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绿色金融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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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发展；绿色金融；低碳市场；碳金融

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首先，绿色金融是在环境经济学的背景下产生的。从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益突出，人类对环境保护的意识逐渐提高，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步成型。到二十世纪前后随着气候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减低碳排放为目标的低碳经济理论兴起，对低碳经济的研究逐渐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金融才得以产生和发展，即淦释了“绿色”二字。绿色金融作为经济学、金融学和环境学的交叉产物，不仅将绿色产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更要在金融业务运作中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理论在金融业中的具体应用。其次，绿色金融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金融业中的延伸。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一项准则，企业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愈发得到重视。其中企业对于环境的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重要部分，在不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基础上，提倡改善环境、推广清洁能源、加强生态保护等。绿色金融虽不直接对环境产生作用，但通过将环境因素纳入经营决策，通过对低碳环保产业的支持和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限制，能够间接对保护和改善环境产生作用，即实现对环境的责任。因而实施绿色金融是金融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金融业中的延伸。再次，绿色金融也是对金融创新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丰富和深化，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则强调金融业遵循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绿色金融为金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能够开拓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金融服务、金融市场等多方面的金融创新，并通过金融创新获得丰富的经济效益。同时实施绿色金融能够合理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提供金融效率和降低环境风险，是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贯彻。因而绿色金融发展，能够丰富并深化金融创新和金融可持续发展两方面的理论。

二、发展我国绿色金融的建议：

1.建立绿色金融的法律法规和机制，完善制度保障

从立法和机制建设两个角度人手，不断完善绿色金融的制度保障。完善环境保护立法和政策的顺利实施，实现环境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探索建立绿色金融法，将环境利益列为金融业新的经营目标和价值追求，并以法律的形式来引导和监督金融业的信贷和投资行为。在绿色金融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出台新的补充法规，不断完善绿色金融的法律体系，最大限度地为绿色金融保驾护航。在机制建设方面，重点完善对绿色金融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做到有保有压。对于激励机制，应制定一系列产业优惠措施，鼓励低碳、环保产业的发展，引导资金流入这些领域同时对金融业实施绿色金融予以政策倾斜，提高金融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积极性，不断推动绿色金融产品服务的发展。通过激励机制将金融业个体目标与整体社会目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对于监督机制，环保部门应加大对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和证券上市准入的监督力度，形成事前、事中、事后于一体的动态监督机制同时尝试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和绿色金融的考核体系，并通过新闻会、报纸、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将考核结果公之于众，通过社会的监督作用促使金融业实施绿色金融。

2.开拓金融创新，丰富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银行业方面，要继续完善和规范绿色信贷，在行业划分、环境风险评级、绿色金融统计等方面形成统一的标准针对低碳、环保产业的特点，在贷款额度、贷款定价、还款方式的选择上予以创新，如在还款方式上可采取前期还贷额度小、逐步提高额度的方式同时创新理财产品，开发以碳排放或者以低碳产业为标的的金融理财产品。保险业方面，在继续推广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基础上，探索金融创新，在已有的保险领域，如车险、财产险，对达到环保标准的企业和个人，采取提高保险金额或降低保费等优惠措施。证券业方面，在建立完善企业上市环保门槛的基础上，探索设立低碳、环保板块，专门为从事保技术和产业发展的企业和组织上市融资，该板块可以借鉴创业板的成功经验，在准入机制上推行更为严格的环境评价，并通过环境评价给予环保企业和环保项目相应的政策“绿灯”。此外，在推行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基金、发行绿色彩票等方面，也可以展开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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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金融；互动的基础；机理分析；障碍；建议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204-03

一、绿色金融的理论和实践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逐步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环境保护和治理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的集体行动。金融业以其产品的灵活性、赢利性和风险的分担机制、风险的补偿机制，而具有通过杠杆和利益传导机制影响产业布局的独特功能。金融业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作用，决定其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中将扮演非同寻常且责无旁贷的重要角色。面对复杂的经济和金融形势，我国金融业如何推进绿色金融模式和绿色金融业态的形成和发展，支持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重要问题。

所谓“绿色金融”就是指金融系统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导向，以信贷、保险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为手段，以促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环境质量为目的，从而作出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绿色信贷，是指银行业将资金和贷款机制引导到促进环保事业的机构和企业，同时对破坏环境、污染环境的企业和机构进行信贷控制，从而实现资金“绿色配置”的一种经营策略。

绿色保险，又称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指与环境污染责任相关的保险制度。绿色保险是对被保险人因发生意外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对象的一种责任保险。

绿色证券，是指以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和环保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通过调控社会募集资金投向，遏制“双高”企业过度扩张，防范资本风险，并促进上市公司持续改进环境表现。

绿色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较大市场风险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高新技术开发领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

从内涵来看，绿色金融是基于金融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金融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如何使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来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引导企业注重绿色生产，引导消费者注重绿色消费，促进绿色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绿色金融的积极作用已被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根据相关方面的资料查找，绿色金融的相关实践肇始于1976年的美国《资源保全与恢复法》。该法规要求业者就日后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和关闭估算费用等进行投保；在有关危险废物贮存、处理、处置的法规中，强制要求管理者应为在该设施的运行期间内、因危险废物的管理和操作所造成的对他人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害购买保险。该法规还要求土地填埋设施的管理者、地面贮存和土地处理单位的管理者，为非突发或非事故性事件（如渗漏和对地下水的渐进性污染）购买保险。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超级基金法案》出台。该法案要求企业必须对其引起的环境污染负责，为此，美国银行业改变了传统的贷款程序以避免潜在的环境债务，制定了环境评估政策，在考虑项目的环境影响以后才做出决策。

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织的金融自律组织（UNEP FI）正式推出《银行界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该声明得到非常积极的支持，100多个机构和团体在声明上签字。这一行动于1995年扩展到保险和再保险机构，并推出联合国环境署《保险业环境举措》，并定期召开会议，从实践和理论方面探讨适应环境保护的金融业发展战略。

印度于1992年制定了专门的环境保险法规《公共责任保险法》，要求“危险物质”的经营者都必须购买保险。为了明确环境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印度环境部于1992年公布《适用公共责任保险法的化学物质名录和数量限值》，具体列举了5大类共182种“危险物质”的种类和各自的数量限值。

2002年1月俄罗斯公布了新的《环境保护法》，指出环境保护领域的经济调整方式包括“扶持旨在保护环境的产业、创新和其他活动（包括生态保险）”。

2003年，7个国家的10家主要银行宣布实行“赤道原则”，即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以增加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改善环境与社会问题。

2004年1月，欧盟环境责任指令（Directive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对欧盟环境民事责任制度进行了正式立法，也成为绿色金融制度正式引入欧盟的一个伏笔。

随后，英国、德国、法国、芬兰等国家进行了多种尝试和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

2007年12月，我国银监会、原环保总局和人民银行联合颁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要求严格限制“两高企业的贷款”，并根据环保部门的通报，严格贷款审批、发放和监督管理。同时，强调了各商业银行要支持环保工作，控制对污染企业的信贷。

2008年2月，我国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推出两项新的环境经济政策――绿色保险、绿色证券，并推出绿色信贷指导目录，掀起了一场旨在保护环境的“绿色风暴”。

从国内外的实践看，绿色金融的实践取得了一定范围内的阶段性和局部性成果。但实事求是地看，作为环境经济政策一部分的绿色金融，在目前仍然处于探索和开发阶段，尚未得到金融业、生产企业和大众普遍认知的情况，大面积地推进还面临着不少制度性和技术性难题。

二、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互动的基础

一方面是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是我国仍然处于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污染隐患多，渐发、突发和意外的污染事故频率高的现实。因此，银行系统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环境污染的治理，在投融资的决策过程中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融合进银行的日常业务中，成为银行系统实现管理模式、业务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另外，不断增长的公众环境意识导致了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得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变得非常昂贵，制造污染事故的企业往往需要面临高额赔偿。结果是，企业不仅非常重视采取改善生产流程等措施降低环境事故发生的概率，并且产生了通过购买保险来防范不可预见的污染责任风险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业与保险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已成为开辟新市场、提高利润率、实现银保双赢的重要途径。

绿色保险是一项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应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绿色保险制度。保险人基于自身风险控制，必然会积极参与风险与隐患排查。同时，保险以费率与安全环保管理水平挂钩的杠杆机制，能够强化责任主体的内在压力，鼓励参保企业降低污染排放数量和程度。而一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保险参与环境污染治理，既可以为污染受害者提供经济补偿，减少政府负担，也可转移和分散参保企业经营风险，在突发环境事故后提供污染治理的经济援助。

绿色信贷是指利用信贷手段促进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及实践。其主要内容包括：利用贷款种类、期限及额度等政策和手段支持环保和节能项目或企业；对违反环保和节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项目或企业采取停贷、缓贷、甚至收回贷款等信贷处罚措施；贷款人运用信贷手段，引导和督促借款人防范环境风险，履行社会责任，并以此降低信贷风险。它是国家通过规制性政策和监管性措施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企业自愿承担和履行社会环境责任的措施之一。

绿色信贷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资金问题。绿色信贷能够为低污染、低能耗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既可以为研发提供间接的资金支持，也可以直接应用于被污染环境的治理，以此达到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破坏的目的；绿色保险的主要目的在于弥补企业由于环境损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对企业均具有通过环境风险管理获得收益的共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企业，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协同互动，既能够规划美好未来，又能够了却后顾之忧。

由于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对企业均具有通过环境风险管理获得收益的共性特征，而且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在服务对象、服务目的、标的风险等方面具有相同点，这就使得他们在项目产品的设计上有许多合作的基础。一方面，银行系统根据项目的风险程度和潜在影响对贷款项目的分类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保险公司所担忧的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另一方面，保险机构风险管理日趋专业化的发展，也会降低环境风险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使得银行系统的资金投放较为安全。两者在业务经营上相互弥补、互相合作，可以将各自的交易成本尽量降到最小。从理论上讲，在这样一个良性循环中，银行、保险和企业都能够得到各自的利益，形成“三赢”的局面，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三、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互动的机理分析

（一）绿色保险促进绿色信贷的机理分析

1.绿色保险是保障绿色信贷安全的一道重要阀门。无论企业所采用的工艺风险程度高低、发生环境事故的概率大小，投保绿色保险的企业都比未投保的企业多了一道保障。而有没有这道保障，往往就决定了这个企业是否还能在发生事故后继续生存或者正常生产，也就决定了流入企业的信贷资金是否还有回收的可能。因此，基于保证信贷资金安全的目的，银行机构在授信时，应将企业是否投保绿色保险作为实施差别信贷政策的重要依据。

2.绿色保险对绿色信贷的发展起到“保驾护航”作用。新能源清洁技术开发是绿色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具有巨额且长期投资的特点，具有很强的风险不确定性，这样就弱化了其获得金融支持的能力。而绿色保险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坚强后盾。绿色保险使企业遇到损失时，能得到一定的补偿，刺激了企业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欲望，培育环保新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

3.绿色保险为绿色信贷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绿色保险可通过对企业各个环节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为绿色信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通过保单对涉污企业的防污义务进行明确要求，强化其守法意识。通过强有力的信息识别机制，过滤“两高一资”项目，规避企业违约风险，保全资产组合价值，提高金融资产的优化程度。

（二）绿色信贷促进绿色保险的机理分析

1.银行机构网点多，为绿色保险发展提供网络支持。保险机构可以利用银行机构分支网点多和金融人才的优势，向企业宣传绿色保险的意义，甚至与其合作绿色保险业务；另外通过银行机构反馈并掌握一些保险方面的相关信息，创新绿色保险产品，挖掘绿色保险市场，提供信息保障。

2.发挥信贷融资作用，为绿色保险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绿色信贷最简单、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就是银行信用贷款，绿色信贷要发挥筹融资主渠道的作用，积极为绿色保险发展作贡献。通过提高对低污染、低能耗企业的信贷支持，并同时减少对两高企业的信贷支持，引导资金形成资金洼地，推动资金流向污染少、资源利用率高度的行业，进一步为绿色保险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环境。

3.促进环保技术创新，间接支持绿色保险。绿色信贷投放是基于生态环境风险的考虑，在一票否决和节能减排硬约束的形势下，很多两高一资型企业在进行生产决策时，为了获得银行支持，就不得不考虑到生产过程中潜在的环境风险，对环保新技术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促使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从而达到间接支持绿色保险的目的。

四、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互动存在的障碍

虽然在理论上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风险之间通过一种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建立起一种协同互动的关系具有可行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宏观政策因素、银保系统因素和技术性因素等方面的障碍。主要表现在：

一是银行、保险分业经营和监管的模式势必制约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互动的稳定性。我国的金融体系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发展模式，银行、保险和证券有着各自独立的监管机构和独立的监管法律体系。经营商业银行则不能同时经营保险，经营保险也就不能涉足经营银行业务。这就制约了我国银行保险业务向着更高模式发展，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长远发展战略考虑，金融的混业经营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金融的混业经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和客观要求，是把绿色金融落实到实处的基本条件。虽然政府介入是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政府介入也存在弊端。政府的行为可能不稳定，制定的政策也会“朝令夕改”，而且还有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风险，这样会使绿色金融的发展难以稳定，影响绿色信贷的资金安全性和绿色保险的经营稳定性。

二是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合作没有很好地衔接，产品设计和供应不匹配。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在服务对象、服务目的、标的风险等方面具有相同点，这就使得他们在项目产品的设计上有许多合作的基础。但在目前的金融市场中，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仍是各自为政，保险产品与信贷产品设计和供应上存在不匹配现状，使保险难以发挥其为信贷提供有效地风险保障的作用，这是制约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没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目前在金融市场中，保险与银行的网络信息系统相互独立，银行不愿与保险公司分享高端客户，而保险公司也不愿意与银行分享风险信息优势，双方没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以实现彼此间的“互动”发展。银行系统在现有的客户经济档案中没有收集客户的保险记录，也没有将申请贷款户是否参保作为审核发放贷款的重要参考因素。保险公司没有根据信贷产品设计保险品种，提高保险服务质量，发挥保险对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的积极作用。

五、促进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良性互动的相关建议

1.完善绿色金融的监管和执法体系，明确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履行环保的职责。首先，把绿色金融列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一是以生态文明和持续发展为宏观发展目标；二是把环境政策标准作为金融业的基本原则，发挥金融业的引导、支持和控制作用。其次，尽快出台法规政策，明确建立监管协调机制，跟进协调监管，防止出现监督空白。良好的金融法制环境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本条件，要从法律的高度去规范、引导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维护绿色金融主体的产权，有效遏制骗贷、骗保行为，防止监管出现缺陷、漏洞和积聚金融风险。

2.开发不同的融资保险品种，拓展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互动的空间。保险机构可以设计保单质押贷款保险、抵押贷款保险等产品。农村生产经营者和农村信贷机构在签订贷款合同的同时由一方购买融资保险，将部分风险转移；保险机构承诺在借款方无力偿还贷款时，赔偿信贷机构的部分损失，并取得代位追偿权；当借款方有偿还能力之后，保险机构追回贷款，扣除支付的保险赔偿，并将余下款项归还给信贷机构。信贷机构可以将农户或农村经济组织的某些寿险保单、林权证或仓单作为质押物，或将农机器具及大型农业机械设备作为抵押物向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根据风险与收益匹配的原则在信贷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进行保险费率的厘定，既要尽量不增加农村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又要能够维持保险机构的正常运作。

3.选择污染少、资源利用率高的企业作为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互动的新切入点。污染少、资源利用率高的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中的“道德风险”。对于产业化经营主体来说，一般都积累了相当的资本，他们把保险的保费指出当作正常的生产成本支付。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对产品加工企业、产品流通企业提供保险，为其生产经营提供抵御风险保障。信贷机构可以向这些经济组织提供贷款。保险机构和信贷机构通过联合服务于具有较强实力的经济实体，既便于服务和管理、有利于控制风险，又能够获取集约化经营效益。

参考文献：

[1] 斯科特・卡兰，詹尼特・托马斯.环境经济学与环境管理：理论、政策和应用[M].李建民，姚从容，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 弗兰克・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M].吴爱明，李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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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 绿色物流 绿色金融 可持续发展 运营环境 优化策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今天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重要内容的背景下，研究绿色经济的相关内容已经成为了经济学家、学者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课题。对于我国而言，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的路线指引下，对其相关层面内容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种种问题，比如说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日益严重等。就物流行业而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物流企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将同样对经济、社会和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下，“绿色物流”理念的提出，为物流行业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指明了方向。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物流实体经济中的角色转换需要“绿色化”的同时，物流行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金融环境的绿色化发展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绿色物流提供金融支持，为该行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开展物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国家贸易的现实层面来说，实现物流企业金融绿色化，对于规避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绿色壁垒”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和现实价值。

“绿色物流金融”的理论意义

在经济学上，金融运营环境有如下定义：通过组织内部成员和外部环境之间的行为交互和利益交换形成的特殊动态平衡系统。在本文中所引用的绿色物流金融环境的内涵为：“客观经济环境下，物流金融利益主体和外部环境之间所形成的整体”。结合两者不难看出，绿色金融环境实际上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并通过两者之间的协作来实现对环境的调节。内部环境主要是指涵盖了市场内所有机构和组织，而外部环境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说的，通常情况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都是从内部角度进行的。

从“绿色物流金融”这一名词中就可以看出，该名词同时兼具金融、物流、绿色三个主要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同时也表明了其具体特征，其特征可归结如下：

绿色物流的发展离不开持续性发展，绿色物流在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种种特性，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和自然之间所形成的主动的、和谐的关系的集中体现，而在绿色物流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则是要求人们要将物流金融的优势运用到物流行业中，从而为物流行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根植性特点在绿色物流金融环境中有明显的表现。正如美国知名社会经济学家Polanyi在其论文中所写到的：“经济发展的实质表现在各种非经济类型的关系上，同样也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种种影响，包括正面的以及负面的”。这种说法从客观上说明了绿色物流的发展实际上是受到社会经济环境所左右，也可以说，政府政策行为对于该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是受到特殊的时空的巨大影响与所属地的客观经济属性两者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就要求必须从当地的客观经济条件出发来发展绿色物流金融。

资金流是物流行业得以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实现物流行业健康发展的绝对前提，在这一过程中，循环性特征表现明显。

我国“绿色物流金融”的内外部运营环境分析

（一）从“绿色物流金融”环境的内部层面分析其运营状况

物流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内部问题，而绿色物流金融运营环境中这一问题同样突出。实际上，由于市场的逐利性特征，各个金融机构在非发达地区的投资总是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非积极态度，这就导致各地金融产业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尤其是中小城市的物流金融体系构建，可谓困难重重。在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资金的流动受市场自发性影响明显，政府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有限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更是导致绿色物流金融在中小城市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客观上来说，当前我国中小型物流企业融资难，在实际融资过程中人为因素过多、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整体情况堪忧等问题的存在，已经成为制约绿色物流金融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之一。特别是衍生产品如“绿色债券”、“绿色基金”欠开发、“绿色物流银行”、“绿色融通仓”等现代运作模式没有得到很好的拓展。这些不同层面出现的诸多问题，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该行业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举步维艰，就此笔者在表1中对具体的内部原因做了总结。

（二）从“绿色物流金融”环境的外部层面分析其运营状况

从根本上讲，影响绿色物流金融的外部环境因素同样重要，其产生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讨论。

金融危机对于经济格局的总体影响。目前来说，支柱产业的发展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核心方向，尤其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金融产业更是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从短期收益水平上来说，绿色物流行业整体收益水平相对较低，这就导致其发展必然受到其他金融经济体的排斥，发展缓慢、融资困难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结果。

政府主导的模式严重地制约了物流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我国现阶段商业银行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基本上都是国家从宏观经济发展角度所制定的政策指导下实现的，就金融监管而言，国内各种金融产品的整体监管水平较为落后，自由度也较低，更是对物流行业的融资行为制造了人为阻碍。这就导致绿色物流产业这种短时间内很难看到回报的行业因为监管制度的缺失而发展制肘，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一特点，相关金融部门已经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尽可能的少涉及该行业。同时，缺乏政府政策方面的支持同样是绿色物流金融运营环境不理想的重要因素。

法制环境与政策有很大的关联性，法律法规无法真正意义上的覆盖该领域。从法律层面讲，金融政策的制定必然附带金融法规的出台。这种情况下，银行作为金融主体，对于投资回报率的高要求和投资风险的考虑，在绿色物流金融行业中短期收益率不明朗的情况下，很少有商业银行乐于开展此项业务，即使有所开展，也设立了较高的贷款门槛，这就对绿色物流金融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

信用环境是一切金融业务开展的最重要的基础，没有足够的信用作支持，金融市场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当前信贷环境的整体恶化，直接导致了银行贷款门槛的加高，这一方面导致了绿色物流行业的融资困难，另一方面也把该行业推向了民间融资。其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绿色物流金融”运营环境优化的针对性措施

（一）从优化内部环境角度进行分析

内部环境的优化实际上要求从金融主体的客观行为入手，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金融服务创新以及金融组织创新两个主要部分。

金融服务创新。绿色物流金融服务的创新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和物流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交流合作机制，通过两者之间的密切配合实现。具体来说，就是要求物流企业必须通过自身业务上的创新来提升自身的信用水平；而金融机构方面，则是需要进行绿色物流金融创新，积极主动的研发各种绿色物流既金融产品，为该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金融组织形式创新。作为管理学中的重要内容，组织形式一直是我们所研究的重点，绩效水平和组织管理形式之间存在的关系，对于每一个管理者来说都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包括银行、信托、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各种混合形式等的组织管理形式的研究在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但是不得不说目前为止，针对绿色物流金融方面的组织形式的研究还较为少见。基于这种情况，有学者从农村绿色物流金融角度提出了“现代农村物流金融中心与农村物流金融非股权组织”。通过这种方式，物流企业能够通过联盟的形式从政府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中获取相应的资金，从而为其长期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客观上来说，这种组织形式的创新对于提升物流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组织形式的灵活性也能够有效的规避我国法律中针对物流行业的种种限制。因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值得我们关注。

（二）从外部环境优化角度进行分析

对于绿色物流金融的外部环境整体优化而言，这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必须有相应的监管机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这就要求政府对该行业的发展实施引导，为中小型物流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交流平台，并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提升该行业的整体规范程度。构建绿色物流金融运营的信用体系，这对于提升中小型物流企业绿色金融环境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这在客观上要求绿色物流企业和相关金融机构之间形成有效的合作和交流。政府政策倾斜是该行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政府有必要通过制定更为优越的激励政策来鼓励绿色物流金融行业的发展，通过行业本身、政府以及各金融机构的通力协作来促进我国绿色物流金融行业的发展。

结论

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物流金融对于第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必须重视的是，作为一种新型的事物，其发展方向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针对绿色物流金融行业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政府和相关金融机构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为其提供科学的引导和扶持，而行业本身也应充分把握机遇，促进自身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愈，许红莲.现代农产品绿色物流金融的发展及其方向选择[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5）

2.胡愈，柳思维.现代农村物流金融生态环境营造[J].湖南社会科学，2008（1）

3.何德旭，张雪兰.对我国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若干问题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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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概念最早由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提出，是立足于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人类长期发展战略模式。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关注企业与社会、环境、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史蒂芬·肖特嘉和罗杰·布里特在2010年《世界商业》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可持续会计”概念，指出可持续会计是会计的一个分支，是为生态系统和社会服务的会计，而且可持续会计作为一种信息管理工具和方法，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性和企业责任的发展。

(二)排放权理论

排放权理论源于经济学中经典的外部性理论，外部性概念最早源自马歇尔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他的学生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将外部性的研究问题从企业活动受外部的影响转向企业活动对外部影响，他把边际净私人产品和边际净社会产品做了明确区分，并把两者的差额称为外部性。1960年科斯进一步发展了外部性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只要产权明确，外部性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后的补偿得到解决。1968年戴尔斯将科斯定理引入美国水污染治理研究，提出了污染权交易理论。该理论主要思路是：在满足环境要求的前提下，由政府设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排污权，通常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出现，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被买卖。目前欧盟开展的碳排放交易的概念就来源于该理论。

(三)坏境会计信息披露理论

该理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去认识。从宏观角度讲进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是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从微观角度看是企业内部管理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投资人、债权人等环境会计利益相关人进行重要决策的需要。同时，环境信息披露也体现了企业的受托责任，有助于减少报表使用者与企业之间环境信息的不对称问题。

(四)成本管理理论

该理论与传统管理会计理论相结合从环境成本的控制及内部管理出发，认为企业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要重视生态环境开发的成本，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物质流成本会计（MFCA）理论的提出是成本管理领域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物质流成本会计是使物质流动及其成本细致透明化的新成本会计，通过追踪所有原材料及能源的投入与产出，以确保没有重要的能源、水或其他原材料被计算所遗漏。将物质流成本会计理论引入绿色管理会计，使企业能更准确的测算环境成本从而达到节约能源、降低污染、减少成本的目标。

二、对电力行业的启示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企业生产经营中破坏自然环境的情况日益被我国政府重视。1998年我国正式签署《京都议定书》，碳排放交易概念被引入；2003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了《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以法规形式首次规范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要求，随后证监会、上交所也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做出相关规定。而电力行业作为能源企业、公用事业企业，深入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制定实行绿色发展战略，努力推进自身的绿色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已开展的碳排放交易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电力行业的长远发展必将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现分别就这两方面提出一些想法：

(一)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

从2008年至今我国已成立了五个碳排放交易所，分别是：北京环境交易所有限公司、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和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随着未来碳配额交易政策的正式推出，政府将把二氧化碳减排量作为硬性指标分配到各个企业。这样一来，碳排放权就将像股票债券一样在碳排放权交易所进行上市交易，并且形成有效的定价机制。电力行业中的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等绿色减排项目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将成为一项可计量可交易的资产，给企业带来收益。因此加强对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的研究，对未来真实公允的反映电力行业的资产状况、经营成果将会显得格外重要。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下辖的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在2004年12月曾推出《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解释公告第3号：排放权》（IFRIC3），用于规范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其中认为碳排放权是一种无形资产。不过，相对于排放权交易快速发展而言，IFRIC3不够系统且存在着与其他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问题，因此，IASB于2005年6月废止了IFRIC3。在参考了已废止的IFRIC3和我国目前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根据企业获取排放权的目的和用途对其进行资产分类确认，不失为解决碳排放权资产化的一个有效核算方法。当企业获取碳排放权是为了销售，则应当确认为一项金融资产；当企业获取碳排放权是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则应当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当企业在碳排放权存续期内对其用途发生改变时，应对其资产分类进行调整，从“金融资产”转入“无形资产”，或由“无形资产”转入“金融资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四类金融资产的定义来看，碳排放权作为排放二氧化碳的权利，且为近期出售而持有的短期资产，应该更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定义，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核算。根据交易性金融资产具体准则规定，碳排放权其初始计量可按取得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即按碳交易所排放权的价格指数确定排放权的入账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资产负债表日应按公允价值计量（即按碳交易所排放权的价格指数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应计入当期损益；处置时应将取得的价款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于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其初始计量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借记“无形资产”，在后续计量中企业应按照实际排放量对碳排放权进行摊销，在期末碳排放权应以重估价（即期末的公允价值）作为其账面金额。碳排放权账面价值若因重估而增值，增值部分应计入资本公积，若因重估发生减值，减值部分应确认损益。

(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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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颁布了《绿色信贷指南》，规范了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道路。在金融机构方面，目前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机构仍以银行为主，其中，兴业银行是同业内第一家（2008年）宣布采纳“赤道原则”的商业银行，并于2012年在行内成立了可持续金融部，专门用以从事绿色金融业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丰富的经验；在绿色金融产品方面，发展相对成熟是绿色信贷业务，主要投向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此外，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业务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绿色保险方面，我国主要以环境污染责任险为主，并在江苏、湖南、重庆等省市试点，取得一定成效；绿色证券方面，国家环保总局对13类重污染行业公司在申请上市时设置了环保门槛，要求其公布环境信息，暂缓环保不达标的企业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碳金融方面，主要依托CDM交易机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相继成立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2008年）、深圳排放权交易所（2010年）、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2011年），并推进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同时，我国部分省市正在积极构建区域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尝试建立绿色金融服务中心。可以说，绿色金融在我国已经起步且具有良好的开端。

二、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的必然性

（一）绿色金融是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选择绿色发展是我国避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举，金融利用其调配资金的优势，将环保理念贯穿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制定和金融产品开发等环节中，利用金融杠杆作用促进全社会重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可以让经济活动摒弃传统的污染严重的资源能源密集型发展方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所以，绿色金融是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它重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是一种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方式。

（二）绿色金融是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的根本保障

随着金融业和环保产业的不断融合，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碳金融交易迅猛发展。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点聚焦在碳排放权的计价基础上，各国货币纷纷争当碳交易的主导货币。在历史机遇期面前，以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为契机，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为我国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争取更多主动权。

三、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起步晚、环保意识差导致对绿色金融的认知程度低

我国绿色金融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时至今日仍处于由“概念”向“实践”的过渡阶段[8]。在实践过程中，虽然有些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业务方面已经先行先试，但就整体而言，大多数金融机构仍将短期利益作为目标，将限制“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投放作为工作重点，对绿色金融的长远发展缺乏整体布局和战略思考，导致对绿色金融的认知水平较低，这必将使金融机构忽略社会经济和自身长远发展，阻碍金融机构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二）金融机构“利益导向”与“社会责任”间的矛盾

作为具体实施绿色金融的微观主体，金融机构在促进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既然金融机构以“企业”的形式存在于社会经济体系中，就必然具有一般企业的特性，即“追求利润最大化”。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的逐利性最典型的表现是将贷款资金投向“并不那么‘绿色’的‘两高’行业”，而投资环保企业或者环保项目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不高，特别是在绿色金融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认知程度比较低的环境下，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必定要损失一部分近期利益，带有一定“社会公益性”，这导致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数量偏少，而且大部分是出于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并未成为金融机构核心价值取向。因此，是否可以妥善解决金融机构“利益导向”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关乎能否在具体操作层面顺利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

（三）市场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绿色金融法律保障体系缺失。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推进，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七个试点省市相继在其主要的地方文件中增加了关于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表述，但仅限于部门规章制度和建议指导性文件层面，自上而下的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二是绿色金融实践主体单一。目前，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的实践主体是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参与程度相对较弱；三是融资形式上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几乎空白[9]。

（四）激励机制的缺乏削弱了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内在动力

绿色金融是金融创新的产物，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金融机构在经营的过程中仍然比较依赖“高能耗、高利润”的传统经营模式，对环境保护与金融业发展缺少全盘考量。加之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建设等外部环境建设的滞后，以及绿色金融短期经济效益不尽如人意的现实，致使金融机构在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时，习惯性地持有“观望”态度，主动性和内在动力不强。

四、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促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

诚然，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仍然面临着上述问题的制约。但是，发展绿色金融已成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当前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制约绿色金融发展的不利因素，促进我国绿色金融健康发展。在众多方法措施中，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保证。按照王元龙研究员的研究结论，绿色金融体系应由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五方面构成[10]。

（一）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完善的绿色金融制度是促进绿色金融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具体包括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绿色金融业务制度等方面，构建思路是：借鉴先进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国家做好顶层设计。具体而言，借鉴“赤道原则”，健全和完善包括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绿色金融业务实施制度在内的绿色金融法律体系，在完善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应始终遵循公平原则、生态秩序原则和效率原则，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立法上要明确规定环境污染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施以严厉的约束政策，同时强化环保企业的激励政策，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在构建绿色金融业务实施制度时，充分考虑收税减免、财政补贴、风险补偿、信用担保等绿色金融扶持政策，借鉴发达国家“气候变化税”的经验，加快推出环保税和碳税，引导各方积极参与绿色金融，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为绿色金融发展构建出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以碳交易市场为切入点发展绿色金融市场

按照国际惯例，绿色金融市场是指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碳信用工具交易的市场。在我国，随着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颁布实施以及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七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推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培育力度不断加强，以碳交易市场为切入点发展绿色金融市场变得切实可行。具体思路：在“试点先行、全面推广”的基础上，尽快搭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平台，制定市场标准与相关制度，完善CDM一级市场，培育发展服务于碳交易的中介机构，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不断扩大市场参与主体，在最大程度上刺激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度。

（三）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要注重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这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根本和关键。在信贷政策制定、业务流程管理和产品设计过程中积极引进绿色环保理念，大力推广绿色证券、绿色基金业务，逐步完善绿色保险市场，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碳交易市场，创新碳远期、碳期货等碳金融衍生品，通过构建我国绿色金融衍生产品体系，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市场[8]。

（四）强化绿色金融发展理念，培育绿色金融机构

鼓励金融机构将“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理念植入日常工作，在经营决策过程中既要重视自身利益，也要顾全社会责任和环保责任，严格将各项环保标准贯穿经营活动中。此外，鉴于目前我国绿色金融的参与主体以商业银行为主，参与主体过于单一将不利于绿色金融市场的整体发展，因此，各地方政府应鼓励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类机构参与绿色金融市场发展，构建健康、平衡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同时，大力促进绿色金融中介机构发展。借力绿色金融中介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解决存在于绿色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发挥其自身优势积极开展绿色项目开发咨询、资产管理等业务，为绿色金融深入发展提供空间。

（五）完善绿色金融监管，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绿色金融监管应当注意两方面内容：一是全面协调监管，既包括各参与主体间的协调监管，也包括国际协调监管；二是注重监管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强化监管的执行力度。在监管政策层面，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实行差别化监管[11]和激励政策。只有完善的监管机制，才能切实防范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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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碳金融；碳交易；碳排放配额；碳排放权；碳金融市场；碳金融业务；绿色金融；温室气体减排；气候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1-0070-10一、引言

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近几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和大众对生态环境关注度的提高，发展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共识。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这一概念最早见于2003年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我们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二氧化碳排放为特征的绿色发展模式。此后，低碳经济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经济决定金融，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发展相应的金融业务，如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融资、理财等，这就是碳金融业务。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催生了低碳金融的发展，而且需要低碳金融的加快发展反过来支持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低碳经济和碳金融已成为时展潮流的现实背景下，传统的金融制度与发展理念需要改变，金融体系也需要调整，以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碳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全面回顾碳金融理论研究进展，系统归纳和评介碳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并展望碳金融理论研究的趋势，以期为碳金融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碳金融的概念及属性

“碳金融”是指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并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切活动，这是现代金融根据环境金融与绿色金融延伸出来的最新提法与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为了降低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的负面影响，国外经济学者试图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思考。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中心，如何利用“金融”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也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由此“环境金融”便应运而生。最先提出“环境金融”概念的是Salazar（1998），之后Cowan（1999）、Jeucken（2001）、Labatt等（2002）分别从不同侧重点对环境金融进行了阐述：Cowan（1999）侧重对环境经济和金融双方互利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和金融学的交叉，其既为发展环境经济提供了各种资金融通的途径，同时又能从环境经济发展中获益；Jeucken（2001）侧重对环境与金融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解释，在对银行业与可持续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银行业对待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分为抗拒阶段、规避阶段、积极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四个阶段；Labatt等（2002）在《碳金融》一书中侧重从环境金融产品的角度对环境金融进行表述，认为环境金融是以市场为基础，以提高环境质量、降低环境风险为目标而设计的金融产品。2003年，英国政府在其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加上《京都议定书》中市场机制的设计使原本是免费环境资源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商品化，从环境金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延伸出的“碳金融”概念便应运而生，并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王定祥，琚丽娟：碳金融理论研究评述与展望碳金融是指建立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为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机制（Meijer　et　al，2006），这是一个比较广泛、抽象的概念。世界银行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则显得相对狭隘，认为碳金融是提供给温室气体减排量购买者的资源。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碳金融已经超出了减排量购买的范畴。Labatt等（2007）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碳金融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和拓展，认为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探讨与碳限制社会有关的财务风险和机会，提供和应用市场机制转移环境风险和促进环境目标的实现。总的来讲，碳金融是指在碳排放受限制约束的情况下，在一个排放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必须付出代价的世界中所产生的金融问题以及解决气候变化的金融方法和工具。可见，“碳金融”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可以把通过金融工具转移环境风险并实现环境目标的碳约束行为视为狭义的碳金融，而将所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解决方式定义为广义的碳金融。

随着国内低碳经济的兴起以及受国外碳金融理念的影响，碳金融研究成为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内一些学者在相关著作中引入了“环境金融”的概念。部分学者，如孙洪庆（2002）、熊学萍等（2004）还用“绿色金融”“生态金融”来表示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内涵与“碳金融”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处。王宇等（2008）从碳金融对环境意义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碳金融”进行了概括，认为碳金融是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机制创新，其具有减排的成本收益转化功能、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功能、气候风险转移功能和国际贸易投资促进功能四个方面的功能。吴玉宇（2009）和曾刚等（2009）对“碳金融”概念的观点基本相似，认为凡是服务于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活动都可以称之为碳金融。张明珅（2010）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比较全面，认为碳金融是指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金融活动，包括相关金融制度设计、金融交易和中介行为，通过金融活动和金融工具使有限资源投入低碳经济，促进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经济发展。目前“碳金融”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而本文比较认同的是郑扬扬（2012）的观点，其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碳金融”定义为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的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

在对碳金融概念进行界定的同时，国内学者还对碳金融的特殊属性进行了探讨，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其与传统金融的本质区别。碳金融以碳排放量的交易为核心，它不仅具备在交易中形成的商品属性，而且金融在商品市场中的流通使其逐渐由商品属性向金融属性过渡。从对碳金融的内涵界定可知，碳金融实质上是“碳交易+金融属性”，碳排放权具有准金融属性，而且可以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的金融资产，通过对碳金融收益的追逐可以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易霞仔等（2012）认为碳金融是社会属性、准金融属性和商品属性的集合体，其社会属性体在于其与金融衍生产品类似，是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产生的旨在通过碳交易来转移风险的一种金融性碳契约；其准金融属性不仅在于以碳排放权为载体的碳金融具有货币性，而且碳交易以及低碳生产方式也凸显出了其“准金融的属性”；其商品属性则在于其成本收益的负相关性、依靠市场的价格信号形成对资金的融通功能以及对环境风险的转移和分化。娄欢欢（2011）从法律的角度对碳排放权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指出碳排放权在法律意义上成立的实质在于，无论个人还是企事业法人单位，为了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而对温室气体进行排放的行为，是通过法律拟制而获得的对环境容量使用的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这种权利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并在国家公权力的许可下获得；之后，碳排放权人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被授予的排放权能，超出规定权限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乔海曙等（2011）研究认为，碳排放权实质是一种新的金融形式，不仅具有金融资产属性，而且具有金融资源和金融功能属性：金融资产属性体现在碳排放权的“准货币化”特征、碳排放权作为金融资产的特殊性和广泛性等方面，金融资源属性体现在其具有稀缺性和战略性两方面，而金融功能属性主要体现在其特殊的减排成本内部化和最小化、产业链低碳转型、气候风险转移和分散功能三方面。

从以上对碳金融概念及属性的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碳金融”概念提出的逻辑起点以及对这一事物认识的成熟度和完善性上存在差异，尽管他们在概念表述、研究角度上各不相同，但普遍认为，碳金融是金融领域服务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金融创新活动，为缓减气候变暖、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可见其本质是一致的。低碳金融属性的研究是对碳金融内涵的进一步延伸，同时，将低碳金融与传统金融划清了界限。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对“碳金融”概念及属性的认识正在逐步趋向科学化和系统化，这将为未来碳金融理论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认识基础和理论前提。

三、碳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1.“绿色金融”理论

20世纪以来，环境气候的变化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尤其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金融对资金和社会资源起到了“绿色配置”的作用，这将大大促进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绿色金融”不仅要求将环境保护观念引入金融机构内部，而且更加强调金融业为解决环境污染、为环境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支持，它成为环境保护与金融之间的绿色桥梁。Jeucken（2001）在《金融可持续发展与银行业》中分析了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强调了银行在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性。Gradel　等（2004）把金融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们在《产业生态学》中系统研究了金融与环境保护的内在联系，从产业与环境的视角把金融作为一种服务业纳入服务业与环境保护的理论框架中，以至于最终成为学者们研究碳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2.气候风险管理理论

气候环境的变化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Labatt　等（2002）认为，气候变化同样也会给企业、金融服务业、投资者带来风险，他们将其称为气候风险。从企业层面来讲，气候风险主要包括企业因不遵守气候法规而遭遇法律诉讼的法律风险，而且如果忽视与碳排放有关政策、产品和生产程序等将面临声誉风险。碳排放限制政策随着气候的变化而不同，而不同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不同，将会影响到其资产和资本的支出，进一步使其面临市场竞争风险，如何应对气候风险和增强对气候风险的管理成为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一大难题。同时，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不同企业受到气候风险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要想转移气候风险必须通过碳金融市场这个载体来管理和解决。随着气候风险已经成为影响金融业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气候风险管理理论便成为碳金融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3.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最早源于马歇尔所著《经济学原理》中的“外部经济”概念，其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减排和全球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易给对社会造成一定负外部性的传统企业带来“搭便车”的机会，使私人成本不能完全内生化。针对这种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科斯基于市场机制下的外部性理论为合理的碳减排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经济活动主体拥有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力（即人均排放权），在该碳排放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碳基金等业务手段，可以在达到碳减排目的的同时使外部成本内部化。Barrett（1998）指出，各地碳减排成本的不同意味着《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机制能督促全球碳减排分配产生效益。但是，不同企业由于自身创新能力不同，应对环境问题将对其成本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能够通过创新将多余的碳排放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并从中赢利的企业来说，外部成本内在化是其减排的兴趣所在。企业的经营目标不仅要追求自身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会效益，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期竞争力。Schaltegger　等（2000）对企业环境管理投资与其金融利益相关者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金融利益相关者获得发展优势，于是碳减排交易便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得以产生和运用。

以上理论研究不仅廓清了碳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全球碳金融的实践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但是与目前碳金融应用层面的研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未来碳金融理论的发展应与实践应用同步前进，并指导碳金融实践。同时，碳金融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综合了环境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法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学科。因此，在未来的理论研究过程中不能孤立进行，要在借鉴其它学科知识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碳金融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四、碳金融市场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

碳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碳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创新和发展碳金融市场不仅是碳金融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同时还关系到金融体系的重构和金融产业的优化升级。目前，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建立碳金融市场体系，旨在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实现碳减排目标。国外碳金融市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学界对碳金融市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骆华等（2010）对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以来，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由2005年的109.9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360亿美元，年均增长184.6%。世界银行预测，2010—2012年全球碳交易规模每年可达到600亿美元。

碳交易额的迅猛增长使碳金融市场结构的划分变得不可或缺。张小艳（2012）按照碳信用来源不同，将其分为配额型交易市场和项目型交易市场。配额型市场包括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的配额交易（AUU）市场、区域性碳减排机制下的配额交易市场、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下的配额交易市场三个层次；项目型交易市场包括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核证减排单位（CERS）交易和联合履行机制下的减排单位（EUR）交易。Hamilton等（2008）根据交易主体减排义务是否具有强制性，将碳信用市场分为规范市场和自愿市场两种类型，其中规范市场要受到国际、国内或区域性的强制性法规的限制《京都议定书》下的AAUs、ERUs及CRUs都可在规范市场进行交易。　；而自愿市场不受强制法规的束缚，因此可供交易的碳信用也相对比较广泛，除了在规范市场交易的碳信用形式外，未经核准的减排量（NERs）、经核实的减排量（VERs）以及预期减排量（PERs）都可在自愿市场进行交易。从碳交易所的全球分布结构看，李瑞红（2010）认为国际上大部分碳交易所为发达国家所控制，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较小国外已形成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亚洲碳交易所（ACX）、欧洲能源交易所（ECX）等近20多个交易所；而我国自2009年山西吕梁、湖北武汉、浙江杭州、云南昆明等一系列交易所相继成立以后，碳交易体系才粗具雏形。　。乔海曙等（2011）研究认为，碳交易市场与一般金融产品市场类似，存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分：一级市场涉及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即产品产生核准阶段；二级市场是指初始分配后的自由交易市场，主要涉及以初始分配为基础的产品的交易流通阶段。

金融市场的组成要素是市场发展的基础，全球碳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展以及结构变迁为进一步探索碳金融市场相关要素提供了条件。市场参与主体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要素，其发展规模和类型的多元化是衡量碳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参与主体的变迁是市场结构变化的表现。在碳金融发展初期，我国市场参与主体主要是在政府鼓励下的一些金融机构，结构较为单一，市场发展缺乏动力。之后，随着人们对碳金融认识的不断深化，政府、国内外商业银行、保险机构、风险投资公司以及基金等都参与到碳金融市场的交易中来。参与主体规模的日渐扩大和种类的日趋丰富，在提高碳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同时，也为各类市场主体进行投融资提供了一种科学化的平台。　。刘英等（2010）按照交易目的的不同将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分为通过期货买卖来规避风险套期保值且有减排任务的企业、通过碳金融产品价格的涨跌进行贱买贵卖的纯粹的投机者、作为中介代表的期货公司和保障碳市场规范运作的监管主体等。林永生等（2012）根据参与主体功能的不同，将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分为供给方、需求方和中间商三类：供给方包括转型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拥有多余碳排放配额的发达国家；需求方包括资源减排市场的买方以及在《京都议定书》下承担减排任务的政府；中介商主要是指从发展中国家买入经核准的减排单位，然后将其在交易所卖出实现套利的中介机构。

碳金融产品作为市场交易的物质载体，在碳金融市场的不断拓展中走向多元化和复杂化，由初期的以配额市场中的碳排放配额和项目市场中的核证碳减排量为主的原生产品交易，向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碳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为主的衍生产品的方向发展原生产品主要是以EUA（即欧洲碳排放配额）、AAU（即UNFCCC附件Ⅰ缔约方国家间协商确定的排放额）为主的配额市场中的碳排放配额和CER（即核证减排量）、ERU（即联合履行机制允许的附件Ⅰ国家通过投资项目的方式从另一附件Ⅰ国家获得的减排量）为主的项目市场中的碳核证减排量。2005年欧洲能源交易所（EEX）碳排放权期货市场的建立，标志着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碳金融衍生产品的正式问世。随后Uhrig（2006）和Wagner（2006）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期权产品设计方案，旨在通过向市场引入一种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权工具来达到规避风险、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王留之等（2009）针对国内碳交易市场中企业开发CDM项目融资难的问题，提出进行金融创新的计划，推出了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融资租赁、保险业务、信托类碳金融产品、私募基金、碳资产证券、碳交易保险、以CERs收益权为质押的贷款等八种创新产品。目前，在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碳金融产品中，比较成熟的包括绿色贷款、互换合约、环保期货、环保基金、碳交易保险、巨灾债券以及基于减排信用设计的金融产品、天气衍生产品等。目前，远期、期权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已经远远超过基础产品成为最主要的交易工具。　。碳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在最大限度满足不同企业和金融机构需求的同时，也大大地活跃了碳金融市场，激发了碳交易市场的生机和活力。然而，碳金融产品种类的创新对产品的市场定价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厘清影响碳金融产品价格的因素，并构建一套完整的包括定价、核证在内的价格体系，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Wilfried（2007）等将碳市场中的碳配额看做是一项稀缺的输入变量，认为EU-ETS碳配额价格将在很大程度上受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影响。Mansanet（2007）则持不同的观点，其通过对碳配额日价格的变动观察发现，能源资源是决定碳配额价格的主要因素，而气候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对其产生影响。Alberola（2008）等人指出，EUA现货价格不仅受错误预测能源价格的影响，而且与未预计到的温度变化也有关。刘英（2010）认为，碳价格在与能源市场价格存在较强关联性的同时，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Daskalakis（2009）和Paul（2010）分别通过蒙特卡洛法和扩展的带有跳跃性的几何布朗运动模型对欧洲碳期权定价和欧盟碳排放权的现货价格进行了研究，前者肯定了模型的有效性，后者得出了碳信用现货价格具有跳跃性和非平稳性特征的结论。Camona（2009）等学者利用竞争性随机模型对碳配额价格的形成及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论显示，模型的解服从最优随机控制理论。为了检验碳配额价格与相关动态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Benz　等（2009）、Chevallier（2009）采用马尔科夫机制转换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以及非对称的GARCH模型对不同阶段碳排放配额的短期现货价格与收益的波动行为、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总体上看，目前在碳金融产品定价的研究上还处于初级阶段。

全球碳金融市场在近几年得到了迅猛地发展。但由于目前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尚未完全统一，各类碳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加之市场管理规则的千差万别，伴随而来的是碳金融市场交易的高风险和低效率并存。因此，加强对碳金融市场的管理不仅对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也是未来全球碳金融市场能够持续稳步健康发展的关键。林立（2012）选取国际碳金融市场中最具代表性的期货市场，以2006—2010年的ECX期货合约为样本数据，研究了其在不同市场收益率和不同投资时间影响下的风险状况，认为碳金融市场存在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而且通过对2006—2007年和2008—2010年两个时间段的比较，发现碳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比较平稳，而非系统性风险在逐渐减小，说明国际碳金融市场正在逐步趋于规范化。一些国外学者分析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管理的方法，认为CDM项目存在基准线风险、政策风险、项目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治风险以及名誉风险7大类风险，而风险管理的原则是将风险指定给最有能力承受它的一方。还有些学者，如Blyth（2009）和Li　等（2011）通过实证的方法将影响碳金融的相关因素引入模型来研究风险管理，前者引入政策因素和技术成本研究碳信用价格的风险管理；后者通过层次分析方对影响碳金融的相关因素（如工业发展背景、市场结构、商业发展状况以及基础设施等）进行实证，认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碳金融评估体系是中国市场解决碳金融风险的一个迫切任务。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碳金融的发展主要以市场为基础，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多数情况下存在资源配置失灵现象。张晓春等（2011）把碳金融市场无法有效运行的原因分为价格非理性波动、市场垄断和非法经营，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监管，政府监管是克服“市场失灵”引发多方风险的有效手段。卢现祥等（2011）针对我国企业减排动力不足带来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入手分析了政府职能与企业减排之间的关系，建议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激发企业的内在动力。

毋庸置疑，碳金融市场的风险监控至关重要，但其效率的管理也不容忽视。碳金融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不完全竞争性以及大量不合理和非有效因素的存在成为其高效运行的障碍。除此之外，目前全球碳金融市场呈现出区域性竞争发展的特征，空间上的分割以及地区性排放额分配政策的差异，增加了碳金融市场的监管成本，降低了碳金融产品交易的效率。可见，优化碳减排量在空间的合理配置，促进碳减排政策在各地区之间的协调配合，是促进碳交易市场更加有效的重要措施。Moslener（2004）和Stranlund（2007）都强调了监管在碳金融市场效率提高中的重要性，前者通过一个交互模拟模型对EU-ETS成员国碳排放额分配方案进行各种设计，认为减少管制成本以及资源在转移过程中的浪费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Daskalakis（2008）和Markellos（2008）运用现货和期货市场的部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政府对短线投资和碳配额融资的限制将带来碳交易市场的弱有效性。Vrnokur（2009）也对EU-ETS施加配额融资和申请的限制提出反驳意见，认为提高碳交易体系的效率必须解除限制并增加信息公开的透明度。

总之，碳金融市场的产生是碳交易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与碳交易存在密切的关系。通过国内外研究对比发现，国际碳金融市场规模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市场参与主体、碳金融产品种类及其定价、市场风险识别和管理上都已经比较成熟；而我国碳金融市场由于多种阻碍因素的存在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市场结构、运行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都不完善。可见，在结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已有理论成果促进我国碳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将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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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绿色金融创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态代价。通过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走向生态文明，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和选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所趋。党的十报告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并列从而形成五大建设，又要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全面融入生态文明的理念、观点和方法。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枢纽，生态文明建设，自然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由于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已成为全球共识，所以绿色金融体系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支撑。

一、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建设

1.绿色金融的由来

2O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等问题日趋严重。全球学术界、各国政府和社团组织开始认真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积极寻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在此背景下，国际金融界开始探讨如何发挥金融业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绿色金融理念应运而生。

绿色金融又称为“可持续金融”，主要指从环保角度重新调整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管理政策和业务流程，实现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进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本质在于正确处理金融业自身发展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广义的绿色金融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是将潜在的环境影响纳入金融机构的投融资决策行为，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是金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所指的是第一方面的含义。

2.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广义上来说包含了生态产业、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人居和生态资本体系等；涵盖了经济、政策、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的各个方面。

随着社会的进步，金融业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日渐密切。一方面，经济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问题需要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投入；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投融资业务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环境，但环境问题反过来也要影响金融业的发展，这种相互影响分为负面效应和正面效应两个方面。负面效应即是金融服务面临的环境风险，从直接风险来看，金融机构作为消费者，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有可能因不注重能耗，或直接对经营场所造成污染而产生一些环境费用或遭受环保部门的处罚，造成负债或资产损失。因此金融机构在能源使用、处理报废或淘汰的办公用品等方面要符合环境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此外，涉及保险业的金融机构对与环境相关的索赔也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从间接风险来看，主要是指金融机构由于不良贷款或投资行为不当引起的环境经济损失。其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贷风险，当银行贷款客户的业务受减排成本的影响或环境规章变化影响时，信贷风险就会间接产生。虽然银行不对污染直接负责，但却面临经济损失的后果；二是法律风险，如果不遵守环境法规，银行会与其他公司一样，面临法律风险；三是声誉风险，如果借款或融资的客户行为破坏或污染了环境，则提供贷款或融资的金融机构的声誉则会遭受一定的损失。正面效应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节约使用能源和环境友好型产品，以及物质的循环利用可减少运营成本；二是金融机构使由于环境问题引发的客户贷款风险最小化；三是环境风险的存在扩大了金融机构经营的产品范围。

许多事实已经表明，不良环境行为与金融风险密切相关，环境行为与经济效益是正相关的，正确的环境行为会给股东的利益带来积极的效应，而投资中的环境问题则会影响投资收益的实现，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在投资决策时首先应考虑环境因素，正确对待金融资本流动对环境和生态产业结构的影响，将环保意识体现在经营业务中，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高防范和化解不良信贷招致的环境风险的能力，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经济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反过来又是金融业赖以繁荣的基石。

因此，金融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环境观念，有效发挥金融杠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调节作用，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的有效手段和必要调整，对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当今世界，绿色金融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业最具活力的发展领域，是世界经济危机之后金融业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必然选择，代表着国际金融发展的新方向，也是全球经济发展新动力的主要来源。在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虽已然逐步渗透到金融行业，但由于法律制度、技术标准、考核机制等外部条件不完备，管理体系、授信机制等内部流程不成熟，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主动加快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步伐，是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之举。

从国际经验来看，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至少需要国家、金融机构与环保部门的通力合作，德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就是一个典型。在我国，构建正向激励机制是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关键，这需要政府、监管部门、金融业及相关行业和社会个人的共同努力，促使这一金融杠杆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应把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放在与改善投资环境同等重要的位置，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建立领导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银企共赢的政务环境。

2.从人民银行的角度来看，应继续发挥中央银行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传导和窗口指导力度，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推进绿色信贷机制的建设，严格限制对污染企业的贷款，对污染企业的融资需求实行一票否决制；加大对节能减排重点领域和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和发展模式创新。搭建好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企业三者之间的对接平台，在落实好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中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金融的互动发展。

3.从金融业的角度看，各级金融机构应秉持绿色金融理念和社会责任要求，不仅自身要切实践行“绿色”、“生态”的经营、发展理念，建设“节能高效化”的金融机构，还应积极创新业务品种，拓宽业务范围，推进“绿色银行”、“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金融创新实践，在有效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同时，运用资金、产品服务等杠杆工具和手段，积极将生态理念、生态效益标准引入各种经济行为和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提升金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

三、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金融杠杆的有效运用不仅可以合理调节不同环境、不同经济、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把经济运行合理有效地控制在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范围之内，而且对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修正。

1.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绿色金融创新要求金融机构积极研发与推广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金融产品，这是目前金融行业迫切需要突破的重点问题。我国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创新和开发绿色金融产品。

（1）成立专门的环保基金

在转型经济国家得到广泛应用的国家环保基金对我国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国家环保基金重点支持国家循环经济项目、环境保护项目的发展和执行，以及国家相关监管和信息系统的建设等，因此，它可以在一国的循环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国外，其资金来源主要为环境税、国家拨款、外国和国际组织的环保赠款和贷款、商业银行投资等各种资金。由于我国尚未出台环境税，目前可将与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相关的税种中的税款，按一定的比例专款专用，并根据“政府引导、市场参与、专家管理、规范运作”的原则，吸引各种资金进入，建立国家环保基金，加大对全国发展循环经济和维护生态平衡的投资。同时我国还可以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大中城市建立地方环保基金，其资金来源主要由地方筹措，可将污染费、污染罚款等纳入其中，其投向用于重点支持地方循环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等。

（2）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

我国应尝试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债券流动性强，筹资量大，效率高，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可以吸收相对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这些资金再以贷款的方式投入到社会效益较好，但需要动用大量资金的环保项目和生态工程项目中。对于经济效益好的环保企业则可以允许他们发行企业债券，以满足他们对资金的需求。

（3）发行绿色彩票

发行彩票也是一种较好的资金募集方式，彩票不需要还本付息，而且我国目前彩票的购买率很低，具备很大的开发空间。如果国家每年根据需要测算发行一定数额的绿色彩票，扣除发行费用和返奖部分后，还能筹集到大量的资金，这将为绿色金融的运行提供很大的动力支持。

2.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渠道

（1）搭建政府、银行、企业对接的平台

中央银行应努力为政府、银行、企业搭建对接的平台，推动信贷产品、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对接，实现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对符合条件的环保企业和项目，通过发行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工具来筹集发展资金，鼓励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社会资金加大对环保、节约资源项目的资金投入，推动低碳金融、绿色信贷全方位运行。

（2）创建绿色政策银行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生态银行，1991年波兰成立了环保银行，重点资助促进环境保护的投资项目。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完善金融体系，应建立专门的绿色银行，为环保产业及其环保项目提供融资服务，这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3）强化证券市场改革，便利绿色融资

国家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环保板块，提供给从事环保技术和产业发展的企业和组织上市融资。同时，其他一级市场板块也应加强绿色监管的力度，企业上市审核内容中应该包含有环境保护因素的考虑，对于不符合国家或地方环境保护法规的企业应该禁止予以上市。

（4）引进外国资本直接投资于国内绿色产业

对外商投资于我国的环保产业，应在税收、土地、贷款、投资、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和进出口方面给予优惠，应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并购、BOT等方式到中国来进行绿色投资。

参考文献：

[1]郑良芳：构建绿色金融的思考与建议.武汉金融[J]，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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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金融；商业银行；比较性研究

近年来，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下，如何更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仍然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经过多年的行政效果还不是很显着的情况下，人们开始转向银行信贷预计信贷审查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评估，以实现对环境的高污染，高能耗和消除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单位二氧化碳比2005年下降40%到45%，随着全球在环境保护、气侯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不断形成的共识，以“三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问题。

对促进低碳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商业银行是主要金融中介机构的引导绿色金融服务。在低碳经济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的时代大背景下，“绿色金融”这一全新的理念也逐渐被提上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日常议程。

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等联合发出“落实环保政策法规上防止信贷风险的意见”要求，从信贷方面对节能减排不力的企业进行宏观调控。

2007年11月，银监会颁发的“节能信贷”指导意见，引导绿色信贷的行为，这是中国绿色货币政策开始的标志。

国际上“赤道原则”对绿色金融的界定很广泛。赤道原则的概念是用以确定、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过程所涉及社会和环境风险的金融界指标，它要求银行和企业在信贷活动的各个阶段中，都要遵守环保标准，进而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绿色金融在我国起步较晚。目前尚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界定和具体实施方案。从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实施绿色金融的具体途径来看，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绿色操作。办公建筑和室内装修节能材料，安装节能节水设施，推动网络，电子交易渠道，推动无纸化办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金融服务。

2、绿色信贷。建立严格的信贷审批制度，具体目标加强信用企业环境风险评估，优先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信贷计划。

3、绿色金融创新。开发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包括传统的碳-碳金融业务等。

一、我国商业银行实施绿色金融的概况

商业银行在开展绿色金融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政府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部门连续出台发展低碳经济的法规和政策，促进节能减排，为中国绿色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绿色信贷补贴政策，支持发展绿色经济。其中的各项政策和法规，以促进和指导，许多外国商业银行都在积极探索绿色金融服务和方法。目前，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已经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制订绿色信贷长效机制。国内一些商业银行也在尝试探索如何从简单的支持低碳企业转为向低碳减排项目提供融资服务。直接介入碳排放交易市场，提供全面和更有利的金融支持。从国内十余家主要商业银行的2010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看，国内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实践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倡导绿色运营、环保公益等活动

国内商业银行普遍将绿色运营作为实施绿色金融的起步，倡导日常办公，节约能源，加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为代表的电子交易渠道体系。金融服务，以减少碳排放。绿色办公，商业银行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和量化管理，如人均电耗，水耗，耗气，燃料消耗和其他公务用车，建行还列出了视频会议的数量。此外，银行还积极参与植树，“地球一小时”等环保活动。

（二）完善绿色信贷制度

这个概念源于绿色绿色信贷融资，来自绿色文明和绿色金融。文明是一种追求绿色环境和人类的和谐文明的生存和发展。造福人类，经济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们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广绿色文化，并在政策，舆论对环保产业和绿色经济倾斜。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已初步建立了“绿色信贷”机制，制定实施细节，实施环境标志分类，监督企业的环境信息作为信贷营销调查，审批，实行一票否决的重要进程。例如，银行制定了31项具体子行业的行业绿色信贷管理和操作要求。工行还建立了绿色信贷分类。整个企业的贷款是按照“绿色”分为42大类。贷款是基于投资的企业或项目，其影响所面临的贷款规模，环境风险，相应的规定的原则和管理要求。恰逢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银行也积极响应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指导，提出要加快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优先支持新能源，环保和综合利用资源，如绿色信贷项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在2008年金融服务方案的基础上。整合近年来对外合作和自主创新的成果，于2010年推出《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2.0版》，包括5个绿色信贷板块和10种特色产品，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服务方案”与“特色产品”并行的双纬度金融服务。根据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9月，四大国有银行向绿色产业投放的信贷余额已最少达到10970亿元。

（三）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除了节能项目，银行也正在积极开发新的绿色金融产品。如招商银行推出的绿色设备买方信贷，排污权抵押贷款，法国开发署绿色能源转让收入的按揭贷款，绿色融资租赁，清洁发展机制融资综合解决方案6个新产品，初步建成绿色金融产品体系。

兴业银行作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绿色金融业务进行更系统的节能融资服务，已经形成了两个排放的金融服务产品。目前，兴业银行的所有分行围绕主要经济区开展绿色金融业务项目，涉及能源效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污水处理和水资源管理，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固体废物回收和等六个方面，涵盖了“十大重点节能工程。”二、国外银行的绿色金融业务介绍世界一流的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一直积极倡导或符合赤道原则，环境署金融倡议，“碳披露计划”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自己的经营特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绿色金融的实施例。除了积极践行作为国内银行的绿色业务相同，参加公益活动，在绿色的最鲜明的特点是善于开发各种金融服务在金融业务的外资银行。

二、几种信贷产品简介

（一）传统绿色信贷产品

1.项目融资

指贷款人向特定的工程项目提供贷款协议融资，对于该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量享有偿债请求权，并以该项目资产作为附属担保的融资类型。它是一种以项目的未来收益和资产作为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和安全保障的融资方式。

2.个人绿色消费信贷

这个概念源于绿色绿色信贷融资，来自绿色文明和绿色金融。文明是一种追求绿色环境和人类的和谐文明的生存和发展。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工业文明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对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人们普遍认识到对环境，人类过去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造福人类，经济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们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广绿色文化，并在政策，舆论对环保产业和绿色经济倾斜。通常被称为绿色信贷可持续融资或融资环境。

3.购房按揭项目

指购房者以所购住房做抵押并由其所购买住房的房地产企业提供阶段性担保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花旗集团针对中低收入阶层顾客推出结构化节能抵押产品，将省电等节能指标纳入贷款申请人的信用评分体系。

（二）支持减排项目公司的上市融资

这类金融服务主要是对节能减排项目为主业的公司提供上市融资的一系列综合金融服务支持。006年，花旗集团是世界上第二个风电业务 - 葡萄牙能源公司收购美国地平线风能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同时也为巴西的生物柴油上市承销。 2007年，美国银行潮汐能源技术公司海洋动力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以支持其市场，并提高他们的贸易能力，帮助客户通过现有的和新兴的市场机制的碳交易市场机制的碳信用额的能力增强。

（三）推出相关衍生产品，参与全球碳金融市场

2007年，美国银行宣布正式成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成员，但也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欧洲气候交易所气候控制股东对公司组建了合资公司交易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相关的碳排放量。汇丰推出汇丰环球气候变化基准指数基金，还推出四个投资的全球气候变化指数组成的一组指数系列。

三、国内外银行比较性分析

（一）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不同

目前全球已有60多家金融机构承诺采用赤道原则，其项目评审严格遵守赤道原则，提供的项目融资总额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总额的85%以上，同时，通过“碳交易”等金融产品的创新服务，将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创新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形成完善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加快了绿色金融建设步伐，绿色金融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目前我国仅有兴业银行一家赤道银行，同时，国内碳金融市场建设不健全，导致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不能化解风险的有效转移，增加银行的管理成本。

（二）绿色信贷产品不同

绿色外资银行广泛的信贷产品。从消费信贷，商业办公楼等大型项目，几乎是普通信贷与绿色信贷领域涉足，但也积极开发相关的衍生金融产品。

在中国，各类金融服务子行业国内金融部门监管制度的限制。除了兴业银行发行了国内第一家碳信用额，国内银行一般会专注于绿色产业项目，太固定化和建模缺乏个人消费领域的深入挖掘。

（三）实施绿色金融的法律环境不同

除了采纳赤道原则的外资银行，也有比较健全的国家环境保护规划和完善的绿色金融机构，但也建立了合理的内部环保局。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具体的国内银行绿色金融和环境风险评级标准，指导目录，银行很难掌握具体的信贷政策和实施细则，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原则，尽可能开展业务，如绿色信贷政策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限制或禁止“两高一左”行业贷款。

四、结论

通过比较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上，从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的建议，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包括建立绿色信贷业务实施指南，规范碳交易市场，加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在此基础上，每个商业银行都要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逐步提高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同时，我国的商业银行要积极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创新产品和、服务，才能真正使“低碳”、“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实现。

参考文献：

[1]谭太平.国内外银行业绿色金融实践的比较研究[J].生态经济，2010（6）.

[2]李瑞红.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绿色信贷”政策的成效、难点及建议[J].中国房地产金融，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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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信贷；甘肃实践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7（3）-0084-04

十以来，走绿色发展之路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G20杭州峰会更是将绿色金融首次纳入会议议题，成为未来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甘肃是全国首个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和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具有发展绿色产业的独特区位优势和良好资源条件，现阶段正面临经济发展绿色化转型的迫切任务。近年来，全省金融部门以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为载体，不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探索创新绿色信贷服务，为甘肃绿色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大量信贷资金和有效金融服务。

一、甘肃绿色产业发展现状

（一）甘肃绿色产业发展具有较好的资源优势和政策机遇。甘肃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通道，承担着欧亚大陆桥、西南和西北战略通道的互联互通，担负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通道建设任务。境内风能、光能资源丰富，风能资源理论存储量2.37亿千瓦，河西地区拥有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光电和风电装机容量分居全国第一和第三位，素有“陆上三峡”美誉。兰州和白银是国家级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张掖和庆阳分别是全国首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首批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这些交通、清洁能源项目以及创新改革试点、示范区建设，为甘肃发展绿色产业带来了政策机遇。2009年获批建设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以来，甘肃建设了7大循环经济基地，发展了16条循环经济主导产业链，以及100户示范企业、36个示范园区、10个示范城市，为发展绿色产业奠定良好基础。

（二）甘肃绿色产业发展面临挑战和压力。甘肃地处西北内陆、黄河上游，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承载力弱，80%以上的区域为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受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发展过度倚重重化工业，经济发展方式单一，经济结构不合理，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技术等新兴产业形态发展较慢，结构优化调整与转型升级压力大，甘肃经济向绿色化转型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和迫切任务。

二、甘肃绿色信贷发展情况

目前，甘肃省各金融机构执行以《绿色信贷指引》为基础的绿色信贷制度，核心内容体现为“严退出、宽准入、活创新”。在退出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对“高污染、高排放”企业贷款采取措施逐步退出。在准入政策方面，鼓励金融机构降低门槛，加大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项目和企业的信贷投入。在灵活创新信贷服务方面，注重拓宽融资担保方式，开办项目收益权、知识产权、排污收费权、应收账款等新型抵质押贷款业务，为绿色农业、绿色交通、清洁能源、科技小微企业等绿色产业提供融资便利。据调查，2016年6月末，全省绿色信贷1余额1896.01亿元，占各项贷款的11.52%，比全国绿色信贷占比高2.52个百分点。

（一）绿色信贷行业集中度高，主要支持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产业项目。近年来，甘肃绿色信贷增长最快的领域是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项目，以及铁路、公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绿色交通项目，年均增速保持在25%以上，特别是风电贷款2010年前后增速多在50%以上。2015年以来，受政策和市场因素影响，风电、光电产业发展放缓，相关行业贷款增速下降。2016年6月末，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两类贷款余额分别为898.95亿元和835.16亿元，占比分别为47.41%和44.05%，合计占比达91.46%。

（二）绿色信贷区域分布较为集中，主要投向兰州、酒泉、陇南等地。受自然、地理、政策等优势条件带动，河西地区和陇南的新能源、兰州的绿色交通等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较好，投向这些区域的绿色信贷相应较多。据调查，2016年6月末，酒泉、嘉峪关两市的风电、光电项目贷款余额接近300亿元，兰州的轨道交通、铁路等绿色交通项目贷款余额超过400亿元，陇南、甘南两地的水电项目贷款超过200亿元。

（三）绿色信贷发放主体集中，主要由全国性大型银行发放。2016年6月末，全省绿色信贷主要集中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等4家全国性大型银行，四家行绿色贷款余额总计1599.84亿元，占比达到84.38%，其中国开行贷款余额609.03亿元，占比最高，达到32.12%。7家股份制银行贷款余额119.80亿元，占比只有6.32%，且呈持续下降趋势；地方法人机构贷款增长较快，其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增速达到99.68%，但由于基数小，余额及占比分别仅有59.66亿元、3.10%。

（四）绿色信贷政策优惠，一般期限较长、利率较低。对于绿色产业项目和企业贷款，各金融机构在贷款条件、期限和利率安排上，充分给予政策优惠和倾斜支持。绿色信贷多为中长期贷款，期限基本在10年以上，如贷款量最大的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贷款期限多在15年左右。绿色信贷利率较低，大多执行基准利率或适当下浮，如国开行、农发行绿色贷款利率一般下浮10～20%，浦发银行等股份制银行绿色贷款多执行基准利率。

（五）绿色信贷环境效益显著，贷款质量良好。按绿色信贷支持资金比例，预计可年节约标准煤7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当量3141万吨（相当于兰州7500辆出租车停驶100年），减排化学需氧量13万吨、氨氮1.8万吨、二氧化硫18万吨、氮氧化物6万吨，节水1724万吨（相当于兰州300多万常住居民2个月的用水量）2。2016年6月末，全省绿色信贷不良率为0.25%，低于同期全省各项贷款不良率1.7个百分点。

三、甘肃绿色信贷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缺乏绿色信贷发展所需的完善政策体系。近年来，甘肃对绿色产业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但多数绿色产业发展规划或方案仍停留在部门规章制度与指导性层面，自上而下的完整的政策法规体系尚未形成。现行的绿色信贷政策侧重于对“两高一剩”企业信贷投放的限制，以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缺乏对金融机构支持绿色产业项目发展的利益引导、外部约束、融资配套等市场化制度安排和战略规划，缺乏环境评估标准、环保项目信息、环保违规违法行为联合监管、金融监管等多部门、多层次、全方位的沟通协调机制，已不适应当前经济金融向绿色化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缺乏绿色信贷发展必需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从外部来看，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业务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激励机制，现有的促进绿色信贷发展的相关措施与规定大多以鼓励性为主，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给予的优惠政策和补贴严重不足，使得开展绿色信贷的成本过高，缺乏有效的利益引导机制。特别是对于绿色产业发展带动作用明显的财政资金重直补轻贴息，对绿色产业发展多采取直接补贴措施，财政贴息力度不足。从金融机构内部看，由于信贷审批权限管控和绿色专业人才匮乏，全省金融机构现有绿色信贷政策基本以贯彻落实上级行政策为主，自主研发的绿色信贷产品及政策较少，未能建立起与绿色项目融资需求相适应的信贷制度安排，缺乏促进绿色信贷发展所需的内部约束与激励机制。

（三）绿色信贷产品创新力度明显不足。受多重因素影响和制约，全省绿色信贷产品创新与东部发达省市相比差距较为明显。目前，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金融机构拥有的绿色信贷产品已经涵盖了新能源、循环资源、碳融资与排放交易、污水处理及治理等众多领域，基本涉及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而甘肃绿色信贷产品仍以浅层次、低附加值的信贷产品为主，多数只是传统基建类和工业类信贷产品的延伸，难以满足科技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绿色项目建设所需。甘肃绿色信贷主要集中于风电、光电等少数绿色行业的中下游环节，融资担保和还款来源方式单一，受行业发展周期影响十分明显。

（四）部分绿色产业发展存在周期性和政策性风险。新能源发展存在瓶颈制约和政策L险。近年来，甘肃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发展迅速，在信贷资金的支持下，装机容量快速跃居全国前列，但受制于滞后的电网建设（特高压外送电网通道尚未建成），外输通道容量偏小、本地消纳能力有限，新能源发电受限严重，“弃风”、“弃光”现象持续存在，发电输出率远低于设计产能（一般情况下不到50%，最低时只有25%），对风电光电企业经营效益和偿债能力影响较大。同时，新增风电项目上网电价下调政策和小水电库区基金征收标准上调政策，这些不可预期政策将减少项目评估预测现金净流入，相应延长贷款还款周期，对已有的水电存量贷款和未来的风电新增贷款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四、经验借鉴与政策建议

在发达国家，与绿色信贷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绿色信贷产品发展已有几十年历史，由此推动的绿色投资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启动新经济增长点发挥了积极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信贷政策较为系统，主要做法是：对绿色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或担保，鼓励金融机构积极为绿色产业提供中长期低成本信贷资金；成立政策性绿色环保银行，为一般商业银行不愿意或者无法接受的环境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如英国的绿色投资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制定严格的绿色信贷标准，如赤道原则3，为项目融资确立最低环保标准。国内的绿色信贷政策相对较为笼统且零散，大部分的制度安排集中于“两高一剩”行业贷款退出政策，对于投资额大的绿色项目多通过与政府或国企合作，采取“一企一策”提供融资支持，如国开行的环巢湖地区生态修复工程。借鉴国内外绿色信贷发展经验，结合甘肃绿色信贷发展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对绿色信贷发展的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力度。绿色信贷和绿色产业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存在金融机构实施绿色信贷和企业发展绿色产业动力不足的双重难题，为此，有必要加大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力度，提高绿色信贷收益，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具体建议：一是扩大绿色贷款贴息资金占绿色产业发展财政支出比例，加大对绿色信贷的财政贴息力度，制定合理的贴息比率和贴息期限，提高贴息手段在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财政支出中的运用。二是健全财政奖补配套措施，给予承贷银行一定的风险补偿或奖励，包括财政支持建立针对绿色贷款的风险补偿和担保制度；对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好的项目及支持银行给予一定的财政奖励。三是借鉴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经验，试点由财政部门委托部分银行（国开行或甘肃银行、兰州银行）作为主办银行，承贷或管理部分绿色产业的贴息贷款。四是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强制推行绿色保险，构建绿色信贷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联动机制，利用保险机制约束污染型投资并筹集环境修复资金。

（二）加强绿色金融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可优化绿色信贷发展的外部环境，激励绿色信贷产品创新。现阶段甘肃绿色金融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建立绿色项目信息共享机制。可由环保、发改等部门进行绿色项目评级，确定绿色信贷项目清单，对列入清单的企业和项目予以优先信贷支持。二是建立重点环保企业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由环保部门定期企业环境违法违规信息，金融部门将其纳入企业征信系统，为金融机构绿色贷款或财政贴息提供支持。三是借鉴赤道原则等国际绿色信贷标准，推动金融机构尽快制定绿色信贷项目分类标准，将绿色信贷分类嵌入信贷流程管理，建立绿色信贷分类与企业评级的关联，实现绿色信贷全流程系统化管理与监测。四是探索开展环境风险压力测试，提升环境因素信贷风险研究分析与预判甄别能力。对于所投项目造成的环境污染或负面社会影响，明确提供融资金融机构负有可追溯的连带责任。

（三）加快推进绿色项目多渠道融资。绿色基金、金色债券等可以为绿色产业、绿色信贷和投资提供期限长成本低的资金来源，可有效解决银行和企业信贷资金期限错配等问题。具体建议：一是加快推进绿色债券发行。借鉴青岛银行、江西银行等地方性银行发行绿色金融债的成功经验，尽快推动甘肃银行、兰州银行等成功发行绿色金融债；借鉴武汉地铁“债贷基组合”模式4发行绿色中期票据成功经验（国内首单轨道交通绿色中期票据），推动兰州轨道交通等项目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债融资。政府可给予一定的增信支持和财政贴息或奖补，降低绿色债券发行成本。二是尽快设立绿色产业发展基金。借鉴国开行云南省分行与普洱市联合设立“普洱市绿色经济发展基金”（国内首支绿色经济发展基金）支持当地绿色经济实验示范区建设经验，由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设立绿色产业发展基金，为全省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等的绿色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三是建设和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以重点流域为突破点，开展跨行政区域的排污权交易试点；以循环经济基地或示范园区为载体，加快兰州碳交易市场发展，完善交易机制，探索创新以排污权、碳交易为基础的绿色信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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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9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2.2%。其中，2009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将由此前预测的0.5%转为负0.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由于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和世界经济面临新世纪以来最艰难的外部环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这个特殊时刻，如何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此时，发展绿色经济是一个必然选择，而金融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手段，也必然戴上“绿帽子”，绿色金融应运而生，且将成为时代的强音，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主要运作模式，对绿色金融的深入开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农业银行作为金融系统中相关领域的中坚力量，如何利用好自身优势，迎难而上、抓住机遇做大做强绿色信贷，对自身的发展及社会的和谐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绿色信贷的涵义

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将经济效益、环保利益、社会责任三者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既具有宏观调控的功能，又联系着千家万户的微观企业，拥有信贷、保险、投资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调控市场。绿色金融的重中之重是绿色信贷，绿色信贷是推进绿色经济的重要手段，通过它，形成对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正面激励，以及对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惩戒压力。

绿色信贷与传统信贷最大的区别在于 绿色信贷更重视环保利益，凡是清洁能源、环保的项目就能优先获得资金，凡是具有污染、对环境有害的项目就拒绝提供资金。而绿色信贷实际上是当前倡导的一系列节能减排、产业升级、保护环境，使我们项目的生产、投产产生的效益，不以牺牲我们的环境、牺牲我们的资源、破坏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绿色信贷取得了阶段性、局部性成果，但大面积推进还面临不少制度性和技术性的困难，在这方面，应该说农业银行是有很大的操控余地和操作平台的。因此，农业银行应该努力承担这种绿色信贷的责任并加以实践。

三、绿色信贷的必要性分析

（一）生态环境的恶化凸显了开展绿色信贷的必要。

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进程给中国的能源使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我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正在不断恶化，水资源稀缺，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原始森林不断减少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于早期我们只重视经济的发展速度，忽视了产业发展的引导，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造成了“环境换经济”的局面。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对资本的流向进行特定引导，从源头上限制污染企业的发展。现在政府已渐渐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着手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治理环境问题，而对环境的治理又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这个方面需要投入很多资金，更要尽早采取行动。治理环境所需的资金，光靠国家政府的财政支持，既会增加国家财政压力而且缺口也太大，这方面便可以开展绿色金融，通过多渠道融资来吸引资金，其中最可行的方式就是“绿色信贷”。作为国有大行，农业银行在贯彻国家政策方针，承担社会责任，开展绿色信贷，支持生态经济等方面责无旁贷。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开展绿色信贷。

信贷对于产业发展的贡献，其实是来自三个方面的：第一，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既有的金融支持途径；第二，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创新的产品、设计、平台、方法；第三，通过信贷与具体项目的深度结合，产生出一个新的广阔领域。信贷和环保的结合，信贷和低碳减排的结合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广阔市场。在我们新能源的研发应用领域中，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投资者、金融家以及金融界高度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在这个领域中，有大量新的价值扑朔迷离，对于农业银行来说，要从顾全大局的民族大义出发，通过加大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信贷资金投放，协助解决这些领域的资金不足问题，大力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破坏环境的企业和项目进行资金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金融市场本身对绿色信贷的需求。

随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现，市场对金融企业也有了新的要求，必须加大“绿色信贷”的力度和广度，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将社会价值贯彻到具体的金融业务中去，在维护金融市场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环境，对未来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铺垫作用。

传统的信贷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能源市场和发展绿色经济的要求，这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新金融手段出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绿色信贷也应运而生。

（四）农业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

近几年来，农业银行一直积极倡导低碳生活和节能环保，通过电子银行的技术创新，引导客户使用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自助设备等电子银行服务渠道办理业务，在方便客户的同时，达到了节能、减排的目的。农行还为各类客户量身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在线服务，开通网上银行，即可享受到网上基金、国债、第三方存管、外汇买卖等更丰富的在线金融服务；如果客户需要享受对外转账、网上购物、缴费等服务，只需到农行营业网点办理注册手续，就可以享受到更全面、更安全的网上金融服务。

农行一直积极贯彻“绿色信贷”理念，着力打造绿色银行，在“绿色信贷”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由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金融时报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低碳经济论坛―2010中国低碳新锐榜评选”活动中，荣膺“2010中国低碳新锐银行奖”。随着环境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限制越来越显著，为了很好更快的发展，农行必须顺应环境的变化，通过不断在组织结构、内部管理、业务范围、业务品种、服务方式等方面进行调整创新来适应这一金融生态环境变化的特点，唯此，才有利于自身生存。

在传统项目上，各家银行间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发展空间也相对狭隘，而对于绿色经济这块全新的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农业银行应抓住绿色经济这一机遇，贯彻国家政策方针，支持经济和谐发展，加大力量做好“绿色信贷”这一新兴项目，实现经营业务的逐步转型。

另一方面，从资金安全角度来说，绿色信贷的资金安全性也更高。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国家法律规范的加强，对污染企业的经营限制也越来越多，其资金的安全性、稳定性往往得不到保障，信贷资金的风险性大大增加，对银行的风险控制很不利，而绿色信贷则是国家大力倡导以及市场要求的融资模式，不论从微观还是宏观来说都符合潮流，这无疑能更好地保障银行的资金安全。

四、农行发展绿色信贷的对策

讨论绿色信贷，实际上就是讨论应对经济危机拉动内需的钥匙何在，点燃世界经济发动机的点火钥匙何在？新能源的应用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核心其实是经济问题。那些超标准排放温室气体，超标准排放污染的企业的利益是什么？核心是一个利益问题。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能源现状，要采取行政的、教育的、法律的办法，更要采取经济的办法，给那些承担社会责任、付出巨大成本进行技术改造，降低污染物排放的企业给予适度的经济补偿，对那些不进行改革改造，超标准排放的企业给予经济的惩处。

“绿色信贷”首先是一项信贷政策，与传统的信贷模式有相似的流程，但在流程的具体操作方面又有其特别之处。主要表现为，在信贷投放项目的选择上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和产业方向，在审核过程中突出对环境因素及项目外部性的考虑，在资金投放后监督资金的流向，把绿色信贷和生态金融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首先，对贷款项目的选择上，必须创新绿色金融体系，确保绿色信贷的顺利实施。我国的“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在“十一五”期末，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成为近一阶段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的时候，我国企业如何做大做强，如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是企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就农行而言，则要顺水而为，积极跟进，把支持节能减排作为结构调整的突破口，严把信贷“闸门”，履行社会责任，提高节能环保市场准入门槛，加快对落后产能和工艺的信贷退出步伐，让那些高能耗的污染大户从信贷上断了资金源头，确保企业快速健康发展，促使“绿色信贷”业务逐渐成为我们农行业务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还要进一步创新绿色信贷体系，将绿色信贷战略的资金重点投向发展技术创新的绿色产业，为“绿色产业”的兴盛和发展推波助澜保驾护航。

其次，在贷款项目的审核上，农行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信贷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调研，严格审批，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传统金融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利益压倒一切，并未考虑具体经济行为的外部性，它更注重的是赢利、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与传统信贷相比，绿色信贷除了赢利以外，则更应看重企业的声誉、社会责任和长远的环境利益。近年来我国有关监管机构不断出台政策调整和压缩“两高”行业贷款，环境风险逐渐成为银行信贷中的重要风险因素。农行作为商业银行，在实施绿色信贷政策时应充分利用环境保护法及其有关法规，严格贷款的审批，保证贷款的安全性与投资的成功率，努力防范与化解信贷的环境风险。同时要加快贷款项目的审核过程，有针对性地建立“绿色信贷”快速通道，实现绿色信贷一站式服务，使资金能尽快地投入到环保项目的运作中去。另外要加强流程管理、制度建设和激励机制构建，切实将“绿色信贷”业务纳入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最后，在贷后管理方面，具体经办人员应定期不定期地对绿色信贷项目进行实地检查，确保专款专用，时刻掌握资金的流向，并单独管理，使银行的资金能充分地运用到绿色项目中去。

作为“绿色信贷”的操作主体，农业银行还必须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开拓创新，积极引导市场需求，并以此作为自身调整信贷结构、提升资产质量和防范风险的主要手段。具体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落实“绿色信贷”问责制，将信贷是否落实了环保要求等依法合规指标纳入绩效考核。

二是明确“绿色信贷”的政策要求和市场准入标准，将环保标准与信贷风险管理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落实到客户调查、贷款营销、授信、项目评估、信贷审查、贷后管理等各个环节，从源头上防范企业和建设项目因环保要求发生变化带来的信贷风险。

三是建立“绿色信贷”动态跟踪监测机制，明确环保信息收集、分析、核实、预警流程，实时动态地对信贷资产进行全过程评价和风险监控。

四是通过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环保部门的信息共享，充分利用人民银行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根据需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情况，及时更新客户环保信息，按照环保风险轻重程度，对贷款客户分类管理，及时提示风险。

五是积极探索和创新金融产品和信贷管理模式，创新“绿色信贷”产品供给，提高金融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