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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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秘书法律制度;公司治理;比较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8－0178－02

一、港澳公司秘书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

澳门于20世纪末制订了《澳门公司法典(草案)》，该法典以葡萄牙公司法为蓝本，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公司制度。①另外，其也借鉴了普通法公司法律制度，如香港公司秘书制度。有学者评价:“《澳门公司法典(草案)》对公司秘书法律制度的借鉴是大陆法系制度与普通法制度结合的一次典型范例。”②后《澳门公司法典(草案)》编入《澳门商法典》，公司秘书制度也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商事法律制度。公司秘书属于普通法公司制度，由相关判例确定。③1971年英国“全景”开发有限公司诉菲德利期家具厂有限公司案(PanoramaDevelopmentsLtd．vFidelisFurnishingFabricsLtd)中，家具公司的公司秘书出于行政管理需要和第三人签订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用以搭载公司客人，后发生争议。那么，公司秘书在无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代表公司作出的行为能否产生法律效力呢?英国上诉法院判定其租车的目的主要是公司日常运作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公司秘书不再只是一般文员，而是公司主要的行政管理人员，虽不能代表公司作出决策，但可代表公司签订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契约”④。换言之，公司秘书因日常管理需要作出的行为仍然是有效的，公司仍然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香港作为普通法地区，法院可引用、参考英美法体系国家的司法判例。⑤后香港《公司条例》第474条第1款又规定:“公司须有一名公司秘书”，确立了公司秘书的法律地位。《主板上市规则》、《证券上市规则》等上市公司法律规范更是细化了上市公司的公司秘书规定。公司秘书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使公司经营权和执行权更加分明，提高公司机构管理的效率和安全性。⑥澳门《商法典》引入公司秘书制度正是为了适应日趋频繁的商事活动和全球化进程，但其具体规定则作出了更加符合大陆法立法传统的安排。港澳公司秘书制度规定的异同，向我们揭示了其在不同法律体系和社会环境下的作用及价值。

二、港澳公司秘书的性质和法律地位

公司秘书的性质在港澳均为公司高管，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不隶属于股东会或董事会。香港《公司条例》规定公司必须设公司秘书。澳门《商法典》第214条第1款更明确指出公司秘书是独立的公司机关，具有独立于任何其他公司机关的法律地位。可见，在港澳公司秘书都被赋予了独立的法律地位，而非仅仅处于辅地位。

三、公司秘书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

港澳公司秘书制度的适用范围存在较大区别。香港《公司条例》作出了强制性规定:不论何种类型的公司，都必须设立公司秘书。而澳门则采取了强制性规定与任意性规定相结合的方式，“若公司有十名或十名以上的股东，发行债券，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或公司资本、资产负债表的金额或收入总额超过补充法规定的限额等，须设有公司秘书”，其他情况的公司则可根据需要委任公司秘书。⑦因此，在澳门只有达到了一定规模的公司才必须设立公司秘书。澳门公司秘书制度比较符合现实社会情况，因为澳门的中小企业占注册公司总数的99%，⑧须设公司秘书的公司事实上屈指可数。这样规定提高了中小企业的营运效率，又加强了对大型企业合法运营的监督。而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之一，有众多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涉及了公共利益，因此公司秘书的作用尤为重要，这也是香港对上市公司秘书制度规定得更为细致的原因之一。

四、公司秘书的任职条件

港澳公司秘书任职条件规定有着一定的共同点。例如，除只有一名执行董事外，公司秘书可由董事会成员兼任，但不得以该双重身份作出同一行为。⑨不同点在于:首先，澳门公司秘书除了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外，并未要求其是澳门居民或在澳门注册的法人。⑩但香港公司秘书必须是居于香港居民或法人。11其次，澳门公司秘书相关专业、资格和经验未作要求和限制，而香港公司秘书尤其是上市公司秘书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及经验，而且须经香港联交所认定。12相比之下，香港对公司秘书的任职条件规定更为严格。

五、港澳公司秘书的权利和义务

香港公司秘书制度对上市公司秘书和非上市公司秘书的权利、义务作出了区分规定。香港《主板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秘书的权利义务不仅限于公司内部，如建立、完善公司法律文件档案，根据董事会命令对外发表公告，为公司及董事应履行职责提供协助，促进和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以及监督公司的运作等，还需承担一定对外义务，如及时向香港注册属报送和存档各种法律文件，与联交所及证券登记公司等保持经常沟通，定期接收公司股东名册并向联交所每月报送股份变动情况表等。13澳门《商法典》规定公司秘书的职权和职责除了保证公司治理符合法律和章程，监督董事会行为，帮助董事执行公司决策并提供意见等以外，还特别赋予了公司秘书确认权和公证权。《商法典》第238条第2款规定“公司秘书对股东、董事本人在有关文件上的签名，公司簿册副本或转录本的完整性、真实性和适时性，以及公司章程内容、公司机关成员身份资料及其权利等三种事项均享有证明权，而且该证明可以替代商业登记证明”。商业登记属于公法行为，经商业登记的事项可以对抗任何第三人。澳门公司秘书具有公证权，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六、公司秘书的法律责任

根据港澳公司法律制度规定，公司秘书责任分为设立时的责任和公司存续期间的责任。第一，公司秘书于公司设立时的责任，澳门着重强调公司秘书行为的真实性、正确性和完整性;14而香港《公司条例》则更侧重于公司在没有委任公司秘书或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委任秘书的情况下的责任。15第二，公司秘书在公司存续期间的责任制度。澳门《商法典》第245条至第250条规定，若公司秘书违反了法律、章程或合理注意义务，不但应当对公司承担责任，还应对公司债权人、股东及第三人受到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16香港公司秘书仅对其违反禁止以双重身份作出同一行为的责任进行了规范。

七、港澳公司秘书的功能评价

澳门的公司秘书除了具有监督功能外，还被赋予了文书公证、证明和保存等特殊职能，公司秘书的证明甚至可豁免部分商业登记。香港公司秘书的首要功能是保障公司正常运行，确保公司行为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供运营管理意见等。

八、港澳公司秘书法律制度的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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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护理不良事件； 护理安全； 护理质量； 患者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5）29-0129-03

doi：10.14033/ki.cfmr.2015.29.064

在临床护理过程中，护理安全是一直关注的焦点；在琐碎而繁杂的护理工作中，如何更有效的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的满意度是不断探讨的主题。本研究针对笔者所在医院发生的护理不良事件并结合相关法律知识对笔者所在医院的护士进行相关的护理风险教育及法律知识的学习、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等，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2013年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对较高的10个科室的284名注册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并结合法律知识对所发生的护理不良事件进行分析学习，同时对2013-2014年500例住院患者进行护理满意度的问卷调查。

1.2 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针对临床发生的不良事件结合相关的法律知识对笔者所在医院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对较高科室的护士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并进行原因分析，提出改进措施。比较干预措施实施前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并分别对调查对象采用《护士风险认知调查量表》和笔者所在医院《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护士的一般情况以及护理不良事件的认知情况，住院患者的一般情况以及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等内容。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笔者所在医院2013年10个科室的284名注册护士，并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2013年及2014年在所选取科室住院的500例住院患者分别进行问卷调查。

1.3 观察指标

比较结合相关的法律知识对护士进行护理不良事件反馈性学习教育前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护士的护理安全行为比较以及患者的满意度情况等。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采取相应的统计学方法，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和秩和检验，P

2 结果

2.1 反馈性学习前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实施护理不良事件反馈性学习前后相关科室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反馈性学习实施之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反馈性学习前后护理满意度比较

实施护理不良事件反馈性学习前后相关科室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反馈性学习实施之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不断创新，护理职能需要不断的拓展，而护理学科相对的滞后性增加了临床护理工作的风险系数[1-2]。临床护理工作中，护理风险无处不在，已成为全球医疗护理界的共识[3]。在临床医疗护理过程中，护理工作琐碎且复杂，因而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随之增高[4]。相关研究发现医务人员对患者安全的重要性意识已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医务人员特殊的工作性质、高负荷的工作压力以及医护沟通不足是影响患者安全的重要因素；有研究显示护士工作年限、所在科室也是患者安全的影响因素[5-7]。凌秋英等[8]研究显示在患者的安全意识方面医生显著高于护理人员。李娟等[9]调查研究显示，患者自身因素在护理安全中的作用也要引起关注。对护士进行护理安全案例及法律知识教育，有利于护士在工作过程中更好地分析和评估安全风险因素从而有利于提供更加优质安全的护理，保证患者的安全[10]。为了能够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确保患者住院期间的安全，本研究对护理人员进行不良事件反馈性学习及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以提高护理质量，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法律意识是护理人员做好细节护理的基础，只有提高自身工作的重视程度，才能关注与完成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能够极大的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减少护患纠纷的发生，提高护理质量，增加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护理安全不仅反映了临床护理人员的服务素质、技术水平，而且是衡量医院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11]。医疗护理安全一直是各家医院首要的关注点，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到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患者的满意度。张海燕[12]研究发现护理风险管理有利于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的安全、显著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鉴于此，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并采用护理不良事件反馈性学习结合相关法律知识的方法，比较干预措施实施前后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和患者满意度情况。结果显著降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护理各类隐患事件的发生；有效地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有利于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更安全优质的护理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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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洁，张峰.医疗风险形成的原因与防范[J].中国医药导报，2006，3（16）：108-110.

[3]王红敏.护理法律风险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D].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12.

[4]梁珍红，叶旭春.安全文化研究及其对我国护理的启示[J].护理杂志，2007，24（10A）：43-44.

[5]黄美萍，刘翠萍，王爱敏，等.护士对病人安全文化认知情况及安全文化构建[J].中国护理管理，2011，18（11）：65-67.

[6]李燕，魏誉民，丁明晖.护士对患者安全文化感知调查[J].护理杂志，2009，24（16）：15-17.

[7]吴晓静，朴玉粉.护士医院安全文化知的调查研究[J].护理杂志，2009，24（3）：7-9.

[8]凌秋英，张晋听，许璧瑜，等.医务人员参与患者安全文化建设状况调查分析[J].现代临床护理杂志，2010，9（7）：6-9.

[9]李娟，赵庆华，肖朝阳.病人参与病人安全管理的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2011，25（2）：473-474.

[10]刘莲，黄娟.临床护理风险的防范[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9，25（18）：25-26.

[11]钱亚平.患者安全管理目标对护理安全的影响[J].中国美容医学，2012，21（11）：4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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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法律制度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地位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但是从近些年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法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经济学证明，完善有效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在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业天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金融风险可以说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常态①金融法律制度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HI。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由之路。一法律是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健全的金融市场必须有合格的市场主体。而合格的市场主体本身又包含了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两层含义。一方面，法律明文规定金融市场主体的准入条件和标准，从而杜绝不健全主体及非法进入者对市场秩序的冲击，避免金融风险的制造者。另一方面，法律的规制、引导、教育等作用可以有效克服主体行为的自发盲目性，成为自觉遵守市场“游戏规则”的理性“经济人”．依法规避金融风险

(二)法律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

金融主体间的交易，普遍以契约交易方式完成。契约自身的平等、诚信、等价有偿等特点可以担当维护交易安全、分担交易风险的重担。而作为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契约制度，不仅能使合格交易得到确认，而且还能以法律强制力切实保障契约的履行．有效避免信用危机形成和诱发金融危机。

(三)法律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

按照世界银行(2001)的界定，法律制度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金融运行质量和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稳定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层面。金融业的运行与发展都是在该基础层面上的技术性活动。法律制度基础越牢固、完善，建筑在此层面上的金融活动就越稳定．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发生危机．法律制度也能够有效地把损害降到最低②。由此可见，健全的法律制度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必要的有效手段

二、他山之石：国际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分析

(一)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

1．美国。经历1929-1933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1)建立健全有关金融法律体系，完善金融危机预防法律制度．维护银行业的适度竞争。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金融危机的爆发。(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恢复存款人市场信心，保障存款人利益，有效。控制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建立合理的伞型监管体制和金融稳定分工协调机制，在促进自由竞争、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成效明显。(4)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实现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竞争，加强金融服务业的竞争，提高其效率和抵御风险能力。

2．英国。(1)立法建立良好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在维护金融稳定、处理有问题金融机构、预防金融危机发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2ooo年颁布《英国金融服务法》成立金融服务局(FSA)，创新金融监管模式，以跨行业单一监管取代分业多元监管，确保金融业具有竞争力，确保信息公开，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效果显著。

3．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1987年底巴塞尔协议公布后，法国制定新的监管条例，通过立法手段促使银行，尤其是国营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比率．通过充实资本来预防银行支付危机的发生。意大利则效仿法国，采取了一系列增加国营银行资本力量的法律措施。欧洲各国通过鼓励提高资本充足率．为银行稳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一切都有助于银行风险的进一步降低，加强了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在危机预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4．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加强了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修改《日本银行法》，提高El本银行的独立性。(2)设立金融监督厅，使政策制订和执行分离，强化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督体系。(3)取消分业经营制度，但同时保持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41完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透明度。(5)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设立专门的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化解金融危机。(6)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对维护公众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以韩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

韩国接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危机重现。(1)在加强韩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同时．先后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FSC)和金融监督院(FSS)，实施集中统一监管体制。(2)修改《韩国银行法》、《存款人保险法》等法律制度，实行金融结构调整。(3)充分发挥韩国资产管理公司fKAMCO)重要功能．提供金融机构重组所需资金支持。(4)建立良好的会计制度，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评估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体系，为韩国金融危机防范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国内融资方面。拉美一些国家不断完善和补充有关直接融资、债券和股票市场方面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是运用法律手段为本国经济的增长提供稳定和可靠的发展基金，改变过去主要依靠外资，特别是短期资本支撑经济的局面。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发生过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泰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在预防金融危机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加强了对金融危机法律防范制度的建设。

(三)新巴塞尔协议中防范金融危机的有关规定

新的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一是更新了最低资本要求，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纳人了风险资产的计算范畴．从而更能反映银行资产所面临的真实风险状况。二是从外部监管的角度督促银行保持资本充足性要求和完善内控机制，防止将来可能产生的危机因素。三是引入市场约束规则，建立银行强制披露信息制度，迫使银行有效配置资金，保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健性。四是强调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并注重建立银行自身的风险防范约束机制。

(四)各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以及巴塞尔协议有关规定的启示

1．运用法律手段防范金融风险．建立金融稳定法律体系，用立法推动金融改革。各国金融实践证明：没有法律规范，不依法进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就不会有良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2．建立金融危机防范和协调法律机制，制定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部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整合监管力量．合力应对金融危机。

3．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阻断金融风险的传播。

4．实行功能监管，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改革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业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5．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市场纪律的约束．要求金融机构披露真实可靠的信息。预防金融危机发生。

6．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三、风险与挑战：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以《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为核心的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防范金融危机的立法建设不断加强。但是，现行法律关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规定过于原则、零散，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防范化解金融危机的法律体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问题：

1．缺乏统一完整的金融稳定法律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关于防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的规定比较笼统．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操作规范亟待完善和细化。主要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金融危机的防范缺乏完善的制度性安排。

2．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缺位和错位。一是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转变不充分，制度尚需完善，既存在监管职能重叠、过度监管、阻碍金融创新的问题，也存在监管不足，形成真空，造成放任金融风险的可能。二是跨市场跨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缺失，一些潜在风险缺乏有效控制。三是现行监管法律制度过于强调监管机关法定权威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无法有效发挥其引导风险内控制度的功能。

3．金融危机应急与救助法律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是最后贷款人制度存在拯救标准不明确、救助工具单一、缺乏清晰配套措施等缺陷。二是对危机银行接管与并购制度很不完善，使银行接管、并购缺乏法律规制。三是没有形成国际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机制，不能适应金融服务市场国际化和金融业竞争加剧的需要，无法抵御跨国传导的金融危机。四是缺乏存款保险制度，易引起公众恐慌，出现存款挤兑。

4．征信管理法律制度缺失。在我国，信用风险仍然是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目前我国征信管理法律欠缺，对信用风险缺乏法律约束，另外，对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惩罚的法律制度也存在缺陷，使金融诈骗行为的违法成本过低，导致风险最终转嫁给金融机构。

5．金融机构和企业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一方面，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难以充分维护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致使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大量滋生和积累，无法满足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严重缺失，不利于化解金融风险。目前，我国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缺乏统一完整的法律规定，一些有问题金融机构无法按照市场原则实现稳定退出，进行及早处置，使风险控制缺乏法律框架下的约束，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四、未来展望：对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建设，重点要加强金融立法工作，建立健全各项法度。我国应建立以《金融稳定法》为龙头，以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金融生态环境法律制度、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等为辅助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体系。

(一)健全完善法律体系，为金融危机防范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尽快制定《金融稳定法》，作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母法。借鉴其他国家良好的立法例，提高立法技术，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基本法。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又要加强对金融危机的防控。对现行金融危机防范法律进行修改、清理和整合，使之与WTO协议和附件等国际惯例接轨，防范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入侵。

(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依法规制行政权力一是实现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变．通过立法减少公权力对金融市场的违法和不当干预：二是建立完善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三是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防范跨行业跨市场金融危机；四是完善行业协会立法，发挥自律监管作用；五是建立跨国性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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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律原因 金融立法 金融法律体系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以下均简称“次级贷”)危机始于2006年下半年，直到2007年2月才引起世界的关注。2007年8月则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导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或向政府申请破产保护，随后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侵蚀，最为著名的是冰岛国家宣告破产。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在深层次上来自自身法律的危机。原因有如下几条:(1)监管立法的不断放松甚至缺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只依靠市场自律已经被证实远远不够，金融业若要实现安全稳健发展必须以审慎金融法律规制和有效监管为条件;与此同时，在缺少有效监管措施条件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却发展迅速。并由此形成一个连接房地产、债券、基金等环节的高风险链条，在金融衍生品的作用下，最终导致次级贷泡沫破灭，引发了这场危机。(2)英美法系弊端的暴露:英美法系自身的弊端也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导致住房抵押移风险破灭的直接根源在于其所有权、财产权的混淆与“零首付”贷款模式。除了以上原因还有公司法律制度的扭曲与信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等等。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消费紧缩，致使中国出口业务衰退，进出口违约率提高，回款率恶化，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尽管如此，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创造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具有极大的启示。

一、金融立法应当立足于国情与实际

尽管没有西方国家那样发达，但中国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立法都有其自身特点与时代特色，并且不失其功效。从这次由美国次级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难看出美国金融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所以中国金融立法不应再盲从西方发这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只有从自身国情出发，根据自身国情需要，制订适合自己需要的法律制度，才能解决自身问题。当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也不是要全部弃之不理，借鉴还是要借鉴，但我们必须调整心态，避免一味地照抄照搬，而是有需要地结合自身情况与实际需要进行有选择地借鉴，这样才能制订出符合中国自身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才能促进自身经济与社会有序发展。

二、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对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应当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诸多原因，例如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通过对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研究发现，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能够成为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也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所以，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金融业是经营风险、获取利润最大化的的行业，有效的金融法律制度完全可以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国家监管当局所能容忍与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来说，完善与创新金融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经之路。

三、中国应当建立完善而全面的金融法律体系

中国目前金融法律制度单一，内容不够丰富，远远不能满足中国金融业发展需要。中国金融法律制度以《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法》为核心内容，涵盖证券与保险法律规范，具体到业务操作层面，仍以行政规章为主要内容。整个金融法律制度缺少操作性规定，与现代金融发展形势及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要求不相符合。

首先，没有一套完整、统一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当前中国金融法律中尚无较为详细的关于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等方面的规定，也就无从谈起完整、统一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

其次，由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金融监管缺位与错位现象严重。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理念转换不够，不仅职能交叉、监管过度，又有监管不到位，跨行业、跨市场监管存在盲点等问题，很多金融风险无法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再次，防范、化解金融危机的相关法律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因救助标准不够明确、工具与措施缺乏，导致最后贷款人制度形同虚设。另外，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发生危机后的并购、接管等制度缺失，也无防范与化解国外输入型金融危机的相关法律制度安排。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金融业无法适应全球金融竞争及风险逐步加剧的形势需要，也将阻碍中国金融业进入国际市场稳健发展。最后，尽管国务院法制办于2009年10月12日公布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但距离正式通过实施时间尚远。只有该条例正式实施以后，才能逐步解决目前国内存在的信用风险没有法律约束、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违法成本较低而无法有效遏制等问题。

另外，由于缺少完善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既不利于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也不利于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的保障，从而影响整个金融业的发展质量。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只有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以及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才能切实维护一国金融安全、经济安全，才能提高一国金融竞争力与整体经济竞争力。只有强化金融法律在金融发展中的指引、保障、规范、促进作用，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主义金融法治，使其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必须与时俱进，根据中国经济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完善与创新。

中国应当建立起一个包括规范银行、证券、保险等整个金融业的法律制度，包括金融机构的准入与退出，金融危机应对措施，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制度，只有在信用法律体系、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等方面获得创新发展之际，中国金融业才能健康、稳健发展，才能在国际这个大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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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防范　法律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法律制度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地位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但是从近些年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法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经济学证明，完善有效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在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业天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金融风险可以说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常态①金融法律制度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HI。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由之路。一法律是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健全的金融市场必须有合格的市场主体。而合格的市场主体本身又包含了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两层含义。一方面，法律明文规定金融市场主体的准入条件和标准，从而杜绝不健全主体及非法进入者对市场秩序的冲击，避免金融风险的制造者。另一方面，法律的规制、引导、教育等作用可以有效克服主体行为的自发盲目性，成为自觉遵守市场“游戏规则”的理性“经济人”．依法规避金融风险

(二)法律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

金融主体间的交易，普遍以契约交易方式完成。契约自身的平等、诚信、等价有偿等特点可以担当维护交易安全、分担交易风险的重担。而作为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契约制度，不仅能使合格交易得到确认，而且还能以法律强制力切实保障契约的履行．有效避免信用危机形成和诱发金融危机。

(三)法律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

按照世界银行(2001)的界定，法律制度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金融运行质量和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稳定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层面。金融业的运行与发展都是在该基础层面上的技术性活动。法律制度基础越牢固、完善，建筑在此层面上的金融活动就越稳定．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发生危机．法律制度也能够有效地把损害降到最低②。由此可见，健全的法律制度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必要的有效手段

二、他山之石：国际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分析

(一)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

1．美国。经历1929-1933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1)建立健全有关金融法律体系，完善金融危机预防法律制度．维护银行业的适度竞争。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金融危机的爆发。(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恢复存款人市场信心，保障存款人利益，有效。控制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建立合理的伞型监管体制和金融稳定分工协调机制，在促进自由竞争、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成效明显。(4)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实现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竞争，加强金融服务业的竞争，提高其效率和抵御风险能力。

2．英国。(1)立法建立良好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在维护金融稳定、处理有问题金融机构、预防金融危机发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2ooo年颁布《英国金融服务法》成立金融服务局(FSA)，创新金融监管模式，以跨行业单一监管取代分业多元监管，确保金融业具有竞争力，确保信息公开，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效果显著。

3．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1987年底巴塞尔协议公布后，法国制定新的监管条例，通过立法手段促使银行，尤其是国营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比率．通过充实资本来预防银行支付危机的发生。意大利则效仿法国，采取了一系列增加国营银行资本力量的法律措施。欧洲各国通过鼓励提高资本充足率．为银行稳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一切都有助于银行风险的进一步降低，加强了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在危机预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4．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加强了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修改《日本银行法》，提高El本银行的独立性。(2)设立金融监督厅，使政策制订和执行分离，强化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督体系。(3)取消分业经营制度，但同时保持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41完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透明度。(5)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设立专门的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化解金融危机。(6)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对维护公众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以韩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

韩国接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危机重现。(1)在加强韩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同时．先后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FSC)和金融监督院(FSS)，实施集中统一监管体制。(2)修改《韩国银行法》、《存款人保险法》等法律制度，实行金融结构调整。(3)充分发挥韩国资产管理公司fKAMCO)重要功能．提供金融机构重组所需资金支持。(4)建立良好的会计制度，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评估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体系，为韩国金融危机防范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国内融资方面。拉美一些国家不断完善和补充有关直接融资、债券和股票市场方面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是运用法律手段为本国经济的增长提供稳定和可靠的发展基金，改变过去主要依靠外资，特别是短期资本支撑经济的局面。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发生过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泰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在预防金融危机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加强了对金融危机法律防范制度的建设。

(三)新巴塞尔协议中防范金融危机的有关规定

新的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一是更新了最低资本要求，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纳人了风险资产的计算范畴．从而更能反映银行资产所面临的真实风险状况。二是从外部监管的角度督促银行保持资本充足性要求和完善内控机制，防止将来可能产生的危机因素。三是引入市场约束规则，建立银行强制披露信息制度，迫使银行有效配置资金，保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健性。四是强调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并注重建立银行自身的风险防范约束机制。

(四)各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以及巴塞尔协议有关规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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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制度 人力资本 法律环境指标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2-0088-07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巨大的。日本和德国近几十年的经济腾飞明显地例证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继Jacob Mincer，T.W.Schultz，Gary Becker，Edward F.Denison，Galbraith等经济学家开创并完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学界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人力资本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乃至不同人力资本类型的区别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关于制度与人力资本的探讨目前尚未形成体系，只有部分学者在其著作中或多或少地提及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对人力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奠基人之一Gary Becker在其《人力资本》一书中明确提到：“有三种同家政策会改变家庭结构，一为单单补助单亲母亲的福利政策；二为没有理由亦可离婚的婚姻法律制度：三为对贫穷孩子不公的教育制度”。Becker通过分析这三种法律制度对家庭结构的影响。进而总结出法律制度对人力资本培养可以造成消极影响。James J.Heckman通过实证研究我国1990年代教育回报率发现，当时扭曲的劳动力政策和缺乏激励机制的教育政策导致劳动力缺乏学习技能的欲望以及形成低边际生产率。此外，姚洪亮、小八重祥一郎（1998）、Cooter，Raia and Schafer（2005）、Dias and MeDermott（2009）等学者的研究也都体现了类似观点。

现有关于法律制度如何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机制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工资制度、税收与补贴制度、劳动者保护制度、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等比较具体的方面。在我国，影响人力资本最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即以《劳动合同法》为核心的劳动法律制度，它直接影响区域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就业率及人力资本产出效率等。本文试图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出发，研究劳动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对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对促进人力资本水平增长的动因提出有别于以往研究的新思路。

一、劳动法律制度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理论分析

一般认为，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体之中由投资形成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总和。笼统的人力资本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然而尽管当时的学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用于提高人的素质的投资有益于促进经济增长，但他们认为教育仍仅是消费品，其经济作用也是问接的。直到近现代，Adam Smith首先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人力资本思想，他认为劳动力是解决进步的主要力量。全体国民“后天取得的有用能力”都应被看做资本的一部分。早期经济学一直把人视为一种单纯的自然禀赋，由此导致在经济理论体系中，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被当作一个均质且外生的变量。这种传统理论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遇到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坚持资本同质、劳动力同质假设的增长理论和资本理论对许多经济现象不能够给予解释，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经济之谜”。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人力资本是由对劳动者进行投资而形成的，是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驱动作用的外生变量，并且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

从人力资本的概念来看，其构成范围十分宽泛。具体到个体而言，人力资本即为一切因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对经济产出有促进作用的个人能力；而从一定区域来看，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但包括劳动者的个人能力（即质量），还包括劳动者数量以及实际产出的效率等方面。人力资本分初级和高级两个层次，前者是指健康人的体力、经验、生产知识和技能，后者是指人的天赋、才能和资源被发掘出来的潜能的集巾体现——智慧。正因如此，法律制度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是复杂、多元的，具体的某一条或某一部法律影响的一般是人力资本内涵中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也就是说，各个具体法律以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方式贯穿于人力资本的各个方面，其作用是整体性而非割裂的。而无论从影响范围还是影响程度而言、劳动法律制度是尤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直接影响了区域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就业率以及人力资本产出效率等，影响涵盖了人力资本内涵的绝大部分；同时，劳动者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其在经济运行中涉及的最为重要的法律关系就是劳动法律关系，而调整这一法律关系最为直接有力的法律制度即为劳动法律制度。

自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以来，如何完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促进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有机结合一直是我国劳动法律制度改革的重点。劳动合同制度改革，特别是2007年的新《劳动合同法》对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是否有积极影响，是近年来争议最多的话题之一。以张五常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新《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无固定合同将“维护懒人，导致铁饭碗；该法的实施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中国经济搞垮”。不少企业主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增加了用工成本，将进行裁员或减少招聘。但也有学者认为，无同定合同的确立能够保护劳动者通过长期学习形成竞争优势，还能促进企业培养专有性人力资本以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新《劳动合同法》有利于雇佣关系的稳定性，是促使劳动者与企业实现合作双赢的政府的理。本文研究认为，劳动法律制度与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第一，劳动法律制度影响着劳动者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劳动法律制度在认定劳动关系是否有效、确定劳动报酬及经济补偿细则、分配举证责任等方面的规定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实现效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清晰的法律规定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例如，《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合同长度的规定，尤其是无固定期合同的规定，以法律形式促进了企业与人力资本间合同长度的增加。这一方面使得劳动关系更为稳定，劳动者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增加，激励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同时也使企业更愿意对员工进行培训，使得“干中学”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由于长期雇佣关系在许多情形下是有效率的，因此劳动合同期限的增加也使得同质的劳动力对产出有更高的贡献，也即人力资本的实现效率得以提升。相似地，法律对于劳动者的保护程度也影响了劳动者对于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可能得到的补偿的预期。在良好的劳动者保护环境下，劳动者获得收益的不确定性降低，且其收益与其创造的价值更为接近，使得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有利的。因此，完善的劳动法律制度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第二，立法、司法和执法上的区间差异导致各地区劳动法律制度完善程度不一，影响了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实现效率。以《劳动合同法》为核心的国家立法虽然在全国范围内是一致的，体现了国家通过强制性规范保护劳动者的国家意志，但各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导致了各地区的具体劳动法律环境存在差异。从立法上来看，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可以根据上位法制定切合本地经济发展的地方法律法规。相比于《劳动合同法》，地方法规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及可操作性。地方立法可以通过“选掉”或“改造”《劳动合同法》这一上位法的某些规则以在劳动者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作衡平。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其辖下地区制定的劳动相关地方法规可操作性越强、调整对象越具体，其对劳动法律关系的调节能力也就越强。此外，尽管作用相对次要，但地方劳动保障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为劳动者保护提供指导作用，同样对劳动者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某一地区劳动保障部门规章立法越多，对劳动者的保护就越充分。从司法上来看，地方司法意见为统一裁判规则、提高法律确定性奠定制度基础，其关于劳动关系的界定、劳动报酬计算以及程序性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的细化规则为法官更好适用劳动合同法提供了指导性规则。地方司法意见对案件结果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因此，这类司法意见对劳动者保护水平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因此影响了地区内的劳动法律制度完善程度。从执法上来看，行政机关对违反劳动法律制度的民商事主体的稽查力度及对司法判定后案件的执行强度也影响了行为人对于纠纷结果的判断，对劳动关系的规范同样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良好的劳动法律环境有助于劳动法律关系的稳定，减少不确定性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使得原本蕴含于劳动者当中的人力资本得以更有效率地实现到经济生产当中。这样，也就使得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观测值有所增加。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使用2007-2010年省级数据，以劳动法律制度完善程度为X轴，人力资本水平为Y轴做散点图（如图1）。可以看到，散点图表现了明显的趋向性：在我国劳动法律制度完善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一般也较高。基于理论分析和对现实情况的观察，我们提出命题：劳动法律制度的完善对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劳动法律制度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

为了检验上述命题，提出以下实证模型：

hc=c+a·law+βXi+ε

其中，hc为人力资本水平，law为劳动制度完善程度，X1为控制变量，ε为扰动项。

法律变量的加入主要依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参考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的方法，将法律制度与其他控制变量并列为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于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控制变量，现有研究已经形成了基本统一的观点：人力资本的形成来源于对人力资本进行的投资。最早在人力资本理论领域取得瞩目成果的学者T.W.Schultz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后天的投资形成的，他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用于正规学校教育的费用、刚于在职人员培训的费用、用于医疗保健的费用和在择业的过程中产生的流动和迁移的费用。同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Gery Beeker也认为，所有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并影响其未来货币收入和消费的投资为人力资本投资，并指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周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这一说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沿用至今。在相关实证研究巾，Kendriek（1976）、Eisner（1985）、张帆（2010）等学者均选取了类似的变量作为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因素。综合现有文献进行综合分析，考虑到变量设置的合理性和数据的可取得性，从目前常见的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变量中选取以下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教育投入、卫生及社保投入、文体及娱乐业投入。此外，由于本文实证采用省级数据进行研究，为避免各省区经济发达水平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将这一因素也列入控制变量。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人力资本指标。

关于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学术界普遍存在成本法、收益法、教育指标法、整合法等方式。成本法采用货币指标核算人力资本存量，它认为人力资本的价值等于花费于对人的一切支出的总和：收益法的基本思想是一个人价值的大小应与其所能获得的收入多少成正比，因此人力资本的货币价值等于未来每年预期收益的现值总和。收益法强调价值是由收益来体现的，因此通过对未来收入流的精准确定来估算人力资本存量，在理论上具有较强的信服力，故西方学者多用收益法来估算人力资本的价值；教育指标法用于测算人力资本的指标主要有成人识字率、学校入学率、劳动人口教育获得水平、教育总年限等。人力资本的形成最主要的途径就是通过接受教育，因此教育指标同样存在较强的信服力。对于本文实证而言，成本法的缺陷是较难弥补的：首先，由于不同劳动者的资质存在差异，导致投资和产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其次，各种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成分往往难以确定，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本文选取以下两种指标分别衡量人力资本水平。（1）首选指标：各省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这一指标基于收入法选取。本文实证目的并非测量人力资本存量的精确水平，而是分析制度与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关系。而在样本数量较大的情况下，尽管存在着个人收入与付出不对等的现象，但其趋势可以认为是一致的。此外，通过增加各省区经济发达水平这一控制变量，也将地区差异的问题剔除。因此，使用平均丁资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是可行的。（2）替代指标：中专及高中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这一指标基于教育指标法选取。由于我国存在关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法律规定，个人在初中以前教育水平选择的自主性是较小的。因此，选取中专及高中以上学历作为指标的分界线，以其所占百分比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2.法律指标。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各省市的各级法院、政府、部门均对《劳动合同法》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而在上位法一致的前提下，下位法的出台作为上位法的细化和补充，无疑有助于明确法律适用过程中的问题如何处理，提高法律适用效率，完善劳动法律制度。因此，我们选取个省区就《劳动合同法》累计出台的相关法律（广义概念）数量进行加权打分作为衡量该地区劳动法律制度完善程度的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法律法规的实际影响力是不一样的。法律位阶的划分可以通过三个准则来确定：（1）权力的等级性，是指法律位阶的高低以权力的不同等级为确立基准；（2）事项的包容性，是指法律位阶关系以立法事项的包容性为标准，由此形成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层层递进关系；（3）权力的同质性。指法律位阶的划分以权力的同质性为基础。制定法律的主体层级不同，其适用范围和约束力也相应不同。下位法必须在上位法的规则范围内制定，并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因此上位法的影响力无疑要大很多。同时，立法主体的性质不同，也会对其制定的法律效力造成一定的影响。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等法律文件对指导司法的作用最为直接有效，因此对完善法律制度具有最显著的作用。各级政府出台的法规等法律文件一定程度上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尽管其作用不及法院的立法，但对于法律制度的完善仍具有较强的作用。各级劳动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规范一些相对次要的细节问题，或者是对法院和政府出台的法律文件使用做出说明，因此作用比较次要。

综上，按照法律位阶的高低和实际作用的大小进行加权打分。具体加权方式为：法院颁布的法律计10分，重要条例和通知计9分，省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计6分，省行政机关颁布的法律法规计4分，省劳动部门颁布的法规计3分，市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计2分，市劳动部门颁布的法规计1分。用最终得分表示该省区的劳动法律制度完善程度（如表1）。

3.其他指标。

综合考虑指标选择的合理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如下指标：教育投入用人均地区教育经费衡量，卫生及社保投入用人均地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固定资产投资衡量，文体及娱乐投入用人均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衡量，各地区经济发达水平用人均区域生产总值衡量。

本文采用200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除法律制度变量外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法律制度变量来自作者自行收集。

（三）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的hausman检验，统计结果显示Prob>ehi2=0.0000，即模型应采用同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用收入法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仅对人力资本水平和法律制度变量进行回归，模型（2）中加入主流研究中认为对人力资本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的控制变量，模型（3）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控制变量。

首先，在3个模型中，法律制度变量都表现出良好的显著性（1%水平），且系数为正。这一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前文提出的命题：完善的劳动法律制度对人力资本水平有促进作用。

其次，主流观点认为，教育投入、卫生及社保投入、文体及娱乐投入均为促进人力资本增长的重要原因。就前两者而言，我们的结论与之一致。这是因为：从人力资本的形成来说，获取教育是提升其质量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卫生及社保投入提升了个人的健康水平和福利，使得固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得以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实证的结果显示，文体及娱乐投入并未对人力资本水平形成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文体及娱乐投入并未直接促进劳动者知识水平特别是劳动相关技能水平的增长。对个人健康的促进作用也不显著。

最后，经济发达水平这一控制变量表现出良好的显著性（1%水平），这意味着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水平也存在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我们的直观感受是相符的。一方面，经济越发达，对高技术型劳动者的需求就越为强烈，这也促使个人和政府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发达经济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使得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更有效率，并使其技能在工作巾得以更好发挥。

为进行稳健性检验，换用教育指标法衡量人力资本，使用与前文一致的同定效应模型进行同归分析。由于个体对自身教育程度的选择一般无法立即实现，因此对于法律制度的变化造成的影响来说，教育指标的反应较为迟缓。为减轻这一影响，尝试将2007年法律制度变量滞后3期，与2010年其他指标数据构成截面数据，使用OLS回归，结果如表3。

可以看到，回归结果与表2中的结果是极为相似的。法律制度及教育投入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尽管显著水平略有下降；卫生及社保投入在模型（2）中不显著，但在模型（3）中达到了5%的显著水平；经济发达水平依然表现出良好的显著性，达到1%的显著水平。稳健性检验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表2中得到的结论，并且说明教育指标滞后性的猜想很可能是正确的。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善的劳动法律制度对人力资本水平的促进将会更明显的通过教育指标体现出来。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于劳动法律制度影响人力资本的途径和方式进行研究，提出“完善的劳动法律制度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这一命题。而后基于法理学关于法律位阶的理论，选取各省区就《劳动合同法》累计出台的相关法律（广义概念）数量进行加权打分，作为衡量该地区劳动法律制度完善程度的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2007-2010年的省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命题。实证结果还表明，与主流观点相一致，教育投入和卫生及社保投入同样也是促进人力资本增长的重要原因，而文体及娱乐投入并未对人力资本水平形成显著影响。基于本文分析，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鼓励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颁布司法意见。理论分析表明，各地区颁布的司法意见对劳动者的保护是最为直接的。南于各地区经济情况、工业布局及劳动密集程度等因素均不相同，最高院颁布的司法解释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各省法院在面对劳动争议纠纷时除严格恪守形式逻辑法律推理外。还必须考虑到地方特色，在明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保护的立法宗旨、明确依法进行劳动合同案件法律适用、明确司法审判的实体与程序争议的“三明确”基础上，应当鼓励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颁布适用于本地区的内部司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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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产税；法律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

中图分类号： 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317-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房地产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为实现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引导，国家对房地产税收制度进行了调整与修改。1986年颁布的《房产税暂行条例》，使得房产税首次出现在我国税收历史上。2008年，中国法律和税务经济专家开始提出针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观点，解决房价过快上涨的问题。对此，房产税再次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房产税概述

房产税是以房产为征收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房产税的本质是开征财产税，财产税包括个人财产税和财产税，其中个人财产税只对纳税人的特定财产进行征税，而财产税是对纳税人的所以财产进行征税。因此，更准确地说，我国房产税是属于财产税中的个人财产税，因为我国房产税只针对房屋进行征税。房产税具有如下特征。

房产税的征收对象比较特殊。房产税针对的是市、县、镇和工矿区的房屋征税，不包括农村；农村的房屋，大部分是农民居住用房，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农村的房屋并没有纳入到征收范围。

房产税的征税依据具有差异性。房产税根据纳税人经营形式不同，对经营性住房按房产计税余值征收，对出租性住房按租金收入计税，使征税办法符合纳税人的经营特点，有利于平衡税收负担和征收管理。

房产税征收税款具有僵化性。房产税是按照在有关房屋产权部门登记的房屋价值，若房屋登记价值没有明显低于实际价值，有关部门不会主动对房产登记簿上房屋价值进行修改，这就使得房产税不能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不能够体现房屋的真实价值。长此以往，将导致房产税税收的大量流失。

在调控房地产的措施中，税收以其强制性的特点，集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于一身，在调控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税收从来都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着政策，以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二、国外房产税法律制度分析

以美国和英国为例，分析其较为完善的房产税法律制度中较为先进的方面，对我国在房产税构建方面起了哪些积极的作用。

（一）美国的房产税法律制度

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其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也同样处于领先的地位。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房产税法律制度，美国的房产税法显得别具一格。房产税法在美国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税种存在的，而是作为财产税中的一部分来进行征收，主要由地方政府征收，税收收入全部纳入地方政府的财政之中。

美国的房产税评估与征收遵循的是相对独立的原则，各地方政府均设有专门的核税评估机构，在全国以州为单位建立网络化管理，核税评估机构的工作人员只负责对税款进行征收以及处理相关的事务。这样就能更为清晰地对居民的私人财产进行登记以及备案，同时使得税务征收人员对纳税人的资料以及纳税的金额的掌控更为方便。

美国房产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多种多样，为了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各州均通过立法部门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把对州、郡、镇的税收优惠对象、税收优惠内容、条件、办理程序等都予以明确规定，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税收优惠体系，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均做到有法可依。

（二）英国的房产税法律制度

英国也是一个房产税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但与美国房产税制相同之处，就是也没有单独的房产税立法。其房地产税种大体包括家庭财产税，也叫市政税和营业房产税。这两种与我国房产税的性质属于同一范畴，其中，家庭房产税是最广泛的房产税种，它以公民房屋的实际价值为基础进行征税，征税对象为居住房屋，税率由英国各地方政府自行规定。

英国的营业房产税主要针对营业性用房所征的税，与家庭财产税最大的不同就是，家庭财产税属于地方税种，而营业房产税属于中央税种，由地方代为征收后统一上交给中央财政。但是，中央也会根据地区人口基数比例和地区贫富差距情况把营业房产税返还给地方政府。英国的房产税等级评估由专门的机构评估，政府的税务部门只负责征收和管理，具体的评估和纳税无需个人参与，这点与美国大致相同。

虽然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单独的房产税立法，但其法律制度的选择是与国情相适应的。由这一点可以看出，经济建设与法律建设相互协调，才能制定出最合适的法律。

三、我国房产税法律制度所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迅猛，在内需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出现的时候，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房地产投资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在我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更不能忽视隐藏在发展背后的一系列问题：房价虚高，土地资源浪费严重，闲置房屋过多导致出现“鬼城”现象等。出现这些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房产税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房产税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以下方面。

（一）立法层次低

从整体来看，现阶段我国房产税的基本立法层面较低，无论是《房产税暂行条例》，还是各地方针对《房产税暂行条例》所制定的实施细则，除了《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外，基本上都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的。这不能体现税收的权威性，也不能保证房产税法律制度在实施环节上的良好运行。

此外，“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八）基本经济制定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我国现行房产税制度的主要依据还是1986年由国务院颁布的《房产税暂行条例》，属于行政法规范畴，显然这违反了法律规定，使得房产税法律制度在执行中难以有效实施”。

（二）征税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现行的房产税法律制度，只针对城市、县城、建制镇以及工矿区的营业性用房进行征税，公民自身所拥有的非营业性用房并没有纳入到房产税的征收范围之内，这就使得房产税的征税范围大大缩小，形成税收漏洞，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住房体制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公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都购买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而拥有多套房产的公民也在人群中占据了一定的比重。这样一来，将公民自身所拥有的非营业性房产排除在房产税的征收范围之外，使得房产税税收收入大大缩水，从这种情况中也能体现出我国房产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三）税率缺乏浮动空间

“现行的房产税法律制度中，仅仅拥有两种税率计算方法”。这样过于单一的税率计算方法，并没有考虑到纳税人之间负税能力的差异。因此造成了拥有多套房产的居民纳税负担低，也使得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投资多套房产，这就是出现大量房产闲置的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我国地大物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房产税作为基础税种之一，并没有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浮动，缺乏灵活性，也是我国房产税法律制度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

四、我国房产税法律制度构建的建议

我国房地产业仍处于快速发展中，现有的房产税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房地产业发展的状况，现行的房产税法律制度存在的漏洞已经说明了我国对房产税法律制度的改革已经到了必要的阶段。

（一）提高立法层次

“国务院在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和其在实施中颁布的许多通知文件成为了我国现行房产税征收的主要依据”。根据我国法律体系，宪法和法律位于行政法规的效力之上，而《房产税暂行条例》就属于行政法规。由于这部暂行条例颁布的时间较早，已经不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现状。只有颁布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法》来规范房产税税收行为，将其提高到法律的层面，才能针对在房产税征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采取有效的手段以及提供强大的法律依据。

（二）扩大征收范围

“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征收范围仅限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而对农村则是一直享有免税的方针，这就显得范围过于狭窄”。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建设，现代农村相较于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些农村的经济状况相较于城市也不遑多让，尝试将农村的经营性用房归纳到房产税的征收范围中也是值得考虑的，同时也会成为我国税收的又一项重要来源。

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也使得居民的购房规模不断的扩大，而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个人拥有多套房产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建议将自住房的所有人也纳入纳税的范围中，以此有效地控制大量闲置房屋出现的状况，对缩小贫富差距也有着一定的贡献。

（三）建立浮动比例税率

目前，我国房产税的税率采取的是比例税率，统一的比例税率存在诸多弊端，因此，完善现有的比例税率是完善我国房产税法律制度的必经途径，应建立浮动比例税率机制，即根据用途将房屋进行分类，不同用途采取不同的税率；将个人住宅分类，分为基本住宅、高档住宅和个人独栋商品住宅；最后根据居民是否有多套住宅来征收房产税。建立浮动比例税率，既能在保证税收的同时调动了纳税人的意愿，又能保证地方税源的充足。

我国现行房产税法律制度在立法层次、征收对象和税率比例上存在着种种问题，早已经不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了。我国房产税的改革是顺应时展的，它不仅能够完善我国房产税法律制度，还能够充分发挥房产税的市场调节作用。随着社会各界人士对房产税的高度关注以及国家对房产税的重视，房产税的立法工作应尽快展开。

参考文献：

[1] 陈曦，吴宇晖.房产税改革的中美比较及其法律启示[J].求索，2012，（1）：49.

[2] 刘剑文.财税法论丛.第九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5-224.

[3] 王晓琴.中国房产税法律制度改革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10：4.

[4] 李抡文.小议房产税收筹划[J].北方经贸，2012，（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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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业促进法律；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2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7-0111-01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与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概念厘定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概念界定

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概念产生于1947年，由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两位学者在于《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首次提出。[1]促进型法（Promoted Law）是指具有激励、推动作用，蕴含促进激励措施，采取柔性执法手段的法律类型。因此，文化产业促进法律是指调整我国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及相关服务，以推动经营性文化行业发展为主，以监管文化产业市场秩序为辅，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法律体系，包括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件。

（二）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基本定义

保险法律制度属于金融法律制度范畴，而金融法律制度属于经济法法律制度范畴。保险一分为二，包括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险和由市场主导的商业保险。其中商业保险主要作用于市场经济活动：通过《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与科教文卫体领域紧密联系。因此，结合我国《保险法》第二条对保险的定性，可定义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概念：是指基于保险合同约定，调整投保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经济法制度体系。它不仅以专行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也因为融入到其他法律法规中而形成了以该项法律法规为主体、商业保险法律制度为补充的样态。

二、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与问题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

我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体现：首先，国家立法上，仅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文化部关于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唯一部门规章，其在文化产业保险市场、文化产业保险产品、文化产业保险服务、文化产业投融资上着墨，回应了《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次，在地方立法层面，《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第十八条、《太原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条例》第四十五条均规定本市人民政府应对文化企业给予金融保险方面支持；安徽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强调结合地方实际，发展文化产业保险市场。这成为未来文化产业促进法律融合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探索。

（二）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存问题

1.暂缺文化产业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2011年，故宫博物院因7件临时展品失窃而震惊全国，其仅可获赔30余万元，这与文物的实际价值相去甚远，引发了民众对文物保险价值的争论；与之相同，文化企业的无形资产同样难以计算。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合理的保费价格有助于降低无形资产的交易风险。但是，每个人对同一文化创意可能估价不同，这在著作财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市场尤为明显。因此，法律可以建立专业文化保险机构准入制度，构建商业保险法律定价机制，推动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形成。

2. 难对文化产业侵权行为提供保险服务。商业保险能使受到侵害的文化创意、文化商品相关权益得到经济层面的补偿，但因对其的侵权行为难以估算实际损失金额且难以取证，导致保险公司不愿受理其投保请求。也有学者认为在旅游观光、出版印刷等文化产业领域中较为便于计算侵权损失额度，因为其以履行合同的给付行为或者书稿实物为内容，其计算方式更为直观。[2]这都需要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制定更为详细的商业保险侵权赔偿额度赔付规则，并在具体实践中出台相应的保险赔付标准。

三、完善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

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融资功能，其通过投资文化企业的债券、股权和参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来实现运营。《意见》提出“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为金融机构处置文化类无形资产提供保障”，为保险公司充分发挥资金供给和投融资优势提供制度依据。因此，商业保险公司可携手第三方的文化资产分析公司，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估算文化企业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然后提供其相应的保险服务，最终推动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的建立。

（二）设立文化创意商业保险费率标准

面对侵犯文化创意的行为，法律需要通过设立保险救济途径来实现对受侵犯权益的复归。其可以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设立贴近市场经济规律的费率规则，建立文化产业保险风险数据库，依照收益覆盖风险的原则确定合理的费率，专门应对易受侵权的文化产业领域的风险。

（三）扩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适用范围

《通知》规定，文化产业保险市场由人保财险公司、太平洋财保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三家保险公司进行试点。人保财险公司鉴于故宫博物院文物失窃案，适时推出了包括艺术品综合保险、文化活动公共安全综合保险及涉及演艺、动漫领域的多类险种。这类担保能力强、经营规模大的综合性保险公司可依据《目录》所鼓励发展的文化产业类型增加保险险种，拓宽至网络文化业、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文化科技服务业等领域，丰富其险种类型和拓宽其影响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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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国卫生领域中颁布或修订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法律文件， 这对于依法管理卫生事业，规范卫生秩序， 遏止违法行为，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益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尽管如此，但目前我国的卫生法制建设与现实社会的需求之间仍有不小的差距，法律施行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却不容忽视。据此完美我国的卫生立法，用科学合理的卫生法律制度去应对卫生事业发展的时代挑战颇具现实意义。笔者试图对此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思考，期待着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1 卫生法的学科特性

卫生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科目，是伴随着法律和医学的逐步发展，以至二者相互交融、渗透后诞生的时代产物。构建我国的卫生法律体系，首先必须建立起对卫生法学科特性的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卫生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正在逐步兴起的法律部门，除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外，其学科特性则是将卫生法区别与其他法律规范的重要特征。学科特性作为卫生法本质属性的内在反映，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调整对象的综合性。卫生法的调整对象包括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和对外服务法律关系。

1.1.1 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当前，我国的卫生法律绝大部分属于行政法。为有效加强卫生行政管理工作的推行，国家通过设定法律法规将各级卫生行政监督部门与食品行业、医药行业等涉及卫生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法律地位、组织形式、隶属关系、职权范围以及权利义务加以明确，形成合理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制度（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保证卫生行政监督部门能有效地对卫生工作进行组织、领导，使得作为管理相对人的有关单位能够依法从事相应的活动。作为法律的调整对象，卫生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指在卫生组织管理与卫生法律监督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卫生行政监督是宪法赋予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项职能权力，其权威性主要体现在卫生行政监督与管理活动中。此时行政机关与下属机关、医药食品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纵向的行政法律关系，体现出一种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强制性特点。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具体又可细分为卫生行政隶属关系、卫生职能监督管辖关系、卫生管理关系（如行政许可关系、行政处罚关系、行政赔偿关系、行政复议关系、行政诉讼关系）等。

1.1.2 对外服务法律关系。这是指卫生行政机构、医疗卫生组织、有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在向公众提供医疗预防保健服务、医疗卫生咨询服务、卫生设施服务活动中与服务对象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横向的社会关系，它表现为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1.2 调整手段的多样性。卫生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决定了其调节手段的多样性。即，既要采用行政手段，如用强制措施控制传染病流行等，又要采用民事手段调整卫生服务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医患关系等。同时对于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中严重的侵权行为还要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从这一角度看，卫生法是多元性质的。

1.3 法律内容的科学性。医药卫生工作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实践性工作，卫生法本身又是法学与医学相关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医学相关学科的技术成果既是卫生法的立法依据，也是卫生法律实施的技术保障。卫生法与自然科学相互促进、互为依存的关系是其他众多法律难以比拟的。目前，我国众多的卫生法律法规中，都包含有大量的操作规程、技术常规和卫生标准。这些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工作的技术性规范和卫生标准的规定，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法律性，构成了卫生法的重要内容。另外，随着医药卫生科学的不断发展，除了已有的法律必须作出适时的修改外，卫生领域还需要针对新生社会关系出现更多的立法，如器官移植、脑死亡、基因诊断与治疗、生殖技术、克隆技术等。

2 我国卫生法律体系的基本架构

卫生法律体系功能实践的整体效应首先取决于卫生法律体系的基本架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卫生法律体系基本结构的合理划分，必须是在结合卫生法学特性的基础上，同样亦以卫生法的调整对象为主要标准，调整方法为辅助标准，并遵循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做以下6个部门的划分：

2.1 卫生机构法律制度：卫生机构法律制度单独列为卫生法律部门，是以卫生行政关系为法律调整对象，以卫生机构为主题分类，结合卫生法律实践的特点进行考虑的。卫生机构法律制度是指以卫生机构为法律主体，对卫生机构的行为方式、权利和义务作出规定和调整的卫生法律制度。具体又可以细分为医疗机构法律制度、卫生保健机构法律制度、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法律制度、采血供血单位法律制度等。目前，国家对应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医医疗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医院工作制度》、《医院工作制度的补充规定（试行）》、《中医医院工作制度（试行）》、《消毒管理办法（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血站管理办法》、《血液制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等。

2.2 卫生职业法律制度：卫生职业法律制度是以卫生行业的人员内部管理关系为法律调整对象，结合以卫生职业为主题分类所做的卫生法律部门的划分。卫生职业法律制度是指对执业医师、护士、执业药师等卫生职业人员的行为方式、权利和义务作出规定和调整的卫生法律制度。卫生职业法律制度主要包括：《执业医师法》、《护士管理办法》、《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中医医院工作人员职责》、《中医师、士管理办法（试行）》、《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等。除此以外，卫生职业法律制度还可散见于诸如《医院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法律条文当中。但考虑到部门间法律数量的均衡性原则要求以及部门法划分时所需遵循的法律主导性原则，故未将其纳入在内。

2.3 公共卫生法律制度：公共卫生法律制度，也是以卫生行政关系为法律调整对象，但却结合以公共卫生为主题分类所作的部分法的划分。公共卫生法律制度是指调整公共卫生领域中不同卫生法律主体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目前，国家针对性出台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中药经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品和管理条例》、《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及实施细则等。

2.4 卫生服务法律制度：卫生服务法律制度是以卫生服务关系为法律调整对象，结合以民事法律手段为主要调整方式综合进行的部门法的划分。卫生服务法律制度是指调整卫生服务过程中不同法律主体间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按照卫生服务类别的不同，现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关于加强医疗机构治安管理维护正常诊疗秩序的通知》以及另外一些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法律条文。当前，卫生服务法律制度的完善，除需对已制定颁布的卫生服务法律、法规实行归类、整理，进行法律文件的系统化之外，还需要增加较多新的立法内容。

另外，考虑到法条内容的科学性这一医学法的学科特性，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医疗技术规范作为医学实践长期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医疗技术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典范，是对医疗过程的定义和所应用技术的规范或指南，是确保医疗质量的重要措施。医疗技术规范通常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医疗技术规范是由卫生行政部门(如卫生部) 、全国性行业学会(如中华护理学会) 制定的各种标准、规程、规范、制度的总称，适用于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如《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医院感染管理规范》、《医院感染诊断标准》、《医院消毒卫生标准》、《医疗机构诊断和治疗仪器应用规范》等。狭义的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是指医疗机构制定本机构医务人员进行医疗、护理工作应遵循的工作方法和步骤，适用于本医疗机构。作为行业性规范的医疗技术规范，虽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尤其当涉及医疗纠纷的裁判、医疗事故鉴定、医疗过错的认定时是最为基本的衡量标准，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故医疗技术规范亦可视为卫生服务法律的非正式渊源。

2.5 医学创新法律制度：医学创新法律制度是考虑到卫生行业的科技属性，为组织和协调医学科技活动，调节医学科技成果应用中产生的利益关系，抑制医学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而作的特殊目的的部门法划分。医学创新法律制度是指为医学科技活动和科技管理提供民主、科学的规则和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法律体系结构的开放性为法律内容的发展留余了空间，可以适应新生的社会法权关系的法制化需要。而医学创新法律制度这一特殊卫生法律部门的出现，正是以此类客观存在的新型社会关系为基础，应其特定的法律调整需要而产生的。因而，卫生法律部门的合理划分，同样也必须遵循以现行法律为主，兼顾即将制定的法律这一重要原则，将医学创新法律制度单独列为卫生法律部门。医学创新法律制度，目前主要包括人工生殖技术法律制度、器官移植法律制度、脑死亡法律制度、基因工程法律制度、安乐死技术法律制度等一批迫切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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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经济学；制度；法律的帕累托最优和改进模型；均衡选择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005-02

一、法经济学产生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法学与经济学本是社会科学体系的两大分支，有着各自不同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而将二者融合所形成的“法经济学”，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究竟为何？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实际上，法经济学出现至今也不到四十年时间。1958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开创了《法律经济学学报》，1959年、1960年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又相继发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这成为该学科的奠基之作。1973年，波斯纳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上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法律的经济分析》，由此标志着法经济学真正诞生。

法经济学是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考察并分析其对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长久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和萨缪尔森、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综合学派一直占据着经济学理论的主流地位。这种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和“完全信息”假设基上针对个人（个体）展开的研究，即在一些假设基上，通过“奥卡姆剃刀”① 剥离冗余问题，在保证整个范式体系逻辑清晰的前提下，利用数理工具实现理论模型化和普适化，并借此解释经济现象并预测其变化趋势。显然，这种过分推崇“个人（个体）主义方法论”②，忽视了社会和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这种局限性也逐渐被科斯等经济学家意识到。正如弗兰克・奈特（1935）指出的那样，社会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揭示出社会制度和生活条件对人的行为却有重要影响，我们不能将社会（集体）的和制度（法律）的因素排除在人类行为的理论之外。因此，波斯纳创造性的将效率、效益与反映本土具体的、动态的社会规范和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观有机结合，运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成本―收益比。

实际上，法经济学天然的理论基是制度经济学，即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作为产生于经济活动的法律，由于它具有改变资源配置结果的意义和功能，所以在法律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效益最大化”原则，就是要以最小的成本费用获取最大收益的“法律的帕累托最优”。这种法律制度安排（资源配置）能够使人们的境况变好而没有人因此而使境况变得更遭。但同时，在法律的具体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均衡模型”（Caldor―Hicks efficiency）则显得更加实用。该模型认为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的安排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另一些人的福利减少，那么只要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就可以认定这项法律是有效益（效率）的。可以说，法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法律的帕累托最优与改进”，是对原有科学体系和研究范式的一项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法律制度的均衡选择

和其他制度一样，法律也是人与人相互博弈形成的共同信念下的自我维持系统，是一套用于规范、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行为选择的制度体系。戴维・菲尼（1992）曾指出，法律制度是宪法秩序、制度安排和规范规则的具体表现。但是，随着时间、技术、偏好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法律制度能否实现制度均衡，即实现“效益与正义”兼容（平衡）却值得商榷。诺斯（1991）曾指出，在现实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任何个体和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就实现了制度的均衡（帕累托最优）。但是，如果可以从新提供的制度选择中，社会主体所得到的净收益大于从现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中得到净收益，即获得新的赢利机会时，这种新生的潜在制度就会颠覆原先的制度均衡并进入非均衡状态，而这又为社会主体选择新的制度体系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法律制度变迁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在均衡和非均衡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因为法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效率和效益标准，指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如果那些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其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实际补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过程就是有效率的，结果也是有效益的，以此制定的法律在社会范围内也会被尊重和接受。以国家制度形成为例，用一个机构建立一套保护产权与社会发展的大规模武力系统比建立小规模私人武装系统，用国家公权力救济取代私人救济更能带来规模经济效益。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国家来建立法律制度和执行体系可以使私人协议难以达成的契约所引起的损失降低。这就是现代产权经济学中的“霍布斯规范定理”（normative Hobbers theorem）。在此基上，诺斯（1998）又进一步凝练出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即（1）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2）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尽管二者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但是由此形成的法律制度在均衡与非均衡之间的交替选择过程，所带来的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

时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各国不得不依靠更多的立法和执法活动来应付层出不穷的问题。传统法律体系“以不变应万变”制度均衡状态已经岌岌可危，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和推动其制定和运行的效益（效率）。这就为法经济学提供了难得的施展空间和表现舞台。从社会主体（集体和个人）的力量对比、谈判或博弈的视角分析法律制度均衡，可以更好的实现“法律的帕累托最优和改进”。因此，要实现法律制度均衡状态所需的必要条件应该是：（1）现存的法律制度已经获得了各种资源所产生的所有潜在收入的全部增量；（2）这样的潜在利益存在，但是改变现有法律制度的成本超过可能取得的潜在利益；（3）如不能对制度环境做出根本性改变，则原有资源配置格局无法变化。若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即可实现人们所追求的法律制度均衡选择。

参考文献：

[1] 曲振涛.法经济学原理评析[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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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斯・哈特.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4] 罗伯特・考特.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