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目前面临的问题范文
时间:2024-01-31 17: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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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先介绍了莲都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工作的现状,然后对其中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研究,从而为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提供更好的经验。
【关键词】莲都区;计划生育;问题及对策
一 现状
2010年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口计生委的精心指导下,在全区各级各单位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重点,以创建人口和计划生育示范乡镇(街道)、示范村(居)活动(以下简称“双创”工程)为载体,加强领导,完善机制,优化服务,狠抓基层基础,严格依法管理,全力控制违法生育,成功经受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冲击和检验,保持了总体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20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全区共出生3237人,其中计划内出生2974人,计划生育率91.88%;长效节育率80.97%,综合避孕节育率89.38%;统计误差率控制在3%以内;经费投入、计生队伍建设、全员人口信息库、综合治理等各项指标均达到市考核要求,连续第九年蝉联市级计划生育优胜奖。
二 深刻分析,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人口计生工作形势
从莲都区自身工作情况上看:当前我区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形势仍然比较严峻,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差距。
1 稳定低生育水平任务艰巨。按现行生育政策,农业户口的平均生育水平1.6个、非农的只有1.2个,而群众普遍存在“一个太少、两个最好”的思想,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相差较大的根本矛盾仍没有缓解;重男轻女思想有所抬头, 2010年,全区计生率仅91.88%,离“一票否决”红线仅0.88个百分点。今年,要完成91%的考核要求,不仅要管好当年的,还要留足一定空间消化可能出现的往年补报的计划外,任务极为艰巨。
2 过程跟踪管理工作不容乐观。一是“三查”工作难以到位。虽然近几年我区着重抓“三查”工作落实,这项指标数据有了大幅的提升。
3 村居计生工作基础仍然薄弱。目前,真正制订有效计生村规民约,形成村自管理格局的,全区只有20%的村左右;多数村没有落实党员干部分片包干,实行“人盯人、一对一”的联系负责制,没有形成群防群治。社区没有形成延伸至各住户的计生工作人员网络,对各住户计生监控和服务能力极弱。2010年,出现计划外的村居有145个,占全区村居总数的40.39%。
对上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办法加以解决。
三 对策
根据我区人口的问题,2011年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是:“夯实一个基础,紧抓两大环节,优化三项服务,突破四个难点”。
(一)夯实一个基础:即全面夯实村居计生工作基础。村居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前沿阵地,是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石,没有坚实有力的基层基础保障,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就会失去根基,各项管理措施就难以得到有效落实,整体工作就难改变疲于应付、被动接受的局面。今年,我们要继续深入实施“双创”工程,重点要严格执行好原有各项奖惩措施,不要让计生工作干好、干差一个样,要让大家看到自己工作在全区的位置和努力的方向;更要让计生干好的享受到党和政府更多的表彰和各类补助,通过“抓两头、促中间”,激励乡村两级共同抓好计生工作。
(二)紧抓两大环节:即孕前管理、事后惩处。计划生育工作是通过对每一位育龄妇女结婚、怀孕、生育、避孕、流动等过程进行跟踪管理服务,达到对整体生育情况和人口发展态势的掌握。十月怀胎并非一朝一夕,要控制好违法生育,关键要在两个环节上用力。一方面,加大孕前管理力度,尽可能防止违法生育出现。要尽早发现计划外怀孕对象,就必须狠抓查环查孕查病工作。乡镇、街道要逐村建立应查对象花名册,列出上半年在家和外出的应查对象名单。通过落实乡、村两级工作责任和具体责任人,采取切施有效的措施,逐一加以落实,做到应查尽查。对于外出寄回证明的,要逐一核查,逐一落实,实行谁签字谁负责。凡未参加“三查”的和“三查”证明有假的,就是存在违法生育隐患的群体,是我们管理的重点人群,要逐一进行分析,逐一进行联系核查。
(三)优化三项服务:即宣传服务、技术服务、帮扶服务。计划生育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根本的还是要引导群众转变生育观念,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只有靠群众观念的彻底转变。为此,在加强管理的同时,更要开展宣传、技术、帮扶等多方面服务,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要做好宣传服务。坚持宣传教育的首位意识不动摇,加强生育文化园地、宣传牌等设施建设,积极组织开展各项宣传活动,浓厚计生工作氛围。切实做好外出流动人口、新婚夫妇、新任职村干部等重点人群宣传;传统节假日,“5•29”计生协成立日、“7•11”世界人口日等时间重点时段宣传;高速公路出入口、城区入口、农贸市场入口、整治村等重点区域宣传。二是要做好技术服务。继续加强区计生指导站建设,扎实做好安全、有效、方便的四项节育手术服务。完善区、乡、村计生服务体系,认真开展随访工作,做到应访尽访。要积极开展优生“两免”工作,努力推进“三优”工程,着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做好优生优育优教服务。
(四)突破两个难点:即城市社区人口管理、性别比治理。当前,我区人口计生工作面临许多难点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多做调研、多做探索、多做总结,不断创新办法,特别是要整合各部门各单位力量,利用教育、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进行综合解决,努力突破制约我区计生工作平稳发展的瓶颈性问题。社区人口管理要有所突破;性别比治理工作要有所突破。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艰巨而伟大事业。要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力开创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局面,从而为全面实现全区“十二五”跨越式发展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华、陈良安.浅析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法制与社会:旬刊,2011年第13期,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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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人户分离人员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一)人户分离人员是指具有本市户籍、离开户籍登记地,跨乡镇街生活居住的育龄人员。人户分离人员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遵循现居住地、户籍地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为主的原则。
(二)现居住地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对居住在本辖区的人户分离人员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依托住房建立基础信息资料;二是及时调整人户分离人员居住地变更、婚育节育情况变化的信息底档,实行动态管理;三是开展人口计生宣传教育和生育关怀等活动;四是提供免费避孕药具、开展生殖健康服务;五是发放《一孩生育服务证》和《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六是协助户籍地落实征收社会抚养费等工作;七是上级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指派的工作。
(三)户籍地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对户籍在本辖区的人户分离人员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对女方户籍地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的进行审批,发放二孩生育服务证;二是发放独生子父母奖励费;三是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四是落实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和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制度;五是国家规定的免费提供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基本项目的报销;六是上级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指派的工作。
(四)充分发挥市全员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作用,及时变更和完善信息,实现户籍地、现居住地人户分离人员基本情况、婚育情况、节育避孕情况、生育服务证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及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发放、再生育审批、社会抚养费征收、奖励扶助、特别扶助、技术服务等信息的互通共享,提高科学管理和服务水平。
(五)本市内跨区县人户分离人员出现政策外生育的,实行户籍地与居住地双重申报制度。依据户籍地与居住地共同负责、以居住地为主的原则进行考核。遇户籍地、居住地一方未申报以及户籍地与居住地因情况复杂考核归属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市人口计生委会同当事双方区县进行个案裁定。
二、加强“盲区”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六)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盲区是指本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在本行政区划内尚没有落实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地区及因行政区划不清没有落实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地区。计划生育盲区管理服务遵循区分情况、分类解决、属地管理的原则,鼓励积极探索,拓宽思路,大胆实践。
(七)行政区划明确、由于行政归属不明确造成的管理盲区,由所属地和户籍地的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共同负责管理。所属地管理职责按照本文第(二)条规定执行,但不负责发放《一孩生育服务证》和《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户籍地的管理职责按照本文第(三)条规定执行,但需增加负责发放《一孩生育服务证》和《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职责。
(八)对于因尚未建立社区组织或新建尚未完全入住原因造成的管理盲区,由所属地的区县或区县指定的街(乡镇)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负责。在尚未建立社区组织之前,由街(乡镇)管理或由街(乡镇)指派相邻的社区代管。
(九)对于因行政区划不清等原因造成的管理盲区,由该地区相邻区县人口计生部门采取协商方式解决,确保计划生育基础管理服务工作得到落实。
三、加强驻地单位计划生育工作指导
(十)驻地单位是指坐落在所辖区域内的各类单位。根据单位规模或级别,采取分级管理。原则上行政级别为局级及以上的机关、事业单位、国营大企业或职工总数在1000人以上的单位由区县负责管理,职工总数在100人以上1000人以下的单位由街道办事处(乡镇)负责管理。其它单位由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负责。具体分级管理范围划分由区县人口计生部门确定。
(十一)区县、街(乡镇)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应与管理单位签订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应与管理单位签订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协议书,并建立管理单位名册。对单位或单位负责人变更的,要及时变更相关信息底册,实施动态管理。
(十二)实行分类指导。对规模较大、人员较多由区县和街(乡镇)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管理的单位,要推动落实法定代表人计划生育责任制,提供计划生育宣传、药具和相关咨询服务,实现单位负责的各项要求。对规模较小、人员较少由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管理的单位,要以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提供计划生育药具、咨询服务为主,并落实协议书的各项内容。
四、加强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十三)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阶段。示范小城镇和已实行农村楼房化的地区,要积极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区管理服务体系
之中。
(十四)已经成立社区组织的,要逐步承担起社区计划生育相关的职责,建立以社区居委会、邻里和居民小组为基础的新型社区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体制。
(十五)正在建立社区组织的,育龄人员有关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方面的事宜仍由原村民委员会负责,同时要做好新旧管理体制的有效衔接,落实好过渡期的各项服务管理措施,待社区组织建立后,由社区组织逐步承担起社区计划生育相关的职责。
(十六)尚未建立新型社区组织的,育龄人员有关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方面的事宜仍由原村民委员会负责。
五、保障措施
(十七)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工作的领导。各级领导务必提高认识,拓宽思路,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定期研究解决基层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区县人口计生委要指定一个专门科室牵头负责这项工作,建立领导和科室联系乡镇街制度,加强对乡镇街和村居工作的指导,完善和落实基层信息及时上报制度。
篇3
(论文摘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山西经济的发展,山西人口发展呈现出了老龄化、流动人口增多等特点,这些新特点对山西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因此,尽快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并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就成为我省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课题。丈章以我省人口发展特点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的新要求为起点,提出了将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时策和建议,以期时我省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所参考和借鉴。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需要:山西人口发展对我省社会保障制度提出的新要求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山西省目前已经基本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山西省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框架。通过1985年一1992年和1993年至今两个阶段的改革,我省不仅认真落实了“两个确保”政策,即确保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确保了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的社会化发放;而且开创了“三条保障线”制度,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还初步建立起了以养老、医疗、失业为主的社会保险体系。然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山西经济的逐步发展,山西的人口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目前我省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从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和“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人口发展呈现出了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和流动人口增多等特点。这些新的特点不仅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不相适应,而且对我省经过二十多年改革与发展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提出了挑战和要求。针对山西人口发展呈现出的新特点,我们必须不断扩大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许多需要扩大与完善的部分,又大多数与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及稳定计划生育政策、维护计划生育成果息息相关,特别是鉴于我省低生育水平很不稳定,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与我国在今后一段时间还将长期实行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还不适应,因而探讨新的人口形势下,如何实施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就成为完善我省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关键间题。
目前,在我省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与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我省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现行的城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另一部分是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两种制度与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在解决我省沉重的养老负担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总的来看,计划生育养老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从设立的宗旨上都是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与协调,即主要解决农村形成的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的养老保障问题;从设立目的上都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社会救济与支持,为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从而使人与社会环境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社会稳定,以尽快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但同时,这两套制度在许多方面仍存在着重复规定、资源浪费甚至矛盾冲突的现象,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关注。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省的计划生育养老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辅相成,前者作为后者的有利补充,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和方面发挥着作用,但二者又存在许多共性的特点。因而,逐步创造条件将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纳人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可以说是解决我省计划生育家庭“老有所养”间题的根本性措施,是解决我省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途径。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思考:山西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举措要求将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纳入社会保障制度
计划生育的任务并不仅仅局限于生育率的控制或者调节,更重要的是要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要考虑计划生育的社会利益,也要考虑计划生育家庭的利益。多年来,广大计划生育家庭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国家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表现出了很商的政治觉悟。但与此同时,不少计划生育家庭也面临粉一些实际困难,特别是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由于生产、生活条件的限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的潜后,并没有全部实现“少生快富”的目标,有的生活还比较困难,甚至成为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因此,将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间题率先纳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并努力做到法制化、规范化,才能真正巩固低生育率的成绩。这代表粉计划生育工作棋式从“以数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民心工程,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体现。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重视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并将其逐步纳人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发挥和谐社会的以下两大机制有粉盆要意义:一是社会动力机制。它是把人的行为与人的利益有机结合的机制,旨在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高社会的运行效率,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社会平衡机制。它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维护和保持各社会主体及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稳定、平和关系的机制,旨在协调利益,以最大程度谋求公平,实现社会有序的称定。通过将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纳人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可以将家庭和个人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行为与其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调动社会成员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从而尽快实现控制人口增长、称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还可以平衡计划生育家庭和个人为控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付出和今后在养老保障方面的获取,充分体现国家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家庭和个人予以扶助和奖励的政策倾向,以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平,从而有力地维护社会稳定。
(二)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负担和风险要求将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纳入杜会保障制度
计划生育的任务之一是限制人口生育数量,其结果是家庭子女数量减少,家庭规棋缩小,从而导致传统家庭养老支持系统中的人力支持能力降低,精神支持能力弱化。更为盆要的是使家庭养老支持系统中的经济支持能力受到严重削弱,使独生子女家魔难以承担养老重负。对于农村家庭来讲,家庭规模的缩小削弱了家庭养老的人口基础;对于城市家庭来讲,由于玖子数f的减少,出现了城市家庭中的“逆反哺”模式,从而使城市家庭养老的基础逐渐缺失。此外,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一且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或夭折,其父母的现实生活和压力更是不堪设想,他们进人老年之后的老无所养间题是显而易见的,政府有贵任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和社会保津。如果将计划生育养老保障逐步纳人社会保障体系,将有利于级解计划生育家庭的特殊困难,逐步减少新增贫困人口,促进消除贫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三)山西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省情要求将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纳入杜会保障制度
目前我省不少地区的低生育水平主要是靠行政手段而非发展生产力实现的,这种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群众的生育动机是现实的,主要是想增加劳动力和解决养老间题。因此,如何在政策上落实,资金上扶持,让独生子女户在政治上有地位,在生活上有保障,在经济上有实惠,解除其养老的后顾之优,是关系到德定低生育水平的紧迫间题。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纳人我省社会保障体系后,有利于形成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利益导向机制,可以引导更多的农民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减少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出生的人口。只有解除了群众的后顾之优,促进群众的观念转变,才能从根本上稳定低生育水平。
(四)全国和山西经济的稳健发展为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纳入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持
从全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好势头,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从发展战略上来讲,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国家财政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城乡居民收人会有更大的增长。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达到4,000美元,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来讲,目前国家对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运作已经基本理清了思路,步人了正轨,能够有精力集中研究如何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间题;随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将会逐步减少,也可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创造宽松的环境;特别是随粉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大力推进和农民收人的逐步增加,引导农民解决自身延时消费的间题已成为可能。从各方面来看,建立以计划生育家庭为重心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条件不仅已经羞本具备,而且是难得的机遇,关键在于措施是否得当,能否稳步推进。
从我省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2004年,在全国经济发展平德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山西经济表现出相当强的增长势头,经济运行呈现出速度快、效益好、活力强的良好态势。2004年全省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增长情况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 ;财政总收人增长40%;社会消费品零咨总额增长20%;进出口总额增长60%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104.0。根据2004年1月至9月全国各省(市、区)主要经济指标统计结果,在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和地方财政收人两方面,山西省在全国排名第七和第二。据专家预测,我省这种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还会延续到今后几年。这种较离的经济增长趋势为加强我省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的资金投人力度,并将计划生育养老保障逐步纳人社会保障体系创造了坚实的物质条件。 转贴于 三、完善杜会保障制度的对策选择:山西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纳入杜会保障制度的建议方案
(一)提高各级领导的重视程度
将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纳人我省社会保障制度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意义深远。但是,这是一项艰巨而萦盆的工作,藉要政府的较大资金投人和较强政策扶持,对老百姓有没有深厚的感情,对当前低生育水平现状有没有清醒认识,舍不舍得在长期效益上投资,有没有远见卓识,直接影响到各级领导对实现和完善这一转变的决策和实践力度。特别是农村的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如果能尽快纳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对于我省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对于保障农民利益、解除农民后顾之优,对于深化农村改革、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党群关系和落实计划生育墓本国策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使计划生育养老保障顺利地向社会养老保障过渡,我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提高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制定切实可行、符合本地实际的政策措施,作出具体部署,认真组织实施。以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保障为切人点和重心,逐步建立稳定、规范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真正把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同时加强调研督察,督促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
(二)加强社会各界的参与程度
将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纳人我省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光是政府和家庭应该关注,而且牵涉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比如:社会的舆论环境、社会文化对老年人的关爱和尊重氛围、城市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的落实、企业对在职和下岗职工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落实以及流出、流人地对流动人口老年保障的协调等等。为了使计划生育养老保障顺利地向社会养老保障过渡,我们要在计划生育宜传教育中,更多地纳人社会养老的宜传,鼓励群众尊重现实,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走进社会养老的大门。同时还要注熏宜传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障事业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和投资这项事业。
(三)密切相关部门的配合程度
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纳人我省社会保障制度后,将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从优先、优惠、扶持政策,到养老保险、托老机构,将会把计生、民政、财政、保险、劳动、卫生、文化、教育、宜传等各个部门以及妇联、共青团、计生协会等社会团体都纳人进来。只有各部门树立全局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自觉把计划生育养老当作分内的事情来抓紧抓好,保持各个环节通畅配合,才不至于使政策落空,才能取信于民,也才能最终使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得以健康顺利发展。为了使计划生育养老保障顺利地向社会养老保障过渡,我们必须要明确各部门职责,完善考核机制,重点解决好养老保障机制中的资金、项目、优先优惠政策等方面的难题,形成合力,促进多层次、多集道、多形式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
(四)加大保障资金的投入力度
社会保障资金通常来自于三条渠道:渠道之一是国家财政通过国民收人的再分配进行统终,这也是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从我国和我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来着,墓本上可以为计划生育养老保阵最终纳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这一间题在前面已经有所分析,在此不再爪述。
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第二条渠道是用工单位的投人。除了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障资金投人需要充分保证之外,国家和我省还需要通过立法的手段和必要的管理机构强制所有雇用农民工的单位都要为其缴纳社会保障统筹金,农村集体也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承担这一贵任。
社会保障资金的第三条来源渠道是个人缴纳的资金。这部分资金投人的制约因素一方面在于个人的意识,另一方面在于个人经济收人水平的差异。为克服这些障碍,国家和我省可以采取政府投人引导个人投人、先低后高的个人投人、国家其他保障款项的少量转移、可间断缴纳等办法来实现个人统筹。此外,我们建议把计划生育养老商业保险调整为政策性、优惠性的保险,逐步纳人社会保障范畴之中。
(五)加强相关政策的配套力度
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这项工作的开展之中,需要国家重点协调的相关政策措施主要有:(1)争取国家财政增加对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奖励的专项转移支付;(2)争取国家计委、财政部和民政部对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改善服务条件等方面的资金投人;(3)争取将各级政府投人的专项经费作为农村计划生育养老基金实行商业运营,同时通过国家补贴和银行、保险公司让利,使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或储蓄利率稳定在5%以上,并免征计划生育养老储蓄的个人利息收人所得税;(4)争取农业部制定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可优先获得开发性生产项目、优惠的生产资料、小额贷教和技术支持的政策措施;(5)争取扶贫办制定优先为农村计划生育贫困家庭落实扶贫开发项目、扶贫资金,优先提供科技扶贫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政策措施等。
(六)强化农村养老的保阵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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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识是,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口,给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
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首次出现劳动人口(15岁到59岁)绝对数下降。未来五年至十年,中国不仅面临劳动人口的下降,而且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将变得更加严重。根据联合国的老龄社会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超过7%即算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而中国在2011年底老龄人口比率已经占到9.1%,并预计在2020年可能上升到16%左右。
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绝对劳动人口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无疑有负面影响。从这方面而言,笔者非常支持中国尽早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政策的改变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人口问题在未来十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究竟有多大?
一个流行的观点是,这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或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即在一个二元经济社会,第一阶段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大量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第二阶段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连接这两个阶段的交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比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刘易斯拐点”,日本经济自此进入失落的20年。
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尽管会造成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但并不能据此简单推断中国即将进入“刘易斯拐点”,或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变为人口赤字。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日本当年有一些根本不同,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减轻人口问题在未来十年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首先,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不高。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5%,而日本在劳动人口开始出现下降时(1995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8%。
中日在就业结构方面存在差别。在讨论“刘易斯拐点”的劳动力供应方面,有两个比例非常重要,一是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个是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在日本,这两个比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非常稳定,而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更一直保持在90%以上。所以当适龄劳动人口出现下降时,也就同时意味着非农业部门劳动人口的下降。
在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内,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而支持人口红利的主要因素是就业人口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非农就业人口比率在1980年仅占31%,到2011年上升到65%。这一比率离最终目标显然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尽管中国将面临劳动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现代工业部门仍然有可能从农业部门获得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不一定马上会到来。
然而,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一些现象,年轻劳动力在农村留守人员中的比例已经很低,而且沿海地区用工荒的问题也屡有报道。那么,未来十年的劳动力供给来自哪里?
这一矛盾现象的症结在于“半城镇化”,也就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后,并不能转为城市户口,从而无法享受城镇户籍人员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养老等方面的福利。因此,这些农民工往往在城市工作到35岁-40岁后被迫放弃工作或返乡,其工作由更年轻的农民工来替代。毫无疑问,这种“半城镇化”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浪费。
据统计,2010年中国这一类“半城镇化”人口的总数约为2.1亿。如果能更有效地利用这部分劳动力,无疑将会为中国人口红利的延续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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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公布后,5月16日的《第一财经日报》刊登了多位专家的解读。清华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我们面临的紧迫前景就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甚至“人口负债”时期的来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调整时机已到。关于制定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目标、内涵、措施需要随着时生变化,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否则会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建议,应尽快平稳过渡到二孩晚育间隔政策,在设置适度晚育时限和间隔时限的前提下,放开生育二孩政策。在该政策方案下,我国人口总数预计在2038年达到14.8亿峰值,然后平缓下降,不会导致新的生育高峰与人口失控,也不会造成资源的紧缺和环境保护的失控。
河北土地问责与香河违规圈地
据5月16日《中国经营报》报道,河北将监察、公安、司法、城乡规划建设、发展改革委等职能部门与国土资源部门捆绑,共同办理和处置土地违法违规案件。在此基础上,建立“共同问责”的机制。公安、司法、纪检、监察等超过10个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被确定为共同管理责任机制的主要责任人。一旦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不能得到有效处置,各部门的第一责任人将承担直接责任而面临上一级政府监察部门包括约谈、处分、引咎辞职直至免职的严厉处罚。目前,国土资源部已经开始准备在全国主要地区推广这一工作方式。但同日,新华网刊发河北香河大规模违规“圈地”的调查。而据《中国新闻出版报》5月19日头版头条报道,就在记者调查期间,还受到不明身份人的跟踪堵截,110接报后仍置之不理。最后,还是40多位村民自发护送记者脱离险境。
顺德公共决策咨询的新探索
顺德在全国县级地区率先设立的“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已运转8个月。《人民日报》5月16日报道,“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策略、公共政策和措施的制定、重要项目安排以及其他公共事务、议题进行咨询、论证,提出政策创议;收集、反馈和分析社情民意。委员会还根据区委、区政府的委托,对重大事项和突出问题组织课题研究,提交研究报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科研部主任许耀桐认为,顺德的模式是全新的,主要有3个方面的突破。第一,在公共事务、社会管理方面走专家路线,并配置了相应的组织平台;第二,决策咨询系统化,凡属公共决策范围的都可咨询,而不局限于某一方面;第三,决策咨询常态化,除了例行的座谈会,还有专门的决策咨询会,甚至一对一的约谈,确保公共决策充分吸纳专家意见。
中小企业危情报告
全国工商联此前对广东、浙江、江苏等16个省中小企业调查发现,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难。5月16日《经济观察报》调查分析,要素制约、资金链断裂和“虚胖”的经营业绩成为中小企业危情的主要原因。业内人士表示,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外需锐减、订单减少完全不同,这次中小企业订单很多,但面临缺电、缺工等要素制约,成本上升致使利润下降。另外,在生存艰难的情况下,很多中小企业转而投资房地产、资本等行业,不惜采取低价竞销或略微亏损方式,把企业产值做大,凭借这份“虚胖”业绩去银行贷款,甚至把资金用于民间放贷。尽管主业不赚钱,民间借贷可以赚得更多。但浙江中小企业局相关负责人18日表示,目前并没有出现大量停工停产现象,但融资难确实是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最核心问题。
“新拆迁条例”或被政绩架空
国土资源部日前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正在实施的征地拆迁展开一次全面的自查自纠。坚决防范查处强征强拆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5月16日《新闻1+1》栏目对此进行了解读。主持人总结,强征强拆现象的出现就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利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均衡,征地过程中没有保护好老百姓的利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认为,虽然补偿标准在不断提高,但在农民的眼里,这个补偿标准还是偏低。节目中,一段高速公路167公里,给农民的土地补偿款只有两公里的造价。特约评论员王锡锌认为,征地拆迁工作往往与地方GDP的增长,地方的政绩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地方的国土资源部门是否有足够的手段、权利去制止地方政府或者地方一些部门的违法征地拆迁的行为,可以说依然是一个问题。
让领导先飞,不如让民意先飞
香港《太阳报》5月14日
5月8日傍晚,海南航空公司有宁波至北京的两个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随后,本应该起飞的航班却要让路,予有“重量级”领导搭乘的航班先飞。当日面对乘客的发难,机场工作人员解释是在执行民航重要旅客保障的相关规定。一时间“让领导先飞”成为网络热词,暗讽领导特权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暴露出权利的骄纵与傲慢,官员在享受特权时的无惧无畏。
严打工程腐败 斩断官员黑手
香港《文汇报》5月19日
历经18个月的高压严打,内地的工程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值得关注的是,受处分人员中包括多名厅局级官员。目前反腐的症结之一在于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执法不够严格。遏制工程建设领域腐败势头,除明令严禁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工程建设、政府采购招投标及投资入股之外,还需构建一套系统有效的法律制度,为相关反腐斗争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及手段;司法和纪检监察部门亦需继续加大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篇6
党的十报告在谈到人口问题时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表明我国不再只把目标局限于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而是更为关注人口素质和社会乃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然而,目前我国人口存在诸多问题,已给社会、资源和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成为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阻碍。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无疑是本文由收集整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全新均衡状态,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概述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相对宽泛,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种口号 ,更是一个跨世纪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行为纲领。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人类文明中的首要地位,这是由于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和此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口的发展既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又反过来对环境产生影响。
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构成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当前,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因此,应把积极改善和优化人口发展问题上升为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克服由人口问题对社会、资源、环境造成的负面效应,体现人类处理自身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由此解决我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性障碍,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实现人口的适度增长和素质提高的持续进行,最终才能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环境的可持续改良、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
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表现
人口素质低下、劳动力过剩、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突显。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文盲半文盲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整体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偏低已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严重人口问题。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过大,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到21世纪20~40年代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预计到202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将达9亿多,数亿潜在的农村失业大军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严重制约因素。虽然我国坚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出生率有所下降,但不容忽视的是由此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局面已然突显。按照联合国标准,当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8.9%。根据预测,我国到2020年将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1.8%,到204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17%,达到3亿以上。由此可见,人口素质低下、劳动力过剩、人口老龄化等人口问题已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
人口绝对数量庞大,资源承载力触底。我国自然资源虽较丰富,但各项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却呈缩小趋势,有调查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森林面积则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我国正处于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需求程度以及综合利用要求比发达国家高得多。这不仅加大了我国资源储备的风险程度,同时也对资源利用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工业时代的“自然资源—商品—废弃物”具有资源流动的单向性使得资源利用率明显偏低,极低的利用率与过度的开采率不断超过自然的可承载能力,导致人的“欲壑难填”与自然的“捉襟见肘”形成尖锐的矛盾,这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是一项严峻挑战。在工业时代经济伦理观作用下,“自然资源无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然资源无价,可以无偿使用;自然资源无主,可以谁采谁有”。人们对自然的索取也达到几近疯狂的地步,在无节制的掠夺中渐渐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能力,国内资源的承载力纷纷触底。非再生性资源呈绝对减少,可再生性资源也显出衰竭态势。
人口膨胀造成生态环境失衡、态势每况愈下。从环境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来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与环境的斗争史。人口总量分布、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环境的发展与转变。我国正面临着多种生态环境问题交织的局面,庞大的人口规模、长期的过度开发、快速的工业发展,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都加剧了我国生态退化的速度,导致多种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影响,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首先,水旱、地质灾害等频繁发生。在所有生态破坏中,土壤侵蚀最为突出,集中表现为水土流失面积达六分之一,沙漠化面积逐年扩张,全国平均受灾和成灾面积急剧增长,粮食产量不断下滑;其次,人口膨胀、自然资源利用不合理,亦使得生态变化态势每况愈下。以过量消耗资源为依托,一旦资源的供给量非常充裕,本该作为资源进入生产环节的资源很有可能因为处理方式的不当直接转化为废弃物,使得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彼此叠加,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并存的现状,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调,导致我国生物多样性锐减,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和自然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严重、消耗大。污染已导致恶性肿瘤成为城市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
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要求。坚持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是我国发展的长期政策之一。虽然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相应成效,但是仍需要保持政策落实的连续性、稳定性。比如通过法律法规,限制早婚、多育;改善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养老保险等解除群众的后顾之优;另外,不能一味减少人口增长而失去良好的人口结构对社会的推动作用,需要注重坚持人口与发展规划的统筹协调,积极促进人口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在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开展发散式转型方式,改变人口金字塔的失衡结构,要警惕少儿人口的持续减少态势、劳动年龄人口即将出现的下降趋势以及老年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趋势,注重坚持人口与社会管理的紧密结合,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加快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大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坚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现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宏伟目标,提高农民的整体教育水平,完善就业措施、建立人性化社会保障制度、优化产业结构等,从而促进人口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篇7
【关键词】人口问题;教育影响;教育约制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累计少生4亿多人,节约了9万多亿元抚养费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与教育的发展。
但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状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探讨教育约制人口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对于促进人口、教育、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特点。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教育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实现着两个转变: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转变;二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当前的出生率、增长率以及综合生育率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明显低于亚洲水平、发展中国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以及与低生育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等原因,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具有下列特点:
1.人口基数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个千分点。年末总人口由1978年的96259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32129万人,年均增长1.1%,比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长速度下降了0.9个百分点。①但由于育龄妇女规模较大,现在仍以年净增800万左右的速度继续膨胀。②另有人口学家预测,2020年大陆总人口将达到14.70亿,2050年前后将是16亿左右。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反弹优势,部分地区超生比例超过30‰,这是不容忽视的人口增长现象。
2.生育高峰间隔出现,使人口呈现波动式增长。1950年至1958年,共出生1.8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万人,形成了大陆连续9年的第一个高峰期。1962年至1975年,共出生3.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万人,形成了连续14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龄、育龄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据预测,2008年前后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这是因为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人数累计将近1亿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进入生育旺盛期。同时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即在农村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人也可生两胎,这些人也多进入生育年龄。“双峰叠加”的生育小高峰将持续十几年,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高峰大概在2010年左右。由此将给今后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巨大压力
3.人口将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负担日益加重。人口老龄化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01年我国老龄人口为7%,但老龄化的速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17年,大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达到10.4%;2025年达到13.59%;2030年达到16.59%;2035年会20.13%。人口加速老龄化会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费性人口比重,增大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率,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③4.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加剧了社会的就业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布的数字,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对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④流动人口庞大的后备军是9亿农村人口,而农村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在农村劳动人口中,l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龄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⑤5.性别比持续偏高,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但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5,比例偏高现象初显端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11.3,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则已达到116.9,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35.6,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可以容忍的107的最高警戒线。⑥6.人口素质偏低,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素质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术、个性心理与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水平。尽管大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但人口总体素质仍然较差。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尚未达到初中毕业年限;15岁以上人口中的盲率达到11.04%,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达到44.84%,贵州、云南、青海、甘肃4个省的文盲率都在20%以上。⑦在从业人员中,文盲占8%,仅接受过小学教育占33%,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者只占12.7%,接受高等教育的仅占4.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1987—1997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有454人,而日本为4909人,美国为3676人,俄罗斯为3587人。⑧另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约有6000多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9%,受累家庭达到18.1%,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儿80万人。⑨此外,表现在民主参与率、遵纪守法率、社会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也比较低。
7.职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过大。2001年我国三级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为50.0∶22.3∶27.7,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又相对偏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般在60%至75%,巴西、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分别达到54.3%、44.1%与39.8%,明显高于中国。这种不合理的职业结构,反映了我国物质部门从业人口的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科教、卫生、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落后状况。
8.人口分布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教育发展极不均衡。从我国人口布局看,东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据2000年统计,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54%,而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8.13%;东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28.46%,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71.87%。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东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紧张,生产效率、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而西部地区许多耕地潜力及自然资源未能开发,浪费严重。
二、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压力。
从本质上说,人口问题就是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发展问题。我国人口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造成对教育的压力。
1.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这一压力首先反映在影响教育投资比例的扩大。国家确定教育投资的比例,除了考虑发展科技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与政治形势三个因素外,还必须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人口增长过快,抚养指数升高,国家和家庭付出的抚养费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影响到国家的资金积累。国家积累资金少,扩大教育投资比例就困难。即使国家能克服困难,不减少或适当扩大教育投资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学龄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经费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也会相对减少。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却较低。1998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平均为18,初中平均为23,2001年我国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为12.31,初中为16.99,农村小学仅为10.19,农村初中仅为12.83。lv其次是引起校舍、设备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经费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小学、初中和大学的教学仪器设备的达标率分别只有20%、37%和30%。lw2001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危房面积5267万平方米,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达4.9%和6.7%。其中,农村初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为6%和8.1%。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积不足,初中超大班额问题十分突出,2001年全国初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5万个,占初中班额总数的21.3%,超大班在读学生约为1619万人,约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4。lx其三是造成教师队伍量少质低。2000年我国少儿人口(0-14岁)为2.89亿人,2004年高中阶段教育人口为7587万人,2008年高等教育人口为1.25亿人,庞大的就学人口压力和师资建设的相对滞后,成为我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小学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课教师。2001年,全国中小学共聘用代课教师70.5万人,占岗位教师总数的6.6%,其中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58万人,占农村中小学岗位教师的9.6%。
按照“十五”计划,高中阶段教育要达到60%的毛入学率,即使按照生师比18∶1测算,2005年教师队伍的缺口达到116万人,如考虑到退休的教师,则补充的教师数量可能达到120万人。另外,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70.7%,职业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仅为49.2%。高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年至2001年期间,与我国普通高校学生规模增长近1倍的发展速度相比,教师总量仅增长31%。一些基础课及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任课教师严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师比以15∶1计算,高校教师队伍的缺口达11万人。ly此外,学龄人口急剧膨胀,导致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制约了国民素质的快速提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统计,我国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为73%,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差13%。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偏低,影响了我国国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人口波动给教育造成的困难。人口的变化过程如一列行进的火车,有很大的惯性。我国已经出现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给教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困难,首先是幼儿入托、入园难,接着是上小学、中学难,继之出现考大学的激烈竞争与就业难等问题。在学龄人口的高峰期内,中小学生在短期内迅猛增长,教师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应付紧张局面;校舍不够,只得办大班,或改为二部制、三部制教学。这样,不仅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学生,不是被关在家里,就是游荡在马路上,既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也使家长担心。入学高峰期过去后,学校又会出现人员超编。若要裁员,困难很多,若不裁员,人头费又会挤占教育经费,使办学条件依然难以改善。以北京市为例,2000年城区的小学生人数只有1990年的51%,东城区的小学学生和教师之比更达到6∶1,估计约有50%的小学教师资源过剩。l{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种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难,而是呈现波浪起伏的运动状态,使困难重复出现。如1962年开始持续了1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年开始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批人将相继结婚生育,1987年我国进入新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次高峰持续了16年,其间小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3年,中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9年,中小学合计的入学峰顶在1995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与1985年相比,小学(1991年)为2.72倍,中学(1997年)为1.53倍。即将出现且可能持续十几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必将给十年后的教育稳定发展带来新的巨大压力。
3.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年龄、性别、文化、技术、职业、阶级、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构成状况。人口结构的每个方面的结构变化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基础教育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基础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民主化的进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也必须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文化技术结构的状况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教育任务。当前我国人口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的状况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迫切要求教育在巩固“普九”工程的同时,加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普及率,大力促进城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着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重视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构筑完善的全面终身学习体系,不断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指示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方向。职业结构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这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必然出现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职业结构的这种转化趋势要求教育对自身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与课程结构等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职业结构的转移就会困难重重。
4.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社会流动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流动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他们选择职业、参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面临诸多障碍,由此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态势,以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稳定,人户分离,社会地位的不确定等原因,许多流动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动人口家庭那样抚养与教育自己的孩子,导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问题。流动人口子女问题,首先是入学难,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流动儿童失学率较高;其三是不在学儿童,即“童工”问题比较突出;其四是由于环境转换与城乡文化反差导致的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加剧。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导和调适,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少年”。
5.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我国东部人口过密与西北部人口过稀的状况,制约着各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人口过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拥挤现象,如学额过满、教学资源紧张、大班上课、多部制教学等。据2005年对湖北省部分乡镇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许多班级的学生都达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过100人。l|由此引起教学秩序混乱、学生质量下降。人口过密的社区,还容易形成亚文化群体,青少年往往为争夺生活空间而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出现越轨乃至犯罪行为。人口过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烟稀少的老、少、边、穷地区,学生上学非常困难。小学生上学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这也是造成这些地方义务教育难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学额不足、小班上课,或不得不采用复式教学、巡回教学等方式。这样,既妨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也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
约制即约束规制,使之不越出应有的范围,引导其按既定方向发展。教育约制就是通过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从微观层面上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与道德修养水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约制自己的行为;从宏观层面上促进教育整体的和谐发展,使之能够主动地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要把优生学纳入教育内容,逐步提高人们对优生优育的认识,懂得优生优育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做到优生优育;通过教育宣传把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积极推广到农村地区;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共同研究影响我国人口健康素质和卫生服务提供的种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流行病学因素、社会和行为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公共卫生与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提高各级各类正规教育质量是提高未来人口素质的关键。应从切实抓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入手,保证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提高人口素质打下良好基础。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续,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还是社会劳动后备力量的储备所。提高初中后阶段的教育质量是提高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各类专门人才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而且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成人是人口的主体,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国现有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成人教育的对象和主要内容是:对文盲进行扫盲教育;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需要转换工作岗位的人员,以及正在谋求就业的待业者进行他们所不具备的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对已经离开正规学校的人员,根据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基础和实际需要,继续进行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对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更新和扩展知识、提高能力的继续教育;开展法律常识、妇幼卫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术书法、美容美发、烹调营养、花卉栽培等内容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办学模式的多样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教育方法的灵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点,很受成人欢迎。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控制人口膨胀,应从多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与宣传;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加强科研工作,普及避孕节育知识;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独生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使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但是,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受生育观念支配的,而生育观念的形成,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据1982年统计,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的妇女已生育子女数分别为4.74、3.81、3.08、2.41与1.94。2001年对妇女多胎率的调查也显示出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反相关性,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和文盲的妇女多胎比例分别为0.4、3.4、7.0、18.9与36.5。调查还显示,文化程度与早育率也密切相关,当年我国20岁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妇女的早育率是:大专文化的占0.5%,高中文化的占1.8%,初中文化的占5.4%,小学文化的占7.1%,文盲占8.9%。l}
可见,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越容易受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观念影响,她们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数量,而很少考虑孩子的素质,结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她们往往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工作追求相对较高,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现代科学所提供的避孕节育方法,愿意优生优育。
教育还可以通过实施人口教育,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生育观的形成。所谓“人口教育”是指对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年实施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人口情势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人口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受孕、优生、遗传、营养卫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养他们对家庭的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计划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生育观。2000年,我国15岁至19岁人口为1.03亿人l~,在十年内,他们都将进入婚育期。这批人口的生育数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对象,通过各种形式对这部分人进行新的生育观教育特别重要。他们正处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新的生育观,必将支配他们今后的生育活动,产生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合理流动,还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的作用。
注释:
[]1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就业人员成倍增加》,
[2]胡鞍钢《:聚焦中国人口国情》《,学习月刊》2007年15期。
[3]张车伟:《我国人口问题性质的转变及其新挑战》,《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1期。
[4]朱彬、王义《:13亿人口使我们面临新挑战》,
[5]王惠诗《:农村流动人口集聚化就业》《,当代经济》
2008年第5期。
[6]陈俐《: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现状分析和对策》,《人口学刊》2004年第2期。
[7]童玉芬《: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和形势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页,第315页,第61、317、318页,第299页。
[10]田雪原、王国强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
[11]沈百福《:我国教育投资的进展与问题》,载《教育科学》2003年第2期。
[12]陈钮芬《:我国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居民消费模型的实证分析》,载《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年第2期。
[13]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第48页。
篇8
“十二五”规划在“两会”上以96.6%的高票通过,这一方面说明各界代表对“经济转型”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趋于高度统一,另一方面也说明各界代表对提高民生、改善贫富差距的殷切期盼和热诚希望。但是,在支持和拥护“十二五”规划的同时,也应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认真、客观地分析一下它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也就是它的“短板”与“挑战”。
转型:亟需平台 呼唤高效
“十二五”规划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最重要的两大挑战,都关乎“转型”,一个是为转型而欲搭建的基础平台和支撑点迟迟不能到位;另一个是转型的效率问题――各地仍在追求高投入、高增长。
为实现久已提出的“调整”和“转型”战略任务,我国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开始做搭建“基础平台”和“支撑点”的前期准备工作。但可惜的是,由于重视不够,我们三个主要的“基础平台”(教育投入、科技研发投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连续几年甚至几个五年计划都完不成既定目标,迟迟不能到位。以教育投入为例,“九五”就提出要在20世纪末达到教育经费占GDP比重4%的目标,但一连3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完成,一直要拖到第4个五年计划的2012年才能基本实现。前后拖延了17年。
为了由“资源消耗型”转向“科技拉动”,为了解决需求结构失衡而加大消费的拉力,我们转型的“基础平台”和“支撑点”是对教育的投入、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和对广大民众收入水平的提升。而这几个关键性的基础平台,不是7年出不了台,就是连续两三个“五年计划”完不成预定目标。而这几个平台又讲究的是中长期效应,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说,“十二五”规划或者今后10年,既是刻不容缓的“转型期”,又是我国追补相关政策和基础平台的“还债期”。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要“转型”,就要降低增长速度以进行内部调整,故“十二五”规划将增长速度降到7%。但据天则经济研究所对2011年27个省市经济发展目标的统计显示:增长10%以下的只有4个省市,增长12%以上的有14个省市,13%以上的有3个省市。看来,追求增速而不是转变,仍是各地的规划重点。
“十二五”规划中的能源总量在40亿吨标准煤左右,而各地若以这样的“高速”,将打破“十二五”规划对资源、能源、资金、环境发展的统筹协调安排。“十二五”规划通过的总量控制,实在是难以支撑这种经济翻番的需求。中央和地方的步调不一致,“转型”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
此外,“十二五”期间的投资计划也需要调整,因为“十二五”规划中的部分投资,还是显露出“投资拉动”的传统思路而不是注重“转型”和“质量”、“效益”,故“十二五”的部分投资计划,如传统产业和七大战略新兴产业,都还需要重新调整。
“未富先老”尚未触及,贫困人口还将大增
“计划生育”改革滞后,后期会产生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和老龄化问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5%,超过世界各国人口的平均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超前20年。预计到203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将翻一番,达到17.4%,2050年将上升到27.8%。
据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透露:中国将在2024~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65岁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的14%,60岁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的20%,步入到“人口负债”期。另据中国社科院预测:到2017年中国劳动力将达到顶峰,拥有10.01亿劳动力,人口红利“获利期”将结束。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补利期”,若以20年倒推计算(出生20年后开始生育子女),则应该早在2004~2006年,甚至在2000年左右(以最佳生育期24~26岁计)就应开始推行“生育二胎”的政策,以缓解“老龄社会”和弥补“人口红利”的问题。
中国当前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已“未富先老”。
中国从2001年起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当前中国的人均GDP仅在4000美元左右,预计到2017年左右“人口红利”亦将结束。也就是说,中国在变成发达国家之前已丧失了人口红利,进入到一种“未富先老”的状态。为何称作“未富”呢?因为我国2009年的人均GDP为3678美元,而据世界银行统计的全世界的人均GDP为8631美元,即我国连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都还不到,中国的人均GNI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8%,排列世界的第125位,怎么有勇气称“富”呢?
我国今后人口老化问题将会愈来愈严重。老龄化加速,可谓来势凶猛。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战术支撑。这是“十二五”规划中所缺失的重要部分。
“未富先老”问题尚未触及到根本,贫困人口还将在“十二五”期间大增并突破一亿,扶贫标准也将会上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数据显示,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按照我国贫困标准线计算,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减少了2.28亿多人。
但是,1985年到2009年,24年来我国贫困线标准仅增长约5倍,而GDP增长了42倍,贫困线标准太低,且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匹配。
2009年,中国新启用1196元贫困线后,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增加了3倍。但如果中国“与世界接轨”――按联合国标准计算,则中国的贫困人口应是1.5亿;若按世界银行标准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则应是2.5亿之多。
我国目前制定的“贫困线”标准,使一些名义上已经“脱贫”的人群,实际上可能仍然很贫困,但却因为收入超过了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而失去获得政府救济的权利和机会。尤其是在当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则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的贫困标准,据称有可能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这将使贫困人口总数大增,可能上升到9000多万甚至突破1亿人口。在“十二五”期间以至未来10年,随着“中国贫困线标准”的不断提高和扶贫人数的大增,扶贫开发的任务艰巨,返贫压力巨大,财政压力也要增大。
“18亿亩红线”能否保全?
因为增减挂钩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的概念,因此“18亿亩红线”是否能够真正保全,还值得研究。
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即“增减挂钩”政策。
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
国土部2008年6月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增减挂钩办法),2008年和2009年国土部又分别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
但这项政策被一些地方政府“曲解”利用,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近十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虽说国家采用“增减挂钩”政策,目的是为了保全“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出发点和用心都是好的,但我认为,这项国策的制定有缺陷,它缺失了“级差地租”元素。
“级差地租”的理念大意是说: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地租),不是看它单纯的土地数量,而是根据单位面积的土地肥沃程度(质量)和产量高低来决定的。比如我国的耕地,耕地质量分为15个等级,1等最好,15等最差。我国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67%、29.98%、50.64%、16.71%。全国耕地低于平均等别(10~15等别)的总面积达57%以上,即一半以上;全国生产能力大于1000公斤/亩的耕地仅有6.09%。而我国大量的优等、高等地是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及周边。假如,现在搞“城镇化”建设,动用了城周边1亩好地,它再拿出1亩山坡地来“增减挂钩”,若1亩好地是亩产1000斤,而1亩山坡地只能产200斤,要“1亩换1亩”,当然不行,因为要拿5亩山地换1亩好地才能价值相等,或者说,才能保住粮食产量不变。
由于“增减挂钩”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元素,故这种“挂钩政策”就成为了一种单纯“数量”上的挂钩,而不是土地“价值”或“产量”上的挂钩。到头来,虽然“18亿亩红线”在形式上保住了,但“粮食总产”保不住,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就保不住了。
未来五年将影响中国长远发展
“十二五”规划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
例如,在节能减排问题上,虽然单位能耗和排放可以被降低,但耗能和污染总量仍在继续增大。
再比如,“工资倍增”呼声一片,民众翘首期盼,但我却要对“工资倍增”计划进行质疑。在此,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未富先老问题没有根本触及”与“贫困人口将会突破1亿”,这两点和“对工资倍增计划的质疑”形成“交汇点”,因为三个问题和难点都是“贫富差距”问题和“消费”能否被拉升起来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和难点的同时叠加,使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加困难和艰巨,只有清醒地认识到困难并下大决心解决,才能辟出新境。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十二五”规划重点提出“结构调整”、“机制改革”、“管理创新”,但未把“体制改革”列为重点。其实,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过程中,可能有很大的阻力会来自于体制方面的障碍。比如,集权式的资源配置制度,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突破;腐败根源在于制度,等等。这些体制性的问题,如不通过改革来解决的话,恐怕发展方式的转换很难实现。
以上是“十二五”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以我的分析和判断,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传统模式和轨迹走下去的话,我国经济有可能在2017年前后会遇上一道“坎”,因为有几条经济曲线可能在那时会出现“拐点”。比如,“人口红利”将会趋于零;比如,由于投资边际效益递减而使其投资的转换效率降至70%以下,以至使“经济增速”再不能达到高增长;比如,由于贫富差距加大而使基尼系数接近0.6的“动乱线”,等等。几条曲线如果同时出现拐点,将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冲击。从这里,我们也可体会出“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和总书记提出转型“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十二五”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五年,我们转型效果的优劣,将会直接影响到后期的发展。如果我们解决或极大地缓解了贫富差距,就消除了对“动乱线”的担忧;如果我们把消费需求提拉起来,就不必担忧投资转换效率的降低。
篇9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其经济对北美地区的影响逐步提升。中国加入WTO实际上是向其他国家发送了一个信息,中国作出自身调整以适应国际市场环境。这些调整包括中国将全面进入美国市场、信守承诺遵循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并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为此而对经济体制进行的改革具有长期的效益。这是北美国家眼中未来的中国。
■ 相互依赖性增强
统计数据很好地支持了这些观点。首先,通过观察1980年以来中国进出口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与前面观点相符的贸易发展趋势。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1980年只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5.4%,到2001年则增加到了20.4%;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比例则呈相反的变化趋势,从1980年的19.2%下降到了2001年的13.1%。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对日本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和对日本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都明显下降,对日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80年的22.2%下降到了2001年的16.8%,对日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例则从1980年的26.0%下降到了12.2%。
那么,是什么弥补了美国和日本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的下降呢?答案就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我们可以从数据中看到,中国对东亚地区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在过去的20年中是显著上升的。特别是中国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例,在1980年仅为6.2%,而在2001年已经上升到了40.9%。
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中国经济风险将不会局限在中国境内,而是随着国际贸易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所以北美地区的经济学家们在预测未来经济发展时,会把中国的经济风险纳入考虑的范围。在这里,我主要考虑四个方面的风险:金融系统的不成熟、宏观经济过热、人口老龄化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银行系统的呆坏账、计划生育带来的老龄化问题和中国宏观经济在未来是否还能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我想这也是中国经济管理者们重视的问题。
■ 中国迫使北美调整战略
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的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这对于北美地区将意味着什么呢?
长期来说,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将面临相同的问题。但在未来的四五年中,这几个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这是由现有的贸易结构所决定的。加、中两国的贸易是互补的:加拿大对中国出口自然能源和初级农产品,同时从中国进口制造业产品。但是墨西哥和美国的贸易集中在制造业,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存在更多的竞争性。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的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减少的情况下应该作相应调整。
我们仍以数字说明美国进口产品市场上各国面临的竞争。在1998至2002年的五年中,总体而言,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美国的出口占美国总进口的18%,墨西哥以12%的比例排在第二,中国和日本分别以11%和10%位居第三、第四。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比例的增长率,加拿大对美出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例在这五年中增长了21%,而中国对美出口的这项指标增长达到了76%。日本则没能增加其在美国总进口中所占的比例。
在汽车零部件市场上,我们看到相似的情形。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在汽车零部件市场上最大的贸易伙伴,分别占到总进口的25%和29%;中国在其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在2002年仅为2%。
但同样的,中国的增长率是惊人的,同1998年相比,增长了174%。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出口整车,但它在汽车零部件市场的飞速增长,引起了北美地区对未来中国整车出口的关注。我们在电视机和监视器产品市场上也可以看到熟悉的画面。另一方面,在鞋类市场上,中国占了67%高比例,并且保持着稳健的增长率。加拿大和墨西哥所占比例则很小,出现了负增长。服装市场的情况则比较特殊。世贸组织对这一类产品有特别的规定,中国未来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可能以现有的市场份额为限(15%),以保证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市场份额。正是中国在各个贸易产品市场上的突起,使得北美各国意识到作出战略调整的必要性。
■ 北美的应对战略
加拿大的调整策略应该考虑几方面问题:对美元汇率的调整,中国产品和加拿大产品在加拿大国内市场上和美国市场上的竞争,中国未来将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等。
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加拿大对美国主要出口汽车零部件、能源、初级金属矿物、林产品和金融服务产品,这些产品都还不是中美贸易的主要构成产品。但长期来说,加拿大对中国的贸易结构需要升级,应该提高高附加值产品所占的比例;同时应该同中国发展产业内贸易,以期实现贸易双方的双赢。另外,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结构将发生变化,加拿大和中国发展产业内贸易,生产具有差异性的产品,这将使得两国可以分享不断增长的美国市场。最后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数据显示,1999至2002年的四年中,加拿大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世界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比例不到0.5%,并呈下降趋势。
与加拿大相比,墨西哥比索贬值使之完成了针对美元贬值所作的汇率调整。面临中国产品向美国市场出口的竞争,墨西哥应在出口产品结构上作出调整,减少低附加值制造业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类、汽车零部件和低档汽车等所占的比例,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但是墨西哥最重要的调整应该是使自己尽快适应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市场环境。
美国的问题在于美元的不断贬值和巨额财政赤字。另外在贸易方面,美国认为更加有弹性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安排可以削减中美进出口的不平衡。因此,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安排将是中美经济调整的重要议题。中国制造业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同美国产品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不同的企业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美国工商界将会出现分化,中小型企业对中国产品的抱怨将显得很无力,而大型企业将依赖其生产力的进步保持竞争优势。
最后回到加拿大的策略调整上来。通过考察1998-2003年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与美国双边贸易的发展趋势,发现200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约为美加双边贸易额的一半,但在这六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以年均20%的速度在增长。这就意味着加拿大的经济调整将比加拿大人预期来得更快和更早。所有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体,都需要提高生产率和提升产业结构以规避同中国产品的直接竞争。
篇10
[关键词]机构;社区;家庭;三维一体;养老模式
[DOI]10.13939/ki.zgsc.2017.08.187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以及社会各方面的高速发展,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当前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年龄为73岁,这与世界的平均寿命相比高出7岁多。有关人口研究的学家指出,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到2050年将会高达85周岁,到那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步入老龄化行列。此时,就会存在老龄化与老人高龄化并存的两种养老现状,这种年龄的人口结构状态在当前还实属少见。
1南宁市即将面临严峻的养老形势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市常住人口为703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345.42万人,占51.85%;女性人口为320.74万人,占48.15%。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7.69;0~14岁人口为120.82万人,占18.14%;15~59岁人口为459.66万人,占69.00%;60岁及以上人口为85.68万人,占1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59.30万人,占8.9%;全市常住人口中,壮族人口为312万人,占46.9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353.66万人,占53.09%,其中汉族人口339万,占53.09%。上述数据在国际老龄化指标下已经表明南宁市步入了老龄化城市之列,并且其发展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所以调研南宁市养老模式现状,以便走出一条适宜自己的道路。
2三大养老方式所面临的难题
2.1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的养老模式,在这种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由其子女进行解决,这种养老模式实则是一种家庭养老,这也就解释了古语所说的“养儿防老”。在我国除少数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外,大多数老人是采用居家B老的方式度过晚年生活。但是,由于受20世纪计划生育的影响,我国的居家养老在当前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我国的家庭结构中常常要由一对子女同时抚养四位老人,如果加上爷爷奶奶,人口数量之多常常使子女倍感吃力,这就使得养老的需求与养老来源之间的比例不协调。
2.2社区居家养老
社区居家养老是近年来刚刚兴起的一种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是建立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依托附近的社区,运用专业化的社会养老服务力量为需要社区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这些养老服务的形式主要包括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为他们料理家务、指导帮助他们进行一系列的文娱活动以及为他们提供一系列的精神慰藉服务等。当前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主要存在服务站设施不够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低、社区专职、志愿者服务人员工作中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资金有限等诸多问题。
2.3机构养老
机构养老主要指的是老年人到专门的养老机构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的养老模式,机构养老服务常见的形式主要有养老院、敬老中心以及老年人公寓等。机构养老主要存在养老机构性质不明确,运营服务困难较多;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缓慢,经营效益不好,整体水平不高;相关政策滞后,监管缺乏手段等。
3南宁市三种养老模式现状调查及一体化养老模式探索
研究人员走访了南宁市3所养老院:颐康养老院、祥和养老院、一心养老院。南宁市4所社区服务中心:仙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凤岭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湖南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80户家庭,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60多份。
据调查问卷显示,其中大部分老人选择与子女同住,其比例占到了40%,这其中表示父母与子女相处融洽的大约有144余人,占到了总数的90%。另一项有关老年人经济来源的调查数据表明,经济来源依靠退休金的城市老年人大约有113人,占比约为71%,而以子女的养老金维持生活需求的老年人有32人,占比约为20%;在其中一项对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中显示老年人生活状态良好的占比约为83.75%,人数约为134人;调查还显示老年人的消费支出中日常生活消费占其主导地位,约为65%,第二位的则是医疗支出,占比约为45%,再就是营养保健品的支出,占比约为33.75%。
在对老年人的调查中发现,有大约2/3的老年人愿意自费进行养老,占比约为67%,人数约为107人;但是大多数老年人还是更希望采用家庭养老的方式安度晚年,这一比例高达78%,人数约为125人;紧随其后的就是社区养老的养老方式,其支持率约为18%,支持人数约为29人;最后调查发现只有很少的老年人愿意接受专业机构的养老服务,调查数据中这一比例仅为4%,人数约为6人。在有关社区养老服务的服务需求的调查数据中显示需要日常护理的占比45%,其次就是做饭服务,这一比例约为55%,排第三位的是老年人的日常陪伴服务,这一比例约为26.25%。
近年来社会快速发展,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特别是城市人口大多数为退休人员,有自己退休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所以老年人物质生活质量尚可,空闲时间较多,但子女大多需要工作,陪伴老人时间较少,所需一些日常服务无法完成,特别是老年人精神孤独,所以建设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维一体的养老模式是新思路,整合周围资源,重点发展和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加强精神娱乐活动建设,让社区老年人真正拥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晚年生活。
家庭养老是我国流传千年的养老模式,因此,现代养老服务的建设要本着人性化的方式以家庭为基础、在家庭养老的前提下,辅之相应的养老专业配套设施,加之国家相关专项扶持基金,同时,还要搞活资金来源,积极向社会引进民间资本,在合理布局、规划的基础上建设相应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使我国养老社区的床位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南宁市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在近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城市常住人口的迅速增加,目前,南宁市的养老机构发展还尚处在起步发展的阶段,由于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会有不同的养老需求,因此此次调查问卷发现居家养老仍是大部分老人的优先选择,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该养老方式面临严峻挑战且日趋艰难。
上述调查数据以及阐述表明,社区养老服务乃是大势所趋,在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模式下,不断提高其社区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以及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是社区养老机构今后的发展目标,社区养老的发展模式也是三大养老模式中重点提倡的一种发展模式。
4结论
总体上看,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社会化程度还比较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抵御能力有限,老年人的各项需求还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此次调查发现南宁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并且需要对其进一步完善,举例来说,服务内容过于简单;资金有限,后续服务受到制约,特别是高龄、特困、低保等老人的社区养老服务问题。因此,提高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应完善基础设施,配备完善的养老服务硬件条件;提高专业化养老服务水平,包括配备专业化服务人员,增加服务项目,保障养老服务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多渠道增加养老经费投入,特别是针对特殊困难老人。
参考文献:
[1]张洪序.农村家庭养老与子女支持愿望[J].东岳论从,2009,30(9):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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