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体制改革范文
时间：2024-01-30 17:58:2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体制改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财政竞争；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建议
引言
省管县财政体制下的政府财政竞争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既具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具有不容易避免的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恶性的政府财政竞争会阻碍县级地方经济的正常发展，同时还会造成政府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此外，由于恶性财政竞争以及公共资源的大量浪费，势必会引发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终反作用于省管县财政体制，推动其进行改革；而良性的财政竞争能够有效地推动县级地方经济的发展，保持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有利于实现现阶段对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目的。正是因为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改革在财政竞争领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从而反作用于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步伐，所以基于财政竞争的视角，科学规范政府财政竞争，合理引导与治理是进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1.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于政府财政竞争的影响
基于财政竞争的视角对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进行积极地改革，突出政府在改革中的引导，治理的作用，形成良性的财政竞争，促进县级地方财政的经济发展，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现阶段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深入改革对于政府财政竞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横向政府财政竞争的重心下移
省管县财政体制进行深化的改革后，政府逐渐开始放权，权力下放后使得横向政府财政竞争的重心开始下移。在我国，省级财政竞争一直是以横向政府财政竞争为核心，虽然县级财政竞争与市级财政竞争同时与之并存，但彼此的关系就像是星星和月亮的关系一样，光芒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县级财政竞争与市级财政竞争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后，突出了县级财政竞争与市级财政竞争的地位，使其充分发挥了作用。具体而言，在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下，县级行政区划的地位有所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与市级行政区划平级，共同履行发展区域经济的权利，承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义务。省管县财政体制下，县级地方将获得更多的权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这种情况下，省级政府转变为一省的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履行更多的权力，统筹协调一省的经济更好的，更健康的发展。
1.2 县级财政竞争体现出不同于省级财政竞争的特点
省管县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竞争体现出了与省级财政竞争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县级财政竞争以税收优惠为主。目前我国政府资金短缺，省级政府的财政大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支持地方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再可能，所以只有税收优惠的政策，变相支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县级地方的经济发展；（2）县级税收竞争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省级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不同，税收政策一概而论显然有失公平，差异化的策略明显更加的公平，科学；（3）县级财政竞争的潜在的必要手段为政府财政支出。各县级政府可以适当采取一定的手段进行社会融资，社会招商引资等；（4）县级财政竞争加剧区域间恶性竞争。省管县财政体制下，全国所有的县级地方展开财政竞争，容易形成地方保护主义，暗箱操作等恶性竞争事件。
1.3 纵向的财政竞争程序简化的同时复杂程度增加
省管县财政体制下，纵向的财政竞争程序虽然大大的简化了，但是同时增加了复杂的程度。过去市管县财政体制的财政竞争的程序为：中央与各个省级政府（核心，主导力量），省级与市级政府，市级与县级政府。省管县财政体制的财政竞争程序为：中央与省级，省级与市县。两者财政竞争的地位近似同等重要。虽然程序简化了，但是竞争的主体更多，而且竞争主于同一平台进行竞争，财政竞争更加复杂。
2.财政竞争视角下的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省管县财政体制下，全国近三千个县级地方展开激烈的竞争，各个县级地方具有较大的行政权力，可以充分利用县级地方的各种资源发展经济，发展的空间更加的广阔。但是，在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下，容易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地方结盟主义等恶性竞争事件，有违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初衷，也不利于全面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所以，省级政府要基于公平财政竞争的视角，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引导，治理的积极作用，对市县财政竞争进行科学合理的规范，避免恶性竞争事件的发生。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需要对省管县财政体制进行深化的改革，完善，具体而言，需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2.1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财税管理体制
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下，财政竞争的复杂程度加剧，对我国的财税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是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基础保证。具体而言，首先要不断完善我国的基本税制，尽量减少颁布作用不明显或者意义不大的税收优惠政策，删减已颁布的不合理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是为了避免县市以降低成本展开不公平的资源竞争以及恶性的市场竞争；此外，逐渐确立，明确起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完善省级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如此改革，可以确保县市级政府获取足额的地方财政收入。
2.2 对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机制进行改革
目前，以GDP为核心衡量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暴露出很多的弊病不足，即GDP的高度发达还不足以证明地方经济的高速发达，这是我国有知阶层都已经明白的一个道理。因此，还以GDP为核心来考核官员显然已经不尽科学，合理。对市县官员的考核机制应该更加全面，具体，对市县的经济进行全面的衡量。要将市场经济的健康程度，发展的加速度，县市基础设施建设，居民平均生活水平，县市居民的贫富差距等等都收纳到考核机制中来，确保市县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以及资金的透明支出。
2.3 推动市县在财政竞争中的合作关系建立
现代社会，合作共赢才是正确，科学的发展道路。省管县财政体制下，推动各个市县之间进行公平公正的合作，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的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的和初衷。全国近三千个县级地方进行财政竞争，摩擦，恶性竞争事件不可避免，但是通过省级政府的宏观调控，合理治理，发挥上级政府的积极作用，将不利因素减到最少，为各个市县的合作提供优惠的政策和一定程度的扶持。
结束语：目前我国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是对市管县财政体制的改良。虽然，在省管县财政体制下有很多不积极的影响，诸如地方保护主义等恶性竞争事件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以此而放弃省管县财政体制。在财政竞争的视角下，我们对省管县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发挥政府在县市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治理，调控的积极作用，引导市县地方财政的正常发展，推动各个市县建立良好的互惠共赢的合作关系，为实现我国共同富裕，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山东省兰陵县财政局）
参考文献：
[1]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2）.
篇2
一、改革现行财政体制的必要性
*市目前对县(市)区实行的财政管理体制是19*年中央对地方实行“分税制”后确立的,对促进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改革现行财政体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现行财政体制主要是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划分财政收入级次、实行分级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投资主体逐渐多元化,税收混级混库现象不断发生,导致利益分配不合理,影响了基层政府为企业服务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投资环境的优化。
其次,改革现行财政体制是依法治税、依法理财的现实要求。现行财政体制上下级缺乏共同的利益关系,区域之间为拉税源、争税收,竞相提供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导致财政收入的流失,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必须合理确定上下级之间、区域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和分配办法,加强税收征管,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的经济调节职能,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改革现行财政体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合理调整财政、税收等相关政策措施,完善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坚持以人为本,调动各级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协调发展,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财政体制改革的整体目标
这次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按照国家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规范税基管理,建立属地化税收征管体制,实现财政、税务、金库、工商等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对税源的动态管理,解决预算级次界定难、混级混库等问题;理顺市与县(市)区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既能保证县(市)区的合理既得利益,又能增强市、县两级宏观调控能力,调动各级发展经济、培植财源、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最终达到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间协调发展的目的。
三、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鼓励各级政府为企业提供服务,优化投资环境,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
(二)符合国家财政体制改革方向,保持政策相对稳定的原则。在中央和省现行财政管理体制的框架内,结合*市实际设计改革方案,如国家政策没有重大调整,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
(三)实行税收属地管理,加强税收征管的原则。税收按属地征收,同时按实现地划分归属,有利于有效防止税源交叉、混级混库等问题,降低税收成本。
(四)明确划分管理区域,有利于规划控制和实施的原则。按照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从全市发展大局出发,充分考虑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未来发展需要,明确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的税收管理范围和财政体制。
(五)财权与事权相结合,有利于加强城市管理的原则。统筹考虑财税管理与城市管理和其它社会事务管理,与事权相适应,下放部分财权,调动各区管理社会事务的积极性。
(六)统一政策、规范操作,特殊问题区别对待的原则。整体上全市划分为县和区(含开发区)两类分别管理,各自实行统一政策。根据县区的实际,特殊问题,区别对待,以利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七)实行增量分享,保证县(市)区合理既得利益的原则。保留县(市)区基期合理既得利益,增量部分市与县(市)区分税分享,因收入规模变化对财力的影响,通过体制补助、专项上解等方式合理调整。
(八)增强市级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防范改革风险的原则。对全市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大企业、困难企业和特殊行业的地方税收作为市级收入,以支持龙头企业形成产业链和特困企业解困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九)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税收增长激励机制的原则。对税源合理流动、连锁店税收分享、企业所在地政府服务管理费用等实行转移支付。分享收入增长与对县(市)区奖励挂钩,鼓励主体税种稳定快速增长。
(十)基数测算公正公平,方案设计公开透明的原则。调整税源交叉、混级混库形成的不合理收入,公平合理的确定各级收入基数,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和县(市)区的意见,调动各方面参与、支持改革的积极性。
四、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一)收入划分
1.市级固定收入:省地税局直属分局代征地方税收;跨地区分享所得税;少数大型企业和特殊行业、企业的地方税收,包括:钢铁、烟草、电力、石化、通信五大行业的12个重点企业;重汽集团、小鸭集团、大易造纸、轻骑集团4个税源波动大、需市重点扶持的企业集团所属骨干企业;福彩中心、体彩中心2户特殊税源。(纳入市级征管企业名单见附件一)
2.市与县(市)区共享收入及分享比例
(1)增值税25%部分(不含中央四大部门企业上缴部分)、营业税(地方分享80%部分)、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32%部分)、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40%部分)、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契税,市按区、县(市)两个类型管理,各自执行统一分享比例。市与历下区、市中区、天桥区、槐荫区、历城区、长清区、高新开发区实行四、六分享,即:市分享40%,区分享60%;市与平阴县、济阳县、商河县、章丘市实行二、八分享,即:市分享20%,县(市)分享80%。
(2)城建税。以各县(市)区城建税原体制范围收入占新体制范围收入的比重作为分享比例,实行一县(市、区)一率与市分享。
(3)城市教育费附加收入。历下、市中、天桥、槐荫四区,以中小学学生数和学校数作为调整因素,计算出各区的教育费附加标准支出,其占市级教育费附加收入的比重作为各区分享比例,一区一率与市分享。高新开发区以四区教育费附加标准支出为参考,计算出其标准支出数,其占新体制范围内教育费附加收入的比重,作为其分享比例。其余县(市)区,以其教育费附加原体制范围收入占新体制范围收入的比重作为分享比例,实行一县(市、区)一率与市分享。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收入日收、缴库可按照其他分享税种的统一分享比例入库,市财政按月根据各县(市)区的应分享比例和实际入库情况计算各自应分享数额,及时调整库款,年终一并通过体制结算由县(市)区上解或由市补助。两项收入的分享比例今后根据各级事权变化情况进行调整。
3.县(市)区固定收入:土地增值税、资源税、印花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车船牌照税、农业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
4.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排污费收入、城市水资源费收入、其他收入、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等,仍按原体制规定实行分级管理,分别作为市级、县(市)区级预算收入。
(二)收入基数调整和新老体制衔接
以20*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决算数为基础,调整混级混库收入,作为原体制收入基数。在此基础上调整原市级预算收入下划、税源交叉等因素,按新体制收入范围和分享比例计算出各县(市)区新体制的收入基数。新体制收入基数大于原体制收入基数的县(市)区,其差额部分作为基数上解市财政;新体制收入基数小于原体制收入基数的县(市)区,其差额部分由市财政按基数补助。同时按各县(市)区基期年财力占新体制范围收入的比重计算库款调度比例,以保证各级财政的资金调度。
原体制上划中央增值税、消费税增量1:0.3返还和体制上解递增5%的办法,在上级未改变办法之前继续执行。计算1:0.3税收返还的增值税基数按新口径进行调整。所得税、营业税上划返还基数继续保留。出口退税基数按新的收入范围进行调整,地方负担部分按增值税市、县分享比例分级承担,即:七区按收入范围内出口退增值税地方25%部分的60%承担15%,市按收入范围内出口退增值税地方25%部分的40%承担10%;四县(市)按收入范围内出口退增值税地方25%部分的80%承担20%,市按收入范围内出口退增值税地方25%部分的20%承担5%。
(三)高新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
1.市政府委托高新区代管8个村和出口加工区区域范围(见附件二):区域内实现的税收由高新区征收管理,社会管理方面的费用由高新区承担,实行封闭管理。分享税种市分享40%,高新区分享60%;实现的固定收入分别作为市本级、高新区收入。财政体制改革后缴入市本级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由市本级返还给高新区;原为市本级收入按新体制缴入高新区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由高新区上交市本级。
2.政策区区域范围:区域内实现的税收分别由历下区、历城区征收管理,社会管理方面的费用由两区分别承担。其中:原为高新区收入按新体制缴入市本级、历下区、历城区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由市本级和两区返还给高新区;原为市本级收入按新体制缴入历下区、历城区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两区上交市本级;原为历下区、历城区收入按新体制缴入市本级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市本级返还两区。
3.原集中新建区(科技城)区域范围:区域内实现的税收由高新区征收管理,社会管理方面的费用由历下区、历城区分别承担。原为历下区、历城区收入按新体制缴入市本级、高新区国库部分,由市本级和高新区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返还两区;原为市本级收入按新体制缴入高新区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高新区上交市本级;原为高新区收入按新体制缴入市本级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市本级返还高新区。
4.出口加工区发展及配套区域范围:在该区域范围内,高新区办理完用地手续的片区,实现的税收由高新区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并与市按体制规定分享。社会事务管理方面的费用由高新区承担,实行封闭管理。
5.高新区未来发展区域范围:在市政府确定的未来发展规划区域内,高新区办理用地手续之前,税收由所在区税务部门征收,并与市按体制规定分享。
办理用地手续之后,税收由高新区税务部门征收,并与市按体制规定分享,同时,按一定比例承担社会管理服务费用。所在区原收入,以办理用地手续年度的上年实际入库数为基数,由高新区返还所在区。
该区域开发建设任务完成后,高新区退出税收征管,不再承担社会事务管理费用,税收移交所在区征管。所在区与市按体制规定分享,以移交年度的上年实际入库数扣除高新区返还部分为基数,按一定比例递增返还高新区。
(四)经济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
位于长清区的*经济开发区范围,将其税收管理纳入区财政收支范围,按市对区的财政体制统一管理,财政预、决算作为区的一部分向区人代会报告。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实现的地方税收,区分享部分要统筹考虑开发区建设和长清区发展的需要。资金使用情况经济开发区要定期向市政府报告。长清区、经济开发区要共同确保市下达财政收入增长指标的完成。
(五)配套措施
1.逐步消化税收混级混库因素。对因调整混级收入影响财力较大的县(市)区,采取市、县两级共同逐步消化的办法,四年内消化完。按调整额,20*年市补助80%,20*年市补助60%,2006年市补助40%,2007年市补助20%。
2.调节因收入规模变化对财力增量的影响。为减少财政体制改革对各县(市)区财力增量的影响,对改革后基期年收入规模缩小的县(市)区,市根据对财力增量的影响情况按一定比例给予补助;对改革后基期年收入规模扩大的县(市)区,市财政按一定比例收回原市级收入增量县(市)区分享部分。为保证各级20*年支出预算的实现,今年对上划增量大于下划增量的县(市)区,市给以专项补助;下划增量大于上划增量的县(市)区,通过体制结算专项上解市财政。
3.连锁店税收分享问题。体制改革后,保留各县(市)区对连锁店税收的合理分享,根据各分店销售报表营业收入所占比重计算各县(市)区应分享比例,市分享部分和税收集中入库县(市)区应分配给其他县(市)区部分,通过体制结算予以返还。
4.调动县(市)区对市保留企业服务、管理的积极性。从20*年起,市保留企业的地方税收(不含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企业所在县(市)区分成10%,作为其对企业服务、管理方面的费用。
5.建立税源合理流动分享制度。对企业纳税主体迁移建立税源转移分享制度。迁移企业按经营所在地征收后,第一年按基数的80%返还迁出县(市)区,第二年返还50%,第三年返还30%,作为对迁出辖区的补偿。市保留企业改制、重组、迁移、设立分支机构、改变核算办法后,其地方税收仍为市级固定收入。
6.建立分享收入增长激励机制。分享收入是各级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为调动县(市)区增收的积极性,建立分享收入增长与奖励挂钩的激励机制。即:分享收入(不包括专项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全市平均水平部分,按市分享额的20%至50%予以奖励。
7.明确临时性税收的征管办法。为防止税收流失和跑冒滴漏,临商税收、涉外预提所得税按税收实现地征管入库,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工程营业税按施工(开发)项目所在地缴纳税款,契税按纳税人所在地征管入库。
五、财政体制改革的几项配套工作
(一)建立财税信息网络,实现税源动态管理。在财政、税务、银行部门之间建立信息网络,实现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在此基础上开发财税收入动态管理系统,对纳税人登记信息和税收入库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实现税源动态监控,达到防止税收混级混库的目的。
(二)适应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完善税收征缴体制。为与新的财政体制相适应,税务部门的征管体制要做相应调整,实行按区域征收;国库部门要及时调整税收入库软件,保证税款按新的体制及时缴入各级国库。
(三)严格执行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今后,各县(市)区要严格执行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不得自行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为政府之间、企业之间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
(四)体制执行和调整已入库税款。新的财政体制从20*年1月1日起执行,如遇中央、省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将结合*市实际进行调整。从20*年7月1日起,各级税务、财政、国库部门要按新的体制和分享比例组织征收、入库。20*年已按原体制征收入库的各项收入,要立即进行调整,并及时变更纳税登记、调整征收机关。库款调整过程中全市统一调度,以保证税款按新体制及时调整到位。
(五)调整收入计划。新体制执行后,市与各县(市)区要按照规定的收入范围和分享比例,结合政府下达给本级征收部门的收入任务和市政府下达各县(市)区的财政收入考核指标,对收入计划进行调整,并落实到税种以及征收部门。在收入计划调整中,下放和市保留企业税收任务按年初市本级收入预算分解落实,上划收入、县(市)区分享收入和固定收入按县(市)区政府安排任务分解落实。
(六)加强新体制运行的监督、分析,及时发现处理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在体制运行过程中,财政、税务、国库部门要与各县(市)区之间加强衔接配合,发现问题及时沟通,专题研究,合理解决。同时,对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完善、改进的办法。要通过利用税收动态管理系统加强对市保留企业税收变化情况的监控,防止在其改制、重组、迁移、改变核算办法过程中出现税源转移。
六、实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要求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确保改革顺利进行。这次财政体制改革是*市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市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将产生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各县(市)区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组织好改革的实施,不折不扣的落实好各项改革政策,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篇3
一、基本原则
（一）财权与事权相适应原则。将适合街道管理的收支下划街道，明确区街两级事权和财政收支范围。
（二）“保存量、分增量”原则。区级核定各街道收入基数，基数内给予街道固定补助，增量部分区街分成，充分保障区街两级利益。
（三）激励发展原则。街道引进特定行业实现的税收列入街道财政收入，区级不参与分成，促进街道经济发展。
（四）约束管理与考核奖惩相结合原则。加强财政约束和管理，规范税收征管秩序，建立考核奖惩机制，调动街道创收积极性。
二、主要内容
（一）街道财政收入范围的划分
1.征管范围。以各街道行政区划分界线，界定各街道的税收征管范围。
（1）街道征管范围内的个私企业税收列入街道财政收入。各街道的地税收入由地税分局负责征管，国税收入由区国税局负责征管。
（2）各街道协税护税收入列入街道财政收入。
（3）各街道引进的特定行业企业实现的税收列入街道财政收入。如：物流运输业、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商贸业（仅含煤炭、矿业商贸、省级以上知名品牌销售公司）。街道引进的特定行业企业落户其他街道的，企业实现的税收由引进街道和企业所在地街道按5：5比例分成。
2.收入范围。实行按税种划分，原则上凡适合街道征管的税种均列入街道收入范围。具体包括：
中央收入：增值税75%部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60%部分。
街道地方收入：增值税25%部分、企业所得税25%部分、个人所得税25%部分、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
消费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残疾人保障金列入区本级收入范围。
（二）收入基数的核定
按照各街道辖区内个私企业2011年财政收入实际入库数，核定街道的财政总收入和地方收入基数。
（三）激励政策
1.街道财政收入实际入库数扣除特定行业企业实现的税收收入后，任务内按地方收入基数的10%加上2011年协税护税任务的40%，作为街道的固定奖励基数；超任务部分区与街道按比例分成。根据各街道收入基数不同，确定不同的超收分成比例，朝阳街道、纬四街道、钓鱼台街道分成比例为4：6，张公山街道、大庆街道分成比例为5：5。
2.特定行业企业实现的税收收入，纳入街道财政收入中，单独考核计算，按实际入库地方收入数，在扣除市级分成后，全额返还街道，区级不参与分成；如市级给予相应补助，区级全额补助街道。
（四）收支结算
1.区财政部门根据税务部门提供的街道收入报表，按月计算预拨奖励资金，年终进行结算。
2.列入区级支出范围的街道聘用制人员经费，按原政策或相关会议纪要执行。
3.今后街道新增聘用人员经费全部由街道承担。
（五）处罚措施
1.对未完成收入任务的街道，按乡镇街道财政收入目标考核办法执行。
2.对未完成收入任务的街道，按每少完成10%的任务，扣减补助10万元，扣完为止。
3.对混库的街道，除对当年收入调整、进行通报批评外，在下一次考核时，按混库税额地方部分的两倍扣减补助。
三、工作要求
（一）成立街道财税所。各街道分别成立财税所，负责收入结算、街道财务报账、居委会财务和协助税务部门征收管理等工作。区国税局、地税局各指派5名工作人员，分别派驻5个街道，实行税务部门和街道双重管理，负责做好税收征管工作。所长由各街道副书记或副主任兼任；国税、地税部门派驻街道的人员任副所长；各街道财税所工作人员，从街道工作人员中调剂解决，具体负责日常工作；财税所的工作职能和工作人员职责，另行制定。
（二）认真做好税收划分报解。根据街道税收征管范围和核定的个私企业名单，区国税局、地税分局对相关数据进行划分维护，每月按时向区财政局提供街道收入完成情况，确保新的区对街道财政体制顺利实施。
（三）严肃税收征管秩序。税务部门和街道要严格按照税收征管范围进行征管，严禁混库。今后新增个私企业要严格按照各街道税收征管范围进行划分、征管、报解。区财政部门定期核查街道收入情况，每季度一次，如发现混库，区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上述惩罚措施予以处罚。
篇4
论文关键词：财政,体制改革,收入,分配,结构调整
我们目前面临这样一个课题，中国如何解决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的问题，价是指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税是指税制的合理化调节；财是指财政体制以及其框架里面政府和企业之间、政府各层级之间、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合理化。
社会矛盾不可忽视，现在在收入分配的方向上怎么样把握？真要深究起来，整个调控的工具在哪里？如要使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有什么操作的手段让它去同步。
分配概况还要从数据开始入手，我们做了一些很初步的工作，有个最基本的结论：我们现在在劳动者报酬占比上，与各国相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可在表上看到的11个国家的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左右，高于“金砖四国”其他3个国家10-23个百分点。问题便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
下半年我们又搞了一项研究，想正面讲可以做什么。我们试图在这方面勾画这样一些认识：说到两个比重，应先把初次分配、再分配做个界定，收入分配里面所谓的分配总量是国民总收入而不是简单的GDP，很多时候大家直接用GDP来比较，也不是不行。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国民总收入即GNI的概念，初次分配在统计里面讲的是首先是原始收入，形成为基础，同时要增加财产收入。
国民收入分配，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怎么强调？第一，初次分配要充分尊重市场，实际上主要是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占比的高低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政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但跟税制、税基有关系，也跟市场力量有关。政府在再分配中，则应体现市场经济共同的“抽肥补瘦”调节原则。很多人提到最低工资，实际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我们现在按照统计局的数据，对两个比重呈下降趋势是认账的，但是强调的是伴随着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为比重下降，虽然数据观察有所下降，但是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明显高的，比金砖四国其他三国也还是明显高的，换句话说这不是最突出的问题。
现在我们强调国民收入核算里面，数据不完整是客观存在的，现在没有办法还是要用资金流量表，按这个数据下来有一个基本结论：就两个比重而言，还不能断定我国已存在明显的过低。我们感到最为堪忧的是，两个比重下降趋势与过度垄断有关，还有居民收入差距悬殊里面所包含的问题。
篇5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国家财政关系中存在着两大张力:其一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间的张力;其二是制度构架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在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财权的情况下，随着政府事务和规模的扩大，财政紧缺始终困扰着地方政府，制约着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政窘境，提高财政收入，只能转嫁财政负担，从社会汲取资金，通过不合理的税收政策从公民身上进行“隐性掠夺”。这种做法使得公民的经济权利受到侵犯，生活成本增加，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壮大，甚至会引起公民对政府的不满。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阶段，传统体制遗留的问题依旧存在，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势必会更加凸显。笔者将从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大关系维度出发，对当前国家财政关系中的问题做出解释。
(一)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欠缺地方财政上的张力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地方政府需要的多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转移支付加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然而地方政府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资金，或者可以直接表述成:政府财政压力的原因在哪里?通过对中国统计年鉴上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后，上述问题能得到较为清晰的解答。但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要说明政府规模的得出方法，以及前提假设。政府规模由地方支出占GDP的百分数得出，地方政府的支出需求与政府规模成正相关关系。由表1和表2的比较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发展中总是存在财政赤字的情况，而这种状况为何出现?由表1可以看出，以北京、上海、山东为代表的东部，以山西、河南、湖北为代表的中部，以陕西、宁夏、新疆为代表的西部，在过去四年中的平均支出情况分别为:由上述图表得出:东中西部政府规模在2009年到2010年间急剧扩张，2010年之后，趋于平缓，但仍然处于上升趋势。为什么地方政府规模会持续膨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既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权力延伸和公共利益范围扩展，地方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权限范围不断增大等结构性原因，也有制度性欠缺和不完善等因素。正如泰茨、布鲁德霍默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转轨经济体在实现财政分权时，存在很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的问题。一方面，支出责任逐渐转向中央以下的政府，即中央政府将财政责任推给地方，地方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财政支出责任，这势必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大规模增加;但中央政府在移交责任的同时，却没有给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政收入来源作为保证，使得地方政府无钱可花，财政紧缺。另一方面，中央将财权集中的同时将事权下放，使得地方政府的行政事务增加但却没有相应的经费作为保障。因此，当地方政府规模客观上不断扩大而行政经费不足的时候，地方财政的压力就更为突出。那么，我国又是如何解决地方财政紧缺问题呢?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目的是通过“分权”“分税”“分管”，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自收自支，自求平衡。但是，标准的财政分权要求下级政府在一定的法规约束下，拥有对称的税收和支出的自。税收自主要包括税种的设置和税率的确定，而支出自主要包括确定支出的项目和数量。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只是“支出分权”，而课税权力仍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缺少与事权相对应的课税权利。在此情况下，中央与地方之间依旧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和矛盾的存在，制约了国家和地方的发展，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只能另谋出路。即在权力的效用范围内，地方政府将部分财政负担转嫁到公民身上，加重公民的税收负担，侵犯公民的权利，而这也是形成国家与公民权利之间张力的部分缘由。
(二)政府对公民个人隐性的税收掠夺现代民主国家的制度构建是以确保公民权利的实现为价值导向的，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公民能免于政府权力的非法侵犯，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通过财政税收来强化国家权力，“税收不但有助于现代国家的诞生，更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1］，而私有财产权是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内容，因此两者之间的利益存在重叠部分，容易产生矛盾。而政府相对于个人则天然地拥有绝对优势，公民无法独自抵抗来自公共权力的侵犯。特别是在民主制度不健全的中央集权国家里，社会力量弱小，政府在政治生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情况下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无法得到保障，政府有可能通过税收来隐形“掠夺”社会财富。虽然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进行财政体制的现代化改革，减轻公民的税收负担，然而收效不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财政张力依旧存在。从1994年税制改革开始，我国税种由32种减少到24种，再减少到2013年的18种，似乎可以反映出国家对公民经济生活的放宽。但我国主要的税源是增值税和所得税，其中增幅较大的是个人所得税，那么，再看个人所得税，其起征点从800元经过多次调整升至3500元，似乎是调节了贫富差距，保障了穷人的利益。但个人在税法意义上就是被分为两类的:被雇佣者和自雇者，被雇佣者是穷人，自雇者并雇佣他人的是富人。个人所得税不是个人交的税，而是个人薪金劳动报酬所得交的税，适用对象是受雇于人的工薪阶层，而有钱的投资者所交的是投资所得税，只有5%。显然，国家为满足自身运作的征税行为与大多数公民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问题也可以从我国CPI的增幅与居民平均收入增长率的对比中看出。从2000年到2012年，中国的CPI累计涨幅31%左右，依据中国统计网的数据分析可得出，中国居民消费指数从2008年到2013年的变化情况为:其中，东部以北京、上海、山东为代表，中部以山西、河南、湖北为代表，西部以陕西、宁夏、新疆为代表。由表5和表6分析得出，居民消费指数的增长高于工资的增长速度，所以，公民的实际生活成本的增加是可感的。而全国一刀切式的税收起征点，对于生活成本在3500元以上城市地区的工薪阶层来说，无疑仍是不小的负担。从对上述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家发展与公民经济权利之间不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从地区上看都是存在张力的。
二、改革财税体制，调整财政关系，完善政府财政制度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间的张力以及制度构架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困扰政府的难题。“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现代国家的构建必须妥善解决这两大问题，才能促进国家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在此背景之下，改革财政制度势在必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财政制度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主—国家”构建的内涵之一。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合理定位中央政府的角色，弱化其对地方政府的干预，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同时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自，解决其财政紧缺的局面，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可以不合理地转嫁财政负担，变相压榨公民，从而扩大收入来源。而应通过完善的财政税收体制，合理进行征税，扩展税源，降低国家总体税负水平，缓解公民生活压力，增强社会的普遍活力，保障公民权利，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一)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实现财政的纵向分权，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自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紧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财政自主性欠缺造成的。中央基本掌控了绝大部分财政资金;而地方缺少与事权对应的课税权力，无法获得足够的财政资金，同时中央却赋予了地方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任务，由此产生了中央与地方财政上的张力问题，制约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建设。“分税制为基础的现行财政体制已经不完全适应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完善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4］在此情况下，国家应实行财政的纵向分权，中央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地方;而地方政府依据本地区的需要，建立不同的税种，不同的征收比例，以此来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第一，正确确定中央与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范围。现代政府是一种服务型的民主政府，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权力的适用范围应与公共物品的提供范围保持一致。第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范围和财政权限，确定哪些属于中央政府，哪些属于地方政府，以此划分权力的使用范围，确保地方在其权力范围内有足够的财政自。第三，建立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财政体制，事权大的政府应保持较大的财权，财政收入能力与财政支出的负担应取得相应的平衡，以此来解决政府财政的紧缺问题。财政自对于现代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国家是一个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国家，财政纵向分权的实现，有利于我国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提高，也能增强地方政府能力。任何情况下，任何权力的绝对集中都将带来一定的专制和权力腐化。现代国家体制要求中央与地方在权力关系上保持某种制约的态势，以确保权力的正常运行。“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5］因此，财政分权的实现，无疑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进步。
(二)完善税收体制，建立差额个税征收制度，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与稳定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增强地方财政的自。然而，这种权力的增长不能无所限制，必须建立监督地方税务制度的中央裁定机关，以评定地方征税的合理性和协调各地区的征税情况，将类似地区的税种和税率进行统一。合法合理的税收体制是确保公民经济权利和私有产权的重要制度保证，而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制定完善的法律和制度限制政府的征税行为。税收的制度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实现法制化，才能保证税收的稳定，保证公民生活健全的成长。“下财政问题的实质，是公民财产权与政府财政权的博弈互动。”［6］因此，政府的课税必须以保护公民私有产权为价值导向，将其行为严格限定在合理的体制范围内。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民利，使得市场经济蓬勃有序发展，促进公民社会的壮大，改变过去“国进民退”的局面。民主的进步正是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渐壮大而不断发展的，从而改变过去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控制一切的局面。“公民社会的兴起意味着国家的后退，而国家的后退则无疑会推动民主化的进程。”［7］第二，建立差额个税征收制度。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即使在同一地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群的收入也有着明显的差别。所以，针对不同地区和群体如果实行“一刀切”的个税方法，显然不利于低收入群体，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因此，为了促进公民社会的平衡和稳定，首先需要建立不同的个税起征点，以平衡各地区发展，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其次要加大对投资所得税的征收比例。因为投资者往往是中国的富人集团，对他们加大征税比例，在不威胁他们生存的情况下，可以缓解国家与工薪阶层之间的矛盾，壮大中间阶层，维护社会稳定。
(三)鼓励新兴企业的发展，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扩大财政来源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是我国财政体制中的一大难题。解决财政紧缺问题，除了要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自，更重要的是要促进经济发展，拓展税收来源。财政收入的增长从根本上说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在正常情况下，国家强大与社会富有成正相关关系，社会的富足是国家强大的基础，而国家的强盛转而又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市场力量的壮大，特别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新兴产业不仅是适应时展、推动我国经济转型、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新兴产业多为政府未涉足的行业，私人资本和市场力量在此较为活跃，因此，新兴产业的发展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传统意义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壮大。经济的发展能改变传统政治经济集中的局面，制约国家权力的极端增长，从而提高社会的自主性，增强民主的力量。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正如埃利亚斯所说，要促进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推进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以加强对国家权力行使的约束力，减少权力的滥用。由此，政府可以在鼓励新兴产业上下功夫，以形成新的经济力量，从而通过外部力量来约束政府行为，减少权力滥用，合理利用税款，缓解地方财政不足的问题。“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8］，在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实现国家与社会在财政关系上的和谐，必须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前提。
三、小结
篇6
关键词：财政体制 市管县 省直管县
财政体制是确定国家财权财力在各级政府间如何划分的一种制度。1994年，我国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基本确定了中央与省级单位之间的财政体制，但省以下财政体制过渡色彩仍十分浓厚，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在这样的局势下，省以下财政体制亟待改革，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由此被提上台面，自提出以来，便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和各级各地区地方政府的狂热追捧，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新问题开始出现，矛盾逐渐凸现出来。于是，对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社会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市管县财政体制使我国财政体系陷入困境，因此，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必须马不停蹄，全面推进，直接实现行政省直管县的目标。我们称之为“改革激进论”；有的人则认为，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敏感问题，是改革的“深入区”，并且，当前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只是在试点地区开展就出现问题，说明还不够完善，所以应当暂缓执行，我们称之为“改革缓行论”。显然，这两种认识都是很片面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有其特殊的规律存在，鉴于目前改革的大环境，我们应当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在系统总结我国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科学的分析我国为什么要进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又应当如何改革的问题。
一、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分析：为什么要改革？
（一）省以下财政体制的现状与弊端
按照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要求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五级政府必然要求五级财政与之相配套。权限繁杂，机构臃肿，导致财政管理效率低下。而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市一级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开始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宏观经济问题不够管，微观问题开始管不着，并且已经成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具体表现在：
1.财政管理层级多，管理效率低下。
市管县体制的设计，人为地制造出一个中间层级，使县级与省级财政之间的一些具体工作，诸如项目申报、指标下达、资金调度、政策措施传达等都必须有市一级从中中转，直接影响了财政管理的效率。
2.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对称，县级财政困难。
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事权)不明晰，导致了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责任权限难以明确和细化。在财权方面，各级政府都强调自己本级政府的重要性，财力向上集中，最终必然是处于最基层的县乡支配较少的财力，但承担着大量具体的责任，在这种的情况下，县乡财政注定会举步维艰。
3.市县职责不明确，财政职能不能有效发挥。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市县职责变得模糊和相互交叉。地市一级政府与县级政府一样都是直接面向居民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基层政府，相应的财政职能具有相似性，设为上下两级政府，使财政运行成本加大，职能无法准确发挥出来。
4.市管县财政体制下城乡利益分配失衡。
市管县体制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主要为市服务。因此，市的发展往往以牺牲县的整体财力为代价，从而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化，使城乡利益分配处于一种明显的失衡状态。
（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战略性管理体制创新，有利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加速县域社会城市化进程。
在市管县模式下，“市刮县”、“漏斗效应”等现象使得县级财政一直存在赤字。省直管县实质上是对公共行政权力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从根本上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省管县”的核心是“留利于县”，省县之间信息和资金的直达不仅杜绝了“截留”事件的发生,同时有利于省级财政宏观考虑对县级补助、扶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放权让利,扩权强县使县域经济的发展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可使县集中财力发展各种事业，县域经济发展由“快走”变为“快跑”。
2. 发挥财政分配机制的导向作用，逐步规范转移支付收入分配机制，实现城乡利益均衡。
省直管县之后，资金在途时间缩短，省级财政更加关注对县补助资金的使用效果，在实现公共支出均等化的前提下，会倾向于将补助资金投向效率高的县，在更高层次规划全省发展全局，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在资金政策等方面有效配置资源。此外，县与省对口部门之间的关系将因为业务联系而随之紧密起来，省管县后，财政政策直达县，避免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政策曲解和工作延误；县级政府的困难能够及时准确地向省里汇报反映，以取得省级各部门的支持和重视，有利于缓解县级财政困难，优化财政支出。
3.统一部署、稳妥推进，实现财政体制过渡到行政体制的实质性进展，快速提升行政管理效率。
当前我国的政府五级架构式，是世界上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这使得我国的行政管理支出远远高于其他各国,政府部门繁多导致的办事效率低下，“官多为患”和“人浮于事”等现象，使“简三成五”的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省直管县后，减少了市级中间管理环节，大大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增强了省级调控能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改革,对于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少行政层级以及减轻财政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二、推进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路径探析：如何改革？
根据财政部2007年第78号文件《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意见》的指示――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实现省财政与市、县财政直接联系。据此，我们认为，推进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发挥中央宏观调控能力，重新定位市和县的功能，明确事权和财权的划分，着实增加县级财力。
通过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解决政府行政设置中越基层的政府承担越重的公共支出责任的困境。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应当遵守受益和效率的双原则。凡是较低一级政府能够行使的职能就尽量下放事权。因为基层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根据居民的偏好，高效提供公共服务。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省以下财权划分各地都不一致。总的来说，上一级政府始终处于强势地位。要积极培育县级政府的主体税种，如房产税。同时扩大共享税的税种范围和分享比例，实行同源课税、分率计征的方式，使得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能稳定增长。
（二）建立纵向为主，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实现专项转移支付均等化，保障县级财政有效运行。
从长期来看，县级财政困境的解决不仅要依赖于省级的转移支付，同时需要从制度上着手。应逐步建立专项补助、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等制度，并完善过渡期转移支付计算方法，规范标准收支和财政补助系数的计算标准。短期内，建立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从新增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直接用于对困难县的专项补助，以保障县级财政的正常运作。
（三）健全多级财政监督机制，构建抵御腐败风险的监督体系，以缓解县级财政困难。
省直管县改革扩大了县级政府财权。权力的扩张往往伴随的是腐败行为。监督和制约县级政府财权，是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基本要求。具体来说,实行省对县财政预算审查制度,从源头上加强对县级财政的监督；全面掌握县级财政基本情况,指导县财政管理与改革工作,促进县级财政科学、合理安排预算;建立科学合理的省对县考核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县级财政运行情况和努力程度;建立合理的省对县激励性财政机制,激发各地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内在动力。
（四）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为财政体制改革保驾护航。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涉及到多方的利益，各省各地方的基本情况千差万别，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要采取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
1.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使财政体制趋于扁平化。
财政的省直管县能否成功，需要相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推行“强县扩权”，创新行政管理制度。首先，需要合理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些与市场发展相悖的权力必须从政府权力体系中消除。在此基础之上，省对市县同等对待，市县平级，才有可能减少市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避免市级政府通过财政之外的其他手段，给县级政府施加压力，影响省直管县改革。
2.逐步调整行政区域，努力实现横向财政均衡。
行政区域划分涉及面更广，也非常复杂，从稳步发展和渐进改革的角度来看，不宜大规模的调整。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扩大了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和规模。为更有效管理县级部门，应该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进行行政区域的逐渐调整。通过缩减省的管辖范围，缩减形成层级，使其管理的市县适当，提高对所辖市县的管理效率。
3. 明确“最优政府规模”，强化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责。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更迫切的意义在于通过扩权强化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县级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执行者和社会事务的具体管理者，应当把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制定有效政策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县域流动，统筹配置各种资源，有效集中各项政策，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参考文献：
[1] 贾康：地方财政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 张开、彭健：财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朱柏铭：关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思考[M]. 北京：中国财政，2006（6）
[4] 蒙丽珍：转移支付分析比较及选择[M].吉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十二五”时期的财政体制改革[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6）
[6] 张超：关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认识与思考[J]. 改革论坛，2010(11)
[7] 唐在富：财政“省直管县”面临的挑战与出路[J]. 中国财政，2010（6）
[8] 伍文中：“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中需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J].新疆社会科学，2010（4）
[9] 王玉明、刘湘云：走向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广东的路径选择[J].南方论坛，2010（11）
篇7
（一）初步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财政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加之税收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全国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支水平均较低， “两个比重”逐年下降。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公共品供求缺口不断拉大、且显性化，财政收入相对量的下降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及其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范围过宽的矛盾，使得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和县级财政一直处于“紧运行”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呈不断拉大的趋势，连续实行了十几年的财政包干制，又形成了较为明确具体、稳定的地方既得利益，加之中央财力拮据，中央政府均衡地区财政经济发展差距的能力较弱、阻力较大。由于长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理、不规范、不稳定的责权关系一时难以划分清楚，也制约了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和力度。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法制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之相适应，中国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作用范围及作用方式、收支规模与结构等也需要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来重新定位，作为中国政府间公共财政关系制度化表现形式的财政体制改革也应从这一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在上述条件下进行分税制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劳永逸，只能采取渐进式策略，先构造起分税制的基本框架，然后在运行中再根据制约财政体制的各种因素的变化逐步完善，以降低或“分期摊销”改革成本，减轻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震荡。1994年推出并已运行了4年的分税制改革方案， 以划分支出、划分收入、分设税务机构，实行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为主要内容，初步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分税制体制的基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改革了包干体制下多种体制形式并存的不规范、不统一、不协调的状况，为理顺政府间责权关系迈出了关键一步。
（二）增强了政府财政筹资功能， 明显遏制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滑的趋势
分税制主要按税种明确划分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源，并分设国税局和地税局两套税收征管机构，分征分管，硬化了政府间资金上解、下拨的预算约束关系，在划定的支出责任、税源、税权范围内，各级政府当家理财、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压力和动力明显增强，提高了地方政府开辟财源及征税的努力程度，减少了税源流失，增强了财政的筹资功能，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幅下滑的势头得到了遏制， 扭转了财政收入长期低于gdp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被动局面。
（三）调动了地方政府培养和开辟财源、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增强了地方财政经济的自我组织、自我发展能力
分税制改革是按照“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渐进式原则推行的，原属地方支柱财源的“两税”划作中央收入或共享收入后，采取了税收返还的形式，确保地方既得利益不受影响。具体操作办法是，以1993年为基数，按实施分税制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数额，确定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因此，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了超常增长。当年财政收入增长率大都在30％以上， 超过40 ％的有13 个省区， 最高的青海省1993比1992年增长163.8％。在1993年超常规增长的基础上， 1994 、 1995、1996年分别比上年增长23.8％、20.9％、25.5％。这说明，分税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开辟财源、严格征管、组织收入的积极性，把一些应收未收的财源潜力挖掘出来了。对零星分散的地方小税也给予重视，如个人所得税，1995年入库税款达131.3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0.8％；农牧业税1996年达369.5亿元，比1993年的125.7亿元，增长了194％。同时，各地对企业欠税也进行了认真清理， 遏制了欠税逐年攀升的势头，促进了公平税负、平等纳税的财税环境的形成。
（四）建立了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财力初次分配制衡机制，增强了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和宏观调控能力
在政府间财源初次分配环节，按照中央财政主导地位原则和效率原则，把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大宗、稳定、税源充沛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分设税务机构，彻底打破了包干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在税收征管上的“委托”关系。按照方案设计，在中央收入与地方收入同步增长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将按照年递增0.8—0.9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原设计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60％左右，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约为40％，转移支付量约为20％。实际执行结果是，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7％，1995年为52.2％，1996年为49.5％，高于改革前的1993年25—27个百分点。说明在全国财力分配格局中，中央直接控制的部分明显增大。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还可通过各省区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中央对各省区的财政补助额占各省区地方财政支出额的比例）反映出来，分税制前的1993年，有17个省区需要中央财政补助，而分税制后则有24个省区需要中央财政补助或财政转移，即使是沿海比较发达的省区，也都由中央依赖地方型变为地方依赖中央型，如山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为38.4％，广东为28.3％。最为明显的是上海，分税制前中央对上海的财政依赖度为87.5％，分税制后中央财政不仅不依靠上海，反过来上海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为10.9％。
（五）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调整、政府经济行为合理化和“两个转变”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分税制把来自工业产品的消费税的全部和增值税的大部分划归中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地方盲目发展高税率产品的倾向，对过去难以解决的争上小酒厂、小烟厂、小棉纺厂等重复建设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同时，分税制把同农业有关的税种和来自第三产业的税种划归地方，有力地调动了地方发展农林牧渔业和第三产业的积极性，加大了对第一、三产业的资金投入。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税制后全区把特色农业财源开发摆在首位，与1990年相比，1995年全区农业税收增长了2 .79倍，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了2.33个百分点。山东省1996 年直接来自农业的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比1993年提高了3 个百分点，来自第三产业的财政收入提高了12个百分点。从全国的情况看，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和投资行为已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各地普遍根据分税制后的财源结构和本地实际情况，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投资的方向有逐渐向农业、基础产业、服务业和地方的优势产业转移的趋势。“围绕财源抓经济，围绕效益抓财源”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共识，促进了经济建设和财源建设向依靠科技进步、低投入、高效益的方向转变。
（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财政资金供给范围的合理调整和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
按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原理进行的分税制制度创新，相对于财政包干制而言，从目标方向上明确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及行为方式，初步廓清了政府与微观经济单位之间以及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责权利边界，企业照章纳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同时税种、税源按体制划定的标准分属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各级财政预算的财力来源、规模约束明显增强，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责任明显加重，在财力硬约束下，促使各级政府尤其是财政经济能力相对较弱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范围和重点向刚性较强的公共产品领域集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和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效益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政府财政经济行为的转变。从宏观上看，分税制的上述基本导向都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政策效果已经并将继续显现出来。
（七）促进了国企分配关系的规范化，有助于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对财税体制的基本要求是税负公平、照章征税、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在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体制下，税权尤其是减税免税权相对分散，地区间为争夺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等而展开的不合理的税收竞争愈演愈烈，扭曲了要素的相对价格以及政府与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弱化了企业的财务预算约束。分税制后，作为税收收入主体部分的流转税，其大头上划中央，中央税由国税局征管，税权相对集中，这就杜绝了地方政府减免中央税和共享税的可能，而地方税又与地方财政收支平衡挂钩很紧，多收多支，少收只能少支，不得留有赤字，各地自定的若干税收优惠政策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不少已自生自灭，各地政府长期靠不适当地竞相降低税负、减免税来吸引资金、项目和扶持企业发展的做法已经得到有效遏制。政府分配关系已开始步入企业照章纳税（消费税的全部和增值税的75％归中央，企业所得税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上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税后利润按出资者比例分配、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轨道。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扶持转向主要依靠调整国有投资方向和投资收益分享比例来实现。总之，分税制淡化了政府与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规范了政府分配行为，不仅进一步规范了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而且公平了各类企业的税负，净化了企业的财政税收分配环境，促进了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对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八）在整合政府财力分配渠道，规范政府分配行为，强化税外财政收入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监管，促进政府财政预算的统一性、完整性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分税制后，纳税人（缴费人）要求政府分配行为的规范性、合理性，社会各界包括各级政府要求预算分配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呼声越来越高，当自己的家，理自己的财的主体地位比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适应分税制后公共财政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务院于1996年7 月作出了《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重新界定了预算外资金的性质和范围，将地方财政部门按国家规定收取的各项税费附加，从1996年起纳入到地方财政预算，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不再作为预算外资金管理；将养路费等13项数额较大的政府性基金（收费）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将各部门、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收支按不同性质实行分类管理，各部门、各单位要按规定编制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和单位财务收支计划，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对预算内拨款和预算外收入统一核算，统一管理。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预算外资金的所有权、管理权不变的界限，还所有权于国家，还监管权于政府财政，同时采取措施治理制度外“三乱”，促进了公共财政的完整、统一、规范。
（九）缩小了各省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差距，财政体制的均衡功能有所增强
分税制是国家的地区发展政策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它对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的均衡作用主要体现在：（1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总体相对差距缩小。1993年，中国各省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相对差异系数为87.4％，1994年下降为80.3％。1993年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为14.4倍，1996年为14.2倍。这表明实行分税制后中央集中的财力相对增多，使得各地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总体相对差距缩小。但目前各省区之间的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总体相对差异系数仍然很大，尤其是最富与最穷的省区地方人均财政收入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相当悬殊，还有待进一步缩小；（2 ）高收入地区财政收入能力指数（指不同省区人均财政收入相当于全国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比值）下降幅度较大，如上海由1993年的416.5％下降为1996年的350.0％，天津由187.8 ％下降为148.0％，辽宁由122.8％下降为91.0％，广东由122.2 ％下降为122 .0％。这说明，与包干制比较分税制对高收入地区的收入调节功能有所增强。当然，财政收入能力指数在地区间的差距仍然较大，低收入地区这一指数仍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如最低的贵州1994 年为20. 8 ％， 1996年上升为25％；（3）实行分税制后， 转移支付在均衡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功能有所增强。
篇8
目前政府财力现状及存在问题
雄厚的财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稳定、安全的重要体现，是经济繁荣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目前，随着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已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加速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首要因素。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间财力差异明显加大.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归根结底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同时，国家对不同地区采取的财政政策及投资取向也是直接影响各地区经济及各项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由于各地区间在生态环境、资源条件、劳动力资源以及体制和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财力差异明显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地域优势及国家政策倾斜、财力支持下，区域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基础雄厚，地区财力充足。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因现有经济基础的带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力将进一步提高，受自然环境和投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外商投资将更加集中在这些地区，使原有的地区差距进一步加大，地区收入不平衡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二）政府层级过多，征收成本过高。
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中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五级政府对应五级财政。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要求政府间的财政资金分配采用按税种划分方法。目前，我国现行税种有28个，很难分税种划分到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的架构中。同时，由于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体税种归中央，造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收益很不对称，并且分税制体制绝大部分停留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上，地方各级财政的分税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地方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尚不规范，县市财政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
*年以来，政府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推行政企分离的机构改革，一部分原由政府机关承担的公益服务、中介服务职能逐渐从政府职能中分离，但这种分离还很不彻底，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以及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不够清晰。同时，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使得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繁冗，财政供给范围过大，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各种管理费基本上都是以养人而设立，收费机构和人员不断膨胀，征收成本畸高，所收资金相当大部分用在了征收人员的费用上。当前，我国政府的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已到了极限，特别是基层财政已成典型的吃饭财政。国地税分设以后，增加了30多万税务人员，使税收的征收成本也大大提高。
（三）事权关系不对称，县、乡财力供需矛盾突出。
*年后实行了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虽然明确划分了各级政府的财权，但由于各级政府的事权没有明确调整，事权与财权脱节，缺乏合理的支出范围界定。同时，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在提高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省级财政的集中财力程度在不断加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建立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基层政府中过去通过税费、摊派等方式转嫁给农民的负担，如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逐步要由财政以公共支出的责任来承担。与传统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中的基层政府事权呈现扩大的趋势，*年财政体制改革后，省、市、县之间财力的纵向上移与事权的相对下移，造成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体制矛盾逐步集中于县、乡层次。省、市两级集中的财力在事权约束不严的背景下，相当一部分财力都用于本级发展，转移支付的力度并不大。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县区经济在结构调整中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需求相对不足的竞争环境，大部分没有形成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主体财源，仅靠弱势的农村经济和县域工业经济，根本承载不起庞大的县乡机构运转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要求。
（四）现行管理体制缺陷，造成行政事业性收费与非税收入项目管理之间出现断层，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政府财力。
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是一个统一体，而现行管理体制把收费项目和标准的管理权限分别给了两个部门，人为割裂了收费管理的内在联系。目前，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的基本管理格局是：政府收费的立项审批以财政部门为主，收费标准的审批以物价部门为主，财政部门侧重于收费项目、收费票据、收费资金的监督管理，物价部门侧重于收费标准的监督和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统一印制，各省、市物价管理部门负责《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的发放工作。而目前财政部门对财政性资金的管理已从单纯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拓展到将所有基于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而产生、衍生的收入资金，不管是预算内还是预算外，也不管是什么名目、现在的财政或财务管理形式如何，均纳入财政理财的“大财力”范围，并将这些除税收之外取得的收入定性为“非税收入”。财政部门的“非税收入”概念的内涵远远大于行政事业性收费，而我国尚未出台有关“非税收入”管理的法律、法规，也未实行发放《非税收入征收许可证》。由于财政、物价部门各自所站角度不同，把握审批项目的原则也有所不同，管理体制的缺陷，造成行政事业性收费与非税收入项目管理之间出现断层，使征收单位有机可乘。个别行政事业单位为转移财政资金，将非税收入项目转为经营性收费项目并在物价部门办理了《经营性收费许可证》，为其收费取得了合法身份，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政府财力。
（五）财政债务负担日益沉重，财政风险逐年增加。
财政是政府债务的最终债务人。从长期看，政府债务中相当一部分将逐步转化为政府直接显性债务，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由于缺乏地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地方财政还要承担起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负担，支付各项改革成本，加大了财政运行的压力，财政风险逐年增加。
整合政府财力的途径和方法
整合政府财力，做大财政收入蛋糕，必须把创新财政机制放在首位，以机制规范统揽各项财政工作，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全面发展。
（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各地区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以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为目标，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东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力度和政策倾斜，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用于扶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增强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和赶超力，以缩短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异，实现各地区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二）整合政府层级和财政级次，调整省级财力的集中比例，实现同一区域内财力均衡发展。
要进一步精简机构，减少政府层级，淡化乡镇级次。在市级财力有限，对县级转移支付力度偏弱的情况下，实行县级财政完全由省直管，建立一个由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管理的政府结构，提高县级财政的统筹平衡能力。
针对地区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内部结构不合理问题，应适当调整省级财力的集中比例，对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实行不同的集中比例。加大省级财力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帮助财政薄弱地区缓解财政困难，优化财政资源配置，逐步解决地区内部发展不均衡问题，实现同一区域内财力均衡发展。
（三）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并赋予与事权相统一的财权，为地方各级政府行使事权提供财力保障。
在适当简化政府层级的基础上，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并赋予与事权相统一的财权，为地方各级政府行使事权提供财力保障。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适应分税分级体制的要求，在不影响中央税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可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的地方税税种的设立权、开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等，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要在税收征管上下功夫。建立严密、有效的税源监控网络体系，强化以票管税，积极推进税控收款机和有奖发票工作，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对税源的源泉管理。
（四）整合非税收入资源，提高收缴质量，不断增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
1、为扭转目前政府性收费项目与标准审批衔接不到位，不利于财政监管的局面，应进一步提高政府各职能部门对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的认识。财政与物价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协作，建立非税收入项目审批的监督制约机制，明确审批责任，从源头上防止政府财力资源的流失。
2、整合非税收入资源，打破非税收入部门所有的分配格局，将非税收入全额纳入政府预算，统筹管理预算内外财力，增加政府可支配财力。打破非税收入按一定比例返还的管理办法，各个项目的集中比例要实行“一费一率”。
3、全面推行非税收入收缴分离制度改革，实行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征收模式。堵塞非税收入收缴环节存在的漏洞，实现非税收入征管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
实行收缴分离制度改革及部门综合预算后，如何提高职能部门的征收积极性，确保依标准计征，严格执法，以防止非税收入的跑冒滴漏，必须通过立法明确各项非税收入的减免权在财政，如发生职能部门随意减免的行为，应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对一些征收力度偏弱，制约手段单一，无法保证应收尽收的委征单位及收费数额较大、构成地方政府财力主要来源的资源性非税收入项目如土地出让金等应尽快纳入财政直接征收范围，对一些不便于实行直接征收的重要的非税收入项目，财政部门应派出监察员进驻委征单位，以保证非税收入的收缴质量。
4、要深入挖掘潜在的政府财力资源，组织对有经营收入的行政事业单位进行专项检查，认定其收费性质，核定收费标准。将与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有紧密联系、凭借其垄断地位及政府信誉取得的、市场潜力及盈利空间巨大的收入项目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延伸项目，全额纳入非税收入的征管范围。对年收入超百万元的重点收费项目要一一核定其成本开支范围，将与其收入密切相关的工程、服务项目纳入政府采购范畴，通过公开的市场化运作，降低成本，加大对其收入的集中程度，不断增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
（五）整合财政供养范围，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
1、针对政府级次过多，行政成本过大的问题，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步伐，花大力气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吃皇粮"人数。将能够通过市场取得经营收入的事业单位及半公益、半经营型的事业单位逐步向企业转制，与财政脱钩，实行自负盈亏，大力压缩不合理的财政供养范围。要细化部门综合预算，严格核定支出标准，节省财政开支，不断降低行政成本。
2、按照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重新界定财政支出范围，逐步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压缩一般性生产项目的投资，节约财政资金保证重点支出。
3、建立严格的绩效预算和绩效考核机制，实行部门预算与其工作绩效挂钩，改变现在各单位都千方百计向政府伸手要钱的局面。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对各单位节余的资金可留给部门结转下年使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篇9
关键词：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完善财政管理制度
我国实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对增强中央政府，尤其是县乡级政府的宏观调控力，起到显著作用。地方政府通过参照中央财政管理体制，调动了组织收入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基本保证各项经济发展和基层政权运转的需要。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继续。
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及把握财政体制
体制保障和调控手段历来都是国家财政行使职能的基础，财政管理体制科学与否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治理效果、公共福利和经济效率有直接关系。由于县乡级财政管理体制存在弊端，导致政策扭曲、财政资源配置使用低下，从而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定，损害经济效率。如今我国也是高度重视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县乡级财政管理体制经过多次财政改革，正在逐步完善改革内容，因改革涉及的财政利益主体较多，实施难度也相对较大。合理制定县乡级政府的责任范围，建立财政管理框架，进一步明确县乡级政府财政支出责任。
县乡级地方政府是政府体系组成的重要基础，在县（乡）与上级政府职能划分时，公共职能应下放到乡，为县（乡）级政府起到基础作用。市（区）级政府在经济发展等方面起主导作用，县（乡）级政府起辅助作用。政府需重点做好综合协调、规划统一、监督产业发展与引导，利用优势壮大自身产业，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县乡级政府应合理划分财政收入，明确建立财政体制，即履行政府职责，财政收入进行合理调整，逐步达到匹配完善。
二、规范县乡级政府财政支出制度
深化财政体制的核心应规范县乡级政府财政支出制度，县乡级财政改革是比较繁琐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行政体制改革，还关系到整个财政体制改革，其涉及的经济问题即县乡级基层政治发展建设，涉及广大事业单位及个人的利益，县乡级政府必须落实改革体制，使服务均衡化，有效促进地区之间资源合理的分配和财力合理支出，加大力度调整财政支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县乡级政府的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使得城乡处在不协调发展中，完善增强政府财政发展，避免利益冲突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步伐。上下级政府通过深入的协商，提升各项制度的有效性和统一性，使得各方利益平衡，财政体制完善适应我国国情。
三、合理规划地方税种税收结构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税取消，大幅度增加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事业支出，县乡级政府财政收支矛盾日现突出，即使中央增加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也不足以平衡收支缺口。如何完善地方税种，改革地方税制度，确定合理的县乡主体税种，增强县乡级政府的财政能力，是目前社会经济建设的紧迫任务。完善改革税种是需要各方面积极配合和支持的一项复杂工程，应依据社会经济条件的难易程度和情况，本着循序渐进和积极配合推进的原则，逐步实施。从税种的属性和税收的特点看，分层次实施。确保有效提高县乡级政府财政能力予以保障，均衡公共产品的供给需求，促进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和统筹，对财政收入大、人口多、经济发达的乡镇，宜以规划收入和支出责任的范围，核实收支明细，按超收部分递减分成；对收入基数不达标的乡镇自己承担，县级补足基本支出，项目补助递减为主要模式，从而逐步形成县乡级政府税种税收结构独立，促进乡镇税收制度合理稳定。
四、减轻县乡债务解决县乡债务
要解决县乡债务需加强财政监督，深化县乡级政府的管理体制，对历史遗留的债务明细进行彻底甄别清理，分类化解，对促进公益事业政府形成的债务，应通过预算制定计划分期偿还；对企业向乡镇政府借款的债务，企业通过办理债务划转正常经营；对因上级出政策下级出资金形成的债务，应予以援助资金。严格把控，防止新增债务，禁止县乡级政府超财力举债和超财力办事的行为。
五、大力发展县乡城镇经济
想要解决县乡城镇财政困难问题，可以通过发展县乡经济来实现。农村财政改革的成果与巩固，事关县乡全面建设及统筹发展经济社会的实现。无论从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还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意义上，都应明确制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县乡级城镇发展的规划。目前乡镇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正在成为非农业发展的主体和经济根基，根据县乡城镇经济发展面临的要求，研究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实际困难，为深化改革制度，调整经济结构是解决县乡城镇财政发展的稳定基础。
六、县乡级政府基层干部职位过多
经调查目前政府部门基层职位人员过满，理论上可以泾渭分明但落实到工作中比较困难，据有关数据调查，乡镇党政基层编制已经超出正常范围的1-2倍，目前一个中小乡镇的在职人员已经远超50年代一个小县城的人口数量，这不仅超出政府规定数目，更使乡镇政府经济领域徒增负担，造成人员多的原因是基层工作量大，服务群众任务繁杂，有时还会出现人员不够用，所以要想减人先要减事、减少机构或减少阶段性突击工作。
七、规范乡镇编制体系
规范建立新的编制体系内容：拆分。拆除增加农民经济负担和政府经济负担的来源，乡镇政府应统一规范工作机构，在建立规范编制体系后应设立社会、经济发展、党政职能事务办公室，这样方便各自职能的规范。行政部门的配备，应按照辖区人口、面积大小、财政收入等因素科学确认乡镇区别，配备的行政编辑人数应按类别区分配置。财政管理的人员编制体系应实行总数控制，编制标准应综合考虑辖区财政收入、定编基数和农业人员数量等因素来确定不同的人员编制数量。同样财政部门和教育部门应按照人数比例核实拟定，做到每年核实一次。防疫部门、林业管理部门、卫生部门、消防部门、交通部门应按政府具体标准编制核实拟定。工商税务部门、司法公安部门、检察院等编制应实行数量的控制。这些部门经过测定后还应与各县乡目前财政人员的规定数目进行综合调整平衡，同时应严格把控乡镇职能部门职数，实行领导职位交替任职制度。
八、县乡政府实施改革措施应避免的问题
应避免的问题包含：改革视角应从地方政府向地方来治理；改革进度应以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进行为主；实施改革发起者应在联邦国家和单一国家中寻求不同之处。政府部门更应该成为协调者或推动者，而不是只会做控制和指挥的工作，而服务的供给者不必成为生产者；公共部门应多在私企部门中多吸取经营之道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灵感。应把关注的方向转变，从以往的按规定执行逐渐转向按结果执行，地方职能部门应强调落实目标的管理方式，把服务精神和公共精神逐渐引入竞争的机制中，使普通消费者的利益大大提升。应重视乡镇政府规范立法的推进和乡镇政府的改革推进。
九、目前已实施体质改革政府所取得的经验
目前研究已实施的体质改革取得的效果比较明显多样化。政府职能部门的转变重心应考虑地方政府的缘由背景因素。地方政府应从横向关系、纵向关系和政府的各个非盈利组织、私有企业等关系入手；地方政府应在政治角色、服务管理角色之间做出平衡调节；政府扩大原有规模或合并微小企业规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质改革的核心；地方政府应按照从上至下的方针来实施战略；地方政府不应把希望寄托在原有组织框架，敢于突破落实方针实施核心变革。
十、总结完善乡镇政府财政体制建议
鼓励地方县乡财政体制先行先试、持续加力、攻坚克难、率先突破、为全面县乡体制改革提供可用范本。提出两种试点模式。
（一）全面深化乡财县管机制
深化重庆忠县模式，取消乡镇财政，对乡镇政府的管理模式实施新制度，新模式，改革乡镇政府为街道办事处，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使得财政权和实事权不具备独立性，使基层农村的管理完成度提高，只负责县级以上的委托。取消乡镇财政问题，应使得农村经济产生的政府来源体现到县政府财政，派出的机构费用及公共设施支出应由县级财政部门提供，由此可以预防县级政府财政的资金缺口，应由上级政府或中央等各级落实解决其问题。主要用于人口较少、事务简单、财政收入低、基层人员少，例如新疆、等西部地区不宜健全乡镇财政体制的地区。
篇10
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一、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的开启之年，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在增加。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是关系改革和发展全局的重要任务，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和体制保障。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在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加快建立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
二、现有财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政府财政职能尚未转换到位，公共财政体制仍处于建立过程之中。各级政府尤其是多数地方政府仍将发展经济、开辟财源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把公共服务作为第二位职责。不少地方政府直接筹划和投资竞争性项目，而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长期不足，缺口很大，越是基层财政上述表现越突出，矛盾也越尖锐。财政还没有从它“越位”的领域完全退出，“缺位”的领域进入不足。
第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还未完全理顺，“分税制”体制不健全，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正在建立的过程中，财政对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调节能力还很有限，过去十年间分税制的几次调整以财力向上集中为主。
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健全，能够用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资金十分有限，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及公共服务的差距不仅没能缩小，反而有所扩大。
第三，现行地方税制体系不完善，地方税制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间分配关系的需要，不能满足税收调节作用发挥的需要。地方税无论是税种的收入规模还是其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都比较小，且地方税收入受中央税收政策调整变化的影响较大，缺乏稳定性，地方政府对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依赖程度较高。
第四，财政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发挥不够。个人所得税通常采用累进税率，具有在经济高涨时自动增税、经济衰退时自动减税，对经济周期“削峰填谷”的功能。在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中，流转税所占的比重高达60%左右，而所得税的比重只有20%左右，个人所得税只占10%左右，个人所得税比重过低，以及个人所得税制度、财产税制度的不完善使税收制度发挥自动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受到局限。
三、深化我国现有财政税收体制的构想
第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按照公共性、市场化和引导性原则，明确政府支出范围，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要加大对重点支出项目的财政保障力度，更多地向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向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倾斜；政府资金要逐步减少直至退出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而投向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业。
第二，进一步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进一步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性质的支出责任，由中央政府承担；地区性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由地方政府承担；对具有跨地区性质的公共服务的支出，要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的支持力度；有条件的地方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减少财政管理层次，提高行政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实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对一般乡镇实行“乡财县管”方式；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帮助中西部地区解决财力不足问题，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合理确定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
第三，完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筹集财政收入，分配财政支出执行地方政府职能，而地方财政收入体系应依托较为独立的地方税体系来确保。建立独立的地方税体系，就要科学的划分地方主体税种、辅助税种。根据我国的税收经济实际，并结合国外的经验，需在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时，对营业税应本着“局部调整，扩大税源”的思路，仍维持其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财产税在地方税体系中的地位。
第四，运用财税手段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个人所得税制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效手段，运行有效的个税制度，拓宽税基，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使法定扣除标准与纳税人实际生活负担相接近，同时可以考虑家庭人员的不同构成以及基本生活需求的实际情况，增加专项扣除，使其更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纳税人；统一累进税率，减少税率级次降低名义税率。在税收征收管理上要提高征管水平，建立严格的双向申报和交叉稽核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和财产申报制度。逐步完善财产税，调整收入分配存量。可以对不同财产如土地、房屋、车辆以及一些其他特定类型的财产课征财产税。规范、完善土地增值税和契税，对存量房产开征物业税。在财产转让环节开征遗产税和赠予税，调整收入存量的转移。对高收入者征收遗产税，同时为防止财产所有人在生前将其财产无偿转移给继承人而偷逃税款，应配合征收赠予税。
参考文献：
1、贾康,赵全厚.中国经济改革30年[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2、王恩胡.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