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范文
时间：2024-01-31 17:49:2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本刊讯在6月17日召开的全国卫生厅局长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陈竺说，卫生部门要把稳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卫生工作的头等大事，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以改革创新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狠抓落实。下半年，要重点抓好几件事：一是与相关部委共同做好医改方案的公开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工作。要努力使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成为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汇集民力的过程，使方案更加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期望，更加符合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我国的国情，从而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特别是，要把此次抗震救灾中形成的一些新认识、新思考充分吸纳进去。二是抓紧做好医改方案配套文件的修改完善工作。要努力在深化、细化、实化方面下功夫，把配套文件起草好、修改好，争取与医改方案同步下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保证医改工作顺利启动，有序推进，取得成效。三是做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试点准备工作。要加强对地方情况的了解和调研，考虑试点地区的选择原则、标准和程序，及时总结各地已经开展的试点经验，为国家试点提供重要参考。要加强对试点评估体系的研究，做好相关技术准备。各地也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测算工作，做好试点的准备工作。
陈竺指出，在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抓紧研究制定“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在今年年底前，要对我国居民健康状况和主要健康影响因素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预测，对各种健康问题和包括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重大自然灾害在内的健康影响因素的干预策略和措施的成本效果进行分析，筛选成本效果好、适合我国国情的干预策略和措施，为战略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比较成熟的研究报告。
公共卫生
国家医疗队撤出安徽
本刊讯记者从安徽省卫生厅获悉，该省已经连续36天没有手足口病死亡病例，目前卫生部派出的国家医疗队已经全部撤出。
据统计，6月15日该省新增报告手足口病85例，其中住院61例。当日全省出院75例，目前仍在住院治疗的381例，其中重症患者1例，危重患者1例。从6月15日零时到24时，阜阳市新增报告手足口病28例，其中住院27例，当日出院31例，目前仍住院治疗的132例。6月10日，该省政府在合肥召开全省手足口病防治工作会议，谢广祥副省长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盯紧、抓实、不断巩固”的要求，做到突出重点，加强全面防控不放松。
国家医疗队撤出后，该省医疗队38人仍分别驻守阜阳、亳州，主要负责重症和病危患者的救治工作。
医药教育
云南首家医疗“就业见习示范基地”挂牌
本刊讯6月16日，云南省首家“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示范基地”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挂牌。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成为“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示范基地”，是在2007年国家人事部从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推荐上报的166家单位中，筛选出的单位之一，也是该省卫生系统唯一入选的单位。
据了解，示范基地招收医药护技专业毕业生，医院按人事部规定提供不少于一年的免费见习培训，提供师资、教学、临床实践场所及所需设备等相应的见习培训条件，以及一定的生活补贴，并按照国家人事部、卫生部规定的时间、科目、教学大纲和医院见习计划，进行培训与考核。见习结束，经考核合格者发给结业证书，医院将按上级要求提供10％的就业岗位，凡参加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的优秀学员，在同等条件下医院优先录用，考试合格者可推荐就业。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王天朝在挂牌仪式上表示，“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示范基地”既可解决云南省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又可为基层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服务需求。
企业动态
奇正藏药六次捐赠演绎爱心接力
本刊讯继前两次捐赠价值328万元药品和物资之后，近日，奇正藏药又连续组织捐赠，最近一次捐赠的价值282.6万元的药品已运往救灾一线给伤员治疗，随后追加的100万爱心款则用于灾后重建。到目前为止，奇正藏药6次向地震灾区的捐赠合计已经超过720万元。
5月13日，灾难发生的第二天，奇正藏药立即伸出援手，制定了“即刻、驻地、无偿捐赠”的关爱计划。当天，奇正藏药从四川经销商处紧急调配50.5万元外伤止痛药，运送到四川红十字会，赶上了当日开往灾区的运输车队。紧接着，奇正藏药103万元的药品被直接运送到了陇南灾区。
篇2
一、普遍保障制度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应建立面向全社会、覆盖全社会、保障社会全体成员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样一项普遍保障的法律制度。为了实现普遍保障，确保我国卫生体系能以较低的卫生支出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议加快加强总额预付、均等性法律机制、社区保健与初级保健、医保基金跟随病人等四项法律制度建设。
总额预付法律制度，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资金筹集、支付和服务提供的组织安排都由政府负责，政府通过总额预付的机制和办法，对公立医疗机构进行预算管理（李玲：“英国模式：国民卫生服务体制”，《瞭望》，2007年第9期），对民营医疗机构则由政府大宗概括购买服务，以减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管理环节，降低管理成本。
均等性法律机制，即建设一套强调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获得的法律机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主要不是根据支付能力，而是基于病情、可获得的医疗技术、治疗效果、费用测算和年龄、社会公正性这些因素，经伦理评估，将有限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尽可能多地投入到那些效果好、受益广、费用低廉的诊疗护理项目。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卫生资源，杜绝过度医疗和浪费。
社区健康服务与初级卫生保健法律制度方面，一是对居民的就诊地点实行必要限定，患者只能在经常居住地所在社区选择自己的全科医师、诊所或门诊部；二是初级保健主要供给病人的一般健康保障需求，如患大病需要转诊，需经全科医师、诊所或门诊部安排或介绍，才能到医院获得专科服务。通过发挥社区全科医师和全科诊所的“守门员”作用，实现有序医疗，从而确保卫生资源获得更有效利用。
当然，实行社区健康服务卫生与初级保健法律制度，可能带来患者选择性较差、候诊时间过长、甚至被全科医师为难等问题。对此，可借鉴英国现行做法，改革服务方式，尊重患者的选择权，实行医保基金跟随病人制度，让病人能够选择就治的地点，医疗机构就有了更大的动力去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并提高质量。对病人而言，也能够给病人更多的选择空间，使患者获得个性化的医疗方案，最终达到有针对性治疗的效果（黄清华：“英国卫生体系基本法研究”，《法治研究》，2012年第8期）。
立法上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普遍保障，需要把以上四种制度和机制融入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之中。
二、医疗保险加国家救助制度
我国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普遍保障离不开医疗保险加国家救助的双重作用。必须意识到，为了保障社会全体成员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仅仅强调社会保险（含新农合）是不够的。我国依靠领取社会救济金度日的那部分低保人群同样缺乏购买医保的经济条件。这部分人群需要国家提供医疗救助。
国家救助实求“国家对那些没有足够收入的人，负有特殊责任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险和卫生保健设施”，并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防止任何国际上禁止的歧视，尤其是有关健康权的核心义务”（董文勇：“健康权的标准及其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6月4日法学版）。在法国，政府为经济确实困难的人员投保，就是以社会保险为基础，以国家保障为后援。2005年法国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和卫生总费用比例，分别为14.2%和79.7%，以社会保险加国家保障的方式，不仅满足了医疗卫生服务普遍保障的需要，而且提供高质量保障。
英国则更为“激进”。英国《国家卫生服务法》确立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国家保障制度，即国家作为唯一的支付主体对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实行国有化，国务（卫生）大臣负有提供能满足所有合理要求的综合医疗卫生服务的义务。而此项义务又（反过来）成为国务（卫生）大臣向议会申请卫生财政支出的法律依据。2005年，英国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和卫生总费用比例，分别为15.8%和87.0%。由此可见，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英国政府甚至比法国政府承担了更多的政府责任。英国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行国有化的考虑是：第一，医疗服务的市场机制，即由消费者通过保险计划或在需要的时候“自由”地购买医疗服务，其本质是以市场的力量配置卫生资源。市场机制尽管有某些优点，例如，可以阻止不适当地使用医疗服务。然而，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并不可取，它不能解决那些无能力负担医疗费或商业健康保险费的人群的生存和病痛问题。第二，医疗服务的市场机制妨碍疾病的早诊早治，延误治疗，增加治疗康复成本。第三，医疗服务并不存在一个自由的市场。有效的市场部分地依赖于知情而有自主能力的消费者。由于医患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病人并不像其他消费品的购买者可以自由选购医疗服务（黄清华：“论建立统一的健康保险法律制度”，《中国医疗保险》，2013年第3期）。
有人担心，我们的国情和国力还达不到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行社会保险加国家保障的水平。只要了解一下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的历史和演变就可消除这种忧虑。英国1946年颁布《国家卫生服务法》决定为英国全体居民提供免费卫生服务之时，刚刚从“二战”的废墟中爬出来，物资供应极为匮乏，面包和衣帽等生活必需品均凭票供应。正是《国家卫生服务法》执行病人和公众（健康）中心主义的社会政策，鼓舞了国民战后重建的信心，激发了战后重建的热情。我国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险加国家救助的法律制度，既可以消除人们的依赖心理，避免吃“大锅饭”现象；又可以确保政府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必要的投人，使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普遍保障成为“有源之水”，让人们感受到国家和政府的温情。
从立法上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保险加国家救助，需要确认一项宪法原则，即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公民基本权利，并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立法中界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也要相应地适当修改现行《社会保险法》，明确国家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参与社会保险的范围，使社会领域的这两部基本法律协调起来。
三、基本保障制度
从长远来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当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病人需求免费向全体居民均等提供，其范围、项目和水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其财力和卫生总费用确定，中央财政对经济落后省份以转移支付的形式予以补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则根据病人的支付能力提供。例如，假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为病人提供每天40元的病床费，超出部分则由病人自费支付。这样一种富有弹性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确保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普遍获得性。
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保障同样需要从法律制度上作出相应安排，除了从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角度规定基本药物制度外（基本药物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卫生制度，应当主要体现在药品法中），以下两方面尤为重要：一方面，明确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关系。如《加拿大1984年健康法》作为联邦立法，主要调整联邦政府对省级政府为落实健康保险计划而发生的财政转移支付关系。为此，该法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健康保险联邦财政转移支付的标准、条件和程序。另一方面，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也需要“硬”法调整，即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个人追诉机制，允许个人就没有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诉诸司法审查。英国1987年在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Social Services（国家社会服务大臣）一案中，被告社会服务大臣曾批准过一项额外的整形外科服务计划，后由于资金短缺，这项计划被搁置10年。本案原告认为其所在地区没有提供足够满足需要的整形外科服务，根据1977年《国家卫生服务法》第3条第1款的规定，主张社会服务大臣搁置这项计划的决定违反了其职责。英国上诉法院确认，社会服务大臣提供能满足所有合理要求的综合卫生服务这一义务，“并非是绝对的并且受制于可获得的（卫生）资源”（黄清华：“法治视野下的英国NHS及其优点与启示之以司法措施实现基本保障”，《医药经济报》，2013年1月18日医改版）。本案尽管原告（患者）败诉，但其积极意义却是告诫政府要注意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并且让政府及时知悉患者与公众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正当诉求。有人担心，就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进行立法会束缚政府的“手脚”，制约政府。英国的这一案例表明：第一，建设法治政府应当为政府职责立法，这是建立问责制的前提。第二，政府并不会因此而处处被动，相反，政府仍有许多正当理由使自己免于问责；而问责的程序促进了社会与政府的互动，保证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力量平衡。
因此，为了实现基本保障，确保人人享有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当实行省级统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必须明确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标准、条件和程序，必须建立中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个人追诉机制。
四、倾斜保护制度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实行倾斜保护，即通过协助和关怀，增进社会弱者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产品的可及性（龚向前：“众善之首：健康权析论”，《医学与哲学》，2009年第3期）。这是因为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对健康服务各有特殊需求，法律上规定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实行必要的倾斜，使生理上的弱者真正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是社会立法的重要特征（沈春耀：“关于加强社会领域立法的若干问题”，2009年4月23日访问中国人大网）。对儿童、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人群的健康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实行倾斜保护，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和原则。《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有关其实施的第14号一般性意见等国际法律文件，都确认了倾斜保护原则。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行倾斜保护，其本质是“强调获得健康保健和卫生服务的平等性”。倾斜保护使我们的社会更多文明和关爱，因此也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框架下的一项基本制度。
五、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制度
就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而言，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至少应有下列四层含义：
其一，并非所有的医疗卫生服务都应具有公益性和非营利性。非治疗性的隆胸隆鼻等整形手术，昂贵药物保健、豪华病房……诸如此类的医疗卫生服务，非满足人的生命、生存和基本尊严需要所必须，具有非基本性，显然不应从公益或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然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事关人的生命、生存和基本尊严，应当体现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这意味着国家应通过政府对其合法居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负有责任。
其二，基于国家为全体届民均等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责任，建设中的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立法上应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定性为公共服务，对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按公益性、非营利性原则依法治理，使之在投入、政策目标和法人治理结构等核心问题上区别于营利性医疗机构。
其三，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不足的方面，宜由政府向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大宗概括购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平抑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价格。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公立医疗机构凭借因制度而产生的垄断地位怠于履行服务职责，也由政府出面组织营利性医疗机构参与竞争，而不是将市场交易和竞争法则简单地引入医疗卫生服务领域。
其四，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虽然引入市场机制，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其前提是对公益性与商业性、非营利性与营利性加以严格区分。首先保证有足够数量和品质的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就涉及体现社会政策的医疗机构立法问题。按照国际经验，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公立医院法》和英国《2000年照护标准法》，应就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分别立法，适用不同的法律调整。
为确保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现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我国公立医院立法和其他类型医疗机构立法，应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的框架下作具体的制度设计。例如，有关县级医院的功能、作用和补偿渠道的法律安排，从法治层面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
六、民主管理制度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需要实行民主管理，确保病人与公众广泛参与：
1.病人和公众（健康）中心主义应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核心理念，应当体现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中来。
2.公众应当参与有关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立法，不仅参与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法”，还参与公立医院法和药品（管理）法的制定、修改。
3.应围绕尊重、保护和实现病人权利，从医疗立法上推动转变医疗服务运行模式，逐步实现医疗机构从提供医疗（技术）服务到健康关怀的转变。
4.立法推动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从法律制度上确保公立医院管理层有能代表医院所在社区民意的公众代表参与，并能根据公立医院章程行使表决权。
5.建立省、市、县级“患者和公众健康参与委员会”，依法建设“病人权利论坛”（《2009年国家卫生服务约章》），公众可以通过论坛来表达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诉求。相关部门对公众诉求的反馈情况，应作为对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民意考评依据。
民主管理制度之所以重要，归根结底，当前的医改本质上就是在调整政府、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医生和作为患者的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格局，是他们之间利益上的博弈。改革的目标应当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在这一过程中，当前，政府、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医生，都可以有组织地发声，唯独患者在我国没有一个专门的病人权利组织可以经常性地代表他们开展活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监督政府、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活动。这恐怕是我国当前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情况下，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只有从法律制度上确认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民主管理原则，保障病人和公众参与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才能确保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成为大众红利。
篇3
【关键词】公共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政府责任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公共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关系到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明确政府责任，把提供公共医疗卫生物品和服务作为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要求，充分保障其公平性和公益性。
一、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必需政府的投入
（一）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属性
公共卫生服务涉及全社会的卫生安全，主要包括卫生检验检疫、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这类医疗卫生物品公共性程度较高，带有极强的外部性，因为它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一个人享受清洁卫生的环境，并不会妨碍其他人的享受）以及消费的非竞争性（我们无法用价格或其它手段对此类物品的消费者进行个别限制）。所以，公共卫生是一种纯公共产品，也是一种社会必需品。另外，由于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因为掌握着“专业知识”以及由于这种专业地位造成的特殊权力使患者在信息上处于绝对劣势，医生对治疗的知识远远超过患者对疾病的了解，因此可以引导病人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消费，这样的结果有可能是医生过剩、医疗服务和药品过度使用，从而造成医疗费用快速上涨以及医药资源的浪费。由此可见，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存在着市场的失灵，那么，要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由政府承担起这个责任必将是义不容辞的。
（二）重新认识政府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物品总量大幅度提升，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却供给不足。主要原因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旧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被逐渐废弃，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逐渐退出，医疗卫生领域逐渐走向高度市场化，财政对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缺位和越位现象同时存在。考察我国医改30年的历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供给的过度市场化，已经造成了医疗机构大处方频现、药品价格虚高、诊疗服务泛滥、重复建设严重等现象，这正是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过度市场化供给所造成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现实表现。
“新医改方案”要求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从理念到体制的重大变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表明我国政府开始正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公共产品属性，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由私人提供向由公共提供进行转变，这是符合经济规律要求的。公共财政最基本的定位，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其公益性、公平性。政府加大投入，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保障。
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财政支出的现状
（一）财政对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支持力度不够，支出总量偏低
政府的财政投入是实现政府卫生职能的重要手段，政府投入总体规模的不足，投入方向的不尽合理，是目前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在不断增加，但是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有关国际经验表明，要确保卫生系统的公平性和公益性，政府对卫生系统的投资不能低于卫生总费用的50%。而在我国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60%是来自于居民自费，25%是由集体负担，而政府的投入只占了15%。公共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不足已成为目前制约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障碍。政府投入不足，医院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从而求助于“以药养医”，这势必会造成医疗卫生服务的扭曲，带来“看病难”、“看病贵”等等问题。
（二）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结构不合理
在支出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还存在着结构不合理，这主要表现为项目结构不合理、区域分配结构不合理以及城乡分配结构不合理。首先，从项目结构上，重治疗、轻预防。现行的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导致“预防为主”的方针难以有效落实，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向临床治疗和高、精、尖治疗手段等倾斜。据有关统计，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资源中，有90%集中于疾病的临床治疗，而基层防疫和应急管理长期处于经费不足状态。这就直接导致公共卫生服务面的缩小，疾病预防体系不完善，应对重大疫情和突发流行病的能力不足，从而给全民健康带来危害。其次，在区域分配结构上，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制约了统一程度较高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建立。即使在目前国家重点开发、补贴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候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程度最好的北京、上海等直辖市以及沿海的几大省份，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甘肃、贵州、青海等中西部省份之间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差异是相当大的。至于城乡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由于医疗改革采取了完全市场化倾向，财政公共医疗经费投入到见效快、收益高的医院体系，并且多是投入到城市大医院，而农村医疗投入较少。据测算，在治疗服务项目的配置上，国家对医疗服务财政拨款的80%用于城市医疗机构，而城市的80%拨款用于城市的大医院。这种公共资源配置结构，使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不能实现其应有的作用。
（三）政府间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责任不均，中央财政支出十分有限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中央财政在向地方财政分权的同时，对事权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再由中央财政统一分配各级社会事业所需资金，而要求一级政府办一级社会事业，将发展社会事业的事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因此，卫生事业也就成为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范围。卫生事权与财力的高度不对称，导致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卫生投入差异很大，潜在地恶化了基本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加剧了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最终导致健康状况差距拉大。
三、规范公共财政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责任
根据以上分析，就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提出以下建议，以改革、规范公共财政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责任。
（一）加快卫生立法，建立公共卫生财政支出的法律保障
由于医疗卫生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且卫生改革比较复杂，因此，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改革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和稳定的政策，这就要求建立财政支出的长效机制，通过立法，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和卫生经济政策，为加大公共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提供法律保障。
（二）强调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转变管理理念
公共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问题对政府部门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会。面对问题，政府应该准确地为自己定位，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要始终保持清醒和理智的头脑，以服务型政府的姿态对公共医疗卫生进行指导和规划，制定有效的、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发展计划和实施方案，同时，必须转变政府观念，由“办”卫生转变为“管”卫生，由“办”医院转变为“管”医院，合理划分政府有关部门与医院的职责，要进一步明确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办院方针、指导思想及其社会职能，引导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农村和广大弱视群体之中。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实际工作，才能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促使公共医疗卫生的良性发展。
（三）增加政府投入，提高供给效率，完善支出结构
补偿机制不健全是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的重要经济根源。因此，要增加政府资金投入，引导、激励公立医院自主、高效地实现公益目标，最大程度地提高对医院补助的效率。要加大财政预算对公共卫生经费的供给，提高政府卫生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同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卫生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实行公共卫生经费预算单列，将各级政府公共卫生财政责任落实到预算，以促进公共卫生经费的落实与监督。
四、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
1.各级政府支出责任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事权的划分。世界银行在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初级卫生保健的筹资应以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为主，按照服务人口预算政府对初级卫生保健的资金投入。从我国国情出发，中央政府应在基本医疗卫生支出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以缩小地区之间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人群健康水平的差距，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地方政府主要在服务的具体组织、提供和管理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2.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均等化。按照收入适度集权、支出适度分权的原则，要完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和省以下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上级主管部门的财政拨款、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拨款来调整各地区之间收入水平，防止出现严重的“马太效应”，缩小地区间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均，改善落后地区较为恶劣的公共医疗服务境况。
参考文献：
[1]陈春辉,周金玲.卫生分级财政制度的国际比较及我国存在的问题[J].卫生经济研究,2009(4).
[2]陈共,王俊.论财政与公共卫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方鹏蓦,董四平,肖靖靖.中国政府卫生投入的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J].武汉大学学报,2009(62).
[4]盘宇章.财政分权改革对公共医疗供给影响的经验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10(12).
篇4
（一）全民基本医保制度框架全面建成，“病有所医”迈出了关键性步伐。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基础和核心。经过三年改革，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为主体，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为兜底，商业健康保险及其他多种形式医疗保险为补充的中国特色医保制度体系初步形成，织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安全网，为城乡居民“病有所医”提供了制度保障。
1、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体城乡居民。截至2011年底，城乡居民参加三项基本医保人数超过13亿人，比改革前增加了1.72亿人，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超过预定目标5个百分点。职工医保参保人数达到2.52亿人，2008～2011年中央财政共安排509亿元重点解决了近800万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的参保问题，将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全面推开，参保人数达到2.21亿人，重点解决了城市中“一老一小”、大学生以及流动人口的参保问题。新农合参保人数达到8.32亿人，增加1700万人。
2、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大幅提高，从2008年的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0元（2012年已提高到240元）。2009～2011年，全国各级财政共安排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补助资金432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1732亿元。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逐步提高，分别从2008年的54%、48%均提高到2011年的70%左右。
经过特殊大病保障水平试点，96.4%的县提高了农村儿童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保障水平，困难家庭患儿看病费用实际补偿比例从2008年的40%提高到70%～90%，近3万名患儿从中受益。2011年又将终末期肾病、重性精神疾病等6类重大疾病纳入试点范围，超过20万患者获得补偿，实际补偿比例均接近65%。
3、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不断创新。一是推进即时结算。推广就医“一卡通”，发放社会保障卡1.99亿张。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在统筹地区内普遍实现了医药费用即时结算。18个省份城镇基本医保实行了省内异地就医联网结算。二是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各地普遍开展按病种、按人头和总额预付等支付制度改革，不断强化医保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三是着力提高基本医保统筹层次。四是推进基本医保制度城乡统筹。全国5个省级区域、41个地市、162个县（市、区）开展了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探索。
4、医疗救助制度进一步健全。改革以来，扩大了医疗救助的覆盖人群，开始将低收入重病患者、重度残疾人、低收入家庭老年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纳入保障范围。2011年全国城乡医疗救助总人次达8887万，与2008年相比增长54%；救助资金支出186.6亿元，增长158%。2009～2011年，全国各级财政共安排医疗救助资金37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约254亿元。同时，推动医疗救助与慈善事业建立有效衔接机制。
（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轨到新的运行机制。
1、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实现全覆盖。2009年8月，国家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遴选确定了307种基本药物。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和群众用药习惯，又增补了部分品种，平均增加210种，基本满足了群众的基层用药需求。为有效遏制基层药价虚高现象，建立了新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按照新办法实施招标采购和取消药品加成，基本药物价格比制度实施前平均降幅30%左右。为确保基本药物质量安全，实施了基本药物全品种覆盖抽验和电子监管，对所有中标企业进行动态监控，药品质量安全保障得到明显提高。2011年7月底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在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全面覆盖，提前实现改革目标。
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了五大运行机制。一是建立起公益性的管理体制。明确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基本实现每个乡镇有一家政府办卫生院，主要职责是为群众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建设、设备购置由财政予以保障，人员和运行经费多渠道保障。为充实和稳定基层人才队伍，普遍开展人员核编定岗工作，乡镇卫生院按农业户籍人口1‰左右核定，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相应制定了编制。截至2011年底，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核编总数达到了150多万，比改革前增加了63万多。二是建立起竞争性的用人机制。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破除身份界限，实施“按需设岗、按岗聘用、竞聘上岗、合同管理”的岗位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新机制。截至2011年底，安置落聘人员71655人，清理清退不符合条件人员47994人。三是建立起激励性的分配机制。确立了以服务数量、质量、效果以及居民满意度为核心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考核机制，考核结果与经费补助挂钩，与个人收入挂钩。四是建立起规范性的药品采购机制。2010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推出了招产企业、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集中支付、全程监控等六方面创新举措。五是建立起长效性的补偿机制。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收入明确为依靠财政投入和医疗服务收入两个渠道，对经常性收支差额部分由政府按照“核定任务、核定收支、绩效考核补助”的办法足额补助。据10个省调查数据，改革后财政和医保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入的补偿比例平均达到72%，比改革前提高了2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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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指一组最基本的、人人能获得、政府和居民都能负担得起的医疗卫生服务。其最重要的落点在于“基本”二字，符合这一范畴的，在费用上属社会基本医保覆盖范围，按报销比例由医保购买，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里支出。
哪些卫生服务和治疗项目属于“基本”、哪些属于“非基本”，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应设在何种水平，又将如何实现保基本不打折，这既牵涉到缴纳医保的每一位居民的医疗福利水平，也事关我国医保基金的运营前途。
“这可以说在当前的医改大局中有着基础性意义。”一位接近国家卫计委法制司的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界定工作日显紧迫
今年2月份由华中科技大学编纂的《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4》，由于预判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即将出现收不抵支的现象，一度引起轩然大波。该报告认为，因为近几年来医疗费用过快增长，2017年医保基金就会出现当期收不抵支，到2024年累计结余亏空则可能高达7353亿元人民币。 界定“基本服务”在当前的医改大局中有着基础性意义。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居民医疗需求，一边是医保基金的收支压力和财政压力，如何解决好这一矛盾，是医改正面临的一大难题。”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孙钢对记者表示。
上述接近卫计委法制司的人士对记者表示，应对这一难题有多种手段，比如控制医院过度医疗带来的浪费，以及加强医保徼纳力度、扭转断保加剧趋势。而科学合理地界定“基本”范畴则起到更为根本的作用，它从制度层面对居民应享受的基本医疗福利水平和政府职责做出了界定。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基本医保管理部门通过制定定点医院目录、检查和治疗等服务项目目录、药品和材料报销目录等方法，确定了“基本”范围，目录外的诊断、治疗、药品则视为“非基本”，要么降低报销比例，要么不予报销。
然而，改革路径相当迂回。因为医疗保障的福利刚性，先进的诊断检查治疗手段和进口药物，不断纳入保险报销范围，比如器官移植、进口的靶向治疗肿瘤药物等，保障项目范围不断扩大。
“时至今日，所谓基本和非基本的界限，不是更加清晰，而是更加模糊了。因此，进一步界定工作尤为紧迫。”上述人士称。
现实选择
上述人士称，对于“基本”和“非基本”的界定，中央的基本原则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这个最大实际，既要避免“政府缺位”，又要避免政府包揽一切而陷入“福利陷阱”。
上述接近卫计委法制司的人士透露，按照这一原则，比较现实的选择是承认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的保障范围，就是基本医疗保障的范围;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不再扩大保障范围和报销上限。
下一步也就是“十三五”时期的工作重点，是通过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筹资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同时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趋势，保证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的稳定和可持续，并为商业健康保险留出发展空间。
“为确定一个合理的水平，我们对多个国家的保基本政策做了调研，包括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位人士表示。
在大多数国家所谓“基本”，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国内主要疾病和健康问题，二是运用适宜技术和基本药物等干预手段。
在发展中国家中，泰国和墨西哥基本卫生服务制度的经费和人力较有保障，服务质量较高，受到普遍欢迎。
以泰国为例，“30泰铢政策”以综合税收为主要筹资来源，覆盖了原有保障制度之外的所有人群;居民每次只自付30泰铢（约5.7元人民币），就可享受包括基本卫生保健服务和大病医疗服务在内的所有门诊和住院服务。
墨西哥的基本卫生服务包含九个领域：预防、救护车、牙科、生殖健康、急救、康复、住院、手术、孕产期保健和新生儿保健。
上述人士表示，我国基本医疗服务包要参照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来确定，最低标准是大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服务包，目前可与泰国相当。由于我国到 2020 年人均 GDP 将接近墨西哥目前的水平，因此可在“十三五”末期向墨西哥靠拢，部分条款还可参照发达国家标准。
三级服务包
根据以上基调，正在界定中的“十三五”时期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内容，或将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是一级服务包。这一级在目前我国实施的11 类41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础上逐步扩展，至少包括9大内容：健康教育、均衡营养、安全饮用水和卫生厕所、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计划免疫接种、地方病防控、常见病和外伤处理、基本药物、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一级服务包的提供，主要落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身上。
目前，我国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已经有了坚实基础，但体制机制不顺，主要是服务能力不足和效率较低，将来需要对基层卫生服务体系进行重构。
重构思路是在城市和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农村地区，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医生多点执业和私人诊所发展，逐步形成以全科医生为主、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医保和政府购买双支撑的格局。但是，对地广人稀的边远农村地区，仍要坚持政府直接举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方式。
二级服务包则将借鉴墨西哥经验，纳入二级医院以下的所有住院服务和门诊服务，80%的基本医疗保障资金都将用在这一级的医疗服务上。
三级服务包仍可以墨西哥模式为基础，将脑血管疾病、心脏病、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纳入，并在未来逐步借鉴法国经验，囊括35种重大疾病，而我国目前大病医保的覆盖病种在20个左右。二三级服务包的提供将主要依靠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社会力量举办的二三级医院，费用则主要通过基本医疗保险购买。
“保基本”策略
相伴界定“基本”而来的政策规划，还应包括如何筹资、如何提供这些服务，怎么保证基本医疗的质量不打折扣等一系列问题，它们共同构成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改革内容。
据记者了解，“十三五”期间保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策略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建立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为支付主体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筹资体系，其中可能包括两项主要内容。
一是要进一步增加政府的卫生支出。上述接近卫计委法制司的人士透露，要推动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力求“十三五”卫生支出占 GDP比重能提高到2%，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补助水平。
“有些专家提出过更高目标。但我国目前的水平刚超过1.6%，印度都高于2%。”
复旦大学卫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郝模表示，GDP的5.5%用于医疗卫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根据我们的研究，政府给医院减少1元的净投入，就会导致患者多掏四五块钱，反过来，政府每多投入1块钱，就有理由要求医院少收患者四五块钱。”
此外，未来或将提出对烟草和白酒征收“健康附加税”，专项用于提高基本医保补助。
二是要对基本医保筹资结构有所调整，通过立法将自愿参保变为强制参保，确保“十三五”时期基本医保覆盖率保持在 95% 以上，据记者了解，这一点也已纳入人社部的政策规划，主要对农村居民的政策效应更为明显。
保基本的第二策略是建立以公立医院为主、非公立医院为重要补充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体系。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是第一位。上述人士说，对东部发达地区，“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希望每个省、市、县办两家公立医院，每乡镇办1所卫生院。”
按照目前的政策规划，未来5到6年三级医院普通门诊将逐步取消，到2020 年计划70%到90%的医疗卫生服务在县域内解决。
社会办医方面，“希望达到的政策目标是到‘十三五’末，30%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通过政府向非公立医疗机构购买。”上述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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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事业；筹资机制；研究
当今世界，福利性的医疗卫生模式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普遍发展趋势。那么，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与福利性之间的本质区别主要有四方面：一是二者的性质截然不同，福利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而公益则是个人的品德和美德；二是二者的主体地位截然不同，福利的主体是国家和政府而公益的主体是多样化的；三是福利与公益的对象不同；四是福利服务与工艺服务的资金来源不同，前者主要是政府工作报告财政资金，而后者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
1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应当安性为福利性，其理由主要有：第一，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需要。目前医患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原因在于：医疗机构从政府获取的资金逐步减少，为了保证正常运行和人员待遇，医疗机构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医疗费用。相反，即便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患者个人现金支付比例过高。再者还有绝大多数患者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完全由个人，家庭承担巨额医疗服务开支和病症负担。第二，政府履行保护公民社会权利职责和需要。公共卫生服务是社会福利重要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中外各国历史经验证明，医疗照顾与健康照顾必须是无条件限制的福利服务，预防疾病和疾病治疗是政府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福利服务基础部分。
在如今，全面免费的医疗并非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如在欠发达的印度早已实现全民免费福利医疗。因此，以我国目前社会物质财富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满足福利性的医疗卫生制度模式是不能成立的。
2我国医疗卫生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疗体制的改革的深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现实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自身存在着缺陷。
2.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低，城乡保障极不公平。农村医疗保障无论从资金、医疗设备投入还是医务人员数量上与需求都有较大缺口。
2.2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城镇医保的目标人群只包括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少年儿童、城镇非就业人口、个体工商户、部分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部门的从业人员，以及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员都在保障范围内。第二，我国基本医疗保险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对统筹基金规定的起付标准和最高限额水平低。第三，担任偿付功能的医保中心对于医院的医保治疗费用限额制度有缺陷。目前，医疗保障制度采取后支付且明确限额对报销限额采取简单的一道却的做法，不能完全满足必要的医疗费用，因此医院也无法从医保中心获得足额补偿。
2.3目前部分省市还存着省市公费医疗制度。因此，我国医疗改革中，医疗费用筹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和医疗费用开支问题是成为难点问题，它们应当因循医疗卫生事业福利性的思路加以解决。所以，应当逐步减轻甚至免除公民个人在基本医疗服务筹资方面的责任。有关政策应当明确基本医疗服务要逐步取消个人现金支付模式。政府在建立基本医疗保险金时已经向个人进行了筹资，如果不逐步取消实际医疗费用中的个人现金支付部分，就难以使不同行业和不同等级的人们享受到真正的医疗公平。
3医疗卫生事业筹资体制的基本功能和原则
医疗卫生事业筹资体制应包括资金筹措和资金配置两大部分。资金筹措是指如何获得医疗卫生服务所需的资金，其途径有政府税收、个人付费、雇主付费等多种方式：资金配置是指资金的流向，可以多种分类进行衡量其配置是否公平。例如，资金的医疗机构间配置，城乡间配置，地区间配置等等。
医疗卫生事业筹资体制的基本功能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为医疗卫生服务部门筹集运营和发展资金；二是帮助居民分散疾病所带来的财务风险；三是通过设计不同的资金使用方式和医疗服务购买机制，解决谁购买，买什么，从何处买，如何支付，如何定价等问题，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按照通常的标准，一个合适的医疗卫生事业筹资体制应当满足三个基本原则：一是符合社会伦理所要求的公平性；二是资金的筹措和使用应当具备有效性；三是财务上具有可持续性。
当前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筹资体制改革就是要逐渐解决存在的问题，实现政府筹资充足，资金配置公平，有效分散全体居民的医疗卫生支出财务风险，并且在财务上具有可持续性。
4医疗卫生事业的筹资方式
4.1我国现行医疗卫生事业的筹资方式：我国现行医疗卫生事业的筹资方式是由个人付费、政府筹资、商业保险、社会保障等几种模式构成。这几种模式体现在以下几种医疗卫生保障制度之中：一是公费医疗。二是城乡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三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四是社会医疗救助。五是商业健康保障。六是个人直接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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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答案提示*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医疗保险统筹基金风险的形成大致可分为整体社会因素(主要由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自身特点所致)和局部社会因素(受我国经济形势和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素质影响)。
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是保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正常运转的首要条件。一旦统筹基金出现严重超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功能就会随之削弱甚至崩溃，从而导致基本医疗保险故革失败。
要确保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安全，一是要加大收缴力度，确保基金收缴率，特别要注意防范恶意拖欠的问题。二是建立完善基本医疗保险预算制度和基金预警系统。三是要结合实际，确定合适的支付比例。四是要建立统筹基金支付的调节与平衡机制。五是要严格大病的审查。
3．参考例文*
试点推进，全面搞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世界发迭国家相比甚至与一些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还具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加快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保障人民的基本医疗，是我国政府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我国先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我国城乡居民得到了巨大的实惠。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增加较快，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条件基本是备，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国务院决定，从今年开始试点，用三年左右的时问逐步在全国城镇全面推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是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推进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首先，抓好制度建设。试点城市要探索和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体系，形成合理的筹资机制、健全的管理体制和规范的运行机制。确定合理的筹资水平和保障标准，从低水平起步，努力实现广覆盖；坚持群众自愿，加强政府引导；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确保基金安全；加大财政投入，形成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
其次，必须着眼整个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疗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要全面搞好相关制度的统筹协调，特别是要加快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整合和充分利用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培养适应社区卫生工作的人才，让更多的病人放心地在社区看病就医。要做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其他医疗保险制度之间在基本政策、管理措施等方面的衔接。此外，对药价等对医疗改革影响较大的因素要注意有效地调节。
再次，必须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抓好落实。制订试点方案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保证可操作性。要注意研究试点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的办法，保证试点工作顺利进行。考试大收集整理
篇8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4100
[摘要] 医疗卫生领域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从诞生到发展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世界各地许多各国已进入了“全民医保”时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引进或实施这一制度。我国在实现”全民医保”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面临着巨大挑战：看病难、看病贵、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政府监管失力、诱导消费显现泛滥等。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需要建立完善的医疗服务运作体系，并充分发挥政府在医疗领域的监督作用。
[
关键词 ] 全民医保；挑战；医疗服务运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 R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5）03（a）-0048-05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errice Operation Mode of Our Country in Universal Coverageera
TIAN Lu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college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4100，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and health，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has entered the era of universal coverage. In implementing \"the goal of universal health care\" ，our country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facing huge challenges： to see a doctor， the difficulty and high cost of medical treat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imbalance， government regulation power loss， induced consumption appeared flood， etc. Britain´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The NHS Model ） and a new round of medical reform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medical service operation model. Achieving the goal of universal coverage needs to establish a perfect medical service operation system， an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in the field of health care function.
[Key words] Universal health care；Challenges； Medical service operation pattern
[作者简介] 田璐（1987-），女，山东济宁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卫生管理。
1社会医疗保险发展概况
这种制度起源于19世纪末期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如今在世界范围内，通过该制度的实施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已多达30几个。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要想实现全民医保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个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牵涉利益十分广泛，有时利益相关者之间会发生激烈的较量，因此整个过程往往旷日持久。德国用了整整127年，才真正实现医保的全面覆盖，比利时用时仅次于德国，为127年。卢森堡和以色列用了七八十年，用时较短的日本、韩国也分别经历36年和26年。
1.1医保的内涵
简称“医保”，人们往往难以理解其真正含义，因为“医保”既可能是“医疗保障”，也可能是“医疗保险”。实际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而且有些医疗保证形势或医疗保险类别存在自身的独特性，并不适合或没有必要实现全社会覆盖。
医疗保障是个笼统的集合概念，具体指人们在获取医疗服务时被提供的诸如公费医疗、医疗救助和医疗保险等各种保障措施。而医疗保险的内涵要小于医疗保障，它是利用缴纳保险费的方式进行医疗筹资，借此获得医疗服务的一种医疗保障形式。不过，医疗保险仍可细分社区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和国家医疗保险等若干类型。
文章所探讨的特指社会医疗保险。
1.2社会医疗保险的起源与发展
一场疾病往往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健康和经济损失，为最大限度地减小这种损失，人们设计了保险机制。这就是医疗保险的起源。人群疾病难以确定，但疾病的发生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掌握的。所以汇集众人平日积累的小额资金作为保险金，那么当个别人生病时，就可以从中拿出一部分来用于疾病的治疗，这无疑对那些病患是个巨大的帮助。
在发展初期，资源性质的商业保险是最常见的一种医疗保险。但是这种保险方式存在双方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双向“逆向选择”问题：保险方为了减少补偿费用，总希望健康的人参加、而抵制那些生病概率高的人；而在参保方，情况则正好相反，健康的人参与积极性很低，身体不佳的人则非常愿意参与。要解决这种问题，就必须对这一过程施加强制性，此时，国家开始出面，一方面借助法令成立一些保险机构来承担保险责任，另一方面，则以国家的名义强制社会成员参与。参与双方随意挑选对方的弊端就得到了解除，因此可以形成稳定的分担风险机制。这就是社会医疗保险的形成缘由。
1883年，德皇威廉一世治下的俾斯麦政府颁布《疾病保险法》，连同1884年的《工伤保险法》，1889年的《残疾和老年保险法》，这些标志着大规模强制性社会保险的诞生。该制度最初主要面向收入较低的蓝领工人。1885年，覆盖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1%，到1910年，该数字达到30%。该制度得到欧洲各国如奥地利、挪威、比利时、法国、丹麦等的纷纷效仿。在经过首相劳合乔治对德国的考察后，英国也于1911年建立了工人保险，规定由雇主为年满16周岁且年收入不足160英镑的工人支付保险金（每周三个便士），国家也给予每周两便士的补贴。二战后，英国建成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取代了先前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Klein，2001）。总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都在20世纪初前后，覆盖人口十分广泛，常常数以百万计，其中没有的覆盖面尤其广泛，在工人中达到了33%（Murray，2007）。当然，相对于今天而言，发展初期的医疗保险的待遇并不太高（平均工资替代率为42%），但是这种制度的发展方向是良好的。
2我国构建医疗服务运作模式之发展历程
2.1我国构建“全民医保”体系之取得的成果
自2009年公布和颁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来，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医疗改革。“新医改”方案明确提出了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要想实现该目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必须扩大到全体社会成员。从1998年开始，我国已逐步形成了城乡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大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就医疗保障的对象而言，我国的三大基本医疗保险涉及城乡职工、城市居民和农民，所以三大基本医疗体系总体上可以称得上是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2009年至今，我国新医改取得成效并逐步深化，不仅医疗保障体系和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卫生科技水平、医药生产供给能力等不断改善，而且人民的健康水平、平均寿命也得到显著提高。
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在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我国政府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也并未停止。近几年，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一直没有停止过，政府加强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建立起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疾病防控体系。[1]医疗卫生总费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2000年时为4586.6亿元，到2012年时，已达到28914.4亿元，且增幅较大，2012年的卫生总费用比2011年的24345.9亿元增长近20%（2000年—2012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及各项卫生支出情况见表1）。换句话说，从国家层面看，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已初具规模，且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2]。
2011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2012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卫生总费用为测算数，按当年价格计算。
2.2我国构建”全民医保”体系面临的障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更适合选择社会医疗保险作为扩大医疗保障政策。中国要想实现“全民医保”，要对可能面临的困难有充分的认识，并找出解决办法。
①目前，中国依然是中低收入国家，因此当务之急是扩大保险覆盖面、让更多的人获得医疗保险。
扩大覆盖面、实现全民医保是一个十分的复杂性的过程，因为我国要多从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吸取经验。目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的医保需求日益增加，相应的条件也日益成熟：一方面，在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中，人们生活风险上升、抵抗风险的能力却下降，社会正需要一个成熟稳定的风险分担机制；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实力日益充沛，发展医保的各种条件都愈发成熟。
②政府虽然对发展医保的必要性有了充分认识，但国家能力，尤其是行政能力和强制能力，尚存在一些不足。
单位制瓦解后，中国亟需建立一套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目前，这种机构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不少问题依然存在（杨燕绥，2007）。其中，新建不久的新农合和居民医保问题最多，涉及到人员编制、经办机构、办公经费等方方面面（刘军强，2009）。这可以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劳动监察机构力量弱小，难以发挥足够的强制职能（岳经纶、庄文嘉，2009）。据统计，2005年全国仅有两万余名劳动监察员。其中宁夏全区仅有5名劳动监察员（《中国劳动保障》编辑部，2005）。从这一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劳动监察力量的严重不足。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加强劳动监察力量，这样社会保险的强制性才能得到体现，之策执行过程中阻碍力量才会得到顺利克服。
二是设法减少雇主的避保行为，这就需要再政策对象方面寻找途径，具体来讲，即需要健全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尤其是对于那些非正规渠道而言的劳动者来讲。目前，我国非正规就业人口增加十分迅速，这是所有制改革和人口流动等因素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医保发展因之面临巨大挑战（Cook，2008）。目前，据估计，城镇的非正规就业人口已达城镇总就业人口的一半（胡鞍钢、赵黎，2006）。
三是中国目前存在医保结余率过高的问题，这主要源于制度设计和运行方面（顾昕，2009）。1993年，医保基金的结余率是30%，到2007年竟上升到110%。据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2008）结果，新农合为34.6%，居民医保为49.2%，职工医保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为66.2%（卫生部，2009）。因为医保基金这种类型不具备累积性，如果基金结余率节节攀升、居高不下，医保制度的吸引力就会大大下降，这对扩大覆盖面会产生负面影响。
③目前医保的统筹层次太低，大多停留在县级水平，全国有7450多个社会保险统筹单位，其中多数都是县级的，这种情况有许多弊端。
首先，参保者要想实现地区之间的转移操作起来十分不便。
其次，统筹层次低，则风险分担范围小，这基金的平稳运作十分不利。
再次，存在基金安全问题。社保基金管理主体太多，监管起来十分不易，导致基金被挪用挤占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为了确保基金安全、降低风险、提高管理效率，有必要将社会保险统筹项目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
最后，目前的三类医保分属不同制度，应该对彼此之间重叠的部分加以调和整顿。例如，进城的农民工可同时参加职工医保和新农合；个体营业人员可同时参加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因此可以尝试将三种制度合而为一，以提高运行效率。届时，如果中国人的医疗保障不因户籍、收入、就业状况而异，那么离全民医保就不远了。
3我国构建医疗服务运作模式之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全民的三大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国家对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也在逐年增大。但是，在“新医改”的背景下要真正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我国仍然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和制约因素。
3.1看病难：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偏低，卫生资源不足
近几年来，虽然我国逐步加大对卫生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医疗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2012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达5.57%。但是，与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相比，我国不仅对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较少、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较低；而且政府卫生支出，不仅在卫生总费用中占比偏低，而且在财政支出方面所占比例也偏低；此外，我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仅为146美元，美国人均医疗卫生费达7164美元，德国4720美元，英国3771美元，日本3190美元（见表2）。
3.2看病贵：居民医疗负担过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虽然我国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城乡居民参保率高达90%，医保机构分担了参保人员的大部分医疗费用，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体制不健全、政事不分、官办不分、监管不力等原因，我国公民个人医疗负担依然过重。虽然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重已由新医改之前2008年的40.4%降至2012年的33.4%（见表3）。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个人卫生支出比例仍然过高，英国的个人卫生支出占总支出的17.4%（2008年），现在其个人卫生支出比例已不足10%。我国个人卫生支出比例过高，致使居民医疗负担过重，甚至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病暴力”等风险。
2011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2012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3.3医疗资源在城乡之间、医院层级之间配置比例严重失衡
要确保国家社会的稳定，对基本医疗卫生资源进行适度公平的分配是比不可少的，这项工作本身也是国家社会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3]。但是由于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也存在二元化和分隔的现象。在我国，大约80%的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占中国人数35%左右的城市，在城市中，又有80%的城市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大型医院和公立医院。据《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虽然我国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人数达到8.32亿人，参保率达97.5%，但是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与城市居民的人均医疗费用相差甚远（2000年至2010年我国人居医疗卫生费用及城乡医疗卫生费用的比较见表四）：2000年—2010年人均医疗卫生费用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2011年我国人均卫生费达到1806.9元，城市2697.5元，农村879.4元，2012年我国人均卫生费达2135.8元，比2011年增加了约329元，增速超过18%。虽然我国人均医疗费用在快速增长，但城乡在医疗卫生资源方面的差距也在拉大，资源配置不合理。见表4。
3.4政府监管失力，“诱导消费”现象泛滥，医药费仍呈上涨趋势
医疗消费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供方主导、被动消费等特点，因此供方作为理性“经济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供过度医疗服务，最大化的追求个人利益，在医疗市场中经常出现“诱导消费”等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在政府监管失力的情况下，最大化地损害了医疗消费者的利益。虽然，政府通过政府管制、行政定价等措施，已基本控制住了药品价格，但是由于政府监管不力等职能“缺位”和市场机制扭曲等因素，医药费仍呈上涨趋势。
4我国构建医疗服务模式之对策
4.1完善“全民医保”时代我国医疗服务运作模式
在“全民医保”时代，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都应是其在医疗卫生领域政策制定的优先目标和终极目标。在2009年—2011年“新医改”第一个实施阶段结束之后，我国距离“全民医保”的目标依然很远。因此在接下来的医疗改革中，需要借鉴新一轮医疗改革的经验，构建完善的医疗服务运作模式（见图1：“全民医保”时代医疗服务体系运作模式），兼顾医疗卫生领域的效率与公平，进一步推进医疗卫生改革，保证我国公民能够获得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进入“全民医保”时代。
在“全民医保”时代医疗服务体系的运作模式中，医疗服务需求者（患者）并不与医疗服务供给者（医院等）直接发生服务购买关系，而是通过医疗服务购买者（医保机构等第三方医疗服务购买者）与医疗服务供给者建立间接的服务购买关系。在医疗服务需求者与医疗服务购买者，即患者与医保机构之间建立起医疗保险关系。医保机构依据患者的医疗需求以“团购”的方式向医疗服务供给者购买医疗服务，二者（医疗服务购买者和医疗服务供给者）之间形成一种契约化的服务购买关系。医疗服务需求者（患者）和医疗服务监督者（政府）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有责任代表患者的利益对医疗服务购买者和医疗服务供给者进行监督。政府对医保机构和医疗服务供给者发挥着制约性的监督作用。
医疗服务购买者和医疗服务供给者之间这种契约化的服务购买关系不仅可以抑制供给方诱导“过度消费”、提供“过度服务”等道德风险，降低医疗成本，避免医疗资源的过度浪费，而且可以增强各医疗供给方的竞争，从而提高医疗服务的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引入第三方医疗服务购买机构和发挥政府的监督作用可以使医疗服务卫生体系更加注重患者（医疗服务需求者、消费者）的需求，为医疗服务系统注入这种注重消费者需求的“企业式”管理模式，从而提高了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最终有利于“全民医保”的实现。
4.2实现医疗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要想“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真正进入全民医保的时代，需要在保证国家财政持续投入的基础上，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在医疗卫生领域统筹效率与公平。需要借鉴英国的“NHS模式”及其新医改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将国家的财政投入发挥到最大化，做到“补供方”和“补需方”的结合，不仅支持医疗机构的建设与发展，而且通过财政补贴城乡居民，使之最大范围地参加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全民医保”的实现。另外，应建立完善的医疗服务运作体系，引入第三方服务购买者，进行内部市场化改革，创造医疗服务供给者之间的竞争环境。
4.3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医疗行业的宏观管理
社会医疗保险不仅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政策，需要政府财政的极大支持，而且它也对技术要求也很高， 要完成其日常事务，并非易事，除了要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外，还需要招募专业人员实施系统化管理，政府能否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极为关键。[6]在新一轮的医改过程中，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医疗行业的宏观管理对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4.4加强医疗服务体系运作中的监督力度
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过程中，转变政府的职能首先要明确政府在医疗服务体系的运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既不应该是供给方，给大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也不应该购买方，要购买医疗卫生服务，政府应该是医疗服务体系运作过程的监督者。政府应加大对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管力度，完善对医疗市场的监督约束机制，控制卫生资源的浪费。作为医疗服务体系运作过程的监督者，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提出医疗卫生领域的宏观发展方向和战略。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政府规制影响医疗服务供给者的行为，设立专门的医疗卫生监管机构监督各医院和医疗机构的药品招标、杜绝其腐败和寻租行为，从而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合理分配医疗卫生资源、限制医疗费用的增速，同时也监督医疗服务供给者为医疗服务需求者提供高效、高质、安全的医疗服务。
4.5我国医疗服务运作模式要有灵活的制度
在设计制度时，国家要采取灵活的办法，因为非正规就业者和无业者在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和流动性等方面存在各自的特点和彼此间的差异。面对人口流动的问题，政府应降低医保异地转移的难度；对于低收入人群，则可进行适当补贴；医保管理者可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降低基金结余率。哥伦比亚的做法：抽取部分职工医保的沉淀资金来补贴城镇居民医保、充实医疗救助基金，这种方法或许值得中国借鉴。但中国有自己具体的国情，目前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分属两种独立运行的制度，所以只能首先将两项制度加以合并，才可考虑借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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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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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首次提出了基本药物的理念，把基本药物定义为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公平可及、安全有效、合理使用是基本药物的三个基本目标。目前全球已有160多个国家制定了本国的《基本药物目录》，其中105个国家制定和颁布了国家基本药物政策。我国从1979年开始引入“基本药物”的概念。
2.我国基本药物的含义是什么？
2009年新医改方案对基本药物的含义进一步作了明确和界定，基本药物是指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特征是安全、必需、有效、价廉。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都必须按规定使用基本药物。
3.如何理解基本药物的内涵？
具体来说，“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是指优先满足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避免贪新求贵；“剂型适宜”是指药品剂型易于生产保存，适合大多数患者临床使用；“价格合理”是指个人承受得起，国家负担得起，同时生产经营企业有合理的利润空间；“能够保障供应”是指生产和配送企业有足够的数量满足群众用药需要；“公众可公平获得”是指人人都有平等获得的权利。
4.什么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保障公众基本用药权益而确立的一项重大国家医药卫生政策，是国家药品政策的核心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涉及基本药物遴选、生产、流通、使用、定价、报销、监测评价等多个环节。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首先在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遴选调整、生产供应保障、集中招标采购和统一配送、零差率销售、全部配备使用、医保报销、财政补偿、质量安全监管以及绩效评估等相关政策办法。
5.为什么要实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我国幅员辽阔，城乡、地区发展差异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有利于提高群众获得基本药物的可及性，保证群众基本用药需求；有利于维护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改变医疗机构“以药补医”的运行机制，体现基本医疗卫生的公益性；有利于规范药品生产流通使用行为，促进合理用药，减轻群众负担。
6.哪些药品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范围？
主要是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慢性病等防治所需药品。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二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药品标准的。除急救、抢救用药外，一些独家生产品种经过论证，也可以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7.哪些药品不能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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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根据**的部署，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组织各方面力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用两年多的时间，形成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领导同志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直接听取各行各业代表的意见，对文件又作了修改完善。《意见》提出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总体目标是，到**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包括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为此，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努力建立协调统一的医药卫生管理体制、高效规范的医药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科学合理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严格有效的医药卫生监管体制、可持续发展的医药卫生科技创新机制和人才保障机制、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建立健全医药卫生法律制度。
会议强调，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和坚持不懈的探索；需要统筹兼顾，把完善制度体系与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结合起来。近期要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入手，重点抓好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较大幅度提高参保率，妥善解决流动人口医保问题，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二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科学合理确定基本药物，控制基本药物价格，减轻群众药费负担。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加快农村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费保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完善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进结构调整和合理布局。加大政府投入，规范收支管理。改进医院内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规范诊疗行为。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