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律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法律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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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法律制度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环境法律制度在适用对象上具有特定性。环境法律制度不像环境法基本原则那样具有适用的广泛性，而是只适用于环境保护管理的某一个别方面，只调整在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过程中发生的某一特定部分或方面的社会关系。因此其适用的对象、范围、程度以及所采取的措施、法律后果都是特定的、具体的，其灵活性较小，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适用法律的随意性。

    第二，环境法律制度在规范的组成上具有系统性和相对完整性。环境法律制度通常不是由某一个法律条文或某一个法律规范所组成，而是由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所组成。这些规范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如果把整个环境法体系作为一个大系统的话，那么每一个环境法律制度都可以构成一个小的子系统。这一点是区别环境法律制度与环境法律原则和措施的主要标志。正因为环境法律制度有系统性的特征，所以环境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对于促进环境法律规范的系统化、条理化以及环境法体系的完善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环境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也可以为规范化的环境管理提供法律保证。

    第三，环境法律制度在实施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由于环境法律制度具有特定的适用对象和具体而完整的规则系统，因而便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所以，环境法律制度越健全完善的国家，其环境法也就越容易贯彻实施，立法的效果也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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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多年来发展较快，GDP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是这些高速增长却是以环境状况的恶化，资源的枯竭为代价的，现在，环境资源成为限制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如何合理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目前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从环境会计法律制度的构建角度分析这一问题，通过实施环境会计，核算环境成本与收益，促使政府与企业在决策过程中考虑环境保护。

【关键词】

环境会计；会计法律制度；环境保护法

一、环境会计的相关概述

（一）环境会计的定义和特征

环境会计又称绿色会计，它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确认并计量与环境污染、环境防治、环境开发有关的成本费用以及环境维护和开发形成的效益，最终形成环境会计报告，从而综合评估环境绩效及环境活动对企业财务成果影响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试图将会计学与环境经济学相结合，通过有效的价值管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和谐发展。

环境会计主要是相对于传统会计而言的，以造纸企业的生产成本为例，传统会计只核算其使用的原材料和付出的人工成本，而对不能计价的“自然成本”忽略不计，最终由社会公众承担其给环境带来污染的责任，而造纸企业独自享受收益，最终导致其以牺牲环境质量以换取更大的“私利”，而环境会计就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提出的。相对于传统会计，环境会计有以下特征：

（二）环境会计与法律的关系

环境会计是将“环境”与“会计”结合，通过计量的手段来保护环境，因此与环境会计相关的法律主要有环境保护方面和会计法方面的法律。首先，环境保护法是通过立法层面限制企业对环境过度开采，在这方面我国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例如我国有《环境保护法》、《天气污染防治法》等6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同时有《土地法》、《渔业法》的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法律。环境保护法与环境会计二者的目的相同而角度和手段不同，环境保护法是站在国家的角度，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达到目的；而环境会计是站在企业主体的角度，通过让企业主体承担环境污染的成本来达到目的的。当然，环境会计要推行，还是需要制定相关的环境会计法律制度，进行行政干预，否则很难在社会中实施；其次，环境会计是会计法中的一部分，是需要通过会计法对环境会计中各个要素的确认与计量方法进行规定，以保证环境成本、收益、资产和负债核算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二、建立环境会计法律制度的考虑因素

本文认为，要建立环境会计法律制度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环境会计制度的定位和其与相关法律政策的整合，因此，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对其考虑因素进行阐述。

（一）环境会计法律制度的定位

环境会计法律制度的定位决定了其在未来发挥的作用，本文建议从政府决策角度和企业管理角度对环境会计法律制度进行定位。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以GDP作为唯一衡量指标，不关注环境资源的价值计量，同时由于环境资源存在产权不清晰问题，这就导致某些地方官员为了加快GDP的增长，提升自身的业绩，对于一些大型项目的引进和开发过于盲目性，缺少必要的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的支撑，忽视了环境资源的成本，而导致GDP的增长之后是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决策失误导致环境污染问题会比一般的企业严重成千上万倍。因此，从政府决策角度对环境会计法律制度进行定位，首先就是要求在政府进行项目决策时，对资源的消耗有详细的数据分析，对环境成本能可靠的计量，将环境影响评价纳入到官员业绩考核体系中，从而避免因为缺乏科学的评估而盲目进行生产活动，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损害。

企业是社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其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因此，以企业管理的角度对环境会计法律制度定位可以产生明显的效果。在没有相关环境会计法律制度之前，其采用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利益的方式是合法的，但是一旦法律制度设立，如果其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生产，则违反法律法规会产生成本，同时生产过程产生的资源浪费也要进行成本核算，这样成本的增加，会导致其利润下降，产生生存危机，从而促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更新生产流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控制环境成本，从而达到制定环境会计法律制度的目的。

（二）环境会计法律制度与相关法律政策的整合

前文阐述了环境会计法律制度与环境保护法和会计法的相互关系，因此，如果建立了相关的环境会计法律制度就必须要去这两个法律制度进行整合，同时还要与审计法律制度协调，使其共同为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贡献力量。

1.与环境法律制度的协调。环境法律是环境会计法律制度产生的基础，如果没有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没有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环境会计很难提出。同时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还存在很多不足，例如这些法律的原则性强，概括性高，从而降低了会计实务的可操作性，难以落实，因此，建立环境会计法律制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保证环境会计可以真正落实。

2.与会计法律制度的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是我国会计视野的基本法，是指导会计活动的指南，而环境会计法律制度是在传统的会计的基础上演绎而来的，是对传统会计的创新，因此需要《会计法》增加对环境会计的一般规定，为环境会计的实施提供保障。

3.与审计法律制度的协调。环境会计的实施离不开环境审计，环境会计审计是指有审计权的组织对被审计单位的环境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保证报告的质量。只有通过审计的环境会计信息才是令人信服的，因此在审计法中应该增加环境会计审计的内容，以立法的形式确定环境审计的内容、程序，保证环境审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开展环境审计也可以使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完善环境会计核算和报告体系，最终确保环境会计的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1]

周帅.环境会计法律制度研究[D].重庆大学，2013

[2]黄锡生.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研究[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3]仵明丽.环境会计法律制度研究[D].郑州大学，2007

[4]岳希宇.我国全面实施环境会计的障碍与对策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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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保护法；完善；循环经济；科学发展观

进入到21世纪，环境保护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人类不断从自然界中大量索取资源，同时破坏和污染环境，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环境破坏和污染的速度和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环境对人类的破坏性反馈，极端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中国是受环境破坏和污染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每年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天文数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大大加快和加强了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立法，以及国际合作，环境保护走向了法制化。

一、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局限性和存在的缺陷

我国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至此，我国已经颁布国家级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6部，与环境有关的资源法9部，环境保护行政法规29项，制定环境标准364项。但是，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制定起步比较晚，立法水平有限，近年来环境污染和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环境相关灾害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跟不上社会需求的现实越来越突出，急待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

1、从立法目的上看，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都过分注重对资源的利用，而轻保护，且体现不出对下一代利益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当代环境理念的基本要求，在立法目的的理念上逐步树立了生态利益优先的现代环境价值观，将保护目标已扩大到保护未来时代人类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缺少正确价值理念的支撑，从而难以从整体上自始至终的贯彻好保护。

2、从颁布的时间上看，我国大多数环境保护相关法规都是在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思想之前颁布的，未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其中。更不用说科学发展观思想了。有些像《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颁布，，《森林公园管理办法》　1994颁布，虽然在1992年之后颁布但是也未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其中。而且这规本身存在着大量不适应保护资源的诸多有待进一步修改之处。

3、我国许多环境保护相关法规还存在着规定不全面不完善的特点。比如《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海洋环境的单行法律。由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几年来，一直没有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仍是空白，也没有具体规定一些可操作性条款，

4、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在制定上各地立法水平和步伐参差不齐。目前由于缺乏国家性法律的指导和规范，各地立法水平和步伐参差不齐：有的省市有些法规早已经制订而且根据需要都进行了多次修改，但是有的地方却尚未颁布一部。而且各地出台的环境保护相关条例指导原则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处罚尺度不，法规的统一就尤为重要。

5、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原则规定多，缺乏可操作性。比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1条规定，对造成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实践中，何为“重大事故”、“重大损失”、“严重后果”？这些模糊的、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犯罪构成量化标准，使得执法者在实际办案中无法参照。

6、当代社会出现的新环境问题无法可依，未恰当及时修改和补充。中国自2001年正式成为WTO成员后，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据国家环保总局透露，全世界数量惊人的电子垃圾中，有70%进入中国，但是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却没相关规定来约束“洋垃圾”的侵入。还有，由于立法时考虑不周，现行法律中有不科学之处，随着实践的发展已带来明显的甚至较大的弊端。

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中国需要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

尽快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法》使其上升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修改完善，进一步使其上升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

（二）提高立法质量

为了从根本上克服环境立法的“缺陷”，切实提高环境立法质量，在立法中重点要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思想，坚持法制统一，要坚持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原则，在科学预见基础上超前立法，以弥补国家立法的滞后性。

（三）执法与司法需要改进

环境保护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近几年环保行政主导还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行政主导固然有其优势，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行政主导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很容易出现部门分割，不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造成体制上的混乱；再者，行政主导的方式降低了环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也降低了环境执法的功能，因此，要实现环境法治，必须改进执法与司法。在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执法是末端环节，前面的问题不解决而仅靠末端一刀切，无异于以堵口子治洪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激化矛盾，为环境法治的发展埋下隐患。

（四）完善环境保护中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的组织和个人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在环境受到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益不受损害，对行为人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诉讼活动。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毋庸质疑的，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详细规定公益诉讼内容，以保障诉权的行使。同时，也要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

（五）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机制

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环境有影响的人类活动进行预先评估，或者对拟议中的人类活动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进行分析，即对于拟议中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法定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是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机制。健全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活动的顺利推广和有效开展，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法律保障作用。

小结：

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制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过程，不可期望于一触而就，但是面对全球和我国国内现实的迫切需求，我们又必须高度重视起来，尽快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环境问题常常没有国界，国内环境问题常常也关系到世界环境问题，因此也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基于我国国情和环境问题成因，我们应该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索一条适合我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道路，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相信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环境更美好的家园。

参考文献：

[1]　金瑞林　汪劲著《20世纪环境法学研究评述》

[2]　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

[3]　王礼嫱等，主编《中国自然保护基本立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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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及其对策的理论分析

环境问题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外部不经济性”，即市场主体行为对环境资源的不利影响由该行为主体以外的第三方-他人或后代人承担。在海洋鱼类、公共牧场以及空气、水等共有资源、公共物品方面，“外部不经济性”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市场主体均可以任意、无偿、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共有资源或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则从短期来看，每个市场主体都可以不断地从其过度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中获得全部正效益，而由此产生的负效益则分摊给其他的开发、利用者以及后来者。这样，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每个市场主体都会无节制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其结果，从长远来看，多个市场主体的共同行为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枯竭、污染、毁灭，对全体开发、利用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共有物的悲剧”。

显然，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外部不经济性”，使得市场主体在决定不同层次的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时，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所面临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对经济活动中所需的环境要素（如空气、水、环境的纳污能力等）的投入和产出，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后果（如对财产、人体健康、生产生活活动、环境舒适性以及环境美学价值的损害等），却没有或没有完全折合成与该市场主体有关的成本和收益，因而不能很好地影响其决策。而且，在竞争的压力下，市场主体即使意识到了其活动给社会造成的环境成本代价，只要其行为不受社会的严厉惩罚，也往往置之不理，而是将该环境成本转嫁给他人和未来。正因为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代价不是由开发利用者承担，污染环境的代价不是由污染者承担，他们就不愿花费大量钱财来保护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由此，保护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盲区”，而“外部不经济性”则成为产生环境问题的重要经济根源。

面对市场在环境资源领域的“失灵”，政府必须加以干预，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环境资源，鼓励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即通过促使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环境目标。这就是“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道理，也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为了促使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由此而设计的环境政策与法律体系主要有三种类型：“直接控制型”、“间接调控型”和“自我调控型”。所谓“直接控制”，即制定和实施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其主体是“命令和控制”措施，同时这也为经济计划、经济手段、宣传手段等提供法律框架和基本保障。就应用范围来看，该模式主要应用于污染控制，在自然资源管理中也有一定的应用。其突出特点在于其严格性、强制性，即污染环境者或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否则会受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制裁。“直接控制”是各国普遍采用的环境资源管理模式，美国则是该模式的典型，其“命令和控制”手段可以概括为四个环节：确定法规标准颁发许可证监督实施对违法者进行制裁。

所谓“间接调控”，即采用经济手段，其实质在于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原则”，通过市场机制，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从而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促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更加有利于环境资源的生产、经营和消费方式，同时也可以筹集一笔资金，由政府根据需要加以支配，以支持清洁工艺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以及区域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污染源治理、污染防治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某些特殊类型的环境受害者的救济等，改变过去无偿或低价使用环境资源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作法，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

从理论上看，可持续发展的“间接调控”经济手段主要有征收环境费制度、环境税收制度、财政信贷刺激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标志制度、押金制度、执行鼓励金制度以及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其中每一种手段、制度的设计功能通常为筹资、经济刺激或二者同时兼有。

最后一种模式为“自我调控”，即通过宣传、教育、合作与交流等，鼓励公众、非政府组织、工业企业改变其环境行为。一般说来，某一国的直接管制越严厉，经济技术水平越高，人们的环境意识越强，该模式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2完善我国环境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背景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防治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在环境保护中确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开发，谁养护，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形成了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等八项制度为基本内容的环境管理体系。上述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管理体系，侧重于污染物产生后的达标排放，总体上属于“末端”治理措施。至于“预防为主”原则，虽然早在70年代就已提出，但由于行政管制的力度不够，又缺乏有效的经济刺激制度，因而并未得到充分落实。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强化“直接控制”的同时，完善经济手段以保护环境资源的呼声很高。中国政府在《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指出［1］：“各级政府应当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指出［2］：“为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已有的立法进行调整，引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的法律调整手段”，“通过调整各种经济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运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见，利用经济手段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已被摆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3完善我国环境经济法律制度的途径

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收费是世界多数国家通行作法，我国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也已确立了资源补偿费制度。例如，《矿产资源法》（1986）明确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实现有偿开采。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水法》（1988）规定：“对城市中直接从地下取水的单位，征收水资源费；其他直接从地下或江河、湖泊取水的，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水资源费”。这些措施对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功能逐步加强，但缺陷也日趋明显。一方面，收取资源补偿费的范围（包括自然资源的范围和开发利用者的范围）狭小，许多国有自然资源仍处于任意、无偿使用状态；收取的费用远远低于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往往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反映出其稀缺性。这就使得许多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促使生态环境的破坏、退化并加剧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现实中苦乐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由于管理上的缺陷，能收到资源补偿费的大多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如矿山、冶金企业等，而浪费严重的乡镇、村办和私营企业等小型企业，由于量多面广，往往鞭长莫及，难以收取资源补偿费。这不仅违背了保护自然资源的初衷，而且造成了市场条件下的不平等竞争。

针对上述情形，一方面，应当扩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使其能够反映出资源稀缺性和实际价值；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对自然资源补偿费征收工作的管理，特别是严格审批手续，强化征收环节，保证把应收的资金收上来。同时，应当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对国家保护的行业或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成绩突出的企业实行减免收费、税收优惠或奖励，做到既不损害本来就相对薄弱的原材料产业，又能从总体上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减轻环境资源的压力。

在利用环境纳污（自净）能力资源方面，我国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制定了征收排污费制度，这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具体表现。在现行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中，除了《水污染防治法》对水污染物实行排污收费、超标排污征收超标准排污费外，总的说来实行的是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即只是对超过浓度标准排放污染物者征收排污费。虽然该制度对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促进排污者加强经营管理、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等发挥了一定作用，并筹集了一部分污染防治资金，但总体上看经济刺激功能极其微弱。首先，收费标准偏低，企业所交的超标准排污费只相当于污染治理费用的10％～15％［3］，更远远低于污染物的正常处理费用，客观上鼓励企业宁愿交纳排污费也不积极治理污染，形成“谁污染、谁受益”的格局；其次，实行单因子收费，即同一排污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污染物时，按收费最高的一种污染物计算收费数额，不利于促使排污者削减污染物，也不利于其公平竞争；再者，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资源分配、无偿使用为主要特征的产品经济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排污者只要不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就可以无偿使用环境纳污（自净）能力资源，许多排污浓度小但排污量很大、污染严重的企业也可不交排污费，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成为社会关系的纽带，提高环境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保持社会公平要求摈弃“环境资源无价值”的传统观念而遵循有价、有偿使用的原则，要求提高收费标准和实行多因子累计收费。否则，经营者仍会逃避防止、减少和治理污染的责任，这既造成环境资源的浪费和污染，又使污染治理投入多、排污少的经营者与污染治理投入少、排污多的经营者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态。

随着经济的大规模迅速发展，环境污染的压力越来越大，仅污染源排出的未超标部分的污染物就侵占了大部分的区域环境容量甚至已经超过了该区域的环境容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只对超标排污者征收排污费显然已无法保证和改善环境质量，远远不能满足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以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取代目前的“浓度控制”是必然的趋势，但考虑到实际需要和条件的限制，污染物的“浓度控制”与有条件的“总量控制”（所谓有条件的“总量控制”，是指针对某些特殊区域、某些特定种类的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将在较长时间内共存，最后逐步过渡到“总量控制”。

“总量控制”下应当实行排污即收费、超标排污属于违法并加重收费的制度。而在实行“浓度控制”的条件下，变现有的超标排污收费制度为达标排污即收费、超标排污加倍收费并予以处罚的制度也同样是必要的、可行的。首先，其必要性在于消除不同法规间的不协调。根据《标准化法》的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对违反者要处以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而现行《环境法》只要求超标排污者交纳排污费，即并不认为超标排污系违法行为。这就直接违反了《标准化法》的规定，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协调。此外，现行《环境法》规定，对投入生产或使用时未达到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包括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可以依法处罚。这就出现了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使用时超标排污视为违法并予以处罚，而投产后超标排污仅征收超标准排污费、不算违法也不受处罚的自相矛盾的境况。其次，其可行性，可以从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得出结论。现行《标准化法》、《药品管理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等法律分别规定对违反“强制性标准”、“药品标准”、“保障人体健康和人体安全标准”、“卫生标准”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处罚，即都实行超标违法原则。如果在《环境法》中实行超标违法并予以处罚的制度，同样也不会超过一般企业的承受能力，不会出现处罚面过大、执法困难的局面。这是因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浓度）标准是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的，其中针对重点污染源或产品设备的专项标准是根据国家一般的污染治理水平即最佳实用技术（bpt）而定的。

当然，在污染物“浓度控制”与有条件的“总量控制”并存的情形下，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区域环境的具体特点，实行排污收费、超标排污违法并加倍收费制度应当遵循灵活处理、区别对待、逐步到位的原则。一般地，凡实行“总量控制”的区域和污染物，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的污染源应当立即实行该制度，而对现有的污染源则要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企业自身的经济技术条件等规定一定的宽限期。凡实行“浓度控制”的区域和污染物，应侧重于实行超标排污加重收费，并可责令其限期治理，其中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的污染源应立即实行超标排污加重收费，而现有污染源则应逐步地、定期地提高收费标准。此外还应合理调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各污染源的排污量指标，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

环境税对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有着显著的刺激（鼓励或抑制）效果。受传统产品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还比较薄弱。目前对煤、石油、天然气、盐等征收的资源税收及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主要目的是调整企业间的级差收入、促进公平竞争，对促进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改善的意义不明显；在奖励综合利用以及节约能源方面，环境立法采用了一些税收调节手段，如规定综合利用产品在投产5年内免交所得税和调节税，综合利用的技术引进项目和进口设备、配件可以视为技术改造项目而享受减免税优惠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税在保护环境资源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不断增强。但是，我们应当汲取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针对我国的主要环境问题，通过立法促进环境税的分期分批实施。除现有的一些环境税收规定外，目前首先应当对含硫燃料征收硫税，对严重危害环境的产品如含cfc[，s]的产品征收“污染产品税”。这不仅有利于环境资源的合理、持续利用和改善，有利于履行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国际条约和公约，也可以作为环境基金的一个来源。此外，为了鼓励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对采用清洁工艺技术以及安装“末端”处理设施的企业、环境保护工程项目、生态恢复工程项目等应当提供减免税、加速折旧等优惠；对严重浪费自然资源的行为应当征税，如征收土地闲置税等。

在财政刺激方面，除了取消或减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不相符的各种政策性补贴外，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环保机关对企业等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控能力，应当建立和完善分级管理的环境保护基金。该基金应由中央和地方的环保投资、环境费、环境税、环境贷款、外国和国际组织的环保赠款等组成，由环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安排使用。中央基金主要用于清洁工艺技术、设备以及“末端”治理技术、设备等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或以赠款、贴息贷款等形式向有关企业、单位提供经济支持和刺激，也可用于帮助地方修建或改进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等。地方基金除用于修建、改进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进行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外，还可用于帮助清洁工艺技术、设备以及“末端”治理技术、设备等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帮助治理重点污染源，用于救济某些由环境污染或破坏遭到损害的受害人等。

相对于“命令和控制”措施，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灵活的污染控制手段。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及市场条件选择自行削减排污量或到市场上购买排污指标，从而为企业实施费用最小的排污“达标”方案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不仅可以实现政府既定的环境目标，而且也可以节省污染控制的总费用。我国在16个城市开展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试点的同时，也在6个城市进行了“大气排污交易政策”的试点。结果表明，该政策为空气质量非达标区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加快了实现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目标的步伐，同时促进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和工业的合理布局，并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费用趋于最小［4］。因此，在“总量控制”下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也应得到立法的充分确认，特别是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控制方面，对适用范围、交易规则、监督管理、违法责任等内容均应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为了推动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以及企业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的落实，许多地区的环保部门在实践中探索实行保证金（也有的称为抵押金或执行债券）制度。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各地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文件或地方相应规定执行保护金制度，其实施依据、收取保证金的时间、标准以及财务管理制度、监督机制等大都各不相同或极不完备。尽管这项制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提高了“三同时”制度的执行率，加强了建设项目后期的环境管理，增强了企事业单位领导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了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使环境保护部门在“三同时”和企业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方面变被动为主动等。因此，环境立法应当肯定和完善针对“三同时”制度、企业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以及啤酒瓶、饮料瓶等而采取的保证金制度。

环境标志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环境管理的一项有力措施，已为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实。从1993年3月起，我国也开始了环境标志认证工作，环境标志制度作为一项引导性政策，目前我国实行的是自愿申请原则，随着推行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政策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我国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制度要与国际通用标准相衔接，其由非强制性的引导性政策上升为稳定、普遍的强制性法律制度。因此，建立完善的环境标志制度应是我国环境经济立法的发展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国家环保局。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国环境年鉴（1993），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4。

［2］国家计委等。中国21世纪议程。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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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侵权理论 侵权责任法 环境侵权

一、传统侵权责任理论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的困境

传统的侵权责任结构理论有五个构成要件：一是有加害行为；二是该行为具有违法性；三是行为人须有故意或过失；四是须有损害结果发生；五是该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须有因果关系。按照这五个构成要件，加害人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较为苛刻；被害人需承担其所主张事实的举证责任。因此，在频发的环境侵权赔偿案例中，上述理论在司法实践的运用中面临至少以下诸多困难。

（一）环境污染损害具有渐进性和潜伏性

环境污染常由多种因素的复合累积后形成，短期内难以确定损害结果及其程度。从地域上看，受损害的范围有时也难以短期内确定，可能是在几个村庄、县市，也可能跨越几个省区、甚至国家。

（二）环境污染的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差别

对于环境污染损害来说，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地位和能力都有很大差别。加害人凭借其信息优势和雄厚资力，及对与污染物相关知识的了解，往往有动机和能力对损害指控加以粉饰和反驳，对于被害人和调查人员的调查也以种种借口加以阻碍。而受害人则多为经济实力和风险抵抗能力不强的普通社会成员，他们普遍缺少调查研究环境侵害的相关知识及费用①。在普遍调查率不高、污染鉴定机关设备和技术不健全的情况下，不易在第一时间收集到侵权者侵害的证据。

（三）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往往极为困难

按侵权行为之债，损害结果发生与侵权行为之间需有确定的因果关系才能成立，即行为人的行为，以当前人类的认识水平和经验判断，必然确定会发生这一结果。但是该因果关系判断及于环境侵权领域，受人类科学知识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仍具有多种可能，不免造成歧意。因此，以传统侵权理论中相当肯定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难以厘清前述复杂的污染行为与侵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如果限于传统侵权行为理论，要求被害人就前述问题举证，势必造成被害人求偿无门。

（四）环境污染损害的形式多种多样，因果关系短期难以查明

环境污染常是多个污染源分别排放的污染物质互相结合，通过化学反应后所产生的效果。由于污染物质和化学反应过程的多样性，最终形成的结果也是多样性的。按对损害人所负的责任范围及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相抵效应、等加效应、累进效应、互补效应、竞合效应。此外，也有可能出现一因多果和多因一果等复杂现象，对明确鉴定或分辨出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增加了难度。

二、《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责任的规定

（一）环境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和责任竞合

关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则，主要由《民法通则》关于民事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侵权责任法》的基本规定和《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单项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环保部门有关法律解释构成。他们相互补充，共同形成了包括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体性规范、程序性规范在内的完整的规则体系。对环境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条，污染者因同一行为应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其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因同一行为应同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罚款、刑事罚金，污染者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的，优先承担赔偿责任。

（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定条件

如前所述，要承担民事责任，按照传统侵权责任理论需要具备侵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违法性以及主观过错等5个要件。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纠纷的特殊性，各国法律大多采用特殊的责任规则。《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也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只要因环境污染造成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见，承担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排污者的排污行为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二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受到损害；三是环境污染危害与他人受到的损害互为因果。简言之，排污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就是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3个法定条件。

（三）关于环境侵权责任的主观问题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和原国家环保局《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就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法定条件做出解释，排污单位有无过错，完全不在环境法律关于排污单位应否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3个法定条件之内。换言之，根据环境法律的规定，不论排污单位有无过错，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特别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据此判断，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排污单位，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责任。再者，《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变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取消了“因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这一限定，无论有无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只要因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污染者都应承担侵权责任，这样就更近一步，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无过错归责原则。

（四）环境侵权责任的举证责任承担

在一般赔偿诉讼中，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即谁提出索赔主张，谁负责举证。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实行特殊的举证规则，即主要由排污单位负责举证。对此，《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关于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负有举证责任的排污单位，如果不能证明免责事由或者排除因果关系，就应承担赔偿等侵权责任。

（五）环境侵权责任殊侵权情况的处理原则

首先，对于不可抗力的情形，《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二条特别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可见，即使发生地震等极端自然灾害，排污单位也必须“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以避免造成污染损害，否则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其次，如果环境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减轻排污方的赔偿责任。第三人的准连带责任，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在同时请求赔偿的情况下，首先应由第三者赔偿，赔偿不足时再由污染者补足，污染者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第三者追偿。

三、完善环境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环境侵权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首先，在赔偿基础上，惩罚性赔偿是以补偿性赔偿的存在为前提；其次，从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说，惩罚性赔偿责任主要不以有实际损害为条件，而是要特别考虑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主观动机、财产状况等多种因素，只有加害人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恶，且主观上有恶意或者重大过失，才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再次，从赔偿范围来看，惩罚性赔偿并不以实际的损害为限，其数额有时会高于甚至大大高于补偿性损害的赔偿。

近年来，惩罚性损害赔偿开始成为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学中的一项新课题，环境民事惩罚性赔偿也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依据现行的环境责任赔偿理论，不仅对环境民事侵权受害者的救济严重不足，也使加害者通过理性的利益衡量，对侵权采取放任态度。因此，对于主观上具有恶意的环境民事侵权案件，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②。环境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是对传统民事责任的一种必要补充和完善，它有利于调动排污单位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来预防损害的发生，也可以大大提高对潜在污染者的威慑力。

（二）完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是指企业以将来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或污染治理责任为保险标的而向保险公司投保的险种。环境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它首先应由保险公司经过仔细勘察设计后制定相关险种，然后由企业提出并同保险公司签订污染损害保险合同，如果发生污染事故，保险公司经确认后认为属于承保范围内的，就会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直接向受害人进行赔付。从本质上说，环境责任保险是生产经营者利用保险工具，运用市场机制来防范和处置环境污染事故，将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风险有效地转移和分散出去。

该项保险机制是环境管理市场化的有益尝试，它一改过去“企业负责排污，政府负责治污”的环保模式，实现了环境污染损害的社会化救济，符合受害人、企业、政府三方的共同利益。另外，环境危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进步、科学发展、技术更新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要按照不同的情势，及时做出符合规律的调适。这也是保险从海上保险发展到财产保险再到人身保险最后到责任保险的内在动因。

（三）将精神损害纳入环境侵权责任的赔偿中

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遭受到难以弥补的精神损害，但获得赔偿的却很少，这有悖于“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法律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来看，其适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目前还没有扩及环境侵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

目前在理论上，民法学者一般不将环境侵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列入赔偿范围之中。有环境法学者则认为，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应该包括精神损害③。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因被告的污染或破坏行为，往往会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环境侵权案件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受害者所要承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漫长的，甚至伴随终身。对于这样的精神损害应该予以法律救济，通过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环境民事损害赔偿范围中加入相当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那部分内容，可以使受害人因环境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救济。特别是对因加害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资源破坏而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案件，可以更加有力地惩罚和遏制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

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是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作为环境侵权法的一种基本救济手段，对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维护自然人的人身权利和精神利益，抚慰受害人的肉体、精神痛苦，制裁和抑制环境侵权行为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环境侵权法在维护公民环境人格权方面的功能越来越重要。完善和发展环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切实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所必需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与私权利相反，环境公益诉讼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要么是涉及不特定多数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公益，要么是纯社会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目前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对导致国家环境公益、社会环境公益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侵害缺乏相关规定，致使这些公共利益得不到救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是公民环境意识觉醒和司法进步的表现。作为一种环境司法手段，它可以有力地支持和弥补环境行政执法手段之不足，有效地制止环境侵害行为，从而极大地促进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④。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该项制度，“无救济即无权利”，这一理论要求对所有的合法权利都应当提供充分和合理的救济途径。应在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诉讼法中分别增加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环境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其次，要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只要具有“事实上的损害”，不论被损害的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就可以认定原告具有资格⑤。具体包括公民、环保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尤其是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的优势，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与行政机关及污染企业相抗衡。

参考文献：

①傅剑清．《论环境侵害救济的立法困境及其突破》[J]．《法律适用》，2010（2、3）

②高利红，余耀军．《环境民事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之探究》[J]．《法学》，2003（3）

③邓建志，陈凌．《环境侵权及其民事赔偿范围研究》[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2（6）

④周珂．《环境法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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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公众参与

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最早是在1964年加拿大召开的一次国际环境质量评价的学术会议上提出来的。环境影响评价成为各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是环境法科技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当代决策方法的重大发展，是综合决策的根据和前提。

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条规定，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尽管目前学术上对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有多种阐述，但总的意思是一致的，即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环境有影响的人类活动进行预先评估，或者对拟议中的人类活动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进行分析，即对于拟议中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1。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共分总则、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责任、附则共五章38条，该部法律吸取了美、日等国在环境影响评价立法方面具有典范性的诸家之长，兼以结合本土的实际状况，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有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适用范围。在本法施行以前，按照我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主要是针对建设项目的。但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仅对具体的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还不能满足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环境影响评价法》则以法律的形式，将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从建设项目扩大到有关的规划，确立了对有关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定制度。

第二，有关评价公正性及决策科学性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法》第4条规定了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客观、公开、公正、综合性原则。《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9条第3款规定:“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不得与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审批部门存在任何利益关系。“第20条第2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建设单位指定对其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机构。”以上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评价主体的独立性、公正性，不依附于行政机关的权力，不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左右，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服务。另外，《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参加前款规定的审查小组的专家，应当从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立的专家库内的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以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

第三，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法》针对规划和建设项目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规划实施后，编制机关应当及时组织环境影响的跟踪评价，在跟踪评价中如发现不良环境影响的，应当提出改进措施(第15条)；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境影响的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也可以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环境影响的后评价(第27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跟踪检查，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应当查清原因，明确责任(第28条)，使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更加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更加有效。

第四，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法律责任。该法第19条第1款明确规定:“接受委托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对其做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负责。”又在第四章法律责任中进一步规定了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弄虚作假，致使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失实所应负的法律责任。

第五，有关公众参与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法》作为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活动的专门法律，借鉴了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总结了实践中的可行做法，把公众参与作为环境影响评价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规定。首先在总则部分原则性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又在第二章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第11条)和第三章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中(第21条)具体规定了公众参与的方式(论证会、听证会或其他形式)、时间(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和效力(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当认真考虑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应当附具对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使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程序有法可依2。

以下将从理论上对我国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行探讨，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相应建议。

第一，评价的范围狭窄，应进一步扩大我国现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行业、部门为了自身的发展，都要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导本部门、本地区的工作，而这些方针、政策无疑会给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由于环境相对各部门的硬性指标来说通常是个软指标，对其造成的危害往往有一段较长的潜伏期，加上决策者往往缺乏必要的环保知识，因此政策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就易为人们所忽视，常常是环境污染与破坏的损失造成了经济活动的“外部不经济性”,并构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向硬性约束乃至威胁，也即由软指标转为硬指标时才来纠偏，给环境造成了不应有的污染和破坏3。

面对上述缺陷，我们应该在立法上扩大环评范围，实行普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把对环境有影响的法律法规、决策、规划都纳入环评的范围。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与投资方向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政府部门宏观指导影响，开展对国家的政策、法规、计划、规划等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是十分必要的4。

第二，评价主体单一且程序设计不合理，应进一步完善。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九条规定:“接受委托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土管部门考核审查合格后，颁发资质证书，按照资质证书规定的等级和评价范围，从事环境影响评价服务，并对评价结论负责。”也就是说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是由取得相应资格的评价单位承担。这种单一的环评主体机制不利于复杂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开展；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设计不合理又导致实践中因利益驱动常常使环评单位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摆脱不了建设单位的影响和制约，使环评结果不客观、不科学，甚至不真实5。此外，目前法律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仅仅规定由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环境影响报告的审批，因而缺乏有关审查、审批，特别是独立的专家审查的严格程序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法》只对审批机关和权限作了明确规定，但对审批机构的组建、审批标准的确定等都没有规定。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如下建议：要改变单一环评主体的立法，建立与多种类型环评对象相适应的多级评价主体，要注重环境影响评价程序设计的合理性，设立环境影响评价中介机构，负责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进行招标工作，使环评单位摆脱建设单位的影响和制约，确保环评结果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实性。最后，健全法律责任制度，明确建设者、评价者和审批者三方主体相应的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维护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法律权威。明确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组织和标准，使环保部门行使审批权时具有科学的操作性。

第三，评价具有局限性，缺乏对替代方案的规定。

由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往往只考虑所评价项目在建设、运营期的直接的环境影响，而较少考虑到项目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该区域的环境承载力以及与该区域内其他项目的综合影响、累积影响等6。因此无法解决开发建设活动中产生的间接影响、一次影响、累积效应等。事实上，同一区域内污染源对环境的综合影响力不等同于各个污染源简单的加和结果。因此针对单一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不可避免的存在其局限性。

另一方面,大多数情况下,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时建设项目往往决策己定,目前多数建设项目只有一个选址、一个设计方案,故难以从决策、选址、产品制造、污染物排放等过程全面考虑和制定替代方案和预防措施。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缺乏对替代方案的规定，国际趋势及国外的经验表明，环境影响评价的核心是替代方案的分析。每一个重大甚至是很小的发展项目都会带来不良的环境影响，环境影响评价所寻求的不是那些没有环境影响的发展项目，而是旨在找出任何情况下在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都是最佳的项目选择方案7。这就意味着所有可能的项目替代方案必须在对一个具体项目或项目方案做出承诺之前，对它的费用和效益进行审议，包括“无行动”方案和不同的选址、技术、工艺和原材料均须予以考虑8。而我国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未考虑替代方案。

第四，法律责任不健全，应进一步明确各方责任。

在环境影响评价活动中，存在建设者、评价者和审批者三方主体，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成效取决于三方严格依法进行报批、评价和审批工作。我国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这三方的法律责任未作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使得这三方不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或职责时，没有人承担责任，造成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而没有人承担责任的状况，极大的影响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效10。因此，相关法律应当对三方责任做出明确规定。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建立健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发展过程，必须坚持正确的改革和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包存宽，尚金城，陆雍森.战略环境评价中的替代方案及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北京.环境科学动态.2001：1

2陆雍森.环境评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3林逢春，陆雍森.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体系评估研究.环境科学研究.1999

4王曦.美国环境法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5赵国青.外国环境法选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2-23

6吕殿录，栗天.环境监理指南.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83-85

7尚金城，包存宽.战略环境评价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6-34

8钱易,唐孝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北京.高等教育出社.2000: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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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资源监督管理；环境保护；不足；完善

一、环境资源监督管理的内涵及我国环境资源监管的体制分析

环境资源监督管理也称环境资源管理，其重点是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它既是环境资源法律借以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境资源法律实施的重要保障。[1]其基本内容包括组织制订环境保护规划，对各行各业的环境保护工作及其政策和立法进行协调，对各部门、各单位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的活动进行检查、督促和指导。环境监督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奖励和惩罚。对环境保护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违反环境保护法，造成环境污染破坏者给予惩罚。我国的环境监督管理制度主要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排污申报登记与排污许可证制度和限期治理污染制度等组成。另外还有环境标准制度、环境监测制度、奖励综合利用制度等[2]。

我国在环境保护管理方面实行的是统一监督管理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即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其他分工负责的部门，如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开展科学研究，并主管防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和海洋倾废污染损害的环保工作。另外，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市政管理部门以及工商行政部门等部门，也分别承担一定的环境监督管理职责。

二、我国环境监督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足

我国的环境监督管理体制采取的是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模式，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管理体制体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和缺陷。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3]

首先，在中央和地方都没有一部专门的环境监督管理机构设置的法规和规章。这直接导致环境管理权力配置被职能、地域和级别搞得“碎片化”，缺乏体系性、科学性，产生了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变动大、重复设置现象普遍、管理部门职权分工不合理等问题，大大影响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展开。

二是各层次、不同立法规定之间缺乏协调性。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不同层次的立法之间相互衔接、协调和配合才形成完善的环境管理体制立法。但目前的相关立法却出现法律的规定特别具体，规章的规定反而较抽象的问题。

三是单行立法规定缺乏具体性。作为环境管理主要法律依据的各单行法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在规定管理体制时往往都过于抽象和模糊就导致各部门之间权责不明，出现推诿扯皮等现象。

三、关于我国环境监督管理体制完善的构想

（一）制定综合性的环境管理体制立法

为了完善环境管理体制的立法，应当制定一部综合性的环境管理体制立法，确立环境管理部门的地位、机构组成、各部门承担的管理职能以及各部门间相互协调、配合和监督的程序等。

（二）专业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治道变革

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是公众参与原则的具体落实。环境质量关系到所有人的生活和健康。保护环境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和愿望。因此，它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人人有责任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作出贡献。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世界各国都普遍重视。所以有学者早就建议，我国可以根据条件在城市街道、工业区等地设立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那样的群众性环境保护委员会，来参与当地的环境管理，监督法律执行和污染违法者[4]。

（三）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一体化决策机制的形成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一体化”是指把环境保护的一些必须的要素归入发展与环境保护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与要素（当中）。与该概念相类似的称呼还有环境与发展一体化、环境考虑与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等[5]。从监督管理体制的角度考察，它实际上体现的也是政府机构在有关环境事务上的职能的协调，只不过这种协调从原来的“执法”阶段提前到了“决策”阶段。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一体化政策在日本和韩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落实。

（四）明确规定并梳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环境保护本身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污染防治与资源保护。作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保护部应统一监督管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不能只管一个方面。

梳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与其他分管部门的关系。要修改现行法律，明文规定对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统一的监督管理的是环境保护部，它与其他分管部门不是平等关系；梳理中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与地方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关系。改变目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分支机构的模式，要根据其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分支机构作为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且中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与地方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之间为垂直领导关系。

针对目前环境管理体制立法体系存在的立法顶层设计缺位、各层次不同立法规定之间缺乏协调性、单行立法规定缺乏具体性等问题，应从形成环境管理体制立法体系以及修改《环境保护法》和各单行立法完善环境监督管理体制立法体系。

参考文献：

[1]蔡守秋《新编环境资源法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9页

[2]吕忠梅《环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39，140页

[3]李爱年，陈颖《我国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制的现状及完善对策》，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4]陈慈阳著：《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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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税；路径依赖；制度选择

中图分类号：D92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9-0116-05

以税收手段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破解社会发展困境的重要举措。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运用环境税这一激励机制实现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时代性主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具有的“路径依赖”特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实现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因此，对环境税法律制度进行新的制度选择是中国当前税制改革的重大课题，更是破解我国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困境的关键举措。

一、中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的路径依赖

依照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某种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结果在痛苦的深渊中越陷越深，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想脱身而出就变得十分困难，除非依靠政府或其他强大的外力推动。一般来说，制度的路径依赖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如果循着良性方向发展，就可以形成路径依赖正效应：反之，朝着非绩效方向发展，最终“闭锁”在某种无效率状态，就可能形成路径依赖的负效应，制度的路径依赖既指制度的一种存在状态，也指制度演化路径的过程。中国环境税法律制度在其演进历程中也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性。总的来讲，中国环境税法律制度衍生的初期阶段出现了路径正效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制度已经很难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出现了路径依赖负效应。

(一)环境税法律制度的路径依赖正效应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制定的初具环保意识的一系列税收法律制度在制定初期具有路径依赖正效应。税收作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强制手段在我国改革开发的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这些初具环保意识的税收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财力支持”的价值追求。此外，这些税收法律制度在引领经济主体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为中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尤其是1994年消费税的开征与资源税的修订增强了传统税制的“绿化”程度，其与实践中大量采用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各种税收优惠措施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税法律制度。至此，中国的税收法律制度不仅将增加财政收入、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其价值取向，而且逐渐将“实现环境利益和负担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负担”作为其中很小一部分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度理念。1994年伊始的中国税收法律制度开始关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类矛盾，逐渐显示其路径依赖的正效应。“评价一种历史制度安排是否合理，不能主观地以现在认识为标准，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看它在具体的条件下是否解决了社会主要矛盾，如果它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合理可行的，就显示了其路径依赖的正效应。”实践表明，中国税法律制度在为经济社会筹措资金以及逐渐将环境因素纳入某些税收法律制度改革与设计中呈现出路径依赖正效应。

(二)环境税法律制度的路径依赖负效应

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和谐昭示中国现有的环境税法律制度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负效应。中国的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土地使用税等一系列法律制度并没有破解中国严峻的环境污染与自然资源过度利用困境，但中国在整体发展趋势上依然坚守这种低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内在局限性导致路径闭锁，产生了路径依赖的负效应。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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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法;生态经济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recycleeconomy)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在少数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实施循环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环经济的提出启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资源与环境的国际经济研究,拓宽了20世纪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把循环经济与生态系统联系起来｡

基于上述“循环经济”的主要概念,循环经济的内涵主要包括:第一,要着眼于生态效率｡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充分发挥物质的可循环利用性,这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循环经济的前提和本质是清洁生产,这一论点的理论基础是生态效率;第二,优化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优化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要求产业发展的集群化和生态化｡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核心的资源与核心的产业,成为生态工业产业链中的主导链,以此为基础将其他类别的产业相连接,组成生态工业网络系统｡

二、循环经济制度的国外立法概况

通过立法促进废弃物的回收和综合利用,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循环经济制度,是发达工业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也是此项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快速工业化的道路中,加倍地体验了环境破坏和污染的苦果｡在20世纪90年代,集中制定了废弃物处理､再生资源利用､包装容器和家庭电器循环利用､化学物质管理等一系列法律､法规｡2001年4月,日本开始实行八项循环经济法律,其中《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作为母法,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根据相关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原则,通过促进物质的循环,减轻环境负荷,谋求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循环经济法律｡

美国1965年于第一次将废弃物综合利用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在1986年颁布了《资源保护回收法》,其中包括了循环利用的内容,是目前世界上比较详细､完整的一部法律,在美国的固体废弃物管理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美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规,但现在已有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环法规｡

德国1986年颁布了《废弃物限制及废弃物处理法》,发展方向从“怎样处理废弃物”的观点提高到了“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1991年通过了《包装条例》要求将各类包装物的回收规定为国民义务｡1996年提出了新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把废弃物处理提高到发展循环经济的高度,并建立系统配套的法规体系｡

另外,1992年,韩国开始实施“废弃物预付金制度”,即生产单位依据其产品出库数量,按比例向政府预付一定数量的资金,根据其最终废弃资源的情况,再返回部分预付资金｡2002年,韩国将“废弃物预付金制度”改为“废弃物再利用责任制”,即从限制废弃改为再利用｡

此外,在北欧､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加坡等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多部单项的资源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

三、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创建

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导下,2000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公布,启动了我国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步伐,这是建立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一个良好开端｡在《环境保护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中也有此方面的规定｡另外,我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法规､规章,主要有:《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完善现有综合利用政策几点补充规定的通知》､《关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与新建和扩建工程实行“三同时”的若干规定》､《1989-2000年全国资源综合利用发展纲要》､《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冶金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细则》､《化学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细则》､《能源部粉煤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现行的这些政策､法律､法规为规范我国循环经济的建设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是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因此,该方面的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重点应做好以下几面的工作:

(一)将发展循环经济､走生态经济道路的内容写入国家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一个部门法都必须在宪法的指导下制定｡将在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循环经济制度写入宪法,是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最重要的环节｡经济发展同资源与环境保护是密切关联的,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环境､资源､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和其他环境立法与政策中得以体现｡

(二)制定专门的《循环经济法》和相关法律

首先,开展“循环经济”的立法调研工作,在条件成熟时,由国务院所属的相关部门同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先出台促进循环经济立法的相关管理条例,进而从制定《循环经济法》开始,明确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宗旨､基本原则｡尔后可通过制定一个相关法律群落来连接循环经济法的链条作为过渡,最后逐步建立与完善符合国情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对环境污染行为征税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之策｡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针对污染环境行为或产品课税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依赖于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加紧制定《环境污染税法》,更好地运用税收杠杆来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三)调整､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把发展循环经济与其他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结合起来,如《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意见》等｡确立循环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政府､企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中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给予比较具体的优惠政策和推动措施｡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等单行法律､法规,缺乏可持续发展相关内容下的原则性指导与具体规定,呈现浓厚的污染防治色彩,应予以调整和修订｡另外,加紧制定推动循环经济实施的相关经济政策,特别是循环经济的引导性政策,使政策和法律､法规相配套｡

鉴于我国的国情以及现有法律体系结构和环境立法传统,照搬､照抄国外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是不可行的,只能根据我国循环经济的立法现状,在有关层次上结合国情,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创建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使我国的经济走生态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健,阎淑萍,苑清敏.论循环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J].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3).

[2]毛寿龙.迈向绿色的市场经济——对经济体制与环境保护的初步分析[C]//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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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田律；秦代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2-093-01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而，不少优秀的思想都在这一时期产生。秦代沿袭了先秦时期关于利用白然资源和朴素的生态学思想，秦朝的《田律》《厩苑律》《仓律》《工律》《金布律》中都有一系列的关于按照季节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森林、土地、水流、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规定。但是秦朝对自然环境保护的力度反而有所退步。这主要是由于战国中后期商鞅变法的实行，在秦国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新的环保法制，更多的是侧重农业生产的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相对较弱。

商鞅变法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对整个秦国土地资源进行“规划有序”的开发，在其规划范围内建立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商子》的记载涉及大规模开垦宜农荒地、对全国生态环境资源实施统一规划与合理利用。但这些措施也会导致相应的危害后果。例如，因商鞅变法引起的人口的快速增加，放开土地买卖禁令导致土地兼并，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也有重要的负而影响。

秦代对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开发和保护，可以从《田律》的有关规定中得到印证。从比较史的角度讲，中国人公元前3世纪诞生的云梦秦简《田律》应当是世界上第一部自然保护法典。①

《田律》是我国最早的环境保护法条文，其内容涉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农业、手工业、商业、环境保护等领域，其条文包括了对涉及生产生活的所有生物资源的保护：“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卵，毋…毒鱼鳖，置阱罔（网），到七月而纵之。”②

从这段法律条文来看，其涉及的保护对象非常广泛，如飞禽走兽和水生动物，各类植物幼株，以及对农业至关重要的河流水道等等，而且规定了白然保护的时限，长达近半年之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代注重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注重时令、有一定的“时禁”思想，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以时禁发”的生态环保思想，也是对伦理的维护。

而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竹简《二年律令・田律》也有类似的规定：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陧水泉，燔草为灰，取产卵觳；毋杀其孕重者，毋毒鱼。③此律文是关于生态保护的法令，条文中规定了所有吏员、庶民、刑徒、奴隶，不得在春夏雨季砍伐山林、堵塞水泉，烧草为灰，不得取幼兽幼鸟，不得取卵，不得杀害有孕的动物，不得毒鱼。

从云梦秦简中我们还可看出，秦时还划出禁苑，禁止人们入苑捕猎、打扰禽兽。《田律》中规定：“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摩时毋敢将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④这一条文规定为了切实保护苑内禽兽，秦时还专门设置了禁苑管理机构、人员和制度。可见，秦代禁苑管理的法律是非常严酷的。对禁苑的严格管理，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的经济利益，同时客观上形成了野生动物的庇护地，有利于动物资源的保护，有利于狩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吕氏春秋・上农》记载有“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粪；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于时也。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谬缉网，置罩不敢出于门，是苦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时也”⑥通过制定相应的乡野禁令，对妨碍农时的一些行为进行干预，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吕不韦仍然主张“重农抑工商”，提出了“制四时之禁”的主张。结合《田律》的内容来看，“制四时之禁”的主张则是对当时秦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反映。《吕氏春秋》当中的相关内容可以从从侧而证明秦代已经存在相应的环境保护律令，但是多是对先秦生态环境保护的沿袭。这体现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当中详尽阐述“月令”的相关内容，却足以说明当时秦国的法律体系当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远不如“月令”完备，否则他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对《吕氏春秋》中的环保思想进行传承，可以为现实的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仍有许多学习借鉴意义。

通过对《商子>《吕氏春秋》《睡虎地秦简》三部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秦代是已经建立了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法制，并且对全国生态环境资源实施统一规划与合理利用。但是，商鞍在秦国重建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西周时期相比较必然处于较为简略的状态，并且随着土地开放令的实行与人口的增加，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被极度弱化，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则被完全取消。因此，对秦代的环境保护应加以分析，即环境保护法律是对庶民百姓的，不是对统治者的。这也使得秦代的环境保护律令很难得到有效的贯彻。

注释：

①杨巨中世界上最早的自然保护法典――云梦秦简《田律》刍议[J]人文杂志，2000（5）.

②④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