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 要】宗族由于内部矛盾运动及其受相关事物的影响，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宗族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考虑到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着眼于宗族本身历史的进程，才能将宗族发展的历史分期，从而更准确地研究宗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发展规律。

【关键词】宗族；宗族的发展轨迹；宗族的发展规律

宗法（宗法性）制度及其观念，与等级制度及其观念，是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两大制度及观念，体现宗法（宗法性）制度与观念的宗族，无疑是中国历史的及其重要部分。应该说，宗族是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广泛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群体所不能比拟，宗族关系是人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它作为民众自己的组织，在其内部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难能可贵地具有某种“自治”性质。本文将从宗族的界定、宗族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宗族发展的规律三方面浅谈宗族的发展。

一、宗族的界定

什么叫做“宗族”？最早为宗族下定义的是《尔雅·释亲》：“父之党曰宗族”，所谓“父之党”之“父”也即是指父系的，同时也应该理解为有明确父系祖先的，亦即是说它是一种父系的较大型的亲属组织。东汉郑玄对“党”做了注释：“党，五百家”，意指是由家聚合而成的大规模的集团。关于“宗”，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宗：尊祖庙也。”也就是说，宗法的“宗”的本义是宗庙，这说明宗法制的纽带是血缘。东汉班固《白虎通·宗族》中说到：“宗，尊者尊也"，说明宗法制的形成有利于凝聚宗族。关于“族”，《说文解字》解释说：“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白虎通》中说到：“族者，凑也，聚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这说明宗族是聚合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高祖到玄孙不同辈分的各代人分别组成的。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宗族是由宗界定出来的证明父系继承关系的群体，它可以是缺乏实际社会功能的人群范畴，也可能是带有各种不同功能作用彼此互动的社会群体，既是内部关系比较清楚的宗族，也是内部关系松懈的同姓继嗣群体。

二、宗族的历史发展轨迹

宗族由于内部矛盾运动及其受相关事物的影响，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从殷周到现代，宗族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分别是先秦、秦到唐、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时期。下面将简单分析宗族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

（一）世族世官的宗族制的盛衰（先秦）

宗族的发展首先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其特征是宗族制与贵族制及政治制度相结合。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逐渐形成了父系宗族组织，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它即处在世族制与分封制的政治制度下缓慢而不断地演变和发展。“先秦时期就存在世族制，就存在世代仕事为官，世袭官爵的家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卿世禄或世官世禄。”夏商时期便有区分直旁系的继承制度、嫡庶制度、宗庙制度和祭祖制度。商代的宗族虽说仍是一种血缘组织，但与原始社会时期的氏族组织相比较，已有本质的区别，宗族内部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和地位差别。受商代宗族的巨大影响，西周形成了严格的宗法制度，它的特点是“宗子之法”，即注重嫡长子继承和大小宗的差异，核心是维护宗子特别是大宗的权威。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世族制的瓦解，宗族衰微了。宗族的衰微不等于宗族瓦解，宗族依然存在，宗族的一些制度和原则也依然存在。

（二）士族宗族制的兴衰（秦—隋唐时期）

秦唐间宗族与先秦不同，一是民间宗族在皇族以外发展了，宗族组织较前普遍，但仍以官僚家族为多，是宗族制度民间化的第一个阶段。二是君统与宗统分离，君权与族权关系演进到第二个阶段。三是修谱活动大发展，成为官修谱牒的黄金时代。六国遗留的豪强，到两汉与官僚结合，发展成为世家豪强，所谓“世吏二千石”家族，也可以说是世族。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使世族进一步与官僚结合，正式成为士族。两晋南北朝又从世代为官的家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中产生一批新士族。北魏实行定族姓的政策，巩固了士族的地位。由于寒族势力的上升，并经过隋末战争的打击，到隋唐士族势力衰落，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与唐末农民战争的结果，使士族作为一个等级退出历史舞台。

（三）科举制下祠堂族长宗族制的成长（宋元明清时期）

唐末农民战争及五代的战乱，给予门阀士族以毁灭性的打击，战乱也导致人们大批地背井离乡，迁徙他方，原有的血缘与地缘结合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了，随着经济上标志土地进一步私有化的租佃制和政治上科举制的巩固，给予宗族社会的变迁以深刻的影响。加强宗族的血缘凝聚力、防止组人的贫富分化以及确保士大夫家庭长享富贵，成为重建宗族制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一时期宗族制的特征是：宗族通过祭祖及建立祠堂、选族长、修族谱、设族田、建族学使之组织化。体现了民间社会组织的普及化与自治化。这时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分离，体现出民众化的特点，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很强的互动关系。

（四）宗族的变异（近现代时期）

近代、现代的宗族有的保留传统因素，基本上与明清时代一样，它们没能反映变化了的宗族时代特点，而有些宗族则与从前的宗族有了重大区别，表现在：组织原则和形式：近代西方议会制观念在中国传播之后，一些宗族召开宗族会议，决定宗族大事，以此削弱族长权力。血缘原则受到一定破坏：宗亲会吸收成员，以同姓为原则，甚而异姓联宗，合数姓为一组织，不再像过去严格执行排斥同姓不宗的同宗法则。宗族功能发生变化：在近代，宗族规约中有反对吸食、贩卖鸦片的条文，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在海外的宗亲组织，许多参加反满运动，成为反对清朝的社团。在现代，有些宗亲会宣扬保持中华文化传统，可知宗族政治功能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三、宗族发展的规律

纵观宗族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有四个特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宗族制度的演变，总的趋势是逐渐削弱，有时削弱得很严重，但不妨碍它在某些方面的复苏发展。二是民众化的发展，即由贵族为基本成员的群体，发展到以平民为主体的组织，由社会上层人物为管理人，逐步演变为士人和平民掌握的组织。民众化，使其自身得到发展，成为经久不衰的社团。三是宗族功能的变化，其政治功能在古代是宗族基本功能，这种功能一直保存到近现代，但其作用不断下降。四是宗族的宗法性质由强变弱，先秦的宗族内部具有严格的等级性，大宗统治小宗，族人人身依附性强烈。宗族的宗法性质，变成带有一定的宗法性，在向民主性转变，而到近代族会出现，完成这种过渡。

四、结语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宗族活动，联宗续谱有一定普遍性。对于宗族活动存在的现实，有一个如何认识、如何对待的问题。对宗族进行研究有三个实用价值：一，寻找现在宗族活动与历史上宗法活动的联系、异同，以便明了宗族活动的特点。二，为海外华人寻根问祖提供便利，有利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三，发扬宗族文化的精华，建设新时代的家庭文明。所以，宗族的研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通过对宗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宗族。

【参考文献】

[1]郝懿行.《尔雅义疏（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4.

[3]班固.《汉书 白虎通义》，中华书局，1975.

[4]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4.

[5]班固.《汉书 白虎通义》，中华书局，1975.

篇2

第一部分 各国民法上的所有人抵押权

一、罗马法

距今约30个世纪的古罗马法，乃是近现代民法制度的端绪。近现代各项民法制度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观念和雏形，所有人抵押权自亦不例外。

在古罗马法时代，由于站在保护债权人的立场规定担保权，所以担保权的设定，被认为是对债务人责任的加重。终罗马法时代，担保权需要从属于债权而存在，被认为是一项确定不移的原则。被担保债权消灭，担保权也随而消灭，被说成是债权和担保权的关系的一项铁则，且认为先次序担保权消灭，后次序担保权得随而升进。这样，不动产所有人在自己的所有物上为自己设定抵押权也就成为虚无缥缈之事。

总之，在古罗马法时代，近现代意义的所有人抵押权观念并未真正形成。抵押权从属于债权而存在，债权消灭，抵押权亦随而消灭，是一项普遍的观念。

二、德国法

（一）所有人抵押权的形成与发展小史

德国法所有人抵押权的观念，是在抵押权的附从性得到缓和，以及抵押权被解作一种价值权后出现的。所有人抵押权，最初是因继承和法律行为而使所有权和抵押权归属于同一人时，作为例外被认可的 . 1824年的普鲁士宣言称：不动产所有人以自己的不动产设定了抵押权给债权人时，在不动产所有人清偿债务后，抵押权不消灭，而是移转于不动产所有人享有。

此后不久，随着学术研究的次第发达，无论债权存续与否，抵押权俱可以以所有人抵押权的形态存在，便逐渐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同时，此间的登记制度也为所有人抵押权的设定准备了条件 .19世纪中期以后，设定无债权的土地债务，成为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后的情况表明，肇始于19世纪末期的民事立法运动完成了这一任务，不动产所有人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设定所有人抵押权，为各州法所明定 .（二）各州法上的所有人抵押权

德国法所有人抵押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土地定期金买卖（Rentenkauf）。此定期金买卖，如前文谈到，指投资人贷与一定数额的金钱给土地所有人，尔后便可由该土地定期地受一定金钱的支付。而且，土地所有人即使变更，新的土地所有人也要继续负担该特定金钱的支付。一般认为，1871年以前德国地方法上的所有人抵押权，正由来于该定期金买卖 .（1）不来梅（Bremen）法。 依不来梅地方的法律，为定期金买卖时，需作成“公约证书”（Handfeste）。“公约证书”所记载的定期金买受人，通常为真正的买受人。惟例外也存在由土地所有人记载虚拟的买受人而作成“公约证书”的情况。“公约证书”由不动产所有人保留于自己之手而未出让时，所有人即享有由自己的物（土地）收取定期金的权利。此与证券抵押，在不动产所有人未把（抵押）证券交付给债权人前，抵押权便由他自己享有，并无不同 .（2）巴伐利亚邦法。 因受罗马法的影响，巴伐利亚邦效仿罗马法而规定：抵押权与所有权混同时，原则上抵押权归于消灭，后次序抵押权得升进其次序。同时，为防止该项规定可能发生不公平的结果，该法又规定：抵押权已全部或一部消灭，但未于登记簿册注销的，所有人得保有该抵押权的次序，且可以之向他人融资 .（3）萨克森（Sachsen）法。在萨克森地方，1843年11月6日的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与抵押权归属于同一人时，土地所有人可以把自己登记为债权人，并有处分抵押权的权利。土地所有人如只出让土地所有权的，则抵押权仍由土地所有人享有，受让人不能取得、享有之 .（4）普鲁士（Preussen）法。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继受了罗马法担保权因混同而消灭的规定。1802年8月11日的法典调查会议规定：即使抵押权和土地所有权混同，但只要所有人不注销抵押权的登记的，抵押权也不消灭，土地所有人可以把该抵押权移转给第三人而获取融资。其后不久，该项规定被追加规定于《普鲁士普通邦法》上。按照完成追加规定以后的《普鲁士普通邦法》，无论债权与土地所有权混同，还是不动产所有人清偿债权，所有人抵押权皆可成立。此外，1872年《普鲁士土地所有权取得法》第27条也规定：土地所有权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登记土地债务，并作成土地债务证券 .（5）梅克伦堡（Mecklenburg）法。梅克伦堡位于德国北部，较之其他地区，该地区在较早的时期便已进行了抵押权立法。1848年梅克伦堡修订了旧有的抵押权法，而认可抵押权的独立性，并规定土地所有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登记抵押权。尽管该规定当时只适用于士大夫的土地，但至1872年《普鲁士土地所有权取得法》制定时，它便被扩大适用于一般的场合，即一般的土地所有人也可以自己的名义登记抵押权 .三、瑞士法

瑞士民法典的所有人抵押权，系渊源于“Gültrecht”。而Gültrecht，迄今已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按照Gültrecht，一笔土地仅可供作一次担保，但至后来，以同一笔土地设定数个担保的情况也被予以认可。不过，此种场合，后成立的担保权仅能取得先成立的担保权满足其债权的清偿后所剩下的余额。1867年2月10日，瑞士明文废除同一土地的先次序抵押权因清偿或混同而消灭时，后次序抵押权人得升进其次序的规定，采抵押权次序固定主义，系规定所有人抵押权的前奏。1907年公布的瑞士民法典直接承袭该“1867年2月10日法”的规定，在第814条第1项规定：就一笔土地设定不同顺位的数个抵押权时，当一个抵押权消灭，后顺位的抵押权人不得请求递补其空位。所有人抵押权由此产生。

四、奥地利法

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设有所有人抵押权的规定。第469条规定：被担保债权消灭时，抵押权不消灭，如不注销登记簿册的债权的，抵押物应承受该负担。抵押物的所有人，可依债权人受领清偿的证书，或其他足以证明债权已然消灭的证书，在不超过登记簿册所记载的债权数额范围内，以该抵押权供作新的融资。第1446条规定：抵押权与所有权混同时，未于登记簿册注销其登记的，抵押权不因混同而消灭，而由所有人享有 .五、法国法

法国为现代大陆法系的一个重要国家，其关于所有人抵押权的立法大抵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前。这一时期，因受罗马法的影响，罗马法抵押权制度广泛作用于法国各地区，无论何人皆不能以自己的所有物为自己设定担保权，担保权与所有权混同时，担保权消灭等等，乃是当时社会的基本观念。

第二个时期，是从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至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这一时期，法国社会跌宕起伏、社会关系变动不居，抵押权在这种背景下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因受重农学派的影响，共和3年10月19日，法律规定所有人可就自己的所有物为自己设定抵押权。具体而言，土地所有人可以在自己土地价格的3/4的限度内，发行抵押证券，用作债权的担保，该抵押证券因性质上类似于票据，故可依背书转让。惟因该制度的理论基础过于繁琐、不易理解，所以实务上颇难推行。因此共和7年2月11日，法律乃不得不将它废止。

第三个时期，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制定公布以后。这一时期的法律规定，抵押权与所有权混同时，抵押权不消灭，应成立所有人抵押权 .六、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仅规定混同的场合，得成立所有人抵押权，适用范围较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62条规定：同一物的所有权及其他物权，归属于一人时，其他物权因混同而消灭；但其他物权的存续，于所有人或第三人有法律上的利益的，不在此限。日本民法第179条第1、2项规定：同一物的所有权及其他物权归属于同一人时，其他物权消灭。但该物或该物权为第三人权利的标的的，不在此限。

可见，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和日本民法上，即使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发生混同，仍不能当然成立所有人抵押权，而仅在“但书”的情形，才可以成立所有人抵押权。具体而言，仅在具备下列条件时，才可以成立所有人抵押权：

第一，须所有权和抵押权混同。即只有同一标的物的所有权与抵押权归属于一人时，才有所有人抵押权成立的可能。否则，如非因混同，而是由于债务人的清偿债务，或抵押权人绝对抛弃抵押权等，皆不能成立所有人抵押权。

第二，须抵押权的存续于所有人有法律上的利益。即只有所有权与抵押权混同，并不能当然成立所有人抵押权，而只有该抵押权的存续，于所有人有法律上的利益时，才可以成立所有人抵押权。所称抵押权的存续于所有人有法律上的利益，大致包括：其一，同一抵押物上，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抵押权，也就是说，同一抵押物上存在多数抵押权的竞合；其二，发生混同者，须为先次序的抵押权，即混同后，还存在后次序的抵押权 .所有人抵押权，依是否伴有债权为标准而可以作出不同的分类。伴有债权的，为“伴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反之为“不伴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抵押权与所有权的混同，与被担保债权和债务的混同，是截然不同的。抵押权虽然与所有权混同，但被担保债权并未与债务混同者有之；抵押权与所有权混同时，被担保债权即与债务混同者也有之。因前一种混同所产生的所有人抵押权，为伴有债权；因后一种混同所产生的所有人抵押权，为不伴有债权。惟何种情形才能发生前一种混同，又何种情形才能发生后一种混同，须视抵押物属于何人所有，以及混同的原因如何而定 .第二部分 所有人抵押权的法律构成

一、各种学说分析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所有人抵押权（Eigentuemerhypothek），乃是所有人就自己的所有物享有抵押权。惟应注意的是，罗马法以来近现代民法所称的所有人抵押权，实际上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所有人抵押权，包括“伴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与“不伴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两种；狭义的所有人抵押权，则仅指“伴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不伴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理论上称为“土地债务”。 以下对所有人抵押权的论述，系从广义，即不仅包括“伴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而且也包括“不伴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此一点，于此一并加以说明。

民法自罗马法以来，莫不以抵押权为他物权。抵押权既然为他物权，则当然应存在于他人的物上，亦即应以他人的物（债务人或第三人的物）而设定。而所有人抵押权，则是在自己的物上成立的，故称为特殊抵押权。

所有人抵押权，不但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而且也被认为是近代私法史上的一大怪物，它不仅对旧有的担保物权理论提出了挑战，而且也越出担保物权法的领域而向一般的私法理论提出了挑战。盖民法自罗马法以来，关于担保物权，从来实行“担保权的不可分性”与“担保权的附从性”原则。

依前一原则，在被担保债权未受清偿前，担保权人得就担保物的全部行使权利（以担保物的全部来担保债权的各部），及以担保物的各部来担保债权的全部；依后一原则，无债权即无担保权，担保权的设定需以债权的存在为前提，无债权即无从设定担保权，如果把债权比之为“皮”，担保权喻之为“毛”，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为二者关系的生动写照。显而易见，坚守传统民法上的这两项原则，将使人们对所有人抵押权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同时也会给私法理论投下如下的疑问：在自己的物上，除可以成立所有权外，何以还能成立此外的其他权利如所有人抵押权呢？实际上，关于所有人抵押权的法律构成的议论，其中心正是围绕这一点而展开出来的。关于所有人抵押权的法律构成的学说，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五说 ：

1.对自己的物的权利说

学者哈特曼（Hartmann）和胡贝尔（Huber）倡之。哈特曼氏指出，物权，可依一定的方向或目的加以区别。亦即，权利人借助于特定的物权而欲达成的目的，便是各种物权的区别标准。各种物权各有其特有的目的，正是该特有的目的，才赋予了物权的支配力以一定的方向，并因此确定其内容、限制其范围。但因各物权的特有目的产生的契机不同，所以有的物权被称为他物权，有的物权则演变为对于自己的物的权利。

这里有必要提到关于所有人抵押权的性质的“抵押权说”和“土地债务说”。这两种学说均认为：在自己所有的物上可以成立所有权以外的权利。

主张所有人抵押权的性质为“抵押权说”的代表人物，是朗格（Lange）。认为所有人抵押权是一种真正的、基本的抵押权，是“物上负担”的源泉 ；主张所有人抵押权的性质为“土地债务说”的学者，仅以成文法上的规定来诠释所有人抵押权。此外，还有学者将所有人抵押权解作是“对将来债权的抵押权”，如迈博姆（Meibom）和邓伯格（Dernburg）。惟将来谁是债权人现在不能确定，所以乃以土地所有人的名义而进行抵押权的登记 . 2.次序保留说

学者施温德（Schwind）倡之。认为将土地换价的权利，仅土地所有人有之，亦即只有土地所有人可以允许他人取得自己土地价值的一部或全部。土地所有人可借土地登记簿册而使土地的价值独立化、把土地的价值分为若干部分，并把一部分价值保留于自己之手。因而所有人抵押权是为土地所有人的利益而在土地登记簿册上采取的一种形式，即土地所有人为了取得自己土地的将来的信用，而把优先次序保留于自己之手 . 3.价值分割说

由布雷默（Bremer）和奥伯恩克（Oberneck）所倡。认为所有人抵押权，是土地所有人对于抵押物的一部分价值的优先取得权。易言之，是以抵押权的形式表现土地所有人的独立权利。因此所有人抵押权，实际上是所有权的表现，只不过在所有权上披上了担保权的外衣，并以担保权的形式独立地表现其存在。所有人抵押权并不是真正的担保权。所有人抵押权既然不是真正的担保权，那么它又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渊源于所有权的独立的价值取得权，称为“价值分割说”。

4.所有权说

由哈根（Hagen）和恩德曼（Endemann）倡之。该说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赞成，是事实上的通说。

恩德曼说，所有人抵押权的实体法上的本质，既不是抵押权也不是土地债务更不是登记簿册上的空位子，而是对后次序抵押权有排他效力的特殊形式的所有权。所有人抵押权绝不是他物权，只不过在形式上把它登记为抵押权而已。恩德曼进一步解释说，所有人抵押权不是权利人对土地的支配权，而是对拍卖土地的价金的权利。故抵押物一旦被拍卖，所有人便可依登记簿册所记载的次序取得一定的金额。惟应注意的是，土地所有人对于拍卖土地的价金的取得权，不是基于债权人的身份而享有该权利，而是基于土地所有人的身份享有该权利。土地所有人可依登记簿册所记载的次序由拍卖所得的价金中受一定数额的金钱的支付 .二、所有人抵押权的本质

所有人抵押权的本质，不过为所有权，且为不负任何负担并可免受各种限制的所有权。从而，所有人抵押权虽名为“抵押权”，但与通常的抵押权却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登记簿册上的“空位子”，而是由所有权的各项权能所充实的实质所有权。所有人抵押权的标的物被拍卖时，所有人抵押权人虽有权依登记簿册上的次序和登记的债权数额，由拍卖土地所得的价金受一定金额的支付，但所有人并非以债权人的身份取得该权利，而且也不是作为对债务的清偿而取得该金钱。所有人取得拍卖土地所得的价金的一部分，性质上是在行使所有权。所有人的该权利，是通过登记簿册而表现的所有权的权能。

那么为何又要赋予所有权的权能以担保权的形式，并使之披上抵押权的外衣呢？这有其法律和经济上的原因。

法律上的原因，是为了表示土地所有人可以排斥后次序担保权人而由拍卖土地所得的价金中优先受偿一定数额的金钱，所以要求采取担保权的形式。

经济上的原因，是土地所有人不注销抵押权登记便可以以该土地再供作债权的担保，并作为将来获取不动产信用的基础。这是土地所有人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捷径 .目的，是法律的生命，为了实现某一目的，即应创制相应的法律。为了实现所有人的经济目的，使所有权中的某一权能可以独立存在并赋予其区别于所有权的法律形态，即应采取所有人抵押权的形式。所有人抵押权是近代信用经济的产物，而决不是近现代民法上的所谓“怪物” .第三部分 所有人抵押权和民法诸原则的关系

一、所有人抵押权和混同原则

按照罗马法，标的物的所有权与标的物的限制物权归属于同一人时，限制物权消灭。对此，法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无不宗之。惟德国民法典第889条规定：“在他人土地上设定的权利，不因土地所有人取得该权利，或权利人取得土地所有权而消灭。”据此可知，德国民法典不仅认可“所有人抵押权”，而且也认可“所有人地役权”和“所有人地上权”等概念。

依日本法、法国法、中国大陆法和台湾地区民法，如要规定所有人抵押权，则非正确处理它与物权混同原则的关系不可。亦即，是完全排除混同原则的适用，而普遍认可一切不动产限制物权皆由所有人享有，还是仅在抵押权的场合排除混同原则的适用，而使抵押权归所有人享有，成立所有人抵押权？显而易见，这是一项纯粹的立法政策问题。

二、所有人抵押权和抵押权的附从性

依罗马法，抵押权是用来担保债权的清偿的，债权消灭，抵押权随同消灭，称为抵押权的附从性。如果坚持该抵押权的附从性，则所能设定者仅仅是伴有债权的狭义的所有人抵押权。而像土地债务那样的所有人抵押权，也就无从设定了。在所有人抵押权体系上，较之狭义的伴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而言，所有人土地债务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坚持抵押权的附从性，则所有人抵押权的意义就会丧失大半。

德国民法典是认可与债权完全分离的土地债务的。因此不伴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即土地债务的存在根据不会发生问题。而在法国、日本及我国民法上规定土地债务则会面临抵押权是从属于债权而存在的问题。无债权也就不能设定抵押权。

三、所有人抵押权和次序固定原则

民法自近代民法以来，有所谓次序固定原则。次序固定，为与“次序升进”相对应的概念，指先次序抵押权消灭时，后次序抵押权一仍其旧，不得升进。一般认为，德国民法典与瑞士民法典采取了这一原则。

惟在德国民法典上，也例外地规定了所有人抵押权不成立或抵押权消灭时，后次序抵押权得升进的规定。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并未普遍实行次序固定原则，而仅于所有人抵押权的场合认可了这一原则。

一般认为，切实贯彻并实行了次序确定原则的，是瑞士民法典。按照瑞士民法典，先次序抵押权消灭时，所消灭的“担保位置”（Pfandstelle）即变成“空位”而被保留下来，后次序抵押权不得升进其次序 . 另外，土地所有人自始可以保留先次序的“空位”，而设定后次序的抵押权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瑞士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所有人抵押权存在些微差异。对此，本书将在相关部分论及，兹不赘。

四、次序保留

德国民法典规定了次序保留（Rangvorbehalt）制度。物权的次序虽然依登记的先后而定，但土地所有人在进行定限物权（如甲抵押权）的设定登记时，可以保留给予以后登记的权利（如乙抵押权）以优先的次序 .如果土地所有人行使该权利，则乙抵押权即变成第一次序，甲抵押权变成第二次序。但是，在甲、乙两抵押权之间有中间的权利时，次序保留将变成无效 .第四部分 所有人抵押权的形态与成立

一、所有人抵押权的形态

所有人抵押权，可依不同的标准而作出不同的分类。依是否保有债权为标准，可以分为“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forderungsbekleidete Eigentümerhypothek），与“不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forderungsentkleidete Eigentümerhy-pothek） . 惟严格说来，仅前者即“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为所有人抵押权，而后者即“不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在理论上应称为“所有人土地债务”（Eigentümergrundschuld）；又依所有人抵押权成立的方式的不同，可以区分为“自始成立的所有人抵押权”，与本为普通抵押权、尔后因债务人清偿了债务才演变为所有人抵押权的“后起的所有人抵押权”（nachtragliche Eigentümerhypothek）。“自始成立的所有人抵押权”，又称为“原始的所有人抵押权”（ursprüngliche Eigentümerhypothek），即不伴有债权的所有人土地债务：“后起的所有人抵押权”，包括“伴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与“不伴有债权的所有人土地债务”。这样，所有人抵押权的类型可以区分为三种：原始的所有人土地债务、后起的所有人土地债务与后起的所有人抵押权 .二、所有人抵押权的成立

所有人抵押权，尤其是德国民法典的所有人抵押权，于何种情形始可成立，此为研究所有人抵押权时不能不予以注意的问题。德国民法典关于抵押权的次序，因采“次序固定主义”，所以原则上当然发生所有人抵押权（德国民法典所有人抵押权，是采次序固定主义的结果）。鉴于德国民法典所有人抵押权具有典范意义，以下即以德国民法典所有人抵押权为例，来说明所有人抵押权的成立。

（一）原始的所有人土地债务的成立

按照德国民法典，原始的所有人土地债务，成立于下列场合：

1.被担保债权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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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 城乡风貌 景观法 规划体系

2004年6月，日本参议院通过了《景观法》（Landscape Act）、《实施景观法相关法律》以及《都市绿地保全法》等三项法律，并于同年12月正式实施。上述三部法律涉及景观建设问题，因此通称作“景观绿三法”。《景观法》的颁布实施在日本城乡风貌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从根本上是确立了城乡风貌作为“全民共同财产”的基本建设理念，并从立法上确认了其法律地位。

1 日本景观立法的实施背景

1.1 内涵演变

景观（Landscape），在日本城市建设史上经历了从“城市美—历史性景观保护—共建良好景观”的主要发展演变过程。

早在1919年的《城市规划法》（又称“旧法”）[3]和《市区建筑物法》中就作出有关“风致地区制度”及“美观地区”的规定，以“维护城市内外的自然美并保护其免遭破坏”和“增进城市的建筑美”。景观（Landscape）作为“城市美”语言，在近现代早期与城市规划体系联系较弱，但与城市美化运动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1936年东京大学建筑系名誉教授以冢本信在《城市美运动的展望》中这样写道“近来各地都高喊着城市美的口号，保护城市风景，树立城市风景规划的趋势更是日渐高涨”。。

二战期间，日本国民财富损失率高达26%。经济复兴和提高经济自立能力成为战后初期的首要任务，[7]城市建设方面陷入了经济利益优先、城市特色缺失的无序混杂状态，“保护历史性的风土人情”的讨论波及到全国，并发展成为全国民众普遍关注问题，“保护历史性景观”成为该时期景观规划的重点，至1972年制定《京都市城市街区景观条例》时，景观规划内涵已从历史性环境扩大到城市街区的全体景观。

八十年代前后，景观规划以各地方自主景观条例制定为核心，从日本现代城市规划制度中逐步独立分化出来，并在国土开发计划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1998年3月出台的“21世纪国土的伟大构想（Grand Design，简称伟大构想）”（即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计划通过建立有个性的区域文化，分散高度集中的国土结构，以此来缩小区域间的差距。2003年7月，日本国土交通省围绕着“美丽国土”的建设及推进而颁布制定了《美丽国土建设大纲》这一国家政策指导框架，从而将促进良好景观的形成提升到了重要国家政策的地位。次年6月颁布实施的《景观法》中明确将景观定义为“良好景观是形成美丽而有风格的国土、丰富而有情趣的生活环境所不可缺少的，是地域的自然、历史、文化等与人们的生活和经济活动协调而形成的，对促进观光和地区交流有极大作用，是增强地区活力的资源”，景观成为“国民的共同财富”。

以《景观法》（Landscape Act）颁布实施为标志，此时景观内涵更多地融入生态、文化、历史等方面因素，不再局限于关注建构筑物、城市设计、视觉景观等方面，并发展成为推动、实现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经济推手。

1.2 立法基本理念

《景观法》第二条中明确规定 “良好景观”（good landscapes）是作为“国民共同的资产，应予以妥善整备与保全，使现在及未来的国民均能享受其恩泽”的基本价值观；同时，该条款中还明确“良好景观与地域固有特性有密切的关联，应尊重地域居民的意愿、发挥地域的个性与特色”的建设思路，并且说明良好景观建设不仅仅是“保全现有的良好景观”，还要创造新的良好景观。

由此可见，在日本城乡风貌建设中，突破传统历史文化环境保护的范畴，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环境一并纳入上升为“资产”的概念，它是一种全域保护建设的概念。从建设途径来看，强调对当地地域个性与特色的尊重、对当地居民意愿的尊重，并由此而确定了其他有关的规划体系。

2 法规体系

《景观法》的颁布实施，形成了以其为主干法的三级法规体系结构，即：

①更高层面的法律包括民法、国土发展综合法、国土利用规划法和国家高速公路建设法等；

②相关法包括城市规划法、建筑基准法、户外广告物法、自然公园法、自然环境保护法、促进农业地区发展法、森林法、土地征用法、都市开发资金放贷相关法律、干线道路沿线整备相关法律、集落地域整备法、维持都市美观及风致为目的的林木保护相关法律、特定紧急灾害受害者权益保护为目的的特别措施相关法律、促进密集城市街区的防灾整备的相关法律、矿业等类型土地利用手续调整相关法律、自卫队法等；

③专项法包括历史文化保护区专项法、城市绿地保护法、城市公园法以及相关地方法规等。

《景观法》颁布实施同时促使其他相关法则或条例作出部分调整，如：城市规划法方面实施对都市计划区域的高度地区、风景地区、细部计划地区等区域运用修订；建筑法方面将过去的建筑规范，如建筑条例、容积率规范、大楼兴建、建筑设计等加强实施景观整体规范；文化景观方面透过文化行政单位，进行景观计划区域或景观地区的重要文化景观认定和评选；屋外广告物针对阻碍景观的行为因素，实施相关规定和劝导；绿地营造方面透过公园绿地等相关行政单位，积极进行重要景观资源所包含的绿地、树木保护以及推展都市绿化；公共设施方面从景观形塑重要的元素，让各部会的公共建设配合景观整体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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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研究有现代过程的研究和历史过程的研究两个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方面。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的综合研究包括：地表热量、水分的分布、转化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化学元素在地理环境中的迁移过程；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物质、能量的交换。景观学和土地科学从类型结构角度对自然综合体进行综合研究，而自然区划则从区域角度进行综合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中，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较之人文地理学更强一些。20世纪50年代以前，林超、黄秉维等就已从事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工作，如黄秉维在30年代编撰了《自然地理原理》[1] 和《中国地理》[2] 等，周廷儒在30～40年代开创对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的研究。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经历了20世纪的初的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传入，又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还受到原苏联地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密切结合，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目前在科学之林中占居一席之地。50多年来，中国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在古地理学、综合自然区划、景观学和土地科学、现代自然地理过程、区域自然地理等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

1　古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方向的古地理学，主要研究新生代以来的地理环境演变。此项研究遵循“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原则，通过沉积、孢粉、同位素、冰芯、树木年轮、考古和历史文献记载等多种分析手段获取各种代用资料，对过去的地理环境进行复原。

我国古地理学研究是随着近代地质学、近代自然地理学、近代气候学等地球科学的出现而起步的。20世纪50年代后，古地理学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周廷儒于60年代初提出发展自然地理学的古地理方向，196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开设古地理学课程，随后创建古地理研究室。《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3] 和《古地理学》[4]，分别为国内古地理研究的第一部区域性与原理性专著。80年代后，他将自然景观—受人类活动改变的文化景观—未来景观的预测联成一体进行规律的探索，以期把握未来环境变迁的方向，引领中国环境变迁研究。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上对过去全球变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古地理学研究也获得了重大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竺可桢开创的基于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气候变化研究，刘东生、安芷生等领导的中国第四纪黄土及古季风研究[5]，施雅风领导的中国东西部第四纪冰川研究[6]、以及全新世环境演变研究，汪品先等领导的中国海域第四纪环境演变研究，及其他大量区域环境演变研究[7～9]。青藏高原、第四纪黄土和考古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研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新生代以来的地理环境演变，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备受中外学者重视。

古地理学研究的突出成果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中国第四纪以来环境演变过程与全球变化过程在总体格局上一致；青藏高原的隆起不仅使其自身从亚热带景观向干寒方向转化，还导致现代季风环流系统的建立与加强，强化了我国西北内陆地区的干旱程度，出现荒漠环境；新生代以来我国的环流系统经历了非季风、古季风和现代季风的演变过程；第三纪是我国自然环境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该时期我国气候普遍比现代温暖，其后随着全球性的新生代衰退，温暖程度逐渐降低；第四纪时期，随着全球性冷暖期的交替变化，我国自然地带发生多次推移；全新世暖期盛期，我国东部地区平均温度较现代高2.5℃左右，增温幅度北方大于南方；气候干湿程度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不亚于冷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中国西部和华北的干旱化趋势得到认证；第四纪时期，海面随冰期—间冰期的交替而升降变化，最后冰期时海面低于现代海平面130～150m，与此相应，大规模的海陆变迁成为第四纪东亚地区最显著的地理变化之一。

我国自然地理学方向的古地理研究恰与国际性的全球变化研究相接轨，积极参与了PAGES等国际研究计划，正进一步深入研究全球变化在中国的表现与响应、以及中国环境演变对全球变化的影响。主要是关注15万年来及两千年来两个时间尺度的环境演变，注重分析技术的改进、新代用资料的开发、高分辨率序列的建立，及定量化程度的提高。

2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究[10]

综合自然区划研究是对自然区域的划分、研究、描述。一个国家的自然区划水平是反映对自然地理环境认识深度和自然地理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综合自然区划是从自然环境的综合特征出发进行的地域划分。综合自然区划不仅要正确认识地域分异规律，还要深入分析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对各级自然综合体自然环境与资源的全面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各地综合科学考察的逐渐深入，各类观测站网的建立，比较全面地、系统地积累了许多基本科学资料，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究因而有了长足的进展。先后有林超等[11]、罗开富[12]、黄秉维[13～15]、任美锷等[16，17]、侯学煜[18，19]、赵松乔[20]、席承藩等[21] 以及郑度等[22～24]、傅伯杰等[25，26] 几个方案。其中侯学煜、郑度、傅伯杰等的方案更多地渗入了生态学的观点。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秉维方案。由于该区划的主要目的是为农、林、牧、水等事业服务，区划所采取的原则，一是先进行类型区划，然后进行区域区划；二是偏重现代的自然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三是以地带性为第一性因素，非地带性为第二性因素；四是地带性因素先考察较难以人力改变的温度，然后考察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限度内可以人力改变的水分状况；五是在拟定温度带(原称热量带)和水分状况地区的界线时，一般先着眼由温度及水分状况的地域差异所导致的其他现象的地域差异，然后选取界线，再寻求较能体现地理相关性的界线指标。原则和方法既适合中国特点，又便于与国外相比较。综合自然区划的结果显著地显示出自然地理地带性规律，将全国划分为3大自然区，6个温度带，18个自然地区和亚地区，28个自然地带和亚地带，90个自然省。这是中国最详尽而系统的全国性区划，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60年代和80年代，黄秉维又对该方案进行了系统的修订。

50年代以来，中国各省区大多先后完成自然区划研究，并有专著出版。如甘肃省综合自然区划[27]，青海省综合自然区划。一些特殊区域，如河西走廊、珠江流域、华南热带、川西滇北、青藏高原、横断山区、干旱及半干旱区、黄土高原等也都作了相应的综合自然区划。此外，还有为特殊目的服务的自然区划，如为水土保持服务的黄河中游黄土区自然区划[28]，橡胶宜林地区划，为公路建设规划服务的全国公路自然区划[29] 等。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自然区划的若干基本问题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见解。例如，从时空角度综合来看，地带性因素与非地带性因素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地表最基本的分异规律。因此，在自然区划中，应该将贯彻始终、影响全局、决定分异本质和过程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有机结合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作为总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划分中，往往需要根据不同分异联系的主导规律，是否应如此就引发了单列系统和双列系统之争。发生学原则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开始应用到区划实践中，但迄今国内外学者仍缺乏共同的理解和明确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此外，关于区域共轭性原则的争论集中在这一原则的具体应用上等。

对于区划原则和等级单位体系存在的观点分歧和方案的不同，集中地反映在各级区划单元界线划定上。为了解决热带与温带之间连续过渡所产生的困难，结合中国亚热带性特别显著的特点，借用气候学的概念，划分出一个亚热带，可以缓冲和弥补某些缺陷，更正确地刻画自然界的渐变。竺可桢[30]、黄秉维[31，32] 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亚热带的北界接近北纬34°，即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由于这条界线无论在自然条件方面，还是在农业生产上，意义都比较明确，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但界线的具体拟定仍存在一些分歧。中国的半湿润地区和半干旱地区地域广袤，两者之间无论在自然界的客观实际还是在农业生产状况方面都存在显著不同，把它们区分开来是有意义的，但它们之间的界线划分至今仍存在较多的分歧和争议[33～40]。

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地表最基本的分异规律，亦是进行自然区划的基础。关于地带性学说，近百年来一直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两种不同的理解。黄秉维主张从广义来理解地理地带性分异规律，认为自然地理地带性包括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等3个组成部分。胡焕庸等主张狭义理解，即地带性主要是指纬度地带性，而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属于非地带性。中国自然环境异常复杂，在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客观上存在着地带性规律难以辨识的困难，黄秉维1959年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方案揭示并肯定了地带性规律的普遍存在，这对于中国自然地域分异规律研究，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自然地域分异规律作为各类自然区划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而得到充分反映[41]。

在黄秉维1959年区划方案中，直至第三级的划分都遵守生物气候原则，即根据气候与土壤、生物、农业的相关性来划分。所考虑的规律主要是广义的地带性，划分的结果亦基本上是水平地带性规律的反映。低级区划单位的地域分异则是地方性差异，主要取决于非地带因素，以地貌、地质构造与岩性、土壤温度与土壤水分、地表水、地下水……等因素为划分依据。

在垂直地带性规律支配下，具有一定高度的山体所产生的由下而上的带状更迭，称为垂直自然带。发育在不同地域山体的垂直自然带具有各自特殊的带谱性质、类型组合和结构特征。发育在不同水平地带的垂直自然带的各类型之间，亦存在一定的联系，反映出它们在三度空间上的规律变化。黄锡畴[42] 研究了欧亚大陆温带山地垂直带结构类型，划分出大西洋沿岸垂直带结构亚纲、大陆垂直带结构亚纲和太平洋沿岸季风区垂直结构亚纲。姜恕[43] 在划分川西滇北山地垂直带类型时，主张将垂直带谱分为纲、类、型等3级。

多山地和高原是中国自然界的突出特点之一。60年代以后，随着青藏高原自然区划工作的开展，高原山地自然区划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并日益深化。应用三维地带性观点进行垂直自然带谱分析，已较广泛进行。中国几大高原的地势结构不一，海拔高度不同，在自然区划中的位置也不一样，郑度等[44，45] 认为，要阐明其自然地域分异，必须对高原各种地貌类型组合的基面的海拔高度进行比较分析，按照不同区域确定代表基面及其海拔高度范围，以便首先使水平地带性得到充分反映，然后再体现垂直地带性的差异。张荣祖等[46] 按照垂直自然带谱的基带、带谱结构、优势垂直带以及温度、水分条件等特点，将青藏高原的垂直自然带划分为季风性和大陆性两类带谱系统，前者又分为湿润、半湿润和高寒半湿润3个结构类型组，后者又分为高寒半干旱、高寒干旱、高寒极干旱、极干旱、干旱和半干旱等6种结构类型组。郑度、杨勤业等[41] 认为，热量平衡随高度而改变是垂直地带性的起因，是在能量分布和水分作用等基本分异背景下派生的地域分异规律。垂直自然带既有与水平地带相同的成分，但亦有大量相似的和独特的成分，它不完全重现纬度地带的序列。同时，垂直带的类型结构存在于它所处的水平地带，是在水平地带的基础上发育和发展起来的。

水平地带和垂直自然带关系的深入研究，为高原山地的自然区划提供了可能。关于青藏高原地域分异规律，长期存在不同观点。或认为水平地带性被垂直地带性所掩盖，或认为高原上的地带仅能由垂直带辨认，或强调高原非地带性明显，不应划分为自然地带等。郑度等[47] 认为，从三维地带性出发，高原边缘的垂直带与毗邻低地的水平地带有联系，在内部其基带优势垂直带在高原面上联结、展布，反映出自然地带的水平分异，反过来又制约着垂直自然带的特点，是三维地带性在高原上的体现。从上述认识出发，依据大地貌的区域差异，温度、水分条件的不同组合，地带性植被、土壤和垂直自然带结构类型的异同，高原被划分为9个自然地带。这一划分已经成为协调区域资源、环境、人口、发展的重要自然基础。亦为世界其他高原山地提供了借鉴[48]。

地表的自然地带性是复杂历史过程的产物，每一个地带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年龄。由于现代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四度时空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张荣祖等[46] 研究了上新世以来青藏高原水平地带和垂直自然带的变化，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邢嘉明等[49] 分析了更新世以来华北平原水平地带的变化。杨勤业等[50] 绘制了黄土高原不同时期自然地带示意图，认为现代自然地带是第三纪以来地质历史演变的产物。但时间因素或残遗因素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尚待今后进一步深入。

3　景观学与土地科学研究

土地类型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地理各要素(气候、水文、地貌、植被、土壤等)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然综合体。它是在自然地理要素研究，以及继综合自然区划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类型研究，因而其形成、发展被看作是20世纪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陈述彭等[51] 就开展了大比例尺景观调查与制图的实践。此后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广东鼎湖山、北京怀柔、内蒙古毛乌素、甘肃民勤等地进行大比例尺的土地类型调查与制图，随后相继开展了中比例尺制图与调查研究工作。60年代以来对许多山区进行的山地垂直带研究和制图工作，也是中、小比例尺的土地类型研究[52]。自70年代起，以土地类型为基础进行土地资源评价，确定土地利用结构并开展农业区划的应用研究有较大的发展。在林超、赵松乔、陈传康的倡导和推动下，吸取德、苏景观学派和英、澳土地学派的长处，以土地类型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土地评价、土地利用、土地规划和土地管理决策的系统研究，已经全面发展为土地科学的系统研究。根据1978年制订的全国自然科学和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在全国开展了编制1∶100万土地类型图、土地资源图和土地利用图的研究工作。此期的研究成果，一是提供了宜农荒地自然类型、质量高低、开发条件和面积数量，为国家农业开垦提供了基本依据，二是在土地类型分级和土地系列制图上积累了经验，逐步完善和建立了独立的土地类型学体系，并为土地科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土地类型调查和制图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下，1981年1月成立了由39个科研、教学、生产单位组成的中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编委会(主编赵松乔)，参与此项研究的专业人员200余名，至20世纪末，取得的进展包括：第一，确立了土地类型在综合自然地理学中的地位，明确其研究对象是地理环境中的类型综合体，具有反映地段综合特征和属性的功能。通过系列制图的实践，土地类型基本上可分为三级：土地类、土地型和土地单元。从中国国土辽阔、地域差异大的实际出发，中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编委会在土地类之上设立0级单位(土地纲)，作为土地类型分级的控制单位，实际上也是综合自然区划的基本单位。土地纲划分的基本依据是水分、温度大尺度分异，将全国划分出：A湿润赤道带，B湿润热带，C湿润南亚热带，D湿润中亚热带，E湿润北亚热带，F湿润半湿润暖温带，G湿润半湿润温带，H湿润寒温带，I黄土高原，J半干旱温带草原，K干旱温带暖温带荒漠，L青藏高原。土地类为土地类型分级单位的高级单位，反映了主导分异因素地貌的变化，如滩涂，低湿河湖洼地，海积平地，冲积平地……等。适用的制图比例尺为小于1∶100万。土地型是土地类下的续分单位，表示植被型(或亚型)，土壤类(或亚类)的组合匹配形式，适于1∶20～1∶50万比例尺作图。土地单元是土地类型分级的基层类型单位，表示的是植被群系(或群系组)、土壤属(或种)的组合，或局部地段的综合特征，适宜于1∶5万～1∶10万比例尺成图；第二，具有大批同一区域不同比例尺土地类型系列图件，适于满足不同管理层次级别的精度需求。至1989年，按国际分幅出版了西宁等8幅彩图，鉴定评审通过了北京等23幅，覆盖面积达国土面积的40％以上。各省(区)同期为农业区划需要编制了大量1∶20～1∶50万比例尺土地类型图件，基本制图单位为土地型。以省区级独立完成的有宁夏等19个省区，大部完成的有四川等10个省区；第三，拥有大量典型区域以土地单元为制图对象的资料、图件，是深入解析不同自然区的地域分异规律和土地合理布局的基本依据；第四，对某些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土地类型，如沼泽、海涂，荒漠、绿洲等进行调查、制图，在促进区域开发和环境整治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第五，亦有不少理论方法总结，如《土地类型结构与农业综合自然区划的初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53]、《贵州省地域结构与资源开发》[54]、《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土地系统》[55] 等。

以土地类型为基础进行不同利用目的的应用研究，在80年代取得了重大进展。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农业合理用地规划、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方面。《中国1∶100万土地资源图》的编制(主编石玉林)，基本摸清了我国宜农、宜林、宜牧土地质量与数量，并为国家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业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在若干地区的研究中，也取得成绩。如西藏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研究[56]，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应用航空航天遥感技术，完成大中比例尺的现状调查，这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服务于单项目的的土地质量评价研究，亦有很大发展，如对水稻、柑橘、茶叶、橡胶的单项土地适宜性研究，均可视为土地属性深入研究的成果。80年代后，土地的应用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扩展到旅游、城市用地和环境综合整治方面。旅游质量用地评价依据土地利用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观赏价值、科学研究价值，采用景点、景观单元、游览线和景区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评价，通过对北京旅游区、乌鲁木齐南山风景区、广东丹霞山风景区、黄果树瀑布区等的研究，初步确立了我国旅游用地评价体系。城市土地评价在90年代中国房地产业的兴起中起到了突出作用，不仅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更多地依据城市土地的经济价值(地租)进行评估，对于建立城市用地合理结构有积极意义。以土地类型生态属性为基础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的研究，有80～90年代在中国“三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林灌草布局规划、黄土高原重点产沙区水土流失治理设计、吉林西部退化土地恢复整治生态建设、中国脆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利用土地类型空间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自下而上综合自然区划的工作，80～90年代完成了北京市、贵州省、青海省、云南省、甘青宁“三北”地区、江汉平原区、关中地区、秦巴山地等区域。在土地类型与土地资源评价研究基础上，80～90年代相继开展了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能力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以土地评价分等单元为依据的类型等级法，进行了柴达木盆地、黄河大柳树灌区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由静态研究转变为跟踪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准提高的动态研究，以适应动态管理决策的需求。

由于航空航天遥感资料和计算机的应用，土地研究日益向定量化方向发展。80年代，利用假彩色合成卫星图像和彩红外合成航空像片逐渐普及，解译准确性和制图精度亦渐趋成熟，90年代开展了超小比例尺航空像片的解译及应用。利用卫星像片编制1∶50万土地类型与土地资源图件在80年代已经成功，利用1∶10万TM卫星像片编制相应比例尺土地图件，已较广泛应用于若干重大项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土地利用管理决策和ARC/INFO软件制图的新技术应用，90年代亦日渐成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作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正广泛开展，并取得可喜成绩[57，58]，成为土地系统分析与评价、土地质量指标体系建立与环境效应预测的重要科学基础。但是，不同驱动力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驱动力尤其是人类活动的定量化表述存在难点，从而严重阻碍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综合研究以及动态预测模型的建立与运行[59]。

景观作为科学名词被引入地理学，具有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与某个限定性区域的双重含义。最早是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倡导景观研究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由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自20世纪30年代景观生态一词为C. Troll首先提出，景观的概念被引入生态学，作为位居生态系统之上的一种尺度单元。景观生态学是一门在景观地理学和生态学综合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它以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为依托，吸收现代地理学和系统科学之所长，研究景观的结构(空间格局)、功能(生态过程)和演化(空间动态)，研究景观和区域尺度的资源、环境管理，具有综合整体性和宏观区域性的特色，并以中尺度的景观结构和生态过程关系研究为所长。

景观生态学的建立源于西欧20世纪30年代，在80年代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81～1988年是引入介绍阶段。1983年林超发表了C. Troll的“景观生态学”和纳夫的“景观生态学发展阶段”两文的译文，在国内是首次介绍景观生态学的代表性文献。1985年陈昌笃发表“评价Z. 纳维等著的景观生态学”，1986年景贵和发表“土地生态评价与土地生态设计”，陈昌笃发表“论地生态学”，对景观生态学和地生态学内涵作了有意义的探讨。1988年李哈滨等发表“景观生态学—生态学领域里新概念构架”，重点介绍美国学派的景观生态学研究进展[60，61]。80年代末，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方向、景观空间结构、景观异质性动态变化、景观生态类型、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生态过渡带研究、以及其他方法研究。90年代，出版了几种景观生态学教材。以后，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被国内同行广泛接受。

4　现代自然地理过程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黄秉维就提出自然地理学要分别研究地表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自然过程，然后加以综合。他指出，从更广阔的视野看，3个方向存在着外延部分叠合的关系，可以将不同尺度的研究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并将导致对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及其地域分异秩序的全面了解[62]。这样，就突破了描述性的、以要素为主体的传统综合研究模式，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深入和自然地理综合研究开创了新路。物理过程包括风力作用、水力作用、地表水分和热量平衡；水力作用研究包括径流的形成过程，侵蚀作用与河床过程，则与坡地利用和坡地持续生产力研究相联系，偏重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学科本身的系统研究只是在20世纪末才渐有起色。化学过程原以盐分平衡开端，水盐动态着手，后来转向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地方病和环境保护研究；生物过程则与农业生产潜力相联系。后来，发展为土壤—植物—大气系统(SPAC)的综合研究。它包括蒸发过程、蒸腾过程、根系吸水过程、土壤水分运动、土壤水与地下水的相互交换过程以及水分在传输过程中各环节和界面上的势能变动和阻力等在内的水分传输和能量传输研究。1956年，黄秉维就提出要发展自然地理定位观测与实验。60年代初相继在石家庄、德州、衡水和延安、武功、民勤等地开展定位试验。又于1979年在山东禹城建立了禹城综合试验站，80年代筹建了北京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对太阳辐射能、光量子能量、农田二氧化碳浓度、土壤水分状况、作物叶面温度、作物气孔阻力等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测定，还对灌水定额和灌溉制度、耕作和轮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研究，完全与农业生态系统研究融为一体。随后几年研究的主要进展是建立了田间试验研究网络。1988年由中国科学院直接主持的田间试验网络包括从中温带至中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及干旱地区不同生态类型的8个试验站，在80年代进行了两整年的同步观测、其中作为农业生产潜力研究基本组成部分的太阳辐射分光谱(包括紫外、可见光、红外辐射)观测研究在国内是首次开展；建立了计算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的数学模型。这些定位观测试验的部分研究可以认为是黄秉维开创的热水平衡研究和左大康开创的太阳辐射研究的继续。但实验研究和测定技术仍然薄弱。1973年黄秉维首先提出了光合潜力的概念、计算公式及公式中各项系数的数值。认为，光合潜力是在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正常，其他环境因素都处于最适宜状态时，具备最适宜于接受和分配阳光的群体的，高光合效能作物充分利用阳光所能生产的植物质(包括根、茎、叶和繁殖器官含水15％的干物质)。所采用的光合潜力估算方法是将太阳总辐射〔卡/厘米[2]〕数值乘以0.124(后订正为0.123)便是光合潜力[斤/亩]数值。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每项参数的选择都经过比较仔细的考虑，又经过一些验订，总的倾向是偏保守一些。随后又完成了光温潜力、光温水潜力的分析计算方法，并就全国各区域的情况分别予以讨论。此后，农业生产潜力研究被广泛应用到不同自然区域的综合研究工作中。过去几十年，点上的观测试验、方法论研究和过程模拟已经相当深入，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深入是无止境的，但工作内容过细，学科比较单一，已经不像综合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试验研究。似应建立更加综合的试验基地，开展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气候、生态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是正确的方向。同时，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综合显得十分不够，亦需要予以解决[63]。

5　区域自然地理研究

区域研究是自然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全国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自然区划(初稿)丛书、70～80年代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的《总论》、任美锷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中国自然区域及开发整治》，赵松乔的《Physical Geography of China》以及各大学地理系编撰的《中国自然地理》教科书等。

区域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丰硕。《中国干旱区自然地理》[64] 从综合自然地理、地貌、气候、水文、地下水、土壤地理、植被以及动物地理等方面对干旱地区分别进行了概要分析和探讨。《新疆综合自然区划概要》[65] 分析了新疆自然地理特征、自然资源概况，并对区划划分的各个单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其基本特征及其利弊，以及开发利用中的问题，和相应的建设性意见。《西藏自然地理》和《中国的青藏高原》[66] 全面阐述了青藏高原基本自然特征、组成自然地理环境的诸多要素，揭示了高原区域的自然地域分异规律。其中，《西藏自然地理》是我国第一部重视从生态学角度进行区域地理阐述的著作，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赞扬。《横断山区自然地理》[67] 讨论了横断山区地域分异特点、垂直自然带谱、地形因素以及区划界线等问题，进行了综合自然区划。《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土地系统》探讨了高原山地地区土地系统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分析了土地类型、土地结构、土地分区、土地评价、土地生产潜力、土地发展规划和土地人口承载潜力等子系统，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作用。《中国绿洲》[68] 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干旱荒漠区的基本自然地理过程，绿洲地域系统及其类型、特征和演变，绿洲结构及其功能，绿洲经济与文化，绿洲发展规划与管理体系建设等。《中国天山自然地理》[69] 是对我国境内天山全面系统论述的自然地理著作。此外，较具代表性著作还有《湖南自然地理》[70]、《湖北省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71]、《河南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72]、《青海省自然地理》[73]、《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及其演变》、《青海可可西里地区自然环境》[74]、《南迦巴瓦峰地区自然地理与自然资源》[75]、《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自然地理》[76]、《广东自然地理》[77] 等。可见，区域自然地理研究大多与综合考察相结合，始于边远、资料缺乏的地区，而后才逐渐向较发达、人口较多的地区延伸。同时，研究亦从单纯的自然地理学向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此外，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工作还包括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退化土地的整治与恢复、坡地改良与利用、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自然灾害的综合研究以及环境脆弱与环境冲突研究等领域亦都取得成绩[78～80]。

区域地理学新的发展趋势包括综合研究与区域整合、新区域地理学的兴起、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区域地理研究的信息化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强调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关注人在区域性质的产生、延续与演变时所起的作用[81]。

篇5

关键词：新旧版；高中历史教材；内容选材；比较

内容选材是教科书编写过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因为历史材料浩如烟海，所以要从中选取既符合中学生的认知心理特征，又具有典型性，还要体现历史教科书教育功能的历史材料实属不易，人民教育出版社藏嵘先生曾说：“几乎所有编写过教科书的人都认为，历史教科书编写中最大的难题就是选材。”①内容选材的不同体现着教科书编写的不同理念，也直接影响着教科书的质量。

我国于2001年启动了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改革的需要，2003年4月我国颁布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用以代替以往实行多年的《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新课标高中历史教材以《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为编写依据，每套共九本，目前，经教育部审查通过的高中历史新教材共有四个版本，分别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岳麓出版社、大象出版社编写的，简称为：人教版、人民版、岳麓版和大象版。

在本次高中历史课程改革中，新版教材在内容选材上有一定的变化，因为历史是由一个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构成的。高中教科书在对繁多的能反映知识点的历史材料和历史人物进行选择时，即使是对同一历史事件，同一历史人物的描述，不同的编写者在不同编写思想的指导和个人主观想法的左右下，也会有描述角度、侧重点和详略程度的不同。这就体现在教科书的具体内容选材和呈现方式的差异上。因此，本文以人教版03版旧历史教科书和07版新历史教科书中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课为例，试分析比较二者在内容选材上的差异。

2003版教科书《世界近现代史》上册第二章第一节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首先是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背景的描述，教科书采用了大量的文字从政治、经济、阶级等方面交代了革命前英国国内的形势。如关于英国资产阶级兴起的经济根源，教科书用文字描述了新航路开辟后，英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促发的海外贸易和掠夺及国内的圈地运动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这样详细的文字讲述，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兴起的经济根源交代得很清楚。在描述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兴起时，教科书选取了一首关于工人劳动的16世纪的英国民歌在文字后面做补充，以进一步体现当时的圈地运动导致农民与土地分离，农村阶级关系改变，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在描述当时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宗教专制时，教科书紧接着用楷体文补充介绍了代表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教。

关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背景的描述，其中选材和呈现方式如下表：

其次是关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过，03版教科书在介绍议会斗争时，补充了一段楷体文简要介绍了英国议会的形成；在介绍英国内战时，教科书运用了两幅历史图片，分别是英国内战形势图和克伦威尔在纳西比战役中的图片。通过内战形势图，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的了解当时英国内战的形势；接着，教材还用文字详细的介绍了护国主政治时期的克伦威尔，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等人的具体做法，并附上了一张克伦威尔驱散议会的图片，在光荣革命方面，教科书介绍了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詹姆士二世，迎接威廉玛丽的过程，并附上了一张玛丽和威廉加冕典礼的场面图。关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的描述，其中选材和呈现方式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3版教科书对于历史事件经过的描述比背景的介绍要重视。关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的文字描述很详尽，并且选取了多幅历史图片加强对正文的介绍。形成一种重过程，轻原因、结果的高中历史教书的模式。

2007版历史教科书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知识点的处理，与2003版区别甚大。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新的内容：“责任内阁的形成”。具体在内容选材和呈现方式上，2007版教科书分为三目：光荣革命、议会权力的确立、责任制内阁的形成。

光荣革命这一目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和过程。在分析革命前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时，只以两句话的文字概括，却只字未提圈地运动。在介绍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时，也仅仅以文字简单概括，未介绍统治者实行宗教专制的宗教背景。在介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时也未详细介绍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具体行径。

2007版教科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背景过程的选材和呈现方式如下表：

第二子目议会权力的确立，这一子目是关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和影响，在介绍《权利法案》的内容和影响时，教材进行了原始文献史料的补充，在学思之窗栏目选取了一段《权利法案》的原文，并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权利法案》的规定限制了国王的哪些权力，法案颁布前后英国国王和议会权力的变化。

2007版教科书与旧版相比还增加了一个教学内容――责任制内阁的形成。在这个子目中，教科书详细介绍了英国责任制内阁的形成和发展，选取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沃尔波尔的图片，并且用楷体文补充介绍了英国党派的形成和演变，最后，在历史纵横栏目，补充介绍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特点。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两个版本的教科书在内容选材上的侧重点不一样。

首先，2003版教科书侧重于介绍历史事件的背景和过程，侧重于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历史史实。07版教材则侧重于让学生探究历史问题。例如在介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时，03版教材还涉及介绍促进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及圈地运动。而07版教材对圈地运动只字未提。在介绍革命过程时，03版教材详尽介绍了议会斗争期、内战期、共和国期、护国主政治期、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期和光荣革命。而07版教材只简单介绍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光荣革命，对克伦威尔的护国主政治时期只字未提。07版教材更注重的是让学生探究历史问题，如关于《权利法案》，07版教材给出了一段原始史料，并且针对史料提出了问题，让学生思考探究。而0 3版教材只是单纯总结性的介绍了一下法案的内容。

其次，2007版教材更侧重于从现代化史观的角度来取材。例如，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课，与03版教材相比07版教材更侧重介绍英国的议会权力和责任制内阁，着力于介绍英国政治制度的近现代化。

总的来说，2003版教科书和2007版教科书在内容选材上各有优劣，在以后的教学中可以相互借鉴。

篇6

TheQueenofHeartsShemadesometarts，Allonasummer’sday，TheKnaveofHearts，Hestolethetarts，Andtookthemcleanaway．TheKingofHearts，Calledoftarts，AndbeattheKnavefullsore;TheKnaveofHeartsBroughtbackthetarts，Andvowedhe’dstealnomore．童谣中出现了三个人物:红心武士，红心王后和红心国王。武士或称骑士，骑士或称武士，是欧洲中世纪时，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骑兵，后来演变为一种荣誉称号，用于表示一种社会阶层。在此阶段的纷乱局势中，国王和贵族都需要一些在战争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兵种，为此他们会悉心培育一些年轻人，使之成为骑士。而骑士的身份，往往不是继承而来的，其本质也与贵族不同，除了和贵族一样能够获得封地之外，骑士也必须在领主的军队中服役，并在战争时自备武器与马匹。在骑士文学中，骑士往往是勇敢、忠诚的象征，每一位骑士都以骑士精神作为守则，是英雄的化身(实际情况不一定是如此)。王后和国王站在同一层阶级上，近现代西方国家大多都曾经采用过世袭君主制这种政体。在世袭君主制制度中，所有君主来自于同一个家族，王位在家族内部从一个成员传给另一个成员(通常是父传子，也有可能是兄传弟、叔传侄等等)。世袭系统有政权稳定、延续性好和可预测的优点，这来源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忠诚和亲和力。新历史主义不再将眼光过多的放在历史大事件上，而是关注历史背后的社会生活。“TheTarts”是关于一则偷窃的童谣，从事件的过程来看，受害者是王后，武士受到惩罚是罪有应得。

对《爱丽丝奇境历险记》稍微了解的人知道，王后和国王在该小说中占据的是反派角色，那么该偷窃事件的性质就不再那么单纯。武士偷的东西并不贵重，如果偷的是平常人的财物，那么国王自然不会去管，但如果偷窃的对象牵涉到了皇室，性质就大大改变了。惩罚武士的不是法律，而是国王。对于忠心于自己、忠心于皇室的武士，国王没有适时的表达自己的mercy，而是选择暴力手段。这只是一件发生在皇家的琐碎小事，不可能写入历史中。但这件小事却影射出了君权在那个时期的统治力，君王的权力已经凌驾于了法律之上。君权指的是君主(皇帝或国王)的权力。奴隶制、封建制国家通常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君主用于无限权力，凭借庞大的官僚机构统治人民。马基雅维利认为“这种权力的对象就是人民，也就是说政治权力是统治人民的工具”。

13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曾为“君权神圣”做过辩护:“王权是上帝通过教皇授予的，肩负着使世俗之人灵魂得救的使命，故是神圣的。他认为统治宇宙万物的只有一个上帝，王权低于神权，作为上帝的代言人，除了教权，王权在世间享有所有的权力。”但这种不受控制的君权必然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这种反抗可以在另一首童谣“ThreeWiseMenofGoth-am”中体现出来。这篇童谣说的是三个愚人村的聪明人如何用自己的智慧反抗暴君的肆意妄为。Gotham原是英国诺丁汉姆郡的一个小村庄，约翰王曾试图在高特姆村(thevillageofGotham)建造城堡，作狩猎之用。但当地的人们认为，一旦城堡建成，他们不仅要受频繁沉重的赋税之苦，而且要在国王的眼皮底下生活，这将使他们无法忍受，于是他们决定装傻。每当王家使者来临，他们总看到村民围成圈子，疯狂地奔跑，或者做一些别的荒唐事。国王听了使者的汇报，认为这个村子不宜作为王室憩息之所，便取消了原定计划。从此以后，高特姆村民就以其“聪明的傻子”(wisefools)著称于世。后人虽然常用wisemenofGotham来指代愚人，但从其起源讲，这里所说的愚人有点大智若愚的味道，或者带点类似于中国的阿凡提式的诙谐戏剧色彩。因为这个原因，“愚人村”和“愚人”的话题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英语语言文学中也经常提到和“愚人”或“愚人村”blacksheep原本一共有满满三袋羊毛，一袋给了master，一袋给了dame，那么还有一袋，为什么“littleboy”就没有呢?如果说master和dame分别代表“政府”和“资本家”，相对力量最小的“littleboy”指的就是社会阶级底下的农民。那么，原本属于这群社会底层的人的一袋羊毛去哪了呢?可见，这袋“羊毛”必然是隐藏在历史之中，等着历史文化研究的人去发掘。寻找这袋羊毛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赋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公共资本和土地，即君主或国家所特有的二项大收入源泉，即不宜用以支付也不够支付一个大的文明国家的必要费用，那么，这必要费用的大部分就必须取决于这种活那种税收，换言之，人民须拿出自己一部分私人的收入，给君主或国家，作为一笔公共收入。也就是说斯密把税收定义为人民给君主或国家缴纳的收入。

可见，赋税是国家向人民强制征收的东西。可见，这最后一袋“羊毛”作为赋税被政府强征走了。在英国，从16世纪初，英国羊的存栏量达1600万只，比14世纪中叶的800万只大有增长。作为纳税物品，羊除了本身纳税外，所产羊毛，毛皮等也纳税。“亨利八世执政时期，英国对外战争频繁，仅1511－1514年对欧洲作战的军事开支就高达892，000镑。”“1522年，亨利八世与法国第二次战争，大约耗费了500，000镑，而议会授予的补助金工155，000镑，远远不够战争支出。”可见，为了支援战争支出，必然会加重在人民身上的赋税。那么，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只能作为被剥削的对象。总之，为孩童所熟悉的英语童谣背后隐藏的不仅仅是韵律与美学欣赏，童谣也远远超过了游戏范畴，从新历史主义政治角度实例解读一曲曲童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童谣在人类文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童谣是从古至今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历史生活细节再现的重要参照物，是人类文明留下的有声化石。

作者：周蓉 林玉鹏 单位：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篇7

【关键词】 和孝镇；村落地名；来源；乡土文化

一、和孝镇的基本概况

和孝镇属于河南省汝南县下辖的一个古镇，“它位于县境南部，距县城约36公里，东临梁祝镇，南靠大王庄乡，西与常兴乡相邻，北与官庄乡接壤。东西宽7公里，南北长11公里，总面积72平方公里。”[1]和孝镇下辖16个村委会：和孝村、新集村、大庙村、薛岗村、陈屯村、邱井村、梁岗村、林阁村、黄寨村、王楼村、后马村、林楼村、郭庄村、黄屯村、吕屯村、小田村等，由122个自然村、214个村民小组组成。

二、和孝镇的地名来源

和孝镇作为镇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区域经济、文化、公共服务中心。关于和孝的名称来源，笔者曾询问了一些村里的老人和文史爱好者。韦明山，男，77岁，和孝镇和孝村第六小组村民。据韦明山老人回忆：和孝，原名和店，由于当地人口音“和店”便读成了huo店。关于和店的名字来源，这位老人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咱们当地生有一种鱼，称为火头鱼，俗语称“huo dou”，传说南头的湖里曾有一只huo dou精，由于当地人惹怒了这只huo dou精，它便吐出一把火烧了和店，所以称为“火店”，也就是“和店”。其实所谓的火头鱼只是当地人的叫法，这种鱼被称为黑鱼，是乌鳢的俗称，河南一带叫火头鱼。黑鱼也被称为“孝鱼”，这是因为鱼妈妈每次生鱼宝宝的时候，都会失明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鱼妈妈不能觅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母子天性鱼宝宝自己争相游进鱼妈妈的嘴里，直到鱼妈妈复明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所剩无几了。传说，鱼妈妈会绕着他们住的地方一圈一圈地游似乎是在祭奠，所以后来人们称黑鱼为孝鱼。“万事和为贵，百善孝为先”。家乡人注重孝道犹如这孝鱼一般，一般家里面有老人去世，祭奠仪式隆重而庄严。虽然没有找到有案可稽的文史资料可以证明“和孝”的名称来源与这种火头鱼有关，但这种鱼十几年前在和孝镇地区的确随处可见，大人小孩都喜欢在河里捉鱼。由于最近几年的环境恶化，河流污染，这种鱼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关于和孝地名的来源，我们家乡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传说。据家乡文史爱好者程新耀解释：“和孝村在明朝时期就有了，它本来的名称是：‘火烧店’，以前这个地方还不是村庄，只有几家卖茶的店面，有一年失火，将这几个店面都烧光了。随着来此定居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便将此地称为‘火烧店’。人们通常省略最后的一个字，（由于当地人口音便将‘烧’读成第四声），久而久之，火烧就变成了和孝。”。

探究和孝镇地名传说，我们从中获取了多种地名成因，形成了丰富的地名文化。

三、和孝镇村落地名命名特点

现代地名学将地名结构分为地名通名和地名专名两大部分。“地名分类是地名学理论建设中的重要方面。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原则，可以采用不同的地名分类方法。不同的地名分类法又产生不同的地名分类系统。以地名通名分类可分为自然地名和人文地名两大类。自然地名中又可以分为山名、河名、湖名、海名、高原名、平原名、盆地名、沙漠名等等。人文地名中，也可进一步分为聚落名、道路名、桥梁名、行政区域名、文物古迹名等。如果以地名专名分类，则可分为姓氏地名、地物地名、意愿地名、数量地名、颜色地名、人物地名、军事地名、方位地名等等。”[2]

按照地名的通名分类，和孝镇属于人文地名中的聚落地名，也属于乡级行政区划单位。通过表1展示的和孝镇所有村落名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常见的村落地名通字，例如：镇、集、屯、寨、楼、阁、庄、园、坡、沟、塘、岗、洼等。

“镇”、“集”是唐后期伴随着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发展而来的。“屯”意为“包起来”、“卷起来”，随着屯田制发展，逐渐演变为建有一圈防御性围墙的寨子。从现在的许多口语地名中我们还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寨子的存在，比如和孝村的四周曾经围起了一圈土墙，称为寨墙，土墙里面为村民居住地，称为寨里，土墙外面的耕地称为寨外。楼：古代指筑成的狭而曲的土台，现指自然村落名称。“镇”、“集”、“屯”、“楼”等都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有关，属于人文类地名专用字。而“沟”、“塘”、“岗”、“坡”地名用字都是因地形地貌特征而得名，属于自然类的地名用字。和孝镇全乡地势西高东低，岗洼较多，属岗坡地，从地名中可以得知自然村的地势地貌情况。

按照地名专名分类，通过分析表1我们可以得出和孝镇122个自然村落地名，有以下5种类型：宗族姓氏类、地貌特征类、地物标志类、传说故事类、复合型。

宗族姓氏类：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到宗族姓氏类的地名占大多数，116个的村庄都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聚集而来。这一类的地名都以村落的主要姓氏为名，例如：赖屯，全村人都姓赖。任化庄，全村主要由任姓和化姓组成。

地貌特征类：这类地名都是以当地的地形特征来命名的，例如程洼、赵坡。洼指地势较低，坡指地势偏高。这也正体现了和孝镇岗洼较多的地貌特征。

地物标志类：这类地名都是因当地特殊的建筑或有标志性的地物而来，具有地方特色。例如：邱寺，因寺庙得名。据《颜真卿志》记载：贞元元年（785年）正月五日，颜真卿被李希烈胁裹移囚到蔡州，关押在龙兴寺中。颜真卿的尽节地龙兴寺到底在哪儿？许多考证，历来说法不一。2005年春，在和孝镇邱井村邱寺自然村检查维修一座桥梁时发现两块清代光绪年间的石碑，这两块石碑的发现为我们考证颜真卿的尽节地――蔡州龙兴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两块石碑分别是《重修苏庄桥记事碑》和《重修龙兴寺记事碑》。《重修龙兴寺记事碑》是一块残碑，碑文部分字迹还能辨认，碑头刻“万古流芳”，碑文为：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清初重修龙兴寺碑记。

传说故事类：这类地名都因当地传说故事而来。比如：和孝村。（本文第二部分已有介绍）

复合型：这类地名主要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复合。例如：高庄，是典型的复合型地名，高庄全村人除了两家之外都姓王，本应是典型的宗族姓氏类地名，应该称为“王庄”，但是据村里人回忆：“有一年发大水，周围的村庄都淹了只有高庄地形高免受一灾，所以地名就改称为高庄。”再比如赖大庙，它既是宗族姓氏类地名，也是地物标志类地名。

通过对和孝镇122个自然村地名归类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村落地名通用字中庄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村落地名专名中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

四、乡土文化

村落地名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不仅展现了地名形成与发展的自然环境，揭示了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与乡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土壤，而且呈现一个地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犹如一个人的名字传递着家族的血脉一样，地名承载着地方独特的乡土文化。通过对和孝镇地名的分析可以得知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说明该地区宗族文化传统深厚。

1、宗族文化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源。村落家族成员被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中获取生存资料，从播种到收获，自给自足，具有封闭性、稳定性、世代累居等特点。“宗族统治是我国古村落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包括两层关系：宗族成员天然处在一定的血缘关系中，它是村落形成的最基本人际关系要素，组成了血缘群体；由一族人习惯地居住在相对封闭的一块地域，构成地缘关系，形成地缘群体。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构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单元，使村落与城镇、村落与村落之间产生明显差别。”[3]

和孝镇地处平原，四季分明，水源充足适合农业发展，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继承了祖辈相沿已久的礼俗来维持村落秩序。这些礼俗习惯、文化传统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时节、耕种、宗教、习俗、语言、人际关系等等。在和孝镇宗族姓氏类的自然村落中，全村都是一个姓，但有的村落中，由于“上门女婿”（虽为上门女婿，孩子仍随父姓）、要饭逃难定居于此等因素，各自然村的村长仍由大姓氏担任，一般由村里面权势威望较高的长辈或财产多、弟兄多的大族长辈担任，这就形成所谓的人治社会。它在维护村落世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比如：训斥村里不孝的儿孙们、劝和邻里之间的争吵、以传统道德解决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解决某些道德事件等。比如：一家老人如果只有两个女儿而没有男孩的话，那么两个女儿出嫁后就会保留一个女儿的耕地，确保老人家可以老有所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某些消极观念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随着血缘关系的重要性降低，人们将财产视为自己的和非自己的，将村里的大小事件视为该管的和不该插手的，许多村落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都建立于个体层面上。比如农民们最关注的私宅问题、耕地问题等等，这些所谓村落里的“家长”也在谋取自己的私利，一些世代形成的价值观念正在被利益这个恶魔慢慢的侵吞。

2、方言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说一方话，这就是指方言，和孝镇更不例外。和孝镇属于河南，自然说的话可以称为河南话。但河南话只是地理文化概念，在《河南方言与中原文化》一书中，作者将河南话分为四个区：东区、西区、南区、北区。和孝镇虽然在地理上属于南区，具有地域特色，这也体现在地名的发音上。当地人经常将h和f混读，比如“刮风”通常读为刮hong，把“放学”说成“晃学”，此外当地人发he的音为huo，所以和孝变读成了“火孝”。并且当地人不分平舌翘舌都读为平舌，比如赖柏树（shu）变读成了赖柏su并且发音为轻声。在和孝镇村落中“庄”的出现率极高，通常当地人将zhuang读成zhua或zhuo。读成zhua的时候发音为上声，比如毛庄读成毛zhuǎ。读成zhuo的时候发音为轻声，比如周庄读成周zhuo。方言是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彰显了地域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和社会现象。语言就是家乡的名片，也是一个地方的标识。你张开嘴，发出音的同时也将你的归属地向人们展示了出来。

近年来打工热潮吸引了和孝镇许多的农民外出务工，直到现在大部分50岁以下的农民基本都在农闲时外出务工，只在播种、收获时节和春节时回乡几天。村庄里留守的也只有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甚至于出现了村里“老了人”（指老人去世）都找不到可以抬棺下葬的青壮年，人抬棺下葬的习俗逐渐演变为用车代替。由于长期在外务工，他们逐渐成为农村里的“城市人”。留恋于城镇的繁华和便捷的交通，农村已成为他们回不去的故乡。故乡在他们的观念里逐渐淡化，过去挣钱只想着在村里盖一座漂亮的楼房，而如今打工赚钱在城镇买房，已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随着大部分青年人脱离农村，这些村落也在慢慢消失，村落地名也随之成为历史，蕴含其中的乡土文化也逐渐谈化，这正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五、结语

村落地名具有独特鲜明的地方性。本文简述了和孝镇的概况和区划沿革，走访调查探究了和孝镇的地名来源，通过分析和孝镇自然村名的命名特点，我们发现农村地名中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说明其宗族色彩浓厚；地貌特征类地名排列第二，说明其地貌特征明显。通过对和孝镇自然村地名的分析，揭示和孝镇地名中蕴含的宗族文化、方言文化等地域文化特色。在快速追求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和继承农村地名文化，有效开发地名文化资源。农村地名不应沦落仅仅用于定位的工具，我们应该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开发挖掘农村地名所独有的文化特色，大力弘扬农村地名文化。

【参考文献】

[1] 王海建，付建月，贺曙辉，王二玲，王怀若.汝南县志[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2] 尹均科.浅谈区域地名研究[J].中国历史论丛，2003.18（第三辑）.

[3] 朱晓明.历史环境生机―古村落的世界[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篇8

【关键词】民间信仰;生态意识;环境危机;现代意蕴

【作 者】张祝平,法学硕士,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副教授 。浙江丽水 ,323000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063-006

On Ecological Implication and Modern Value Conversion

of Traditional Folk Beliefs

Zhang Zhuping

Abstract: Ecological problems are an interdisciplinary debateon fate of human b eings and the nature. To observe folk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 lculture, Chinese folk religion and folklore, which have been existing thousan dsof years in the country, reflect best the intense and original links between h u manity and nature. The customs of folk beliefs contain a large number of ideasand belief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primitive thoughts. They come from human’s living experience in nature featured by obvious nature wor ship, totem and r e spect and have an influence on people’s thoughts and behavior to d ifferent degr ees. What’s more, the customs of folk beliefs will also have a g reat effect onthe formation, chang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ecological cultural system .

Key words: Folk beliefs, Ecological awareness,Environmentalcrisis,Modern implication

“在现代,人类改造其环境的能力,如果明智地加以使用的话,就可以给各国人民带来 开发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地使用,这种能力就会给人类和 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在地球上许多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周围有越来越多的说明人 为的损害的迹象。”①伴随着对300多来年工业文明功过的反思,当代社会对于体现人类 生 存框架的人类生活方式及生存活动给予生态环境的种种影响的反省也随之而起。由于现代人 类的活动逐渐渗透到所有的生态系统中,生态学领域的研究逐渐从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 之间的相互关系,转向了人与非生物环境、生物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 系,几乎扩展到人类社会所有的重大问题上,明显具有朝向人类生态学转变的趋向。[ 1]在这个发展过程 中,源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生存体悟、图腾崇拜和精神畏惧而衍生的民间信仰习俗,由于其中 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与当今生态环境保护需求的某种契合,必然会为人类生态学 的研究提供许多启示,并对整个生态文化系统的形成、演进、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建构和影 响作用。

一、民间信仰的生态观照

民间信仰主要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广大民众自发产生的有关神灵崇拜的观念、行为、 禁忌、仪式等信仰习俗惯制,也称信仰民俗。从生态学的视角观照我国传统民 俗文化,信仰民俗最 能体现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的精神关联。[2]“凡居民材,必因 天地寒暖 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②由于不同生存区域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民 众 的经济活动、社会交往及生活方式等也因地而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处于不同的生 境、从事不同生计的人类群体对自然环境的体悟与认知不同,决定了其各异的生存模式及发 展与演变,并形成了不同民族与群体各异的自然生态观和民俗价值观。但从总体上看,在我 国传统的信仰民俗价值观念中,是极其重视人与自然的彼此交融,和谐相生,互利发展的。 先民们的自然崇拜和原始朴素的生态意识在民间信仰的历史沿袭中得以保留,至今仍程度不 同的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成为支配当代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 。

(一)民间信仰承袭了原始信仰“万物有灵”的朴素自然观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民间社会的现象,是从史前延续到近现代,并在社会生活 各方面发挥作用的活态宗教,③它具有原生性、地域性、多样性和历史传承性。在原始信 仰 中,举凡天、地、日、月、星、云、风、雹、雷、电、雨、虹、霞、山、石、河、湖、海、 泉、火、动物、植物等等,皆有神灵,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充分体现出原始先民“万物有 灵”的信仰意识与思维特征。自“绝地天通”以来原始的氏族――部落宗教发生了分化,一 部分如天地日月崇拜适应社会结构的剧变(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演化成上层建筑的组成部 分(在归属上成为统治者们的专利品,在功能上成为统治者控制社会的精神工 具) ,演变成民族――国家宗教,另一部分则滞留在民间,成为民众的信仰。[3] 在这些“民众的信仰” 中,有着深厚传承根基的即是带原始生态思维性质的“万物有灵”观念,这种朴素的生态自 然观也是后世信仰民俗传承的主要内容,对我国民间信仰的演化影响颇深。在我国的民间信 仰传统中,几乎每类物都有物神,有关的行事都要祭祀该神。如种田要祭稷神和土地,灾年 还要驱旱魃,拜虫神;行水要祭龙王;上山采集和狩猎要祭山神;出海要祭海神。风神、雨 神、虹神、雷公、电母,天象的万千变化,无不有神灵掌控。此外,还有树神、花神、桥神 、宅神、门神、井神、灶神、厕神、栏神、檐神等等,数不胜数。这些百物杂神大多没有宫 庙寺宇,多数神灵也没有具体形象,在民间信仰意识中只是掌管某一种事物的精灵,对其的 崇信和祭拜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有原始时代的自然崇拜性质,具有原始朴素的生态自然观。

(二)民间信仰承载了儒释道"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观

几千年来,尽管民间信仰从来没有被接纳为主流信仰,也很少通过文字进行传承,然而 却依附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并与之盘根错节,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的一个重要 组 成部分。严格说来,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信仰民俗都不过是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与基本精神在 中国本土化信仰领域内的特殊表现形态。它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受制于中国传统文 化背景,认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结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只不过它作为中 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民众的信仰”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中,它不是消极地适应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积 极地给传统文化加以影响。[4]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初形态来看,诸子百家尽管是 一种获得独立发展的世俗文化流派,但是它们也继承了原始信仰的思想成果和思维结构。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在我国传统的民间信仰意识中,人只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只有同自然界融为一体,才 能达到终极真理。人们把苍天大地当作生身父母,当作祖宗祖先,称作“皇天后土”,认为 人是天地间的生灵,天、地、人共同遵循的“道路”就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自 然法则,如此才可以天长地久,国泰民安。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④,就是对古老民间意识中天人关系的集中概括。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化构成体系中, 无 论儒、释、道,就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有其共有的中心理念――“天人合一", 其 精神就是天人浑然一体,人天相爱,主张人类与自然应该相生相谐、互利发展。正如英国学 者唐通所阐释的那样,“中国的传统是很不同的。它不奋力征服自然,也不研究通过分析理 解自然,目的在于与自然订立协议,实现并维持和谐。……中国的传统是整体论的和人文主 义的,不允许科学同伦理学和美学的分离,理性不应与善和美分离。”⑤这种生态文化观 及 其价值取向,对我国民间信仰文化的模塑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从不同层面一直约束和控制着 广大民众的文化心理、行为方式和生活习俗。

(三)民间信仰内含了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道德观

敬畏、顺应、尊重、爱护自然,在我国传统民间信仰的价值体系中一直都是居于价值 坐标中心地位的观念与取向。“我们祖先敬天畏地,一切取之于自然,所以对自然的一切都 要感恩,于是天有天神,地有地神,家有家神,人人拜神祭祖,天地间的神保境安民, 百 姓得以安居乐业。”⑥历代民众安身立命的民间信仰,反映了人们敬天、崇祖、感恩的内 心 祈愿,以及对现世生活的美好期望。尽管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生成的背景存在差 异,但所有的人类群体在建构各自信仰民俗文化体系时,其价值取向却是相同或相近的。在 民间信仰文化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民众对其生存没有价值关系的东西,从来都是漠不关心的 。而对于与自身生存利害攸关的自然物和自然力,人们则普遍怀有敬畏的情愫,并因此而演 化出各异的崇拜形式,沿袭着大量带有生态维护性质的习俗和禁忌。比如,在我国西南一些 地区,人们将村寨附近的山林、水塘视为“神山”、“神水”或风水之地,严禁砍伐和污染 ;北方地区传统狩猎忌讳断群,忌捕杀怀胎、带仔的母兽及幼兽,每次围猎之后,都要放生 一批;对青蛙、蟾蜍的崇信是具有南方区域生态特征的信仰民俗,江南一些地区民间将其视 为“护谷神”,在浙江奉化的民间传统中就有农历五月初五拜“护谷神”的习俗;……

民间信仰皆具“宗教性”与“世俗化”特征,在其形成之时就已经奠定了中国的文化 传统,讲究实际,关注现实人生。“它可以满足人们求福、求禄、求寿、求子等等现实需求 ,它就是那么功利主义,那么生活化,然而功利主义之外,它也离不开忠、孝、仁、义、信 、礼等儒家思想精神。”⑦中国传统文化的“贵生”观念以及对于人伦道德的推崇,一开 始 就是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贵生”首先表现在对人之生命的珍视上。反对世人亟亟于外在 名利的追逐而主张全身葆真,认为: 名利、天下都是身外之物,只有生命本身才是人之最 为重 要者。其主要的原则是凡对于生命有害的事情都应制止,凡对生命有利的事情就去做 。“ 贵生”还意味着对一切生命的敬畏,不仅指人的生命还包括其他动物和植物的生命,都应该 保持尊重与敬畏之心。民间信仰与我国其它本土化宗教一样,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无论是 天地的至灵――人类,还是遍布山川空间的禽兽鱼虫,它们的生命都是大自然的杰作,都 是大道至德的显现。任何生命,在其孕育、诞生、生长及至死亡的过程中,始终都充满了 神圣的色彩 。”⑧人们应当总是心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从事着保护生命、善待自 然万物的事业。

二、生态领域的民间信仰关怀

当下,累积了几个世纪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伴生的全球性生态灾难已经临近地球生态系统 的承载阈限,在不断升级的所谓“现代化生活浪潮”的下面,涌动着的是日益膨胀的反自然 、反社 会、反人类的倾向。人类若无对自身本质的深刻反省,没有对自己未来目标的合理选择,设 计出无愧于人的本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遵循自然进化的规律进行目标自 律,就不可能走出今天的生态困境。[5]“如果我们要挽救地球,围绕个人贪婪的 经济学和以此为基础的 社会制度必须要让位于更广泛的价值观和一套立足于与地球上的生命协调一致意义上的新的 社会安排。”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如何调整、端正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准确 审视和理解精神的价值,有效挖掘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精神资源。

近现代以来,生态文化理论的发展,使得人们不仅注意精神文化与生态问题的表层关系 ,而且注意到表层下面掩盖的深层问题。“尊重生命”理论将人的道德范围从 有感觉能力的动物扩大到所有生命物。[6]“大地伦理学”则将道德主 体的范围从个体生命物扩大到生态 系统,大地被看成人类生存的不可毁弃的整体系统。[7]在现代生态学奠基者怀特 看来,人 类生态学主要受制于宗教对人性和命运的信仰,我们现有的科学和技术都有一点正统基督教 傲视自然的味道,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不可能在其自身内部得到解决。因这问题本自源于 宗教,所以弥补的方法也应该是宗教的⑩。深生态学的出现是当代环境运动过程中一个非 常 重要的转折和主导力量,其思想不仅体现着现代生态观的纵深发展,而且反映了人类认识和 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方式的转换,更形成了后现代生态文化观的重要基础。这种生态观 强调以生态整体主义看待环境、环境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应和谐相处的理念,认为造成现 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危机,在于人类旧有的、不合理的价值观念 、行为方式和社会文化机制。[8]其创建者纳什认为新的环境主义者可以说都是“ 生态福音”的传播者。 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反对核试验和维护世 界和平为中心的生态运动,也把生态当作宗教,甚至认为生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 [9]

中国传统民间信仰蕴含着的 “万物有灵”、 “天人合一”、尊重自然和敬畏生 命等丰 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无不体现出深生态学理念,与后现代“生态”世界观相互呼应。正如有 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生态伦理观要解构的正是中国传统民俗信仰文化致力于批判 的,后现代主义生态伦理观要建构的恰恰也是中国传统民俗信仰文化所要倡导和宣扬的。可 见,对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内涵进行现代价值转换,不仅能够疗救工业时代 的弊病,而且的利于建设更高程度的后现代文明。

首先,民间信仰的朴素自然观显现了幽远的生态意识。在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下,信 众认为通过讨好自然界的神灵,不仅可以得到与人类密切相关的自然物的好处,还可以与自 然和睦相处。因此,他们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并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在有些传统农村社区至 今还保留着神山神水的观念,赋予高山、树木、水源以灵性。这一方面可以满足广大信众的 崇拜,另一方面因敬畏而使得这些树木、山林、水源得以保护,在客观上也能有效避免或减 少自然灾害,维持生态平衡。这种借助神祗力量强调保护森林,保护野生动植物和农作物的 思想观念,对待神山、神树的做法,都体现出了一种基于认识基础上的道德情感。各种祭祀 看似人神交流,事实上,其所要表达的正是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感激之情,所要追求的就 是人与自然物和谐统一的生态伦理境界,以及适于人类居住的林木茂密、飞禽 走兽繁衍的秀美生态环境。[10]

其次,民间信仰的生态文化观及其价值取向反映出了深刻的生态理念。民间信仰承续了 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它将生命主体与生态环境视为统一体,认为天地同 根、众生平等,万物一体,一切生命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依靠大自然而生存。[ 11]既然大 自然给了生命赖以存在的环境,那么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分子就应该顺应自然并融于自然。 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念及其价值取向,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 之上,自 觉履行大自然道德监护者的责任,维护人与自然万物的共同利益。其中所隐含的生态价值观 念,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价值观的优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身环境行为的 参照系,有利于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树立人类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整体主义意识 ,对于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型生态关系,维护正常的生态环境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民间信仰的生态道德观在客观上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可能。中国传统民间信 仰内含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仁爱万物的宗教伦理思想,把自然万物都看成与人民、亲人同 样有价值的关爱对象,主张不为物役,节约用度,合理开发利用自然;把仁慈 与因果报因联系起来,认为系仁心于万物必遭福报,而那些戕害生灵者,必遭恶报。[ 12]这些思想观念与 深生态学倡导的“人们除非为了满足生死攸关的需要,否则无权减弱这种生命在丰富性和多 样性。”B11具有同样的作用,即:不过分攫取自然、节制物质消耗。然而,深生态 学只是把 这样做的目的放到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上,而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内含的生态伦理道德则更深邃 的看到了物质生活的过度奢糜对人的道德品质的戕害,更具人本精神。面对人的物化和“道 德迷失”,传统民间信仰的现代价值转换,对于唤醒现代公民的生态自觉,克服与现代工业 文明并生的道德失范、人际失和、人伦失落等社会问题,以及市场经济环境下 熵化的社会秩序的整肃都具有独特的作用。[13]

三、生态文明时代民间信仰的生态保护实践

民间信仰的生态意识与当今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契合,从一个侧面提供了我国民间信仰 能够存在、发展的有力依据。在面临生态危机的今天,重视民间信仰中这些有利于保护生态 环境的因素,充分发掘其潜能,应被看成发挥宗教积极因素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此,国家在政策层面上应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为生态环境建设服务。在当下中国,发挥 信仰民俗在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一宗教政策的具体体现, 国家在加强民间信仰管理过程中有必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为保护环境 而努力。具体而言,一要完善制度,加强对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者、信仰活动的主要组织 者以及骨干信众的指引,把传统民间信仰泛爱万物的观念引导到爱社会、爱生活、保护环境 上来,把行善意识引导到为生态环境建设作贡献上来。二要依法管理,对于被列入文物保护 单位或者位于风景名胜区内的寺庙宫观等信仰活动场所,宗教事务部门要指导和监督寺庙管 理组织和管理人员精心保护,使之成为生态宜人的仙人胜境。有专家还提出,对于寺庙所得 的布施收入,在政府主管部门和宗教组织的领导下,应当主要用于保护文物和 环境,并可用一部分奖励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成绩的庙宇管理人员。[14]三要 以理性的思维审视和探 寻民俗生态价值观念,大力宣传有利于优化生态环境的民间信仰习俗及其文化精神。民间信 仰存活于民间,贴近人们的生活,其中积极的生态观念一经科学阐释,它们就更便于传播, 让更多的人接受。这样,既有利于引导广大信众正确认识和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也有 利于引导广大信众自觉维护大自然的和谐,更好地实现其信仰追求。

更为重要的是,民间信仰应适时进行现代价值转换,积极介入现代环境运动。20世纪60 年代以来,西方的宗教界开始积极关注和回应生态问题,出现了宗教绿色化的趋势,用生态 学观念重新阐释传统教义成为时尚,这为宗教在新时期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与以人类中心主 义为主的西方宗教思想不同,我国的民间信仰天然的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内质以及保护生态环 境的优良传统。但值得关注的是,民间信仰中的生态意识虽然丰富,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 但大多都有是被动的。于是这些有益于生态和谐的思想观念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只有变被 动为主动,才能真正发挥好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有功能。人类社会在历经了原始文明、农业 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如今已迈入生态文明时代。这一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摈弃了把人作为 自然的征服者、统治者的观点,剔除了自然可无限开发的思想,转而认为人应与自然共存亡 并在为自然的朋友,人类应在保护资源的前提下开发资源,环境问题应是人类共同的问题。 [15]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民间信仰应当积极介入,主动进行现代价值转换,发 挥好其中 早已蕴含却被长期忽视的生态意义,引导和敦促现代社会民众摒弃破坏生态环境的陋俗,合 理选择和优化营构与自然相生相谐,使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这是 当今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重要选择,也将是我们需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四、结束语

一方水土抚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滋养一方生态。现实的环境危机表面上是自然的危机 ,其深层实质是人的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它不是或主要不 是技术问题,而是源自心灵的或观念的问题,化解危机需要一个的新的文化视野。[16 ]中国的民间信仰文 化是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广大民众在长期与自然界交流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 的文化心理、道德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传统民间信仰以神灵的名义要求人们关心 自然,将自然看作人类的朋友、亲人甚至祖先、保护神,主张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此求得 自然的保护,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其中蕴含的生态保护思想,通过隐性制约或显性强 制的方式体现在民众的信仰民俗文化中,虽然它不系统、未定型,属于低层次的生态意识, 并且在动机上有很强的功利性,但是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指引和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作用 ,有利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当然,民间信仰文 化中也存在着大量不合理的,甚至需要坚决抵制的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恶风陋俗。这些需要我 们在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时加以仔细区分,使民间信仰文化乃至民俗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发挥积极作用。

注释:

①《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2007-03-11.

[8]马克林. 宗教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 新疆社 会科学,2003,(1):62-65.

[9]王书云,胡伟等. 中华传统文化的深生态学机理[J]. 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5,(1):127-130.

篇9

关键词：劳动；劳动（客观）价值论；效用（主观）价值论；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013-03

一、经济学关键词的演变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调整，这一变化可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古老的经济学研究国家财富如何增长。比如，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圣托马斯等先哲，将集体、国家的财富置于其研究的重心，对个人追逐财富增长的行为采取贬损、谴责的态度，突出表现在他们对利息的合理性的否定上。第二阶段，到了近代，国民财富的增长成为经济学注目的焦点。经济学所研究的财富从国家转移到个人。近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以其令人叹服的洞察力揭示并证明了自利行为的合理性、正当性。第三阶段，19世纪后期，效用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引起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又称“边际革命”），将经济学引向一个新方向——人类行为学的基础研究，经济学研究核心问题从财富、价值创造、增长问题，逐渐转向个人偏好（价值取向）或个人行为选择及其制度安排（制度环境）。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以财富的增长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无论是国家、集体财富，还是个人财富，经济学注目的焦点是财富增长的途径，劳动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核心。从威廉·配第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朴素客观（劳动）价值论，到李嘉图的单一纯粹的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论述，劳动价值论基本完成。约翰·穆勒甚至断言，劳动价值论是价值论的终结形态，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更无另辟蹊径的可能。

第三阶段，“（边际）效用论”（主观价值论）的出现，完全颠覆了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这种学说当然不是者所谓的经济学的“庸俗化”，而是严肃考察现实、理性探索理论的结果，是对以往理论的必要且可贵的突破、发展。主观（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完全属于人对物的评价，是个人赋予物的意义，而非物自身的性质。这种定义（观念）将人的意志、偏好、需求（欲望）、选择等因素纳入价值的产生、决定、实现、运动之领域，将“劳动”驱逐出价值体系。主观价值论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人的行为及其制度环境遂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供求均衡，边际成本（利润），机会成本，博弈论，交易成本，企业与契约性质等制度经济学的进展与繁荣，才有了可能。而反观以“劳动”范畴为基石从而形成与资本主义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的经济学或者社会主义经济学，则日益走向贫困、衰竭。

二、“劳动”范畴的逻辑问题

（一）概念的界定问题

一个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的概念，是难以成为科学范畴的。“劳动”概念过于笼统模糊，难以界定，必须作进一步分解、细化、归类、剖析，不然便流于虚泛。

1.“劳动”的一个定义是：劳动是人类体力、脑力的支出，是人生命力的耗费

人的几乎所有活动无不是脑力、体力的支出，无不是生命力的耗费。在工厂车间、农田耕地中的劳作，在写字楼里打字整理文件书写的工作，开会、聚会、研讨，参加培训进修，这些都是脑力体力的支出，是生命力的耗费；做饭、洗衣服、带孩子、做家务也是脑力体力支出；休闲、旅游、散步、度假、郊游、交谈，也可算是脑力体力付出；看书、思考、冥想也都有脑力体力付出和生命力耗费……在即使躺在床上以为啥都没干，也都在耗费生命。可见，如此理解的话，劳动跟“人的活动”、“人的行为”其实没多大差别。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将劳动与“活动”、“行为”等同起来，而是认为“劳动”乃是人类“活动”、“行为”中比较特殊、重要的部分。于是有了下面的定义。

2.“劳动”的另一个定义是：劳动是人类创造（形成）价值的活动

这里把另一个概念——价值——带进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什么是价值。在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采用的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下，价值被定义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于是，这里出现了循环定义，用劳动定义价值，又用价值定义劳动，是同义反复，是用自己定义自己（自我定义）。如果采用西方经济学主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虽可以避免这种循环定义，但由此引出的“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劳动概念的外延将非常宽泛，以至于跟人类的“行为”、“活动”概念重叠，而回到前述第一个定义下的困境。

由于劳动范畴的复杂、模糊，难以界定，也由于先入为主的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误导，曾经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在“劳动”、“价值”的定义、界定问题上，理论界莫衷一是，实践中缺乏依据，只有唯领导（强权）意志是瞻。错谬的“劳动”、“价值”认定，逼得人们在车间、地头耗时间、磨洋工。资本运作、市场营销、工程设计、产品开发、风险管理、资源配置等等领域的劳动被忽视、弃置，导致整个经济运行质量差、效率低。

（二）方法论上的误区

量化分析，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性不可等同视之。一个对象、概念的可度量（计量）性，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科学，重在定性研究，重在对一个事实或现象进行解释，即使涉及到量的问题，也往往采取模糊数量概念（多少、大小、密疏、轻重，或者先后、早迟、首末等）来表述。量化研究，尤其精确、细密的计量研究，并非人类行为科学的基本要求。可量化性并非经济学，尤其理论经济学概念的必不可少的要求。

主观价值学说把价值的来源、本质归结为不同的个人主观上赋予物品（服务）对自己的效用的评价，而不归结为物品本质蕴含的属性。这种学说否定了价值的客观实体性、标准的一致性，及可计量性或者确量性。但这并不影响其对事实的解释力、理性说服力，也不妨碍它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概念。

而对于客观价值论的劳动价值论，它把价值的来源、本质归结为物品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属性，而与人的主观评价无关。价值，就像物体具有的重量、颜色、味道一样，并非因人而异的主观判断，而是一视同仁的客观实在——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对于这种描述纯粹客体属性的概念，与纯粹主观性的概念相比，更靠近自然科学的思维、研究方法，即概念必须具备可观测性、可度量性及确量性。

于是，对劳动的计量，并找到一个稳定、统一的劳动计量标准，成了劳动价值论的必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弄出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即在现有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一产品所需要的人类劳动（时间）”。但很显然，这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要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得到一个“一般人类劳动”的标准单位。这又必须将人类所有形式的劳动（包括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物质生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甚至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等等）都实行通分化约，使之成为一个同一标准单位的倍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劳动太复杂、太多样、太多变了。人的智能与技术工具不仅目前而且在未来也无望达到完成这个任务的水平。客观价值论可谓作茧自缚、自掘坟墓。

（三）劳动与价值的关系

“价值”是经济学核心基础概念。有人高抬，或者难以割舍“劳动”概念，是因为他们认定劳动与“价值”概念有直接的、重要的联系，即古典经济学所认定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了价值，价值是由劳动构成的。

一个社会理论最主要的功能是能合理解释事实。劳动价值论的困难在于它遭遇到大量难以解释的事实。首先，一些没有劳动凝结或者极少劳动凝结的物品，如自然金块、钻石、矿石、木料等等，具有价值甚至极高的价值。其二，同一样物品，在识货者与不识货者眼中，评价极不相同。一个物品在渴求程度不同者眼里的价值也不同。拍卖场的事实是一个典型。其三，同一物品，在不同的时空下，具有不同价值。冬衣，在寒带地区值钱，但在热带不值钱。沙漠地的淡水，比其他地区的淡水值钱。假如是劳动凝结产生价值，并且劳动量决定价值量，那么上述事实就无法解释。

另外，由于劳动计量的不可行，客观劳动量、价值量无法确定和计量。物品中含有多少劳动量，不同物品之间，甚至不同生产者生产的同类物品之间的劳动量、价值量的比较，也是不可能的。由于劳动量的不可计量，在劳动价值论盛行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的衡量、劳动报酬的认定往往与劳动无关，而与领导意志相关。“劳动好不如与领导关系好”，甚至“关系就是生产力”。“按劳分配”的潜台词实际上是“按领导意志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真意是“不听话者不得食”。

19世纪后期应运而生的主观价值论对我们观察到的价值、价格事实所做的解释更为合理。它认为，价值其实不是物品“内在”的属性，而是人们各自赋予某物的对于各人自己的效用的评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作出对世界万物对于自己效用的评价，赋予每一物品（服务）以独特的价值。这种主观价值论，对价格现象竟有更加合理、到位的解释，也为包括供求规律、价格规律、均衡分析、市场机制、自由竞争、契约信用、机会成本、风险评估、博弈等概念、理论的拓展进深提供基础铺垫。主观价值论的产生，彻底突破了禁锢古典经济学发展的桎梏，使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繁荣有了可能。

三、“劳动”，难为经济学之利器

经济学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效率、公平及其关系的问题。在处理这一经济学基本问题上，“劳动”概念及其理论不是一个好工具。

（一）效率问题

常识告诉我们，要分配，先得有可分配的物品（财富）。先生产，后分配与消费。画饼不能裹腹，取卵焉可杀鸡。应当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问题是关乎稀缺资源下资源最佳配置与运用的问题，是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比率问题，也是关乎生产最佳组织问题。这里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动力或目的问题——人为什么要追求效率？动力或目的，乃关乎人的利益，人的利益（这种“利益”不可单纯理解为货币收入）又以自利为根基。故此，对自利、需求、偏好等概念，以及对人的需求（利益）、行为偏好（目的、目标）的研究乃是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而劳动概念对此是不得其门的。

其次，效率问题涉及人的行为方式与行为目的之关联性研究，这里涉及经济过程的制度性安排，所谓人的行为的制度环境，如产权分立，货币、交易、契约、企业组织、贸易政策等等。这里属于制度经济学领域，更没“劳动”什么事。

再接下来，是对人的行为方式本身的研究。这便涉及效率的另一重要内容——如何以最佳方式达成人已设定的目标，如分工、比较利益规律、泰罗制、福特生产流水线、规模经济、熊彼特创新、投入产出模型等等。在这里，“劳动”概念也太抽象，对此类有关生产力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并无切实帮助。

（二）公平问题

公平问题也就是所谓分配问题。分配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问题，它与效率问题紧密相关。真正的公平必须是在效率优先的条件下的公平，缺乏效率的“公平”，是伪公平。往往在处理、解决效率问题过程中，分配（公平）问题也随之得到基本的处理、解决（可分配之物）。

在处理动力问题时，自利原则即为分配的基本原则，即人之所以采取行动，付出劳动，乃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利益得到最大满足。谁投资、付出，谁得回报，自己劳动成果属于自己，这是公平分配、天经地义的第一法则。假如要求人们不为了自己的好处、利益，而为了他人而采取行动、付出劳动，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正、不公平的。

其次，根据效率问题第二层面的制度性安排，劳动成果是在市场中得到价值实现，其价值实现（分配）乃是受制于市场规律，由市场机制调节的。因此自由竞争、自愿选择、对等谈判、尊重契约等市场原则，成为公平分配的第二法则，这也是合理分配的制度安排。

再次，跟效率问题的第三层面相关，人的智慧与汗水的付出必定影响到其收益（分配），所谓天道酬勤，天道酬智。无论作为投资者、生产经营者，还是受雇者、自雇者，都是依靠自己的智慧与辛劳获取报酬。巧干加勤奋者，必得公平回报。这算分配（公平）问题的第三层面。这里，“劳动”挨点边，但也是太笼统、空泛，难及实质。

由此看来，效率、公平问题的关键依然是制度问题，跟产权制度（确保自利原则的落实）、市场环境（确保价值实现的公平机制）及生产组织安排（确保人行为的微观层面之果效）相关，“劳动”概念及其理论基本派不上用场。

综上所述，“劳动”概念之所以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走向式微，乃是由于它自身概念在逻辑上的缺陷以及其处理经济问题上缺乏功效所致。笔者拾人牙慧，套用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 “无神论，人类不称职的向导” 这句著名警语格式，将此文的结论也用这样的句式表述：“劳动，经济学不称职的向导”。

参考文献：

[1] 大卫·鲍兹.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本[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亚当·斯密.国富论[M].高格，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篇10

集团意识属于一种思想理念，结合集团行为会产生很强的力量。所以这种集团意识很有参考价值。一方面，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我们应该有国家意识、大局意识、团结心和努力奋斗的精神，并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中实现个人价值。另一方面，这种集团意识对后代的排斥主义倾向有很大的煽动作用。对此，大部分日本人认识还很不充分。

关键词：集团意识;团结;排斥;集体行为

导言

日本人从古至今就有一种以集体利益为重，尽量避免摩擦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渐渐地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集团意识。日本人有着很强烈的集团归属感。日本谚语中的「出るは打たれる（枪打出头鸟）等谚语就能够表明日本人的处世之道。可以说日本人就像蜜蜂一样，或许每个个体并不十分优秀，但是一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属，就会更加注重集体利益、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避免摩擦的产生，以形成巨大的力量。经过这样长此以往的影响，集团意识就渐渐地被日本人所接受，成为日本显著的国民性之一。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国民性，本文将简单的对日本集团意识的形成、特征、表现形式及其影响加以分析。

1.集团意识的形成

集团意识的形成是多种要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自然因素、历史背景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

1.1自然因素

从自然条件来看，日本在数万年前曾经是与亚欧大陆相连接的东部地带，与大陆紧紧相连。但在约一万两千年前，由于地壳的变动，这块土地与大陆分离，渐渐地形成了如今由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以及数百小岛组成的日本列岛。日本列岛被太平洋和日本海所环绕，面积狭窄，岛内多山地，除较大的关东平原外，就只有一些沿海的狭小平原及被山地分割的盆地和山谷。另外，日本列岛处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因此，岛内火山、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

正是由于日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狭小岛国上，除了适应大自然给予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外，无论如何都要与周围共同生活的人们相处好关系。与此同时，从人文角度来看，在生产力较低的时代，人们只有齐心合力、同甘共苦，才能够抵御自然灾害，维持自身的生活。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自然因素及人文因素，才使得日本人在千百年的实际生活体验中渐渐地形成了最初的集团意识。

1.2农耕文化的影响

日本的农耕文化开始于弥生时代。受农耕文化的影响，日本至今仍然保留着在农忙时节大家相互帮助劳作的习俗。它与狩猎文化有少许相似，这种集团作业模式拥有共同的秩序，并且成员间的关系紧密、互相依存。农耕文化采取「家父制，除生产、生活外，还包含了祭祀等活动。正因如此，集团意识的雏形就在农耕时代，以村落为单位的共同体中产生了。

1.3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儒家文化对日本影响甚深。其中儒家文化中的“人和”思想对日本集团意识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539年，圣德太子结束了贵族间的权力纷争、统一国家、并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律法―《17条宪法》。之后，历代君王都对其加以贯彻、执行。它在古代的日本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日本各种文化的基准。渐渐地集团意识变成了日本的一种核心文化。

2.集团意识的特征

2.1集团本位思想

日本人常常将自己的工作单位称之为“我家”，将对方的工作单位称为“您家”等。在向对方介绍自己时，不是说“我是XX”，而是称“我是XX公司的XX”。正是由于受根深蒂固的集团意识的潜在影响，日本人极为重视在集团中的排序。

在日本，一般公司在对员工提出要求的同时，会对他们的生活方面给予帮助，这样使员工能够一心的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这是源于日本传统的“家”的概念。但这个“家”并非指单纯的血缘关系，而是一种以组织经营为基础建立的社会集团。这种集团中的人际关系就是血缘关系的延伸。这种“家”的观念，在近现代的企业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① 终身雇佣制：职工如果一直尽忠于公司，那么公司就会为职工提供住宅等福利，并按照学历、工作年份及贡献来支付薪酬;② 集团的本位制度：即公司是大家的公司。雇主与职工并非雇佣关系，而是统一的整体。每个员工的前途和幸福都是依托于公司，这样员工工作就有了动力。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最重要的是实现公司的繁荣，每位员工都不是为了个人工作，而是为了公司共同努力。

2.2内外有别的原则

日本人对“内”与“外”有着很清晰的划分。在日语中“内”泛指“家”，也可指代包括自身在内的同一集团内部的每一个人，包括上、下级。在集团内部，大家很注重“和”的精神，并且拥有很强烈的依赖心理，这也使得在集团内部大家的行动与认识高度一致。

另一方面，“外”也就是指集团以外的人。在日本的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会疏远“外部”的人。因此，人们的处事准则通常是保持距离、相互让步、避免摩擦，谋求与他人长久的和睦共处。

2.3排外的倾向

强烈的内与外的观念使得集团存在一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日本人在对集团内部忠诚的同时，也对外部充满了排斥。通常日本人会把自身的利益融入到所在的集体中。那么当与外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必然会联手内部，共同抵御外部。也就是说，日本人通常都以团体行为作为自身行为的基准，这虽然可以团结集团内部，但另一种极端行为就会做出危害他人与社会的极端行为，近代日本向外扩张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3.集团意识的影响

3.1有利影响

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集团本位思想，日本人在集团中能够凝聚力量、协调一致的努力，并成为日本民族的活力之源。在国家危难之时，全体国民会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二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够通过民主改革，很快的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也正是由于集团意识下产生的凝聚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集团意识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2不利影响

相反的，集团意识也存在着不利的一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使中国、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本人民都陷入灾难之中。毫无疑问，这场侵略战争的元凶是日本天皇和少数军国主义者。但是为什么军国主义扩张的思想能够得以迅速膨胀呢？这正是由于集团意识的另一个侧面――由强烈排外意识而形成的扭曲、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

综上，我们可以从两个侧面了解了日本民族的集团意识。一方面是以“和”的思想为基础的集团意识观念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爆发力，它对民族的奋起、振兴国家经济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由这种集团意识所产生的强烈排外主义倾向，它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

参考文献：

[1] 田子（1996） 『日本の地理と社会 凡人社

[2] 野 宏（1973） 『日本的-集主の功罪 日本新社

[3] 椎名重明（1985）『体主 京出版社

[4] 姜春枝 （2001） 『日本国概况 北京大学出版社

[5] 邱玲 范闽仙（2001） 『日本史回 东方出版中心

[6] 桂（2002） 『浅日本人的集意 内蒙古大学学社会科学版

[7] 松（2005） 『方人性格地 山东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