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从合作社发展的历程看，我市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手抓发展，一手抓规范”的指导思想，抓住机遇，多措并举，为合作社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2007和2008年我市先后开展了多次大的培训活动，其中邀请青农大合作社学院院长在党校讲课两次，市农业局人员采取镇镇到的办法巡回讲课一遍，直接到合作社讲课数次，对市、镇两级的主要领导和部门领导及合作社理事长进行了全面培训，同时还组织合作社理事长参加青岛市以上培训150多人次，法律精神和合作理念广为人知；为推动全市面上工作齐头并进，市政府把这项工作纳入了对乡镇(街道)的年终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为提高合作社产品的知名度，农业局先后组织了260家(次)合作社参加省内外的农产品展示交易会；针对合作社缺资金、基础设施差、产品无商标、无认证的问题，我们又积极争取上级专项扶持资金858万元，扶持了54个合作社，使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有了新的提高。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生产经营中单家独户“办”不了或“办”不好的事情，在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是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将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发展专业生产，合力开拓市场，加快了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了农民增收。如青岛杨家顶子村以前是一个以种植粮油为主的村，2007年成立蔬菜专业合作社以来，积极探索以蔬菜种植为特色的增收路子，从种到收实行“六统一”服务，并与青岛福生食品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2011年，160多户社员的1200亩地全部按合同种植了大葱、菠菜，户均纯收入3.7万多元。青岛良源南瓜专业合作社，于2008年成立，开始种植南瓜只有80亩，2011年该合作社种植面积达到了2500亩，亩收入4200多元。

二是推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发展生产，加快了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成为农业科技推广的重要载体。青岛大黄埠樱桃西红柿专业合作社和西瓜专业合作社在2000多亩的樱桃西红柿和西瓜的设施栽培中，大力推广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设施蔬菜水肥一体化、防虫网和黄板杀虫技术、植物声频控制技术、“四位一体大棚”生态模式，既减少了化肥、农药的施用量，又提高了产品品质，增加了经济效益。社员在生产过程中摸索的“设施西瓜超高产优质绿色栽培集成技术”被国家科技部列为“星火计划”，获青岛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樱桃西红柿标准化清洁生产技术集成研究”项目也已顺利通过青岛科技局专家组论证；西瓜定蔓定向整枝宽行密植技术被专家称为设施西瓜栽培的一次技术革命，使西瓜增产30％左右，每亩增加经济效益2000元以上。中央电视台《致富经》、《焦点访谈》、《新闻联播》以及《农民日报》等媒体分别对两合作社发展设施农业的做法进行过专题报道。预计今年社员人均纯收入可达到30000元以上。

篇2

［关键词］农业合作社；品牌战略 ；启示

1 农业合作社实施品牌战略的国际经验比较

从1844年世界第一个公认的农业合作社——英国罗虚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成立以来，农业合作社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品牌战略的深入实施，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取得了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如日本的农协、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以色列的基布兹合作社等国际知名合作社。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历史演进轨迹的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合作社在品牌战略实施路径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差别。目前，从世界范围看，法国、美国、日本的农业合作社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在这里，主要就这三个国家的成功经验展开分析。

(1)美国。美国合作社的主要特征是跨区域合作与联合，共同销售为主。美国政府为支持合作社做大做强，创建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美国国会于1922年通过了“卡帕——沃尔斯坦德法”，把合作社从“反托拉斯法”中豁免出来，对合作社的规模化经营、品牌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美国政府帮助成立了农业信贷合作体系，专门为农场主和合作社提供信贷支持，这为合作社品牌培育提供了资本支撑。同时，美国联邦政府还设立了农业合作局，专门负责合作社的业务指导工作。与法国相似的是，美国也对合作社实行低赋税，并积极开展社员教育培训活动。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为促进机制创新，在扶持新一代合作社品牌战略实施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2)日本。日本农协的主要特征是以综合性为主，是在政府倡导和扶持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政府为推动农协品牌化，在两个方面做得较为突出。一是实行严格的农产品质量控制。日本颁布了一个“肯定列表”制度，对农业的投入品，包括农药、肥料规定了1万多个标准，并把这些标准下发到各个农协严格执行。二是给予了大量的资金补贴。如日本在新品种推广、农业基地建设等方面都是通过制定相应的补贴政策来保证项目顺利完成。又如为确保农协资金来源，日本政府提供贷款贴息、无息贷款及农林渔业金库贷款等支持。此外，日本也在税收方面对农协给予政策优惠。(3)法国。法国农业合作社的主要特征是专业性强，即以某一产品或某种功能为对象组成合作社。如奶牛合作社、销售合作社或农机合作社等。为了推进合作社品牌化发展，法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①建立国际化的农产品品牌标准和质量认证体系。目前，法国有4种国家级官方认可的农产品标识认证：原产地命名控制认证、红色标签认证、生物农业标识认证、产品合格证认证；②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为合作社品牌经营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③政府积极支持，实行了一系列减免税收、优惠贷款、财政补贴等政策。如一般企业需缴纳赢利后30%的利润税，而合作社免征；④重视科研。法国合作社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科研，将科研成果在社员中推广，并给社员进行技术指导，以此来统一质量标准；⑤重视对社员的培训和教育，尤其重视对经营管理人员的培养。合作社开办各种长短期培训，为农民传授科学知识和新技术。

2 对我国农业合作社品牌化发展的启示

(1)提高农产品质量是农业合作社品牌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普遍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从经验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排除贸易技术壁垒因素，农产品质量无疑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在。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问题严重，必须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快夯实合作社品牌化的基础。

(2)培育合作社文化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化发展的关键前提。国外的许多合作社品牌之所以发展良好，在于它们重视合作社文化建设，有意识地把合作社理念、合作社基本人文精神等贯穿到农民教育中去。我国有部分合作社如果不加强文化建设，很可能会因为缺乏文化根基而无法永续发展。这是今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化进程中需要重点防范和关注的一个问题。

(3)政府的政策扶持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化发展的必要手段。从发达国家的做法看，政府为鼓励和支持合作社做大做强，在各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扶持，尤其在投资、税收、金融、财政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导致合作社品牌规模偏小，影响力弱。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民专业社的政策扶持力度。

(4)完善合作社立法是农业合作社品牌化发展的基本保障。国际经验表明：凡是立法比较完备的国家，合作社都取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合作社的品牌化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指导，而政府的帮助和指导首先体现在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 为合作社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合作社产生160 多年来，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合作社法律体系。目前，我国虽然颁布实施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主体地位，但在品牌保护和发展问题上依然任重道远。

3 制约我国农业合作社品牌化战略的主要因素

(1)内部因素。主要包括：①资金约束。绝大多数专业合作社自身没有建立积累机制，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组织活动经费短缺，不利于品牌的打造；②人才约束。合作社普遍缺乏较为优秀的经营管理人员，品牌运作水平不高；③专业合作社的运行不规范。相当多合作社的组建和发展在制度上还存在问题，影响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2)外部因素。主要包括：①政府扶持不利。在扶持上，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的情况并存，无法有效解决合作社普遍面临的资金、人才、技术、项目等实际问题；②合作的文化基础薄弱，合作水平低。由于缺少合作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我国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而目前的合作教育培训还不能普及。各种合作社大多处于孤立经营的状态，区域性的合作联盟较为少见，难以形成组团出击、集中打响品牌的合力，缺乏市场竞争力；③品牌的保护和淘汰机制不健全。一些合作社和农民受自身眼前利益驱使，竞争行为不规范，有的以次充好，自砸牌子，有的假冒别人品牌，影响农产品品牌的美誉度。农产品品牌数量过多过滥，形不成品牌优势，浪费了资源。

4 我国农业合作社品牌化发展战略

(1)明确品牌个性定位，塑造鲜明品牌形象。品牌的生命力在于个性化特色。在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强调鲜明的个性，强调特色的品牌，使产品更具个性， 更具有传播性，从而更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还要积极引进合作社形象识别体系，塑造鲜明的品牌形象。

(2)加快推进管理创新，积极培育品牌文化。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加强对品牌管理的长远规划工作，加快建立品牌管理机构、完善品牌管理制度。此外，一个品牌要想获得真正成功就必须要有“文化”，这是一个品牌实现更大成功的基础和关键，文化是品牌的根。所以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培育一个在顾客心目中有分量的、具有亲和力的、满意的品牌，就应该通过品牌传播培育独具个性的品牌文化。

(3)注重品牌整合传播，加强产品文化营销。品牌整合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品牌管理方法，是指为了维持和提高长期竞争优势， 农业合作社把品牌管理的重心放在建立合作社旗帜品牌上， 明确旗帜品牌与其他品牌的关系， 使品牌家族成员能够相互支持，并且充分利用合作社现有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 进行品牌扩张。文化营销就是在农产品品牌中注入文化的内涵，从而使产品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产品。文化营销模式可以根据农业产业文化资源特点与消费者需求趋势，依托当地产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在合作社品牌的设计和培育中，强化浓厚的人文、风土气息， 丰富品牌的文化内涵，提升品牌价值。

(4)加强品牌自我保护，科学进行品牌延伸。农业合作社要在品牌设计、注册、宣传、内部管理以及各项品牌运营中加强自我保护， 同时也要进行科学的品牌延伸。任何一个成功的合作社品牌，都离不开其赖以成长的农业背景和农产品土壤。因此，在向其他行业和产品延伸时，合作社必须考虑品牌已经形成的市场形象和消费者认知是否符合准备进入的行业和产品的特性。 转贴于

(5)建立农业合作社联合会，品牌经营形成规模。2006 年11 月全国第一个合作社联合会在浙江温岭成立， 这个名叫“温岭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的组织总共由76 家专业合作社组成，从成立之初就获得了极大的关注。由于运行得当，效益明显，不久之后浙江的台州等地先后成立了多个合作社联合会。借助联合会的力量，原本依靠单个合作社无法实现的品牌经营可以因为拥有更雄厚的资金、更规范的操作流程、更丰富的人才储备得到很好地实现。

参考文献

［1］李中华，曹春燕，辛德树.国际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篇3

笔者以美国农业合作社为例，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命名并验证了合作社发展演进中的“踏轮”效应，即随着农业生产商品化，农场主成立合作社自助使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出增加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弱小合作社倒闭或被兼并，存续下来的合作社经营规模扩大，服务能力增强，成员人均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应对不断加剧的竞争，而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竞争，成员人均劳动生产率再次提高，竞争再次加剧。这一“踏轮”过程循环往复，每个合作社的平均规模越来越大，成员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持续提高，合作社总数逐渐下降。笔者期望通过对合作社发展演进内在机制与规律的揭示，为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时配性政策安排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业合作社；“踏轮”效应；VAR模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11BJY090）；云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SKPJ201304）；云南大学特色研究基金项目（10YNUHSS028）

作者简介：娄锋（1970-），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合作经济、农业经济、计量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5-0026-06

收稿日期：2013-11-12

一、文献回顾与新理论假说的提出

（一）文献回顾

当前，西方对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变化，主要基于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厂商联合理论、契约（合约集）、产业发展等视角进行研究。Helmberger等（1965）运用企业理论揭示出合作社可以通过限制成员数量来增强现有成员的潜在激励，这暗示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益，合作社不能有太多成员。Royer等（2011）指出，合作社将较高的收益返还成员，成员投入再生产导致产出水平超过成员利益最大化均衡产出，产品销售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降，从而给合作社造成损失。

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介绍西方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历史、现状、经验，提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建议。杜吟棠（2002）等介绍了法国、德国等国外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樊亢等（1994）介绍了美国农业合作社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总结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徐旭初（2012）认为关于合作社的发展演进，当前缺乏前瞻性研究。总之，西方文献主要侧重于微观，基于企业、市场、一体化、委托等理论来分析问题，而基于农业现代化实现过程、从生产效率的视角研究合作社发展演进的资料不多，

对合作社演进规律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献更未出现。国内对西方农业合作社主要是定性的经验性介绍，对其发展演进

内在机理的研究尚不多见。

（二）美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演进

1810年，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生产渐渐商品化，农业合作社出现，但由于管理不善、资金缺乏，获得成功的极少。1913年后的美国农业合作社（美国农业部1913年后才全面进行合作社调查。本文使用其提供的1913年～2011年的数据，并依据美国劳工部提供的物价指数，将下文所涉及的交易额等转化为1967年不变价格的实际值）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3年～1929年。这一时期合作社数与社员数均持续骤增，属农业合作社数与社员数的爆发期。该时期合作社数与社员数同增，合作社数量由3099个上升至12000个，增长了3.87倍；社员人数由372100人上升至3100000人，增加了8.3倍。20世纪初内燃机驱动的农业机械出现，它逐步取代蒸汽机，为美国农业机械化带来了革命性影响，家庭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内在地驱动着大量家庭农场横向联合，农业合作社迅速增加。政府及立法机构承认合作社是合法组织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其中有两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一是1916年国会通过第一个农业信贷法，成立联邦土地银行，并于1923年和1933年两度通过相关法案，最后建立、发展成美国目前的农业信贷体系；二是1922年国会通过《卡帕-沃尔斯坦德法》，使合作社的兼并、联合可免受反托拉斯法的限制。这一时期，政府充当着激励者、扶持者的角色，排除了合作社发展的关键。16年间，平均每个合作社年实际交易额（该年的实际总交易额÷合作社总数）由337140美元上升至406110美元，上升了1.23倍，说明合作社的生产经营及服务能力逐步提高；而反映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社员年人均实际交易额（该年的实际总交易额÷社员总数）上升了1.05倍。

这种示范效应使农场主要么加入合作社，要么组建合作社，因而社员及合作社总数增长较快，合作社不断增加直至历史最高值。但这一时期合作社普遍规模较小，每个合作社年平均人数（该年的社员总数÷合作社总数）也较少。

第二阶段：1930年～1954年。在这一时期，交通运输改善，先进的内燃机及化工产品（化肥、农药等）在农业领域普及（Basil et al，2000），加上合作社不断增强服务能力，家庭农场过高的产出水平导致产品市场竞争加剧而给合作社及社员造成损失，弱小合作社倒闭或被兼并，合作社年平均人数上升、经营规模扩大、服务能力增强，社员人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应对不断加剧的竞争，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竞争，相对弱小的合作社倒闭或被兼并。所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合作社开始普遍、持续地集中与联合，提高生产经营服务能力以应对竞争，由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转变。合作社数量从1929年的历史最高点（12000个）下降至1954年的9894个，下降了17.2%；而社员总数却由3000000人增加至7731700人，增加了258%，两者呈反向变化，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合作社人数急剧增加，说明合作社倒闭、兼并较为频繁。重组的结果是平均每个合作社年实际交易额由401670美元上升至1519990美元，上升了3.78倍，合作社的生产经营及服务能力大幅提高；社员年人均实际交易额上升了1.3倍。这一时期的政府主要担当着服务者角色。美国国会于1926年通过了《合作社销售法》，进一步为合作社提供了反托拉斯豁免权，为合作社的兼并重组扫清了最后障碍。为了防止兼并重组中的混乱与无序竞争，1937年，《农业营销协定法》出台，为合作社建立自我销售秩序提供了法律支持。

第三阶段：1955年至今。在这一阶段，在科技革命及信息技术的带动下，农业实现了高度机械化和现代化，生物工程技术进入农业领域，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家庭农场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农产品经常过剩，大量向国外倾销，农业已不再需要很多生产者。这一时期属于合作社质量型发展、提高与深化期，合作社的发展出现以下变化：第一，合作社的个数与社员数同减。1955年～2011年，合作社个数由9894个下降到2285个，下降了77%；社员总数从7731700人下降至3200000人，下降了70.3%。两个指标均缓慢下降，但合作社数下降得稍快，说明每个合作社年平均人数是缓慢上升的，平均人数由781人增加至1007人，平均每年每个合作社增加4人。第二，合作社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服务能力不断提高，社员年人均实际交易额从2048.44美元上升至13952.27美元，上升了6.81倍。这一期间，政府逐步从扶持者与服务者的角色中退出，越来越重视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同时，美国农业部及相关部门加大投入，通过研究分析，发现解决合作社面临问题的新方法，及时为合作社提供各种资料，不断提高合作社成员素质，使之逐步适应大型合作社现代化经营的技术要求，以应对质量提高、深化期的新形势、新变化。

（三）基于历史事实提出理论假说

本文将合作社、社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运动变化的内在机理命名为“踏轮”效应。在“踏轮”效应的作用下，合作社总数及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运动变化规律可表述为：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农场主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构建合作社农场主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出增加竞争加剧合作社倒闭或兼并重组合作社数量下降，平均人数上升，经营规模扩大，服务效率提高，为生产率提高创造条件农场主劳动生产率再次提高竞争再次加剧合作社及社员总数下降，为生产率提高创造条件生产率提高，竞争加剧合作社及社员总数再次下降。这一过程将会循环往复，合作社及社员总数越来越少，合作社生产经营规模越来越大，服务能力越来越强，农场主劳动生产率水平越来越高。从各指标的变化来看，合作社的数量从少多少，规模从小大；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服务效率从低高；社员总数从少多少；合作社平均社员数从少多；社员劳动生产率从低高。“踏轮”效应的产生，是由于社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驱动着“踏轮”循环往复地运动，因为只有每个社员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单位时间内（1年）产出增加，竞争才会加剧，才会有合作社及其成员在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

二、实证分析与说明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即VAR模型（高铁梅，2009）来进行实证检验。VAR（P）模型的一般数学表达式为：

Yt=Φ1Yt-1+…+ΦpYt-p+BXt+εt，t=1，2，3，…，T

其中，Yt表示k维内生变量列向量，Yt=（y1t，y2t，y3t，…，ykt）′；Xt表示d维外生变量列向量，它可以是常数项、线性趋势项或其他非随机变量；p是滞后阶数；Φ1…Φp是k×k维的待估矩阵；B为k×d维的待估矩阵；εt为k维白噪声向量，且这些向量非自相关。

本研究采用含常数项的VAR模型，其表达式为：

Yt=C+Φ1Yt-1+…+ΦpYt-p+εt，t=1，2，3，…，T

基于模型与上述假设推理，我们选取社员总数（用CP表示，单位：千人）、合作社总数（用CN表示，单位：个）和社员年人均实际交易额（用APG表示，单位：美元。社员年人均实际交易额反映了社员即农场主年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变化）来印证“踏轮”效应的存在及运行机理。

1.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出现虚假回归而造成结论无效，我们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这里采用ADF检验，利用Eviews7.2软件先后观察CP、CN和APG自相关与偏自相关图，结合Q统计量，可以确认3个变量序列均为AR（1）。分别对3个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其中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变量CP、CN和APG一阶差分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平稳，说明它们均是I（1）序列。

2.协整检验

本文应用Johansen分析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选取λtrace和λmax作为检验统计量。为了保证协整关系在统计上的可信性，需要确定合理的协整滞后阶数。根据VAR模型滞后长度的LR、FPE、AIC、S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k=7。Johansen 协整检验是对无约束 VAR模型施加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模型。因此，Johansen 协整检验的滞后期确定为7，迹统计量和特征值统计量结果见表2、表3。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通过标准化协整系数确定其协整方程为：CN=0.04CP-1.11APG+11636.08+u（u是期望为0的一平稳序列）。该式表明合作社的个数与农场主人数成正比，与反映单位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社员年人均实际交易额成反比。由于成员异质性下的最佳规模限制（Karantininis et al，2001），合作社社员不能太多，想加入合作社的农场主就只能组建另一合作社，因而农场主人数与合作社总数成正比。合作社的个数与社员年人均实际交易额成反比，说明随着社员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合作社的个数将会下降。原因前面已述。

3.VAR模型估计、Granger因果检验及脉冲响应分析

由于3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经检验，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在单位圆内。如图1所示。

图1 VAR的平稳性检验

满足稳定性条件，是一平稳的VAR，获得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如表4所示。

由于是一个平稳的VAR，可进行Granger非因果检验。

如表5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CP是CN的原因，APG是CN和CP的原因。这与前述分析结果是一致的。结合表4，印证了“踏轮”效应猜想：（1）期望成立合作社的农场主人数（CP）增加，合作社成立及其提高农场主劳动生产率的示范效应，使得更多的农场主希望加入或成立合作社，短期内将会使社员数（CP）、合作社数（CN）增加，所以滞后1～3期的CP对当期CN与CP均是正向效应。但从长期来看，农场主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出增加，市场竞争加剧，弱小合作社倒闭，合作社总数下降，余下的兼并重组，规模扩大，服务能力提升，成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出增加至过剩，农业已不需要太多的生产者，一些农场主兼业化并开始放弃农业，进入二、三产业工作（Basil et al，2000），所以滞后4～7期的CP对当期的CN是负向效应，随后滞后5～7期的CP对当期的CP也转为负向影响，即从长期来看，农场主不断成立合作社，以期提高劳动生产率将会使合作社、社员总数下降。（2）反映劳动生产率的社员年人均实际交易额（APG）对CN与CP主要是负向效应，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CN与CP下降。

脉冲响应分析也印证了上述结论。

图2 CP受冲击（One S.D.）的响应函数

图3 CP受冲击（One S.D）引起CN的响应函数

如图2所示，当本期给CP一个单位冲击后，CP在第1期就有正向响应，一直持续到第4期后转入负向响应。图3表明当本期给CP一个单位冲击后，CN在第1期就有正向响应，一直持续到第5期后开始转入负向响应。说明社员数受一单位标准差冲击后，对自身及合作社总数的影响是先正向、后负向响应。

图4 APG受冲击（One S.D）引起CN的响应函数

图5 APG受冲击（One S.D.）引起CP的响应函数

图4、图5表明，当本期给APG一个单位冲击后，CN与CP均是负向响应，说明社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减少了合作社个数，也减少了社员总人数。但响应时期不同，CN在第1期就有响应，而CP在第2期才有响应，但直到进入第3期才开始下降。这与我们前述分析一致，即“踏轮”效应中，随着社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减少的是合作社的个数CN，随后才是社员总人数CP。这是因为合作社数量的下降为社员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条件，只有合作社总数下降到一定程度，社员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相应水平，才能使社员总数下降，即农业生产已不需要这么多的生产者。

4.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可考察系统中任意一个变量的预测均方误差的分解。

由图6可知，CP的波动开始主要受自身冲击的影响，此后影响下降。CN的信息对CP的预测方差贡献在第1期预测时就开始显现，2、3期上升，至第4期开始缓慢下降，下降至第12期后稳定于8.5%。反映社员劳动生产率的APG对CP的预测方差贡献在第3期才开始显现，接着贡献度逐步上升，18期后贡献度为47.28%，上升至第1位。这表明社员数波动开始主要受自身影响，随后这种影响逐步下降，而社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逐步上升，居于主导地位。

图6 CP的方差分解

图7 CN的方差分解

CN的方差分析如图7所示。起初CN的波动主要受自身冲击的影响，但贡献度下降很快，第9期低于45%，随后继续下降。CP的信息对CN的预测方差贡献在第1期预测就开始显现，随后上升，至第6期后开始缓慢下降，最后稳定于3%。APG对CN的预测方差贡献在第2期才开始显现，接着贡献度迅速上升，第9期的贡献度已上升至第1位，为47.07%。这表明合作社个数的波动开始受自身及社员数CP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自身的影响迅速下降，CP的影响趋于稳定，而社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迅速上升，居主导地位。

三、结论及启示

上述实证分析印证了合作社发展中的“踏轮”效应：农场主成立合作社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生产率提高驱动“踏轮”使农场产出增加，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弱小合作社倒闭或被兼并，生存下来的合作社在外部竞争压力下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农场主劳动生产率再次提高，再次驱动“踏轮”。这一过程不断循环往复，农场主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越来越高，驱动“踏轮”的力量越来越强，合作社、社员总数持续下降，余下的合作社经营规模越来越大，服务能力越来越强，这又为下一次增强“踏轮”的力量创造了条件。从长期来看，合作社、社员总数的下降是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必然趋势，而驱动这一过程的动力是社员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

“踏轮”效应的出现是合作社在市场经济中发展演进的结果，也是政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结果，这为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时配性政策安排提供了重要借鉴。第一，在合作社、社员总数的爆发期（当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合作社发展属这一时期），政府应充当激励、扶持者的角色，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合作社的发展，积极进行合作思想的宣传与教育，不断壮大合作社队伍。同时，要对农户进行合作社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培训，增强合作社的服务能力，不断提高社员的生产经营效率。第二，在合作社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发展的转折期，合作社会沿着兼并、重组和倒闭三个方向发展。此时，政府应担任服务者角色，及时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创造合适的环境，保障合作社的兼并、重组，尊重市场规则对合作社的选择，对于失败的合作社，要制定政策妥善地使其退出而不引发社会震荡。第三，在合作社的质量型发展、深化期，政府要逐渐退出扶持者、服务者角色，注重从外部环境方面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利用竞争手段，通过市场进行选择，从根本上不断提高合作社及其成员的生产经营效率，使合作社的质量型发展与深化得以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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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沈育）

The “Tread Wheel” Eff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 New Theory and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VAR Model

LOU Fe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篇4

【关键词】农业电商合作社

云南农业大省的名号是众所周知的。现今随着电子商务的异军突起，以及其对各行各业强大的适应能力，电商进入农业领域已经是大势所趋。因此对于云南的农业来说，了解农业电商合作社的现状，研究其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发展路径与对策，对整个云南省的经济发展定会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云南农业电商合作社的发展现状

1、合作社总体有发展，但总体偏少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统称“合作法”）的颁布实施，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积极传达合作法的旨意促进了农民合作社迅速发展，相关优惠政策的制定更是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地区组建合作社的激情，合作社在数量上增长很快，入社农户也迅速增加。截至2010年6月底，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合作社超过31万家，比法律实施前翻了一番，实有入社农户2600万左右，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0%。但是对于云南来说，合作社的数量不足5000个。在全国合作社发展得如火如荼的现实情况下，云南省的发展速度却远远滞后。如表1所示，云南省农业专业合作社虽然每年在增长，但是总体数量不够，这也就限制了电商合作社的开拓。

此外，与全国相比云南省的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偏少，增长率较低，如表2所示。

2、电商合作社的辐射范围窄影响小，带动力低

近几年来随着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涉农企业增多，农业科技人员素质进一步提高，云南省逐渐出现了一些电商合作社，有些已经开始找到发展电商合作社的门路，懂得了合作社电商化的必然性，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积极采取电商模式来销售他们的农产品，并且从中获得了较高的回报，尝到了一定的甜头。然而，由于云南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有限，合作社的短板仍然不少，从辐射的领域和业务范围来看还依然是分布在传统的农林牧副渔等方面。这些都迫使电商合作社的运营范围变得很窄，难以进入新的领域，电子商务的便捷优势发挥不出来或者是发挥的范围受限，使得对整个第一产业的带动力、以及对于二三产业的联动力都很小。

二、云南农业电商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1、农民的电商意识薄弱，电商合作社处于萌芽阶段

客观的讲，电子商务在农业领域的发展时间并不算长，运用电商来销售农产品的规模也不是很大，放眼整个中国农业，除了发达地区已经走上农业线上化的道路之外，大部分乡村地区接触互联网的懂得网络技术的农民还是少之又少的。他们几乎还是处于传统实地钱货交换这种买卖形式。云南由于经济欠发达，信息化也比较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并没有互联网的接入，使用电脑上网购物与销售产品的农民也就更少。另外繁忙的农业作业迫使他们将大量的时间消耗在田间农作，几乎没有时间去认识，学习，利用网络。

2、乡镇基础设施落后，束缚了电商合作社的规模化

当前，云南省16个州市级农业部门建立了门户网站和局域网，全省农业网站数量仅有166个，比2002年的50个增长2.3倍。全省农业信息化建设工作机构461个，有专职工作人员637人，农村信息员4797人，其中农业部认证的信息员2216个。据基层上报统计，目前云南省省市县三级农业信息网访问量为1914万人次，各类农资、农产品及种养殖技术等农业信息27.8万条，各乡镇农业信息综合服务站农业信息咨询人数只有40.7万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云南近年的农业信息化建设虽然小有成就，但由于其基数小，起步晚，整体上的信息化程度还不够，特别是落后贫困的乡村地区几乎没有信息化可言，农村信息员也极其匮乏。基础设施薄弱，导致很多乡村地区的电商团队只能单打独斗，不能形成规模化的合作态势，这既不利于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优势互补，也不利于资源整合。电商规划只是停留在零星散户状态，很难联合起来，形成规模效益。

3、农业电商人才匮乏

客观来看不得不承认云南的电子商务还是处于极为初级的阶段，离标准化的大规模的农村电商还有很长的距离，无疑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造成的事实对云南农业电商的影响很大。通常只有电子商务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随之配套的其他设施、要素才能顺应而生。云南农业电商合作社发展速度慢，规模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从事电子商务的人员不多，电商人才也相对紧缺，特别是那些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而且掌握一定电商技术的信息技术员也在少数。在广大农村地区这些问题尤为的突出，几乎少有经常下乡推广信息技术的信息员，这种常态化的服务体系还没有形成。

三、云南农业电商合作社的培养路径分析

1、政府牵头，重点培养一批示范性电商合作社

随着一二线城市市场的饱和，电子商务开始逐渐进入农村这块处女地。就国家层面来说，2013年7月国家工商总局就出台意见，鼓励电商向农村地区拓展，开发市场，带动农村经济，方便农民生活。在农村电子商务渐入佳境之时，云南省委省政府也及时把握住了这一风向标，接连出台文件要求扎实稳步地推动云南农村电商的发展，并且成立了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这些都是很好的政府引导。笔者认为，各级政府应该大力宣扬合作社电商化，投入一批资金进行帮扶，重点打造一批示范性的电商合作社，以他们为代表，先把星火给点缀出来，随之逐步实现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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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市场主体制度不完善

第一,我们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缺乏组织载体。一些专门从事农产品经营与加工的带头企业、股份制企业、农业合作组织等,多力量薄弱、规模小、数量少、制度不完善,不能有效带动专业化的生产。其二,农户的合作意识淡薄,合作习惯缺乏,缺乏组织引导农户合作的组织机构,这也导致农户的协调组织化程度低。其三,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农户的组织化缺乏有效的激励制度,也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其四,农村的土地产权划分不明晰,村政府常以土地所有者名义转让农户的承包地。此外,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与土地间有人身依附关系。这也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激励与约束作用的发挥。目前,我国的农业产业化仅仅是初具规模,一些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合作社仍然较少,首先在组织运营中,这些企业不够成熟,无法与农户进行更加有效的协调作业。这些合作组织无法有效的引导农户进行更加专业化的工作。其次,这些组织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因此农户的积极性也因此大打折扣。最后,农村中复杂的产权关系也给农村产业化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在农村中,农户与政府之间产权不清,农户土地常常被乡镇政府随意征用。而在下,农户的产权出现凝固化,这样的制度缺陷都在有意无意的阻碍农户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2、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秩序混乱

阻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又一瓶颈就是无序而混乱的市场秩序,这种局面也客观上加剧了农业产业化市场上的无序竞争。这种竞争只是“表面激烈”的恶性竞争,无论任何竞争者都难以从中得到真正的利益,生产经营处于无序状态,难以形成规模,无法发挥集群效应,很多农户处于亏损状态。其一,农业市场中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农户与农户的产品之间缺乏差异性,难以形成特色,只会形成无序的价格战。另其二,农业产业在市场中的退出成本让很多经销者即使在市场颓势中也坚持低效运转,浪费了市场资源也失去更多的机会。其三,政府存在农业产业市场过度干预的问题,农户往往在经营中束手手脚,经营效率低下。

3、农业产业化缺乏金融体系支持

在农业产业化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对于资金的需求让农村的金融活动蠢蠢欲动,但是相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却并不健全,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对农村金融处于打压和限制的阶段,农村金融在中国尚是一个新兴概念,这阻碍传统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步伐。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第一金融能提供的支持资金少之又少,在我国偏重城市化发展的策略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及资金也都持续流向发达的城镇,农村严重“营养不足”。第二点,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表面上存在,但却并不规范,农村信用社难以维系住这一金融体系,民间借贷又处在法律盲区,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对农村金融的宏观调控力度,解决这种无序的贷款状态。

4、农业生产合同模式存在缺陷

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合同模式的不健全也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瓶颈。在农业产业化中,农业合同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现有合同中规定的利益分配不够公平,无法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发展。传统农业中的小农户与正规企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很多时候,分散的农户面对企业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次,农业产业化中的风险分担机制也不够完善。农业市场风云变幻,市场行情可能随时变化,面对各种无法预估和预防的风险,农民群体往往难以应对。在很多合同中,这种风险的承担方往往都是农户。最后,由于在农业产业化的合同中,企业与农户之间往往存在互相投机的现象,一些企业或者农户会为了追求更大化的利益公然违约,这样不利于维护农业产业化的有序发展。

二、农业产业化需要经济法保障的必要性探析

1、农业产业化体现了经济法的价值理念

农业受自然环境气候影响较大,且农作物一般都具有固定的生产期限,这就决定了农作物投资风险大、投资期限长、收益不稳定的特点。然而,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是生产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发展农业是维持国际稳定、经济健康、社会和谐的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通过农业发展可以实现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市场经济中的形式公平转变为是指公平。这也正是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法的立法目的为国家的经济安全、经济自由、引导经济生活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

2、有利于规范农业产业化中的市场主体建设

要规范农业主体的建设离不开经济法的建设。目前,农村的产权划分够明晰,农户的各项权利除了需要确权外,也需要更加明确的划分和立法保障。比如,农业生活中的土地占有权、收益权、处分权等,这些都需要在农业产业化之前理清,否则,一旦与产业化相结合,将会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农业产业化的顺利经营。近年来,《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都为我国农村产业化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3、有助于形成健康有序的农业市场环境

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维护农业产业化市场中的有序进行,就需要建立良好的农业秩序,以此来杜绝农业市场上的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美国农业产业化的历史中就有先例,美国曾出台垄断法案来明确抑制农业垄断行为,防止出现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这对于市场而言无疑是必不可缺的制度保证。而经济法则可为实现农业市场的有序化提供健康的法制环境。

三、经济法保障体系的构建

1、完善农业市场主体的经济法保障

要克服农产业化发展的瓶颈,首先应该加强农业市场主体的经济法保障。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业组织、团体都是重要的市场主体。虽然我国目前的农业法都鼓励农业社团、组织的建设,但是乡村政府不够重视,态度不够积极,物质支持力度不够,也没有做好必要的引导工作。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出台农业民间组织法,完善农业组织的建设等权利。其次,在维护农业权益方面,应该出台相关法规,明确农民各项权益的划分,比如说对于农民在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应该出台相关的确权法规,完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划分土地的各项权益归属,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提高农民积极性,让农村能够依靠投入土地就能获得生活保障、赚取资金。

2、健全农业市场交易秩序的经济法保障

有市场交易的地方就难免出现市场垄断行为,这就需要国家政策法规的干预,来杜绝和限制不公平交易、市场欺诈等行为,保障农户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笔者

篇6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在2006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民的基本责任和各种待遇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作为长期以来农村农业生产所依存的基本形式，农户与农户之间进行自愿联合，使得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到目前为止，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涉足的农业生产领域在不断增加，队伍更是在不断的壮大。虽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被广大的农民群众所接受和喜爱，但是，由于我国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还不够完善，导致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对于我国的农业技术创新起不到理想的作用。要是想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上入手，进行我国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农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就要完善现有的组织机构，建立起一个分工明确，管理严肃的社员大会，使组织内的生产在严格的监督和程序中进行。不仅如此，还有尽可能的提高农民的素质，让农民接触新技术，改变传统的农业观念，让农民能够成为农业创新的动力，将农业生产的队伍能力不断进行提升，进而获得理想的农业生产效果。

2农业企业组织形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开展，农业企业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农、林、牧、副、渔”等农业要素的生产与经营当中活跃着。就我国目前存在的农业企业的状态来看，大多数的农业企业规模不大，产品包含的技术含量低，与发达国家的同类型企业有着较大的差距，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而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在于目前农业企业内部管理不善，员工纪律松散，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也不多，无法为农业企业的创新进行有效的推进作用。农业企业组织形式可以说是我国农业组织形式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要想更好地建设农业企业组织形式，发挥出农业企业组织形式的强大力量，就要跟进时代的发展，不断的观察市场的走向，根据市场的变化和实际需求，进行项目的制定以及创新，保持高收益，风险，进行最有效的农业技术创新。不仅如此，农业企业组织形式还要不断的加强组织内部的管理，吸收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农业企业可以定期对企业内部的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引导员工按照发展的眼光进行工业，兢兢业业，不断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技术上的观念，同时，也要积极的招聘相关高校的技术人才，丰富企业内部的人才资源。

3股份制农业企业

股份制农业企业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新时期背景之下，最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业组织形式变革的一种企业形式，不仅适合于城市改革，在农村的改革中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力。股份制农业企业可以很好的解决“龙头实体＋农户”中存在的大农户和小农户之间的矛盾，将龙头实体与农户之间的雇佣关系进行转变，让农户成为股份制农业企业的农业工人，这样更加有利于农民本身进行农业技术上的创新。并且，股份制农业企业由于在组织形式上更加贴近时代的发展，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也有着相当的优势，股份制农业企业可以直接将农业技术创新的供给主体的位置留给企业本身，在企业内部进行一整个创新的环节，从效率和成本上都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优化，满足了农业生产创新的实际要求，提高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促进了农业技术创新的速度。与此同时，股份制农业企业的内部应当建立起一个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在体系之中建立各种部门进行互相的制约工作，优化企业整体结构，在内部营造出纪律严明，积极向上的企业氛围，激励员工进行农业技术创新，在外部，不断的提高企业本身的竞争力，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保持着持久发展的势头。

4结论

篇7

关键词:合作金融;发展路径;内生性;印度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172-02

合作经济在中国的历史也由来已久,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新兴的合作经济与合作金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以辽宁省为例,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农民自主联合、民主管理,并为全体社员谋利益的新兴经济组织。目前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有1万多个,加入的农户成员达到51.6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7%;带动非成员农户118.6万户。由此而来的合作社内部互助融资的问题则十分突出,原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正在进行中,民间非正规的合作金融形式多种多样,这一切都让我们更加关注合作金融的发展问题,印度的合作金融发展历程与路径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印度合作金融概况

印度的合作金融业历史也比较悠久,并且其近些年在金融市场的份额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到2008年,合作银行已占存款市场8%的份额。印度的合作金融体系由初级信用社、中心合作银行、联邦合作银行和土地开发银行组成。初级信用社是乡村级的合作信贷组织,规模较小,按规定十个人以上即可以组织信用合作社,但必须向政府注册登记。中心合作银行是一定区域内初级信用社的联合机构,主要职能是向初级信用社发放贷款,适当平衡辖内信用社的基金,在初级信用社和邦合作银行之间起桥梁作用,同时也发挥一般银行的支付作用,联邦合作银行是信用合作组织的最高级机关,也是提供中、短期贷款的合作金融机构。

印度农村信用合作运动是国家发起的,国有合作制是印度合作运动的最独特特征,到目前为止,政府对于农业合作社的股金资本仍占有7.5%。这种特征成为国家持续控制合作社的方式,官办化,政治化,使合作社丧失了活力,民主自治特征。印度合作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储蓄、印度国家农业乡村发展银行(NABARD)的低息贷款。印度合作金融体系组织机构健全,显著特点是由政府发起组建,政府把合作社看成官方机构的一部分,干涉过多,农民多将信用社视为取得政府援助的一种工具:初级信用社除发放贷款外,还兼营生产、加工和销售等业务。

二、印度合作金融体系的发展路径

合作金融体系指一个经济体内的所有合作性金融机构及其相互关系,通常包括信用合作社,合作银行,各种类型的互融资机构等。内生式自然演进路径最能体现合作性金融机构的自愿、互助、互利本质,也是合作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的一种直接体现。相对于内生性发展路径,外生性制度发展具有政府强制性变迁的特征。如日本和法国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在其形成的初期,就具有了浓厚的官办、官扶色彩,一定程度上履行了部分的政策性金融的职能,也更有效、更为直接地表现为政府的意图。所谓混合式发展路径是指合作金融体系在发展中既有内生的动力,又有政府的引导与扶持,两种路径相互交错、共生共存。这种路径可能是合作金融发展历程中,最初内生自然演进,之后政策扶持引导,再脱离政府独立发展,或者是整个合作金融体系中,某种类型的机构内生式发展,而另外类型的机构则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外生发展,或者进行强制性变迁。

混合式发展路径的优势是合作金融内生不足或有先天缺陷的情况下,政府会适时介入,有利于合作金融健康发展。但缺欠是,有些国家干预过度,则向外生性强制变迁靠拢,影响了合作金融自身优势的发挥。总体来看,印度政府和管理层更注重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因此合作运动以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和增长为主,尤其是农村信用合作社表现出典型的外生性特征,而城市信用合作行业则明显地具有内生性特征。

1.城市信用合作体系的发展路径呈现内生式特征

印度第一个互助援助协会Anyonya Sahakari Mandali于1889年在Vithal Laxman的指导下成立的,也称为Bhausaheb Kavthekar,城市信用合作协会是在社团基础上组建的。1904年,合作信用社团法(Cooperative Credit Societies Act)给予了信用合作运动真正的推动和激励,当年10月第一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团注册成立。在早期信用合作协会中,Bombay Urban Co-operative Credit Society最为知名,它成立于1906年。在1913―1914年的银行危机中,有57家银行倒闭,存款大量从股份制银行向城市信用合作社转移,大量存款从非合作机构转入合作机构,两者的安全性是明显不同的,对后者的偏好部分是因为其地方性和公众性,主要的原因还是与政府大力推进合作社运动相关。

当前,印度共有2 090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占银行业总数的10%,是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政府对UCB也提供支助与外部监管,但其最初的形成与日后的发展还是以尊重内生性需求为主,与RCB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2.农村信用合作体系的发展路径呈现外生性特征

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政府仍然继续支持合作运动。1982 年,印度的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正式成立,这一银行的主要职能是为信用合作机构、地区农村银行以及从事农村信贷工作的商业银行提供再融资服务。

印度的农村合作银行类似于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具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只为社员提供中短期贷款服务的农村合作银行,另一种是专门提供长期贷款服务的土地开发合作银行。截至目前,印度全国共有农村合作银行109 924家,其中农村合作银行109 177家,土地开发合作银行747家,其中合作银行在农村金融业中所占地位逐步提升。印度的合作金融宏观结构为三层结构,第一层结构是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乡村一级的信用合作组织,是印度信用合作体系的基础;第二层结构是中心合作银行,是区域性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联合机构;第三层结构是邦合作银行是印度各邦信用合作的最高机构,其成员是中心合作银行。

印度政府为了鼓励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以出资者的身份参与信用社。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由社员股金、储蓄基金、储蓄存款、政府或其他部门的贷款组成。在印度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中还有一种民间自生的机构――农村金融互助组,它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合作性组织形式。由于互助组能够动员那些不希望储蓄的穷人储蓄,并且能够使集中起来的资金在小组成员间有效地流动,所有互助组成功地为其成员提供了金融服务。为了支持互助组的发展,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于1992年实施了银行与互助组联系工程。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还向参与这项工程的银行提供百分之百的年利率为6.5%的再贷款,并且组织银行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和对话,以宣传这项工程和确保银行官员参与这项工程。

互助组与银行联系的方式主要有四种: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方式是银行直接与互助组联系,对互助组向其成员的贷款提供信贷资助。另一种方式与第一种方式稍有不同,是银行直接支持互助组,但由互助组促进组织向互助组提供培训和指导,并监督互助组的执行情况。第三种方式是由非政府组织和互助组促进组织充当银行与互助组的中介组织,银行与互助组的联系是间接的,非政府组织与银行签订合同,承担向银行还款的责任。第四种方式是银行根据互助组和非政府组织的推荐,直接贷款给互助组成员。

但是由于外生型制度下成员缺乏参与管理的积极性,缺乏专业的公司治理,政府的政治性干预,使得大多数合作社经营不善,效率低下。农业信用合作机构在数量扩张上是令人满意的,但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和经营性不足。表现为信用循环较差,资源利用不善,借贷无效,恢复困难。UCB(城市合作银行)与其他类型的银行相比,机构总数连续递增,已经达到1 800多家,但存贷款增速却是逐年递减的,而且在印度的金融市中所占份额比较低,自1990―1991年度的 3.3% 稳步增长到1999―2000年度的6.6% ,在此之后又回落到2005―2006年度的 4.8%。

与UCB同样,RCB(农村合作银行)的市场份额也呈递状态,这与印度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商业性金融有了较大发展,政府推动银行与合作社经济之间的合作,也使得RCB的业务量增长有所放缓。最近,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对Karnataka ,Andha Pradesh和TamilNadu三个邦实施联系工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与银行有联系的互助组经营效益和效率都有所提高。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和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的金融供求失衡问题不容忽视。而合作金融本身具有的不同于商业性金融的非盈利特性与这一供求缺口的特质具有极高的吻合度。作为一种内生性的制度安排,在合作金融的发展进程中,政府的支持及引导应当适度。就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而言,制度失灵与市场失灵共同存在,需要政府的引导与规制,而促进合作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是当前一条切实可行的措施。因此,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进程中,必须体现这一原则。

中国的合作金融机构总体规模不是很大,但类型繁多,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各种形式互助会,融资互助组,合作社内部的互助融资部门,其发展路径不宜单一化。

篇8

关键词：农村合作社；家庭；收入

中图分类号：F276.2文献标识码：A

2007年10月，我们组建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合作社成立的影响因素分析》课题组，随后这个课题在东北农业大学立项成功。我们围绕这个课题的研究内容进行了理论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了30个与课题有关的指标，进而设计出了含有四个方面共32道题的调查问卷。

双岔河镇双泉村位于绥棱县城东北方向45公里处，地处平原，耕地总面积2万亩，居民555户，共2，200人，人均收入1，500元左右，村集体收入100万元/年，有一条水泥板路通往县城。该村主要种植大豆，有25年的种植历史，农业收入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更好地了解村民对于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看法及成立合作社存在的问题，我们的调查采用了“访谈+问卷”的形式分层次进行。调查对象是该村农户，共计32户，按照家庭年收入分为四层：第一层为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农户，共计3户；第二层为1～2万元的农户，共计10户；第三层为收入在2～6万元的农户，共计11户；第四层为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的农户，共计8户，比例为3∶10∶11∶8，基本符合了该村整体的收入分布情况。

一、农村合作社成立的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要说明的是，双泉村目前还没有成立农村合作社，但我们认为有必要成立。前面也介绍到了该村完全以种植大豆为主，如果该村成立了专业的大豆合作社，对大豆生产及销售的各环节进行有效组织和指导，将会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但是，现在该村还没有成立合作社，根据调查有如下一些原因：

（一）当地环境方面。政府宣传不到位，支持力度不够。我们在进行实地考察时，当被问到“是否听说过‘农村合作社’一词”时，90%的人把它等同于，经过我们解释之后，了解了新型合作社的原理、运行模式、利益分配机制等具体问题后，仍有近40%的人对合作社持否定态度。当然，在调查过程中也有两户人对“农业合作社”有独特的见解，他们甚至就该村的具体情况与我们交流，这也让我们惊讶不已，但是他们只是很少一部分。农村合作社不是只为少部分人谋利的组织，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乃至全村人服务的组织，因而必须要让其他的多数人也了解到“农村合作社”及其内涵。

（二）农户的基本特征情况和其生产经营情况对于参与合作社行为的影响。农业合作社的最小组成单位是家庭，一个家庭是否加入合作社，我们觉得最主要的因素应该有家庭总人口、总劳动人口、总耕作面积、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以及户主的基本情况，如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经历等。

1、家庭总人口。我们发现，家庭总人口越多，对农业合作的支持率越高。家庭人口数目与参加合作社的支持率之间是同向变动趋势。一个家庭的人口越多，一方面它与外界环境发生的联系也就越多，接受信息越广，外界对家庭的影响程度也就越大，从而对其决策的影响也就越大；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已经认识到应该解放出土地上的非必要人力资源来投入到其他工作中，以获得更高收益。

2、家庭总劳动人口。家庭总劳动人口数量是家庭总人口数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当前我国处于农业不发达阶段，劳动人口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其他要素所无法比拟的，故而需单列出来，农业合作社的本质就是规模经济在农业生产领域的运用。如果一个家庭的劳动人口足够多，对外源劳动力需要很小，那么这个家庭对于参加合作社就不会表现出多大热情。结合我们的调查，也得到了相同结论。

3、家庭的总耕作面积。总耕作面积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农机、化肥、农药、灌溉等的数量。如果耕作面积足够大，农户自己就足以降低它的生产成本，销售农产品时，也具有比其他农产更大的规模优势。此时，农业合作社的优势也没有表现出来，故而该因素与农业合作社的支持率是倒“U”型分布，如图1所示。（图1）

4、家庭年总收入及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农村家庭的收入主要是靠出售农产品获得，我们在调查时，全部以毛收入来统计，也就是说，农户的年收入与农产品出售时的价格和其总产量成正比。合作社在生产和出售产品时，能把零散的农户整合起来，使农户能以尽量高的价格出售。因而收入高的农户因其总产量比较多，对参加合作社会有更高的热情。另外，较高的收入可以使农户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关于合作社的信息，从而使他们在思想上更加灵活开放，这也是我们调查时真实感受到的。但是总收入、总产量与总耕地面积在农村环境中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其收入越高，其耕地面积也就越大，当其耕地面积大到足够产生规模效益时，其合作意愿就会降低。故而总收入在6万元以上这个层次的支持率略微下降。但是，农业收入所占比例越高的农户就会越期待产品价格上升，因而其会越支持合作社。如果我们使用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这一指标，这种变动趋势会更明显。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高，对合作社的支持率越高。这也说明了对农业收入依赖程度越高，越积极参加合作社。

5、户主年龄。一般认为，年龄与其学历呈反向变动趋势，其越年轻、学历越高，接受新生事物和新信息也就越快，也就越能够理解新型合作社的优势，其对合作社的支持率也就越高，反之年龄越大，其理解新型合作社的程度也就越低，合作意愿也就越低。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劳动能力逐渐降低，也就促使其合作意愿升高，因此户主年龄与合作社支持率呈“U”型分布。

6、户主文化程度。由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采集样本不够，所以忽略其对该指标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户主文化程度与合作社的支持率呈同向变动关系，文化程度越高，越支持合作社，参与意愿越高。

7、户主有无外出打工经历。统计结果显示，有外出打工经历的户主，由于接触过农村以外的环境，信息面广，对新信息接受比较快，其对合作社的支持率明显高于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户主。

8、对现有为农服务组织的满意度。农户对现有为农服务组织的不满意程度越强烈，其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就越强。

此外，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与农民的亲切交谈还了解到其他一些情况，如有的农民认为近两年大豆价格波动较大（2006年平均1.208元/斤，2007年平均2.15元/斤），收入不稳定、种植风险大等问题可以通过加入合作社来解决，也有一些农民认为加入合作社之后实行大型机械化作业，自家的大量小型农机投入无法实现价值，还得负担大型农机费用，因此不愿加入合作社，等等。

二、影响因素总结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各指标对于农民参与合作社行为的影响作用如下：

1、政府支持、宣传力度＋

2、家庭总人口＋

3、家庭总劳动人口＋

4、总耕地面积－

5、转租耕地面积－

6、家庭总收入＋

7、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8、户主年龄0

9、户主文化程度＋

10、户主外出打工经历＋

11、对为农组织满意程度－

12、农产品价格波动＋

13、小型农机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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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机合作社；发展；探讨

中图分类号：S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532141

1 农机合作社的优势

农机合作社能有效整合农机资源。农机资源得到了整合，不仅提高了农机使用率，因闲置、无序竞争而带来的问题也得到改善。农机合作社作为农机资源的基地，根据作物成熟的先后实际情况，统筹部署，组织连篇作业，提高作业效率。如“三夏”的到来，农机合作社组织开展跨区作业，不仅为粮食丰收提供保障，还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增产增收得到双重保障。就资源配置，需要展开详细阐释一下。

目前吉林省农机合作社的经营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农机户（主要是农机大户、农机经营能人）之间的联合；农机大户和种田大户之间的联合；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联合；基层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协作，主要是乡镇农机服务中心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组建，为当地农户提供育秧、代耕、代种、代收等产前、产中和产后一系列作业服务。这4种类型是吉林省农机专业合作社的主体，也初步显现出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目前这4种不同的农机合作社经营主体，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求，有效地弥补了农户小规模经营体制的不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我国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30多年来，我们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奔小康，经济快速发展。发展的同时，显示出的部分弊端，需要改进。例如，小规模经营主体难以抗拒技术、市场、自然等风险，那么合作社成为发展的必然。农机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功能，技术承包、作业承包、代耕代收、租赁承包、跨区作业等形式的服务，规避了以为主体的小规模经营体制的弊端，解决了农机专业化和规模化的问题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产物，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农机合作社为农民与政府搭建桥梁。在生产过程中社员出现的一些问题，农机合作社可以有效的传达给政府部门，政府部门能对实际问题得到进一步了解，从而制订或更好的完善政策，对决策进行贯彻落实。合作社根据政府颁布的政策进行宣传并推行，使农民从中获益。

农机合作社能有效摆脱单一机械化作业。虽说农机得到了普及，但是受各种因素制约，每个农户不可能拥有各种功能的农机产品，大多数农户都是单机作业，这就是全程机械化的主要制约因素。而农机合作社有如一个农机“超市”，可以把各种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农机有效组合起来，进行统一安排管理。进而有效开展从耕整、种植到收获一系列全程机械化服务。

对于新农机、新技术的推广，农机合作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机合作社通过开展培训与讲座等方式，结合乡镇、农机推广部门及生产企业，对农户进行系统的培训，开展多种形式的演示会、推广会，使农户对新型农机产品得到进一步的了解，掌握新技术的使用。

2 农机专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尽管农机专业合作社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但是由于大部分农民的文化程度不高、思想落后、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再加上市场上越来越多专业合作社的涌现，造成的市场竞争激烈、资金融合途径有限等因素，这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使之能更健康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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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所要界定的中介组织是指经济生活中的中介组织。对于这一特定范围内的中介组织的含义,学术界已作过较多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是:

(1)中介组织或称市场中介组织(MarketintermediaryOrganization)主要是指市场经济中,在企业和企业、企业和市场以及企业和政府之间发挥联系和沟通作用的社会组织或经济组织。大体上可以分为中介交易机构;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出现、为交易双方提供公证、仲裁、监督等服务的组织机构和行业性的社会监督组织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中介组织的特点和作用分别是:第一类是顺应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通而产生的,是市场体系的直接组成部分;第二类是依据各种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经济往来中所涉及的各种权利或义务,实施社会化服务,以减少经济纠纷,规范市场主体经济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第三类主要是围绕市场主体协调社会关系,侧重在维护本行业、本集团利益的基础上,为加强行业内、集团内的协调,沟通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服务,并常常起到社会和政府沟通桥梁的作用,其目的是为本行业、本集团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①。

(2)市场中介组织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市场中介组织就是为市场主体提供各种服务的社会化组织;从广义上讲,在市场经济范畴中,从生产到消费,一切为其服务的机构都纳入市场中介组织的范畴。以农村市场中介组织为例,主要有以国家的经济技术部门的隶属单位在农村设立的服务机构;以合作社形式设立的各类服务组织;以部门、集体及个人形式组建的商业机构和以某项生产为中心,由专业户组成的民间经济、科技组织等四种形式或类型②。

(3)市场中介组织就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经营者以优化资源配置、最佳组合生产要素、取得最好经济效益为目标,以劳动联合、资产联合、技术服务、权益保护为合作方式,自愿组成的群众性经济组织。

中介组织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中介组织既可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又可视作一种“行动集团”。(2)中介组织与本文所介绍的从经济组织的多样性角度区分出的“中间性组织”是一致的,二者名称上的不同是由于认识的前提和角度不同造成的。(3)中介组织或中间性组织,作为市场经济下的一种“制度安排”或“行动集团”,其形成及稳定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这就是说,由于资产专用性以及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不确定性与不完全信息等原因,致使交易在某些情况下由市场、企业、政府三种经济组织之一来协调,势必产生“失灵”或“不合算”,只有采用中介组织或中间性组织,才能使交易费用最低。简言之,中介组织亦可称中间性组织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有关交易主体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而选择的一种与市场、企业、政府组织互补的“制度安排”或“行动集团”。

二、农业中介组织的基本类型及其特点与现实形态

根据中介组织的内涵,农业中介组织有两种基本类型,即:准市场、准企业性质的中介组织和准企业、准政府性质的中介组织。这两种类型的农业中介组织具有不同的特点,相应地,其现实形态也应有所不同。准市场、准企业性质的农业中介组织具有以下特点:(1)这种组织处于农户的生产与市场需求衔接的中间环节,为农户的生产与市场需求的对接提供中介服务。(2)从交易角度看,这种组织充当农户与其他有关交易主体交易中介的角色,起着农产品和(或)农业生产资料交易组织者的作用,将农户与其他交易主体之间的直接交易转变为组织化间接交易。(3)经济活动的一体化程度介于纯粹的市场和纯粹的企业之间,即比纯粹的市场高,但又比纯粹的企业低。(4)联合个体在组织内部按合作方式行事的同时并不丧失其原有的地位,最为明显的是农户仍然体现为“剩余索取者”,在此前提下结成利益共同体。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把握这种中介组织的现实形态。

这就是,当我们的观察点是农户的生产与最终产品市场如何衔接时,那么,“市场+农业合作社或农民协会+农户”、“市场+公司+农户”、“零售市场+专业批发市场+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中的农业合作社、农民协会、专业批发市场、企业(公司)等组织形式就是这种中介组织;当我们的观察点是农户生产与中间产品市场如何衔接时,那么,“公司+农业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民协会+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中的农业合作社、农民协会等组织形式就是这种中介组织;当我们综合考察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如何衔接时,那么,“市场+公司+农业合作社或农民协会+农户”这种模式中的公司、农业合作社、农民协会就是这种类型的中介组织,所不同的是这里存在两种主体不同的中介组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公司和专业批发市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但当二者纳入到“市场+公司+农户”、“零售市场+专业批发市场+农户”这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之中时,客观上起着联结农户的生产与市场需求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农户交易的中介,所以实际上起着本文所指的准市场、准企业性质的农业中介组织的作用,因而可以将之理解为这种中介组织。这也就是说,尽管公司、专业批发市场等实体是典型的企业组织,但当其介入市场农业的组织经营过程之中后,对市场农业的发展客观上起着“制度安排”或“行动集团”的作用。

当然,这种作用是以其行为方式的相应调整为前提的。为了将实际上具有这种中介组织作用的公司和专业批发市场等企业组织与没有这种作用的企业组织区别开来,本文倾向于将之称为“龙头企业”。由此可见,市场农业中的准市场、准企业性质的中介组织主要有农业合作社、农民协会(专业和综合的)、“龙头企业”等现实形态。准企业、准政府性质的农业中介组织的特点是:(1)这种组织处于农户与政府联系的中间环节,为农户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中介服务。(2)经济活动的一体化程度介于纯粹的企业和纯粹的政府之间,即比纯粹的企业高,但又比纯粹的政府低。(3)这种组织在某些方面发挥着政府的作用。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这类组织并不多见,特别是纯粹的准企业、准政府性质的农业中介组织难以找到。也就是说,这种组织的现实形态在当前来看只能主要从一些综合性的农民组织的功能方面来认定。现有的一些综合性的农民组织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发挥准政府的作用。这方面的代表性组织有日本的农协和美国的农业行业协会。

日本农协具有非常完备的组织体系和分工合理的高效管理体制。这主要体现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采取“三段制”,即:市、町、村设单位农协,都、道、府设农协联合会,国家级设农协全国联合会,而且每一级组织都与行政组织相对应,因此在总体上看,几乎将全部农民组织起来了,实现了农民的高度组织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认为它具有准政府的性质。因为各种经济组织的功能范围都是有限度的,在现有的认识程度上,严格来说,能够将一国的农户几乎全部组织起来,加入到某一组织体系之中,只有政府这种组织才能做到。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政府的等级管理体制才能把大范围的市场交易行为转化为内部管理交易行为。在上述两类农业中介组织中,准市场、准企业组织的制度运行成本更低。这是因为,根据农业生产的根本特点及其对农业经济活动制度安排的限定,由企业或政府来组织农业经济活动的管理交易成本或计划管理成本很高,并且政府与企业相比,显然前者的内部交易成本要高于后者。

由此可以推论准企业、准政府组织也有较高的制度运行成本。这也正是我国历史上实行的政社合一的体制之所以解体的主要原因。而准市场、准企业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既非完全的市场交易关系,也非完全的管理交易关系。较之于纯粹的市场交易,准市场、准企业组织内部由于共同计划和组织成员间相互依赖、长期关系的多样性契约安排,使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等因素的实际影响程度大为降低,因而具有较低的市场交易成本;较之于纯粹企业的内部科层制度,由于参与准市场、准企业组织的农户并不丧失独立性,还有相当的剩余索取权,因而具有较企业更低的管理交易成本。并且,这种组织形式下的市场交易成本在制度运行成本中占较大比重,但其绝对数值比市场组织下的有较大节省;同时,这种组织形式下的管理交易成本并不比市场组织下的管理交易成本高出许多。所以,准市场、准企业组织的制度运行成本应比准企业、准政府组织的更低。因此,准市场、准企业性质的中介组织是农业中介组织发展的主导方向。

三、农业中介组织发展的主导形式

根据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及其未来趋势,本文认为,农业中介组织相应的主导形式是“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协会和农业合作社。其原因或依据可简述如下:

1•在农业市场化的起步阶段,体制转轨和经营机制的转换是我国农业的中心任务,其关键是广大农户的经营决策和经营行为要由以计划为导向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由于这个阶段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农户的市场意识和经营决策能力还很不适应,因此,农户经营要与市场需求衔接起来面临巨大困难。也就是说,这个阶段的突出问题是农户普遍地陷入难以独立做出经营决策的困扰之中。这就客观上需要一种能帮助农户决策并带动农户开展商品生产的组织,而“龙头企业”这种中介组织形式正好可以适应这种需要。因为通过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产销协议,农户摆脱了市场不确定性和自身决策能力不足的困扰。所以,这个阶段农业中介组织的主导形式是“龙头企业”,其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农户经营与市场需求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