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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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概念的 4个要点

第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存在于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或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权利。也就是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标的物，是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或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而不是其他财产。从登记角度看，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经营的，由发包人与承包人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的，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承包使用、收益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或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权利。承包人对于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有权独立、使用、收益，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排除包括集体组织在内的任何组织或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为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或其他生产经营项目而承包使用、收益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权利。

第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有一定期限的权利。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期限为30年。在此期限内，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对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规定，承包耕地、园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从事种植业生产活动，在承包方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应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予以确认；承包草原、水面、滩涂从事养殖业生产活动的，依照《草原法》、《渔业法》等有关规定实施确权发证。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3个法律特征

第一，流转主体是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农户可以依自己的意思，对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互换、出租、转让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流转，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

第二，流转客体是承包方承包权依附的承包合同或合同标的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实际上是对地上权的具体处分，其中包括对承包合同的处分和对承包合同标的物的处分。前一种处分是指农户将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承包合同有条件地转让给第三人，从而解除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关系；后一种处分是指不改变原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关系，而是将承包合同的标的物转由第三人使用、收益和控制。

第三，流转目的是为了处分收益或获得补偿。依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户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可以依法取得转包金、租金、转让费等，这种流转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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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115 ― 02

引言

土地问题是农村三农问题的关键，而三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对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开始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但由于立法建设不足，在其流转过程中相关法律制度不相符，出现了很多无法避免的问题，因此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对立法建设非常重要。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概念及其特征

1.1概念

从广义与狭义上来划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中广义上主要指坚持土地所有权不变，其他农民或经营者获得土地原承包人对所属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权利。只要符合农村经济发展规律与相关法律规定，可以暂不考虑承包地用途是否改变。在狭义上，其主要是在坚持其物权属性基础上，确保无敌所有权归属与农业用途不变的基础上，自愿合法原则，通过转让、出租、互换、入股及抵押等形式将土地承包经营占有、所有、收益及处分权转嫁农民或经营者，这一行为在本质上，就是对土地占有、所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权利的流转。

1.2特征

（1）、封闭性。在集体经济组织内，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现行法律规定不多，这是基于其内部安全与方便流转过程，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流转，不但可以确保土地农业用途，不会为其他成员利益带来风险。但在其向外部单位或个人进行流转时，就有一定的风险，因此法律流转程序比较严格。这种不同的内外部流转形式，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封闭性比较显著。（2）、特定性。相关土地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受让方要有一定的农业生产能力，土地农业用途不能改变。众所周知我国人口与用地占比不大，耕地面积对我国粮食总产量有很大影响，一旦土地农业用途改变，就会降低耕地面积，无法保障粮食生产，从而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3）、限制性。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获得发包方同意。其次，在流转中，双方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归属权及其农业用途。在相关流转法律关系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流转客体，属于物权性质的用益物权形式，这也说明土地所有权没有发生变化。土地农业用途与粮食产量及农村社会和谐问题紧密相连，因此在经营权流转中，双方没有权利改变土地r业用途。（4）、契约性。其经营权流转时间性是在承包期限内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超出承包期限。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针对双方权利与义务，要签订有效合同加以约束，以免出现不必要的责任纠纷。（5）、自愿性。《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做了明确规定，必须要遵循自愿原则。这一自愿性，能够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提高其流转效率，增强土地使用价值，承包方权益获得保障。

2我国农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的重要意义

2.1经营权流转促进农业实现产业化发展

家庭承包经营是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的主要形式，这就使得农村土地经营规模普遍不大，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农业现代与产业发展。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自由进入市场，开展大规模集中化的产业化经营，能够有效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农民不断涌向城市，使得部分农村土地被弃耕抛荒。这一现象违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初中，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所需主体可自由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集中开展规模化经营，尽最大可能发挥土地使用价值，促进的有序发展，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实现规模与产业化经营。

2.2提高农民收入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二、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随着产业发展劳动力需求量也不断提升，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民工群体不断涌现，大量土地被抛荒，土地资源闲置浪费现象非常严重，农民工的土地收益逐渐消失。通过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通过出租或转包等手段将土地流转给其他农民或经营者，土地资源得到优化，农民也能获得相应的土地市场价值，收入增加。

2.3加快了城镇化建设进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显著，农民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日益加剧的城乡发展，使得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不利于解决三农问题。但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模式，就要积极促进城镇化建设，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安心进程务工并安家落户，以此促进我国城镇化建设步伐。

3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3.1颁证流程缓慢

国家明确规定，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确权颁证工作需要5年时间，但在实际工作中，确权登记比较落后。比如某市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70%，且很多地方开始土地流转，但在实际工作中，本地区还未开展土地确权颁证工作，这就增加了风险隐患。土地流转后进行整理，流转前土地承包界限不存在，这就为日寇土地确权颁证埋下了安全隐患。

3.2土地流转不够规范

土地流转制度约束不够完善，不规范的流转行为普遍存在，使得流转问题不断出现。首先，流转行为不规范，使得土地产权关系混乱。产权不明，利益分配机制发展不平衡，使得土地流转激励措施流于形式，难以顺利开展土地流转。其次，流转行为不规范削弱了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土地是农民的生计手段，没有土地就代表着其失去了生存基础，在此背景下，不规范的流转行为使得农民失去了流转信心，不愿主动分局国家或集体要求对所有土地进行流转。

3.3土地纠纷解决机制法律保障不足

权益保障，是土地流转目的实现的基础，权益保障制度不合理，就难以实现预期流转目的。在实践中土地流转矛盾纠纷比较多，目前针对这些纠纷，我国还未建立程序、规范化的解决机制，同时各地政府与法律工作者自身法律素质不高，不能及时解决矛盾纠纷，阻碍了土地流转的顺利实施。

3.4监管制度有效性不足

目前我国土地流D还处于自发阶段，针对土地流转管理，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还未颁布统一的办法，缺乏有效的土地登记规则，土地流转缺乏有效的监管，服务认可度不高，流转市场比较混乱，信息传播不够流畅，经营者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

3.5法律属性与主体不明确

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属于一种复合型权力，包含身份、物及债等权利。受复合性质影响，权力行使比较混乱，法律属性不明确。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要积极细化权力，明确权利主体。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其主体是流转合同的实施与签订者，如果主体不明确，就会影响权益划分，法律保护对象不明确，保护方法不够完善。从目前来看，在我国法律规定中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不明确，难以统一规定，出现理解误区，公信力不高。

4、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问题解决措施

4.1要明确立法任务与目的

在立法过程中，要以为基础，确保现有承包关系的稳定性，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同时，还要积极听取农民建议与意见，允许农民可采用不同的土地流转形式，扩大经营规模。通过明确相关法律的立法任务与目的，是为了促进土地流转更加规范化，维护与保障流转人合法权益，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4.2明确土地流转原则与前提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要在承包关系与稳定基础上，遵循依法、自愿及平等协商与有偿等各项原则，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考虑农民基本诉求与意愿，在平等基础上自由协商，严防不法分子的破坏，农民在享受各项权利的同时获得相应利益，实现共赢，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3明确流转主体

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是流转主体，即所说的出让与受让方。其中出让方要排除村委会主体地位，把承包户或组织、单位等作为主体。村两委会不具有法人地位，也不属于权利所有人，不能完全知晓承包经营，如果让其参与土地流转，就会出现干扰。将其主体地位排除在外，能够有效预防主体不合法性及基层干部造成的破坏，确保土地流转的公平性。

4.4增强政府服务职能

在行政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基础上，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从行政角度出发，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如积极财政政策的制定、优惠税收与贷款政策等，为土地流转提供资金支持；设立离农补贴与奖金，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保障范围不断扩大从而提升保障水平；在土地流转中规范政府扶持经营、财政补贴等行为；对于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而言，政策扶持是重要推动力，对农田水利设施、电网改造、土地整理及测土配方施肥等，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农业问题中，土地问题是非常关键，其对我国农业长远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积极有效的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才能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备受关注。但目前，相关流转法律制度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必须要重视这些问题，明确立法任务与目的、流转原则及前提、流转主体。才能更好的做好土地经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参 考 文 献〕

〔1〕黄河.试论农地政策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J〕.河北法学，2009，09：33-39.

〔2〕王铖.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实证研究〔D〕.安徽大学，2012.

〔3〕熊夏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法律规制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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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

中图分类号:F29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045-02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长期使用的农业土地采取家庭承包、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的方式承包,依法对所承包的土地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对于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民法通则》第81条正式确立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将该权利置于第五章第一节“财产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之中。1988年《土地管理法》第12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承包经营土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规定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1988年的《土地管理法》第14条再次确认了这一规定。2003年3月1日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更详尽、科学的规定,也标志着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补偿的可能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

(1)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连带性上看,土地承包经营权连带于联产承包,不具有物权性质。(2)从承包人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上看,是联产承包合同关系。(3)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来看,承包人不能自主转让。(4)如果农民承包的是国家所有而集体使用的土地,那么在集体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再设定一个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理论上可能说不过去。(5)在农民把土地转包的情况下。转包人拥有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在一块土地上设定有两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是有问题[1]。

学者们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1)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民法通则第5章第1节所直接规定的权利,并且学界通常认为该节是对物权制度所作的规定。(2)承包人对所承包的土地有在法律和合同规定范围内直接控制、利用的权利。(3)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具有排他性的财产权[1]。

我们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开始设立时,是想把他作为物权来设立,但是实质上它具有很大的债权特征,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一直在向物权转变,物权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有以下几点理由:

1.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联产的性质是不能成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联产的性质是指“承包人在承包土地上种什么、种多少、达到什么产量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对应义务。”但是,笔者认为这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的早期确实如此,国家对农业的管理带有很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管制的比较多。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农业更多采取的是市场调控的手段。农民种地不再受到很多限制。

2.我们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合同与其他的承包合同如建筑承包合同是有很大区别的。农民根据承包合同取得的是对土地的控制和使用权。而其他承包合同则不是。比如建筑承包合同,承包人只是完成一定的经营目标,比如承包建设A楼一栋,承包人的义务就是按照要求把A楼完工,他的权利只是取得报酬而已。

3.有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转让,而恰恰相反,不管在现实中还是立法上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逐渐在得到承认。《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抵押、租赁就是很好的证明。

2003年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实际上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物权进行了规定,确立了发包方与承包方的权利、义务;立法机关的立法说明中也明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作为立法目的。

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补偿的可能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

1.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补偿可以提高土地征收的补偿费用。由于中国现今规定的土地补偿费用标准低、补偿范围窄,所以土地补偿费用也相对较低,严重影响了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土地征收补偿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47条,该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用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虽然该条第6款的前半段规定“依照本条第2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安置的农民保持原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在该条款的后半段又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2.在国外和中国台湾地区土地征收时要对他物权进行补偿的。如中国台湾地区2000年颁布实行的《土地征收条例》第36条规定,“被征收之土地或建筑改良物原设定之他项权利因征收而消灭,其款项计算,该管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通知当事人限期自行协议,再依其协议结果代为清偿;协议不成者,其补偿费依第26条规定办理。”可见在中国台湾地区,被征收的土地或建筑改良物原设定他项权利也是需要进行补偿的。在中国台湾地区,土地上他项权利补偿,共分为两种:

(1)当需用土地人为土地所有人时,而土地上设有他项权利时,应对他项权利进行补偿,对他项权利进行补偿的原则与法律规定的征收土地时对土地所有权进行补偿的原则是一样的。(2)当需用土地人为非土地所有权人时,因征收而使他项权利灭失时,需用土地人对他项权利人应进行补偿[2]。

在德国,属于征收客体的财产范围包括,“凡是属于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第一句保护范围,并且因此属于该条第3款规定的私权利中具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以及特定条件下公权利中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3]

3.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补偿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直接保障失地农民的权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之中。首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补偿,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自己所有,可以由农户与土地征收单位对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直接进行协商。或者由代表农户的村委会或由农户选择的代表与土地征收单位就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进行协商,但是对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协商的结果,需经农户同意,因为农户是直接享有权利的人。而现在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尤其是其中份额最大的土地补偿费,由于土地是集体所有,现实中,往往是村委会与征地单位就补偿费用进行协商。但是土地补偿费并不是归村委会自己所有,国土资源部2004年11月3日下发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土地补偿费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合理分配。”

其次,因为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应支付给代表集体的村委会,由集体来安排人民生活,而这容易导致两方面的问题。(1)只有每个人自己才最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自己的决定才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村委会对土地补偿费用的分配和使用不一定能够最符合失地农民的利益。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补偿,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自己的权利,所以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费用理所应当地直接发给农户自己。那么农户自己可以决定如何使用,这样才是最好地保护农民的利益。(2)由于法律规定土地补偿费首先直接支付给村集体经济组织,这就为有些村委会成员吞并、贪污、挪用土地补偿费用提供了可能性,严重地损害了被征地农户的利益。如贵州省安顺市开发区龙井村支书、主任与会计在任职期间,将政府1994年和1997年征拨给该村的200万元土地补偿费存入某“基金会”,致使这笔钱血本无归[4]。又如2004年4月下旬,湖北云梦县曾店镇人和村村民向该县检察院举报,称该村支部书记陶某,贪污孝襄高速公路给予人和村的土地补偿费。检察院经深入调查查明:陶某利用职务之便,趁孝襄高速公路占用人和村土地和取土之机,截留补偿费达2万元,其中将应该发给该村村民的土地补偿费16 969元,实发105 227元,余款11 742元被其截留据为己有[5]。

四、小结

中国2003年3月1日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第2款规定承包方享有“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但是这里并没有直接规定是对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补偿。

中国现在的集体所有权实际上已经被名义化了。“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村或村民小组),但国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种权利具体表现为农户对土地的所谓承保权。从法律条文上看,集体这个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集体不拥有土地的收益权、抵押权。集体必须把耕地发包给农户使用并进行监督。集体的义务也在于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利,甚至还要为农民提供服务,要保障政府土地规划的落实。仅仅从法律条文上看,‘集体’这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它的义务多于它的权利。

综上所述,中国以后在法律中不仅应当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补偿,而且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应当大于对集体所有权的补偿,占主要的份额。

参考文献:

[1]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705-708.

[2]赵达文.土地征收与补偿之研究[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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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根本原因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探索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国家中央层面以及金融管理部门都对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给予了大力支持，地方政府也都积极创新各类抵押担保模式，但由于顶层设计没有到位，在实际探索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也暴露了很大风险。

1、仅靠政策支持，抵押权能保障难

现在各地农村开展的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业务大多以试点方式进行，主要依靠国家政策指导，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协商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能实际上缺少权威有效的法律保证，在发生贷款违约时，借贷双方只能采取协调方式解决，抵押物处置缺乏法律依据，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能无法实现。一方面，农地抵押通道受阻，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增加了贷款风险。

2、农村土地产权市场发育不足，抵押物价值实现难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落脚点是抵押物价值实现，要实现抵押物价值，在法律政策支持的条件下权利必须可以流转，而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市场普遍发育不充分，普遍缺乏健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作为抵押物，价值很难通过流动进而实现，抵押物价值实现不了，抵押也就虚置。

3、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风险控制难

各地农村试行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也都设置了有限的土地抵押贷款风险控制机制，一是设置抵押条件限制，二是政府风险补偿。前者其实就是土地抵押条件限制，抵押担保附加条件实际上降低了农户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增加了贷款的综合成本。后者的形式多种多样，政府补偿有的比例高一点，有的少一点。但是这些风险控制机制在抵押价值难以在法律认可的框架内实现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完全发挥控制风险的效能。而政府风险补偿额度有限，既不可能消除全部贷款风险，更容易造成贷款农户的依赖心理，对于抵押担保健康发展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都十分不利。另外，我国农业保险的覆盖率较低、保障额不足、信贷保险尚未发展，目前也难以帮助分散农村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风险。总之，各地试行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普遍缺乏健全的风险分散和控制机制，增加了金融机构放贷风险，制约着承包经营权抵押的融资功能更加广泛的发挥。

经过数年探索和试点安排，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至今也未能成长为农村金融系统中金融供给的重要方式。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推进艰难的根本原因

如前所述，国家支持在政策范畴内对农地抵押担保实现贷款融资，但是国家现行法律对于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基本上是否定的。在这种状况下不少地方开展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试点不断深化，办法不断创新，出现了一些农地抵押担保方法。但是各地试点推进中出现的问题更是将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探索步履维艰的根本原因凸显出来。

1、地方政府在推动抵押担保中的多重角色折射出法律否定状态下农地抵押担保核心障碍

地方政府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着多重角色。首先是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在推动农地抵押担保过程中首先要制定地方性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其次是政策执行的推动者、组织者。我国各地普遍试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融资活动都是当地政府大力推动的结果。最后，地方政府还是风险的承担者。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可能发生不能按时偿还等问题，为了打消银行发贷顾虑，有的地方规定，如出现违约，土地承包经营权可由政府设立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基金按基准价格收购，实际上把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风险由地方政府承担起来，最终很可能形成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在推进农地抵押担保中的三重角色，凸显出其在法律否定状态下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尴尬地位，折射出法律否定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2、现行抵押担保方式本质上是法律禁止状态下的路径扭曲

成都市、重庆市、宁夏的同心县是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工作较早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贷款融资的案例中，没有一例是单独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标的获得了融资贷款，都是变通形式附加条件后才获得抵押担保融资贷款，即“附加条件+抵押”的模式，这些附加条件基本是必须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就不成立，也没有银行会接受单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物。也就是说，各地试行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还不具有独立的物权意义，是一种不完全的物权体现。因此，这些模式都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物来说，这些模型都是“变相抵押”或者“假抵押”。“变相抵押”或者“假抵押”是在当前法律、政策、制度需求不能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的产物，与“真正”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相比，增加了交易成本，也就增加了贷款的综合成本，实际上是社会效率的损失。

3、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会引致事实上的农村土地买卖、兼并

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实践是有成效的，在具体操作中有所突破。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还存在根本性问题，就是现行法律规范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担保。究其根本原因，这是法律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保护。因为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手中的一个权利束，依农民的集体成员身份无偿分配而得，事实上这个权利束包含了农民无偿承包土地的权利和经营土地获得收益的权利，但基于农村土地权利二分法，农民对手中的这个权利束只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使用、收益。因此，如果法律认可“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担保，一旦农户到期无力偿还贷款，土地就变为其他人的，抵押担保也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土地买卖，也就意味着农民可以通过抵押担保对土地进行实际的处分。进而，如果大规模的工商资本采取这种方式买卖农村土地，将会导致大量小农户失去土地，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法律禁止将“承包经营权”作为一个权利整体进行抵押担保的根本原因。

综上，当前必须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探索抵押担保的实现形式，这就要求在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对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进行进一步的分解，分离出一个可以通过抵押担保转让给其他主体的同时又不影响农民承包权利，也不会对集体所有制造成威胁的权利。

二、以“三权分置”为思路设计经营权抵押担保实现途径

（一）以“三权分置”为原则对承包地权利在各权利主体间再分配

按照“三权分置”思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同时，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进一步进行分离，“承包经营权”分解为“承包权”和“经营权”。承包权由集体内农民所有，基于集体身份所得，其他人不能享有，农民也不能将承包权转给集体外主体，承包权主要体现的农民基于集体成员身份承包土地、继承土地、获得征地补偿、退出土地的权利，经营权则主要指经营耕作土地的权利，随着农民市民化，经营权不再由农民单一群体行使，可以由农民自主决定转让给集体外主体行使，转让的方式主要包括在承包期内的经营权流转和经营权抵押担保，这也将更有利于农民通过承包地实现其土地财产权利。

（二）明确“三权分置”下各项权利内涵权利关系

第一，农村集体对承包地享有所有权，无论如何抵押担保流转都不能改变和影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因此，农村集体并不直接参与土地的抵押担保，集体也不能直接干预土地的抵押担保行为。但是，农村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有必要在保证农地使用符合用途管制和抵押担保流转后土地效率不能降低等方面有所行为。第二，土地承包权是农民个体作为一定社区范围内集体成员一份子而对该社区范围内某一块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它是农民个体“成员权”的一种体现，是物权，是财产权。要稳定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承包权。建议在“长久不变”的基础上赋予农民更加稳定和明确的承包权利，这是农地抵押担保流转的最重要基础。第三，土地经营权是由承包权派生出来的一种民事权利，其表现更多地是一种预期收益。因此，具有承包权的农民是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的主体，其主体地位必须在抵押担保行为中得到保障。集体或地方政府不能以所有权和行政权名义介入干涉抵押担保，侵犯农民的土地权益。

（三）在法律层面统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权”、“经营权”等相关概念并对经营权抵押担保的诉求做出明确回应

首先应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层面、部委层面的政策文件统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权”、“经营权”等相关概念的使用，并对概念的内涵进行明确规范。其次，修改当前立法中关于禁止农村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规定。在“三权分置”思路下，农民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可以解决抵押土地对集体所有制的威胁、也可以消除农民完全失去土地的担心。因此，在法律层面对“承包权”和“经营权”给与定义和规范的基础上，法律法规应对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现实要求予以回应，认可以土地经营权为对象进行抵押担保的合法性。

（四）基于“三权分置”完善土地权利登记制度

第一，在登记客体是承包经营权基础上，把经营权在证书他项权中进行明确，列明土地抵押担保以及流转后经营权的变化情况，或者直接给农民颁发土地经营权证。第二，规范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一是健全承包合同产生权利的规范，根据公示确认的调查成果，完善土地承包合同，作为承包户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依据。对没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要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对承包合同丢失、残缺的，进行补签、完善。实际承包面积与原土地承包合同、权属证书记载面积不一致的，要根据本集体通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方案进行确权。二是健全登记记载权利的规范，根据完善后的承包合同，以承包农户为基本单位，按照一户一簿原则，明确每块承包地的范围、面积及权利归属，由县级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作为今后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基础依据。三是健全证书证明权利的规范，根据完善后的土地承包合同和建立健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在确保信息准确无误、责任权利明确的基础上，按规定程序和修订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样本，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已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证书收回销毁。第三，在土地权利登记中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强制，不顶替包办，坚持协商原则，确保农民土地权益在确权工作中得到体现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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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建议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关于农村土地的定范围，依照我国法律，笔者认为，如果国家没有特别规定的地域，那么农村土地是指除了城市土地之外的所有土地。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至今都没有统一的定义。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定义，我国学者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在众多的定义中，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是农民对农村国有土地的使用或承包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是依托于合同，公民之间、或者同集团签订的合同可以规定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而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属是什么，学界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债权，这种承包和转让完全符合债权的特征，是由双方达成合意才能转让生效。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同时我国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不仅仅是物权，而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属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并不属于其他物权。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笔者认为，流转即将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利通过交换，将此种权利转移给交换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应该遵守那些规则？笔者认为，要按照民法中的原则要达到自愿、诚实守信、合法来进行土地流转。依法指的是不违反法律的规格，合法进行转让。自愿，每个民事主体在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时必须要以自愿为基本原则，如果这种转让行为违背了行为人的意志，那么则是无效的。行为人要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不能弄虚作假，恶意串通，要使行为人双方在诚实互信的情况下达到双赢。同时，在流转的时候不能损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否则合同无效。

三、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问题

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我国农村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尚待解决。第一，什么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属在我国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至于在相关使用问题分析中出现了一些困难。第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运行模式并未制定完整。转让之后的后续如何管理，我国法律也并未完全设计好相应的运行步骤。第三，我国农民由于文化水平相对不高，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认同度不高，甚至有的并不知道什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更不知道如何流转。同时部分知晓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在流转过程中，出现了纠纷后，不知如何解决，不知道依照法律的规定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

四、关于应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建议

对于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必须要发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的经济水平，使得农民有多重生存手段，不仅仅依靠土地，政府要加强对农民相关技术的培训，让农民学会一技之长以谋生。同时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遵纪守法，另外在出现相关纠纷时，农民可以有效地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国际接轨，对于外国优秀的先进的农村经营模式进行学习，对于那些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适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的相关方案可以进行借鉴，c国际相接轨，不断完善，形成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制度，形成适合我国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的新制度。

同时，政府要设立相关机构，进行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这样一则可以指导农民高效进行土地承包流转，不耽误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也能在流转出现纠纷时，了解争议焦点进行相关取证并采取有效的调解手段，减少纠纷的出现。政府要加大力度对农业进行投资，要更加关心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生产情况。为农民提供优质的保障和服务。

与此同时在立法方面，对于相关概念不清晰，以及使用范围的界定，权属的确定等问题，立法者要通过深入思考，对相关问题进行有效解决，这时当下解决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最有效、有力的途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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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的范畴，同时，又是土地的他项权利的一种，是设立于土地的使用权之上的权利负担，其具有担保物权和土地的他项权利的双重性质，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关系不仅要适用担保法的调整，还要适用《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土地资源法律的调整。然而，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仍处于雏形发展阶段，许多的规定散见于上述法律之中，存在许多不科学、不完善、矛盾之处，且可操作性差，影响了其功效的发挥。本论文试就土地承包经营权担保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将来完善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抵押立法及实践操作有所禆益。

二、家庭承包取得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抵押性

中国对集体土地使用权抵押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根据《担保法》，仅允许“四荒”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对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土地使用权则不允许抵押[②]，同时中国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并采取家庭承包的方式[③]，这样就把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排除在可抵押的财产范围之外。笔者认为，应允许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而不应禁止。

1、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抵押的理论基础

反对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目前尚未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土地实际上给农民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如果允许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则有债权到期后，抵押人无力履行债务，实现抵押权时，而有使农民“失去”土地之虞，亦即使农民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其实，允许农民将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这与保护耕地、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并不矛盾，在实理抵押权时，并不必然导致耕地流失和农民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结果。因为中国对土地实行用途管制制度[④]，实现抵押权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人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和属性。同时也可以对抵押人及其所在集体农民的利益予以适当的保护，如立法时可以规定在抵押人丧失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享有耕地的优先承租权[⑤]，并对实现抵押权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受让人的主体资格进行必要的限制，防止无能力及无心从事农地经营的人浪费土地资源和利用炒卖手段渔利，这样可以达到保护耕地和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条件的目的。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加入WTO后，正在快速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加速了与世界普遍的经济规则接轨，而目前实行的家庭承包制度，将土地按人口均分，好坏远近搭配，造成承包经营的土地过于零散，阻碍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易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难以形成规模进行经营，农产品成本居高不下，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后，稳定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关系，刺激了农民对土地投资的热情，但在农村，承包经营的土地在农民所拥有的财产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果不允许其抵押，其财产的价值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又无法找到其他合适的财产向金融机构抵押获得融资，难以筹措足够的资金投入承包经营的土地用于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长期在低水平和简单的生产结构中徘徊，资源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如果允许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融资，则使农村土地的流转加速，有助于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促进农村土地和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扩大农业经济的规模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也有利于农业在世界的农贸市场上发挥比较优势。

另外，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速，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农村人口将因此离开土地、离开农村。在沿海商业发达的地区，农民另有谋生的途径的，往往没有足够的精力从事农业生产，但还要承担土地的税费，并要保证土地不能荒废，雇请他人维持土地的生产能力，实际上土地已成为一种负担，如果允许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可以促使部分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增加了转营其他行业的机会，使这部分人口彻底的离乡弃土，间接上也使农民的土地保障转为现金的保障。

可见允许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现实的需要。

2、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抵押的法律依据

依《土地管理法》第2条3款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这就在法律上确认了含集体土地使用权在内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通转让。这里所指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同时也自然包含通过家庭承包经营而取得的土地使用权[⑥]，该法虽没有明确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但“可以依法转让”则蕴含有对承包经营土地的处分权，而抵押同转让、出租一样均属于处分的范畴。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者对土地的处分权，则是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必然结果[⑦].

首部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是《农村土地承包法》。但该法明确规定可以抵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⑧]，至于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法第32条规定：“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流转方式里并没有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那么是否意味着禁止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呢？其实不然。首先从民法理论层面考虑，既然法律没有禁止，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损害公共利益，应是允许的；其次从实践操作上看，法律既然允许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而实现抵押权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拍卖、变卖等方式，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并就处分的价款优先受偿，因此，允许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并不违背立法的本意，也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允许流转方式的范围。当然，因转让承包经营权要经发包方同意，而抵押则蕴含转让的风险，也应经发包方同意方可进行。

如前所述，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零散，银行允许这部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势必造成农民承担的抵押成本的提高及银行本身金融风险的增大，而且通过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多为耕地，其种植的作物，都有一定的周期性，而抵押权实现时往往耗时过长，这样容易造成耕地抛荒的后果，立法时应对实现抵押权耗时的技术问题做出规定。同时，银行可以通过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风险评价机制，对允许抵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一定的限制，如规定接受抵押的连片土地的最小面积，最低剩余年限等措施防范金融风险，而不应在立法上予以禁止。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与抵押的冲突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是指出现某种法律事实时，土地的承包经营者失去对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在此情形下，若土地的经营权已设定抵押，就会产生承包经营权的消灭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冲突。因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的原因各异，其对抵押权的影响亦有所不同。

1、国家因公益目的征收承包经营的土地

在因公共利益的目的，建设需要占用农地的，经国家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情况下，原集体土地使用权归于消灭，因此，设定于该权利之上的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权亦随之消灭。抵押权作为物权的追及力在此不能发挥效力，因国家不能成为抵押人，这与一般抵押中抵押物转让时抵押权的物上追及力是不同的。同时，这种情况下，抵押人并无过错，故作为抵押人的土地承包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显然，这对抵押权人而言是显失公平的。《担保法》并没有规定这种情况下抵押权人权利救济的方式，仅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规定，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优先受偿[⑨].此即为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法律构成上，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并非直接存在于金钱等赔偿物上，而是存于抵押人所具有的请求权上[⑩].故抵押权人有权在担保债权的范围内，就土地征收的补偿金优先受偿，这种物上代位具有法定债权的性质，因抵押权之登记而具有公信力，征地机关非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将属于抵押人所有的补偿金交付与抵押人，或应为抵押人提存，并通知抵押权人。如果被担保的债权已届清偿期，抵押权人可以直接向征地机关请求给付，未届清偿期，可以向法院请求将补偿金予以保全。

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因建设需要征收农地的情形下，按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其补偿费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由于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安置补助费作为安置人员的专项费用支出[11]，是提供给失地之后农民的生活保障，对这两部分补偿金，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只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助费归土地的原承包经营者所有，也就是说抵押权人仅能就归抵押人所有的青苗、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优先受偿，行使物上代位权。在国家提高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情况下，归属于土地承包经营者所有的补偿金，抵押权人亦有权在担保债权的范围内，获得优先受偿。

2、发包方收回承包经营的土地

依中国现行的法律，发包方有权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依法收回承包经营的土地：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12]和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13].此时，若承包经营的土地上已设定了抵押权，因抵押权依附于承包经营权，作为利的权利消灭时，设置于其上的抵押权是否随之消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权登记效力能否对抗承包经营权的收回？笔者认为，现行的法律规定，限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独立性，使抵押担保的功能降低，交易安全难以保障。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收回而导致抵押权的消灭，抵押权人得不到任何的救济，明显有违诚信之原则，不利于抵押权的保护，故不应认为抵押权消灭。首先在土地的承包经营期内收回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民事行为，是土地的所有人或法定的使用权人解除承包合同的合同行为，而抵押权是物权行为，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原理，抵押权应当优先受偿，故其收回行为不能对抗抵押权人。其次，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设立抵押并登记后，该抵押即具有公信力，其公信力旨在维护商业信誉及维护抵押权人的交易安全，可对抗任何的第三人，一旦发生违反公信力的行为时，该行为的效力不能对抗具有公信力的抵押行为的效力。基于上述的效力，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回的情形时，抵押权人可以主张经登记的效力，排斥未登记权利的主张和其他债权，并优于其他的权利受偿。

在出现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惩罚性收回或者承包方因身份的转变，不再具备承包资格而收回的情形下，此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被收回，而附于其上的抵押权如何实现呢？笔者认为，有以下途径可供选择：一是土地所有权人或者法定的使用权人（即原发包方）可对该土地再次进行发包，其所得的承包费应优先偿还抵押权人的债权，如果发包的年限长于原剩余的年限，抵押权人可按剩余年限的比例受偿。这样处理并不损害发包方的利益，因其已从前一次的发包中获得相应的承包费；二是抵押权人可以请求法院对土地剩余年限内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拍卖或变卖，从拍卖或变卖所得的价金中优先受偿；三是抵押权人可以放弃行使抵押权而直接要求原抵押人承担赔偿责任。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与其附着物抵押关系

由于中国未建立地上权制度，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押与地上附着物抵押关系只能借鉴参考房地产抵押制度。《担保法》第36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经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应当将抵押时该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抵押。”那么以承包经营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抵押时，是否意味着应当将地上附着物（如林木）同时抵押？另地上附着物抵押时，其土地的使用权是否必须同时抵押[14]？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为充分发挥其不动产抵押的担保效益和融资功能，在与抵押权人协商合意将附着物所有权、土地的使用权分别设立抵押，对此情形，法律上是否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笔者认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抵押的形式要件，以承包经营获得的土地使用权与地上附着物所有权分别抵押，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均应为有效。理由如下：

首先，在房地产法律关系中，为了维持既存的房屋价值的完整与经济价值，房屋与其所占用的土地在物理上不能分离，但在土地的承包经营场合，附着物并非一定要依附于土地才具有经济价值，承包经营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在土地上添置林木等附着物，而获得这些林木等附着物的所有权，而林木等附着物的价值恰恰在于其脱离土地之后成为商品之后才具有的。退而言之，即使土地的使用权与未脱离土地的附着物的所有权的归属主体应保持一致，只是意味着土地的使用权与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一并转让，在逻辑上并不能说明土地的使用权抵押或附着物的所有权抵押时，也要适用同样的原则，只是在实现抵押权时，为了更好的发挥总体之价值，将土地的使用权与附着物的所有权一并向同一主体转让，抵押权人无权就另一部分抵押变现的价值优先受偿。

其次，中国现行法律并林木等附着物视为土地的附合物或从物，视为土地使用权的一部分（如《森林法》及《森林法实施条例》就将林地使用权与林木的所有权规定为两种独立的林权），而是将两者作为独立的不动产，他们构成相互独立的物权客体。所以用土地的使用权抵押时并不必然导致林木等附着物同时抵押，反之亦然。

再次，承包经营所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含有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的权利，具有资源使用权的特征，承包经营的目的，并不完全是通过在土地上种植林木而获得林木的所有权，有时是通过对土地的资源开发利用而收益，这种情况下，土地的使用权通常并不含有其上已附着的林木等附着物的所有权。另外，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并不当然取得经营的土地的附着物的所有权，土地的承包经营者的权利义务是按承包合同设立的，如果合同对承包经营土地上生长的附着物归属作出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附着物的所有权的归属应从合同的约定。可见在此两种情形下，土地的使用权与附着物的所有权均归属于不同的主体。

第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年限一般长于附着林木的生长年限，在承包经营期内，一般能轮作二至三次，附着的林木砍伐后，其土地的使用权仍存在，仍可进行下一轮的种植，可见土地的使用权的存在年限与附着物所有权在土地上的存在年限并不一致。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的法律实行土地的所有权与其上所种植的林木附着物所有权相分离、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一定条件下，土地的使用权与其上附着物所有权也可分离的制度，这与房地产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一体化原则是有区别的。法律应允许承包经营的土地使用权与其上附着物所有权分别设抵，由此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设立抵押后，亦允许地上新增附着物进行抵押。

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要价值就是于承包经营土地上耕作或种植的收益，若在已设抵押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上新增林木等附着物设定抵押的情况下，可能会降低了承包经营土地的价值，则会给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在此情形下，为避免给抵押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失，在能证明原抵押的土地因新增附着物抵押而使土地的价值降低的情况下，原抵押权的效力可及于新增附着物变价的一部分，其与降低额相等。

五、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期限制度

中国的《担保法》多次提到抵押期间，但并未对“抵押期间”作出规定，这并非是立法的疏漏，而是有意为之的，该法第52条规定“抵押权与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也消灭”，可见，中国的物权担保是无抵押期限的。

笔者认为，应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合同的当事人约定抵押期限。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在于在承包的土地上耕作、种植并获得收益，随着承包经营剩余年限的减少，其财产的价值可能亦会随之减少，另一方面，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其上林木、青苗都具有一定的生长期或收益期，如果抵押权人不及时行使抵押权，使抵押物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无法对林木或青苗进行及时的更新，则会对抵押人的财产权益造成损害。其次，《担保法》虽没有明确规定抵押期限，但也没有明文禁止当事人约定抵押期限，同时该法第39条规定，抵押合同允许当事人约定“当事人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这种表述实际上是允许当事人自由设定抵押期限的，根据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只要当事人认为这种约定符合其利益，那么只要没有损害社会、他人的权益，应予认可。再次，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本身就有期限性，其权利仅能在一定的期限内存续，而抵押权作为设立于其上的担保物权，同样具有一定的期限性，当事人自行约定抵押期限，只是对抵押期限作出限制，这种约定，符合抵押权的本质属性。第四，设立抵押权的期限制度，抵押人可以很清楚地预见到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上抵押权的存续期限，使抵押人可以有预期地对抵押的土地合理地安排使用，同时也可以促使抵押权人及进行使抵押权，迅速了结债权、债务关系，有利于抵押的土地的效能的发挥。

由于现行法律并没有建立抵押权的除斥期间制度，抵押期限届满，抵押权人怠于行使权利的，其性质该如何认定？根据合同的意思自治原则，债权人有设定抵押权的自由，亦有抛弃的自由，设定抵押期限，完全可视为一种附期限抛弃抵押权的行为，期限届满，抵押权人怠于行使抵押权，将产生抵押权消灭的法律后果。但是法律应规定当事人约定抵押期限的最短期限和最长期限，即不得短于债务的清偿期，亦不得超过承包经营权的最长年限，否则约定无效，应按法律规定的最长期限计算。

笔者认为，当事人设定抵押期限除应在合同中予以约定外，还应明确记载于抵押权的登记文件上。抵押期限的约定必须经过登记对外公示，才能对外产生效力，如果没有登记，则不能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因为抵押权的期限限制与设立抵押权本身一样，都属物权变动的范畴，应以法定的方式对外公示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15].

六、结论

中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土地的承包经营者对土地的经营权享有流转的权利，而抵押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现阶段，承包经营的土地在农民的财产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应允许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以充分发挥土地的效能，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但应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抵押设置必要的限制。

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国家征收和发包方依法收的情形下导致消灭。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设立抵押时，前者的抵押权随之消灭，根据抵押权之物上代位性，其效力将及于国家征收的补偿金上，但并非直接存在于金钱上，而是存于抵押人所具有的请求权上，当然非专属于抵押人所有的补偿金，抵押权人无权受偿；发生后者情形下，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理，抵押权庆当优先受偿，收回行为不能对抗抵押权人。

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特殊的物权，在一定条件下，其与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是可相分离的，两者为独立不动产物权，分别设立的抵押均应为有效，实现抵押权时，为发挥总体之价值，可将两权向同一主体转让。

土地承包经营权为附期限的物权，其设立的抵押权同样具有存在的期限。由于法律未建立抵押期限制度，如果抵押权人怠于行使抵押权，则使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造成资源的浪费，应允许当事人自由设定抵押期限，抵押期限届满，将视为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产生抵押权消灭的法律后果。

总之，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的不完善，已影响了农村土地总体效能的发挥，亟待日后的立法对上述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以利于实践操作。

参考文献

[①]见2003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第16条

[②]见1995年6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4条第5项、37条第2项

[③]见2003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

[④]见2004年8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条

[⑤]刘凯湘、张劲松：《抵押担保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8月27日浏览

[⑥]见2003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条，该条明确赋予承包经营土地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⑦]刘凯湘、张劲松：《抵押担保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8月27日浏览

[⑧]见2003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

[⑨]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8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0条

[⑩]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404

[11]见1998年12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

[12]见2004年8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7条

[13]见2003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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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承包合同　违约　责任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与其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签订的承包农村土地，并交付一定收益的协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主要包括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住所；承包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承包土地的用途；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包括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任务下达书，以及其他能够证明承包经营关系的事实和文件。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特征

1、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主体具有特定性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人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村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成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国家所有依法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人一般是农村集体的成员，其中包括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也包括其他村集体的成员，或者是本村与他村集体的成员的联合。在有些情况下，承包人也可以是非农村集体的成员。

从承包人的组成看，包括个人家庭承包、合伙承包、集体承包等。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应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宜家庭承包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并应当签订承包合同。但是，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承包农村土地，本集体经济组织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包权。

2、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客体的特殊性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客体是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依法由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规定的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载体。

3、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期限具有长期性

土地是一种可以永续利用的生产资料。经营者只有拥有长期稳定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才有增加投入、用心养护、改善地力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土地生产力。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客体为农村土地，而农村土地的生产、开发周期都很长，故合同的期限一般也较长。短的几年，长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延长。”

4、承包人依法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承包人对承包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范围内的处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第81条第3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沙滩、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当事人的义务

1、发包方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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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承包”之特征

农村土地“外部承包”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也即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管理法》中虽有提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却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虽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规定，却并不具体明确。司法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常有分歧，大致存在户籍说，居住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其中折衷说更合理：“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以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为确定原则，以长期居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以农村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且能尽到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为标准，以习惯为例外，相互结合，共同来确定。”通常不具备农村户口的人和其他单位承包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是“外部承包”。而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外部承包”一般采取“其他方式承包”的形式。耕地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支柱，也对我国农民有突出的社会保障作用，而以“四荒”为代表的土地资源在这方面的功能要小得多，且此类土地资源在我国农村非常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因此政策上比耕地更为灵活。“与蕴含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家庭承包不同，其他方式承包是通过市场化方式获得的农地承包经营权，客体主要是“四荒地”等未利用地，主要目的是提高广大农村“未利用地”的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法律允许承包对象不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二、“外部承包”的法律风险

农村发展需要社会资金的参与，然而由于现行土地法律制度的复杂性、局限性、滞后性，转型时期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多样性、多变性和模糊性，使得“外部承包者”参与农村土地承包及经营过程中，难以正确把握相关国家政策，理解并遵守法律，因而常触及诸多法律限制。司法实践中，“外部承包者”违法承包农用地，违反土地用途管制，侵犯集体和农民权益，破坏耕地等问题大量存在，常置身于法律风险之中。不但严重危及承包经营和未来收益，也挫伤了其他将参与农村改革的投资者的信心和热情。

（一）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承包的风险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 15 条虽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外部承包”，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可以对外承包的土地种类，目前只能从《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其他方式承包”的内容来确定“外部承包”的土地范围，即只能是 “四荒”等农村土地。事实上，《农村土地承包法》对 “外部承包”的农村土地的范围的规定也并不明确。除了四荒地之外，还有哪些农村土地可以“外部承包”，缺失法律规定。根据我国农地立法意旨，“外部承包”农村土地，不能包括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另外，《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其中，只有出租可以针对集体外的人员和组织。现实中，无论是发包方还是“外部承包者”，不仅不知承包的真正含义，对这些流转形式也分辨不清，常认为一纸承包、转包或转让合同就可进行耕地、林地、草地等所有农村土地的承包。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超越范围承包或者流转土地违反了“农地农用、农地农民用”的国家基本政策，也为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面临巨大风险。

（二）对土地用途管制认识不足的风险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为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土地用途管制要求土地利用必须符合规划，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进行非农建设的行为被国家严令禁止。实践中，农村土地“外部承包者”往往对这一最重要的制度缺乏足够认识，违反“农地农用、农地农民用”的基本原则。很多投资者承包农村集体土地并非进行农业经营，而是非农建设，有的甚至用来开发小产权房等商业住宅。农村土地“外部承包者”应认识到：尽管国家正大力推动农业结构调整，鼓励和支持设施农业等多种经营，但国家允许农村土地“对外承包”的宗旨依然是农业开发和土地资源保护，若随意更改土地用途进行非农建设必将导致法律风险的出现，面临行政甚至刑事处罚。

（三）土地使用权权属不明的风险

现实中，经常发生村社组织或者村社组织负责人擅自将农户的家庭承包地收回，与“外部承包者”重新签订承包合同的事例。“这些随意流转土地的行为，常引发诸多承包户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合同违约之诉。”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严格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调整或收回农户的承包地，调整或收回必须符合法定原因并履行一定程序，因而上述行为属于侵权的越权发包。这种发包往往是村干部、谋取私利的个人行为，即使已由“外部承包者”向原权利人即农户支付一定价款，经其默认或明确认可，也常会因为后来地价上涨或国家征收补偿而产生纠纷。虽然“外部承包者”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但由于承包程序存在瑕疵，事实上难以得到法律有效保护。因此，对于“外部承包”，承包前首先须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审核所承包土地的性质和权属，确定拟取得土地范围的权利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人（比如承包人、租赁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清楚发包人有无权利发包，避免因土地权属不明，范围不清而侵犯他人权益的风险。

（四）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等合同风险

对于“外部承包”而言，承包人通常会签订承包合同。尽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直存在“行政合同说”和“民事合同说”的争议，但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其“民事合同”性质逐渐得到广泛认同，“总之，尽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在我国立法中还不十分明晰，在理论上也存在争议，但从总体上而言，应当将其定位为民事合同，并以民事合同的基本理论和规则，针对其特殊性设计相应的法律规范。”“农村集体与非内部成员之间签订的合同，如果符合平等地位的要求，则属于民事合同。”在审判实务中，非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订立的农地承包合同也通常以《合同法》为适用依据。“事实上，在承包合同关系发生纠纷后，法院都是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加以处理的，合同法是保障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的基本法律。”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其他方式的承包，承包方应同发包方订立承包合同，在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条件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可以自由协商确定。实践中，承包人非常注重签订承包合同，有些甚至在订立书面合同后进行法律见证或者进行合同公证。然而，由于我国农地承包制度的复杂性，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事实上也具有行政合同的某些成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在合同法调整之外，仍必须符合特定法律法规的特殊规定。但是，发包方和“外部承包者”常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等同于一般民事合同，随意约定，导致合同内容违法，面临着合同无效、变更撤销和解除的风险。

“外部承包”土地承包合同常因违反《合同法》之第52条规定，被判决无效。其中，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被判决无效的占绝大多数。实践中，因违反土地外部承包决策程序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尤其突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及《土地管理法》第15条第2款，集体外人员和组织承包农村集体土地，必须遵循严格的民主议定程序，即“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一规定为强制性规定。现实中，“外部承包”往往既未履行民主议定程序，也未经乡镇政府批准。由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些承包合同往往被法院判决无效，即使最终未确认无效，也极大影响到承包者的利益。此外，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司法解释已废止，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但实际履行的农地承包合同已得不到司法支持。

因《合同法》52条“恶意串通，损害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而导致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也很普遍。“外部承包者”往往通过村组干部承包土地，常未与群众充分协商，农户往往会提出“外部承包者”和村干部在承包过程中暗箱操作，恶意串通，侵犯集体和农户利益，诉诸法院请求承包合同无效。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要由户籍判定，农村仍旧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外部承包者”并不被农民接纳和认可，而是受到天然的排斥。实践中，“外部承包者”与农户常常对立，特别是当“外部承包者”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收时，农户往往会联合起来采取诉讼、上访等手段阻止其获得补偿。“对于土地流转及一些地区引进外来户承包或进行规模经营等引起的原承包户与现种植户之间如何进行补偿分配缺乏明确的规定，常引起补偿分配争议。”虽然承包的是农村集体所有未承包给农户的土地，“外部承包”所构建的承包关系，依然不只是简单的双方合同关系，而存在三个利益相关方；“外部承包者”不只与虚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打交道，更要面对农户，擅长处理与农户的关系。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日渐虚化式微，农户的群体性力量正日益彰显，农民的权利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他们常常既怀疑由他们自己构成的那个“集体”的代表人，也对任何来自集体外部的“利益侵夺者”有着敌意。这种先验认识和防御心理经常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群体成员一致认为自己的土地权益正遭受集体和“外部承包者”的合谋侵害。农户与“外部承包者”的天然对立所引起的信任危机使得“外部承包”常面临很大风险。

“外部承包”土地承包合同也常面临被撤销或解除的风险。根据《合同法》第54条和《物权法》第63条，实践中，不乏“外部承包者”因违反以上法律规定而被撤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案例。此外，“在实践中，也常发生发包方以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偏低和其他原因为由要求解除承包合同，新任村委干部对前任村委干部与他人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拒不认可，对未到期的承包经营合同单方解除后另行发包给他人。”

（五）未进行物权登记的风险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承包方取得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规范之性质和内容分析，该法对“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主要实行债权保护，只有进行依法登记，承包方才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至于其他形式的承包，如果当事人愿意使其承包经营权成为长期稳定的物权，当事人可以通过登记的方式设定物权。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设定物权的，则只发生债的效力。”仅有承包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仅能产生债权的效力，即使取得了政府颁发的某种凭证也不能认为其为物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该解释表明，承包一方只有依法登记，才享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其他未依法登记的仅为债权性的土地承包使用权。

现实中，农村土地重复发包的情形较为常见，多数发生在“外部承包”中。“外部承包者”在签订承包合同后，如果未进行登记，取得土地承包证或者林权证，就只能得到债权保护，无法有效应对发包方重复发包行为，若遭受侵害只能对合同相对人即发包方主张违约责任。另外，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据此，“外部承包”未依法登记流转无效。司法解释也规定：“承包方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即以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请求确认该流转无效的，应予支持。但非因承包方原因未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除外”。

三、“外部承包”法律风险之防范

“我国正处于农地保障功能向资本功能转变的关键时期”，农村土地流转和“外部承包”越来越普遍，城乡统筹改革，也促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土地流转，也制定了许多政策。然而，由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土地政策常存在模糊不清及和法律“打架”等情形，这可能对农村土地“外部承包者”造成巨大的风险。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法官和法院固然会依据《合同法》保护“外部承包者”的利益，但也肩负着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政治使命，常会选择依据国家政策及《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平衡”农民与“外部承包者”的土地利益，事实上，这也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外部承包者”严格遵守现行法律尤为重要。

农村土地“外部承包”程序非常关键，常常成为农民质疑的焦点。发包方和“外部承包者”不注重程序，农民自身也对程序缺乏认识，甚至国家更在追求土地流转与土地流转违法违规的现实困境中矛盾纠结。整个社会对于程序的漠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土地流转秩序的混乱，很多土地承包纠纷由此引发。各方对农村土地“外部承包”程序的不重视，最后损害的往往不仅是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不强的农民的利益，“外部承包者”的利益也同时难以保障。

农村土地承包法定程序往往是防止农民利益受损的关键屏障，更是我国土地制度及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精髓和要义所在：国家希望土地能够顺畅流转，同时凭借严格的程序保护农民利益，使得农村既要发展又要稳定。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定程序更成为保障“外部承包者”土地承包利益的“防火墙”。因此，掌握法律规定，严格遵守农村土地“外部承包”程序，对于防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的法律风险至关重要。然而，依靠承包者自身有限的法律知识，不仅不能掌握“外部承包”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更不可能精通到足以防范法律风险，而法律专业人士则可在承包者参与“外部承包”的不同阶段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为其合法有效地实施承包经营提供有力保障。

首先，“外部承包者”在承包农村土地前应当委托法律专业人士进行调查，确定将要承包土地的性质、范围；明确将要承包土地的权属，搞清楚是否已发包给农户，避免侵权；查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以确定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土地用途管制的要求。

其次，“外部承包者”应在法律专业人士的协助下签订承包合同，避免口头协议或者约定不清的承包协议。对于可能被征用、拆迁的土地，应当在合同中明确征用补偿的分配原则，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签订合同前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土地流转决策程序，参与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并取得签约主体资格的村民会议决议或者村民授权证明材料。取得乡（镇）政府及县级农业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材料。

第三，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应尽快将土地承包合同向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对合同签订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鉴证或者公证，尽快持土地承包合同向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土地流转变更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林权证等。

最后，“外部承包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全面履行义务，不拖欠承包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处理好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关系，不侵犯集体或他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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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面临的可能侵害

1．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土地承包、土地调整和土地流转中可能受到村社集体的侵害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由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签订的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由于土地承包合同不甚规范、合同的执行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村社集体干部随意变更承包合同、调整或收回农民的承包地、干涉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等现象屡有发生。无论是在土地发包中，还是在土地承包关系存续期间，也无论是在土地利用经营中，还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都存在着村社集体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象。比如，许多由村社集体操办的土地流转和土地集中如土地股份合作制、土地反租倒包等，都暗藏着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强势剥夺和事实上的侵害。

以集体经济组织操办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例，虽然通过股份量化把农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但是，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农民不再直接拥有土地实物上的土地财产权利，农民在土地实物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中价值形态的股份。看上去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依靠股份收益也可以得到保障，但是，建立在股份收益上的保障和建立在直接附着于土地实物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已经有了很大差别。建立在直接附着于土地实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的保障是相当于物权的保障，而股份收益的保障是一种债权保障，其保障程度取决于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收益水平和股份分红。一旦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效益不好，股份分红很低，在农民难以再收回自己土地的情况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必然要受到侵害。而即使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效益很好，在集体股一股独大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很容易形成少数村社干部“内部人”控制的局面，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也同样会受到侵害。

2．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国家土地征用中可能受到侵害

土地征用是国家为了实施土地利用规划、实现土地利用的公共目的而强制取得私人占有的土地并给予补偿的一种行政行为。我国对于乡镇企业和村民住宅建设以外的建设用地，涉及集体农地转用的，一律实行由国家统一征用的管理制度，无论是出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目的的需要，还是出于房地产开发等私人目的的需要，都借助国家权力来征用农民的土地。虽然这种统一征用制度，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效率，并使土地规划用途差异引起的土地财产价值增值由政府统一收归公有，但是，问题是现行农地征用制度是建立在农民的承包地可以随便调整和非物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观念之上的，在土地征用补偿中并不完全承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性质，所补偿的并不是完全的土地资产价格；并且在补偿对象上实行集体和农户的两级补偿，许多地方征地补偿费在集体截留后实际到达被征地农民手中的已经很少。这种借助国家权力、对农民的土地财产进行不对等补偿的国家征用，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切深利益。

3．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农业的公司化、企业化经营中可能受到侵害

近几年，我国一些地方农业公司化、企业化经营有了一定发展，公司、企业进入农业可以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组织程度、推进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业的整体竞争力。然而，问题是在推进农业的公司化、企业化、产业化经营中，一些公司、企业进入农业的真正目的不是经营、开发农业，而是为了圈占并能够长期支配土地。这些公司、企业与村社干部合谋联手，以促进土地流转、集中和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产业化为借口，由集体经济组织将农民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强制收回或租回后再长期承包或租赁给公司、企业，公司、企业事实上长期控制了农民的承包地，农民要想收回承包地已经很难，直接影响了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

二、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

1．依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民土地财产权之所以会受到侵害，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包干到户”的劳动组织形式中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样一种产品分配形式中出现的，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债权特征，并长期由政策规定、合同约定，一直没有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确立起其完整的、稳定的物权形态。由于在法律上农民的土地权利性质不明、内容不清，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农户对自己土地财产权利的信心，影响了农民对土地进行自愿、有偿的处置，为各方面利益集团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提供了便利。刚刚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手段对农民承包地的调整做出了严格规范，对集体经济组织随意处置农民的土地做出了严格限制，这为全面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把政策规定、合同约定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为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财产权利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依据。当然，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还必须通过制定和完善包括《物权法》在内的《民法典》，最终完全纳入民法的保护体系。

2．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

我国农村渐进式的改革路径选择，决定了农村土地财产权利制度建设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农村将面临土地财产权利制度建设和土地市场建设的双重任务。在土地财产权利制度不甚规范和不够稳定的条件下，培育和发展农村土地市场，就必须始终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在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让农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土地流转的形式和对象。除了完善相关土地法规以外，在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安排中，必须对进入农业的公司、企业的资质和经营行为进行严格审查和规范，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坚持以农户为主体，农户自愿、有偿的原则，由农户与进入农业的公司、企业直接谈判做出决策。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发挥中介作用，但绝不能越俎代庖搞“捆绑式”的土地流转。要依法引导进入农业的公司、企业因地制宜地选择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可以通过“公司+农户+基地”的方式组织生产经营和配置土地的，就可以不搞土地租赁或土地转让；适宜与农民签定产品合约的，就可以不签定土地要素合约；适宜短期土地租赁的，就不要轻率地签定长期土地租约。

3．配套完善地方法规，确保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有土地保障

在统一制定和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依法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规范和界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确保农民自愿、有偿地流转土地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地方法规的配套建设，因地制宜地完善土地流转、保有和利用的政府调控机制。在农户土地保有量的调节和控制上，一方面要对农户尤其是纯农业户的土地转让行为在法律上进行必要的调节和引导，提早防范因土地转让等形成无地农户，因土地继承、分割等使土地过分细碎化；另一方面要防止因土地兼并、囤积等使一些土地保有者的土地保有规模过大。在土地保障上，通过开展平田整地、地块归并、废弃地复垦、闲散地利用、未利用地开发、公地发包等土地整理开发活动，提高土地的有效利用面积，为可能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个别农民提供社会救助和土地保障。

4．配套改革国家土地征用制度

在运用法律手段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构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土地产权体系的新形势下，必须配套改革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无论是公共目的还是私人目的的土地征用，都要建立在尊重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之上，参照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充分考虑土地作为财产的市场价格以及农民失去土地后的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等各种因素，确定与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土地征用补偿项目和补偿标准。在土地征用补偿对象上，直接瞄准被征地农户，实行针对被征地农户的全额、对等补偿办法，严格禁止集体经济组织截留征地补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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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一、引言

党的十会议召开以来，大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做到在承认产权的基础上，鼓励土地流转，同时积极推进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和现代化经营。丘陵山区作为粮食生产和农产品的重要产地，面积达到663.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69.1%，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但中国“人多地少”、“农户分化”和“城镇化”相对滞后的国情，决定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将是 “小农”和新型主体，以“小农”代耕、租赁为主要形式的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在“细碎化”更明显的丘陵山区将普遍存在和延续。这为大湘西地区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快速发展开拓了良好的渠道。

大湘西地区包括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市、邵阳市和永州市的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县在内的共39个县市区的广大地区，面积7.08万平方公里，占省总面积的33 %，人口1345万人，约占全省的20%，大湘西地区以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等三市州为主体。近年来，大湘西地区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大大湘西开发战略，努力克服自然、基础条件不足，经济得到加速发展，但与湖南省平均水平和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比，其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并不阻挡大湘西地区的土地流转进程。目前已有大量的关于土地经营权方面的研究，但由于大部分研究都是对发达地区或平原丘陵地形的土地进行研究，而对稍落后的山地地区的研究颇少，缺乏独特性。因而本文选择以湖南大湘西为研究地，来考察农村地区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开展情况。此次调查采用抽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选取湖南大湘西地区的保靖县、永顺县、龙山县、桑植县、慈利县、溆浦县、邵阳县、江永县和江华瑶族自治县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80份，收回有效问卷25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1.4%。

二、湖南大湘西地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现状

（一）被调查农民的基本特征

从表1可知，从事农业生产的成年男性占比44.53%，女性占比55.47%，男性劳动力明显偏少。在年龄分布上，被调查农民的年龄集中在60岁以上，占比43.75%， 35～60岁的占比28.13%，16～22岁的仅占调查总人数的3.91%，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老龄化”较为突出。结合农村劳动人口年龄，再从家庭总人数来看，主要集中在五口人数之间，说明农村每户家庭人口较多，折射出农村非劳动人口比重大。

呈现的特点如下：从性别来看，从并且存在农村文化水平分层差异明显，其中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整个比重的57.82%，而未接受过教育或小学文化水平的占整体17.97%。另外，大湘西以非纯农户为主，是纯农户的4.5倍。这是由于农村地区单纯地依靠粮食作物生存的农户十分稀少，而主要是依靠外出打工或自己经营生意等方式，来补充生活来源。基于上述数据分析可见，农村土地流转的开展仍然存在很大的空间。

（二）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多元化

影响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家庭非农经济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状况以及社会和经济特征（张丁等，2007）。数据显示如下特征（见表2）：第一，从家庭土地使用情况来看，集中在抛荒、租让他人和自己耕种，分别抛荒占据整体的33.98%，而与农村合作社仅占8.20%，而大部分呈现抛荒状态，是由于农民外出打工，无法联系，致使土地流转进度不明显。第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地广泛开展，农民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认可程度明显增强，虽然在调查总人数中，维持现状超出愿意转入高达81人次，但可看出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认可度还是持乐观态度。

（三）农民了解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途径

如图1所示，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宣传主体，主要是依靠政府和村委会，分别为76和63人，然而依靠报纸、电视等途径来了解相关政策占整体的1/5，完全自发的仅为21人。综合分析，得出大湘西地区农民参与土地经营权流转形式主动性低，主要是依靠政府等相关组织的牵引，这也说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后续开展仍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

三、湖南大湘西地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政策不完善，执行力度不强

结合图2可知，农村极为缺乏政府作为主导力量来引导农民去认知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政策和参与流转的运行机制。农户在实施土地流转权益方式上，主要依靠财产权利、经济权益的方式，而借助国家政策来解决土地流转相关问题，仅占整体的6%，大部分主要依靠农民自身权益来解决农地流转纠纷。由于大湘西大部分农村，地处偏远落后的小山村，交通不便，以及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宣传力度不强，同时大部分农村中老年人受传统小农思想的束缚，加上少部分农村地方势力浓厚等原因，很难吸引客户对农村闲置土地，进行大面积的承包，更不能使土地流转政策效用得到发挥。

（二）农民土地权益易侵犯、保障不充分

土地流转的规范化程度较低、乡土性十分明显、流转合同不规范的问题突出，不仅存在口头约定形式，特别是法律意识淡薄（亓宗宝等，2008）。根据表3得出如下特征：其一是农民在土地经营方式中，选择签订合同的方式比重仅高出口头协议的5.86%，但由于口头协议比重大，加上流转期限也存在较高的流动性，折射出大湘西农民的维权意识淡薄，一旦发生纠纷，往往受损失的是农民。其二是农户在处理纠纷时，以双方协调处理方式为主，占据整个比重的41.02%，而选择政府或村委会协调的则占据33.98%。这暗示政府在保障农民权益方面，仍需有所改善。其三是农民在土地流转活动开展中，关注地主要是流转中的收益、便利性以及法律保障等因素。从现实角度考虑，尽管采用政府的强制性保护措施，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事实上，现有的农村土地保护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政府的农地保护行动出现了政策失灵，信用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所以，这也导致大部分农民不愿意将土地进行流转的原因之一，健全土地明细法律保障机制刻不容缓。

（三）农民的收入低、不稳定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主要矛盾表现在，现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流转方式规定不明确和流转登记制度不科学（杨光，2011）。大湘西大部分农村受人文和地理环境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存在部分地区土地结构调整与社会新形势发展要求相脱节的现象。结合表4来看，农民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外出打工和土地耕种的方式，来维持生计，其次是受农村市场的影响，一些村民对土地经营权流转下的土地以及政策保障缺乏信任，不愿流转土地，导致有些土地集中难，给土地规模经营造成一定的障碍。主要表现在高比例的“缺劳动力、种地不赚钱”等因素上。

一方面由于存在大部分农村落后生产方式和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矛盾，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充分以及土地生产需要巨大的劳动强度等因素，致使农民对种地失去了激情；另一方面受农民先天的意识分散性和利益短浅性影响，在土地收入面前显示无比的脆弱性。通过数据显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一旦发生意外情况时，选择变更经营权的占据62.89%，这表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持续开展的波动性大。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导致农民土地收入低。

四、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改善农地流转环境

土地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对农民生存最重要的保障，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是在本质上来说，土地仅仅是一项完全意义上的财产和生产资料，却赋予其本不应由其承担的责任（张征宇，2013）。为了大湘西土地经营权流转在广大农村营造一个积极良好的政策和经济环境，我们则要做到：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二是给予信贷支持，在流转过程中，提供适当的贷款资金作为扶持。三是优化外地客户来农村承包经营土地的扶持宽松优惠政策，提高自我保障能力。此外，应建立农业保险和风险基金，在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来扩大农户自身的农业保险范围、加大对流转项目的监督力度，积极发展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 培育农业经纪人，促进农村基础产业的整体发展。

（二）推进法律保障体制，发展土地制度

为土地流转顺利进行，给农民提供相应法律保障是必不可少的。总体上要保证农地确权颁证、因地制宜培育土地规模经营主体以及完善农地产权治理结构（刘志文，2011）。第一是建立健全土地流转中农民权利的法律法规。第二，界定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托双方资格，明确各自权益和义务，切实保障农民利益。第三，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登记制度，针对农村土地建立起以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耕作权为体系的土地物权登记和管理制度。同时进一步稳定农户的承包关系，完善土地延包细则，适当时在原协议的基础上延长承包期，获得更长的使用权。在法律的保障下，土地流转形式越走越好。

（三）提升农民素质，促进土地流转

建设良好的农村经济环境，需要政府、地方企业和农民共同合作。逐步提高农民的整体素养，更新教育观念， 改变农民现有的温饱思想， 强化人口的素质意识，定时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学习适用的技术。做到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结构，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同时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同时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增收方式，这将有利于创造一个积极的农村经济环境，提高农民整体收入。使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口外流，也保证了农村足充足劳动力供给，有利于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地持续推广。

参考文献：

[1]张丁，万雷.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4年的15省（区）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07（02）.

[2]亓宗宝，史建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实证研究――从9宗诉讼案例谈起[J].农业经济问题，2008（01）.

[3]杨光.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缺陷与完善对策[J].当代经济研究，2011（10）.

[4]张征宇.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2013（12）.

[5]刘志文.建立和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农民利益保护机制[J].农村经济，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