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补偿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土地补偿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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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补偿费用；社保资金；土地财政

[DOI] 10.13939/ki.zgsc.2015.03.046

1 农村征收中的补偿费问题

随着城镇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众涌向城市，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加了社会压力，城市向周边土地扩张，土地征收范围增加，农村集体土地一旦被征用，除了补贴以及补偿款之外，被征收农民几乎无收入可言，因此我认为现在征地制度的主要缺陷可以说就是补偿费用过低。土地补偿费是一种对土地所有权的失去给予的补偿，因此该项补偿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归集体所有，即归土地所有权所在的集体组织所有。依照法律规定，农村耕地的土地补偿费按土地亩数计算，补偿标准为土地补偿费等于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乘以补偿倍数。自2004年10月起该项费用已被国务院28号决定解禁准许集体经济组织在内部分配，以更大的保护公平公正的原则，集体组织内部进行分配办法各省有不同的规定，有的省甚至还没有具体规定。但分配的主要守则是按村民自治原则，是由2/3多数以上村民进行表决，最终决定分配方案。

2004年10月底，国务院决定，提出要为失地农民解决社保这一重大问题，2006年4月国土部提出新措施，对于没有解决社保资金的地区不得批准征地，至此我国农民有了社保资金的强制性规定作为保障，土地补偿费用中就此新增加了一个补偿项目―社保资金，并且规定社保补偿标准不得低于低保标准，由国务院授权的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具体补偿标准和办法。这些做法都是为了保护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维持基本生活秩序，仅仅如此，无法提高失地群众的生活质量，对于一些年纪较大的孤寡老人来说，这费用可能还不够去一次医院的开销多。

现如今，补偿费标准过低已成众所周知的问题，并且，目前农民被征收土地的最大问题是面临与城市土地“同地不同价”的地位，以至于农民无法享有土地征收后产生的比如增值等隐性利益，利益补偿的范围非常狭隘。依照国家标准，按照土地固有平均产值为基数计算，是不太科学的，随着社会问题的变化发展，以固有产量为补贴，一次性给付以后几年几十年可能产生的价值，也是是不严谨的。作为土地的实用价值，在任何时期任何方式的副作用下都可能会产生变化，包括农产品的价格浮动，是难以揣测的。因此，单纯的一次性补给费用我认为是不合理的。美国《财产法》中规定，合理的赔偿，是指赔偿业主一个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格，包括财产的本身价值和可预见的未来收益的资产，按照之前征收计算标准征地补偿的市场价格，不仅弥补了现有土地被征用的基本价值，还要考虑补偿土地可能预见到的未来价值，除此之外征地补偿必须考虑到会造成的损失。例如在美国因征地需要搬迁的农户不仅可以获得免费咨询，还可以获得到达新地点后的帮助费，法律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方面规定得相当详细。我们可以从中西方的比较中，获得一些灵感，进行一些科学的借鉴。

2 对补偿费过低所引起的思考

如今的关键问题我们已经提到，即农民难享土地增值之利。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认为，土地增值通常并不是农民投入形成的，而是政府或开发商投入资金对周边地区进行开发建设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农民对于土地投入很大，理应对农民进行全方面的回报，但是我们是否忽略了社会的作用呢。同时，我认为土地补偿方式比较单一，应当丰富补偿方式，使其多元化并存。其后续可产生的问题例如农民失去土地后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帮助措施呢，农民想要开展其他的生活方式肯定会遭遇困难，怎么样才能帮助他们走出这种困境呢，这些产生的后续问题是由国家规定还是由国家授权地方政府规定呢，我国的相关规定都没有详细的说明。

韩国、津巴布韦等国家利用债权补偿制度来解决征地补偿问题，债券补偿制度是韩国在征用土地补偿上的一种新形式。韩国在1991年修订后的《土地征用法》中规定：对于土地征用和使用的补偿，除其他法律的特别规定以外，原则上要以现金进行支付。但是，如果项目人是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公共团体、土地公社及由总统令指定的如道路公社一类的政府投资机构时，在土地所有人及利害相关人同意的情况下，在补偿金超过总统令规定的部分时，该超过的部分可以用该项目人发行的债券进行补偿，债券的偿还期限为 5年以内，利率应该高于债券发行时的一年定期储蓄利率。英国的土地征用被称为“强制收买”。英国对土地征用的补偿作了较详尽的规定，其中土地征用补偿原则是：土地征用补偿以愿意买者与愿意卖者之市价为补偿的基础，补偿以相等为原则，损害以恢复原状为原则。由此可以看出，国外的土地执行度相对成熟和完善，对于征收的主体客体都有严格的条件。

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做法，利用发行土地债券的形式，对农民进行补贴，增加补贴形式多样化，让农民进行自愿的选择。可以依据征收土地数量按比例发放土地债券，村民可以以低价购买的形式买入，依照固定利率固定时间，在规定年限内兑出，还可以弹性的规定时间段，在土地征收后的增值期间，可以适当的提高利率，帮助农民获益。这样自愿灵活的形式，可以帮助土地开发者筹集资金，在短时间内拉动经济效应，同时可以弥补提高土地补偿金的过程中导致的资金短缺，拉动经济发展，并且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利率高风险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升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利国利民。

与此同时，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参加到再就业活动中去，2006年以来，江苏、海南、乌鲁木齐等地的人大代表，纷纷就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提出议案以及优惠政策，专家学者都非常重视失地农民的再收入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征收土地后，该土地新的使用主体不论是项目还是工程都可以采取优先聘用的形式，为一些虽然失去土地但是有能力者安排相关岗位，要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增强农民就业创业的能力。增加他们的收入，拓宽增收渠道，尽量避免造成由于失地产生的矛盾激化，导致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比如为建学校而进行征地的当地村民，可以在学校里通过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来获取收入，例如学校清洁工、维修工等，帮助他们增加额外的收入。以及失地农民群众中的不再需要的农作物器械，包括收割机等机器设备可以予以一定价格的收购回收，既可以对这些农民群众一定的补贴，又可以低价卖给更需要的群众，福泽他人。但是，这都无法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前面我们多次讲到，土地的增值之利农民无法享有，要想使土地真正产生循环效益模式，带动土地进入流转市场，促进土地效益增加，盘活土地行情，是帮助解决目前土地二元化、市场扭曲的重要方向。

3 结束语

要想保障农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就必须在上下些苦功夫。首先在国家政策上必须落实，我国国家法律要出台相关政策对于城乡农村同地不同价的现象进行适当的改变，现如今一些人称土地补偿费为吃老本，土地补偿费对于他们来讲是今后生活的依靠，失去了土地所有权相当于失去了土地这一活的生活来源，并没有从根本上帮助农民享受之美，只是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帮助而已，而且政府在土地征收时也不乏的现象的产生，在当地大搞“土地财政”的情况也出现过，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还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导致土地矛盾的激化，只有做到公开、透明、系统才能将城乡统筹发展贯彻好。我国法律就缺乏相应的监管手段，如果不能将其程序法律化、程序化、透明化，只会陷入矛盾的恶性循环。

农村土地补偿费的保护是农村土地法制的重要内容，是土地制度中难以替代、简化的重要环节，是关乎于约7亿农民根本权益的重要内容，是无法忽视的重要环节。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力加强农村建设成为又一个重要而鲜明的话题，这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在社会不断前进中的重要目标――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我们要在在借鉴外国现金土地法律机制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保护机制已经法律法规，更要不断加强群众监督，建立成熟的层级递进的保护制度，从更多方面进行监管。研究保护农民补偿费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我始终相信，在坚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道路上，不停的改革创新，就是保障农民根本权利的重要途径，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是促进发展铿锵有力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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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存在的问题

1.1法律体系以及法规依据可行性低

目前，我国的土地征用相关问题主要依靠土地管理法以及宪法来解决，尚未制定和确定具有较强针对性和专业性的土地征用补偿法，导致补偿规定不明确，执行力度相对薄弱。除此以外，相关的法律规范尚未健全，可操作性比较匮乏，难以为补偿制度的贯彻落实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另外，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制定以及执行是以土地的原用途而非现行市价为实际的依据，导致补偿标准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农民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侵害。

1.2征地货币补偿值的制定缺乏科学合理性

现阶段，我国土地被征用的农民一般而言具有较低的土地补偿值，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概括：首先，补偿标准远远低于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土地被征用后，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被切断，生活水平和质量可能会逐渐下降。其次，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常常与实际的土地市场价相去甚远，根据土地补偿所采取的分配方法来看，农民人均获得的安置补助费基本上很难维持正常水平的生活开销，除此以外，征收的土地按照土地用途进行补偿时，相应的补偿价格也往往严重低于实际的土地市场价，农民的利益很难得到全面有效的维护。

1.3征地补偿标准现存弊端相对较多

土地管理法虽然对耕地征用的补偿费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其征地补偿标准却有很大的弊端。首先，在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中，补偿费用划分的范围和界定并不科学合理。由于对征用的土地进行补偿时，涉及的因素以及内容相对的复杂，会因不断发生变化的条件的干扰而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难以保障其稳定性，另外，很难确定有关测量数值的准确性、合理性以及科学性，导致补偿标准难以对实际的情况进行真实、准确的反映。其次，补偿标准中对补助、补偿费用的应用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而其他的相关费用却没有囊括在内，特别是拆分损失补偿、邻地补偿以及预期发展价值补偿相对缺失，这些损失一般由农民承担。一般情况下，土地的价值是以整体为单位进行衡量的，但是很多土地的征用方式为部分征用以及分割征用，土地的规模大大缩小，导致土地的整体价值被削减。除此以外，在外部原因的影响下，征用土地的应用领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周边土地的价值。

2.完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措施

2.1细化补偿项目，扩大补偿范围

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造成财产关系产生变化的原因难以进行预期以及预料，所以，一般情况下，土地所有人承担的财产风险比商业风险要大得多，造成的风险既包括直接损失，也有因周围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可预期利益的损失。对于国际征地补偿理论而言，以上所提及的损失并不由征用主体负责，而主要由土地所有人来承担，因此，农民的利益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失，所以，这些商业投资行为严重的缺乏科学性以及合理性。所以，对补偿标准以及项目进行统一化和细化，促进征地补偿公开性以及规范性的提升，不仅能够切实的补偿由征地造成的一系列不合理损失，还能全面的保障被征土地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2.2科学地制定农地征用补偿制度

在现实中，在农地征用过程中，土地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土地不再归农民所有，而是成为了城市土地并归国家所有。被征用的土地发生转变后，土地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换言之，土地补偿费的制定同当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同年产值并没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可知，我国目前制定的征地补偿费用实际上并不高，同时也无法对土地价值造成影响的经济因素进行全面的反映，导致在投资情形以及投资水平具有较大差异性的情况下，征地补偿费用的差异性也难得到真实的体现。政府征地耗费的成本较低，很难对国家机关征地行为进行约束，难以维护土地流转市场的秩序，也会给粮食安全造成较大的潜在威胁。所以，应该努力的改变征地补偿机制以土地年产值为依据的进行土地补偿的行为，以切实的提高征地补偿的公开性以及规范性，真正的维护农村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法规的公平性以及公正性。

2.3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征地补偿程序

对于建设用地而言，无论其用途是用于经营性还是公益性，其中征用方法都具有较强的强制性，过于片面的对政府职能进行重视，导致市场的作用被忽视，政府征地时对地价过于压制，希望借此吸引更多的招商投资，造成土地征用补偿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为了对征地制度进行改革，减少耕地被滥用的情况，切实全面的维护农民的发展权、财产权以及生存权，就要转变政府职能，充分的汲取经验教训，提高征用程序的科学合理性，进一步的明确有关部门的职权，对政府部门的征地行为和权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征用地应该分为经营性以及公益性两种用地，除去特定的重点工程，建设性用地的取得方式应该具有有偿性特征，以切实的促进市场机制职能和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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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范围间接损失土地承包权社会保障

征收补偿的范围是征收补偿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也是征收制度中各种补偿原则的落实和具体化。征收补偿范围主要解决的是应对哪些方面的财产损害进行补偿的问题。

一、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存在的问题分析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如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等，也应当给予补偿。土地补偿费。它是因国家征收土地对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损失的补偿，补偿的对象是集体组织丧失的土地所有权。安置补助费是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安置补助费主要用于征收土地后农业人口的安置，因此，谁负责农业人口的安置，安置补助费就应该归谁。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包括地上地下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如房屋、地土地下管线等设施的拆迁和恢复费用，及被征收土地上林木的补偿或砍伐费等，其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地上物的补偿费是补偿被征收土地上附着物的直接损失。青苗补偿费是对被征收土地上处于生长阶段的青苗被毁坏后给与未能获得可预期收益的补偿。这种补偿也是农民在征地中的直接损失。

根据上述分析，土地补偿费、地上物的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都是对土地征收的直接损失进行补偿，安置补偿费是对农民基于土地所产生的稳定的收益之损失补偿，体现了对农民生存保障的考虑。但是，我国这种补偿范围立法规定，无论是与外国征收补偿立法比较，还是从我国征收补偿制度的实践来看，都是值得仔细斟酌的。我们认为，我国征收补偿制度之立法，基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被征收土地上存在的权利体系角度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征收补偿的权利损失仅限于土地所有权，根本就没有对农民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等土地他项权利之损失给予补偿。然而，土地承包权却是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最主要的权利，因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实际上是不可能进行分割的，而在实质意义上由农民享有和处分所有权，所以，农民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一个虚有权，只有土地承包权对于农民而言才有实际意义。土地经营的目的是取得收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的收益权。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的应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包括直接耕作的长期收益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益(转包费、租金、转让费)。承包土地的农民正是靠对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和经营取得收益而维系生存的。由此可知，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其长期经济价值，是承包土地农民的重要财产权。但在目前的现实中，这种权利遭受征收制度侵犯时，国家却恰恰忽视对这个在农民看来具有实质性和决定性意义的权利给与补偿，结果出现一个奇怪的悖论：在征收中不对土地承包权进行补偿，似乎认为土地承包权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权利，然而这个土地承包权却是农民生存的根基之所在，国家也因此一再强调它的重要作用且不断强化对他的保护，如以《土地承包法》的出台来专门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所以，当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用后，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失去了经营土地的长期的收益来源，国家应当给予失地农民充分合理的补偿。如果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则极易陷入生活无依靠的困境。

第二、从被征收土地的财产损害角度分析，征收补偿范围基本上只限于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对被征收人的间接损失如残余土地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等等，则根本就没有考虑，这是我国征收补偿制度上一个明显的立法漏洞。即使是已经规定的关于直接损失的相关补偿费用，由于补偿标准过低，按照土地原用途进行计算而不是采用土地的市场价值进行计算补偿费，根本不可能对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实现全部补偿和全面补偿，只能达到一个部分补偿的效果。并且，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还极力地限制征收补偿的范围，加上补偿费的分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存在，使得被征收人能够获得的征收补偿费就更少。

第三、从土地上所承载的功能角度分析，我国农村土地上不仅是农民的生活来源和收益来源，更是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基础。因为我国农民在目前没有被纳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像城市人口一样获得失业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救济，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的社会保障基础，全部依靠在其享有权利的土地之上。现行征收补偿范围中的安置补偿费，实际上是按照城市的失业模式而采取的劳动力货币安置方案，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却没有给与考虑，而这恰恰是农民所最关注的两个方面的保障问题，农民的养老问题和医疗问题一直是三农问题中的焦点和难点所在。可见，在征收补偿范围上，我国立法缺乏从功能角度的考虑，对农民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之补偿极不全面。因此，从土地承载的功能角度，征地补偿需要把农民的社会保障利益纳入补偿范围。与西方国家征地补偿范围不涉及社保利益补偿问题相比较，这是我国征地补偿制度中比较特殊的地方。因为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土地不需要承载社保功能，但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农村集体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不仅有收益功能而且还有社保功能。

二、完善我国征收补偿范围的立法对策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仍然采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低补偿标准和很窄的补偿范围，这种征收补偿范围和标准都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全面的变革。根据上文指出的三方面问题，从相应角度来完善我国征收补偿范围的立法规定。

（一）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征收补偿范围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的收益权，因为农民种植和经营土地的目的是取得土地收益。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的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包括直接耕作的长期收益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益(转包费、租金、转让费)。承包土地的农民正是靠对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和经营取得收益而维系生存的。由此可知，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其长期经济价值，是承包土地农民的重要财产权。因此，从土地上财产权利体系角度而言，当国家征收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时，实际上发生了既直接征得了发包方的土地所有权又直接征得了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两个法律后果。显然，政府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在直接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对所有权的土地补偿费的同时，亦应直接向农民支付对承包经营权的土地补偿费。然而，很多地区的实际情况是，政府仅把土地补偿费支付给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承包者并未得到应得的土地补偿。征收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的补偿难以落实的理由在于，我国至今延用的只对农村土地所有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土地补偿，不对土地承包经营者——农民进行土地补偿的计划经济的征地补偿制度。实际上，在实行农村土地承包以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属性显现，使得被承包的土地出现了作为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农民两个权利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属性，使得土地所有权的价值和土地经营权的价值亦对应着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农民两个主体。此时，国家征用土地的受偿主体已经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家，而是同时包括被征地的农民承包者，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已经不单是对集体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权的补偿，还应包括对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

我国关于征地补偿制度的立法规定与其他现行法律的一些条文规范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现行的征地补偿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这些专门规定对于农民土地被征收时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受到法律保护，如何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进行补偿并未做出规定。但《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业法》都明确要求对农民的承包土地给与补偿，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规定了“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农业法》也有相似规定。但问题是，在《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或修改以后，《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并未进行同口径修订，没有规定土地承包权被一并征收时应给与补偿和明确相应的补偿标准，由此形成土地承包权补偿方面的法律冲突。这些冲突使已经生效的《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征地补偿的规定成为一纸具文。

为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迫切需要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第一，要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的财产权在法律上的地位，确立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进行补偿的并行补偿机制。其次，确立被征地农民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享有依法取得土地补偿费的受偿主体地位，由有关部门直接对被征地农民予以征地补偿登记，对农民直接支付土地补偿费，而不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交或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分配。

2、应该把土地上的农民社会保障利益纳入补偿范围

现阶段农村居民应对生存风险的基本方式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保障及社会救助，在农村社会保障中只占极小的比重。家庭保障作为一种古老的保障模式，是通过家庭成员及其亲属之间的物质互助和情感、精神层面的交流而实现的。传统上作为家庭保障的物质基础的土地。仍然是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的重要的物质或资金来源之一。实行以来，农村居民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由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经营，取得的收成或收入成为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来源和应对生存风险(年迈、疾病、灾害等)的物质来源。在国家征收他们的土地后，他们基本上就丧失了社会保障的基础，因为现在农民所获得的征收补偿费，在不断上涨的社会物价与消费面前，是很难保证他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稳定的生活状态的，特别是在子女的教育费用及医疗费用不端攀升的情况下，靠这些征收补偿费来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都是问题，何况谈失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在征收土地过程中，有必要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以求保证失地农民在遇到风险时有最基本的继续生存条件。这应当是国家在征收补偿中更应该考虑的问题。

另外，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在国家实施征收土地行为前，农民和农村在生活逻辑上，实际上处于一种农耕社会的生活模式，但在征地后，农民直接面对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他们将要适应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运作方式和生活模式，这是一种与其祖祖辈辈所生存的农耕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他们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生活模式的巨变中，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当农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体制的转换时，他们会怀念或者试图退回到以前旧体制的生活模式中，但旧体制在征地过程中已经被破坏了，被征地的农民就会出现在新旧体制中都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的情形，从而形成在“两个体制”中都不沾边的边缘群体。我们认为，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就是解决他们努力去适应新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问题，因为社会保障机制为农民适应市场逻辑过程中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了，也就是解决了征地农民的行动空间与“退路”问题。另外，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把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系统，是把他们重新组织到社会经济结构当中来的重要举措。征地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后，由于没有了土地，实际上他们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农业社会结构，但是他们又没有获得像城市人口一样的地位，即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最低失业救济金。实际上，失地农民此时已经被强制性的抛在了社会经济结构之外，既不能继续保留在传统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中，也不能被新的市场经济结构所认可和容纳，处于极端不利的夹缝之中。这正如有的农民所说的：“论身份，我们是农民但没有地种；论生活，我们像城里人但没有社保。”因此，对失地农民实行身份转换——“农转非”，再把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范围，是对农民进行再结构化，使之融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同时，也是把他们所处的社会运行逻辑，从前工业社会逻辑转向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运行逻辑的有力措施，使之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体制、社会经济结构的要求，融入新的生活共同体。

因此，根据劳动体制改革的现状与经验，取消劳动力安置补助费，而直接设立农民社会统筹保险基金，并在土地补偿费中留出一定数额直接转为被征地农民的社会统筹保险的做法，无疑是使失地农民生活的更好的一种策略，也是避免他们被沦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不能被社会体制和经济结构所接纳的弱势群体。

3、应把被征收人的间接损失纳入征收补偿范围

间接损失与直接损失的区分标准有两种学说，一种借助因果关系的观念区分二者，认为“着眼于损害之引发，谓损害事故直接引发之损害为直接损害，非直接引发而系因其他媒介因素之介人所引发之损害则为间接损害。另一种以行为结果的时间性关联为判断标准，认为“着眼于损害之标的，谓损害事故直接所损及之标的，其损害即直接损害；其他之损害，则为间接损害。在征收所造成的损害问题上，一般而言是采用的后一种标准，即征收行为给被征收人带来的直接财产损害是直接损失，如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丧失以及土地上的附着物损失补偿等；而征收给被征收人带来的间接损失补偿包括残地损失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等。我国目前的征收补偿制度范围仅限于补偿直接损失是不妥的，我们认为，征收制度的补偿范围，不仅应包括直接损失补偿，也应包括间接损失的补偿。

关于我国征地中形成的间接损失的补偿项目之规定，可以参照日本土地征收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一般而言，以下几项内容是比较重要的间接损失补偿项目，残地损失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等，国家应当考虑给与补偿。（1）残地损失补偿。残地损失是指由于土地征收而给被征收地块之外的残留地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是易被忽视的一项重要补偿内容。土地征收给残留地造成损害极为常见，如征收导致土地分割，形成不经济的土地规模，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另外，被征收土地的新用途也可能降低残留土地的生产力，比如噪音污染等都可能降低农作物的产量及额外增加农地投入成本。（2）工事费用补偿。在征收土地后形成残地状态的，国家还应该给与工事费用方面的补偿，以使被征收人的财产能够恢复到基本适用的状态。工事费用补偿是指因收用属于同一土地所有人的一整块土地的一部分致使残余地须为通路或挖沟渠、修建墙垣等工作物时所需费用的补偿。(3)移迁费补偿，包括建筑物和动产的迁移费补偿等。（4）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5）对于被征收人的其他间接损失的补偿，立法者也应考虑给与补偿，如暂时居住费用补偿与生活再建补偿等等。只有国家对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都给与补偿，才能把失地农民的损失降到最低，其补偿范围才合情合理。

三、结语

征收补偿范围的大小决定着征收补偿制度的广度，也体现着对失地农民的损失补偿到何种程度。我国现行的征收补偿制度，无论是从土地权利体系，还是从土地的相关损失及土地的功能角度来分析，都有征收补偿范围的现行立法不能涵盖并给与补偿的地方。我们应从这三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方面的立法，以尽可能地弥补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损失。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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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征收 补偿 公共利益

目前在我国,随着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城市的逐步扩容,大量土地被征收逐渐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趋势,这使得私有财产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不承认主体性的制度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现实中需要使用前置程序和补偿救济措施对集体土地权利进行保护。为此,立法者必须从一贯的公法思维中走出来,因为土地征收制度是一个与公私法和实体性规范都有关系的比较复杂的法律体系,其核心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私法的物权保护制度所保护的,它恰好是这个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原始基点。

“特别牺牲论”是土地征收的私法理论依据

每一种制度的出现、运行和发展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土地征收制度也不例外。明确土地征收制度的有关法律基础有助于合理认识被征收人征收行为的法律性质和责任,还可以为依法确立征收补偿制度提供法律上的支持。任何社会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都具有不同的理论,梳理从古至今的土地补偿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得权说、恩惠说、公用征收说、社会职务说、公平负担平等说、特别牺牲说等等。自从1949年以来,我国学界一直比较认同的只有“特别牺牲论”。

“特别牺牲论”是以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为出发点的,它认为财产权不仅具有社会性义务,而且应该适用平等保护原则。与一般公法上的限制不同,在财产征收时,权利人必须要等到具体的征收行为公告后,才能知道自己的权利是否遭到了征收的损害。针对少部分人为公共利益所做的牺牲,国家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使其恢复或维持原有的财产状况。虽然“特别牺牲论”承认征收本身违反平等原则,但是对于补偿标准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一直在增值,土地价格也会随土地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农民无法根据资源价值的高升持续获得补偿,只能一次性获得有限的补偿金。这种“买断”方式不仅使农民失去了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也失去了土地承包权。这种所谓的“不完全补偿原则”是违背公平理念的。

关于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缺陷的私法分析

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在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中,自由裁量这个名词主要是针对公权力的,它涉及两个方面:

首先,公益性的认知问题。对于公共利益具体指的是什么,目前我国尚没有明确的规定。事实上,我们只是把原则上的规定带到了实际的操作中来,但是关于什么事业才是适合“公共利益”的,目前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如果只是简单地根据原则性规定对行政机关进行约束,这显然是不明智的。现行的征地制度不排除商业征收,这样会导致在征地过程中不能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不是用于公益性目的的用地,没有采取相应的方式进行转让的行为,有违公共利益的宗旨。如果在物权法出台之后还继续允许此种商业征收存在的话,不仅不能创造交易公平、秩序合理的土地市场,而且还会影响私人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实行。

其次,程序制约问题。目前,在土地征收制度中,并没有全面的关于征收目的公益性的论证机制和审查机制。这包括:多方主体公开地对征地目的进行论证,以判定其是否符合公益性,此过程称为公开论证机制;相应地,对土地征收目的的审查行为称为审查机制。在我国《土地管理法》中,土地征收是要经过国务院或者是省级人民政府的批准后才生效的,但由于通常情况下征地主体和审查主体都是政府,因此,《土地管理法》的这种规定是根本起不到作用的。而关于土地征收目的公益性的公开论证机制更是不可能实现的。

集体所有权主体虚位。我国的土地所有权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二者不存在隶属和派生关系,各自具有独立性,地位平等。当我们从所有权架构的理论层面进入实际中时,一些问题就会显现。例如:土地在集体所有者间的界定时常是模糊的,这就给确定土地征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主体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宪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农村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集体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行使所有权。然而在实践中,政府部门不是集体经济组织而是国家机关,村民小组不具备独立的法律地位、无法确定与村集体的权属关系,当政府征用土地时,就出现了无人能够代表“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局面。对所有权主体的规定却造成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集体的土地本来归人人所有,然而却成了人人无权,结果在接受征地补偿过程中,分配规则也成了空谈。

对于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一些建议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也随之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先进的法律制度接轨,并处于逐渐完善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目前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

树立农村集体土地权利的平等理念。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是我国土地所有权的两种形式,那么二者地位平等,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同等保护。因此,不能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国家所有权的替补,不能用公权去刻意侵犯私权,更不能以国家所有权的名义去侵犯集体所有权的利益。为此,我们要改变对于土地所有权的立法思路,既要明确公权行使,也要用私法私权的关系安排征收关系,维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新时期农村土地征收法的目标。现行法律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还是相当不完善的。集体经济组织往往是只有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并没有相应的处分权,更不能通过什么方式去实现土地所有人的利益。有关土地征收的行政过程是复杂的,一个平等的财产交易过程,既要适用行政法调整,也要适用私法的调整。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征收仍然只是一种商品交换关系,还是应当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因此,我们必须完善土地征收法律,确保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完整和平等,合理适用私法,遵守法律并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征收土地。

建立公平、公正的征地程序。在宪法中,程序是财产权保护的核心。土地征收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对于土地的保护表现在对土地征收目的的审查以及补偿标准和征收程序的核验上。我国规定,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征地补偿要发生在方案确定以后,相关地方政府应公告农民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这些程序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较粗糙,与正当程序的差距还相当大,而且很容易造成土地非法转让等违法行为发生。因此,土地征收在程序上需要细化。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制度和程序。例如,提前三个月贴出土地征收公告,清楚公布征地原因、征地单位和征地的详细信息,以便增强征地工作的公开性,使被征土地所有者对于征地情况有详细的了解。如果在征地过程中发生异议,可以举行听证会,听证费用由征地单位承担。在省市人大常委会上建立土地资源审查委员会,由委员会在听证会举行之前,到现场去察看并准备一定的资料。在听证会上,用地单位和被征收地单位应该综合各方的意见、证据,最后由土地资源审查委员会进行裁决。这样可以让土地所有权者参与到土地征收过程中,使他们进一步了解被征地的实际面积以及国家土地补偿标准等具体情况,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公开程度,让土地征收制度和程序更加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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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土地问题的大量出现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障农民权益的实现，如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协调裁决机制，征收土地确保农民之请确认、开展百日行动查处违法占地、健全严格征地审查报批程序、制定土地区片最低价等，这些措施使农民权利保障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细化，但是并没有减少土地纠纷的发生，相反在农民土地维权行为反而比以前增加，不少地方政府解决这类问题的靠的是“公检法”，这种方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更加的激烈。

土地问题为何愈演愈烈而且难以制止呢，大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归根于征收土地过程中土地审批及实施的违法，对此笔者持不完全同意的态度。大部分地区在征收土地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的违法情节，如征收土地知情确认程序没有认真履行在报批中呈报材料一书四方案过于的简单不符合要求；土地征收后没有依法公告和履行登记程序；没有按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召开听证会听取群众的意见；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肆意征收集体土地；截留征地补偿款；或者未批先占、少批多占等等，严重的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侵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但是最近在国土资源部一直严格规范土地征收审批程序，在百日行动之后地方政府征收土地呈报的程序不敢严重、明显的违法，特别是截留农民征地补偿款这一行为已经大幅度的减少了，一般情况地方政府都会制定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的办法和征收土地补偿的区片最低价格，由于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截留补偿款的问题已经很少发生了，可以说很多地方征收农民土地进行的补偿是基本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但是土地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在呈报和审批过程中存在违法性，对于农民属于来讲属于程序上的问题，并不是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引发农村土地纠纷的根本原因征收土地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即土地被征收后农民能够得到多少的补偿，失去土地依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问题。

二、我国现有的征地补偿制度。

关于现行的征地补偿依据是《中华人民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该条对于征地补偿是这样规定的：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征收城市郊区的菜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

关于征地补偿如何分配，对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安置补助费在法律和实际操作中没有争议，应当属于失地农民。但是对于土地补偿费我国现行法律有着不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土地补偿费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合理分配。具体分配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土地被全部征收，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全部用于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

集体土地被征收其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是没有问题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也是按照土地所有权进行规定的，但是就集体财产应当如何分配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自由支配，而是必须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进行分配，各地省政府基本上都制定了具体的分配办法，一般情况下分配比例为8/2，即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20%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由其依据村规等依据进行支配。

三、土地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

从法律的规定和征地实践来看，这种征地补偿制度并不是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农民进行补偿，而仅仅是对征收土地给农民造成的直接损失进行的补偿，这样的补偿制度对于农民失去土地而间接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是不予补偿的，在法学界这种补偿的原则被称之为不完全补偿原则，这种不完全的补偿制度对于农民而言极具不公平。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征地是指为了公共利益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这就决定了我国征收土地的行为属于国家征收行为，而不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不会按照标的物具有的价值来进行补偿的，即法律授权政府可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标准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变成国有，将农民正合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终止并转让到他人手中。

该原则从强调“所有权的社会义务性”观念出发，认为财产权因负有社会义务而不具有绝对性，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依法加以限制。但征收土地是对财产权的剥夺，它已超越了财产权限制的范围。因此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地依法准许财产权的剥夺，使财产权的保障成为一纸空文。

（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现象严重。

在法律授权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地依法征收集体土地的同时。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五条“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办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财政，百分之七十留给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都专项用于耕地开发。”即在土地出让金百分之七十属于地方政府财政，在发达地区，土地出让金数额巨大，成为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土地收入除了增加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各个部门可以借此征收土地规费，也提高了部门的积极性。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将卖地作为自己的主要财政收入，我们称之为“卖地财政”。陈锡文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披露“每年可以向农民征收多少土地是由国家根据发展规划来确定的，比如在金融危机暴发以前，正常年景下，国务院审批的对各省可以使用的建设用地大约是400万亩，其中有280万亩是要征用农民的土地。今年由于情况特殊，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各地的建设规模就比较大，所以今年针对这样的情况，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总量是630万亩，其中315万亩是要征用农地的。”。其实在国家控制指标外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量的超标占地，未批先占的行为时大量存在的，而少批多占的行为则更为严重。

并且对于土地出让金这种不稳定的财政收入也不会纳入财政预算，这一定程度上增长了腐败现象。为追求业绩地方政府依靠卖地的收入大搞形象工程建设，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为搞形象工程大肆挥霍，甚至土地违法、腐败等现象滋长，对于这些行为农民是非常反感和愤怒的。

（二）、征地补偿款与国家土地出让金相差太大，集体土地的价值不能平等交换。

以耕地年产值来确定的补偿标准不能正确的实现土地的价值，且集体土地的使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受限的所有权，农民集体自己无权对其进行处分，只有作为非所有人的国家才有权进行处分，这一规定一方面维护了我国集体土地的稳定，但同时也限制了集体土地价值的实现，将集体土地大量限制在农用地范围上时，以用途来确定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实际上不符合平等公平的原则。农民在土地被征收时其得到的补偿一般在2—5万元人民币以内，但当这些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进行出让时其价格达到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这样的明显的差价使农民难以接受。

（三）、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行为与法律不一致，法律对地方政府没有产生限制作用，这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占地的欲望。

物权法规定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但在现实中大量被征收的土地是用于房地产等商业用地，商业开发当然不能归类公共利益。而且在实施征地方案时地方政府对于农民的反抗往往没有足够的耐心来协调和解决。在有些地方常常会出现农民因土地纠纷采取上访、阻工等措施来抗议而受到了行政处罚甚至刑罚，公检法等机关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使土地纠纷更加显得严重。

一方面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一方面征地补偿不合理，同时有些地方在征地过程中采取强制征收的措施，对群众思想和民生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使土地问题越来越显得严重。

四、对于处理土地纠纷的建议。

对我国土地纠纷的处理问题，总理曾发表过观点。在承诺农民的土地经营权永远不变的同时指出，必须对那些被占用土地的农民给予应有补偿，其中“土地出让金主要应给予农民”。昨日，他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作出如上表述。简明扼要地陈述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观点。他称，中国政府面对新的任务，需要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努力。他进一步解释，更加坚定是指“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表示，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英国金融时报一位记者问道，如何让中国农民更好地实现土地价值，抵御非法侵占。表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属于集体，但生产和经营权属于农民。对此，他认为，“这是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势”。随后，他论述了如何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对此，他使用了一组排比句：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必须保护农民对土地生产经营的自，占用农民土地必须给予应有的补偿。土地出让金主要应该给予农民。必须依法严惩那些违背法律、强占乱占农民土地的人。

总理客简明的话语，其实已经客观的为我国土地问题解决指明了方向。结合总理的观点和当前土地问题产生的根源，笔者以为解决土地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改变以往以耕地年产值来确定补偿标准的原则，在征地补偿中要充分农民集体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

二、限制征收土地的条件，建设项目使用土地的应通过政府主导和监督下与农民协商的方式处理，在协商难以解决时方可采取征收这种国家强制手段。

三、对地方政府征地进行有效的监管，严格履行征收土地审批制度，对征收集体土地的理由是否属于公共利益作为审批的重要条件。

四、土地出让金应上缴国家财政，以减少地方搞土地财政的源头，由国家建立各地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征收集体土地所得到的土地土地出让金应全部用于失地农民。

笔者作为一名专门办理土地案件的律师，从法律角度对土地问题解决提出自己的观点，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及主观思考能力的限制，期间有不足和粗陋之处，望读者能帮忙指正，不甚感谢。

希望本文对我国愈演愈烈的土地纠纷得以根治，能够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及新闻：

1、《答中外记者问：土地出让金应主要给农民》。

2、《陈锡文:征地制度改革总方向是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

3、闫凤翥《试论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的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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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移民制度的基本单元分析

1政治域：政府行政权力的垄断

在政治域中，政府作为中心参与人拥有与移民不对称的决策集合，在制定移民政策上可以运用这种不对称的决策集合使自己在制度博弈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政府的行动集合包括将移民的土地及私人财产转移给自己或其他参与人。移民无法通过选择逃避政府行动的影响，原因是政府具有排他的管制权力，但是移民可以选择是支持还是抵制政府。如果政府行动引起移民的强烈抵制或反抗，其结果对政府将是代价昂贵的（如失去权力），虽然反抗也许对移民也是有代价的。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政府在制定征地补偿政策中，包含着几个行动集即（高，征收）、（高，不征收）、（低，征收）、（低，不征收），这就形成了政治域同共用资源域残缺的制度互补。互补性的存在意味着整体性制度安排的结构可以是内在一致和刚性的［3］，即政府的补偿标准能够影响到移民的策略选择。但移民使用资源的策略无法影响政府，移民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水电移民政策往往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参与各方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和遵守，这些规则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许多情况下，移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直接违犯制度，假如这种情况成为普遍现象，政府所制定的制度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

2共用资源域：土地公有制结构下农村土地的产权残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法律所规定的土地公有制的背景下，政府和移民在作为“公用资源”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上拥有平等的主体地位，从逻辑上讲，二者可以平等地共同利用土地资源。水电移民是因开发利用水资源而引起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和使用而产生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均属于“公用领域”。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非排他性意味着产权的缺失，“公用领域”的非排他性促使大家竞争性地使用，以谋求私人利益。水电移民制度的共用资源域包括政府与移民两个行为主体，他们在这个域的行为选择决定了水库移民制度在共用资源域中的制度特征。从移民的角度看，首先移民行为选择由于对土地产权的缺失，因此导致在土地资源的争夺中无法通过正常途径与政府谈判，即没有参与权；其次由于产权的残缺，因此土地被征收过程中产生的土地价值增值移民无法享受，这部分利益缺失表明了移民的补偿没有达到合理的水平。对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残缺，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利用了农村土地所有制在制度上的缺陷，来与移民争夺土地资源以及水资源。稀缺性资源完全市场化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最优的，但是政府利用自身的行政权力取得了额外收益，并通过这种权力使移民接受政府所规定的土地补偿标准，使双方暂时达成均衡。政府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将土地所具有的共用资源属性异化了。

3交易域（经济交换域）：移民与项目业主扭曲的交易机制

从交易域的概念看，交易域的参与主体应该由那些有用私人物品并可以自由交换的个人组成，即移民与业主。但在水电移民制度的交易域中，由于制度外生规则的约束，因此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必须由政府负责实施转化为国有性质的土地后再出让给项目建设业主。在这种扭曲的交易机制中，政府实际上以市场中介机构的角色参与到了交易之中。在实际的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先与移民（实际为移民的人即村干部）就征地问题进行谈判，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交易，由于村民往往掌握的是不完全的信息（即信息不对称），村干部与政府可能私下达成一致，侵犯移民权益行为的发生概率将会增大。如果政府根据国家以及库区所在省、市（县）的有关征地补偿法律法规以及移民要求、自身的赔付底线等与移民达成协议，然后把土地以市场的交易方式出售给业主，那么政府运用自己独特的行政权力攫取了土地增值的收益，这时政府的角色已经变为土地交易的参与者而不是服务者与仲裁者。移民的行动选择取决于土地价格的预期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承诺。随着社会的发展，移民的信息来源变得多样，他们不再无条件地服从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衡量自己的利益补偿是否满意。业主只是提供土地交易的资金，可以在征地的事前提供（与政府签订包干协定），也可以在政府征地后提供。由于其本身不正面参与征地的实施，因此减少了一定的风险成本。

水电移民冲突的共时性制度分析

1共用资源域与政治域的制度互补机制分析

“公用领域”的非排他性促使了竞争性的使用，以谋求私人利益，这对土地资源的可持续性、效率性以及公平性产生很大的冲击，从而引起广泛和深入的公共资源问题。这就促使政府不得不出手进行“干预”，从而使“资源开发”置于“政治域”。政府所拥有的行政干预权力成了解决共用资源问题的实施规则。假设构建一个移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来分析在政府干预的行为约束下，移民是否会接受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并推导出移民维持制度均衡的概率及条件。模型要素如下：局中人：政府和移民。双方都是理性人，在追逐目标时前后能够做出一致的决策，其目标是追求效用最大。局中人的战略集：政府的战略集是（合理补偿，强制征地），移民的战略集是（抵抗，接受）。移民抵抗主要表现为上访甚至会发生暴力冲突。局中人的支付：假设政府合法征地，移民接受，双方参与人的得益均为0；如果移民抵抗，政府就会有相应的成本（上级政府的问责、维稳支出等）。因此，假设移民抵制政府征地，政府不合理的补偿行为所付出的成本为T（0，＋∞）；如果移民选择接受，那么政府不合理的补偿行为将获得收益W（0，＋∞）。移民抵制政府的成本为C（0，＋∞），假定移民抵抗成功的概率为P［0，1］，抵抗移民的收益为S（0，＋∞）。付出抵抗成本C，抵抗失败后，移民收益为0，移民的期望收益函数是E＝P（S－C）＋（1－P）（－C）＝PS－C，见表1。依据政府与移民的博弈模型，当移民选择抵抗时，因为－T＜0，所以政府选择合理补偿；当移民选择默认时，因为W＞0，所以政府选择强行征收。当政府选择合理补偿时，因为－C＜0，所以移民选择接受；当政府选择强行征收时，移民的策略选择与抵抗时的效用PS－C与和默认时的效用0两者大小相关，当PS－C＜0时，移民选择接受，当PS－C＞0时，移民选择抵抗。移民的策略选择影响着政府的策略选择以及整个博弈模型的均衡解。（1）当PS－C＜0时，即0≤P＜C／S≤1时。政府选择强行征地的情况下，因为PS－C＜0，所以农民选择接受；在政府选择合法征地的情况下，因为－C＜0，所以移民也选择接受。也就是说，无论政府是合法补偿还是强行征地，移民的策略选择都是接受，移民最优策略为接受时，政府选择强行征地。所以，当移民抵抗成功的概率P满足0≤P＜C／S≤1时，政府选择强制征地，移民选择接受。（2）当PS－C＞0时，即0≤C／S＜P≤1时。政府选择强行征地的情况下，因为PS－C＞0，移民选择抵抗；政府选择合法征地的情况下，因为－C＜0，移民选择接受。求此博弈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所以，当移民抵抗成功的概率P满足0≤C／S＜P≤1时，政府以C／（PS）的概率选择强行征地，以1－C／（PS）的概率选择合法征地；移民以W／（T＋W）的概率选择抵抗，以1－W／（T＋W）的概率选择不维权［4］。综上分析，政府与移民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如下。当0≤P＜C／S≤1时，博弈有纯战略纳什均衡：政府选择强行征地，移民选择接受。当0≤C／S＜P≤1时，博弈有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政府以C／（PS）的概率选择强行征地，以1－C／（PS）的概率选择合法征地；移民以W／（T＋W）的概率选择维权，以1－W／（T＋W）的概率选择接受。第一种情况显然不符合实际，故忽略；第二种情况的纳什均衡为政府与移民在政治域与共用资源域中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当抵抗成本C越小、移民收益S越大时，地方政府违法征地的概率Q越小。同时，当对政府强行征地的惩罚越大时，政府强行征地的概率越小。因此，当前移民制度稳定的条件为：减小移民的维权成本，增加移民的征地收益，加大对地方政府违法征地的惩罚力度，可以促使移民与政府博弈均衡更合理化。

2交易域与政治域互动分析

下面采用青木昌彦的政治交换博弈结构来分析政治域加入交易域后是否使当前移民制度更加稳定。首先把在交易域中政府的参与视作一种政府侵权的行为，政府凭借自身的政治地位强行介入移民与业主的交易域中，使自己获得收益［5］。通过分析政府介入交易后移民和业主抵制和默认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得出移民制度在交易域与政治域互动过程中稳定的根源。政府侵权时的博弈结果可由报酬矩阵（表2）代表，其中行表示被侵犯利益的移民的策略，列表示利益被转移到了另一主体项目业主的策略，矩阵每一个空格第一、第二和第三个数分别代表政府、移民和项目业主的报酬。移民与业主抵制政府的成本为c，它不依赖移民与业主在抵制政府过程中是否合作。如果业主与移民合作，政府侵犯移民的产权企图注定要失败，因此政府将承担巨额成本C（如发生等）。但是如果业主不合作，移民单独抵制不能奏效，政府从移民攫取额外收益a的企图得逞。假定政府的侵权行为对移民的土地产权的安全构成威胁，因而造成移民的部分效率损失2由移民和业主平均分摊。如果移民不抵制，能节省冲突成本c，但业主和移民仍然要承受由政府侵权引起的效率损失。假设博弈只进行一次，而且移民与业主之间不可能事先安排任何有效的私下支付。如果－c≤0，也就是说，业主和移民合作共同抵御政府侵权的成本大于侵权本身导致的效率损失，这时业主的最优策略组合是不合作，保证自身的报酬F－。移民预期到这一点，其最优的策略组合是默认政府侵权，以避免冲突成本c。由于业主和移民无法协调他们的抵制活动，因此策略组合｛侵权，默认，默认｝将成为一次性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假定博弈重复进行，由于静态纳什均衡同时也是重复博弈的一个解，因此假定－c＞0，即政府侵权导致的效率损失大于业主和移民合作抵制的成本。这种情况下，与移民合作符合业主的利益。但是，如果－c＜a，政府倾向于向业主支付利益s，其中－c＜s＜a，其福利状态可以得到改进。这样一来，业主不愿意和移民进行合作，移民也不值得进行抵制。于是，策略组合｛侵权和支付利益，默认，接受利益并默认｝就构成了一次性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其中报酬组合为｛2t＋a－s，F－a－，F－＋s｝。政府与业主结成利益联盟，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对移民的土地产权进行剥夺，导致社会成本2。正是存在这样的均衡结构，所以在交易域中的制度是稳固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