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养老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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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社会资本;农村养老;民约失灵;村庄参与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

一、社会资本及其与对农村养老的意义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正式阐释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指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科尔曼则提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

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多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结合我国发展的现实,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信任、互惠、合作和规范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其中信任、互惠和合作构成社会资本的三大基本要素……因血缘、地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参与网络体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从而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乡村社会资本是农村养老的重要社会基础,其普遍存在性对解决农村养老困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家庭资本能为农村养老提供基本物质保障,家庭成员长期生活在一起,代际之间比较协调和融洽,为供养双方提供心理和精神上的慰藉和需求;

其次,村舍网络成为家庭资本的重要补充,通过同村庄社区内邻里之间的相互扶持、帮助,构成家庭养老模式的重要补充;

最后,村规民约构建农村养老的舆论环境,孝顺是百姓面子的核心内容,在农村生活中起着“一票否决制”的作用,同时制度性供给是村庄公共物品最可靠的来源。

二、乡村社会资本的现状及其对农村养老的影响

(一)人际交往的功利化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生产活动逐步被纳入市场经济体系,人情交往日益功利化,农户间的互助关系更多体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交往中的“互惠互利”的原则。特别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逐渐弱化,出于利益考量,兄弟姐妹之间对于赡养父母的责任相互推脱,赡养费用的多寡争论不休,老人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家庭养老资本也逐渐分散。

(二)团结和睦的村民关系日益淡化

随着市场经济对农村地区的覆盖和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邻里由于利益得失引发矛盾和摩擦冲突的现象逐渐增多,邻里功能大为削弱,信任度极大降低,出门不锁门不再安全,恳请邻居对家里老人的照看也不再那么放心,传统的家庭养老与邻里互助的功能日益弱化。

(三)村规民约失灵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各种农村制度体系存在及发生作用的客观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消失,原有的制度体系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造成概念界定不清晰、社会事务的管理无法可依等。传统的乡村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道德至上逐渐被利益至上所取代,村民通过经济优势可以弥补违背村规民约的损害。同时,长达数十年的国家政策的盲区,使得农村始终处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村庄公共物品的制度性缺失严重制约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

三、重塑乡村社会资本完善农村养老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乡村社会资本除了为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外,更主要的是利用乡村社区的非正式关系网络满足资源供给的需求。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日趋利益化,宗族、规制更是基于消失。政府行政权力在乡村的退缩引发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因此,培育乡村社会资本成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

(一)增加家庭资本储量,奠定农村养老的基本物质基础

一方面,扩展家庭经济来源渠道,重构家庭核心凝聚力,强调家庭责任意识,培育家庭资本;另一方面,开发老年人人力资本,增加自我资源积累。此外,政府对家庭养老的必要的政策、资源扶持也显得必要。

(二)提高村庄公共参与度,增强村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首先,通过“一事一议”等村民公共参与渠道,提高村民参与意识,增强村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其次,提高村民之间的合作效率,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培育村民的集体荣誉感;

最后,通过举办各种集体活动,增加村民之间的情感交流,密切村民关系,为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针对农村社会资本缺失的具体问题,制定一套适合青少年的德育原则,从小培育青少年的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传统道德理念。

同时,建立健全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比如大力推行农村医保、农村医疗保险等,增加政府的投资和公共物品供给力度。

参考文献:

[1]徐国亮,底线公平:农村养老社会保障的框架及其意义.生产力研究,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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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独孩父母养老意愿

养老意愿是老年人对老年生活的自主安排倾向，是老年人养老需求最直观、最现实的反映，因此养老意愿必须纳入养老问题的研究之中。相应地，安利鹏（2014）认为，传统的老年养老意愿也会随着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而改变。目前，有关农村独孩老年父母养老意愿的文献大部分都对养老模式，养老担忧，养老压力等方面进行论述。唐利平，风笑天（2010）通过对江苏和四川两省810户农村居民入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与同时代非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经济打算、养老担心度上有显著差异，并提出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是影响农村老年人养老意愿的重要因素。周长洪，刘颂（2012）等对全国5县（区）50岁及以上独孩老人的抽样调查和他们与子女的经济互动得出，农村独孩老年父母养老经济状况令人担忧。丁志宏（2014）通过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和家庭状况等因素分析，得出他们大部分都有明确的养老意愿。纪竞??（2015）对城乡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进行比较，数据分析表明养老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农村独生子女母更倾向于子女养老。

对养老意愿的界定不同则研究的具体范畴便也不同，大部分学者将养老意愿定义为老年人对养老行为的主观意见和看法，本文主要选择从养老方式、养老依赖对象和养老经济来源三个方面分析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

（一）养老方式

农村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对于养老方式的选择是由其主观因素和农村客观条件共同作用决定的。主观因素主要是农村老年人受传统观念和家庭习俗的影响，仍普遍认为家庭养老才是他们的最终归宿，只有少部分会选择社会养老和机构养老。客观因素主要是农村社会机构养老发展不完善，很多农村地区在现阶段并没有条件提供社会养老。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农村地区独孩老年父母数量仍在持续增长，他们的养老需求再不是简单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活照料等，而是随时展呈现出多样化需求。而目前的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保障主要有家庭养老保障、农村低水平社会救助保障和农村养老保险等形式。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了农村家庭人口流动的同时也提高了独生子女户成为“空巢”的概率，削弱了家庭养老保障能力；农村发展较城镇滞后，各项基础设施欠缺，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提供不足，降低了社会养老水平。养老方式的选择未必就是老年人的最终养老模式，但就总体趋势而言，农村独孩父母仍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模式选择，他们良好的心态传递着养老模式在将来或有改变，未来农村独孩父母养老将呈现多样化趋势。

（二）养老依赖对象

农村独孩父母关于依赖谁养老的答案主要有子女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子女养老即与子女住在一块，由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等，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和现代“人力资本代际投资”理论都能推出农村独孩父母更倾向于由子女提供养老的方式。然而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农村独孩家庭子女离开家乡，外出求学或务工，滞留或选择长期留在他乡生活。那么，那些农村独孩父母的养老又该由谁来保障？传统孝文化延续至今，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是每个社会公民的道德原则，拒绝赡养老人的现象极少出现。因此，农村独孩父母对子女是否愿意主动赡养父母还是很有信心的，而独生子女是否具备赡养老人的能力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独生子女一旦组成新家庭开始孕育下一代，生活压力便大大增加，不仅要培养小孩，还要赡养双方各自的老人，如果爱人也是独生子女，便形成“四二一”家庭结构，这对独生子女在经济、精力、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巨大压力，大大降低了子女对父母养老的支持力度。依靠子女养老和自我养老仍是农村地区独生户的主要养老依靠对象，而独孩政策增加“空巢”率的同时提高家庭养老风险，因此真正面临养老保障需求时，他们也可能转向社会养老保险以分散养老风险，增强养老保障安全感。

（三）养老担忧

养老担忧是老年人对未来养老需求能否得到保障的忧虑，农村独孩父母的养老担忧主要在于他们老年生活状况、经济供养状况、精神慰藉和社交需求情况等方面。养老担忧最核心最关键的便是养老经济来源，农村独孩父母早期对孩子投入教育资本，孩子组成新家庭后需要帮忙购置房产、家居用品等，对老人自身养老储备产生挤出效应，而独生子女自身生活压力大，对父母养老支持不足，经济独立能力差的在父母中老年时仍然会是“啃老一族”，何谈为父母提供养老经济支持。当老人们患有疾病或丧失行动能力时，独生子女又如何为老人提供悉心照料，守候于老人身旁呢？因此，独孩父母对老年生活特别是患病后能否得到很好的照顾有较大的担忧。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将全部的爱和精力投入在这唯一的孩子身上，当老年人年龄不断增加，他们的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却不断下降，独孩老人希望老年生活能有孩子陪伴左右，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旦独生子女离开家乡，“空巢”老人们便只能与老伴互相照顾，他们的精神无所寄托，儿孙绕膝、老有所乐成为空谈。由此可知，农村独孩父母最主要的养老担忧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上。他们希望能由子女提供养老保障，但同时也能接受满足他们养老需求的其他方式，这对多渠道提高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障水平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影响农村独孩父母养老意愿因素

影响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的因素众多，难以将其绝对化界定，章正，姬文刚（2013）以浙江省兰溪市独孩老人的现状，包括经济、健康、生活自理能力状况分析得出这些因素都对老人的养老意愿有显著影响。王翠绒（2014）提出，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的经济风险、空巢风险和失独风险既是影响养老意愿的因素也是造成农村独孩父母养老困境的原因。张必春，江立华（2014）以湖南省8市调查为例，分析失独父母的养老诉求（生活救助诉求，精神慰藉诉求等），集中反映独子户中失独成员的养老意愿。王学义，张冲（2013）基于四川省绵阳市、德阳市的调研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独孩父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居住情况、子女就业地方和是否有养老保障等因素对养老意愿有显著影响。从以往学者们所做的研究可以大致将影响因素分为环境因素和家庭因素两大方面。

环境因素主要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养老保障服务水平低，农村养老保险覆盖水平有限，独孩父母可依赖的社会养老支持力不足，只能保守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以自我养老和子女养老为主要期待。而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快速外流，大大削弱了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水平。因此，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特别是独孩老年父母将更多地接受社会养老方式，通过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以提高防范养老风险能力。从辩证角度看，农村经济水平、养老保障事业落后于城镇，是农村独孩父母对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进行博弈性选择的主要因素。

主观方面主要是农村独孩父母及独生子（女）的基本状况对养老主体养老意愿的影响，独孩父母的年龄、性别、学历、经济条件等都直接间接地影响着老年人养老意愿。年龄是影响独孩父母养老意愿的重要因素，不同年龄段的老人随着时间的沉淀和阅历的增长会出现不同的养老需求，对自我养老现实情况也有不同的了解，第一代农村独孩老人现已逐渐步入老年阶段，他们基本丧失劳动能力，较“低龄老人”而言，更实际地对家庭养老产生迫切需求。从性别角度分析，女性老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高于男性老人，这一变量对丧偶的独生户养老意愿研究有重要意义，失去配偶的女性在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空洞使其对唯一的孩子产生巨大的依赖。农村人口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步入老年期的独孩父母更是如此，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村独孩父母对未来养老有更明确的想法，即教育程度与老年人养老意愿成正比。家庭经济条件是影响独孩父母养老意愿最主要的因素，父母双方经济来源稳定、家庭经济基础好的，养老储备和养老支持力都相应较高，其养老担忧程度则低于经济情况差的独孩父母。

三、摆脱农村独孩父母养老困境

计划生育政策是以牺牲独生子女家庭未来养老资源为前提下，它为国家带来人口红利，因此国家和政府必须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承担相应责任，通过制度设计和经济补偿提高独孩父母养老保障水平。根据对农村独孩父母养老意愿和养老预期的分析，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完全满足独生户的养老需要，因此，农村社会养老应与传统家庭养老相辅相成，独孩父母的养老观念也应随时展而发展，只有国家、政府和家庭共同努力才能摆脱农村独孩家庭养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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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农村养老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

一、农村社区互助合作养老模式必要性

（一）4-2-1家庭模式驱使下，大多农村老人无人照拂

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结构转型，农村独生子女现象也随处可见，家庭代际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城市化进程加速，吸引大量青壮年进城发展，让很多农村地区成为“孤岛”农村老人无人照拂，“老无所养”问题严重。由于我国4-2-1家庭模式凸显，年轻人承担的各方面压力日益变大，既要抚养孩子，又要赡养老人，以及中国这种“管小不管老”的错误观念，子女们顶着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压力，即使想照料家中年迈父母，已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这些老人晚年该何去何从？

（二）农村老人养老积蓄有限，适合互助养老模式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长期以来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河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村地区80%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且大部分没有养老金，农村老人到了晚年几乎没有任何收入，又受中国传统错误思想影响，老人们年轻时辛苦劳动积累的家庭积蓄，到老又会向年轻儿女及后代倾斜，这种重幼轻老的观念使大部分农村老人晚年没有任何积蓄、收入入住机构养老院，那么农村社区互助合作养老模式将是他们“老有所养”的首选之处。

二、农村社区互助合作养老模式具备的优势

（一）互助合作养老模式运行成本较低

河北省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农村空巢、留守老人B老问题，在肥乡县率先成功探索一条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新道路――肥乡县互助幸福院。这种模式是由村集体主办，由村干部兼职管理，运营经费来自国家财政拨款和村里集体经济。幸福院依靠政府资助、村里集体经济建设，建设规模、标准不一，大都是村集体租赁或利用村里闲置学校改建、扩建而成，建设成本较低。互助幸福院内水、电、暖、煤等日常开支以及配备的电视、麻将、纸牌等娱乐设施都由集体提供，老人们免费享用。另外，互助幸福院没有专门管理人员及服务人员，老人们实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年满60周岁，生活能自理且儿女同意的本村独居老人可自愿申请入住，入住时老人们只需自带米面油和蔬菜即可，养老院内为老人们提供菜地，老人们既可以自种自吃节约开支，又可以强身健体，愉悦心情。这样的养老方式，养老院的建设与管理成本低，政府支持的起，老人们愿意入住，子女们觉得放心。

（二）互助合作养老模式在农村的适用性较高

互助合作养老模式非常适合农村老人养老。幸福院被称为“家门口的养老院”老人们离家不离村的养老方式，迎合广大老年人“乡土难离”的精神需求。老人们在本村养老，生活环境没有改变，且居住在幸福院的老人都是同村老人，彼此之间熟悉，有共同的语言及兴趣爱好，老人们不会有背井离乡的孤独感，自然感觉踏实满足。当调研组走进互助幸福院时，看到的不是老人们四目相对发呆的场景，而是老人们洋溢在脸上幸福的笑容。随着年纪增加，老人们生理机能普遍衰弱，入住互助幸福院的老人大多又是高龄老人，一旦发生突发性意外，子女们也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及时救治。

（三）互助合作养老能够赋予老年人新的角色

当我们一旦退出工作领域，年满60周岁将被视为老年人，到这一阶段无论身体是否健康，都将被视为需要“被供养的人”这让很多老年人心里产生孤独感和情绪失落，认为自己已经不再被社会需要了。但是互助幸福院实行老年人互帮互助模式，身体条件好的低龄老人负责照料高龄老人的日常生活，本着“低龄照顾高龄，健康照顾体弱”原则，有多少能力就贡献多少能力，这是互助幸福院老人的共同心声。让老人们在互助合作中发挥自身优势，既能解决自己生活问题，又能帮助他人，发掘自身的价值。互助幸福院率先走出了养老新道路，让老人们在养老过程中发挥余热，赋予他们新的角色。

三、农村社区互助合作养老面临的问题

（一）互助合作养老资金来源单一，养老资金短缺

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原则是国家政策补贴和以村集体为主体共同建设，解决农村独居老年人养老问题。由于我国尚未将其纳入正规养老保障序列，每年仅拨款20000～30000元用于幸福院的水、电、煤、气等基本运营建设，其他完全靠村里集体经济支撑，互助院老人完全免费入住。在肥乡县调研发现，很多县并没有互助养老的预算，且很多村子目前没有集体收入，村里没钱，完全靠政府资助运营的养老院注定不会长久。农村互助养老的资金来源单一，养老资金短缺，使得很多乡村互助幸福院房屋租赁条件差，危房改建、扩建情况屡有出现，幸福院内配套设施薄弱，多数来自于宾馆、单位和家庭淘汰的床铺、床单，居住环境较差，老人们住的不踏实，导致一些乡村互助幸福院床位空置现象严重，很多幸福院开办时间不长，便出现停滞运营现象。“资金短缺”是制约农村互助幸福院发展的主要瓶颈。

（二）互助合作养老模式普惠性差，覆盖面狭窄

幸福院规定，村里年满60周岁，生活能够自理的独居老人可申请入住，但当我们走访幸福院时发现，入住老人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且生活能够自理。可见，幸福院目前居住的都是高龄、超高龄老人，独居且生活能够自理，入住群体受限，不接收不能自理老人。但是，我国目前养老最大难题却是那部分子女无力照拂，高龄、失能老人，而互助幸福院却把这部分老人排除在外，商业化机构养老院收费太高，多数农村老人及子女负担不起，那么他们晚年将何去何从。解决农村半自理、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是难点，找到他们的真正需求在哪，促进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全覆盖，惠及广大农村老人。

（三）互助合作养老模式没有体现“真正意义”的互助

在走访肥乡互助幸福院时发现，老人们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助养老，没有真正实现互帮互助，低龄照顾高龄，健康照顾体弱的养老模式。他们之间的互助养老仅停留在简单的精神慰藉层面，村里老人们抱团聚在一起聊天谈心，疏解心中寂寞。很多老人白天到幸福院坐着晒太阳聊天，晚上便回到自己家中，并非我们之前所想的互助养老模式。可见，很多农村互助养老仍是“空架子”做给外人看的漂亮“花瓶”并没有从老人实际需求出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助。

（四）互助院老人突发性意外事故责任认定不清晰

农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从探索之初，迄今为止国家尚未将其纳入养老保障范畴，关于它的性质，相关部门一直没有做出明确定义，很多互助养老法律规范和相关政策缺失，处于法律和政策盲区。老人的生理机能逐渐衰弱，尤其是肥乡幸福院大多是高龄老人，行动不便，老人们长期在一起，难免会产生摩擦，碰撞等突发性意外事故，这一责任由谁承担，目前我国在这一层面还没有做出相关法律责任认定。出于人道主义，老人们入住幸福院之初，子女们便于幸福院签订协议，老人在幸福院一旦出现意外，幸福院不承担任何责任，但这一协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仅靠老人子女与幸福院共同维持，若长期如此，将会制约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

四、农村社区互助合作养老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新路径，弥补资金不足

首先，互助幸福院建立和运营经费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财政投入，村里的集体经济普遍薄弱，没有额外资金注入幸福院，资金渠道来源单一，是阻碍农村互助养老的主要瓶颈。政府应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纳入规范，将互助养老的性质明确定位，互助养老建设列入财政预算，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扶持乡村集体经济，提供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村里在外经商的“成功人士”回报家乡，鼓励社会、民间资本注入幸福院。其次，互助幸福院可以开创新型互助模式维持运营。村干部可以鼓励村里未到60岁还不符合入住幸福院的老人，或村民利用闲暇时间到幸福院做无偿护工，进行义务帮忙；幸福院建立互助档案，将平时义务帮忙人员的基本情况，无偿帮忙时间累计叠加，按月或按年汇总。等他们过60岁，或者他们直系亲属晚年需要帮助，幸福院会给与优先照料，这样既节省了幸福院聘请护工的成本，又能使老人得到更好的照料。

（二）互助合作养老模式从“墙内”延伸至“墙外”

互助幸福院应尽早打破互助群体受限问题，既要考虑生活能够自理的独居老人，也要考虑生活不能自理的独居、失能老人，在解决幸福院“墙内”自理老人养老问题同时，创新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互助触角延伸至“墙外”，针对农村高龄、失能老人提供有偿上门服务，重点解决他们养老问题。老年人既是养老服务客体，也是养老服务主体。村里高龄、失能老人由幸福院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上门护理，打破过去无偿互助模式，上门提供服务的低龄老人可获得老人子女支付的相应费用，费用标准由幸福院根老人需求，健康程度统一规定。由于农村老人晚年基本没有收入，如果让他们照顾其他有需要的老人，并支付相应劳务报酬，老人们表示很愿意提供这种服务。比起雇佣专门护理人员，成本大大减半，既可以减轻“墙外”子女们负担，又可以解决养老问题。

（三）关注老年人真正需求，实现真正养老

完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要考虑到老年人的真正需求，而不是顺应政府政策，让互助养老成为敷衍政府的“面子工程”。农村老人能够入住幸福院，或者愿意来到幸福院，即使白天聚在一起聊天谈心，晚上回到自己家中，这已经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变，突破农村原有“让老人住养老院就是儿女不孝”会被街坊四邻笑话的传统观念。政府及各级干部，应看到这一转变，整合村里资源，加大建设力度，树立村干部责任心，提高幸福院基本公共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养老环境，积极引导农村老人入住幸福院，既考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也要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找到农村老人的真正需求，为广大农村老人的养老尽心尽力谋实事，实现老年人生活与精神慰藉一体的真正互助式养老。

（四）推进农村社区互助合作养老模式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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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家庭养老模式；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改革

在人口老龄化愈演愈烈的当今世界，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正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以何种方式养老，才能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拥有一个舒适、安心的养老环境，是目前困扰全球人民的难题之一。

纵观国内外的养老模式，其中家庭养老模式尤其引人瞩目，其历经千百年而仍有无穷的活力，这说明在当今社会，家庭养老模式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挖掘其内在的意义和价值，正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探讨和研究的。如今各国的家庭养老方式，尽管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条件方面各不相同，在具体内容和方式上存在差异，但是老人对于家庭的依赖和所追求的养老目的却是一致的。纵观世界，目前的家庭养老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老年夫妻同居生活或老人单独生活，子女亲属从旁扶助，并保持一定的密切联系；二是老年人与子孙同居，互相照料。根据人们对家庭养老方式的理解和定义不同，因此具体的供养内容和实现方式也有所差异。绝大多数学者将不同的家庭养老方式主要分为互动型的家庭养老方式、独立型的欧美家庭养老方式、同居型的日本家庭养老方式这三大类。

一、国内外的家庭养老模式比较分析

（一）互动型的家庭养老方式

正如在其《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一文中所解释的：中国式养老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养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都要对上一代反馈的模式。”而这里的反馈模式，即指家庭内代际成员间的互动，这是互动型家庭养老中不可或缺的存在。除了互动外，还有家庭内有关成员间的互惠，即交换模式。例如老人帮助子女照看家庭、抚养孙儿女、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而子女担负起赡养老人、养老送终的责任，双方在互惠中各得其所。

一般而言，家庭养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赡养，即有收入的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的保障；二是生活照料，即老人在家庭里得到儿孙辈提供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服务；三是精神慰藉，即老人在家庭里能获得精神上的依靠，情感上的交流，获得心理的慰藉和满足。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问题，城乡间的家庭养老存在较大差异。仅身份为国家干部、国营企事业和部分计提所有制企事业的工作人员，才享有离、退休金，而这部分人仅占全部老龄人口的30%，且大多居住在城镇，他们在独立生活的经济方面是无忧的，但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和独自生活，往往会有孤独感、失落感。对于农村的大多数老人来说，主要靠子女供养，家庭养老为主，自养为辅。[1]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流入城市，“村改社”过程中，大量农民摇身一变，成为了“城里人”，但他们的社会保障却陷入两难的尴尬，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强调自我意识和私密空间的同时，家庭结构逐渐向核心家庭转变，互动型的家庭养老模式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二）独立型的欧美家庭养老方式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普遍由过去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在欧美的大多数社会，养老的第一经济来源就是社会保险收入，正如美国费德汉姆大学老年学中心的马乔瑞斯教授形容的：“虽然美国多数老人在自己家里独居，法律又没有关于子女尽义务条文，但并不意味着老人处于没有重要亲戚关系的被遗弃状态。对老人的社会供养，由家庭和其他人提供的重要的、非正式的服务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提供的正式服务。”[2]美国政府通过直接行动或委托机构，为老人提供生活收入、住房、保健、安全和交通等方面的基本福利。但是家庭在为它的老年成员提供的服务和个人间的社会供养仍保持着主要作用。因此，老人离开了家庭这一保护和家人的帮助，处境可能很不利。

欧美老人的家庭养老是独立型的，这与欧美社会强调个人尽量少量地依赖他人的情况下独立生存的价值观的体现，正是这种独立和自给自足的社会精神渗透到西方文化的每个方面，使得老人即使独自呆在家里，也不会和子女居住在一起。而西方政府会强调通过社区支持老人的家庭，即以社区为基础的正式服务，通过上门服务增强老人在家庭中的生活能力。但家庭提供的非正式服务和社会提供的正式服务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家庭是老人从亲密程度和私人关系的基础上进行选择的，帮助虽然不够专业或技术性不太强，但是这种帮助会比较及时和灵活，综合个人的特殊需要，而且给予的情感上的支持是很关键的。

（三）同居型的日本家庭养老方式

日本是世界工业强国，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逐步推行老年社会保险制度和开始家庭现代化进程。作为“日本社会保险制度的一部分”，全国养老计划于1961年实施，采取由公众供养老年人的作法，原则上对城市和农村的老人都一视同仁。当老人的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时，那么他们每月可以领取一定金额的老年人福利补助金。[3]但同时，老年福利养老金、大部分正式社会服务和医疗补助项目原则上是假定家庭是服务的基本提供者，并以户为单位的服务制度制定标准，而日本家庭法也规定了子女在法律上有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从日本的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来看，“只有父母与已婚孩子共同生活才被认为是正常的，”这是一种给人安宁的生活形态，尤其是家中长子，与老人分居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二、如何构建我国特色家庭养老模式

跨文化的家庭养老方式比较，家庭养老不仅在当今还是在今后，不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而这与家庭养老方式自身的特性及其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虽然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的家庭养老方式是以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为前提，以社会养老为基础的，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有性质上的不同，但也存在着家庭养老的共同特点，[4]因此的它们的家庭养老方式及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存在着积极意义，我们应加以借鉴，通过对中外文化的融合，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养老方式，并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独生子女独自组成核心家庭，分离原来的联合家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在独立型的家庭里生活。而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社会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都有了一定的进展，从而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使得人们对家庭的依赖转向到社会；第二，我国逐渐形成了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建立了充实而完善的养老金制度，为老人独立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第三，人们的亲子同居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即只要老人一方或配偶的健康状况允许，老人独立的价值观也在加大。[5]

而随着老人独立型家庭的不断增加，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要借鉴发达国家通过社区一级来为老人提供生活服务这一模式，大力发展社区老年生活服务事业和老年家庭生活服务事业，给老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对于社会发展和稳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

三、构建“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中国特色养老模式

费老认为“养老防老”是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这一模式有其历史的经济基础，但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这一模式注定也是要随之改变的。也就是说，亲子间抚养和赡养互动关系的变化与否，是与经济基础密不可分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养老方式的变化。

而如何顺利度过这一转变，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改变父母生儿育女的传统观念，并从根本上改变“养儿防老”的观念，抚养子女是一种义务，也是子女不可剥夺的权利；二是要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无后顾之忧，切实解决“老有所养”问题，一方面要让老人摆脱自己是自己是子女和社会负担的精神包袱，另一方面要让老人摆脱在经济上对子女的依赖，有尊严、有保障的独立生活。这样，构建和发展以精神上和情感上的相互交流和生活中的相互照顾为主的互补型亲子关系就有了思想条件和经济基础。[6]

当前，我国的家庭养老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都是不可忽视的，经济改革对家庭养老方式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从其正效应来看，改革加快了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方式转变，而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不断完善，克服家庭养老的狭隘性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实行以社会养老为主的制度。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养老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也为调整城乡差距、各阶层差距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而从其负面效应来看，市场经济体制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农村的集体生产单位已经不复存在，生产和经营以家庭为单位，赡养老人的责任和负担完全由家庭承担。同样地，在城市里，部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着关、停、并、转的风险，甚至无力支付职工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因此，退休职工的养老和生活保障都难以满足。

可见，家庭养老方式在当今中国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如何在保留传统养老方式精华的同时，融入社会养老方式的内容，从而构建和培养“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中国特色的家庭养老模式，这是值得我们去不断探讨和论证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养老模式顺应时展潮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国特色的家庭养老方式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参考文献]

[1]郭竞成.居家养老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社会保障研究，2010，01：29-39.

[2]郭凝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外农村养老模式比较与思考[J].甘肃农业，2010，03：52-54.

[3]何建良，潘剑锋，刘峰.中西养老伦理比较[J].江西社会科学，2010，05：55-59.

[4]王瑞华.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的比较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68-73.

[5]朱嫒嫒，李士雪，吴敏，宁博.我国农村与城市养老现状的比较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0，10：692-693.

篇5

基金项目：福建省2014年教育厅社科项目“需求理论视角下离退休职工的文化养老研究”（JAS14192）;漳州市2014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漳州市城乡老年人文化需求及精神养老模式探析”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黎春娴（1978-），女，湖南汉寿人，闽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社会保障问题;徐继红（1972-），女，福建漳州人，闽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老年社会工作、社会管理。

社会资本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社会网络理论研究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自提出伊始，“社会资本”概念就以其丰富的学术内涵和强大的解释能力受到学者们的青睐，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论题和分析范式，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乃至历史学等等学科的专家学者纷纷用“社会资本”来解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现象。而这一理论工具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中所强调的社会优先、个人服从集体、人际关系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等，很容易和社会资本理论相契合。故此，本文尝试用这一分析框架对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建构的社会资本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新的启示。

一、农村社会资本：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一种解决范式

1.社会资本的概念。理论界普遍认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最早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并把它引进了社会学研究领域。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的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1]随后，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的框架。他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提供便利。”[2]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的概念都是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真正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对社会资本做了这样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这样，普特南在科尔曼等人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作用。接着，托马斯?福特?布朗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逐一阐述了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整合成前后一致、理论一贯的知识体系。布朗将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称为嵌入自我的观点，主要讨论的是个体通过社会网络（包括自我在内）调动资源的潜力。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称为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的是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中的自我之间联系的定型，以及资源因其特殊结构而通过该网络流动的方式。宏观的观点称为嵌入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的是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4]布朗微观层次的观点是个人融入网络的产物，它以各种关系存在，包括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等;在中观层次上的社会资本以各种组织制度、组织规范、习俗规则而存在，包含个人或集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殊位置而对资源的可获得性;在宏观层面上是指组织、社会和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包括了和谐的社会关系、有效的制度规范、普遍存在的信任等等。

从以上社会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来看，社会资本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内涵和外延。其在研究中国问题的适用性上，有学者提出，就中国而言，社会资本的研究势必走向西方话语与中国问题的统一，中国的研究者们在熟悉西方语境的条件下，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结合具体研究认识中国的社会资本是什么或不是什么。[5]中国社会尤其农村社会一向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利益和群体利益，村域中基于血缘、地缘和亲缘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乡村各种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农民对村域共同体具有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这些特征使得社会资本很容易在中国农村找到理论原型和经验证据。郑传贵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社会，因血缘、地缘和亲缘等因素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6]结合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农村社会资本就是在农村社区中，农民通过长期的相互交往在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等价值观背景下形成的信任、互惠的代际关系和社区关系，以及围绕这种社会关系形成的社会支持体系。因此，农村社会资本有了三个层次，即文化规范层次、社会关系网络层次和社会支持体系层次。

2.农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养老模式的逻辑关联性。“农村养老”，即对农村老年人的供养，使其能在年老时闲居休养。“农村养老模式”的内涵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谁来养老，即供养的主体是谁;其二，在哪养老，即供养的地点和住所在哪;其三，如何养老，即供养的质量和效果如何。当前中国农村养老从这三个层面上概括来说，主要是在家庭内由子女基于孝道的伦理要求进行的较低层次的供养，即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支柱。但在传统文化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化的转型时期，家庭养老的质量大打折扣。“421”的家庭结构模式使得家庭内部“重幼轻老”现象严重，老年人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弱，传统的农村养老方式遭遇了现代化的困境。那么，解决当前农村养老困境，构建以家庭养老为主、互助自我养老、社会化养老、商业养老以及政府养老为辅的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就和农村社会资本有了逻辑上的关联性。质言之，社会资本是解决养老困境、构建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重要途径。社会资本的大量存在是构建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重要前提。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文化规范资源，有助于减少和克服养老道德风险，同时有助于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互助和共济意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或关系网络，有助于网络成员动员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支持体系，是体系内成员主动寻求与建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支持的过程，这些为构建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提供了现实选择。

二、转型期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本分析

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本不仅仅包含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体现支配着人们互动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度、价值观等文化因素，也包含了人们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形成的信任互惠等行动能力，体现了人们获取资源的制度因素。农村社会资本不仅仅是农村社会的支撑制度，还是维系农村社会发展的纽带，是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伦理本位中的慈孝文化――文化规范资本。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首重家庭，因而，家庭在伦理本位社会中居于首要的位置。尊老爱幼、父慈子孝等传统道德规范制约着所有生活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的人，“慈孝”便是做人的根本。我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这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对“孝”提供了法律保障。百善孝为先，家和国昌盛。孝道是调节家庭代际关系、形成和睦温馨的家庭氛围、促进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剂良药。虽然在现代转型时期，传统的孝道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敬老孝道“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融于他们的血脉里，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和不可轻易改变的精神品格。事实证明，正是传统尊老文化对中国家庭养老模式发挥着强劲而有效的功能，和谐的家庭养老便成了农村老人几千年来一直固守的难解情结”。[7]家庭、家族、亲属等初级关系对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具有重要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对老人们来说，家庭是其为之付出了一生心血的情感所系，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因此，家庭以及围绕家庭形成的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祖孙关系以及各种亲属关系是老年人的情感依靠。家庭养老模式在物质支持、日常照顾、情感慰藉方面具有其它养老模式无法替代的优势。虽然中国转型期以来家庭模式以核心家庭为主、家庭内部的权威结构中家长权威旁落，但是绝大部分老年人仍然选择在家养老。现代社会的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不仅仅是要求子女在家庭养老模式中，对老人不仅有“物养”（即有地方住，有饭吃，有衣服穿）而且还要有“神养”（即要有精神供养，嘘寒问暖，聊天唠家常甚至送孙辈和父母团聚等）。笔者2012年对福建省农村地区的调研中看到，在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开支来源中，90%以上的老年人生活开支来源于子女供给，有些还有孙辈的“孝敬”。而老年人的生病照顾、日常起居和心理有不愉快后的倾诉对象大部分是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这些都足以说明作为一个历经千年的伦理社会，孝道文化的传统仍然十分强大，依然是指导和约束当下农村养老的主流意识，仍然是家庭养老这一农村养老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文化资本。当这种文化资本与其它的社会资本相互衔接和配合，即可在现实的农村养老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并极大地改善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状况。

2.民间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资本。国外的研究经验表明，社会资本的产生和更新与大量的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发展有关，发展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有助于推动公民社会发育，进而促进社会资本存量的迅速增加，各种新兴的社会组织还能替代日见消失的传统的社会资本。在社会组织中，公民间的对话、商谈、组织和合作能找到有效的合作场域。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大部分的社会关系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关系网络，相互之间密切联系的程度较高。家族、宗族、亲属关系以及邻里互助都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亲帮亲，邻帮邻，自己人帮的是自己人”。由于长期的地缘交往因素，老年人对亲属、邻里有着天然的熟悉感、依赖感和归属感。因此，以熟悉感、信任感为建立基础的农村各种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比如农村老年协会①、庙会乃至各种宗教组织）成为很多农村老年人寻找生活乐趣的主要场所。这些社会组织凑集各种社会资源组织文艺队、创办各种经济实体，把老年人的生活世界扩展至公共空间，不仅提供了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平台，而且起着集体娱乐功能、帮困救济功能、社会舆论的控制功能和文化的传承功能等等。如在政府推力下迅速发展的老年协会，以其强大的连带性吸纳功能使其在农村的权威结构和集体行动的结构中具有较大的动员能力。胡宜、魏芬在湖北洪湖的调研发现，洪湖渔村老年协会建立并开展工作后，渔村老人的生活状态有了明显的变化。老年协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让全村的老年人都参加;还凑集资金对本辖区内的重病户老人、生活困难的独女户老人进行各种救济;并且对本区域内的虐待老人事件进行舆论谴责或直接调解。这些都促进了老年协会和传统的孝道伦理相结合，践行孝道文化，使农村老年人在获得“供养”的前提下，更能达成“孝养”的结果。[8]笔者在2012年福建农村地区调研中发现，福建农村地区的一些民间组织活动非常活跃，很多村庄都有祠堂管理委员会或村庙管理委员会组织，而且几乎每个行政村都有老年协会。这些群众组织或者民间组织积极开展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腰鼓队、大鼓凉伞队等等），还提供多样化的养老保障内容（支付老年人补助金、重阳节慰问金、高龄老人补助金等等），尤其注重农村老年人的精神保障，成为新时期农村多元化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资本的发展，又为农村养老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农村互助型自我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主要以农村老年人群体为主，在集体活动中寻找精神慰藉，它尤其适合于低龄、身体健康、子女不在身边共同居住的老年人。这种养老模式还可以挖掘低龄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变“被动供养”为“主动供养”，为更多的老年人服务，真正形成一种在传统社会差序格局基础上的信任和合作意识，也就是一种在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发展出的相互协作和互惠规范。互惠和互助规范的发展也进一步夯实了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社会资本基础。

3.新农保制度――支持体系的扩展。政府是社会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政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对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增加至关重要。[9]在中国的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乡镇是最小的一级国家政权形式。而在广大的农村社区，国家意志的贯彻是靠群体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进行的。在经济上，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有着天壤之别。为了消弭这种制度性差异，在城乡统筹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框架下，我国政府进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于2009年开始在全国10%的县（市、区、旗）试点、计划在2020年实现全国范围内全覆盖的新农保制度，让全国的农村老年人过上“有养老金拿”的日子。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披露数据，截至2012年9月底，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部开展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城乡居民参保总人数4.49亿，1.24亿城乡老年居民按月领取养老金。[10]新农保制度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方负担的模式。相对于旧农保，新农保最大的亮点就是政府补贴，年满60岁的农村居民最低可以领取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近年来，国家财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每年都增加1万亿元以上，增幅达20%以上。如果以当前1亿农村老龄人口为基数，由政府承担基础养老金，按每人每年国家支付2400元计算，仅需2400亿元，不到当年财政增长的10%。因此国家有足够的财力保证这项制度的贯彻和实施。当然，不同地区的补贴数额可能不一样，笔者在福建省的调研中了解到，最低的55元，最高的达300元。这笔钱虽然数量较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老年人的经济困境问题，但是每个月可领的养老金形成了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有力的经济保障。据中国老龄委2002年的调查，老年人个人月平均生活费（不含饮食费）为102.10元，城市为145.13元，农村为58.14元。[11]农村老年人月消费额比较低。那么新农保中的最低55元的基础养老金在制度上能给老年人以较好的保障。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政能力的增强，国家补贴部分还会相应的提高。这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大的“利好”。在笔者进行的调研中，很多老年人表示“政府太好了，不仅不用交税，还拿钱给我们”“很满意，万一有什么急事还可以用，还可以存下来给孙儿”“每个月领的新农保金对我们的生活算是补贴，生活比较有保障”“至少买米的钱有了，不用找孩子们要了”等等。这说明新农保这个正式的制度资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比较明显。总之，新农保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体系从“家庭―社区”扩展至“家庭―社区―政府”。社会支持体系的扩展，有利于农村老年人从社会体系中获取资源，从而提高其养老质量和养老水平。

三、农村社会资本在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构建框架中的作用

在农村构建多支柱养老模式的过程中，社会资本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不能够为全国所有地区的每一位老人提供养老的所有资源，这需要农村社会具有一定的“自生产”能力，社会资本无疑是最好的“生产源”;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发展也越来越依赖社会资本，对社会资本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综合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在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建构中具有如下作用：

1.增强互相信任的代际关系，夯实家庭养老的社会基础。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依托于地缘、血缘、亲缘关系的传统文化资本，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道德规范，社会要求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关爱、赡养老人，为父母长辈养老送终等等。“百善孝为先”“父母在不远游”“厚葬久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耳熟能详的俗语警句提醒着人们要尊老、爱老、敬老。几千年来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通过家庭代际关系模式体现出来。认为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中的子女在赡养自己父母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中国，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即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给以反馈的模式，简称“反馈模式”。[12]由于传统的孝道，父母抚育子女，同时父母信任子女，相信子女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安顿好父母的晚年生活。信任是人们之间交往的基本前提，是个人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也是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信任的作用就像一种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13]传统社会资本的血缘亲缘信任，能让老年人感到欣慰和安心，从而有利于和睦家庭关系的建立，也有利于夯实农村家庭养老这一主要养老模式的社会基础。

2.培育农村老年人的互助互惠意识，促进互助自我养老模式生发机制。人是社会的人。人要在社会交往中体现自身价值。在农村社区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农民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它是建立在某种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念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力为特征的联系状态，正是靠着这种联系，能够形成一种互惠机制，产生出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将之融入资源管理中，从而达成一种非正式的制约手段。[14]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精神资源，有助于促进社区成员的认同，互助和共济意识。在邻里和社区交往过程中，由于有了一些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老年协会、宗族组织等），村民尤其是老人通过社会组织所蕴含的参与网络参与各种集体活动实现良性社会互动，从而对整个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这种社会组织具有强化社会联系的凝聚功能。由于它们来自于农民群体，又服务于农民群体，为老年人提供了沟通、交流的平台和渠道，促进了和谐邻里关系和社区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天然的“地缘亲和力”在老年人与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中得到升华，形成一种互助互惠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在农村形成互助自我养老型的养老模式。

3.增强老年人经济独立性，提高社会养老、商业养老模式的可行性。经济福利是公民个体最基本的利益需求。在家庭养老还是国家养老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上，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剩余性社会福利”政策。历史上的很长时间，老人养老被视为是家庭的责任，因为家庭生活是一个纯私人领域，政府不应该侵犯。只有当家庭生活受到破坏，无法实行家庭养老时，才会通过政府或者非政府的机构介入。因此在农民千百年的集体记忆中，国家一直在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即使有农村“五保制度”但也是村集体的力量，而且保障对象是农村里面的特殊老年群体。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尤其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后，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被纳入了国家福利体系中，成为了“每月有养老金可领”的公民。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务农”是其一辈子的职业。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机能的衰退，老年人只能慢慢地退出劳动领域。对子女和家人的依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新农保实施以后，年满60岁的老年人均可按月领取55元的基础养老金。55元的养老金让老年人有了一定的经济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经济独立性，减少了对子女的依赖性。“经济独立才是农村老年人晚年幸福的首要条件”。[15]社会养老保险是提高老年人经济自立能力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农村养老问题的缓解和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早日达到联合国提出的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实现与尊严的老年人生活目标。特别是老年人有了一定的固定经济来源，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符合自己情况的养老模式，或者进入养老机构养老或者社区养老或者商业养老。

结语

社会资本是一种需要积累和培育、也可以积累和培育的资本。在农村社会中，我们要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培育一种充分信任、公平公正、互惠合作的规范理念，从而提高农村社会资本的存量;加快和推进农村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建设，构建农村老年人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新载体;切实落实国家旨在改善农村现状、提高农民福祉的社会政策，扩展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在这样的社会资本结构中，老年人作为一个行动者，不仅能从社会文化、社会制度中寻找支持的力量，从参与、交往中提升自己获取资源的能力，而且能从互惠、合作中赢取养老的精神支援，从而促进农村家庭养老、互助自我养老型养老、社会养老和商业养老的多支柱养老模式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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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从经济来源看，领取不同类型养老金的老年人待遇差距巨大，并且，由于老年人子女数量的减少，社会需要给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帮助。

上述报告全名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研究团队撰写，作者包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耀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副主任杨功焕等十余人。

此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旨在提供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基础数据。该调查正式启动于2011～2012年间，调查覆盖了不包括在内的中国大陆所有县级单位。样本包括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10257户适龄家庭共17708人。

调查数据显示，与医疗保险类似，不同养老保险项目提供的福利水平差异非常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放的养老金很低，政府或企业提供的养老金非常高。其中，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中位数在每年720-1200元间，政府或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中位数为2.4万元。也就是说，政府或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中位数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提供的养老金中位数的33倍，差异巨大。

统计显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所提供的养老金占家庭人均支出的比例为20%，而政府、事业单位和企业所提供的养老金分别占了人均支出的244%和192%。

此外，城乡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也存在明显差距。调查显示，我国城镇60岁及以上人群的人均财产中位数为70760元，而农村人均财产中位数仅为18395元。我国60岁以上人群的人均财产中位数城乡差距3.8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耀辉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改革很难破坏既得利益，城镇养老金不大可能减少，要缩小城乡差距，农村养老金要尽快涨上。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压力摆在了社会与家庭面前。中国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到2011年底，中国约有1.85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约为12%，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快速上升到34%。

调查显示，就业比例随着年龄变老而下降，但城镇与农村人口在就业方面存在着差异。城镇户籍的老年人大部分是在50多岁到60多岁这个年龄段退休，而农村户籍人口却到65岁以后才出现就业率的大幅下降。农村老年人大部分在65-69岁时依旧在工作，而到80岁时农村老年人的就业率仍在20%以上。赵耀辉指出，农村老年人的工作主要是指务农，而且农村老年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都明显大于城市老年人。

就业率的性别差异在城镇户籍人口中更加显著。调查显示，在50-54岁的人群中男性的就业率达到75%，但只有45%的女性参加工作，到了60来岁，只有不到10 %的女性还参与就业。以国际标准而言，中国城镇中老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

报告建议，中国可通过为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女性提供工作激励的方式，延长他们的工作年限，以减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负担。比如，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就包括，在法定退休年龄达到后仍愿意继续工作的人，可以在他们延迟退休后领到更高的退休金。同时降低提前退休的养老金激励。报告还呼吁，至少应该把女性的退休年龄提高到与男性一致。

除了养老保险，家庭对于老年人的支持也非常重要。家庭成员不仅为老年人提供身体照料和心理支持，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提高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然而，报告显示，较年轻年龄组别的夫妇，健在子女的数量已显著下降。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平均有三到四个子女，而45岁到49岁的中年人只有平均不到两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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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 背景和意义

随着时展，养老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老龄化时代来临，给发展中的中国措手不及。目前，老年人口基数大、养老资金缺口、养老个人账户空账等养老问题及养老体制的不完善是新时代中国在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环境下，养老体制无法适应时代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如何统筹养老和完善养老体制成为政府首要解决的一个难题，且政府需要怎样发挥作用来保障老龄人安度晚年。要有效的解决养老问题，我国就必须有一个合理可行的养老保障制度。研究解决好老龄人的养老保障问题和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所起作用问题，不仅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客观需要，也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能否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建立健全的养老保障制度成为了中国解决新形势下养老问题的必要条件。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养老制度的完善政府应该如何去践行，养老制度的完善关乎的是国计民生，更严重的说来这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一个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它是推动一个国家社会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公共服务提供公平、保障国家安全稳定和全面跨入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举措。本文主要为养老制度的完善及改革在理论上提供一个可行性方向，为养老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一个完善的养老体制，能为经济转型、社会发展、政治稳定以及全面实现小康提供动力。因此，对养老制度的研究是必要的，有利于构建完善的养老体制，形成完整的养老理论框架；为养老制度完善提供理论依据，为我国养老事业保驾护航；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有利于解决养老问题，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政府责任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上，然而从整体的养老制度建设上对政府责任研究却并未做过多的研究。新时期我国养老制度改革步伐加快，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从全局上看，农村养老建设和整个养老制度建设政府责任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区别。国内学术界对政府责任研究主要基于经济学视角，分为制度设计责任、监督管理责任和财政支持责任 。杨芳芳（2004）认为转型时期的社会保障中政府承担社会保障责任，包括制度设计和规范、财政、监管和实施责任；苏保忠，张正河（2007）认为政府责任应该是立法、制度安排、组织管理、财力支持和监管责任；李文叶,吴鸣（2008）认为国家责任由国家性质决定，主要包括为立法责任、支付责任、监管责任；邸晓星（2010）把政府责任定性为主导责任；赵纪静（2014）认为政府责任在构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表现为制度设计、财政支持和监督管理责任。因此，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把政府责任归纳为财政责任、监督责任和制度设计责任。

1.2.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政府责任的研究，是基于不同的视角对进行养老制度的解析，以此来探索本国养老体系发展之路。政治学界以科皮（1989）、奥洛夫（1984）、皮尔逊（1994）为代表，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力量变革导致福利计划建立。经济学界认为，养老制度的运行与完善应实行市场优先为主，政府适时干预为辅,这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提高养老制度的效率与公平，其中著名的理论有福利国家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以萨缪尔森（1954）、米吉里（1986）等人为代表。社会学界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建设和完善各种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而社会保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动也需要社会学理论的支持和帮助，主要以帕森斯（1945）和科塞（1964）等人为代表。

国外通过对养老制度和政府责任的深入研究，为养老制度建设提供的理论上的支持，为养老制度建设了一个理论框架，为世界各国养老制度改革提供了动力。

2、养老制度概述

2.1 养老制度和政府责任的概念界定

2.1.1养老制度概念界定

养老制度是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完善起来，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的不同，导致主体、目的以及功能作用产生了不同，养老的形式就呈现多样化，养老制度存在极大差异，形成了当今世界不同的养老体系。如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型、英国等西欧国家的福利型、东欧国家的国家型以及新加坡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储蓄型养老类型。徐宏伟从广义和狭义进行分析，“他认为广义的养老保障制度是涉及保障老年人生活的各种制度的总称。它既包括家庭养老等非正式制度，也包括社会保障等由国家保障实施的正式制度。狭义的养老保障制度仅指在国家层面保障老年人基本收入的制度。”因此，养老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保障达到法定条件的老人基本生活所需的一种制度。中国养老制度是历史选择，能有效发挥养老机制，为我国公民提供养老所需。

2.1.2 政府责任概念界定

政府责任作为一个比较空泛的词语，各学术界对政府责任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学说把政府责任定义为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共行政学界把政府责任比同行政责任，把它定义为一种责任和义务认为行使权力就应该承担后果，即使是坏的后果也必须承担；行政伦理学派把政府责任分为主观与客观，主管责任指行政人员主观自愿形成；而客观责任指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任与义务，具有非主观自愿性。在我国学术界比较出名的政府责任界定是张成福教授，他把政府责任定义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责和义务。

2.2 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的理论依据

2.2.1市场失灵理论

市场失灵理论是政府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理论基础。通常情况下市场可以有效的配置资源，但是因为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品供给、逆向选择以及道德风险影响，市场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就会出现市场失灵。市场因为竞争机制的存在，市场参与 者会面临各种风险，尤其老年人的面临养老死亡风险是不可避免。随着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养老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产生了分散养老风险的商业保险，由于市场参与者受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影响，会根据未来领取的养老金与与购买成本进行比较，又由于信息不对称，身体状况与预期寿命的不同，也会影响养老保险市场购买意愿，从而导致市场失灵。这时需要借助外力，作为经济引导者和制度制定者的政府就需要出来进行干预，加强对市场宏观调控，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市场失灵理论是政府进行养老建设的理论依据。

2.2.2 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是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理论依据。公共产品定义由家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纯理论》一书首先提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通过与私人产品特性对比得到公共品的特点，（1）效用不可分割性，公共产品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社会成员，效用不可分割使用，如外交、治安等；（2）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就是某个人对公共品的受益都不会排斥或影响其他人的受益；（3）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主要表现在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都为零。公共品按照特性分为纯公共品和准公共，二者在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程度。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市场机制受到市场失灵的影响，公共品供给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社会保障作为纯公共品，需要政府行政干预来提供公共品。社会保障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调节配置，这需要政府发挥其职能进行社会保障建设。因此，社会保障的完善和建设，成为现代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2.3 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的现实依据

2.3.1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得到长足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环境破坏、城镇化导致的农民失地和耕地减少等问题开始出现，阻碍经济的发展，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需要新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21世纪以来，贫富差距成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表现在人民生活消费水平越来越悬殊，严重的破坏了经济增长秩序，给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和养老需要，就必须进行养老制度建设，完善政府保障体系，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强化政府责任。

2.3.2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需要

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提高，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对于中国13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也就意味着中国有更多老年人需要赡养，中国养老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对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政府加强养老建设，提高政府保障力度。

2.3.3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作为社会事务的管理者，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政府必须加强服务建设，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善养老体制，加强政府保障，使广大人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提升社会和谐度。

3.我国养老制度中的养老模式

近几年来，关于中国养老模式选择问题的课题研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出现了“未富先老”的情况。本文先介绍政府在我国现存的养老模式中实践问题阐述，并且政府应该怎样做能更好维护这种养老模式，让这种养老模式继续健康运行，服务于中国的养老制度。

3.1 传统家庭养老

中国历史最悠久和普遍的养老模式，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以家庭为核心，以家庭成员之间为一个环环相扣的反馈体系，传统家庭养老本质上是通过生儿养女来养老。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的家庭养老受到挑战，家庭养老功能快速弱化，传统家庭养老保障需求快速增长。我国低出生率和死亡率直接使供养资源减少、子女供养负担快速增长，劳动力强度逐渐增加；人口高流动性导致代际隔阂产生和家庭凝聚力的降低，独居老人、留守老人、空巢老人就能够体现我国家庭养老一部分现状，传统家庭养老作为农村普遍的养老形式，因而这些情况在我国农村更为显著。

为了解决家庭养老现状，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加快经济转型，颁布最低工资标准，间接影响家庭收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对农村免除农业税，进行农业补贴，对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农业扶持力度，发展农村经济，进而降低人口流动程度，施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五保户和低保户政策；而城市进行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发展城市经济等政策。在2016年1月1日施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施行，缓和因计划生育带来年轻人口的减少。

3.2 自我储蓄养老

作为自主养老的一种模式，存在很大的自愿性。储蓄养老保险由职工根据个人收入情况自愿参加的一种养老保险形式。储蓄个人在有能力赚钱阶段，把一部分钱存入经办机构，在自己没有赚钱能力和老了之后，用这部分钱度过晚年。但是，未来是不可预见，存在不确定性因素。现阶段存入的资金，假如未来受通货膨胀影响，资金就会缩水，购买力就会下降，从而无法达到预期的养老效果，这样在未来就不能保证有充足资金养老，因而储蓄养老存在很大风险。近年来，我国社受诸多因数影响，自我储蓄养老保险发展缓慢，无法发挥其在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补充作用。针对自我储蓄养老现状，政府应该加大改革力度，加强自我储蓄养老保险建设和宣传，并创建一个健康的投资环境，引导公民进行投资储蓄，实现公民进行合理的养老规划。

3.3 社会福利机构养老

社会福利机构养老主要指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以公益性事业为主，以财政拨款作为主要经费，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模式。福利机构养老体现国家在养老方面的重视，在我国养老体制中起着补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养老问题。李中秋在对我国养老模式对比分析中得出，“我国养老机构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体系、扶持准则、服务标准和监管制度,不同地区对养老机构的需求也不尽相同,限制了其长足发展”。

3.4 社会保险养老

社会保险是国家法律规定，为了规避社会风险，达到社会稳定，强制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与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服务对象是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而退出工作岗位的人群，其最终目的是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社会保险是新时代最理想的养老形式，我国社会保险养老模式得到快速发展，为我国养老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快速的发展也让这种模式面临着制度设计不合理、监管力度不足，从而出现在国内养老保险方面较为混乱的局面。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从根本上没有有效的实现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需求，保险费费率过高导致公民负担沉重以及加上监管不利导致资金运行上的问题。因此，社会保险养老应当加强体制建设，实现公民老有所养目标。

4、当前养老制度面临的问题

4.1养老金资金缺口巨大，养老个人账户空账严重

近年来，养老金缺口和个人账户空账是养老领域比较热门的话题之一，引发社会各界关注。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养老保险隐形债务显露、离退休人口增多导致的养老资金支付形成的养老金增多，老龄人口转化速度已经快于青年人口转化速度，我国养老保险金收不抵支，众多原因引发养老金缺口急剧扩大。我国养老金一直处于收不抵支的情况，养老体系能健康运行得益于政府财政投入。

4.2现行退休制度严重制约养老制度的发展

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195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大体上法定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 5周岁。然而随着人口寿命的增长，我国现在的法定退休年龄就限制了社会的发展，我国进入了提前退休国家行列，这不利于养老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而在当今世界各国退休年龄中，美国是65岁，英国和意大利年满65、女年满60，日本和韩国年满60岁，丹麦、德国、西班牙年满65岁。然而世界各国在现行退休年龄基础上都进行了规划，预计在未来时期内还要延长退休年龄，这样就更突显出我国提前退休的尴尬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加强退休制度建设，对退休年龄进行合理规划。

4.3家庭养老功能快速弱化

家庭是我国公民养老保障的一个基本单位，不管从法律还是从行为意识上都认为这种模式能够保障老人的基本物质需求。然而时代变迁，诸多因素加快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程度，这种养老功能弱化最为明显的是我国的农村地区。一方面受到人口结构、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而导致生活方式转变，家庭规模和人口结构向着小而简变化。家庭结构的变化，体现的是家庭养老资源提供者的负担加重，年轻人赡养老人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和精力，否则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就会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低出生率、人口高流动性以及寿命延长也影响着家庭养老功能。家庭养老主要通过代际机制来发挥作用，形成一个反哺循环，其中的关键就是亲情的维系，然而现阶段代际隔阂明显和家庭凝聚力下降，这就直接体现了我国家庭养来循环体系受到冲击。特别受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年轻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农村剩余的老年人口面临着严峻的养老问题。因此，为了解决养老问题，我们需要探索，怎样减轻年轻人的养老压力，并为老年人在没有收入能力的时候提供收入保障；并采取措施解决代际隔阂和家庭凝聚力降低的问题，保障老年人能安享晚年。

4.4养老存在城乡差异，城乡二元壁垒较为严重，且区域发展不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严重落后于城市经济发展步伐，并且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局面。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了二元壁垒，虽然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种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并且严重影响养老制度建设，特别是在现阶段城乡经济差异显著导致人口流动，对养老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养老制度在农村实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镇实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二者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发展和保障水平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从本质上无法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的养老物质需要。城乡人口流动面临的是农村人口在城市务工且定居养老因受二元壁垒影响，面临着缴费归属、领取何种养老待遇等问题，需要寻求一种过渡机制来解决这些矛盾。

4.5养老机构现状严峻，养老产业发展缓慢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计划2015力争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30张，从中可以看出养老机构床位数面临这供不应求的状况。我国现行的养老机构可以分为公办和民办，但是不管经营主体是什么，我国养老机构都面临着重大的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首一是我国养老机构从全局上基础设施都不够完善；二是服务质量较低，从业人员服务素质较差；三是养老机构床位供应不足，出现一床难求的局面；四是养老机构缺乏市场竞争，公办养老机构挤占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空间；五是养老机构运行资金短缺，特别是公办养老机构。因此，养老机构问题不容乐观。

4.6养老体系碎片化

我国养老制度设计都有很大滞后性，如实行和取消双轨制、延迟退休计划 ，都是在养老问题出现之后才开始进行改革，为了迎合时代需求，从而加快改革，然而改革之后也未有考虑后续的制度建设，极少会有高瞻远瞩的进行制度改革，防范不可预知的养老问题产生。并且我国一些改革也就只能适用一段时期，无法可持续发展，当新问题出现时，就需要进行探索，寻求行之有效的改革之路。现行的体制，较为严重的就是制度建设不统一，导致现行的养老制度体系“碎片化”运行，也就是体制建设分版块进行，然而随着制度发展，制度过度分割。这主要体现在养老保险方面，现行的保险体系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构成，各种保险模式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由于城乡差异和行业因数限制，导致我国的保险体系既不能实行全民覆盖，又导致资金筹集方式、保障模式、保障水平产生差异，各模式之间无法有限衔接来公共发挥作用。因此，我国就需要坚强制度设计，实现各模块之间的有效衔接。

5、改善我国养老现状的对策

5.1 完善养老金的筹资渠道和监管体制，加强基金的管理和运营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应该根据职能需求，加强体制建设，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保障养老资金安全。现阶段，由于我国养老体系的不成熟，监督体制的不完善，因而出现个人账户空账和养老资金投资混乱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强环节监督，合理利用养老资源，实行收支两条线建设，监督资金运行，杜绝资金挪用。政府监督体系是保证养老制度良好运行的基础之一，并且贯穿整个养老体系，我国的监管体系以政府为主导、各职能部门领导，以及各种社会监督机构为补充进行养老资金的监督管理。养老资金作为有限的资源，必须加强管理，达到最优配置。

5.2实行延迟退休政策

随着人们平均寿命的增加，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按正常标准年龄退休，已经无法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养老压力和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实行延迟退休政策。我国根据国情，延迟退休需要循序渐进进行，首先，提前预告，收集社会反馈信息，使公民有时间接受；其次，要分步走，根据地区、人群区别实施；最后，有节奏的有间隔的渐进实施，并加快与之配套的社会保障建设，如增加就业机会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将延迟退休政策提上了日程。

5.3强化农村家庭养老功能

面对我国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局面，必须进行采取措施。首先，加快农村经济建设步伐，拓宽农村收入渠道，因为经济落后是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最主要因素之一，经济发展会给农村带来活力，促进养老制度的发展强化，提升家庭养老的保障能力；其次，加强舆论宣传，发挥其导向作用，强化公民的孝道意识，提高年轻人对赡养老人的自主和积极性；再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饮用水等，保障农村基本养老所需；然后，政府应当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加大农村贫困家庭的补贴力度；最后，农村家庭应该抛弃落后的“养儿防老”观念，应该正确认识儿女都可以养老的现状。因此，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强化，有利于养老体系的完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5.4 加强养老机构改革力度，加快养老产业发展步伐

养老机构和产业改革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得到资金和政策上的保障。国家应该加快立法，使改革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并加快制度设计，完善公办民营模式的衔接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市场化步伐；加大养老机构整顿，改善养老机构养老环境，提升服务水平和从业人员的服务素质；加强市场环境建设，使我国养老产业可以平稳发展。

篇8

一、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立法层面的缺陷与不足

（一）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立法目标难以实现。可从当时的立法目的来看，并没有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样把老年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或可持续发展作为当时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没有很好地贯彻“倾斜立法，保护弱者”的倾斜保护资源。正是由于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偏差，导致整部法律的内容设置不尽科学，许多条款无法执行，立法目标难以实现。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老年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公民，又是老年人，因此对其权益的保护，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

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是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有道德因素，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因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关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精神是一致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基础，而法律规范又反过来强化和维护道德规范。从法律规定来看，有的条款属于强制性规范。但是，对于违反该条款的行为的惩戒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尺度，特别是对不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行为，很难用法律予以惩戒。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暴露的问题：

（一）对老年人的特有权利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落实难。除了同一般人所共有的权利外，老年人还有其自身的特有权利。那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对于老年人来说，正是这些权益需要法律作出切实的、明确的保障，当执法者不按法律做，老年人就有依据向司法部门，司法部门也可依法判决；对执法者而言，也是衡量他是否依法行政的试金石。

（二）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一是对宣传贯彻该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形式的宣传,但真正受到教育的主要是有关领导、老年人和老龄工作干部,而没有广泛地向敬老养老的主体--中青年人进行宣传。二是宣传不够深入,有的地区和单位行动迟缓,边远地区和许多单位还有死角,在许多部门和单位的干部群众中,对其主要条文内容不甚了解。三是对在宣传贯彻该法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解决。

（三）老年人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导致一些情况不能及时处理。一是法制观念淡薄,观念陈旧。有的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更不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多数不愿意诉诸法律,怕家丑外扬而忍气吞声。

（四）遗弃、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法律保护不到位。有赡养义务的子女相互攀比,推诿、拒养老人的事件屡见不鲜,有的老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等问题也大量存在。同时,各级组织在抓老年人维护合法权益工作方面又缺乏具体措施和工作力度,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将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依此标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老龄化比例为7.0%，2005年达到7.69%（老龄人口为10055万）。在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如何赡养老龄人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对于老人来说，特别是农村老人，生活条件较差，生活方式单调农村老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有四种，即三世同堂型、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轮流供养型。三世同堂型即老人与子孙共同生活，生产生活中的事物主要由子女、儿媳决定，老人除干点家务活帮助照看孩子外，别无其他活动，生活比较单调；不分不离型是指老人与子女虽没有分家，但是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生活费用由子女供应，这种类型的老人在子女少的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分担赡养型主要集中在多子女的老人家庭中，子女按比例分担老人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及日用品，老人也不与子女一起生活；独自生活型是指单身老人或老年夫妇单独生活，生活费用由自己承担，责任田里的重体力活由亲朋好友子女帮助，这种类型的老人既有孤寡老人也有多子女或单子女的老人，轮流供养型主要存在于多子女家庭，对于年迈的老人，被子女轮流接去赡养，就是在这个子女家住一个月或半个月，再由另一子女接走一月或半月。许多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的老人大多居住在村庄周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在有的地方，村庄周围甚至出现了老年人聚居的“老年村”，其生活条件普遍较差。

老人生活要求低，渴望但不苛求精神赡养与城镇老人呼吁精神赡养不同，农村老人虽然也希望儿女精神赡养，但相当一部分老人是只要生活有保障，不致挨饿受冻就很满足了，而不太注重营养保健、参加娱乐活动等。

生活来源单一，完全依赖子女农村老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极少，他们中很多人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生活只能依赖子女，没有其他出路，这是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的一个显著区别。

造成老人生活艰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子女间非正常攀比，使老人生活无着落。从调查的情况看，多子女家庭互相推卸赡养责任的纠纷案件约占全部赡养纠纷案的80％以上。如78岁的张某有3个儿子，都已成家独自生活，老人自己则住在旧草棚里。原来兄弟3人商量好每家都拿出一定的粮食赡养老人，可后来老二以父亲在老三结婚时花的钱比给他的多为由拒绝赡养老人；老三媳妇则以结婚时老人怠慢了娘家人为由也不尽赡养义务。老大开始按时给老人送去生活费和粮食，后见两个弟弟不尽义务，也停止供应。老人遂把3个儿子告上法庭，法庭判决老人胜诉后，儿媳们则以老人败坏他们名声为由，仍不尽义务，甚至发展到打骂老人，最终张某服毒自杀。

2、社会养老体制不健全，养老方式单一落后。绝大部分老人至今仍靠子女扶养，他们年轻时扶养子女，为子女上学、结婚耗尽了全部积蓄，有的老人甚至把住房也全部让给了子女。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体制不健全，老人大多没有经济来源，到年老时在经济上便完全受制于子女，致使有的子女特别是个别儿媳视老人为负担，老人在家里经常受气。

3、部分子女道德伦丧，只知向老人索取，却不愿回报老人。有的儿媳视娘家人为自己人，公公、婆婆为外人，“内外”差别大，不赡养甚至虐待公婆，有的儿子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使父母饱受委屈。而实际上没诉诸法律的虐待现象是无法统计的数字，因为很多老人即使受到虐待也往往采取迁就忍让的态度，造成隐待较多，甚至达到虐待案的80%。

如何对待老人？不但是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对于家庭来说，当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子女仍将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子女对待老人主要是一个字“孝”。传统中国非常讲究“孝道”，号称“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本”，皇帝标榜“孝治天下”，选官则“举孝廉”，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儒家经典有《孝经》，通俗读物有《二十四孝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被设想为“孝道”的最高境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向推崇的传统“美德”，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是出于内心的真情实感的，孝完全是发乎情，止乎礼。孝不仅是生活上的瞻养，更是一种敬爱之情、精神沟通和心灵慰藉。真正的“孝道”，是使父母生前享受人生安乐，死后对之表达哀戚之情。

提倡孝道不要求固守在父母身边，更不要求绝对听从父母的指挥与安排，只要求在父母丧失生产能力而社会保障又不健全的情况下对父母实行物质救济，保证老人自我生活娱乐的物质基础；在父母丧失自我生活料理能力时，或委托亲戚，或找保姆，或亲自照顾；尊重父母的人格与个性，不侮辱父母，不对父母施以任何暴力，常常给父母通通电话，有闲暇，常回家看看，在节假日陪父母玩玩，在精神上与父母达到一定程度的沟通，使老人得到精神慰藉与精神自由，从而身心健康的安享晚年。

篇9

关键词：政府；养老模式；居家养老；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076-03

伴随我国老龄人口比重的不断增长，养老问题也逐步受到社会与政府的关注。2014年中国人口的构成分析指出老年人口的规模呈现总量增加、增幅提升的发展趋势，社会保障的赤字逐年扩大，更凸显了中国养老形势的严峻。由于居家养老能够结合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优势，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养老难题的紧迫推动居家养老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视角开展该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对我国居家养老及其服务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并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展望，为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一些思路，尝试解决我国居家养老服务问题。

一、“居家养老”概念的界定及特征

（一）“居家养老”概念

对于“居家养老”的概念界定，国内既有的文献针对“居家养老”服务是否需要社会、家庭力量的参与主要分为以下两种观点：

以卢晓珑、唐咏为代表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居家养老”不仅包括“在家养老”这一养老场所的界定，还应有社区或社会服务力量的参与。实现老人居家就可以享受养老服务，依托社区、邻里具体实施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1]，强调社区或社会在养老服务提供中应扮演主要角色。

以陈军、马春波为代表的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也有学者称此为 “半社会半家庭式的养老模式”[2]、“新型居家养老”[3]。但对于各供给主体在“居家养老”中的主次作用，各位学者看法不一。陈大亚等持“主辅”观点的学者认为：“居家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核心，社会养老为辅；何荣则认为“居家养老”中家庭和社会责任均摊，共同向老年人提供服务[4]；张旭升、牟来娣则将居家养老定义为在政府主导、民间组织运作、社区协助下，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的统称[5]。

各位学者都丰富了对居家养老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加剧，各方主体如政府、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参与老人的日常照料、医疗康复、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的范围将不断扩大并发挥重要作用。

二、居家养老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有效弥补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不足

齐海丽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有限，引发政府主导的社会化养老的困境[6]；同时，随着我国“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增多，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减了原有的家庭养老供给[2]，社会养老机构收费偏高，这都导致家庭养老、社会养老难以广泛推行。学者俞贺楠等人就指出居家养老集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为一体，尤其是广大老人可以接受，也为政府减轻了财政的负担，更符合中国国情[7]。

（二）符合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

苗景秀、张晓晓等学者认为居家养老符合多数老年人“叶落归根”的传统养老观念与中国传统孝道[8]，通过实地调查后指出老人对于居家养老这一养老模式在思想上较易接受，可以保留老年人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缩减开支的同时保证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9]；而机构养老难以向老人提供一种“家”的感觉，无法充分利用家庭物质资源，集中宿舍式的生活也会使老人失去了适应社会的能力[10]，而居家养老服务对于继承中国优秀孝文化，宣扬新孝道，加强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9]。

（三）拓展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

社区丰富了老年人的业余生活，成为老年人活动的“第二空间”，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促进社区自身的建设和发展。钟金玲认为社会组织则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服务，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11]。胡宏伟、严晏指出可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建立社区服务型居家养老，拓宽养老资金来源，同时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岗位，是扩大就业渠道、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途径[12]。

三、当前居家养老的突出问题

（一）专业人才缺乏

胡宏伟、钟金玲提出养老领域社会组织准入机制过于严格，限制了社会组织养老服务的供给[18]。同时，袁维勤认为社会组织仍过多依赖政府，社会化动员与信息传播渠道受限[19]，阻碍了社会组织中专业人才的作用发挥。此外，学者杨光辉等也指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年龄结构不合理[20]，政府需增设养老服务管理专业[21]；同时，也要对服务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具体的培训工作可联合院校进行，制定适应地区需求的养老护理培训课程体系[22]，实行职业资质和技术等级认证制度，服务人员做到持证上岗。

（二）居家养老服务资金匮乏

冯晓娟指出我国目前居家养老资金来源渠道较少，限于家庭与政府、社会福利彩票的福利金，缺乏民间社会资本的参与[23]。钟金玲认为非政府组织资金运行情况缺乏透明公开，财务管理制度尚未明晰使其在资金方面受到多重挑战[18]；学者铁刚则指出当前政府养老的财政支出总量与结构和社会福利综合指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因此要继续改进财政的支出结构[24]。张歌认为应当引入老年长期照料的筹资渠道，即个人储蓄、公共部门资金支持、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25]拓宽资金来源；此外，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国外捐助，向社会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拓展资金来源[26]。

（三）居家养老服务亟待完善

目前社会各方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多集中在老人的日常照料、家政服务等方面，而针对老人的紧急援助服务体系还未完善，老年教育等项目投入匮乏[27]。许琳、唐丽娜认为在具体实施中，服务对象需要细分，当前服务的对象主要是高龄困难老人和对社会有贡献的老人，未覆盖所有老人并划分服务人群[28]，且服务设施不齐全，功能设置不合理，难以满足老人的医疗保健需求[29]。对此，可以建立老年人生活服务网、医疗卫生保健网，为需要养老服务的老人建档立案，便于各类服务信息的整合，全面提高居家养老服务质量[30]。

四、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居家养老中的作用研究

（一）政府作用

1.政策法律扶持

在服务主体方面，学者周湘莲、罗楠等都指出政府需明确、细化各参与主体的服务内容、程序及模式，保障老年人接受服务的合法权益。同时，也需健全居家养老的家庭支持政策，家庭成员选择与老年人共同居住，可以对其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适当的优惠[31]，如购房时能拥有经济补贴、贷款优惠等[32]。政府逐步建立社会力量的准入机制，制定支持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服务企业用地用房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出台《老年护理法》等相关法律，制定照料者的服务细则，将居家养老纳入各级政府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33]。

2.居家养老资金投入

学者张歌认为政府应扩大养老领域的资金投入，并制定资金使用规范，同时建立起长效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将相关的建设经费以及政府购买经费都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中[26]，对居家养老项目的建设贷款给予贴息。伞楠、蔡成提出可以通过发放老年福利彩票[34]、出租闲置房产用作公共基金，邀请成功人士赞助等等增加养老资金投入。苏健也指出应当资金支持养老供需信息收集与整理、宣传工作，资助创建养老供需信息虚拟养老院，以网络平台为载体，全方位宣传居家养老服务，并维护和完善网络平台[33]。

3.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有效的腐败防范机制，是推动居家养老事业蓬勃发展的必要后盾。周湘莲、胡宏伟认为政府应建立起居家养老服务的绩效评估和投诉受理制度[35]；学者田玲、张思峰、张勇敏认为必须引入第三方机构，施行多元化的管理监督机制，完善问责制度与公示制度[31]，健全信息反馈渠道，及时进行信息的沟通反馈，增加居民满意度等群众参与评定的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规范评估过程，参考其他行业的星级考核制度进行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价[12]，实现对服务提供方的全面监督。

（二）社会组织作用

1.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多元服务

社会组织相比于个体家庭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可以借助宣传舆论、示范带动等方式，促进社会各方参与居家养老服务，吸引更多的人才[18]。此外，社会组织的职能分工逐步精细化，能够提供更专业的护理服务和更灵活的项目化运作，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需要。同时，社会组织能够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个体之间起协调和沟通的作用，不仅能缓解一些社会矛盾，而且能为不同部门提供合作的契机，整合社会福利资源，优化养老服务内容[36]。

2.减轻政府养老财政负担

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促进养老服务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养老服务资金具有多元化特征，不仅融合了政府的资助，还有相关企业和社会力量的捐助，拓宽了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渠道，极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并降低了家庭支付养老服务的开支，并带动着相关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作用，带来潜在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37]。

3.提高居家养老服务效率

社会组织因具有独立性、志愿性等特征，故拥有更多的精力注重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以及团队凝聚力的建设[37]。在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时，社会组织弹性化的管理方式、透明式的运作模式，能不断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并满足老年人的差异化需求，以其专业化服务团队和职业精神为老年群体提供令人满意的养老服务。既能够避免生产效率低下的出现、又能降低市场竞争过度所引发的问题，提高养老服务质量[18]。

五、居家养老研究的展望

居家养老作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所选择的养老模式，大力倡导也是大势所趋。学界对居家养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现状、政府职责、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方面，为我国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支持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未来的研究可多关注于居家养老供给主体方面，如非政府组织的自身建设渠道、市场机制对于居家养老的具体调节功效等都可进一步探析。同时“更新养老服务理念、创新养老服务方式、增加老年人社会资本存量，是迎接老龄化挑战的最佳选择。”[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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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研究

近年来我国已经逐渐发展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目前我国有将近2亿老龄人口，同时每年老龄化人口增长速度接近一千万，再过三十年很有可能成为重度老龄化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严重，使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而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构成部分，养老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研究成为目前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养老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研究现状

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同时老龄化人口基数大，老龄化人口增长快，各个地区的发展状况以及养老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情况都不一致，尽管人口老龄化对于医疗费用的花费已经得到了国内相关机构以及专家的重视，但是目前很多理论的建立都是基于一些医疗保险制度相对比较完善的国家，为符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目前相关研究仅仅是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并没有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以及老龄化人口增长速度。老龄化人口相关的养老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现有的研究缺乏全面性，且研究指标相对比较单一，无法得出有效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改进之处

首先对于各个单位基于变量基础上进行详细的划分，将人口老龄化定义为解释变量，相应的养老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定义为被解释变，将计量经济分析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选择定量角度，从而去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间的关系，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在进行数据以及指标的选择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选择《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一段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因为对于老龄化的标准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规范，因此本文对老龄化人口选择时，将高于65周岁的人定义为老龄人口，老龄化的衡量以高于65周岁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标准。因为就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来讲，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对象为城镇退休员工，因此在进行研究时可以先分析城镇企业员工的社会保障情况，进而得出城镇职工受到人口老龄化影响的一些结论。

三、利用计量模型来进行分析

利用所选取的数据指标建立起相应的计量模型，来分析老年人口与医疗保险支出的关系以及老年人口比重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因为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与养老及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三者之间大致为线性关系，所以采取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将所选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与养老及医疗保险基金支出随着时间变化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进而得出一个大致的系数。再利用相关理论进行一系列的计算分析，可以得出养老及医疗保险基金支出（Y）与老年人口比重（X）之间的关系：Y=1.53+0.87X。

根据结果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老年人口比重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老年化程度越高，越需要更多的养老及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老年化人口的增多，极大的增加了我国社会保障负担，甚至出现支付危机。政府在进行相关制度政策的制定时，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采取合理、科学的方式进行相关政策的制定。

四、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

（一）政府要承担起相应的职责

政府要做社会保障制度相关工作，有效的结合个人储蓄、企业年金以及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实际的财政状况对养老基金进行合理的增长，对于一些养老保险基金花费较多的地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加快养老设施完善速度，可以为老人提供一些常见病的定期检查服务，同时改变传统家庭养老的方式，将社会保障制度落到实处。

（二）合理利用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对我国社会保障支付危机可以起到有效的缓解作用。因为我姑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由于个人账户中资金过多，出现了关于保值增值方面的问题，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制定相关的投资方式，提高个人基金的收益率，进而降低个人账户基金面临的一些贬值等方面的风险。

（三）扩宽医疗保险费用筹措渠道

政府可以加强优惠政策的制定，为社会保障基金获得更多的捐款，促使养老及医疗保险基金有更广泛的来源。同时加强养老及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方式，科学合理的对养老及医疗保险基金进行管理，使得社会保障制度落到实处。

（四）加强医疗体系建设

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为老人的日常医疗健康提供便利，避免各种大小病都去大医院的情况，提高看病效率，降低治疗成本。同时将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到农村以及偏远地区，让所有老人都能享受到养老保险，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步伐。

结束语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政府部门要承担起相应的责，合理的利用资本市场，扩宽医疗保险费用筹措渠道，同时加强医疗体系的建设，有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1]王殿元.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J].经济研究导刊，2014，32：146-147+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