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法律制度范文
时间：2024-01-31 17: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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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但是，任何一个语词的含义都是复杂的，它都会具有其“核心领域”，相应的也会具有“边缘领域”，简而言之，语言具有一种“开放结构”，这意味着任何定义都是不完整、不确定的。[2]同时，“法律关系”这个语词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直接的对应物，它并不代表和描述任何具体事物，这恰恰导致了对“法律关系”的定义会产生相互冲突的理论，仅此这一点，就表明定义的方法存在问题。[3]对这些语词，种属的定义方式“在启发性方面毫无助益而在导致误导方面却是最为糟糕和复杂的”；[4]运用事实性的词汇进行“转释”也是不可能的。[5]
因此，虽然萨维尼对于法律关系本身作出了定义性规定，但如果要真正地明白萨维尼所使用的“法律关系”这个语词的含义，所需要的并非是将此语词从与其相关的陈述中剥离出来对之进行定义，而是将其放入萨维尼的与此相关的陈述中，对于这些陈述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理解。[6]在萨维尼的对“法律关系”这个语词的使用中，最为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对于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以及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的论述，所以，本文内容并非旨在重新对于萨维尼所理解的法律关系进行一个定义，而是对法律关系的上述语词使用进行细致分析。较之定义的方式，也许现在所采取的方式更有利于对本文主题的论证。
一、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
(一)作为规范关系的法律关系
在法律关系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之间的关联。萨维尼认为：“从现在所取得的立场观察，对于我们而言，任何一项法律关系都是通过法律规则界定(bestimmt)的人(Person)与人之间的关系(Beziehung)。”[7]在任何法律关系中，都存在两个组成部分：“首先是题材，即关系(Beziehung)本身，其次是对于该题材的法律规定。第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将之称为法律关系的实质要素，或者称为在此法律关系之中的单纯事实；第二个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法律关系的形式要素，即事实关系被提升为法律形式所依据的东西。”[8]
因此，萨维尼将“关系”(Beziehung)本身作为法律关系的实质因素，其是“法律关系之中的单纯事实”，对于此“关系”的法律规定被视为将此“关系”提升为“法律关系”所依据的东西。“关系”(Beziehung)本身就被视为一种“事实关系”，是一种生活关系，法律关系就是法律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规定后的结果。法律关系因此就是一种规范关系。
那么何为规范关系？规范关系是一种价值关系，它存在于价值层面，从而与经验(事实)关系区分开来，后者存在于经验(事实)层面。规范关系的连接词并非是“是”，而是“应当”。根据凯尔森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应当’在一定方式下行为这种说法，既不意味着某一其他人表示‘意志’要求他或‘命令’他这样，也不意味着应当以一定方式行为的那个人实际上就这样行为。规范表示这样的观念：某件事应当发生，特别是一个人应当在一定方式下行为。规范丝毫没有讲到有关个人的实际行为。认为一个人‘应当’在一定方式下行为这种说法意味着，这一行为是由一个规范(它可能是道德的或法律的规范，或某种其他规范)所规定的。‘应当’只不过表示了人的行为是由一个规范所决定的这一特定意义。……这种意义不同于我们说一个人实际上在一定方式下行为、某件事实际上发生了或存在着的那种意义。认为某件事应当发生这种说法是关于一个规范的存在和内容的一种说法，而不是关于自然现实，即自然中的实际事件的一种说法。”[9]虽然这一段的主旨是区分“规范行为”与“实然行为”，但它同样可以应用于“关系”的区分上，即将“关系”区分为“事实关系”与“规范关系”。这实际上延续了自休谟以来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
萨维尼在将“关系”(Beziehung)本身确定为法律关系的实质要素时，认为其是“法律关系之中单纯的事实”。事实上，萨维尼已经将“关系”本身作为一种事实关系，我这里称之为“生活关系”，以与“法律关系”相对应。生活关系为何要上升为法律关系？萨维尼认为：“生物人(Mensch)存在于外部世界，对于他而言，在其环境中最为重要的是因素是与那些与他本质和规定相同的人发生联系”，[10]这时就会产生一种“生活关系”。而这种生活关系中的双方需要相互的促进以保障自由，“要实现这点，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式，即对于一条无形界限的承认”，[11]这就需要通过法来进行。法就需要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评价，将生活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就是法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评价的结果。作为事实关系的生活关系蕴含于生活层面，而作为规范关系的法律关系则蕴含于法层面。
(二)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的相互关系
1.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概念上的区分
在萨维尼之前，已经有一些法学者使用了“法律关系”这个语词，但对萨维尼影响最大的还是施塔尔(Stahl)。[12]
根据施塔尔的观点，在法和生活关系方面并没有严格的分离，法并非外在或超越于生活情势从而成为抽象规范的体系，而是将其存在作为法所型塑的现实( juristische ge-stalteteW irklichkeit)。[13]法和社会现实就并非是对立的。在这里，浪漫主义的观点是施塔尔观点的基础。在浪漫主义看来，所有的现实是一个生活统一体(Lebenseinheit)，这里存在着“整体性”(Totalitat)原则，法是生活现实的一部分，法以自然的方式内在于生活之中。[14]因此，在法律关系理论中，法律规定与生活关系就并非作为“形式”和“内容”而相互对立，毋宁说它们是联系一体的，法律关系内在于生活关系之中。
萨维尼也坚持此种观点，“法是社会存在整体中的一部分，并不可分离”，[15]“从某一方面来观察，法并无自为的存在，其本质是人类生活本身”，[16]萨维尼由此延续了浪漫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在此基础上又认为，法具有双重生命，法同时又是“掌握于法学家之后的独立科学”。[17]法就并非等同于生活，它需要成为一种科学。这样，法与生活就相互区分。当萨维尼说道“法规则需要转入到生活”[18]之中时，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此种区分。与此对应，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也就相互区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要素。生活关系如果要成为法律关系，还需要一个“形式”要素，即法律规定。
这一点可以从萨维尼对于法律关系所下定义的语词使用中找到证据。萨维尼认为法律关系是“通过法律规则界定的人(Person)与人之间的关系(Beziehung)”。首先，被定义项“法律关系“中的“关系”用的语词是Verhaltnisse，而定义项中的“关系”所使用的是Beziehung，这样，被定义项和定义项的语词使用就区分开来；其次，关系是“人(Person)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里的“人”用的语词是Person，从而与生物人(Mensch)区别开来，后者属于生活之中，而前者则属于法之中，是“法律关系的承担者(Trager)”，两者的内涵是不同的，基于“内在于每个人中的意志”， Person的原初概念与Mensch概念可能恰好相合，两者可能会外延相同，但这种相合可以被实证法变更、扩展或限制，这样，两者的外延便不再相同。[19]生活关系要成为法律关系需要有一个形式因素，即法律规定。因此，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的内涵就存在不同。
萨维尼同时强调，“并非人(Mensch)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属于容易接受并需要法的这种界定的法领域”。[20]这里存在三种情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全部、或者全不、或者部分属于法领域或需要由法律规则支配。第一类的例子是所有权，第二类的例子是友谊，第三类的例子是婚姻，婚姻部分属于法领域，部分不属于法领域”。[21]这就是说，从外延上来看，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也存在区别。
由此，萨维尼就将生活关系与法律关系从概念上区分开来，区分的关键恰恰就在于上面所说的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上。法律关系是一种规范关系，具有规范属性，需要通过法来进行规定。这实际上奠定了后世法学家对于法律关系界定的基础，他们大多都强调法律关系必须由法律进行规定，注重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22]由此，法律关系就是法律所规定的法律主体之间的规范性关系。[23]
生活关系常通过“事物本质”作为中介上升为法律关系，会对于法的外部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两者并非等同，因为这里存在一个法的评价。[24]埃利希(Ehrlich)认为，法律关系并非通过法律产生，社会直接创造了法律关系：“家庭、社团、所有权、物权、买卖、租赁、借贷，在罗马法学家第一次将其普遍化之前，就是法律关系了。”[25]对此，拉伦茨评论认为，埃利希的社会实证主义忽视了法的约束性要求和法的规范意义，有效的法需要事实和规范的两种效力。[26]拉伦茨也承认在法律关系和生活关系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但他认为“这种关系并不因此是相合的”，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不能放弃。[27]生活关系需不需要上升为法律关系，其中的哪些事实对法律关系具有决定作用，成为法律关系的一部分，都是法律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评价的结果。如果法律决定一些生活关系不需要法律进行调整，根据这些生活关系就不能产生法律关系，如萨维尼所认为的友谊关系，或者生活关系中的某些事实对法律关系不具有决定作用，这些恰恰已经是评价之后的结果了。
2.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的联系
萨维尼在概念区分的基础上，又将生活关系作为法律关系的内容要素，法律关系中同时还存在法律规定这个形式要素。法律规定要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评价，进行界定(Bestimmung)，由此产生法律关系，所以根据萨维尼的观点，法律关系就是“法所规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至于如何进行评价，萨维尼并没有对之进行论述。梅迪库斯认为，这需要对于生活关系进行“撷取”。“生活关系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我们正是从这一连续统一体中取出一部分来，对其进行法律观察。”[28]将法律关系限制在生活关系的一部分是必要的，否则，法律发现将依赖于对法与非法的一种非理性的整体印象，因而会完全丧失可信赖性。因此，要实现一种唯理性的法律发现，就必须撷取生活关系中有限数量的，实际上甚至是较小数量的重要情况，否则法律发现的过程就会非常复杂。[29]这实际上是一种规范限制技术，虽然存在将一项法律关系与另一项法律关系结合起来的做法，但这种做法毕竟是一种例外的情况。[30]梅迪库斯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是对于萨维尼的最好注脚。法律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调整，必须运用一定的限制技术。拉伦茨举例认为，如果出租者A与承租者B之间存在租赁关系，那么他们之间的生活关系是冷淡的还是友好的，对于法律关系并不起决定作用。[31]法律只是从生活关系中抽取出一定的事实作为法律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些从生活关系中抽取出来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同时这种限制技术也决定了一些生活关系不能上升为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必须从生活关系中“撷取”一些事实，这在另一方面就意味着，法律关系必须以生活关系作为基础，法律关系具有经验现实的基础，生活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基础关系，法律关系不能忽视这个经验现实基础。根据萨维尼的观点，生活关系是根据生物人的本质和共同生活情况而产生的，[32]它通过法律的规定而形成法律关系。这一点最为清晰的表现是在萨维尼关于家庭的论述中。“所有的家庭关系在最初的概念上涉及到自然的生物人(natürlichenMenschen)，对它的法律处理是派生性和从属性的。”[33]即使是在财产法律关系中，萨维尼也首先探求生活关系，即物和行为的单纯的、前法律的存在。[34]以所有权为例，萨维尼的出发点在于：“每个人都负有使命对不自由的自然进行支配；但他必须也同样承认他人也具有相同的使命，而在个体于地域上发生接触的情形，则从这种相互承认中产生了平衡的需要。”[35]这种“生活关系”中的平衡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这只有“借助于国家中的共同体，通过实证法而实现”。[36]这时，所有权法律关系就由此产生。
普赫塔在其《学说汇纂》关于法律关系的章节中，并没有详细论述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之间的关联，[37]实际上他力图抽取出法律关系的经验现实基础，从而实现一种概念的金字塔，通过抽象的概念构成完成对于法的科学创造，法不需要考虑其生活层面，生活层面对于法体系的构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是，普赫塔“在体系与概念建构上显示的逻辑力量上”超过萨维尼，但在“精神层次与观照能力上”却无法与萨维尼相提并论。[38]法律关系产生之后，又会对于生活关系产生影响。萨维尼由此认为：法律关系能够“影响实际生活”。[39]例如，一个合同法律关系成立之后，债务人就必须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就会发生损害赔偿义务，此种义务就必然会对于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生活关系发生影响。
(三)本部分的结论
萨维尼认为法律关系具有两种因素：作为实质要素的生活关系以及作为形式要素的法律规定。形式要素使得法律关系具有规范属性，是一种规范关系，之中存在评价，从而与作为事实关系的生活关系区分开来；而实质要素使得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通过限制技术而发生，法律关系具有经验现实的基础。由此，萨维尼既注意到了法的规范层面，同时也注意到了法的生活层面。普赫塔注意到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从而是一种概念法学；而埃利希注意到了后者而忽视了前者，从而是一种法的社
会实证主义。
二、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
(一)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之间关系的初步观察
在萨维尼的眼中，体系并非科学的任意性作品，体系的组成部分存在内在的关联，具体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就由此形成一个大的统一体，[40]科学任务就在于发现这种主要的内在关联，而通过这种内在关联，外在的秩序也得以确定。[41]但是，萨维尼同时认为，这种内在关联只能在法律制度中才能发现，“……在法律制度中，根据不同的方面发现和寻求这种亲和关系……”，[42]体系并非法律规则和法律规定的整体，毋宁说体系性关联存在于法律制度之中。[43]
萨维尼首先从权利入手。权利是一个人(Person)“意思支配的领域，我们同意这种支配”，[44]如果权利被怀疑或者存有争议，那么就需要法官的判决对其存在和范围予以承认。由此，萨维尼认为，“判决的逻辑形式只是通过偶然的需要而产生，其并非事物的本质，而是需要一个深层次的基础”，[45]这个基础就是“法律关系”。任何权利“都只是描述了法律关系的特别的、通过抽象而分离出来的一个方面”，对于具体权利的判决“只有在它以法律关系的整体直观(Gesammtanschauung)作为出发点时才可能是真实的和令人信服的”。[46]这样，相对于权利而言，法律关系就享有一种更高的一般性。权利并非单纯的根据自身而被形式化地判决，判决应当首先在一般性中着眼权利。[47]萨维尼为证明这一主张，以L. Frater a fratre(兄弟诉案)作为例子。[48]这个案子的情况是这样的，兄弟二人均处于父权之下，一个借钱给另一个，而受领人于父亲死后偿还了所借款项，他问自己能否因错误支付而请求返还已经支付的金钱。法官的任务在于就是否存在非债清偿给付返还之诉作出判决。而为了能够作出此判决，必须首先对于整个法律关系有一个“整体直观”。此法律关系中的各项因素是：对兄弟二人的父权、一个借钱给另一个、债务人从其父获得的特有产(Peculium)。由这些因素构成的法律关系由于父亲的死亡、继承遗产而进一步发展到借款偿还，根据这些因素就可以得出法官所要作出的判决。
而针对具体权利的判决只有通过具体事实与普遍规则的联系才是有可能的，“规则支配着具体权利”。[49]这样，在主观权利和客观规则之间就存在着一种联系。而判决如上所述，具有一种限定性和依赖性，必须从法律关系的直观中寻求其活生生的根源和说服力。与此类似，法律规则也必须从法律制度的直观中寻求其深层次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直接的现象上，而寻求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法律关系处于相应的作为“原型(Typus)”的法律制度之下，法律制度支配法律关系，如同法律规则支配对于权利的判决一样。而后一种支配又取决于前一种支配，通过前一种支配才能获得真实性和生命。[50]以前面所述的“兄弟诉案”为例，此案中所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父亲通过儿子进行的取得，特有产以及其中的“保留”(deductio)，债权转移给继承人，债权债务的混同以及错债索回之诉。[51]
如上所述，法律规则构成了法律关系的“形式”要素，但法律规则并非是随意和偶然地排列着，它们相互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和关联性，形成一个更高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法律制度，它是法律规则的“深层次基础”。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其中的各个部分生机勃勃地互相联系在一起并且持续地发展。[52]法律制度又支配着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原型(Typus或者Urbild[53])。举例来说，所有的补充性法律关系———婚姻、父权、亲属———被称为家庭法律关系，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被称为家庭法。[54]对于财产法律关系也同样如此，“所有扩展了个人能力的法律关系被称为这个人的财产，而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被成为财产法。”[55]这样，法律关系就与法律制度区分开来，但彼此之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56]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图表来表示，可以大概如下：[57]
基础
法律规则
法律制度
支
决
支
配
定
配
判决（权利）
法律关系
基础
(二)法律制度的两种含义以及法律制度与法律规则
“法律制度”这个语词[58]在萨维尼那里具有两种含义，虽然这两种含义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如果要精确界定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于法律制度的多种含义进行考察。
萨维尼实际上从实证两个层面上理解法律制度：一种是抽象的、超实证的法律制度，这可以被称为“一般法律制度”；一种是具有具体形态的、实证化的法律制度，这可以被称为“实证法律制度”。[59]这一点有多个证据加以证明。例如，他认为，所有权只能通过下列方式才能作为现实的存在：“首先使所有权与国家相联系，将国家作为所有权人；然后借助于在国家的实证法中所形成的规则，将所有权与国家中的个别权利主体相联系，并以之作为所有权人。”[60]这时，国家对于自然进行总体支配，而个体就表现为这种共同权力的分有者，这种共同权利的分配存在三种方法，萨维尼由此得出结论：个人对不自由的自然作所有权之外的支配是不可想象的。[61]萨维尼进一步论述：“但也许在所有权内部，就可以想象多种多样的有限的支配；这样，分别按照任何实证法的规定，就可以构成多种作为特殊法律制度的他物权( jura in re)。我们将物上一切可能的权利———所有权和他物权———归纳于一个共同的名称之下：对物权。”[62]这里，所有权作为个人对于自然进行支配不可排除的方式就是一种一般法律制度，它并不依赖于实证法而存在，而只是通过实证法而取得现实化，是超实证的，具有一般的必然性；而依赖于实证法的制度的个人所有权、他物权就是一种实证法律制度。
同样，萨维尼在论述权利能力时，以“人的原初概念”作为出发点，[63]而论述行为能力时，以相应的“人的自然能力”为出发点，[64]但是这两个一般界定都会存在“实证法的变更”。[65]而法律制度的这两种含义的区分最为清晰的表现是在萨维尼关于婚姻的论述中：“一夫一妻制的存在是实证法律制度，而婚姻(它可能以上述形式出现)具有一般的必然性。”[66]他又对此补充道：“这并不是说，在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和一夫一妻之间存在一个通过偶然情势而确定的选择，毋宁说，前者在民族的道德发展中被认为是较低层次的。”[67]法律制度的这两种含义也充分体现在萨维尼在体系最高划分的最后所说的一段话上：“在我们观察三种类型的法律制度时，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上述制度在我们的实证法中的一些变更和特别发展。”[68]
这样，萨维尼将法律制度作为具体法律关系的“原型”时，他所指涉的是实证法律制度，而非一般法律制度，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形态。[69]一般法律制度体现了萨维尼法律理论中的超实证因素。[70]本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法律制度”指的就是“实证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也并非法律规则。早期萨维尼认为：“体系的内容是制定法，即法律规定。”[71]拉伦茨对此评论认为，在早期萨维尼那里，体系构成并非是制度的有机关联，而是概念的逻辑关联。[72]但伴随着萨维尼早期制定法实证主义的转变，萨维尼对此观点加以修正，认为：“一国的实证法体系”只是通过“直观(Anschauung)”由“可认识到的法律制度”组成。[73]“存在于民族共同意识中的法的形态并非抽象规则，而是处于有机联系中的法律制度的生机勃勃的直观。”[74]即使萨维尼认为，法律制度由属于它的法律规定组成，但他仍然在概念上区分了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规则。[75]法律规则是抽象的，而在萨维尼那里，“法律制度”是“大量生机勃勃的现实(reiche lebendigW irklichkeit)”与“一般概念(Allgemeinbegriffen)”的混合，法律制度的概念在实质-社会学理解和概念理解之间闪烁不定，[76]但是无论如何，法律制度并非如同法律规则那样是抽象的，而是具有有机性。这并非指法律制度等同于社会现实，而是说，在法律制度下的思考方式是复杂并且具有创造性的，无论如何不能过分脱离社会现实而上升为纯概念式的思考。维亚克尔的观点非常具有道理：“‘有机特征’云云，并非意指社会现象真实的分布与秩序，毋宁是法理论上的假设，质言之，法学概念式思考之复杂且有创意的特质。这乃是尝试将活生生的法律素材形式化为精神上之一体性的最终界限，同时也是萨维尼‘历史性’法学研究之历史性，质言之，与真实之关联性的绝对界限。”[77]
(三)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之间联系的深层次观察
1.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概念上的区分
“法律关系(Rechtsverhaltnis)”与“法律制度”(Rechtsinstitut)的语词并非是萨维尼最先使用。费希特(Fichte)于1796年在其《自然法权基础》(Grundlage desNaturrechts)这本著作中已经使用了Rechtsverhaltnis这个语词，他认为：“一个有限存在者不把自身设定为能与其他有限理性存在者处于一种确定的、人们称之为法权关系(Rechtsverhaltnis)的关系中，就不能假定在自身之外还有其他有限理性存在者。”[78]从费希特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在他之前，“法律关系”这个语词已经存在并被使用。胡果(1799)和蒂堡(1803)也已经使用了这个语词。[79]而萨维尼在其早期的方法论中就使用了这个语词。[80]
而“法律制度”这个语词的使用更为复杂一些。萨维尼作为罗马法律史学家很可能吸收了罗马法上的“法律制度”这个语词，即Institutiones，[81]这个表述在盖尤斯那里已经被使用。Institut或者与其含义相同的Institution在哲学中并没有太大的作用，而只是在法学、社会学以及神学理论中被论述。[82]格莫尔(Gmür)认为，[83]萨维尼于1831和1833年所作的学术论文“Von dem Schutz derMinderjaehrigen im R mischenRech，t und insbesonde-re von derLex Plaetoria”中，并没有论及法律制度，所有权和法定继承顺位都仅仅指的是法律关系；[84]但是，萨维尼在1836年的论文“Beitrag zur Rechtsgeschichte des Adels imneueren Europa”中则论及了“关系”和“制度”。[85]威廉(W ilhelm)也接受了这种观点。[86]但是，萨维尼在1808年就已经使用了“法律制度”这个语词，并且还论述了“政治制度”。[87]
无论如何，萨维尼并非是使用“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第一人，但其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的概念上的区分。[88]在其学术早期，萨维尼并没有在概念上区分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89]而之后萨维尼很有可能是从施塔尔(Stahl)那里得到了在概念上区分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启发。[90]
在施塔尔的论述中，[91]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体系性分离还没有发生，但他已经对此种分离作出了准备。施塔尔认为，客观意义上的法并非只是单纯的法律规范的集合，同样也是依照这些规范而被实际规定的全部关系———财产、家庭、国家等(只要这些关系因为法而作为固定的制度存在)，即整体的法律状况。这样，法学的内容就是所有权、役权等，并且，这很明显不仅是制定法，也是法律关系、法律制度。[92]这样，施塔尔就很明确地区分了法律关系、法律制度与法律规定，体系就并非制定法或权利的相互连接，而是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相互连接。[93]但施塔尔并没有区分主观法和客观法，因此也就没有在概念上区分开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他只是对法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94]
如上文所述，根据施塔尔的观点，法和社会现实并非是对立的，浪漫主义的“整体性”原则是这种观点的基础，[95]他强调法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法律规范以自然的方式内在于生活事实之中，强调法和生活事实的统一，法律关系内在于生活关系之中。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对立的深层次基础是社会现实和法之间的对立，而施塔尔并不认同这个基础，因此他的论述重点在于确立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而并非这两者之间的概念上的区分。[96]
但是，施塔尔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却体现出了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的概念上的区分。一方面，他认为占有(possessio)作为占有关系“在法的真正部分中享有当然的位置”，同时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占有“属于物法(Sachenrechts)，物法并非对物的权利(Rechtenauf eine Sachen)，而是物的法律制度(Institutdes Sachenrechts)，是规范对物的关系的有着密切联系的法律规定的整体”。[97]这样，占有就一方面是占有关系(法律关系)，同时另一方面是物法(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可以看出，虽然施塔尔的论述重点是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他也同时暗示了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在概念上的区分：法律关系是被法所规定的生活关系，法律制度是法律规定的整体。[98]
而萨维尼则拟定了法的层级结构，将法律关系与主观权利联系起来，将法律制度与客观法联系起来，这样，基于主观权利和客观法之间的区分，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在概念上也就区分开来，法的层级结构就体现为：客观要素：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以及主观要素：主观权利———法律关系。[99]在他认为法律制度支配着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原型的时候，其实萨维尼就已经在概念上区分开了这两者。事实上，这种区分在影响其法律思想的哲学上有着深厚的基础。[100]
在维持现实(W irklichkeit)的统一性之下，形而上的客观唯心主义(metaphysischen，objektiven Idealismus)作出了以下区分：本质(Wesen)和形式(Form)或现象(Erschei-nung)，核心(Kern)和表面(Oberflache)，自然(Natur)和精神(Geist)。[101]法是现实的一部分，这样，法也当然可以区分为自然层面和精神层面，前者就是法律关系，后者就是法律制度。[102]萨维尼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直接的现象(Erschei-nung)上，而寻求事物的本质(Wesen)，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法律关系处于相应的作为‘原型’的法律制度之下。”[103]由此，萨维尼就从概念上区分了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前者是法的自然或现象，后者是法的精神和本质。[104]
萨维尼对于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概念区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05]温德沙伊德认为：“与法律关系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整体叫做法律制度。”[106]邓恩伯格认为：“法律制度是规整一个范围的在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组合。”[107]梅迪库斯也同样认为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存在区别。[108]法律制度是“规范通常因属同一法律机制或为同一职能服务而联合起来的一组抽象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之法律规定集合也。”[109]此表述中所蕴含的前提就是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在概念上的区分。
2.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的相互关联
尽管萨维尼在概念上区分了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但是这种区分毕竟是在维持现实的统一性的前提之下而作出的。在这一点上，萨维尼与施塔尔的观点是相同的。在自然和精神的区分之下，法律关系属于自然层面，法律制度属于精神层面，两者必须相互符应(entsprechen)，这样，法本体论上的统一性才不会被打破。[110]而精神层面更具有普遍性，因此也就更高，精神层面支配着自然层面，因此，法律制度支配着法律关系。
萨维尼对此言明：法律制度支配着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原型(Typus)。[111]当萨维尼使用Typus这个语词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指明一种安排方式。[112]在萨维尼使用“涵摄(Subsumieren)”这个语词的时候，他是在与康德的语言用法同样的含义上使用的。[113]涵摄涉及到康德所谓的“规定性的判断力”，即“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114]康德对此说明道，“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就是“规定性的判断力”。[115]而康德使用Typus的语境是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之中。在康德看来，理论理性中，需要有“图型(Schemata)”作为知性概念和感性直观之间的中介。[116]邓晓芒对此举出一个通俗的例子：“比如说，‘狗’的概念和具体的狗，当你用‘狗’的概念套到一个具体的‘狗’身上的时候，你预先在心目中要形成一个狗的图型，就是这只狗肯定是一个四足动物，那么一个抽象的形象。”[117]这个抽象的形象就是“图型”。同样，在“实然”(自然法则)和“应然”(道德法则)层面也需要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Typus”，邓晓芒将之译为“模型”。[118]与“图型”相对应，在实践理性中，通过原型(模型)，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就得到了连接。道德法则需要以“能够在感官对象上具体地得到表现”的自然法则作为原型(模型)，[119]“纯粹实践理性法则之下的判断力规则就是这条规则：问问你自己，你打算去做的那个行动如果按照你自己也是其一部分的自然的一条法则也应当发生的话，你是否仍能把它视为通过你的意志而可能的？”[120]这样，自然法则就是按照道德原则来评判行动准则的一个原型(模型)。“知性在任何时候都执有自然法则，只有在出于自由的原因性应当得到评判的情况下，它就使那种自然法则仅仅成为一条自由法则的模型了，因为知性如果不执有某种它能够使之成为经验场合中的实例的东西，它就不可能使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获得适当的运用。”[121]由此，通过作为原型(模型)的这个自然法则，道德法则能够具体应用于具体的经验性对象上，具体情形中的善恶就会得到判定。
萨维尼当然并没有直接借用康德对于这个语词所附加的含义。因为康德所谓的道德法则的原型(模型)只是就形式而言，[122]而萨维尼的法律制度是一个有机体，其组成部分是内容方面的。[123]但是，在使用这个语词时，萨维尼和康德的思考方式确实是非常类似的，即“原型(模型)”都代表了一种对于普遍的寻求，[124]特殊能够在此普遍之下被探求到。[125]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同时涉及到康德所谓的“反思性的判断力”———“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126]———和“规定性的判断力”，这取决于观察的角度。[127]这里就必然会涉及到特殊和普遍的区分。而在萨维尼那里，由于法律制度的有机特征，普遍和特殊的具体界限并非那么泾渭分明，[128]但是，普遍和特殊的区分仍然在原则上被作出。
换而言之，“涵摄”是把特殊涵摄到普遍之下，这个过程涉及到康德所谓的“规定性的判断力”；而“原型(模型)”则代表了一种对于普遍的寻求，特殊能够在此普遍之下被探求到，但此过程并非是一个如“涵摄”那样的纯粹逻辑的过程，会同时涉及到康德所谓的两种判断力。法律关系、规则对于法律制度都是如此。当萨维尼认为“法律制度是法律关系的原型时”，实际上他所表明的就恰恰是后面这种安排方式。这样，法律制度就是代表一种普遍，而法律关系就是代表一种特殊。萨维尼由此就阐述道：“在此存在一个自然的区别：法律只是首先被分别建构出来，之后能被任意组合；而法律关系通过生活事件而被给定，也就是说在其具体的组成和复杂中直接显现出来。”[129]萨维尼的意思也就是，法律制度并非“直接显现”和“直接给定”，与生活关系远一些，因此就更为普遍；而法律关系是“直接显现”和“直接给定”，更为贴近生活，因此就更为特殊；这个过程就不是那么一个纯粹逻辑的过程，而是一种富有创造力的过程，需要按照与具体情形的解决相适应的方式进行建构和组合，这里就需要结合经验材料(也就是“生活关系”)，而这恰恰体现了法学工作的特殊性。[130]由此，法律制度、法律关系和生活关系这三个概念就互相联系起来。
这种对于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的理解也可以由现代法学家的论述而得到支持。梅迪库斯认为，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的区别大致在于：“‘法律’制度总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的。我们在使用‘法律关系’的概念时，往往是指向某种具体的买卖行为或某项具体的所有权等等，而在使用‘法律制度’的概念时则没有这种具体的指向。”[131]Pinto认为，法律制度是“规范同样因属同一法律机制或为同一职能服务而联合起来的一组抽象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之法律规定集合也”；[132]“通过讲述法律所载的典型、范例和模式来研究法律关系。例如讲述承租人向业主交纳租金这一义务所建基的关系。这里所谈的就是一种抽象法律关系”；“我们又可以讲述现实中，特定人之间基于一特定法律事实而就一特定标的发生的法律关系来研究法律关系，比如业主甲因出租房地产给承租人乙而要求他交纳二千元租金。此乃具体法律关系。”[133]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 Pinto实际上也是在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上来理解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
同时，根据上面的观点，法律制度是规范一定范围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定的集合，并且，法律关系更为贴近生活，“法律关系通过生活事件而被给定，也就是说在其具体的组成和复杂中直接显现出来”，[134]而法恰恰就是对于生活的调整。因此，法律制度就必须以法律关系作为基础而形成，法律制度内部的亲和性的根源也是其所支配的法律关系下的生活关系在生活范围内的密切相关。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恩伯格认为法律制度“是规整一个范围的在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组合。”[135]法律制度的形成是因为法律关系的抽象。
(四)本部分的结论
法律制度具有两种含义：一般法律制度和实证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实证法律制度。在现实统一性的前提之下，法律关系与主观权利联系起来，代表着法的主观-自然(现象)层面，法律制度与法律规则联系起来，代表着法的客观-精神(本质)层面。由此，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就在概念上得到区分，这是萨维尼与他之前的法学家的不同之处，因此也是他的独特之处。
但是区分始终是在存在现实的统一性这个前提之下而作出的，因此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又存在密切的联系。萨维尼认为法律制度是法律关系的原型，这与康德的“原型(模型)论”中的思考方式相同，都代表着一种对于普遍的寻求，因此，法律制度较之法律关系就更为普遍，它们分别代表着法的精神层面和自然层面。精神是更为普遍的，而自然较之就更为特殊，前者支配后者，这样法律制度就作为法律关系的原型支配着法律关系。而在法的层面，法律关系是法律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法律制度、法律关系、判决(权利)、规则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四边形结构。
三、结论
法律关系、生活关系以及法律制度这三个概念相互区分，但相互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生活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实质要素，而法律关系的形式要素又具体体现为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又形成法律体系，在此，法律关系具有一种中间的作用。法律关系的实质要素使得法与生活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而形式要素使得法律关系具有一种规范属性。这样，生活关系属于生活范畴，而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属于规范范畴。而在规范范畴之中，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又可以被进一步区分，它们分别属于法的主观-自然和客观-精神的层面，后者较之前者更具有普遍性，前者又是后者得以形成的基础。在普遍和特殊的上升和下降中，又必须考虑到经验事实，也就是生活关系。如果以婚姻作为例子，那么法的总体状况可用这样一个图表表示：
生活
生活关系（素材）————甲和乙的关系
法律关系（自然）————甲和乙之间的婚姻法律关系
规范
法律制度（精神）————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
法律关系
————民法体系
从这里可以观察到，法律关系一方面连接着法的生活层面，即生活关系，另一方面连接着法律制度和法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维亚克尔认为法律关系在萨维尼那里具有一种“媒介”作用，它将生活世界与法世界结合起来。但法律关系本身仍然是一种规范关系，因此在法世界中，它就成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 注释:
[1]参见[德]萨维尼：“本杂志的目标”(Savigny，über den Zweck dieserZeitschrift， in：ZeitschriftfürgeschichtlicheRe-chtwissenschaft，I (1815))，第10页。
[2]这种语言的“开放结构”最早由以奥斯丁为代表的“牛津学派”和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认识到，之后由哈特运用于法学理论上。哈特的关于此点的论述，请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以下；以及他的论文“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载[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以下。
[3]关于这一点，请参见[英]哈特：“法理学中的定义和理论”，载[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以下。虽然哈特并非以“法律关系”作为例子，但他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法律关系”这个语词。
[4]同注[3]引文，第36页以下。
[5]同注[3]引文，第38页。
[6] 哈特所论述的是“法律概念”，即以一个法律体制的存在等等作为条件的概念，例如有限公司，在他看来，“有限公司”这个语词需要放入整个陈述中，“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个细致的省察，一个对陈述———关于有限公司之法律权利与义务的陈述———跟法律规则一起与世界发生联系的省察”，最为重要的第一步是明白“在什么情况下此种陈述才具有真值并且它们的确是真的”，也就是说，将“什么是有限公司”这一问题搁置起来，代之以“根据何种条件，法律才将责任归于公司”，这样才能阐明一个法律体制的实际运作。但是，哈特的这些论述对于本部分内容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其根据边沁的理解而运用的“使用中定义”这种方式。关于哈特的上述观点，请参见[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导言”，第4页以下，以及上面所引的哈特的文章。
[7][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Savigny，System desheutigen r mischenRechts， Bd.1， Berlin， 1840. )，第333页；相关部分的中译请参见[德]萨维尼：“萨维尼论法律关系”，田士永译，载于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以下。
[8]同注7引书，第333页。
[9][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10]同注[7]引书，第331页。
[11]同注[7]引书，第331页。
[12]关于在法律关系理论方面，施塔尔对于萨维尼的影响的简略介绍，参见[德]威廉：《19世纪的法学方法论》(W ilhelm，Zur juristischenMethodenlehre im19. Jahrhundert，Vitt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2003. )，第49页；具体请参见下文的论述。
[13][德]施塔尔：《历史视角下的法哲学》，第2卷(Stah，lDiephilosophiedesRechtsnach geschichtlicherAnsicht，Bd. 2，Heidelberg， 1833)，第146页；同注12引书，第50页。
[14]同注[12]引书，第50页。
[15][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Savigny，Vom BerufunsrerZeitfür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Heidelberg， 1814. )，第12页；本书的中译本参见[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16] 同注[15]引书，第30页。同样的观点请参见[德]萨维尼：《中世纪罗马法史》，第一卷(Savigny，Geschichte desr mischen Rechts imMittelalter，Bd. 1， 2. Auf.l， Heidelberg， 1834. )，前言； [德]萨维尼：“1802 /1803年的方法论讲义”， (Savigny， Methodologien 1802 /1803， in： hrsg. AldoMazzacane，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 VorlesungenüberjuristischenMethodologie，1802-1842，Vitt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1993. )，第88页； [德]萨维尼：“1803 /1804年的方法论讲义”(Savigny， Mehtodologien 1803 /1804， in： hrsg. AldoMazzacane，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 Vor-lesungenüber juristischenMethodologie，1802-1842，Vitt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1993)，第133页。
[17]同注[15]引书，第12页。
[18]同注[7]引书，第206页。.
[19]参见[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二卷(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Bd. 2， Berlin，1840. )，第2页。
[20]同注[7]引书，第331页以下。
[21]同注[7]引书，第334页。
[22] 参见[德]布罗克斯：《德国民法总论》(Brox，AllgemeinerTeildesBGB， CarlHeymannsVerlag， Berlin， 2002. )，第279页； [德]科勒：《德国民法总论》(K hler，BGB AllgemeinerTeil，Beck Verlag， München， 2004. )，第283页；[德]胡伊特斯、施塔德勒：《德国民法总论》(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TeildesBGB，12. Auf.l， Beck Verlag，München， 2002. )，第47页； [德]许布纳：《德国民法总论》(Hübner，AllgemeinerTeildesBGB，WalterdeGruyter，Berlin， 1996. )，第192页； [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德]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葡]Pinto：《民法总论》，澳门大学法学院1999年版，第87页；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李永军：《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梁慧星先生虽然认为法律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受法律所支配的关系”，但是他之后认为，法律关系是“因法律之规定而在当事人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利义务关系”一词表明梁先生承认了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23]王涌：“权利的结构”，载于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关于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的进一步考察，请参见刘岸：“法律关系的概念分析”，载于方流芳主编：《法大评论》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以下。
[24]参见[德]卡纳里斯：《法学中的体系思维和体系概念》(Canaris，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2. Auf.l， Duncker&Humblot， Berlin， 1983. )，第34页以下。
[25]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4. Auflage， SpringerVerlag， BerlinHeidelberg， 1979. )，第71页；更多持此种观点的文献，请参见注24引书，第34页。
[26]同注[25]引拉伦茨书，第71页。
[27]同注[22]引拉伦茨书，第259页。在这个意义上，拉伦茨认为：“如果由此就认为，法律关系是一种法律规定的‘生活’关系，则是错误的”，他只是说，法律关系不是任何离开法律规范的生活关系，应注意到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而不是否认它们之间的关联。对此的解释，参见注22引龙卫球书，第105页。
[28] 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1页。
[29]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3页。
[30]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4页以下。
[31]同注[22]引拉伦茨书，第258页以下。
[32]同注[7]引书，第331页。
[33]同注[19]引书，第238页。
[34]同注[7]引书，第367页以下；对此观点，请参见[德]威廉：“萨维尼的超实证体系”(W ilhelm， SavignysüberpositiveSystematik， in： hrsg. Blühdorn und Ritter，Philosophie und Rechtswissenschaft，Vitt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1969. )，第131页。
[35]同注[7]引书，第367页以下；此部分的中译请参见[德]萨维尼：“萨维尼论财产权”，金可可译，载于《中德私法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36]同注[7]引书，第368页。
[37][德]普赫塔：《学说汇纂》(Puchta，Pandekten，12. Auf.l， Leipzig， 1877. )，第46页以下。
[38] 参见[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86页。
[39]同注[7]引书，第393页。
[40]同注[7]引书，前言，XXXVI.。
[41]同注[7]引书，前言，XXXVII.。
[42]同注[7]引书，前言，XXXVI.。
[43]同注[7]引书，第10页。
[44]同注[7]引书，第7页。
[45]同注[7]引书，第7页。
[46]同注[7]引书，第7页。
[47][德]吕克特：《萨维尼的理想主义、法学和政治》(Rückert，Idealismus， Jurisprudenz und Politik bei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RolfGremerVerlag， Ebelsbach， 1984. )，第342页。
[48]同注[7]引书，第8页。
[49]同注[7]引书，第9页。
[50]同注[7]引书，第9页以下；对此的论述也请参见杨代雄：“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中的体系化方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6期，第26页以下。
[51]同注[7]引书，第10页。
[52]同注[7]引书，第9页。
[53]同注[7]引书，第291页。
[54]同注[7]引书，第342页。
[55]同注[7]引书，第339页以下。
[56]但萨维尼在具体行文中，并没有非常严格地对待这种概念区分，用词上有时会出现互换，参见同注[7]引书，第352、370、393页；对此的论述参见同注[12]引书，第48页；同注[38]引书，第385页：“……‘制度’或者(与前者未能截然区分)的‘法律关系’”。但从整体上而言，萨维尼确实已经对于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
[57]这个图表的制作参考了杨代雄的图表，但其中存在少许变化，参见注[50]引杨代雄文，第27页。
[58]对于“法律制度”(Rechtsinstitut)与“法律关系”(Rechtsverhaltnis)的语词史考察，请参见下文。
[59]对此，参见同注[34]引威廉文，第131页以下；这部分的论述主要参考了这篇文章。
[60]同注7引书，第380页。
[61]同注7引书，第369页。
[62]同注7引书，第369页；黑体字部分为笔者所强调。
[63] 参见同注[19]引书，第2页。
[64]参见[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三卷(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Bd. 3， Berlin，1840. )，第90页。
[65]同注[59]引文，第132页。
[66]同注[7]引书，第346页，注释a；黑体字部分为笔者所强调。
[67]同注[7]引书，第346页，注释a。
[68]同注[7]引书，第345页。
[69]同注[59]引文，第133页。
[70]萨维尼法律理论中的超实证因素不仅体现在“一般法律制度”和“实证法律制度”的区分上，其萌芽在“自然的法律制度”和“人为的法律制度”的区分上已经有所体现，具体请参见后文。同时，萨维尼还区分了“一般法”和“个别法(反常法)”，后者是完全实证的，并不能根据法律基本规定推导出来，其根据存在于法律领域之外(参见注[7]引书，§16)，例如，萨维尼写道：“在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婚姻是被完全禁止的，并应该受到通奸的法律处罚。这个规定是完全实证的，并不能被视为是异邦人无通婚权的应用。”(同注[19]引书，第231页；黑体字为笔者所强调)。同样，萨维尼还区分了“一般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虽然他认为两者并非相互矛盾，前者与万民法( jusgentium)联系起来，后者与市民法( jus civile)联系起来(参见注[7]引书，§8)。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萨维尼法律理论中的超实证因素。对于这一点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注[59]引文，第133-136页；关于萨维尼法律理论中的超实证因素的论述，也请参见托维斯：“法的内在起源和先验目标：萨维尼、施塔尔以及基督教德国的意识形态”(Toews， The ImmanentGenesis and TranscendentGoal ofLaw： Savigny， Stah，l and TheIdeology of the Christian German State， 37Am. J. Com. L.139， 1989. )，第141页以下。
[71][德]萨维尼：《法学方法论：格林笔记》(Savigny，JuristischeMethodenlehre， Nach derausarbeitung desJacobGrimm，hrsg. Wesenberg， K. F. K hlerVerlag， Stuttgart， 1951. )，第37页。
[72]参见注[25]引拉伦茨书，第18页；哈曼对拉伦茨的此观点的引用有些断章取义，拉伦茨只是认为在早期萨维尼那里存在这样的情况，而并非认为萨维尼一直持有如此观点，但哈曼却忽略了拉伦茨的这种限定，参见[德]哈曼：《萨维尼对于德国民法典一般教义基础的意义》(Hammen，Die Bedeutung Friedrich Carl v. Savignys für dieallgemeinen dogmatischenGrundlagen desDeutschenBürgerlichenGesetzbuchs，Duncker&Humblot， Berlin， 1983. )，第25页。
[73] 同注[7]引书，第9页。
[74]同注[7]引书，第16页。
[75]参见注[72]引哈曼书，第24页。
[76]同注[72]引哈曼书，第24页，注4；另请参见注38引书，第385页：“(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有时被看作人类基本关系之‘自然的原始形象’，有时变成这些关系的抽象法律类型，有时又是复杂的、归纳式的体系建构时运用之方法工具。这种未经澄清的事实关系，即使透过‘有机性脉络’之类的想法，也只是为它们盖上面纱，基本上并未加以处理。”
[77同注[38]引书，第385页以下。
[78][德]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2页。黑体字为笔者所强调。
[79][德]诺尔：《萨维尼的哲学学习期》(N rr，Savignys philosophische Lehrjahre，Vitt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1994. )，第275页，注75。
[80]例如， [德]萨维尼：“1809年方法论讲义”(Savigny， Methodologie 1809， in： hrsg. AldoMazzacane，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 Vorlesungenüber juristischen Methodologie，1802-1842，Vitt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1993. )，第140、148页。
[81]同注[72]引哈曼书，第24页。
[82] 同注72引哈曼书，第49页，注190。
[83][德]格莫尔：《萨维尼和法学的发展》(Gmür，Savigny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Münster，1962. )，第14页；同注12引书，第49页，注128。
[84]参见[德]萨维尼：《论文集》，第二卷(Savigny，Vermischte Schriften，Bd. 2， Berlin， 1850. )，第391页以下。.
[85]参见[德]萨维尼：《论文集》，第四卷(Savigny，Vermischte Schriften，Bd. 4， Berlin， 1850. )，第51、58页。
[86]同注[12]引书，第49页，注128。
[87]同注[72]引哈曼书，第49页，注190；同注79引书，第275页，注75。
[88]同注[79]引书，第275页，注75。
[89]参见[德]茨威尔格玛莫尔：“萨维尼的法理论”(Zwilgmeyer， Die Rechtslehre Savignys， in：Leipziger rechtswiss.Studien，Heft37(1929))，第13页以下；同注12引书，第49页，注128。
[90]根据威廉的观点， 1833年秋，施塔尔出版了他的“法哲学”的第二卷第一分册，萨维尼这时已经知道了这本书的第一卷，这可以根据他于1830年7月21日写给施塔尔的信件而得到证明：“……匆忙的浏览就足够使我确信您书中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断，萨维尼也会对于这本书的第二卷很熟悉，在此卷中，施塔尔深入研究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本质。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的“法律制度”这个章节中明确引证了施塔尔在《法哲学》第二卷第一分册中的相应论述(参见注7引书，第10页，注a)。另外，在萨维尼那里还有其他一些与施塔尔相似的论述，例如立法问题和类推问题。具体请参见：注12引书，第49页；注89引茨威尔格玛莫尔文，第13页以下。另外，施塔尔在这一问题上对于萨维尼存在重大影响的观点也请参见[德]克莱因海尔、施罗德：《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许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施塔尔的思想特点是对现存的(bestehend)、而不是既有的(gemacht)具体秩序的研究：……同样， (私法的)法律体系也是现存生活关系在‘法律制度’中的反映。其思想或许是经萨维尼的传播，……产生了影响。”
[91]对于施塔尔观点更为详细的描述，请参见[德]马格：《制度保障》(Mager，Einrichtungsgarantien： Entstehung，Wurzeln， Wandlungen und grundgesetzmassigeNeubestimmung einerdogmatischen FigurdesVerfassungsrecht，MohrSie-beck， Tübingen， 2003. )，第8章。
[92]同注[13]引书，第114页；同注12引书，第49页。
[93]同注[13]引书，第146页；同注12引书，第50页。
[94] 同注12引书，第50页。
[95]关于萨维尼以及施塔尔法律理论中的“整体性”原则，请参见注70引托维斯文，第143页以下。
[96]同注[12]引书，第50页。
[97]同注[13]引书，第158页；同注12引书，第51页。
[98]参见注[12]引书，第51页。
[99]参见注[91]引书，第99页。
[100]虽然不能将萨维尼理解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否则就会对于萨维尼进行了“过度诠释”，将萨维尼过度哲学化，但是不理解其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想，则无法充分理解萨维尼的法学。所以，不能把萨维尼作为一个“思想家”，而是要将其作为一个“学问家”来理解，但必须结合同时代的哲学思想来理解其学问。维亚克尔就表达了此种观点，参见[德]布吕道恩、利特尔主编：《哲学与法学》(hrsg. Blühdorn und Ritter，Philosophie und Re-chtswissenschaft，Vitt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1969. )，第143页。
[101]参加注[47]引书，第241页；注[91]引书，第102页。
[102]参见注[47]引书，第343页。
[103] 同注7引书，第9页；黑体字为笔者所强调。
[104]同注[7]引书，第10页：“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存在自然的区别。”
[105]对此参见[德]穆勒：《作为科学的行政法：弗里茨弗莱纳， 1867-1937》(RogerMüller，VerwaltungsrechtalsWis-senschaft： FritzFleiner1867-1937，Vitto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2006. )，第80页，注184。
[106][德]温德沙伊德：《潘德克顿教科书》，第一卷(W indscheid，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Bd. 1， 6. Auf.l，Frankfurt a. M.， 1887. )，第101页。
[107][德]邓恩伯格：《潘德克顿》，第二卷(Dernberg，Pandekten，Bd. 2， 2. Auf.l Berlin， 1888. )，第89页。
[108]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6页。
[109]同注[22]引Pinto书，第87页。
[110]同注[47]引书，第343页。
[111]同注[7]引书，第9页；萨维尼在与“Typus”同样的含义上使用“Urbild”，例如，同注7引书，第291页。
[112]同注[79]引书，第277页。本文这一部分的论述参考了诺尔在本书中的观点。
[113]同注[79]引书，第276页。
[11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115]同注[114]引书，第13页以下。“归摄”就是本文中所使用的“涵摄”。
[116]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杨祖陶、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以下。
[117]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118]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119]同注[118]引书，第94页。
[120]同注[118]引书，第95页。
[121]同注[118]引书，第95页。
[122]同注[118]引书，第94页。
[123]同注[79]引书，第277页以下。
[124]参见注[118]引书，第94页：“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按照法则发生的某个情况的图型，而是某种法则本身的图型(如果这个词在这里合适的话)”，其中的“法则”一词就表明了是一种普遍之物。
[125]参见注[79]引书，第277页以下。
[126]同注[114]引书，第14页。
[127]参见注[79]引书，第278页。观察角度主要涉及到“建构”和“阐明”，两者的前提是不同的，前者是特殊之物从不存在到存在，后者是特殊之物从存在到被发现和意识到。在法律上，这两者不准确地说是“立法”和“司法”，萨维尼对此曾说明：“规则和规则适用在基础上是同样的”，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主要取决于上述的观察角度。对此的详细论述请参见后文，也请参见[德]吕克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方法与法律现代性”，盛桥译，载《清华法学》第九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以下。
[128]参见注[79]引书，第278页。
[129] 同注[7]引书，第10页。
[130]Typus在现代的法学方法论中又被称为“类型”，类型思维在法学方法论中的作用以及与萨维尼法律关系理论的连接，笔者将另文论述。
[131]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6页；相同的观点也请参见注[22]引李永军书，第41页。
[132]同注[22]引Pinto书，第87页。“法律制度”在此被翻译为“法律范畴”，但根据上下文，后者指代的就是“法律制度”。
[133]同注[22]引Pinto书，第87页。
篇2
[关键词]卫生法学；中职教育；课程设置；医患纠纷；建议
健康是人类的首要福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益的提升，一方面，卫生知识及其研究成果的运用促进了许多法律法规的产生；另一方面，卫生科学的发展使得法律思想受到了影响和启迪，卫生法应运而生，逐渐从原有的法律体系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快速和不断加强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生态环境、卫生状况等关系到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才能让人类的生命健康得到保护，建立一个健全的全球卫生法律制度也就显得尤为迫切。对此，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开设了这方面的教学课程和学术交流。
一、卫生法与卫生法学
卫生法是调整保护人体生命健康权益并规范人体生命健康相关活动和行为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医疗卫生相关的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新的医疗技术、药品临床应用、医疗卫生管理等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修改速度都非常快，随着卫生立法的涌现，卫生法学也就在此基础上作为一门新的独立的学科而产生。
二、《卫生法学》课程的地位与现状
卫生法学是研究卫生法这一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新兴的部门法学，其内容包括法律基础、卫生法基础、公共卫生相关法律制度、卫生从业人员执业法律制度、医疗卫生管理法律制度、医疗纠纷处理法律制度等。卫生法律法规知识是医疗卫生人员执业资格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为例，考试大纲已将卫生法律法规列入考试内容，考点能力的要求也逐年有所提高，且将卫生法规融入卫生伦理学、医院管理制度等相关专业试题中考察。尽管认识到卫生法学知识的重要性，但实践当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中职医学院校的学生对资格考试中因卫生法规部分所占考查分值比重低而存在轻视现象；法制观念的落后使得许多中职医学院校仍没有开设《卫生法学》课程；部分中职医学院校开设《卫生法学》课程后未聘请专业法律教师深入讲授课程内容；《卫生法学》授课内容多局限于理论，教学方法落后，未深入探究与临床专业课程、法律实践相结合等。整体来看，当前卫生法学的教育远不足以跟紧临床执业法律知识的脚步。
三、《卫生法学》课程在中职医学院校开设的重要性
（一）卫生事业的发展需求
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中面临着诸如公共卫生、市场经济、新旧知识更替、自然灾害等挑战，人类对于生命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需要法律机制来约束、规范卫生行为，卫生事业的发展需要纳入到法治管理的轨道才能更好地协调卫生社会关系从而构建和谐社会。
（二）课堂教学对医学院校学生“依法行医”观念的养成至关重要
医疗行为具有慎独性，“慎独”出自《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其意为有道之人在无监督的独立工作环境下，不做利己损人之事。医疗行为者往往有相对独立的工作环境，故而慎独是对医疗服务者的一种较高的道德要求。在校阶段是培养学生法律素养的重要时期，通过《卫生法学》课程的学习，熟悉掌握医疗诊疗规范与常规，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卫生法律法规的认同，同时对医疗行为有更正确的认识，养成依法行医的观念。
（三）有助于医学院校学生对医疗纠纷的正确认识和处理
2012年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一名男子因为对医生的治疗建议产生误解，为发泄不满闯入医生办公室，用刀砍向风湿免疫科的医务人员和实习学生，造成一死三伤。这一事件除了直接导致数位医生死伤以外，对广大医务人员和医学院校在校学生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通过对卫生法的学习使得医学院校的学生能够对医疗纠纷有正确充分的认识，一方面可以改变学生对医疗纠纷的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有助于事后正确处理医疗纠纷。
四、对《卫生法学》课程开设和教学的建议
（一）开设相关课程
为了巩固《卫生法学》的课程地位，建议未开设《卫生法学》课程的中职医学院校重视其在临床医学教育中的作用，尽早开设相关课程；已开设《卫生法学》课程的中职医学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时，将《卫生法学》放置于基础专业课程的同等位置，适当增加理论与实践的学时。
（二）改革教学方法
一方面，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以理论讲授为主，实践技能分析相结合，将网络、报纸中的新鲜案例引进课堂，采用讨论分析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实习阶段，就实习所在医院所发生的各类医疗纠纷进行收集剖析，作为实结的一部分，究其原，探其果，充分认识医疗纠纷，进而寻求合理规避医疗纠纷的风险。
（三）改革教学内容
一方面，做好与执业资格考试相衔接、社会实践相衔接，有针对性地构建《卫生法学》授课体系。另一方面，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适当增加国外卫生法律制度的比较学习。毋庸置疑，我国目前卫生法立法并不完善，卫生法学研究还相对滞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医疗卫生法律体系完备发达，卫生法学已成为显学。通过学习其他国家的卫生法律制度，可以丰富我国卫生法学研究的内容，填补我国相关卫生法研究领域的空白，将对我国法学研究起到强有力的推动力。
（四）聘请专业法律教师授课
卫生事业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社会公共卫生管理，卫生行政执法是政府管理全社会卫生的基本方式，卫生行政执法水平高低，不仅关系到改善社会公共卫生状况，提高社会卫生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问题，而且关系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问题。因此，提高卫生执法水平，必须要有一支既有丰富专业知识，又熟悉自己执法范围的卫生法律法规，乃至了解整个卫生法律体系基本情况的高素质的卫生行政执法队伍。[]因此，专业法律教师对于卫生法学的讲授有助于帮助学生更为深刻地理解行政管理和卫生执法，进而提高卫生行政系统人员卫生执法水平。
参考文献
[1]吴崇其,张静.卫生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8.
[2]吴崇其,张静.卫生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
[3]李建光.卫生法律法规[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37.
[4]熊琳,王春雨.哈医大一院血案:患者刀砍医务人员造成1死3伤[EB/OL].(2012-03-25）
[5]LawrenceO.Gostin.全球卫生法[M].翟宏丽、张立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3.
篇3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卫生法学;教学改革
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2010年7月教育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提出了:“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医学生的卫生法学教育是培养医学人文素养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但如果教师一味采取传统的“说书”式的灌入教学，课堂难免显得枯燥乏味。久而久之，不但学生的兴趣会淡然无存，卫生法教育的基本的目的也难以达到。为了打破传统式教学的禁锢，充分做到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有机结合。我们有必要进行参与式教学方法探索。
一、卫生法学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三个方面
(1)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缺乏主动性。(2)教学目标狭隘，忽视知识运用。(3)评价方式传统，考核内容片面。
二、卫生法学课程运用参与式教学法的意义
(一)有利于增强课堂活力，提高教学质量
卫生法学教育是医学人文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因为目前该课程在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总学时中所占比例较小，传统教学方式单一，部分学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兴趣。参与式教学打破了传统教学理念的束缚，树立“以学生为本”冉争教学理念，确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改变封闭的、机械的教学模式，从传统的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的“学”为主的教学模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意识，改变学生对卫生法学课程枯燥无味的印象，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增强课堂活力，提高卫生法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知识的学习不是为了储存，而是为了运用。卫生法学课程的教学，不仅要使学生知法、懂法，培养学生自觉守法的意识，更要增强学生的运用法律维权的能力。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摒弃了“满堂灌”“填鸭式”等低效的、落后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活动教学，注重学生参与。在教学中，我们可以让学生迈出教室，走进医院，与律师一起参与医疗纠纷的处理实务，见证法律知识的实践运用，切实体会到法律的内涵，学会如何将之“见乎行”。这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将书本理论运用到实践的能力，在参与社会实践的同时，也开阔了视野，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有利于促进教学相长，建立新型师生关系
在传统卫生法学教学中，师生关系常常处于一种对立状态，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对教师要心存敬畏，这种权力结构严重影响了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和沟通。而参与式教学，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和谐、平等民主的课堂环境。教师不只是“教”，在学生展示过程中，也是一个学习者。同时，教师在卫生法学课中也不再只是信息的提供者和答案的者，还是学生的组织者、引导者和调控者。
三、参与式教学在卫生法学课程中的实践途径
(一)调整传统教学结构，运用多元教学方法目前，湖南中医药大学针对中医学专业的卫生法学课程安排32个学时。在内容的安排上，我们选取了与医学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八个部分进行教学。教学方法上，坚持以教师引导，学生参与学习为主。主要形式包括案例讨论、翻转课堂、情景教学等。
1．案例讨论，案例讨论法是指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学生围绕某一案例中的问题展开讨论，各抒己见，以求得正确理解和认知的教学方法。整个卫生法学的教学过程中，案例讨论的方式是运用的最多的。例如教师在讲解“病历的证据效力”时，以“医疗机构封存病历档案袋破损”案例为导入，将学生快速带入学习情境。待教师对病历作成、查复、封存、保存等相关进行详细讲解之后，引导学生回到导入案例，结合具体的法条分析案例，最终得出结论。这种方式让学生有了一个从思考到学习再到运用的过程，让知识在学生脑海里开始了跳跃。
2．情景教学，情境教学法是一种直观的教学方法，是指教师为了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引入或创设与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相适应的教学情境，将学生引领到某种特定的场合与氛围中，激活学生的思维，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掌握所学知识，从而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提高教学实效。卫生法学的授课对象绝大部分是医学生，他们以后都将走上医师的岗位。教学过程中，我们常常将听课的学生假设为案例中的角色，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如在讲述“知情同意规则”时，我们假设学生是在某医院急诊科的实习生，实习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危急患者，让学生以当事者的身份做出选择。在这样的情境下，学生不再认为所讲的知识与自己毫无联系，反而是息息相关。
3．翻转课堂。翻转课堂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课前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完成知识的学习，而知识内化则在课堂中经老师的帮助与同学的协助下完成的教学过程。在“传染病防治法”的教学中，我们就采取这种翻转课堂的形式，课前安排学生观看教学视频，并结合书本教学内容完成教师事先布置的案例分析。课堂上，教师对知识点的梳理后，提出关于《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精神等问题。给予学生一定的思考空间后，请学生进行解答。
4．探究式学习。探究式教学法是指学生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教师交给学生一些问题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阅读、分析等途径自行思考、独立探究，自主发现并掌握相关原理与结论的一种有效教学方法。在我们的教学内容上，有一部分是“刑法对医药卫生领域的调整”，这一部分的内容包括刑法概述及20个与医药领域相关的罪名。在教师讲授完刑法相关基础知识后，教师与学生进行角色互换，学生承担起讲授20个罪名责任。学生的讲授其实是课前研究的一个成果展示。课前，学生在根据教师提出了5个问题选取一类罪名进行研究。学生将研究的成果做成PPT后，到课堂上选取一个罪名与其他同学及老师分享。在分享过程中，小老师们要接受台下“学生”的提问。通过探究式学习，学生不仅获取了知识，而且经历了发现知识的过程。教学上也达到了“授人以渔”的效果。
(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参与式教学只停留于在课内还不够，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也应是“卫生法学”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教学，是一种基于实践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活动。它通常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建构一种具有教育性、创造性、实践性以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以激励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思考、主动探索为基本特征，以促进学生总体素质全面发展为主要目的教学观念和教学形式”①。在“卫生法学”课程中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认识;引导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提高学生分析、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情感意志的培养。在卫生法课程的“医疗损害处理法律制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模拟法庭的实践方式进行教学。在教师对医疗损害的法律制度进行讲解后，以真实案件为原型，根据课堂需要，由任课老师将案件情况按照各当事人掌握的不同信息进行加工分类。然后，老师在课堂上将学生分为审判组、原告组和被告组。在给各组成员进行角色定位之后，各成员各司其职。待原、被告组准备好证据目录、法庭辩论阶段等材料后，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程序，在审判组法官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侵权责任法》为依据展开辩论。最终由审判组的成员根据现场辩论的情况做出判决。这种方式不仅能让学生将知识运用与实践，也让学生感受到了司法审判过程的魅力。
(三)完善考核制度，形成科学的评价体系
篇4
1 面粉增白剂
1.1定义及作用：面粉增白剂，有效成分为过氧化苯甲酰(BPO)，学名叫稀释过氧化苯甲酰。它是我国八十年代末从国外引进并开始在面粉中普遍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它主要是用来漂白面粉，同时加快面粉的后熟。国家《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GB2760―1996)明确将过氧化苯甲酰归为面粉处理剂类，规定其使用范围是小麦粉，最大使用量是0.06g／kg。
1.2历史及现状：1986年，商业部在新颁布的小麦粉标准里允许添加过氧化苯甲酰，沿用至今。卫生部同步将过氧化苯甲酰列入了《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2003年后，国家粮食局开始组织下属研究机构修订小麦粉国家标准的草案，明确要求禁用过氧化苯甲酰。2006年，国家粮食局在其网站上进行消费者调查，87％的被调查者不愿意接受添加化学增白剂的小麦粉。2007年10月底，卫生部向WTO(世界卫生组织)通报，计划撤销《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对过氧化苯甲酰在小麦粉中的使用许可。2008年4月，国家工商总局抽查99个面粉样品，12个超标。一些面粉企业片面为强调面粉白度过量添加过氧化苯甲酰，而且使用量大都在100mg／kg。
1.3危害后果：国内面粉龙头企业、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国家粮食局等一致认为，过氧化苯甲酰有“致癌作用”，不仅破坏了面粉中叶酸等微量营养素，还能增加人的肝脏负担。深圳海川食品研究所所长刘梅生博士说，由过氧化苯甲酰在面粉中分解的苯甲酰、苯甲酸、苯酚等，对于肝功能衰弱的人和肝功能损伤者，因其生物转化机能减弱，食用含有超量增白剂的面粉显然不适宜。即使对于肝功能健全的人，长期食用含有超量增白剂的面粉，也会造成苯慢性中毒，引起神经衰弱、头晕乏力等。2003年，山东省青岛市疾控中心和卫生局卫生监督所杨新美等人做的实验证明，过氧化苯甲酰确实破坏面粉中的叶酸。2004年WTO和卫生部联合的报告认为，因为缺乏叶酸，全国每年有近4000名缺陷儿出生，高危人群在北方。中国北方，正是面食的主要地区。
2 食品安全
2.1食品安全现状：农产品、禽类产品的安全状况堪忧。食品加工过程中使用劣质原料，添加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屡屡发生。病原微生物控制不当。生物技术产品的出现、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险，同样带来了安全性问题。
2.2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现状：在《食品安全法》未出台之前，是由国家质检总局的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食品卫生法》为主导，数部单行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构成的集合法群形态，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框架的现实。1995年正式出台的《食品卫生法》应是我国现阶段最全面地对食品卫生、安全作出规定的法律。但是现在的《食品卫生法》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食品卫生法》仅对104种农药在粮食、水果、蔬菜肉等45种食品中规定了允许的残留量，总含291个指标；而国际食品法典则对176种农药在375种食品中规定了2439条农药残留标准。这样相关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就会使许多有害物资蒙混过关。我国的《食品卫生法》从试行到正式颁布已有10多年，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加以完善和强化，以有效制止和打击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有损食品安全的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3 完善食品安全方面的立法及司法
3.1加强对食品安全立法体系的建设：根据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以及食品安全立法中的部分漏洞，如上述事件中对面粉增白剂的使用剂量范围的规定不当导致一些负面后果，加强在立法中杜绝可能带来食品安全隐患的条款，坚持从严、立法为民等原则进行对食品的立法。并根据不同领域及地方的独特性问题，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篇5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启示
中图分类号：X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3-0253-01
1 韩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特点
1.1 健全的食品安全法律和标准
韩国在食品监管方面建立了完整的法律体系，相关法律有50多部，其中，《食品卫生法》和《食品安全基本法》是最重要的两部的法律。除了强制性的法律规定，韩国还建立了非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也就是由公认机构制定批准的关于食品加工方法、流程、包装方式等方面的要求。
1.2 分工明确的管理机构
在韩国，涉及食品卫生管理的政府部门比较多。虽然部门众多，但各部门间分工合理，权责明确。另外，为了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韩国还成立了“食品安全对策委员会”，由总理担任委员长，致力于制定统一的食品安全规章制度、处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1.3 多元有效的社会监督
在韩国，行业协会在协助政府从事食品安全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为了鼓励社会大众的监督，政府开设了为消费者提供农产品安全信息服务的网站，农林水产部和食品药品安全厅都设立了专门的举报电话，并设立高额的奖金。政府在韩国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中起到主导作用，但行业协会、社会力量对食品行业的监督力量也相当重要。
2 韩国食品监管体系对改善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启示
2.1 完善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和相关标准
我国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食品安全法》，原来的食品卫生法同时废止。为了进一步贯穿落实该法，2009年7月20日，国务院制定了《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上述法律的实施对改善我国食品安全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与韩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相比，我国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在法律具体实施和程序方面还缺乏进一步的实施细则和法律解释；在法律覆盖面上，也出现不少空白，现存制度也缺乏应有的深度，因此应该制定全方位具可操作性的相关法律制度。
2.2 健全权责明确的执行体系
与韩国采用“分散制”管理体制类似，我国建立了“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4条、第5条的规定，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中央一级的监管主体包括国务院设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此外，分段监管涉及四大机构：农业部的监管是在农产品生产环节，国务院质量监督部门的监管是在食品生产加工行环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监管食品流通环节，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管餐饮服务活动。在各地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协调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确定本级卫生、农业、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该规定对明确各部门权责具有指导性意义，但是一些具体职责划分还须进一步明确。
首先，在分段管理中，各机构职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复，导致了在食品安全监管、食品安全事件调查处理中出现机构互相推诿或各自为战等现象。因此，应当明确各机构权限与责任，以便有效行使监管权力。
其次，根据《食品安全法》，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其工作涉及协调、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具体内容由国务院进行规定。但是国务院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对此也没有做出进一步解释。因此，应当进一步强化、细化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成员组成。
最后，《食品安全法》仅规定了国务院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责，而未明确地方政府各监管部门的职能。基层监管部门作为维护食品安全的第一线，职能调整尚未到位，给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带来了诸多困难。
2.3 建立鼓励公众参与的制度
各国政府在食品安全的监管中仍然起主导作用。但政府监管中出现的监管不到位或监管成本过高的现象难以避免，而广泛社会力量的监督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与韩国相比，我国公众多采用民间自愿参与方式，官方的公众参与途径还是比较欠缺的。
韩国政府奖励民间举报制度，这在我国是不存在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征求意见稿）》中曾出现奖励消费者举报的条款，但是在正式通过的法律中，这一制度被删除。这可谓是一大遗憾。建立健全消费者奖励举报制度，既可以降低监管成本，也弥补我国没有公益诉讼制度的缺陷。
3 结论
为公民提供安全的食品，这既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也需要全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改善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但不应该照搬照抄外国现有制度，而还应该对各国制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考虑我国的现有国情来引进吸收，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合理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进口食品 安全监管
一、我国进口食品安全监管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食品生产和消费大国，食品的进口在我国食品贸易和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面对形形的进口食品，消费者往往无法辨识别其存在的安全隐患。而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损害其人身和财产权利时，又往往不能有效的寻求法律的援助。因此，加强进口食品安全的监管，可以从源头上杜绝不安全食品进入国内，有效地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进口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
1.进口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卫生标准体系不完善
我国关于进口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很少，其根本大法就是《食品安全法》。但是《食品安全法》仅在其第六章中有寥寥四款对进口食品方面作出原则性和笼统的规定。进口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不完善，致使对进口食品不能有效的管理，监管工作缺乏有效的法律体系做支撑。
另外，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国际先进标准的比例为23%，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标准采标率44.2% 的总体水平。食品安全标准的更新速度也相对较慢。发达国家的食品技术标准修改周期一般是3年～5年，而我国的很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严重落后于技术的发展。例如，截止到2009年4月我国现行的名称中含有“食品添加剂”字样的国家标准总共154项，但其中有61项实施满10年甚至是10年以上。
2.进口食品安全检验监管方式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进口食品检验的原则是批批检验。该检验原则是一种较落后的监管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由于该检验原则没有根据进口食品的特点、工艺流程进行科学评价和评估来设置有针对性的检验标准和项目，因此会导致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和检验效率的低下。
三、发达国家的监管模式
1.日本进口食品查验和监管制度
日本对进口食品的查验主要有监控检查和命令检查两种形式。监控检查即常规性抽样检查。抽样比例一般为2％～3％。当某种食品在监控检查中发现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或得知其被回收或有损健康等相关消息时，则提高抽样比例，实施强化监控检查。监控检查阶段不收取检测费用，也不妨碍货物通关。
命令检查即日本对违反食品卫生法概率较高的食品采取的强制性检查措施，当进口食品违规可能性较高时，比如同一出口国、制造商生产的某种食品被发现两批农业化学品残留超标时，则启动命令检查。命令检查的抽样比例为100％，在检查结果出来前货物不允许通关。只有符合一定条件后，才能解除命令检查。
2.美国加强进口食品的安全管理的主要举措
（1）进口食品预申报和入境要求。2003年起，进口到美国的食品须向FDA进行预申报。这些预申报信息需在进口食品抵达美国之前5日内提供，FDA将提前审查、评估这些资料，并决定是否抽检。进口食品入境时食品进口商或商必须向美国海关服务部提交货物拟入境通知并缴纳入境货物保证金。FDA与海关密切合作，海关会把入境货物信息通知FDA，由FDA决定是否抽检。如果预申报信息不完整，将被拒收，并被扣留在港口或安全的仓库。
（2）FDA强化对进口食品的检测手段。2010年，FDA正式采用新的电子该系统称作“规范进口货物动态风险评估预测系统”。该系统会自动对FDA几百个数据库中的现有数据进行风险筛查，为相关进口货物的“自动放行”或“扣留、抽样检测”决策提供参考建议。
四、完善我国进口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
1.制定一部统一的《进口食品安全管理法》及其条例
对我国现有关于进口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进行认真清理、补充和完善，将散存在各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中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内容加以整合，制定一部完整、规范的《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法》和《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对进口食品方面所涉及的疫情管理、质量安全评估、卫生注册、口岸检验放行、追溯和召回等一系列制度和程序作出具体和明确的规定。
2.建全我国进口食品安全监管机制
（1）加强对进口食品安全的源头监管。进口食品安全监控的重点是加强对食品输出国的食品风险分析和注册管理，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进行资格认证，从源头上杜绝不合格产品。学习外国一些有效做法，如要求向我国出口食品的国外生产企业建立健全相关管理体系，同时，对已经注册的企业也要加强监督和管理，保证注册企业的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行。
（2）强化进口食品安全责任和监管责任追究。进口食品经营者，必须要严格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进口食品管理规定的要求开展进口食品贸易。另外，地方各级检验检疫部门必须加强对进口食品的检验检疫，加大对监管不力人员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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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院校 管理专业 法律实践 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217-02
一、法律课程在医学院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随着医学高等教育的发展，医学院校在专业建设中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纷纷开设了管理类专业，比如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工商管理或市场营销专业等。上述专业在医学院校又被称之为“医药相关专业”，培养的人才主要服务于卫生管理、药物营销等行业。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律教育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与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法律课程建设在医学院校的课程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体到管理专业，涉及的法律课程主要包括“卫生法”、“民法”、“经济法”等等。当然，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在实际课程设置中各有取舍。在依法治国成为基本治国方略而同时医患关系又较为紧张的今天，“依法”从事医药卫生管理已经成为共识。而依法管理的前提是学法、懂法。因此，法律课程在医学院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法律实践教学环节在法律课程中意义重大
（一）法律课程的性质决定了参与式法律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
法律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仅应当指导学生通过书本知识的学习去掌握基本的法律概念、法律原理、法律制度，而且应当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教学环节中，把法律理论应用于将来的实际工作与生活中去。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教授在论及法律实践教学时曾指出：法学教育不仅要传授法学知识，而且还要担负起培养掌握各类法律技能的重任。由此观之，“实践性”、“应用性”成为当前大陆法学教育的一个导向，可谓是顺应了法学教育的内在规律。为了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就需要强化实践性教学。
（二）国家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给法律实践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着重强调在高等教育中要“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并且具体指出高校应当“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增强学生科学实验、生产实习和技能实训的成效。”“着力提高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也指出，“要努力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上纲领性文件给包括法律课程在内的实践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社会对人才综合能力的需求促使实践教学的深入开展
目前，社会重视人才的综合能力和全面发展，仅仅具有理论知识而欠缺实践能力甚至“眼高手低”的毕业生受到冷遇。许多用人单位在引进人才时需要毕业生尽快“上手”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这样，经过系统实践训练的毕业生的优势逐渐凸显，更容易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这也倒逼学校要更加重视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三、医学院校管理专业法律实践环节存在的不足
应当承认，医学院校主要承担的是医药类课程的教学工作，而在法律课程建设及其实践教学方面较之于专门的法律院校存在一些先天不足。
（一）实践教学条件不完善
由于医学院校很少设置专门的法学专业，所以法律课程不可能开设很多。考虑到场地和设备的利用率问题，一般不会花费巨资建设可能会经常闲置的模拟法庭，或购买专业的法律教学软件，在实践教学条件方面不够完善。
（二）法律课程师资整体水平不高
法律实践教学需要法律实践经验丰富的法律教师指导，而医学院校管理类专业普遍设置时间不长，人才积累不足。尽管少数学校中一些法律教师已经在国内法学界享有一定知名度，但与国内知名法律院校相比，多数医学院校缺乏经验丰富的高职称、高年资法律大师任教，难以完全胜任实践教学需要。
（三）与校外法律机构联系不够，影响校外实践的经常性开展
与法律院校不同，医学院校本身与校外法律机构接触机会有限，接触层次不高，联系不够频繁。在实践基地建设、人员相互来往、学生外出从事法律实践等方面均存在一定不足。
（四）法律课程课时有限，难以容纳较多实践内容
医学院校管理类专业有其自身的主干课程，除了管理专业固有的核心课程外，作为医学院校管理专业的特色，还开设有医药类课程。这就使法律类课程不可能开设过多，而且每门法律课程的课时数有限，一般为50至70学时。总课时的限制使得除了满足必要的课堂教学外，难以留给学生更多的实践时间。
四、医学院校管理专业学生法律实践模式的选择
（一）医学院校管理专业学生的法律实践带有短期性特点
与普通法律院校或法学专业不同，医学院校管理专业学生的法律实践一般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其主要区别在于，法律院校或法学专业在大四下学期会安排有整整一个学期的毕业实习。而医学院校管理专业学生的毕业实习主要是在医药卫生企事业单位进行，基本不会进行整个学期的专门法律实践。因此，管理专业的学生的法律实践一般是短期的实践，应当立足于这个现实去寻求适合自身的法律实践模式。
（二）医学院校管理专业学生法律实践适宜采用的模式
1.学校从顶层设计方面对法律实践教学进行规范，保证法律实践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虽然医学院校管理专业不会安排长期的法律实践，但是，法律类课程毕竟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对学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学校在较高层级上对法律实践教学进行规范。比如学校教务部门通过正式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实验大纲对法律实践进行规范和体现。这样才能够保证法律实践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2.医学院校管理专业学生法律实践的多种模式
（1）邀请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等部门专业人士到校举办实务讲座
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等部门的专业人士法律经验丰富，在给学生进行的讲座中能够穿插大量实际典型的案例。并且讲课风格别具一格，容易引起学生兴趣，是一种深受学生欢迎的形式。
此种形式可能出现的问题是：第一，尽管校外专业人士实践经验丰富，但多数人对教育教学所特有的内在规律未必精通，对所讲内容在结构把握、时间安排、演讲艺术等方面可能有所欠缺。这要求校内教师加强与专业人士的沟通，共同商量讲座的目的、内容、时间安排以及讲座注意事项。第二，校外专业人士工作繁忙，本来安排好的讲座也可能因为临时原因而不能如期举行。这就要求校内教师制定预案，不至于临时手忙脚乱，无从应对。
（2）在课堂教学中鼓励进行法律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国外普遍认为，案例教学起源于古希腊著名教育家和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启发式问答法”。1870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将案例教学法引入法学教育，被公认为当今美国法学院法律教育创新最主要的教学方法。[4]后来又被广泛应用于医学、心理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社会学等教学活动中。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将案例教学法引入一些学科的课堂教学。[5]案例教学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积极参与到对具体案例的探究，由被动听课转为积极思索、主动实践，因此被经常采用。
但案例教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缺乏系统、规范的教材。第二，相对于直接讲授的形式，时间效率不够高。第三，案例教学法并非万能。法学学科虽然属于应用性学科，但毕竟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一些法学概念、法律制度、法律原则需要通过较为系统的课程讲解形式传授给学生。案例教学并不能替代课堂讲授这种主要的教学形式。[6]第四，案例教学要求教师比单纯课堂教学付出更大的努力，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现行职称评定考核评价标准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难以充分体现教师教学方面的付出，也就难以充分激励教师积极主动地进行教学投入。
（3）在课程中安排视频教学环节
视频教学，顾名思义就是在课堂上以播放视频案例的形式来进行辅助教学的一种多媒体教学手段。它以其独特的优势为课堂注入了新的生机，因此深受学生和老师的欢迎[7]。视频教学中所使用的视频资料不是教师事先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案例。它有助于激发学生兴趣，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思考和讨论。
尽管视频教学受到师生欢迎，但若运用不当，也会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视频资料本身的权威性问题。视频资料来源广泛，但如果不考虑其是否权威就随意采用，可能会使学生对一些问题产生错误理解。第二，视频资料的时效性问题。目前，我国法律的制定与修改成为常态，如果法律类视频资料过于陈旧，就不宜在教学中采用，以免对学生产生误导。第三，视频教学与其他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协调配合问题。笔者发现一些教师为了迎合学生，在不是十分必要的情况下过多地播放视频。也有教师整节课播放视频而很少进行必要的提示或讲解。以上做法没有注意视频教学与其他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协调配合，甚至有时会给学生留下“用视频凑时间”的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避免。[8]
（4）指导学生到法院旁听庭审或接触其他法律类机构
在时间和其他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指导学生到法院旁听庭审或接触检察机关和律师事务所也是实践教学中一种理想模式。这样等于把教室从学校移至法庭或者其他司法机关，能够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社会信息和法律方面的感性知识。笔者看到，许多学生是人生中第一次走进法院，那种兴奋心情溢于言表。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印象深刻，取得的教学效果是全方位的。
当然，到校外进行旁听庭审或参观也有许多制约因素。第一，外出至少需要占用整整半天时间或更长时间，常常要占用其他课程的时间。而调课常常涉及多个教师和班级，对正常教学秩序会产生一定影响。第二，大量学生外出，一旦在途中出现人身安全事故，学校和老师难辞其咎。第三，一些案件可能不完全与某学期所学法律内容完全贴切，或者涉及综合内容而学生尚未接触到，使部分学生难以领悟。
这就要求，第一，学校教务部门对涉及学生外出的课程进行一定程度的灵活调配，必要时赋予二级院部一定的课程调配自，变“审批制”为“备案制”以简化程序。第二，国家法律层面应当对学生外出涉及安全方面的法律关系进行更加明确的规定，目前的情形是无论学校是否尽到了合理教育和注意义务，几乎对学生外出发生的人身事件都必定承担责任，这就不可避免地打击了学校鼓励学生外出实践的积极性。第三，法院等法律机构与学校法律教师共同对案件进行精选，尽量贴近教学中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或者由教师对相关问题向学生提前进行介绍。
（5）适时邀请法院到高校进行公开庭审
法院到高校进行公开庭审的好处是：第一，可以大大增加旁听庭审学生的数量。平时有机会赴法院进行法律实践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如果在学校开庭，可使更多学生便捷地感受庭审的庄严和法律的神圣。第二，在医学院校，如果选取医疗纠纷、非法行医、制售假药、食品安全之类的案件在学校公开庭审，将使会使医学院校学生受到深刻的医药卫生方面的法律教育。第三，这也是司法机关进行法制宣传的极好场合，能够更大程度上体现“司法为民”理念。当然，这种活动需要动员人力物力较多，只能作为一种法律实践的补充形式。
总之，医学院校应当充分认识到实践教学环节对法律课程的重要性，采取多种途径积极探索医学院校管理专业学生短期法律实践的模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促进学生法律知识的掌握和法律技能的提高，以更好地适应依法治国和医药卫生管理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参考文献：
[1]王泽鉴. 法学案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创新[J]，法学 2013（4）：40.
[2]许婕.案例教学法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运用[J]，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8（3）：97.
[3]蒋桂萍.案例教学法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应用[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73.
[4]石峰.法学专业本科案例教学的实践与探索[J]，法制与社会2009（11）：296.
[5]段晓鹏.视频案例教学在卫生法学课程中的运用[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09（11）： 157.
[6]段晓鹏.视频案例教学在卫生法学课程中的运用[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09（11）： 159.
篇8
2009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此外，我国还出台了诸如《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等等一些相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然而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如此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不得不让我们再次反思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缺陷和问题。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食品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整。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如《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和《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仅仅对食品质量作了一些概要性规定，尚未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从生产到食用的全过程，像种植、 养殖等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尚没有专门的法律予以调整，但是某些法律规定的环节又存在交叉。这些都导致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为非作歹者留下作恶空间。
2.食品法律法规的条款笼统，一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太宽泛，有些条款甚至完全过时，对实际问题约束力较低，操作性不强。此外，让消费者、生产者、销售者及食品服务组织等参与食品管理活动的力度不够，没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氛围。
3.食品法律法规的刑罚较轻，法律权威不够。从打击目前猖獗的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迫切要求来看，对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还缺乏应有的力度，对于违反食品卫生规则而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处罚较轻，未能从危害公共安全的立法角度设定食品加工、 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追究公司法人和责任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法律的威慑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制
1.修订我国食品卫生安全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如构建食品安全评估评价体系和食品安全信息体系。健全的法律体系是食品安全得以保障的重要手段。同时，立法机构在制定相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时要注重对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保护。
2.法条整体性和细节性并重。法律具有引导作用，完善的法律能够引导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规范化经营，也使管理机关有法可依。我国在制定食品卫生安全法规时也应该注重整体性和细节性，将一切可能的实际情况都写入法律，有效避免法律真空。
3. 完善《刑法》中关于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罪的规定。鉴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处罚力度不够，可以适当设定食品加工、 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公司法人和责任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以加大生产及销售不合格产品者的处罚力度，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力，树立法律权威。
二、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之道德思考
在强调法律作用的同时，人们也在呼吁"食品产业是道德产业，产品如人品"。纵然有相当完备的法律制度，监管部门、食品生产者和销售商的道德滑坡仍会让食品安全备受冲击。道德缺失成了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的根源。
法律是底线，道德才是上线。再往深了说，人无德而国家危。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从学有所教入手，用道德涵养整个社会，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知道，追求利益的底线是不能超越道德的底线。而这种涵养又需要严格的制度和规则，既约束资本，也约束权力。让市场中的游戏规则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在利益之前，制度和规则表现得弹性十足，处处变通，那就可能引发道德滑坡。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内心信念教化说服和舆论导向来实现对社会成员的影响的。要明确社会价值导向，始终不渝的坚持正面的宣传和教育，树立良好的认同意识。道德的培养需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道德人的成长过程要经过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变。
三、法律约束与道德约束
归根结底，食品安全事件，不仅是法律不完善的体现，也是道德缺失所致的后果。在强调道德作用时，我们切不可放松了法律，只有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才可以遏制道德滑坡，促进道德教化作用。"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只有法律站稳了阵脚，道德才不至于在利益面前无限后退。但是仅仅依靠不断完善法律，并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修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德法并重。只有把法律和道德结合，达成二者的良性互动，才能有效应对食品安全恶性事件。这也就需要我们很好的理解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首先，法律和道德是互相关联的。法律和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法律是一种外部社会强制约束，而道德是人们内心的自我约束。在维护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行过程中，法律和道德起着各自独特的作用，二者不可相互替代。
其次，法律和道德是相互结合的。法律的创制旨在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更多的是用其强制力和威慑力达到这种效果的，而道德则是通过启发人们的内心，净化人的灵魂以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涵养。由于法律并不是"万能"的，所以可以通过道德的内在约束来弥补法律的缺陷，同时法律等外部制裁可以弥补道德约束的不足。一方面，法律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僵化性 ，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而不能朝令夕改，并且它很少预见问题，对瞬息万变食品安全新情况，不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此时就要依靠道德约束作后盾。另一方面，法律对人们的要求和约束是外在的，是一种被动的防范和消极的监督。道德则要求人们的内在动机符合道德准则，所以把道德和法律结合起来应对食品安全事件，会有更好的效果。
再次，法律和道德相互促进。法律与道德都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两者都是调控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法律的实施，除了要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以外，还需要有良好道德素养的人去执行。人的思想和道德素养及其文化水准直接会影响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也就是说，通过道德建设可以促进法律的正确有效的实施，不管是在立法还是执法过程中，道德的指引作用十分重要。只有在良好的道德水准的指引下，才会制定出被社会公认的并被普遍遵从的良法，也会得到有效实施。反过来，法律也通过自身的强制性促进道德建设，法律运用公正的程序压制人们的随意性，引导人们理性的行为，惩恶扬善，从而促进道德的建设。
最后，法律和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法律是外部社会强制性的约束，道德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的，目的都是达到社会的健康运行。所以，在食品安全事件中，法律和道德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们要把法律和道德相互结合，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发挥道德的基础和导向作用，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充分运用法律的保障作用。如果仅有道德的感化和劝诫，而缺乏法律的强制手段，社会就可能因失去行为规范的威慑力量而达不到惩恶扬善的效果。同样，如果仅仅依靠严刑峻法而缺少道德手段，人们就会因道德水准的普遍低下而不能自觉地遵守法律。只有德法并重，很好的把握并运用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才会有效遏制类似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吴宏伟.加强我国食品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中国卫生监督,2006年第19 期.
[2]司国爱.构建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问题研究,中国卫生监督,2006 年第19 期.
[3]张士红.浅议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几个法律问题[J];农家之友(理论版);2008 年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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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安全监管流通领域
一、我国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现状和意义
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是工商部门重要工作。实施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是国家赋予工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而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难度不断提高。加之我国流通领域食品安全又存在的各种隐患，加强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监督管理行为，充分履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实施食品放心工程中的职能，保障食品的安全卫生,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生命财产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不仅是个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大问题。
二、我国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存在的问题
1.流通领域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我国食品流通领域中的法律条款仍相对粗疏,尚未涵盖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而且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尚没有专门法律予以调整。此外《食品卫生法》对食品安全相关的监督、检查、管理机关以及相应的食品安全服务机构在流通领域中的法律责任也没有做明确规定。
从法律责任适应度来看还有相当的欠缺。目前，《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对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还缺乏应有的力度，特别是在流通领域，“还没有彻底剥夺违法犯罪分子再次违法犯罪的条件和能力，法律的威慑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1]。
2.流通领域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食品质量相关标准共有近3000个，而与流通领域相关的标准仅有100余个，与生产和加工标准数量有相当的差距，一些重要的食品流通标准至今尚未制定。且有些标准由于前期研究薄弱，在可实用操作方面的效用相当有限，总体水平偏低，并且各标准之间结构设计不够科学合理，部分标准之间存在交叉、矛盾的现象，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科学的标准体系，给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很大压力。
3.食品流通检测体系仍不健全
与市场准入制度需要相匹配的食品检测体系和必要的检测设备及手段的缺乏，造成了不仅农药等有毒有害物质残留不能及时检出，假冒伪劣问题严重。商务部报告显示，我国经营食品零售的5万多家企业中建立检测中心的只有不到500家，全国2.6万家农贸市场配有垃圾处理设备的不足1‰。此外检测体系不健全还表现为各部门的检测工作缺少协调，检测力量缺乏整合，检测资源不能共享，快速检测的技术手段落后。
4.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不健全
目前，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信息的资源严重短缺，没有全方位的互通的信息网络体系，资源无法实现共享，不能满足政府决策部门、生产者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息的需求。且信息分散，缺乏共享机制。现有涉及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信息由不同部门管理或者由不同单位负责进行信息采集和资源开发，标准不统一，方法不规范，资源采集与体系建设存在交叉重复等问题，不仅在部门间、而且在部门内部也存在严重的资源分割。
三、加强我国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对策
1.加快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法律和标准的建设和完善
我们要加快立法工作步伐，积极进行法律修订工作，加快制定《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和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实现流通领域食品安全长效监管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和保障。特别是要根据确保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关键领域以及确保某一类食品安全的需要来专门制定单一的法律，如市场准入制度法，并根据法律的需要出台相对应的制度，细化法律条文和技术性规定。
同时要不断完善流通消费领域食品安全标准建设。通过参照遵循国际标准，将国内流通领域食品安全标准尽快与CAC标准接轨，既可避免重复性工作，节省大量财力，又可以从整体上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整体的可用性和科学性。
2.完善统一协调的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度和检测体系
按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原则，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进一步理顺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明确监管责任。把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向集中统一监管、全过程监管等方向发展。同时按权责一致原则，健全责任制及责任追究机制，将责任落到实处。各有关部门在履行职能，行使权力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能造成具有重大影响的损失或后果，有关负责人要承担领导责任。
3.建全流通领域食品安全信用制度
大力征集流通领域的食品企业信用数据,进行信用体系的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掌握食品流通企业食品卫生信用状况,进而起到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对守信者给予褒扬,对失信者给予相应的惩戒,追溯相关责任人,形成食品流通领域的诚信经营氛围的作用。
4．改进流通领域市场秩序预警防范制度
做好预警防范工作必须实现指挥中心和信息汇总中心功能的最大化，并充分利用信息汇总中心的资料，建立监管回访制度。在信息中心里，有由以前检查、抽查时登记的资料统计而来的汇总资料，可以看出哪些是经常违规的企业哪些是比较违规比较恶劣的企业，对这些企业要进行重点监管，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回访，直到改进为止，从而达到防范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徐景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迫在眉睫.中国质量万里行.2005(8)
[2]龚雯:流通领域食品安全存在五大“隐患”.人民日报,2005-3-20(2)
篇10
【关键词】 农村 环境卫生 公共服务体系
一、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概述
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二者均是相对私人而言，无法划分出严格的分界线。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生产或提供的，用于满足社会成员共同需求的产品；公共服务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通过各种机制和方式，提供物质化或非物质化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以实现公共利益目标的行为总称。从政治层面理解，公共服务是一种政府公共职能，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有义务向全体公民提供服务；从经济层面理解，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私人部门供给会出现低效率，需要政府引导，以保障公共服务的平等性。
农村公共服务是按照产业发展、地理位置等来划分的一种公共服务类型，与城市公共服务相对应。农村公共服务是指在农村地区为满足农业生产或农民生活的需要，由政府及其他主体通过各种机制方式，提供的物质化或非物质化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以农村居民和农业从业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一套保证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政府公共服务系统的总和。这一服务体系立足于两个基本点：一是这个服务体系的服务对象是农村居民或农业从业者；二是这个服务体系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村公共服务的具体内容包括：农村医疗保障、农村教育、农村环境卫生、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本文将重点讨论农村环境卫生这一大类。
二、农村环境卫生服务体系现状
1、农民自身普遍缺乏环境保护意识
实际上，很多农民文化知识储备少，缺乏基本的环境保护意识。污水随意排放、垃圾随手丢弃、农药化肥使用等日常生活生产方式，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污染环境，只有企业的污水、垃圾等污染才是真正的污染。大多农民缺乏环境保护的相关习惯，环境社会监督意识差，环境保护往往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而农民更关注的是如何获得更多的收入、缩小和城市居民的差距以及提高自身生活水平。意识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动，没有环境保护意识，无法做出环境保护行为，这一情况使得环境污染日益加重，
2、农村环境卫生法律法规不健全
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是基于城市环境而创制的，缺乏专门针对农村环境卫生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由于农村的环境卫生问题和城市环境问题的特点存在着很大差异，导致目前很多环境卫生方面的法律在农村的环保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在乡村，环境卫生问题主要是由于村居建设缺乏规划、农民生活生产垃圾以及农村工业化进程中一些乡镇企业污染导致。因此，应尽快根据农村环境卫生现状及特点，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农村环境保护提供制度机制保障。
3、农村环境卫生服务供给主体单一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环境卫生服务供给的唯一主体是政府，长期处于供给主体的垄断地位，这种供给模式受到地方政府服务质量影响较重，根据调查显示地方政府供给农村环境卫生服务存在严重缺位现象。首先，单一的供给主体造成筹集资金狭窄，过度依赖财政拨款，供给积极性不高，无法高效运用市场资金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农村环境卫生服务严重不能满足农民需求；其次，作为农村环境卫生服务的提供方的乡镇政府，大多存在从事农村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的专职工作人员较少的问题，无法真实了解农民的需求及实际情况，往往以“包办”的形式过于笼统地提供一些简单的农村环境卫生服务，针对性不强且效率低下。
4、农村环境卫生管理体制不健全
纵观我国环境监管部门的设立，不难发现，职能部门最底层是县级环保局，这就意味着我国农村地区基本没有环境监管部门；同时，我国环境保护机构致力农村环境的数量十分少，设置在农村基层的几乎没有，这就形成了我国农村环境监管和保护的空白区。环境管理组织匮乏，缺乏专业环境保护组织，监管教育力量严重不足，且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滞后性，使得大部分农村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不能有效开展。
5、农村环境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投入不足
目前财政体制下，政府财权主要集中在中央和省市政府，县乡政府财政普遍短缺，申请农村环境保护经费往往受审批手续繁琐，造成地方政府对农村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的资金支持能力较弱。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大多乡镇政府没有其他财政来源，使得资金问题更加突出。当供给资金出现供需矛盾时，地方政府无法有效生产和供给农村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甚至将应由其提供的公共产品，交由村民集资的方式解决，造成农民负担过重。此外，个别地方还存在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业绩将财政投入到见效快的其他项目或者工程上，造成了农村环境资金短缺。
三、完善农村环境卫生服务体系的有效途径
1、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意识
受传统观念影响，广大农民为改变自身生活质量，更重视经济收入，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这是环保意识缺乏的重要表现。因此，应把提高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作为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引导农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走上科学生产道路，做到文明生活、科学种田，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到环境卫生保护工作中。发挥基层政府宣传作用，就地开展环保知识讲堂、健康讲座、科学种植养殖培训班等培训，打造公共环境卫生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形成农村环境卫生服务的内生机制。
2、构建和完善农村环境卫生法制体系
针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农民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构建和完善农村环境卫生法制体系。首先，要避开城市主导的影响，充分考虑农村环境卫生问题的特点、农民的生活需求以及农业发展现状。其次，要加紧农村专项法律的创制，例如《农村环境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止法》等，完善农村环境卫生保护的法制体系，为监管和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提供可靠依据。再次，各地还要根据当地农业产业特点、农民生活水平，制定适合地方的相关条例，与国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共同发力为农村环境卫生问题的解决提供法律体系支撑。最后，要变环境执法为环境服务。环保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要意识到农村环境卫生工作的特殊性，尤其乡镇基层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摒弃强制执法的观念。
3、完善农村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机制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包括承担供给职责和付费义务的地方政府，也包括直接对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提供主体，二者既可以合一，亦可以分离。因此，在农村环境卫生公共服务中，具有混合性质的公共产品既能由政府供给，也可以由市场主体供给。对于这类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政府通过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推进，打破政府垄断，发挥两者竞争，让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进来，改变农村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由政府单一主体供应的局面。引入市场供给主体，不仅能够提高农村环境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又能满足农民的选择性需求，进而改善农村环境面貌。
4、积极探索农村环境卫生管理体制
根据我国目前环保部门的设置，县一级环保单位是最底层的环保部门，农村没有专门的环境监管部门。因此，要进一步使环保监管部门向农村下沉，建立和完善独立且专门的乡镇环保监管机构或促使区县环保部门在乡镇增设派驻机构，填补农村环境监管空白区域，落实监管职能，切实解决农村环境保护监管缺位的问题。同时，应建立“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区县成立环境治理办，乡镇建立环境卫生管理办公室和村级环境卫生管理站，专门处理农村公共环境卫生保护事宜，形成区县、乡（镇）、村“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机制。
5、完善财政体制，加大对农村环境卫生服务的资金投入
建立上级政府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保障地方政府对农村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力度，使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职责相匹配。完善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改变以往对农村环境卫生治理投资比重偏低的状况，缓解农村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资金困境，保障地方政府对农村环境卫生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有利于稳定农村地方政府用于农村环境卫生服务供给的资金来源，也有利于优化农村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覆盖面，确保农村环境设施以及环境保护所需人力购买的资金支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环境卫生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关系到城乡的协调发展，关系到“三农”问题的破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因此，必须从农村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服务资金、监管体制、供给机制入手，完善农村环境卫生公共服务体系，真正改变农村面貌、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促进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打造战略支点与区域创新发展”，项目编号：YCLT20144009。）
【参考文献】
[1] 高韧、吴春梅：农村社区环境卫生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制度激励研究[J].经济问题，2009（1）.
[2] 胡薇：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卫生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11.
[3] 葛雅兰：农村环境卫生现状及解决对策[J].农业灾害研究，20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