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收存在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土地征收存在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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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征收；征地补偿；村干部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1

一、在农村土地征地过程中，厘清征收和征用的概念

近来，一些文章、报道常常将“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两个概念混用，主要原因是在实践中人们对此还存在模糊认识，认为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表述不同。实际上，二者确有共同之处，但又存在较大区别。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批准后依法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实施征收并给予征地补偿。土地征用是指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以强制方式在一定期间内使用集体土地的行为。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都要依法给予补偿。区别在于，征收涉及所有权的改变，征收后的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而征用只是使用权的临时转移，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农民集体，且在使用结束后国家应当返还征用的财产，并支付必要的费用。简言之，涉及土地所有权改变的，是征收；不涉及所有权改变的，是征用。在厘清征收和征用概念的基础上谈征地问题，不仅有助于大家根据情况正确使用，也有利于大家在解读相关政策规定时能更加清楚自己的权利义务。

二、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一）因征收土地引起的政府与村集体、政府与村民的矛盾对抗日益激烈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是征收主体，村集体是被征收主体，村民是利益关联体，由于利益的驱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愈益突显，并且呈现出多种不同类型的矛盾格局。比如渭南市西马路赢田村状告临渭区人民政府，渭南高速东入口改造工程土地征收案等等，这些矛盾由最初的利益分配纠纷，逐步演变升级成为社会矛盾，甚至对抗。

（二）征收土地补偿政策不能有效落实

1.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补偿截留现象严重。我国的《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明确规定，中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但到底谁是“集体”，相关立法并没有明确指出，农村土地的集体产权实际上是“一种无确定主体的产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导致在征地补偿费的利益归属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用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提取土地补偿费和部分安置补助费及集体提留的资金由村委会统一纳入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范围。村委会作为群众服务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成了政策的盲区，土地补偿中，乡（镇）、村克扣、截留补偿金的现象比比皆是，补偿金真正落实到土地权利人手中的所剩无几。乡村干部在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上有很大自，这就导致了，一方面，由于村委缺乏投资理念，将巨额土地补偿款用于民间借贷和不合理的投资，以至血本无归，使得集体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一些村子因征地一夜暴富，于是大肆铺张浪费，白条入帐，再加上乡村干部贪污、挪用土地补偿款等腐败行为频发，土地补偿费截留现象严重。

2.征地补偿标准有失合理。《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对征地补偿应依据何种原则并没有明确。依据《土地管理法》，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种测算办法对农民说服力较差。第一，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被征用的土地，往往是城市周边地区，如果不考虑其所在的地理区位优势，仅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唯一标准，将明显低估土地的价值。第二，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与市场经济规则不相适应。城市土地除划拨者外，已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唯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用和补偿。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的，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却被征地主体以较低的“计划”价格拿走，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不合理、不公平。

3.重公权、轻私权的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立法的发展。从本质上讲，土地征收补偿是政府公权力与农民私权利的一场搏弈。我国几千年来一直流行着“官本位”思想，人们重公权、轻私权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私有财产权观念相对薄弱，我国对于私权主体人格的尊重和财产权的保护都不尽完备。笔者认为，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首先必须转变观念，权力本位的思维模式应当让位，对于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应当置于显要的位置。

4.征地权力的滥用。一方面，我国《宪法》与《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对土地实行征用。但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都未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的界定。《宪法》授予了国家土地征用的权力，却未对这种权力的行使做出具体的限制，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成为职能部门和主要行政领导自由裁量的权力。另一方面，《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土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即凡是不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单位、个人，需要使用土地，都必须请求政府动用征地权，从而满足其用地需要。尤其随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各级地方政府为快速持续增加财政收入，对征地权的行使乐此不疲，进而导致了征地权的滥用。

5.征地程序不透明，农民参与程度低。虽然《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事实上，农村集体尤其是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参与的程度非常有限。在现行体制下，国家征地面对的是集体，而非农户，有权去谈补偿条件的也只是集体，农民往往不参与征地补偿谈判，而所谓的集体常常不过是两、三个乡村权力人物，能不能完成征地任务，也成了这些人是否能继续居于权力位置的决定性条件。虽然国家政策法律多次强调征地过程中的各项补偿最终要落实到农民，但农民无法以独立权利主体的地位参与到征用协商谈判中来，征地过程又缺乏畅通的申诉渠道，这就使得其财产权利的保障就更成为问题。

三、作为村干部如何做好土地征收工作

村委会、党支部都是我国农村基层的服务组织，村干部也是由农民依照一定的法律自主选举出来的，最贴近农民生活，最能代表农民想法，最应该为农民办事的人，这里的干群关系应该是最为和谐的。但随着城镇化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增强，尤其是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涉及了政府、农民、村组织、开发商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利益分配的矛盾也愈加复杂，要在贯彻党和政府政策的执行与保障村民利益的最大化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确实不易。笔者认为，在土地征收过程中，除了要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还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熟悉土地征收相关的法律政策。《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等都是国家政府在土地征收时所依照的法律依据，作为村里主持该项工作的干部，一定要熟悉和清楚相关条款，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即使自己了解掌握了国家的相关政策，又能对村民进行普及教育，使村民也能清楚地知道国家的有关规定，使我们能在合法的基础上统一征收大局。除此之外，法律政策还设定了很多的救济途径，要帮助大家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做好群众征地工作，构筑起化解的第一道坚固防线。多年来，因为土地征收问题造成的频频发生，因为该问题而造成的人员伤亡等恶性事件让人触目惊心，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稳定大局，也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形象。在征地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失去了土地，农民就失去了生存之本，农民因此而产生的恐慌不安、思想波动，要从感情上进行理解。其次，要深入群众，耐心听取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并千方百计帮助其解决。最后，要处事公道，对群众合理的要求，尽快予以满足；对一时无法解决的，要解释清楚，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对不合理、不合法、侵犯群众利益的规定、做法，要及时予以修正。除此之外，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积极引导他们按照国家政府相关政策、法律、程序办事和维权。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和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构筑起化解的第一道坚固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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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利益保障；立法建议

【中图分类号】F293.20 【文章标识码】B 【文章编号】1326-3587（2014）01-0081-01

在物权法中，征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权变动形式，直接表现为对民事权利主体土地所有权的剥夺。目前中国的土地征收制度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在此种体制下，公权力相对于民事权利，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体制上一直是过于强大。事实上，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集体用地经征用转为国家建设用地。农村土地征收不仅涉及农民生存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农村发展和农业稳定。因此，法律必须对土地征收予以严格限制。

一、土地征收概念

土地征收，是指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强制性的收归国有的行为。其法律特征在于：（1）土地征收是强制剥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为，是物权变动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形。征收主体一方是政府，且政府以行政命令方式从农民集体手中取得土地所有权，集体必须服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2）土地征收属于一种附有严格法定条件的行为。在各国立法中，征收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其目的只能是为了发展公共利益，绝对禁止任何商业目的的征收，且必须对被征收人以公平合理的补偿。

二、我国当前土地征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国家土地征收权的滥用。现代法治国家出于对私法主体合法财产权益保护的需要，通常将土地征收限定在"公共利益"范围内。如《法国民法典》第54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制转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并在事前受公正补偿时，不在此限”，《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和《意大利民法典》第834条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也不例外。我国现行《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也明文规定，土地征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目的。但法律法规却没有进一步明确地限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和判断标准。相反的是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此条规定实际上是将土地征收权扩展到了整个经济建设用地，将本应以市场行为获得的商业性开发用地也纳入国家土地征收权的客体范围，导致民事主体的私权被国家公权力不正当地剥夺。

2、补偿不够，农民利益缺乏保障。国家在征收土地时，必然要对土地权利人的财产权利造成损失，而这种损失并非权利人依法所应承担的风险、支出或牺牲，因此国家必须给予公平的补偿，使其恢复或维持原有的财产状况。从西方国家的补偿政策来看，其旨在最大限度的弥补被征收人因征收造成的财产变动而引起的损失，基本特点是以市场交易规则作为补偿的依据，且补偿的范围很广，项目细化、确定。

关于补偿费用的分配，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其所有者所有。但法律却并没有规定土地补偿费的处分规则，由于我国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虚位，土地补偿费实际上被少数管理者所控制，农民利益极易被侵害。

三、立法建议

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源于计划经济体制，土地征收被作为行政手段配置土地权利的方法，而没有像国际通行做法那样将土地征收作为基本民事权利的限制制度在物权法中规定。因此，在立法思路上，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应在物权法中从民事私权的角度对国家的土地征收权予以限制。

1、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缩小国家土地征收权的范围。前已述及，我国法律非但没有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和判断标准，反而通过《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将国家的土地征收权扩展到经济建设用地。因此，在物权立法中，必须将国家的土地征收权严格限定在“公共利益”范围内。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梁氏物权法建议搞第48条对公共利益做出了明确规定，“所谓公共利益，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及文化教育事业，环境保护、文化古迹及风景名胜的保护、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区域的保护、森林保护事业，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该条同时规定，“征收不得适用于商业目的”。该草案虽确定了公共利益的大致范围，但要增强可操作性，还有待更加细化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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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产税；房价调控；合法性；征税设计

一、开征房产税的意义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地房产税率并不高，但其开征的意义却不可小觑，主要表现在：第一，起到了一定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无论是上海还是重庆，都根据房价制定了差别化的税率标准。且根据两地公布的税收用途来看，都明确将房产税用来建设保障房。第二，对房产税市场有一定的调控作用。假设炒房的资金成本大致7%左右，房产税和其他费用为1%，一年的持有成本为8%左右。9年后房子即使以翻倍的价格出售也没有任何盈利。第三，有利于健全我国的税务体系。此前，我国的房地产税赋，往往集中于生产与流通环节。而房产税属于财产环节持有税，开征房产税是对整个国家的税务的体系起到了完善的作用。

二、房产税的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

1．长期来看房产税不能起到调控房价的作用。分析可知，各大中城市新建商品房房价走势基都在三月份开始出现并维持稳定的上升势头，而且试点城市表现没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可见房产税与部分专家的预期不同，在调控房价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其原因在于：（1）土地供应存在垄断性特征、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的城市人口激增、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了土地和商品房的长期稀缺性。（2）房产税无法形成对投机炒房者形成更有效的成本压力。上海、重庆的税率范围是0.4%～1.2%，此税率甚至不及CPI连创新高的速度，也就无法动摇房地产成为良好保值工具的地位。可见，房产税对房地产投机的实际作用远小于心理影响，但是如果税率过高，则可能误伤改善型的购房者。因此房产税难以成为调控房价的有效工具。

2．房产税的征收存在合法性的争议。我国土地是国有的，房价中已经包含了土地出让金，因此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存在重复征税的嫌疑。房产的增值是土地区位价值的增值，而房屋本身却会折旧而贬值。然而土地和房屋本身的价值要想分开也缺乏可操作性。

3．房产税存在设计缺陷。（1）以房屋均价的倍数来划分税率操作上存在问题。以重庆、上海两地为例，其各区域房屋价格差距可达数倍。不同时期各种档次的住宅加权数变化也很大，市场平均价格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现阶段国内的统计数据公信力普遍不足，容易造成公众的不满。（2）征收形式上存在问题。房产税是是个人自行申报并到税务部门缴纳的。很有可能出现该交而不交的情况。根据官方统计，截至2011年4月27日上海市税务机关认定的应征税住房2306套中只有约20笔已经缴纳。即使按照每套住房平均交纳5万元计算，上海房产税试点三个月的入库税款只有百万元左右。重庆的情况同样惨淡，有媒体报道的数据是前三个月合计79万。（3）房产税投入保障房建设以及使地方摆脱土地财政的作用似是而非。本次试点房产税的本意是抑制房地产过度投机，抑制奢侈商品房的过度消费。如果这一目标实现，就意味着高端房产消费萎缩，那么地方政府收不到房产税就无法摆脱土地财政并投资建设保障房。相反的情况是，房产市场持续火爆无法抑制，地方政府也没有理由摆脱土地财政。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试行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依然存在局限性和缺陷。对此应该从以下角度加以改进：调整房产税的定位。从实际效果看房产税在调节房价、建设保障房、帮助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上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有必要对其定位做出重新的评估。理顺其法律上问题。有专家认为应该改“房产税”为“土地使用税”，以解决其合法性问题。从单一以房屋均价来衡量变为以价格为主，参考人均面积来衡量。因为面积、人口是不易改变的硬性指标。这一点在公信力上有保障。加大对应纳税人群的监管，约束其主动纳税。保证房产税的足额征收。

参考文献

[1]刘军．房产税公平财富分配功能缺位研究[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9）：70～72

[2]邓秋菊．论我国房地产税改革的目标及思路[J]．税务与经济．2007（1）：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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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源于政策的不当制约和整体市场化进程迟滞，导致农民权益尤其是财产权益保护的缺位，长期以来抑制着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以宏观政策为导向，整理农民财产权，深化农民财产权体系构建，势在必行。改革的目标便在于，通过立法安排和制度设计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关键词】

农民财产权；土地流转；法律保护

1 农民财产权发展现状

农民财产权，是指由法律规定的、农民对其物质财富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常见的表现形式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即在一般物权领域之外，农民基于对土地的占有、使用、处分（一定程度上的权利转移）而享有的物质性收益抑或经济性利益。

改革至今，我国社会整体发展良好，“三农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但现实中仍存在问题：（1）土地产权主体模糊。很多地方，土地权利登记制度滞后，权属关系不清，实际利用中常引发争议。（2）政策与立法的冲突。长期以来政策和立法严格限制农村土地流转，抑制了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当前政府倡导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有限的放开农村土地利用和农民财产权流转，但试点成效参差不齐，依然缺乏国家立法肯定与规范。（3）土地征收方面：补偿权主体缺位，征地客体狭窄，正当法律程序缺失，变相加剧了农民私下流转土地。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资源，其承载的功能不断增加，伴随一系列新的需求日益产生，亟待法律认可与规范。

2 加强对农民财产权的法律保护

当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财产权问题，而土地是农民财产权的主要载体，因而，深化农民财产权保护的核心是解决好农民土地财产权问题。

2.1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保护

2.1.1土地承包经营权态势

实践中，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方式多样主要有转包、出租、互换、入股、抵押、信托等方式。其中后三种为为当前改革新视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今后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即“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加快农业的组织和制度创新，再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2.1.2 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与完善

（1）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优先性。作为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他物权、限制物权，优先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经设定就需要有排斥其他人的效力，包括产生排斥其他集体成员，甚至集体成员的共同意志与行为的效力”。（2）打击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行为。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特殊保护耕地。要协调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促进农地流转之间的关系，将符合“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的流转认定有效，对损害农民权益的认定为无效。（3）加快新流转制度立法。政策的支持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断呈现新的形式，如土地信托，有利于土地流转和农民增收，解决现阶段土地抛荒问题，应被法律肯定。（4）统一农地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是明晰产权的保障，土地产权是农村土地管理工作的核心，必须按照产权明晰和政府工作要求，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2.2促进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完善

宅基地，指农村居民因居住生活而建造房屋等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包括住房、辅助用房与房前屋院用地等。作为农民私人的合法财产，农民对其房屋有权依法进行买卖、转让、出租、抵押和继承等。而房屋天然依附于土地，农民要对房屋行使处分权，必然涉及其房屋所附着的宅基地。现行立法承认农民房屋所有权，却又禁止宅基地流转，客观上导致农村住房受宅基地的牵连而流转不利。

农民住房产权流转与财产代际移转隐忧应受重视。第一、重申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赋予其处分权和继承权。立法上存在“房地一致”的原则，当农民房舍所有权转让时，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与其一并转让。法律既然承认农村居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本着物尽其用、产权完整的原则，就应当赋予用益物权人处分权，并保障宅基地使用人的宅基地继承权，以促进物权处分和财富继受。第二、完善宅基地利用制度。可尝试实施宅基地在一定期限内有偿使用的制度。在坚持耕地保护、合理规划和一户一宅的根本原则基础上，在集体成员内部放宽宅基地流转，在集体组织之外引入优先购买制度。如设置一定的前置条件（如受让人资格），在交易许可管制下对其进行市场准入管理，推动相邻集体组织之间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同时加快土地整治，减少宅基地闲置荒废，增加土地存量。

2.3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化路径选择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成为必然，为实现两种建设用地使用权“同地、同权、同价”，确认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合法性乃是立法对现实的回应。现阶段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化的路径主要有协议、招标、拍卖、挂牌交易等，不改变所有权，要在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实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转让、转租和抵押或入股等。

2.3.1土地来源控制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的初级性和隐性特征，以及国家土地利用政策中社会公平、保护耕地的制度目标，使在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配置中，政府的作用被置于突出地位。为避免过度冲击，形成合理市场总量，逐步、稳妥放开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属必要。在土地来源上，必须依赖于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监管体系。基层政府一方面要加强集体土地整治，解决“一户多宅”、超标准占地、违法违规用地等遗留问题，一方面要加强监管，确保土地利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或村庄、集镇规划以及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生态规划。

2.3.2流转审批控制

有学者认为国家应严格控制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规定严格的条件和审批程序，以促使当事人遵守法律、法规，从而确保良好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市场秩序。反对观点认为，国家既然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流转设置了具体条件，再规定行政审批，未能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有损害农民土地财产权之嫌。折中说认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等初次移转应经审批，转让、转租等再次移转无须审批，登记备案即可。笔者以为，可将审批降低为审查，注重申请材料的形式合法性、内容完整性，既可以减少行政不当干预，也可以督促市场主体依法办事。

2.3.3地价形成控制

公平合理的地价既依赖于适当的市场交易模式，又离不开必要的宏观调控。交易环节重点关注利益相关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坚持民主决议，防止集体组织滥用权。为抑制农民盲目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在尊重市场定价原则上，须确立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和最低价保护价，实施土地价格评估备案制度。政府在制定基准地价时，注重土地的区位与用途，借鉴国有建设用地定级估价的技术流程与方法；地价构成可以从土地取得费、开发费、投资利润及土地增值收益等方面进行分析。而最低保护价可以参考同类型土地征收补偿金额并适当调整。

2.3.4利益分配控制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为集体成员共同所有，具体使用和分配就必须体现集体成员的集体意志和利益。主流学说认为流转收益应且只应在土地所有人或原使用者之间分配。然土地发生财富增值，与权利主体并无实质性关系，却多受益于国家对其区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故国家不直接参与分配而通过税收的方式获取部分增值收益比较合理。在集体组织内部，为增加社会保障，部分试点建立了集体留存款项。应确保农民获得的收益不低于集体所保留的收益，尽量降低集体留存份额，并专门用于安置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改善集体公益事业、发展农村经济以及土地资源开发和保护。至于收益方式，农民可以按股分红，也可以一次性补偿，或者直接流转获益。

2.4全面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从法律层面看，现行土地征收存在制度性缺陷，实践中暴露出公益性界定模糊、民主公开性缺失、补偿不到位、安置单一等问题，推进征收规范化，实现安置合理化，乃法律之刚需。

规范征收行为。（1）立法应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建议立法明定列举，并设置补漏性条款，合理划定公益界限。（2）完善征收程序。一方面，严格征收公告制度。考虑增设征收预告制度，在土地征收报批前公告征地方案；执行审批后公告程序，确保相关人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为了充分保障被征地者切身利益，在土地征收中必须保证其参与决议权。（3）坚持全面公平补偿，合理划定利益主体，特别要重视妇女儿童的分配权益。逐步扩大补偿的范围，如残余地损失补偿。适当提高补偿的标准，逐步实现市价补偿。采用多元化的补偿方式，如土地使用权入股补偿、替代地补偿、社会保险补偿等。

合理安置失地者。政府应切实履行社会保障职责，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平等地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渐弱化农地社保功能，发挥土地的资本效应，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来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关系其生存权。一方面，建立形式多样的就业信息平台，加强被征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政府整合、提供就业信息，并据此对被失地农民开展针对性培训，帮助其再就业。一方面，引导被征地农民自主创业，让拥有专项技能的失地农民，直接掌握生产资料，来创造个人财富。政府要协助其联系有关部门，拓展其小额贷款渠道，在创业审批、费用等方面给予优惠。

3 结语

加强农民财产权保护，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命题，其依赖于国家法律规范、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保障改善等协调统一的制度安排。在法律层面讲，需要完善立法，拓展农民财产权内容和实现形式；加快土地权利登记发证，实现权属明晰；平等保护物权，引入市场机制；规范土地征收，加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现阶段要全面审视地方试点实践，并以法律形式肯定合理的经验，进而逐步推向全国。

【参考文献】

[1]王铁雄.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问题研究[J].法学杂志，2012（3）.

[2]袁震.论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J].河北法学，2010（9）.

[3]宋才发.论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J].学习论坛，2012（12）.

[4]喻文莉，陈利根.困境与出路： 城市化背景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J].当代法学，2008（3）.

[5]郭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法律规制的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7-22.

[6]韩松.集体建设用地市场配置的法律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08（3）.

[7]张鹏，王亦白.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的思考[J].法学，2006（5）.

[8]崔宇.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估价核心技术问题探讨[J].中国土地科学，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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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环境税收；问题；成因 

一、我国现行环境税收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税费并存不利于建立绿色环保激励约束机制 

尽管我国目前有不少绿色环保的税收政策散见于各税种之中，但大多属于辅的规定，而解决环境污染的主要方法是排污收费制度。该制度以筹集治污资金为目的，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按照法定标准，向排污超标的单位收取一定的费用。尽管这一制度对于治理污染、控制环境恶化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总体上并不理想。 

（二）含有绿色成分的税种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 

1、资源税存在的缺陷 

首先，资源税性质定位不准。我国的资源税以开采企业因开采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级差收入为调节对象，属于对级差地租的征收，虽然客观上具有保护资源的作用，但制定法律的初衷没有过多考虑绿色环保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税作用的发挥，不能做到开采资源的成本内部化，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起到遏制资源浪费，保障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进而保护生态环境。 

其次，资源税征税对象的确定，是以矿山为标准，并不区分某一矿山的富、贫，使得部分企业采取采富弃贫、采易弃难、采大弃小的方式加大矿产资源的开采率，尽最大可能增加资源税的实现数量，以寻求最大的短期经济效益。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效益降低的结果，助长了破坏和浪费国家资源的现象。 

第三，资源税征税范围过窄，不利于全面保护现有的资源。由于目前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仅限于矿产资源和盐，而更多的资源如水、森林、地热、滩涂等没有征税，使得企业对这些资源进行无序甚至疯狂的开采，不仅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也造成了应税与非税资源产品生产企业经济利益的不同。 

第四，资源税计税依据和方法不尽合理。目前的资源税根据销售量或生产量计税，不能随资源的价格变化，在资源价格持续上涨的今天，不能有效调节企业利润，进而发挥税收“内在稳定器”的作用，不仅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受损，还促使企业对资源产品疯狂涨价，通过涨价攫取更多的利益。 

最后，资源税采用定额幅度税率，只反映了劣等资源和优等资源的级差收益，不能根据资源市场变化而调整，与市场机制要求相背离。同时，我国资源税单位税额多年来没有大的调整，使得税负明显偏低，难以发挥税收的调节和保护作用。 

（三）消费税存在的缺陷 

1、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过窄。在防止环境污染方面，只将鞭炮焰火纳入征税范围，没有将剧毒农药、含磷化肥等纳入；在防止资源浪费方面，只把一次性木筷、实木地板等纳入征税范围，而没有将一次性的塑料袋、电池、纸尿裤、包装物列入；在抑制能耗方面，只将成品油纳入征税范围，而没有将煤炭、天然气等纳入。由此种种，造成人们对环保认识的偏颇，好像有的资源不能浪费，有的就可以随意使用，有的污染要制止，有的则可以为所欲为，这不利于全面培养人们的环保意识，发挥消费税的环保作用。 

2、消费税部分税目的税率偏低。如一次性木筷税率只有5%，无论对生产者还是使用者都不能感到“切肤之痛”，起不到抑制该行为的作用。同时，成品油采用定额税率，不能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没有起到燃油税的目的。 

3、三个土地税存在的缺陷 

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小、税负偏低，只能作为地方财力的补充，对合理使用国有土地，节约土地资源起不到应有的刺激作用。耕地占用税的初衷是保护农业用地，对占用耕地的一种补偿。由于税额较低，采用一次性征收等不足，对农用土地的保护作用甚微。 

土地增值税出于抑制房地产炒作和牟取暴利的投机行为，事实上只起到了“把左口袋的钱装入右口袋”的作用，并没有减少土地资源的滥占、浪费等情况，2009年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各地的“地王”却被不断刷新就是很好的例证。 

4、车船税和车辆购置税存在的缺陷 

车船税是按照车船的种类、大小确定不同税负的，没有考虑该车船的性能、油耗及尾气排放量等因素对环境的损害程度，基本上没有考虑环保因素，不利于发挥该税缓解交通拥堵、减轻大气污染的作用。 

车辆购置税对于限制车辆过快增长、防止能源类资源浪费、减轻环境污染的作用未能发挥，相反，近两年来对小排量汽车采取优惠政策，刺激了小汽车的激增，表面上看“限大放小”能够减少尾气排放，减轻大气污染，而实际上忽视了“积少成多”的累积效应，该税实施的效果适得其反。 

5、城市维护建设税存在的缺陷 

城市维护建设税定位不准，只照顾了城镇，却忽视了更广大的农村地区的环境建设与保护。同时，该税作为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的附加，没有独立的课税对象、计税依据及减免措施，在实际工作中成为“三税”的附庸，很难发挥独立税种应具备的各种功能。 

（三）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绿色环保理念 

我国现行税制中的优惠方式种类繁多，包括减税、免税、延期纳税、出口免退税、再投资退税、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投资抵免、税额抵免等方式等，但原有涉及绿色环保方面的优惠方式仅限于免税和减税，即便在2008年修订的企业所得税和2009年修订的增值税等税收法律法规中，也只增加了即征即退、投资抵免、税额抵免等有限的几种，纳税人可选择的余地很小，不利于绿色环保事业的发展。 

（四）缺少专门的绿色环保税种 

尽管在诸多税种中出现部分绿色环保的相关规定，但由于力量过于分散，而且多为阶段性政策，系统性、协调性较差，既不能体现税收对绿色环保的调控力度，也不能集中有限的税收资金用于环境建设。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应该完善现行税制的基础上，开征环境保护税。

二、我国现行环境税收体系存在问题的成因 

通过上面对环境税收存在的问题进行揭示可以看出，我国环境税收制度发挥的作用较小，对构建环境税收体系还缺乏全方位的思考。我国环境税收体系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取决于目前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社会环境，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经济体制与政策取向等方面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关系。 

（一）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忽视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 

如同经济基础决定税制变革一样，经济的增长方式也对资源的利用及环境的优劣至关重要。我国从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不过三十年的时间，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值较低，使得人们在盲目追求“大规模、高增长、高产值”的同时，忽略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及环境的有效保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造成我国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抑制了环境税收体系的变革 

税收要发挥其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就必须以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我国尽管在1992年就宣称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建立”不等于“健全”。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不能完全遵照价值规律运行，价格对商品的供求关系有时不能快速、准确地反映，甚至出现滞后和偏差，因此，以调节价格影响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环境税收的使用受到制约，作为环境政策手段的作用效果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了政府采用这种手段，导致税制中对环境保护缺乏关注。 

（三）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导致环保功能的弱化 

近年来，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是积极的，不仅做出了退耕还林等重大举措，还出台了诸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件却屡屡发生，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角色的异化，从而导致环保功能的弱化。 

（四）各经济主体对环境税收采取漠视甚至抵制态度 

环境税收在某种意义上讲求的是社会整体利益，所以更强调社会的公平性。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毕竟要影响到各经济主体的微观利益，所以，随着环境税收的增加，其潜在的收入分配功能就会显现出来。 

首先，就企业而言，环境税收作为经济杠杆，能够促进企业节能降耗，节约费用，但税金毕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费用支出，相对于直接管制（即标准）手段而言，使企业承担额外的纳税费用。尽管在环境税收手段下，社会总费用在减少，但对企业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费用都是上升的，而且费用增加最明显的是那些处于平均控制费用水平上的企业。这类企业数量比较多，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环境税收难以得到我国企业界支持的原因。 

其次，就消费者而言，他们是税负的最终承担者，即负税人。也就是说，一方面，如果向企业开征环境税收，企业会利用价格转移将该笔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另一方面，如果直接向消费者开征环境税收，这些消费者既是环境税收的缴纳者，也是环境税收的最终负担者，对于环保意识薄弱的消费者而言，凭空增加了很大的经济负担，消费者会对这种税负做出激烈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环境税收的开征往往得不到消费者的深刻理解和大力支持。 

（五）普通人群对环境保护的观念仍存在一定偏差 

尽管大多数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有了一定提高，但仍没有达到“自觉自愿”的程度，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一般是“说起来重要、行动上次要、效果上不要”，就是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环境保护经常侃侃而谈，但是在具体行动上却不那么重视，比如，我市近年来实行垃圾分类办法以来，在大街上的垃圾箱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人们照样把可循环利用的和不能重复利用的甚至有毒有害的垃圾混在一起丢弃。人们在“节能还是节钱”上，如果涉及照明灯具、空调、冰箱等是否节能环保，如果既节能节省开支，人们乐已接受节能环保，而如果节能却不省钱，人们往往放弃节能而选择省钱。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现行环境保护体制是一种国家本位主义的环境保护理念，把环境保护的权利通归国家所有，造成公民保护环境的权利缺位。人们在环境保护的功能上，更多的认为环保是国家的事，和自己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甚至坚持只要自己不故意破坏环境，随意丢弃垃圾没有什么大不了，相信大自然是“自然净化器”，生产和生活垃圾会自然分解。由于普通人对环保及其环保措施存在着种种误解，包括环境税收在内的各种环保措施的推行就不可避免的遇到阻力，延缓了其制定和实施的进程。 

篇6

一、突出抓好组织收入工作，圆满完成上半年收入奋斗目标

上半年，全市地税部门组织收入总计302,810万元，比同期增长16.7%。其中，组织税收收入214,094万元，同比增收24,607万元，增长13%，完成年度任务的55.4%，完成目标任务53%。中央级库收入42,561万元，同比减收345万元,减幅0.8%，完成年度任务的49.2%；省级固定收入8,014万元，同比增收602万元，增长8.1％，完成年度任务的56.8％；省级共享收入51,970万元，同比增收7392万元，增长16.6％，完成年度任务的56.5％；市县级库收入111,549万元，同比增收16,958万元，增长17.9％，完成了年度任务的57.6％。上半年，全市社保费收入83,945万元，增收17982万元，增长27.3%，教育费附加收入4,171万元，文化事业建设费及其他收536万元。回顾上半年组织收入工作，主要抓好六项工作。

（一）抓好收入任务分配和考核。年初，省局分配给我市的税收任务是386,120万元，同比增加7.2亿元，增长12.3%。市委市政府要求地税部门在税收收入、个人所得税收入和社保费收入“三大指标”上实现15%增长。*市局按照省局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根据各地*年的收入情况、税源现状及新的税收政策对各地税收的影响，合理分配各项单项考核指标，促使各单位及早明确任务，及早制定措施，及早抓收入。同时，做好计划执行情况的分析、跟踪、督促工作，实时分析通报各县（区）局计划执行情况，推行收入进度旬报制度，适时掌握收入情况。

（二）抓好税收形势分析和组织收入指导工作。今年初，由于税收收入增长较慢，形势相当严峻。市局就收入形势，一是分别于3月份和5月份下发了抓好组织收入工作的紧急通报，从宏观上分析全市收入形势，就基层征管加强微观指导，促进收入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市局和各县局召开了14场收入形势分析会，认真分析各个时期组织收入情况，交流经验和做法，研究解决收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制定措施，明确任务，为收入稳步增长奠定基础。三是市局党组和有关科室按分工分别到挂钩联系点指导和督促收入工作，切实加强收入和征管的领导，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半年组织收入工作的完成。

（三）抓好重点税源管理。根据全市的税源状况、征管现状以及收入进度，市局确定在往年抓好纳税大户和金融、保险、电信、建安、饮食等税源大户外，今年把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及服务行业“四个税种”和“一个行业”作为本年组织收入工作的重点，并分析下达任务严格进行考核。各级按市局要求，结合各地实际，突出抓好重点税源征管。如惠城区局突出抓好建安房地产行业税收，上半年组织建安房产税收入21,76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61万元，增长23%。惠阳区局上半年建筑安装业共入库税款3,791万元，同比去年增收2,098万元，增长123.9%；房地产业入库税款2,765万元，增收673万元，增长33.6%。

（四）抓好税收稽查检查工作。一是突出对交通运输行业、饮食娱乐行业、建筑安装行业、房地产租赁行业、工业制造加工业等“五个行业”、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等“三个税种”以及*市区城乡结合部和经济发展比较快的乡镇开展专项检查和整治工作。上半年，共检查业户150户，查补税收2000万元。二是推行查前业户自查自纠的服务前置稽查方式，联同公安部门对175户交通运输企业的法人代表和财务负责人开展了查前自查自纠辅导，并组织人员上门发放有关报送房地产租赁涉税情况资料的通知，现场辅导纳税人自查自纠，解决了业户的一些实际问题。据统计，所有业户均按要求向税务机关报送了自查表，其中有35户业户将自查应补税款到征收部门进行了补报入库。三是以查处举报案件为重点，带动整体查处工作的开展，上半年共受理举报案件61宗，查结44宗，有效地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促进收入稳步增长。

(五)抓好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根据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提出“夯实税基、完善汇算、规范程序、提高质量”的要求，推行中介汇算改革。为确保汇缴工作顺利进行，市局一是制定方案，明确“十三类企业、二个行业和三类专业市场”为检点，稳步实施调查摸底、动员发动、纳税评估和质疑约谈、实施检查、总结整改等各阶段工作。二是加强培训和宣传。组织纳税人和中介机构2000多户企业代表进行培训，宣传今年汇缴方式改革，要求纳税人积极配合开展好汇缴工作。三是规范内部操作。对涉及从事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审核的中介机构实行登记备案制，明确对中介机构出具查帐报告工作的要求和相关法律责任，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督管理,切实提高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质量。上半年全市地税系统征收企业所得税21,448万元，同比增加4,367万元，增幅为25.6%。

（六）抓好地方规费征管。现在纳入地税征管地方规费有社保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堤围费等，今年主要推进规费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在深化“五同”征收基础上，一是更加注重费源管理，提高监控水平。定期开展费源调查工作，全面掌握费源分布情况，强化缴费人户籍管理，建立重点费源监控制度。二是更加注重欠费管理和清理欠费工作。对欠费和欠费人合理进行分类，实施动态的分类管理。对其中欠费数额较大的重点欠费人作为各级重点监控对象，实施跟踪管理，定期追欠。三是更加注重宣传工作。采取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地方规费良好的征管氛围，加强部门沟通和配合，形成有效征管合力。上半年，全市社保费收入增长27.3%。代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比移交地税征收前大幅增长一倍。

二、突出抓好队伍建设，增强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强化全员培训工作。一是加强对各级班子的教育培训。抓好党组中心组的政治理论学习，上半年，开展了“认真学习贯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两个专题的学习，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能力和水平；二是加强股级领导干部培训工作。4月份分两批组织了全市地税系统120名股级干部参加了在辽宁省国家税务总局培训大连培训中心举行的培训；三是加强“管理员工作平台”上线前培训的组织、协调、监督工作；四是组织新录用公务员80人进行拓展训练，提高青年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培养勇于奉献、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精神，以此推动全市地税系统各项工作的创新开展。

（二）强化队伍思想作风建设。主要是围绕“两个主题活动”即在全市地税系统中深入开展“学、辨荣辱、促廉政”和“三个走在前面”教育活动，积极践行排头兵活动和社会主义荣辱观。通过动员会、党组中心组学习、专题讲座、论坛、演讲比赛等形式，加强税务队伍思想作风建设，使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明确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切实加强队伍战斗力，当好税务战线组织收入、依法治税、征管改革、纳税服务、信息化建设、队伍建设和“三个文明”建设七个方面的排头兵。同时，加强效能监察工作，继续组织效能监察督查组，定期不定期地对各县（区）窗口单位、局机关及直属单位税务人员的行风行纪、税容税貌、工作纪律、执法水平进行突击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在全市系统内通报批评及责令整改，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三）强化干部交流轮岗。在去年初对全市地税系统科级干部大面积交流轮岗基础，今年对部分科级干部进行了调整，重点对一般干部加大交流轮岗力度，涉及人员18人。同时，各县（区）局也结合自身发展和队伍建设需要，在内部对30多人进行了交流轮岗。从上半年跟踪检查来看，交流轮岗人员在新的岗位上开拓创新，积极工作，开创工作的新局面。通过交流轮岗，有利地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税务人员全面发展，有效地调动干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一是对全市党风廉政建设进行部署。召开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和领导干部诫勉谈话，层层签订廉政责任书，明确党风廉政建设目标和责任；二是创新廉政教育形式。今年以来全市地税系统共举办了11场廉政讲座，下发廉政书籍2000多册，启用统一廉政笔记本，组织系统干部职工学习贯彻，开展“学、辨荣辱、促廉政”征文比赛，传唱廉政歌曲，增强地税队伍廉政意识；三是加强廉政监督。严格大宗物品采购规定和程序，建立健全了固定资产采购档案。加强税检合作，联手预防职务犯罪，正确使用手中权力，保队伍平安。四是抓好案件查处工作。对群众的举报，认真调查落实，做到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今年上半年全系统共受理举报件4件，结案4件，案件结案率达到100%，有效推进了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

（五）强化“三个文明”建设。一是开展“万众评公务”和纪律教育月活动。主要是在全系统层层动员和部署，促使全体税务人员认清形势，明确责任；就地税依法行政、依法治税、办事效率、文明服务等方面存在问题逐条制定措施整顿，以良好的税容税纪接受广大公众的评议。二是积极关注民生，关心群众冷暖，发挥救急济难互助基金作用，帮助8名有困难的干部职工渡过难关。此外，全系统支助困难家庭的失学儿童120名。启动干部职工健身疗养活动，确保队伍身心健康。三是继续开展经常性、广泛性、群众性的文体娱乐活动，特别是各级积极开展兴趣组活动,全面增强干部职工的身体素质。四是继续抓好创建文明单位、文明标兵、岗位能手活动，树立地税文明新形象。

三、突出抓好纳税服务工作，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档次

（一）优化纳税服务内容和形式。一是坚持做好*-3纳税服务热线的日常管理工作。保证涉税咨询、举报、投诉、建议等服务需求的受理、转办、催办、回复的流转顺畅。今年上半年*—3纳税服务热线共受理咨询、投诉、举报、建议共7617宗，其中咨询7597宗，投诉3宗，举报7宗，全部给予回复，贯彻了“有问必有答，事事有回复”的工作原则，继续为纳税人提供快捷、方便、高效的服务平台途径；二是规范网站管理，发挥网络的宣传作用。及时将纳税信息在网站，据统计上半年年对网站栏目更新了600多项内容，至今共有8万多人次访问，接受网上咨询601宗，有15万多份发票通过网站成功登记参加发票抽奖，发挥了应有的宣传作用；三是坚持纳税服务跟踪分析制度。每月跟踪、分析和反馈纳税服务情况，按时编发《纳税服务通报》，有效地指导全市地税纳税服务工作的开展；四是推广“同城通办”业务和“税收服务超市”，让更多纳税人体验办税便利和快捷，树立地税优化服务良好新形象。

（二）优化税法宣传广度和深度。一是与国税局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小康社会”的税法宣传咨询日活动。从*市区、到各县城、各镇共设了20个宣传咨询点，当场解答纳税人问题近5000人次。向纳税人派发宣传资料2万多份。二是由*市地税局、*市团委、惠城区地税局、惠城区团委、*学院团委联合开展大型纳税服务志愿者宣传税法活动。活动共有100名志愿者参加，志愿者逐街逐户进行房地产税收政策宣传，派发宣传资料。三是积极推行纳税辅导工作。举办房地产等行业纳税辅导会，采取“走出去”的方式，接受企业预约培训，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的纳税辅导。四是与中国移动公司合作，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开展“税法知识有奖问答”，共有6万人次参与，宣传效果明显。五是抓好*-*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定暨百强纳税户评选工作。对265户国税、地税部门共管户、62户纯地税管理纳税户共327户的A级纳税人和100名*年度百强纳税户进行公告表彰，充分发挥等级评定的社会效应，有效推动了依法治税。六是成功举办了两期发票抽奖活动。特别是4月份第十七期发票抽奖活动与市局在宣传月组织的“税岁好运来”税收宣传文艺晚会结合，扩大发票抽奖活动的宣传面。

四、突出抓好信息化建设，加快税务信息化现代化步伐

(一)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着手建设ETS电子缴库项目。市局在组织人员到外地学习参观的基础上，联合银行、国库、财政等制定的*市电子缴库系统建设方案。上半年按方案稳步实施，完成了准备阶段和调研阶段。现在正紧锣密鼓的开展后三阶段的工作，即确定标书、项目招标和项目实施阶段。实施ETS电子缴库系统后，将有效地保障税款缴库安全和效率。

(二)积极开发新一代社保费征管系统，实现社保费与税同管。为了解决当前社保费征收存在的问题，市局设计了一套新的征收软件,新系统在现有征理模式下加强了基础数据管理、欠费追缴管理、分类管理、征收管理、档案管理、入库管理六方面的内容，同时它又能支持社保费全责征收模式。新系统于5月1日开始推广应用，现已覆盖全部县区和建行、农行全部网点。从两个月的运行情况来看，新系统运作正常，确实提高了征收效率、强化了欠费管理。

(三)积极推进数据应用系统建设，升级、优化税收查询系统。在‘大集中“上线基础上，建设辅助分析系统，实现税收情况的分析和对基层所工作情况的分析监督。通过整合信息资源，开发“一户式”查询、行业税收分析、管理员辅助查询等功能。拓展与税收工作有联系的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信息共享范围，实现征收、管理、稽查之间的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

(四)积极开发税源管理辅助子系统，实现税源管理信息化。以税收管理员平台上线为契机，利用去年税源普查的成果，并根据*实际加以调整，开发辅助软件。目前已经完成项目前期调研工作和需求分析工作。启动新软件后，将在重点税源监控、项目管理，企业财务信息监控上有所突破；全程监控纳税人登记、核定、发票使用、申报信息，建立纳税人的应征、欠税、征收、减免、入退库台帐，实现微观税源管理。

五、突出抓好税收征管改革，夯实征管基础

(一)稳步推行税收管理员制度，强化税源管理。一是加强税收管理员队伍建设，严格考核，明确责任。在往年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基础上，今年重点对税收管理员进行重新配置，目前全市地税系统已配置税收管理员436人，按人员素质和特长明确跟踪纳税户，实现“管户到人、责任到人”；同时，结合税收管理员平台上线，加强培训，明确职责，并严格考核，促使税收管理员认真认真宣传贯彻税收法律法规和各项税收政策，了解和掌握纳税人生产经营情况，提高管理的实效性。二是积极作好税收管理员平台上线准备工作。召开管理员平台上线动员大会，对如何做好上线准备工作进行部署；开展税收管理现状的调研，研究本地的管户情况和分类管理、重点税源管理的规则；按时完成划分税收管理员、清理纳税人基本信息、核对税种核定资料等各阶段的数据清理工作，为7月份大亚湾分局试点单位上线，下半年全面上线做好充分准备。

(二)稳步规范税务登记，强化税收户籍管理。上半年，全市地税系统继续强化“三漏”清理工作，加强与工商、民政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有效地堵塞了税收征管漏洞，很好地挖掘潜在税源，充分发挥了登记工作的基础作用。上半年，利用工商部门与大集中数据比销，清出企业漏登漏管户1230户，上半年新开户4882户，累计清理漏登户2400多户，处罚税务登记违章业户600户，科学地规范了税收登记基础管理。

(三)稳步扩大协税护税网络，强化税收综合治理。上半年加强与国税沟通协调，就A级纳税人和百强纳税人表彰活动以及税收宣传月活动等统一部署和行动，落实和完善联席会议等制度，形成工作合力。同时，各级地税部门继续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加强与工商、公安、社保、城建、交通、银行等部门以及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配合，并积极筹备税收联管机制建设，加强社会综合治税、开展协税护税工作，提高税务机关税源监控能力。特别是车船税收，实施部门联管后，上半年完成2,536万元，增长156.9%。

(四)稳步推进征管基础工作，实施科学精细化管理。一是全力以赴开展好个人所得税数据录入工作，优化“大集中”数据管理，加强个人所得税税源管理和监控，为开具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工作顺利开展创造条件。二是规范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核定方法和程序。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行业、地段和规模的双定户进行典型调查，采用主要成本费用法或其他合理的方法，结合行业整体税负测算确定双定户分类核定最低标准，确保税款足额入库。三是加强地方税发票管理工作。利用“大集中”系统，严格发票管理，对地方税发票的使用进行全面调研，为推行税控装置做好准备。做好新版全省通用定额发票的推广工作，开展企业冠名发票的自查清理工作，净化地方票使用环境。四是对集团公司税收管理情况进行调研。重点是对TCL等集团公司日常税收管理工作的现状和难点、经验和问题进行总结和归纳，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为下来进一步加强重点税源监管提供依据。

在圆满完成税收工作任务的时同，加深了对税收工作规律的认识，主要四个方面体会：

(一)做好税收工作，必须紧密联系基层实际，合理指导基层工作。我们对税收任务进行分配和部署，必须加强税收调研，与基层实际相符，工作决策和部署才有生命力。特别是对税收收入目标的确立必须做到上下口径统一，绝不能有任何模糊认识。

(二)做好税收工作，必须掌握好税收形势，合理分析税源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工作复杂多变，特别是税源变化，更要求各级保持清醒头脑，适时做好跟踪分析。在任务较重的情况下，基层对税源变化了解不够到位，不仅不能科学合理调配征管力量，也会导致部分税收流失，征管就难以到位。

(三)做好税收工作，必须有调查就有研究，合理开展调研工作。由于对调查研究重要性认识不够，容易在调研时，只是简单程序化地去开展调查工作，忽视调查后的研究工作，缺乏对调查结果进行不断深入研究，没有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考虑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导致工作缺乏主动性和前瞻性,不能为领导和机关当好参谋和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