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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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国土地所有权性质的不同使得房屋征收形成了特有的二元制结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在实践中以《物权法》《土管法》等法律作为主要依据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文章通过对2011-2015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180件二审行政案件的案由、特点、裁判理由和结果进行分析，归纳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实施中存在的不足，指出行政机关征收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法治化建构中立法完善、规范执法、强化司法的路径和重点。

关键词：集体土地；土地征收；房屋征收；征收补偿；司法审查

中图分类号：D9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5012208

一、问题的提出

基于房屋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同，现行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制度分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与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二者法律定位①、法律依据、操作程序以及补偿机制（包括标准、范围、价值确定程序等）完全不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房屋征收二元制。由于城镇化步伐加快，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加大，土地征用成为国家获得非农建设用地主要的手段[1]，但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依附于土地，没有对其专门立法，因而造成对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人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征收行为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行政机关采取的征收方式简单粗暴等造成侵犯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层出不穷。集体土地征收成为了产生大量诉讼和以及的重灾区。新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大量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行政案件进入法院，但法院对于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案件受理范围、诉讼主体及补偿程序、补偿标准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就连复议机关与司法机关、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存在不同认识，该类案件存在依法行政与加快发展的价值性矛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物质性矛盾、充分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与防止被征收人滥用诉权的结构性矛盾等问题。本文以贵州省法院受理的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行政案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2011-2015年间此类案件的案由、特点、裁判理由和结果，归纳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存在的不足，指出行政机关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通过完善立法、规范执法、强化司法等途径实现集体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法治化。

二、贵州省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案件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土地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2]。本文探讨范围界定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故，重点涉及房屋征收补偿相关争议，包括责令交出土地行政决定的非诉执行、补偿安置标准的行政裁决、土地征收决定等。本文采用了2011 -2015年贵州省法院裁判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案件的所有二审案件数据，并对此进行了相关情况分析。

（一）案件基本情况

第一，案件受理逐年攀升。2011-2015年，贵州省高院共受理涉及集体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行政二审案件180件，每年的受案数量不平衡，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用地专用的集中审批、用地人的经济实力、政府招商引资力度以及行政诉讼法修改和立案登记制的影响。2015年受案数量是2011年的38倍。

2011-2015年贵州省法院受理的涉及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行政二审案件情况见表1。

说明：数据来源于贵州省法院行政审判庭受案登记本以及全国法院裁判文书网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2011-2015年集体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行政案件前3年受案较少，也比较均衡，2014年有所增加，2015年达到井喷状态，原因主要在于2015年5月1日新施行的行政诉讼法将行政案件立案审查制改为了立案登记制，并且新法颁布后的宣传，使得很多以前没有诉讼意识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开始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第二，原告胜诉率较低。从表2可以看出，驳回诉讼请求在结案方式中占比较高，居于第二位的是全部撤销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判决。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案件原告的胜诉率比较低。造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在于：案件争议焦点在补偿标准，司法审查难点在补偿合理性。但是大部分进入实体审查的案件其合法性基本没有问题，主要在于合理性，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但缺乏合理性时，法院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多采取予以驳回诉请的方式。因此，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裁判方式占了所有案件的一半以上。

第三，案件多因补偿标准而起。纵观近几年该类行政案件，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土地征收的合法性，而在于补偿数额的多少。从案件协调解决的情况看，原告虽对土地征收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但其真实目的是想增加补偿的谈判筹码。补偿中存在相邻地区补偿标准不同一、同一地区因人而异、搬迁签约前后补偿不同、集体土地上房屋与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差异大的现象。如陆某等人诉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补偿纠纷案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黔高行终字〔2015〕9号”行政判决书。：因修建贵广高铁需要征用陆某等人房屋所在土地，但后来该地区修建工业园区，对同一区域地段进行征收的补偿标准高于因修建高铁的补偿标准，陆某等人要求按照补偿较高的标准执行补偿，但政府认为由于没有政策依据而拒绝。此案反映了同一地方征收土地因时间不同、征用用途不同而补偿标准不同的现状。

（二）案件主要特点

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行政案件是目前所有行政案件中关注度较高、对抗性较强、审判难度较大的案件种类。案件数量增长快、类型较复杂，且此类案件涉及农民权益，也涉及到其他多方利益。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较多：对于省政府或国务院批准的征地行为是否可诉；司法可否进行公共利益认定；村民作为个人是否有权对征地行为提讼；集体土地被征收后地上房屋拆迁补偿的标准；“责令交出土地”的性质等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目前案件情况反映出其特点主要是：第一，由于房屋涉及当事人切身利益，当事人对案件相当重视，与行政机关对抗性强、矛盾尖锐，容易引发。据了解，目前贵州省涉征拆行政案件的当事人请的诉讼人大部分是北京律师。2015年受理的153件该类二审案件中有135件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5〕16号、19号、20-43号、58号、60-88号、89-93号、106-142号、146号、176-209号”行政判决书。案件当事人的诉讼人为北京律师，占到全年该类二审案件数的8824%。有的案件当事人还通过寻求舆论支撑，引发舆论炒作或造成网络事件，一旦处理不当，极易形成极端恶性事件。

第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案件“连环诉讼”多发，往往一个问题引发多个纠纷。由于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案件与信息公开、撤销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征收诉讼交织，因此一个案件会引发多个案件甚至连环诉讼。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这5年受理的180件案件中与征收案件共同提起的信息公开诉讼就有30余起。如李某诉贵州省人民政府驳回复议申请一案

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5〕143号”行政判决书。：在李某提起该案诉讼之前，其先提起了要求公开涉及征收其承包土地审批信息的信息公开诉讼，在信息公开诉讼中法院判决县政府予以公开相关信息，李某在获取了黔府用地函〔2011〕618号用地批复后再向省政府对用地批复的合法性申请复议；又如王某等人诉省政府驳回复议申请三案

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5〕102-104号”行政判决书。，由于前期王某等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而获取了用地批复信息，王某等人对用地批复不服向省政府提起复议，省政府认为其不是利害关系人而决定对复议不予受理，法院经审查则认为由于政府之前因原告申请信息公开而向原告公开了批复，则其公开信息行为初步证明了原告与批复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则省政府以原告不是利害关系人而决定不予受理复议不当，最终判决撤销省政府不予受理复议决定，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第三，部分案件的行政相对人诉讼法律意识淡薄。部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诉讼相关法律知识不了解或一知半解，常常由于诉讼主体不适格、被诉行为选择不正确、诉讼请求和理由不适当、复议和诉讼关系理解错误、时机和举证时限不当等因素而败诉。并且行政相对人有的“不信法”，采取等方式寻求救济却最终因超过法定期限而败诉。 之所以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出现前述特点，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征地拆迁的法律规范尚不健全、地方政府征地行为不够规范、舆论氛围和司法环境不佳、个别被征收人素质不高、补偿期望值太高。

三、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实践中产生了很多诸如“以拆违代拆迁”“无主拆迁”“夜间突拆”“连带拆迁”等乱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征地拆迁补偿法律规范不健全，司法审查依据不充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4款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通过授权方式，对土地征收的规定最终转化为地方性法规甚至行政规章。农村房屋被作为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看待，其征收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3]，但具体由哪一个部门规定，实践中千差万别，有的是地方人大，有的是地方政府部门。而个别地方省级人大、政府又将该项权利授权给市、县级地方政府部门。再者，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对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标准高低无据，随意性极大。实践中征地补偿标准“政出多门”，甚至同一地方不同乡镇政府规定不一，十分混乱。征收农村房屋时，除了一些宣示性的法条外，几乎无法可依。2011年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只针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不适用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与国有土地上的房屋相比较，被征收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由于具有面积大、搭建多、被征收人背景复杂、合法建筑与违章建筑并存的特点，对其征收操作起来更加困难，问题也更为复杂。另外，不少被征收房屋处在城中村，对该区域房屋进行征收时，要考虑虽然其土地权属仍为集体所有，但由于房屋所在地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范围， 如仍依据农村集体土地上附着物的标准给予补偿安置必然有所不妥。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后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有关问题的答复》（法行他字〔2005〕5号）规定“行政机关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之后， 被征用土地上的原农村居民对房屋仍享有所有权， 房屋所在地已被纳人城市规划区的， 应当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房屋所有权人予以补偿安置”[4]。《条例》颁布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被废止，该答复也随之失效。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前述规定的精神予以了延续，其第12条第2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以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

（二）“公共利益”法律界定不明确，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交织，司法审查认定难

中国《宪法》及《物权法》仅规定了公益征收，将国家征收的目的限于“公共利益”。《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条例》第8条对“公共利益”列举了6种情形：国防和外交、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市政等公共事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造、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概念本身比较抽象，没有对“公共利益”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中国法律没有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和规定，征收实践中出现了许多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违法征地、占地等事件[5]。司法认定标准也存在不同认识，导致裁判尺度不统一，甚至出现同区域法官对类似案件裁判的不同[6]。

（三）政府规避法律，违反法律和相关程序征收土地

第一，违规下放土地征收审批权。地方政府打着便民的旗号，将土地征收的审批权下放，如将土地审批权层层授权到辖区县市乃至开发区或者乡镇，这不仅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还为地方政府违法征收土地提供了政策支持，导致开发区泛滥，出现圈占、倒卖、囤积土地的现象。

第二，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变通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具体表现在：（1）以租代征。通过租赁的方式直接将农民集体土地用于非农建设。如梁某等25人上诉黔西南州人民政府行政批复一案

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3〕19号”行政判决书。。某食品厂以建乡镇企业为名，行个人独资企业为实租用农村集体土地引发纠纷。（2）先征后批。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征地进程，先征收土地再办理报批手续，违反法定的先批后征的审批程序。如雷某诉余庆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案

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4〕6号”行政判决书。中所反映出的政府在征收土地过程中具有先征地后审批的行为，虽然对该案法院以当事人诉请不明予以驳回，但是该案反映出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乱作为现象确实存在。（3）化整为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征收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的；（三）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征收前款规定以外的土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征收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44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规定由国务院批准征收超过35公顷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或超过70公顷的其他土地由国务院批准。 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化整为零的手法，或擅自调整规划，或拆分项目多次征地，达到避开审批程序大面积征地的目的。如张某等人诉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政府土地征收案

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4〕32号”行政判决书。中张某等人提出区政府征收的集体土地达到1 200亩，应该由国务院实施征收，区政府无权征收。（4）临时改变用途。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陈某、李某诉赫章县人民政府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一案

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2〕10号”行政判决书。。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国务院申请对省政府作出的用地批复进行裁决，国务院认定贵州省人民政府通过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基本农田调整为非基本农田进而批准征收，属于规避占用基本农田应当依法上报国务院审批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鉴于被征收土地符合现已批准的赫章县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且用于赫章铅锌矿职工沉陷住宅区搬迁项目建设，解决已破产铅锌矿下岗职工生计问题，目前也已经建设完毕，如果撤销将会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据此裁定确认省政府作出的用地批复合法。（4）强行征地。如吴某等人诉安顺市紫云县人民政府集体土地征收行政赔偿案

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5〕60-88号”行政赔偿调解书。，紫云县政府因建设白云工业园标准化厂房的需要，对吴某等人所在的村组集体土地实施征收工作。紫云县政府在强制征收土地的过程中与吴某等村民发生暴力冲突，造成多名村民受伤，吴某等人即向紫云县政府申请行政赔偿。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达到迅速拆除房屋的目的，采取通过与村集体签订补偿协议，然后通过民事诉讼先予执行或者通过以土地储备中心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协议或者法定职责，再通过行政先予执行方式达到征地目的。

（五）行政机关忽视征收补偿的规范性要求

通过对近年来贵州省法院行政案件诉讼中行政机关败诉原因的具体分析，发现少数行政机关在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活动中存在片面强调行政效率而忽视依法行政，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群众利益，不注重规范程序，不注重合理性，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甚至超越职权、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实体，轻程序。部分行政机关缺乏程序意识，对于行政行为必要的公告、通知、送达等程序缺失或者行为不规范，在集体土地征收的审批、公告、补偿登记及确定补偿方案、组织实施的几个环节中，行政机关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土地所有权人并没有充分参与到征收环节中，缺乏与被征收人之间明确、自愿的协商。具体到实践中，以下问题尤其突出：一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形式不规范。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安置后，其拒绝交出土地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及《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第42条

《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第42条规定：“依法征用、占用集体土地和使用国有土地，且对当事人补偿、安置后，当事人拒不交出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交出土地；逾期不交出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之规定，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法律、法规对责令交出土地形式未明确规定，实践中有的政府则采取“通知”形式。而“通知”一般不具有强制力，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37条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其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决定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规定，应当采取“决定”形式责令被征收人交出土地。二是土地征用的公告程序不规范。土地征用的两个必经程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征收土地的各项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全额支付。”中有规定，即地方政府对同意批准征用土地进行公告、土管部门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公告。实践中，存在公告主体（地方政府或土地管理部门）混乱、公告程序缺乏的情况。

其二，重决定，轻救济。土地房屋征收争议，往往背景复杂，很难案结事了，单靠诉讼方式难以解决根本矛盾。一些行政机关单纯关注征收决定、补偿安置决定，忽视对被征收人的行政协调、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7]。如某综合养殖场诉省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上诉一案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1〕29号”行政判决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的规定，对征地补偿标准有争议，向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市政府的上一级政府申请协调，省政府收到上诉人协调申请书后，有责任对此依法作出处理；收到协调申请后未予答复处理的，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类似案件还包括赵某诉贵州省政府不履行征地补偿标准争议行政协调案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5〕27号”行政判决书。 。

其三，重合法，轻合理。一些行政机关认为，合理性属于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漠视被征收人合理诉求的情况，对因历时较长、居住困难、行政机关不作为或违规颁发用地规划、施工许可手续等原因形成的房屋，是否认定为违章、改建、扩建建筑等标准混乱。近几年受理的因征收补偿背景而引发的行政机关作出拆除违章建筑处罚决定的案件在行政案件中占有一定比例。比如韩某等人诉黔西县人民政府房屋案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2015〕89-93号”行政判决书。 ：原告在诉请理由里便提到政府因为征地而将其房屋作为违章建筑，存在选择性执法的嫌疑，并且程序违法。类似案件还有杨某诉盘县人民政府案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15〕144号”行政判决书。 ，由于政府违反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而被法院撤销决定，责令重作。

四、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法治化路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宪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因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行政案件由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行政案件出现井喷，给司法审查带来了一定压力。通过对这180件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土地征收立法还不完善，行政机关违法行政依旧存在，这使得完善土地征用法律依据、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加大司法保障力度、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利益成为当务之急。应当在中国《宪法》《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基础上，构建符合发展实际的农村土地征收的法治标准，以解决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出现的问题。

（一）加快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立法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立法目的侧重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社会经济秩序[8]，内容涉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利用、耕地保护、建设用地等土地管理基本制度。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房屋的征收与补偿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需要立法作详尽、具体、完善的规定，而不是简单地作为土地的“附着物”进行征收补偿，可以考虑制定一部以保障被征收人合法利益为目的且涵盖集体土地房屋所涉权益内容的法规，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立足该条例，提升立法位阶，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制定统一的《房地产征收法》[9]，以适用于城市房屋和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实现征收主体、对象、内容、程序等全覆盖。

法律法规完善的重点应当立足于确立合理补偿原则。从对该类型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激发矛盾的直接原因是补偿的公平合理问题，遵循合法合理的补偿原则是当务之急。一是扩大补偿范围。比如补偿扩大到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财产权益。二是提高补偿标准。农村房屋等土地附着物、建筑物的补偿应当参照适用城市房屋的市场价格补偿机制，确立市场等价有偿原则，缩小农村与城市房屋补偿标准差距，逐步推动补偿结构方式的同质化。三是拓宽补偿方式。除现金补偿外，也可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采取通过股权或债券进行补偿或替代性补偿的方式。

（二）严格规范行政机关的征收补偿行为

第一，尊重被征收人的参与权。行政机关应适用公开透明、平等参与的规范程序，进一步尊重被征收人的参与权。对于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行政行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完善手续、规范程序。充分认识程序正当原则，并充分给予被征收人在征收过程中协商谈判的权利，避免程序违法。

第二，关注被征收人正当合理诉求。在注重政策原则、坚持依法补偿、一视同仁的同时，要考虑被征收人基于房屋的区位价值、使用状况、特殊用途等方面提出的正当诉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适当补偿。对于当前争议比较集中的由于历史原因或者行政机关方面原因形成的“住改商”经营性用房、违法建筑，可根据实际经营使用状况、是否办理营业执照、是否具有纳税证明以及使用年限等予以适当合理补偿。

第三，完善补偿安置争议的行政救济程序。从案件分析中发现一些行政机关在对集体土地所有人进行征收补偿安置时行使的程序不完善，从实质性解决纠纷的角度，重视行政协调、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程序，发挥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优势。如某村村民诉省国土厅不履行行政裁决职责的案件

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1〕12号”行政判决书。 ，省国土厅提出贵州省尚未明确设置行政裁决职能部门。

第四，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对这180件案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因征地补偿而提起的信息公开诉讼不少，比如龚某等人诉贵阳市开阳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5〕106-142号”行政判决书。 中，龚某等人向开阳县人民政府申请公开省政府关于征地补偿方案的批复，虽然在一审过程中县政府已对龚某等人要求公开的信息予以公开，但是二审法院认为信息公开诉讼作为义务之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核心在于希望人民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本案龚某提起本诉的目的是希望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判决开阳县政府向其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开阳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依法及时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其不作为行政行为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4条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4条：“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之规定。

（三）依法履行审判职能，在促进发展与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中寻求平衡

在审理的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行政案件中，面临依法行政与加快发展的价值性矛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需要坚持法治底线，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功能，促进政府在法治轨道上加速发展。

1从严“公共利益”司法审查

为克服行政机关对公共利益目的的随意性扩大解释，司法应对是否属于公共利益作出审查认定，法院对公共利益认定具有审查判断权和终局性认定毋庸置疑。实践中，司法审查应通过严格的形式审查，坚持参与原则、比例原则、公共使用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保障公共利益认定的程序，保证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的正当性。这180件二审中有10余件法院在司法审查认定中对征地行为是否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了审查。如莫某等人在诉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案

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黔高行终字〔2013〕7号”行政判决书。中，法院就认为区政府征收莫某等人的房屋是为了标准厂房建设，此项目所属的贵州省高新中小企业创新园系生态科技产业园的组成部分，由相关地方政府主导实施，与贵州省的科技发展密切相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8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政府进行征收的范围是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

2严格行政机关法律规避的审查

对于行政机关法律规避行为，应当根据是否有利于相对人权利保护、是否对相对人权利造成损害作出判定[10]。如果行政机关的法律选择有利于维护相对人权利，体现行政行为受益性，可以予以支持。反之，对相对人增设义务、减少权利的行为则应当严格制约。如对于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补偿标准，按照法律规定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操作，但是如果行政机关选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补偿，按照后者规定的补偿标准要高于前者，且程序更为严格，则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如政府主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进行，这属于有利于相对人权利的行为，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篇2

【关键词】集体土地 非住宅 补偿原则

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各种大型公益项目的需求增加，在国有土地征用贫瘠的状况下，集体土地开始大量被征收。从法律层面来讲，2011年1月21日国家颁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简称新条例），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征收与补偿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保障，只是暂参考2011年颁布的新条例执行，在此背景下，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征收实施能否顺利有效进行是个很大的疑问，据报道的征收实践工作所引起的经济纠纷甚至个别恶性案件则说明了征收补偿过程中的各利益方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权利与利益的平衡被打破。以最少的成本代价获取最优的利益均衡效果，使得公平补偿能够真正实现，这是思考如何制定合理的法律的重心。

经济学角度分析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实质上是征收补偿相关主体的利益相争，价值目标、利益需求及所处地位所占有资源的不同就必然引发利益方面的博弈，利益博弈过程就是相关方利益重新组合的过程，其根源在于征收补偿中利益分配失衡 ，反应在补偿价款上。

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征收过程中，被征收人与政府、征收实施单位之间就补偿安置方案互相磋商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政府的偿付意愿是否能与被征收人的受偿意愿互相吻合或接近吻合，而征收实施单位作为中间人，以委托代办费为利益目标，一般起到调解和促成协议的作用。考虑到博弈过程过长会产生一定的社会资源及时间价值浪费，因此分析在不同补偿原则下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的利益各方博弈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能够有效避免征收过程中利益相关方的各种利益损失。

针对集体土地征收后大多用于公益项目的建设这一现状，加上我国特殊的双重“二元化”土地市场机制，基于公共利益层面的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征收是中国特有的征收补偿方式。本文从不同的补偿原则方面研究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的征收补偿方式，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分析三种利益主体：政府、拆迁实施单位和被拆迁人。这三种主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占据不同的社会信息资源，代表不同的利益方，征收补偿工作中所产生的矛盾及问题实际上就是三方的利益冲突。

一 假设前提

对于征收工作中涉及的各利益方，信息掌握程度各不相同，假定征收方案完全是依据法律条文的程序制定的，则政府方在拟定征收方案之后就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对外完全公开，若征收方案可信度大，则被征收人在了解了征收方案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对征收对象价值的大致估算。虽然征收对象―房屋可以通过评估机构获取一份合理的房屋价值评估报告，但各种信息因素交流的不对称原因，仍然存在或多或少的房屋价值估算错位偏移。在此我们假设信息完全公开对称，以便博弈过程能够顺利进行，除了信息假设前提外，

还需要对各利益相关方行为分析进行其他方面的假设，例如他们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需求偏好多种多样、理性选择、机会倾向主义等，以上这些都是分析各利益相关方博弈的基本假设前提。

二 博弈要素

（1）参与人：本文所研究的是集体土地非住房房屋征收补偿方式，由于开发商角色涉及甚少，故征收工作的参与人仅由政府、征收实施单位和被征收人三方组成。

（2）行动：政府、征收实施单位和被征收人是利益相关方，政府担当机制供给者的角色，在不同的补偿原则下它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进行机制创新；征收实施单位是征收工作的执行者，行动策略有三种：协商征收、谈判征收、强制征收；被征收人是被征收房屋的权利方，行动策略一般采取服从、拖延后服从、不服从或同意、不同意。

（3）信息：假设信息对流顺畅，完全公开，则每个参与人清楚其他参与人采取的行动方案，并了解其他参与人的支付值。

（4）支付：支付是博弈参与者参与博弈所得到的支付，而不是他们所付出的支付。由于参与人的支付受到诸多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鉴于资料的有限性，很难用具体的函数进行解析说明，在此利用逻辑分析进行假设尝试，得出有意义的博弈结论。

三 博弈分析

本文选用三种不同的补偿原则：适当补偿原则、公正补偿、完全补偿，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是在一定得场合前提下对其他相关利益方采取某种行为对策做出理性的分析，并综合考虑相互之间可能产生的影响因素，以此来选择自己的行为策略，达到利益或效用最大化，通过博弈较量，博弈结论汇总如下表所示：

补偿原则 最优策略 各利益方

政府 征收实施单位 被征收人

适当补偿 服从 L-R C+D A

公正补偿 同意 L F A+B

完全补偿 同意 L F A+B+M+K

其中：L-政绩收益；R-失信损失值；C-委托代办费；D-征收实施单位的期间收益；F-获取的各种收益包括委托代办费以及征收工作中的特殊收入（C+D

从收益值角度考虑，从表中数据不难看出：选择完全补偿各利益方利益组合最优。从工作难易程度考虑，适当补偿原则下的征收条款使得征收实施单位操作方便快捷，工作效率较高；在公正补偿原则下因为有协调的因素使得谈判工作难度增大；遵循完全补偿原则时正因为搬迁奖励措施的增加，征收工作进度有了很大的推进，且征收实施单位作为独立的社会服务机构，进展工作更加透明和公正，取得被征收人的信任，间接推动征收工作进程。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政府在适当补偿原则下实行强制征收方案，对被征收人的切身利益考虑不够周全，强征行为引发矛盾重重，不利于社会和平发展，造成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公正补偿原则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利益矛盾，但由此造成了时间价值和社会资源的严重支出局面，且有可能增加社会动荡风险。完全补偿原则可谓是征收补偿工作的完美原则，补偿效果显著，各方矛盾进一步得到缓解甚至解决。

综上述，利益三方选用完全补偿原则，能够权衡各方利益，使其达到最优组合。随着社会法律的逐渐完善，经济实力迅速壮大，综合考虑完全补偿原则的利弊优劣，我国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机制走上以完全补偿为基础的道路是势在必行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赵骏 范良聪 补偿博弈与第三方评估[J].法学研究，2012（3）

[2] 江怒. 房屋拆迁中政府、拆迁人、被拆迁人三方法律关系分析及对策[J ] . 商场现代化，2006 （8） ：277.

[3]谭术魁. 中国频繁暴发征地冲突的原因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08，22（6）：44-50.

[4]李红波，谭术魁. 当代中国土地冲突问题及其根源探究[J].天府新论，2006，06：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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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

[6] 日本《土地征收法》第3条列举了49种可以发动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其中包括依据道路法进行的公路建设；以治水或水利为目的的在江河上设置的防堤、护岸、拦河坝、蓄水池及其他设施；国家、地方团体进行改造与综合开发所建的道路、水渠等设施；铁路、港口、机场、气象观测、电信、电力、广播、煤气、博物馆、医院、墓地、公厕、公园等.

[7] 范进学.定义“公共利益”的方法论及概念诠释[J].法学论坛，2005：1.

[8] 李才锐.农村承包土地征用的法律思考[J].广西社会科学，200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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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产权房；所有权缺失；土地征收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0-119-02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房产价格的不断上涨，房地产投资热不断升温。大城市郊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始大量修建商品房出售给城市居民，农民从中获取相当收益。由于在农村土地上修建商品房没有依法进行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建房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向国家缴纳土地使用费，导致这些商品房价格较城市商品房价格低好多，购买者蜂涌而至，农村建商品房现象开始蔓延；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商品房用地没有进行土地所有权的转换，房屋所有人无法获得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从而出现了众多的所谓“小产权房”。这种现象的出现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使得国家土地管理部门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这些房屋建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这是违法的。依据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的原则，这些房屋必须拆除；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现象在全国大中城市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如果真的依法全部拆除，必将给社会财富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房屋所有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从而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如何破解这种两难的困境，理论界与管理部门纷纷提出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小产权房是违法行为的产物，依据有法必依的原则，对这种违法行为必须予以取缔，不能以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以及法不罚众为由而任其存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为了不给社会财富造成损害、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造成经济损失，应当有条件地承认之前的小产权房合法。同时加强管理，以防这种现象再出现。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妥。因为上述观点既未从根本上厘清导致小产权房现象出现的原因，又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现象的出现。所以，为了保持法律的严肃性，同时更有效地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必须首先厘清导致小产权房现象出现的原因。

导致小产权房现象出现的原因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其二是法律上的原因。

经济上的原因除了房地产投资热的带动、广大购房者期望以低廉的价格购房等待升值，然后获得较大回报等原因以外，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我国土地征收补偿金太少。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土地征收中用于补偿农民损失的补偿金只是同期国家土地出让金的百分之五。过低的土地补偿金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土地征收的成本，鼓励了各个地方政府的土地征收行为，使得我国农业用地面积不断缩小，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另一方面，过低的土地补偿金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农民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于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商品房出售，从而获得远远高于补偿金的经济回报。

法律上的原因主要有：1、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失。这种缺失主要体现在：其一是权利主体的缺失。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物权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所有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是，上述法律没有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究竟是指谁。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造成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在法律规定上存在，在实践中缺失。这种缺失带来的最大消极后果是当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受到侵犯时，没有明确的权利主体来维护所有权。其二是农村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权利的缺失。根据财产所有权的一般原理，财产所有权的内容应当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但是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在行使处分权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这种限制体现在：首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只能通过由国家征收的形式出让给国家。除此以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得出让。其次，土地使用权也不得任意出让。除了荒山、滩涂等土地用于农业生产目的可以有偿出让给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其他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给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样的制度安排其初衷是为了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防止农民土地的流失导致农民生活无着。但是另一方面也确实导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内容的缺失。正是这样一些缺失使得农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仅不能充分享受城市化的成果，反而要为城市化付出新的牺牲。在现有的土地法律体制 下，农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能够享受城市化的成果，只得突破现行法律制度，冒着违法的风险建设商品房出售。而这些商品房由于不能取得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于是在我国出现了所谓小产权房现象。2、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缺陷。我国法律一方面规定保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农村集体土地行使征收权。这种制度安排从形式上看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征收行为具有强制性和单方性，国家征收权一旦行使将会导致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给土地所有人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对土地征收权行使的前提条件、土地征收后应当如何补偿以及土地征收中农民的话语权等问题，法律必须明确规定。然而，上述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严格明确的规定，从而使得征收权的行使容易而且成本低廉。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为了对抗滥用征收权的现象，农民在其土地上开始建房出售，小产权房现象出现了。

尽管导致小产权房现象的出现有经济和法律两方面的原因。但实质上上述原因本身也在互相影响，互为原因：农民为了经济利益用建设小产权房的行为企图突破现行法律的规定；而现行法律制度的使得农民的经济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在上述原因中，法律制度的缺陷是根本的原因。所以，要解决小产权房现象必须从解决法律制度的缺陷着手。

一、完善农村土地管理法律，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

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村民委员会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这一规定似乎明确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但是这一规定与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的现实状况不符。农村的现实状况是，村民委员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实际上是村民小组在行使着土地所有权。正是法律上的规定与现实不符，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的缺失。所以，应当修改现行法律规定，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为村民小组。这既符合农村的现实，又符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建立的历史，从而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缺失的问题。进而为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上的条件。

二、 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内容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转让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所有的土地没有处分权。这种制度安排尽管对农业用地的安全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其缺陷也非常明显。它导致土地这一最大的存量资产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不能为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为侵犯农民利益大开了方便之门，也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业用地的安全。所以，必须修改现行土地管理法律制度，一方面赋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以完全财产所有权的内容，另一方面严格保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只有农民的合法利益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农民才不会冒着违法的危险去建设小产权房，从而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小产权房现象。

三、完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对农村集体土地行使征收权。这种制度安排对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国家征收权的行使会导致农民合法权益的丧失，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是以牺牲农民合法权益为代价的。所以，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与农民合法权益的平衡，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畴和土地征收后充分合理地补偿农民的损失。然而，我国现行法律既没有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畴，又没有合理充分地补偿农民的损失。正是现行法律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土地征收过程中地方政府任意扩大公共利益的范畴，轻易行使土地征收权，严重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征收中补偿费用低廉，这为地方政府滥用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无法保障农业用地的安全，直接导致我国耕地面积锐减。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从1997年到2006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1亿2千万亩，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同时，土地征收权的滥用严重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严重影响“三农”问题的解决。所以，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完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开始，严格限定公共利益的范畴，同时，对由于土地征收给农民造成的损失给以充分合理的补偿。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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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往征收土地工作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局以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为契机，大力推进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定了《关于做好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完成了全市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在房地登记整合、农村集体持有《集体土地所有证》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征地部门在办理部分集体土地征收时，征地与登记二者的衔接存在下列问题：

一是被征收土地权属不清晰。此类问题主要表现是征地时不以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为要件，且存在征地、登记重复指界问题。在征地部门土地征收过程中，要求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对拟征收土地进行指界并填写《征收土地情况确认表》，在用地单位后续办理登记时仍需再次进行指界，两次指界不仅浪费人力、物力，更容易造成两次指界结果不一致，导致权属矛盾纠纷，影响征地纠纷处理的刚性。这既会影响土地征收管理的严密性，又会影响后续环节办理登记手续。其主要原因，在于征地部门在进行土地征收时没有以权属登记信息作为依据，导致被征收的土地权利主体、范围等不清晰。

二是重复征地问题。例如，A村集体名下集体土地9公顷，出于城市开发建设需要由所在区县政府征收了其中1.5公顷变为国有土地，后因原项目搁置取消等原因导致该地块没有供应、建设，A村居民见状又陆续在其上耕种。若干年后，另一项目选址在上述1.5公顷国有土地之内，但因档案管理不善等缘由，征地部门认定该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因此新项目选址的1公顷实际已为国有的土地又履行了一次土地征收和补偿手续，虽然村民没有提出异议，但造成了国家财政经费的流失。造成重复征地的重要原因，在于征地部门没有以登记结果作为依据，导致对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判断发生偏差。

三是登记结果现势性不强。登记是对土地、房屋权属的记载和公示，应该与房地权利的客观状况保持一致。但实际中，全市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往往很少主动申请办理被征收土地的注销及变更登记，造成被征收土地的权属登记信息仍为原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导致权属登记信息没有随着土地实际状况的改变而及时变更，不能满足登记结果现势性的要求，容易形成管理漏洞。

二、主要解决建议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避免出现征地纠纷，规范土地征收和登记管理链条，维护登记结果现势性，确保土地权属清晰，保护农民集体以及用地单位的合法权益，避免纠纷和不稳定，我局制定下发了《关于集体土地征收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津国土房地权〔2009〕486号，以下简称486号文件）及《关于在一张图工程系统中土地权属地类信息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津国土房地权〔2010〕286号，以下简称286号文件）等规范性文件，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凭证征地”，即在土地征收时要求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提交《集体土地所有证》。486号文件中提出了“在实施集体土地征收时应由国土资源分局收取拟征收土地的《集体土地所有证》。对于未核发《集体土地所有证》的，应核发《集体土地所有证》后，方可申请办理土地征收”的规定，没有提供《集体土地所有证》则不得批准征地，使征地部门明确掌握拟征收土地的准确权利状况，明晰了权属，避免了纠纷。

二是优化流程，征地同时生成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及变更登记所需材料，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与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及变更登记的“一并申请、一并指界、一并测绘、同步办理”。在486号文件中明确，于批准征地前，应在《征收土地告知书》中增加拟征收土地《集体土地所有证》记载的土地情况、征地范围、裁余土地面积等；在征收土地告知后，要求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填写《征收土地情况确认表》并附征收土地的《宗地图》并盖章确认，《征收土地情况确认表》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书，《宗地图》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直接盖章成果，在登记时界址表直接根据《宗地图》及《征收土地情况确认表》填写，不再重复指界盖章；要求测绘机构在进行土地征收测绘时，一并出具拟征收部分土地及裁余部分土地的《宗地图》等测绘成果，统一测绘精度为1：500。在生成以上后续注销、变更登记材料后，由征地部门及时提供给登记部门。486号文件还要求，“部分征收的，还应告知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及时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等事项……集体土地征收时未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的，不得办理被征收土地的土地供应手续”，实现征地、登记程序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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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中村改造；土地确权；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P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5-0034-3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中村现象也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形成与扩大，城中村问题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多年来的试验证明，城中村改造已成为解决城中村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拆迁难，而拆迁难的一个根源就是产权不清，土地和房屋权属混杂，土地确权问题已成为城中村改造中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近几年来，我国许多城市在实施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因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引起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引起的社会关注度极高，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在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政府、开发商和被拆迁人三者之间的博弈，造成了许多城中村改造项目难于推进，寸步难行，甚至被搁置而以失败告终。追根究底，就是拆迁难，而城中村的土地和房屋产权不清、权属混乱等问题是拆迁难的根源，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对征收拆迁问题进行指导和监督，土地确权问题已迫在眉睫，亟待解决。

1 我国城中村土地权属的现状

1.1 城中村占用大量土地资源，管理混乱

由于城中村早建于城市新区，城中村大部分地处于城市中心地区或次中心地区，且规模和建筑数量庞大，占用了大量的城市建设用地，具有丰富的储量土地资源。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政府快速发展城市建设，为降低征收补偿成本采取了“城市包围农村”的形式，就是政府在征地过程中避开原农村土地和房屋，而选择农村边缘区域进行土地征用转为城市土地，城中村的土地及其余未征收的土地仍属农村集体所有，占用了丰富的土地资源，形成了土地的二元结构。然而政府缺少对原农村土地和房屋的管理，这些土地和房屋仍然停留在松散的农村管理状态，土地利用不合理，土地管理松散混乱，引发了城中村违法违章建筑有增加趋势，且难于有效遏制，大量的城中村违法违章建筑成为城市里的特殊现象。城中村现象在珠三角发达城市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全市共有城中村320个，其区内有91个，分布在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区，特区外有229个，分布在宝安、龙岗两区。深圳由于城市建设历史短、速度快、规模大，短短三十年间由边陲小镇蜕变成为现代化大都市，其城中村问题尤为典型和突出。又如：广东省广州市，广州是我国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也是城中村问题最为突出的代表性城市之一。广州市城中村规模数量大，全市10个区和2个县级市的城市规划范围内，共分布着约1149条村庄，其规模约为深圳、珠海、福州等大中城市的2-5倍。在我国其他大中城市同样存在城中村现象，城中村分布范围广，规模大，集中了丰富的土地资源。

1.2 城中村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权属界定不清

城中村现象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其中土地确权问题上的失误，产权界定不清，是城中村形成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对城中村的土地资源利用方面缺乏有效的指导和管理，可以说是处于管理松散状态，导致城中村的土地权属混杂不清问题。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我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分为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土地（集体所有），而城中村的土地因城市化发展和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原因，土地权属可细分为四种类型：（1）城市土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逐渐从农村集体或农民个人手里征收农用地，从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2）集体土地。城市化前，原农村集体持有大量的集体发展用地、宅基地、责任田、自留地、村办企业用地以及道路、公共用地等都属于集体所有。城市化后，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然留有大量集体发展用地；（3）村民土地。村民土地包括宅基地、责任田、自留地等，是集体分配给村民个人的一部分集体土地，仍然留由村民个人使用；（4）未征收土地。在城中村的边缘地区，仍然存在部分未征收的历史遗留用地，这部分未征收土地仍然属于农村集体或村民个人持有。在这四类土地中，除城市土地具有清晰的合法产权外，其余三类土地中大量存在权产关系不明，权属界定不清，没有完备的产权手续。

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城市土地价值激升和经济利益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城中村的土地上引发更多的城中村问题。比如：新的违法违章建筑乱建抢建严重，有增加趋势，非法占用、擅自买卖国有或集体土地、乱抢乱建等现象严重难控，造成城中村的“握手楼”、“贴面楼”、“小产权房”现象随处可见，与城市新区形成不和谐的“独特风景”，成为制约城市发展与提升的“毒瘤”，形成城中村大量的土地权属界定不清、产权关系不明等现实问题。

1.3 城中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不合法，土地利用不规范，征用难

由于城中村所处城市位置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对城中村的土地缺乏严格的有效监管，造成城中村的宅基地、发展用地等土地非法流转，非法买卖或出租，甚至非法占用或改变用途。由于缺少对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个人在经济发展、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引导，城中村中高密度的“民房”数量庞大，违法违章建筑不断增加难控，土地利用不规范，导致土地和房屋征用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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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于城市房屋拆迁问题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对集体土地征用中的房屋拆迁，由于情况较复杂，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和颁布专门的法规，土地管理法只规定了征用集体土地的相关程序，而对征地过程中的房屋拆迁操作办法及相应的补偿标准并无具体规定，因此对征地拆迁问题的解决，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因此，国家应针对农村土地征收拆迁中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司法及社会相关方面予以关注和重视，加快土地征地拆迁立法，依法明确农村土地征用、征收中的权利主体，征占范围和程序，补偿标准，分配主体和范围，使征地拆迁的补偿建立在一个有法可依便于操作的基础上，消除法律界限不明带来的执法不统一问题，通过平衡国家、集体、农民三方利益，为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可依的保证。就目前在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的有关问题，并结合当前法律、法规，阐述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的区别以及在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应注意的有关问题：

一、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的区别

征地拆迁是指国家因公共利益的需要，经依法批准将集体所有地土地征为国有后，对原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强制拆迁，并给予补偿的行为。城市房屋拆迁是指因城市建设项目的需要，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单位（拆迁人）与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被拆迁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按照协议实施房屋拆迁的行为。我国法律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国有土地地上建筑物的拆迁，属于城市房屋拆迁的范畴，适用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地上建筑物的拆迁，属于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范畴，适用《土地管理法》有关征地补偿安置的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分别是城市房屋拆迁和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的主管机关。由此可见，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拆迁活动，其各自遵循不同的程序和规则来实施。由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很难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致使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在补偿安置方面存在高低不等的标准，在拆迁中，两种补偿安置标准的选择适用，往往成为当事人各方争议的一个焦点。

二、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应注意的问题

1、依法办理征地审批手续。因建设项目需要拆迁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其前提是该土地被批准征用。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化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依照法律规定因建设项目需要用地的首先应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如项目建设不把集体土地依法征用为国有土地就实施房屋拆迁，从根本上违背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的基本规定，没有土地征用审批手续，就没有拆迁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合法根据，边拆迁，边征地、先拆迁，后征地，都在法律禁止之列。

2、征地管理部门按征地被批准方案实施并拆迁公告。征用土地方案经批准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范围内予以公布。公告内容应包括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土补偿的期限等，尤其是集体土地征用中需拆迁房屋的，应在公告中明确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同时可通知有关部门在拆迁用地范围内暂停办理户口的迁入、分户；房屋的买卖、交换、翻建、租赁、抵押；核发营业执照等事宜。

3、拆迁主体要有合法的资格并按程序规定拆迁。在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过程中，有些拆迁主体是县、区政府，有些是乡、镇政府，还有的是无拆迁资质的有关部门，拆迁主体比较混乱，实际操作很不规范。目前，虽然对集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我国还没有一部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但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还是应按照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由县、区以上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拆迁或委托县、区级土地管理部门实施拆迁为宜。而对房屋拆迁的程序具体可以参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4、拆迁并进行房屋市场评估、拆迁补偿标准要统一。由于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没有一部较完善、完备的法律法规，且对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标准又不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的规定，所以造成拆迁补偿安置标准不统一。有的农户在期限内搬迁而所得补偿不如后搬迁的农户，使拆迁工作增加难度，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容易引起矛盾，造成农户到处上访、哄闹，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为此，对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可根据拆一还一，不低于原来水平的原则，按房屋原有建筑物的结构类型和建筑面积的大小给予合理的补偿，或由政府统一筹建安置房或农民公寓、有条件的附近安排宅基地等进行合理安排安置。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评估时，应征求农户意见，提供由三家具有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三级以上的房地产评估资质机构进行评估，由被拆迁人优先选择评估机构，对收征地上的被拆迁房进行市场评估。

篇8

根据《土地管理法》,征收土地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运用国家强制力,按照法定程序将一定范围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转为国家所有权,并依法对被征收土地的原权利人(包括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包人、承包人、转包人等)给予补偿的活动。

各级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土地的主管部门是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国务院令第305号),城市房屋拆迁是指为了实施城市规划、旧城区改造,运用国家强制力,组织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对原房屋权利人(包括房屋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出租人、承租人、转租人等)给予补偿、安置的活动。

各级政府组织实施房屋拆迁的主管部门,中央政府为国务院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地方县级以上政府则为负责管理房屋拆迁的部门(通常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房产管理部门)。

组织实施征收土地的主要程序:

(一)征地公告。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范围内征地公告。公告后抢栽、抢种的农作物或者抢建的建筑物不列入补偿范围。

(二)办理征地补偿登记。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持权属证书和产权证明等到公告指定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补偿登记。

(三)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单位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公告,听取被征地农民意见(根据《国土资源听证规定》,2004年5月1日以后,应当告知被征地农民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并根据被征地农民的申请举行听证会),采纳合理合法的意见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修改。

(四)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将征求意见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政府批准,并报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由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五)实施补偿安置方案和交付土地。按规定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被征地单位和个人按期交付土地。

组织实施房屋拆迁的主要程序:

(一)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房屋的单位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

(二)拆迁公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拆迁公告,将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向社会公布。

(三)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实施拆迁。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1、双方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办理证据公证。

2、双方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从上述规定可知,国家建设征收土地与城市房屋拆迁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的主要区别:

一是适用的法律程序不同。国家建设征收土地适用《土地管理法》及其配套法规中关于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规定;城市房屋拆迁适用《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规定。

二是适用范围不同。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适用范围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城市房屋拆迁的适用范围是城市规划区内的国有土地。

三是行为所指向的标的不同。国家建设征收土地指向的标的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城市房屋拆迁指向的标的是房屋。

四是法律后果不同。国家建设征收土地导致的法律后果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消灭;城市房屋拆迁导致的法律后果是被拆迁房屋所有权的消灭以及房屋产权的等价调整或者价值的交换。

很显然,征收土地与房屋拆迁是不同的行政管理行为,依法分别由负有相应职能的行政机关行使管理权。依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某些地方由一个机关统一负责土地管理和房产管理(或者房屋拆迁管理)工作的,该机关可以依法分别行使该两项职权,遵循相应的法律程序对征收土地和房屋拆迁实施行政管理。依法行政体现在每个具体行政行为上首先应该是依法定程序行政。只有通过程序正义,才能达到结果正义,只有实现程序的公正,才能体现结果的公正。按照依法行政关于职权法定的原则和行政行为应当符合法定程序的要求,征收土地的行政管理职权和房屋拆迁的行政管理职权不能混淆;组织实施征收土地的法律程序和组织实施房屋拆迁的法律程序在具体操作中不能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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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征地补偿原则上实行耕地统一年产值标准，耕地平均年产值统一按每亩1200元计算，各类土地补偿标准详见附件1。其中，部分区域实行区片综合地价（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最高为3.4万元/亩、最低为3万元/亩补偿。具体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由各项目指挥部（或乡镇、开发区）提出初步意见，报县国土资源局审核拟定后，提请县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原则上在我县城区及开发区总体规划区范围内实施征地，按征地补偿协议确定的被征收农用地面积10%比例（不含留用地征用面积），实行按征收土地所在村就近预留土地，按照城市建设规划用于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符合国家政策的二、三产业。

留用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并缴交相关规费，也可以委托县政府报批并出让，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报批费用、政府规费税金等有关成本费用后由县财政全部下拨有关乡镇政府,再由乡镇政府下拨村经济集体组织，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就业安置、发展生产。工业项目（含工业园区内的道路等工业配套项目）征地和政府原因无法兑现留用地指标的经营性项目、公共建筑项目以及水利、道路交通等公用设施项目征地，采取货币化补偿的方式对留用地指标予以变现。留用地货币化补偿标准根据该项目留地类型所处地段的基准地价或项目周边地块近期出让价，并扣除项目收储成本和相关报批费用、政府规费税金有关成本费用后确定。

二、征收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和构筑物补偿标准

（一）征收土地上果树、果苗的补偿标准按附件2、4的相应标准执行。成片果树种植密度不得超过最大合理株数（详见附件3），若超过最大合理株数，按最大合理株数补偿。

（二）征收土地上林木的补偿标准按附件5的相应标准执行（林木种植密度必须在林业部门认定的合理范围内），其中零星树木和竹林按株清点补偿，其他成片林木按实际占地面积丈量补偿。经依法审批采伐的成片林木，采伐后林木归原林权所有者。

（三）征地范围涉及鱼虾塘征收的，主要分三种类型补偿：

1、垦区范围内在围垦前已建成的鱼虾塘，以及垦区范围外群众自行围建的鱼虾塘统称“垦前塘”。垦前塘土地按地藉档案中的地类补偿，塘建等地面建（构）筑物参照评估价补偿。

2、垦区范围内在围垦后群众自行围建的鱼虾塘属“垦后塘”。垦后塘收塘时按3400元/亩对塘建等地面建（构）筑物进行补偿。

3、鱼虾塘原为耕地等整理改造的，土地按地藉档案中的原地类进行补偿，塘建等地面建（构）筑物参照评估价补偿。

（四）征迁其他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及其他项目的补偿标准按附件6、7的相应标准执行。畜舍、禽舍等临时简易搭盖物按建筑面积70-100元/m2予以补偿，室外厕所、杂物间等附属房按建筑面积100-120元/m2予以补偿，但不予安置；有合法审批手续的土地（主要指房前屋后空地或已建围墙内的空地），原则上按120—200元/m2进行补偿，对执行留地政策范围内的空地，可根据该项目农用地补偿标准加上留地变现款适当进行调整。

三、集体土地的房屋征迁安置条件

被征迁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应给予安置：

（一）持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机关批准的建房用地手续等有效证件。

（二）虽无合法产权证件，但确系建国前建造的旧房或确认为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生效前建造的房屋。

（三）年1月1日至年8月1日《省村镇建设管理条例》生效前建造的房屋，房屋的使用人能提供地契、建设用地证明、建房纳税记录等有效原始资料并确系本人居住的。

（四）历年经国土、建设等部门行政处罚到位（含提供相应票据等），一直作为住房使用且只有一处住房的。

（五）无产权房屋的安置，在协商期限内搬迁的分别按以下方式处理：

1、年1月1日前建造的无产权房屋，经村镇审核并公示无异议的，三层以下（含三层）按建筑面积90%安置，余下部分及三层以上部分按房屋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后只给予货币补偿但不予安置。其中，城区及周边地区以年年初县建设局委托有资质单位航拍的影像图及数字化地形图作为依据。

2、年1月1日至年8月12日《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违法建设的通告》出台前建造的无产权房屋，经村镇审核并公示无异议的，三层以下的（含三层）按建筑面积75%予以安置，余下部分及三层以上部分按房屋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后只给予货币补偿但不予安置。其中，以年年底县海洋与渔业局委托有资质单位航拍的影像图及数字化地形图作为依据。

3、年8月12日至年12月31日建造的无产权房屋原则上不予安置，只给适当房屋重置价给予补偿；如有特殊情况，各乡镇及开发区在制定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时上报县政府批准执行。

4、凡属年1月1日以后未经审批建造的无产权房屋，一律不予补偿。在拆迁期限内自行拆除的，可适当予以补贴。

5、航拍图未覆盖区域，房屋建造时间以村、镇调查认定并经公示无异议后的具结书作为依据，按上述四款规定执行。

6、国有或集体企事业单位建造的无产权非住宅房屋，可办但未办理产权登记的，在协商期限内搬迁的，经县政府确认同意后可按70%给予作价补偿，不予以安置。

（六）商业用房认定及补偿安置。在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生效后，将未经规划部门批准、房管部门确认的非营业性用房改作营业性店面的，一律按原房使用性质进行补偿安置。但拥有产权和持有年1月1日前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初始营业证明）、税务登记证明，依法纳税并在协商期限内搬迁的，按其沿街底层第一自然间面积×60%×（店面区位评估价）确定。沿街底层第一自然间的进深按房屋的结构确认，但不得超过6米。

四、集体土地的房屋征迁补偿标准

房屋征迁补偿费用包括房屋及其所占的土地和其他地上建（构）筑物征迁补偿费。

（一）房屋征迁补偿费。按附件8、9、10、11相关标准执行。凡被征迁的主房只有一层平房的，按确认建筑面积另加300元/m2给予补偿，主房只有两层的按确认建筑面积另加100元/m2给予补偿。

（二）安置房价格。采取房屋产权调换安置方式的，安置房价格分三种类别：

1、安置价：多层安置房1300元/m2，高层安置房1500元/m2。

2、优惠价：多层安置房1500元/m2，高层安置房元/m2，

被征迁人所选安置房面积超过可享受的安置面积15m2以内的，按优惠价计价。

3、市场参考价：由有资质评估公司结合安置区片范围内商品房均价进行评估，评估结果随同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报县政府批准。安置房面积超过被征迁人可享受的安置面积15元/m2以上的，按市场参考价计价。

安置房等面积部分不计层次差价，要收取超面积部分（包括可享受的超面积和安置户要求增加的面积）层次差价，层次差价原则上不得高于50元/m2。多层的层次差价从第4层开始计算；高层的层次从第7层开始计算。

（三）安置方式：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征迁补偿采取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两种安置方式，由被征迁人自主选择。

选择产权调换方式的，被征迁人应选择与被征迁房屋面积最接近的安置房进行产权调换。被征迁房屋只为一层的，且建筑面积在100m2以内的，按被征迁主房确认建筑面积的1.3倍面积予以安置；被征迁房屋只为二层的，且建筑面积在200m2以内的，按被征迁主房确认建筑面积的1.1倍面积予以安置；被征迁房屋只为三层的，按照确认面积1:1给予等面积安置；被征迁房屋为三层以上的，一至三层部分按照1:1给予等面积安置，三层以上部分按房屋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后，只给予货币补偿但不予安置。

安置房配备工具间或商业用房的，计入安置面积，价格按实际评估价计价。

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按确认的建筑面积1：1作价补偿，即按被征迁房屋确认面积重置价结合成新补偿外，再给予货币安置作价补偿金，具体金额由县国土资源局或县政府授权的各项目指挥部（或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根据项目实际设定，报县政府批准。

项目因特殊情况需使用集体土地建设联体住宅进行征迁安置的，报经县政府批准后，可以参照多层安置房的安置标准执行。

（四）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征迁的，县国土资源局或县政府授权的各项目指挥部（或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须制定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和实施细则，并报县政府批准执行。

五、拆迁安置过渡期限

安置房建设为多层住宅（九层及以下）的，过渡期限为2年；安置房建设为高层住宅（十层及以上）的，过渡期限为3年。过渡期限计算按签订拆迁协议并搬迁封房之日起计算。安置房逾期交房按逾期交房之日起按双倍临时安置补助费补偿。临时安置补助费按附件13执行，在本标准执行前已实施临时安置补助的，按原标准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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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产权房；土地产权；土地开发利用；土地收益。

“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由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购买，没有取得合法产权证的房屋。“小产权房”是我国“二元化”土地所有制框架下的特有现象，折射出我国在土地法律制度、房地产市场调控、住房保障制度、农民利益保护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小产权房”产生的背景。

“小产权房”是近年来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民间约定俗成的一个新概念。自 1998 年房改以来，城市房价逐年高涨，公众开始转向价格低廉的“小产权房”，即使在法律和相关政府部门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小产权房”市场仍旧购销两旺，成为我国重要的房产权利类型之一。目前“小产权房”已成为城镇居民住房需求的重要房源。

“小产权房”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包括土地产权界定二元化制度、差别性的土地流转、开发利用、土地利益分配制度等在内的我国土地法律制度本身的缺陷。

二、土地初始产权界定问题。

“小产权房”产生的根源在于，以《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为轴心的土地法律制度体系建立了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流转的二元结构，并由此引起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在流转制度、土地开发利用、征收和管理上的差别待遇。

1. 我国土地法律制度的产权界定现状———土地权利二元化。我国《宪法》确立了我国土地所有权的二元结构制度。

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不存在私人产权。国家和集体成为两个互相独立且平等的所有权主体，国家对土地实行征收征用仅限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土地所有权不论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都不能够流通转让。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我国经历了从最初的完全禁止到逐渐放开的过程。1988 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依照法律规定转让，由此通过宪法形式确立了我国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但目前我国开放土地使用权流转仅限于国有土地，集体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自由流转一直被禁止。在建设用地使用权方面，《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实际上剥夺了集体土地使用权做为建设用地方面流转的可能性。集体土地使用权要投入建设，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国家征收，转变为国有土地后再实行土地使用权流转。集体土地使用权另一种类型是宅基地使用权。《物权法》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人对宅基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但对其转让《物权法》没有具体规定，只原则性地规定根据其它相关法律处理。

2. 两类土地产权对比———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不完整、产权主体不明。从我国土地法律制度中土地产权规定来看，相比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产权是一个权能并不完整的所有权。集体土地产权包括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但这是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紧密相联的，其转让也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甚至在实践中几乎被禁止。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在所有权能上存在差别，其所有权权能不完整，实际上无法充分实现财产权。此外，我国集体土地产权还存在产权主体不清的缺陷。虽然《宪法》规定了集体土地产权属集体所有，但具体主体仍指代不明。对比国有土地所有权归属国家，政府相关部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权力主体非常明确。《土地管理法》虽规定集体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但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权力主体也含混不清，导致集体土地在实际管理中混乱不堪。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界定将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好的产权界定会大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若维持一种制度的费用相对高昂，改变制度的费用相对下降时，就可能诱发制度变迁，使产权得到更好地配置。现行土地产权二元化配置，使土地权益配置过于倾向政府而存在不公。“小产权房”现象背后的土地绕过国家征收而自主供给进入市场就是这种制度变迁的产物。

三、土地开发利用的制度问题。

根据现行土地法律制度的规定，政府依据其公共行政管理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垄断了土地使用权买卖一级市场。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只有由政府先将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才能由开发商以拍卖方式获得土地的开发权，这中间的差价构成了政府土地出让金的净收入。政府一方面是集体土地征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的唯一合法主体，另一方面，政府又是面向开发商的土地使用权唯一供给者。这一方面导致了政府土地拍卖价格高拉动房价上涨，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使农民只能从土地中获得远低于其市场经济价值的土地征收补偿金。这样的土地开发利用制度安排明显和市场化运作相冲突。

四、土地出让收入管理的制度问题。

1. 土地出让收入分配失衡。土地是城市化进程中经济运行的载体。城市土地的形成是通过政府不断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并转化成国有土地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征用补偿与土地出让收入之间的巨大差价绝大部分被政府和开发商获取，农民只得到微乎其微的部分。根据我国研中心课题组的调查，在目前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只有 20%到 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仅占 5%到 10%；地方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 20%到 30%；开发商则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 40%到 50%。在现行的土地法律制度下，土地利益分配过分倾向于开发商和政府。这种巨大的利益分配不公也正是引发“小产权房”的社会经济因素。

2. 土地出让收入监督管理不力。土地出让收入的监督管理不完善，实际上也为地方政府追逐土地利益最大化提供了负面激励。长期以来，依据我国财政管理制度，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属于预算外收入，缺乏监管。地方政府在如何运用这笔资金上就有很大的自主权。同时，我国土地出让收入的监督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在约束这笔收入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反而产生了负激励效果，促使地方政府盲目追逐土地收入最大化。

五、完善土地出让的改革路径。

1. 完善集体土地产权并规范流转。集体所有土地应该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利。从产权界定这方面来说，“小产权房”问题的治本之策在于改革我国的土地二元化体制，明晰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完善其产权权能、产权运作、土地流转等法律制度，使集体土地有合法合规的正常进入市场流转的渠道，充分参与到市场竞争中。相应的改革措施应包括：修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中限制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所有权主体和行使代表、程序等；参照已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相关规定及各地的实践经验，制定相应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管理规定；严格规范集体土地流转等。

2. 土地开发利用制度的合理改进。首先是集体土地征收权限的限制。依据现行法律或相关法理，土地征收的初衷应是且只能是为了“公共利益”，这是征收的前提和衡量征收行为合法与否的标准。目前“小产权房”现象中出现的政府过于泛滥地征收土地现象，很大部分在于我国目前法律制度并没有对“公共利益”明确界定。因此，科学准确地界定公共利益范畴和政府土地征收的范围，严格限制政府土地征收权限，是我国土地法律制度需要完善的重要方面。其次是土地使用权出让权力的合理配置。现行法律规定政府代表国家垄断经营土地使用权出让，这是符合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情况的。

问题是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缺乏监督和规范，导致其中随意性过强、违法现象多和土地管理混乱的后果。改进的途径还是在于有效规范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强化土地规划约束和用途管制。各级地方政府要提前制定详细、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出让必须严格按照规划的数量、用途等来执行，土地利用规划的变更要依据法定程序执行。此外，对每年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规模要有严格的控制。

3. 土地出让收入分配与监督制度改革。我国目前土地出让收入绝大部分流向政府和开发商，这种利益分配机制是失衡且违背公平正义的。土地法律制度改革需要逐渐将这种不公平分配向合理利益分配机制转变。就土地利益主体而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集体和农民，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分化格局，显著影响着土地利益分配制度改革的走向。对于国有土地的出让收益，应调整中央与地方土地收益分配，由目前土地出让收入全额进入地方财政，改革为中央集中部分土地收入，专款专用，由中央财政专项用于地方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集体土地的出让收益，应制定集体土地收益分配办法，规范集体土地收益的分配及使用。集体土地出让收益应用来进行农村建设，保护农民利益。此外，在土地出让收益的监管方面，应建立土地收入的专项监督制度，同时财政、审计部门要及时对土地出让进行监督管理，防范漏洞。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