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政府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规律；政府作用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51-05

随着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党的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从理论上做出的深刻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从计划和市场转向政府和市场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阶段，改革的中心是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涉及的问题是在哪些领域应更多地运用计划的方式，哪些领域应更多地让市场来调节，以体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定位。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框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体现了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在理论上的总体认识。20多年前的这一认识，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概括具有的局限性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再局限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而是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这一问题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高度社会化；二是经济发展的高度市场化。生产力发展高度社会化决定发挥政府作用的客观性和重要性，经济发展高度市场化决定尊重市场规律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和经济高度市场化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同时并存，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生产力发展高度社会化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表现，经济发展高度市场化是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反映了对问题实质的把握，体现了对问题的不断深化认识。

市场和政府是调节现代经济发展并保证其高效和协调运行的两种力量。市场的力量是借助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以“看不见的手”的形式，通过利益机制来调节各经济主体的活动。政府的力量是借助行政权力，以“有形的手”的形式，通过行政、政策、经济的手段来调节各经济主体的活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只在于市场，市场引导的也不只是企业。事实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除了市场以外，也会直接作用于企业、个人，这种作用是覆盖全社会的。市场引导除了作用于企业外，也会直接作用于个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市场的作用也是覆盖全社会的。在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活动的两种手段，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经济活动可以通过计划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实现，但运用计划方式的时候是排斥市场的；同样，运用市场方式的时候也是排斥计划的。所谓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实际上是指在有的领域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计划调节来实现，有的领域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并不是指在同一个经济活动中既运用计划方式，又运用市场方式。因此，严格地说，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只是从宏观上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运用不同的调节方式。计划和市场都不能覆盖全社会，只能是作用于不同的领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同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政府和市场不同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调节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这两种调节机制对调节经济活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不是同一层面上的关系，政府是一个主体，本身不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或方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或政策，计划本身只是政府可以运用的一种手段。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并不排斥市场的调节，而是对市场调节后的调节，是对市场调节结果的再调节。

其次，政府和市场的调节机制不同于计划和市场的调节机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实际上是指令性行政命令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实质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政府调节从本质说不是一种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来干预经济活动，是一种政策调节和利益调节。

最后，政府和市场不同于计划和市场调节的地位和作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对整个经济活动调节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明确的，谁起基础性作用，谁在经济活动的调节中起主导作用并不明确，这就难以对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做出准确的定位。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对整个经济活动调节的地位和作用是明确的，即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起基础性作用，政府调节不能取代市场调节的基础地位。

对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认识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转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标志着我们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解的深化，也更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计划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日趋弱化，在政府层面对经济活动产生中长期影响的是发展规划，这种中长期规划与原来的计划相比已经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和作用机制。政府的政策调节和运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是与市场调节并行不悖的一种调节机制，它不排斥市场规律的作用，相反借助市场机制来实现调节目标。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比计划的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

二、尊重市场规律，明确政府的功能定位

尊重市场规律是对政府而言的，是要求政府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关键是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政府不能无限界定自身的功能，不能认为政府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好，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看作自己的能力高于市场，政府必须把自身的功能定位在有限的范围内。政府不取代市场，实际上就是尊重市场规律。

尊重市场规律是因为市场规律能够高效调节经济运行，能够使各经济主体具有充分活力和发展动力，市场具有这样的功能在于利益机制的作用。市场是各经济主体彼此发生关系并从中获得利益的载体，各经济主体在市场上聚集，相互之间就会发生竞争，这种竞争关系一方面使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面临巨大的压力，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的经济主体，就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竞争力只能被市场所淘汰。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在微观领域中使能够生存下来的经济主体都是高效率的。基于此，尊重市场规律就能够实现微观领域的高效率。

现代经济是高度市场化的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使微观经济活动市场化，不断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最终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强调市场化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肯定，也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取向的自信。这种肯定和自信说明市场化改革不能走回头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充满自信。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经济活动遵循市场规律的要求，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不影响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和进行资源配置，与所有制没有关系，因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对象是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而不是所有制。企业和经济主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会自发地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调节自己的活动。否则，就会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而在经济利益上遭受损失。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规律面前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与所有制没有关系，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只要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的要求。以现代公司制为主流形式的企业，基本特征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成分构成的不同不会影响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和所有制的关系，而是经济体制运行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在于政府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从尊重市场规律的角度看，政府功能定位在于不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并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规律在竞争中得到贯彻，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样在竞争中才能实现。充分发挥竞争的作用，就必须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竞争是否平等是衡量竞争环境好坏的主要标准，现实中的竞争并不都是平等的，不平等的竞争不能产生高效率。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消除不平等的竞争，营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使不同的所有制经济、不同的企业都能够在平等的环境中竞争。政府营造了这样的竞争环境，也就能够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有规范，没有规范的市场经济只会影响效率，而规范是通过法治来构建的。市场规范就是规定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做了不能做的事情必须要承担什么责任。带有强制力的市场规范只有由政府来制定和实施，政府通过法治规范经济主体的活动，从外部环境为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提供法治保障。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活动。

三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诚信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要讲道德、讲诚信，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关系，信用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以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的，而信任的基础是双方的诚信。诚信可以节约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诚信度越高，就越有利于信用关系的发展，也就越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政府要用多种方法和手段来惩治不讲诚信的欺诈行为，培育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很长的时期里，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一贯主张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他们认为市场是一台灵巧的机器，能够自动、高效率地调节经济活动，保持经济协调发展。政府的职能只在于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政府不具有经济职能，更多的是充当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结果只能是破坏市场规律，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没有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但这种观点很快被客观现实所击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经济危机证明市场并不能始终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说明自由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是有缺陷的，而克服这种缺陷的主要手段就是政府干预。西方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市场经济运行存在天然的缺陷，自由市场经济的调节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避免和解决经济危机的有效方法是通过政府的各种措施进行反市场的干预和调节，政府调节和干预理论也随之产生。但在这一理论的主导下，过多的政府干预又使经济发展遇到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的双重困扰。人们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又开始对政府干预的问题重新进行反省。这种情况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两种基本力量，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客观上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扩大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当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后，一方面市场调节具有的局限性也必然会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原来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做法也不能继续下去，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应具有哪些职能，政府的功能定位怎样才能既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又能够有效克服市场经济运行固有的局限，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共性，这一关系不会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进程看，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政府怎样做才是尊重市场规律。从总的原则讲，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不要干预市场经济的活动，因为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规律来调节，政府不要在微观领域寻求作为，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这就使尊重市场规律有了良好的保证，或者说，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不尊重市场规律的干扰源，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得到完善。

三、发挥政府作用的重点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发挥政府作用的重点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作用要与市场作用错位，这样政府作用才不会与市场作用相互冲撞、干扰和抵消。对政府和市场作用范围的基本划分是，政府主要作用在宏观领域，市场主要作用在微观领域，这一划分的根本依据是现代经济发展呈现的两大趋势。

一是经济发展在微观上体现高度分散化，现代经济发展由众多的具有各自独立利益的经济主体的活动构成，它们之间的分工和协作、生产和经营都是个体行为，都是由每个经济主体自己做出决策，这种分散决策的依据是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成本最低，产生的社会矛盾最少，协调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容易。现代经济发展呈现的这一趋势说明，市场经济的形式是最合适的，市场机制调节具有高效率，任何一个组织、机构或政府都不具有替代市场的这一功能，或者说不可能具有市场调节那样的高效率，这是被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的，也是今天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律，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让分散决策的事情由各经济主体自己去做，把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让给市场调节，使市场规律在调节分散化经济活动中发挥其优势和作用。

二是经济发展在宏观上体现高度整体性。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各主体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相互之间结为一个整体。一方面，各经济主体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宏观环境，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需要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如经济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市场没有能力，或不具有解决的优势。这就要求政府站在全局的高度，解决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不能解决或者通过市场解决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这些方面的问题需要运用一定的行政权力，在全社会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不是纯经济问题，但与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宏观角度看，需要有一种市场以外的力量来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另一种力量，并不是只在市场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才能发挥作用，而是在市场经济整个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发挥作用。其实，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是今天才认识到的问题，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也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而是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市场规律调节经济活动是有效率的，但市场调节又是有局限的。经济发展中的整体性问题、宏观领域社会性问题，由政府来解决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社会效益，很多问题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解决。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发展具有的整体性趋势。政府作用主要在宏观领域中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具体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制定经济政策。政府作用主要通过对经济活动的政策调控来实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前提是科学制定和研究政府政策，解决好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经济发展一定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价就会得出不同的判断。所以，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具体说，政策的制定必须站在全局的立场上，以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为指导。特别是一些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更应该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这些政策也许并不能直接看到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效果，但从长期看，将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具有充分活力的社会环境。政策的制定不能只是由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说了算，应该在更广泛的范围、更高的层次来制定，避免政策制定部门的局限性。政策既不能长期不变，也不能经常变动，要根据政策的不同类型，有的政策应该具有相对稳定性，有的政策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政策越符合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越能够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作用的发挥就越充分。

其次，实施发展战略。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政府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是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内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体现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关系社会整体发展的问题，市场没有能力制定发展战略。实施发展战略需要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和部门都要以发展战略为导向，政府则要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引导。如，通过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加强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等。增强了发展战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也就增强了政府的作用，这是微观领域市场规律作用高效率与宏观领域政府作用高效率的结合。从整个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现代经济发展在微观领域的分散化，必然要求在宏观领域加强整体性，才能使市场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具有高效率，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具有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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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持经济平稳协调较快增长，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面对矛盾和问题，必须进一步强化改革创新意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近期要着力抓以下两项改革。

一是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下一步要紧密结合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重点做好三件事。其一，进一步修改完善已经出台的民间投资项目登记办法，完善配套实施细则，并适时上升为政府规章。其二，进一步修改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通过立法程序，争取早日出台。其三，抓紧制订代建制的实施办法。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出台后，国家有关部门还将出台多个配套政策。各地要特别重视抓好学习培训，切实把这项改革作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抓紧抓好。

二是规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紧密结合全面实施行政许可法，着力在规范深化上下功夫。其一，要按照省政府公布的行政许可目录，抓好省级部门和市县的衔接、规范工作。指导各地各部门完善行政许可的配套制度建设。其二，要按照国家审改办的要求，抓好清理规范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工作。其三，要抓好全省网上审批总体方案的实施工作。

（二）保持经济平稳协调较快增长，必须加快城乡体制改革

浙江省要率先在全国走出一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就必须率先在城乡体制创新方面取得新突破。

一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改革的重点举措：统筹城乡规划，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形成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规划建设体系，促进城镇规划方式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覆盖。统筹城乡就业，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加快建立城乡平等就业制度。统筹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总结试点经验，适时在全省范围内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同时，要积极关注并重视解决城乡转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快“城中村”改造，推进撤村建居，推进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促进城乡从社区建设、户籍身份到管理组织等方面的逐步接轨融合。

二是深化与农村税费相配套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要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改革农村教育体制，以及研究把税费改革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政府对农业补贴方式的转变结合起来。通过推进这些配套改革，切实建立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巩固和保障农业基础。

（三）保持经济平稳协调较快增长，必须加快社会体制改革

一是大力消除社会事业发展中的体制障碍。围绕科技强省建设，要进一步深化科研院所改革，牢固确立企业科技进步的主体地位，强化产学研联合机制，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围绕文化大省建设，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抓好试点方案的实施，推动一批重点文化设施、文化产业区块、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的建设和发展。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教育均衡发展。要深化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大公立医疗机构改革力度，深化农村卫生院改革，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要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步伐，在分类认定基础上，加快社会中介类和生产经营类单位的转企改制。同时，还要抓紧就消除服务业发展中体制性制约，降低民资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领域门槛等方面，深入研究，完善政策，加快市场化进程。值得指出的是，围绕着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还要把建立社会发展评估体系放在突出位置。通过发挥评估指标的导向作用，推动各级政府牢固确立协调发展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

二是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就业和社会保障是最大的民生工程。要认真落实各项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扶持政策，研究采取有利于促进灵活就业的政策措施。要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大规模开展针对性强、有实效的就业再就业培训。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做好扩面工作，不断提高保障水平。要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规范完善“新五保”制度，加快实施进程。还要加快推动社保体系向广大农村农民延伸，全面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保制度，大力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千方百计转移农民、保障农民、富裕农民。

（四）保持经济平稳协调较快增长，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市场体系

一是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进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大力推进直接融资，抓住中小企业板块推出、CEPA实施等机遇，推动更多企业多渠道上市。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做大省级产权交易平台。加快发展地方金融业，推进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支持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服务功能，防范金融风险。大力引进外资，加强银企合作，进一步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改善资金有效供给。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土地市场。扩大市场配置土地的范围，建立政府对建设用地总量的调控机制，加强土地供应结构的调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高建设用地投资强度和容积率“双控”标准，千方百计盘活土地存量，提高土地利用率。

二是建立健全资源集约利用机制。充分运用价格机制，用经济手段推进节能、节地和节水，形成有利于集约使用各类资源的新机制。要研究制订资源开发利用中生态补偿和生态修复的具体办法，以及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和超标排放惩罚办法，引导企业自觉加强污染治理和“三废”综合利用，形成有利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机制。通过试点逐步建立水权、排污权交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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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基础之年，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一年。根据国务院和省、市政府关于2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就我县2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为统领，以开展“作风建设年”为载体，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推进市场化配置资源要素改革，推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转型和制度创新，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与市场化取向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突出改革的人文关怀，提供公平的竞争和准入机会，又要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推动要素合理流动。

——坚持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的原则。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四位一体”的改革方向，致力于更高发展水平中的改革，致力于更高稳定要求中的改革，致力于更高层次上处理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力争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取得突破。

——坚持推进改革与促进和谐相统一的原则。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兼顾当前和长远利益，协调好各市场主体之间、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主要任务

（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公共行政创新机制。

1、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扎实推进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按照“职能归口、项目再减、流程再造、时限再压、环节再简”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要全面清理行政许可事项，包括非行政许可的审批事项；开展行政机关内设机构行政许可职能归并工作,扎实推进省级行政审批示范中心创建；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行为，简化审批环节，压缩承诺时间，整合、优化审批流程，扩大并联审批范围，推进网上审批。（责任单位：县审改办牵头，县监察局和县有关部门配合）

2、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贯彻落实《*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进一步做好项目管理工作。开展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试点，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健全重大项目审计监督制度和稽查制度。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评价制度和社会监督制度。（责任单位：县发改局牵头，县审计局、县财政局等部门配合）

3、创新公共财政体制。坚持以公共化为取向，以规范化为原则，不断创新公共财政体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全面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实行财政集中支付，完善对财政预算和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估。（责任单位：县财政局牵头，有关部门配合）

（二）继续推进企业改革，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4、改善企业发展环境。进一步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加快推动民营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坚持“非禁即入”的原则，鼓励民营经济进入基础设施、文化产业、医疗卫生、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积极创造民资均等的资源分配和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县发改局牵头，县有关部门配合)引导民营企业不断完善和规范管理结构，优化人才结构，提高员工素质，重视企业安全生产、员工工资福利和人力资源培训，维护员工合法权益，促进劳资关系和谐。（责任单位：县经贸局牵头，县劳动保障局和县总工会配合）

5、深化行业协会改革。落实《杭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制定《*县行业协会管理办法实施意见》，基本完成行业协会“三脱钩一转移”。加大对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建立中介机构的新型管理模式。完善行业协会自律管理办法，建立协商共议、民主决策的运行机制。（责任单位：县发改局牵头，县民政局、经贸局、工商分局配合）

6、积极创新对外开放体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招商引资实施办法，创新招商引资体制，大力拓展利用外资领域，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责任单位：县外经局牵头，县有关部门配合）

（三）推进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发展机制。

7、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行业监管及重大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等职能，加强医疗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探索创新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改进和规范药品集中采购，切实降低药品价格。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加强社区卫生硬件和软件建设，促进卫生资源共享。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增加筹集额，提高保障水平。（责任单位：县卫生局牵头，县发改局、县民政局、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招标办等单位配合）

8、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改造和经费投入，缩小校际办学条件差异；加大教师支教力度，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发展。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大力支持和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形成与公办教育优势互补、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责任单位：县教育局牵头、县有关部门配合）

9、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文化经营单位行政许可制度，明确属地职能，理顺管理体制。研究规范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办法和举措。深化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产权制度改革。探索体育社团组织管理新模式。加强农村文化工作。（责任单位：县文广新局牵头，县有关部门配合）

（四）、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建立统筹城乡发展机制。

10、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深化乡镇机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控制和化解乡村债务，建立村级组织运转保障机制。加快推进村集体资产融合工作。（县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县有关部门配合）

11、完善新农村建设空间规划。制定乡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和农村村庄布局规划，促进农村人口集聚，扩大强镇、中心村规模，深化小城镇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规划体系，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交通、供水供电、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体系。（责任单位：县农办牵头，县发改局、县建设局、县交通局、县环保局、县水利局等部门配合）

12、健全新农村建设体制机制。探索农村新社区建设。整合农村资源，完善农村基层服务设施，强化农村社区服务功能，开展农村基层文化、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服务。逐步实施城乡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建立公共财政向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公共事业倾斜的保障体系和多元化投入机制。（责任单位：县农办牵头，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文广新局、县卫生局、县民政局等部门配合）

13、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和支持保护体系。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模式，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培育农村经营大户，大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落实促进专业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推进农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社和农业行业（专业）协会的发展，切实抓好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探索农业生产风险化解机制，推进政策性农民住房保险。（责任单位：县农办牵头，县发改局等部门配合）

14、完善农民多元致富机制。继续推动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积极培育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充分利用土地征用、农居拆迁、村庄撤并等带来的财产权益性收入增加的机遇，完善农民多元化致富机制，逐步形成拥有就业岗位“薪金”、不动产“租金”、股份红利“股金”及社会保障“保障金”的“四金”收益新格局。（责任单位：县农办牵头，县农业局、县国土资源局、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配合）

（五）完善市场体制改革，创建内外发展互动机制。

15、创新资本市场体系。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发展壮大中小企业担保机构，探索建立再担保体系，建立健全再担保机制。扩大融资市场，研究出台*县企业上市鼓励政策，积极培育上市企业。（责任单位：县经贸局、县上市办、县发改局牵头,县财政局、县人民银行配合）

16、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进一步完善现代物流业政策体系，促进现代商贸业发展。提升传统商贸流通业，积极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营销方式，构建大中小结合、内外贸一体的现代流通体系。（责任单位：县发改局牵头,县经贸局配合）

17、规范发展中介服务业。健全中介服务业体系，充分发挥中介服务机构在市场运行中的服务、公证、监督功能。积极培育和引进企业化经营、规范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中介服务机构，大力发展知识型、科技服务型中介机构。（责任单位：县发改局牵头，县民政局、县工商分局配合）

18、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健全人才引进、培养、激励和保障政策支撑体系，建立人才综合评价体系和柔性人才服务机制，建立突出贡献人才奖励和津贴制度，探索对领军式、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的评价和激励机制。（责任单位：县人事局牵头，县劳动保障局和县有关部门配合）

（六）推进就业服务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19、健全就业服务机制。全面贯彻落实新一轮就业再就业政策，建立促进就业的财政激励机制，扩大政策覆盖范围。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介绍和转移就业培训服务，实施农村劳动力资源动态管理，建立县、乡、村三级就业信息网和就业服务网，实现城乡劳动者享受统一的就业服务。制定出台“创建充分就业社区”鼓励政策，开展“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基本消除社区“零就业”家庭。（责任单位：县劳动保障局牵头、县农办和县有关部门配合）

20、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建立社会保险、企业福利性补充保险和个人商业保险构成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完善工伤、生育、养老等保险政策，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启动并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责任单位：县劳动保障局牵头，县农办、县卫生局、县有关部门配合）

21、推进农村社保制度建设。调研提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拓宽渠道，完善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的体制机制。（责任单位：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牵头，县农办和县有关部门配合）

22、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四级帮扶救助网络，巩固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工作成果，不断提高保障和救助水平。扎实推进分层分类救助体系建设，继续实施农村贫困家庭住房救助，扩大“捐赠物资调剂中心”和“慈善超市”的覆盖面。继续落实教育资助券和人民助学金制度，实施中小学生医疗困难救助办法；完善医疗救助体系，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责任单位：县民政局牵头，县卫生局配合）

23、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加强劳动工资基础管理，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和待遇保障机制，逐步实现同城同待遇。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责任单位：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牵头，县有关部门配合）

七、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和诉求表达机制

24、完善社会管理制度。积极推进社会管理法制化，不断完善有关社会管理的政策法规，逐步实现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建设与管理有法可依。大力培育发展各类民间组织，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充分发挥他们在提供服务、协调利益、化解矛盾、反映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按照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原则，通过财政扶持、购买服务、授权委托、法律约束等方式，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培育引进各类独立、公正、规范运作的市场中介组织，创新对中介组织的管理形式。（责任单位：县民政局牵头，县工商分局和县有关部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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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权改革 经济学 经济体制改革

一、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

我们通常情况下把产权理解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对资源的使用权利，也可以说是人们在利用资源时必须遵守的适当规则。从直观上分析，产权主要用于表现人与物之间的某种特定的归属关系。其实呢，这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可知，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无限制供给资源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我们所谓的产权问题。

清晰化以及流动性是产权的两项重要的基本特征。产权清晰化包含了两种基本含义：一是产权中所涉及的主体的“人”格化。这主要是指产权的所有者必须是被我国法律认可和承认的人格主体。这些主体通常是指法人或者公民自然人。这一特征是不适合抽象的对象的；二是产权归属必须具有独一性。“一物一主准则”在市场经济中是维持我国产权市场的正常运行的重要标准。产权制度的第二项基本特征是流动性，产权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合理配置，从而聚集大量社会资本，最终达到与现代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目的。

二、产权经济学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分析

1.产权经济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通过总结我国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产权经济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产权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最基础的经济理论之一。无论是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充分表现了产权的复杂性，因此产权经济学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要挑战。产权不是单一的某项权利，而是一组围绕人们财产所结成的权利。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的产权激励机制是重中之重，是整个改革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产权激励是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

2.产权经济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旋律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主体内容，其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的明晰以及界定问题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微观基础。产权制度在法律的保护下和政府部门的适当激励下，才能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产权是发育市场经济主体的第一要义。

3.市场经济中股份制改革的精髓是产权多样化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要求以多样化的产权主体作为经济的微观基础，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相互竞争，推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而在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有效载体即产权多样化。同时，这也是是产权经济学的一项重大突破。因此，股份制被称为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项重大发明。

三、如何应用产权经济学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1.以产权经济学为第一要义优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总结我国早些年间实行计划经济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针对我国目前国情，不断的进行探索和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慢慢的以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项正确的举措，在现在的经济改革浪潮中，我们要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天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以下问题：由于全民所有制在产权制度中是模糊飘渺的，更加无从谈起所谓的激励，这就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因此，要将产权所有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要勇于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大胆深化企业经济改革，促使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建立起多元化的、全方位的产权激励机制，最终达到优化所有制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2.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产权多样化

只有竞争才能促进发展，然而改革开放前所实施的计划经济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完全是抄袭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并不适用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中全民所有制是一个宽泛而且抽象的概念，它不具备明晰的产权关系，无法形成利益驱动。因此如何在全民所有制中建立起优良的动力机制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历史课题。因此在现代经济体制改革中很多企业采用了股份制，通过参股、集股、控股多种方式，形成多元化的经营主体，从而满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3.将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

产权制度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最深层次困扰和较难突破的体制瓶颈。经济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体现， 它通常是以政府、企业等单位组织作为支撑点和连接点的， 而产权则是经济活动的对象以及重要纽带。运用适当的制度来界定经济主体的具体责任和相关权益叫做产权的界定。产权的界定主要是为了维护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优化配置经济资源，实现我国经济有序而且高效的运行。目前有的产权归属关系还是很模糊，这一现状导致部分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疏忽了自己的资产情况，缺少具体人员对国有资产负责。想要尽快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重视产权制度改革。

4.将产权保护作为民法的核心内容

每个公民都希望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产权并使其不断增值，因此我们必须将产权的保护作为民法的核心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私企和个体商户应运而生，我们必须通过法律来保护这部分人的私有财产， 这也是产权经济学制度改革的基本内涵。

结语：通过不断地研究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我国的产权经济学理论。在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产权经济学，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魏杰,赵超俊.构建新的财产制度[J].国有资产管理,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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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化改革支撑了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江苏始终坚持市场化取向，科学探索、坚定发展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农转工”、“内转外”和转型升级，不断推动创新发展，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发展能量，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综合实力的显著增强。1979—2012年，江苏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5%，高于同期全国增速2.7个百分点，相当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3.6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增速，也大大高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2012年，江苏GDP为54058亿元，占全国GDP的份额为10.1%，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2%。若作为独立经济体来衡量，江苏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第16位。人均GDP按当年汇率折算为10827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大致相当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收入的中限水平。同时，经济结构加速转型，江苏发展总体上已迈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后期”阶段的门槛。

市场化改革使江苏经济成份从单一走向多元，资源配置的机制发生重大变化，从制度上为经济主体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方式，促进了经济水平和效率的提高。2012年，江苏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36057亿元，占GDP的比重达66.7%，其中私营个体经济比重为41.7%。2012年末全省金融资产比2007年末增长2.6倍。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同时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也在不断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社会的就业创造能力不断增强。

二、重塑发展新引擎亟需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

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后，江苏已率先进入转型升级的“攻坚期”、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发展成本的“上升期”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深化区”。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显示，一国（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一般会出现持续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后从第三个10年开始明显减速或者调整。原因是在工业化后期，由于科技创新能力和资源环境等的瓶颈制约，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出现下降。事实上，近年来江苏经济增速已出现减弱。“十一五”时期以来，江苏经济增长率虽然每年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但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开始有所回调，2006、2007年经济增速均高达14.9%，2008年降至12.7%，2009、2010年为12.4%和12.7%，2011年为11.0%，2012年再降至10.1%，2013年一季度为9.7%。江苏经济增长率2005年在全国排第3位，2006年第4位，2007—2009年均列第13位，2012年降至第20位。经济增速回落，是发展动力出现弱化的必然反映，是竞争优势不足、生产效率不高的具体体现。

江苏经济发展动力减弱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是需求结构失衡。近几年，江苏投资率维持在51%左右，比全国高约3个百分点；净流出在7%左右，比全国高约4个百分点；消费率仅为42%左右，约比全国低7个百分点，也低于中等发达国家65%的水平。受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的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不足势所难免。二是自主创新能力偏弱。江苏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特别是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还远没有掌握，产业总体处在全球分工体系和价值链的中低端，有相当数量的本土产业和企业基本上处于“有产量、无品牌、无技术”状态，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较低，出口结构和比较优势格局多侧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市场分工的时代接近尾声。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应付职工薪酬增幅快于职工人数增幅14个百分点，人均薪酬增长13.8%。当前，工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已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无疑会逐渐枯竭。四是资源环境的硬约束不断强化。全省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十分突出，对转变发展方式形成较强的外部压力。江苏能源资源匮乏，能源矿产和金属矿产储量在全国的份额较低，所需能源大部分需要从省外调入和进口，2011年全省能源自给率仅为9.5%。同时，环境容量小，单位面积的污染负荷位居全国之首，环境保护成本高企。

可以说，目前江苏发展已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门槛，亟需跳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窠臼，改变对既有经济增长动力的路径依赖，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阶段迈向创新驱动阶段，打造江苏经济升级版，在转型发展、创新发展中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构筑新的动力机制。而这关键在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三、江苏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做“加减乘除”

江苏要率先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和推进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最大限度地将改革红利转换成为发展红利，形成激发全社会活力、潜力的有效制度供给，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充分聚合各项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从重要领域、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入手，以更大勇气和决心破解改革难题，可归纳为“加减乘除”四法。

一是做“加法”。就是通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调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增加市场活力。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确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明晰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科学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和宏观调控体系，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重点是要改变在土地、资本、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市场仍然存在的过度规制和扭曲现象，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系，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不断增强金融市场功能，加快多层次金融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健全促进总体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

二是做“减法”。就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瘦身，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不必要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政府的作用可以被忽视，当然政府也不能乱作为、过度作为，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也会增加负外部性和摩擦成本，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目前重要的是，要避免和克服政府自身在市场监管上的“空位”、社会管理上的“错位”，以及公共服务上的“缺位”等问题，实现由“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管制，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向市场主体提供服务和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政策、法律环境上来，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有竞争力的投资、创业和发展氛围。重点是要把握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这个突破口，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在投资、社会事业、非行政许可审批等领域，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就不要再搞前置审批。严格依法设定和实施审批事项，行政机关设定审批事项必须于法有据，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按照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要求，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方式，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能。

三是做“乘法”。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与技术创新、企业经营机制、人才机制等的持续互动，不断为经济转型进行激励并提供动力源泉，形成资源配置的乘数效应。目前全球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阶段，未来信息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江苏经济的新引擎。但科技创新绝不是简单的技术创新，而是全民族的思维创新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需要以制度创新和运行机制的改造作为强力支撑。美国再工业化强调的就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持续互动，奥巴马政府强调要完善自由企业制度以驱动创新，对基础研究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在这方面，我们目前的体制机制，大多还是比较擅长追求产业规模扩张的管理办法，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不够，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机制不顺，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实现技术赶超、推进技术进步的机制和制度还没有形成。必须把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到2015年率先建成创新型省份的重要举措，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鼓励大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建立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共同参与的创新战略联盟，发挥企业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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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谈认真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

省委关于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意见指出，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是解放思想大讨论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一要求，切中目前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要害和关键，必须不折不扣地加以落实。

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首先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这一点，虽然看似老生常谈，实际上却非常必要。因为在现实中仍有不少同志对此认识不足。

从理论层面来看，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较为有效的配置资源的形式，在提高经济发展效率、调动企业与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与先进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实质上就是市场经济理念和体制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成果；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更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是思想解放的必然要求；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已经成为推动我省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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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正式制度变迁；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8-0048-02

在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此同时，在非正式制度领域，却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经济信用的严重失常，急功近利的短期市场行为，各种各样的寻租等现象，这些在市场化体制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越来越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固和完善。为此，笔者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着眼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角度提出一些自己浅薄的看法。

1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的表现市场化制度变迁中的正式制度主要是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取向，通过自上而下的人为选择过程而导入的，而初始的制度框架中延续的非正式制度却更多地表现为以适应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体系。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两种不同层次的制度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摩擦、震荡和冲突。相对于市场化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社会信用的缺失

我国正处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之中，信用缺失现象还相当普遍。例如：商业交易中大量的欺诈行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资本市场中欺骗瞒报、虚假信息披露和恶意炒作不乏其例。信用缺失已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危害，不仅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而且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

12行为方式的非理性

所谓行为方式的非理性，就是指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行为决策缺乏可靠的基础，主要受情绪的支配。例如在投资领域，当投资者情绪乐观时，乐观的预期导致投资激增，经济扩张，反之，投资萎缩，经济衰退。在当前表现尤为突出的是一些盲目的从众行为，人们的行为普遍缺乏理性思考和冷静分析，这与市场经济文化中“经济人”的理性预期和理性经济行为是相违背的，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了支撑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的缺失，还导致了因重复建设和从众决策而产生的低水平、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严重过剩和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最终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功能的正常发挥。

13价值目标偏向，价值判断失衡

目前，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性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造成了一些人价值取向的混乱、偏离和失衡。如诚实劳动和守法经营未能蔚然成风。而过度投机和一夜暴富的心态却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传统关系社会的影响依旧普遍存在，凡事均通过关系来加以解决。这说明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已被严重扭曲，社会经济运行的文化基础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公开、公正等观念和秩序相去甚远。

2导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的原因导致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非正式制度变迁自身具有的自发性、渐进性等特点导致的原因，也有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道德规范缺位和政策实施力度不足等原因。

21非正式制度变迁受其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的影响传统道德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思想传播和渗透。已深深积淀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形成了种种陈旧的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等。这些因素必然以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阻碍和迟滞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首先，传统道德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经济生活中的直接危害就是造成人们商品经济观念淡薄、时效观念较差、平均主义严重。其次，对和谐与谦让人生态度的过度崇尚，是导致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竞争精神和开拓精神消减的原因。再次，德智传统的盛行和法治传统的缺失，导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坚持的法制原则难以落到实处。最后，重群体轻个体，抑制了个人的自主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发挥，使市场经济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原始推动力。

22道德规范缺位是我国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的主要原因在转轨过程中，与旧的经济形态相适应的那一套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体系，由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从而开始消解，并逐渐丧失了对人们社会行为的调控功能，而新的价值观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从而造成了社会道德领域的真空状态。长期以来，以小农经济和产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所出现的种种弊端，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破这种经济结构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而引入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和结构模式。以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大工业经济、市场经济等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经济形态，本质上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体系，然而，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新道德的传播及其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发挥作用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在旧的道德规范体系被批判和否定，而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又无法马上建立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缺乏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和行为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是盲目而混乱的，表现出对新旧道德规范的困惑和迷茫。在这种困惑中。不可避免就有很多人超越于旧的伦理规范之上来行事，并出现大量的越轨行为。

23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制约了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进程

正如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都离不开一定的非正式制度的辅助作用一样，任何非正式制度作用有效发挥，也依赖于正式制度的支撑。以当前诚信危机为例，除涉及上述原因外，法律制度建设中的滞后就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导致当前我国社会中产生诚信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①我国缺乏一套统一的健全的诚信法律体系。②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产权不够明晰，产权制度建设滞后。现代诚信的核心是尊重其他经济主体和公共的产权边界，存在理性的激励，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脱胎而来，在我国原有的体制下，缺乏经济主体独立产权的概念，不能给守信者以激励，相反却产生了大量不道德竞争等违反诚信原则的商业行为。

3对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几点思考31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观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指发展要体现对人的关怀，满足人的基本权利和需求，以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目标。社会主义制度是把人的全面发展当做社会最高发展目标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办法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沿着“以人为本”的目标推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既要考虑现在，又要考虑未来。以人为本中的“人”，既是自己身边的人，又是全社会的人；既是现在已经存在着的人，也是将来要出现的人。想问题，做事情，搞改革，谋发展，即要在单个人身上体现以人为本。

32以诚信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信用体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经济越发达越要求诚实守信，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石。针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诚信缺失问题，借鉴国际经验和一些发达地区的成功做法，分步实施，有序推进。首先必须净化恪守信用的社会环境。当务之急是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是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方式，利用学校、企业、社区、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广泛开展行之有效的信用道德培养和教育。二是提高社会主体的守信意识和维权知识，并能自觉参与监督和抵制失信行为。三是引导和培养市场主体重视自身信用程度的社会评价，努力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级。其次必须加强恪守信用的法制建设，建立市场经济的诚信机制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体系。为此，要健全法律体系，对各种非诚信行为有明确的法律规范、限制和惩处，做到有法可依。最后，必须规范恪守信用的企业行为。鉴于当前的实际情况，加快企业信用建设要结合企业制度创新来进行。要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尽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市场主体。避免产权不清、司法公正性欠缺和透明度不够等给企业失信创造机会。要着力完善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机制，特别是企业内部有效的授信管理和严格的获信管理，加强企业控制自身信用风险的能力，以促进企业不断拓宽市场、最大限度地降低财务费用开支。培养企业品牌意识、形象意识，树立信誉就是市场、信誉就是客户的观念，不断增强企业维护自身信用的自觉性。要重视企业文化的创建，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武装企业，使依法治企和依德治企得以很好地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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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格体制 改革 动向

一、我国价格体制改革的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价格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逐步实现了从计划价格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的转变。以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提高为开端， 价格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改革计划价格体制时期

1979年改革之前的中国价格体制为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国家通过有计划地调整、放开部分产品价格管理，逐步引入市场调节机制。1979至1984年，在“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指导下，价格改革的取向是“计划价格为主，自由价格为辅”，改革的方式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改革的重点是调整不合理的计划价格。1984至1988年，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指导下，价格改革的取向是“少数计划价格，多数市场价格”，改革方式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改革的重点是转化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过度集中的计划定价权限。在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同时， 全面展开。1988至1991年，围绕国民经济整顿，改革取向是稳定价格总水平，改革方式是“控中求改，相机调放”，改革的重点是探索建立价格总水平的检测和调控体系。有计划分步骤地调整了5 大类20 多个系列的产品价格。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时期

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价格改革的步伐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明显加快，从商品和劳务价格改革到生产要素价格改革逐步扩展。首先，加快了转换价格形成机制的步伐，从中央到地方都大面积地放开了一批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其次，加强法制建设。1998年，《价格法》的颁布和实施，明确规定了我国的基本价格制度是实行并完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使政府价格管理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最后，加快构建价格调控体系。在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由市场形成的情况下，加强价格总水平调控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时期

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推动了价格主管部门及时推进职能转变，价格改革更加关注民生和监督，明确价格工作的职能定位是“定规则、当裁判、搞服务”。首先是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转换粮食价格形成机制，运用比价关系、成本关系对能源资源进行改革等。其次推进价格主管部门职能转变，进一步完善价格调控监管体系。再次更加注重民生价格的监管与改革。清理涉农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加强药品价格监管，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等。2003和2008年两次适时启动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抑制价格不合理上涨。

二、我国价格体制转变的特点

第一，我国价格机制的转变是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所决定的，价格改革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内进行，价格改革的取向始终决定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

第二，我国价格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实践过程，也是理论探索的过程。在80年代初才对价格的范畴、价格基础展开广泛讨论，而价格改革已经开始；在新世纪开初，展开了价格形成的探索，价格改革的模式也是在争论中推行。

第三，我国广泛汲取国际经验，计划价格体制逐步渐进地过渡到市场价格体制，避免的社会大的动荡。我国价格体制改革遵行从农村、农产品，逐步推广到全国、所有产品；高度集中的计划定价机制，通过“双轨制”渐进地放开，由市场定价；在改革的区域上先试点后推广、先沿海后内陆、先特区后全国；在改革的方式上先调后放、先增量后存量。价格体制改革是在汲取国际经验中渐进式进行的，将价格的变动控制在各方利益主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第四，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在价格体制转变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价格改革之初，国家下放部分商品定价权，部分商品特别是副食品价格零售价格上涨，国家给予补贴；在定价权限放开之后，国家从行政事业收费、日常生活费用等方面深化民生价格改革与监督。取消农业税，教育收费“两免一补”，推行药品“零差价”等，保障城乡居民都能在改革中受益。

三、完善市场价格体制的动向

第一，理论讨论继续。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推进理论。我国价格体制改革的理论是在实践中探讨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的理论指导，理论研讨是改革推进的必然要求。价格形成是价格运行的基础，在价格形成机制方面，公共产品定价、资源环境价格等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谈论。

第二，坚持市场化导向与国家宏观调控。价格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系，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要求价格体制坚持市场化导向。但是价格机制的作用存在局限性和缺陷，需要政府宏观调控的弥补，坚持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相结合。

第三，价格体制改革更加关注民生。价格问题涉及各方利益，价格改革实际上是对既有利益的重新调整。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参与，是价格改革推进的保障，因此价格改革的深入要更加关注民生，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继续关注三农问题、规范公共产品收费、切实解决居民生活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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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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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近日国务院纠风办在全国纠风工作会议中表示，在2007年纠风工作中，将加强药品成本价格调查和监测，改进药品价格核定办法，扩大政府定价药品范围，逐步推行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

哈佛大学博士郭凯评价这一政策说，“这真是一个相当有想象力的政策”。“药贵了，政府就来给处方药定价，房子贵了，政府就来搞限价房。”那么，白菜贵了，政府是不是再来给白菜搞定价或限价？“以此类推吧。反正这种政策背后的逻辑一定是：只要政府管住价格，原本越来越贵的东西就可以变得不贵。”

这种自以为通胀问题就是价格问题的错误观念，诱发了错误的政府行为。可是不是政府管住价格，原本越来越贵的东西，就不会更贵，就不会有通胀？任何在上世纪80年代使用过外汇券的人都知道，地上的外汇券价格远低于“黑市”价格。而任何在药品市场的人都知道，政府管住了这个名字的药品价格，那就换个名字继续涨价。是的，真正的市场价格并不是政府所能管制的，任何存在管制的地方，就必然因此而存在“黑市”，通胀只不过游离于政府管制之外，但并不等于不存在。

想想这种自以为有了限价，价格水平就能被约束住，管住了价格水平就管住了通胀等想法，颇像中国古人所言的“掩耳盗铃”，也像自找的“一叶障目”，以便“眼不见为净”。问题是，这类计划管制带来的，几乎必然是一个短缺经济，就像药价问题上，处方药价是果，处方药品供应渠道短缺才是因。

而这又是由错误的投融资体制改革观念所导致的，君不见当今药品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讲得最多的就是招投标体制改革吗？但这实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励弘曾经评论指出，投融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滞后的一部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像药品供应渠道市场上的改革，如果仍旧把招投标体制改革当成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全部，那么药品价格就注定是扭曲变形的。

过去10年中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措施，集中反映在三个纲领性文件中：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九五”计划和“十五”纲要。仅就投融资体制而言，文件内容和实际措施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方向正确但实际上不到位。比如，用项目登记备案制代替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对企业出资建设国家非限制类项目，实行登记备案制。还有一类是说得很对，但不属于投融资体制改革范畴。比如，把建筑业改革（投标、招标、工程监理制）混同为投融资改革。还有一类根本在提法上就有错误。比如，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对于项目融资类的项目，当然需要成立项目公司，但是项目决策是由项目发起人、政府或者企业作出的，项目公司和项目一样，都是决策的产物。既然决策在先，项目公司在后，它就只能承担建设责任，不能承担决策责任。所以说，投融资体制改革这些年来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