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型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创业型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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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股权激励;创业板;核心要素分析

    一、引言

    股票期权作为一种长期激励工具,于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但在我国,由于缺乏制度保障,上市公司难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机制,以达到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共同发展的目的。2005年以后,随着公司法、证券法的重大修改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实行方法》等政策的陆续出台,为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扫清障碍。2009年10月,创业板开板,自此,股权激励受到创业板企业的热捧,今年有22家新推激励计划,至今累计有45家公司推出股权激励方案。

    二、创业板公司股权激励的概况

    创业板主要服务于自主创新企业以及其他成长型创新企业,这类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的主要特征是盈利基础不依赖于固定资产投入,而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比重较大。由于人才是创新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创业板公司往往大量采用股权激励。股权激励被冠以“金手铐”的称号,作为公司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促进长期业绩增长的重要机制。然而,迄今为止,“金手铐”在创业板上效果差强人意。一方面,一些创业板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因为行权门槛低、激励方案覆盖范围广以及行权价格低,备受市场质疑;另一方面,在创业板开板初期,由于市场追捧导致企业有意识地将行权价设定于高位之上,但在如今行情低迷,市场回归理性,泡沫减小,使得行权价与当下的股价出现集体倒挂的现象。神州泰岳、中能电气、宁波GQY、双林股份4家公司10月21日的收盘价分别为25元、11.44元、14.82元和16.12元,而其行权价分别为60.31元、37.49元、28.88元、20元,股价远远低于行权价,受此影响,4家公司不得不宣布撤销股权激励计划。此外,看似华丽的股权激励计划没有遏制高管流失,深交所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10月,创业板高管辞职公告接近190份。由此可见,股权激励计划方案设计需要更多智慧。

    三、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特点比较

    本文以3家来自不同行业的公司为例——汉得信息、南都电源和华星创业,从激励的标的、授予数量和范围,有效期和行权安排,行权条件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核心要素入手,试析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特点。

    第一,激励标的以股权激励为主。在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业绩股票和股票增值权四种激励方式中,限制性股票需要企业支出回购股票的全部或绝大多数资金,股票增值权需支出差价的收益,而股票期权和业绩股票根本无需企业支出。选取的3家公司中,汉得信息授予限制性股票期权,华星创业和南都电源都授予股票期权。而根据wind资讯,提出股权激励的45家公司中,有38家选择股票期权,其余几家选择股票或股票和期权组合。

    第二,授予股权范围较广。汉得信息授予股票数量为650.65万股,占汉得信息已发行股本总额的4.02%,共授予340人;华星创业向激励对象授予249万股股票期权,占目前总股本的2.08%,激励对象为84人;南都电源授予股票期权数量800万股,激励对象为212人,占目前总股本的3.23%,三者均包括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由此可见,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涉及的股份数额较多,激励范围较广,有利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公司发展。

    第三,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大致为3年-5年。汉得信息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期为3年,华星创业股票期权行权期为4年,而南都电源为54个月。这样的时间安排一是因为市场不确定性较大,时间太长,激励强度越小;二是追求短期利益的心理。但短期内可行权完毕,容易导致后续激励不足的问题。

    第四,实现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较为单一。汉得信息和华星创业均以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为考核指标,南都电源则更简单,仅仅以净利润增长率为指标。

    第五,行权价格的确定基本以股票市价为基础。汉得信息是以激励草案会议决议公告日前40个交易日均价与公告前20个交易日均价和公告前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三者中的较高者确定;华星创业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取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一是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二是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而南都电源除上述两项外,再加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取三者中较高者。在行权前,如果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对行权价格和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创业板公司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

    1、业绩评价指标过于片面,一是使激励对象过分注重短期财务成果,助长其短期投机行为,忽略企业长期价值的创造。如管理者可能会通过调整会计政策操纵财务数量,粉饰财务报表中的净利润,从而优化财务指标;二是业绩评价不考虑系统风险的影响,但市场的剧烈波动将影响股权激励的效果。当金融危机出现,绝大多数业绩下滑,被激励者绩效被淹没;而经济繁荣时期,行权条件又会轻而易举地达到,达不到激励的目的。

    2、上市公司容易操纵股价。受利益驱动,上市公司管理层可能为了谋取利益,违背股权激励的初衷,利用信息披露操纵公司股价,使公司股价配合行权节奏波动。此外,按照新会计准则的要求,期权、限制性股票等股权激励,按照其内含价值,在授权日起计入等待期的公司成本费用,准则中没有对激励成本在等待期内的分摊方式做出明确的界定,不同的成本分摊方式,可能成为高管等股权激励对象操纵利润的手段。上市公司利用期权费用的会计处理,随意调整会计报表的做法,不利于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判断。

    3、股权激励设计方案趋同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价格确定、业绩考核指标、行权安排等设计基本类似,没有考虑不同行业公司、公司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公司要达到的目标来设计个性化的股权激励方案。

    (二)股权激励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制定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有效的股权计划是指股权激励计划方案设计应该更严谨,考虑到股权激励方案执行的各个方面,如经济环境的影响,股价偏离股票价值时的处理方法等。二是完善股权激励的政策。为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真正做到规范,应及时推出更完善的政策,如股权激励企业会计实施细则、信息披露管理政策。三是平衡激励和福利之间的关系。股权激励的目的不是变相地“送红包”,而是在公司业绩提升的情况下,给予被激励者合理的激励收益,实现所有者和激励的共赢。股权激励行权条件的设置,即不能激励过度,使股权激励变成福利工具;也不能矫枉过正,使行权遥不可及,失去激励意义;既要考虑公司未来3年-5年时间内保持业绩的稳定增长,也要考虑公司的后续激励问题。

    股权激励作为一项长期激励的有效手段,为使其有效实施,得到市场的认同,既能反映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价值取向,又能反映激励对象的内在诉求,还需要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宁小博.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股票期权核心要素设计——基于金地集团股票期权计划的研究[J].财会月刊,2011(2).

    2、马会起,干胜道,胡建平.基于经营者股权激励的盈余管理与股价操纵相关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会通讯,2010(6).

    3、秦锂,朱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现状分析[J].财会通讯,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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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立体化

商业模式贯穿于整个企业的产品服务和信息流体系。好的商业模式带给企业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利润增长，更多的是企业文化的沉淀和企业内在价值的提升。2010年，企业对商业模式的探索呈现出立体化趋势，价值链定位、业务系统、盈利模式等构成商业模式的重要因素在这个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产业链整合与细分齐头并进。2010年，国企和民营企业在产业链范围内的运作呈两极化趋势，国企在整个过程中扛起了产业链整合大旗。以中粮集团为例，集团公司2010年在全国各地原有资产的基础上加快投资整合步伐，投资范围从饲料加工、畜禽养殖到屠宰加工、深加工到冷链配送，持续推动了粮油食品的“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全产业链”战略。在“全产业链模式”下，公司以消费者和客户需求为向导，覆盖面从农产品原料到终端消费产品，通过全产业链的系统管理和关键环节的有效控制，缩短了产品生产周期，节约了中间成本，有效的提升了企业整体竞争力。

相对于国企的“全产业链”式扩张，民营企业利用其“短小精悍”的优势积极探索专业技术、合理规划资金投向，在细分行业中大放光彩。广州国光长期专注于扬声器和音响产品的研发生产，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能进入专业高保真，监听音箱等高端领域的企业，四维图新凭借其新兴通信技术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五大导航电子地图供应商。从产品的细分到业务的细分，使龙头企业更聚焦于自身的专利技术研究，也使得优质资源、资本将进步向优势企业靠拢。

轻资产模式备受青睐。相对于传统企业看重实物资产的特点，轻资产模式更看重的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如核心技术、流程管理、治理制度、企业品牌等。这种资产占用企业资金极少的特点也正是轻资产模式备受资本市场青睐的原因。如美邦服饰，巨星科技等开始逐渐放弃自身原有模式，利用自身品牌及渠道优势，建立起轻资产品牌战略。企业通过自身对市场需求的整合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够有效的组织资源，以最少的有形资产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回报。

盈利模式纵横延伸。上市公司盈利模式作为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0年取得了巨大发展，多数企业不仅仅局限于自身固定的盈利模式，开始积极探索企业自身盈利模式以外的赢利点，增值服务无疑在这个年度成为了企业的首选。立思辰的创新称为盈利模式拓展的典范。作为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一员，立思辰凭借多年经验总结出了四种不同的收费模式，有的放矢地针对不同的客户：企业设备全购置型，全租赁型，半购置半租赁型和全外包型(客户无需考虑设备的购买，由立思辰提供设备，但是服务单价比相对偏高)。这四种收费方式都是按照打印数量收费，区别在于优化设备时的支付方式上，前期支付越高的企业，后期服务费用就越低廉，反之亦然。

股权激励理性化

伴随行业竞争加剧，上市公司间人才流动也日渐频繁。鉴于此，上市公司纷纷推出股权激励方案，方案的激励机制较以前上市公司有较大的优化，更为科学和理性。

股权激励实施率大幅度提升。2010年，63家公司新公布股权激励计划，未实施终止的只有1家。而2009年公布的30份激励计划中未实施终止的有4家，2008年公布的61份激励计划中未实施终止的更有31家之多，2007年和2006年未实施终止的公司也分别有6家和10家。2010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在数量上比以往更多，实施率也比往年明显增高很多。这一现象体现了上市公司在拟订股权激励方案时已经不再跟风，而是出于自身真正的需求，上市公司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成了由感性向理性的转变。

民企渐成激励主角。从推出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类型来看，2006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中，央企6家、外企1家、地方国企14家、民营企业18家，民营企业约占公司总数的46％。2007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中，民营企业约占了公司总数的42％。这个比例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上升至57％和79％。近一年来，民营企业更是成了绝对的主角，实施股权激励的63家上市公司里有57家是民营企业，占公司总数的90％。

冷门行业激励升温。在经历了前几年房地产、信息设备、医药生物等行业实施股权激励的热浪之后，2010年诸如公共事业，纺织服装业等冷门行业也开始逐渐探索激励计划。相对于往年热点突出的局面，这一年来公布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的行业分布已趋于平均化。

方案设计凸显理性。2010年公布的激励方案在内容和形式等上呈现出了更多的理性

一是，激励覆盖面有所扩大。相对于过去激励对象较少、激励覆盖面较窄的现象，2010年推出的股权激励方案在激励范围上有所扩大，除了公司管理层，更多方案涉及到公司的技术人员及核心员工。

二是，考核条件更加严格。大多数上市公司主要以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为业绩目标。数据显示，早期公布的股权激励方案中大多要求净资产收益率在10％左右，而年均净利润增长率多在10％-25％之间。而最近公布的激励方案中考核条件有明显的提高，如2010年6月公布激励方案的路翔股份，在考核条件方面规定2011-2013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11％、12％，并以2009年净利润为基数，2011-2013年净利润增长率达到或超过40％、80％、120％。

过去的考核条件通常以净利润增长率为考核指标，而企业单期的净利润高增长率只能说明企业在当期内业绩有爆发式的增长，不能全面地反映企业的成长价值。近年来上市公司在拟定激励方案时逐步引入“复合增长率”的概念，作为一个长期时间基础上的核算指标，复合增长率能够更准确地说明企业的潜力和预期，更全面的反映出企业的成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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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成因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1

一、股权激励在我国的发展

股权激励源于美国，在中国的实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而且是在没有国家法律保障，甚至没有任何政府规章指引的情况下自发兴起的。2005年以后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数量不断上升，从统计数据来看，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深沪两市上市的公司中有239家实施了股权激励，从2006年1月1日到2012年7月31日以来，已经有459家上市公司先后公布股权激励方案，占2012年7月31日上市公司总量的18.94%。从近7年的实践来看，股权激励在中小板特别是创业板得到大面积推广，提高了管理层的积极性，吸引了人才，公司的业绩增长了，股价有所上涨，投资者收益了，但是这种繁华的背后也存在大量的问题，部分公司的股权激励被扭曲为公司管理层谋取暴利的工具，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的“猫腻”实际上也反映了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诸多问题。本文在查阅了几个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后分析总结如下几点问题。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股权激励方式方面

我国上市公司大多实施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这两种方式，结合案例来看，万科在2006年实施的股权激励就是限制性股票期权，2011年再次实施的就是股票期权模式，招商局银行在2008年实施的是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其中以股票期权方式最为普遍。而在发达国家，各种激励方式都在使用。这种单一的方式会使公司高管人员更多地关心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化，但是我们都知道股票价格的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的业绩水平、宏观经济状况、行业整体发展水平都会影响股票价格。因此，目前股票期权行权价的确定模式难以真实反映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二）股权激励对象范围方面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原则上限于三类：一是董事，二是高级管理人员，三是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技术人员和管理骨干。其中，监事、独立董事以及由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以外的人员担任的外部董事，不得参与股权激励计划。例如招商银行2008年的激励对象范围为董事会确定的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专业人才和管理骨干；新华都2009年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包括董事、高管、核心管理人员、骨干员工，不包括独立董事和监事。但是公司整体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部分员工，而是依赖所有员工的共同努力，这种激励方式会使员工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例如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持股数2114.88万股，按照最近收盘价计算市值约为228000万元，这种现状会使得部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得不到提高，同时也会造成部分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

（三）股权激励期限方面

根据美国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期权为10年的有83%，低于10年的有13%，超过10年的有4%，但是我国大多数公司的行权期为4到5年。例如万科2011年的股票期权激励行权有效期为5年，新华都2009年的行权计划期限为5年零6个月。一般来看行权的期限越长，激励对象越难以操纵行权的指标，但是行权期限较短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些激励对象解锁即抛出套现。

（四）行权的条件方面

大多数公司的行权条件较低，或者说行权的指标比较容易达到，大多数公司的业绩评价指标都是净利润增长率、资产增长率这样的易于获取的指标，例如万科2011年的行权条件就是ROE不低于14%，2011年较T2010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再比如招商银行的业绩指标中关键的指标是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20%，净利润增长率为15%。因此低门槛的指标使得高管很容易获得和行使股权激励，那么股权激励原本要带来的业绩提升最终可能变成是高管谋取高福利的一种手段。

三、成因分析

股权激励在我国上市公司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是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我国资本市场所存在的问题。思考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够成熟和健全，对股权激励的监管方面没有成熟的法律体制。第二，美国是股权激励推行的发源地，这是和美国资本市场相匹配的一个激励制度，美国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产权结构及科技类企业比较高的行业结构，而我国是以国有控股为主体的上市公司产权结构和以传统产业、周期性产业为主的行业结构。第三，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严重地缺乏职业经理人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来对公司的治理起到一个公平公正的作用，大多数高管都是公司直接任命，难以避免暗箱操作，由于聘用标准的不透明，在这样情况下推行股权激励，难以避免经营者道德风险，并且会造成经营者为了博取最大的自身利益，不顾及股东利益，而出现“冒险”行为。第四，这些问题的产生也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家族式的上市公司股权过度集中，这给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比较严重，外部独立董事起不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同时监事会对公司的监督力度很小，股权激励的实施很难保证对其他股东的利益不构成侵害。

四、总结

因此，我国应该提高资本市场的规范化、法制化水平，切实改善上市公司治理，建立诚信机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在制定股权激励计划方案事要结合公司现状和特点，不应该生搬硬套国外的模式。

参考文献：

[1]阳劲.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问题研究[D].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07.

[2]陈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现状分析及完善对策[J].经济管理者，2010（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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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市的华为，凭借员工持股所迸发出的韧劲和激情，演绎了令人称道的“土狼传奇”。而离职的创业元老因股权分配问题而状告“老东家”，则引发了“土狼”的疑惑和骚动，华为又一度陷入“股权风波”。一石激起千层浪，自此，股权激励，尤其是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是非功过成为舆论争执的热点话题。

那么，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股权激励的意义何在?操作中需掌握哪些步骤?又需注意规避哪些误区呢?

解题：财散人聚，财聚人散

在人们的记忆中，股权激励尽管诱惑力十足，但它却是一把充满杀伤力的双刃剑。从实施案例来看，股权激励的推行时刻伴随着来自企业的疑虑和来自社会的争议。如果排斥股权激励，必将影响到企业核心人才的工作积极性，也不符合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而实行股权激励，倘若操作不当，又容易抬高人力成本，出现分配不公、股权纠纷等新问题。

年薪一元，却可以获得逾千万的财富，这是“一元CEO”带给人们的谜团，也是股权期权吸引人们视线的关键原因之一。百度上市创造了8位亿万富翁，50位千万富翁，240位百万富翁。作为非上市公司，尽管不能分享资本市场的盛宴，但依然可以借助于股权激励点燃员工的工作激情，加快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步伐。

成功推行股权激励，其关键之处在于能够产生财散人聚的积极效用，规避财散人散的悲剧发生。归结起来，股权激励对于企业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深远意义：

其一，有利于端正员工的工作心态，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雇员到股东，从人到合伙人，这是员工身份的质变，而身份的质变必然带来工作心态的改变。过去是为老板打工，现在自己成了企业的“小老板”。工作心态的改变定然会促使“小老板”更加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会极力抵制一切损害企业利益的不良行为。

其二，规避员工的短期行为，维持企业战略的连贯性。据调查，“缺乏安全感”是导致人才流失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使员工的行为产生了短期性，进而危及企业的长期利益。而股权授予协议书的签署，表达了老板与员工长期合作的共同心愿，这也是对企业战略顺利推进的一种长期保障。

其三，吸引外部优秀人才，为企业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对于员工来说，其身价不仅取决于固定工资的高低，更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股权或期权的数量和价值。另外，拥有股权或期权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满足员工自我实现需求的重要筹码。所以，吸引和保留高层次人才，股权激励不可或缺。

其四，降低即期成本支出，为企业顺利过冬储备能量。金融危机的侵袭使企业对每一分现金的支出都表现得格外谨慎，尽管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但在金融危机中，捉襟见肘的企业也体会到员工有点“贵得用不起”。股权激励，作为固定薪酬支付的部分替代，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双赢。

概而言之，作为一种长效激励工具，股权所迸发的持续激情是工资、提成和奖金等短期激励工具所无法比拟的。鉴于此，股权激励受到越来越多非上市公司的追捧和青睐。

操作：散财有“道”亦有“术”

对于大股东而言，股权激励是一种“散财”行为。散得好，财散人聚;散不好，财散人散。相比上市公司而言，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供参照，其复杂程度、棘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下面笔者以一家曾为其做过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司为例，来阐述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道”与“术”。

案例背景：受人才流失之困，渴望股权激励

S公司是北京一家大型自主研发企业，近年来市场一片大好，公司转入高成长期。但令大股东担忧的是，团队的工作士气开始有下降的征兆，高层次人才流失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为扭转员工的工作心态，保留核心骨干员工，公司尝试推行股权激励计划。

谈到股权激励的构想，S公司表达了这样几点期望：第一，合理确定每位员工的股权授予数量，避免分配不公;第二，合理确定股价，确保激励对象能按个人实际付出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第三，确定适合公司的激励方式，既操作简单又有激励效果;第四，合理确定激励周期，既不使员工觉得遥不可及，又要规避一些员工的短期行为。

另外，S公司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担忧，比如，在目前经济危机的时候实施股权激励，时机合适吗?授予股权后，员工不努力工作怎么办?员工中途离职，股权收益如何结算?员工对股权不感兴趣，怎么办?

解决方案：在系统诊断的基础上进行分层激励、分步推进

尽职调查后，笔者所在团队发现，S公司目前采用的是“拍脑袋”式的薪酬激励方式，没有科学的依据，激励机制缺乏公平性和竞争性，也没有长期留人手段。这是导致士气低落、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为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对S公司的治理结构、所处的发展阶段、战略规划、企业文化、薪酬结构、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系统的股权激励方案。其关键点如下：

第一步，从人力资本附加值、历史贡献、难以取代程度三个方面确定激励对象范围。

全员持股尽管在美国非常流行，但在中国并不适用，用在中国的非上市公司身上更不妥当。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无原则地扩大激励对象范围是产生股权纠纷的根源所在。所以，确认激励资格，应从人力资本附加值、历史贡献、难以取代程度三个方面予以考察。

从人力资本附加值来看，激励对象应该能够对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毕竟着眼于未来是股权激励的根本。从历史贡献来看，激励对象应该对公司过去的经营业绩增长或管理能力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因为尊重历史贡献，是避免出现内部争议风波的基础。从难以取代程度来看，激励对象应该包括那些掌握核心商业机密和专有技术的特殊人力资本持有者，关注难以取代程度，是保护企业商业机密的现实需要。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将S公司的激励对象分成了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核心层，为公司的战略决策者，人数约占员工总数的1%—3%;第二层面是经营层，为担任部门经理以上职位的管理者，人数约占员工总数的10%;第三层面是骨干层，为特殊人力资本持有者，人数约占员工总数的15%。

第二步，进行人力资本价值评估，结合公司业绩和个人业绩的实现情况，综合确定激励力度。

激励人还是激励人所在的岗位?这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笔者以为，解答“对人还是对岗”这个难题，需要上升到企业的发展阶段及面临的管理主题这个层面来考察。

对于处在成长期的企业来说，其业务模式尚不固定，兼岗、轮岗现象非常普遍，很难用一个固化的岗位说明书来界定员工的工作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岗位价值不应该成为确定股权激励力度的依据。对于处在成熟期的企业来说，其业务模式趋于固化，员工的能力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的岗位，“统一、规范、有序”成为企业的管理主题。此时，进行基于岗位价值的评估对于确定股权激励力度来说非常重要。鉴于S公司尚处在成长期，我们以人力资本价值评估为依据来确定员工的初始激励力度。结合S公司的实际情况，在评定人力资本价值时，我们重点考虑了激励对象的影响力、创造力、经验阅历、历史贡献、发展潜力、适应能力六大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对人激励还是对岗激励，固化激励额度的作法都是不妥当的。为此，我们引入了股权激励的考核机制，并且将考核分为公司绩效、部门绩效(或项目绩效)、个人绩效三个层面。对于层面比较高的员工，强化对公司绩效的考核;对于层面稍低的员工，强化对个人绩效的考核。根据考核成绩从高到低划分成S、A、B、C、D五个等级，按考核等级确定最终激励额度，依次为1.2倍、1.1倍、1.0倍、0.8倍、0倍。

第三步，按激励层面确定激励方式。

激励效果不仅取决于激励总额，还取决于激励方式。确定激励方式，应综合考虑员工的人力资本附加值、敬业度、员工出资意愿等方面。结合S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应的激励方式如下：

对于附加值高且忠诚度高的员工，采用实股激励，以使员工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感觉。参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定(用于股权激励的股本比例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0%)，结合S公司的股本结构及激励期内预期业务增长情况，我们建议用于实股激励的股本数量为50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5%)。个人授予量根据人力资本价值予以确定，即个人授予量=500万股×个人人力资本价值/∑个人人力资本价值。

对于不愿出资的员工，采用分红权激励和期权激励，以提升员工参与股权激励的积极性。分红权数量取决于激励对象的人力资本价值及激励期的每股分红额，即个人获授分红权数量=个人人力资本价值/每股分红额。期权授予量取决于人力资本价值及激励期内的股价增长情况，即个人获授期权数量=个人人力资本价值/每股价差收益。

第四步，按企业战略确定股价增长机制。

股权激励之所以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激励对象能够通过自身的工作努力影响激励成果的大小和实现概率。选取恰当的激励标的物，可以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双赢。

确定激励标的物，应综合考虑这样四个因素：第一，激励标的物必须与公司的价值增长相一致;第二，激励标的物的价值评定应该是明确且令人信服的;第三，激励标的物的数值应该是员工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而影响的;第四，公开激励标的物时应不至于泄露公司的财务机密，这一条对非上市公司而言非常重要。

对照上述标准，结合S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及财务管理现状，我们选取了销售额这一增长类指标作为股价变动的标的物。考虑到销售额增长率与净利润或净资产的增长率并非一一对应，结合S公司的历史财务数据，我们将股价增长率确定为销售额增长率的60%(可由董事会根据当期实际经营情况予以适当调整)。举例说，如果目标年度销售额相对于基期销售额的增长率为50%，则股价增长率为30%。

第五步，综合企业的战略规划期、员工的心理预期、工作性质确定激励周期。

若要产生长期激励效用，股权激励必须分阶段来推进，以确保员工的工作激情能够得以延续。划分激励时段，可参照企业的战略规划期、员工的心理预期、工作性质三个方面进行综合确定。

一方面，作为支撑企业战略实现的激励工具，股权激励的周期应与企业的战略规划期相匹配。另一方面，股权激励旨在通过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来赢取员工的忠诚，过长的激励周期会弱化激励效果，无法调动员工的参与欲望，但过短的激励周期也会使一部分员工萌生投机念头。最后，企业之所以采用股权激励，也是因为某些岗位的工作成果无法在短期内呈现出来，所以股权激励的周期设置还应考虑激励对象的工作性质。

根据S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将股权激励的授予期设为3年，按3：3：4的比例，每年1次，分3次授予完毕，同期股权的解锁及期权的兑现亦分3年期实施，这样，一项股权激励计划的全部完成就会延续6年。之所以设成循环机制，其原因在于，在激励的同时施加必要的约束——员工中途任何时刻想离开企业，都会觉得有些遗憾，以此增加其离职成本，强化长期留人的效用。

第六步，签署授予协议，细化退出机制，避免法律纠纷。

为规避法律纠纷，在推行股权激励方案前应事先明确退出机制。参照《劳动合同法》，结合研发型企业的工作特点，S公司可从三个方面界定退出办法：

其一，对于合同期满、法定退休等正常的离职情况，已实现的激励成果归激励对象所有，未实现部分则由企业收回。若激励对象离开企业后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则未实现部分也可予以保留，以激励其能继续关注公司的发展。

其二，对于辞职、辞退等非正常退出情况，除了未实现部分自动作废之外，已实现部分的收益可适度打折处理。

篇5

青岛海尔打造千万富翁的计划流产了。

8月25日，拖延一年半后，青岛海尔(600690.SH)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宣布取消。对于取消的原因，青岛海尔在公告中只是提了一句，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实施条件发生变化。

在2006年12月底，青岛海尔董事会就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根据当时的方案，公司将授予激励对象8000万份期权，7年有效，行权价格为7.63元。

据《IT时代周刊》了解，激励计划最初的激励对象包括9名高管及部分突出贡献人员。其中，董事长杨绵绵获授300万份期权，为激励对象中最多的。时至今日，在原来的9名高管中，副董事长王召兴、董事张智春、副总经理张世玉、董秘纪东4人已经离开。青岛海尔方面称，对于离开的人员期权自然作废。

“正常情况不应该。”对于激励计划突然取消，家电专家刘步尘颇感意外。他认为，正因为有了人动，则更需要继续履行激励方案以保证团队的凝聚力。

一夕成空文

青岛海尔将原因归咎于证监会在5月初出台的两份有关股权激励事项的备忘录。

为规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操作，2008年上半年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新规定，主要包括《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等法规文件，其中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在“重大事项间隔”、“预留股份”等方面作了进一步明确。

青岛海尔方面称，正是这两份文件导致公司原激励计划实施条件不具备，如备忘录2号文要求“公司如无特殊原因，原则上不得预留股份。确有需要预留股份的，预留比例不得超过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数量的百分之十”，而公司原方案预留份额超出拟授予权益数量的10％，达到25％。实施条件发生较大变化，青岛海尔不得不取消原激励计划。

公司公告显示，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聘请专业机构，适时推出与公司业绩紧密挂钩的、更具长期激励效果的新激励方案。但“新的激励计划现在没有时间表”，青岛海尔董秘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值得推敲的是，同样的文件却没有阻止万科的激励计划。就在海尔被叫停的前一周，万科如期实施200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5500万股激励股票将过户给万科的200多人，该次股权激励一次造就了几十位千万富翁，200多位百万富翁。

该拿期权的人辞职了

与青岛海尔公开的观点相左的是，更多人认为这与青岛海尔企业内部的问题有关。

今年4月17日，青岛海尔宣布多名高管提请辞职，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智春，董事王召兴日前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请求辞去公司董事的书面报告，另一位副总经理张世玉继去年6月辞去董事职务后，亦提交了请求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报告，而公司独立董事王超也于2008年4月15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

同时辞职的三位元老级高管以及今年2月份辞职的董事会秘书纪东，都是青岛海尔在2006年制订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草案时的重点奖励对象。在草案中，王召兴作为公司副董事长将得到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0.17％)，仅次于董事长杨绵绵的300万股；张智春、张世玉也将分别得到100万股。当时有观点认为，如果配股成功，这些高管都将身价超过千万元。

对于这些高管集中辞职，一种说法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能力和对企业发展的思路与集团不一致才被迫辞职。刘步尘对此表示：“青岛海尔在家电企业里来说是比较好的企业，一是品牌价值不会是最高的；二是营业收入超过1100亿元。要说这些高管没有能力，那公司做到今天这样的业绩是不可能的。”

刘认为，这些高层的离职很大程度上与青岛海尔目前的发展困境有关。“青岛海尔虽然是中国家电企业相对较好的企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2005年经营业绩超过1000亿元，到2007年才超过1100亿元，增幅太慢。青岛海尔到今天已经遇到了一些发展的瓶颈。”刘步尘表示。

“2008年，国际市场对外向型强的企业有很大压力，因此这些高管选择辞职，是对公司未来发展心里没底。一个企业高管大量离职，必然是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一位业内人上向本刊记者表示。

今年以来，青岛海尔内部已经有3名事业部长先后被公安机关拘捕，原因是涉嫌贪污或受贿。据称，总体涉案金额数千万元。

上述案件事发废料管理环节，嫌疑人被认为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很多人看来，青岛海尔管理缜密，但此案凸现其在每年价值亿计的边角废料上的管理问题。这一领域也被认为是家电企业的管理盲区。

据悉，在青岛海尔高管辞职事件中，有一位副总经理就是因此事牵连而被迫辞职。

老将换成了“空降兵”

与此同时，从2007年6月开始青岛海尔集团展开了一场将持续三年的大规模流程创新，而且第一次聘请咨询公司和引进“外脑”，这包括聘请惠普前高管陈广乾出任青岛海尔集团的首席信息官。在这样的情况下，延续了十几年没有大变动的原核心管理团队就面临一场人事调整，因业绩问题导致的王召兴、张智春的出局似乎只是个开始。

在去年青岛海尔的中层干部会上，这样一段挑战张瑞敏权威的发言会后在企业内部广为流传：“青岛海尔的今天不仅是张瑞敏一人的功劳，也是整个团队的贡献。张总是青岛海尔的领航者，但现在青岛海尔这个‘海’太大了，需要大家都当舵手。”现任青岛海尔董事长杨绵绵去年曾表示：“在转型过程中，人员素养是最为重要的难题。”

这种用人方式在青岛海尔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青岛海尔过去以拒绝空降兵著称，都是自己培养人才。跟张瑞敏一起在青岛海尔打拼了十几年的核心管理团队一贯以“稳定”著称。也正因此，对于从外面请来的人，青岛海尔没有沿用惯例称之为“空降兵”，而是“外部专家”。

此次进入新管理团队的几人中，包括青岛海尔集团首席财务官谭丽霞、白电集团空调产品部总监王友宁、青岛海尔金融集团境外资本运作中心项目经理刘甲坤，青岛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律师肖鹏则出任新的独立董事。此外，王友宁还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

期权背后是想退休的张瑞敏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肖鹏，另外3位高管为“70后”，曾参与青岛海尔集团多项重大资本运作项目的刘甲坤则是“80后”，这批年轻人的出现让人开始关注起接班人的问题。

再过一年，1949年出生的张瑞敏就要满60岁了。多年来，谁将接张瑞敏的班，成为各界议论的焦点。如今公司内部接连不断的换血，更叫外人雾里看花。

在青岛海尔，公司名义薪酬收入偏低，是青岛海尔发展中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如杨绵绵2006年总薪酬公告仅为18.5万元。在公司治理和股权激励层面上，青岛海尔集团创业人张瑞敏的利益没有得到最合法和最大化的实现和保障。有观点认为，这是张瑞敏迟迟不愿退居二线，不愿推出接班人的根本原因，也是青岛海尔选接班人从“赛马”变成了马拉松的真正原因。

回顾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唯有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家电企业获得较好解决，如TCL。相反，在内地的企业，伊利集团郑俊怀、四川长虹倪润峰等老一代企业家均未能实现，郑俊怀曲线MBO还招来牢狱之灾。

吸取前车之鉴，青岛海尔近年来已经着手进行小心翼翼、符合法律法规的股权激励。但在A股和H股上市公司均未担任实际职务的张瑞敏，不在激励范围之内：有分析人士认为，也许张瑞敏是希望借此举来试探一下各界的反应，再谋求下一步在青岛海尔集团层面的利益实现。

篇6

关键词：PE支持企业；管理层激励；经营绩效

中图分类号：F8；C931.2文献标识码：A

加快中小企业发展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PE）作为集合财富投资的工具，在给被投资企业注入发展所需资金的同时，还带来相关的管理经验和客户网络，成为引导社会流动性向实体经济转移的一个重要桥梁。近几年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扩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上市速度加快，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高额收益，私募股权投资由此成为一个热点领域。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其投资支持企业的非控股股东之一，通常会派遣董事，参与支持企业的重大决策，包括对支持企业管理层的激励制度设计。通过有效率的激励制度安排，使得管理层和企业股东之间的利益尽量保持一致，最大限度地解决股东（含PE）和管理层之间的委托问题，从而提升管理层的努力水平，最终实现企业经营绩效目标。因此，在PE投资过程中，存在“PE投资（依靠其持股比例，对支持企业的贡献度以及参与董事会决策等途径）——支持企业管理层激励——企业经营绩效”这样一种传导机制。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以具有PE投资背景的企业（或称PE支持企业）为对象，研究其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这些关系背后的深层原因，并阐述这对于PE支持企业、PE机构本身以及政府政策意味着什么。显然，这不仅有理论上的研究价值，更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对于PE支持企业管理层激励制度设计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国外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对不同激励手段的激励效果的探讨。Robert Butler Wilson[1]认为，对创业者赠送普通股，并不能激励创业者为PE基金带来额外的投资收益，原因在于赠送普通股使创业者在初始阶段即成为普通股东，从而将创业者和资本投资人置于同样的角色地位，创业者的激励并没有到位。Michael J Brennan和Alan Kraus[2]则提出使用可转换债券或可转换优先股这类激励方式，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PE的投资成本，起到较好的激励效用。在PE进入对支持企业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 Steve Kaplan等[3]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不仅对其支持企业管理层实施激励性的管理措施以确保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准，而且PE也持有较大的股份，确保在董事会中具有较强的地位，这有利于PE更紧密地监督和治理其投资的公司。

国内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关理论研究文献并不多，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管理层激励的文献更少，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描述性和案例性研究。周仁俊等[4]从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产权基础不同的视角，分别对管理层货币薪酬、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论显示：管理层货币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与企业经营业绩呈负相关关系。

向群[5]在采取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中，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和公司绩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股权投资行为带来公司融资结构的优化。朱静[6]的研究是在同时控制了公司规模和财务杠杆度两个变量后，发现私募股权投资与公司价值和公司经营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国内学者的研究，或者在分析管理层激励手段与激励效果之间的关系时不考虑PE投资因素；或者考虑PE投资时局限于PE投资与公司价值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深入揭示PE投资背景下通过激励管理层以实现企业经营绩效的整个传导机制。国外学者分析了不同激励方式的激励效果以及PE基金通过实施激励影响公司治理水平，为PE支持企业的激励制度研究指明了方向，但是这些研究缺乏中国经验数据的验证。本文克服了已有文献的局限，采用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对PE支持企业管理层激励和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由此对中国PE支持企业的管理层激励制度设计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模型构建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PE投资背景下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及其效果，目的在于验证PE投资—被投资企业管理层激励—激励效果（公司经营绩效）这一传导机制，因此选择的样本公司必须具备三个标准：上市前均引进了财务投资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上市时高管人员持有股权；净利润均为正（即不存在亏损）①。

根据中小板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自2004年中国资本市场推出中小板到2009年12月31日止，具有PE投资背景且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公司共有69家，通过筛选，最后确定48家上市公司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研究样本占比为70%；如果剔除扰动因素引起的不符合选择标准的样本公司后，比例更高，因此样本数量和标准完全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采集的原始数据均采用样本公司上市后至少运行了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年报数据，即上市之后第二个年度报告数据。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给予这些样本公司以足够长的时间的经营和财务表现，从而消除由于时间短而产生的偶然性现象和扰动影响。本文所采用的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于Wind咨询公司数据库。

（二）检验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了研究PE支持企业激励制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表示企业绩效，这样可以消除样本企业的规模差异。同时，对企业激励制度的刻画，分为股权激励和非股权激励两类，股权激励类的变量为高管持股比例（即管理层总的持股规模），高管平均持股比例（即管理层人均持股大小），董事长持股比例（代表性高管的持股大小）；而非股权激励在中国主要有两种：一是奖金，一是职务消费。鉴于职务消费（没有独立的统计数据和公开信息）归属于管理费用这一会计科目，因而本文以高管总薪酬（含奖金）和管理费用来量化描述对管理层的非股权激励。另外，本文选择PE持股比例和企业市值作为控制变量，刻画企业的PE投资特征和企业规模特征。

因此，本文设置原始模型如下。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一方面管理层的职务消费包含的具体项目很多，难以获取真实、准确的数据（企业不会详细披露该类信息，有些信息甚至为企业的商业秘密）；另一方面，即使是按公允价值交易的职务消费，事实上它内在地反映了管理层拥有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能够让交易的另一方至少可以获得市场平均利润，因此可以将所有管理费用均列为职务消费范畴。同时为了消除企业规模的影响，本文采用管理费用除以企业营业收入这一指标，衡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管理层的职务消费水平。

三、实证分析

（一）因子分析

由于自变量数目较多，进行变量全回归容易引起多重共线性问题，简单剔除变量则会遗漏重要信息，破坏模型的完整性。因此本文拟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公共因子，用较少并且相互独立的因子作为新的自变量。

采用SPSS19.0进行计算，得到的KMO统计量为0.506，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的统计值为58.852，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KMO统计量偏低，但Bartlett球度检验说明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因此只要提取的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一定水平就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方法。经过分析，得到各因子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见表2。

由表2可见，从7个测试变量中可以提取出4个因子，因子累计可以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78.72%，使原有变量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分析效果较为理想。由于初始因子载荷矩阵中各因子对测试变量的载荷比较分散，因子的实际含义不够清晰，为了使因子载荷矩阵系数向0和1分化，一个变量值在尽可能少的因子上有比较高的载荷，从而因子的实际意义更加明显，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按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3。

由表3可见，第一个因子在高管持股比例（MSR）、董事长持股比例（DSR）、高管平均持股比例（AMSR）有较大载荷，这些变量主要反映了公司对高管的股权激励情况，可以命名为股权激励因子（F1）；第二个因子在企业市值（AMV）方面有较大载荷，命名为企业规模因子（F2）；第三个因子在高管薪酬利润比（MWPR）和管理费用收入比（AERR）上有较大载荷，这两个变量反映了管理层控制的非股权激励因素，因此命名为非股权激励因子（F3）；第四个因子在PE持股比例（PESR）上有较大载荷，就用PE持股比例因子（F4）来衡量。

因此，上述四个因子可以反映激励管理层因素的四个不同方面，而且经过正交旋转，四个因子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将上述四个因子采用回归方法求出因子得分矩阵，将四个因子的得分F1、F2、F3、F4作为新的变量，用于和因变量进行回归。

（二）回归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将原模型自变量转化成新的因子变量后，有效地解决了原模型自变量过多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原模型转化为：

ROE=α+α1F1+α2F2+α3F3+α4F4+ε

根据构造的回归方程，采用SPSS19.0进行多元统计分析处理后，发现第一个模型中调整的R2为0.225，第二个模型中调整的R2为0.435，两个模型的回归效果均一般，但第二个模型优于第一个模型，见表4。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R2和调整的R2都只能说明在给定的样本条件下，回归方程与样本观测值的拟合优度，并不能对总体模型做出推测。因此，不能单凭二者的大小来选择模型，必须对回归方程和回归系数做显著性检验。

在采取逐步筛选法（stepwise）对解释变量进行筛选后，在模型1中，非股权激励因子（F3）进入了模型，且非股权激励因子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在模型2中，非股权激励因子（F3）和企业规模因子（F2）均进入了模型，且非股权激励因子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企业规模与净资产收益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见表5。

四、研究结论及其解释

本文在对影响中小板上市公司中PE支持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发现：其一，企业经营绩效与管理层的非股权激励程度正相关，且显著；其二，企业经营绩效与企业规模负相关；其三，企业经营绩效与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和PE持股比例不相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事实研究表明，这一结果是符合当前中国PE支持企业的实际情况的。

首先，PE支持企业的股权激励方式单一，不利用调动企业高管的积极性。通常采用直接赠与企业高管普通股票或由高管以较低价格购买企业普通股票等方式。这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将激励性的股票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挂钩，因此无论获得股票的高管们是否努力，他们都能得到公司股票上市带来的巨额收益，根本起不到激励作用。与中国不同，国际上对PE支持企业管理层的激励措施主要为可转换证券和股票期权，VC基金还使用了分阶段投资的约束方式。这些方式较好地解决了股东与PE支持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委托问题，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双方利益的一致性，从而获得了较好的激励效果。可见，仅仅使用普通股激励的单一方式，导致了企业绩效与PE支持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无关性。

其次，PE在其支持企业的股权激励方案上不能实施有效的作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僧多粥少”，即PE投资者太多而适合PE投资的拟上市公司或优秀的目标公司又太少，恶性竞争非常严重，在股权激励制度设计方面PE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二是中国PE市场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专业人才缺乏，为PE支持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能力很弱。特别要指出的是，PE对其支持企业业绩的提升作用并不是靠直接的持股比例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额外的增值服务来实现的，比如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和资本结构，协助企业改进管理流程，企业公共关系服务，等等。但这些增值目前还无法量化，不能引入到本文的模型分析中，这是本文模型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总之，上述原因导致PE支持企业的经营业绩与PE直接的持股比例无关。

再次，非股权激励对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激励效果十分明显。非股权激励包括两类：一是高管薪酬；一是高管的职务消费。一方面企业管理层非常在意自己获得的现金报酬和职位，高职位意味着拥有更大的权力，能够合法地利用企业资源进行职务消费；另一方面，高管层的薪酬和职位具有信号机制，即在经理人市场中，经理人已有的高薪酬和高职位向市场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该经理人拥有很高的人力资本，具备很强的管理才能。因此，经理人具有强烈的动机，要求不断提高薪酬水平和管理职位，通过高薪酬和高职位提高自己的市场声誉，抬高自己的市场身价，实现自己长期收益的最大化。换言之，高薪酬和高职位对经理人的激励作用非常大，激励效果更加明显。

最后，企业经营绩效与企业规模负相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经理人的管理能力并不会必然地随公司规模扩大而增强，反而由于公司规模扩大，产生的管理事务和问题会更多，加大了经理人的工作难度和劳动强度，从而给予经理人一种“负激励”，最终降低了公司的经营绩效。此外，公司越大，PE持股比例会越低，话语权也会越小，难以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约束，激励不明显；公司越大，PE对其支持企业进行改革的难度也会越大，付出的努力和服务也会越多，必然会带来效率上的损失。

五、对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对于PE基金、PE支持企业以及政府政策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利于PE优化投资协议，提高投资成功率

作为财务投资者的PE而言，其投资不是为了长期持有，而是为了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出售，并获得相应的收益。而PE收益与否及收益多少很大程度上与PE支持企业管理层努力程度有关，因此在投资协议条款和相关的激励约束制度设计中，必须建立对支持企业管理层的严格约束机制，通过有效的法律手段，对管理层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实施严惩。目前可以采取包括对赌协议、第三方担保、资金使用监管和公司接管等多种激励约束方式。

（二）有利于优化PE支持企业激励制度设计，实现有效激励

对于PE支持企业来说，必须消除管理层激励方式的单一性，建立激励相容的激励机制。由于管理层特别在意薪酬水平，热衷于职务消费，因此就需要削减管理层的薪酬，限制其职务消费，转而用股票期权和可转换证券等更多有效的激励方式将管理层的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严格挂钩。只有公司利润增长了，管理层的收入才能增长，并且尽量做到同比例增长。这样既有激励也有约束，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激励。

（三）有利于政策监管部门改善PE运行环境，加快创新型社会的推进

目前国内中小企业急需资金，而社会热钱大量流入非实体经济，如何引导热钱进入急需资金的中小实体企业成为监管层关注的重点，大力发展PE，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这方面，管理层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1.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包括培育PE基金及其支持企业，消除国有垄断，鼓励PE市场公平竞争。

2.培育新兴产业和关乎民生的战略性产业。引导PE基金投资相关产业的小企业，增加PE投资对象的供给量，改变PE市场“僧多粥少”的格局，从而彻底扭转PE缺乏话语权的局面。

3.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不断完善有关企业股权激励的法律法规，强化企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意识，以法制手段消除PE支持企业对管理层进行利益输送，严惩管理层的寻租行为和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4.以政策引导和鼓励金融创新，特别是针对证券市场股权激励工具的创新。可供选择的激励工具多了，PE才有更大的参与空间，才能充分细化和优化投资激励合约，进而对其支持企业管理层实施灵活、有效的激励。

注释：

①如果存在亏损，实际上并不是由于PE投资和管理层激励引致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是由其他的包括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在内的扰动因素所导致的，不符合本文的研究逻辑，应该在样本中予以剔除。

[参考文献]

[1]Robert Butler Wilson.Incentive efficiency of double Auction[J].Econometrica，1985，53 ：1101-1115.

[2]Michael J Brennan，Alan Kraus.Efficient financing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J].Journal of Finance，1987，42（5）：1225-1243.

[3]Steve N.Kaplan，Antoinette Schoar.Private equity performance： returns、 persistence and capital flows[J].Journal of Finance，2005（4）：1791-1823.

[4]周仁俊，杨战兵，李礼.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性-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比较[J].会计研究.2010（12）：69-75.

篇7

羊年伊始，创业板的“科技风”吹遍整个A股市场，无数投资者趋之若鹜。深交所数据显示，截至3月4日，创业板的平均市盈率为82.13倍，远高于主板和国际的估值。

在此背景下，《投资与理财》记者辗转采访了沪深十余家著名基金经理。在他们看来，就目前创业板的炒作而言，明显投机性太重，很多科技股泡沫最后终将破灭。相较而言，顶层设计完成，改革试点渐次铺开，2015年注定是中国国企改革的标志性年份，国企改革股票不管是从想象空间还是基本面支持，或将比“科技风”更有可为。

沪上一位接近管理层的大型保险基金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国企改革的方案已经修改多次，高层高度重视，而且各个地方积极性都很高。据了解，国资改革的方案很有可能3月底公布，混合所有制方案将较预期会有一些更大的突破，会着重解决管理层的激励等问题，而且此次改革的一大重点就是人的改革。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企改革是本届政府的重点工作。通过国企改革，可以解决国企效率低下等问题，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国企改革可以通过引入民营资本来增加国企活力，而国企本身的股权激励也是一大重点，可重点关注存在重组预期和股权激励预期的上市公司。

可以预见的是，A股的下一个台风口――国企改革，正在迅猛刮来。

央企想象空间更大 沪广改革较为领先

我国的国企分为央企和地方国企两大类，相较而言，央企更具优势。齐鲁证券表示，央企集团公司76家，控制185家上市公司，经营业务多样化，治理结构相对行政化，经营业务亟待板块化与清晰化，治理结构需要市场化，中央国企改革想象空间远大于地方性国企。

沪广作为我国拥有国企最多的两省市，一直担当着全国范围内国企改革先头兵的角色。一位国资投资人士告诉记者，上海、广东等国资改革较为领先的地区，企业的投资价值大于一些中西部的国企。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说法，上海市共有69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2万亿元。

数据显示，另一国企大省广东省，国资控股A股上市公司共有60家，在绝对数量上仅次于上海国资委。但与上海、天津相比，广东国资资产证券化率低，2013年证券化率不足20%，在主要省市中处于倒数第二。但是广东国资委国资证券化率的目标是在2015年达到60%以上，这些差距将倒逼广东省加快改革步伐。

据公开资料显示，广东国企改革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30家左右营业收入或资产超千亿的大型骨干企业集团。而目前广东国资系统资产总额超1000亿元的企业只有8家，并购重组将成为广东国资委优化资本布局的重要手段。混合所有制改革目标是到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二级及以下竞争性国有企业基本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意味着超过50%的国有企业将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空间巨大。

两条投资主线

2015年国企改革出现部分市场人士想象的那种大刀阔斧式的改革的几率不高，更有可能是有限突破，缓慢推开，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更多参与的机会。本刊记者通过研究发现，投资国企需要紧抓两条主线和四类改革热点企业。

主线之一就是“大集团小上市”，从资产证券化的角度来看。比如上海国资委控制的一些上市公司中，不少都属于大集团、小公司的类型，其后续资产注入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按照“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的要求，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企业制股份制改革，实现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

其中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2013年其母公司东浩兰生集团的营业收入已达到千亿元级规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服务业大集团。但是该集团证券化率极低，兰生股份2013年仅实现营业收入12.39亿元。

主线之二就是从改善公司治理的角度看，眼下主要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激励、员工持股、引入民营管理团队、市场化选聘企业高管等方式，提高企业效率。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很多都选择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来推动改革。据知情人士透露，作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方面，在激励约束分配机制设计方面，或将有制度层面的突破，“其中，国务院国资委正在研究把国企股权激励的审核备案权限下放到各地国资委。”

安信证券建议关注具备国企改革预期及可能推出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共振效应值得期待;以人为本的轻资产、高技术民营公司，如同时具备定增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将强化员工与公司的联系，向资本市场释放未来业绩高速成长信号。

四类改革热点

不同类型的企业定位不同，改革思路存在差异的可能性较大，投资者的个人偏好也不一样。在了解主线之后，还要对不同的企业进行不同的分类，来进行投资指导。

按照制度设计，国务院国资委将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两类。其中，商业一类企业主要是指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商业二类企业主要是指主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或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经营专营业务，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企业;公益类则是那些以社会效益为导向，以保障民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的企业。

商业一类企业的改革空间大于商业二类，而商业二类的改革空间又大于公益类企业。很显然，竞争类企业的改革空间最大。

而在这些企业中，还有一些改革热点企业，值得注意。

其一就是国资委“四项改革”试点企业的旗下上市公司，包括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在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开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在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开展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其中，中国医药集团和中国建材集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方案已经获批，并进入正式操作阶段，上述集团旗下的相关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也表现惊人。

其二是军工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局局长许达哲此前已经要求国防科技工业主动作为，突出军工混改、科研院所改制、军工资产证券化和军民深度融合等重点，要加大力度、加快节奏，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

分析人士指出，在深化国企改革和资产证券化提速的大背景下，国防军工板块的股价催化剂将不断出现，具有资产整合预期和持续成长性的品种值得重点关注，军工企业未来一段时间都值得重点配置。

其三就是那些充分竞争性行业，比如食品饮料、家电、零售、地产、航运造船等，国资委将加快其重组整合或者退出。百联股份近期的停牌，更是加大了市场对竞争性行业的期待。

篇8

国企改革在诸多改革中的确定性最大。2013年12月，上海国企改革方案的公布，标志着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春风再起，当前各地各级政府、国有国资企业正密集讨论改革方案，预计2014年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将明显加速，或有模式创新和制度突破的方案出台。

国企改革投资年

新一届政府着力于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采取更加市场化的手段。

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化手段将有助于形成有效率的政企关系，而进一步扩大开放也倒逼国有企业重新进行布局，以适应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也需要国有企业担当重任，通过国有企业的布局和调整激活全社会经济的转型升级动力。

国有企业在新形势下，赋予了新的战略目标和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任务，也将通过自身的改革带动全社会的改革。从国际比较看，在工业化后期的经济转型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是经济继续发展深化的重要动力之一。国企改革也将是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整体社会改革也将使得本轮以经营权下放、产权明晰向实现国有出资，市场化运营的高效率模式取得成功。

我们认为，本轮国企改革将带来一种全新的市场化模式的创新，政府职能改革权力下放和事后监管的转变也使得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更加清晰，国企在这一背景下，长期困扰的一些矛盾将得到解决。

2014年初爆发的中诚信托刚性兑付的考验和增长预期下调都在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投资者风险偏好和市场无风险利率维持高位的背景下，主题投资主导市场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其中国企改革主题的确定性最强，将贯穿全年。

一些地方政府进行国企改革的动力强烈。我们认为，相比上海市提出的国企改革方案，不排除有部分省市的国企改革将会以更快更深更强的方式展开，在未来的国企改革进程中跑得更快。

当前已有的国企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略有不足，未来可能在两大方面得到改善：①我们认为未来国企改革试点的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部分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制造业企业集团可能会被纳入试点范围；②我们预计政府会出台更多的配套落实政策。

目前配套落实的政策多集中在法人治理结构和任期管理相关的方向，未来不排除政府在培育大型企业和跨国企业、薪酬管理、工资总量调控和国有企业土地管理等方面出台进一步文件的可能。

国有企业高层人事任命制度也有进一步改革的可能，我们认为，伴随着国企改革铺开，核心高层以外的人事管理将逐渐市场化。在约束机制建立之后，长效激励机制可能会进一步放开。

国企改革投资大潮

国有国资企业将首先受益，主要投资方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1.竞争性行业效率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公司治理改善和股权治理机制理顺；②约束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③国资国企集团内部的资源整合重组。东方明珠、老凤祥、全聚德、上汽集团这样的国企将成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2.国企改革加快传统行业的国资国企向新兴行业战略转型：我们预计政府会在项目审批、融资和税收上给予政策优惠，加速国企向新兴行业转型。上海机电、太极实业属于这一类典范。

3.部分省市理念先进，改革准备充分，可能在本轮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形成独有模式或推行制度创新。物产中大、合肥三洋、广电运通、中华企业可能会成为这个领域的标兵。

4.央企改革进程加速，年内可能出现实质突破。中国海诚、太极股份、航天长峰这一类可能成为改革的先锋。

伴随着改革的向前推进，国资国企资产证券化的进程也将再次加速，同时，一些被国企垄断的行业和领域也有可能会逐渐放开，也存在相应的投资价值。

当前市场风格在短期内最大的敌人是风险偏好变化+资金宽松预期。

创业板和不少主题板块的调整来源于资金宽松预期在节后的放大，但这种预期是“无源之水”：首先，资产价格通胀在强化（如房价）；第二，风险偏好上升推升资金价格中枢。全社会风险偏好在年前中诚信托事件后进一步加强。高风险属性股票回调在短期内提供新的买入机会。其中国企改革又是最能体现高风险属性的主题机会。

国资委于1月28日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小组工作细节和分工方案。

我们认为，国资委紧跟中央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说明国企国资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国资委对全面深化改革准备充分，一旦前期准备工作完成，改革进程将快于市场预期。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求是》发文称国企改革将深化，重点在于加快国企股权多元化，并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我们认为，核心刊物密集发文预示国企改革将再次加速，两会前后是重要时点，地方政府将用实际行动回应中央，地方性改革配套措施和试点企业短期内即将出台。

国企改革三部曲

我们理解的国企改革核心三部曲是：管资本—分类管理和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从出资人的角度进行分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中长期激励机制。最终的目的是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

以管资本为主，首先是要管国有资本的流动和进退。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民经济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然后就是管资本的再投入方向，把企业做强做优。

国企分类监管的划分标准：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竞争类国企要搞活资产，但需真正承担风险；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同时经理人也不再归政府管。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要保障稳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经济效益退居其次，考核主要由政府和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进行。分类改革将以“进而有为，退而有序”为导向。发挥国企的窗口作用，实现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目标，逐渐向新兴产业转型；同时政府从国企中退出是有步骤有限度的。目前来看，政府暂时还不会放出相对控股权，竞争类国企绝对控股权则可以逐渐放开。

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着力点。深化国企改革其一就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实现股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吸收非公资本转换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其二是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培养职业经理人。实现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真正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防止个人独断专行或内部人控制的国企常见弊病；其三是改进和完善内部具有活力的激励约束机制。处理好高管和员工的关系，实现激励和约束机制的配套。

无论从海外成功案例或者是中国国情出发，国企改革路径都会是先易后难。因此，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是我们最看好的领域之一。

竞争性行业国企改革主要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靠企业自身上报方案，政府审批。成熟一家搞一家，搞好了就推广。总的来说，法人治理机制比较优秀的竞争类国企将优先进行。

我们认为，竞争性行业国企效率提升驱动力主要来源于：

一、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基本特征是所有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之间权利义务明确，各司其职，相互制衡。中国国有控股企业的治理结构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仍存在很大的距离。

在“管资本”进程中受益于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的行业将有重大的投资机会。机会主要集中在国企ROE与同行业的民企相比有较大提升空间的行业。毛利率市场化和严控跑冒滴漏降低三费占比是主要的改善举措。尤其是农林牧渔、有色金属、钢铁和电子行业中非国企ROE水平要显著高于国企，有较大改善空间，但这个过程较长。

二、完善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曾表示，将积极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增加企业管理人员市场化选聘的比例，加大市场化管理力度。我们认为，薪酬市场化、股权激励和市值管理是竞争性国企提升经营效率的主要激励手段。

2013年12月17日，上海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该意见突出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相配套。

建立健全企业核心骨干长效激励约束机制，逐步实现收入分配与市场水平接轨。具备再融资能力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可实施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符合条件的竞争类企业实施股权、现金两种类型的中长期激励。

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程中受益于通过股权激励、高管薪酬市场化和市值管理来提升经营效率的行业有投资机会。机会主要集中在人力成本占比较大、历史经验表明股权激励意愿较强、国企高管薪酬与同行业的非国企相比有较大提升空间，以及市值管理动机较强的行业。

近三年实施过股权激励的企业中，计算机、家用电器、通信、房地产和建筑装饰行业市值占比较大，皆超过了三成。而计算机、通信、电气设备、建筑装饰、家用电器和电子行业个数占比较大，都在18%以上。实证这些行业股权激励意愿较为强烈。

在人力成本占比较高的行业中，人通常是最核心的资源，在这些行业中逐步放松股权激励限制将起到降低激励成本和提高激励效果的双重作用。数据表明，非银行金融、传媒、电子、国防、计算机和通信行业内的国企受益最大。

2012年上市公司前三高管报酬总额中，大部分行业国企高管的薪酬要高于非国企，这一现象与国企所管理的市值、资产、营收、盈利、人员等要大于非国企有关。数据表明，纺织服装、农林牧渔、房地产、采掘和化工行业国企高管薪酬与同行业的非国企相比有提升空间，该行业内的国企将会更显著受益于国企改革薪酬市场化所带来的激励。

市值管理的本意是上市公司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为股东创造价值。市值管理不单是用来评价国资国企的工具， 也应该是调整国资分布和提升绩效的管理手段，会逐步成为国资带动竞争性行业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统计了近三年上市公司的回购行为，钢铁、建筑材料、纺织服装、轻工制造和汽车行业回购金额占流通市值比重较大，其中的国企可能更显著受益于市值规模成为国资管理重要指标的过程。

结合股权激励意愿、人力成本占比、高管薪酬水平和市值管理行为的分析，我们判断，计算机、纺织服装、房地产和通信四个行业中的国企将最受益于竞争性行业效率提升。

“翻烧饼”的投资魄力

上海一大型国企领导提出“要大改要‘翻烧饼’”，我们认为这一改革思路值得在国企改革的主题投资中借鉴。

我们通过数次的国企改革主题调研，看到了过去一年多国企改革在各方面各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和变化。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推进改革的力度和速度来看，可以确定国企改革“改”是大方向，自上而下改革决心十分坚定。

改革决心决定了国企国资管理面临的各种困难必须被跨越。因此，改革不是修修补补，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制度性的变革。从微观角度上来说，改革对国企带来的影响，往往不是现状的渐进改善，而是非线性的巨变。

既然方向和变革的幅度都是相对确定的，又何必在乎一尺一寸的得失？在投资国企改革主题时，要有“翻烧饼”的精神，解放思想，勇于贪婪。我们一直强调国企改革是跨年度的主题行情，投资机会丰富且空间巨大。把握这个大方向才是关键。我们认为，东方明珠、老凤祥、全聚德、宝信软件、上汽集团这一类竞争性行业将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先行领域。当然，传统向新兴行业战略转型、理念先进地域的模式创新、央企资产证券化等方向也有不错的投资机会。

篇9

2016年8月，东软集团董事会通过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议案，意味着激励机制更进一步――董事长刘积仁的带领下，校办企业起家的软件企业东软不断优化公司治理，成效不俗，4次获得金圆桌奖“最佳董事会”。

股权多元化

股权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董事会结构、水平。从校办企业起步，东软实现了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国际化，保持国资是第一大股东的同时无控股股东、整体上市，这为董事多元化、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东软1991年创建――东北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刘积仁，其博士论文被日本阿尔派公司看中，于是双方合作成立公司，东北大学、阿尔派分别占股51%、49%。东北大学直属教育部。

其后，央企宝钢集团、日本东芝、美国英特尔、荷兰飞利浦等大型企业先后成为东软的重要股东。由是，东软形成股权相对分散、制衡且股东国际化的格局。公司1996年上市，是中国第一家上市的软件企业。

较大力度员工持股是特点。东软在成立的次年推员工持股，在中国企业中较早实施了员工持股，而且力度很大，一度居第二大股东，和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国资的持股差距不到1%。刘积仁称：“1992年我们就让员工成为股东，那个时候大家集资入股，一块钱一股。一开始员工持股比例是25%，后来经过融资摊薄到了10%……当时的想法就是，每位员工都拥有公司的股份，是公司的主人。当时觉得，我不能只靠自己这样苦，得把担子放在所有人的身上，那就要给所有人以适合的激励，所以东软最开始不断地让员工持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一个有竞争力的公司，在这种制度的保证下，我们的文化也得到了保障，既能分享，更能分担。我们也不像别的企业搞MBO，我们从最开始走上了一条很健康的路子，没有那么多风险。我当时有一个观点，校园里办的企业，如果没有社会化，没有多元化持股，靠大学的文化来发展是有问题的，我们本来就受大学影响太深了。”中长期激励方面，2015年7月，东软推出股权激励，拟向激励对象授予1600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3%。其中董事长刘积仁获得58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77%。

截至2015年年底，东软的前三大股东持股是：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东北大学旗下国有独资）15.5%、日本企业阿尔派（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10.4%、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东软管理层参股，刘积仁兼任董事长，东软总裁王勇峰兼任董事）4.9%；央企宝钢集团以1.3%、大型德企业SAPAG以1.3%居第九、十大股东。股权分散制衡、国际化，核心团队和企业结成较为深度的利益共同体。

董事会国际化

从一开始，阿尔派就是东软的重要股东，一直派驻董事。曾经，东软的9人董事会里外国人3位，阿尔派、东芝各1名非执行董事，1位执行董事为德国人。这有点类似另一位金圆桌奖“最佳董事会”得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起步于两家国企投资设立，后大力改造股权、引入外资投资者，董事会构成、高管团队国际化，一度达到19名董事中海外董事9人。按东软的官方说法，国际化、专业化的董事会，有效推动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改善，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和业务模式。

“国际化的公司治理结构是让我-们比较受益的，我们较早地引入了外国的董事进董事会，来吸收更多国外的营养，现在我们的董事会也一直保持国际化。这样能够集成远远超过我们能力和智慧的资源，为公司海外业务的拓展、国际并购策略的安全实施提供很多经验和支持，推动我们国际化的发展步伐；也让我们能够有效地回避风险、控制风险，得到投资者和合作伙伴的信赖。”刘积仁对《董事会》表示，“董事会在推动一个公司的战略发展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当你真的融入到国际化过程中，很多海外的董事会成员会从发达国家市场的经验给我们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令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获益匪浅。今天，我们这些海外的董事会成员在给我们提建议的时候，他们提到中国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中产阶层开始出现了，根据他们所在的成熟市场的发展路径来看，健康、教育、医疗、创意和服务的产业将会形成新兴的产业方向，这些对东软战略选择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参考。”

按刘积仁的说法，董事会运作比较顺畅，“一般来说，做一个选择性的决策，分歧是必然的。这时候会进行事先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因为开董事会时间是比较短的，我会在开会之前跟他们讲，我为什么这么选择，我要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调整我们的方案。这么多年来，在重大决策上，东软的董事会上并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分歧，议案都被通过。当然，海外董事们，包括独立董事，也会提出一些警告性的建议，未来要注意什么。直言不讳，坦诚相见。”

创业者主导和推动企业

“选拔、培养和保护企业家，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在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企业家是偶然性因素，可遇不可求。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方式选人，而要依市场方式选人用人，企业的领导团队应以企业家为核心，确立企业家在经营决策中的核心位置，确保企业家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长期稳定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在行政干预下走马灯似的换人。”央企中国建材董事长、金圆桌奖“最具战略眼光董事长”得主宋志平表示，“无论马云、柳传志，在公司机制的设计里面一定有一条，能保证他们这些创业者、企业家一个稳定的领导地位，保证了他们的地位，就保证了员工、客户的稳定，这是连在一起的，我觉得这很重要。”――董事会治理的深处，是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篇10

【关键词】创业投资 管理层收购 人力资源投资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浪潮的兴起，创业投资支持MBO中的企业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及形成一定规模资产，利用创业资本可以解决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管理层难以通过银行贷款等正常渠道融资的问题，使创业投资和管理层收购有机结合起来，并且日益焕发蓬勃生机。要求成功的创业投资支持MBO要求有投资于“人”的理念，也就成为创业投资支持的MBO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一、创业投资支持MBO中人力资源投资影响要素

（一）管理层是否具备三种能力

在以人本为主的企业管理中，人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具体说来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战略的确定、企业管理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企业重要人才的选拔和培育、企业管理体系的建立、企业对外的社会形象的建立等方面。管理者的三种能力主要体现在：

第一，基本能力。体现在管理层是否具有健康积极的品格和个人的自我控制力，企业的管理者要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以及管理层的不断创新的精神和能力，必备的危机管理能力。要能不断进行管理意识、管理观念、管理方式、管理方法的创新。第二，专业能力。指创业管理者履行其职责的基本要求，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方式来协调企业的人、财、物，以期实现企业设定目标。从市场营销到产品服务，企业管理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企业管理者必须对管理中的各环节、各职能的运行规律、特点、规范、要点进行认真研究和理解，清醒地认识到本企业在相应的产业和行业的地位、作用、分工、特点，才能正确地对企业进行规划。第三，特质性能力。指企业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比较突出的个体性优势的素质。不同的特质性素质，决定了不同管理的能力、管理作风、管理风格。不同的管理风格的组合具有潜在管理的效益，个人的人格魅力引导着一个管理团队的整体素质。在创业管理团队的成员中，每个人的管理水平和能力都不一样，这就要求内部人员进行优势互补，整合人力资源。

（二）管理效益是否有上升空间

管理效益是衡量管理效果的基本标准，是衡量管理活动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潜在管理效益的提高需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否具备系统完整的管理体系。现代企业最基本的构成包括：设计开发、加工制造和市场开拓。创业企业有这样的组织结构，才能形成管理系统的良好运行。其次，大力加强内部管理，有必要的约束机制。再次是系统处于开放状态，与外界处在联系和交流中，特别是与市场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市场的形势做出及时的有效的反应。与外界时刻保持接触，管理者对外界的变革要能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能吸收其成功经验改进自己的管理系统。第二，是否具备灵活的管理策略转变。创业企业的高风险性要求企业的管理在策略上应灵活。从单一封闭的生产管理转变为复合开放的企业管理；在创投企业中要求企业工作打破传统管理，以人为中心，建立以战略管理与面向市场的生产经营型，这样就能够适应高风险的要求，提高了管理应变的速度和效率。第三、是否具备完整的管理内容。企业管理内容，是企业管理落实的基础，强化和充实管理内容，感知与应变快，则管理应变能力强，保持整个管理运行高效。它包括：基础管理、专业管理、综合管理。基础管理的内容主要企业的基础事物的管理。专业管理具体指人、财、物方面的管理，应该根据管理对象的不同实施不同的管理手段。综合管理的任务，主要是解决管理各流程和环节的衔接问题。因此，三个方面不断整合，提高管理水平。

二、创业投资支持MBO中人力资源投资几点建议

（一）建议开展保留原有管理层的管理层收购

根据企业原有管理层的不同情况，创业投资支持的管理层收购可以保留原有管理层的管理层收购，通过新导入的管理层和相应企业组织管理体系的重建来实现企业再创业的成功，这种做法就不太现实，因为原有管理层对创业企业的掌握情况比较理想，保留原管理层本身就体现出对其充分地信任，也能起到激励的作用。因此，建议开展保留原有管理层的管理层收购，通过创业投资公司的介入，理顺企业组织管理体系，待职业经理市场形成以后，则根据企业管理团队的不同情况而灵活采取其他模式。

（二）正确运用股权安排激励和约束管理者

要全面客观看待股权安排激励，正确认识优点和不足。股权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分为现股激励、期股激励、期权激励，可以减少成本，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员工的利益与经理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员工会用迎合经理的方式去投票，导致公司价值的下降，不利于股东价值最大化。也存在股权激励被滥用的危险，使这些公司股价高估，加重公司的隐形负担。如用公允价值将这些股票期权的成本计入损益，将会对这些企业的利润产生巨大的影响，及期权使得各大公司CEO 收入过高，有失公平。

（三）正确认识创投退出时管理层融资能力

在以创业投资支持管理层收购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管理层在一定的时间要能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履行购买创业投资机构所持股份。创业投资在管理层收购中的运作方式具体分为：一是创司的过桥贷款。创司充当一个临时贷款人的角色，并没有参与创业企业的管理。二是创司的过桥贷款转作投资。对标的公司的产品市场和管理层素质看好，可将其过桥贷款转作投资。三是购买权贷款。创司为标的公司的管理层收购提供债权性融资，到期收回本金和利息，这是一种创司主动权更大的制度安排。四是成为战略伙伴。当创司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之一时，对于管理层而言，引入适合的创司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五是成为一致行动人。前面三种方式没有体现出创业投资运作的本质特点，后面两种方式创投参与企业的管理，最终使企业再创业成功，其退出可以由管理层回购或者通过未来股份转让或海外上市获得超额的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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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小东.粤美的管理层收购案例研究[J].特区经济,200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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