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有业内人士分析，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数易其稿且迟迟难定的原因在于各部委都有各自的思路和考量，特别是国资系统两大出资人――财政部和国资委。而两者的态度和分歧又往往为外界所关注和津津乐道。

今年年中，财政部披露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时间表：2014年研究国企改革总体意见;2015年启动几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试点，印发混合所有制等实施办法;2016年到2020年分批完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等。

在财政部的积极表态下，随后国资委也推出了“四项改革”方案，并引起了比之前表态更高的关注度。在外界看来，手中掌控着众多企业的国资委的改革举动毕竟还是“更有看头”。尽管试点方案让不少人大呼“失望”，但已经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层面披露的最详尽的改革方案了。

日前，记者就国资国企改革中财政部和国资委各自的改革思路和职责定位等问题专访了江苏省镇江市国资委副主任谭浩俊。

《新理财》：国资委和财政部门未能完全达成共识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谭浩俊：按理来说，在改革问题上，无论是国资委还是财政部，都不应存在分歧，至少，不应出现观点和看法明显不一致的地方。但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两家在很多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看法也存在较大差异。说到底，还是立场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看改革，站在什么立场讨论改革方案。应当说，两家在改革问题上都有合理的地方，也都存在不合理的方面。而归根结底，则是权力分配问题。财政部希望更多地在规则制定上具有足够话语权，让国资委重点在考核和监管方面做工作，而国资委毫无疑问不会将规则的制定权全部放给财政部。不仅如此，和社会保障部的关系也是很微妙的。中央决定由马凯同志担任国企改革的牵头人，说白了，也就是为了协调好几大部门的关系。我认为，在财政部也有监管企业、也承担着监管任务的情况下，如果规则制定完全由财政部来负责，不太合适。除非财政部不承担监管任务。但从现实来看，又似乎不大可能。所以，两家还是应当坐到一起，共同商量规则的制定，并按照企业不同情况，明确具体的监管任务。

《新理财》：有分析认为，国资委的改革思路是主张在增量上做文章，而财政部门则是更希望盘活存量。您如何评价这种改革思路？

谭浩俊：两种观点都是单一的，是不可行的。既然是改革，不仅存量要改，增量更要改。考虑到目前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吸引增量、盘活存量的方式，像中石化的改革就比较容易受到投资者的欢迎，也可以取得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关键在于，要做好资产评估工作，避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新理财》：但是其实中石化的改革样本当初也是引发了质疑，再加上中信国安的改革方案，围绕其中的争议基本都是集中在对改革的两点担忧上。首先，这是不是一场私有化的改革，国有资产会不会变相流入所谓的权贵阶层。

谭浩俊：上一轮的国企改革，反映最集中、最普遍，也是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特别是地方在改革过程中采用的经营管理层收购方式，更是公开性和透明性极差，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更严重。

但是担心改革就是私有化，是思想僵化的表现。需要把握好的是，改革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失，要选合适的投资者。中石化的改革是值得推广的，但又不是每个企业都具有这样的条件的。改革怎么推进，还是要实事求是、因企而定，切不要搞“一刀切”。

《新理财》：其次是，如何消除民资参与其中的重重顾虑？

谭浩俊：民间资本对参与国企改革有顾虑，主要还是因为政府不放权，没有真正想引进战略投资者，使民间资本投入的钱变成了财务投资，而不是战略投资，董事会、监事会等也都是在政府的掌控之下。

所以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进行，选什么样的战略投资者，转让多少股权，以什么方式转，都由企业按照市场化要求进行，而不是政府的意志进行。还要操作程序阳光透明。切不可私下交易、暗箱操作，尤其不能在没有程序的情况下进行操作。要消除其他所有制资本的顾虑，切不要在改革过程中为了一时之需，将战略投资降格为财务投资，使其他所有制资本的参与热情受到影响。

《新理财》：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上升为国家战略，目前多个省市出台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比如，有的省份提出到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还有的省份提出5年左右使70%左右的国企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有的地方提出到2020年混合所有制比重达到60%左右，等等。从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数字，不过混多少和怎么混完全是两个概念吧？

谭浩俊：我认为，制定目标要充分考虑实际，而不能是“拍脑袋”的决定。改革需要有目标，但不是随便下的。能否建立混合所有制，建立什么样的混合所有制，需要依据不同企业的不同实际。上一轮改革拼速度、拼效率的教训必须吸取。改革还是要尊重实际、尊重员工的意愿、尊重企业的前景，不能由官员来确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对不同企业，应当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能放的放掉，能混合的混合，而不是一个混合比例是多少。因为，能不能混，还得看社会资本的态度。混合以后是否就一定发展得更好，也要看以什么样的方式、与什么样的对象混合。“拉郎配”是混不好的，还会把企业送上绝路。

《新理财》：混合所有制改革究竟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和结果？

谭浩俊：资产证券化、企业整体上市，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但是，在这些已经公布了方案的省份，是不是能在提出的时间内完成整体上市和资产证券化的目标，不仅要看企业的态度，更要看市场的态度。想一想，目前IPO排队的企业有多少，能否在三年内消化完毕都是问题。如果再有这么多企业整体上市，资本市场能否承受，资金能否承受，都是一个问题。更何况，中央企业也在谋求整体上市，那需要多少资金支持。上市也需要积极稳妥，需要循序渐进，不要搞，企业不允许，市场不允许，投资者更不支持。

篇2

现在国企经济形势向好。先从国有企业运行状况看，6月份以来，主要指标呈现回暖迹象。上半年交通、化工、电子和电力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幅较大。而曾经严重亏损的煤炭、钢铁行业开始扭亏为盈。

反腐败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扫除障碍，而数十家央企负责人调整，也为改革提供组织上的准备。同时，资本市场的相对稳定，其流动性、流转性为改革提供了资金保障条件。

最近在吉林调研时指出：“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调研中，总书记多次强调，“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

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方向、重点和标准，似乎都出来了。

文件出台自然要考虑做好工作，化解矛盾。根据对目前难点问题的观察和梳理，不难发现很多改革措施与部门利益调整有关。为什么需要改革顶层设计？第一，市场经济发展必然伴随利益多元化的过程，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防止社会失序和矛盾激化，需要一个健全的治理体系，这实际上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第二，当前经济社会领域暴露出许多问题，要奔着问题去，现在有些问题没有见底，局面常有变化。第三，因为改革涉及到不同层面的各类矛盾，实质是权利和资源的调整与重新配置，从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一次资源的重新洗牌。

利益关系本身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这就需要将相关的难点问题置于同一个框架之中。只有进行改革顶层设计，才可能形成可行、可操作、有效的改革方案。这既是改革顶层设计的困难所在，也恰是其魅力所在。所以，顶层设计，需要总揽全局，统筹兼顾，收放自如，相互协同，蹄疾步稳，有序发展。因此 ，改革大幕一旦拉开就不能回头，锅盖揭开了，如果夹生饭，吃了会不舒服，不如多焖一会儿。好饭不怕晚， 所以反复斟酌后再择机出台也不晚。

实际上，虽然顶层方案目前还没有出台，但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已有22个省、区、市国企改革方案出台，这些方案也透露出了国企改革的一些信号。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推进企业改制上市是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实现混合所有制的重要路径之一。在22个省、区、市的改革中，推动国有企业上市均占据了大幅篇幅，有些省份还提出具体的上市计划。

篇3

记者要多引导、多呼吁有利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正能量。对于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的国企改革，意识形态比实操层面更重要。

――李保民

国资改革领域专家、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巡视员李保民博士近日就国企改革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

李保民长期从事体制改革和国资监管研究工作，曾任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党委书记、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等职。采访过程中，李保民提醒记者多引导、多呼吁有利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正能量。对于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的国企改革，“意识形态比实操层面更重要。”59岁的李保民直言不讳。

改革方案为何推迟

《中国经济周刊》：国企改革方案是社会热议话题，一再传出将要出台的消息却迟迟未，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何时有望与大家见面？

李保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一个由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牵头，多个部委参与制定的“1+N”的一揽子方案。关于改革方案的公布，时间必须服从内容。我认为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初始时期的一种转型攻坚时期，从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体制、投资体制都要围绕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深化改革。这个时期对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要符合实际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经得起实践推敲，审慎而稳妥地推进。如果各方认识达成一致，文件的出台就会很快。

舆论关注改革方案的时间表，说明大家对改革的愿望比较强烈和急迫，但我认为改革过程中的操作性的规范程序、建设性的前瞻思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引导（的问题）可能比出台时间本身更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新的顶层设计需要明确哪些新的问题？方案决策进程中哪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化统一？

李保民：一是新的要素。今天的生产要素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包含马克思说的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传统三要素，还包括技术、专利等新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对这些要素如何评估、考量，并作价入股，体现了方案设计者的智慧。生产要素的充分优化配置，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重大问题的清晰界定。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在搞混合所有制时除了“招、拍、挂”之外，还有哪些漏洞需要我们在新形势下防范，特别是技术、品牌、信誉等无形资产，怎么避免各界关注的国有资产流失，在资产流失和资产流动之间，在职工入股和私有化之间，需要有清晰的界定。不能再炒作概念、上纲上线，而是每个具体的案例依托改革方案都能找到解决之道。

改革一定是不易的，让所有人都接受的方案是不可能的。能把握住大的方向，并让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案就是一个好方案，当然方案还要在发展落地中自我完善。

寻找盘活存量资产的商业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全国有13个省市明确今年将着力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总理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这是否是改革的破题关键所在？

李保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试点是一种有益的深入探索，可以进一步强化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根据长期的研究探索，目前营运和监管国有资产的主体主要有五类公司形态：第一类是主要做增量的资本投资公司，此类企业根据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来考核。第二类是主要做存量的资本运营公司，也叫资本经营公司，比如诚通控股和国开投，这类企业在扭亏增赢和并购重组过程中，重新整合包装现有资产，再去市场运作，效果非常好。第三类是控股公司，此类公司作为参股后的股权持有人，利润也很可观，像北京控股，天津泰达等就是这样。第四类是集团公司打造成实际上资本运营公司，比如宝钢、中航工业等具备各类资本运营职能、拥有若干金融牌照的实体，这也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然带动的产融结合。第五类是有一定特殊使命的综合性公司，诸如中信，直接归属国务院管理，有点像新加坡的淡马锡。

当前国有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在“钱少人多机制不活”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无论是改组若干家资本运营公司，还是重组若干家资本投资公司，更多都是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探索出一种优秀的商业模式，从而找到一条解决国有企业“钱少钱从哪里来？人多人到何处去？机制不活怎么转？”等问题的道路。

改到深处是产权

《中国经济周刊》：推进产权多元化的现实路径在哪儿？

李保民：改到深处是产权，产权多元化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有效的保障制度，这是企业抵御风险比较好的方式，这在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验证。纵观世界500强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股权多元化的。我认为下一步推进产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按照基本经济要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投资体制改革是利好消息，由于没有明确投资目录的细则，即哪些行业能进、哪些行业不能进，因此虽然新、旧“36条”都明确提出法无禁止皆可为，但现实中仍然存在阻碍，所以壮大非公经济的潜力依然巨大。

第二，引进外资外商，更要通过引进资本来引进机制。大家现在对产权的认识越来越清，但人权的力量没有认识清楚。当资本力量越来越大时，就需要健康合理的机制保障合理人权，约束不合理人权。引进外资外商时必须要注意到，引进资本不仅仅是引进产品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体制和机制，到底怎么做。

第三，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战投的作用毋庸置疑，并且国有企业目前具备引进社保基金、保险、理财、证券、外汇储备等各类战略投资者的条件。

第四，职工个人投资入股。混合所有制经济让职工入股，形成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最大的亮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在一些行业已经试行过职工持股，今后的职工持股过程也要注意连股连利又连心，特别是要一企一策，避免一刀切。

第五，是经营管理者可以持股，而且可以较大比例持股。我们鼓励大家全员持股，但是反对平均持股。如果是上市公司可以开展股票期权，央企则要破解高层经营管理者和行政官员间的交叉任免问题。

第六，生产要素作价入股。三中全会强调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造福人民，这些生产要素如何作价入股，国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拿出具体办法来。

第七，发展和完善职工持股会。可以通过交给工会代管、单独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交给中介机构托管、采用“顶名制”方式持股等四种方式实现。

第八，是国有产权之间交叉持股。这个操作难度相对较小，像央企和央企之间，央企和地方企业之间都有示范。比如中航工业的第二大股东就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不可能了”

《中国经济周刊》： 怎么看待被广泛关注并夹杂“私有化”非议的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改革？

李保民：从企业角度讲，随着资本力量越来越大，职工个人投资入股是一种非常好且意义深远的利益联系形态，就是常讲的“连股连利连心”。但这种持股在每个企业情况不同，要区别对待。有些企业搞平均持股，有些企业就是高管持股，以德国的一些公司为例，把员工划分为八个等级，前四个等级可以持股，明确要留住这些人才，后四个等级不允许持股，让非稀缺人员流得动。

这里有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职工一持股，马上就有人炒作为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贴上这种意识形态的标签，容易使当事人担心政治风险而不愿推进改革，产生了改革阻力。我认为以现在中国的国资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保障，各类监管条例的制定，以及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等，大面积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可能出现。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有资产放在那儿不用、不发挥效益难道就不是一种流失？现在的员工持股更多是技术、专利、投资等量化入股，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评判，不能说个人一持股就是私有化。

理论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导，解放思想又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这绝非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让思想解放、让观念转变，客观地认识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地新的现象和途径，有的放矢的采取有效措施，而不是一味地被旧的思想困扰着混合经济的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障碍不解决的话，国有企业改革就难以深入进行下去。

《中国经济周刊》：有些民营企业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门槛多、垄断行业准入受限、法律对产权保护不完善，导致他们担心混改后的预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篇4

这种现象并非今年新萌生出来的，中国国有企业大而不强算是一个历史话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新一轮的国企改革8个月之后，国企改革的“实操性”大幕拉开：在中央企业中开展“四项改革”试点，中粮、中医药等6家央企进入首批试点参与改革。

国企改革并不单纯只是让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更重要的是剔除国资中存在的弊端，通过民资的参与来激活国有企业中的良性分子。从此次国企“四项改革”试点政策中，不难看出其正在试图给民资更多机会，创造更公平和透明的竞争机制。

这似乎并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改革激进派认为，这些动作仍显迟缓和缺少公平可操作性，无论幅度还是速度都不能满足彻底改革的要求。

以重庆市为例，重庆市国资平台“投”之一的重庆渝富集团，作为重庆国企改革的试点企业，从今年3月就宣布开启一系列改革尝试，也曾与重庆最大规模的民企――渝商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但作为接盘者的民营企业及社会资本却寥寥，更多的是持观望态度。“民营企业敢接手吗？知根知底吗？而且政府又不会完全退出。”一位民企老板道出了所有民资企业的顾虑。

与政府走得比较近的民营企业，如果能得到政府的承诺，或许会从这次改革中获得机会。但对于更多的民企来说，要保证机会的公平，政府透明化有待进一步提升。“西装进去、短裤出来”这样的结局让大多数民企在机会面前望而却步。

除了透明化，公平竞争也是国企改革中众多民企的纠结点。此前，包括学界在内的对于“国有企业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呼声甚嚣尘上，但上个月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认为这种呼声是完全错误的，是误读。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宋文阁虽然也承认要求国企在短时间内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并不现实也不符合市场规律”，但是“完全可以采取资本逐渐退出的方式，同时过程也必须对民企公开透明”。

上海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提出，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根据发展实际情况，按照市场规则有序进退、合理流动。国有资本虽然不一定要完全退出一般竞争领域，但在一些竞争领域，国企不享受特殊政策，没有行政保护，公平参与竞争，就没有必要退出。

国有运营公司都该国有独资，下属运营的公司则可以根据情况引进非国有资本，比如像铁路，运营部分可以引入民资。

即便是公共服务领域，要确定哪些行业应该推进混合所有制也存在难度。比如地铁，在我国香港地区地铁运营是赢利的，但内地地铁运营却大多是亏损的。此外，很多央企参与了公益性投资和赢利竞争性行业投资，未来要厘清哪些领域推行混合所有制存在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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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声誉；软预算约束；硬预算约束；混合所有制经济；逆向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18-07

一、问题的提出

“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BC）”由科尔奈首次提出，经过学者们长期的研究及拓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软预算约束理论体系，对各国尤其是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今后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对此，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然而，混合所有制是一个复杂的融合过程，需要足够的资金注入，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为了获取资金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可以利用自有资金和无形资产。也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还可以谋求政府支持。此时，资金预算的软硬程度显得十分重要。硬预算约束有助于融资主体规范投资行为，努力降低混合所有制投资成本，提高项目成功率。相反，如果存在严重的软预算约束，容易导致融资主体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混合所有制项目投资，将风险转嫁给贷款主体，诱发外部性问题，从而扰乱资本市场，降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质量。与此同时，软预算约束一直以来都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难题之一。虽然经过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隐形的软预算约束依旧存在，成为制约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障碍。因此，有必要从软预算约束视角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问题，为“十三五”规划目标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动力。目前软预算约束理论已经比较成熟，其体系大体可以分为产生的原因、影响和治理三个层面。

关于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原因，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可以分内生性解释、外生性解释和综合性解释三种，广泛涉及到政策性负担、国有产权和动态承诺不一致性等方面。一是外生性解释。部分学者将软预算约束的产生归因于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等外生因素，例如科尔奈提出的“父爱主义”及争取政治支持，Hillman和Rosenberg提出的保障就业目标，林毅夫等认为的政策性负担。这些学者虽然都是从外生性角度分析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原因，但就公有制是否是产生软预算约束的根源这一问题上。仍存在一定的争议。Li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软预算约束更为严重的原因可能在于公有制，而林毅夫等与Desai和Olofsgard认为所有制与软预算约束并没有必然联系。二是内生性解释。Dewatri-pont和Maskin着眼于经济系统内部。从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视角探讨软预算约束发生的机制，将软预算约束归因于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造成对一个坏项目的再融资。这一分析思路很快被其他学者所借鉴，Segal从垄断视角、Qian和Ro-landt从财政集权视角、Bai和Wang从政企不分视角深化了软预算约束理论。三是综合性解释。谢作诗和李善杰将各种内生性与外生性软预算约束产生原因置于一个包含项目筛选成本和替代选项的动态承诺不一致模型。罗长林和邹恒甫认为过去所有关于软预算约束原因的解释都存在一个“硬”的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其实并不存在。

关于软预算约束的影响，受科尔奈等的影响，人们往往将软预算约束与低效、盲目投资相关联。学者们从多个视角研究了软预算约束对国有企业行为的影响。主流观点是软预算约束会导致国有企业低效。从微观层面来看。主要表现在科尔奈认为的短缺以及Jefferson与Song和Gao认为的在企业重组、投资、公司治理、业绩等方面的低效；从宏观层面来看，Qian和Xu认为软预算约束会危害宏观经济稳定。但Huang和Xu认为软预算约束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取得比硬约束更好的绩效。

对于解决软预算约束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一是以科尔奈为代表的私有化。二是以林毅夫等为代表的消除政策性负担。三是以Segal与Qian和Roland为代表的财政分权、分散化的银行体系、企业重组、新项目的进入和非垄断化等基于内生性的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大多数研究将借贷双方的金融契约看做是一次性博弈和静态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声誉显得无关紧要。在一个更为现实的动态环境下。借贷双方必须要考虑当前决策对未来的影响，进行自我约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每个企业和个人都有自身的声誉函数。在行动中都会关注自身声誉，而声誉作为一种复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会将融资双方的博弈长期化，对硬化软预算约束、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和提升社会福利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借方会认识到获得一个好的声誉会增强未来获取再融资的可能性。贷方会想通过获得一个强硬的声誉来遏制借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加利润。即使没有政府的规制政策。声誉考量也会推动预算约束的硬化。对此，仅有很少的学者注意到声誉在抑制软预算约束上的重要性。Alexeev和Kim认为借方可以通过声誉来了解贷方类型（硬或软），贷方声誉具有抑制软预算约束的作用。同时，与集权的信贷市场相比，在分散化的信贷市场中，声誉能够更好地发挥这一作用。Deviatov和Ickes研究了借贷双方声誉与软预算约束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他们认为声誉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软预算约束的负面影响，但仍能够硬化软预算约束并且提高社会福利。当仅有借方拥有差别声誉而贷方声誉同质的时候，声誉对于软预算约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果引入贷方声誉，贷方为了吸引好的借款者，会倾向于形成一种强硬的声誉，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这些思想和研究方法为软预算约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借贷方声誉。但已有成果仍局限于静态分析，未将声誉置于一个动态环境中考察。

3.惩罚的有效性

惩罚力度、及时性和有效性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声誉功能的发挥。Bulow和Rogoff研究了国家之间的外债问题，认为借款给小国家要以对借方直接有效的惩罚措施，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偿付声誉来支撑。如果贷方能够施加给借方的惩罚力度很低。那么声誉对软预算约束可能就没有什么重要作用。贷方对借方能否进行可置信的惩罚，很大程度上在于整个市场法制建设的完善程度。

三、声誉视角下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中的软预算约束

在中央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各级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纷纷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存在过急和“一刀切”等问题，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严重，逆向选择问题突出，不利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声誉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一）市场经济不成熟，信息不对称严重

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制度建设上已经初具规模。但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制度并没有发挥预期效果。总体来讲，中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企业和政府信息透明度差，公平交易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充斥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市场价格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使声誉抑制软预算约束的功能大打折扣。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涉及到巨额国有及非国有资本的流动，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混合所有制投资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借贷双方声誉行为的收益和成本不对称，导致贷方和借方不顾及声誉进行决策。贷方通过隐瞒信息获取投资资金，当项目失败时利用信息不对称推卸责任，同时由于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和信息传递不顺畅，对未来的项目融资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政府和国有银行等贷方由于其垄断地位也不必担心短期软预算约束行为对未来收益造成太大影响。

（二）政企不分，国有企业投资决策扭曲

一方面，国有企业领导者选拔任用机制不健全，投资决策行政色彩浓重。虽然大多数国有企业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领导者选拔任用机制仍不完善，重要岗位需要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其选拔、考核和晋升都由上级人事部门决定，也就是说领导者的声誉是由政府而非市场决定。这容易导致经营决策行为受行政力量的扭曲，很多情况下追求政绩而不是效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仍承担政策性负担。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国有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政策性负担。哪怕会影响到企业利益。当项目失败时，国有企业决策者可以将责任归于承担政策性负担，由于信息优势在企业一方，政府无法准确判断真伪，导致政府及其控制的国有银行不得不承担一部分改革成本，代价之一是诱发了软预算约束。这主要源于国有产权结构所带来的政企不分。国有企业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经营决策仍受到政府行政力量的影响。

（三）清算成本高

一方面，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其混合所有制改革关系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投资，一旦出现大范围、大规模的失败，将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此时，政府将借贷双方的声誉放在次要位置。助长了企业利用信息优势谋求软预算约束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当前很多行业的市场壁垒依旧很高，一旦进人会产生大量沉淀成本。当混合所有制投资项目在第1期失败时，如果沉淀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即使考虑到声誉因素，政府和银行也继续融资，产生软预算约束。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声誉与混合所有制投资项目中软预算约束的内在作用机理，在一次性博弈中，借方声誉对软预算约束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但从长期博弈来看，借方声誉有助于硬化混合所有制投资中的软预算约束，抑制逆向选择。声誉能够使借方了解贷方类型，并增加强硬的贷方的未来收益。在利率低于均衡水平的情况下，强硬的贷方能够吸引声誉好的借方，比软弱的贷方获得更多的利润，实际上是增加实施软预算约束的借方成本，进而激励所有借方都倾向于强硬，进一步推动软预算约束的硬化。但市场完善程度、清算成本和惩罚的有效性制约着声誉功能的发挥。当前中国在市场成熟度、政企关系和清算成本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影响了声誉抑制软预算约束的功能。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加强市场机制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价格机制，合理界定并规范政府行为，为通过声誉抑制混合所有制投资中的软预算约束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具体包括构建可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坚持市场公平原则，减少市场准入及退出的行政审批程序，给予企业足够的进入和退出自由。防止混合所有制投资项目掉入沉淀成本陷阱；对于易产生沉淀成本的大型能源开发设备和技术等资源，培育统一、有序、规范的二手交易市场和租赁市场，减少项目清算时的贷方损失：加强市场运行的信息化建设，以制度形式促进企业信息的公开化，严惩故意隐瞒、篡改信息的行为：大力发展经理人市场，为国有企业领导者形成有效的外部竞争压力，以抑制其机会主义行为。

（二）健全声誉机制

声誉机制能够通过提供交易双方的声誉信息来降低不确定性，从而硬化软预算约束。与法律机制相比，两者都是约束行为主体的重要手段，但声誉机制成本更低，需要在硬化软预算约束的过程中给予足够的重视。政府要大力扶持声誉中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将其培养成为缓解混合所有制投资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桥梁：构建科学合理的声誉评价体系，确定有效的指标和测量方法，科学准确地测量企业声誉；建立有效的声誉识别机制，采用合理的技术和标准。选择合适的测量工具和方法，保证识别的动态性，以保障识别的准确度和时效性，将声誉差的国有企业排除出市场；国有企业领导者要以身作则。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打造崇尚诚信、积极进取的企业文化，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坚守声誉。

（三）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由于缺乏强制力，声誉机制难以单独对软预算约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需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实现与声誉机制的相辅相成，共同维护好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国有资产投资立法。加强资本市场融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健全金融契约，实现对融资全过程的动态监管，为融资双方提供一个良好的融资法律环境；加大惩罚力度，对混合所有制投资过程中各种有损于国有资产安全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威慑。

（四）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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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车是恒天多年以来的梦想。中国恒天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杰表示，恒天将继续努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新的发展资源，逐步完善公司在纺织机械、纺织贸易、新型纤维材料、商用汽车和工程机械、金融投资、文化地产、资产管理等战略业务单元的漂亮布局。

改革是国企发展的红利，中国恒天的改革动力何在？企业转型升级的奥秘是什么？近日，《国企》记者采访了中国恒天掌门人张杰。

当前国企改革最好的方案是混改

《国企》：恒天集团组建成立以来，立足于中央企业的改革发展，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恒天、怎样建设恒天这些重大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努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恒天主要进行了哪些重要的改革和创新，取得了哪些成绩？

张杰：面对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动荡和纺织行业周期性市场波动的双重考验，恒天集团一直努力“危中思变”，变压力为动力，实施了一系列自我变革。

恒天集团以战略统领大局，近年建立了总体战略引领体系、战略滚动调整机制和实施战略联动格局，确立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在主业方面，公司聚焦纺机核心业务，完善优化纺机产品体系和产业链条，确保了纺机业务综合实力从国内第一向世界领先迈进，发展成为全球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纺织装备供应商。

在管理方面，公司以专业化管理为根本，建立事业部管理体制，强化事业部和战略单元对业务发展规划、业务运营整合、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统筹管理。

在探索方面，公司积极实践和推进混合所有制，通过在部分成员企业引进战略投资者、经营者持股等方式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探索。

在创新方面，改进业绩考核评价机制，初步破除“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体制。

这些年，中国恒天大力实施相关多元化战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新的发展资源，完成了纺织装备、商用汽车及工程机械、纺织生产贸易、新型纤维材料、金融投资、文化创意六大战略业务单元布局。

2008年到2013年，恒天集团资产总额从165亿元增加到580亿元，年营业收入从114亿元增长为450亿元，实现了“从无到有”第一步发展战略目标。

《国企》：中国恒天很早就在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比如在子公司层面引入民资、经营团队拥有股权等。您如何看待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恒天近年来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

张杰：国企改革，市场化是标准，法治化是前提。国企必然要走市场化道路，但可能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走得不彻底。无论是依法治企还是解决市场化的根本问题，最好的方案就是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而且一定要从母公司开始。这是企业市场化的试金石。

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体制方向。国务院国资委明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有效制衡、平等保护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市场化劳动用工制度；三是探索市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四是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五是探索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有效监管机制；六是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机制。

从恒天多年的实践来看，国企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完善制度。既然权利制度不好改，那么就建立高效的利益分配制度。作为处在全竞争性领域的央企，要留住人才，必须采取这样的模式。所以，恒天的一些子企业，经营团队拥有股权。有些人既是股东又是经理人，恒天与经理人成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联合体。

按照权益口径计算，恒天目前混合所有制经济比例达到84%，实际上二、三级公司混合比例达到87%。这些企业大多是社会资本，运营效果不错，平均资本回报率有9%～10%。恒天应该算走在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前列。

“混改”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双轮驱动

《国企》：您曾说国企改革的前提是法治，标准是市场化，手段是混合，您如何看待这三方面的关系？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国务院国资委还明确提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您如何看待法治在深化国企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

张杰：“法治国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企改革的本质。深化国企改革，市场化与法治化相辅相成，没有市场化的法治将出现过多的行政干预，没有法治化的市场也必将产生诸多乱象。无论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还是加强国资监管，都必须以法治为前提。

继续发展壮大国有企业需要在法治环境下进行。国有、民营和跨国公司共同成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而国企现在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决策效率太低，有些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过去，国企的反向约束太多，正向激励太少，没有完全与市场接轨。

所以，依法治企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和突破口。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力，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董事会选聘经营者，经营者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对股东负责。过去，尽管法律条文很清楚，执行起来却有一定难度。

还应看到，过去国企发展存在一些误区，积累了一些问题。其实，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企发展并不代表国企真正的做大做强，报表显示出的业绩一定程度上受到前期相关刺激政策的影响。未来，随着“新常态”的出现，真正的竞争开始，国企将会暴露一些问题。在此背景下，依法治企意义重大。

要想做好一个企业，有两个基础的东西是必需的，即混合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其实也可算是依法治企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方面，过去恒天集团也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比如，实现集团总部向战略管控型总部转型，把事业部做实成为运营管控型的子集团；实施母子公司管理体制，规范子公司董事会运作；集团从EVA、业务和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科技创新四个维度建立绩效评价标准等。这些都要通过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去实施。

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但在中国，真正规范责权利有效对称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对恒天而言，没有以完善的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真正意义上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制度性安排，市场机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积极利用资本市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国企》：最近中国恒天在资本运作与产业调整方面动作频频：去年，中国恒天相继出让了两家上市公司中国服装与恒天天鹅的部分股权；2015年第一天上班，您就到中国银监会去沟通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成立财务公司的事宜；1月20日，中国恒天新能源汽车总部项目在天津签约，等等。请问这一系列举措，预示着中国恒天的下一步将如何规划改革发展蓝图？

张杰：资本市场对于传统国企的改革与发展非常重要。恒天集团出让中国服装的股权，回收近10亿元现金，通过转让恒天天鹅的股份，回收了13.4亿元现金。恒天天鹅股权转让时，有3家民营企业来竞争，协议转让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交易均价，市场分析人士都认为时机和商机把握得很好。而且，两家公司剩余持有的股份也有增值空间。

2014年，中国恒天整体保持了健康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大幅降低，已经到70%以下，虽然离最合理的60%还有点儿距离。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家主要从事机械制造的传统国有企业，必须不断创新才有发展动力，但创新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用资本市场的力量推动科技进步，也是恒天集团的战略选择。

中国恒天期待成立财务公司后，能够提升资金集约化水平，进一步降低资产负债率。当然，纵观全局，资本市场最有效的功能是促进科技进步。

《国企》：您几乎从2008年8月上任董事长，就开始了频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以机械制造板块为例，恒天先后收购了长天九五、立信工业、欧瑞康非织造布设备业务单元等全部或部分股权，其中有民营大佬，也有外资巨头。但发展混合所有制不仅是资本的融合，而且应该是机制和人才的融合。这些年来，中国恒天是如何解决其中可能出现的“混而不合”大难题的？采取哪些正向激励以实现人才融合？

张杰：其实国企搞混合所有制，更多看上的不是民营企业的资本，而是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和灵活的经营机制。中国恒天选择混合的企业，管理能力都不错，只是需要国有背景所带来的资源优势，双方互补，各得其所，所以混合所有制应该鼓励民营企业老板参与企业经营。不过，这还是个普遍问题，混合所有制企业既要保护经营者积极性，又不能违背制度原则，必须小心处理。

企业管理要尊重市场规则，尤其要尊重人力资源的价值规律，因为市场是高度竞争的，人才是流动的。过去中国恒天在正向激励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以高管薪酬为例，集团总部高管与子公司高管的薪酬呈现典型的“倒金字塔”式结构。因为集团总部的高管薪酬由国资委定，而子公司的高管则大部分已经市场化了。所以，中国恒天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跨国公司立信工业是印染设备全球老大，被恒天集团并购后，其CEO年薪是集团老总的10倍。

混合所有制企业一定要注意建立很好的规则制度，吸收优秀的人才。为了提高积极性，中国恒天还将继续探索采取业绩股票、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岗位分红等激励方式，进一步完善与业绩考核紧密挂钩的任期激励和中长期激励机制。除了激励机制，还将完善企业业绩考核体系，健全以EVA为核心的业绩考核体系，提高效益指标考核权重，按照分类考核、对标考核、短板考核要求，用数字说话、用业绩衡量，强化业绩考核的刚性激励约束，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升级，还要建立员工收入分配与市场接轨的劳动力价格决定机制，关键岗位、高端人才薪酬逐步与市场接轨。

恒天“混改”的下一步

《国企》：您说过，改革要以“市场化”为标准，凡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资产结构、管理架构、考核制度、薪酬制度等，都有必要进行改革。请问，下一步中国恒天的市场化改革重点在哪里？

张杰：当前，国务院国资委正在抓紧完善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和涉及全局的重大改革方案制订工作，统筹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踏上新的破冰之旅。我们要加深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思路和路径的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重点在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市场化考核机制上创新作为，以此推动恒天集团可持续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而恒天集团通过管控模式创新，提出建设“价值创造性总部”的模式，即围绕业务领域和业务构成，用“资本投入+人力资源=资产价值+现金流回报”的模式实现总部价值创造功能，通过资产投入和人力资源配比，实现所投资企业资产价值的提升（或上市公司市值）和对母公司的投资回报。

篇7

推进“混合所有制”，既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也符合贵州省国有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混合所有制的生成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优点将越来越充分。以股份制等形式出现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很可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形态。

2013年底，全国90%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占中央企业登记企业总户数的一半以上。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56%、净资产的70%、营业收入的62%已在上市公司。石油石化、民航、电信、建筑、建材等行业的中央企业主营业务资产已基本进入上市公司。从这个角度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处于主要地位。

混合所有制的三大基石

国企改革要在“混合所有制”道路上继续前进，必须奠定三大基石。

首先，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平等竞争创造了条件。不同经济主体若不平等，竞争生产要素就不能按效率原则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因此，创造不同经济主体间平等竞争的条件，保证竞争结果的公正性，体现出效率优先、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竞争原则，是完善市场环境、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目前，多种所有制不平等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垄断行业打破垄断难，政策性限制坚冰难破。我国的行业垄断主要集中在国有资本控制的行业中，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银行邮电、城市基础设施等自然垄断行业。这些行业里，许多企业从创立、成长到发展壮大，都得到了国家资金和政策的有力支持和保护。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且资金实力雄厚，动辄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元，非公资本和非公企业难以插足。垄断行业拥有巨额的垄断利润，要打破垄断很难。

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仍然比较严重。其一是产业比重失衡。总体上看，我国混合所有制的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是：第二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产业结构整体优化调整，但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滞后；第三产业企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等传统领域，在文化、体育、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则缺乏混合所有制经济大规模的推进。其二是金融支持不足。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占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来讲，制约发展的主要矛盾还是资金短缺，缺乏通畅的融资渠道。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中缺少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完备体系，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都不健全，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服务的体系也不完善。

其次，资本市场是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中小企业投融资、企业并购和上市辅导的重要渠道，是混合所有制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平台。混合所有制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产权融合和流动。没有产权的融合和流动，混合所有制就不可能生成，更不可能发展。

发展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有利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有效的监督机制，而且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公司控制权转移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建立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同时，企业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依法履行公开信息披露义务，有利于增强企业透明度，使公司经营管理者接受全体股东和媒体的监督；有利于公司和管理人员形成诚信自律意识，建立高效的企业管理制度。

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发育很不成熟，这严重制约了混合所有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一是市场主体运作规范化程度不高。近几年，随着资本市场的制度和机制的变化，市场化约束日益加强。但一些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的情况是治理水平低、运作不规范，侵害社会公众投资者权益的现象时有所见，已成为影响市场稳定运行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市场主体频繁出现失信行为的冲突日益加剧。资本市场只有通过真实有效的信息，才能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信息披露不规范、不真实、不及时的现象以及各种失信行为，造成了市场信号失真，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降低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多元投资主体之间的投资导向错误，影响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三是市场稳定发展与外部环境因素不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法制环境不配套，立法和司法环境不完善，监管力量和监管威慑力还十分薄弱，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受到较大的束缚。

最后，没有企业产权交易就没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产权交易的实质是信息交易，交易各方信息对等，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形成价格竞争。产权交易客观上使得以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产权市场的发展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资本化和市场化程度得到明显提升，产权市场发现卖主、发现价格的功能进一步显现。通过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充分发挥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了国有企业和各类企业产权的规范、有序、高效地流转。

由于我国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达，特别是由于对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误解，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股票上市的种种限制，使得不同投资主体之间相互投资难以实现。制度建设滞后也导致产权保护的缺陷。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最根本的制度性缺陷是国家为单一的产权主体。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就是要把这一格局改造成为公民和自然人都能够成为产权主体，使产权主体多元化，这样才能顺利促进混合所有制的进一步发展。

混合所有制发展的两个突破口

国企走向混合所有制，有两个关键突破口。

其一，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主要取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调整和优化，加快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推进非公经济发展。

要进一步加快国有大型企业的改制步伐，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尽快消除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为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要推动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吸纳非公有资本进入，积极推进股份制，优化产权结构，解决“一股独大”问题。同时，鼓励公有资本特别是国有资本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参股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真正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以此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只有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才能让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顺利地相互投资和相互融合。消除体制，从根本上说，是要坚持各种经济成分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原则，营造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放宽市场准入：使非公有制企业享有和其他企业平等的投资权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将给民营经济机会，也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可以有效放大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充分发挥影响力。要切实解决非公有制企业市场进入难的问题，原则上，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投资领域，都应向非公有资本开放；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禁止进入的包括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在内的一切行业和领域，都应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结合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允许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或资产重组。

改革审批限制：使非公有制企业得到与其他企业一样的政府行政服务。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在进入新行业、兼并收购其他性质的企业等活动时，往往要经过更复杂的审批程序和繁多的审批手续。这种歧视性审批制度，抑制了社会与公众的创业积极性，使得很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产投资活动难以展开，非常不利于混合所有制的发展。今年以来已经进行的行政审批权取消和下放，即是此次改革的前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多作用。

消除政策歧视：使非公有制企业拥有与其他企业同样的市场环境。非公有制企业难以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如非公有制企业融资难、贷款难，是延续多年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切实采取措施，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使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依法保护私有财产：使非公有制企业实现与其他企业平等的权益保障。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私有财产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正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在一些地方，私有资产得不到必要的尊重，在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等名义下，损害非公有制企业和私人资产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对产权保护的不到位，导致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地位不对等，非公有经济无法得到与公有经济相同的地位和利益。此次全会特别强调了对产权的保护，强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对民资入股国企的促进和推动。

其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发展产权交易市场。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个人积极性的迸发，都是以合理的产权制度为前提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求产权必须流转顺畅，只有建立起产权自由流动的机制，才能实现资本、股权的优化配置和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而国有企业从传统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改造成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只有通过资产的转让、收购、合资才能完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产权结构的不断优化和资产的不断增值，混合所有制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篇8

关键词：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5-0041-04

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高等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制度创新，通过不同形式的资本相互融合和优势互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组合，让企业参与办学，成为办学主体之一，既可有效激发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校企双方的真正融合，又可激发高职院校的办学活力，促进形成高职教育的多元化办学格局。

一、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涵义

（一）混合所有制的内涵

“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来源于经济学。混合所有制是指产权归属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所有者的一种经济形式（非单一公有制或者私有制的经济形式），指的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等不同所有制资本交叉融合的经济形态[1]。

（二）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内涵

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是高校近年来积极探索的一种新兴办学模式。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则是将混合所有制经济学的概念引入职业教育领域而产生的一个新概念和新生事物。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概念是指其出资方式有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与融合形态的职业院校[2]。通过这种引进不同资本主体共同参与办学，增强职业院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破除传统高校的体制机制弊端，促进职业院校的发展。

二、 国内外混合所有制院校办学模式现状

纵观国外高等教育发展之路，许多国家都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吸引社会各界参与办学，以更加有效地配置高等教育资源。例如，新加坡管理大学是新加坡第一所由政府资助的私立大学，该校就属于混合型的大学，既不是纯粹的公立大学，也不是纯粹的私立大学。日本国立大学通过法人化改革，改变学校的运行管理机制，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使学校有更多的办学自。欧美各国的高等教育都呈现办学与投资体制多元化的特征。

目前，国内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可以分为两种层次上的混合，即“大混合”和“小混合”[4]。所谓“大混合”指的是高校法人层面的混合，即高职院校的创办主体有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私有资本、外资等三种资本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是整个学校层面的体制混合。而“小混合”则指的是学校内部二级办学机构层面或具体项目层面的混合。但是，无论是“大混合”还是“小混合”都必须涉及实质性的产权合作或资金投入，且以法人资格出现。

目前，国内高职院校实施“大混合”办学模式的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为公立民办型，以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该校开办之初属于公立性质，经过多次改制最终形成以民间投资为主、管理团队参与、政府引导的办学体制，这种体制使得该校既有公办院校的根基和待遇，又有民营的灵活体制。第二种为公有民营型，以齐齐哈尔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该校办学之初为民办性质，后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启“政校合作”的先河。第三种为民办公助型，以南通紫琅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该校2000年创办之初是一所全日制民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后有直属于江苏省教育厅的教育发展投资中心参与投资，2013年4月获得民办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成为江苏省第一所民办事业单位法人高校，2014年5月升格为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5]。第四种为不同资本合资新办职业院校，以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该校由海南省教育厅、海口农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共同出资举办。

国内部分公办高职院校采用“小混合”型办学模式。例如，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共建实体学院。沈阳职业技术学院与沈阳一家民营独资企业合作，共建混合所有制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学院。

三、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办学困境

（一）高职院校的顾虑

混合所有制可以有效激发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校企双方的真正融合，激发高职院校的办学活力，促进形成高职教育多元化办学格局。但高职院校引入“混合所有制”会改变原来的体制机制，因此，无论是公办院校还是民办院校都有自己的顾]。

公办高职院校对于混合所有制的顾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公办职业院校隶属于政府，完全依靠政府投资，行政化色彩浓厚，对于自身的事业单位性质有一种天然的心里优势，不愿改变其身份；二是公办职业院校担心改革有风险，改革后对学校的国有资产造成冲击，领导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是公办院校担心学校性质的改变会错过一些国家优惠政策，影响学校发展。以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之前该校既享受公办院校的补助，又享受民办院校的优惠，但现在有些优惠政策两边都享受不到。因此，有些公办高职院校对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性相对不高。

民办院校因为本身办学体制灵活，改革的积极性相对较高，但创办者担心混合后失去话语权，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也有自己的顾虑。

（二）企业方的顾虑

长久以来，职业教育与行业需求基本是两张皮。虽然政府十分重视校企合作，也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予以推动，职业院校也有与企业合作的强烈愿望，但企业长期合作的意愿并不高。究其原因，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调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企业以营利为目的，没有义务帮助职业院校培养人才，在与学校合作过程中要长期投入，企业担心大量的资金投入得不到合理的回报。

（三）产权分配、出资方式的困惑

产权制度是混合所有制院校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产权归属和校企双方选择何种方式出资是目前制约混合所有制院校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大多数“大混合”的高职院校产权设计不够合理，只有产权结构多元化才能保证混合所有制院校的健康发展。大多数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民营资本占多数，国有资本所占比例非常小，产权形式过于单一。在出资方式上多以场地、设备等入股，资产评估相对复杂，在混合过程中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没有较好的解决措施。而“小混合”的高职院校多数是名义上的混合，校企双方多以实训基地的混合为主，校方提供场地，企业方提供资金、设备、技术投入，双方对股权分配问题较少涉及。

（四）管理运行机制的问题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采用何种形式管理运行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大混合”高职院校民营资本占大多数，多以企业化的方式管理运行，实行董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以企业化方式管理教职员工，整体工作效率较高，但教职工的利益难以像其他公办院校一样有保证，所以学校的人才流失率较高，师资队伍不稳定，大部分教师评上高级职称后跳槽率较高，办学受到影响。“小混合”院校目前基本上分离管理，校方考核自己的教师，企业方考核自己的员工，工资待遇归口校企双方，校企双方难以实现真正的融合。

（五）收益分配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这决定了高等院校的公益性，而企业的典型特征就是以营利为目的，二者组成混合所有制院校，从根本上来讲教育的公益性和企业的逐利性相互矛盾。对于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校企双方都投入相应的资本后如何既满足企业的营利要求，又保证学校的公益性，如何解决收益分配问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六）法律法规的缺失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尚无明确的法律保护和规范。《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职业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对于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性质、办学体制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混合所有制学校的性质是属于民办非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还是企业法人，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操作层面普遍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国家对社会资本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市场准入、审批管理上设有门槛，客观上导致社会资金难以进入职业院校。在投资政策、权益保护、运行规范方面对职业院校的兼并、合并、转让、托管、举办者变更等问题缺乏具体可供操作的规定，对如何进行资产界定、核算、组织清算等问题缺少明确的制度性安排，法律边界比较模糊[6]。

（七）评价机制的问题

对于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目前没有明确的评价机制，这种体制是否适合高职院校的发展，大多数学校的成功标志是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长。总体而言，缺少内涵式的、实质性的、客观的评价机制。

四、 推动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建设的对策

（一）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

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让企业成为学校股东中的一员。学校的发展与企业的利益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形成命运共同体，校企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也就顺理成章了，职业院校才能真正做到按照行业、企业对人才的需要培养人才，把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当成学校分内的任务。因此，选择合适的合作企业对学校而言非常重要，建议选择与学生就业相关联的行业内龙头企业合作。例如，杭州机电学院选择与友嘉集团合作，宁波机电学院选择与海天集团合作。这样的企业实力雄厚，技术精湛，能够为专业教学、学生实习就业提供好的平台，为校企双方合作提供良好的保障。这种合作方式一方面贴近人才市场，真正了解企业的人才需求，同时在办学初期也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学校的快速发展。

（二）出资方式的选择

对于高职院校与企业的混合，一是建议校方优先考虑无形资产，企业方以资金设备等实物入股。高职院校可以学校的专业品牌、办学资质、师资、技术、管理作价出资，但校方实物入股需要经过上级部门严格审批和相关专业机构的严格审计才行。二是可以采用校方资产以租赁形式出资，此方法可以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要征得企业方的同意。该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国有资产评估等繁琐流程。三是建议和政府部门一起入股，政府部门以协调管理、环境保障方式入股，这样对学校的正常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四是高职院校对于出资入股可以分步骤、分阶段实施，不一定要一步到位。

（三）四权分离式的治理结构

参考国外高职院校体制机制的先进做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可以采用理事会（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运行管理机制，治理结构类似公司的运行管理机制。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教代会，举办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适度分离，董事会主要负责学院运行管理决策，监事会主要负责监督管理，股东大会主要负责学院投资和重大建设，院长及员工则独立负责教育教学及行政事务[7]。以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校在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的建设中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二级学院院长负责制。院企共建理事会，企业人员任理事长，校方任副理事长，为保证企业“主体发言权”和责任担当，企业与校方人数比例4：3，院企双方交叉选派人员参与管理[8]。

（四）建立长效的收益分配形式和合理的退出机制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中校企双方应建立收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意识。为满足企业资本逐利的目的，可以将学费、社会培训作为营利性收入的回报形式。就目前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现状看，企业方将资金投入高职院校的收益单纯从资金上来讲并不划算，但企业方的收益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学校为其提供满足企业岗位需求的对口人才，提供技术上的改革方案等。

高职院校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应该引入合理的退出机制，依据教育法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双方权益和债务。基于办学的公益性，本着对社会、学生负责的原则，一方面对于资本投入、退出机制等方面要做明确的约定，避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建立健全办学资本的流通转让甚至上市交易、抵押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转让方、受让方的资质要求做出明确的规范，才能促进办学的长期健康发展。

（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探索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但针对这个领域我国目前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需要国家进行完善。国家要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鼓励高等职业院校迈出第一步的积极探索，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完善适合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发展的法律法规。

（六）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进行内涵式评价

对于探索阶段的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评价体系的指标要不断调整，以适应实际的需要。只有引入合理的评价体系，才能正确引导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发展，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直到步入正轨。

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是我国经济制度改革在教育领域的深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大势所趋，激发各种社会积极因素参与职业教育发展，有利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和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针对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多种困境，鼓励高职院校走出去，探索新兴有活力的办学模式和管理体制，为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提供切实可靠的现实依据。

参考文献：

[1]厉以宁.中国道路与混合所有制经济[J].中国市场，2014（23）：2-21.

[2]高文杰.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内涵与意义及其治理分析[J].职教论坛，2015（30）：6.

[3]强俊.公立高校“转制”：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130-146.

[4]王寿斌，刘慧平.混合所有制：高职改革“市场化”探索[J].教育与职业，2015（2）：27-28.

[5]陈斌，唐永泽.民办高职院校实施“混合所有制”的探索与思考――以南通理工学院为例[J].职教论坛， 2015（3）：78-81.

[6]阙明坤，潘奇，朱俊.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困境和对策[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8）：30-32.

[7]明航.民办学校办学模式：产权配置与治理机制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149.

篇9

中国正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赡养老人的负担在地区和部门间的分布很不平均。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缺少有效的和可持续的国家养老金体系。世界银行1997年的报告指出了中国现行养老金体系的两个主要问题:近期的国有企业养老金负担和长期的由人口快速老龄化而引起的问题(世界银行,1997)。今天,这两个问题由于以下各种原因变得比4年前更为严重:经济增长减缓,许多国企无法支付养老金缴费,导致一些城市的养老基金陷入赤字,从而可能威胁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稳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显示中国的企业欠政府380亿元人民币(46亿美元)的过期未付养老金缴费。另据报道,中央政府于1999年向25个省级地区拨付了17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支付养老金资金缺口(1999年,人民日报)。)。改革现行的养老金体系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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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以往的研究已对中国过去以城市和企业为基础的现收现付体系进行了分析,并推荐采用以社会统筹、个人帐户和自愿储蓄相结合的多支柱体系(有关中国养老金改革,可参阅AhmadandHussain(1991),James(1997和1999),Hussain(1993),周小川(1994),Friedman,James,Kane,andQueisser(1996),王燕(1997),世界银行(1997)。),其中一些研究采用精算模型模拟了不同养老金改革方式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则借助于一个新近开发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估计中国养老金改革以及用不同方式为养老金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筹资的影响。我们考察了各种改革方案对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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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对中国的财政稳定、公共部门改革和管理以及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资金积累的养老金债务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直接和隐性的(部分是目前的,部分是未来的)债务中占有显着份额,如果不对其进行认真的监督和控制,将威胁到中央政府的财政稳定。而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也与国有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改革紧密相连。由于养老金体系的改革涉及税收和其他可能的融资方式,各种改革方案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成本。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各种改革方案的定量分析帮助决策机构进行较科学的选择。

本研究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在递推动态的框架下将CGE模型与人口增长模型相结合,从而为在一般均衡条件下模拟各种养老金改革方案提供了一个新的灵活的数量分析工具。另外一个贡献是我们在模型中按所有制区分生产和就业,将劳动力人数及其收入这两个主要的模型变量区分不同部门、年龄、性别和所有制而编制成4维的数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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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实行着一套以城市和企业为基础的现收现付的体系,它仅覆盖国有部门和一些大型集体企业。在1982年后进行的一些试验的基础上,正式的改革从1986年国务院第77号文件开始。这一文件鼓励国有企业在地市水平上实行有限基础的养老金统筹,个人对养老金的缴费仅针对合同工。1991年的国务院第33号文件要求所有职工个人都要为养老金缴费,并且鼓励进行个人帐户的试验。这一文件还首次提出了建立三层次的养老金体系:即基本养老金,企业提供的补充性养老金和基于个人储蓄的养老金。

国务院1995年第6号文件提出两种基本养老方案。地市政府被赋予基于这两种方案选择不同改革设计的权利,省政府则负责批准。这导致了一种高度分割的养老体系:省政府、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选择了第一和第二方案的各种组合方式。世界银行(1997)曾指出这一新体制的一些严重问题,并推荐了一个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该体系包括:小规模的、以再分配和社会保险为目的的现收现付部分(支柱1),大规模的、强制性完全积累的个人帐户(支柱2),以及作为补充的、自愿的、通过商业保险运作的养老金帐户(支柱3)。在使用精算模型进行了一些模拟后,报告建议在覆盖面扩大和省级统筹的情况下以9%的工资税支持支柱1,并可得到24%的替代率(以各省平均工资为基础)(世界银行,1997)。不过,该研究较乐观地假定体系的涵盖面扩大到50%的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从而高估了支柱1和支柱2的资金积累。而且,由于精算模型的局限,该研究不能考察以各种税收为支柱1筹款和支付转轨成本的影响。

国务院1997年7月份的第26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养老金改革的方向:在2000年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养老金体系。养老金将在省级统筹,缴费来自企业(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0%)和职工个人(其工资的4%并逐渐增至8%)。支柱1将全额由企业所缴纳的工资的13%支付,提供平均工资的20%的替代率。个人帐户,即支柱2将由个人缴费外加7%的企业缴费支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成立,其职责是总揽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的制订。这从管理体系上使养老金改革的政策制订统一起来。此后,国务院和劳动社保部多次发文实施省级统筹,并明确和实施涉及社保体系各方面的法规,比如社会保障缴费的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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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养老金体系还是分割的、以地市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制外加公共管理的名义上的个人帐户。这一个混合型体制正处于过渡之中。中国目前的养老金体系存在如下问题:

养老金体系在各级被分割。尽管按照文件,27个省已在1999年中实现了省级基金统筹,但实际上27省中只有5个省(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海南)完全实现了统筹或省级统一;在另外17个省以市级统筹所缴费用的1%至2%建立了小规模的省级调剂基金;由于缺乏统筹资金,有5个省未能建立此类基金,因而省级统筹没有真正建立。据报道,11个行业统筹已解散(1998年9月前存在,参见国务院1998第28号文),并加入到地方的社会统筹中,但所积累的资金是否已转移到地方统筹则还不清楚。

社会统筹在许多方面都不完善,养老金服务也没有社会化,亦即养老金的收缴和支出都没有由不同的部门分别管理。由于实行差额拨缴制,企业向市级统筹上缴“净”额,以该企业的总缴费减去其退休人员所领取的退休金额。缴费率在各省市之间,有些情况下甚至在企业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

养老金体系覆盖面窄,且在地区间不平衡。截止到1998年底,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只覆盖了国有企业职工的78.4%,集体企业职工的16.2%和其他城市企业职工的5.4%(Hang,1999)。没有任何针对城市个体户和个人企业家的养老金计划。在一些农村地区,有一些由民政部门设计和管理的养老金计划,但其覆盖面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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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帐户很大程度上是名义性的,即空帐。由于政府一直没有明确如何支付转轨成本,过去5年中,这些帐户上所积累的资金已被用来支付当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这使得个人帐户变成空账。

篇10

第一，要把握新要求，着力强化改革意识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和省委深改组相继召开一系列会议，除了密集制定出台一批政策意见，每次会议都突出一个方面的主题，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明确的指导性要求（中央深改组先后召开七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强调，把“三严三实”贯穿改革全过程，努力做全面深化改革的实干家；第十五次会议强调，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扎扎实实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第十六次会议强调，坚持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第十七次会议强调，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推动改革落地生根、造福群众；第十八次会议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依靠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持续动力；第十九次会议强调，改革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聚焦，扭住关键、精准发力，严明责任、狠抓落实；刚刚举行的第二十次会议强调，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各项目标，落实主体责任，拧紧责任螺丝）。特别是在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发展与改革的辩证关系，指出我国发展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省委深改组历次会议精神，深刻认识镇江发展活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力度不大，深刻认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不改革就不能前进，深刻认识建设富有特色的“强富美高”新镇江的关键一招就在于改革，从而切实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增强依靠大力度改革为发展开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要明确新任务，着力推进重点改革

今年是“十三五”发展的开局之年，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作出了“六个年”的决策部署，目的就是要以此为主抓手，干出开局之年的奋进态势。“六个年”之一就是“改革开放深化年”，今年的改革任务非常繁重，必须突出问题导向，进一步明确主攻点、找准创新点、突破阻力点，聚焦聚力、精准发力推动具有牵引作用、先导作用的重大改革，真正以改革新思路跳出拼资源、拼消耗的路径依赖，以市场取向改革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以简政放权改革为市场主体清障搭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发展新动能，以普惠性、均等化改革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为镇江发展注入强大活力。比如，生态文明综合改革，要完善“生态云”运行机制，深入推进“四碳”创新，力争率先创成全国低碳示范城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在推进集中高效审批、强化监管服务、综合行政执法方面下更大功夫；金融体制改革，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在促进金融机构开展中小微企业服务方面多出实招新招；财税体制改革，要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扩大PPP试点范围，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国有企业改革，要把国有资产盘活，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促进兼并重组、股权投资，推进企业在主板、战略性新兴板挂牌上市；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在全方位优化开放环境上狠下功夫；社会民生领域改革，要聚焦医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热点难点，集中推出一批改革举措，作出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对这些重点改革任务，我们一定要做到研究再深一层、推进再加把劲、突破再出硬招，坚决摒弃那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状态，使镇江的改革步伐迈得铿锵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