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庭金融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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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金融　资产投资组合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家庭需求已从一般商品和劳务需求发展到更高层次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金融消费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日益凸显。随着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增加和种类的不断丰富，居民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开始发生变化，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家庭金融理论研究也成为国内外金融学者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综述

一般认为，居民金融资产管理的研究是以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理论中，关于投资者组合选择的理论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决策的发展过程。静态分析框架的基础是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n&Morgenstern。1944)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标准化决策公理。该公理表明，投资者关于最终消费的效用函数是凹的(concave utility function)，家庭将选择投资组合使得其最终消费的预期效用达到最大化。而效用函数的某种凹性度量，可以反映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递增的绝对风险厌恶会降低对风险资产的需求；而当家庭财富增加时，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将会提高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在上个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将时间引入组合策略中，Mossin(1968)，Merton(1969)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常数相对风险(CRRA)效用函数的假定下，静态最优组合选择也是动态最优选择。如果效用函数不是CRRA的，则意味着家庭可以选择时变金融资产组合结构，家庭投资者可以平滑一生的消费，达到分散生命周期中的风险目的。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因素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一个是流动性限制，另一个是家庭可能面临着不可保险的风险，如影响其人力资本的风险。当出现这两种情况时，家庭会减少风险资产投资。

二、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国际比较

(一)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相对完善，家庭的金融资产组合选择值得借鉴。随着欧美各国关于资产组合微观数据库的建立，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加。以John Heaton(2000)和Guiso，Haliassos&Jappelli(2003)为代表，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管理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欧美发达国家的家庭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比例并不高，平均的风险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的份额很低。不同国家的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也有较大差异。风险投资比例最高的美国、瑞典家庭中，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比例大约为50％，英国的比例是1／3，而荷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比例在15％～25％之间。美国中产阶层家庭中，平均风险金融资产只占家庭总资产的5％，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还要低一点。

其次，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教育效应以及一定程度的年龄效应。金融市场的参与成本将低收入家庭阻挡在风险投资门外，只有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才有利可图。收入越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越大。在欧美家庭中，低收入家庭只持有很少的金融资产，几乎不考虑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以上的家庭占有总风险投资价值的绝大多数，尤其是位于前20％的高收入家庭，持有很大比例的金融资产。家庭成员受教育的程度对是否参与股市投资的家庭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家庭中，那些成员最高学历都不够高中程度的家庭只有非常低的比例涉足股市，而成员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有近半数参与股市投资。年龄构成对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也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有所差异。

再次，虽然不同国家的家庭资产配置有较大差异，但有一点很相似，不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够分散，尤其是一些高收入家庭。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表现：1、将家庭财富投资于极少数品种的风险资产上；2、投资局限于相对较小的市场范围，比如国内资产甚至更小范围的区域性资产，很少拥有国际化金融产品；3、一些家庭财富中，很大比例投资于家庭成员受雇的企业股票，虽然部分归因于公司的各种政策(如薪酬激励、养老保险政策)，但有的家庭则是基于历史业绩和股票在市场上的表现，而过多持有所在公司的股票。

(二)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首先，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方面的统计指标，只是在某些年份，一些地区做了局部调查。笔者将这些调查结果加以整理，概括出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数量快速增加，同时，家庭之间的金融资产数量差距也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96年最高收入的20％家庭金融资产占有全部家庭总金融资产的48％，而最低收入的20％家庭只占有总金融资产的4％，两者相比为12:1；而2002年的相应比例分别是66.4％、1.3％和51:1(赵人伟，2003)。1999年的调查数据表明：8.6％的最富裕家庭拥有总家庭金融资产中的60.4％，其中1.3％的最富裕家庭占有31.43％；而43.73％的最贫穷家庭只占有总金融资产的2.99％，贫富差距相当悬殊(孙学文，2004)。

其次，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从一元化发展到多元化，但是结构仍然很不合理。在我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之前，家庭金融资产只限于银行存款，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家庭的金融资产从现金、银行存款等“安全”金融资产到各种较低风险的债券、保险金以及股票、期货和外汇等“风险性金融资产”，家庭金融资产品种日益多样化，但资产配置仍然很不合理。具体表现在收益很低的“安全”资产占据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太大比例。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近七成是储蓄存款，其中定期存款占有很大的比例。即使在2006-2007年股市高涨期间，大量家庭金融资产由银行转移到股市时，城市家庭储蓄存款仍然不低于五成。另外，在家庭金融资产增加的同时，还存在有效保险需求不足的矛盾(魏华林，杨霞，2007)。

再次，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数量和配置结构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统计数据表明，不同地区居民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均衡。截至2008年底，储蓄存款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北京，占全国储蓄存款的40％。其中，广东占全国储蓄的14.2％；储蓄存款最少的5个省份，分别是、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储蓄存款只占全国储蓄的2％(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从家庭金融资产数据来看，黑龙江2007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孙丽颖，2008)，

该省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拥有不到2.2万人民币的金融资产，而江苏省江阴市农村家庭2005年的平均金融资产达到5.66万元(符国华，2006)。区域差异不仅表现在家庭金融资产数量上，不同地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也不同。2002年广东省居民金融资产中，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金融资产总额的92.2％，证券投资占5％，其他金融资产占比为2.8％(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下同)；云南省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比83.6％，证券投资占比16.4％，其它金融资产占比为0.19％；河南省居民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比81.3％，证券投资占比10.1％，其它金融资产占比为8.6％；辽宁省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比例为88.8％，证券比例7.7％，其他金融资产为3.6％。这些省份的数据大致代表了我国不同区域的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情况。

最后，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和教育效应。2002年，我国对广东、山东、天津、河北、江苏、甘肃、四川和辽宁8省份的22个城市家庭做了金融资产抽样调查，按照家庭金融财富将城市家庭分为5个层次，从最贫穷的20％家庭到最富裕的20％家庭，拥有全部家庭股票总价值的比例分别是0.4％，3.0％，62％，15.4％，75％。可以看出，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拥有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显著增多。将家庭按照文化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硕士以上等7个文化层次，户均金融资产分别为48222,51994,56910、64460、106338、160176,220032元，可以看出，家庭金融资产与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一)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降低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成本

通过欧美各国家庭资产组合的国际比较来看，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金融中介的存在使家庭更多间接地投资于风险性资产，金融中介可运用风险管理功能，辅助一般投资者参与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和更有效的使用创新型金融工具，降低了一般投资者的参与成本。此外，应重视加强金融中介的职业标准和道德规范水平，因为他们的职业信誉会通过影响家庭的信任度而间接影响到参与股票的程度。

(二)建立多层次保险体系和新型福利制度，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近年来，随着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医疗、教育体制等方面改革不断深化，居民更多地面临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使得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因此，发展家庭金融需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多层次保险体系和新型福利制度。

(三)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尽快缩短贫富差距

收入是决定家庭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上述研究也表明，家庭的收入(财富)对股票参与决策和投资比例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目前。我国居民家庭财产总量虽然快速增加，但总量相对于发达国家仍然较低。因此，经济稳定发展，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家庭财富水平不断提升，家庭金融才能有更健康和坚实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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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精准扶贫;农村

“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最早是2013年考察湘西时提出的，它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方法。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指通过向贫困地区提供金融资金、信息和技术支持，实现偏远贫困地区经济的增长、贫困户的增收。

一、金融扶贫的理论基础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偏远的农村山区。虽然随着时代进步贫困地区有部分发展，但仍没有摆脱贫困的困境。要研究贫困地区的金融扶贫，就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史。从农村金融理论的发展史看，从一开始只单纯强调政府在农村金融扶贫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发展经济学逐渐被强调市场作用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替代。上世纪80年代后，又提出了农村信贷补贴理论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上世纪80年代是农村信用补贴理论发展的巅峰。这一理论强调政府的作用，将政府当作市场的主体。该理论提倡政府等非营利机构根据农户不同的信贷需求，提供不同金额的财政支持，而且索要的利息将低于市场的平均利息，为贷款的农户减轻负担。该理论认为政府在处理农业生产效率问题上，可尝试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来减少农户贷款压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接推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是在信贷补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不必特意针对个人制定信贷政策，而是将农村金融机构资本中介的力量，机构独立经营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评价农村金融发展强弱标准。随着发展，虽然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但它发挥的功效并没有想象中大，仍需要政府介入来照顾小农户的利益。

二、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1.贫困地区金融生态差。对于偏远农村，贫穷和恶劣条件往往是因果关系。通过三十多年的扶贫工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村贫困面积，只剩下条件最艰苦、基础设施最薄弱、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山区，使得今后的扶贫工作要面对最艰难的“硬骨头”，这使得金融扶贫的成本增加。另外，教育水平落后也阻碍扶贫工作的开展。贫困地区人口长期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活，缺乏与外界的及时沟通，不仅无法了解社会的变化发展，甚至拒绝接受新事物。有些家庭开始蔓延读书无用论，觉得后代在家种地比读书来的实在，使得很多孩子失去了读书机会。教育缺失是帮助困难群体脱贫致富的深层阻碍。若村民识字都是难题，更不用说让他们学习金融知识了，这给金融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阻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市与农村差距越来越大。城市的经济依靠三大产业协调带动，吸引大量的人才和资金。对贫困地区而言，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农村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是由于农业结构落后，收成差价低，也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增加家庭收入。2.扶贫信息不对称影响金融扶贫对象的识别。扶贫帮扶对象的界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是个别贪心的基层干部利用扶贫信息的不对称，在落实贫困户环节上存在腐败与渎职；二是不作为的村干部为争取扶贫款项而误导村民，将不贫困的农户纳入贫困户之内，造成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错乱；三是由于贫困地区收入状况难以确定，部分银行在小额信贷评级过程中发现有些贫困户不符合扶贫建档标准。由于缺少信息网络系统，无法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实施动态监控，因此扶贫对象的信息存在严重的滞后性。3.金融扶贫工作实施过程中障碍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扶贫多延续老路子：确定需要资金或贷款支持的贫困村，继而为贫困村注入扶贫资金，或者向每个贫困户发放慰问资金。多年来，我国扶贫项目众多，银行等金融机构投入的资金也不少，但是仍然有很多地区未能脱贫，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一次性的帮助，缺乏后期服务。这种传统的扶贫思路不改变，金融扶贫的效果就一天难以最大程度地实现。

三、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对策

1.金融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单一产业结构是农村地区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如果要发展贫困山区的经济，就要依靠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在资源禀赋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二是依靠科技支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吸引有能力的客户投资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一些贫困地区风景优美，农作物栽培历史悠久，但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发挥当地资源优势。金融机构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可以促进资金引进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帮助当地引进一批“两型”工业项目，保持经济发展。2.金融支持贫困地区完善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加快贫困地区交通建设，可提高农村公众通达能力，有效解决交通难题。对于扶贫工作中需搬迁的农户，采取就近安置原则，稳步推进搬迁工作。把贫困家庭融入农村住房保障体系，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离不开财政力量支持。基础设施完善好了，就要发展当地龙头产业，就得占用当地矿产资源和集体土地，这样可能会损害到农民的利益。针对这一问题可向村民说明，建起来的企业给农民每月分得股息，这样他们既可以安心外出务工又可每月获得一定收入，打好安居扶贫攻坚战。3.金融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均等化。扶贫先扶智，利用金融资金支持，借助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教育深入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足不出户就可获得优等教育资源。强化教育救助，健全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政策体系，保证贫困家庭孩子平等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另外加大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培训力度，捐赠农业、金融等文化书籍，报刊，“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文化水平，增长金融知识，使农民学会利用金融脱贫致富。4.金融帮助贫困地区精准识别帮扶对象。首先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实地走访或者调查研究，了解贫困户的实际现状；其次是根据了解到的数据计算贫困户的月收入、年收入等具体资料，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最后是将调查的贫困户与周边地区被列入贫困户低保户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确认是否属于应该帮扶的对象。最终确认之后，将贫困户列入动态监测的金融系统下，还需要真正做到结果和过程的公开透明，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作者:赵玉婷 崔凌云齐 单位: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林建华.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实践[J].中国金融,2015(21):77-78.

[2]苏畅,苏细福.金融精准扶贫难点及对策研究[J].西南金融,2016(4):23-27.

[3]李海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D].吉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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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加速器；债务－通货紧缩－大萧条机制；顺周期；金融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0-0065-06

一、金融经济现实挑战传统周期理论

短期经济波动是使经济学家着迷的永恒话题。克拉克曾经说过：“现代世界关注经济周期就像古代埃及人关注尼罗河泛滥一样，这种现象间断地反复出现，它对每个人都极为重要，而它的自然原因却无法理解”。我们显然要比古代埃及人幸运。主流宏观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经济波动并对其进行数量分析的框架，然而近些年来，金融经济现实却向传统周期理论提出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传统周期理论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是不能为金融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提供满意的解答。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是宏观经济分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两类框架。虽然两者在许多方面完全不同，然而却都因循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MM定理，1958)的假设，其结论是金融市场和信用市场的各种变化不影响真实经济活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仍然墨守MM定理和从生产函数角度推导经济波动原因的理论传统，在其框架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往往被简化成一个代表资金流向的函数，无法被引入经济周期模型。随着金融在经济中作用的凸显以及经济的日益虚拟化，现代经济周期愈来愈呈现出明显的金融经济周期特征：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变化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通过金融体系传导形成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放大和加速作用而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严重的衰退。显然，传统周期理论无法为这些现象提供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答案，宏观经济分析迫切需要寻找更加贴近现实、更具现实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rnanke)从探讨“大萧条”的非货币效果人手，发现信贷市场某些条件(如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借贷成本等)的变化会放大并传播初始冲击对经济的影响，随后他和戈特勒等人将金融市场摩擦纳入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分析框架，阐述了最初的微小冲击通过信贷市场状态的改变被传递和加剧的机理，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概念。金融加速器理论奠定了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和一般分析框架，为现代金融经济周期的诸多现象和特征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力。

二、金融加速器理论的萌芽与发展脉络

伯南克等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并不是全新的思想，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剖析大萧条的大师欧文・费雪(L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大萧条机制”。费雪认为，1929--1933年间，在以高杠杆形成的一系列信用链中，初期的商业下滑导致了一些企业的破产和支出下降，并直接导致新一轮的破产潮。在这种直接作用机制以外，是一种涉及所有借款人的更为重要的间接机制在起作用：资产和商品价格给名义债务人造成巨大偿债压力，迫使他们低价倾销资产，这反过来又迫使价格进一步下降，触发金融危机。在费雪看来，广泛的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恶化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产出和价格的自由落体式下降，使当时的美国经济出现一种债务－通缩(Debt-Deflation)越来越严重的自我加速恶性循环。信用市场条件恶化并不仅仅是真实经济活动下滑的简单被动反映，它们本身就是导致经济衰退和萧条的主要力量。“债务――通货紧缩―大萧条机制”虽然内涵丰富且思想深邃，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时隔半个世纪，伯南克重新唤起了费雪的主题。伯南克在分析了美国大萧条期间货币与金融总量的相对重要性后，强调金融系统的崩溃才是决定大萧条的深度和持续性的关键因素。他指出，1930-1933年金融体系全面崩溃、市场服务和信息服务效率急剧下降、真实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和银行信贷全面紧缩等导致了当时的经济下滑并转变成长期的经济萧条。伯南克(1995)基本厘清了“金融危机一信用成本上升―真实产出持续下滑”的微观机理，在此基础上他还和戈特勒(Mark Gertler)等人将金融市场摩擦纳入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分析框架，最终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理论。

伯南克和戈特勒(以下简称BG)在一个“非莫迪利亚利－米勒世界”中，基于一个具有固定规模投资计划借款者(或企业)面对“有代价的状态证实”(Costly State Verification，“CSV”)问题的代际交叠模型，阐述了“金融加速器”的基本思想。在CSV框架中，企业家净财富水平的下降会导致外部融资溢价的上升。因此，一个初始的不利冲击(比如生产率的下降)会减少企业家的净财富，导致内部融资能力降低、外部融资溢价的上升，企业由于融资约束收紧而减少投资支出，这进一步降低了下一期的经济活动水平和企业净财富。伯南克和戈特勒等对此机制进行了梳理，正式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概念。他们提出：“假设信贷市场存在摩擦或成本、总的融资需求不变、存在不对称信息，标准的贷款行为分析模型证明：外部融资额外成本与借款者资产净值负相关。一般而言，借款者的资产净值随经济周期正向变动(比如企业的利润和资产价格就是随经济周期正向变动)，那么外部融资额外成本将随经济周期反向变动，由此触发企业融资的波动，随之而来的是企业投资支出和生产波动。我们将由信贷市场状况变化导致的初始冲击被放大的机制称作金融加速器”。伯南克和戈特勒等(1996)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两个宏观经济动态含义，并运用商业季度金融报告(QFR)的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证实了金融加速器理论的预测。该文为检验金融加速器效应的现实存在性提供了基于计量手段的实证路径。

伯南克等早期的开创性研究激发了众多学者的兴趣，金融加速器模型随后得到不断拓展和深化：在BG模型中，金融合约只在单一时期有效，戈特勒(1992)证明即使允许放款人和借款人签订多期合同，类似的结论仍然成立；BG的另一个简化假设是产出变化仅仅反映在生产率变化和资本存量的变化上，经济中的总就业保持不变。Greenwald ＆ Stiglitz证明厂商对就业的需求也会受到金融因素的影响，并产生金融加速器效应。Aghion ＆ Bolton详尽分析了整个宏观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动态过程。BG模型假设真实利率由当前可供选择的技术决定，且固定不变。Aghion，Banerjee ＆ Piketty

(1997)刻划了当利率变动是内生变量时，此类模型的动态过程如何被影响。在BG(1989)模型里，企业净值顺周期变化的主要渠道是外部冲击改变企业现金流。实际上，企业资产净值更大幅度受其真实资产和金融资产之价值变动的影响。Kiyotaki ＆ Moore在Hart ＆ Moore债务合约框架的基础上将上述论点模型化，其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突出特点是资产价格内生的、顺周期的变化是导致借款人的净财富、信贷可得性、支出和生产水平等波动的主要原因。特别是，Carlstrom ＆ Fuerst将信用市场的特征方程纳入通常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藉此量化经济周期中成本对厂商投资需求和经济总产出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这直接启发了伯南克等的研究。Ber-nanke、Gertler ＆ Gilchrist(以下简称BGG)的在Carlstrom ＆ Fuerst研究的基础上，将信贷市场不完美和企业净值纳入动态新凯恩斯(Dynamic New Keynesian，简称DNK)模型的分析框架，设计了一个可供计算的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一般均衡框架，并通过该模型定量地展示了金融加速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BGGTM是金融加速器领域研究的重要文献，其所建立的数量经济周期中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为后续学者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此后有关金融加速器的大多数研究多是基于BGG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Stochastic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DSGE)的框架下展开的。随后，伯南克和戈特勒(2001)探讨了金融加速器效应下针对资产价格动荡的货币政策规则，提出总体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下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准则。自此有关金融加速器的研究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

三、金融加速器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金融加速器理论为理解金融市场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可以对现代经济周期以及金融危机中的诸多现象给予更加贴近现实、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1．经济周期中的金融加速器

现代经济周期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周期的萧条、衰退阶段往往发端于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长时期衰退。Ichiro Fukunaga(2002)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泡沫破裂导致的资产价格剧烈波动以及90年代晚期银行系统的大规模运转失灵，可能存在非常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他运用日本数据校准了包含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结果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确实能够解释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衰退中企业投资的大幅波动。Hitoshi Fuchi、Ichiro Muto和Hiroshi ugaj(2005)同样对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导致的经济衰退进行了历史考察。他们对BGGTM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了GMM估计，之后通过模拟发现可识别的净值冲击对产出和价格产生了显著而持久的影响，结论是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对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融加速器效应能否对经济萧条、衰退时期投资、产出的大幅波动给予更好的解释呢?学者们基于BGGTM模型，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借助真实经济周期的校准技术对此进行了经验研究。Simon Hall(2001)在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英国企业的投资支出、财务状况和融资可得性相互关系的考察基础上，基于BGGTM模型用英国数据进行了校准、模拟，结果显示有金融加速器的模拟结果能够更好地符合此期间企业的真实活动和融资行为的关键特征，这表明金融加速器效应能够较好地解释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英国经济的衰退中企业投资和金融状况的关系以及投资、产出的波动。

现实经济周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周期动态的内生非线性，货币政策的周期非对称性即是很好的例证。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可以对此给予很好的解释。金融加速器的宏观动态预测之一是随经济衰退程度的加深，金融加速器效应越来越显著。这是因为在拥有充裕内部资金的经济中，当前企业利润的噪声冲击对投资支出没有影响，金融加速器机制效应微弱。相反，利润波动将对支出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衰退程度的加深，货币政策不仅通过资金成本等直接效应对经济体产生影响，同时由于融资者资产状况的持续恶化导致金融加速器效应越来越显著，从而对经济产生愈来愈显著的影响。现实经济周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非对称性，一个现实例证是在由紧缩货币政策引起的经济下滑初期，小企业存货、销售等下降得更快、更多，小企业在产出的下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Gertler ＆ Gilchrist，1993，1994)。金融加速器对此同样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是因为，一般而言，中小企业的信息问题更加突出，外部融资的成本更高。在经济繁荣时期，顺周期的企业净值为外部融资提供了充足担保，因此，不同类型企业的真实经济行为差异表现不明显。而在经济下滑时期，企业净值的变化使得中小企业的问题凸显，银行信贷更多地流向大企业，导致中小企业的固定资本、存货投资支出等更早、更大的波动。

2．金融加速器与金融危机

(1)金融加速器与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对金融危机和汇率制度安排、国际经济波动的传播等进行了探讨，相关的文献如Gertler，Gilchrist和Natalucci建立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Faia建立的两国模型，Gilchfist，Hairault和Kempf(2002)的欧元区模型以及Natalucci(2001)的三国模型等。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贬值国经济的急剧崩溃使传统开放经济理论遭到了广泛质疑。传统的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表明本币贬值将提高外国产品相对于本国产品的价格，导致本国产品被更多的消费，从而通过“支出一转换效应”带来产出的扩张。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的视角，学者们认为由货币贬值带来的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产出急剧下降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是因为，东南亚新兴市场的外部债务几乎全部是以发达国家货币(主要是美元)计价的。当企业的收入以本国货币计价而债务以美元计价时，未预期的本币贬值严重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这反过来影响了其借贷能力。而贬值进一步恶化了借贷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外国资本的风险溢价大幅度上升，外国借贷急剧收缩，由此导致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甚至崩溃。Cespedes，Chang and Velasco将上述作用渠道纳入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的新兴开放宏观经济模型中，对资产负债表效应导致的产出收缩给予了更加正规的描述，同样的结果被Gilchrist，Gertler ＆ Natalucci(2003)、Tovar(2003)和Cook等发现。

对开放经济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讨论的另一个重点是金融危机和汇率制度安排的关系问题。

Gertler，Gilchrist & Natalucci(2003)结合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的经历，建立了包含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小型开放经济的模型，揭示了影响企业产量的财务状况与汇率体制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如果将金融危机模型化为对大量的未预期的本国风险升水增加的内生效应，在浮动汇率制下，风险升水的增加将被本国货币的贬值所抵消，贬值减弱了对本国利率的影响，避免了资产价格和投资支出的大幅下降；在固定汇率制下，本国风险升水的增加导致本国利率的立即上升、资产价格的大幅下降和外部融资升水的增加，因此，固定汇率体制下金融加速器效应大于浮动汇率制下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学者们亦把金融加速器原理运用在解释国际经济波动的传播方面。Gertler & Gilchrist(2002)分析了金融加速器在货币联盟体系中的应用，结果发现金融市场的摩擦为统一货币区的不对称冲击提供了重要的国别间传导渠道，金融合约不对称的存在放大了货币区国别经济周期的差异。Ashoka Mody，Lucio Sarno ＆ Mark P.Taylor(2007)的研究则提供了跨国金融加速器存在的经验证据。他们将信贷市场不完美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与国际间、地区间的经济波动协同研究结合起来，考察了国家间和国别上的信贷周期在解释产出波动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运用四个主要经济体和两个地区1971-2001年的数据，发现地区和国家信贷可得性指标在解释产出的共同活动方面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

(2)金融加速器与次贷危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复苏连续调低利率，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学者们对房地产部门经济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给予了高度关注。Aoki等在BGG模型中引入了房地产部门。在该模型中，住房既提供消费流，又是家庭借贷的抵押品，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家庭拥有更多的抵押价值，反过来刺激其更多地借贷为消费或房屋投资融资，从而推动新一轮的房地产价格上升和经济扩张，货币冲击在房地产价格、住房投资和消费中的作用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被放大了。通过模型化以房屋所有权为担保的额外借贷成本的降低，Aoki等指出金融监管的放松和金融创新会强化金融加速器效应。Matteo Iacoviello(2005)发展了一个包含名义债务和与房地产价格相连的担保约束的名义货币周期模型，其中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两个渠道产生，房屋的担保效应提高总需求对房地产价格冲击的影响，需求冲击推动房地产价格和名义价格同方向运动，并被放大和传导；价格水平的上涨又减少了名义债务的实际价值，由于借贷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贷款者，以及财富的重估效应从而刺激消费和产出的进一步上涨(即名义家庭借贷进一步放大了房屋的担保效应)，产生更加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其他学者运用跨地区(Lamont and Stein，1999)或跨国(Alemeida，Campello and Liu，2005)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检验家庭(或消费)金融加速器效应假说的有效性的同时，提供了有关房地产价格、净债务可得性和家庭消费间同向运动的强有力证据，表明了信贷的超常增长与金融不稳定之间的紧密关系，Richard Disney，Sarah Bridges ＆ John Gathergood发现相对于无信贷约束的家庭来说，房屋价格的上升放松了有信贷约束家庭的信贷约束，因此这些家庭会更多地再融资，从而可能推动房屋价格的进一步上升和商业周期的繁荣。Dell Ariccia等的实证检验表明，房贷标准的放松与信贷的超常增长、房价的过快上涨以及按揭贷款的高证券化率等联系紧密，且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些研究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为透视次贷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

篇4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关注金融化背后的宏观经济条件，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多方面解释受到了普遍关注。本文就基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梳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从兴起到危机的发展过程与内在逻辑，以理清金融化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金融化问题提供借鉴。

 

一、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金融化研究方法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一些学者在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学流派，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有：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以及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Hein、Dodig、Budyldina，2014)。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现实经济是“物物交换经济”，因而忽视了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生产经济”，货币和金融对于经济运行都有着实际影响。

 

后凯恩斯主义分析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即实际产出、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等现实经济实际变量都是由社会总需求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包括货币金融体系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会影响投资、消费和收入分配，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最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而影响制度安排的更深层因素是社会权力的分配。社会中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权力的分配会影响社会产品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同群体对于分配结果要求的冲突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因而需要制度安排以缓和冲突。

 

后凯恩斯主义对于金融化的研究即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金融化表现为金融部门的规模扩张和收益增加，其深层原因是社会权力分配的变化导致的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金融化的产生建立在食利者社会权力增加的基础上，金融化的发展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维护社会总需求和食利者社会权力的过程，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根源于金融化过程对于社会总需求的抑制效应。因此，基于后凯恩斯主义视角，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有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二、 金融化的兴起：社会协议的瓦解

 

金融化的兴起开始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黄金时代”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产出、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维持着高增长，就业充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水平。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基础是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协议(Social Bargain)”(Hein、Dodig、Budyldina，2014)。国家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管理的基本目标，采取积极措施对社会总需求进行管理，并为雇佣团体和工会之间的集体谈判创造指导条件;工人和工会组织追求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及实际工资的提高，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资本家追求对于企业的控制并进行管理工作，接受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以及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以“社会协议”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解除了大多数国家就业和增长的主要约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在需求方面，政府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公共支出迅速增加，工人实际工资保持着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增加了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复员军人参加工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妇女劳动参与度增加、移民等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公共支出以及战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形势促进了技术进步;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社会协议”避免了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冲突造成了“冲突性通货膨胀”;在国际收支方面，欧洲复兴计划实现了美国向欧洲的资本和技术转移，欧盟支付同盟也解决了欧洲内部经济失衡问题。

 

然而，由于“社会协议”内部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变，“黄金时代”在70年代终结。“黄金时代”持续的高就业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日益将高就业和高增长作为社会规范，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预期。当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期望超过了生产率的提升，就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经济重新带来了通胀约束。随着资本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生产能力所需要的投资量不断减少，投资需求进而减少;富裕国家边际储蓄倾向降低，削弱了社会总需求、产能利用率和投资增长;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技术差距缩小，赶超战略带来的生产率高增长也开始消失;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能源价格提高带来通货膨胀上涨，对未来技术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Steindl，1979)。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导致了黄金时代的终结。

 

伴随着黄金时代的终结，作为其社会基础的“社会协议”也开始瓦解。在黄金时代，实际利息率被货币当局控制在低水平，刺激了生产领域的经济活动。同时，实际利率仍然维持在零以上，食利者能够维持其金融资本的价值(Smithin，1996)。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实际利率为负，虽然有利于产业资本家和工人，但食利者积累的金融财富在贬值，严重损害了食利者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后期，食利者集团开始在政治上发起反击。 1979年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机制建立。这些重要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货币主义为原则，关注低水平通货膨胀、政府预算平衡和稳定汇率的经济政策，牺牲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总需求管理，其最终都是为了重新恢复金融资本的实际回报率。

 

这些政策转变标志着金融化的兴起，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产业转向银行，从非金融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发展，带来了银行等金融部门权力的增加。资本市场的放松管制，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都导致了工人谈判力量的降低。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解体解除了企业和政府对于社会主义的担忧，进一步削弱了工人力量。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其特点是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放松管制、国家福利削减。与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相比，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增加，工人和企业的社会权力减少，国家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断减少，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开始形成。

 

三、 金融化的发展：从企业金融化到家庭金融化

 

在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下，新自由主义制度支撑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金融化的过程。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金融化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阶段，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主要特征是企业的金融化，其本质是食利者通过其社会权力使企业管理者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过程。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融资手段的金融化，企业通过大量借贷支持杠杆收购等活动。在金融化之前的黄金时代，企业能够维持较高利润，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资金积累来获取融资资金。然而，在金融化时期，企业开始大量借贷，融资手段从主要靠内部融资转向了外部融资。企业通过大量借贷，在为投资计划提供融资的同时满足了食利者的需要，同时减少了工人对于企业收入的索取权(Palley，2009)。第二，企业管理的金融化，“股东价值导向”成为了公司普遍的管理策略(Lazonick & O'Sullivan，2000)。首先，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以及机构投资者活动的增加使得收购行为频繁进行，公司不得不通过提升股价来避免被收购。其次，在金融市场日益发展的同时，公司开始普遍对高管采取同公司股价挂钩的期权薪酬制度，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股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使管理者更倾向于在短期提升股价的策略。最后，主流经济学的委托理论受到支持，推动了股东价值导向的普遍采用。第三，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不断增加金融投资(Krippner，2011)。在高利率、高借贷和股东价值导向的共同推动下，非金融企业开始不断增加金融投资，或开设金融附属机构，以应对不断增加的融资成本，并获取短期金融收益。非金融机构越来越像金融机构，越来越多的企业想成为食利者。

 

企业金融化过程是食利者社会权力提升在企业层面的反映。通过企业的金融化，食利者阶层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自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使企业服务于食利者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同食利者结成同盟，工人成为了唯一的受害者。然而，工人工资的低下抑制了消费需求。同时，由于非金融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投资需求也在减少。这些影响导致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消费金融化。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家庭金融化开始迅速发展，消费者负债开始繁荣，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家庭金融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普通家庭开始普遍参与金融市场，股市繁荣和房地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家庭消费，同时增加了家庭负债意愿。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创新的加速以及伴随着金融市场繁荣的资产价格提升，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加容易获取贷款。

 

家庭金融化是维持金融化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其本质则是维持食利者社会权力的手段。资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家庭借贷的增加共同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带来的收入减少，支撑着社会总需求。金融化通过资产价值升值的财富效应将家庭利益同金融市场联系起来，进而将家庭利益同食利者的利益也联系起来，这使得食利者的社会权力更容易获取家庭的支持。

 

通过企业金融化和消费金融化，公司管理者和家庭的利益与金融市场和食利者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变化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起推动着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形成了金融化条件下债务支撑的宏观经济均衡模式。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债务的积累最终导致了这种均衡模式的崩溃。

 

四、 金融化的悖论与金融危机

 

金融化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Hein，2012)，这些影响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造成了社会总需求的减少，进而带来了经济增长停滞的系统性危机。在收入分配方面，金融化一方面影响功能收入分配，导致了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另一方面影响个人收入分配，导致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投资方面，金融化造成了股东权力相对于公司和工人增加。管理者偏好在短期获益的金融投资，减少了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实体投资，同时增加了分红和股份回购，以提高股价并提升股东价值，减少了公司可用于实体投资的内部资金。因此，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会减少消费需求，金融化对公司的影响也会减少投资需求，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社会总需求的不足。

 

然而，金融化时期家庭负债的增加以及资产价格的提升，支撑着社会总需求。股市和住房价格泡沫都增加了国民财富，提高了家庭借贷意愿。金融准则的改变和金融创新的加速，使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得信贷。这些都促进了消费超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进而稳定了社会总需求。因此，家庭金融化是金融化得以维持的重要力量，抵消了企业金融化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社会总需求的不利影响。家庭信贷的增加促进了消费，增加了总需求，促进了短期经济增长。

 

然而，家庭负债的增加不可持续，在长期会带来对于总需求的负面影响。随着家庭债务的不断积累，债务存量的增加导致了家庭利息支付的增加，造成了收入再分配，使得实际收入从高消费倾向的负债家庭转向了低消费倾向的食利者，导致了消费的减少，进而影响了总需求。当家庭债务超过一定水平，就会带来不稳定效应。在债务支撑的金融化时期，债务从最初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转变成了经济增长的负担。这便是“金融化的悖论”，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与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密不可分。在金融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等国家主要依靠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刺激消费，以应对投资下降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于总需求的不利影响。与之相对应，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典、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主要依靠净出口来推动总需求，并维持着全球贸易的均衡。然而，当美国由于家庭过度负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的长期影响，是导致 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五、 结语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使得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瓦解，食利者社会权力的增加带来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在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通过20世纪80年代企业金融化和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过程，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企业和家庭的利益与食利者的利益趋于一致，维护着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共同推进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发展。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减少了社会总需求，但通过增加家庭借贷和资产价值升值促进了消费需求，进而维持着社会总需求。然而，家庭债务的不断增加最终带来了金融危机，并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造成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对金融化过程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终结。金融危机造成大量金融机构倒闭，政府开始对金融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规制，金融部门的行为受到了政府的约束。然而，由于社会权力分布并没有根本性变化，经济金融化倾向没有得到扭转。政府对于金融部门的救助行为实际上是在用公共债务支持金融系统，通过将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转为政府负债来维持社会总需求。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的过程同样会带来从债务支撑到债务负担的转变过程，当政府试图削减债务时，必然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国内经济金融化倾向。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在国内工资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出口成为了维持新兴经济体社会总需求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对全球消费需求造成了巨大冲击，新兴经济体出口需求出现剧烈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总需求，新兴经济体有很大可能走向金融化发展道路，通过提高资产价值和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促进家庭消费。因为与收入分配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相比，金融化发展道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容易操作的(Palley，2009)。然而，新兴经济体金融化发展同样会带来深层次经济风险。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篇5

关键词：家庭资产；寿险需求；投资与保障；家庭资产配置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23-06

一、引言

保险是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丰富，中国家庭对于保险的需求也从传统的保障型需求逐渐转向投资需求与保障需求兼顾考虑。人寿保险产品按照保障性和投资性可分为两大类：传统寿险和投资寿险。传统寿险只具有保障属性，投资寿险的保障性有所减弱，而衍生出了投资属性，两类寿险在保障性和投资性上的不同侧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潜在投保者的选择。近几年来，由于国家七次下调利率，寿险产品“利差损”问题严重，各寿险公司纷纷推出了以投资连接、万能和分红为代表的新型寿险产品，新型寿险产品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2012年，分红寿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为7859.05亿元，在寿险原保险总保费收入中占比为88.22%，已大大超过了传统型产品。从上述寿险产品种类结构的变化可以初步推断出我国寿险消费的投资型导向日趋明显，险种属性的差异是否造成了寿险需求的结构性差异？各主要因素对两类寿险需求的影响有何异同？本文尝试从实证角度给出解释。为保险公司调整产品结构、选择目标客户。为监管部门有区别地制定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回顾文献，许多学者对寿险需求的分析可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类。理论上的讨论始于Yaari（1965），最早将寿命的不确定性引入消费决策的最优化分析，对传统的确定性生命周期模型予以了修正，使用动态最优化模型研究了寿险需求。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寿险需求分析的理论框架，随着寿险产品的投资功能日益重要，家庭寿险需求和金融资产组合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Bemheim（1991）探讨了遗赠动机对寿险需求的显著性影响程度，并特别分析了商业寿险与社会保险项目之间的配合与替代关系。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的实证分析多从宏观数据出发，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国际比较、区域差距、金融发展等宏观角度出发分析寿险需求。例如Browne and Kim（1993）使用了19个国家1980年、1987年的寿险业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国民收入、抚养率和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显著地促进了寿险需求，而通货膨胀、保险价格对寿险需求影响显著为负。Li等（2007）利用1993-2000年30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发现，人均收入、家庭规模、金融发展和寿险市场竞争状况会促进寿险需求，而社会保障影响为负。针对我国的宏观数据研究中，赵桂芹（2006）利用1997-2003年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讨论了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居民储蓄存款、人均可支配收入、竞争程度因素对寿险保费收入的影响。除了宏观数据，陈之楚和刘晓敬（2004）使用1990-2001年间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个人可支配收入和社会保障对寿险需求的影响显著为正，居民储蓄对寿险需求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朱铭来和房予铮（2008）强调从投资视角理解寿险需求，他们利用1997-2005年的省际面板和1999-2007年的全国月度数据。发现家庭保障对个人寿险需求的影响显著为负，而通货膨胀的影响显著为正⑧。

回顾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大多着力分析寿险的保障功能，而从投资的角度对寿险需求的理解较少且多停留在宏观因素（如利率等）上，利用微观数据从家庭资产配置讨论寿险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互动关系的文章较少。随着中国家庭财富积累日益增多，金融资产在家庭资产的地位日益提高。如何从家庭资产配置的角度来检验个人寿险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互动关系显得愈发重要。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我国居民寿险需求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简称CHFS）。2011年CHFS进行了首次调查，样本分布于全国25个省（市、区），80个县（区、市），320个村（居）委会，共涉及8438户家庭，涉及了微观家庭在2011年度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就业信息、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社会保障与保险等信息。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进行了清理、分组、生成虚拟或分类变量、分组统计等处理，去除了异常值及空白值，最终得到8392个有效家庭样本。

2.变量选取

根据文献分析。我们在选择解释变量时主要从三个方面人手：

（1）被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子女个数、老人个数、受访者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业状况、风险态度等。选择上述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是因为：己婚家庭成员可以互相提供保险，进而影响家庭的资产选择；根据生命周期假设理论可知，不同年龄段的家庭的投资宗旨和目的有所不同，他们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考虑年龄因素；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小，从而更可能进行资产多样化投资；就业状况不同代表着潜在的背景风险也可能不同，被访者收入的稳定性可能对家庭寿险需求产生影响。

（2）家庭特征。按照Yaari（1965）不确定性生命周期理论，寿险为未成年期人口和老年期人口提供经济保障，所以可用0-18岁的未成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作解释变量，研究出于保障动机的寿险购买程度。养老保障需求应与老年人口正相关，预计回归系数为正：死亡保障需求中的经济保障需求应与少年人口正相关。预计回归系数为正。此外子女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在中国有特殊性：上世纪80年代末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于家庭消费习惯以及资产配置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将按照子女个数将家庭细分为无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多子女家庭，考察不同家庭结构下子女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不同影响。而背景风险会影响家庭决策，家庭对风险的态度不同，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行为也不一样。我们将经过极端值处理的家庭净资产纳入来控制家庭的财富效应。

（3）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效应。一方面，个人寿险保单通常是家庭的一种长期投资，与股票（基金）投资和个人储蓄存款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另一方面，随着万能险、投资险等寿险品种的日渐丰富，个人通过股市、金融理财、储蓄等理财方式增加的个人财富，也有可能用于寿险产品的购买，这种正向影响是资产的收入效应。因此我们纳入了是否参与股票市场。在家庭资产总量约束下，家庭住房所有权与其他资产存在“替代关系”，而没有房产的家庭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因此房产又可能与其他资产存在“互补关系”。

上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家庭寿险的持有水平很低，家庭寿险总体持有比例只有7.96%，普通险持有比例4.86%，带有投资性质的寿险持有比例为3.23%。家庭平均收入52899元。健康状况较好，绝大多数都拥有自住房产权。考虑到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关系，比如财富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年龄、是否参与股市等有相关关系，本文对各变量做了相关系数检验，没有发现严重的共线性存在。

三、实证分析

1.家庭寿险需求分析：投资还是保障

利用上述数据，我们首先讨论居民寿险需求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鉴于被解释变量是0，1变量，本文所采用的Probit模型形式为：

人寿保险包括传统寿险和投资寿险两大类。前者只具有保障属性，后者的保障性有所减弱，但衍生出了投资属性。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我们将两类寿险产品分开，分别讨论投资需求和保障需求的影响因素。并区分城市和农村样本，分析结果见表2。

首先，家庭特征对寿险持有决策有显著影响。对比第1-9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寿险总体、保障型寿险还是投资型寿险，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年龄的倒“U”型影响仍然显著。城镇家庭在户主43岁左右达到购买寿险的顶峰，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峰值年龄在50岁左右，晚于城市家庭。从表中来看，投资型寿险受年龄的影响曲线较保障型寿险受年龄的倒“U”型影响更平滑。这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即保障型寿险更多的为购买者提供死亡保障和养老保障，因此受到年龄的影响更大。

黄毓慧、邓颖璐（2013）利用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09年的消费金融调查数据发现家庭待抚养总人数对家庭寿险持有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特殊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因此，我们区分考虑子女及老人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不同影响。在表2第1列中我们区分了无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老人个数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正向影响显著，从数值上来看，家庭中每增加一个待赡养老人，购买寿险的可能性将增加8.87%。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有以“养儿防老”为代表的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家中高龄父母的存在，基于为子女、老人留下一定资产的考虑，也为了减少主要劳动力死亡对子女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这些都显著增加了居民家庭购买保险的概率。而独生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的寿险需求不尽相同。具体来看，相比于无子女的家庭，独生子女家庭购买寿险的意愿显著提高11.2%。而多子女家庭较无子女家庭在购买寿险资产上的差异不明显。现实中超生家庭一般集中在农村或富裕家庭，前者首先购买力较低，后者较高，不同财富水平家庭金融资产购买力的不同可能是导致回归系数不显著的主要原因。

上述回归中，健康水平、教育程度对寿险总体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这与大多数实证研究是一致的。其中，健康状况对于传统寿险的影响显著为正。即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家庭会越多地购买寿险。这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健康状况对于投资型寿险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人们在考虑投资型寿险时更多考虑的是投资型寿险的投资属性。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已婚家庭对于寿险整体的需求较未婚家庭显著高出11.4%，对于保障型寿险的需求较未婚家庭显著高出18.2%，而对投资型寿险的需求不显著。从工作状态来看，自我雇佣者的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出14.4%，自我雇佣者的投资型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出25.5%，对传统型寿险的需求影响不显著。因为自我雇佣者收入的波动程度一般高于受雇佣者，没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会激发人们的风险感知进而促进寿险需求。接下来我们考察了家庭风险偏好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发现风险厌恶者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而风险偏好者家庭会显著的减少寿险需求。

从家庭资产配置角度来看。寿险被视为一种保险手段，作为低风险金融产品与股票形成互补关系，股市参与率越高，寿险需求越高。特别是对于投资型的寿险产品，若该家庭是股市参与者，其持有投资型寿险产品的可能性是传统型寿险产品的两倍。从结果上来看，是否拥有自住房产权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具体来看自有住房会显著抑制传统型寿险的需求，而对投资型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出于对子女馈赠遗产的动机购买传统型保险产品留下死亡保障，而房价的不断攀升已经改变了居民家庭的财富结构，房产越来越多的作为遗产馈赠给子女，因此房屋持有对侧重死亡保障的传统型保险产品有显著的替代关系。家庭财富是寿险购买的关键，是形成寿险有效需求的前提。1-9列的结果中，家庭财富水平对寿险需求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且对投资型寿险需求的影响要高于传统型寿险，说明家庭财富水平越高，闲置资金越多，出于避险和增值需要对寿险产品的需求越大。

2.家庭寿险需求的城乡差异

我国城乡居民寿险需求差异巨大，表3展示了我国居民个人商业保险的投保情况。人寿保险投保率在各项商业保险产品中最高，也只有5.44%，健康险其次，3.08%，商业保险城乡差异显著，城镇居民的投保率是农村居民的两倍以上。

我们在表2第2、3、5、6、8、9列分别给出了不同类型寿险需求的城乡差异回归结果，对比发现。无论传统型还是投资型寿险，无论城乡，年龄的倒“U”型影响仍然显著。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峰值年龄在50岁左右。晚于城市家庭。传统保障型寿险需求受到家庭规模的影响，从老人个数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老人个数对城镇居民寿险需求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农村居民的寿险持有决策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和商业养老模式还在健全过程中有关，目前基本以家庭养老为主。农村居民出于保障意识购买寿险产品以平滑退休后消费的意识要明显高于城镇居民，这点也从农村居民的传统型寿险及投资型寿险需求都弱于城市居民得以验证。

健康状况对于农村居民的寿险需求尤其是传统保障性寿险产品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市居民寿险需求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要显著优于农村居民有关。教育程度对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城市居民，且差异在传统保障型寿险样本中更大。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婚姻状况对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较城市家庭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家庭纽带关系比城市家庭更紧密。无论是传统型寿险亦或投资型寿险，自我雇佣者的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且农村居民受到该因素的影响高于城镇居民。

对于城镇居民家庭而言，股市参与与寿险需求有显著的互补关系，投资型寿险和股票市场参与的正相关关系要强于传统保障型寿险。股市参与对于农村居民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村更多地依赖家庭养老和家庭成员间互助，离金融产品较远，因此无论保险品种，影响都不显著。而是否拥有自住房产权对于城乡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家庭财富水平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为正，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城镇家庭，投资型寿险需求受到的影响要大于传统型寿险需求。

3.不同财富分布下的家庭寿险需求

接下来我们关心不同财富水平家庭的寿险需求差异。模型回归的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除了财富水平最低和最高的家庭，年龄的倒“U”型影响仍然显著。家庭规模对不同财富水平家庭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不同。首先，待抚养老人个数的正向影响显著，中产阶级家庭受到的影响要高于财富处于两极的家庭。其次，无论处于哪个财富阶层，独生子女家庭对于寿险的需求要显著高于无子女家庭，而多子女家庭的寿险需求只有在家庭财富处于整体的75%以上后才开始增多。这和我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相关，事实上多子女家庭多为农村家庭或城市富裕家庭。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子女越多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进而挤出了寿险需求。而财富家庭已经跨过了金融市场参与门槛，子女越多。家庭持有寿险平滑消费、寻求死亡养老投资保障的动机越强烈。也就是说家庭寿险需求和子女个数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但由于家庭财富水平的限制，这一关系只有在高净值的家庭才比较显著。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对于各财富水平家庭的寿险需求影响为正，其中对中产阶层寿险需求的影响最大。婚姻状况对不同财富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从工作状态来看，自我雇佣者的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风险偏好者家庭寿险的需求显著少于风险中性者，而风险厌恶型对于家庭投资型寿险需求影响不显著。股市参与与寿险需求有显著的互补关系，特别是对于高财富净值家庭，财富水平越高，股市参与率对寿险需求的正影响越大。而是否拥有自住房产权对于中产家庭的寿险需求的替代影响显著。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当家庭财富水平超过平均水平后，家庭财富水平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且其影响显著小于其对于财富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的影响。所以家庭财富是形成寿险有效需求的前提。从功能上扮演着类似于“入场券”的角色。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首先在家庭层面讨论了哪些因素影响家庭保险资产的持有。在此基础上，比较和检验主要因素对传统保障型寿险和投资型寿险需求的影响有何不同。实证结果分析发现：保险在我国居民家庭的普及程度仍然很低，家庭寿险需求、家庭寿险持有比例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动呈倒“U”型，当户主到中年时期寿险需求达到顶峰，其中保障型寿险更多的为购买者提供死亡保障和养老保障，因此受到年龄的影响更大。其次，寿险需求与家庭人口特征相关。受教育程度高、家庭待赡养人数多、抗风险能力强、已婚状态家庭的寿险需求更大。再次，家庭资产配置中投资型寿险区别于传统保障型寿险，和股票呈互补关系，而无论哪一类型的寿险产品，房地产均挤出了寿险资产的配置。社会保障对传统寿险以替代效应为主，对投资寿险以收入效应为主。最后，随着家庭财富的增长，家庭将更多地参与资本市场，增加保险资产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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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进程 农业经济 农村金融

1、农业金融借贷理论

黄宗智先生是华裔学者，他对中国华北农户十九年代经济通过调查，总结，归纳，分析，发现了我国农户的“过密化”的现象，这一现象的研究基础上，又发表了举世闻名的“拐杖逻辑”的理论，而农户的融资拥有“内援融资”的属性。根据黄宗智的理论，在上个世纪，在清末民初中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降解迅速发展的人口，在北中国平原农业区到足以让农户的基本生活条件的一般水平下，在强化管理过程农户是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过密化”现象。小农家庭农场是不能“解雇”自家的剩余劳动力，同时，由于其他的就业机会和生活需求不足，农户不得不接受这种近似饥饿的收入水平，并依靠家政业和商业这两个拐杖，坚强地活下去。中国的基本国情目前是一个人多地少，人地高度之间的矛盾是巨大的，中国农户的需求行为，不能离开基本国情。在理论的角度看，农户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最大的特点是不解雇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家庭组织不能将过剩的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会越来越少，单位土地劳动力会越来越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可转让的，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此外，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发展到一个新的类，所以他们会继续坚持家庭经济，黄宗智说，中国农户经济的“过密化”现象。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农业收入相对较低，以弥补低收入工人，农户工作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供大于求迫使农户又取决于家庭的小块土地的作为保险，密集的小规模，低收入农业系统和恶性临时系统。因此，当需求农户工繁荣的城市经济增长与农村土地制度背景，形成密集型农业模式今天半农半工作制度化（黄宗智2006）。黄宗智提出的“小农经济，在华北中国”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和农村发展”的社会变化的一个方程，即农户收入=家庭农业收入+非农业工资收入，在收入两个部分，家庭农场收入作为人的腿，和非农业收入是类似的拐杖，拐杖总是在腿和不容易使用时派上用场，这种现象被称为“拐杖逻辑”。黄宗智也认为，和农业收入和非农工资收入的角色地位是不同的，尽管家庭农场的收入不高，但相对稳定，属于“生存保险收入”，非农工资收入虽然可以形成，超过农业收入，但只是一个“外快”。这不仅是因为对非农工资收入相对缺乏稳定性，但也因为农户，这是天生的孕育的、对土地具有深厚的情感无限的亲密，和传统无法彻底抛弃，除了在家庭和社会中生存并保持土地现状，建立家庭的尊严深刻内涵的因素。黄宗智教授的“拐杖逻辑”的命题，虽然时间很长，但在“过密化”和“拐杖逻辑“中国农村仍然适用于今天的许多部分。类似于几个世纪前，改革开放后，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一个成年男人不能依赖外出务工（或进城打工）为一个大家庭，因此不能脱离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一个纯粹的雇佣农（或城市雇工）。先生认为，这些家庭，农业或农村土地不仅是一种生存的尊严，是依靠。因此，农户依靠土地，不仅对农业收入的考虑，他们中的很多事情，很多土地。经济效益可以替代，但在农业和土地，如传统文化，尊严和情感，很难放弃和替换。大量事实证明，农业和副业收入没有农村经济的变化，但维护它在很大程度上。低收入家庭依靠副业和农户工增加收入，而是使他们在家庭农场更依赖，因为非农收入的增加和加强在很大的程度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家庭管理。为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户工，收入只有一个家庭收入的一些补充而不是取代。即使非农收入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收入（如东南沿海发达省份），农业收入仍然是非农收入的主体，仍然改变的辅助作用。作为农户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户借贷行为是指农户接受信用为主要表现，包括农户和正式制度，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非正式金融机构融资，乡镇企业和个体活动（马忠富2000）。它包括家用借出和借入资金两个方面。借钱是指农户获得收益或确保资金给农户使用的资金安全，包括储蓄金融机构的劳动收入，或通过一定的方式向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以及为投资目的的利润或控制等。借来的钱是从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或个人借钱给农户。

2、对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因素分析

通过文献梳理，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影响农户家庭主要农户社会关系的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经营收入和生产经营情况和国家。拖欠还款有负面影响正规信贷，农户的人力资源来获得家庭借贷资源形式因素的能力没有明显影响。材料属性和社会关系农户获取非正式贷款资金的影响。根据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表明，销售收入都有明显的影响，而作为农村干部的借贷行为的个体经营企业。年长的，更不可能有任何贷款。信用政策的了解程度高的农户，更可能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贷款或信贷。家务劳动人口，农户更可能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贷款。农户的土地面积大，更容易农户借贷和借款，可能来自不同的来源。农户家庭财产的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更可能有正式和非正式的贷款。农户收入很高，农户可能没有钱。高农户的自我保障业务的收入，更可能的是有规律的家庭借贷或正式或非正式的贷款。现任或前任的农户村干部更倾向于选择有正规借贷和非正式贷款，或可能没有任何借款。韩军（2007）利用农村金融市场利率Iqbal模型分析是外生的利率和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不借贷，家庭的特点和生产和农户家庭收入的操作，在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家庭收入对农户借贷需求的影响是“U”型，并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是积极的；农户收入和主要消费的生产也具有积极作用的借贷行为是明显的。当前研究中的缺失，农户借贷的家庭福利的影响总体而言，多数研究者认为借款是适当的将加强农户的家庭福利的影响。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增加农户欠发达地区小额贷款收入稳定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重复不断的贷款收入的作用最为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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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资产；投资；选择；扬州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YJC790143）；扬州大学商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工程基金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XYYJSKC201415）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3月27日

一、引言

自Campbell在2006年美国金融学年会上首次提出将家庭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金融研究方向以来，家庭金融理论研究逐步兴起，有关家庭金融选择与投资的理论也不断增多。于蓉（2006）、何秀红、戴光辉（2007）、骆祚炎（2008）等从宏观和微观等不同角度论证了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并给出了相关建议。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仅从第三者角度针对居民进行资产选择做出了方向性指导，而针对居民金融投资的切身性实践方法选择方面的研究鲜有所见。本文在采用扬州市城镇居民金融投资实践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方法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金融产品的日益丰富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投资理财意识日益增强，家庭金融实践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2012年扬州市城镇居民人均金融资产8.21万元；储蓄存款占比32.56%，有价证券23.84%，保险24.38%。2013年扬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690元，其中有37.8%用于储蓄和投资。居民在进行消费与储蓄决策的同时，也日益面临着金融资产的投资选择问题。面对股票、基金、债券、金融理财产品等繁多的选择时，如果缺少科学的实践方法，投资者很难做出真正符合自己意愿的选择。在收益率、风险性、流动性这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当中，很难用绝对定量的方式进行描述，为了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和定性分析的主观性，层次分析法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将半定量、半定性问题转化为定量问题的解决方法，有效帮助居民理清思维逻辑，做出合理选择。

二、金融资产投资选择分析

通过调查统计，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扬州市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进行一般性分析。针对个体投资者，可根据个人接受的准则进行模型构建，得出个性投资方案。

（一）数据来源与基本描述。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获得扬州市参考数据，问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尽可能获得不同特征城镇人群的资产选择状况。共发198份问卷，实际收回有效问卷184份。问卷基本采用YAAPH软件自动生成格式，内容均为双因素比较评分题，按1～9比例标度赋值打分，标度1，3，5，7，9对应于两因素相比为同等重要、略为重要、比较重要、非常重要和绝对重要，而2，4，6，8表示两判断之间的中间状态对应的标度值。本文模型采用的是相同条件下出现频率最高的赋值分（频率相同的取中间值）。（表1）

由表1可见，调查对象中性别比例基本持平，男性占51%，女性占49%；各年龄段人数基本协调，26～35岁的青年全体占32%，36～55岁的中年群体占35%，56～75岁的老年群体占33%。问卷覆盖范围广，具有代表性。87%的人倾向于低风险投资，68%的人倾向于强流动性投资，86%的人倾向于高收益性投资。其中，低风险投资者中，老年群体占比最高，为36%；强流动性投资中，青年群体占比最高，为41%；高收益性投资者中，中年群体占比最高，为35%。青年男性最注重资产的流动性和收益性，中年男性最注重资产的收益性，老年男性最注重资产的安全性；青年女性最注重资产的收益性，中年和老年女性最注重资产的安全性。

分析可得，扬州市城镇居民更倾向于风险小、流动性强、收益率高的投资选择组合，其中不同年龄和性别群体也显示出不同的投资偏好。青年群体倾向于高风险、高收益、高流动性的“三高”投资，而老年群体更注重于资产的安全性，中年群体则注重资产的稳定收益性。男性较女性而言具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流动性需求，女性投资显得更加稳健。

（二）准则确立。金融资产投资需要综合考虑投资风险、收益和流动性。一般来说，高风险会带来高收益，收益高则会导致弱流动性和低安全性。单方面考虑任何一个要素所做出的决策都是片面的，各种经济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也就导致了家庭之间由于偏好的不同而产生投资准则和结果不同。由表1分析可得，大部分居民倾向于风险性小、流动性强、收益率高的组合，这也大致代表了扬州市城镇居民的一般性投资偏好。所以模型准则层确定为三个：风险性小、流动性强、收益率高。

（三）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根据“风险性小、流动性强、收益率高”准则，以及“银行储蓄、股票和基金、债券、金融理财产品”四个主要投资方案，建立AHP模型。（图1）

（四）根据因素的重要性比较构造判断矩阵

（五）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采用和法计算权重）。（表2）由表2可知，所有的单排序CR

（六）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B层次总排序为：

（七）结果及原因分析。分析上述结果可见，对于B层的3个要素，风险性小的权重最大（0.7644），且远超过流动性强（0.0698）和收益率高（0.1659）的比重，说明家庭投资者最为看重的是资产的安全性，其次为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方面的考虑是最少的，属于比较稳健的投资群体。

从层次单排序来看，在考虑风险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投资者最偏好的选择是银行储蓄，在考虑收益性的基础上，投资者较为看好股票基金和金融理财产品。无论是从单排序还是总排序，投资者最不看好的是债券投资。

银行储蓄由于具有高安全性、高流动性与便捷性，同时也受历史观念影响，是我国居民最长使用的一种投资方式，但收益率低，资产保值增值能力差。金融理财产品凭借选择组合丰富、短期险、高收益、进入门槛低、安全性稳定，近年来受到居民热捧，居民储蓄不断向金融理财产品迁移，形成全民投资的热潮。相较于低收益的债券，股票、基金市场的高收益刺激了居民投资，但由于股市参与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且风险较大，信息不对称严重。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股票市场不景气，居民投资热情有所下降。虽然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场外交易为主，场内交易为辅的债券市场体系，但仍然存在结构单一、流动性不足、市场分割等问题。机构投资者相对于居民个人而言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居民进入门槛比较高，导致了我国债券市场的交易倾斜，扭曲发展。另外，我国债券市场产品结构单一，以国债为主体，企业债券发展滞后，且绝大多数企业债券无法顺畅流通和转让，加上我国不健全的企业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制，抑制了居民参与市场投资的积极性。

从上述方案总排序结果看，扬州市城镇居民进行金融资产投资时优先顺序为：银行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股票和基金债券，该投资顺序也符合扬州市现有的金融资产投资规模与现状，居民可根据自身的投资偏好设立模型准则，从而找出自己的金融资产投资顺序。（表3）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简要结论。就扬州城镇居民来说，总体倾向于低风险性、强流动性、高收益率的投资组合，其中青年群体最注重资产的流动性，中年群体最注重资产的稳定收益性，老年群体最注重资产的安全性。男性居民相对于女性居民具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流动性需求和更高的收益率要求。因此，符合扬州市居民金融资产投资意愿的理性选择顺序应该是银行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股票和基金债券。

（二）政策建议

1、投资者在进行金融资产投资时，应尽量避免盲目性、主观性，不断增强金融投资知识，有效甄别信息，慎重决策。根据个人实际情况确定自身的投资偏好准则，有效协调风险、收益与流动性三要素，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风险识别能力。金融资产配置需要进一步多元化，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储蓄资产向其他金融资产的转移，优化配置结构，提高资产的投资增值效率。

2、金融机构应顺应金融市场改革趋势，调整优化经营模式，创新驱动发展。通过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根据居民需求创造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优势，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特征的人群提供不同的投资建议与理财产品，引导居民做出合理投资。通过个性化服务与专业化指导，降低居民金融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度。

3、健全资本市场，营造沟通顺畅、投资多元、进出有序、监管到位的金融投资环境。有序透明的金融投资市场是居民参与投资活动的保障和前提，因此应该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提高信息透明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切实发挥好信用评级作用，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投资信息，减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投资的风险性。加快证券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发展，加快完善二级市场体系建设，增强金融体系发展的平衡性。

主要参考文献：

[1]卢家昌，顾金宏.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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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金融发展有效提高了居民收入，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对于“欠发达，欠开发”的贵州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收入差距过大势必危害经济的正常运行，本文从金融发展角度出发，运用经济数据分析贵州省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VAR模型，采用ADF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贵州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贵州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为正相关关系，贵州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为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农村金融；金融发展效率

1.研究背景

现今，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日益突显，因此，金融发展也得到更多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被广泛研究，一系列金融发展理论形成，如R.I.Mckinnon和Shaw（1973）提出的“金融压制”论，Levine（1997）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直到20世纪90年代，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史无前例的探讨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随后，经济学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对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探讨，我国研究较晚，章奇，刘明兴，chen和陶然（2003）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显著提高，虽然贵州经济落后，但人均GDP也从1978年的175元增加到2013年的22922元，增长了131倍，其中，金融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贵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由1978年的2.5倍扩大到2013年的3.8倍。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势必会危害经济的正常运行，在影响贵州城乡收入差距的众多因素中，很少涉及金融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一方面通过理论研究，了解贵州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另一方面，运用经济数据，讨论两者间的内在关系，使贵州的金融事业能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改善贵州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

2.贵州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

2.1贵州省金融发展现状

近年来，贵州金融业在一定程度有所提升，逐渐形成以银行业为主，证券业、保险业为辅的金融体系。到2013年末，贵州省金融业增加值达到433.53亿元，增速为16.5%，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4%。其中，银行业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3265.01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10104.30亿元；证券业中全省境内上市公司21家，证券、期货投资者累计开户数达62.55万户、成交金额达10648.60亿元；保险业中保险保费收入达到181.6亿元，保险赔付支出72.4亿元，保险深度达2.27%①。

2.2贵州省城乡收入分配现状

考虑到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严重，本文采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说明贵州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分析发现，贵州城镇和农村的收入逐年提高，但城镇的增幅远高于农村。具体来看，1978年至1985年，城乡间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趋势不明显；1986年至2006年城乡间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虽然1995年、1996年有小幅下降，但总体还是上升。2006年后城乡间收入差距有所缓解。

2.3贵州省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的影响

2.3.1银行信贷资金差异的影响

一方面，城镇信贷资金投资回报率高、收益大，且周转率高，而农村恰好相反，使贵州金融机构将更多资金贷放给城镇居民，让其有更多的资本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贷款城市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为了自身发展，将农村存款转移到城镇，满足城镇对资金的需求，使农村资金外流，导致农村可用于发展的资金越来越少。因此，导致贵州农村金融发展更为缓慢，农村筹资难度加大，冲击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到2012年末，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中借贷收入为5976.40元，而农村仅为226.41元②。城乡间银行信贷资金的差异拉大了收入差距。

2.3.3证券市场差异的影响

贵州农村一些微小企业由于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高，且金融机构在农村的网点少，难以筹资融资，致使农村企业的发展步履维艰，因此，资本市场的门槛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2.3.4保险市场差异的影响

由于农业保险风险高、收益低，保险机构更愿为城镇居民提供保险，使贵州城乡间的保险服务严重失衡。农村居民在承担各种风险时，只能通过自身收入去弥补。到2012年末，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收入为6876万元，在贵州全年保费收入中仅占0.93%，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支出为2316万元，在贵州全年赔款支出中仅占0.59%③，由于保费收大于支，使大量保险资金从农村外流。因此，不完善的农村保险制度增大了农民的收入压力，加剧了农村资金的外流，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3.贵州省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3.1数据与指标选取说明

本文运用贵州省1978―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和Eviews6.0软件，探讨贵州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实际性，在阅读大量文献后，本文选取以下指标：

3.1.1城乡收入差距指标（IG）

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有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其中基尼系数较为普遍，考虑到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突出，为了保持指标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在翻阅既有相关研究发现，章奇（2003）、姚耀军（2005）等均使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本文沿用这种做法，即IG=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3.1.2贵州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CD）

许多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的衡量方法争议较大，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且银行贷款最能体现金融发展，因此，本文采取银行贷款/GDP来衡量，即FCD=银行贷款/GDP。

3.1.3贵州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

金融发展效率也是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能反映经济社会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能力，本文采用这一方法，即FE=储蓄/贷款。

3.1.4贵州农村金融发展指标（RFD）

由于贵州农村经济落后，金融发展缓慢，为了全面反映贵州农村金融发展现状，本文采用贵州农业存款和农业贷款的总和与农业产出之比衡量，即RFD=（农业存款+农业贷款）/农业产出。

3.2实证分析

3.2.1ADF检验

由于大多数时间序列是不稳定的，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关系，如果进行回归仍然能得到较高的可决系数。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必须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利用Eviews软件对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并依据AIC原则确定滞后阶数，具体检验结果为表3.1。

通过表3.1得出，四个变量原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大于临界值，则原序列都不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后，变量IG、FCD、FE在1%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值均小于临界值；变量RFD在5%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值小于临界值。因此，各序列一阶差分后的序列都平稳，达到了构建VAR模型的必要条件。

3.2.2协整检验

如果多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采用OLS估计，将不能正确反映变量间的线性关系，会出现伪回归，但各变量间的平稳线性关系又可能存在，这种长期的稳定关系为协整关系。由于本文变量超过两个，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在1%显著性水平下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其表达式为：

IG=1.65+2.89FCD-0.88FE+0.53RFD（3-10）

（0.40）（0.26）（0.53） （0.28）

括号内为标准差。从贵州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协整关系来看，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和金融发展规模为正相关，和金融发展效率为负相关，和农村金融发展为正相关。

3.2.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看出，贵州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表明变量间一定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对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3。

通过上表可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贵州金融发展规模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发展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

4.结论分析

第一，贵州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间为正相关，且金融发展规模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虽然近几年来，贵州金融业发展快速，金融规模有较大提升，但仍摆脱不了城乡间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一方面，城镇金融市场发达，拉动经济较快发展，有效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小，提供给农村发展的机会少，直接影响其收入，导致城乡间收入差距拉大。

第二，贵州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两者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显著。贵州经济落后，金融发展效率偏低，且与全国相比有一定差距，说明贵州并没有将大量储蓄资金利用起来转化为贷款，而是资金闲置，即在增加贵州金融发展效率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运转机制。

第三，贵州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且农村金融发展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贵州城乡间的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大量金融资源集中在城镇，农民只能通过存钱增收，且这部分资金不断从农村外流，提供给农村发展的资金越来越少，农村经济受到较大影响，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5.贵州省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思路

总体来看，主要通过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有效缩小收入差距，鉴于贵州金融业发展迅猛，提出以下思路：

5.1改善交通基础设施

贵州山多路陡，交通不便，对贵州农村的影响十分大。一方面，贵州农村丰富的药材、农作物、茶叶等运不出去，即使运出，成本也较大，严重制约贵州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交通不便使大量金融机构难以进驻农村，削弱了城乡金融的合作。因此，改善贵州农村交通尤为重要。现阶段，在贵州金融大发展的背景下，应加大对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让村村通油路能真正实现，并加大对农村公路的维护等。

5.2扶持农村微小企业

现阶段，农村微小企业由于准入条件等限制，难以通过金融市场创造资本，因此，政府应该对这部分企业给予扶持，通过补助、补贴、奖励、资本金注入等各种方式支持农村微小企业发展，建立专业公司，构建资金平台，让农村微小企业有筹融资途径，因而增加农村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5.3完善乡村旅游建设

如今，乡村旅游成为贵州农村居民收入的又一来源，但如果要发展好乡村旅游，必须加强农村基础环境等方面的建设，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游客。遵义作为贵州乡村旅游发展较快的地方，在“四在农家”政策的推动下，兴起了许多农家旅游，但一段时间后，由于资金和管理等问题，导致基础设施出现各种问题，流失大量游客。现阶段，应加大对乡村旅游的金融支持力度。通过资金支持，完善乡村旅游设施，提高乡村旅游质量，加大乡村旅游宣传力度，吸引更多游客。如此一来，金融的支持能有效增加农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Greenwood Jeremy，Boyan Ja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5）.

[2] 章奇，刘明兴，chen，陶然.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金融学，2003（11）.

[3] 姚耀军.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5（2）.

[4] 张立军，湛泳.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三大效应分析及其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2）.

[5] 伍国勇.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广东农业科学，2010（6）

注解

① 数据来源于贵州省人民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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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 我国居民 家庭金融投资 风险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的提高，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也越来越多，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金融市场发展不稳定，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并存。本文通过对家庭金融投资的基本理论进行研究，分析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及影响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因素，提出金融危机背景下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措施，为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的改善，居民可支配财富也越来越多，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意识越来越强，投资的渠道、品种也越来越多，投资规模也逐渐扩大。很多家庭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储蓄投资，而是不断的扩展为股票、基金、黄金、债券、保险、外汇等方面的投资，投资本身是风险和收益的集合体，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还存在很多问题，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受政策、人民币的汇率、银行利率、市场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无疑增加了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对居民家庭经济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如何更好的引导居民家庭金融投资，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一、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现状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金融投资也成为现代家庭投资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家庭金融投资分为银行存款、购买债券、购买保险、投资基金和股票等。银行存款是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居民最主要的金融投资渠道；债券投资氛围国债和企业债券，国债投资安全性较高，企业债券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保险投资也是安全性较高的投资品种；基金投资流通性强、交易费用低，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股票投资风险性高、收益也高。居民作为个人投资者大多资金有限，不具备机构投资者的规模优势，很多中的收入的家庭通常选择预期收益有明显保障的国债、银行存款等。2006年股票市场处于牛市时期很多银行存款流向股票市场，08年股票下跌很多资金转为储蓄资金，近两年随着我国社保制度的完善，投资保险的人群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

(二)我国家庭金融投资存在的问题

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市场发展不稳定，再加上金融投资中介机构、投资品种越来越多等情况，居民家庭金融投资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家庭短期投资动机较为明显，不具备长期投资的能力；居民个人投资规模较小，不具备规模优势；家庭投资者跟风投资和经验性投资较多，投资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较强，投资质量不高；居民接触的金融投资信息渠道狭窄，面对风险很难快速地做出反应；金融投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分析研究和判断，占用个人精力较多；居民家庭金融投资是个人投资行为，难以进行组合投资来降低风险等等。可见，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存在很多的问题，金融投资市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二、影响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因素

(一)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结构

居民家庭金融投资的基本来源是家庭成员在满足其消费需求后所剩余的那部分资金，因此，家庭收入水平和结构对家庭金融投资的规模、范围都有较大的影响。我国多数家庭收入结构单一，可支配的收入有限，居民在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会选择一些投资风险较低、收益较少的投资方式，来确保家庭经济生活的安全性，这就容易导致我国金融资产结构的不合理，不利于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二)金融投资环境机制有待健全

金融市场不仅受到货币汇率、银行利率、市场发展情况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政府的干预，为了维持市场稳定，一些政府干预的政策相继出台，政府经常参与经济干预市场，导致投资环境受到过多的干预，金融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受限，对投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加之家庭金融投资本身投资规模小、信息渠道狭窄、应对风险能力较低等，投资者很难做出正确的投资策略。可见，金融投资环境机制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金融市场投资行为的风险性。

(三)金融投资中介机构的投机行为和投资者的投资心态问题

家庭金融投资者受信息渠道、专业知识等条件的限制，偏向于信赖专业的投资中介机构来进行投资，他们能为投资者提供一些符合投资行为的理性化建议和选择。但是，中介机构往往从自身利益考虑，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忽视委托投资者的利益，为了避免投资者的问责，他们往往会跟随市场投资导向选择投资方向，并未真正从委托人的利益出发来选择投资。受到市场环境机制、政府政策等因素影响，金融市场机遇与风险并存，很多投资者没有摆正投资心态，抱着投机心态寄希望于短期的额外收益，选择了风险投资，缺乏理性的判断和分析，容易导致投资的偏差，无形中加大了投资的风险性。

三、如何更好的防范家庭金融风险

(一)加强对金融投资的认识，提高金融投资风险意识

家庭投资者在金融投资之前，加强对金融投资专业知识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必要的。主要是加强对家庭金融投资风险方面知识的认识和了解，例如，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资本风险、价格风险、市场风险、利率、汇率风险、投资者个人风险、专业理财机构运作风险等。居民在对这些风险类型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投资时就能够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来选择投资的品种和投资机构等，尤其是初级投资者，在认识并深入了解这些风险的同时还应当理性地看待这些风险，进行冷静的思考，做出理性的投资判断，增强投资的风险意识，提高金融投资质量。

(二)选择适合居民家庭实际情况的金融投资策略

选择适合家庭实际情况的投资策略，是降低投资风险的有效手段。居民家庭金融投资要以家庭收入水平、结构等实际情况为基础，对金融投资方式、风险、产品等进行全面了解的情况下掌握具体的投资操作要领，制定正确的投资方案和策略。家庭投资者在投资时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投资初期选择一些适宜操作的投资产品先进行投资，一步步的实施投资计划，确保投资的安全性，不能急于求成，要保持耐心，面对投资问题时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并认真执行，在对投资业务比较熟练的情况下可以逐步扩大投资范围、规模，在稳步前进中提高投资的效益。

(三)根据居民家庭金融投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金融投资品种

每个家庭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投资者可根据家庭资产结构状况或者是风险测试等方式进行投资分析和判断，选择家庭能够承受的风险指数的品种进行投资，确保投资导致的损失或者是背离自己期望值的指数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金融投资过程中，风险越大的投资品种往往潜在的收益也越高，相反投资风险较低的投资品种收益也会较低，投资风险的大、小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投资者的投资之前一定要考虑到并且明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免出现超过家庭承受能力的损失，给家庭经济生活带来不良影响。

(四)政府合理干预，完善法律监督体系

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多干预，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容易破坏市场自我调控机制，对商品的价格浮动产生影响，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是，在我国市场发展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适当的干预也是必要的，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还需要通过政府的干预行为去引导和推动，发挥政府调节的功能，引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其次，就是要健全法律监督体系，完善金融投资法律法规，规范投资者和中介机构的行为，同时保障家庭金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降低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

四、结束语

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外金融市场形势动荡，如何有效地引导居民进行金融投资，提高家庭金融投资的质量，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家庭金融投资的问题，提出通过加强对金融投资的认识，提高金融投资风险意识；选择适合居民家庭实际情况的金融投资策略；选择适应居民家庭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政府合理干预和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等方式来更好的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妍.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风险及其防范[J].特区经济，2011.4

[2]高尚杰.金融危机下家庭金融投资及其风险规避[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9.6

[3]秦建平.中国大家庭金融投资理财现状及趋势探析[D]内蒙古.内蒙古大学，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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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高校;思想教育;大众化

    一、金融危机的概念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致使正常的投资活动无法继续的情况。2008年,全美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寻求破产保护,将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考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高等院校也难逃金融危机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作为高校教育重中之重的思想政治教育更是面临着新的挑战,给高校师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在高校推进大众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金融危机对高校师生思想教育的影响

    1.金融危机下的高校师生思想现状

    (1)对当前的就业危机产生了恐慌心理。可以说,这一点在应届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企业纷纷面临减产、裁员甚至破产倒闭的困境,致使就业岗位急剧减少,使本来就十分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更是雪上加霜。在一项针对应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中,有超过50%的学生表示,目前面临的最大压力就是就业压力,远高于学习压力、经济压力和人际交往压力;而且不断加大的就业期望值与实际情况的落差也加剧了他们恐惧和逃避就业的心理。在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下,很多在校大学生也对自己上大学的目的、所学专业产生了迷茫和质疑,进而产生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和有害的思想倾向。这样一来,不仅不利于高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就业观,更不利于高校开展全面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另一方面说,受危机影响下降的高校就业率,也给高校教师造成了一定的恐慌。例如,就业危机对高校声誉的不良影响,对专业发展的禁锢,以及对高校收入的冲击,都会使高校教师群体的情绪及思想产生波动,进而影响高校就业励志教育的效果。

    (2)对高校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产生了质疑。大学生是一个具有独立性、选择性和多变性的群体,他们对各种教育模式认同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当前,高校的思想教育仍以管理学生为主,未能与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教师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与品质结构还有提升与完善的空间,课程设置的时代感、现实感也不强,理论对现实的诠释能力更有待提高,无法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兴趣。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负面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现实严重脱节,既没有就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专门讲述,又没有对学生讲清国家宏观形势、高等教育形势以及学校改革发展形势,无法引导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良好的心态,增强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因而也就无法让他们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产生认同感。对高校教师来说,学生对教育模式的否定,也容易让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前景、授课方式、学校发展等产生迷茫,进而影响他们对教育工作的热爱,对开拓专业研究的兴趣以及对创新教育模式的热忱。

    (3)对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心态。在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高校师生的经济保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对部分学生来说,家庭收入的减少,使他们学习和生活的经济来源不断缩减,给他们的在校日常学习和生活造成一定的负担。与此同时,社会助学来源和资金都有所减少,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高校家庭经济贫困学生的经济来源。而对高校教师来说,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的冲击必将波及高校,进而影响高校的整体收入,导致教师的各种待遇难以调高甚至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产生一些消极的态度,从而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

    2.金融危机给高校师生思想教育工作带来的挑战

    (1)金融危机给高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改变提出了挑战。过去,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多以学校教育为主,社会力量参与得比较少。而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下进行的,具有很大的社会性,根本无法回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如果仍然把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看做一种单一的学校行为,将无法向学生解答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因此,高校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需求出发,自觉地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置于社会大环境和家庭环境之下,建立起一整套良性的社会和家庭运行机制,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单一的学校行为变为整体的社会和家庭行为,为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2)金融危机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综合素质的提高提出了挑战。一直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中都处于主体地位,在思想、学习、就业及发展等诸多方面给予大学生各种有益的指导。因而,他们的个人品质、思维观念、教育手段都会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不仅引起了大学生思想的巨大震动,更动摇了部分大学生长期信守的很多观念,使他们在就业压力增大、经济持续低迷的现实面前充满了悲观情绪,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更加抵触,这就在无形中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大挑战,要求他们不但具有较强的政治发展敏锐性,更应具有一定的金融危机意识和知识。因此,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以金融危机应对教育为契机,通过对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针、教育方法等的全方位改革,建立一整套与金融危机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体系,用以推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3)金融危机给高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调整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为主,很少根据现实形势的变化作出调整,无法反映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极大地改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趋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主题提出了新要求,这就决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时代特征。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根据金融危机的本质特点和大学生思想变化及时作出调整,通过强化信念教育、责任感教育、挫折教育、危机教育等方式,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可能遭遇的各种严峻挑战,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性、预见性、前瞻性,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能够真正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益指导。

    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师生思想政治教育为载体推进高校大众化的重要意义及途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指导地位,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的时代命题。大众化是指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推动当代大众化,不仅是高校的首要政治任务,同时也是高校师生成长和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

    1.高校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推动大众化的重要意义

    (1)推进大众化,增强高校师生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念。当前,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形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各种思想观念交融激荡,各种社会问题交织缠绕,导致部分高校师生在理想信念、精神需求与认知需求上存在误区,不但不能正确认识金融危机对高校及整个社会的影响,还对信仰产生了动摇,甚至在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这不但不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而且也不利于更好地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历来重视时代的变化,并且善于根据时代的变化创新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其早在100多年前就对经济危机有了全面论述,为我们今天更加理性地认识和应对金融危机指明了方向。因此,只有积极在高校推进大众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教育,才能使高校师生正确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并树立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念。

    (2)推进大众化,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不可否认,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教育学生过程中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理论教育薄弱、教育形式单一、课堂教学多照本宣科等,无法及时准确地诠释时代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难以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因此,当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学生由于存在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和疑虑,无法利用所学的知识和受到的教育来正确认识和处理面临的各种新问题。为摆脱以上困境,就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加符合时代和社会的需求。而在高校推进大众化,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一方面,高校应通过教育机制、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的不断创新,来丰富最新成果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教材、走进学生头脑的形式,用以开阔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思路;另一方面,可经常聘请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用大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讲授学术界、理论界关于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共识,帮助他们厘清一些认识上的困惑和误区,使之增强理论对现实的理解能力,并掌握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从而成为真正的信仰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