的规定未必妥当，特别是第(5)项显然仍是建立在维持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的。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再区分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而仅仅因为城市的扩张，就将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当然地转为国有土地，这种对集体所有权的剥夺并没有充分必要的理由。因此，某一土地是否归农民集体所有至少应依《物权法》实施之日的确权为准。如果说在《物权法》生效前形成的“城中村”的集体土地已经为国家所有；在此以后形成的“城中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当然地就转为国有，否则农民成员集体所有权人的权益保护也就成为空话。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因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成为国有土地，在城市建设中如非因公共利益而需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建设时，用地人如何取得土地使用权呢？《物权法》第151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现行《土地管理法》第20条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占有土地的，要按照规定办理土地征收。这显然与《物权法》规定的征收条件不一致。因此，在?段锶ǚā肥凳┖螅恋毓芾矸ǖ确捎τ枰孕薷摹＝饩龀鞘薪ㄉ栌玫氐某雎肪褪窃市砼逋恋厮腥ㄈ嗽谄渫恋厣仙枇⒔ㄉ栌玫厥褂萌ǎ皇墙ㄉ栌玫厥褂萌ń鼋鱿抻凇肮宜械耐恋亍鄙仙瓒ǖ挠靡锶āT谂┟窦宓耐恋厣仙枇⒔ㄉ栌玫厥褂萌ㄕ厥褂萌魍ㄐ裕梢园凑展型恋亟ㄉ枋褂萌ǖ纳枇⒎绞剑ㄉ栌玫厥褂萌ǔ鋈酶玫厝耍膳┟癯稍奔寮赐恋厮腥ㄈ巳〉贸鋈檬褂萌ㄋ玫氖找妗＠纾械牡胤讲扇〗婊ㄉ栌玫氐耐恋匾惨浴罢小⑴摹⒐摇钡姆绞匠鋈媒ㄉ栌玫厥褂萌ǎ鋈梅咽怯膳┟癯稍奔迦〉茫皇怯晒胰〉谩T谂┟窦逅械耐恋匦枰糜诳⒔ㄉ枋保部梢杂膳┟癯稍奔寮此腥ㄈ俗约航锌⒔ㄉ琛S纱硕耐恋乩嬗τ膳┟癯稍奔迦〉茫龅秸嬲谷ǜ┟瘛⒒估┟瘛? 有人担心，许可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会使农业用地改为建设用地，会导致突破国家规定的18亿亩耕地的红线，会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安全。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承认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自己开发经营其土地，在其土地上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并不等于说土地所有权人可以任意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物权法》第43条规定，“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这一任务主要是由规划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承担的，而不是通过不许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完成的。只要根据规划，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需要转为建设用地并经批准转为建设用地，又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就应当也只能由土地所有权人在该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来经营该土地。 这里涉及一个热门话题，即“小产权”房问题。何为小产权房？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情形。之所以称为“小产权”房，根本原因在于其用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而不是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是农民集体自己或委托他人开发的，而不是由房地产商从国家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开发的。对于小产权房，各地采取不同的禁止政策，有的甚至规定买卖小产权房的所得属于违法所得，要予以没收。然而，小产权房的建设和交易禁而不止。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应是区分小产权房的建设是否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是否办理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手续，依不同情形作不同的处理。“小产权”房大体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没有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未办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手续宅基地使用权流通性，擅自在以出租或者承包经营等形式取得使用权的农业用地上建设的房屋。这种房屋属于违法、违章建筑，根本就不能有产权，应不属于小产权房。对于这类房屋如果不符合规划和土地用途，应当坚决予以查处，责令其拆除，恢复土地原状。另一种情形是经过有关部门的许可，办理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手续，其建设符合规划要求，但其建设用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而不是国有土地。这种小产权房是有产权的，之所以称为小产权是因为该房屋的建设没有取得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对于这种小产权房，不应当限制其交易。如果认为只有在取得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造的房屋才有“大产权”，才可以交易，这显然是沿续了国家垄断全部土地的一级市场的以往做法和思维方式。因此，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应当，赋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可以依法定程序将其土地自行进入一级市场，在其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当然，农村土地所有权人行使这一权利应当遵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办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手续。如果一概不承认小产权房，一定要将其占用的土地征收后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则违反物权法关于征收的规定，因为这种用地很难说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篇8

立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滞后性规定造成了农村土地的权属纠纷难以调处。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为30年，且遵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规则。这种制度设计在城镇化推进以前确实具有其进步意义，至少能够调动务农者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伴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流动加剧，国家惠农政策在二轮承包期内又经历了巨大的调整，土地流转纠纷常态化趋势愈加明显，农村土地确权的难度加大，流转的权属基础不稳定。农村土地权属纠纷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制度上的三大缺陷：一是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未实现分离导致农村土地经营背离了城镇化推进的现实需要；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设计的弹性不足导致农民产生农村承包地私有化的错误认识；三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实际滞后于法律制度的初始设计导致土地流转中纠纷重重。担保物权视角下，集体土地财产权面临的立法限制也阻塞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融资渠道。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除了“四荒地”和乡镇企业厂房用地可以用于抵押担保以外，其他均不能进行抵押担保，这使得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巨大的融资需求满足渠道受到阻塞。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限制进行了松绑，但现实中，由于农村土地市场的未同步发育，金融机构出于经营风险的考虑，基本上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农村土地流转项目上来。可以预见的是，即使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充分情况下，农村土地价值实现的渠道被打通，但由于严格的用途管制制度存在，农村耕地经营权担保融资的额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按照最新的政策精神，一旦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实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势必又造成农村两种不同用途的土地价值之间的严重失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建设用地对农用地的挤占。因此，在城镇化背景下，要解决农村不同用途的土地之间的价值失衡问题，依赖的不仅仅是农村土地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更要依赖于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构建，由此破除在农村所有用途的土地之中农用地的价值劣势。

二、集体土地财产权债权属性的立法偏差

集体土地财产权债权属性主要是从土地使用权流通环节考量土地的财产价值。由于在农村土地与国有土地之间的流通价值的法律定位悬殊，造成现实中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依赖性不断加大，同时也加大了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系数。

1．立法中农村集体土地的定价机制背离了土

地发展的规律，直接产生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土地的价值衡量标准，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立法确定的征收集体土地的行政化定价机制与国有土地市场化定价机制的截然分离，从根本上就抛弃了农村土地外向型流转的市场化运作的可能，为政府权力凌驾于农村土地权利之上制造了合法依据，由此便使得在国家征地和城镇化过程中，可能的侵权方恰恰是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决定补偿标准的也是国家或者当地政府，这样合作剩余的分配就会发生严重偏离，②也势必会造成农村土地上的权利配置不均衡，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的自；二是按照征收农村土地按照原用途即农业用途加以补偿，为城镇化建设中政府低价取得农村土地制造了合法的依据，这也是造成旧型城镇化会选择土地城镇化道路的根本原因，低成本的土地运作可以造就高附加值的政府绩效调动了地方政府的征地热忱，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农户和集体组织的土地发展权；三是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计价依据的滞后性没有考虑到农业产出率提高的因素，使得农民和集体组织在土地征收中无法分享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造成了农民对政府征地行为的抵触情绪。

2．立法中的土地用途管制不均衡产生了土地

利用事实上的不公，约束了农村土地交易价值的有效实现。按照《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用途的分类，土地主要分建设用地、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在这种分类指导下，城市的土地几乎都是建设用地，而农村的土地则主要是农用地和少量的用做宅基和公共设施建设的建设用地以及“四荒地”。而所谓的土地用途管制主要管制在两个方面：一是控制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规模和速度，二是控制未按规划用途利用土地的行为。由于国有建设用地和农用地之间天然悬殊的市场价值差事实存在，这就造成了这种用途管制体现在农用地上的约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用途变更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而对国有土地而言，土地用途管制的限制却只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下土地交易价值的最大扩容空间最关键的还是体现在土地用途变更上。从这个意义上，立法事实上为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增值设置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空间。可以说，土地用途管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农村土地交易价值的实现，造成国有土地与农村土地价值实现的巨大不公。当然，这并非说明当前法律规定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设计本身具有不合理性，而恰恰是为了说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最终是要实现用途管制在两种不同性质土地之间的约束均衡，尤其是要在消除农村土地价值实现的渠道壁垒上作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

3．立法对农村土地流转行为的规制不足为农

村经济健康发展留下隐患，损伤了土地流转主体进行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当前的土地立法对土地流转行为的调整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缺少一部完整的调整土地流转行为的法律导致土地流转秩序混乱。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系统调整土地流转行为的法律，而调整土地管理行为的基本法律《土地管理法》中更是对土地流转问题只字未提，只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用12个条款作出了规定。但2002年颁布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尽管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但同时又规定对交由他人代耕时间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由此造成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考虑到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村社会和农业人口转移的实际。相当一部分农民以尝试心态外出务工而将承包地私下交由他人代耕，因此形成的口头协议并不在法律强制要求采用书面形式之列，正因为立法的明示许可，给农村土地流转尤其是农户之间的私下流转纠纷发生埋下了隐患。二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的法律限制事实上降低了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宅基地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进行无偿分配，同时农户出租、出卖宅基地后不得在申请宅基地。而且各地出台的宅基地使用管理办法基本上也都规定不允许本集体组织以外的成员在本集体取得宅基地的权利。就是说，立法对宅基地使用权取得采用是权利一次用尽、限制流转的原则。城镇化加速发展带来农村人口流动性加大的条件下，农村住房的空置率提高，但按照法律的规定，农村空宅即使闲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也无权对该房屋进行物权变动，这在农村就形成一种耕地紧缺与宅基地浪费并存的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尽管只是在试点地区审慎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转让，但是这或许是为将来农村宅基地流转开了一个政策的口子，这一政策的具体实行或许仍需要法律制度的同步改革，否则农村宅基地买卖的乱象会进一步加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小产权房”买房的现象。

三、因集体土地财产权立法偏差导致权利保护失衡

（一）集体土地的物权属性弱化导致物权人权利救济手段缺失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属性的弱化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独立性不够；二是支配性不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独立性不足集中反映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的规定上———“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由此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独立性不足的根本还在于立法为之设置了行政依附性的门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支配性不强则集中反映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的规定上，依此规定，除林地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外，其他土地的承包人则只有应得收益的继承权，而并无土地承包继承权。法律对尚在承包期内的继承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继承权的剥夺，说明被继承人生前无法支配剩余承包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凸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支配性不强的问题。宅基地使用权物权属性的弱化则集中表现为私权性特征不明显和财产权属性被淡化两个方面。《物权法》对宅基地使用权以准用性的立法规则将宅基地使用权的调整转归由《土地管理法》和各地的宅基地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物权法》是私法，而《土地管理法》和宅基地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属于公法范畴，作为私法领域的宅基地使用权问题却需要遵从公法的安排，显然是立法上公权对私权的又一次资源侵占，本质上说，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从立法的根子上就被淡化处理了。各地方立法中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都采用了统一的不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态度。当流通性缺失时，宅基地使用权自然不能算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财产权了。当宅基地使用权作为财产权的属性被淡化后，其基本的物权属性也就被弱化处理了。农村土地弱化的物权属性导致了土地权利人寻求物权保护的手段缺失。从物权保护的角度，物权的保护方法主要有物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两种形式。就物权请求权而言，由于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并未普遍推开，请求确认土地权利无物权登记的基础，所以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保护请求往往受到诸多的现实制约。而集体组织在面对政府征地发生的所有权纠纷处理过程中更是处于无话语权、无决定权甚至无知情权的尴尬处境。不仅如此，无论是农户还是集体组织行使物权保护权利时，都没有一个代表性的有力维权组织主体。在无组织化维权的法律掣肘下，集体土地权利物权保护的基础注定是薄弱的。在确权不到位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多数时候只能通过行使债权请求权来实现。

（二）集体土地权属的模糊化导致土地流转纠纷的处理失范

按照《物权法》的基本精神，不动产物权的取得采用登记的方式。但农村土地物权的取得都是依靠合同、直接行政划分甚至是自然形成的方式，这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土地权属的模糊。立法上对农村土地权利的规定也是边界模糊的，最突出的问题当然还是集体土地所有者主体虚化、集体土地权利内容边界模糊以及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清等。当农村土地物权的边界处于模糊化的状态时，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纠纷处理往往就缺失了统一准则，处理的结果也难以令人信服。土地确权工作之所以推进难度大，就在于过去的用地和农户间的土地流转行为过于随意，而由于历史原因，农村内部进行的土地登记造册行为又不规范，由此造成了土地确权时没有可供查询的依据，土地确权进程一延再延。在集体土地确权工作没有完成之前，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属状态至少在法律上是模糊的。但是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土地流转的频率加快，因为流转而起的纠纷也逐渐增多，如果在无标准化准则可供遵循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村干部个人权威或者人情伦理等手段来完成纠纷调处，其结果的权威性就会丧失，可能会为更深一层的农民土地纠纷埋下隐患。事实上，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流转双方产生纠纷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因土地流转价格的刚性而起或是因土地整理中的地上物补偿不公而起。其中后者就是因土地产权模糊而起的问题。在农村土地连片流转的情况下，往往由村集体组织代表农户整体与土地流入方商定土地流转的具体问题，而连片流转过程中涉及的部分地间的公共设施、坟头等地上物如何计量计价，因为过去没有翔实的登记凭证，最终由此在流转双方之间引发争议的不在少数。

（三）集体土地流转权利的局限性导致公权与私权配置失衡

集体土地流转权利的局限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自由打折。这一方面是来自法律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底限设置，另一方面来自于土地流转市场平台不健全的现实制约。二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限制；三是因农村土地流转受限而派生的土地融资担保功能不足。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从农户角度是受法律禁止性规定约束的，但是反过来在土地整理和争取建设用地指标的过程中又被间接地国有化征收了。当然，无论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宅基地使用权都未被允许设置为抵押物，即使在法律放开的条件下，由于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并不成熟，农村土地价值实现渠道不畅，现实操作中的农村土地的融资担保功能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正因为在农村内部进行土地流转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在农村内部的土地流转行为无从体现土地的交易价值，而这部分土地一旦转化为国有用地，仅仅因为一个国有化确权行为的完成就能使土地价值瞬间增值百倍，所以，农村土地上的私权才会屡屡受到政府公权的侵犯，当公权凌驾于私权之上时，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平衡状态也随之被打破。只有将公共利益和私人权益平等对待，找到合理的平衡点，才是化解土地矛盾的根本途径。

四、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农村集体土地立法改革的建议

（一）农村土地立法中站位纠偏

解决好当前立法中对农村集体土地立法的站位偏差问题，要从根本上去除公权至上的错误思想，关键还是要消除土地权利的城乡二元化差异，实现国有土地权利与集体土地权利的对等，最终是要将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一样作为城镇化发展的要素，纠正当前将国有土地作为要素而将集体土地作为要件来对待的法律态度。从土地权利取得上，坚持土地所有权取得方式同一化，严格限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利用列举式或排他式的方法明确公共利益的法律边界。从土地用途管制的角度，必须实现立法平等化，将规划和土地用途转用的双重规则同等适用在国有土地和建设用地上，缩小征地的法律适用范围。从土地价值实现的方式上看，要减少行政行为对集体土地价值实现过程的过度干预，引入市场机制，在集体土地定价过程中，主要依靠市场手段完成定价行为，而非通过刚性的法律价值准则来确定土地交易价值。从土地权利保护的角度，对不同性质土地的权利人应给予同等的法律保护，而不应对国有土地权利人使用的是物权保护方法，对集体土地权利人则采用债权保护方法。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立法改革

1．实化农村土地产权的主体

从所有权层面来说，尽管集体组织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要厘清其边界的难度较大，但是至少目前不同法律之间对集体组织边界确定的表述不一的问题则是完全可以通过法律修订加以完善的。在立法修订过程中，应该结合农村的实际，把村民小组这一已名存实亡的主体从立法中予以删除，将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划分为乡镇和村两级，对能够代表每一级集体组织的机构作出法律的标准性界定，而并不是明确指向到某一个机构。从使用权层面，结合城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分为二，即承包权和经营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可以进行二次分离，对承包权和经营权进行分别确权，以保护承包人和土地实际经营人的各自利益，降低在土地流转中纠纷发生的几率。在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承包人原始取得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但若承包人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出去以后，所流转的也只是一定期限内的土地经营权而非土地承包权，土地流入方在流转所得的经营权范围内取得可以对抗包括土地承包人和所有人在内的一切人的抗辩权。

2．充实农村集体土地权利的具体内容

从立法上充实农村集体土地权利的内容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解决好农村土地权利的物权实现问题。首先应修改《物权法》对农村土地采用准用性规范的立法方式，对农村土地权利的内容、行使和保护等相关问题的规定应在《物权法》中直接予以体现。其次要修改《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部分对农村土地私权设置公权制约的条款。对承包地调整、土地转包等行为的审批权应下放给集体组织，政府只需备案即可。二是如何解决好农村土地的流通性限制问题。农村土地的流通限制问题源起于农村土地的财产权确认不充分，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价值无法得以完全实现，就更进一步为行政权干预土地私权提供了便利。法律为农村土地流通限制松绑的措施应该包括：放松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限制；在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土地市场化交易机制在农村土地领域全面建立；构建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之间的双向流通机制；完善政府行为干预农村土地权利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三是如何解决好农村土地权利的配置失衡问题。农村土地权利的配置失衡主要表现在国家行政权过度渗透入农村土地的私权领域。由于私权处分性不能得到保障，连带引发的国土与农地在产权确认、流转自由、用途管制、价值评估等各个环节的权利分配不均。

3．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保护制度体系

我国当前关于农村土地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是不成体系的，立法的思路是较为混乱的。在土地征收领域，因为涉及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在政府与集体组织之间进行的所有权让渡谈判中，由于集体组织的虚置，农村村民委员会就在实质上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是依附于基层政府半行政化组织，基于此，必须扮演好接受政府委托完成征地行为的受托人角色，另一方面还要扮演集体土地所有人的人角色，④这就产生了“制”模式下的双方问题，极易发生权滥用的情形。同时，由于征地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地位既成，乃至又造成了村干部与基层政府官员共同腐败的案件屡屡曝光，权力寻租从一个行政领域的问题演绎为行政领域与村民自治领域共同存在的问题。在土地流转领域，尽管法律作出了保护农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但是弱化了物权属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导致承包人并不完全享有对这一财产权利的独立支配权，一方面要受到来自村集体的民间约束，另一方面还要受到来自法律的制度限制。而一旦发生流转纠纷，又会村集体和国家行政机关的调处机构和机制都不健全，导致农民这种非市场主体与组织化的市场主体进行权利博弈时处于明显失利的位置。同样，由于宅基地流转的法律管制，农村宅基地在民事个体之间的流转在法律上几无可能，但不同的是，倘若出于政府征收的需要，则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就会被强制流转。当法律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户流转行为采取禁止态度的同时，又允许了政府肆意地从农民手中拿走这一权利，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支配性就成为难以解释清楚的悖论。综述之，对农村土地权利保护的现有立法基本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局面：农村土地所有权转移领域的制行为模式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领域的自主行为模式共存，农村土地财产权的确认与流通性限制并存。为此，构建农民土地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立法上还需要做几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强化农村土地财产权的物权保护；二是改变对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流转中政府、集体组织和农户采用差异性保护措施的立法态度；三是放松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立法管控。

（三）农村土地交易方式立法改革

1．设立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机制

农村土地财产权难以实现的最直接原因在于农村土地交易的渠道不畅，并由此引发了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之间的同地不同价的价值悬殊。立法改革的任务应该重点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一是农村土地交易平台的搭建，改变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采用“招拍挂”方式而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采用的是流转双方协商的交易方式，实现土地交易机制的城乡一体化。基于农地用途管制的限制，同步还要完善农产品流通平台，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整体运作，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值，为农地价值增值提供配套基础。二是逐步消除农村土地入市交易的法律障碍，在充分确权的基础上，允许农村建设用地的自由流转，破除只有国有建设用地方可入市流转的陈旧规定，真正建立起按照土地用途和天然禀赋衡量土地价值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三是各项法律的具体规定上要真正体现私权优先的基本思想，切实保护集体组织和农户的土地财产权，预防政府对农村土地资源的过度挤占，对占补平衡的土地利用制度要作出细化规定，确保耕地的数量和质量都不下降。

2．建立一元化土地价值衡量机制

造成城乡土地价值差异过大的原因是法律的衡量准则二元化，为体现土地财产权的公平性，必须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第47条，在定价基准上，把土地价值衡量入向基准改为出向基准，征收农村土地的补偿价格主要应按征地用途计算。在定价方式上，必须破除政府为农村土地定价的行为模式，因为政府既不是农村土地的所有人，也不是农村土地使用权人，更算不上是市场主体，由其为农村土地定价的行为方式无论从逻辑上还是法理上都是异常荒唐的。如果立法上不能消除二元化的土地定价方式，农村土地产权交易的公平性就不可能得到保证，将来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埋下的隐患也就越来越多。

3．建立健全行政权力对农村土地私权干预的预警和监督机制

农村土地财产权利的立法不公本身就给政府行为侵犯集体和农户土地财产私权制造了条件，这绝不是单一的法律效果公正问题，更显现出立法自身的品位不高。如果立法不能堵住行政权力对农村土地私权渗透的缺口，最终的结果必然使公权失去制约，土地纠纷频发，官员的职务风险也会加大。当前立法中的站位不准，造成土地行政管理权力的高度集中，进而使土地行政执法权缺乏自律性，必须在立法上尽快解决限制国家公权对土地私权过度干预的预警机制和他律性监管机制，方能避免土地行政执法中的权力寻租和腐败。为此，需要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等可以通过村民自治解决的问题交由农村集体组织自行管理，而政府权力应该仅仅局限在土地确权颁证和用地行为合法性监管等需要公权介入的领域内。为削减行政权力对农村土地的过度影响，除了要完善目前征地管理中必须遵循的规模限缩、占补平衡、增减挂钩等基本原则外，还应将协商民主的要求列入立法之中，这是实现两类不同性质土地权利在法律上平等对待的关键之举。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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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范围间接损失土地承包权社会保障

征收补偿的范围是征收补偿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也是征收制度中各种补偿原则的落实和具体化。征收补偿范围主要解决的是应对哪些方面的财产损害进行补偿的问题。

一、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存在的问题分析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如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等，也应当给予补偿。土地补偿费。它是因国家征收土地对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损失的补偿，补偿的对象是集体组织丧失的土地所有权。安置补助费是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安置补助费主要用于征收土地后农业人口的安置，因此，谁负责农业人口的安置，安置补助费就应该归谁。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包括地上地下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如房屋、地土地下管线等设施的拆迁和恢复费用，及被征收土地上林木的补偿或砍伐费等，其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地上物的补偿费是补偿被征收土地上附着物的直接损失。青苗补偿费是对被征收土地上处于生长阶段的青苗被毁坏后给与未能获得可预期收益的补偿。这种补偿也是农民在征地中的直接损失。

根据上述分析，土地补偿费、地上物的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都是对土地征收的直接损失进行补偿，安置补偿费是对农民基于土地所产生的稳定的收益之损失补偿，体现了对农民生存保障的考虑。但是，我国这种补偿范围立法规定，无论是与外国征收补偿立法比较，还是从我国征收补偿制度的实践来看，都是值得仔细斟酌的。我们认为，我国征收补偿制度之立法，基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被征收土地上存在的权利体系角度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征收补偿的权利损失仅限于土地所有权，根本就没有对农民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等土地他项权利之损失给予补偿。然而，土地承包权却是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最主要的权利，因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实际上是不可能进行分割的，而在实质意义上由农民享有和处分所有权，所以，农民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一个虚有权，只有土地承包权对于农民而言才有实际意义。土地经营的目的是取得收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的收益权。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的应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包括直接耕作的长期收益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益(转包费、租金、转让费)。承包土地的农民正是靠对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和经营取得收益而维系生存的。由此可知，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其长期经济价值，是承包土地农民的重要财产权。但在目前的现实中，这种权利遭受征收制度侵犯时，国家却恰恰忽视对这个在农民看来具有实质性和决定性意义的权利给与补偿，结果出现一个奇怪的悖论：在征收中不对土地承包权进行补偿，似乎认为土地承包权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权利，然而这个土地承包权却是农民生存的根基之所在，国家也因此一再强调它的重要作用且不断强化对他的保护，如以《土地承包法》的出台来专门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所以，当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用后，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失去了经营土地的长期的收益来源，国家应当给予失地农民充分合理的补偿。如果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则极易陷入生活无依靠的困境。

第二、从被征收土地的财产损害角度分析，征收补偿范围基本上只限于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对被征收人的间接损失如残余土地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等等，则根本就没有考虑，这是我国征收补偿制度上一个明显的立法漏洞。即使是已经规定的关于直接损失的相关补偿费用，由于补偿标准过低，按照土地原用途进行计算而不是采用土地的市场价值进行计算补偿费，根本不可能对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实现全部补偿和全面补偿，只能达到一个部分补偿的效果。并且，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还极力地限制征收补偿的范围，加上补偿费的分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存在，使得被征收人能够获得的征收补偿费就更少。

第三、从土地上所承载的功能角度分析，我国农村土地上不仅是农民的生活来源和收益来源，更是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基础。因为我国农民在目前没有被纳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像城市人口一样获得失业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救济，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的社会保障基础，全部依靠在其享有权利的土地之上。现行征收补偿范围中的安置补偿费，实际上是按照城市的失业模式而采取的劳动力货币安置方案，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却没有给与考虑，而这恰恰是农民所最关注的两个方面的保障问题，农民的养老问题和医疗问题一直是三农问题中的焦点和难点所在。可见，在征收补偿范围上，我国立法缺乏从功能角度的考虑，对农民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之补偿极不全面。因此，从土地承载的功能角度，征地补偿需要把农民的社会保障利益纳入补偿范围。与西方国家征地补偿范围不涉及社保利益补偿问题相比较，这是我国征地补偿制度中比较特殊的地方。因为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土地不需要承载社保功能，但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农村集体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不仅有收益功能而且还有社保功能。

二、完善我国征收补偿范围的立法对策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仍然采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低补偿标准和很窄的补偿范围，这种征收补偿范围和标准都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全面的变革。根据上文指出的三方面问题，从相应角度来完善我国征收补偿范围的立法规定。

（一）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征收补偿范围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的收益权，因为农民种植和经营土地的目的是取得土地收益。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的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包括直接耕作的长期收益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益(转包费、租金、转让费)。承包土地的农民正是靠对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和经营取得收益而维系生存的。由此可知，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其长期经济价值，是承包土地农民的重要财产权。因此，从土地上财产权利体系角度而言，当国家征收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时，实际上发生了既直接征得了发包方的土地所有权又直接征得了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两个法律后果。显然，政府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在直接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对所有权的土地补偿费的同时，亦应直接向农民支付对承包经营权的土地补偿费。然而，很多地区的实际情况是，政府仅把土地补偿费支付给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承包者并未得到应得的土地补偿。征收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的补偿难以落实的理由在于，我国至今延用的只对农村土地所有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土地补偿，不对土地承包经营者——农民进行土地补偿的计划经济的征地补偿制度。实际上，在实行农村土地承包以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属性显现，使得被承包的土地出现了作为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农民两个权利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属性，使得土地所有权的价值和土地经营权的价值亦对应着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农民两个主体。此时，国家征用土地的受偿主体已经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家，而是同时包括被征地的农民承包者，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已经不单是对集体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权的补偿，还应包括对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

我国关于征地补偿制度的立法规定与其他现行法律的一些条文规范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现行的征地补偿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这些专门规定对于农民土地被征收时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受到法律保护，如何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进行补偿并未做出规定。但《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业法》都明确要求对农民的承包土地给与补偿，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规定了“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农业法》也有相似规定。但问题是，在《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或修改以后，《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并未进行同口径修订，没有规定土地承包权被一并征收时应给与补偿和明确相应的补偿标准，由此形成土地承包权补偿方面的法律冲突。这些冲突使已经生效的《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征地补偿的规定成为一纸具文。

为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迫切需要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第一，要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的财产权在法律上的地位，确立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进行补偿的并行补偿机制。其次，确立被征地农民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享有依法取得土地补偿费的受偿主体地位，由有关部门直接对被征地农民予以征地补偿登记，对农民直接支付土地补偿费，而不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交或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分配。

2、应该把土地上的农民社会保障利益纳入补偿范围

现阶段农村居民应对生存风险的基本方式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保障及社会救助，在农村社会保障中只占极小的比重。家庭保障作为一种古老的保障模式，是通过家庭成员及其亲属之间的物质互助和情感、精神层面的交流而实现的。传统上作为家庭保障的物质基础的土地。仍然是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的重要的物质或资金来源之一。实行以来，农村居民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由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经营，取得的收成或收入成为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来源和应对生存风险(年迈、疾病、灾害等)的物质来源。在国家征收他们的土地后，他们基本上就丧失了社会保障的基础，因为现在农民所获得的征收补偿费，在不断上涨的社会物价与消费面前，是很难保证他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稳定的生活状态的，特别是在子女的教育费用及医疗费用不端攀升的情况下，靠这些征收补偿费来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都是问题，何况谈失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在征收土地过程中，有必要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以求保证失地农民在遇到风险时有最基本的继续生存条件。这应当是国家在征收补偿中更应该考虑的问题。

另外，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在国家实施征收土地行为前，农民和农村在生活逻辑上，实际上处于一种农耕社会的生活模式，但在征地后，农民直接面对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他们将要适应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运作方式和生活模式，这是一种与其祖祖辈辈所生存的农耕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他们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生活模式的巨变中，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当农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体制的转换时，他们会怀念或者试图退回到以前旧体制的生活模式中，但旧体制在征地过程中已经被破坏了，被征地的农民就会出现在新旧体制中都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的情形，从而形成在“两个体制”中都不沾边的边缘群体。我们认为，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就是解决他们努力去适应新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问题，因为社会保障机制为农民适应市场逻辑过程中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了，也就是解决了征地农民的行动空间与“退路”问题。另外，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把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系统，是把他们重新组织到社会经济结构当中来的重要举措。征地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后，由于没有了土地，实际上他们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农业社会结构，但是他们又没有获得像城市人口一样的地位，即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最低失业救济金。实际上，失地农民此时已经被强制性的抛在了社会经济结构之外，既不能继续保留在传统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中，也不能被新的市场经济结构所认可和容纳，处于极端不利的夹缝之中。这正如有的农民所说的：“论身份，我们是农民但没有地种；论生活，我们像城里人但没有社保。”因此，对失地农民实行身份转换——“农转非”，再把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范围，是对农民进行再结构化，使之融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同时，也是把他们所处的社会运行逻辑，从前工业社会逻辑转向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运行逻辑的有力措施，使之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体制、社会经济结构的要求，融入新的生活共同体。

因此，根据劳动体制改革的现状与经验，取消劳动力安置补助费，而直接设立农民社会统筹保险基金，并在土地补偿费中留出一定数额直接转为被征地农民的社会统筹保险的做法，无疑是使失地农民生活的更好的一种策略，也是避免他们被沦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不能被社会体制和经济结构所接纳的弱势群体。

3、应把被征收人的间接损失纳入征收补偿范围

间接损失与直接损失的区分标准有两种学说，一种借助因果关系的观念区分二者，认为“着眼于损害之引发，谓损害事故直接引发之损害为直接损害，非直接引发而系因其他媒介因素之介人所引发之损害则为间接损害。另一种以行为结果的时间性关联为判断标准，认为“着眼于损害之标的，谓损害事故直接所损及之标的，其损害即直接损害；其他之损害，则为间接损害。在征收所造成的损害问题上，一般而言是采用的后一种标准，即征收行为给被征收人带来的直接财产损害是直接损失，如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丧失以及土地上的附着物损失补偿等；而征收给被征收人带来的间接损失补偿包括残地损失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等。我国目前的征收补偿制度范围仅限于补偿直接损失是不妥的，我们认为，征收制度的补偿范围，不仅应包括直接损失补偿，也应包括间接损失的补偿。

关于我国征地中形成的间接损失的补偿项目之规定，可以参照日本土地征收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一般而言，以下几项内容是比较重要的间接损失补偿项目，残地损失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等，国家应当考虑给与补偿。（1）残地损失补偿。残地损失是指由于土地征收而给被征收地块之外的残留地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是易被忽视的一项重要补偿内容。土地征收给残留地造成损害极为常见，如征收导致土地分割，形成不经济的土地规模，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另外，被征收土地的新用途也可能降低残留土地的生产力，比如噪音污染等都可能降低农作物的产量及额外增加农地投入成本。（2）工事费用补偿。在征收土地后形成残地状态的，国家还应该给与工事费用方面的补偿，以使被征收人的财产能够恢复到基本适用的状态。工事费用补偿是指因收用属于同一土地所有人的一整块土地的一部分致使残余地须为通路或挖沟渠、修建墙垣等工作物时所需费用的补偿。(3)移迁费补偿，包括建筑物和动产的迁移费补偿等。（4）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5）对于被征收人的其他间接损失的补偿，立法者也应考虑给与补偿，如暂时居住费用补偿与生活再建补偿等等。只有国家对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都给与补偿，才能把失地农民的损失降到最低，其补偿范围才合情合理。

三、结语

征收补偿范围的大小决定着征收补偿制度的广度，也体现着对失地农民的损失补偿到何种程度。我国现行的征收补偿制度，无论是从土地权利体系，还是从土地的相关损失及土地的功能角度来分析，都有征收补偿范围的现行立法不能涵盖并给与补偿的地方。我们应从这三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方面的立法，以尽可能地弥补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损失。

注释与参考文献

季秀平．物权之民法保护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287．

李迎生．市场转型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与偏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4）：23

李友梅．制度变迁的实践逻辑——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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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制度变革，关系到农民的经济利益、民益和乡村治理结构等诸多方面。有序推动这项改革首要的是加快土地全面确权工作。我国《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然而，现有法律却没有对“集体”作出清晰明确的界定，这就导致所有权缺乏明确的主体代表，所有权被虚置和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在现实中出现权利和利益之争，很多时候是村干部或是地方干部代表集体行使权利，造成农民利益的流失和权利的剥夺。

确权一是要全面开展土地标准化登记，明确集体土地的界线、类别、面积和范围等产权关系。对耕地、草地、林地等各类农用土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及宅基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及他项权利进行摸底、登记、确权，力争把每一块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等明确到具体的组织和个人，加快发证步伐，扩大发证范围。

二要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长久不变。现行土地制度的不足并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导致的，而是制度执行中出现了偏差。从目前农民土地收益和收入结构状况看，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能保证农民的基本收入来源，更好地发挥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作用和失业保险功能。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众多土地制度改革方案中，完善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是成本最小的改革，相比而言，它拥有其他方案不可比拟的先天制度优势，最容易被大众接受，减弱了改革的阻力，能够保证国家对农村土地的可控和降低改革的风险。

三要定和充实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尊重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用益物权，赋予长久的土地产权。让农牧民共享土地制度改革释放的红利，有利于推动农村牧区土地由资产向资本的转换，有利于促进和推动土地的流转，可以让农民带着资本进城，有利于农民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四是明确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使用权的权能界限，明确集体和农户在土地产权上的关系及各自拥有的权益。将所有权和使用权严格分离，这样既可以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也能最大限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区确权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就是许多土地权属不明，城乡土地剥离困难，加大了确权的难度，这就需要加大权属争议和纠纷调处的力度，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积极探索土地权属调处工作方式和机制，完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应急机制，并配套后续的跟踪上报制度。

二、探索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农村土地流转不畅，阻碍和束缚了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进而客观上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成果认为，当人均GDP大于1000美元时，农村土地的市场价值相应会上升，土地所有者愿意有偿转让的比例也会大幅度的增加，土地流转的速度加快。按平均汇率计算，2015年，内蒙古人均生产总值（GDP）达71993元，按年均汇率折算为10974美元，其实很多农民有流转的愿望。只是当农牧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时，由于得不到预期的补偿，而城市的门槛较高，致使土地权利的流转缺少强大的内生推动力。农村土地流通有利于盘活这笔巨大的资产，目前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已有，只是缺乏具体的机制建设。对于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目前我区绝大多数地区流转发生率仍然较低。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相关劳作，而是进入城市谋生，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以老人居多，土地撂荒情况普遍存在，土地利用率低。土地的耕种分散化使土地的集约、规模经营难以实现，流转有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有利于现代化耕作机械和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有利于带动农民就业结构的变化，有利于开启城乡一体化的新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城市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我区许多农村在农民进城居住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很多都闲置了，在这种情况下，探索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不妨尝试通过其经营收益权的一次性赎买，来盘活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入市范围限定在存量土地，赋予其与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一样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和投资的权能，在和林格尔县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区推广。通过土地市场的媒介，进行综合整治后将闲置的部分置换成价格更高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从而将农村巨大的存量土地转化为现实的发展优势，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

城镇化将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农村人口减少，很多农村房屋空置荒废，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空心村”，这部分人口在城市和农村双重占地，而且村庄居住分散，每个村庄的人口很少，造成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率下降。之所以出现这种“城进村难退”的现象，究其原因关键是缺乏合理的农村宅基地退出形式和机制，如果这部分土地能进行复垦或者进入城镇土地市场，将腾出来大量的土地，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可以缓减城市建设用地不足的局面，也可以为农村牧区增加土地。农民卖出宅基地使用权后获得的资金，也是农村住宅社会保障形态的转化，有利于保护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那部分农村人口的权益，有利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门槛。政府可以用经济手段引导和激励闲置宅基地退出，制定可行性强的、合理照顾农牧民利益的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方案及转让规划，明确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与使用的适用范围和标准要求，当然转让应仅限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防止城里人到农村买房，引发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三、改进和完善土地征收制度

只有政府才能提供建设用地供给，政府通过土地市场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比例过大，这就产生了“土地财政”，刺激地方政府多圈地、征地、卖地，大办开发区、大造新城。而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用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的又不多，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得到的补偿不足以保障其以后的生活，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土地市场产生的增值收益，同时低价征地与高价出售建设用地的过程极易滋生腐败。另外，政府主导土地征收导致征地范围过宽过滥。各地一方面反映用地计划指标不足，影响城镇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批而未供”土地，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应该逐步放松管制，成为市场交易环境的维护者和监督者，把土地经营权和管理权二者进行分离。这样能有效避免效率损失和大量寻租行为，抑制地方政府盲目进行城市平面扩张。坚持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放开一级土地市场，经过综合整治并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农村建设用地，允许其直接进入土地一级市场，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同地同权同价，让农民合法享有农村土地转换用途后的增值收益，顺利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推动人口的城镇化。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作为起点，让市场供需决定土地价格，使土地利用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土地价值。通过价格机制调整市场供应，才能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四、建立保障农民权益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

征收土地补偿时按规定价格进行，而出让时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征用过程补偿和土地出让后的市场收益相差过于悬殊，农民缺乏有效的话语权和定价啵农民不能分享土地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产生的增值收益，易引发不满，导致。我区由于土地收益分配制度不合理，一方面城市近郊区农民拆迁所得补偿多，被拆地区农民有的甚至一夜暴富，产生许多“拆二代”，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另一方面离城市较远地区农民征地之后的补偿水平低、安置渠道窄，使得很多农牧民既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又回归不到原来的农牧区。不少农牧民受教育程度低，平均年龄较大，缺少非农就业技能，长远生计令人堪忧，进而影响我区的城镇化进程。我们要借鉴巴西的失败教训，不能重蹈覆辙，巴西在政府主导下，农民进入城市，后形成贫民窟，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的台湾等地，让农民分享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农民有资本去创业去发展，不仅没有贫民窟，而且带来了农村的繁荣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