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
时间：2024-01-27 18:08:3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红利的本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引言
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红利实质是依靠资本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而增加的，并且现阶段的“人口红利”只是数量型的发展，而没有变成质量型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GDP年增长率不断平稳走高，造成这一成效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人口红利以及改革与制度的红利。这一结果证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对于外界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其生态以及环境条件更加脆弱，各种资源更加稀缺，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普遍不高，其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够一直延续。对于质量型的“人口红利”来说，其本质就是依靠着各种人力资本，并且使其成为经济能够可持续增长的来源，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处于下降的趋势，要想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必须要使“人口红利”转型，将我国的“二次人口红利”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内涵和机制，以使其为我国未来的自主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与不懈动力，在“二次人口红利”中，我国应该从提高人口数量和转变人口规模两个方面，为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提供源源动力。
（一） 提高人口数量，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对于“人口红利”来说，其具有“效率”及“要素”两方面的功能。对于要素这方面来讲，其主要是相关生产要素的投入：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为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要素输入，这就是“人口红利”的实质。当开始的人口红利不断增长并到达其顶端之后，人口红利的影响就将逐步减弱了。并且在开放性条件下，对于其他的有相似人口结构以及资源的国家，人口红利的作用显现并且会一直被放大，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进一步使人口红利下降国的红利更快地衰退。换一个方面来思考，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在数量的价值增加和素质提升，存在数量增加以及结构改善等，这往往能够提高人口在推动自主创新、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的效率，从而补充数量型要素投入的影响力及递减性，最终能够为推动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科技革命，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二）转变人口模式，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当人口的增长到达顶峰时，想要通过人口进一步转变所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以及存量的改变，就需要转变人口模式：从数量型人口模式转向多层次的质量型人口模式。这样就能够很好地形成有利于全新发展的人力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减少所产生的发展方式转型以及经济增长等问题，同时转变质量型的人口模式，能够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由资源型经济转型改变为创新型经济，并且能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一些革命性变化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这就是“二次人口红利”的本质。二次人口红利与传统的人口红利不同，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依赖数量型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而二次人口红利是在不同质量层次的人力资本条件下，创新效率的提升以及劳动力生产发展，从而带来的相关的自主创新效应以及经济发展效应等。同时，二次人口红利也是我国在社会与经济的转型期间，相关的人口转变进入到了后期阶段的表现，这时就需要相关的制度革新，来挖掘、培养和释放人力资本的存在数量以及增长数量。与此同时，还能够激励与支持各个层次人力资本的相关创新活动以及产业优化发展，最终能够从本质上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涵
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就是通过探索传统资源中的隐形人力资源与回流科技人力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一）传统资源中的隐性人力资源
二次人口红利将在三个层次中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第一个是企业家层次，一群年轻的群体，主导着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及速度；第二个是智力国民层次，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自身的潜能，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积极创新，提高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三个是技工层次，大量的、熟练的技工，为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高效的劳动力。
首先是相关的企业家人力资本，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涵之一。因为相关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是具有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的人力资本，拥有一个有效的激励制度，能够提高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国家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在相关的创新活动或是创新经济中，企业家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关键，主要表现在对于决策、管理、承担风险和创新的综合能力。但是，对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测难度非常大，应将企业家人力资本看作是企业发展甚至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天性表现为对于相关生产以及创新活动中隐性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知识能够更好地帮助企业家发现创新机遇，以此来挖掘并更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及企业之外的资源优势，从而能够更好地管理与组织企业，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与技术进步。对于国家来讲，改革开放的相关制度与环境，能够为相关的企业家群体形成以及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与条件，从而推动企业和区域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次是非职业的发明家及创新者，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内涵。非职业的发明家大多数的社会身份是个体科研者、私营企业家、创新爱好者等，而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创造发明热情，同时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及技能，且有勇于尝试、不怕失败的勇气。非职业的发明家以及其相关的发明创新活动与国家的科研计划、重大科研项目不同，前者缺乏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时间性，并且缺少政策支持以及相关部门的资金保障。一般情况下，就是通过自主研发完成其发明，同时将其创造转变为成果，但是往往受到资金等现实条件以及环境的制约。我国存在着大量或者是具有创新知识技能的人，他们是“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兴力量。
最后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是经济未来增长的关键因素。对于我国来说，不得不面临年轻劳动力增长即将减速的事实，但农村的数千万农民工逐渐变为城市工人，将农民工素质快速提升，可以形成大量技工，从而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二） 发展与回流之中的科技人力资源
科技人力资源是接受了或者是参与了相关专业培训，且参与到了系统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扩散以及应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的相关人员。这也是“二次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一个不可忽视因素。科技人力资源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一个，第一是需要高等教育正式资格的科技岗位工作人员，换个词就是科技活动从业者；第二是需要完成科学技术领域的高等教育人员，就是科技人力资源储备。
对于科技人力资源来说，其包括了整个经济活动中的高素质人员。我国虽然在科技人力资源的人员总量上占据着领先地位，但是我国每一万名劳动力中的科技人才数量与每一万名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数量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的数量也大，因此，尽管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雄居世界第一，相关的科技研发人员总量也能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国在研究人员这一指标上却低于发达国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国的科技人才分布不均，大多数集中于一线以及二线城市，其涉及的行业或领域主要集中在相关的公务员等公共服务行业以及大中型的科研院所，而相关的企业、农村地区以及经济领域缺乏很多科技人才。对于我国的中西部与东部比较来说，研发人员在水平以及数量上的差距较大，而西部存在的问题是相关的科技人力资源结构中，高层次创新人才非常缺乏，科技人才供给不足，造成了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的落后，并与经济发展脱节等问题，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我国来说，其自主创新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很多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但是其中仍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自从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吸引了众多海外优秀科技人才，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每年进入我国的科技人员达到几十万人。“十二五”以来，我国实施了各种人才计划，使人才引进数量再创新高。对于高层次科技人力资源的回流，不仅能够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最为直接的要素以及动力，同时也是我国“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机制
二次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机制，一般包含人口优势、人口转变方向、现代型人口结构、竞争优势、制度红利等，本文重点从劳动力分流、人力资源匹配、产业发展三个重要内容，进行二次人口红利的机制分析。
（一）相关劳动力的充分流动
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包括了新型的人力资本在产业内或者是行业内以及组织内部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创新型高级人力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国内的流动等。这一机制可以有效地为我国经济的增长奠定人才基础。
（二）人力资本匹配性的投资
对于人力资本的匹配性投资，不仅需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方向进行匹配，并且还需要一定的前瞻性投资，就是根据世界经济的动态，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前瞻性人力资本投资计划。这一机制为人力资本存储数量的累积及相关的优化奠定了结构基础。
（三）实施配套性的产业发展
对于人力资本来说，不能自动地促进自主创新以及经济增长，同时也不会自动地产生红利，就像人口红利一样，中国在人力资本的存量上一直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人力资本的结构以及质量、培育与其相适应，对各种层次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才是产生二次人口红利创新和发展的关键。通过跨越不同人力资本的门槛，使更多的、适用的人力资本可以参与到不同属性以及层次的创新活动之中，从而形成多种层次的自主创新结构以及人力资本结构，同时全面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对于二次人口红利来说，不仅是传统人口红利从数量型到质量型的转变，最为关键的是将各个层次的质量型人力资本体系进行重新塑造以及利用。这一机制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强有力的保障基础。
结论
对于我国的二次人口红利来说，其可以为传统经济以及其未来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全新的机会。对于我国而言，具有“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以及条件，因此，需要我国政府在制度层面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其中涵盖采用一系列的关于金融、教育以及政治体制等改革的措施，来尽力挖掘隐含的人力资本，从而培养新型的人力资本，提升相关的人力资源质量以及相配套的产业结构、相互协作的组织形式、创新的社会空间，这样可以使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畅通，使质量型人力资本所作用的要素提高生产率，最终达到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取得红利与获得新源泉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刚，林曼.论人口红利下降对我国人力资源会计应用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3，7（20）
2.孟令国，李超.令我国二次人口红利的困境摆脱与现实愿景[J].改革，2013（1）
3.刘三林.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广州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商业时代，2013，3（7）
篇2
进入震荡期
吴涛对中国经济率先复苏表示乐观，由于外需尚未完全恢复，所以中国经济进入到常态增长还有一段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明年中国经济应该可以恢复，外需在那个时候也会有所起色，欧美经济不会一直这么低迷。”吴涛说。
吴涛认为，股市经过7个月近60％的上涨，现在即将进入宽幅震荡期。主要原因是，股指单边上行过程中不断积累了获利盘，而企业业绩还未表现出同步增长，同时IPO重启在即、大小非减持也给市场带来短期压力。因此，大盘在冲顶过程中会出现震荡，但调整幅度不会太大，一旦跌到2500点以下，估值又有支撑。
“到了今年四季度，经济环境进一步趋好，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企业业绩，以及数据的同比、环比都比较好看，股市的前景也就能看得比较清楚。天治趋势精选基金7月份成立之后，若能够遇到市场震荡调整，则会面临比较好的建仓机遇，为后市抓住结构性机会打下基础。”吴涛说。
对于目前谈论比较多的市场风格转换，吴涛认为这只是阶段性的机会，主要是由于小盘股涨得多了，比价效应下的大盘股补涨，近期蓝筹板块内部的热点切换也体现了资金青睐估值洼地的特点。
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目前担任天治核心基金经理的吴涛，即将兼任新发行的天治趋势精选的基金经理，因此，他对新基金的投资策略也有新的想法。
随着经济企稳回升，吴涛认为，市场将有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等三大主题投资因此受益。
首先，人口在总量、结构、分布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相关行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比如，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会影响它的人工成本，人口的年龄结构分布会影响到它的人口红利，人口的产业结构分布情况会影响到它的工业化进程，人口的城乡分布情况会影响到它的城市化进程，等等。
从国家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抽样人口年龄部分情况看，目前50至54岁年龄结构的人群，在5到10年后都将进入退休年龄段，与此对应的将新加人工作的10至14岁年龄结构的人群分布明显少于50至54岁年龄结构的人群。可见，目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区域。当然，峰值过去之后人口红利仍然颇为可观。直到50至54岁年龄段的人群开始进入退休阶段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才将进入逐渐消失阶段，这一时间大致在2015年前后。
但是考虑到目前普遍存在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以及国家调整退休年龄的趋势，中国享受人口红利的时间段还将会继续延后几年。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与拥有大量且廉价的劳动力密不可分，这就是中国且为显著的比较优势。人工成本红利造就了中国制造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因此受益于人工成本红利的行业还将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直至人工成本红利逐步消失。这些受益行业主要是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
吴涛还表示，作为最终消费者，中国人口在未来的年龄结构和收入分布都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显著的转变，这将对社会各项消费产品产生本质的影响。
看好房地产
吴涛看好城市化进程中的投资机会。从我国不同区域的城市化率水平看，除3个直辖市的城市化率高于70％以外，其他区域的城市化率均处在30％～70％之间。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的中期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一般以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在达到50％以后，则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吸纳人口就业。
吴涛分析说，城市化过程中重点受益行业是房地产业，城市化的人口转移都将形成对房地产的需求。加之我国的土地资源制约人均居住面积提高形成压力，与独生子女时代到来的大面积需求与二套房需求都将对房价形成支撑。
篇3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二次人口红利
一、问题的提出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远低于发达国家80%及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城镇化建设将是中国一项艰巨的历史性任务。[1]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甚至将中国城镇化与美国高科技并列为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城镇化已是中国不断扩大内需的“动力源”及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加速器”。
这里的城镇化特指新型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建设尤其需要普遍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参与。一方面，在知识生产已经打破基础和应用界限的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功能要转移到服务社会上来，新型城镇化为高等教育服务转型提供契机;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这与以过度消耗资源和大量廉价劳动力为支撑而农民却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的传统城镇化道路不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志是市民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城镇生活意识，这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农村劳动力资本的二次开发，从而获得城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将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讨论高等教育如何主动对接或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问题。
二、城镇化转型与教育的关系
（一）城镇化发展定位
目前中国城镇化主要以物的城镇化为主，具体表现为造楼运动明显，以致有些地方出现“鬼城”，这种城镇化被称为“表象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不仅是人口居住空间的迁移，同时伴随的是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使大批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同时，也要尽快使农村人口适应城镇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以造楼运动为主的城镇化属于传统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则更加强调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在客观上要求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让教育先行。一方面，以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变更为内容的新型城镇化需要一批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变迁的高素质人才，但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比例偏高，只有借助教育才能将农村潜在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符合城镇非农产业所需要的人才[2]。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对于农民来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工作变动或空间移位，而是一种全面市民化过程。市民化要求农民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转变。一般来说，新型城镇化要求农民具有自我意识、环境意识、开放意识和求知意识以及迅速适应城镇定时定点等工作方式的能力，并在思想观念上彻底放弃小农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小农意识。
鉴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的客观事实，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可忽视高等教育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但高等教育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于职业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新型城镇化打破了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但这种转移的有序性需要农民具备较高的劳动素质和专业技能，如此才能符合新型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专业性、实用性、多样性等为特点的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农民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使之更快融入新型城镇的工作和生活，发展职业教育是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必要前提。新型城镇化亦因伴随服务业的兴起而需要发展职业教育来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职业教育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路径。[3]从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角度分析职业教育对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二次人口红利”，职业教育可以通过投资人自身即开发人口红利来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能更好地利用人力资本并最大化实现人口红利效益。[4]另外，通过农民职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扶持体系能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就业能力以及促使农村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智力资源，职业教育能很好地服务于农民市民化。[5]高等教育与城镇化建设处于共生关系之中，但高等教育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目前主要局限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这是一种被动适应城镇化的教育服务模式，缺乏通过普遍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在人口红利式微的形势下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研究。
（二）何谓新型城镇化
高等教育服务新型城镇化探析
“城镇化”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在官方文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99年）中被正式采用。“城镇化”被认为是一个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以及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该过程伴随着城镇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但综观中国过去的传统型城镇化模式，其特点是“市民身份不对等的不完全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用地城镇化不同步的盲目扩张式城镇化”、“高成本城镇化”、“行政命令推动下的城镇化”以及“带来资源严重消耗与突出环境污染的城镇化”。[6]
针对传统城镇化模式存在的严重问题，需要对中国城镇化战略进行调整和优化，改传统城镇化模式为新型城镇化道路。何谓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指城镇人口比例的增加以及规模的扩张，而是强调在产业结构、人居环境、社会保障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农村”到“城镇”的转变，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亦称“农民市民化”。2013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之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20年内农转非比例仅增长了7.7%。[7]相比之下，土地城镇化却远快于人口城镇化，这是一种粗放型增长的传统城镇化模式，具体体现为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劳动力的廉价使用，劳动力素质没有得到深入开发，人力资本利用率并不高。但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有很大不同，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标志是市民具有能与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相匹配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并具有适应工业以及后工业文明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化过程，关键是人怎么变化发展，这其中需要研究通过教育以何种方式的发展来配合推动。
人的城镇化从更深层的含义上讲是指人的现代化，由自然人转化为具有现代意识、现代技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智慧新人的过程。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对阿根廷、智利、以色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六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经验研究中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理论，并从十二个方面勾勒出现代人的特征，如现代人乐于接受自己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行为方式以及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等，现代化过程被认为是一个走出落后、保守心态，主动接受新观念、新思想的过程，因为现代化最显著的标志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要求人们欣然接受和迅速适应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成为充满创造智慧和革新思想的人。[8]
英格尔斯等人强调文化和观念对人的现代化的作用，列维（M.J.Levy）认为能源和动力的革命是工业化的标志，把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过程，或者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过程。现代化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兴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科学技术被视作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新型城镇化要求市民具有主动接受新事物的观念和革新的思想并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突破陈旧生活方式，主动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改革，追求创新。
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进步主要依靠教育发展，在现代化社会中，无论是高度发达的社会还是步入现代化的后来者社会，教育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帮助每个人去适应未知的未来社会。[9]按照这种观点，高等教育作为高层次的教育，应以全面理性为最高原则，根据人的全面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持续进步要求，全方位变革不相适应的传统教育，使之向合理性与效率性相统一的现代教育转变，通过积极主动改革来服务社会，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国外城市化历史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源于产业不断演进。产业变迁是加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来推动经济增长。主导产业在由农业向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变的过程当中，劳动力应具备适应城市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的专业技能和素质。事实上，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和经济发动机与动力源。促进人的城镇化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应回应的重大社会需求，那么城镇化和高等教育之间是否存在本质的内在联系，怎样才能实现两者之间的结合，达到既推进了城镇化，又发展了高等教育？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高等教育使命
（一）高等教育与城镇化关系历史审视
从历史演进来看，大学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大学为城镇的形成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的基础。大学诞生之初就是以学者行会形式出现，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复兴为大学兴起提供了契机，城市与农村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城市中存在劳动分工。城市的兴起，出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等职业。在国王和教皇的保护下，大学学者渐渐与城市劳动者相分离。自古希腊和教皇们就存在一种传统思想，拒绝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提并论，拒绝将“自由艺术”和“手工艺”相提并论。这导致大学学者与城市劳动者群体相分离，成为特权阶层，成为教会与世俗政权共同豢养并为其服务的享俸者和公务员。[10]因此，中世纪大学虽然开设法律、医学等课程，为城市培养职业人才，但基本上停留在经院哲学阶段，不注重实践。
直到19世纪德国现代大学的崛起，封闭的、僵化的经院教育转向到与社会发展同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把科学研究引入大学，给大学注入创新的精神，科技的大发展迎来了工业革命的大发展。德国大学是由政府创立的，法律规定学校和大学是国家机构，其目标是教给年轻人有用的信息和科学的知识。[11]普鲁士官员彼得・博伊特（Peter Beuth）确信普鲁士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是技能的缺乏而不是资本的缺乏，因而于1821年开办了柏林职业技术学院，致力于讲授从国外引进的替代性的技术技能。为了满足新的社会需求，19世纪德意志创建了9所技术学院，而技术大学是由若干个技术学院构成的联合体，并于19世纪下半期逐渐获得了与大学相等的地位。鉴于工科大学在德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杰出贡献，1898年德国威廉皇帝亲赐柏林等工科大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1800-1820年间，德国各州农业人口占70%左右，属于落后的农业国，主要靠出口谷物给英国。相对于老牌资本主义英国来说，19世纪初德国的工业化相对落后。19世纪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储备给德国带来了好处。1840-1870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德国兴起，城市化全面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主要角色是英国工匠和技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掌握了专门知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迅速产业化，企业建立在最新技术成果基础上，构成以钢铁、电气、化工等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形成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莱茵工业化模式。工业发达的莱茵、威斯特法伦、勃兰登堡柏林地区迅速崛起一批新型工业城市。德国在1910年城市化率就达到60%，基本实现城市化。[12]德国是继英国后第二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德国城市化的步伐与德国工业化的步伐一致，在高度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化强劲发展。高速工业化给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带来就业机会。成熟化的城市由产品加工和低层次服务向信息处理和高层级服务转变。在德国城市化过程中高等教育发挥了基础性作用，通过科技教育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通过科学研究支撑了产业提升。在这一过程当中，德国高等教育模式为世界所效仿。
美国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同样得益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美国城市化的持续动力来自于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13]在迄今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历经手工业时代、制造业时代和信息产业化时代，棉纺织业、钢铁业、汽车等制造业、信息产业相继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将会减弱，服务业成为继续拉动城市化的动力。美国产业的每一次升级飞跃几乎都以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支撑。1862《莫里尔法案》签署后诞生了68所赠地学院，赠地运动回应美国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农业需求，高等教育渗透到了农业和工业当中，适应工业发展的技术教育和高级专业的学科与人文学科结合起来，把高水平真理和知识服务于社会需要的地方。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以电子工业为基础，形成产学研发展体系，成为世界著名的“硅谷”。“硅谷”成为高科技工业中心，形成一系列新兴小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高等教育与城镇化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共生关系。高等教育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现代技能的人来促进城市化进程，通过科学研究支撑起城市化产业从而吸引就业，形成人口的集聚效应。高等教育在这一过程当中走向实用和功效，成为真正的现代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多是政府主导行为，通过新的产业培育形成集聚城镇的模式很少出现。中国高等教育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能否在培育新的产业和促进产业升级方面贡献智慧，通过科技贡献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是对高等教育服务能力的一种考验。
（二）人的城镇化与高等教育的回应
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今天要求高等教育在传授知识和创新知识的同时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建设与大学教育之间的关联性可谓与日俱增。一般而言，开办一所质量较高的大学将具有远远快于并高于由产业集聚带来的人口集聚效应。高等教育是拉动城镇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能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稳定转移。高等教育也是拉动城镇经济发展的“绿色引擎”，能带动城镇房地产开发、餐饮、交通、文化、信息等产业的快速发展。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具有塑造和教化功能，对实现进城农民“市民化”以及城镇文明和谐起到积极作用。
实际上，高等教育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性除了带动、辐射以及塑造作用之外，高等教育亦可以促进人的城镇化即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人才支撑，这种支撑以开发二次人口红利为路径。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是1998年布鲁姆（David E.Bloom）研究东亚奇迹时提出来的，主要指在某个时期内劳动人口比重较大，而少年和老年人口比重较小，从而形成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机会。[14]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具体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农民工成为主要劳动力供给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比较优势，于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两个方面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额外源泉，称为人口红利。[15]研究表明，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27%的比重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即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是27%。[16]但这仅仅是第一次人口红利，其利用形式主要是农民就业结构和就业身份的转化而不是消费模式、社会身份的转化，也就是说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没有进入到更高水平、更具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来，农民对社会公共服务以及城镇居住设施提出的需求还没有被充分挖掘。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为高等教育转型到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契机。蔡P把“刘易斯拐点”解释为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17]在这种情况之下，以量大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传统城镇化道路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怎么办？一个替代性选择就是充分挖掘当前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即走一条依靠人力资本的提高来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这就要求高等教育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从培育和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角度主动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按照这种思路，高等教育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实现现代化转型，既发挥对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的作用，又肩负培育新的劳动力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任。
中国量大价廉的人口数量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人口红利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开始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如果能够正常解决城镇化问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缓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下降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很多人从农民变成市民，而农民和市民的劳动力素质不一样，这就是第二次人口红利，其以挖掘人力资本的利用率为主，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保持储蓄源泉等。第二次人口红利将在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18]在这种背景之下，高等教育将主动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个契机，通过人力资本的培育与二次开发所形成的人口质量红利来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
四、高等教育推进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
大学作为历史悠久而奇特的组织，一般来讲只需要完成三项任务，知识的积累、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更新。但是如果大学要继续生存下去，就要为社会服务，要把这三项任务首先同实际效用结合起来。[19]而当下中国以人的城镇化为主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则为高等教育服务社会提供了路径选择。
纽曼（John Henry Newman）强调大学是培养理智的场所，除了知识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大学正是通过最适宜于个体的理智训练，从而达到个人最好地履行社会职责的实用目的。[20]纽曼的大学理想是精英性质的，在教育过程中实现人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注重实用性和职业性，主张教育是对生活而不是职业的准备。纽曼的理想同时也是远离社会的，当他在畅谈大学理念之时，工业革命已经来临，大学开始进行专业教育以培养专业人才。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具有社会弥散性，已经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迈进，知识的发现、应用和使用紧密整合在一起。大学要抛弃经院哲学的学术思维，把大学发展转型到服务社会上来。大学服务社会模式历经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促进产业提升几个发展阶段，在知识经济发展之下，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已经成为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模式。[21]产业升级与转型最终需要具有科技技能和创新意识的现代新人来肩负，同样，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最终依靠人的现代化来实现。
高等教育服务新型城镇化主要是着力于实现人的城镇化，重点是从人力资本的培育角度来实现其社会功用，即培养具有现代意识和具备职业技能的现代人，从而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具体而言，高等教育首先要树立教育服务社会的理念，培养具有职业技能的创业型人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学校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切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但一般认为，职业教育如县域职业高中、职业技术学院、电视大学等因培养农村劳动力而与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但普通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则只专注于高深学术研究。这是一种认识误区，中国目前城镇化发展单靠农民工技能的低层次培训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新型城镇化要求高等教育提供更高层次的智力型人才。中国社会目前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并存，在城镇化过程中并不是只存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制造业更多向服务业转变，服务业更趋向于信息和高科技的支撑，而不囿于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端层次的服务业。因此，需要高等教育切合新型城镇化需求来着力于创新和创业人才的培养。
城镇被认为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和没有人情味的集合体，城镇化加速了农民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瓦解，这注定农民在转向市民的过程中将会产生文化的失落感和缺乏归属感。全球化的影响同样波及城镇化，互联网对现代和后现代的情绪进行全球传播，这将使农民在接受新的信息的同时表现出迷茫和盲从。而高等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载体，要通过文化创新去消除农村劳动力保守落后的封闭文化，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开放气质，崇尚理性和科学精神的人才，以及通过文化辐射作用来培养具有现代市民精神的人才。
总之，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知识的创新和运用是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内在逻辑。新型城镇化作为现阶段中国重大的社会需求，需要大学积极回应。从中世纪大学诞生的源头来看，大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城镇的兴起。高等教育与城镇发展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通过培育现代人来发展城镇，同时也成就为真正的现代大学。大学与城镇之间的逻辑不仅是为了获取大学发展资金，而且是大学发展的本质需求。发现潜在的社会需求是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成为中国大学变革的引擎，大学通过培养切合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而回归到服务社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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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和印度都是神秘的东方国家。近10年来，两国经济高速发展，几乎同时崛起，让人们看到了亚洲复苏的希望，但两国间无法回避的市场、资源竞争，边界争议、达赖问题长久不能解决，也让中印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实际上，两个国家都在忐忑不安。中国曾目睹美国与日韩结成同盟，而现在美国与印度和越南的关系不断加深，他们正是中国的对手。
印度也感到不安。中印之间缺乏战略互信根深蒂固，印度认为中国在各方面阻挠其发展：先发制人地获得两国必需进口能源的供应权，阻止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最重要的是利用除印度外较小的南亚邻国（主要是巴基斯坦）。
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人均收入而言，中印两国势均力敌。但是随后中国快速发展遥遥领先，印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如今到了印度增势更加强劲的时候了。中国即将面临适龄工作人口的缩减，印度却享有充裕的人力资源，它的民主制度也有优势。此外，就军队服役人数而言，印度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印度还拥有一种自身价值，就是作为对中国的平衡力量而拥有强大的盟友。
中国和印度应该在建立和管理21世纪新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这要求西方作出让步，但是中印努力解决各自的分歧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人口大国的较量
中国经济模仿了日本，称为东亚模式，是以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再拉动消费。印度是模仿现代英美经济的模式：以金融市场繁荣带动经济增长，然后刺激消费并拉动投资。
不过，印度与英美有本质的差异：美国和英国是基于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完成经济增长周期拉动，而印度经济最大的瓶颈恰恰就是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并且由于近年来金融市场的高收益，使资本配置更倾向于高收益的资本市场，最终使高投入回报弱及回报周期远远长于金融股票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得不到有效投资。而缺乏资金的印度政府不仅无力填补，更因为印度政府本身拥有的公共土地过少而难以施展。这种模式的直接后果就是由于基础设施不足最终影响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尤其是与基础设施建设紧密联系的制造业投资。
一个发达社会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印度的基础建设与中国有天壤之别。中国每一年的基建投资都非常大，中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用在中国进入老龄化以后，可能会发挥重大作用。20-30年以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盈利，经济压力会在这些基础建设的效用下得到减缓。印度当前的发展瓶颈就是基础设施落后，印度精英们看这些设施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时，选择性失明了。
两国国民文化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印度时代报》2009年7月6日报道，一项关于印度教育的报告称，印度目前有3亿人不认识自己的名字，属于绝对的文盲。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人口数，是印度总人口数的34％。其中，女性文盲率为45％，男性文盲率为22％，反映男女教育机会不均等。报告称大量的文盲对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将是一个巨大挑战。
印度由于出色的软件公司被称为“世界的办公室”，不过，根据最近3年印度专利办公室的数据，申请专利及予以核准的绝大部分是外国公司或合资企业，前200强获得专利授权的公司中，纯印度的仅有22家。在专利申请和核准数量，以及民族企业申请方面，印度与中国的差距巨大。软件业是印度引以为豪的领域，但依然存在创新性不强的桎梏，业务发展仍然停留在依赖国外客户的外包业务上。
中印两国间的暗暗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印度最近十几年来GDP年增长都超过6%，过去3年的增长率还保持在8%左右，无疑正在挤入世界经济强国之林。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象”能最终超过“中国龙”而腾飞吗？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在国际社会地位的提高有目共睹。与中国有着类似国情的印度，一度将中国作为榜样和赶超目标。现在，印度人更有信心，因为他们认为在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因素――人口红利上，印度比中国有优势得多。
西方往往将中国的快速发展归结为人口红利。由于有人口红利的存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对1960-19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而言，由于普遍有兄弟姐妹，摊薄了赡养父母的压力，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需要抚养的孩子数量比以前少得多。现在正是劳动力人口负担最轻，人口红利最大的时期。而当这一代人退休，就基本是独生子女作为劳动力从事生产，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负担会变得无比沉重，柔弱的独生子女劳动力阶层难以拉动这样重的车。
而印度呢？印度目前全国平均年龄比中国年轻十多岁。当前印度正在出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自然出生率减少现象，人口红利现象逐步显现，在今后的10年到20年，印度将达到与当前中国相同的人口红利顶峰，而那时正是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时候。
但无法忽视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印两国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两国共有的问题是坚持通过创造财富来消灭贫困而不是搞平均主义。中国需要深化以农民土地所有权、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私人财产权为重点的产权改革，而印度则需要改革其限制社会流动、压抑经济活力和削弱人力资本投资的种姓制度。
在《善于论辨的印度人》一书中，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明确指出，数年来印度一直在努力学习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人也应该学习一下印度民主参与方面的成功经验，这样双方之间的“相互学习”才能保持某种平衡。
篇5
长期以来，全球运营商的网络部署以“技术驱动”为主导，标准化的技术演进路线可以有效支撑确定性业务的价值实现。然而，电信业如今正迎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运营商的网络、业务和运营模式正在被重构。
显然，在这个重构的时代，过去的网络部署逻辑已经被彻底打破。只有以“商业价值实现”为核心规划未来网络，才能在不确定的未来占据先机。
从技术驱动转向商业驱动
智能社会的到来，给整个ICT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机会。统计数据显示，到2025年，全球的联接数将达到1000亿，智能终端达到400亿部，一年产生的数据量达到180ZB，85%的应用将在云上部署。
可以预见，在人口红利、语音红利完全消退、流量红利渐渐消退的背景下，整个ICT业还将享受r值更高更广的联接红利、数据红利和云应用红利。
为了拥抱这些红利，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加速，而这也引发了产业的变革和重构，智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成为全行业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汪涛讲道，电信运营商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业务不确定性、商业模式不确定性和技术标准不确定性。
业务形态方面，IT与CT的深度融合、万物互联以及4K/VR/5G/AI等新技术的出现，让运营商的基本业务形态更加丰富多样。
商业模式方面，由于人口红利和流量红利的消退，运营商需要以合作发展、生态共赢的方式来创新商业模式。
技术标准方面，SDN/NFV等新技术、新标准层出不穷，但对于电信网络的价值仍不明确，标准化、商业化进展缓慢。
面对种种不确定性，运营商网络重构如何落地？“回归本质，运营商的网络设计需要从技术驱动向商业驱动转型。”汪涛表示。
何谓商业驱动？汪涛阐释，以技术驱动为核心的时代，运营商拿着锤子，却不知道钉子在哪里；而以商业驱动为核心，需要钉钉子，什么都可以是锤子。
汪涛进一步指出，“云化网络将是全球运营商应对不确定性未来的关键。”通过打造敏捷、智能、高效、开放的全面云化网络架构，可以帮助运营商构建以商业驱动为核心的未来网络，实现网络资产价值的最大化。
三方面构建云化网络
华为认为，在云化网络下，网络架构被分为三层：最底层为标准的连接层，以DC为中心，具备大带宽、低时延、泛在连接三大特征，用架构的确定性来管理技术的不确定性；中间层为智能的适配层，具备控制管理、业务编排、能力开放三大特征，实现低成本迭代，降低试错成本，从而应对商业模式的不确定性；最上层为灵活的应用层，具备敏捷创新、数字化和多元化三大特征，实现业务和应用的持续快速创新，从而应对业务的不确定性。
针对如何构建云化网络，汪涛提出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推动落地。
首先，从商业价值出发，重点考虑投资规划能否支撑商业成功，进而确定技术的演进路线。建议运营商优先考虑B2B场景的增收，并优化B2C业务体验；为最终用户提供“ROADS”体验，低成本快速迭代，以敏捷创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其次，以目标架构牵引，实现网络的逐步演进。云化网络的规划要充分考虑运营商现有的网络基础，并与商业规划进行匹配，采取逐步演进的策略，实现新老业务的充分互通。
最后，构建统一的云化网络架构。云化网络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需要业界共同定义，才能实现稳定的统一架构。业务层要吸收OTT/IT的灵活和敏捷优势，屏蔽技术的不确定性，支持业务灵活创新；网络架构层要实现标准化，使能互联互通，降低互通的复杂度。
篇6
大龙宽在接受专访时，深刻阐述了不跟团旅行定制网对旅业的现状、趋势、思考及发展前景的观点和看法。他说，传统旅行社是以资源角度解读产品，解决资源产品与用户的关系，是站在产品角度看用户。过去很多旅业同行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用户想要的是什么，用户认为附加值高的东西是什么？这些产品能不能形成长期的口碑化，能不能给用户带来更大的价值，这个问题大龙宽认为应该回到商I本质去考量。所以，是否“传统”的区分点不是有没有网站，而是旅行社能不能真正站在用户的角度去看自己的产品的能力。
“跟团游”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不跟团的使命是为旅行的愉悦感而努力。”大龙宽说。
大龙宽不喜欢被打上连续创业者的标签，但这其实是他的第三次创业。这次将方向转为面向C端具体用户，大龙宽觉得这是拥抱互联网的正确姿势。“传统的跟团游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而且环节容易出现Bug。但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去化，让公司可以直接面向C端用户，快速满足用户的需求。”大龙宽解释。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旅游业竞争力报告》显示，2013-2014年，中国从第45位蹿升至第17位，内地出境人数突破1亿，但高峰背后就藏着暗涌。作为旅游业的老兵，他敏锐地感受到风向的转变――“跟团游”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但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中产阶级需要更优质的旅游服务，休闲类旅行和自由行逐渐和跟团游分庭抗礼。之前他所创立的行天下国旅，做的是B端供应商的生意。行天下拥有欧洲、大洋洲、非洲等众多旅游资源，向携程、途牛等OTA（Online Travel Agent）提供服务。”我拿到报表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跟团游的用户从一二线城市白领逐渐向三四线城市坍塌。”大龙宽坦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现在也就还剩个尾巴。”
从业者的思维转换是长期的事情
很多人判断旅游属于低频消费，处于劣势，但大龙宽表示强烈不同意。”3C产品里手机更换频率算最高的了，那你一年能买几台？”大龙宽笑了笑，“目前不跟团的高频复购在2月一次，低频复购在一年一次。你说这算高频还是低频？”大龙宽判断，旅游业本身仍然存在增量。
大龙宽希望通过直接连接C端用户，剔除所有中间流程和商，提高用户体验。他认为自己与其他高端旅行公司的最大区别也正在于此。“我不是老板，消费者才是老板。”大龙宽说，“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比如需要对老人和孩子有特别的照顾、酒店要在市中心，都可以。”
但实践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要倒逼行业内思维方式的转换。大龙宽向我举了个例子：“总有人说，香港低价团最后消费者被迫消费是因为消费者贪便宜，这么说的人都有问题。这东西是你卖出去的，你怎么能掉过头怪买的人呢？”大龙宽也坦陈，从业者的思维转换是长期的事情。
旅行要有态度，必须要愉悦和有意义
现在大家都在谈产业升级，大龙宽认为产业升级的同时，用户也在升级。用户的关注点发生了“从价格到性价比再到品质”的转移，所以旅行机构的产品也需要“从价格到性价比再到品质”升级。如果大家还停留在玩价格战的阶段，那肯定活不下去的。
当今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的状态下，信息冗余的厉害，看似什么都不缺，其实缺的就是态度。我们就是做有态度的旅行。一是以定制平台的生产方式决定产品形态，根据用户需求改变产品方案来满足用户需求。二是根据买手逻辑，生产出符合时节和高价值的产品。三是用“人生玩家”项目，让大家体验到更多有意义的旅行。
让产品成为内容，让内容成为流行
篇7
中国人的骨子里有种情结，似乎更喜欢潘磕嫦、花子翻身、破落户有朝一日到公主象牙床上滚一滚的革命反转剧。所以2015年至今被很多人怀念和铭记，因为这一年给了大多数人这种情结的“可能性”幻想，从3月“互联网+”的提出、O2O大战的序幕拉开，随之而来的则是各种上门到家O2O服务的疯狂，虽然当时大多都属于初创公司在这些领域小打小闹，但它们发出的动静也并不小。
那时候，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觉得O2O是互联网时代最好的“消费经济模式”，即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需要的服务。2015年的整整一年，我们每天都在享受1元洗车、首单外卖减10元、1元上门洗衣、9.9元电影票和免费的美甲、微信支付优惠等各种优惠服务。
虽然如今这样的补贴大战早已减退，却让中国成了世界上手机支付最方便的国家了，不信现在去公司楼下看看，路边的煎饼果子现在都可以用微信和支付宝结账了。
各类O2O补贴消失的证据，就是2016年的滴滴合并Uber中国事件，主流O2O的补贴大战似乎在2016年慢慢走到了尽头。
很多人看了网上那张四处流传的O2O阵亡名单后感慨，互联网除了BAT之外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就在不久前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王兴、陈维和张一鸣围坐一处，共同发声，希望让外界认可一个新概念，称他们为国内互联网下半场的“小三巨头”，他们甚至讨论出了一个全新的缩写“TMD（头条、美团、滴滴）”来概括自己。
过去，很多人低估了今日头条的商业价值，高维度的互联网精英不会去使用和关注这种在他们眼中比较Low的新闻聚合产品，但它早期瞄准的恰恰是中低维度的大众市场，如今更是公开上线了“头条外搜索”功能。
几年来，对今日头条的低估是它能在BAT眼皮底下长这么大的原因，而当张一鸣开始强调机器算法和信息分发时，外界才反应过来，并且把更多的对未来趋势的想象投射在了这家公司身上。
中生代渴望更多的话语权，所以王兴提出了互联网下半场，这个由美团CEO王兴提出的概念，还是精准地指出了中国互联网依靠PC网民及移动互联网用户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期已过的事实。
资本寒冬可能还远未来临
如今，还有很多投资机构仍然在到处看项目，出手却非常谨慎。媒体眼中一些同质化、差服务、弱资金的初创O2O企业的消失，似乎也坐实了大部分人口中“资本寒冬”来临的证据。
但我依然看好中国经济，原因有三：
第一，目前国民素质和审美都有了较大的提升，整体氛围非常积极乐观，这对经济其实影响非常大。
第二，中国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巨大，可以纵深激发出新的发展模式。现在有的人觉得人口红利下滑，但我觉得这是阶段性的，比如一线城市的人口红利也许不再有了，但是广大二、三线和乡镇，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
第三，还有许多政策红利尚未释放。
李开复最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只要你选的领域是重要的，然后创业者是明星级别的，那么其实没有什么资本寒冬。”
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投资人依然在寻找优秀的项目，从这层角度看，资本寒冬永远都是一场相对论。
巨头的担忧是什么？
前段时间马云在“云栖大会”说，纯电商时代很快会结束，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没有电子商务这一说，只有新零售这一说，也就是说线上线下和物流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诞生真正的新企业。
我深以为然。一直以来，整个互联网的趋势都是朝着越来越重而互联网的元素却越来越少的方向发展。过去很多人挂在嘴边的“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的二元对立模型，渐渐地已经无法解释这个商业时代各种多元模式了。
所有人都知道，传统企业过去三十年靠的是信息不对称在做渠道型的生意，但实际上很多早期的互网企业，它做的也是信息不对称的事情。以搜索引擎为例，它实际上是把很多信息汇总起来，从年初爆发的医疗推广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上看，如今这种情况大家看到了，已经很难适应未来的发展了。
一切以信息不对称为盈利前提的公司，都已经开始感到环境变化的严峻。
互联网在流量分割完成后，人作为交易入口的头部效应会越来越强，尤其是中产阶级崛起和引发的消费升级后，对于海外进口消费的电商需求会越来越强烈，这也是未来电商增长新的一块蛋糕。所以阿里的双11做得再厉害，依然会有例如网易严选、小红书这样的项目从电商中杀出来。
交易的本质是人群，而人群被社交工具和社群高度碎片化之后，更容易被相同的价值观所吸引，而不再像过去一样依赖于单一的线上入口。同样的道理，信息渠道型企业模式开始慢慢要让位于产品型的企业模式。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资讯和信息的连接，打通了信息流；这个阶段诞生了百度、腾讯等企业，因为快速增长的站点和网民，需要信息的检索与基本的社交服务，而最早的网址导航、电子邮件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第二阶段，随着技术的普及，涉足线上交易服务，打通了资金流；这个阶段，阿里，京东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个阶段阿里作为先行者，对于国内互联网进程最大的贡献，在于建立了最早的互联网信用和担保体系，未来所有的电商都将基于此继续发展。
第三阶段，就是围绕交易的线下供应链的整合。诞生了一批围绕重产业的企业，开始着重于某些万亿产业的效率与成本。“互联网+”和“供给侧改革”本质上都是在呼唤重产业中诞生互联网新巨头，去彻底颠覆传统产业经营模式中由于经营分散、长渠道和信息不对称积累的低效率与高成本问题。
眼下，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国内服务业、制造业等相关领域的各个垂直细分行业都在迎来一个全新的机会：产业转型升级。可是，放眼全球，却很少有互联网公司在@个领域具备较强的能力，在更下沉的行业，应该说，互联网下半场这场战争才刚刚打响。
愈来愈重的产业互联网
有人问，在消费互联网势穷之后，大数据、人工智能又方兴未艾，下一波的互联网创业独角兽的主流形态是什么样的？
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基于互联网发展规律的新的概念，叫作“产业互联网”。
什么叫“产业互联网”？
有广义狭义之分。
产业互联网不仅是企业内部互联网化，同时也对研发、生产、交易、流通和融资等各个环节进行互联网渗透，从而实现效率的提升与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互联网还将打通上下游，完成产业链改造，重塑企业核心竞争力。
听上去这道趋势很让初创企业的创始人沮丧，因为这一切似乎并不是一个三五人的团队加上一个好的创业故事和一笔迅速到位的融资就能马上干起来的。毫无疑问，下一波的创业门槛已经变高了。
比如在长链条的传统家装行业，这个产业有4万亿元的市场空间，但过去还没有诞生一家超百亿元规模的企业，当涉及设计、制作、交付、营销、物流甚至金融服务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传统意义上的消费互联网最擅长的信息连接模式似乎不够用了，也很难实现对每个环节的把控。
产业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就是通过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寻求全新的管理与服务模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创造出更高价值的产业形态。
在数字时代，无论个体还是企业都应该适应时代的变化，将资产进行数字化，并通过互联协作来扩大数字化资产的使用，增加营收，从而形成一种生态。
下一个诞生千亿独角兽的市场
前不久刘强东在公开场合发言，认为未来五年内的“风口”将出现在传统行业而不是互联网行业，在快时尚、家居和食品健康领域将涌现出更好的高品质的中国品牌。
从更大的格局看，其实整个互联网行业的超级红利确实正在消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越做越重；而那些转型成功、掌握了互联网的工具、方法论和价值观的传统企业，正在爆发出勃勃的生命力。
以传统的家装产业为例，这个行业以土巴兔为代表的互联网家装企业正在受到传媒的关注，如果有人愿意俯下身去研究这些过去不算非常显眼的重产业模式互联网企业，也许我们可以从中体味出刘强东的判断，为什么巨头大佬们会认为类似家装的传统产业，会诞生出新的风口与独角兽。
这些传统行业具备如下特征：
1.企业所处的行业市场规模需要足够大
如果要诞生新巨头，只有这种行业才能提供足够的利润空间，比如千亿级或万亿级。
据艾瑞咨询最新的家装白皮书显示，目前家装产业市场规模已经达到4.2万亿元，并且还将持续增长，这也给从中诞生一家产业互联网巨头制造了先决条件：市场规模必须足够的大。
2.产业链下游企业总数繁多且分散，呈现“大行业、小企业”的特性
如果一个行业集中度低，企业碎片化程度高，那么就迫切需要互联网来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
如互联网家装的出现，有效整合了家装产业链条上的资源与参与者，平台汇聚了优质建材供应商、装修公司、工长、设计师等，极大提升了整个行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与生产效率。
而在过去，这些企业和服务单位可能只能各自为战，呈现出一种无序竞争的状态，这种状态当然没有用户体验可言。而用户体验不足的地方，就有产生新物种的商业价值。
3.这个产业生产、采购、分销等环节链过长，信息化程度低
这就考验从中诞生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是否能够精简渠道，真正实现上下游的以需定产。
比如家装产业链条极长、环节繁多，从生产制造到销售要经过层层分销，不仅抬高了成本，也造成产业的冗余。
目前，业内的互联网企业通过建立供应链F2C体系及云调度整体运营系统，打通采购、物流、安装入口，保证家居建材从厂商到用户的直接供给，以需定产，实现了装修流程的智能化监管以及工人与材料的智能化调配，有效保证工期。
4.用户在这个行业有明显的技术升级和消费升级的需求
从用户的角度看，家装就是一个典型的消费者需要更好的服务的产业，现在的大城市的新中产阶级需要的是动动手指的一站式服务，并且提供个性化定制。用户渴望把自己从传统装修冗长、低效、体验差的服务中解放出来。
而另一边，智能家居、家庭大数据一类的产品和服务又需要进入家族这个传统而古老的行业，这就为产业互联网实现对家装业的改造，提供了机会。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之下，新诞生的产业互联网企业才能更好地创造用户价值。
结语
篇8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经济政策 大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当下，在中国经济形势和面临的环境变化等大的判断方面，必须承认：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当前其实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还存在着重大分歧和争论。在有人鼓励危机激励，有人主张防范危机，有人主张需求刺激，有人主张供给驱动，各种意见竞相纷呈的当下，“供给侧改革”的鲜明提出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用心良苦。毕竟，改革动力才真正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所在，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困难期，更是到了必须以改革打通供给侧、再度释放改革红利的时候了。但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今天的中国经济问题又是非常复杂的，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更是错综复杂，因此我们恐怕又不能寄期望于任何一个包治百病的方式。以笔者对经济形势和经济环境的把握，“供给侧改革”肯定是重要的，但中国经济的整体应对还需要标本兼治、长短兼顾、供需平衡、综合治理，方能最有实效地直面严峻的考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就大国崛起！
中国经济需克服“三座大山”，应对“三大风险”
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我想用若干个“三”来概括，或可让当前议论纷纷、模糊不清的一些东西变得清楚。
首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已经消失或者消退：一是人口红利，因为劳动力进入高峰，中国经济增长50%以上的人口红利因素变成了人口负债；二是出口红利，因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日本的长期萎靡，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再也不可能容纳中国出口的狂飚突进，以每年30%、20%的出口增长拉动中国经济10%增长的出口红利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已从2007年的10.2%降至2012年的2.3%）；三是楼市红利，因供求关系发生历史性逆转，中国楼市已告别黄金增长，走向相对过剩，中国经济增长20%-30%的楼市红利因素也已历史性退潮。这三大动力消失后，中国经济新的可替代的强大的增长动力何在？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很难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通道。
在寻找到替代性的增长动力之前，中国经济需要克服“三座大山”的困扰：一是产能过剩的大山，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平均高达60%的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果不能迅速缓解，中国经济不仅不能进入新一轮稳定增长通道，还随时可能爆发裁员和倒闭风潮；二是债务高企的大山，中国目前的居民负债、企业负债以及地方政府负债加在一起接近GDP的300%，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风险更是成了中央政府的心病，不得不在2014年出手整治；三是资产泡沫的大山，股市的泡沫今年“破了”，但有观点认为破得还不够，跌回2500点才算正常。而更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因涉及居民资产主体以及国有银行，没有破，如何软着陆是巨大挑战。
再次，中国经济还面临着空前严峻的“三大风险”。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风险，中国人口老龄化为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带来巨大的风险；二是美元回流的风险，由于美元指数已进入上升，美元加息箭在弦上，美元正呈现回流美国的大势，如此就给中国经济带来资金外逃、投资不足、信心不稳、经济下行的非常现实的风险，若应对不利，中国有可能会成为本轮美元回流最受伤的国家；三是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的风险，全要素生产率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否，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改革时分别出现了两次增长的高峰，但在2010年以后却一落千丈，甚至进入了负增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危险信号，前苏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家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引发的，我们该如何全力避免重蹈覆辙？
传统增长动力丧失，“三座大山”高耸、“三大风险”突袭，中国经济目前的复杂性是空前的。
中国经济尚有“三大支撑”和“三大亮点”
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并非没有希望，没有突围的空间和道路。中国经济尚有着“三大支撑”：一是城市化支撑，中国的城市化率才刚刚53%，仅相当于日本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水平，城市化没有结束，工业化就没有结束，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结束，理论上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就没有完全消失，中国目前所出现的产能过剩其实本质上是相对过剩，尚存在着挖掘内需、释放过剩压力的机会。二是外汇支撑，中国最高时曾有接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目前也还有超过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好比是抵挡金融袭击的弹药，有如此充足的弹药，中国爆发一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风险降低了很多，并且留下了政策腾挪的空间――当然这并非绝对，外储是会变化的。三是人口质量红利的支撑，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700万，中国新增劳动力几乎全部都要变成高学历人才了，在国际上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劳动力高学历化后曾经进入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创新经济时代，中国在没有了劳动力数量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却面临着劳动力质量提升带来的人口质量的红利以及在此基础上转向创新经济的机会。
另外，在近期经济运行中，还可以观察到中国经济的“三个亮点”。一是政府宏观政策取向明确转向稳增长后，经济刺激政策不断加码，政策效果开始显现，不仅个人房贷创了历史水平，最让人担心的地方财政支出动力也在4月份以后有了很大的改观。近期地方政府债市一片红火，财政部长已预告今年将有3.2万亿地方债务将被转换，并且有消息说未来三年将有15万亿被转换，这些对于市场都是非常大的利好；政策刺激之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升温，一季度的销售负增长很快变成了二季度后强劲的两位数的增长，某些城市的房价也开始上升，特别是深圳市上月的房价增幅甚至超过了30%。二是消费和服务保持了稳定增长，这一点报道很多，无需多言。三是创新氛围逐渐在全国升温，中国经济从传统经济转向创新经济的前景可以说第一次真正开始展现。
“供给侧改革”踩在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点子上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是很清楚的：第一，中国必需直面困难，我们不要避讳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第二，要充满信心，同时抓住机会、全力突破。综合各方面考量，中国经济政策应综合使用包括“供给侧改革”在内的各种方略，让经济软着陆、软调整，进而保持适当、较快的增长速度，稳步进入高等收入国家。
“供给侧改革”的智慧来自“供给学派”，在里根年代被美国格外强调和使用。但是供给学派的思想并不十分严谨，理论体系可以说是非常粗糙，里根政府实践供给学派特别是“拉弗曲线”的税收效果也不十分理想，这说明“供给侧管理”有其价值但也不能包打天下。因此，需要特别提醒的一点就是，我们当前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应该意味着不要“需求侧管理”了，只是说与以往相比，政策的天平应该多向“供给侧”倾斜一点，就像说的，“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总需求”是“保底线”，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求未来”，现在与未来，哪个都不能舍。
“供给侧改革”核心是强调要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总需求的套路来促进经济增长。其实，“供给侧管理”本不是新概念。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09年中国推出“4万亿”的救市措施以来，就有很多的学者呼吁要从供给的角度反思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只是在前几年，这种声音往往被“稳增长”的声音所遮掩，改革的决心难以作出，改革的举动难以落地。而本届政府，最强大的一点就是执行力强，在反腐上如此，在改革上也是如此，这时候，提“供给侧改革”，才有意义，才让人看到以新一轮改革来释放制度活力，以有效供给来寻求供需再平衡的希望所在！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也意味着政府、学者和市场在以下几个方面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其一，中国依靠外需的时代已经过去。去杠杆是世界经济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主旋律，而且即便外部需求复苏，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也大为下降，因为受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更不发达国家“制造业崛起”的双重挤压，中国低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已注定风光不再；其二，中国民众的消费需求已经升级。改革开放的前30几年，在旺盛的外需和内需的作用下，只要产品造出来就不愁没有市场，但现在不同了，国内初级消费市场已经饱和，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品质化消费和个性化消费的新时代，消费需求的升级必然倒逼生产供给的升级；其三，中国投资的边际收益已经锐减。不论是在公共建设领域，还是在私人投资领域，扩张性投资的效率和边际收益都远不如以前，继续以投资需求（不管是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还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刺激的投资需求）促增长既不合算也不可持续，所以必须从根本上改进投资的方式和投资的主体。
不过，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已经比较习惯于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办法来“稳增长”，当前也是如此。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0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3.5%，增幅创2014年7月以来新高，且高于市场预期的13.2%和9月末的13.1%；10月份的财政支出更是创造了接近40%增长的纪录。因此，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预计中国经济的需求刺激经济的反危机模式仍将继续。强烈的需求刺激之下，笔者大胆预测，中国经济的冬天暂时已经过去，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观望期也即将结束。但代价就是，中国经济的危机和矛盾再一次被后延，而且日后恐会加倍清算。在此关键时刻，“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可谓是真正踩在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点子上。
“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深入推进国企、金融、土地、户籍等各个领域的改革
“供给侧改革”究竟改什么呢？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早已给出了答案，就是要深入推进国企、金融、财税、土地、户籍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向简政放权、创新创业要成效。
第一，清理无效供给。10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到广东调研时强调，要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的存在一方面吞噬了太多的流动性，挤占了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拖累了整个产业，造成“几个人没饭吃，大家都没饭吃”。对此，政府要主动从市场干预中退出来，要利用市场的力量强行去杠杆，让“僵尸企业”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重组的重组。过剩产能不去，中国经济转型无从谈起。
第二，提高供给品质。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060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销售额近一半。每到假期，总见媒体报道中国人在国外抢购奶粉、手包、化妆品，甚至马桶盖，为什么？不是中国人没有消费能力，而是中国的很多产品和消费环境着实让人不放心。旅游消费本来是中国最有潜力的市场，但“黑一日游”“青岛虾”等宰客事件的屡屡出现对旅游消费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挖掘潜在供给。在中国医疗、教育、金融、交通、通讯等诸多领域，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供给短缺”，某些垄断企业和特权部门从中获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价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对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垄断、放开市场。以出租车管理为例，如果不放开价格管制和牌照管制，再多的提价和补贴措施也解决不了打车难的问题。
第四，创造新供给。中国不能再一味依赖“后发优势”，模仿和引进占领不了高端市场，而是要强调“先发优势”，要靠产品研发和创新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对此，简政放权、降低税费以降低企业成本，加大创新投入、发展多元金融市场以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
除上述之外，笔者认为，更关键则是要以改革加大新型城镇化进程，消除贫富差距，逐渐激发共富群体拉动中国经济的潜力。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主导、以新型城镇化和创新为主线、以“共富拉动”激发消费与服务，以内需潜力释放为牵引。
（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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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价格;以房养老风险;人口结构变迁
一、 引言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现象在中国日益明显。如表1，2000年以来，反映一国老龄化的通用指标――老少比和老年抚养比都在逐步攀升。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45%，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09%;而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这两个指标分别攀升至13.31%和8.91%。
人口变迁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将经受冲击，养老问题首当其冲。目前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不足50%，个人账户事实上已经空账运转了多年（孙祁祥，2001;王延中，2001），这些问题与人口老龄化叠加后，使中国的养老困境愈发凸显。对于以房养老这个热门话题，已有很多研究。本文将以严格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集中分析人口结构变迁怎样通过经济增长、利率等变量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进而通过严格的分析来揭示以房养老的风险。据笔者了解，类似严格而新颖的分析目前并不多见。此外，现有文献并没有剖析过以房养老产品交易的标的和特有风险，本文将在这些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
二、 以房养老产品剖析
以房养老是指老年人将住房抵押给银行，从而获得借款，当其去世或满足约定条件时，贷款机构通过出售、拍卖或者出租抵押的房屋收回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我们先辨析出以房养老产品中真正的标的物，再通过与常规养老保险产品的对比识别出以其特有风险，以便后文对该产品风险的进一步分析。
1. 以房养老产品的真正标的。以房养老问题的核心在于保险的提供者为住房所有者提供养老保险，但保险购买者支付的并非货币，而是房屋。显然，整个交易的关键是交易的载体――住房，且是未来的住房，而真正的交易对象是两个现金流，一是保险公司支付的养老保险金，另一个是房屋在未来的出售价格。从理论上讲房屋未来的价格决定了养老金的给付标准。
保险交易的对象实际上是风险，保险的购买者通过支付保费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收取保费，承担风险。为了识别出以房养老的风险，我们假设某老年人拥有自有住房，若他希望靠出售房产获得的收入来养老，除了可能面临房产售价不够高的风险外，卖房的收入按照预期寿命安排，如果实际寿命超过预期寿命，将面临将无钱可花的风险。
如果参加了以房养老项目，未来房价波动的风险及长寿风险都将转移到保险公司，因此以房养老交易的对象实际上正是这两种风险。长寿风险是所有寿险产品都必须考虑的，不是以房养老的特别之处，本文主要关注以房养老项目中的特有风险――房产价格波动的风险。
2. 以房养老的核心风险。传统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保费和年金通常都已事先确定，风险仅体现为长寿风险。对于以房养老型产品，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本质上是一笔风险收入。如果未来房产价格下跌，合同终止时保险公司出售或出租借款人抵押的房产所得可能无法补偿其支付的贷款总额，从而保险公司将遭受损失。因此房产价格未来走势与保险公司能否盈利息息相关。
此外，虽然保费是随机变量，但保费与养老年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会改变：保费越高，投保人获得的养老年金就越丰厚。在以房养老模式中，保费是未来房屋的出售价格，售价越高，投保者得到的养老年金就越多。然而未来的售价是随机变量，理论上可高可低，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仅能根据房屋价值未来的变化趋势确定年金给付。如果未来房屋价值看涨，年金的给付标准就高;如果看跌，给付标准就低。而年金给付标准同时又会影响老年人是否参与以房养老项目的决策，如果年金给付太低，老年人参加此项目的可能性就较小。因此养老金给付标准的高低不仅影响保险公司的盈利状况，同时也决定着以房养老市场能否顺利构建。
根据前文的论述，房屋未来的价格不仅决定着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同时还影响保险公司的盈利状况。因此，房产价格是以房养老模式的核心，正确判断它的变化趋势可以揭示这个市场的主要风险。
三、 以房养老的风险分析――人口结构变迁视角
我们将围绕房产价格未来的变化趋势分析以房B老模式可能存在的风险。房产价格的变动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严格的房地产市场分析应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但本文的目的是定性分析房地产价格走势及其对以房养老模式带来的风险，因此只集中分析那些明显受到中国人口结构变迁影响的变量。一旦人口结构变化对这些变量造成冲击，冲击力将不可避免地传导到房地产市场，进而影响以房养老模式的运行。
1. 经济增长视角。按照经济学定义，房产属于正常品，人均收入的提高将提升房产市场的需求，在房地产供给一定的情况下，房价将上扬，且人均收入提高的越快，房价的涨势就越猛。反之，人均收入增速下降，房价的涨势也随之下降。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人均收入的增长，以下将讨论人口结构变迁将如何影响人均收入。
考虑简单的经济增长会计恒等式Y/N=（Y/W）（W/N），N是总体人口，W是劳动力人口，Y是GDP。这个式子表明人均收入=每单位劳动人口收入与劳动者占比之乘积。对恒等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并通过计算就可以得出：人均收入增长率=每单位劳动人口收入增长率-人口抚养比增长率。显然，人均收入和人口抚养比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当然，会计恒等式的论证并不能代替严格的经济学理论推演。要了解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回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从恒等式提供的信息可知，如果每单位劳动人口收入增长率不变，那么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抚养比上升的确会损坏经济增长潜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抚养比的上升是否会影响每单位劳动人口收入增长率。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对人口的处理较为简单，忽视了人口结构因素，因此经典理论的人均经济增长事实上对应本文中的每单位劳动人口收入增长。从而，本文的分析可以完全对接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即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源泉。
经济增长的源泉从中长期来看，可以是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这是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可以是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提升，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形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总人口不变的前提下，老龄化意味着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下降，社会中生产者减少，净消费者（老年人口）增加，一般而言，储蓄将走低。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因此投资必然会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同理，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也将产生不利影响。根据以上分析，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人均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投资都将稀释，人均收入增速不可避免地放缓，社会对于房产的需求也将走低。
2. 利率视角。人口结构的变迁会分别对储蓄和投资产生影响，而利率会同时受到储蓄和投资两个因素的作用，因而本节以下将分别对其进行论述。
从储蓄来看，人口结构与国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非显而易见，既有理由和实证支持人口结构老龄化降低国民储蓄率（宋奇成和袁凯2013;胡涛，2014），也有研究持相反的观点（袁志刚和宋铮，2000;张春海和孙健，2012）。我们认为，在老龄化发展初期，虽然老年人数所占比例在上升，但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依然享有“人口红利”的优势，因此可能会造成虽然老龄化程度在加深，但是社会储蓄依旧较高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人口会的减少导致人口红利消失，在此情况下老龄化的加深将会造成储蓄的减少。
人口老龄化导致适龄劳动人口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趋紧，推动劳动力价格上扬。企业减少劳动力的需求。严格的生产者理论指出，当一种生产要素减少时，另一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将下降。那么我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工资上涨、劳动力需求下降将导致社会投资边际产出下降。当以边际产出衡量的投资回报下降时，企业进行投资的激励将下降，社会整体的资金需求趋软。
当资金供给和需求都减少时，利率的变化不确定。如果人口老龄化造成资金供给的下降更为显著，利率将上升;如果资本边际产出下降更显著，利率将下降。实证研究亦无定论，如陈国进和李威（2013）指出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利率处于下降通道。不过，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更是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球经济都享受的低利率正是来源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一旦人口红利结束，将意味着低利率时代的结束。
本文亦不能对利率的变动趋势下定论，但本着提示以房养老风险的出发点，再加上格林斯潘的意见现在更占上风，我们不妨假设利率上行的概率更大，进而分析利率变动对房产价格的影响。
房产既能被看作耐用消费品，从保值增值的角度也可被视为投资品。作为消费品，利率上升人们对其消费会减少，房产价格将下降;作为投资品，利率上升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未来无穷期租金的折现值下降，房产价格也下降。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利率上升时，房产的价格都会下降。
即使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利率发生了小概率的下降事件，这将引起房产价格上升。如果房产价格上升足够多，可以弥补提前终止合同所需费用，那么以房养老参与人可能提前终止合同，享有房价上升带来的好处。这样，参与以房养老项目的保险公司仍然会面对项目结束期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
3. 拓展：利率管制、信贷配给与人口结构变迁。利率表面上是资金借贷的价格，其动态本质则是联系今天与将来经济决策的关键变量。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结论可以保证利率的变化能使得有限的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实现最优配置。假若利率受到管制，其作为价格信号就不能精确反映外部因素的变化，有时候甚至扭曲外部信号，使得资源的配置更为恶化。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利率管制、信贷配给及人口结构变迁之间关系的简单分析，得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在将来有可能成为以房养老保险模式的障碍”这一结论。
为分析方便，我们将经济简化为两种产品，一类是住宅产品;另一类是老龄化产业。当没有利率管制时，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状态，如图1所示。
这是一幅典型的一般均衡图形，横轴和纵轴商品分别是住宅和老龄化产品。当利率由市场决定时，市场均衡由无差异曲线U1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切点描述，两者的公切线是“非管制价格”线，其斜率代表了住宅和老龄化产业之间回报率的对比。
如果利率受到管制，较低的利率减少了消费者通过资金要素获得的收入，从而减少了产品需求;此外，利率管制产生的资金供需缺口实际上提高了资本的影子价格。需求减少，供给成本提高，老龄化产业回报率必然下降。
在中国，由于住宅被当成资产，其回报会提高。当存款利率被人为压低时，人们会将房产作为存款的替代选择，房产的需求因利率管制而增加。在利率管制下，信贷配给出现，资金更偏好违约风险小的行业。在中国，房地产行业由于有隐性的地方土地财政担保，市场认为它的风险较小，资金的配给更多地流向住宅市场。需求增加，供给成本减少，行业回报率必然上升。
根据以上分析，利率管制最终降低了老龄化产业的投资回报率，提升了住宅产业的投资回报率。由于产品价格实际上是回报率的折现值，因此这两个产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发生变动：住宅的相对价格提高，如D中的“管制价格”线。市场的扭曲从图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出，由于住宅相对价格提高，资源更多地流向住宅市场，而留在老龄化产业的资源过少。图中“管制价格”线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切点是利率管制后的均衡，它和利率市场化均衡之间的差异反映了资源扭曲的程度。
人口结构的变迁，将加重两个行业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老龄化导致对老龄化产业的需求增加，回报率提高，市场化的利率会将一些不能产生相同回报的投资挤出市场。利率如果受到管制，未来社会老龄化的高额回报将不能通过利率价格正确引导，本该流入老龄化产业的资源分流到了其它行业。本文认为，房地产行业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行业之一。
综上，中国的利率管制扭曲了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配置，使房地产业的供给偏高，老龄化产业供给偏低。考虑到中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事实，这种行业间的扭曲更加严重，造成未来房产供给过多，老龄化产业供给过少。一旦这成为事实，则房产价格将下行，而老龄化产业的价格将上升，届时，以房养老模式将经受严峻考验。
四、 结语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的今天，以房养老项目能否成为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补充仍旧存在争议。以房养老项目持续时间较长使得其更多地面临各种风险，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其雪上加霜，以房养老的发展前景更加扑朔迷离。本文从人口结构变迁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通过各种途径对房产价格产生的不利影响及其对以房养老业务造成的风险，以期为决策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当然，现实永远比理论复杂得多。以房养老项目在现实操作中也一定会遇到各种新的问题和困难，本文只是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房产价格波动的影响，所提到的只是纷杂矛盾中的部分可能。但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督机制作用的持续发挥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进步，以房养老在中国社会将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市场机制将引导人们不断探索规避风险、创造条件。
⒖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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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一逻辑，驱使中国互联网行业突然进入了“开放年”。腾讯、百度、新浪、360、搜狗等互联网业各路巨头纷纷齐声高唱开放，业内一下列出了20多个开放平台。在互联网用户增长“人口红利效应”减弱、企业自身扩张边际渐显之后，开放成为了新的最优发展方式。
平台布局战
入局的平台搭建者们正各凭优势努力吸附用户，招徕合作方。
眼下，新浪微博的开放平台已有了2亿用户，第三方目前已经引入约3500个第三方开发的应用，还有约七八千个应用正在申请进入开放平台。
新浪CEO曹国伟还特地概括过这个平台的六大商业模式，即互动精准广告、社交游戏、实时搜索、无线增值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和数字内容收费。
腾讯开放平台7月底向本报透露的数字显示，这个集结了朋友网、腾讯微博、QQ游戏、QQ空间及Q+的平台目前已有活跃用户超过1.2亿人，拥有超过8万名注册开发者，审核过4万多种应用，其中个体应用单月最高分成已超过1000万元。
奇虎CEO周鸿祎称，从去年到今年360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创新开放，包括推动各个开放平台的建立。眼下，360已先后推出安全桌面、极速浏览器、团购、游戏等开放平台。有数据显示，360安全浏览器一季度月度活跃用户数达1.92亿，用户渗透率达48%。
也有绕开互联网用户层应用，一头扎向底层的。不久前，盛大在线提出了学习亚马逊，提供底层公有云计算资源平台的计划。
各家开放平台齐齐铺开，自然也会引发各类竞争。譬如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的竞争，又如360甚至要抢在老冤家腾讯之前半个月开个开放平台大会。
艾瑞咨询CEO杨伟庆认为，相比过去的产品线竞争，未来用户平台争夺未来会更加激烈，也会上升到新的层面。
易观国际CEO于扬则表示，实际上开放平台恰恰凸显了今天这些互联网大型企业的野心。
平台化动机
腾讯的转身是观察平台化动静的典型样本。
此前多年，它凭借QQ客户端汇聚的海量用户群为依托，它们塑造出一个集结各种盈利模式、贯穿各类互联网业务的商业平台，成为了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
它的模式一直被诸多互联网企业自觉或不自觉地所沿用，其本质是企业凭借原有基础业务积累的资金、流量、用户资源导向其他业务板块，或横向扩张拓展业务形态，或纵向进入产业链上下游环节进行垂直整合。
不过，现在腾讯遇到了一些烦恼。上周，腾讯公布的今年二季报显示，利润环比下降18.8%。而此前数季，它的业绩尽管仍一路增长，但应收增幅也持续收窄。
此前的发展方式看来已经失速，这就是“类腾讯模式”的边界。用户增长的“互联网人口红利”衰弱，加上激烈竞争致使行业高度拥挤的结果会使得扩张效率走向边际递减。
自然扩张受限边际，但互联网公司尽量挽留用户驻留时间，争夺互联网流量入口的欲望不会熄灭，于是开放平台的方式就成了新的最优选择。通过这一方式，他们可将解决户需求的多样性和企业自发扩张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这也是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构成的一次调整，一众平台商此前多以面向C端业务为主，而今后将会增加不少B2B业务的戏份，进而整合成B2B2C业务模式。
新规则待建
新的生长方式出现，但如何界定"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边界，平台级公司如何设定自身的为与不为，则成为了行业的新命题。
本周举行的互联网大会上，腾讯CEO马化腾表示，在互联网向传统行业渗透之际，如传统媒体和电子商务，垂直和娱乐领域有很多机遇，“企业要认清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开放，哪些需要变革。”
他给出的答案是占腾讯50%以上收入的游戏业务很多营收是来自于合作伙伴，腾讯只是提供平台；对于电子商务，影视娱乐等，也在合作之列。
曹国伟也表示，新浪微博不可能介入电子商务或移动互联网所有的产业链。
不过，即便是一片高调的开放声中，亦有诸多纷争。的6月，多玩CEO李学凌公开炮轰腾讯封杀YY语音聊天IM软件按；5月，人人网被指封杀在社区、团购领域的竞争对手点点网、美团网。
境外的平台商如facebook、苹果等，面对开发者均自持角色，不与其同业争利。在竞争规则不明晰、弱肉强食见惯的中国互联网业界，弱势开发者如何面对强势平台令人担忧。
有开发业者表示，眼下平台林立，彼此之间尚有制衡，除了产品被盗版抄袭，暂时还不必太过担心。他表示，在一家平台上发展取得成绩后，可以考虑跨平台合作，“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实际上，此前过度依赖facebook的Zynga近日入华与腾讯合作，也同样是基于这一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