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认识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建筑认识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新刑诉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表现之一是在附带民事诉讼一章中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和诉讼全程加强调解工作。以前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都是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新刑诉法构建新的、独立的、有特色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法制日报》报道,甘肃、宁夏审理的杀人、伤害等重特大刑事案件赔偿率不足10%;广州市两级法院近3年来的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件绝大部分以终止或中止的形式结案。 目前,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空判”的普遍存在绝不是危言耸听,笔者近期的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使笔者更加强烈的体会到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紧迫性。

    被告人郭某与死者宋某因相互敬酒问题发生争执,争吵宋某被捅伤导致死。法院经审理判决郭某赔偿宋某亲属186897元。后因郭某未主动履行笔者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被告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一家四口皆以种地为生,父亲患病需要常年花钱治疗。母亲和弟弟在家务农,郭某是家里的全部收入来源,其根本难以负担赔偿款。反观死者宋某,自幼失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其父亲患有多种慢性病,因生活拮据不敢住院,只能每天自己吃药缓解病情。每年种地的7000元收入连医药费都不够,作为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被害人的死亡使其父亲的生活陷入绝境,郭某的赔偿对于宋某亲属来说是一笔救命钱。

    笔者的案件只是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难问题的冰山一角。马加爵杀人案、杨新海流窜杀人案、邱兴华杀人案等暴力犯罪的受害人几乎没有一个获得过被告人的赔偿,有的家庭因为遭受侵犯而一夜致贫,严峻的社会现实急切呼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以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安定和谐。

篇2

关键词：建筑企业;培训;员工

建筑行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对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而建筑施工企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多数工作都需要人工来完成，员工的素质和思想意识直接影响到工程的质量和速度，直接影响企业竞争力和企业形象。因此，建筑施工企业更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着力强化员工的教育培训，不断追踪日新月异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思想，使企业人力资本持续增值，从而促进企业科学、安全、和谐、持续发展。

1建筑施工企业员工培训的必要性

1.1企业发展的内在需要

员工培训一方面可以打造一支能征善战的员工队伍，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将员工个人的发展目标与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统一起来，满足了员工自我发展的需要，调动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增强了企业战斗力。培训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企业的发展战略服务。要实现员工素质与企业经营战略的匹配，则必须通过员工培训这个体系将员工个人发展纳入企业发展的轨道，让员工在服务企业推动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同时，实现个人的发展，获取个人成就。

1.2员工素质参差不齐的客观需要

员工培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岗位培训，其中岗位规范、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要求被视为岗位培训的重要目标。岗位人员上岗后也需要不断地进步、提高，参加更高层次的技术升级和职务晋升等方面的培训，使各自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达到岗位规范的高一层标准，以适应未来岗位的需要。建筑企业的施工作业员工大约有3/4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其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高低不一，这直接影响了工作效率，直接影响了工程的质量和速度。企业只有通过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让他们接受一些先进的理念、养成良好的自觉性和负责任的态度，才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1.3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当前企业愈来清醒地认识到培训是企业发展不可忽视的“人本投资”，是提高企业“造血功能”的根本途径。美国的一项研究资料表明，企业创新的最佳投资比例是5：5，即“人本投资”和硬件投资各占50%。人本为主的软技术投资，作用于机械设备的硬技术投资后，产出的效益成倍增加。事实证明，员工培训可以培养企业的后备力量，使企业更加适应市场变化、更加具备竞争优势，更加持续保持企业生命力。

2建筑施工企业员工培训的作用

员工培训，是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职能，是组织人力资源资产增值的重要途径，也是企业组织效益提高的重要途径。

首先，员工培训可以增强企业向心力和凝聚力，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不少企业采取自己培训和委托培训的办法。这样做容易将培训融入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对全体职工进行企业意识教育的微观文化体系。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认同企业文化，不仅会自觉学习掌握科技知识和技能，而且会增强主人翁意识、质量意识、创新意识。从而培养大家的敬业精神、革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形成上上下下自学科技知识，自觉发明创造的良好氛围，企业的科技人才将茁壮成长，企业经济实力将明显增强。

其次，员工培训可以提高员工综合素质，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水平，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美国权威机构监测，培训的投资回报率一般在33%左右。在对美国大型制造业公司的分析中，公司从培训中得到的回报率大约可达20％-30％。

第三，员工培训是建立学习型组织的最佳手段。学习型组织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是企业职工培训开发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企业要想尽快建立学习型组织，除了有效开展各类培训外，更主要的是贯穿“以人为本”提高职工素质的培训思路，建立一个能够充分激发职工活力的人才培训机制。成功的企业将职工培训作为企业不断获得效益的源泉。学习型企业与一般的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永不满足地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来提高效率。

3结合建筑行业的特点，不同职能员工的培训重点及方式有差异

3.1普通员工的培训

建筑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建筑企业中体力劳动占有很大的比例。从事此类工作的多为农村进城务工的外来劳动力，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且流动性很大。此类员工从事的工作多为简单的重复性劳动，因此培训的重点在于企业规章制度、岗位责任教育、基本技能学习和安全文明生产等。

3.1.1新员工上岗前培训。由公司相关人员组织讲座，讲授企业规章制度、工作流程、操作规范、安全注意事项等。

3.1.2现场操作培训。由熟练操作人员对新员工进行实地指导，上机训练，协助新员工掌握工作技能。

3.1.3安全培训。

3.2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建筑行业中有大量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工作职责是对建设工程的质量、造价、工期、安全等方面进行把关，确保工程建设有组织，有计划的顺利实施。专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这部分人员的培训重点应放在对行业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对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本专业最新研究成果的学习上。

3.3项目管理者的培训

建筑工程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与多工种、多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对现场突况的处理，对安全和质量的控制，对工程预算和工期的把握等。因此作为项目管理者仅仅具备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具备一定的执行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应变能力和沟通能力。在建筑企业中，项目管理者多从专业技术人员中选拔，这类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但综合管理能力还有待提高。因此，项目工程管理人员除需要参加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之外，还应该有选择性的参加以下学习。

3.2.1参加行业内相关管理性讲座的培训。

3.2.2参加企业管理类专业的系统学习。

3.4企业决策者的培训

卓越的企业决策者是企业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成功的企业决策者就没有成功的企业。往往决策者的平庸、无能是断送企业发展前途乃至使企业走向衰败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企业的发展壮大，决策者们更需要接受培训。决策者的培训应着重对市场洞察力、组织协调能力、人际关系沟通能力、决断能力等方面进行训练。

3.4.1对行业内成功企业进行考察，总结经验，并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研究学习。

3.4.2参加MBA、EMBA等管理类课程班的学习。

参考文献：

[1]吴晓，李立轩.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篇3

摘要：建筑产品的质量事关社会的公众益和公共安全。因此，作为建设工的参与者，施工企业必须以对国家、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增强质量责任意识。从施工过程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落实质量责任，确保建设工程质量。阐述了建筑企业施工质量的控制的特点、原则和过程，对建筑企业施工质量的控制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建筑；施工；质量；控制

1建筑企业施工质量控制的特点

施工是形成工程项目实体的过程，也是形成最终产品质量的重要阶段。所以，施工阶段的质量控制是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的重点。

(1)影响质量的因素多。如设计、材料、机械、地形、地质、水文、气象、施工工艺、操作方法、技术措施、管理制度等，均直接影响施工项目的质量。

(2)容易产生质量变异。如材料性能微小的差异、机械设备正常的磨损、操作微小的变化、环境微小的波动等，均会引起偶然性因素的质量变异；当使用材料的规格、品种有误，施工方法不妥。操作不按规程，机械故障，仪表失灵，设计计算错误等，则会引起系统性因素的质量变异，造成工程质量事故。

(3)容易产生第一、二判断错误。施工项目由于工序交接多，容易将不合格的产品，认为是合格的产品；反之，若检查不认真，测量仪表不准，读数有误，则就会产生第一判断错误，也就是说容易将合格产品，认为是不合格的产品。

(4)质量检查不能解体、拆卸。工程项目建成后，不可能像某些工业产品那样，再拆卸或解体检查内在的质量，或重新更换零件；即使发现质量有问，也不可能像工业产品那样实行“包换”或“退款”。

(5)质量要受投资、进度的制约。施工项目的质量。受投资、进度的制约较大，如一般情况下，投资大、进度慢，质量就好；反之，质量则差。

2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的原则

(1)以人为核心。人是质量的创造者，工程质量过程管理必须“以人为核心”，把人作为管理的动力，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人的责任感，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提高人的素质。避免人的失误；以人的工作质量保证工序质量、促进工程质量。

(2)以预防为主。“以预防为主”，就是要从对工程质量的事后检查把关，转向对工程质量的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对产品的质量检查，转向对工作质量的检查、对工序质量的检查、对中间产品的质量检查，这是确保工程质量的有效措施。

(3)坚持质量标准、严格检查，一切用数据说话。质量标准是评价产品质量的尺度，数据是质量控制的基础和依据。产品的质量是否符合质量标准，必须通过严格检查，用数据说话。

(4)贯彻科学、公正、守法的职业规范。建筑施工管理人员，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应尊重客观事实，尊重科学，正直、公正，不持偏见；尊纪、守法，杜绝不正之风；既要坚持原则、严格要求、秉公办事，又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

3建筑企业施工质量的控制的过程

(1)施工质量控制的过程。包括施工准备质量控制、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和施工验收质量控制。(1)施工准备质量控制是指工程项目开工前的全面施工准备和施工过程中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作业前的施工准备(或称施工作业准备)。此外，还包括季节性的特殊施工准备。施工准备质量是属于工作质量范畴，然而它对建设工程产品质量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2)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是指施工作业技术活动的投入与产出过程的质量控制，其内涵包括全过程施工生产及其中各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作业过程。(3)施工验收质量控制是指对已完工程验收时的质量控制，即工程产品质量控制。包括隐蔽工程验收、检验批验收、分项工程验收、分部工程验收、单位工程验收和整个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过程的质量控制。

(2)施工质量控制过程既有施工承包方的质量控制职能，也有业主方、设计方、监理方、供应方及政府的工程质量监督部门的控制职能，他们具有各自不同的地位、责任和作用。(1)自控主体。施工承包方和供应方在施工阶段是质量自控主体，他们不能因为监控主体的存在和监控责任的实施而减轻或免除其质量责任。(2)监控主体。业主、监理、设计单位及政府的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在施工阶段是依据法律和合同对自控主体的质量行为和效果实施监督控制。(3)自控主体和监控主体在施工全过程相互依存、各司其职，共同推动着施工质量控制过程的发展和最终工程质量目标的实现。

(3)施工方作为工程施工质量的自控主体，既要遵循本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也要根据其在所承建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系统中的地位和责任，通过具体项目质量计划的编制与实施。有效地实现自主控制的目标。一般情况下，对施工承包企业而言，无论工程项目的功能类型、结构型式及复杂程度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其施工质量控制过程都可归纳为以下相互作用的八个环节；①工程调研和项目承接：全面了解工程情况和特点，掌握承包合同中工程质量控制的合同条件；②施工准备：图纸会审、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力量设备的配置等；③材料采购；④施工生产；⑤试验与检验；⑥工程功能检测；⑦竣工验收；⑧质量回访及保修。

4建议

(1)提高建筑企业人员素质。建筑施工企业人员有决策层、管理层和作业层等三个层面。人员的素质涵盖参与施工活动的人群的决策能力、管理能力、经营能力、控制能力、作业能力及道德品质等诸多方面。控制工程质量首先要从严格人员准入和提高人员素质抓起。施工人员必须树立五大观念：质量第一、预控为主、为用户服务、用数据说话以及社会效益与企业效益并重的综合效益观念。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劳动纪律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专业技术培训，健全岗位责任制，改善劳动条件，公平合理地激励劳动热情，着力打造出一支高思想素质、高技术水平的建设队伍。

(2)建立健全施工质量保证体系。施工企业者通过ISO9000：1994质量体系认证，建立了质量保证体系，开展了内部与外部质量保证活动。从项目经理部到各施工队，都应有设置专业质量管理人员，做到“上面有人抓，中间有人管，下面有人干”的要求。明确各级专职与兼职质检员的任务，重点是协调与检查、督促各职能部门做好有关质量管理方面的工作；加强在施工过程中每个工序的检查，以确保建立一个稳定质量的工作系统。

(3)严格工程材料的采购使用。各类工程材料是工程建设的物质条件，材料的质量是工程质量的基础。因此，采购和使用的工程材料质量必须符合标准规定。要严格检验进场的材料和设备。进入现场的工程材料，必须有产品合格证或质量保证书。并应符合设计规定要求；需复试检测的建材必须经复试合格才能使用；使用进口的工程材料必须符合我国相应的质量标准，并持有商检部门签发的商检合格证书。同时，还应注意设计、施工过程对材料、构配件、半成晶的合理选用，不能混用。

(4)加强建筑施工工程工序开展过程中的质量监控工作。①样板制度的落实。在建筑施工工程工序中，往往不能通过设立控制点来超前控制工序质量，实践表明实行样板制度是很有效的措施。②加大现场巡查力度，力争掌握第一手资料，努力实现及时控制，对发生的问题务必做到早发现、早纠正，避免积重难返，避免大的返工损失。③对承包商在建筑施工工程工序活动中的质量管理体系、样品制度、奖惩制度的实施情况监控，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从而确保建筑施工工程工序活动在正常条件下进行，杜绝质量失控情况的发生。④监理工程师在质量监控中应注意的工作方法。

篇4

[关键词]中国　建筑　设计　动势

当下，随着我国建筑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一些国外的建筑师不断积极参与到我国的建筑业的竞争中来，而且其建筑设计作品每每得以在中国中标。不能否认，“狼来了”固然是一种威压，给人一种焦虑，但是也有它好的一面，这一方面使得国人面对具有国际水准的设计方案张开了视野、寻到了灵感，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撞击和挤压，使得大量的中国本土设计师深感被边缘化了，丧失了应有的话语权，大有一种落寞之感，以此反思自我。当然也有其雄强者不以为然，力挺“西风”，以民族尊严为基准、以理性明判为本位、以本土适应为导向，敢于站出来以表达自己的高见，相当一部分的设计师、学者以及关心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民众“对这些方案颇为不满，认为它们不能反映中国特色，与中国实际不符”，故须理性对之。

一个时期以来，当遭遇多年的西风东渐之侵蚀后的大师与学人们，在经历了一段效仿外人风气之后，开始有了反思的需求和能力。因此，对之意气风发，激扬文字，极力倡导着“结合文脉，反映地域特色”或“历史内涵”。然而，再联系眼下的投标与中标的情况，在中标方案中，除了“气派现代”作为一个边际走时外，其他则显其跳荡脱羁状，成为最新一代域外圈落里的本土尤物或异变为裸的异国变种。没了中国意识还不关紧，而失却民族身份则应醒思。因脱胎换骨过于急切地忘记了自己的基因所在，行吗?在这些建筑设计作品里，很少看不到些民族气，在这些建筑所处的区域中没法与中国的历史发生联系，更不要说其地方特色了。在近二十年来，因国门的大加开放，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以及国际主义的建筑风格无情而多情地侵袭着祖国的大地广厦，再造了一片中国都市现代化的“西洋面貌”。应该明白，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岂具有的历史传统，有弊也有利，明暗互现，我们现应以一种扬弃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民族历史，弊端理应避之，而优良的一面则须发扬光大、迁延后世。因而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应与西方有所不同，这绝非是对被同化恐惧心态的作祟，也非独标自我、妄自尊大的多情化做秀，而是因明乎其理：“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扬弃的基础之上，既丢弃又保留，那些优秀的美好的传统理应留守下来，此是对民族文化的尊崇、也对美学文化的热爱。而决不能为了所谓的现代化，把孩子和水一概抛弃，最终使得我们的建筑之厦、亦即现代化建筑地建立在对传统建筑彻底背叛基础上的一片废墟之上。回观历史，80年代以来，在那些发展中全新推出的城市里，除了深圳等个别城市以外，而大量的中国的新城市则是通过拆旧建新所建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一大批的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有地域特色的建筑被摧毁。”中国的现代化建筑是以毁灭文脉、毁灭地域特色为最后的代价。我们可以在西方的现代建筑中发现，像西方的罗马、巴黎等城市，整个城貌在基本“保守”着那传统建筑特色和骨架，民族的根脉成为他们显示自尊和美德的重要依据和法则。中国则与西方对待历史遗留的态度截然不同：即便像日本也十分注重对历史的保护，使之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互不干扰，并且善于将现代建筑深深融入传统血脉中，这是国人比之令人羞愧不已的。

在对待本民族建筑事业的发展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与法国似乎在某些方面倒是接近的。比如说面对直接由国外建筑师设计的现代建筑时，如显得极端自信的法国人那样，中国人的心态也是那般的自信。有趣的是，法国境内的相当的知名建筑设计的完成是由境外设计师的功劳，而对于生性高傲的法国人来说又不能不由此引起阵阵骚动。当年，巴黎卢浮宫的扩建工程当由贝律铭主持设计时，对于这种金字塔式的入口设计方案多少巴黎人是极力反对的。其运用了古典比倒与传统暗合的设计手法，颇出效果，其最终接受了时代的检验并得到各界的高度评价，现今看来，竟成为20世纪一个了不起的设计作品，法国人不是接受了吗?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一点上。中国与法国是一样的。他们都对自己传统文化抱自豪的心态，国内产生这种抵制国际潮流的情绪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篇5

关键词：建筑电气 安装 问题 措施

随着建筑工程的不断扩大与发展，建筑电气安装也逐渐向数字化、综合化方向发展。人们在追求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的同时，对建筑电气的安装也提出高质量、高效率的要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筑电气系统的技术和产品也不断更新换代、日新月异，但是随之而引发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这其中有设计图纸方面的原因，也有选购材料和安装过程中的问题，当然电气施工人员在安装各阶段中专业知识的缺少和责任心的欠缺也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详细的分析这类问题及其出现的原因，并且找到可行的方案来处理这些问题，才能达到保证施工质量和保障用户用电安全的目的。

1建筑电气安装常见问题

总结当前现代建筑电气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电缆、母线安装不符合规定；电线管预埋和敷设不符合规定；导线接、连线质量和色标不符合规定；配电箱的配线、安装不符合规定；开关、插座盒和面板方面的问题；灯具、吊扇安装、位置不符合要求；电缆、母线安装不符合要求；电话、电视系统的敷线、面板接线不符合规定等等。出现这类问题也主要由以下一个方面的原因。

2.设计图纸表意不明问题和相应措施

在整个的建筑工程中，每一步都会根据设计师的图纸一步一步进行，图纸是施工、安装阶段的前提和依据，电气安装也毫无例外。电气工程系统设备先进、管线繁锁，图纸设计者在设计中难免会出现错误亦或是漏洞，这些错误在电气安装过程中都会被放大，更多的时候，设计者不够专业或是对现场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都会造成这种问题。再者就是图纸设计者在图纸的表述中的偏差，现场的安装工作人员不能通过其简略描述而正确安装，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对于电气安装人员，必须详细消化图纸，对工程中的系统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在现场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3 材料质量问题和相应措施

材料是建筑电气安装中必不可少的，也是影响安装质量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高品质的安装材料既可以节省资源和能源，又可以保证舒适、安全。例如，导线电阻率大、熔点低、性能差、绝缘差、温度系数较大；电缆耐压、耐温偏低、绝缘和抗腐蚀性差；开关、插座导电值与铭牌值有出入；塑料产品硬度和强度低、耐温、耐压低、安全性能差；导电金属片弹性不够强，接触不好，易磨损等等，都属于常见的材料问题。但是，由于材料设备的采购受多方面的限制，比如工程造价、材料属性、施工难度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在选择的过程中需各方面权衡，达到质量和效益的最优。

4 电线管预埋和敷设出现问题和措施

工程中电线管道错综复杂，所涉及的管道数目也有成千上万根，在电线管敷设工序上，施工企业对线路安装质量不够重视，企业内部质量保证体系通常“重主体、轻安装”，忽视安装环节。施工现场未配备专职电气质检员，管理失控，并且施工人员缺少专业技术训练，甚至无证上岗，对规范、标准不熟悉，就盲目施工，以上这些问题很容易引发故障。这种故障一旦出现解决就很麻烦，通常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电线管预埋和敷设过程中要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严格按照规范行事。不能出现电线死结、凹痕、多层重叠等现象；在电线管和配电装置相连接时应考虑管口和箱体的固定，管线不应露出太长，不能出现管口不平、管线长短层次不齐等现象；预埋电线管时不应因为方便而仅用钳夹打结弯管口，而是用正规的塞头处理管口薄壁管不应代替厚壁管，黑铁管不应代替镀锌管。电线管预埋和敷设中的问题大都为细节问题，但往往可以从这些细节上看到工程的质量，细节上的漏洞和疏忽很可能就会为以后的安全埋下隐患，所以应足够重视这个方面的问题。 5接线盒、配电箱的安装问题和措施

配电装置、电力电缆、配电箱是电气安装中的三个重点设备，配电箱作为电气安装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安装质量直接影响整个电气部分的质量。配电箱在安装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一些问题：配电箱体没有垂直，导致面板边缘没有和壁面紧贴，故影响其性能发挥；镶嵌在柱子里的盒体、箱体以及混泥土墙面歪斜不正，很影响整体感观。在配电箱预埋的时候，需算好尺寸和位置，不应出现因配电箱坐标、标高不准确而导致其凹入墙面或移位、变形等问题，其次，回路尽量做到编号完整、布线整齐等效果，要根据一次施工到位的要求执行，要达到牢固稳定、美观的效果。并且在安装完成后，要仔细的检查绝缘是否完好，零线、地线是否有交接，检查完毕再送电。最后，配电箱内的杂物应及时清洁，并及时的采取防腐措施。

6防雷、接地的安装问题和措施

现代建筑在安装过程中都会采取防雷措施，避雷带的采用可以有效的阻止建筑物遭受雷电侵害。但在避雷带的安装中也会出现以下一些问题：避雷带定位不合理，采用的材料不合理；引下线和避雷带截面处理不合理；焊接质量差；屋外高金属体和防雷装置的连接不可靠；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腐措施；变形缝无补偿装置，接地电阻大等。在安装避雷装置的过程中，应按照避雷带的设计要求进行，不能以小换大，以次充好，这样只会为安全埋下隐患；避雷角的定位应合理，应按照规范安装；焊缝的处理应达到平整、无气泡、无杂质等要求；避雷带在跨越建筑物伸缩缝、沉降缝处，必须设置补偿器等装置。

电气安装施工质量涉及多方多面，并且自始至终贯穿于安装施工的全过程。为了杜绝近几年来建筑工程施工中的频发事故，保证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必须从各方面严把质量关，做好施工质量控制工作，保证为用户提供安全、舒适的电能。

总结

本文再现了建筑电气安装中常见的几种问题，指出了其问题所在，并且逐一提出了相应的改造措施，为建筑电气安装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参考文献：

[1]李玉梅.建筑电气设计与安装要注意的几个问题[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4，7.

篇6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信息交流的便利，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开放态度，使得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关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观念、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对交叉学科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更是几成显学。对于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为中心的交叉学科的认识论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间的相互作用的认识论的理解构成了本文的主题，文中的讨论将在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范围内进行。

一、交叉学科的本质及研究意义

在剖析交叉学科现象的本质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交叉学科的定义。按照我国著名科学家、交叉学科研究的倡导者路甬祥的说法:所谓交叉学科，就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理论或系统学问”［1］。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学科之间的交叉或融合并非简单机械地拼凑，而是依据学科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联结和渗透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各个学科间“有机的融合”。一般说来，学科交叉过程中的诸学科都是要纳入到特定的社会化的科学结构里的。现代科学结构包含了传统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可分为原子核物理、高能物理、凝聚态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综合科学(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优势学科———空间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灾害科学等及其衍生科学)、横断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等)和在上述三类科学基础上形成的交叉科学。通常交叉学科有不同的分类标准。但大体上可分为“大交叉”和“小交叉”两大类:前者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远的学科之间的交叉，比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的交叉;后者是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近的学科之间的交叉，如自然科学内部、技术科学内部或是人文科学内部、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在归纳时切不可过于拘泥学科的性质。著名刊物《第欧根尼》中所选论文就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间的学科交叉，以及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间的研究(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与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环境科学、交通科学、计算机科学、医学、计量学等传统学科及相应的交叉学科)。具体说来，当代学术界的交叉学科群落既包括诸如文学哲学、文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哲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城市美学、犯罪心理学、开放经济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文艺法学、知识管理学、虚拟人类学、国际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小交叉”研究的论文，也包括像经济物理学、时间经济学、视觉人类学、工程法学、社会工程学、科学社会学、工业设计、环境艺术、城市生态学、空间法学、媒体艺术、生态行政学、知识计量学、计量经济学、社会运筹学、网络社会学、航天医学工程学、电子政务学、交通美学、古生物考古学、神经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石油金融学、世界睡眠医学、药物经济学、技术管理学、社会统计学、环境社会学、市政工程学、生物信息学、水文社会史等具有“大交叉”特征的边缘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科学发展高度分化和整合的今天，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种因交叉学科或交叉学科群的衍生而导致的学科进化的趋势里，包含着深刻的科学意蕴和时代精神。从本质上说，学科交叉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规律性的问题。那就是世界万物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而这种事物的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动态性的“无序”或“涌现”现象。科学哲学家劳丹认为，科学或学科发展的“无序”性是普遍的、永恒的，有序是暂时的、个别的。“无序”的根源就在于科学研究“从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2］。换句话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而且更寄希望于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学术突破。学科的界限并不重要，关键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过程是否具有原创性和富有成果。因此，这就是科学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所在［3］。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学者所采用的研究路径。美国科学学专家夏皮尔提出的“域”理论模式对于我们理解交叉学科的性质很有助益。夏皮尔认为，三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路向就是将特定的对象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他把这种特定的、孤立的研究专题称之为“域”(domain)。这种“域”大体相当于学科研究的领域或跨学科的领域和研究课题。因而，所谓的科学发展就表现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增加减少或删除合并的变化上。领域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学科交叉现象的产生。科学也由此被内在地划出大小不等的界限来［4］。科学史上的范式革命也常常产生在交叉学科丛生的科学领域里。这一点已得到了证实。通过对百余年来诺贝尔奖的分析发现，该奖普遍存在着学科交叉现象。如果以二级交叉、三级交叉为标准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奖都是学科交叉的产物［5］。这些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大都集中于量子力学、基因工程、超导物质与理论、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等跨学科的领域及相关的基础学科中。可以说，未来的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在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也必须将发展交叉学科视为国家和一流大学发展的战略。时至今日，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已无须赘言。

二、人文—社会认识论

众所周知，人类的认识历程是跟人类知识的发生与增长的过程相应的。从中国的先秦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古希腊哲学家(如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直至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康德、休谟、笛卡尔、培根、卢梭、孟德斯鸠、孔德、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都曾经为提出和完善古典认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20世纪以来，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保罗•费耶阿本德、汉斯•莱辛巴哈，以及狄尔泰、伽达默尔、舍勒、曼海姆、舒茨、卡尔纳普、德里达、巴恩斯、布鲁尔等人则为认识论做出了新的智力工作。应该说，他们的认识理论在试图解决现代知识增长问题和科学精确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批判地考察上述认识论理论资源和成果将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对我们深化认识交叉学科的本质不无益处。所谓“人文—社会认识论”是指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认识论取向。它对解释和理解在人文学科与人文学科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间、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三组跨学科研究的认识过程及其本质，具有预设的认识论价值。这是一个笔者首次提出的将人文认识和狭义的社会认识融合或整合起来的一个新概念，比以往的“社会认识论”提法更接近于人文社会的事实，具有更突出的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二元合一特质。从学科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及知识点的分布来看，诸如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历史学、文化研究、元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都存在着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特质。但是，长期以来或者不很认同人文学科的科学性，或者将其简单地归并于社会科学范围之内。实践表明，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有助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边缘研究。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文科学认识论”的概念，并指出人类和社会科学研究将出现融合发展的趋势。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所做的思考，直到现在对我们还很有启发意义。当然，以其发生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拓展其整个认识论的逻辑，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他反对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做出本质的区分，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现象都取决于人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过程。这种看法带有强烈的发生心理学的味道。为此，他将人文科学简单地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正题法则科学”(即探索“规律”的科学，如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等);二是“人文历史科学”(主要是以重现和理解时间长河中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生活史为中心的历史科学);三是法律科学;四是哲学学科［6］。以人类学为例，它也必须遵循人文科学认识论。比如，人种学和认知人类学以及文化技术学都可以视为特定意义上的人类认知领域的学问［7］。尽管在一般人看来，属于比较认识论的范畴。人文科学还必须具有一种能把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关于理论的知识联系起来的主题意识，这一点不容忽视。毫无疑问，社会认识论的主题意识乃是指向社会认知过程的。它的核心议题是根据某些社会科学学科和社会认知科学而分析出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知识与经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认识论研究室主任伊利亚•卡萨文教授认为，现代社会认识论植根于康德、恩格斯、卡尔纳普等人的认识论思想，其知识要素是由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认知条件三者所决定的。每一个因素都具有社会知识来源的作用。古典认识论突出了社会客体，将知识置于研究的重点。相反，对来自于主体的知识或者视为一种阻碍，或者视为主体的基础［8］。诚然，作为一种社会决定的现象的知识问题，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化与人类学、传播与符号学、社会与制度等社会文化语境的社会认知模式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人类社会本质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理论所关注的意涵。这一切在维特根斯坦、巴赫金、曼海姆、舍勒、米德、默顿、普里查曼、格尔茨、加芬克尔和卢曼等人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都有全面的展现。

三、科学—技术认识论

这里的科学—技术认识论，是将科学哲学界的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融合或整合起来的结果。一方面，可以避免笔者不喜欢使用的“科技”一语;另一方面，则可以将技术纳入到科学的“大家庭”里，以及将科学视为一种技术的“物化”过程的科学基础。其实，从本质上来说，科学只有一个，就是“科学”。科学是科学，技术也是科学。我们发现，诺贝尔科学奖中有90%以上的奖项授予了基础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科学成就，而极少给予技术产品的发明人。比如，世界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之所以不断获奖就是因为它始终处于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国际学术前沿位置上，并在此基础上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数学和工程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多学科研究结果。学科交叉的绝对性和现代性，使学术研究呈现出“去单一化”的态势。交叉性、边缘性已成为科学难以拒绝的选择。“元科学”与交叉学科的融通，已变成学者的一种基本责任。纵观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哲学，我们很容易看到，它正是科学认识、技术认识变革的理论基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变革的前提和基本路向。科学认识论，可以说是始于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归纳解释法和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怀疑主义的［9］。但归根结底，我们了解到的科学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一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和技术认识论的铁律。应该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近代科学技术兴起至今，已经历了至少五个世纪的时间。直到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等人为止，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图景。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知识表现为某种关于世界、世界的秩序、规律和规律的理论或描述。在他看来，只有理论知识才能发现真理，才能实现对世界(即客观物质世界、主观意识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3个世界)的具有真正价值的猜测。然而，理论知识永远不可能被证实或确认是真实的，尽管它可以接受严格的批判性检验。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科学发现始终得到理论的指导，而理论却不是由于观察而得到的发现。说起来这似乎像是一个科学认识的怪圈，但事实上科学发现的过程的确是异常复杂的，对其本质的认识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与波普尔不同，库恩则认为，科学知识的作用是在一种总的观点即一种世界观的范围内形成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知道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各种理论可以接受或摒弃的标准是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可以认为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科学界的这种观点是由各种实例和各个学科间的矩阵形成的。前者是被科学界视为范式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具体方法;后者则是“科学共同体”的“普世”基础或共同义务、信念和价值的观念［10］。按照库恩的思想，科学的变化过程基本上是革命的和不连续性的，会带来深远的认识论后果。由此，他将科学分成正常的科学和特殊的科学。交叉学科很类似于这种可以随心所欲地研究的特殊科学，它不需要受到更多的学科矩阵的约束。在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上，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分别强调“怎么都行的”科学经验主义及技术异化论。人类科学技术史表明，科学(基础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对技术发明及应用往往会产生基石的作用。没有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就谈不上普遍的技术进步。反之，如果一直缺乏技术上的支撑，也不会进一步为基础科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人工物”或技术实践上的验证。这是现代科学技术认识论的本质特征的体现和互动规律。理论化知识和技术性知识的相互作用，不仅可以避免科学进步的停滞不前，而且也可以促进新颖、创新的方法论的被采用，从而有助于实现破旧立新和建立科学技术新秩序的根本目标。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增长的方法论选择，其合理性也将隐藏于上述目标之中。

篇7

论文摘要：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问题是康德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作者认为康德对这一关系的表述有一个由表面到本质的过程。康德真正地把握了形式逻辑的本质，真正地解决了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但康德根据需要的不同在具体表达二者关系时是有侧重点的。而这也恰恰体现出康德的理解是全面的完整的系统。 

 

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康德主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这一问题有多处的表述和分析。很多康德的研究者历来对这些表述和分析有着高度的关注。许多学者从康德的先验逻辑与认识论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强调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别。温纯如先生认为，“先验逻辑并不是像传统逻辑那样要知道知性是怎样思维、活动的，而是要知道在思维中知性应该怎样思维、活动的。”齐良骥先生也说“先验逻辑就是关于认识对象的普遍的纯思想的逻辑。这种逻辑不以探讨思想的普遍推论方式，而以探讨所认识的对象的纯的普遍的规定性为目的。”一些学者同时还注意到了形式逻辑对康德创建先验逻辑的深刻影响。杨祖陶、邓晓芒两先生甚至因此认为，康德“还未完全冲破形式逻辑的束缚”。“基本上还是立于形式逻辑的‘知性’水平之上的”。而周礼全先生则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只是形式逻辑的一个补充或扩展”。这些学者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和富有启发意义的。一般来说，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在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关系的问题上，康德因为论述的角度的多样和上下文表达需要的不同。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表述表面上来看不仅显得零散、分散，不易理解，甚至有时显得前后不统一。但纵观全书，我们认为康德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深刻的，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有逻辑层次的整体把握。 

可以说，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问题对康德的批判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康德是在达到了对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关系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开始创建他的批判理论的。所以，全面准确地把握康德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康德哲学，甚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具体地说，先验逻辑作为康德认识理论的核心内容，在整个康德批判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意义不仅超出了逻辑学，而且超越了认识论，成为康德清算旧形而上学，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关键环节。他说：“先验一哲学是一门科学的理念，对于这门科学。纯粹理性批判应当依据建筑术，即从原则出发，以构成这一建筑物的全部构件的完备性和可靠性的完全保证。来拟定出完整的计划”。慷德的建筑术就是他的先验逻辑。 

在康德开始创建先验逻辑时，形式逻辑作为公认的相当成熟和完善的工具已经存在二千多年了。因此对形式逻辑怎样理解?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怎样?这是康德无法回避不得不回答的问题。纵观康德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概括地说康德认为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同。 

形式逻辑“只与思维的单纯形式打交道”。形成式逻辑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是与认识论，与形而上学是分离的。其主要的原因是形式逻辑不考察知识的内容。“普遍逻辑(主要指形式逻辑——作者)抽掉一切知识内容。即抽掉了一切知识与客体的关系，只考察知识相互关系的逻辑形式，即一般思维形式”。而先验逻辑不是这样，康德认为，真正的知识是不能没有内容的，一切真实的思维都是关于对象的思维。也只有这样的思维才具有认识或知识的意义。所以先验逻辑尽管不和对象直接发生关系，但它不抽去知识的一切内容，而只抽去一切经验性的内容，但却留下了先天的内容，也就是说先验逻辑不抽去知识和对象的一切关系，而只抽去一切经验性的关系，留下了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必然的先天的关系，并由此出发去考察纯思维(纯知识)与对象先天一致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说，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的作用范围是不同的。先验逻辑“只在和知性及理性的规律仅与对象先天地相关的范围内研究这些规律，而不是像普遍逻辑那样，与经验性的和纯粹的理性知识都毫无区别的发生关系”。 

这一点区别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点是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决定性的区别。康德把逻辑与认识活动结合起来了。或者说使逻辑由传统的形式主义的立场转移到认识论基础上来了。这在逻辑发展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飞跃，它也奠定了逻辑学与认识论、本体论三者同一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方向。 

下面的两项区别是从第一点区别引伸出来的结果，一个是由于形式逻辑抽掉了一切内容及与对象的一切关系，只研究思维的抽象形式，因而它建立的只是思维与分析活动的法规。这种分析活动只能说明知识而不能扩展知识。先验逻辑则要研究和说明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条件，并由此推演出一切综合判断所必然遵循的法规，因此它致力于不断扩展知识。另一个是由于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的形式，即表象、概念等等相互联结的方式，而不管这些表象、概念的来源，形式逻辑一视同仁的和先天知识以及经验性的知识打交道。反之，康德的逻辑学和认识论是同一的，所以先验逻辑必然要研讨认识的来源。也就是要研究我们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当然这样的先天知识当然不可能来源于经验、来源于对象。所以康德明确地说，先验逻辑“还将讨论我们有关对象、而又不能归之于对象的知识来源”。 

上面的区别，归根到底是由于先验逻辑本身的认识论性质带来的，而这种认识论性质意义上的直接性的比较，还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这毕竟只是表面的外在的对比，我们还不能从中看出二者的本质关系是怎样的。更不能由此得出像谁优谁劣，谁更本源这样的结论。 

事实上，康德十分清楚地知道传统逻辑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已经走上一条可靠的道路，并且臻于完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不时用赞叹的口吻描述形式逻辑。康德把形式逻辑视为一切正确思维方法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形式逻辑“包含思维的绝对必然的规则，舍此则根本没有知性的任何运用，”它“不但提供真理之普遍形式的标准，也建立了知性思维之分析使用的法则”。 

尤其是，康德把形式逻辑作为自己创建先验逻辑的出发点，在先验逻辑的体系的结构形式上康德处处以传统形式逻辑的结构为线索、为榜样，刻意摹仿。具体地说，像将形式逻辑划分为分析论和辩证论一样，将先验逻辑也划分为作为“真理的逻辑”的先验分析论和作为“幻相的逻辑”的先验辩证论；同时还像将形式逻辑划分为概念、判断和推理一样，将先验逻辑也划分为作为知性认识的概念(范畴)和判断，和作为(狭义的)理性认识的推理。因此，从整个两种逻辑的宏观比较上，我们认为，总体来说康德创建先验逻辑的本意不是想简单地否定和取代传统逻辑，但也不是想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简单地补充和扩展形式逻辑，而是在传统逻辑之外结合本体论，尤其是密切地结合认识论建立起来一个新的逻辑。也正因为如此先验逻辑比传统逻辑具有更大的普遍有效性，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也能走得更远。 

但是，这样并不能解释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的本质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事实上，在康德那里，随着分析探讨的深入，问题也正在逐步地得到深化。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深层的本质关系也逐步被完整地揭示出来。康德指出，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只不过是同一个人类知性的两种运用，“要么是作为普遍的知性运用的逻辑，要么是作为特殊的知性运用的逻辑”。康德在谈论他的“范畴表”时阐释了这两种逻辑的不同功能：“各种不同的表象是通过分析被带到一个概念之下的(这是普遍逻辑所处理的一件事物)。但先验逻辑教给我们的不是将表象、而是将表象的纯综合带到概念之上”。卧‘赋予一个判断中的各种不同表象以统一性的那同一个机能，也赋予一个直观中各种不同表象的单纯综合以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用普遍的方式来表达，就叫做纯粹知性概念。所以同一个知性。正是通过同一些行动，在概念中曾借助于分析的统一完成了一个判断的逻辑形式，它也就借助于一般直观中杂多的综合统一，而把一种先验的内容带进它的表象之中”。可以看出，人的知性的机能既能把感觉材料统一成为认识对象，又能审定、解释分析概念，就是说，同一个知性同时具有解析判断的机能，和构造对象的判断机能。 

形式逻辑处理先天分析判断，先验逻辑处理先天综合判断，这是一个统一的知性，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作为一个统一的因素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分析的统一性和综合的统一性，前者是判断的形式功能的问题，即关于主词和谓词之间的形式必然联系的问题，或者是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是有关人类知性作为“统一者”、“立法者”、“管理者”把感性材料统一起来并构成对象的问题。 

但问题到这里还是没有结束。因为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同一知性的两种功能的不同运用的真正内涵还没有得到透彻的说明。我们认为康德之所以能创建先验逻辑，建立自己的批判哲学，就在于康德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释了形式逻辑的本质，在更高层次上消解了形式逻辑，这样也就最后解决了同一知性的两种逻辑的本质关系，从而开创了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时期。 

在康德看来，一切知识都表现为判断。判断是知识的细胞，是知识的基本构件。单独一个感性表象或概念都不能构成知识，只有把两个表象或概念用一个“是”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判断才构成知识。例如：“树”和“绿”单独来看都不是知识，只有二者结合起来说“树是绿的”才是知识。所以康德把知性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判断，“以致于知性一般来说可以被表现为一种做判断的能力”。作为同一知性两种运用的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都是在做判断，但康德认为形式逻辑的判断和先验逻辑的判断从发生上说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判断，尽管这两种逻辑的判断拥有着共同的根源。康德在关于范畴的“先验演绎”部分对这一问题作了比较透彻的说明。他说：“在一切表象之中，联结是唯一的一个不能通过客体给予、而只能由主体自己去完成的表象，因为它是主体的自动性的一个行动。在这里很容易看出，这种活动必定在本源上是唯一的。并且对一切联结都是同样有效的，而分解、也就是分析，看起来像是它的对立面，其实任何时候都是以它为前提的：因为凡是在知性还没有预先把什么东西联结起来的地方，它也不能够分解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只有通过知性才能作为联结起来的东西被给予表现力。”这段话清晰地表达出，形式逻辑的分析的联结是以先验逻辑的综合的联结为前提的，它们都出自于同一个“唯一的”、“本源的”综合式的联结。这里也清楚地表明，康德对联结词‘堤”的理解突破了传统的解释。按照传统的说法，“是”只不过是一个无意义的连接的工具。而康德则把它看作具有动词意义的“联结”活动，显示出“综合统一”的功能。

具体地说，康德认为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具有最后的统一性。“我们必须到更高的地方去寻求这种统一性。亦即在那本身就包含着判断中不同概念之统一性根据的东西中，因而在包含着知性的可能性根据、甚至知性在其逻辑运用中的可能性根据的东西里面，去寻找这种统一性”。这里的“知性在其逻辑运用中的”显然主要指形式逻辑说的。通过分析。康德认为“纯粹统觉”或者是“本源统觉”就是这个最后的统一性。“因为它就是那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由于产生出‘我思’表象，而这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决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康德指出：“知性本身无非是先天地联结并把给予表象的杂多纳入统觉的统一性之下来的能力，这一原理乃是整个人类知识中的最高原理。”“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是知性的一切运用的最高原则”。“而这样一来，统觉的综合的统一性就是我们必须把一切知性运用、甚至全部逻辑以及按照逻辑把先验哲学都附着于其上的最高点，其实这种能力就是知性本身”。 

康德明确地指出“虽然统觉的必然统一这条原理是自同一的，因而是一个分析命题。但它却表明直观中给予的杂多的一个综合是必然的，没有这种综合，自我意识的那种无一例外的同一性是不可设想的”。“所以只有通过我能够把被给予表象的杂多联结在一个意识中，我才有可能设想在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的同一性，就是说，统觉的分析的统一只有在统觉的某一种综合的统一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 

康德还从他的“纯粹概念”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在这里康德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形式逻辑学家们，他说：“我从来都不能对逻辑学家们关于一般判断所给予的解释感到满意：他们说，判断是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表象。……我只想指出，在这里并没有确定这种关系何在”。慷德认为：“一切判断的逻辑形式在于其中所含概念的统觉的客观统一”，“因为“我们的知性只有借助于范畴、并恰好只通过这个种类和这个数目的范畴才能达到先天统觉的统一性，”“知性把所予表象(不论是直观还是概念)的杂多纳入一般统觉之下的这种行动是判断的逻辑机能。所以一切杂多只要在‘一个’经验性直观中被给予出来，就在判断的诸逻辑机能之上被规定了，也就是由这一机能带到某个一般意识上来了。但现在，诸范畴不是别的，恰好就是当一个给予直观的杂多在这一机能上被规定时的这些判断机能。所以，在一个所予直观中的杂多必然从属于诸范畴”。慷德分析认为，纯粹概念产生知识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利用概念来作出判断。概念、判断都是对对象的间接知识，因而形式逻辑可以不管对象，只研究判断的形式方面，将它看作将各种不同表象分析地归于一个共同表象之下的机能，而忽视了这种机能正是以纯粹概念所体现的知性自发的、能动的综合统一为依据的，忽视了不同表象之所以能分析地包含于某个表象中，是因为它们本身先以作为一些综合的表象被给予了。就是说。形式逻辑表面上能只研究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质上它不过是附属于范畴之上的形式而已。形式逻辑表面上能抽掉了一切内容，实质上它惟有借助于范畴，即先验逻辑而运用于经验知识之上才能成为可能。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康德深刻地把握了形式逻辑的本质，因而也就彻底解决了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从而使人类的逻辑水平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从康德的具体的分析表述上看是分层次的、有侧重点的，可是这也却恰恰地表现出了康德的逻辑知识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合逻辑的体系。 

 

参考文献： 

[1]温纯如，逻辑、真理和价值[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齐良骥，康德的知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篇8

摘 要：本文结合当前高职教育现状，对素质教育背景下，高职教育教学中学生主体认识过程进行分析与阐述，以实现高职教育的优化，为社会培养更多实用型高职人才。

关键词：高职教育； 主体认识过程； 特殊性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给高职教育带来全新机遇和挑战。高职教育应该教什么、怎么教？学生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已成为当前核心问题。因此，加强对高职教育教学中主体认识过程的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1.知识结构的合理构建

在新课程背景下，要求高职教育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在这一过程中，

以高职教育的课程安排来看，强调知识由一般性到普遍性、特殊性、专业性的层层递进，也就是由基础课展开，逐渐拓展到技术课、专业课，完成整个学业过程。除了纵向课程安排之外，高职教育还提出了选修课、公共课等横向课程形式；而学生则对必修课应该“学什么”，有了一定的决定权。一直以来，高职学生对学校课程安排的内容抱有迟疑、审视的态度。在新形势下，学生应重新思考这一问题：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该学习什么样的知识，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针对这一问题，学生开始注重学习内容的选择，摆脱初高中阶段“应试教育”模式。因此，考虑到学生将来步入社会的实际需求，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已成为当前高职教育认识过程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高职课程的设置既要立足现实，也要具备长远的战略远光；配备专业教师指导学生选课，结合历届毕业生的实际情况，反馈更多社会信息，优化调整课程结构，加强教与学之间的沟通。

1.2学习方式的自主选择权

在现代化高职教育中，学生对学习过程、学习方式的选择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学生作为构建知识结构的主体，其自主性、独立性有所提高。在高职阶段，学生的自控能力有了明显增强，具备强烈的成人意识，基本可以自主安排生活与学习。鉴于高职教育的特殊性，注重基础知识与实用技能相结合，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对等特征，这就要求学生自主处理“如何选择、如何把握”等问题。高职教育大多以学分制为主，这就给学生更多自主空间，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志向等进行学习。而“学什么、怎么学”恰是高职教育教学中主体认识过程的难点所在。在一定的自习时间内，有些学生自觉性较高，充分利用时间开展学习，再加上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方法，既提高了知识技能，也满足了自身兴趣需要；而有些学生的自控能力较差，浪费了时间，半途而废。因此，在高职阶段，应注重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激活学习动机、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高职教育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际上就是知识反馈的过程，是高职教育中认识过程的内容之一。课堂理论学习的知识要点需要通过实践环节来检验，实现知识的升华。也就是说，实践是理论的归结点，也是提升学生能力的必经之路。通过实践环节的应用，旨在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技能水平，同时激发学生兴趣，端正学习态度，其具体特殊性分析如下：

2.1内容多样性

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内容，如教学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或毕业实习等；实践形式包括课堂实验、科研论文、课程设计、毕业论文、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内容形式，有效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的能力，在教学中适当穿插、安排实践内容，可获得较好的收益。

2.2合理的结构性

通过开展有效的实践教学，可检验理论学习状况，促进理论的升华；同时也可产生相应的能力与技巧。以现代认识论来看，能力与技巧的培养同样表现一定结构性，只有合理的结构，才具备发展潜力。对于高职教育来说，合理的结构包括学生的技能水平、创新精神、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能力、合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高职教育阶段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应围绕合理的结构而展开，以免出现杂乱无章的局面。

3.认识过程的改革与重组

在高职教育阶段，学生的认识能力有所提高。因此在基本的认识过程中，需要注重环节详略的处理，也就是强调逻辑思维性。其特殊性分析如下：

3.1感受感知力的改变

首先，感受感知方式的变化。与中小学阶段对实物感知形式有所不同，高职教育阶段的感受感知包括模拟直观性、媒体直观性、语言直观性以及阅读直观性等；其次，感知过程中的探究力、理解力有所提高；再次，在教学过程中，感受感知可能相对弱化，或者分散到不同的阶段。

3.2自主理解的比重增加

在高职教育阶段，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已成为核心内容。由于高职教育内容的容量多、进度快，对学生理解能力提出较高要求，需要在短时间内尽量消化更多的任务量。因此，要求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与学习策略，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一些刚刚进入高职教育的学生，对自主学习的适应性不强，这就需要教师在这一环节多下功夫、多指导。

3.3综合应用的要求提高

高职教育强调实用性、技能性，同时这也是教师与学生共同追求的目标。由于学生毕业后即将面临社会就业问题，因此必须提高“学以致用”的意识，调动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以往的高职教育中，往往出现“重实践、轻理论”、“重技能、轻基础”的错误观点，将高职教育误认为是培养熟练技师的途径，而非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因此，高职教育中，主体认识过程必须端正态度，重新审视教育目标，培养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创造知识的能力，实现综合应用能力的升华。

由上可见，合理的知识结构与学习方法，比具体的知识点或技能更加受用，将对学生的未来发展及社会就业产生重要作用。在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主体认识过程的研究已成为高职教育不容忽视的问题，为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夯实基础。（作者单位：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校）

参考文献：

［1］ 张伯敏.高职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考［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8）

［2］ 陈红.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进展――一个研究综述［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1）

篇9

论文摘要:苗族基于平等思想上的万物有灵观念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并成为其环境伦理的认识论前提，因此，在建筑活动过程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时候，他们以协商的方式实现人与白然的和谐。

一、万物有灵:苗族环境伦理的认识论前提

一般说来，每一民族在发展进程中都经历过万物有灵阶段。关于灵魂观念的产生，有这么几种认识:一是认为灵魂观念的产生缘于对死亡的恐惧。由于害怕死亡，便设想出有一个永恒的“实体”存在，这个“实体”不会随肉体的死亡而死亡，它不仅具有肉体的“本质力量”，而且比肉体更强大。显然，这种起源说是表明灵魂的起源是反抗死亡的自我慰藉。二是认为灵魂观念的产生是恋情的结果。人死以后，对亲人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于是便制造出一个“超实体”的存在，尽管看不到具体的身影，但这个“超实体”还如其在生时一样生活在自己身边。三是认为灵魂观念的产生是梦的启发。人睡着的时候常常会做梦，梦中会见到自己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和物，也可以见到死去的亲人，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于是便认为人还有一个“我”，这个“我”就是灵魂。人有灵魂的观念确立以后，触类旁通，也相信其他动物、植物乃至所有自然存在物都具有灵魂，最后形成万物有灵的观念。

“万物有灵”中的“灵”是“灵魂”之意。事实上，“灵”和“魂”有细微的差别。“灵”，英文是“spirit" ，它是维持人体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灵一旦离开肉体，生命特征就消失了，而且只有灵才能进人灵界与神灵沟通。“魂”的英文是“soul"，它是对“自我”的知觉，是人的一切感性和理性功能发挥的原动力。因此，人出现精神错乱或行为失常时，在民间常常采用“招魂”的形式来使“魂”回归肉体，使其恢复正常人的状态。然而，因为“灵”与“魂”都是非物质的东西，并且无法得以确证，所以一般合起来称作“灵魂”(soul)，以区别于肉体。

尽管与许多其他民族一样，苗族也相信灵魂的存在，但不同的是，苗族对“灵”与“魂”的区分不像有的民族那样粗糙或者说“灵”“魂”不分。“在苗族的鬼魂观念中，灵魂和鬼魂是有严格区别的。他们认为灵魂是个无形的、抽象的东西，它们可以投胎返世，不断转化轮回，或变成后世人生，或变成其他动植物家族，或变成非生物家庭和鬼魂家族。而鬼魂是具体的，有形象，有生命，有意志，有感情，因此，它们时时都参加人事，祸福活人。这里论述到的“灵魂”实质上是苗族灵魂观念中的“灵”，“鬼魂”则仅指“魂”，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也依此例。苗族人不仅相信灵魂的存在，而且还认为人有多个灵魂，其中三灵魂说比较普遍。三灵魂说认为人有三个灵魂，人死了以后离开肉体，一个留在原来居住的家中，以陪伴和保佑家人;一个居住在墓穴，守护肉身;还有一个回到祖先的故地—遥远的东方。苗族这种多灵魂说带来一个明显的难题，那就是人死后是哪个灵魂投胎转世的问题。许多苗族学者对这个问题都感到棘手，考察调查中也没能佐证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认为问题出在问题本身。第一，苗族多灵魂说是对“本质力量”的追求。既然灵魂是维持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对于一个时刻担心生命不保的民族来说，多一个灵魂就多一份力量，因而苗族里不仅有三灵魂说，还有四灵魂说等等。第二，轮回转世的问题不是苗族本土文化。苗族是一个注重“此生”的民族，这从苗族丧葬文化中可以看出。苗族“死歹”者不得按正常程序安葬，如果存在来世，不按正常程序安葬就意味着来世的不幸，这显然是矛盾的。所以，这种轮回转世的观念应该说是外来文化的移植，至少也说明苗族本土文化中存在来世的意识并不强。

万物有灵理论的提出首推泰勒。他认为，“万物有灵观的理论分解为两个主要的信条，它们构成一个完整学说的各部分。其中的第一条，包括着各个生物的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灭之后能够继续存在。另一条则包括着各个精灵本身，上升到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苗族“万物有灵”中的“物”不是生物物种的划例，而是包括如石头在内的所有自然物，甚至包括人造物和“物形”。这是苗族万物有灵观念中彰显出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苗族构建了所有灵魂和“肉身”相互依存的人与物的集合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鬼魂的参与下调节着相互之间的关系。苗族人认为，灵魂的“本质力量”与鬼魂的调节能力随着“肉身”的成长而增强，因而年长者越应该受到尊重，历时越长的物，如石头、树，越具有神性，是不得轻易冒犯的。

在“肉身”的力量与鬼魂的力量对比上，苗族并没有明确的依据，要依据具体情况来判定。如果是人的肉身与人的鬼魂比较，那么任何一个肉身都无法与鬼魂抗衡，一个死去的小孩的鬼魂足可以带走一个年长者的肉身，因而解救的办法只能借助巫师通神的法力来驱赶。如果是人的肉身与异类的鬼魂比较，要视异类的鬼魂在“肉体”中的成长情况而定。就树木而言，普通的树没有足够的力量，人的肉身可以与之抗衡，大树则具有足够的神力，砍伐这样的树必然会招致灾祸。有的小树也不能砍，比如庙宇旁的小树有庙宇的神力的保护，砍伐了会遭到神的惩罚。对其他异类的情况基本上也是一样。

万物有灵观念被认为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限，对自然界发生的许多现象不能科学地解释，同时也受到自然界异类力量的威胁而萌生出来的美好的想象，是在“信”为前提下的产物。如果把“信”比作一个实体，那么“信仰”是“信”在突破自身有着确定目标的向外的延伸。如果把“信”比作肉体，那么“信仰”就是灵魂。我们相信某事物而不会产生信仰，主要也是这么两种原因:其一，是因为我们把该事物看成了事物本身，或者说该事物就是该事物，它没有向外延伸的可能;其二，是因为我们只是用“自我”的“肉身”与该事物的“肉身”进行交流，而没有灵魂的沟通。因此，对于大多数民族而言，当科学技术得以发展，人的本质力量得以提高，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加深以后，“万物有灵”就失去了“信”的基础而成为了历史。比如“上帝”，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很难产生信仰的，尽管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一定产生“上帝”信仰。然而，如果我们用灵魂去沟通，由“信”上升到“信仰”以后，“信”在一定意义上就失去了其存在意义，因为我们已经“向外延伸”。一个小孩对“圣诞老人”没有任何概念，当父母把圣诞老人的故事说给孩子听，并且在圣诞节装扮成圣诞老人给孩子送礼物而不让孩子发觉，使小孩确信圣诞老人存在后，其信仰的培养要容易得多。当小孩长大以后，知道圣诞老人并不真实存在，但其信仰已经确立。万物有灵观念之所以在某些民族中很快成为历史，与其停留在“信”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信仰”有密切的关系。苗族则将万物有灵提升到“信仰”，并一代又一代传下来，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苗族万物有灵的观念依然浓厚，其对万物有灵的信仰可以说是当今民族中比较突出的，这也足见苗族对万物有灵理解的深刻。

二、和谐相处的环境伦理意识

海德格尔认为建筑的本质是安居，安居是天、地、人、神的和谐相处。当把世界分为天堂、地狱、人间的时候，这种和谐相处无疑带有局限性。苗族则不同，对世界的一元认识，使万物真正相处于一起，安居也有了尤为重要的意义。建筑是在天地之间营造出一个新的室内空间，这就必然涉及到与“万物”的关系，涉及到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方法处理这些关系。苗族是以万物有灵为基础来协调和处理这些关系的。

苗族万物有灵的实质是万物平等的思想。灵魂观念的产生首先是人自身引起的，在确立人有灵魂的观念以后，才慢慢推及到动物、植物和其他自然物。显然，这种推及的前提是认为被推及物与人是平等的。如果没有平等观念，那么“灵魂”只能是人的特权。这种平等观念有的推及到动物，有的推及到生物，其万物有灵观念中的“万物”只是延伸到被推及物而已。苗族的万物有灵中的“万物”却包括所有的一切，因此，其平等思想更具有实质性的内涵。苗族以平等观念与态度来处理人与自然或万物的关系，体现于建筑准备的各个环节与过程。

(一)从建筑材料准备来看，苗族与森林建立了特殊的情感

苗族建筑多为干栏式。《旧唐书》说:“土气多瘴病，山有毒草及沙蛋腹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是为干栏。”干栏式建筑的建筑材料主要是木材，而木材生长于自然环境，苗族在采集作为建筑中重要构件的材料比如中柱、梁木时，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因为作为重要构件的材料需要大树，而大树更具有较大威力的神性。因此，砍伐这些大树时要备好祭祀品:香、烛、纸钱、酒食之类，祭祀过程中要虔诚，要轻声与之交流:“这棵树真好，长得粗又直;主人看中你，请你去立屋。”一个“请”字表达了苗族人对树木的尊重。

另一方面，山上的树木是不能乱砍乱伐的。除了树本身具有灵性以外，山也具有灵性，而树木生长于山中，是山神的“外衣”，砍伐树木同时也是对山神的冒犯。因此，砍树不仅要祭祀，也要植树来弥补。同时还必须注意，砍树只是对地上部分而言，不能采取挖树的方式，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挖树是对山神的进一步冒犯，因为需要动土。‘动土禁忌源于大地崇拜，老黄历上推算出某日某日“不宜动土”即为此例，并认为随意动土可能会遇上“煞”—土地神或山神发怒。二是挖树破坏了地表结构，对于山区而言，很容易在暴雨时导致水土流失，甚至发生泥石流灾害。三是挖树延长了植被恢复的时间，对于再生性树种—苗族喜好再生性强的树木作建筑材料，因为其象征着“发”—从原有树根上再生的树要比新植的树长得快，长得好。

用木材建成的干栏式建筑，冬暖夏凉，很适宜人的居住。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踩在木板上，靠在“美人靠”上，或抚摸着壁板，都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是住在混泥土房子里无法感受到的。即使是住在同样的木建筑房子里，苗族的这种亲切感也是其他人难以感受到的。枫树是苗族的民族图腾，苗族的祖先就是由树心变化而来的，因此，苗族对树木的感情还源于对祖先的崇拜。

树木成材历时较长，一般需要上十年的时间。苗族在小孩出生后就会有意识地植树，因为苗族有小孩长大后一般要另立新屋的习俗，树木和小孩一同成长，立屋的时候就有了足够的木材。事实上，苗族把人的生命与树的生命融为一体。贵州省从江县有个岂沙苗寨，这里的村民普遍相信任何一棵树都具有灵魂，而每一棵树都护佑着一个人的生命。因此，这里的孩子出生以后，父母就为其种上一棵树，这棵树就和孩子永远连在一起，一起度过人生的旅程，当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后，就会把这棵树砍下，选取树的中间一段并剖成四瓣，略微整形后包裹着遗体埋进大山中，不修坟，也不立碑，只在上面重新植上一棵树，以遗体来养育着新的生命。在这种人的生命就是树，树的生命就是人的观念里，蕴含着苗族人对树木的深厚的情感。这一情感还表现为将某一大树作为寨子的守护神，或者称作护寨树。苗族每个寨子都有护寨树，护寨树高大笔直、枝繁叶茂，像战神一样守护着寨子，每遇良辰吉日都要祭祀，发生了什么不幸比如小孩生病，村民也会向该树祈求保佑，因此，如果在苗乡对护寨树不敬，比如在旁边小便等，那会遭到最不客气的对待。 苗族对森林的感情还体现在防火意识上，包括山林的防火与房屋的防火。苗族防火意识很强。山林一旦起火，将是毁灭性的灾难，人力无法与之抗衡。而从居住来看，苗族的木建筑最容易导致火灾，且苗族聚寨而居，房屋彼此相连，如果发生火灾，整个寨子都会烧毁，只得被迫迁移重建家园。因此，苗族一方面在教育小孩时，使小孩认识到火灾的危害性，培养其防火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埋岩制定防火规约，苗族防火岩是大岩，规定发生火灾时，所有参与埋岩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灭火。而对于引发火灾者的处理也是相当严厉的。比如广西融水县拉庄屯2000年的村规中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故意放火者，如证据确凿的，当场击毙。”新平村1995年村规民约中第十条也规定:“生活用火和野外用火必须注意安全，谁用谁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严禁小孩玩火，凡失火者，除烧损赔偿外，负责当天扑火人员的伙食、会餐。”事实上，走进苗族，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注意防火”的标语。这一意识还体现在建筑形制上，苗族称硬山屋顶的马头墙为“封火墙”，封火墙的重要功能就是防火，在发生火灾时，能形成有效的隔离，不至于烧成一片。如果不是硬山式形制的建筑，苗族人也会在房屋周围砌上“土围子”，这种“土围子”是用来防火，而不是汉族地区的那样用来防盗或“画地为牢”。从建筑的单群组合看，西方重视单体建筑的巨大体量和空间的开阔而较少看重群体组合，苗族建筑则着力于建筑的群体组合，哪怕是家庭建筑也是由若干单体建筑组合而成，“原因在于，如综合各种功能建造一所体量巨大的‘大房子’，一旦遇到水灾、火灾，所毁坏的，很可能是整座‘大房子’，而群体组合中的建筑单体一旦遭遇水火，由于单体与单体之间是具有室外空间的，水漫或烧毁的，可能是群体组合中的部分房舍而不是全部。

(二)从选址与奠基过程看，苗族建筑体现了人与万物的和谐

“宅”的本义是“择”，汉代刘熙《释名》中解释道:“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选择宅基，必然要考虑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事实上，建筑与生态本身就是一体的，“希腊语‘oikos’一词的含义是房屋;它是‘经济学’和‘生态学’这两个词的词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含义又从房屋本身演变成了房屋所包含的东西:一个活生生的共同体，一家人。苗族宅基地的选择观念经历了由“防护性”到“安居性”的变化，但不管是哪种选址观念，都渗透着人与万物和谐的理念。建筑选址要选择有利于人居住的环境，或者说选择一种最适合于人生产生活的环境作居。那么，什么样的环境是最适宜的呢?风水中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阳宅十书·论宅外形)这说明人之居住要和自然融为一个有机系统。风水中的很多相址观念都体现了这种人与环境的和谐思想，如果说风水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掺杂的那些迷信的不健康的东西是值得批判的话，那么，“这种大地有机思想以及人与自然相和谐(而不是相对立)的思想，正是风水中可贵的自然哲学思想。事实上，“透过‘风水术’中那些吉凶祸福等传统的浪漫修辞手法，我们看到的是先人们对光照、采暖、通风、给水、排水等居住环境要素充满理性的观察与思考，其境地之妙就在于因地制宜，因形制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物、地气、土壤及方位、朝向等，使居住生活环境位于山灵水秀之境地。这也正是风水思想在经历了一波三折后能够顽强地延续下来的生命力所在。苗族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民族，从来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对待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将某些观念强加于苗族人，必然会遭到拒斥。风水之所以能很快融入苗族文化中，正是风水中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与苗族建立在万物有灵信仰基础上的环境观如此神合的结果。因此，与其说现实态苗族的相址是风水理念为指导，还不如说是万物有灵意识为主，融合了风水理念中的合理内核罢了。

然则，风水理论与苗族万物有灵信仰在建筑选址上也存在着差别。风水相址是以“人”为中心寻找最有利于人居住的环境，也就是说，“人”是目的，只要找到了理想的建房地就可以在此“安居”，显然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而苗族建立在万物有灵信仰上的选址则是以“自然”为中心，是在不危及他物的前提下的选址。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古丈县坪坝乡窝瓢村有一大山，因山的外形如蛇，当地人称之为“蛇形山”，这里居住着许多苗族人家，唯独在“蛇头”与“蛇腹”交接处的大片适宜建筑的地方—地势平缓，有泉水流出—没有人居住，原因是这里是“蛇”的“颈部”，是其要害部位，在这里动土会伤及“蛇”的性命。这“蛇”其实是苗族人想象出来的一种“物形”，但他们也赋予其灵性，并且不得伤害。

现实态的苗族卜宅也体现了人与万物相通、与万物平等的意识，尽管有的卜宅方式带有迷信的成份。以植物卜为例，其逻辑是十分清晰的，他们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有共同的生命特征，植物作为有生命之物能够在这块土地上新生，那么人作为有生命者也能在这里生存下来。无疑，这一意识已经超出了“和谐”的含义，它实质上是融为了一体。

人与万物的和谐不仅体现于建筑选址，还表现在建筑准备的其他环节。在苗族看来，世界万物都有其自然秩序，都有各自的生活空间。蛆阁居住在泥土中，树木长在大地上，鸟巢安在树上等等，都有其规定，万物都有灵性，它们之间都是平等的，都必须遵守这些规定，人也不例外，如果万不得已要发生一些改变，也必须用“协商”的态度。而立于天地之间的人造建筑正面临这么一个问题:空间的规定。人生活在大地上，获得相应的自然空间，这是合理的，然而，现在要建造比自然空间更大的房屋，无疑会破坏其他“存在物”的生存空间与秩序，比如宅基地上原本生活在这里的蛆叫将无法继续生存。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苗族人是采取劣‘协商”的方式，在砌屋基的时候举行一定的仪式，“砌屋基，选子、午二日，砌前拿三灶香点燃插在屋基上，祝曰:今晨我新建家业，要砌屋基，大人小孩，蛆躬}毛虫，水龙旱龙，你们各自安居，我不会压着你们的脊背，不会压着你们的身子，你们各自退得远远地。我乱建乱好，乱立乱安，住得安稳，有吃有穿，富贵繁昌。竖屋要用大公鸡一只进行“撵煞”，“撵煞”时，“掌墨师焚香燃纸口中念念有词:‘此鸡不是非凡鸡，王母娘娘报晓鸡，头戴凤冠绿耳，身穿五色彩衣，王母赐予鲁班，鲁班送给弟子短煞气，天煞归天，地煞归地，年煞月煞、日煞时煞，煞煞有止，见血回头，有弟子到此，各归原位。这种“撵煞”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和谐的自然秩序，使其“各归原位”。

篇10

1．自然化认识论纲领的提出

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是在对基础论和怀疑论的分析和批判中提出来的，而后两者关于认识论的任务与方法的观点，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中激烈争论的对象。

传统认识论就是一种基础论（foundationalism）。基础论者把我们的信念分为两组：一组需要其他信念的证实，一组可以证实其他信念而其自身却不需要任何证明。后一组信念构成了认识论的基础，它们是直接明显、确实可靠、无需辨护的；而前一组信念则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它们的可靠性要通过证明来确立。近代唯理论、经验论和现代经验论都是基础论。近代唯理论的开创者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他在认识论上的主要贡献有：（1）提出了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想，并倡导通过“普遍的怀疑”来扫除一切不够清楚、不太可靠的东西；（2）主张把完全“清楚”、“明白”的理性公理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即作为可靠知识的基础；（3）认为理性演绎法即几何数学方法、是哲学乃至全部科学的根本方法，应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理论。唯理论哲学家在其他哲学观点上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但在把清楚明白的理性公理作为人类认识的牢固基础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经验论则以观察命题或感觉经验作为人类认识的牢固基础，它在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人类理智论》直至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之间有一条连续的发展链条。经验论哲学家接受了笛卡尔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想，试图建立这样一种知识理论，它试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或化归为感觉经验。蒯因把此种经验论称为“激进经验论”，认为它包含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从感觉证据演绎出关于自然的真理，一是根据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的辅助词汇来翻译（或定义）这些真理。蒯因把前者称为认识论的学说方面，主要关注用感觉词汇为我们关于自然的真理性知识辩护；并把后者称为认识论的概念方面，主要关注用感觉词汇来解释物体（body）的概念。但是，蒯因认为，经验论哲学家在这两方面都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休谟（David Hume， 1771-1776）对认识论的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探讨。他对于概念方面的处理是大胆而简单的：他把物体直接了当地看作是感觉印象。假如常识要区别物质的苹果与关于它的感觉印象，其理由是：苹果是一，是持存的；而印象是多，是倏忽即逝的。那么，休谟认为，这就是常识的糟糕之处。关于在一个场合和在另一个场合是同一个苹果的想法，是一种粗鄙的混淆。由于休谟在概念方面把物体等同于感觉印象，因此他就能在学说方面坚持认为：关于物体的单称陈述，即关于直接呈现的感觉印象的陈述，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关于存在的普遍陈述和关于未来的陈述却不能获得任何程度的确实性。因为即使是关于可观察对象的最弱的概括，如“草是绿的”，也包括了作出概括的观察者尚未并且不能实际观察到的事例，这里包含着逻辑跳跃，即观察者在作出概括时，从已观察到的部分事例跳到了涉及尚未观察到的其他事例的结论，从过去现在的经验跳跃到了对于未来的预测。因此，用直接经验以完全合乎逻辑的方式为我们关于自然的真理性认识辩护的企图，必定是不能成功的。蒯因强调指出：“休谟的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1〕，p．72）因此，激进经验论在学说方面的企图必须被否定，即根本不可能从毋庸置疑的感觉经验的真理演绎出科学理论的真理；并且，笛卡尔关于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论也必须抛弃。蒯因在论述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时就曾指出：当我们与杜威一道，转向关于语言的自然主义观点和意义的行为主义观点时，（1）我们放弃了语言的博物馆图像；（2）我们放弃了对于确定性的追求，这里的确定性不仅指意义的确定性，而且也包括知识的确定性；（3）我们承认，除非暗含于人们的言语行为倾向之中，否则不存在意义的相似或差别。（〔1〕，pp．28—29）

激进经验论在概念方面的境遇有所不同，它似乎真的取得了某种进展。事实证明，休谟的那种极端方法已不再是有意义地谈论对象的唯一可设想的方法，人们还可以借助于语境定义和集合论来谈论对象。在《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等著作中，罗素就是运用这种方式研究自然知识认识论的。罗素的纲领是，将外部世界解释为感觉资料的逻辑构造。对于这一纲领最为认真的实施就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卡尔纳普承认，不可能从直接经验演绎出科学，但他仍坚持认为：可以用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的辅助工具定义科学的那些概念。蒯因指出了卡尔纳普之所以这样做的两方面的理由：“其一是，即使感觉证据和科学理论之间的推理步骤必定是缺乏确实性的，仍可以期待这样一种构造去引出和阐明科学的感觉证据。另一理由是，即使撇开证据问题，这样一种构造也将深化我们对于我们关于世界的谈论的理解；它将使所有的认知性术语象观察术语和逻辑与……集合论一样清楚。”（〔1〕，pp．74—75）卡尔纳普倾注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蒯因指出，卡尔纳普“是不满足于仅仅断定科学可以还原为直接经验的词语，而是对于实行这种还原采取了认真的步骤的第一个经验论者。”（〔2〕，p．37）

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卡尔纳普力图建立一逻辑构造系统，以把所有经验科学的概念还原成为“所与的”东西的概念。然而，卡尔纳普的理性重构纲领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它失败了。蒯因指出，卡尔纳普的失败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他的纲领的失败。这就是说，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某个时候出来一个比卡尔纳普高明的人能够成功实施此纲领。这是因为，与卡尔纳普所假定的相反，“关于物体的典型陈述没有任何经验蕴涵的储备可以称做是它自己的。理论的一个实质部分，整个地看，将共同具有经验蕴涵；我们就是这样作出可证实预言的。”“所预言的经验，无论是真是假，并不被该理论的任何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成分陈述所蕴涵。根据皮尔士的标准，成分陈述简单地并不具有经验意义，但理论的一个充分包容的部分却具有这种意义。”（〔1〕，p．79）根据这种整体论观点，“谈一个个别陈述的经验内容——尤其如果它是离开这个场的经验外围很遥远的一个陈述，便会使人误入歧途。”（〔2〕，p．40）所以，把科学理论的每一个句子逐一地翻译为用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辅助词项表达的一个等价语句的企图，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为它是基于每一句子都有自己的经验意义这一假定之上的。蒯因因此指出：“从感觉资料理性地重构世界……是一个吸引人的想法，……而我的唯一保留就是，这是办不到的。”（〔3〕，p．23）这样一来，激进经验论就其概念方面而言，也必须被抛弃。

激进经验论的失败确实是一般经验论的失败。有的哲学家把这种失败看作是认识论的破产。蒯因指出，卡尔纳普和维也纳学派的其他逻辑经验论者贬义地使用“形而上学”一词，认为它是“无意义的代名词”；他们将如此对待的下一个词便是“认识论”。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在治疗学中为哲学找到了一个补偿性使命：把哲学家从存在认识论问题的迷误中拯救出来。但蒯因的反应是不同的：“我认为，换一种说法可能是更有用的：认识论将继续存在，虽然是在新的背景中并且是以一种清晰的形象出现。认识论，或某种与它相似的东西，显然将取得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的地位。它研究一种自然现象，即物理的人类主体。这一人类主体被给予某种实验控制的输入，例如，具有适当频率的某种形式的辐射，并且在整个时间流程中，他又提供关于三维外部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作为输出。贫乏的输入和汹涌的输出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要加以研究的。而推动我们研究它的，是由于一些总是推动认识论的几乎同样的理由，这就是：为了弄清楚证据是如何与理论相关联的，并且人的自然理论是以何种方式超越任何现成证据的。”（〔1〕，p．75）

于是，在蒯因那里，认识论就被自然化了。但这种自然化的认识论仍然属于经验论传统，对于它来说，“无论如何，经验论的两个基本信念一直是无懈可击的，而且至今如此。其一是科学的一切证据都是感觉证据。其二……是词的意义的全部传授最终都依赖于感觉证据。”（〔1〕，p．80）第二个信条的依据是：“我们与皮尔士一样承认，句子的意义纯粹取决于何者将被视为它真的证据。”（〔1〕，pp．88—89）蒯因要从传统经验论那里接过这两个信条，去发展一种新型的经验论——自然化的认识论，并以这两个信条分别作为新型经验论的学说方面与概念方面。

尽管蒯因对基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本质上仍是一名基础论者。因为基础论者有一个两层结构的理论：无需证明或自我证明的基本信念，和需要由基本信念来证明的非基本信念，这里证明关系是单向的、非对称的，即从基本信念到非基本信念。而蒯因为我们提供了同一种非对称的丰富理论。尽管他对意义问题和非观察层次上的证明问题总的来说持整体论态度，但是他坚持具有基础论特征的观察和非观察之间的那种非对称性，并且这种非对称性涉及观察语句的概念。按照蒯因的说法，这一概念“在两种关系中都是基础性的……它与我们关于何者为真的知识的关系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关系：观察语句是科学假说的证据贮藏所。它与意义的关系也是基础性的，因为观察语句是我们作为儿童和专业语言学家能够学会理解的第一批句子……它们提供进入一门语言的唯一途径。”（〔1〕，p．51）正是在这里，蒯因的观点表现了基础论的特征。

于是，也是一名基础论者的蒯因就必须对付来自现代怀疑论的挑战。怀疑论者认为，我们不能通过任何证明去获得任何可靠的科学知识。因为如果人们要求证明论题C［，1］为正确，只能要么引证另一个论题C［，2］；要么重申论题C［，1］。后者的回答是独断论（Dogmatism），实际上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前者必须当C［，2］本身是正确的，论证才成功。而C［，2］的正确也要建立在另外论题的基础上。因此，基础主义要在这三种模式中选择其一：无限回归、循环和独断论。而这三种模式都不能提供正确的证明，这样，基础主义的推理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并且，怀疑论者还通过其他论证，试图证明我们的科学认识无以开始，即使开始，也达不到确实可靠的知识。而蒯因对怀疑论挑战的回击包括两个要点：第一，关于科学的怀疑论本身预设了科学；第二，科学除了符合观察和假设演绎法的要求外，不需要其他任何形式的辨护。

蒯因指出，哲学家们很久以来就已经认识到：知识是怀疑的产物，正是怀疑论促使我们发展一种知识理论。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知识也是引发怀疑的东西，“怀疑论是科学的副产品。”（〔4〕，p．67）怀疑论的基本论证是根据假象或错误的论证。在现实生活中，镜像、重影、彩虹、梦、直棍在水中看起来是弯曲的等等，都是假象，并且我们在认识过程中也会发生错误。怀疑论者利用这些东西试图证明：我们的感觉知识或感官经验是可错的，因而不足以视为认识的可靠出发点。但蒯因指出，这些假象之所以被认作假象，是因为已经意识到它们不是表面所是的样子，而是某种另外的东西；即是说，只有相对于先已接受的真实的对象而言，它们才是假象。“基本的物理科学，即关于物体的常识，就需要用作怀疑论的跳板。”（〔4〕，pp．67—68）因此，怀疑论对科学的怀疑预设了科学成果本身。

怀疑者还试图从科学外部对科学提出怀疑。他们论证说：就我们所知，实在完全不同于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状况；世界不必承认我们的理论，或者，作为为我存在的对象不必符合作为自在存在的对象。根据蒯因的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依赖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存在着一个对象，一个世界，它与我们的理论相分离，并提供标准确定我们的理论是假的（当然不是根据我们，而是简单地根据事实）。但是，按照蒯因对认识论和科学的关系和解释，这个假定毫无意义。根本不存在一个外在于知识或科学的阿基米德点；实在的唯一标准是科学所提供的标准，唯一的实在就是科学所描述的实在。所以，我们的标准不符合对象的危险仍然是不存在的，因为科学既提供了标准又提供了对象。因此，企图根据各种外在于科学的“合理”观点去怀疑和批判科学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能的怀疑论疑惑是来自科学内部的疑惑。

现代怀疑论确实提出了这样的疑惑，他们论证说：“科学本身教导说，没有任何超人的洞察力；来自外部对象且能达于我们的感官的唯一信息必定局限于二维视觉投影，声波对耳膜的各种振动，气体对于鼻腔的作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挑战出现了：人们如何能够根据如此贫乏的迹象去探明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呢？”（〔5〕，p．2）概括起来说，怀疑论的这一论证是：我们以某种方式接受“贫乏的输入”，却在认识过程中产生出“汹涌的输出”，这里贫乏和汹涌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怎么可能有充分的输入使我们在反应它时所提供的输出被证明是合理的呢？这是怀疑论者从科学内部寻找论据反对科学和理论知识的可能性的新尝试，他们从科学内部提出对科学的怀疑。

蒯因是如何对待这一新的怀疑论论证的呢？他并未指责怀疑论者利用科学来反对科学是不合法的。相反，他指出，既然怀疑论者在攻击科学时实际上利用了科学的断言，科学的捍卫者们在捍卫科学时当然也可以随意引用科学的成果。并且，科学捍卫者们只要能表明，他的科学满足观察和假说演绎法的要求，他就能证明自己所持立场的正确。“我们的整个科学理论要求于世界的只有一点：它是如此构造的，以至确保了我们的理论要求我们去预期的刺激系列。”（〔3〕，p．22）于是自然化认识论家的“问题就是找到一条与自然科学相一致的途径，人们可以由此从根据这门科学能达于他的感觉信息去构想这同一门科学”。（〔5〕，p．3）“这与旧认识论很不相同。但它并没有无缘无故地改变主题，只不过是以开明的态度坚持研究旧的认识论问题。”（〔6〕，p．3）自然化认识论家之所以开明（enlightened），因为他认识到，怀疑论对科学的挑战源自于科学内部，因此在对付这一挑战时，认识论家也就可以随意地利用现有的一切科学知识。他必须从科学内部来捍卫科学，以对付它的自我怀疑。这就是蒯因如此欣赏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的水手比喻的原因：这位水手必须呆在船上随波逐流时重建他破损的船；我们必须在考察科学之船并修理我们发现有缺陷的部分时，保持它整体上原封不动。我们不能把船拖进干坞并把它搁起来，我们也不能假设，发现科学的内部矛盾能使我们超越科学。在从事认识论研究时，“哲学家和科学家是在同一条船上。”（〔6〕，p．3）

这样一来，新的认识论家不再梦寐以求比科学更可靠并能作为科学基础的第一哲学。相反，他首先承认自然科学的真理性，并在自然科学内部提出这样的问题：“只给定我们的感觉证据，我们是如何达到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的？”（〔5〕，p．1）蒯因指出，“这是一个经验心理学的问题，但是在一个或多个阶段可以在实验室里研究它，也可以在某种思辨的层次上探讨它。它的哲学意义是显然的。如果我们触及它的根基，我们应该能刚好看清科学在何种程度上是人的自由创造；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件公共的事业。并且我们应该能够看清楚，这里的一切就是要探明证据关系，即支持理论的观察相对于理论的关系（〔5〕，pp．3—4）这就是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纲领。

2．自然化认识论的任务与方法

蒯因认为，任何有意义的概念化都是与语言不可分的，包括我们总的世界理论在内的各种不同理论都可以看作是语句体系。

这样一来，自然化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变成了说明观察与我们的理论话语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感觉证据是如何支持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的？简称证据支持关系或推理问题；一是我们的科学理论是如何从我们的感觉证据中生长出来的？简称因果问题。但是，观察这一概念造成了某些困难。由于观察是感觉水平的，因而是主观的，但是在语言学习和证据评估的语境中使用观察，则要求它们是社会共享的，即公共的。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把观察不是作为感觉而是作为公共的环境状况，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为我们不能假定主体间关于环境状况的一致，因为两个人可能注意了同一环境状况的不同特征，或者他们持有不同的理论，因而就对它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为了克服诸如此类的困难，蒯因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不谈观察而谈观察语句：“它在于即不谈论感觉，也不谈论环境状况，而是谈论语言：在观察一极谈论语言并不比在理论一极谈论语言少。我并不是说观察本身就是某种言语的东西，我是在提议：我们不再谈论观察而代之以谈论观察语句，即人们所说的报道观察的语句，象‘这是红色的’，‘这是一只兔子’之类的语句。尽管感觉是私有的，尽管人们对环境状况可以有根本不同的观点，但观察语句恰好可以用来挑选出见证人能够一致同意的东西。”（〔5〕，p．39）

用观察语句取代观察之后，自然化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要说明我们的理论语句和观察语句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同样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认识论关系，即一个语句如何成为另一个语句的证据？这由科学的证据理论来解答。一是语义关系，即语句如何获得它们的意义？这由语言学习理论来回答。并且，蒯因指出，这两种关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已经学会观察语句之后，我们习得理论语言的途径，正是观察给科学理论提供证据的途径。”（〔4〕，p．74）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包括两大经验性任务：首先，对于从感觉输入到观察语句的学习的机制，提供详尽的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解释；其次，对于从观察语句到理论语言习得的许多不同的类比步骤，给予详尽的说明。观察语句无论是在认识论关系中还是在语义关系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照蒯因的定义，“观察语句是这样的语句，给出相同的伴随刺激时，全体说这种语言的人都会对它作出相同的判断。”（〔1〕，pp．86—87）观察句的最大特征在于说出该语句时相关境况的主体间可观察性。正是这种主体间可观察性，使得儿童能够学会何时赞成该观察句；并且也正是这种主体间可观察性，使观察句成为科学理论的检验点：观察句陈述了所有见证人必定一致同意的证据。若仅就观察句在理论中的作用而言，首先，它在理论中发挥着证据作用，因为它们是一语言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公共接受的语句，两个理论家可以在某些理论语句的真假问题上发生分歧，但在观察语句的层次上，他们将找到评价相关证据的共同基础。这就是蒯因所说的：“科学的一切证据都是感觉证据”。其次，观察语句在理论中还起着语义作用，因为虽然语言的大部分是由言语内的相互关联组成的，但是必定在某处有非言语的指称点、非言语的境况，它们是主体间可理解的，并能与适当的话语相关联。这就是蒯因所说的“关于词语意义的一切传授最终都依赖于感觉证据”。这样一来，观察语句是通向语言的入口处，也是通向科学的入口处，并且语言又是通向自然化认识论的入口处：

“于是，我们看到了研究观察与科学理论之间的证据支持关系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采取发生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理论语言是怎样被学习的。因为看起来，证据关系实际上是体现在学习行为中的。由于语言学习在世界上持续发生并且可供科学研究，因此这种发生学方法就是具有吸引力的。它是对于科学方法和证据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我们这里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语言理论对于知识理论是至关重要的。”（〔4〕，pp．74—75）

蒯因在别处也经常指出，人掌握科学理论的过程就是学习理论语言的过程，因此，人认识和学习的机制就是学习和掌握语言的机制。他说：“为了说明人对于科学理论的掌握，我们应当看看他是如何习得理论语言的。”（〔5〕，p．37）因为在他看来，“从观察语句通向理论语句的学习语言的途径，正是观察与理论之间的联系本身。”（〔4〕，p．79）这样一来，认识论就在相当程度上被自然化了，即被归结为对于语言学习过程的经验研究，因而成为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一章，成为自然科学的一章。发生学方法也因此成为自然化认识论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在自然化认识论的研究中，蒯因并不排斥哲学思辨的作用。相反，他认为，哲学思辨可以提供关于实际的心理过程的暗示，提供启发式猜想，用以指导对于认识过程和机制的详尽的逻辑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他指出：“这种思辨确实将从对于儿童现实的语言学习行为的实验研究中获益。文献中现成可用的实验发现也许能用来在某些点上支持或订正这些猜想，并且可用以指导设计出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但是，看起来仍需要进行对此类行为的思辨研究，以便只把与我们目的有关的事实问题分离出来。因为我们这里的目标仍然是哲学的——更好地理解证据和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而且，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除了心理学之外，还要求考虑语言学和逻辑学。正因如此，思辨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进行到形成相关问题以提供给实验心理学家的地步。”“总之，哲学思辨尽管不精确，但仍被看作是适合于探索语言习得的普遍本性的。并且，它们还有助于理解：联接理论语句与观察报告之间的逻辑连环是如何锻造的。”（〔4〕，p．78）

在蒯因看来，自然化认识论与旧认识论（即传统认识论，蒯因亦称“批判认识论”）之间的区别，与其说在目标方面，不如说在达到目标的途径、方法或手段方面。在旧认识论那里，目标是从关于感觉证据的自明的、非科学理论内部的真理出发，根据自明的推理步骤，演绎出自然科学的所有真理，或者凭借逻辑和集合论构造出这些真理。而新认识论的目标则是：在只给定感觉证据的条件下，实际地说明我们是如何构造出（但不是演绎出）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的。蒯因认为，这两个目标即使不是完全相同，也是近乎相同的。但就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而言，这两种认识论却有很大的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说，旧认识论是规范性的，而蒯因的新认识论则是描述性的。旧认识论试图在感觉证据的基础上，利用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的辅助词项去理性重构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以此证明后者的合理性。因此，它不允许使用科学理论的发现作为初始证据的一部分，其理由是：我们的知识论或第一哲学旨在给科学提供合理根据，它应该处于科学理论之外，包含着后者；而不是处于科学理论之内，包含于后者。而在新认识论看来，观察和理论之间的联系不是翻译问题，也不是定义问题，而是一个经验事实，需要在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内部来解决。蒯因指出，“如果我们所希望的一切就是重构，它在不借助翻译的条件下以明显的方式将科学与经验连接起来，那么满足于心理学似乎是更为合理的。最好是去发现科学实际上是怎样发展和如何被学习的，而不是去编织具有类似效果的非真实结构。”（〔1〕，p．78）

蒯因用下面一段较长的话总结了他的新认识论与旧认识论之间的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旧认识论力求包含自然科学，它设法从感觉材料中去构造自然科学。相反，在其新背景中的认识论，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包含在自然科学之中。但是旧的包含关系在其原有方式上仍然有效。我们正在研究我们所研究的人类主体是如何设定物体的，并且是如何从〔感觉〕材料中建立起他的物理学的。我们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正象他的一样。我们的认识论事业本身，它作为其中一章的心理学，以及心理学作为其中一册书的整个自然科学，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构造或者是（感觉）刺激的投影……。于是，存在着双向包含，虽然包含有不同的涵义，认识论包含于自然科学之中，而自然科学又包含在认识论之中。”（〔1〕，p．83）

3．认识论能够被自然化吗？

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在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1969年蒯因《自然化认识论》以来的近30年，西方一些科学哲学家提出或发展了相近的自然主义认识论观点，他们主张在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中，从探讨各门具体科学入手，用实证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来研究认识论问题，比如从经验心理学、人工智能、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等角度使认识论自然化、科学化和经验化，力图在自然科学内部说明认识的合理性。在这方面取得的具体成果有：胡克尔（C.Hooker）和吉尔（B.N.Giere）的进化自然主义；劳丹（L.Laudan）、罗森伯格（A.Rosenberg）、列普林（J.Leplin）的规范自然主义；撒伽德的“计算的科学哲学”等。一般把科学哲学中的这股思潮概括为自然主义。有人指出，当今科学哲学的特征就在于它转向了自然主义。（〔7〕，p．295）

但是，问题在于：认识论能够被自然化吗？我认为，回答是否定的。自然化认识论作为一个全面的认识论纲领是不能成立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只看到人类认识是一自然现象，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它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文化的活动与过程。

1．）把认识论的研究主题归结为语言学习。

蒯因强调了语言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促使人们注意到认识论应包含对语言学习过程的研究，这都是他的贡献。但是，认识论不能归结为对语言学习过程的经验研究。因为相关研究的证据表明：尽管语言能力与认知能力是密切相关、互相促进的，但认知能力的发展不能归结为语言能力的发展，相反，语言能力的发展倒是要以认知能力的发展为基础和前提。

2．）把语言学习当做是在社会中发生的自然现象。

由于语言学习理论是蒯因自然化认识论的主题，因此，他严重忽视语言和语言学习的社会、历史、文化特质的理论失误，也会遗传给他的认识论。本来，人的认识不仅是一个自然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社会化过程，无论是认识的主体、认识的客体还是认识的中介系统，都受到了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极大影响，甚至是由后者造就的，科学本质上就是社会公共的事业。因此，认识论不仅应从科学内部中寻找认识发生发展的原因或合理性说明，而且应从科学外的社会、历史、文化、道德等方面去进行研究。

3．）强调用一般自然科学所特有的主体间研究技巧对语言学习过程作发生学研究。

蒯因认识论的方法论属于典型的科学主义传统，它是实证的、定量的、实用的和累积性的。但仅用这套方法能够正确地解释和说明人类认识现象吗？我的回答是明确否定的。例如，蒯因所运用的行为主义方法是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后者已受到下述指控：它实际上把人彻底的机械化、生物化了，从而抹煞了人和动物的根本性差异；它不能正确解释心理现象、语言现象以及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例如，这种心理学极端轻视中枢神经尤其是脑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它只研究完全不受脑支配的行为。并且，当用刺激—反应论去解释语言的意义时，会遇到极大的理论困难，即刺激与反应的联系很少是简单的与固定的，同一个刺激在不同场合甚至同一场合往往会引起不同的反应。一个语句，特别是命令句，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引起许多完全不同的反应。例如命令句“快来！”引起的反应可以是各式各样的：（1）没有反应；（2）明确地加以拒绝；（3）要求发令者加以解释；（4）批评发令者发出这样的命令；（5）对不服从命令加以辩解；（6）请求发令者怜悯或谅解；（7）顾左右而言他；（8）向相反的方向跑；（9）答应来，但无行动；（10）执行命令，如此等等。这么多的反应，究竟以哪一种反应作为“快来”这句话的意义呢？因此，行为主义意义论将是极其不确定的东西，无法有效地解释各种语义现象。并且，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受到了乔姆斯基等人的严厉抨击。乔姆斯基认为，行为主义的条件反射和归纳概括的观点说明不了个体语言能力的由来，他强调语言能力的先天性和语言普遍现象，试图以具有先天语言普遍性的深层系统来解释人类语言能力的巨大生成潜力。

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作为一个全面的纲领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他在提出和实施这个纲领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洞见，富有启发性的思想以及独特新颖的论题，从而对现代哲学和后世哲学已经或将要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W.V.Quine，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

［2］　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　W.V.Quine，Theories and Thing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4］　W.V.Quine，"The Nature of Natural Knowledge."in Mind and Language，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

［5］　W.V.Quine，The Roots of Reference，La Salle，Ill:Open Court，1973.

［6］　W.V.Quine，Word and Object，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