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的类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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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美国；荷兰；农业合作组织；经验借鉴；中国农业合作组织；发展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22-0263-03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in U.S. and Holland，analyzed its operating management and running mode，combined with Chinese practical situations，and used for its operational mode，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and aimed at promoting it sustainable，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Holland；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experience reference；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in China；development suggestions

农业合作组织是专业化合作组织在农业、农村发展延伸的产物，是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家庭农业生产经营者为对抗商业资本的垄断和盘剥、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服务条件而自愿建立的互经济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各类新型农业合作组织蓬勃发展。而国际上的一些农业合作组织多数是伴随着近代工业和城市发展而出现的商业和资本对产业工人和小农户的剥夺应运而生，其本质多数是弱者联合形成的互经济组织。

1 美国农业合作组织发展概述

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农业强国。美国农业建立在高度商业化的家庭农场经营的基础上，而其中农业合作社则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美国农业组织化和产业化的主要形式。邵喜武[1]指出，美国农业以家庭农场经营为主，家庭农场在美国约占95%。由此美国的农业合作社通常又被称作农场主合作社[2]。王民富[3]J为，美国农业合作社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180年的发展历史，由于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美国政治、经济以及自身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过程大致概括为6个阶段。

1.1 初创试验阶段（1810―1870年）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随着其疆域的不断扩张，农田面积迅速扩大，农场数目不断增加，农业产业开始飞速发展，因此农场主们开始尝试建立服务自我的合作组织。1810年，在美国大陆康涅狄格州由农场主组建的一个乳品合作社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农业合作社的开端。

1.2 迅速扩大阶段（1870―1890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事件是“格兰其”和“农场主联盟”的建立。这2个组织的成立对美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农场主合作社联盟的不断扩大，农场主合作运动使得私人大商业的利益受到重创，因此遭到强烈反对[4]。1890年，美国颁布《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限制农场主合作社的发展，但是很快就认识到美国农业不能没有合作经济[5]。

1.3 全国网络形成阶段（1890―1920年）

美国合作社全国性网络的形成，是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继农场主联盟之后，全国农场主协会开始兴起。随着此阶段的结束，几乎美国所有的州都建立了地方性农业合作组织。

1.4 农产品有序销售阶段（1920―1933年）

192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卡帕-沃尔斯坦德法》来支持农业合作社的发展。1929―1933年，美国经济全面衰退，同时美国农业也面临大萧条时期。然而此时，政府和民间对农业合作经济却空前热情，致使美国农业合作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契机。在此阶段，出现了继格兰其、农场主联盟、农场主协会后又一个重要的农业合作组织――美国农场局联盟。农场局联盟成立的目的主要在于帮助改善农场主经营，促进美国农业合作社有序化发展。

1.5 持续发展阶段（1933―1945年）

此阶段美国农业合作社在美国经济从大衰退到复苏的经济背景以及新农业计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仍然持续发展。其中1933年通过的《农场信贷法案》（The Farm Credit Act）创立美国农场信贷系统（Farm Credit System，简称FCS），为农场在农业范围内提供短期、中期及长期贷款。

1.6 不断调整阶段（1945―1980年）

此时美国农业合作组织开始转向注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轨道，步入成熟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许多农业合作社纷纷开始围绕国际经济层面来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策略。在20世纪60―70年代初创的一些农业合作社现在已经成为全美最大的合作社企业之一，并在全球市场上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与此同时，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也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进行了有利助推。

目前，美国共有农场主约200万人，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农场主约占总数的82%，相当于每6个农场主就有5个加入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6]。美国合作社在其组织制度和运营方面，具备一些其独特的方面。李 健等[7]指出：①美国农业合作社筹集资金的形式主要有3种。一是社员认购，也称股金筹集机制，合作社社员根据其交货量购买相应的股金，此外，还可通过发行优先股，吸引外部投资者的资金[8]；二是基于惠顾交易的筹资。通过按交易量来筹资，通过按交易量来分配盈余，大大增加社员入股积极性；三是通过银行借贷筹集资本。美国有专门的农业借贷合作系统，专门为符合条件的合作社提供借贷。②美国合作社在利润分配上多采用按社员交易额大小来分配剩余利润和按出资比例进行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实现了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充分调动了社员出资出力的积极性。③美国农业合作社很注重合作社之间的合作交流，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交流会、研讨会或者组织合作社之间参观学习，通过信息交流学习不仅使合作社及时掌握相关的行业立法、产业政策、生产技术、市场行情等方面的信息，还可以促进合作社之间携手解决一些本领域的共性问题，如开发新品种、药物测试、价格补贴、进出口贸易磋商、联邦立法和行业标准的制定等[9]。此外，还有王征兵等[10]指出：美国农业合作社在管理制度方面将传统的“一人一票制”民主管理与委托专家管理相结合，允许非社员参加合作社理事会，并外聘专家参加合作社日常经营管理。

2 荷兰农业合作组织发展概述

荷兰位于欧洲西部，是一个人口数为1 670万人的小国，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之一。荷兰国土面积超过40 000 km2，其中陆地面积为33 983 km2，可耕地面积占陆地面积的21.86%。在荷兰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服务业占到73.2%，工业占24.1%，农业占2.8%。另外，国际贸易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在世界农产品净出口额的排名中仅次于美国，是一个贸易大国。

丽华[11]指出：荷兰农业合作社历史悠久，最早起步于19世纪下半叶。最早的具有合作性质的组织是出现于Limburg省的Casinos。第一家Casino于1872年产生于乳品行业，由当地的奶牛农户成立，其主要功能是联合采购生产资料和购买保险。然而，真正得到承认的第一家合作社，即Welbe-grepen Eigenbelang，成立于1887年，与1886年颁布《合作社法》之后。到了20世纪开始，荷兰的信用合作社、花卉园艺产品合作社、乳制品合作社等开始迅速增长，随后各种联合社、化肥（生产资料）合作社等也陆续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荷兰处于中立态度，这对其农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随后有些合作社开始联合起来成立地区性合作社，这些区域性合作社在国际上被称为联邦合作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荷兰合作社经历了不断合并和业务调整的时期，这种联邦合作社在之后的发展中通过不断的组织变革和重组，慢慢消逝，专业化合作社占领主导地位。制度环境和内部推动力是荷兰农业合作社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总体而言，荷兰合作社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地域性的小规模组织，到通过不断地联合成为联邦合作社和全国性合作社来增强规模效应和减少成本，再通过合并，分解、解体等重构成为专业性、跨区域甚至是国际化的合作社组织模式的过程。

欧继中等[12]指出：荷兰农业合作社遍及国内农业领域的各个环节，根据其经营范围和服务内容，主要将其分为三大类：①供应合作社。农民可通过这类合作社订购种子、肥料、饲料等。全国共有100多个这样的合作社，占饲料供应的55%和肥料供应的60%。②销售和加工合作社。这类合作社主要是为农户提供农产品的加工和服务工作，这类合作社的市场占有率一般都在50%以上，有甚者则达到100%。③服务合作社。这类合作社主要是为荷兰的农业生产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其中包括联合农技合作社、农产品仓储、合作社信贷等服务。

关于荷兰农业合作社的运行模式特点，杨真[13]则指出：①合作社专业化程度高。从农产品的类型来看，合作社不仅有供应型、服务型还有加工销售型，此外还有专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合作社――拉博银行。荷兰农业合作社都是作为特殊独立的法人存在，是一种不依托于政府，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互惠互利的特殊经济组织。从经济层面来看，荷兰的农业合作社其实是为其社员谋求经济利益的专业化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增强市场竞争力，合作社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合并―减少数量―扩大规模―实现专业化生产服务。②合作社运行成本低。主要原因：一是合作社一体化的加工销售配送服务。荷兰合作社一般都拥有自己的仓库、运输车队、加工厂和销售场所，这样不仅能为社员提供将近40%的加工、销售、运输等方面的利润，同时还可以大大降低合作社的运行成本。二是合作社社员文化上的同一性、目标一致性，不仅便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同时经营目标明确，提高了效率。③合作社与社员利益一致。以销售合作社为例，在社员与合作社之间有收购或出售一定比例产品的责任与义务，在内部，合作社不以盈利为目的；然而，在市场上，合作社则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社员争取利润的最大化。合作社在扣除各合理的开支后，根据社员之前出售产品成交额向他们返还利润。由此看见，社员与合作社之间利益存在一致性。

3 美、荷两国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经验借鉴

从2006年国家颁布《农民合作社法》之后，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开始频繁兴起。现今我国已有121万个合作社，入社农户约有8 985万户，平均每个合作社有75户社员，其总数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34.6%。结合目前的国内合作社发展情况，虽然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我国的农业合作社还处于发展的起初阶段，面临着发展规模小、发展目标不明确的问题，以合作社名义争取国家项目、补贴和优惠的“伪”合作社频繁出现，国家政策对合作社融资问题辐射不到位等的制约。然而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最关键在于国家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立法和政策引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下是结合美国、荷兰农业合作社发展提出的相关经验借鉴。

3.1 理性认识，尊重百年合作社的生命周期论

生命周期理论是兴起于20世纪初的一种研究方法，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将个体的生命周期看作是更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到目前为止，美国、荷兰的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已经度过了1个多世纪，农业合作社的萌发、兴起、遇到挫折再到渐入佳境，其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大背景的影响。因此，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不断地错误、纠偏、完善、创新从而顺势而为并且借力而上。我国的农业合作社，从20 世纪20年代开始大致经历了3次独立的发展历程，因此相较美、荷而言，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历史较短，与美国合作社的百年历史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我国在发展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合作社运动的生命周期论，尊重农业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切勿过急过快发展。只要坚持按照政府引导、坚持走农业产业化、商品化、现代化道路，假以时日，我国也必将会出现一批生命力强的百年合作社。

3.2 因地制宜，科学选择合作组织的发展模式

各国的农业合作组织模式都兼具本国特色，各有差异。假如美国没有大规模的农场作为基础，美国农场主协会将无法充分发挥其在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强大功能[14]。再如荷兰，其是以花卉、畜牧为主的农业生产，附加值高，无需过多依赖政府扶持。由此可见，不同的农业生产领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农业合作社在其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我国在发展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不能选择不符合我国国情的“荷兰模式”，也不能选择大型规模化、高度机械化经营的美国企业型“家庭农场”模式，而是需要重视不同产品合作社的差异性，实实在在地面对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引导合作社采取恰当的市场策略，构建合理的发展模式。

3.3 鼓励合作社的合并和联合

综观美国、荷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实现是合作社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合作社大体分为2种：一种是专业化合作社，另一种是综合性合作社和合作联合社。我国的合作社截至目前已近100万家，但是规模小是我国农业合作社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这就与美国、荷兰这种成千上万的社员规模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国在发展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可以适当考虑用一些发展较好、规模较大的合作社合并发展较差、规模较小的合作社；也可以考虑发展合作社联合社以扩大合作社规模，让这些经营相似农产品的合作社之间共享一些技术、市场信息、销售渠道等资源，从而扩大合作社外部规模，节省合作社交易成本。

3.4 政府重视对合作社的立法保护和政策引导

美国早在1922年颁布《卡帕-沃尔斯坦德法》作为《合作社大宪法》；于1926年颁布《合作社销售法》进一步为合作社提供反托拉斯豁免条款；1937年通过颁布的《农业营销协定法》，使农民利用集体行动，增强行业自律性等。此外美国还根据变化的农业形式和国内外市场情况及时调整修改法律法规，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可靠、完备的法律支持[7]。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在财政、收、信贷等方面对其合作社的发展也提供了完备的保障。而放眼国内的农业合作社，虽然政府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也为其提供了保障，但是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存在着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我国政府重视招商引资，偏向企业和大户，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支持合作社发展，但是力度相对企业和大户却小得多。在立法上，尽管在201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是该条法律在政府扶持问题上的规定并无实际操作性，此外，在合作社的设立、财务管理、组织机构上缺乏灵活性。因此，我国政府除要加强对合作社的引导和宣传，还要坚决执行相关政策，建立健全合作经济法律体系，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奠定基础[15-16]。此外各级政府应当在财政上给予扶植、在信贷上给予帮助、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在土地上给予支持、在技术上给予引导等。同时政府和专业合作社之间也需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避免错位和越位问题的发生；政府对合作社还应当给予正确的引导，尽量注意多头管理、低效管理情况出现。我国农业合作社在以自身发展为主的同时，政府切实加强引导与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为合作社提供发展的外援扶持和政策推动，这不仅是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社自身职能与政府推动职能的重要切合点，也是促进我国农业合作社不断迈向成熟的强劲动力。

4 结语

发展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自身实力较弱、政府立法和政策引导不到位等，都是现阶段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挑战。通过结合相关研究，借鉴美国、荷兰两国农业合作组织相对较成熟的发展经验，从尊重农业合作社百年生命周期理论、科学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强强联合、合并以及加强政府引导、重视合作社相关法律的完善几个方面为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健康有序快速发展提出建议，从而提高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推进合作社不断迈向成熟。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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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健，阮建雯，郭兴昱.美国农业合作社的研究[J].世界农业，2013（12）：1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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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征兵，许婕，孙浩杰.国外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验及其借鉴：以美国、西班牙和日本为例[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2）：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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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欧继中，张晓红.荷兰和日本农业合作组织模式比较与启示[J].中州学刊，2009（5）：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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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中图分类号：F3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046-02

一、农业产业化的内涵

农业产业化属于跨行业的产业整合，它将与农产品生产、加工和交换有关的农业产前部门、农业本身产中部门以及农业产后部门中不同阶段的产业链条结合在一起或把生产同类产品、从事同一工艺过程、同一部门的行业联合起来进行协作或结成一体。按其参加单位在经济上、组织上的紧密程度及在法律上的地位，可以概括为完全一体化和不完全一体化两类。按照农业产业化三个领域中产业链上不同方向的结合又可分为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既可以是完全一体化，也可以是不完全一体化。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

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划分并不是绝对分离的，发达国家横向一体化通常是同纵向一体化相结合的，因为初级合作社和生产者联合会在加工和销售其产品方面，几乎始终是用纵向合作化的方式同私人企业或合作企业发生联系。横向一体化的本质特性同纵向一体化一样，取决于垄断资本或大农业合作社的控制性作用。因此，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可分为六种基本类型：

1．完全纵向一体化。完全纵向一体化也叫公司制一体化，指大型公司直接投资经营的大农场，将农业生产、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纳入同一个所有制的经营体制内，由大公司直接经营，统一核算。这种模式把农业的产前、产后部门与农业生产直接结合在一个经济实体中，不仅能减少各环节之间的交易费用，降低成本，而且免去了许多中间环节，加快了产品投入加工和投放市场的速度。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少工商企业直接投资农业，建立了大型农工商综合体，主要表现为公司农场。日本在二战前就已出现综合商社直接经营大农场，60年代以后随着农畜产品需求的增加，该模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该模式的不足之处是：工商企业经营者对农业不熟悉，而且农场经营者已失去独立自主性，不易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大规模经营需要大量投资，由于受财力限制，往往无法有意识地从事农业一体化经营；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难以真正实现工厂式标准化生产，且投资农业的风险很大。因此，就美国与日本来看，该模式在全部农产品中的比重不高，主要集中在畜产部门。

2．完全横向一体化。完全横向一体化是指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到销售的整个循环过程中同一部门、同一生产阶段上各企业、农场或农户之间的合作，通过横向的合同联系，形成一个全国性、综合性、服务性法人企业或社会经济组织。以日本农协和法国的农业合作社联盟为例，农协通过它的各项事业组织、基层组织、各级联合会在农村形成了一个遍及农业生产、农业信贷、农资供应、农产品销售、保险、医疗、生活指导、信托等领域的网络。市场、企业、农民以农协为中心，形成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法国农业合作社联盟代表法国全体农业合作社及社员利益，为加速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服务，并起到互通情报，使社员在农业工业化和商业化过程中互相协调与协作，进而把制定生产配置、品种、规模和投资计划大权转盟手中。这种横向一体化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纵向一体化的形成，使农民组成的各类合作社便利于与工、商、财界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农民通过合作企业逐步增加收入和提高现代化水平。

3．完全纵向―横向混合一体化。完全纵向―横向混合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合作社与大公司联合形成的合营制和互相控股制。在美国，这种形式的一体化为合营制。随着合作社集中程度的提高，从加强农业产业化过程来看，合作社日益渗透到农产品加工部门，并形成加强同大公司联合经营的趋势。公司的农工联合企业和合作社的农工联合企业联合经营合办企业，可以把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这一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越来越密切地协调起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和大公司既能够加强直向农业产业化形式，也能够加强逆向农业产业化形式。合作社与大公司合办企业往往采用合股公司的方式，既稳定了大公司的货源，得到合格的高质量的原料，也给合作社提供了销售市场的保证，找到了批发销路。在法国，这种形式的一体化为互相控股制，它使一体化在食品生产及其有关环节的循环过程中利用分工，科学地组织劳动力，从而为其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效果；使生产更加现代化和分理化，促使资本加快集中。

4．不完全纵向一体化。不完全纵向一体化是一种最普遍、最重要的一体化形式，亦称为合同制的一体化。通过签订各种合同使得与农产品销有关的农工商各个环节的活动协调一致。合同一般都是由农业产前部门或农业产后部门中的企业同农场签订的，订约双方都是独立经营的单位。工商企业或农业合作企业与农场签订合同，通过合同把农场生产与农业产前部门、农业产后部门联成一个综合体。采取合同制，工商企业既可以不对土地进行投资，也可以不承担由于农业受自然灾害而遭受的风险。农场主可以获得改善生产方法以发展生产所需的资金、技术及相关设备，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也可以使产品有可靠的市场和销售价格，从而保证了收入。对农产品加工和销售商来说，合同制可以使他们获得符合要求的原料或成品，货源丰富有保障；对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和供应商来说，合同制可以使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有可靠的销路，从而保证并加速了新技术的推广，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5．不完全横向一体化。不完全横向一体化是指由若干农场主组成的农业合作社，联合经营农业，并兼营与农业有关的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品收购、销售、贮运、加工等业务。这种形式的一体化在西方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农场主为了发展生产，扩大经营规模，以便获得更多的收益，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农场主联合起来，加强了小农经营与垄断资本的对抗，减轻了垄断资本对农业的掠夺。此外，发达国家政府对合作社在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某些优惠政策。在美国，由农场主联合组成的合作社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大量建立。当初的合作企业主要是为了对抗垄断资本的中间剥削，因而主要从事供应和销售活动。但是战后以来，除了经销农产品和供应农场所需的生产资料等农用物品以外，不少合作企业还直接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业生产，逐步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

6．不完全纵向―横向混合一体化。不完全纵向―横向混合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工商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之间的联合经营及初级合营制，其最大特点是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所形成的纵向一体化与合作社所形成的横向一体化相结合。二战后，前西德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农业合作社起着很大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它为私人工商业资本打入农业、建立纵向一体化提供了广泛的可能和方便的渠道，从而使农业合作组织日益被纳入纵向一体化的轨道。同时，农业合作组织的经营范围和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使它本身也日益成为农业产业化的直接体现者。前西德农业合作组织发展具有相当规模，力量比较雄厚而且日益集中。这些农业合作组织与个体农场比较起来拥有较大实力，这就为农场在同工商企业打交道时提供了更广泛的可能和更有利的渠道，并能较为有利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工商企业也试图利用合作组织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农业合作组织作为中介人将农场与工商企业联结起来。例如，莱因供销合作中心，一方面同30个马铃薯加工企业订有供货合同，另一方面又同数千户农场订有购货合同，形成了混合一体化经营。

三、经验启示

第一，农业由于弱势的产业地位和市场机制的特征，国家要通过法律、政策、信贷等手段或措施对其进行扶持。在稳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前提下，推进生产经营的集中化、专业化、一体化，加快农业的产业化进程。

第二，农业产业化包括许多不同层次的经营主体和利益主体，他们的行为方式必须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市场制度来规范。同时，经营模式必须与完善、发达市场体系相适应， 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都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的。

第三，农业产业化要求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讲求规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

第四，通过农工商一体化经营，使农户分享到农产品在加工、流通过程中增值的平均利润，如果不能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农业产业化也就失去了经济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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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合作社；现代农业；组织管理；风险规避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632159

引言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经历了从社队制、村组制到社区制3次重大改革。国家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体制；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发展服务为主转变；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通过及一系列配置措施和政策，大规模地动员和吸纳乡村资源以快速推进工业化。据估算，改革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村隐蔽地吸取了8000亿元资金。城市社区长期处于优先发展地位，对农村社区的生存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挤压。目前，恢复农业活力、重建农村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成为重要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着力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农村组织的管理涉及到农村经济关系和社会功能。农村组织不仅是农民自主管理的产物，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使其有承担农村社会管理的社会基础和能力。社会组织属于农民的自发组织，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农民权益。具体而言，农村组织能够起到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反映农民诉求，协调农村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及规范行为，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作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还具有“政治性”的特征，组织在应对环境诸种限制性要求的过程中，拥有自由和自主的领域。正如福柯说的“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和权力的任何操演当中，空间都是根本性的”。

国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是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起因。因为小农面对巨大的生产和市场风险，需要组织化来规避风险。土地在农民中的平均分配形成了对组织化的需求；农民的农业生产规模较小时，需要组织起来应对生产和销售中的风险。国内一些调查研究认为，我国农民专业组织的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生产专业化水平和商品化程度、政府支持、乃至户主的文化水平等影响因素紧密联系。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形成了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国家是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体。但“由一元管理主体向多元管理主体的转变”是社会管理历史演变过程的总趋势。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着整体的结构性碎片化问题。农村组织在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的特性、整合社会资源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农村社会组织在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必须形成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共治的农村社会管理新模式。在我国现有农村土地分散和小规模经营这种土地制度短期内难有根本性突破的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农民融入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轨道中生产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的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意味着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成为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食品需求转型，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导致了农产品品种、生产、销售等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经济作物种植得到迅猛发展。为了提高农民经济收入，进行大规模产业转型升级。传统家庭承包经营户在加速分化，许多从商品生产者逐渐衰退为生计型小农，而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我国将形成以承包农户、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为基础，以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各类经营组织为支撑，多种生产经营组织共同协作、相互融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规避风险。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之外的社会功能不断增强，但是，其经济功能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已成规模。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对于农业、农村、农民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巨大影响。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发展依托于现代农业发展，这就要求社会，尤其是农村社区对于现代农业的正确认识并采取适当的农业发展模式与行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积极接纳和理解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其组织与管理模式直接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其组织和管理的逻辑、人员结构、方法途径值得探究与分析。

1 D村农业合作社的组织与管理模式

为了探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分析其组织和管理的逻辑、人员结构、方法途径。笔者在在福建省S县D村进行了调查。

1.1 D村农业生产现状

S县位于闽浙交界处，武夷山麓东南侧，属传统农业县。总人口16.5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19万人，农业人口12.34万人。D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倡导人是当时的村主任。作为一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成立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是，规避风险的需求。D村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是烟草、玉米、毛芋、山露和竹笋。订单农业，作为现代农业产业的一种经营方式是当地农业的支柱。其中烟草、山露、玉米以及林地生产的竹笋都是以订单农业的形式存在的。特殊的订单农业使得村民的生产和销售有了一定的保障。

1.2 D村农业合作社组织管理模式

山露的种植发展历史体现了农业合作社的组织管理模式。一开始，山露的种植是因为S县达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加工公司）需要农户提供食品加工原材料而在县内部分地区与农户合作，由公司提供种子，农户种植、收割后卖给亚达公司，亚达食品有限公司采用的“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的发展模式，吸引了村庄许多多农户参与，迅速形成了超过133400m2的山露菜种植规模。亚达食品有限公司利用山露菜茎秆通过加工保鲜，生产成罐头以保持山露菜的原有风味和方便运输、保存，远销日本。

亚达食品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农户的模式，在初期保证了D村133400m2露菜的销路，为村民带来了一定收入。但是，在种植山露菜两年后，即2012年，那位给东边村提供山露菜订单保障的顾问跳槽后，山露菜的销售就成了问题，种植山露菜的农户面临销售危机。如何解决农户的销售危机，规避农户生产风险成为了难题。当时恰逢D村在积极申请并建设生态农村，希望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种植和加工。村委看中了山露菜和竹笋的“生态作物”的特点，希望能促进山露菜和竹笋的种植，发展生态农业产业，提高村民收入。

在此背景下，D村在村主任为首村委会的带领下开始筹备成立村合作社。村委会宣称建立合作社的目的是满足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满足村民在农产品生产、销售需求），建立食品加工厂对山露和竹笋进行粗加工在保持山露菜的原有风味和方便运输、保存的基础上，大力拓宽农产品的销售途径。要成立一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不容易，需要符合2007《合作社法》的多项规定，还要面对合作社业务范围，村民入社的条件和途径，选址，资金等诸多问题。

合作社的注册、条件、证明等法务和程序由村长执行。所有村民都能入股合作社，但是只有董事才能参与管理（董事由村委主要领导和合作社股份较多的几位组成）。村委会一开始将合作社和食品加工厂建立在村里的废弃住宅区，但是由于部分村民不愿意以自己的宅基地入股合作社，因此合作社不得不将合作社和食品加工厂地址定在村庄对面的山下，挖山填土。于2012年正式成立并定名为S县D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村委会积极宣传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必要性和村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好处，但是由于前景的不明朗，村委会提出的村民以土地或者资金入股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很多村民的支持，最后只有5位村民加入，他们筹集资金自己盖了厂房购买了生产设备进行食品粗加工。采取工厂化管理，合作社法人是村主任，村主任任厂长，负责管理整个工厂的生产、经营和销售。工厂每年生产每年2～3个月，期间会从本地村民中雇用短工50～70人参与生产。D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要经营竹笋和山露菜粗加工、销售。其加工的原材料都是来自当地农民种植的，主要是来自东边村村民种植的竹笋和山露菜。合作社与村民的关系是“合作社+农户”模式与亚达食品有限公司的“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模式如出一辙。合作社和村民协商确定村民种植规模和要求，合作社负责以市场价收购村民种植出来的竹笋和山露菜。合作社雇用当地村名将收购的竹笋和山露菜进行粗加工，加工之后对外销售。

1.3 农业合作社面临的风险

国外学者Miles通过研究发现，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是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起因。因为小农面对巨大的生产和市场风险，需要组织化来规避风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形成了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虽然有学者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际上时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仍然体现在对农民农业生产的经济风险的规避上。东边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山露菜的销售问题导致的风险。

2 结语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发展。传统家庭承包经营户在加速分化，许多从商品生产者逐渐衰退为生计型小农，而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以此为背景下引申出了 “公司+农户”、“合作者+农户”等以订单为连接点，连接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民的经营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其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本质被弱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与管理与村委会有紧密关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尤其是农民经济合作社，多是由村委会或村庄“能人”倡导建立的，村委会或是组织者或是重要参与者。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领导层也是由村委会主要干部和村庄“能人”构成。他们在村庄这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因为农民规避风险的需求是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起因，因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与管理是在合作社成员面临巨大的生产和市场风险，需要组织化来规避风险的时候发挥其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仍然体现在对农民农业生产的经济风险的规避上。这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形成以产品类组织为主体、服务类组织积极补充的格局的重要原因。与学者的“理想类型”“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有着极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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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合作社;企业;契约集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2010年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中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研究”

中图分类号：F306.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2日

关于合作社正式的经济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一般认为，合作社研究分可以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以新古典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产生了对合作社的三种不同认识：一是垂直一体化形式;二是企业或厂商形式;三是联盟形式。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把合作社视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即“契约集”。本文按照这两条主线，通过对国外引用率较高的合作社文献的梳理，整理出这些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观点，为我国合作社研究提供参考。

一、新古典主义视角下的合作社

研究农业合作社的新古典理论模型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主要方法是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在既定假设前提下，研究农业合作社的价格决策和产出决策对农业竞争均衡造成的影响。研究的结论是农民通过合作社可以实现纵向协调，有利于农民实现规模生产、获得技术、增加融资、降低风险和提高质量，进而带来生产成本的节约和规模经济效益。新古典主义对农业合作社本质的认识存在分歧，但与垂直一体化和联盟模式相比，合作社是一种企业形式的观点更被新古典主义者所广泛接受。

（一）合作社是垂直一体化形式。把合作社作为垂直一体化形式的模型创始人有Emelianoff（1942）以及Phillips（1953）等。Emelianoff（1942）首次把合作社看作是农场的延伸，是独立的农场主的不完全联合。他建立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合作社理论框架，把研究重点放在社员与合作社之间关系上。该理论否认合作社的企业性质，认为农业合作社是独立的农场主为了从纵向协调中获益的一种联合行动。他认为，企业具有很强的盈利动机，企业所获利润要反映对企业家的回报，而合作社坚持按成本交易，因此它不是一个利润最大化的组织。此外，社员控制合作社事务意味着合作社企业家是不存在的。

在Emelianoff研究的基础上，Phillips（1953）建立了一个垂直一体化的合作社产出和价格决定模型，他从社员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出发，推导出基于社员利益最大化的合作社目标函数的最大值。通过让社员的边际成本与合作社的边际成本之和等于合作社的边际收益方式，可以实现每个社员的利润最大化。但是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这个模型存在着缺陷。

近年来，一些学者基于垂直一体化的观点，对合作社的效率问题进行了研究。Terreros和Gorriz（2011）通过对比合作社和IOFs（投资者所有企业），研究了这两种类型的组织效率以及垂直一体化对组织效率的影响。Salazar和Gorriz（2011）进一步对下游垂直一体化差异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那些下游垂直一体化水平更高的农业合作社更有效率。

此外，Emelianoff和Phillips指出了委托关系在合作社中的重要性，合作社使“谁受益”这个问题的研究变得十分重要。Harris等（1996）认为合作社走垂直一体化的道路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非经济上的因素，例如人们的情感因素等。这些观点对后续的合作社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合作社是一种企业形式。把合作社视为企业的观点是建立在合作社也和企业一样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假定基础上的。这种观点是Enke（1945）在研究消费合作社时首先提出来的。他假定合作社中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总额最大化时，成员和社区的福利也被最大化了，即“福利最大化解决方案”。Helmberger和Hoos（1962）在Enke的研究基础上，对营销合作社的行为进行了解释。他们把合作社视为企业的一个子类，运用企业理论构建了一个合作社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合作社通过对社员按惠顾量或惠顾额返还收入，使其单位产品价值或平均价格最大化。结果表明：（1）合作社可以通过限制合作社成员数量来增强现有成员的潜在激励;（2）在收益递减的情况下，如果管理者试图通过吸收新成员来扩大业务，将会减少已有成员的收入。这种思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北美合作社研究的主流思想。

随着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一些研究者把产业组织分析方法引入合作社研究中，把对合作社的研究从微观层面拓展到了中观层面，开始关注合作社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问题。Sexton（1990）用新古典理论发展了农业销售领域的空间竞争模型，比较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合作社和公司的行为差异以及相应的均衡状态，认为在同等条件下，一个按照净平均收益（NARP）定价的合作社比按照边际净收益产品（NP）定价的合作社更具竞争力。

Tennbakk（1995）用标准产业组织理论对双寡头私人企业、双寡头合作社和双寡头公共企业的运行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把它们与完全竞争市场相对照。他认为合作社可以起到改善市场失灵的作用。Alback和Schultz（1998）用标准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一个在古诺双寡头条件下合作社和IOFs之间的竞争模型，结果表明：在双方的竞争中，合作社将会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甚至把IOFs赶出市场，单个社员的盈利也更多。Tribl（2009）对合作社与IOFs之间的竞争问题进行了一个补充研究，他建立一个空间模型，通过新古典主义的价格-产出均衡框架，求解不同产业组织的定价和市场份额以及农户所得。他分析了农户在纯合作社市场、纯IOF市场、合作社-IOF混合市场中所获得的收益，其结果表明：农户获得最高收益的情况是在合作社-IOF的混合市场中。Fousekis（2011）也把合作社视为一个企业，研究合作社间的空间价格竞争问题，他的研究是对Tribl研究的一个补充。

Feinerman和Falkovitz（1991）从另一个视角，运用新古典理论构建了一个生产和消费服务皆由合作社提供，且社员的生产决策与消费行为是同时被确定的模型。在给定社员的效用函数情况下，该类型合作社的目标是使社员的总福利最大化。他们解决了在有约束的条件下使社员效用最大化的问题。Feinerman和Falkovitz认为价格和税收对合作社的规模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把多目标的服务合作社的内在经营机制清楚地表示出来，根据合作社的规模可以推出最优路径上的成员行为。他们认为，当外部条件改变，而合作社没有相应的改革措施时，合作社的持续经营就很难得到保证。Choi和Feinerman（1993）扩展了Feinerman和Falkovitz（1991）关于以色列莫夏夫案例中的模型分析。他们放宽了对成员同质性的假定，分析了合作社成员异质性条件下，实现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定价和分配政策。尽管这个模型讨论的是莫夏夫模式，但是把它扩展到一些生产合作社中仍然适用。

（三）合作社是一种联盟形式。一些研究者把合作社看作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群体联合而成的“联盟”，并对这种“联盟”展开了研究。

新古典主义对于联盟形式的研究不太深入，主要是由于新古典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性不够强。Hueth和Marcoul（2002）分析了联合议价合作社的作用。他们认为，合作社的联合议价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很小。但是，在市场供求不确定的市场上，联合议价本身作为一种价格发现机制是非常有益的，并且议价联盟可以起到保障合同执行的作用。Gall和Schroder（2006）把合作社分为传统、新一代和学习网络三种类型，系统研究了它们作为一种战略联盟的理论基础，把合作社视为成员间的联盟，讨论了合作社间的联盟问题，并分析了其组织结构和内部治理问题。他们的研究是对合作社是一种联盟观点的拓展。

博弈论的产生和广泛应用，为新古典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完备的理论来解释合作社联盟形式。Staatz（1983）认为合作社是一个n人的合作博弈，他以营销合作社为例，假设合作社是由n个异质性成员组成的联盟，成员的异质性表现为生产规模大小不同和生产收益函数不同，成员选择参与合作社或者选择其他销售渠道，合作社通过制定合理的成本和收益分配机制，保证合作社的成功运行，研究结果显示：差异化的定价策略对于保持合作社的稳定是必要的。Sexton（1986）也用了一个n人的合作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户的行为选择以及他们在合作社中采取集体行动的动机，该博弈模型的核心解显示，如何在成员之间以及其他参与主体之间合理分配成本和收益，对于合作社的产生、稳定和效率非常重要，如果不考虑农户的规模大小和能力高低而进行平均定价，会导致逆向选择问题，较为优秀的成员会选择退出合作社。

Karantinis和Zago（2001）构建了一个非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内生性成员制度和异质性对于成员及合作社行为的影响，该模型推导出了在一家合作社和一家IOF寡头垄断市场下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条件和合作社最优的成员规模，同时研究了成员异质性对于最优成员规模的影响。他们的模型解释了农民选择合作社而不选择IOFs的条件，并推导出在开放或封闭的成员资格条件下合作社的最优成员规模。他们认为，合作社应该提供各种激励来吸引高效率的农民，否则仅吸引低效率农民只会使合作社走向衰亡，该结论与Sexton（1986）一致。

还有一些研究者运用博弈模型观察合作社的市场行为。Hendrikse（1998）建立了一个在组织形式（合作社和IOFs）选择上投资决策的博弈理论模型，通过后向推理可以得到一个均衡条件，使得合作社成为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同时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合作社和IOFs可以共存。此外，笔者把合作社作为一个决策单位，充实了先前的决策模型。

二、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合作社

20世纪90年代，把合作社作为一系列契约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契约集”的观点受到了极大地关注，这种观点把合作社利益相关者的交易关系看作是契约关系。“契约集”观点是建立在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委托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基础上的松散结合，这些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其契约性。事实上，有关契约联结的思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提了出来，但是到90年代后期才形成系统的理论。

（一）交易费用理论。Coase和Williamson的企业理论为合作社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交易费用理论引入到合作社的研究中。Levay（1983）和Staatz（1984）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合作社产生的主要原因，认为只有降低交易费用时农业合作社才会出现。之后许多学者的研究印证了这种观点。这些研究认为，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农业合作社能够使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等因素的影响程度降低，从而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

Staatz（1984），Caves和Petersen（1986），Shaffer（1987），Hendrikse和Veerman（2001b）认为，畜群、农业机械、手工技能等农业投资的资产专用性较高，农业生产活动对季节、气候和专业化生产的依赖性较强，当机会主义行为存在和交易双方力量不平等时，这些专用性资产很容易被农民的交易对手所利用。如奶产品、水果和蔬菜，由于其资产专用性明显，交易费用也较高。因此，农业合作社在这些领域出现的比例相对较高。Royer（1995）认为，与IOFs相比，合作社能降低由资产专用性引起的交易成本，因为合作社为农民所有，它不会不履行与农民社员之间的协议。Ollila和Nilsson（1997），Sexton和Iskow（1988）认为，合作社相对于单个农户不仅具有规模经济和更强的市场开拓能力，而且合作社还可以减少交易频率和交易风险，加上惠顾返还机制，合作社能确保农民获得稳定的收益。Shaffer（1987）和Fulton（1995）认为，面对农业生产中天气、市场价格和无法控制的交易条件等许多不确定因素，合作社能比较有效地协调这些基本的经济活动。此外，农民还受到地理条件限制，在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农产品两个市场上都面临垄断风险，合作社可以在降低这些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Hendrikse和Veerman（2001a）以营销合作社为例，从交易费用的视角分析认为，只有当农产品加工阶段的资产专用性程度比农产品生产阶段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低时，合作社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随后，Hendrikse和Veerman（2001b）运用交易费用理论研究了在农业营销合作社中投资约束和控制约束之间的关系，他们比较分析了合作社和IOFs之间在控制和投资决策上的差异，并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构建了一套财务约束条件下农业合作社最优治理结构决策的逻辑顺序。Bijman和Hendrikse（2003）分析了荷兰的水果和蔬菜合作社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重组为更大的营销合作社的过程，认为建立反市场垄断的力量是农民组建合作社最重要的原因;为了减少营销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外部性的影响与保护专用资产投资免受侵害也是农民组建合作社的主要动机。此外，在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开展业务培训等方面，合作社的机会主义行为相对于IOFs有优势，也能很好地降低交易成本。

（二）产权理论。在一些学者看来，产权理论可以解释合作组织的存在理由。Fulton（1995）将产权理论应用于合作社，并解释了合作社存在的理由。他认为合作社是一个涉及两种投入、农业产出和加工服务的生产过程，如果加工服务的质量是高度可变的和难以预测的，组织生产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这些服务的提供者成为剩余索取者。如果农业产出是高度可变的和难以预测的（至少没有什么成本），组织生产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这些生产者成为剩余索取者，换言之，应该建立一个农业合作社。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对合作社持批评态度，如Alchian和Demsetz（1972），Jensen和Meckling（1979），Fama和Jensen（1983），他们通过研究合作社的产权制度后认为，合作社的产权界定模糊，财务资源的利用也非最优，公平也成问题，因此合作社并非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由于模糊产权造成成本过高，Porter和Scully（1987）认为，合作组织是低效率的，即技术低效、分配低效、规模低效。Vitaliano（1983）认为合作社的产权有三个显著特点：（1）封闭性权利（被限定在惠顾社员）;（2）选择性权利（只有当社员对合作社惠顾时才发生）;（3）非流动性权利（既不可分离，也不能市场化）。这些特点对合作社的绩效和效率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些产权研究表明，合作社内部存在着诸多问题，导致了合作社的低效率。Cook（1995）认为合作社是一个产权界定模糊的用户与投资者的集合，由此导致了合作社存在五大类问题，即搭便车问题、眼界问题、投资组合问题、控制问题和影响成本问题。Borgen（2003）进一步将合作社的问题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与投资相关的激励问题，包括公共产权问题（即搭便车问题）、眼界问题和投资组合问题;一类是与决策相关的激励问题，包括控制问题、跟从问题和影响成本问题。

Chaddad和Cook（2004）基于产权理论对合作社的类型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不同类型合作社的演变规律。在他们的分类中，传统合作社和IOFs是两种极端形态。他们分析了两类非传统的合作社：第一类合作社的产权被限制于惠顾成员，包括比例投资合作社、成员投资合作社和新一代合作社，这类合作社虽然有些偏离传统合作社原则，但实质上仍然属于传统合作社范畴;第二类合作社的产权是开放性的，不限惠顾成员，合作社能够从非成员那里获得风险投资，包括资本外联型合作社和投资者股份型合作社两种形式，这类合作社突破了传统合作社原则，虽然合作社性质没有完全转变，但实际上已经逼近IOFs，他们认为，假如这类合作社发行公共交易的普通股，则会转变为IOFs。

（三）委托理论。委托理论下的合作社研究是对产权理论视角的扩展，为研究合作社的激励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

委托理论认为，合作社是一种由所有社员共同拥有资产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决策权的治理结构。Staatz （1989）指出，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和决策权由所有社员共同所有，而决策管理权则不尽相同，有些合作社采取社员“一人一票”制，有些合作社则采取“一人多票”或“一股一票”的原则，还有的合作社由核心社员代为决策。

Shaffer（1987）分析了合作社中社员和组织之间的契约关系，并将之与IOFs中的契约关系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不同。首先，合作社无法控制其社员的生产决策;其次，对于与外部市场相关的协调性事件，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契约总是偶然性的或不确定的，比如向社员分配多少利润一般不会在契约中规定，而是取决于合作社的市场绩效。尽管IOFs有时候也采取偶然性定价政策，但是在合作社中，这种风险共担的方式具有优势，因为社员更愿意信任他们自己的组织。信任对于契约来说，尤其是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产品的契约，甚为重要。因为农户一旦对某一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的产品进行生产投资，高昂的沉没成本便产生了，这实际也意味着存在高昂的违约成本。

Eilers和Hanf（1999）主要运用委托理论探讨了农业合作社中最优契约设计的问题。他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启迪性的讨论：在农业营销合作社中谁是委托人，谁是人？他们认为，当合作社管理者向农民提供合同时，管理者是委托人，农民是人;相反，当农民向合作社提供合同时，农民是委托人，管理者是人。

（四）不完全契约理论。委托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合作社中的问题，而不完全契约理论把范围扩大到成员群体，解决成员间的激励问题，因此不完全契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委托理论的补充和拓展。Zusman（1992）利用契约理论构建了一个描述合作社企业制定集体抉择规则和内部法规的模型，该模型解释了合作社在信息不完全、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以及议价成本控制等条件下，如何选择和制定其内部法规与集体抉择规则，并进一步讨论了合作社面临异质性成员群体时如何设计集体选择规则。

Sykuta和Cook（2001）分析了合作社、IOFs以及北美“新一代合作社”与生产者之间的契约设计，认为在不同的契约形式下，缔约方之间的缔约动机存在巨大差别，因此所采用的契约形式也有巨大的差异。在农产品供应的纵向一体化中，合作社具有独特的优势。

Hendrikse和Veerman（2001a）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产权形式分析了农业合作社在什么样的治理结构下能最大限度地获取投资利润。Hendrikse和Bijman（2002）进一步研究了生产者治理结构选择问题，他们运用不完全契约分析框架研究了所有权结构对投资的影响，探求了在何种市场和激励条件下，生产者通过后向一体化投资下游产业可以带来更多的收益。他们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合作社组织中的契约形式对组织效益的影响。

三、文献评述

本文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合作社理论进行了简要回顾和综述，并总结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关于合作社的本质，与垂直一体化和联盟模式相比，合作社是一个企业的观点更受到新古典主义者的广泛认可。随着新制度主义理论在合作社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委托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等的出现，大大深化了先前的研究，这些理论分支的共同点在于其契约性，因此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合作社通常被认为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系列契约关系的联合，即“契约集”。

第二，尽管新古典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均衡分析、边际分析来解决定价和产出决策问题，但部分研究者注意到了合作社内部存在的制度性问题。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因此他们对这方面问题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直到新制度主义理论诞生，学界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合作社的组织制度，成员异质性、激励与约束机制、治理结构、人行为等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这已经成为合作社理论研究发展的一个趋势。此外，博弈论的产生和发展也推动了合作社研究的进程，新古典主义下的“联盟”模式得到了更加完备的解释，这也是当前合作社研究的新趋势之一。

第三，合作社究竟是“企业”还是“契约集”，对此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近年来关于这个争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理论之间的独立性逐渐被打破，随着时代的发展，合作社的性质和功能趋于多样化，多理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也将成为一个趋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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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中国家特色农业发展模式经验启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些经济并不发达、基础原本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解放生产力，也逐步发展特色农业，以印度、巴西等国为代表。这些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方法各具特色，并且成效显著，很多实践与经验都值得正走向特色农业发展道路的国家学习和借鉴。

一、发展中国家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一）印度模式

印度是亚洲第二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相当丰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正走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之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农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亚洲和整个发展中国家中农业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

1.加强智力投资，进行“”

早在20世纪50年代印度独立之初，其农业发展十分落后，虽然进行了长达40年的“”，但成效甚微，土地所有权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作物产量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粮食需求。尤其是60年代中期，严重的旱灾造成全国性，引发印度农业空前的危机。这场危机也促使印度政府更加正视农业发展，一方面加强智力投资，对农业科研教育系统大量投资，同时通过建立一个设计良好的农业推广网络，向农民传播新技术。从1950-1967年村社发展计划和推广服务网络是改革农业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发动“”。60年代印度发起“绿色革命”，引进、改良并推广高产优质品种，发展化肥农业，完善水利灌溉系统，提高产量。60年代初，印度培育出“墨西哥小麦”，每公顷可产14025公斤，60年代中期，“菲律宾奇迹稻”问世，每公顷单产达22500公斤。“墨西哥小麦”和“菲律宾奇迹稻”的成功引种和大面积推广，使印度的粮食基本实现自给。20世纪70年代末，印度又发起了“白色革命”，选用高产优良的奶牛品种，建立牛奶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紧密相连的产业体系。80年代末，印度又提出“蓝色革命”的口号，大力开发江河湖海资源发展水产养殖业，加快人才、技术的引进，增加对海洋捕捞业和淡水养殖业的资金投入。20世纪末，印度再次提出“金色革命”的蓝图构想，研发、改良并推广园艺作物品种，改进栽培技术，研发果物、蔬菜冷鲜储藏技术和加工、运输技术。

2.开展农村计算机革命

印度农村计算机革命始于20世纪末一些大型计算机公司联合推出的“农村互连工程”，该工程开展了一系列电子知识普及活动并建立了电子集市项目，旨在推动农村信息化发展，缩小城乡间数字化水平的差异。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计算机革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信息化的政策。如为服务农村，专门设立了农业呼叫中心、农业广播电台、农业电视频道等。农业呼叫中心与当地的农业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连线，由专业的农业毕业生或农业科研人员接听，接收农民询问并给予解答，对于无法立即解答的疑问在咨询教授或专家后再予以回复。农业广播电台和电视频道主要播报与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密切相关的农业新闻和资讯，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此外，为促进农业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还广泛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如“邮车网络”是印度政府与麻省理工学院共同推出的无限网络计划，通过在公共汽车上安装无线互联网收发机，为农民提供农业新闻和气象信息。同时，在全国农业市场数据库平台的基础上，国家信息中心陆续建立和完善了许多专业化的农业信息数据库，如自然灾害管理信息数据库、花卉信息数据库、农业市场信息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的网站维护和数据信息更新，为广大农民用户开展农业生产提供最全面、最时新、最便捷的信息服务。

（二）巴西模式

巴西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世界农业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著名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在巴西起着调节气候的重要作用，光照充足、降水丰沛、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非常利于巴西农业的发展。目前，巴西已建立起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对改造巴西传统农业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国际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产品商品率、土地出产率、农产品出口率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1.政府切实推行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

巴西政府农业政策的基本要点是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农业生产风险，以增加农民尤其是中小农民的收入。具体农业政策包括：

（1）改革并推行农业信贷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巴西政府颁布了《新土地税收法》，确定了贷款金额需由生产成本的实际需求确定。根据这一法律，每年国家货币委员会在农作物播种期之前以政令的形式颁布每种农作物生产成本的基数，同时公布每种农作物贷款的最高限额，中小农户贷款的最高限额是生产成本的90%，大农场主贷款的最高限额是生产成本的80%。此外，为鼓励农民种植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作物出产率，政府在农业信贷政策上还做出特殊优惠。

（2）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受财政压力影响1985年起政府逐渐取消对农业的补贴转为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为主，当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农产品价格委员会规定的最低价格时，由联邦政府直接收购、提供贷款或是预支贷款。这一制度有力地保证了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有效地保证了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3）鼓励出口政策。根据政府制定的“鼓励出口计划”巴西农产品可以自由出口，政府不设任何限制，且努力消除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为巴西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农产品的大量出口不仅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巴西农产品在世界的知名度，形成了品牌优势，同时也促使巴西农业不断提高生产质量，出口优质产品，这又进一步增强了巴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2.发展农业合作社制度

在农业生产中，随着机械化和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单个农业生产者势单力薄无法在农业领域参与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联合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才能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早在1988年，巴西宪法就正式确立了合作社的法人资格，赋予了合作社经营自，使合作社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道路。合作社的宗旨是立足农业，为社员提供全面服务，基本准则是自愿参与、民主管理。巴西多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为社员提供了有效地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不仅降低了农业生产的风险，提高了农户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更推动了巴西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对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发挥了重大作用。纵观巴西农业合作社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其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一是合作社的基本原则符合众多农场主生存发展的客观需求，二是政府对合作社的高度重视，将支持合作社的长足发展当作一项政策来执行。

3.走科技兴农之路

不断创新农业科技是巴西农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巴西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科技的研究、应用和推广，并为此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科研与推广体系，形成了一条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科技兴农之路。巴西的农业科研推广应用体系以农科院为龙头，以农牧业研究和农牧业技术推广两大公司为核心实现了科研机构和农业企业的紧密结合，实现了科研成果向实际运用的成功转化。同时，巴西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研究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巴西农业的生产效率，为进一步提高巴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二、发展中国家现代农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分析前面两个发展中国家可知，尽管两国“特色之处”各不相同，但其特色农业的发展路径依旧有章可循，很多实践与经验都值得正走向现代特色农业发展道路的国家学习和借鉴。从前文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国家依靠科技的力量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及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来推进国家现代农业发展。

（一）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国外实现农业现代化实质就是将农业的增长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科技对农业的首要贡献是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生产，印度、巴西等国为鼓励农业机械化生产，对农户购买机械都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并且，为保证农户有充足的资金购买和使用新型农机，还向农户提供低息贷款。科技对农业的其他贡献体现在实现了农业生物化、化学化和信息化。由于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使印度陷入了粮食危机，印度政府痛定思痛发起的“绿色革命”引进、改良并推广高产优质品种，发展化肥农业，使印度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大国，科技对农业现代化进程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我国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大众都普遍意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由于科技体制和历史等原因，农业研究一直不被重视，农业科研投入的不足加上农业科研人才的缺乏，我国的农业科教水平亟待提高。要改变这一格局，需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机制，鼓励大学、科研机构与农业企业和农业生产部门加强合作，建立有效的农业科技人才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农业科技研发，同时，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力度，只有资金和人才同时到位才能快速推动我国农业科技水平的发展。

（二）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组织的作用

政府应大力倡导改进和提高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不断重视农业对外交往。按照互补互助、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发展对外交换品种资源，交流农业技术经验，不仅推进科技进步，加快农业发展，提高农村经济；同时促进本国农业和世界农业的进步。纵观世界各农业大国，其民间农业合作组织都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活动和农业产业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是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巴西，政府也高度重视合作社的发展，将支持合作社的发展当作一项政策来执行，并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和立法保障。农业合作社是农民自组织，是农户和市场、农户和政府的纽带，为社员提前、产中、产后一系列服务，有效地促进了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及农产品深加工增值，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单个农户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在政策参与、技能培训、技术推广、信息化服务和农业合作等方面合作社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完善我国农业合作社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合作社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当务之急是发挥政府主导效用，大力整顿、重塑各类合作社，完善管理体制、明确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强化内部管理水平、拓宽服务领域、增强带动功能、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切实保障社员的根本利益。同时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有力的法律支持和有效地经济引导外，政府应尽量减少直接的行政干预，让合作社在公平、自由的环境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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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包宗顺.国外农业现代化借鉴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5期.

篇6

一、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和经验

农业现代化道路起始于发达国家，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为背景，土地私有制为基础，政府适时的农业政策、财政金融支持为手段，使农业走上现代化道路，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

第一、鼓励土地适度集中经营。美国1862年推行《宅地法》，农业土地是“成人皆有、小块占有、免费所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分散土地所有制。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步伐加快，农业中的小土地所有者经营困难，租让或者出卖土地，大土地所有者也愿意拥有稳定的地租而租让土地，同时存在大批无地农民愿意成为佃农。自19世纪末期开始，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介入出现租佃经营的大农场，并导致土地的大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美国农业开始走上机械化、化学化、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化道路。法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作为人多地少，有恋土情结的国家，积极制定鼓励土地集中经营的政策。比如：规定年龄在55岁以上的农民，一次性发放“离农终身补贴”，国家办理养老保障；政府出资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鼓励他们离土离乡，到国营企业工作；规定农场土地只能由一个子女继承，鼓励家庭成员农场联合经营，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引导土地集中经营，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政府适时的政策导向和支持。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步伐，各国都采取鼓励和支持农业的政策。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主要包括对农业资源的保护政策、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农业信贷政策、风险保障政策等。美国政府每隔5年就出台一个“农业法案”计划，该法案用作今后5年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的行动纲领和编制相应财政预算的依据。以2007年12月14日美国参议院通过《2007―2012年农业法案》为例，法案的核心是对农业种植的补贴，总额是2860亿美元。这些政策有效减少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对农业的影响，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法国政府在欧盟框架下采取一系列的农业支持政策，突出表现为对农业的公共支持，如：农业生产活动；农产品加工业和产品促销；农村空间规划及投资；林业的持续管理；研究和教育；社会保障和互助；农业的一般。从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政府对农业公共支持的数量增长很快。1990年，每个农场平均补贴额为8200欧元，到2001年，达到19600欧元，增长了一倍多。2001年，法国农业的公共支持总额为280亿欧元，比2000年增加2.4％。农业生产活动和社会保障这两个大的领域支出最多，占全部公共支持总额的84％。这些支持政策使法国作为“欧洲的农业大国”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第三、农业合作社为主体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二战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农业现代化的服务体系，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成为一个链条，实行组织化、产业化经营。美国的农业合作组织大致可以分成供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服务合作社等种类。这些农业合作组织，自发组织、服务收费、自负盈亏，在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产供销协调、解决了农户、农场和市场的诸多矛盾、促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工农融合，大力推进了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日本作为人多地少，山地较多的国家。存在农业分散经营的状况，但是，日本政府通过各种农业立法，如《农业协同组合法》鼓励发展农业合作组织，政府给予财政、金融优惠政策，同时，要求“通过其从事的事业，为组合成员及会员提供最大限度的服务为目的，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从事其事业”。与日本不同，法国的农业合作组织在为合作社成员服务的前提下，以盈利为目的。法国的农业合作组织在法国政府“专业化分工”的农业政策指导下，出现农业互助组织、专业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互助信贷组织三种类型。这些按照法国农业形成的区域专业化、农场专业化和作业专业化而形成的相应的专业合作组织，在生产、加工、制成品销售环节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通过更加专业的分工，提供专业的服务，简化农业机械配置，提高了法国农业现代化的效率和水平。

二、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现实背景

中国要走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必须研究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现实背景。

第一、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恶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环境。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具体表现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农村的劳动力流动受到城乡户籍制度生分割的制约；城乡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城乡空间规划分割，等等。这种二元结构矛盾使得农业现代化必要发展环境的支持。

第二、人多地少的矛盾是农业现代化面临的硬约束。我国存在土地资源绝对数量与人均占有数量之间的矛盾。以我国目前13亿人口计算，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30039.2千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14.2％，约有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0.8亩的警戒线，有463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0.5亩的危险线。同时，耕地数量不足与质量弱化同时并存。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显示，全国高产田占农村耕地总面积的21.5％，中产田占37.23％，低产田占41.2％；全国耕地面积中水产田占41.2％；而水土流失面积约占35％，沙漠化面积约占2％，盐碱地面积约占6％。再加上农村人口绝对增长与土地面积减少，使本来已经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

第三、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面临制度约束。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经营制度。这个制度导致的现实是一家一户农户的分散经营与走农业现代化道路要求的规模经营存在矛盾、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在既有的制度背景下，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

第四、农业现代化缺乏金融制度支持。我国的《物权法》规定，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没有抵押功能，我国的金融贷款制度规定，贷款必须有抵押。没有抵押条件的农户将失去农业现代化的自生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三、启示

世界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历程表明：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由于特殊的国情，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第一、要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要推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在既有的土地制度上，借鉴世界农业发展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积极探索符合市场经济的土地流转制度。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这一政策背景下，仍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一是明确产权主体。明确以村为主体的农村产权制度，由村民委员会依据法律在其管辖的集体范围内行使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及其财产收益权。二是建立流转市场。要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土地经营权市场化流转和合理配置。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评估承包土地经营权，并给予相应的“经营权凭证”，作为行银行抵押物。

第二、进一步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程表明，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政府支持和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进一步完善农业投入保障制度，加大农业、农村公共产品领域的投入，如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大型公益性设施的建设投入等，优化农业、农村的发展环境。二是健全和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做到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挂钩。三是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逐步提高最低收购价格。四是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必须建立一种适合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一是以农村信用社为突破口，把农村信用社改造为股份合作制商业金融组织，逐步形成有竞争力的服务农业的小型金融企业。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立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体系；市场化运作的农村信用商业金融体系、政府指导，农民自治，满足村镇农户小额资金需求的合作金融体系。二是发展以国家为主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采取企业、农民与保险公司相结合的办法，建立农业风险基金，增强农业抵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为银行防范信贷风险设置一条保障线，以保护银行持续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四是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政府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

篇7

美国农村合作经济迄今已经有180年左右的发展历史。由于美国是以家庭农场作为基本的农业生产单位，所以农业合作社也称为农场主合作社。美国的农业部曾经给农场主合作社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农场主合作社是由拥有共同所有权的人们在非盈利的基础上为提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服务而自愿联合起来的组织。根据该定义，合作社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合作社由它的全体社员所拥有，其目的是为社员谋取共同的经济利益；合作社由社员民主管理，实行一人一票制；合作社是一种非盈利性组织，年终的盈余在扣除必要的公共提留后，按社员同合作社的业务交往量的比例返还给社员；社员要交纳或认购一定金额的合作社股金，但合作社对股金分红的比例进行限制，红利的年率不得超过8%；合作社主要为社员服务，对非社员的服务不得超过服务总量的50%。这些条件基本上体现了国际上通行的合作社原则。美国目前有农业合作社3800多个，其中包括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其他类型的合作社，入社会员为400万人，每6个农场主就有5个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年营业额2500万美元。

美国的农场主合作社按合作内容，可分为销售合作社、供给合作社、其他服务合作社及信贷合作社等。实际上大多数合作社兼营供、销和提供有关服务业务，因此前三类合作社无法严格分开。现有的近4000个合作社中，如果按供应、销售和有关服务的营业额占本社营业总额50%以上划分标准，其中52%是销售合作社，36%是供给合作社，其他服务合作社占12%。

二、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的特征

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作“新一代合作社”的模式。这种合作社最早出现在美国北达科他州，后来迅速发展到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加利福尼亚、南达科他等州。所谓的“新一代合作社”具有以下一些制度特征：

传统合作社往往是以销售初级农产品为主，而新一代合作社是以创造农产品附加值为主要战略。

由于实行附加值战略需要对生产和销售进行大量投资，因此农民必须承购大额股金，通常每个社员承购股金在5000-15000美元。这些钱必须事先支付，以便束缚社员和确保股金基数。

股金额度和交售农产品数量相联系，一个社员必须承购与其交货量相应的股金。每一股的金额，根据原材料加工数量与总投资之间的定额来计算。

如果社员不能够提供合同规定数量和质量标准的产品，合作社将从市场上购买这些产品，并按市场价格计入社员账户。

社员资格不开放。在传统合作社原则下，社员资格开放意味着任何一个生产者都可以通过交纳少量股金加入合作社，而且他们向合作社出售农产品的数量不受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需要拥有足够的设施余地，以便接受额外的成员和产品，但却导致了加工能力和产品供给过剩，经营效益下降。新一代合作社根据合理的经营规模确定资产总股本和接受社员的数量，并按社员持股数量确定其产品限额，因而能够保证合作社在高效益的情况下运行。同时，社员股份在得到班子会批准后，可以交易。因此存在一个股份市场，它们的价值依据人们对合作社绩效的预期而变动。

由于股份是可以交易的，因此整个股本具有永久性（在传统合作社中，由于社员退社自由，因此股本不稳定），这样银行就能提供条件优惠的贷款。

社员资格不开放和股份可以交易，意味着净资产值在已分配和未分配资本中的组成比例并不重要，未分配基金在交易市场上被股份价格资本化。在现实中，大部分新一代合作社并没有多少未分配的净资产值。

如果经营规模要扩大，就出售更多的股份（集资），首先是卖给已有的社员，然后再卖给其他农民。

如果在经营规模不扩大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资本（如技术更新等），则社员被要求按其交货量比例增加股金。对农民来说这样的额外投资是合理的——如果他们反对，那么他们的股份就会下降。

为了避免合作社被一个社员独占，有些新一代合作社对每一个社员可以拥有的股金数量进行限制。

利润作为惠顾者退款分配给社员。由于社员投资和交易数量成一定比例，因此红利也与社员持股成比例。几乎所有的退款都是现金支付，只留很小的数量作为储备。

有时候合作社也向社区出售优先股，但对优先股有8%的利率进行限制而没有投票权。

理事会由社员在其中间选举产生，合作社实行专家管理，一切重大事项都要经过可行性研究。由于新一代合作社以创造农产品附加值为主要目标，因此农民的销售收入在消费者购买农产品的支付账单中的比例由原来的30%提高到了61%，从而也大大提高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

三、美国农村合作社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总结和借鉴美国农业合作的经验，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道路，有助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一）建立健全合作经济法律体系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由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的社员组成的，本身经营规模小，经济实力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尤其与大型股份公司相比，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因此，必须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国家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以有利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所的特定行业或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合作社的立法方面还是一片空白，如果我国不能从立法上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做出明确的界定，那么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就无法确认，国家对合作社的各种政策就不能得到真正落实，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就不可能健康的发展。美国在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无不率先制定相应的法律，来保障农村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虽然没有完整的合作社法，但它的很多法律都涉及到了农场主合作社。我国应借鉴美国农村合作社的立法经验，及早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适应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合作经济法律体系。

（二）建立健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

美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以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方法为手段，基本上都沿用了股份公司的管理方法，实行社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分权制。而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普遍存在组织化程度不高、管理运作不规范的现象。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借鉴美国农村合作社的组织管理经验，逐步完善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在坚持为社员服务的宗旨下，完善民主管理和利益分配机制，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完美结合。美国在坚持传统的合作经济原则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对传统原则有所创新。美国在遵循按交易额分配的同时，适当增加了按股分配的比例，并严格限制红利的年率不得超过8%。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的模式对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再造很有借鉴意义。

（三）建立完善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系统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存在着“结构功能统一律”，即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稳定、完善的结构决定了功能的全面性。有效的组织体系能产生1+1>2的系统效应。组织结构是衡量一切组织机体运行效率的主要标志。美国的合作运动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合理的组织结构。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宏观排列的有序性、微观运行的效率性和总体行为的公正性特点。

1、宏观排列的有序性。美国的合作运动已经在现实经济中形成合作社三级组织结构模式。即基层合作社、地区联合社及全国总联盟。在合作组织由小到大的形成过程中，权力与控制力也逐渐上移，离开基层社和社员。

2、微观运行效率性。合作社的各层次和各层次内部的具体经济组织运行是高效率的；合作社组织中的三个层次具有不同的职能，分工明确；合作社各层次内部的具体运营组织和企业专业化。

3、总体行为公正性。美国的合作社的组织结构透明度高，从而形成社员资格管理制度与利益分配上的公正性，即自由进入、民主管理、利益分配（按来源即交易额、股金与劳动量分配）（王济光，1989）。但是，目前我国仍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全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四）政府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要给予必要的支持

良好的运行机制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而有效的政府支持则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美国的实践表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顺利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鼓励和支持。美国政府积极协助组建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制定法律保护合作社的发展，还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各种优惠，如税收优惠、信贷优惠等。由“民办官助型”转化为“政府主导型”的过程，是我国国家和合作社关系的演变历程。我国政府应及早实现角色的转换，从原来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事无巨细的管理转换为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外部环境。我国可采取适当的产业倾斜政策，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方面体现出对农村合作经济的支持。与此同时，我国也可以效仿美国政府的做法尽早出台相应的合作社法，并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财税和信贷政策的支持。

参考文献：

1、何慧丽.美国合作社印象[J].中国合作经济,2007(3).

2、贾英杰.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2).

3、张胜文.国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与经验借鉴[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7(2).

4、R.科斯,A.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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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概况；经验

中图分类号：F8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2

美国自19世纪末至今，共历过四次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农业危机，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危害。美国政府为摆脱农业危机，维护整个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缓和社会矛盾，于20世纪初开始通过金融手段对农业进行调控扶持，逐步形成了今天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

一、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概况

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由两部分组成，包括政府农业信贷机构和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

(一)美国政府农业信贷机构主要包括农民家计局、商品信贷公司和农村电气化管理局，这三家机构隶属美国农业部，资本金部分或全部直接来源于政府拨款，不以盈利为目的，具有鲜明的政策性金融特征。

农民家计局(Farmer Home Administration，FMHA)前身为农业重振管理局，是1935年美国政府为应对当时的农业危机而组建，其宗旨为创立自耕农户、改进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是美国最主要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1937年，农业重振管理局更名为农业安全管理局，1946年改组为农民家计局。目前，农民家计局在全美多州设有办事处，主要任务是配合政府农业农村政策的贯彻实施，主要方式是将政府提供资本金、预算拨款和贷款周转基金通过贷款和担保方式投入到农业农村建设中。其中，贷款分为直接贷款和紧急贷款，前者包括农场所有权贷款、经营支出贷款、水利开发贷款、农村工商业开发贷款、自然灾害损失贷款等，后者主要是应对严重自然灾害、严重经济事件和商业性农业信贷出现意外短缺等造成的损失和困难。担保发生在当农民家计局自有资金无法满足贷款需求时，农民家计局便通过为农民借款人向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担保，并补贴由此而产生的利差的方式，帮助农民借款人融资。

商品信贷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建立于1933年，主要任务是运用金融工具干预农产品销售体系，帮助政府缓和市场农产品过剩，应对农业危机。具体做法是通过支持管理价格，控制生产规模，刺激需求，以稳定农业生产者收入，保护广大消费者利益。商品信贷公司除了获得从美国国库直接拨付的资本金外，还通过借款等方式筹集贷款资金。政策性金融产品有贷款和补贴两种，具体包括农产品抵押贷款、农产品仓储贷款、农机设备贷款、灾害补贴、差价补贴等。

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REA)成立于1935年经济大萧条时期，1939年正式归属美国农业部。其任务一是对农村电业合作社和农场等借款人发放贷款，用于架设电线、组建农村电网、购置发电设备、发展通信设施等，贷款期限长，利率极低；二是制定、颁发农村电力技术标准和农电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三是对农村电气化合作社进行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指导。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的贷款资金完全由政府提供。

(二)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包括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和合作社银行，这些金融机构受联邦政府独立机构——农业信贷管理局领导和监管，并落实和贯彻联邦农业信贷委员会制定的农业信贷政策。在美国12个联邦农业信贷区中，各设有一家联邦土地银行、一家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和一家合作社银行。

联邦土地银行(Federal Land Banks，FLBs)是根据美国政府《1916年联邦农业信贷法》建立的，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向本地区农业有关借款人提供长期不动产抵押产品帮助借款人融资，促进本地区农业发展。贷款期限一般为5至40年，贷款利率略低于其他农业信贷机构，多为浮动利率。联邦土地银行资本金来源于借款人入股和盈余积累，其他资金来源包括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农业信贷债券和票据、向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联邦中期信贷银行(Federal Intermediate Credit Banks)是依据美国政府《1923年农业信贷法》建立的，建立的初衷和主要金融产品是为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农业生产者的短期、中期票据办理贴现，从而拓宽农业生产者的融资渠道。此外，联邦中期信贷银行还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动产抵押的中短期农业贷款，并从事大型农业机械融资租赁业务。资本金来源于发行股票和分红参与证，以经营盈余积累扩充资本金。其他资金来源包括发行债券及银行间借款。

合作社银行(Banks for Cooperatives)是根据美国政府《1933年农业信贷法》建立的，全国12个农业信贷区各设有一家合作社银行，中央合作社银行设在科罗拉多州。各区合作社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向本地区农业合作社提供贷款和咨询服务，促进地区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央合作社银行的职能是通过资金投入支持各地区合作社银行大额信贷发放，或直接办理跨地区大额信贷，同时为各农业信贷区合作社银行提供清算服务。合作社银行贷款类型分为三种：一是设备贷款，包括对合作社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土地、房屋、设备等进行贷款；二是经营贷款，即对合作社为生产经营活动购置生产资料和支付经营费用进行贷款；三是商品贷款，即为合作社支付社员交售农产品价款所需资金而提供的贷款，多为短期季节性贷款。此外，合作社银行还提供农产品出口融资服务。除了从中央合作社银行获得资金外，各区合作社银行还通过发行债券和票据、银行间借款等方式融资。

二、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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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⒈为了辅助农村发展,加快农村金融事业建设,日本借鉴美国的一些经验,建立了完善而明确的农村金融体制。政府为了更加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以及规范监管事项和相应权限问题,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同时也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农协的特殊地位,规定重建后的日本农协应以“促进发展农民的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生产力与农民的社会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宗旨。此法令的实施,加快了日本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日本的“农业协同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而依附于“农业协同组织”的合作金融机构也大量的成立。这些合作金融机构对帮助日本农村发展,消除农村的贫困现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农村金融市场的兴起也带动着日本金融市场的发展乃至于全日本的经济。日本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借鉴意义:一是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立法精细。日本对不同类型的合作金融立法分门别类,在立法的技术上虽然简单一些,但是辅以了较完善的配套制度。针对我国目前的合作金融立法状况,制定一部统一的合作金融法还比较困难,但国家可以就不同类型的合作金融先制定单行法,如针对我国广泛存在的信用合作社制定一部《信用合作社法》,在填补合作金融立法空白的同时,也为促进合作金融立法工作做出基垫。二是日本农村合作金融制度非常注重与民法、商法的协调,专门指出了涉及到民法、商法的适用问题,并多次提到民法、商法适用于合作金融时应作的调整,这就有利于法律体系的协调和完整,避免在实践中出现法律适用的冲突和界限模糊,对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立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三是在概念上区别“合作社”与“合作社企业”的做法。日本的合作金融组织在登记时就将其分为两类不同的法人实体,在具体的操作上也更为容易、便捷。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合作社作为特殊的组织机构登记注册的规定,也没有说明合作社如何参照适用其他民事主体的登记注册的规则,所以要完善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是首要的。四是日本在合作金融立法中有专章规定政府监管,尤其对税收优惠政策等作出了细致的描述,在制度上保证了政府对合作金融的扶持。根据我国合作金融的发展,合作金融机构与政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要合作金融脱离与政府的联系实现其自身发展不太可能。但可以尝试在经历一定时间的过渡之后,再由合作金融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而这段时期内要做好的就是在承认合作金融机构与政府联系的同时,加强其外部监管。⒉综合立法模式———美国农村金融立法体系。美国在对待农村金融的问题上,也选择了构建比较完善的合作金融法律体系。从1909年开始到1933年,美国颁布了一系列的与农村金融相关的金融法案,并建立了农业合作信用体系。马萨诸塞州可谓是美国农业金融的先驱者,该州通过了美国第一部信用社法,建立了第一家信用社———圣玛丽信用社。而且这部信用社法也是联邦政府制定信贷联盟法的基础。1916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农业信贷法,并在该法案的规定下设立了合作金融组织,建立了合作金融信贷系统,也开创了农业长期贷款的先河。此后,这部法典为满足金融市场的需求,经过了五次修改。1922年到1929年,美国针对农业合作金融先后颁布了《卡帕一沃尔斯坦德法》、《农业市场法》、《合作社销售法》等法律。其中《卡帕一沃尔斯坦德法》最为重要,它标志着美国合作社在法律上有了真正的定义。而《合作社销售法》的出台,使得美国农业信贷体系步入良性轨道,并满足了农民对贷款的需求。之后,美国制定并实施了信用法规,代表着美国合作金融走上了正规化道路。1934年是美国合作金融业发展最重要的一年,国会通过了《联邦信用社法》,这标志着美国的合作金融业有了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美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发展的特点及借鉴意义:一是规定了合理而明确的机构分工。美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系统庞大且复杂,但分工明确,联邦土地银行的任务是向人们提供不动产的抵押贷款,地区合作银行的任务则是为较小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提供资金,而联邦信贷银行的职责是为客户提供中期和短期信贷业务。这三家农村金融组织相互独立,每个组织责任明确,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确保了农村金融发展的良好环境。我国的农村金融业在组织分工上应予以借鉴,明确职责,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二是独立的组织制度。美国农村金融是一个独立体系,美国农业信贷管理局作为其监督和管理的主要单位,负责日常的监督和全面的协调,这样才能较好地保证其资金用于农业。农村合作金融与联邦储备系统以及各联邦储备银行之间并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美国联邦农业信贷委员会作为农业信贷方针的制定者,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农业发展的目标,把握农业信贷的方向。三是专门的法律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完备保证。美国的农村金融运作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可以把农村金融大的运作融合到其他相应的法律中,使得农村金融在运作中不会出现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局面,从而避免了行政干预以及因领导换届而造成影响。四是在监管模式上,美国农村合作金融的监管以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为依据,采取了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设立了由监管机构、行业自律协会资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险集团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服务对象的监管体系。这对我国合作金融缺乏监管的现状来说,要完善农村合作金融监管制度应做到“三重”监管,一是实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内部监管的独立审计;二是实行一套行业自律组织监管体系;三是实行外部监管,特别是审计监管。

    社会主义新农村金融法律体系的实践路径

    综合立法与分业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技术选择。作为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合作金融立法应当在合作社立法的框架之下。从现有的各国合作社立法上看,可以概括为两种立法形式,一种是综合性立法,就是不同类型的合作社适用同一法律规范。另一种是分业立法,也就是一对一的模式。金融合作社立法模式一直是学界争议的话题。有观点认为,当合作社本质相似、形式相仿时应该统一立法。而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新型的合作社类型,此时分业立法不能及时地进行法律规范,综合性立法作为一种大的概括形势,对这种新型的合作社有规范力。合作经济立法,应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为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规律而建立。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农村合作社种类较多,各合作社涉及的行业广泛,在现有的条件下,制定适用于所有类型合作社的综合法尚不具备。因此,我国应先采用分业立法模式,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一部综合性农村合作金融基本法。明确农村合作金融企业法人的法律属性。农村金融合作社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的主要组织其法律定位尚不明确,因此,合作社是否应有法人、法人的类型成为了当下学界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合作社应有法人,而且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法人类型,也可以叫农作社法人。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国际合作社联盟通过对世界各地的合作社立法进行总结,已明确合作社是一个企业。由此可以得出,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合作社的一种形式,也应具有法人。其次,分配原则。合作社的确不同于以资本为制度设计基本逻辑的公司,而人们往往强调合作社是以社员互助以增进社员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不以营利为直接目的。实际上,罗虚代尔原则仍然体现了营利性,因为合作社只有通过市场营利行为取得利润,才能对社员进行利润返还。马克思在分析合作社的二重性质时指出,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合作社是集体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合作社与其他企业的交换中,同样要营利极大化,并参与资本主义企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而且罗虚代尔原则自身也在发生变化,现代许多国家合作社法规定社员的投票权不再是绝对的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只限于初级社,其他级的合作社则可按成员社的规模采取按比例投票,在坚持惠顾返还的基本原则下,也可采取有限制的股金分红,这种改变均体现出对资本的重视。因此,合作社的特征应该是“对内以服务为主,对外以营利为目的”。最后,合作社主要以成员交易为主,对外交易为辅。在合作社破产时,优先解决债权的为合作社成员。因此,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作为企业应有的法人,考虑其行业的特殊性,所以应该是具有特殊性的法人。完善农村合作金融市场准入与退出的法律制度。各国的法律均对本国金融机构规定了市场准入门槛,我国规定商业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金为10亿,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最低注册资本金为1千万。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已经放宽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标准。但从农村合作金融的目的来看,它是一种以互助合作为目的的组织,对发展农村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一些偏远山区,其资金量较小,社员集中资金的能力较弱,很难达到国家所规定的千万标准。因此,放宽准入标准,降低门槛势在必行。农村合作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可以构建以收购与合并为主、行政关闭或撤销为辅、破产清算为补充的多元化退出方式。收购与合并主要可以免除因某一金融组织的倒闭给市场带来的动荡,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负面影响。而在合作金融中,由于其特殊性,所以对破产清算这种退出形式一定要格外慎重,稍有失误,很可能会导致农村合作社的“波米诺骨牌”效应,给农村金融市场造成巨大损失。因而,为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应当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笔者认为,当破产清算程序发生时,政府应当联系经营较好的一个或多个合作金融组织对破产清算的金融组织进行并购。而金融组织受到的损失,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来对其进行补偿,目的是使影响降到最低。⒋确立农村合作金融的政府支持与监管法律制度。为保证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稳定、健康的发展,政府应在政策上对其进行扶持,为其创造出良好的环境。扶持类型可以分以下几种:第一,倾斜性财政支持。在我国,由于“三农”问题的切实存在,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遭受到损失,而政府可以在金融政策上给予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适当的倾斜性保护。政府可以对明显带有政策性扶贫功能的贷款做出一些合理的政策性亏空空间,此政策性损失由地方财政贴补。尤其对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农村确实需要而又达不到规模效益而引起的经营亏损,政府可以给与弥补。此外,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承担着大量的低息放贷任务,这直接影响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利润或带来亏损,政府应适当补偿其因低息放贷造成的损失。第二,减免性税收支持。我国政府在税收政策的制定上,应充分给予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倾斜性的扶持和鼓励。如畜牧业贷款、农业生产贷款与补贴、扶贫贷款,对于山区贫困合作金融组织以及以农业贷款业务为主体的亏损合作金融组织,应加大扶持力度。具体措施包括营业税免征,提高资本充足率以促进经营不善的企业扭亏转盈,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对盈余不大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采取免征所得税措施;另外,应采取措施引导资金流向农村金融市场,以此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收益率。应在法律法规上制定具有倾斜性和保护性的农村金融优惠政策,从而触发社会闲散资金自发流向广大农村地区。第三,市场化利率浮动调控机制。过分对利率人为控制会导致资金使用价格的严重扭曲,并且会引发资金配置的不合理等问题,农村金融机构势必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现实中,过分的利率控制手段只会阻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自身金融业务的操作。为此,利率的调控应该遵循市场需求,让市场自发地调节利率浮动的范围,只有逐步放手对利率的管制,合作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才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总之,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需要从立法角度上提高其权威性、全面性,并合理地承认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尽量满足农村金融的发展需求。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提高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金融市场的竞争能力与生存能力,而对农村非正规融资等现象进行法律制度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搞活了农村的金融市场,使得过去单一、缺乏竞争机制的农村金融市场焕然一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金融处于改革和转型的特殊时期,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设置应当充分尊重市场的制度构造与选择功能,在通过立法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制度性干预以及市场自发选择之间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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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支农支出；农业生产；“三农”问题；江苏证据

中图分类号：F8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7-0065-08

一、问题的提出

“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早日解决“三农”问题，单纯依靠农村自身投入已经很难实现，政府必须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加强对“三农”领域的财政支持，为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业生产的效率问题，而政支农支出则是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的有效手段，具有其他任何农业保护政策都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财政支农政策的制定和使用给予了关注，但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研究的方向有所不同。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多为利用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侧重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文献相对较少，Ram[1]对全球115个国家政府公共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Weber[2]利用美国二战以后有关数据估计了财政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乘数。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包括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两个方面，相关学术成果非常丰富，但关于支农资金区域配置的文献相对匮乏[3]。

在财政支农的总量分析方面，李焕彰[4]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还有学者利用灰色相关度方法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胥巍和曹正勇[5]基于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的研究表明，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非常显著。魏朗[6]研究了1999―2003年我国各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的贡献大约占农业经济增长的30%。孙红霞[7]研究认为政府每投资1单位的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约1.65个单位。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总量问题，但由于不同学者选择的研究样本和数据存在差异，所得结果不尽相同。郭玉清[8]通过C-D生产函数模型发现财政支农规模达到最优时，财政支农支出为农业产出的8.26%。何振国[9]利用Barro分析方法得出促进农业生产的最优支农规模大约为农业产出47.10%的结论，胡振虎[10]则运用Devarajan提出的模型得出最优支农规模是农业产出76.06%的结论。

在财政支农结构分析方面，国内学者大多使用的是统计年鉴口径，即在2007年财政收支分类项目改革前，年鉴中“财政”栏下的“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具体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他支出等。以农业经济增长作为财政支农支出的目标，国内学者对各项支出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所得结论并不一致。肖新成[11]分析认为弹性系数排在首位的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其后依次是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财政价格补贴支出。钟文明[12]对财政支农的结构进行了Johansen协整检验发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其边际产出依次呈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王文普和陈伟[13]通过VECM模型分析认为，农业生产性支出和农业消费性支出的作用方向不同，前者对农业经济增长呈正效应，而后者呈负效应。李琴等[14]分别对狭义和广义财政农业投入结构进行分析，其中狭义支出产出弹性从高到低排序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广义支出产出弹性从高到低排序则为农业医疗卫生投入、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投入。

农业天然处于弱势地位，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因而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经济发达省份，江苏亦是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大省，自身的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发展特征非常相似，故对江苏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理论上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但不同性质的项目支出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效果并不一样，在不同地区的表现更是存在差异，需要进行准确的计量分析。国内学术界由于研究口径和数据的限制，2007年财政改革之后支农政策的最新研究成果较为匮乏。从上述背景出发，

由于2007年财政改革之后支农项目口径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使研究结果更为科学严谨，本文研究数据集中在2007―2012年。在此期间数据划分口径完全一致，弥补了财政改革之后国内现有研究的不足与空白。为了更好地改进财政支农政策、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本文利用江苏省财政厅提供的财政支农相关原始样本数据，建立模型经验分析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二、江苏财政支农政策的现状

江苏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近年来全省财政支农政策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为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相对而言，农业仍是江苏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洼地，未来江苏农业将进入发展新阶段，由传统外延增长方式转变为现代内涵增长方式，因而增加财政支农投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是各级地方政府首要完成的任务。下文将分别从总量、结构与区域配置角度进行具体分析。

（一）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

江苏财政支农力度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如表1所示，2007年以来财政支农支出呈稳步上升态势，且支农支出总量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基本达到了10%的国际标准。支农支出总量的提高是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保证，但目前相对于农村实际资金需求仍存在较大缺口。

从表1中可以看出，江苏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30%―50%的要求仍然差距明显，因此，为了稳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江苏未来必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规定建立起支农资金的长效稳定增长机制。与国内传统研究使用统计年鉴支农口径不同，本文从江苏省财政厅获取了2007年财政改革之后13个省辖市财政支农各项原始数据，根据实际需要重新划分了财政支农支出的研究口径，可以发现，2007年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占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超过50%，农业补贴、农田建设保护和农业技术推广支出比较均衡，而农业合作经营支出相对较低。2007年以后，江苏加大了对农业补贴和农田建设保护的支持力度，农业技术推广支出略有下降，相比之下农业合作经营支出增幅最为明显。

（二）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配置分析

长期以来江苏一直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经济鸿沟，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地区无论是整体经济状况还是农村综合发展水平都存在明显差距，“南工北农”的两极分化格局对江苏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和干扰。虽然近年来省级财政不断加大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支持力度，但支农资金的区域配置效率仍有待改善。如表2所示，2007年以来三大地区支农支出总额都在稳步增加，从绝对值来看，初期呈“南高北低”的基本格局，苏南地区平均支农支出要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但自2009年开始，苏中和苏北地区已经赶上甚至超^苏南地区。但与此同时，三大地区支农支出的相对值依然差距明显，苏南地区在支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低于苏中和苏北地区的情况下，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却一直在显著提升，已基本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反映了财政支农政策的力度和深度，是政府重视农业、支持农业的重要体现。相比之下，虽经过多年努力，但苏中和苏北地区在该指标上与苏南地区仍有很大差距，从南到北下降趋势非常明显。

三、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根据农业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原理，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基本模型，产出变量以广义的农业生产为对象，投入变量确定为劳动力、资本与财政支农支出。巴罗和萨拉伊马丁首先提出了包括政府公共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15]，本文以此为基础并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将财政支农支出引入农业生产函数，在中性技术进步假设条件下表示为：

Y=AKαLβGγ（1）

其中，Y为农业生产的产出变量，这里用第一产业增加值来表示；A为一个常数，反映了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K为农业生产中的固定资本投入，用第一产业固定资本形成额衡量；L为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投入，用第一产业年底从业人数衡量；G为财政支农支出，G1―G5分别代表了农业补贴G1、农田建设保护G2、农业综合开发G3、农业技术推广G4和农业合作经营G5；α、β、γ分别为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

本文旨在分析2007年财政改革之后支农结构的最新变化，因而可根据上文财政支农支出的划分口径，将式（1）改为如下形式：

Y=AKαLβGγ11Gγ22Gγ33Gγ44Gγ55（2）

对式（2）两边取对数，并引入随机误差项μ，可得需要估计的计量模型如下：

lnY=lnA+αlnK+βlnL+γ1lnG1+γ2lnG2+γ3lnG3+γ4lnG4+γ5lnG5+μ（3）

其中，Y、K、L的数据来自于2008―2013年《江苏统计年鉴》，财政支农支出G1―G5数据来自于江苏省财政厅，Y、K、G均以万元计量，L以万人计量。国内传统研究通常采用GDP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数据进行缩减处理，但本文中的五类支农支出性质和用途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统一指数进行平减，为了使研究数据保持准确一致，经验分析均采用当年价格表示的名义值。下文将以江苏13个省辖市2007―2012年市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江苏农业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农支出的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不但可以描述样本数据的规律，还能捕捉各个省辖市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区域差异。

（二）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业生产的结构分析

本文研究对象的样本区间为2007―2012年，横截面为江苏13个省辖市。先进行F统计量检验以确定面板数据的模型形式，判断采用混合回归模型还是个体效应模型[16]。利用STATA11软件计算得到：F（12，58）=37.8800，Prob>F=0.0000。查阅F分布表得到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为2.0300，因而拒绝原假设，应建立个体效应模型而非混合回归模型。再进一步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卡方统计量为39.8200，接受原假设的概率为0.0000，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则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此时模型方程的拟合度比较好，R2= 0.9522，F（7，58）= 164.8800，Prob>F=0.0000。

本文最终采用离差变换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固定资本投入K的系数显著为正，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反映现阶段农业生产对固定资本有着非常旺盛的需求。劳动力投入L与农业经济增长负相关，产出弹性系数非常小且不显著，说明同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过多，富余人员过多导致实证检验呈现负效应[17]。总的来看，江苏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与带动作用，五类支出中农业补贴G1和农业合作经营G5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农田建设保护G2和农业技术推广G4的效果相对弱些，而农业综合开发G3没有显著作用。具体作用机制分析如下：（1）农业补贴G1。G1主要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而给予农民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该项支出不仅可以减少农民的生产成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模型结果表明，在五类支出中，G1不仅正向影响非常显著，而且弹性系数也是最大的，因此，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与效率，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农业补贴的额度。（2）农田建设保护G2。G2主要用于对现有农田的保护和农田水利建设，目的是提高农业土地的生产效率。农田保护会抑制当前农业生产的规模扩张，模型结果也说明G2的作用效果的确要相对弱些。不过其效应发挥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现阶段农业面源污染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该项支出的长期意义非常重大。（3）农业综合开发G3。G3一方面用于土地治理和产业化经营，提升现有土地的产出能力；另一方面致力于开发新的农地资源，主要是苏中和苏北地区的滩涂开发利用。G3的根本目的是缓解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虽然模型结果表明其系数并不显著，但该项支出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非常深远，不过短期作用效果难以体现而已。（4）农业技术推广G4。G4主要用于加强农民技能培训以及先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江苏农业生产已进入科技兴农阶段，该项支出应该对农业生产有正向促进作用，模型结果也说明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系数大小仅次于G1，但显著性要差一些。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推广运用，因此，长期来看G4的作用仍然不可缺少。（5）农业合作经营G5。G5主要用于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补贴和资助，目的是促进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江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位居全国前列，这与政府的财政支持密不可分。模型结果说明该项支出的确正向影响非常显著，仅次于G1的作用效果，这也是江苏近年来农业经济的亮点之一，因而未来仍需要进一步加大对G5的资金支持力度。

（三）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分析

由于江苏内部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鸿沟，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域差异。为了对比分析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财政支农支出作用机制的区域差异，本文将针对这三大地区的样本数据，分别建立各自的实证分析模型[18]。与上文全省结构分析遵循同样的研究步骤，F统计量和H统计量的检验结果表明，三大地区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分析同样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详细过程此处省略，具体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固定资本投入K和劳动力投入L在三大地区的作用效果相似，固定资本投入K对农业生产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投入L则影响不显著。这与上文全省实证分析的结果一致，也符合当前农业生产的现实。此外，三大地区常数项的检验结果表明，苏南和苏北地区农业综合生产力水平要强于苏中地区。总的来看，江苏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与促进作用在苏南地区效果要明显好于苏中和苏北地区，这说明虽然近年来江苏财政加大了对苏中和苏北地区的支持力度，但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仍不能有效满足两地区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未来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另外，五类支农支出影响效应的发挥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农业补贴G1在苏南地区的效果好于苏中和苏北地区，这是因为苏南地区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很小，而苏中和苏北地区则由于农业经济规模太大从而导致补贴资金相对不足、效果逊色。农田建设保护G2只在苏北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因为苏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当农地休耕保护时，在短期内会受到负面冲击，相比之下，苏南和苏中地区反而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过苏北地区长期仍是向好的。农业综合开发G3只在苏北地区产生了一定效果，因为苏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潜力很大，而且滩涂资源也主要集中在苏北沿海地区，苏南和苏中地区则是进行耕地置换补偿。由于滩涂开发意义重大且全省广泛受益，需要另行分析，本文不对此进行单独分析。农业技术推广G4在苏中和苏北地区效果好于苏南地区，在苏北地区影响系数更大，这同样是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地位有关，苏中和苏北地区有推广利用先进农业技术的潜在需要。农业合作经营G5在三大地区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近年来，江苏加大了对农业合作社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三大地区作用效果的区别与地方政府财政实力以及政策支持力度有关，如果后续资金能够跟上，其效应的发挥可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江苏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无论是结构分析还是区域差异对比分析，五类支农支出中农业补贴G1和农业合作经营G5的作用效果都是最优的。不过上文对二者影响效应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具体，应该对其作用机制进行重点探索，因此，下文进行详细分析。

四、农业补贴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农业补贴政策在增加粮食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国内传统研究通常针对农业“四补贴”政策，与之不同，本文采用了全新的研究口径[19]。为了深入分析G1的作用机制，本文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提供的原始数据，将G1进一步细分为农业结构调整补贴GNS、农业生产资料与技术补贴GNT、农业生产保险补贴GNI和农资综合补贴GNC。考虑到农业生产中粮食产量与农业补贴紧密联系，本文选择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从农业补贴的视角对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进行研究。采用Battese和Coelli提出的模型，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本文以C-D生产函数形式构建粮食生产随机前沿模型如下：

lnYFit=β0+β1lnGNSit+β2lnGNTit+β3lnGNIit+β4lnGNCit+β5lnKit+β6lnLit+β7lnFit+Vit-Uit （4）

其中，i=1，2，…，13，表示江苏的13个省辖市；t为年份，本文选择2007―2012年；YFit为产出变量，用粮食总产量表示；Kit为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动力投入；Lit为劳动力投入；Fit为化肥投入；

Vit ～ N（0、σv2）为随机误差项，表示样本单元在生产中不能控制的因素；Uit为技术效率损失，是非负随机变量，且独立于Vit，通常假定Uit ～ N（mit、σu2），模型中假定mit=Zitδ。本文构建的技术效率损失函数选取了3个衡量指标及1个地区的虚拟变量，具体表达式如下：

mit=δ0+δ1Z1+δ2Z2+δ3Z3+δ4Z4（5）

其中，Z1为有效灌溉率，用有效灌溉面积/年末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来表示；Z2为农业总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Z3为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Z4为地区虚拟变量，以区分第二、第三产业非常发达的苏南地区和农业处于比较重要地位的苏中和苏北地区，苏南5市为1，其他皆为0。

（二）模型估计结果

基于Frontier 4.10，本文采用一步法对粮食生产函数模型和效率损失模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1.生产函数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从表4中可以看出，机械动力投入K对粮食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效用发挥有待改进，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农作物需要的机械动力不同。劳动力投入L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劳动力投入存在过量现象，导致不必要的人力资本浪费。化肥投入F对粮食生产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远大于K和L，说明江苏粮食生产非常依赖化肥投入，可能存在过度施肥现象。总之，在江苏粮食生产的过程中，物质要素投入比劳动力更能带来产量效益。

总体而言，农业补贴的作用效果优于其他投入要素，四类补贴的影响效应各不相同：（1）农业结构调整补贴GNS系数为负且并不显著。该项支出用于推广应用先进农业科技、发展现代农业，作用效果存在一定滞后性，而且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难度很大，未来仍需加大投入。（2）农业生产资料与技术补贴GNT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值最大。该项支出用于补贴农民购买、使用相关生产资料及技术设备，覆盖整个粮食生产过程，模型结果说明其的确起到了促进粮食生产的作用。（3）农业生产保险补贴GNI系数也显著为正，效果仅次于GNT。该项支出用于购买相关农业保险的资助，免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有利于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4）农资综合补贴GNC系数为正，正向影响弱于GNT和GNI。该项支出是对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化肥、柴油、种子等）实行的直接补贴，覆盖范围和力度要逊于GNT，因而效果差一些。

2.效率损失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效率损失模型中各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各有不同：（1）有效灌溉率Z1系滴负，对技术效率有一定正向影响，这既说明有效灌概率的提高对粮食生产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说明现阶段江苏各市农业灌溉条件方面已差别不大。（2）农业总产值占地区GDP比重Z2系数为负，与Z1类似，也对技术效率有一定正向影响，说明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时，农业的竞争优势会受到冲击，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也会有所下降。（3）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Z3系数为正，对技术效率存在明显负向影响。财政支农支出相对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提升反而导致技术效率下降，看似不符合常理，其实是因为苏中和苏北地区农业经济规模庞大，从而导致财政支农支出相对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低于农业急剧萎缩的苏南地区，而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要落后于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苏中和苏北地区。（4）地区虚拟变量Z4系数为正，对技术效率有着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与Z3类似，同样说明苏南地区粮食生产效率显著低于苏中和苏北地区，国内学者的前期研究表明，2006年前后苏南地区粮食生产效率明显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但近年来，苏中和苏北地区在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开始逐渐赶超苏南地区。

五、农业合作经营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农业合作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农业领域的重要组织形式，其可以实现单个农户无法实现的集体功能[20]。与国内现有研究侧重微观分析不同，本文重点从政府财政的宏观层面分析农业合作社的积极作用。考虑到现阶段种植类农业合作社是江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构成，同时也是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本文将以狭义的种植农业为对象，深入分析农业合作经营G5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根据农业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同时为了减少数据波动和消除异方差性，采用双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如下：

lnYC=α+β1lnWl+β2lnWk+β3lnWf+γlnG5+μ（6）

其中，YC为不包括林牧渔在内的狭义农业总产值；α为常数项；β1、β2、β3、γ为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Wl、Wk、Wf分别为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投入、机械动力投入和化肥投入；G5为政府财政对农业合作社的资金支持和补贴。

（二）模型估计结果

下文将通过江苏13个省辖市的市级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为了确定模型形式先进行F统计量检验，利用STATA11软件计算得到：F（12，61）=26.7000，Prob>F=0.0000。查阅F分布表，结果拒绝原假设，则应建立个体效应模型。随后进行Hausman检验，计算得到卡方统计量值为49.3700，接受原假设的概率为0.0000，因而拒绝原假设，则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相应的估计方法。此时模型方程的拟合度比较好，R2= 0.9026，F（4，61）= 141.2900，Prob>F=0.0000。这里同样采用离差变换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中可以看出，劳动力投入Wl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存在富余劳动力，应继续推广农业规模经营，转移剩余劳动力。机械动力投入Wk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值最大，说明对各种农业机械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未来应该继续加大资助。化肥投入Wf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可能是由于过度施肥导致了化肥影响效应下降，为了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应该合理使用化肥。总的来说，劳动力、机械和化肥等要素的影响效应与前文农业补贴中的分析除系数显著性有所区别外，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前文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分析的结果表明，农业合作经营G5对农业生产有着非常明显的促进与带动作用。表5的结果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农业合作经营G5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其对农业生产的正向影响非常明显。但与此同时，由于资金支持规模的限制，相对于其他投入要素，农业合作经营G5的弹性系数还比较小，并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在的影响效应，未来提升空间很大，迫切需要政府财政的广泛重视。虽然目前江苏在农业合作社的普及推广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但江苏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已从初期的数量扩张过渡到质量提升的新阶段，无论是合作社覆盖范围还是产业深度都需要进一步的优化改进，发展方向的转变亦需要政府财政未来全方位的支持和鼓励，同时还要给予政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江苏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业生产的研究，证明了前文在理论上所做出的推断：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农支出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农业补贴、农业合作经营支出更能促进与带动农业生产；财政支农支出在不同地区间的作用效果也存在差异，在苏南地区效果要明显好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效应，提升支农资金的政策绩效，未来江苏要继续加大投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要求建立支农资金长效稳定增长机制，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积极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江苏财政支农政策应突出重点，在努力保持农田建设保护、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技术推广现有资金规模的前提下，应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支持农业补贴和农业合作经营等领域，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2）努力提升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配置绩效。为了促进全省农业经济平衡发展，省级财政层面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苏中和苏北地区的照顾和扶持，以弥补由地区经济水平差距导致的支农资金不足，同时也要注重完善两地区支农资金的配套体系和制度建设。（3）合理利用农业补贴促进江苏粮食生产。四类农业补贴作用效果各有侧重，在努力发挥农业生产资料与技术补贴、农业生产保险补贴影响效应的基础上，可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农业结构调整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以获得更好的长期效果。（4）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农业合作社的增产潜力很大，未来既要加大重视程度，积极增加专项资金投入，又要对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广泛扶持，推行企业化、产业化经营战略，更要真正落实相关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避免流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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