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律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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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国家干预;法律

低碳经济是针对气候变化提出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认同。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①，可以引导、规范、激励和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意义

(一)低碳经济的基本概念

关于低碳经济，许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论述。但总体上无外乎几个特征:第一，发展模式不同以往经济形式，强调低碳，在某种意义讲，就是减少能耗。第二，低碳经济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第三，低碳经济是人类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第四，低碳经济意味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技术创新。因此，所谓低碳经济，就是尽量减少能耗和碳排放的前提下，有效降低各类污染，采取一系列新的技术手段，辅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发展模式。

(二)低碳经济的国家干预理论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效应之结果，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对大气这种全球公共产品的过渡使用之结果②。从国家干预理论看，低碳经济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的资源越来越广泛，而且量能呈现逐步扩大态势。许多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这就导致了社会需求与资源相对匮乏之间的矛盾。国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片，根据市场经济理论，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都可以对资源进行配置。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与计划机制相比，市场则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市场调节具有先天性不足，即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第二，负外部性效应的产生。第三，竞争无序与垄断的出现。第四，产生失业问题。第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国家干预的主要方面为市场失灵的矫正。国家干预可以采取两种办法，首先是市场化的方式;其次是非市场化的方式。政府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最权威的组织形式与统治方式。政府拥有强制性手段，它可以使市场从无序到有序。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认为，市场需要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同时调节。所以，政府须为矫正市场失灵做出努力，法律便是实现目的的有效途径。

二、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构成

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律，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是克服市场无序的有力保障。政府通过制订相关法律，实现发展模式有据可依，达到更好体现政府职能，使政府运行顺畅，更好调节低碳产业发展。布坎南曾说:“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③

三、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在比较法上的观察

(一)低碳经济的国际法

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建立了长效机制，进而实现控制二氧化碳等气体排放的一部国际性法规。奠定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是目前操作措施有力，全球各国参与普遍程度高的另一部国际条约。

(二)英国的相关立法

英国自2003年在其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率先提出低碳经济概念。2008年颁布的《气候变化法案》是低碳经济立法的结果。

(三)美国和日本的相关法律

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审议《低碳经济法案》，标志着美国将低碳产业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推手正式提上了日程。日本长期重视科技发展，在学界对低碳经济研究由来已久，在美国通过上述法案不久，日本也紧随其后，出台了《推进低碳社会建设基本法案》。这一法案成为了日本低碳行业发展的法律基石。国外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的几点经验:以低碳经济国家战略的确立为先导;以低碳经济基本立法为统领;在法律完善方面，主要以制订新法和修订旧法相结合的办法。

四、全面制订低碳经济相关法律刻不容缓

(一)落实发展低碳经济国际义务的需要

构建一国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国履行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客观要求，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保障。国际公约确立起一般国家普遍的室温气体减排义务，该义务只有在各国内部加以落实，即把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法内化为一国的国内法。

(二)低碳经济国家干预行为需要法律规制

低碳经济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建立以“碳权利”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市场规则。第二，确立以竞争为本的低碳经济市场运行机制。因为权力具有异化、扩张而不受控制的欲望;如无法律的预先设定，便会出现失控。良法的关键问题在于公权力的控制④。因此，低碳经济的法制建设势在必行。

五、建立和完善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

制度建设是顶层设计，好的制度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反之则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低碳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合理，便会产生一个美好的低碳社会;反之，便会导致低碳经济及低碳社会建设的停滞与倒退。

(一)理性选择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保障路径

法律是理性统领下的制度体现与规则群，制度系理性派生的制度结构⑤，理性是法律的前提，法律只有符合理性、体现理性，才有其真正的存在的价值，低碳经济之法必须是理性之法，而理性的依据便是法律必须是良法，其特点是:法律是否发展低碳经济之必须，是否客观反映低碳经济发展规律。

(二)合理设计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选择恰当的低碳经济制度保障措施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之举，在合理配置的政策与法律双重作用下，我国低碳经济方能有序推进。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法律系统，由于低碳经济所涉范围广、领域多，其立法将是一个分层次、多结构、跨部门、多领域的法律制度体系，只有通过立法的结构与层次搭配，建构起效力有序的法律阶位关系，确保各相关立法的相互协调、补充，形成有机统一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三)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制度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⑥。法律如果得不到贯彻执行，就只是一纸空文。因此，构建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仅是保障人们免受全球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第一步，但光有这一步，低碳经济相关目标仍然难以实现，构建起低碳经济法律的执行与监督机制、落实低碳经济相关立法措施是充分实现低碳经济相关立法目标的关键。

六、结语

综上所述，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形式是人类选择发展低碳经济的初衷，而低碳经济的“三低”特点，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义务推行节能减排措施、保护自然环境。我们应吸取发达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经验，建立健全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推进我国低碳经济的有序发展，确保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张文显主编．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5．

②徐增辉．全球公共产品及其供应模式分析［J］．经济学家，2009(10):103．

③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79．

④漆多俊．权力经济向法制经济的转变［J］．经济法论丛，2005(11):4－5．

⑤尼尔麦考密克．制度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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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微企业；工业园区；区域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6-0029-03

1 引 言

区域经济是以一定地域内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为着眼点，它运用以经济学为主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寻找该特定区域内的经济变化发展规律，而经济法是研究整个社会中经济发展变化的总体规制规律，形成固定的管理法律制度。将经济法学和区域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将地域经济规律作为研究整体经济发展的试点，因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具有渐变性，是可以作为整体经济法律制定的参考项目。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纠纷，保障聚集性小微经济积极向上发展和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 小微企业发展模式

小微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扶持，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小微企业资金少、基础差、自我发展能力低下、适应环境状态差以及易破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前期必须依靠政策的大力扶持；其二小微企业相关法律的缺失，缺乏强制规制力形成的竞争制度不合理或非正常竞争手段必然会造成小微企业市场的混乱。

2.1 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小微企业是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产品或服务种类单一、人数较少且规模有限的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家庭式作坊独立经营的组织统称。[ZW（DY]小微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其占企业总数的份额之大足以看出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小微企业的健康协调发展是当前解决就业、创新科技、活跃市场的手段之一。[ZW）]根据划型标准（见下表）来看，小微企业划型标准的依据主要与营业收入和从业人数挂钩，特别是在农、林、牧、渔业这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划型的唯一标准是营业收入，且微型企业的营业收入可以从零开始，也就是说只要有经营活动就算是微型企业了。

在企业划型标准的第六条明确规定该标准适用于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并且个体工商户和规定以外的行业，也参照规定的标准进行类型划分。第七条给该规定加上了强制令，即国务院有关部门只能依此划型标准进行企业相关数据分析，不得再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或变通规定。

2.2 小微企业经济制度发展现状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将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别，把微型企业从小型企业中独立出来。中小微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7%，在这类企业中中型企业资金相对雄厚、市场竞争力较强，不需要太多的政策扶持，只依靠本身的资金链便能自行发展。而小微企业占企业总量的97.3%，其数量最大、最具市场活力的特点是推进现代经济全面发展。因此，在小微企业发展的前期依靠政策扶持，过渡至小微企业具有一定的生存能力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规制是当务之急。

3 小微企业的聚集模式――工业园区

经济政策的演变不单单是分析经济政策本身的含义，更重要的是探究经济政策背后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基础问题，应当把经济政策演变从单纯的经济现象理解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ZW（]徐斌.经济政策演变的社会基础――兼论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3）.[ZW）]工业园区的发展是我国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转变的一大增长点，有其深刻的经济、文化、民族和社会基础。中小微企业聚集形成的工业园区与区域经济法律制度的逐渐形成不无关系。

3.1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小微企业的聚集

工业园区的发展是科学完整的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离不开政府经济政策评估活动的表现形式。政府的经济政策评估有助于预防和纠正政策制定偏差、明确经济政策的可行性程度、提高政策执行绩效等，是政府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保证，是构建良好公共关系的需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ZW（]刘晓永，邹伦承.政府经济政策评估刍议[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1（4）.[ZW）]小微企业的发展一直是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先头部队，只有很好地发展小微企业，才能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但实际上所谓的经济政策并不能一直保持不变和稳固，常常出现反复和变更，这就导致小微企业必须以聚集的模式形成固定的市场环境才能避免这一问题，因此小微企业的聚集是企业自发形成的。

3.2 经济制度转型对小微企业模式的需求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同的企业发展水映了各个地区在市场化改革进程和资源配置效率上不断增加的不平衡。正确认识和理解转型过程中的地域环境差异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澄清某些关于我国市场化转型的模糊认识。在实践中则有助于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民营企业，最终达到向发达地区收敛的目标。

3.3 小微企业与地域经济

地域经济即地方行政区域经济，泛指国内一个省，或者一个市、县的经济，该级政府作为市场调控主体，有相对独立的地方财政，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下对区域市场发挥作用，也可指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一个具有强烈的政策意愿、卓越的政策水平、坚定的施政能力和崇高的公共威信的地方企业聚集模式的先导工业园区，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往往发挥关键性的统筹功能，极大地推动区域现代化进程。

4 小微企业经济制度的法律化

研究小微经济的法律化问题，必然要考虑市场经济发展的极化问题和法律规制的平衡化之间的冲突点和联系点，全面考虑经济制度特别是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灵活性与法律规制的稳定性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重点掌握政策与法律之间的转换时间和空间的选择。

4.1 小微企业经济观念的转变

小微企业地域性法律问题的重点是政策到法律的转换和地域特色对法律政策的独特要求。在设计小微企业法律制度的时候如何把握这个经济政策、法律规定、民众需求和特色体现几个方面的平衡与适宜度是极为重要和棘手的。再者小微经济在融资法律制度方面的全国通行性与地域性经济制度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怎样解决这一金融法律问题也是研究小微企业发展的一道难题。

4.2 小微企业市场准入标准的法律化

小微企业的划型标准对小微经济范围的扩大化，导致小微企业法律问题研究的困难急剧上升。地域性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小微企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不明确，应当按照一般小微企业看待，还是将其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和特色点对待，这都需要予以明确。

4.3 区域经济制度的小微化

小微企业地域化发展模式的出现和扩大是小微经济打破传统经济模式单一化和大中型化藩篱的敲门砖。基于地域性的特点，不同区域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形成专属或者特色化的小微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应有之意，但是地域性与经济一体化以及资源流转之间的冲突将会一直存在，运用法律手段控制在保障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促使生产要素的流转和共享，完善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小微企业地域化的过程中会出现经济制度模式的反弹，这也许会给小微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小微企业发展初期这种反弹将会更加明显，那么在确保经济制度不发生转变的情况下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前提，将小微企业的地域特色与地方的资源特色结合起来，发展能够影响甚至是干预整个经济法律制度的状态的小微经济，就是构建小微企业地域化法律制度的初衷。

5 小微企业地域性法律体系构建

本项目试图从该类扶持政策的过渡中寻找法律存在的罅隙，在法律对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适应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的法律体系。小微企业法律体系的构建，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为小微企业的长期协调发展奠定基础。在立法的过程中，应当借鉴国外的相关法律制度，确定小微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法律地位。要实现小微企业的全面协调发展，更需要一种法律文化自觉、法律文化规范，也即需要一种“市场经济理性”。这种“市场经济理性”，归根结底是一种法律理性。没有这种法律理性，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下的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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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本文在分析了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基础上，论述了建立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若干思路。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丁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一些发达国家把循环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并在立法上加以确认、保护和促进。我国政府也提出，要尽快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因此，对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经验

世界上最早对循环经济进行立法的国家是德国，早在1978年，德国就推m了“蓝色天使”计划，制定了《废物处理法》和《电子产品的拿回制度》。1994年，德国制定了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该法于1998年重新修订。1998年以后．德国政府根据《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又先后制定了《垃圾法》(1999年)、《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1999年)、(2OO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2000年)、《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1年)、《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2002年)、《森林繁殖材料法》(2002年)、《再生能源法》(2003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另外，其他欧洲国家也制定或修正了自己的废物管理法，如丹麦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挪威政府于2003年修订了《废电子电机产品管理法》，扩大了有关主体的循环经济责任；瑞典于1994年通过了关于包装、轮胎和废纸的“生产者责任制”法律，并先后制定了关于汽车和电子电器的生产者责任制的法律法规。

其他许多周家也不同程度地制定了相关的环境立法，充实了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例如，美国1965年的《固体废弃物处理法》，先后经过1976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6年的五次修订，完善了包括信息公开、报告、资源再生、再生示范、科技发展、循环标准、经济刺激与使用优先、职业保护、公民诉讼等固体废物循环利用的法律制度。又如，日本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长期以来，其资源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因此，日本特别重视资源的节约使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节约资源的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从而构建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日本于1991年制定了《回收条例》，1992年制定了《废弃物清除条件修正案》，2000年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废弃物处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是各国循环经济法的共同价值。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主要借助于预防优先原则、循环利用原则、合理处置原则、适当分责原则渗透于循环经济法规范之中。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物的事前控制，体现的是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的实质在于“物尽其用”；合理处置原则要求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物的环境危害；适当分责原则旨在使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法律义务。

1、预防优先原则。在生产、服务、消费中充分利用原料、能源和产品，尽量减少弃用物、副产品的产生，以从源头控制资源环境问题。预防优先原则要求法律规则的设计有助于促进产品体积的小型化、产品质量的轻型化、产品功能的增大化及产品包装的简化，以减少废物的排放。环境法的预防优先原则表明，环境法不仅限于抗拒对环境具有威胁性之危害及排除已产生之损害，而是预先防止其对环境及人类危害的产生；对具体产生的危险立即做出反应不是该原则的主要目的，其首要功能为，在根本无危险出现或有出现可能时预防性地对“人”加以保护或对生态环境加以美化。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循环经济法。现代资源环境问题凸现以前，就存在各种降耗、抑废的理念和实践，不过，其主要着眼于资源和产品的经济效用，而现代法律制度同时也突出环境安全。设备内物质循环、生产少废产品和引导消费少废、少害产品是贯彻预防优先原则的重要途径。预防优先是将危险控制于未来、并创造规划和保存未来世代的环境空间及资源的原则，它是循环经济法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首要依托。

预防优先原则蕴涵有积极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理念。与事后处置相对应，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弃物的事前控制，是一种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初形成时，环境法突出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破坏的恢复；而现代环境法，特别是循环经济法，不仅观念上而且制度上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2、循环利用原则。对于在生产、服务、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废物要尽可能地继续予以使用，直至失去利用价值。“3R”和“4R"原则中的“再利用、再循环、再回收、资源化、无害化、重组化”体现的正是循环利用原则。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要求循环经济法的制度安排应有利于“物尽其用”，特别是能使原料和产品在反复利用中实现功用最大化。

3、合理处置原则。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弃物的环境危害。废弃物的利用优先于处置，但是，当某些废弃物无法进行再利用、再生利用、热回收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弱化、甚至去除其不利影响，或者进一步挖掘其利用价值。合理处置原则是指循环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应有助于及时、恰当处置废弃物。环境安全兼顾资源效率是废物处置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4、适当分责原则。循环经济法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实现依托于循环经济法的实施，而其有效实施离不开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参与循环经济法实施的主体可分为政府、经营者(包括代表性组织)、公众(包括代表性组织)，但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的法律义务应当合理区分，此即适当分责原则。该原则体现于各国的法律安排中。日本法强调，“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使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合理承担各自责任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使其公平合理地负担采取措施所需的费用”；而且，还具体划分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循环经济法既然是各国政府促进本国循环经济法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那么，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就要遵循这一精神，把政府、经营者、消费者的行为限定于适当的范围，使其互相配合，互不干扰。

三、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对策

1．绿色GDP核算制度。绿色GDP是在传统GDP核算中扣除包括城市大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害、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水污染、铅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失、酸雨损失等。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货币折算在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方法，因而绿色GDP等指标的核算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但仍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在每项经济活动的经济增长数值后面列上该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质量升降、生物多样性增减、资源开采或消耗总量、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防治投资额度等事项。

2．计划、规划和布局制度。一般来说，循环经济发展计划应以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为基础，包括循环经济的发展方针、分期目标、考核目标、计划性对策和重大项目等事项。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各地方要针对区域的环境资源情况和外来资源的实际，对地区产业结构体系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地区内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空间布局，明确循环经济的目标、任务以及要采取的政策措施，确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的名单，保证循环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如对于生态脆弱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在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的前提下，应规划为保护性有限开发的区域；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可以把伴生矿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规划为接续产业。

3．有效管理和监督制度。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建立循环经济的综合指导、协调、监督和专门监督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监督管理体制；二是有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市级环境资源保护垂直管理改革的力度，试行大区环境保护和国土资源巡视员制度，提高环境资源监督管理的权威性和效率；三是施行全新的政绩考核标准，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在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方面的干扰，确保循环经济的模式的实施能落到实处。

4．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为了全面明确消费者、企业和各级政府在循环经济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国际上除了坚持“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养护、破坏者恢复”原则外，还逐渐发展了“消费者最终承担、收益者负担”和电子产品的生产、经销者负责回收等原则。如日本2001年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把义务主体划分为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经营者和国民。英国1995年《环境法》规定了国务大臣的条例制定义务、义务者类型、企业回收符合标准的义务、经济代价义务等。一些国际条约甚至明确了成员国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对于这些义务与责任机制，我国有必要借鉴、吸收或完善，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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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法;生态经济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recycle economy)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在少数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实施循环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环经济的提出启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资源与环境的国际经济研究,拓宽了20世纪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把循环经济与生态系统联系起来｡

基于上述“循环经济”的主要概念,循环经济的内涵主要包括:第一,要着眼于生态效率｡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充分发挥物质的可循环利用性,这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循环经济的前提和本质是清洁生产,这一论点的理论基础是生态效率;第二,优化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优化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要求产业发展的集群化和生态化｡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核心的资源与核心的产业,成为生态工业产业链中的主导链,以此为基础将其他类别的产业相连接,组成生态工业网络系统｡

二、循环经济制度的国外立法概况

通过立法促进废弃物的回收和综合利用,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循环经济制度,是发达工业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也是此项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快速工业化的道路中,加倍地体验了环境破坏和污染的苦果｡在20世纪90年代,集中制定了废弃物处理､再生资源利用､包装容器和家庭电器循环利用､化学物质管理等一系列法律､法规｡2001年4月,日本开始实行八项循环经济法律,其中《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作为母法,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根据相关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原则,通过促进物质的循环,减轻环境负荷,谋求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循环经济法律｡

美国1965年于第一次将废弃物综合利用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在1986年颁布了《资源保护回收法》,其中包括了循环利用的内容,是目前世界上比较详细､完整的一部法律,在美国的固体废弃物管理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美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规,但现在已有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环法规｡

德国1986年颁布了《废弃物限制及废弃物处理法》,发展方向从“怎样处理废弃物”的观点提高到了“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1991年通过了《包装条例》要求将各类包装物的回收规定为国民义务｡1996年提出了新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把废弃物处理提高到发展循环经济的高度,并建立系统配套的法规体系｡

另外,1992年,韩国开始实施“废弃物预付金制度”,即生产单位依据其产品出库数量,按比例向政府预付一定数量的资金,根据其最终废弃资源的情况,再返回部分预付资金｡2002年,韩国将“废弃物预付金制度”改为“废弃物再利用责任制”,即从限制废弃改为再利用｡

此外,在北欧､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加坡等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多部单项的资源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

三、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创建

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导下,2000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公布,启动了我国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步伐,这是建立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一个良好开端｡在《环境保护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中也有此方面的规定｡另外,我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法规､规章,主要有:《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完善现有综合利用政策几点补充规定的通知》､《关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与新建和扩建工程实行“三同时”的若干规定》､《1989-2000年全国资源综合利用发展纲要》､《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冶金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细则》､《化学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细则》､《能源部粉煤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现行的这些政策､法律､法规为规范我国循环经济的建设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是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因此,该方面的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重点应做好以下几面的工作:

(一)将发展循环经济､走生态经济道路的内容写入国家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一个部门法都必须在宪法的指导下制定｡将在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循环经济制度写入宪法,是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最重要的环节｡经济发展同资源与环境保护是密切关联的,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环境､资源､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和其他环境立法与政策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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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是法律监督的一种形式，是法律监督职能的延伸；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检察机关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其社会收益是大于诉讼成本的，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公益诉讼制度的每一项机制必须从诉讼成本与社会收益角度予以全面的权衡,才可使公益诉讼制度的预期价值得到较好的实现。

关键词：公益诉讼制度；法律经济学；诉讼成本；诉讼收益

近年来，随着国有资产流失、环境公害事件、产品质量责任等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日趋严重，在这些领域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也对此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使公益诉讼制度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基础。同时，也应看到，一项法律制度的设立与执行，要考虑如何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法律经济学就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制度的效益与价值的学说。本文拟以经济学中的成本与收益理论做为切入点，以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和阐述公益诉讼制度在若干领域的构建，以期对该制度的建立聊尽绵薄之力。

一、 公益诉讼制度的成本分析

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指经济主体为了达到预期的特定目标而必须付出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时间代价等相关耗费，不仅指可用货币衡量的商品和劳务等有形物，还包括占用的时间、消耗的精力乃至放弃的机会等等。成本可分为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现实成本指的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所实际支付的代价，包括货币、物资、人力等有形物和付出的时间、精力等无形物。现实成本具有可感知性，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即使是时间、精力、感情等无形物，也可以体会与计量，是真实的存在。机会成本又称选择性成本，是指在做出一项决策时所放弃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或可能性。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没有成为客观事实，因而是隐性的、观念上的东西。机会成本的存在归因于人类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社会的资源总是有限的 ，一定量的资源如果用于甲用途，就不能用于乙用途，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是时常存在的。人们在决策时总是追求机会成本的最小化，力求使现行的选择最大限度地优于所放弃的另一种选择。

法律经济学的成本理论主张，诉讼也是一种投入和产出并存的类经济活动，为了追求核心目标――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诉讼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诉讼成本指国家和诉讼参与人为了实现一定的诉讼目的，在实施诉讼行为的过程中所支出的各种损耗的总和。诉讼成本也包括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诉讼现实成本体现在国家对诉讼活动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投入，以及当事人参加诉讼所付出的费用、时间、精力和感情等等，总之，包括了国家、社会与个人为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实现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与消耗；诉讼的机会成本则更多地体现在各种诉讼制度设立时的权衡与取舍上，即当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面临多种选择时，如何优中选优，从而将一项司法制度的机会成本降到最低。公益诉讼成本，即在实施公益诉讼行为的过程中所支出的各种损耗的总和。下面就对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三个领域的公益诉讼成本分别做出具体的分析。

（一）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的成本

在国有资产产权变更、国有企业改制日益频繁的今天，因企业内外部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大量涌现，有统计资料反映，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中小型企业所有者权益损失十分严重，国有大、中、小型企业损失占净资产比重分别高达15.2%,59.4%,和52.8%，［1］建立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调查取证与出庭诉讼需要付出成本。国有资产流失是因行为人的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的，渠道复杂，形式多样，且行为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专业技术性，因此，对国有资产流失开展调查取证的成本是很高的，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和经验知识；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一般很复杂，需要经历较繁复的诉讼环节与较长的诉讼时间，会牵涉到诉讼人很多的精力、财力和时间。其次，诉讼费用的支付需要付出成本。国有资产流失诉讼行为需要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大多数诉讼人要聘请律师，而且要交纳诉讼费。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标的金额，按照一定的比例累计交纳。国有资产流失的数额一般较为巨大，如果按照现行规定诉讼费用会很高。再次，还有诉讼风险成本。侵犯国有资产的行为人大多身居要职，手握重金，有些甚至与黑恶势力相勾结，举报人、诉讼人有时要面临被打击报复的风险。

（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成本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诸多的环境问题直接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共利益是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环境侵权现象增加的情况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必然的选择。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成本包括：第一，查明危害发生机制所需要的支出。环境公害事件发生时，需要查明危害发生机制以便做为证据使用，而此项工作是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要求调查者拥有相应的技术条件、专业知识和进行各种鉴定的资金。第二，诉讼费用的支出。这项费用包括原告人在庭前预先交纳的诉讼费和双方当事人为应诉而付出的各种开支。由于环境侵权案件大多较为复杂，涉案金额巨大，诉讼环节较多，因此诉讼费用一般很高昂。第三，可能出现的滥诉导致成本增加。我国司法资源是有限的，提起公益诉讼的个人动机有时是复杂的，并不排除功利及追求新闻炒作效应的初始动机。我国没有滥用诉权的相关规定，被告一方可能被一个莫名其妙的案由拖入诉讼中，花费了人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因此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制度，防止诉权的滥用。

（三）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的成本

当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消费生活得到不断丰富的同时，由于受法律、信息和专业知识的限制，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几率也会增加。在消费品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并未根除，有缺陷产品给消费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情况经常发生;在商品销售和服务行业中，欺诈行为仍很严重;在医疗及电信服务领域，消费者遭受损害后往往难以获得公正、合理的赔偿;在缺乏竞争的、垄断性的行业和领域，损害社会公众权益的现象尤其突出。建立起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对于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2］近十年来，消费者个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在不断增加，从福建龙岩市邱建东辞职专打标的为1.2元的电信资费官司，到南北律师状告铁道部春运期间涨价违反程序；从河南农民葛锐因0.3元入厕费与郑州铁路分局打了2年多的官司，到贵州游客米龙告世博园票价歧视……消费者公益诉讼在我国可以说是方兴未艾。［3］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成本的特点在于：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案件中，对于单个利益受侵犯者而言，其诉讼成本往往高于其预期判决价值。在消费者侵权纠纷当中，那些涉及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事件所占比重并不是很大，数额不大的消费侵权纠纷却在日常生活当中屡见不鲜。受侵犯者提讼必然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与金钱，这使得消费者对是否诉诸法院感到难以选择，这种局面在小额纠纷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小商品的制造商们联合起来实行价格垄断，使数百万的消费者利益受损，但是每个受损的消费者又意识到用诉讼的方式来索回一件小商品的差价，将使成本大于所获的收益，因而大多会选择放弃诉讼。因此，原告是否提讼取决于预期诉讼成本。当某类案件的参与费用高于预期判决价值的时候，原告就不会提讼。然而，如果把这些消费者的权利请求聚合成为一个整体的集团诉讼，其诉讼标的会足以支付诉讼成本。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无疑能够承担起这一任务，它正是“通过若干小的权利请求聚合成一个足以使诉讼成本合理化的权利请求方法――换句话说，即实现诉讼的规模经

济。”［4］

二、 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分析

与成本理论相对应，经济学中的收益理论也是另一重要的组成部分。收益又称为“损益”，指的是经济主体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成本的投入下所实现的经营成果。其主要特征是：1、客观性。收益的计算是建立在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基础之上的实际获得的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收入，并不是存在于观念之中的预测与推断的产物。［5］2、相对性。收益是与成本相对应的概念。它是以成本为基础和前提的，依赖于成本的存在。现实生活中偶然发生的无成本的得利，不具备经济学上的意义，因此不能归入“收益”的范围。

收益也可区分为现实收益与机会收益。现实收益既包括以货币、物资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利润与收入等有形物，也包括精神世界的享受与满足等无形的感受，总之都可以被人们所感知。机会收益指的是只有通过放弃其它某种收益才能取得的收益，其理念来源于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即企业或个人为了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好实现，他们会以最大的努力去采取最能增进其利益的战略，只要存在能增进其利益的较好的办法，他们主观上决不会放弃较好的战略而去选择较差的战略。［6］

诉讼是一种成本与收益并存的类经济活动。诉讼活动的收益存在层次性，可分为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显性收益是从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等层次上讲的，诉讼可使已被扭曲了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加害人受到惩罚，被害人得到经济或精神上的抚慰，社会秩序从而恢复常态，有利于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对损害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则能够更加直接地挽回国家、集体、社会所承受的经济损失，使诉讼的经济收益得到完美的体现；隐性收益是从诉讼的核心目标层次上讲的，该收益体现在不可用货币衡量的权利保障、公民自由、司法公正等价值追求上，是更高层面的诉讼收益。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符合法律经济学中的效益要求，是实现诉讼收益最大化的必然需要。下面就对几种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加以评析。

（一）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

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表现为：（1）通过公益诉讼，可以为国家和集体挽回巨额经济损失，使相关责任人受到法律追究，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力保障，可以实现非常可观的经济价值。如《检察日报》2001年10月21日头版张仁平、苏晖报道：福建霞浦县检察院以原告的身份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状告该县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法院判决转让合同无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70万元；（2）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承认和确认了公民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权利，是宪法原则和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我国的国有资产归全体人民所有，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使用自然是人民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国有资产受到不法侵害时，实质上也侵犯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人民群众就有权通过提讼的形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确保了人民群众对国家财产的管理权；（3）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除了能带来现实的显性收益外，还具有潜在的隐性收益。做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利保护方式，做为公民的一种道德义务，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能够增强公民做为国家主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和维护“公共利益不容侵犯”的公平正义理念，让每一位公民都认识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树立起权利意识、责任意识、义务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自己对国家制度的认知与情感，对国家与宪法的认同以及对国家的忠诚与信心。［7］

（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表现在：（1）环境保护方面的收益。通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止了危害环境的行为，追究了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起到了良好的预防与警示作用，从而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如2003年，四川省阆中市检察机关对违规超标排放噪声、烟雾、粉尘等物质的骨粉厂侵害环境一案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检察院胜诉，被告阆中市群发骨粉厂立即停止对环境的侵害，排除妨害，在一个月内对现有生产机械设备和工艺流程进行更换和改进，直到其排出的烟尘、总悬浮颗粒物、噪声等污染物小于国家规定的浓度限值标准为止；（2）公民权益保护方面的收益。环境公害事件是对不特定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侵害。环境公益诉讼不仅维护了环境公益,而且赋予了公民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诉权,使得环境公共利益在遭受潜在的或现实的损害时,公民可以经济便利地提讼,来维护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体现了人民民主参与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隐性收益体现在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上。在环境行政管理活动中,有时存在着行政权的滥用和膨胀行为,其中以的情形居多。司法权是一种中立性的权力，将的行政行为交由司法权来制约,以修正行政权的不良运作，就成为必然趋势。环境公益诉讼中，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为提讼，正是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从而达到法治的最佳途径。［8］

（三）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

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包括：（1）有利于实现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保护，实现社会正义。当代社会，从总体上来讲，消费者由于信息、资金等方面的不对称，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就是从法律制度上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进行倾斜，以诉讼的形式帮助受害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2）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可以遏制市场经营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保证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经营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其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很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或有特殊地位的企业采取各种形式的垄断来限制市场的竞争, 因此,有必要引入公益诉讼制度,来保证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竞争秩序能够良性的运行。（3）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的隐性收益体现在：建立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有利于构建消费和谐的社会。消费者权益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是检验市场经济是不是成熟、社会是不是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准。建立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强调经营者、消费者、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消费和谐”的市场环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最大多数的消费者的利益，缓解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矛盾，预防冲突的发生，也有利于社会的和

谐。［9］

三、 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经济学对成本与收益的关系进行探讨，实质目标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众所周知，利润=收益―成本，要获得高额利润，就必然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而在法律经济学领域中，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并不是单纯地以利润为衡量依据的，因为两者除了具备经济因素之外，还都有着隐含的社会效应，这种社会效应不会通过量化的利润体现出来，也难以简单地用诉讼收益减去诉讼成本来计算。这些都决定了诉讼不能单纯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应该是以最合理的成本换取最佳的收益，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对我国来说，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在确立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我国现有的法治基础和特殊的国情，运用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方法，在原告资格范围、举证责任、诉讼费用等方面都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一定的实践探索。以下结合学界的观点，从主体和举证责任的角度，对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谈一谈个人拙见:

（一）公益诉讼制度原告主体问题

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首要问题是启动诉讼的主体――原告资格问题。综观国外立法，在古罗马法中，任何古罗马市民均可代表国家提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美国1986年《反欺骗政府法》第二次修正案规定，任何个人或公司发现有人欺骗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控告违法的一方。［10］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可以提起民事诉讼。［11］可见，在国外，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是相当宽泛的，除了国家机关，不特定的公民个人也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然而，我们认为，从诉讼成本与收益的角度考虑，现阶段我国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宜统一由检察机关提起。首先，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全社会是否遵守法律的职责，当国有资产因各种原因流失而且诉讼主体缺位时，检察机关有义务对此情况进行监督，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补救，体现了国家干预的原则，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其次，由检察机关提起国有资产公益诉讼有着其自身的优势。与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相比，检察机关拥有成熟的司法追究制度，具备专业化的人员和丰富的办案经验，无论调查取证还是出庭支持，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些都会减少公益诉讼中的成本消耗；再次，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讼的权，是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与补充，有利于减低行政成本。当前，由于部门利益的驱动，一些有利可图的领域成为诸多行政权力竞相追逐的对象，而对于那些无利可图的诸如国有资产公益诉讼等领域，有时却关注不够，甚至消极不作为。因此，在行政救济缺位的情况下，由检察机关做为最后的保障，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是非常必要的。［12］最后，如前所述，公民个人诉讼能力相对不足，可能出现滥诉的情况，因此在现阶段如果采取公民均享有国有资产公益诉权的做法，从成本意义上来说尚不适宜。

（二）公益诉讼制度的举证责任

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对等的，谁主张谁举证；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在公益诉讼中，其举证责任必须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专门研究。如前文所述，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是行为人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的，渠道复杂，形式多样，行为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从近年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案例情况看，在国有资产管理、经营的各个环节都有所表现，许多活动是借国企改制、产权转让、资产重组等经济改革过程的一些环节进行的。企业国有资产运营决策权、财务的管理权一般控制在高管人员手中，具有隐蔽性，局外人很难测定。如果完全由检察机关进行取证，从诉讼成本上讲是非常不经济的，法律应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一方降低举证责任要求。［13］检察机关只要能证明国有资产利益遭受或者可能遭受损害的事实存在，只需提出国有资产受侵害行为的初步证据，证明需要司法途径的合理性、迫切性，即可以获得请求支持。至于侵害事实的进一步认定，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说明等应倒置给被告承担。在环境侵害案件中，原告对违法行为人在环境侵权中的主观过错、行为违法性、因果关系方面的事实很难举出确实充分的证据。因此，多数国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都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产品质量责任、市场垄断等违法行为中，受害人一般缺乏收集证据的技术手段，并且由于科技、文化水平的限制，一般消费者难以知道某种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专有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复杂性和保密性，也使受害人难以对违法行为举证。

所以在消费公益纠纷案件中，如果按照普通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方往往只能证明自己受到了损害，而对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行为违法性、因果关系方面的事实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举证，势必使诉讼成本过高，而诉讼收益则不会很理想。

综上，在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中，举证责任的承担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使方的举证责任得到减轻，使诉讼成本在原告与被告之间做出合理的分配。

注释：

［1］李文龙、魏国辰：《国有小企业改革实务》，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2］韩晓波：《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3］莫小春：《和谐社会视野下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对策》，载于《商场现代化》2007年12月

［4］［美］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页。

［5］周虎全：《收益计量之我见》，载于《内蒙古统计》1999年第2期，第45页。

［6］郭正模：《对退休等经济行为的“机会收益”分析》，载于《天府新论》2007年第6期，第40页。

［7］谢胜利、陈少岩：《论构建和谐社会与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载于《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27页。

［8］刘晓军：《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研究》，载于《晋中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4页。

［9］莫小春：《和谐社会视野下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对策》，载于《商场现代化》2007年12月（上旬刊）总第523期，第302页。

［10］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法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2页。

［11］何勤华：《德国法律发展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2页。

［12］欧阳婧：《公益诉讼及其“外部性”的经济学简析》，载于《阴山学刊》第20卷第4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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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环境会计制度的必要性

环境会计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概念，主要是由于环境资源成为一种消费品，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十分突出的条件下形成的。环境会计指的是在社会利益视角下，把生态资源同环境情况等一同进行会计方式的核算，其重要计量单位为货币，主要内容包括环境资产、收益、负债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计量和报告环境维护与开发所形成的效益，最终正确核算评估生产活动的一门学科。环境会计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生态文明。

1、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必然要求

我国逐步提高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追求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设立环境会计法律制度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必然准备。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改变过去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高技术的经济发展方式，力求通过科技创新开发新的可再生资源，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环境代价，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需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规范，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环境与经济发展双赢。

环境会计法律制度能够成为调节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关键性手段，在促进资源高效利用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结构升级优化。在具体实施中，主要是指通过法律强制手段，限制那些不顾环境成本，追求眼前利益的行为，以此种方式诱导企业改善生产方式，减少资源破坏，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2、冲出贸易壁垒的选择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发展，各国之间经济合作日益密切，互相依存。面对日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一些国家往往出于自身既得利益，以环境作为其经济贸易中的先决条件，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种行为对国际经济活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不小影响，但同样也是在客观上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广泛贸易联系，要想在当前环境下立足，必须着力提高环境要求，因此，构建适应我国的环境会计法律制度，能够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环境竞争力，促进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是冲出环境这一贸易壁垒的不二选择。

3、实现企业环境资源科学化配置的方式

企业是微观环境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主体，对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环境相关问题进行考量评估，并定期依法公开披露，能够全面反映某一企业生产经营具体情况，并准确评估其经济效益与环境成本的关系，依法将其环境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真实反映其扣除环境成本的利润情况，为企业制定对策提升技术，优化内部结构，降低成本，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有利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和相互关系的良性发展。

二、构建我国环境会计法律制度的设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依靠高资源投入换来的，生态问题是我们在当前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的问题，我们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发展集约型经济，而这一转型的重要保障就是构建合理的会计法律制度体系，服务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制度定位

长期以来，我国将GDP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这就导致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当然，其中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不计其数。但我们资源又是有限的，生态一旦破坏很难恢复。当环境遭受污染时，污染者往往将责任转嫁给社会，环境保护的支出无法短期看到效益，因此，企业缺乏社会责任，环境保护主体积极性不高，便使环境保护陷入实施困境。

上述问题的解决，依靠单纯市场调节远远不够，因此，必须利用“有形的手”――宏观调控手段，做出科学决策，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会计法律制度是一种执行力较强的方式，能够还原环境资源与企业收益真实状况，使企业在强有力的监管下主动转型效益增长方式，关注生产活动环境影响评价，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2、环境会计制度构建的初步构想

（1）建立环境资源成本核算体系。基本原则。第一，可持续发展原则。即在考虑经济发展继续推进的前提下，充分关注环境资源问题，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第二，激励与约束并重。即要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政策的手段，既对能够积极转型，不断降低环境成本的企业进行奖励激励措施。又对那些存在侥幸心理，不顾资源环境代价，只求经济利益的行为进行严格惩罚。基本内容：第一，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具体包括保护环境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消除环境破坏所付出的成本两个部分。第二，环境效益的确认和计量。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活动过程中，为了保护环境，履行环境责任，而产生的当前或者预期可得效益。

（2）转变政府的经济发展观念。政府是实施宏观调控的主体，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环境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因此，政府要切实转变观念，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应该注重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过去的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子、老思想一定要丢下，要切记“先污染，后治理”的沉痛代价，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念，利用科技进步，不断优化结构，提高效率，降低环境影响，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要修改完善政府相关考核和绩效评价办法、环境效益考核与奖惩办法，逐步建立科学现代的政绩观导向，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

（3）健全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环境影响评价能够通过有效地分析和预测，提出合理可行的预防或减轻环境影响的方法和举措，可以进行全过程、多方位的监管，能够有效将环境问题解决在源头。《环境影响评价法》如果能将环境会计制度纳入其中，使其成为提供科学参考依据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从而促进政府作出科学决策，有效防止因为依据不足而导致的盲目性决策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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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务派遣 经济分析

前言

“没有市场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也就没有市场”。劳务派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为适应人力资源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各经济主体，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断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精简冗员，减少成本，提高效率。为此，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制度作了法律上的规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法律规范不健全，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劳务派遣制度实施过程中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劳务派遣制度

经济学上的“制度是指多个遵循同一规则的交易的集合，是经过交易多次重复形成的。”劳务派遣制度在我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迅猛发展于90年代，是随着我国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逐渐发展的，是我国用工制度的重大改进。各用人单位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结合单位的用人规模和规律，核算投入与产出及盈利(即经济学上的效率)，反复博弈和试错，决定单位的经营原则和用人制度，逐渐形成劳务派遣制度。劳务派遣合同是劳务派遣制度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劳务派遣是劳务派遣单位根据实际用工单位的要求向其派遣劳动者，由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签定劳动合同，与实际用工单位签定劳务派遣协议的一种灵活用工方式，它涉及三方主体：劳务派遣单位或劳务派遣公司、用工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它实现了劳动力的拥有者与使用者相分离，便于用工单位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及时招收或者辞退人员。

二、劳务派遣制度的法律分析

1．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

由《劳动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可知劳务派遣单位是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一方——用人单位，被派遣劳动者是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另一方—一劳动者，至于实际用工单位是属于用人单位一方，还是属于劳动者一方，《劳动合同法》没有明确说明，仅在第92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外《劳动合同法》第59条还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由此可知，双方不是劳动合同关系，是以派遣协议为媒介的劳务关系，双方通过协议平等协商，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从这方面考虑，有点类似民事法律关系。

2．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劳务派遣合同作为一种新型的合同，它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合同，其一，合同具有灵活性和短期性，劳务的替代性很强。其二，派遣公司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不属于生产单位，它是靠收取服务费正常运作的公司法人，经营的对象表面上看是劳务，本质上是劳动者所拥有的劳动力，劳动力是否是经营对象，理论上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三，双方签定的劳动合同涉及第三方——用工单位，合同的履行要在用工单位进行，派遣单位无法直接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考核和实施劳动保护。但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法定的用人单位，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法律关系，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派遣单位的其它劳动者同等的权利，包括缴纳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特别是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地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以维持其正常的生活。

3．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存在直接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劳动者在用工单位要服从用工单位的统一管理，听从安排，遵守劳动纪律。至于它们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劳动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法》也没有强制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必须签定劳动合同或者有关协议，双方也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用工单位仅仅是劳动力的使用者和管理者。为了确保劳动者在用工单位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劳动合同法》第62条专门强制规定用工单位应当履行的义务。实践中这种义务用工单位很难履行，其原因是有劳务派遣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劳动合同法》第66条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劳务派遣的时间很短，是重复可替代性劳动，不需要任何专业技术要求，不需要上岗培训，用工单位的目的是低成本，高效率，短期用工，大都是一次性临时用工，随意性很强，法律的约束形同虚设，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很难得到法律的救济。

三、劳务派遣制度的经济分析

劳务派遣制度涉及三方利益主体：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他们组成一个利益链条，他们是“谋求自我利益极大化的理性主体”，他们的目的试图使自我利益极大化，并尽量减少代价和损失。作为理性主体，在社会行动中，三方主体都坚持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既有合作又有利益冲突，在作出行为选择时候，优先考虑选择的行为值不值、划算不划算，从利益上反复考虑和琢磨。

1-劳务派遣公司的利益初衷

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公司是公司法人。他们设立公司是盈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的利益(利润)来源是来自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是由被派遣劳动者创造的。劳务派遣公司要生存和发展须具备：其一要有大量的在本公司注册登记的适合用工单位需求的劳动者；其二需要有用工的用工单位，即劳动力的需求市场。具备这些条件，公司才能运作，目的才能实现。

2．用工单位利益所在

用工单位作为劳动力的直接使用者，力争降低各种各样的用工成本，包括招收录用劳动者的费用、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费用，即减少投入。相反，一旦用工单位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招到合适的劳动者，置法律于不顾，则尽力提高对劳动者的使用强度，如加班加点，加大工作量，目的是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

3．被派遣劳动者的利益诉求

被派遣劳动者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通过派遣公司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对自己的选择行为作一个比较和权衡，寻找自己利益的最大值，实现劳动力价值的最大化。首先考虑每月的工资多少，合算不合算，每月工资除了生活费、房租、交通费等等各种费用以外，能挣多少，他要和同行业的劳动者比较。如果是零利益或者负利益，被派遣劳动者与派遣公司不可能形成交易，签订合同，双方要进行谈判，寻找利益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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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律经济学 效率 土地征收制度 公共利益

一、前言

土地征收作为一种基本的土地法律制度，普遍存在于各国的法律之中。综观各国法律，土地征收制度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国家或政府为了公共目的而强制将私有土地收为国有并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建国以来，我国逐渐形成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两种所有权形式。鉴于征收制度自所有权制度产生时起就作为对所有权的一种限制一直存在，它与所有权制度一起发展，并在社会所有权的观念下觅得其存在的合理性。本文论述的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主要是指国家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作为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而土地征收制度作为一种剥夺所有权的制度，必须具备“公共目的性”和“补偿性”的条件，从而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这正是应用法律经济学对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分析的重大意义所在。

二、法律经济学视野下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缺失

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于分析财产制度是否符合经济规律以及怎样促进资源向更高的使用方式转移。征收制度作为财产法中一种十分特殊的制度，引起了法律经济学者极大的兴趣。在法律经济学的视野下，我国土地征收制度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1、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通过法律促进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效益并以效益为目标(或称之为进行制度创新)。即所有的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社会效用的增加为目的。而现行的土地征收法律规定与“公共利益”的目的存在矛盾，导致 “公共利益”的范围规定得不够明确，不能使土地资源在征收过程中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

（1）立法上的缺失。《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该条第2款同时规定“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该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可以申请使用原来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也不排除申请使用国家征收的土地的可能。如果是这样，就严重违背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法律中出现这种矛盾之处是因为立法者在立法时没有区分开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以至于土地征收与建设用地笼统地被规定在一块。因此，在土地征收的立法中，我国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了土地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但具体什么事业符合“公共利益”却没有明确的规定。

（2）实践中的困境。虽然立法者对征地目的有着更为严格的限制的意图，但是我国有关土地征收目的的规定依然不够具体、规范，实践中依然不能很好地防止土地征收的滥用。立法上，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只规定了土地征收必须经过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对被征收人认为土地征收目的不符合法律规定时的救济机制却没有任何规定。但由于我国行政机关现在的工作水平和透明度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此，过于原则性的规定不利于约束行政机关严格依法实施土地征收。

2、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我国补偿的项目较少，远不能覆盖被征地人所有的损失，这是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主要缺陷之一。

（1）补偿标准偏低，而且以地平均年产值作为补偿标准极不科学。虽然1998年《土地管理法》已经大幅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但这样的补偿标准在经济发达地区与土地的市场价格相比还是偏低。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对土地的补偿和对农民的安置总计为该耕地在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0~16倍，最多不超过30倍。按照这个标准，以现金形式的补偿通常都在每亩1.5~3.5万元。实践中，不少地区征地时仅以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计算补偿额，被征地方获得的补偿是相当低的。

同时，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级差地租是由经营较优土地获得的、转归土地所有者占有的一部分超额利润，由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部分的差额构成。在市场经济和土地所有权存在的条件下，优等地、中等地上的超额利润，最后会通过土地所有者与租地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转化为土地所有者占有的级差地租。所以，土地所有权是使超额利润转化为级差地租的原因，而同级差地租的形成没有关系。不难看出，土地生产条件的差别是级差地租产生的物质条件。土地的有限性和以此为前提的土地经营的垄断，是级差地租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而我国在土地征收的补偿上采用平均年产值的标准，从法律设置上忽视了土地征收过程中级差地租存在的这一经济现实。

（2）征收补偿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农民不能从土地增值中分享利益。政府往往以较低补偿费获得土地，再以很高的出让金转入市场，实践中，这部分的增值额是非常大的。这些增值额实际上是土地从农用地变为城市用地产生的级差地租。但是，国家对征地过程中的这部分增值额不予确认，也没有让失地的集体组织或农民从增值额中获利。农民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应当是农民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成果的过程，应当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城乡差距，因此，应解决土地增值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3）补偿发放和补偿方式存在缺陷。首先是土地补偿费用收益主体不够明确。由于历史遗留的因素，土地在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的权属界定并不非常清晰，不同所有权主体的土地经常交错在一块。众所周知，征收土地与征用土地是不同的，前者改变的是所有权，后者改变的是使用权。在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如果征收土地就涉及到对两个主体进行补偿的问题：一是对所有者即农民集体进行补偿；二是对土地所有权上依法设立了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人进行补偿；三是如果上面附着物另为他人所有的，还涉及到第三人补偿，如果土地使用权上设定了抵押权的，还应通知抵押权人，以保障担保物权人的利益。但是，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是怎么规定的呢？只通知和公告农民集体和农民，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竟规定，土地补偿只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那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费到哪里去了呢？显然，土地法没有考虑到我国土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已流转的法律现实。这给确定土地补偿费用收益主体带来了困难。

其次是土地补偿方式不够灵活，安置方法过于简单，无法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我国现行法律中规定劳动力安置是主要实行货币化安置的方式。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力的就业安置是确保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有效措施。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劳动力安置办法和“农转非”等办法，在实践中很少使用，已失去意义。安置费和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一并计算补偿给集体纠纷组织，对农民安置问题不再考虑。而我国现在征地补偿的利用机制还不是很成熟。补偿费用有时就直接发到农民手上，出现农民坐吃山空的现象。农民失地后很难再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缺乏长远的生活保障。

三、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缺失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法律经济学者认为，征收制度的潜在无效率是可以被潜在效率抵消的。法律经济学者对此的解释是，政府征收所涉及的项目一般都是巨大的，牵涉到与许多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交易，这些复合交易的谈判成本是很高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政府在规划确定以后放弃原来的购买计划而购买其他土地的成本巨大，私人所有者知道这点后会提出高昂的收购价格；二是因为每一位所有者都希望自己成为最后一个出售者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势必影响收购的进度。如果征收者承担了巨大成本，只能提高服务价格，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样消费者和征收者双方都不能获益。此外，鉴于征收成本巨大，征收者也可能会采取其他措施替代征收他们计划内的土地，结果这些土地就不能转到使用效率更高的征收者手中。因此，对于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应当做如下分析。

1、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土地征收制度的目的。

（1）在制定土地征收的法律制度过程中应如何理解要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呢？法律经济学者运用有关公共产品的理论予以回答。根据该理论，对抗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应由私人所有和提供，具有非对抗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如国防）则应该由公共所有，政府提供这些公共产品是更有效率的。由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的高效率，因此，政府在供应公共产品时征收私人财产才是正当的，反之，政府为了供应私人产品而征收私人财产则是不正当的。供应公共产品也就要求政府的征收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要求。因此，我国应采取为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概述加列举式的立法方式，除了保留现有“公共利益”的原则性规定外，还应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我国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项目范围与世界各国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是基本一致的。我国可以将这条规定作为确定我国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的范围基础，同时将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项目明确列入“公共利益”的范围之中。此外，我国还应加强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各项事业的立法，建立我国完整的公益事业法立法体系，具体规定各项公共事业中的哪些建筑、设施可以适用土地征收。

（2）应该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中的土地征收审批制度，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将土地征收严格限制在公益性建设用地内。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土地征收目的合法性的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在申报征地过程中，由指定的机构审核该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用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各级人大来审核较为可行，只有经审核符合公共利益用途，方可核准征地。

2、至于为什么要“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法律经济学者给予的最简单的解释是，它能预防政府过度使用征收权。如果不存在公平赔偿规定，政府很可能就会积极的征收更多的土地以降低自己的投入成本，而这种做法对整个社会来讲往往是浪费资源和低效的。征收补偿至少部分是为了强迫政府将征收的成本内部化，从而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佳点。显然，征收行为不仅具有管理成本，而且具有昂贵的机会成本：一旦财产被政府征收，它就不可能再被任何私人使用。如果政府不需要给予补偿，即不需要花钱就可征收财产，那么政府可能会受到“财政错觉”影响，也就是政府官员将误以为所征收的资源没有机会成本或机会成本很低，从而作出非理性决策。其结果必然导致政府过度征收，进而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浪费。为了避免发生财政错觉，宪法要求政府给予完全补偿或赔偿，迫使政府比较征收的机会成本和征收后的财产价值。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对土地承包关系定位尚未明确的情况下，要完善土地征收的补偿制度。

（1）扩大征地补偿范围，提高征收补偿标准。征收条款与补偿条款在法治国家被视为“唇齿条款”，不可分离。土地征收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永久性转移，农民将永远失去土地的经营权，失去生活的可靠来源和保障。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征地补偿范围无法补偿因征地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带来的损失。我国在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补偿的内容，这是立法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为征用、征收补偿立法和实施征用、征收补偿活动提供了宪法依据。立法中应通过对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种植种类和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地上作物、农民房屋等补偿予以明确，对相邻土地的损害补偿也应予规定，不断扩大征地的补偿范围。

（2）国家需要承认征地带来的土地增值效益，并使农民从土地增值效益中分享利益。当然，土地征收造成的土地增值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开发建设带来的，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征地后的土地增值也应该有一部分为政府获得。政府可以通过开征土地增值税获得此部分的份额。对被征收土地上的农民进行妥善安置，是征地制度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安置工作应当实行由“以安排劳动力就业为主”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多种途径安置”的原则，拓宽安置渠道。可以考虑以土地补偿费为主，采用以下补偿方式：货币安置；地价款入股安置；社会保险安置；留地安置；用地单位安置；农业安置；土地开发整理安置等等安置途径。但不管采取何种途径，应坚持“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的原则，使农民在失去土地后还能保证其生存权和发展权。

【参考文献】

[1] ［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2] ［美］麦考罗、曼德姆著，吴晓露、潘哓松、朱慧译：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法律出版社，2005.

[3] 杨松龄:两岸土地征收法制比较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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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规模协调博弈；制度；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7-0013-05

一、引 言

从2000年到2010年，东部5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西部10省（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平均GDP从2000年的差距6，549元扩大到2010年的21，340元，绝对的差距在扩大。东西部的经济增长差距有加速扩大的趋势。现有的文献对东西部的收入差距有很多的描述并研究收入差距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如彭文斌通过多层次分解的Theil指数描述了我国东中西3大区域的经济差距以及贡献率的时空]变特征。[1]魏后凯对中国地区经济差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认为从1978年到1995年落后地区与高收入地区间人均GDP或人均国民收入差距大体每年约以2%的速度缩小，同时各地区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不平衡格局反而进一步加剧。[2]其他学者如杨开忠、蔡昉等也进行了相似的描述。但是这些分析对区域差距的原因分析较少。[3][4]

地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假设，必然意味着地区之间的差距将随经济发展而缩小。但这一结论和很多的实证分析并不相符，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Robert E.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对区域差距的发散性进行了新的解释，将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形成良性的互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积累越多，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经济落后的地区，学习的机会小，知识积累很缓慢，经济发展也就慢。一快一慢，必然形成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除此之外有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进行了数据检验，发现并不存在决定经济发展的简单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制度，包括市场、产权和法制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5]

笔者认为，除了人力资本是可积累的因素以外，制度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不会也具有相似的作用。本文将采用一个大规模协调博弈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制度效率差异及其原因。这里的制度特指和企业营商环境有关的各种规则的总和，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

二、制度的积累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基于大规模协调博弈的分析框架

首先假设，政府官员和所有市场经济中的人一样，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益表现为个人权力、在职消费等，这些都和政府可支配的资源成正比，和政府的收入成正比，因此官员和地方政府的目标是追求政府收入最大化。

企业以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为此企业会精心选择自己的建厂地址，在影响选址的因素中，法治、规范化的程度是重要的标准，在其它方面相同的情况下，企业会选择制度成本最低的地方来建企业。

现在假设有两个地区的企业数量不一样。企业数量少的地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将会是一个囚犯困境的博弈。表一是该博弈的收益矩阵。收益矩阵中前一个数字代表政府的收益，后一个数据代表企业的收益。政府的行为分成高法治水平和低法治水平，高法治水平是指政府切实帮助企业，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提供方便；低法治水平是指政府以获得短期的收益为目标，增加企业的各种税费，任意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在（高法治水平，进入）这一组合下，政府获得税收T，同时为了吸引企业到来花了成本Z，政府的纯收益为T-Z，这种收益可以长期存在。（低法治水平，进入）这一组合时，政府通过勒索企业来获得好处，如乱收费，乱摊派和罚款等。用L表示，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经营，只有关门大吉，这将损失前期的投入，用C表示，企业的收益为负数，政府的收益为T+L，多于好心时可以获得的收入，不过由于企业会退出，这种收益只能获取一次；（高法治水平，不进入）的组合下，政府损失吸引企业所花费的成本Z；企业没有进入，收益为0。（低法治水平，不进入）的组合，由于双方都没有采取行动，故收益都为零（见表1）。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低法治水平是占优策略，无论企业是进入还是不进入，低法治水平时的收益都会高于高法治水平时的收益（T+L>T-Z，0> -Z）。对企业而言，企业知道政府一定会选择低法治水平，这时企业的进入之后的收益将为负，因此企业会选不择进入的策略，这样博弈的均衡结果将是（低法治水平，不进入）的组合。

这种均衡的结果显然不是社会的最优结果，从社会角度看的最优结果是（进入，高法治水平）的组合。如果博弈是重复进行无穷多次时，双方都会认识到合作的收益，博弈的双方都会选择（进入，高法治水平）的组合从而走出囚徒困境。

可以看出，当一地的潜在的试图在该地选址的企业足够多时，追求最大财政收入的政府将会采取高法治水平的行为，而潜在的企业也将会选择进入的策略。假设现有的企业数量为m，潜在的企业数量为n，在不考虑贴现因素时，政府采用掠夺策略时的收益为■（T+L）i，潜在企业发现现有的企业被掠夺了，自然会放弃进入该地的想法。采用高法治水平时的收益为■（T-Z）i，政府不但可以从现有的企业获得正常的税收，还能吸引潜在企业的进入。因为（T-Z）>0（否则政府不会愿意招商引资）。所以，当m足够大时，即潜在需要进入的企业足够多时，必然有■（T-Z）i>■（T+L）i，对政府来说，掠夺将是一个不明智的策略，以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将会采用高法治水平的策略。

以上分析表明当潜在的企业数量足够多时，政府将会实行更加友善的公共政策，地区的制度环境将大大的改善。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迅速发展，跟这种潜在进入的企业有很大的关系，被确定为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地区，为了吸引潜在的海外企业，纷纷都执行优惠的政策并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拉开了和中东部地区的距离，而中西部由于开放的程度不如沿海，潜在的需要进入的企业数量少，因而实行友善公共政策的激励程度不足。

潜在进入的企业是决定政府行为的因素，当已经进入的企业数量足够多，而潜在进入的企业数量减少时，政府可能同样会采用掠夺的政策。即n多而m少时，将使n越来越接近于m+n，由于T+L>T-Z，当n和m接近时，■（T-Z）i的值将小于■（T+L）i，这意味着在大量企业已经进入之后，政府实行掠夺的策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但是从现实来看，这样的现象并没有发生，经济已经很发达的地方，都有较高的法治化水平，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政府追求长期收益。但政府官员的任期是有限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的政府官员不会为了整体的长期利益而放弃他在任时可以获得的更多收入。那么政府进行规范管理就只能是另外的原因了。

另一个原因就是已经存在的，数量众多的企业会改变政府的行为。如果企业数量多的地方政府行为规范，企业数量少的地方政府采用掠夺式的管理，那么就会形成典型的大规模的协调博弈，形成制度效率上的马太效应，最终导致经济上的差距。而这种可能性是极有可能存在的。

大规模协调博弈指的是，当其他很多人在做出了选择之后，局中人如果跟随其他人的选择，就能提高收益，如果不跟随，则收益就会降低，一个典型的大规模协调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以企业的选址决策为例，支付矩阵中的第一个值表示其他企业的收益，第二个值表示企业X的收益。当其他企业选择A城市时，企业X也选择A，那么企业X和其他企业的收益都将为H+x。H表示没有企业X时其他企业所获得的较高的收益，由于企业X的加入，所有企业的收益都增加了， x为增加的部分。如果其他企业和企业X都选择B，其收益与都选择A城市时相同。当其他企业选择A城市，而企业X选择B城市，也就是企业X不跟随其它企业时（其他企业选B而企业X选A时也是相同的），其他企业的收益仍然为原来的H，而企业X的收益将为L，L是一个比H更低的收益。

这样的收益矩阵和现实中的区域企业分布相符合，我国大量的民营企业集中在沿海开放城市一带，而内陆地区的民营企业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这也是影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企业基数越多的地方，越是吸引新企业的到来，这种马太效应有其现实的原因。

第一，企业的数量会促使政府降低政府收入对企业形成的负担。政府的收入如果依赖于本地的大量的企业，政府就必然和企业进行协商和协调，通过维护企业的利益来获得收入。通过减轻本地企业的负担，培养税基，实现财政收入的长期增长。这样做的前提就是本地企业数量众多，即使税负较轻，也能获得较多的收入。对于企业数量多的地区来说，政府会采用低税负的管理办法，形成规范高法治水平的管理而不是掠夺式的管理；对于企业数量少的地区，由于财政压力，政府可能会采取高税负的管理办法。对企业来说判断投资环境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现有的企业数量，现有的企业数量越多，则营商环境越好。当企业按照这种方法来选址的时候，就形成了大规模的协调博弈：现有企业数量越多，越能吸引新企业的到来从而经济也越发达。这和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的事实是相符的。

第二，企业数量的增加会增加政府管理的工作量，形成学习效应，促进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和规范性，制定更科学的流程，减少单个企业和政府打交道的成本。学习效应是职员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由于重复进行同一类问题的处理而提高能力，降低成本的现象。政府工作人员的学习效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起初完成一项针对企业的审批、核查等管理时，需要较多的时间，当企业数量较多时，工作人员会变得越来越熟练，从而提高处理速度和效率。二是管理者在大量的管理实践中，能把各个管理环节进行合理的顺序安排，形成更为科学快捷的流程，进而提高管理的效率。三是当政府管理形成既定的模式之后，企业会针对政府的管理来准备各种文件和材料，这也会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相反，在企业数量很少的地方，不可能形成这样的科学流程，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往往没有特定标准，或者有制定标准却不能熟练的操作，拖延时间，甚至会以人际关系为基础进行处理。可想而知，在这种管理效率较低的地方创办企业将会面临较高的和政府打交道的成本。例如温州为了保护和促进挂户经营家庭企业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三借”（即出借介绍信、合同书、银行账户），“四代”（即代开统一发票、代为计账、代征国家税款、代集体提留）等服务，提高。而这样的管理经验，不可能在一个企业数量少的地方发生。

第三，企业数量的增加能更有力的监督政府，促进政府管理的规范化。庞大的企业数量会给现有的行政机构形成压力。当企业利益受损的时候，可能会与政府进行集体的协商，增加谈判筹码，促使政府形成有利于当地企业的政策。例如1999年，温州市政府在全国最早以政府令了《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并赋予行业协会16项具体职能，提高企业的话语权，更有效的监督政府。[6]一个企业的诉求可能不会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众多企业的诉求显然会不一样，政府会考虑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也会考虑对其它企业信心的影响。相反，如果一个地方企业数量很少，这些企业对当地政府的影响力就非常有限。政府往往会亲自参与经济建设，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推动GDP和政绩，获得各种上级的资助。在这样的环境下，普通企业的利益被忽视就不足为奇了。如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为打造“白酒一条街”，在搬迁补偿及安置等措施未明确的情况下，强制商铺搬迁，并强行扣押部分商户货品。[7]这就是一种忽视企业利益的典型做法，如果当地有足够多的企业的话，这种行为就很难发生。

第四，企业数量较少的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比较深。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政府都有强烈的赶超情结，往往对经济进行多方面的干预。如通过各种优惠补贴和谈判将一些知名的大企业引入本地，增加本地的投资和GDP，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对每个政府部门都安排招商引资的任务。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直接引进有可能是基于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板之间的互利，强调的是个人的因素，弱化制度的约束，不利于改善整体营商环境。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政府干预程度越深，对市场机制的扭曲程度就越大，资源配置将越没有效率。从实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通过政府的强力控制来实现经济的真正发展。在我国，官员的考核是以GDP和税收为最主要的指标，经济发达的地区无论绝对值还是增长率都处于前列，往往会以稳定的政策来保持现有的发展趋势，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进行强力的经济干预；而落后地区增长速度方面处于劣势，GDP绝对值更是悬殊，这对于当地政府官员的考核来说极为不利，因此落后地区的官员都有强烈的赶超情结，希望通过强力的政府和政治干预来增加这两项指标，结果就会形成强力的政府干预模式，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再加上每个新任的官员往往都会提出自己的一套干预模式，致使政策缺乏连续性。这种不同的干预模式对企业的选址决策有较大的影响，对已经有大量企业的地区，新进企业会相信当地有较少的政府干预和较连续的政府政策；而企业数量较少的落后地区则会有较多的政府干预和多变的政府政策，形成企业数量越多的地区，越吸引新企业投资的局面，形成马太效应。

第五，从行政文化的角度来看，企业数量多的地方更能形成尊重企业的行政文化。企业数量多的地方，政府财政方面对上级的依赖较少，靠当地企业的税收来提供，保护当地企业就是保护政府的收入，政府会和当地企业进行协调，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种行为日复一日的进行，就会在公共管理机构中形成尊重企业，保护企业产权的行政文化。企业数量少的地方，当地企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贡献有限，不能满足全部财政开支的需要，政府的财政支出缺口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维系，获得上级政府的支持对当地政府尤为重要。管理活动往往只是为了获得上级的肯定，当地行政部门没有改善本地治理的动力，其管理将更加的专横，对管理制度创新会持反对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形成以上级官员好恶为转移的管理方式，忽略对当地企业的保护和尊重，企业数量的减少就不足为奇了。

三、增进制度效率的思路

制度改进的马太效应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且这种差异不会缩小，只会扩大，这是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由于存在大规模协调博弈，企业的数量本身对政府的管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影响营商的制度环境。制度是一种经济增长的结果，良好的制度又促进更多的投资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形成良性互动。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一结论也是正确的，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壮大，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灭亡。从横向来看，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就有更民主和文明的制度，有更有力的财产保护制度。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落后的同时，也伴随有财产保护的不力。因此，要想减少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必须要克服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在制度效率方面的鸿沟。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改善地方制度环境的前提。公共选择的理论却认为，政府由普通人组成，这些人同样具有经济人的属性。所以政府的行为同样是利已的和自私的，很多腐败国家的政府，其行为完全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租金。对现实的观察也印证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干预得越多，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将被严重扭曲。增进制度效率的方法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对企业而言，政府干预太多的地区，会面临更高的税费和罚款，营商环境会更差，如最近发生的沈阳商铺大面积关门事件，[8]就体现了人们对政府干预的态度。减少政府干预无疑会减少企业的负担，改善制度环境。

精简政府规模。首先减少政府规模可以减少管理成本，维持大规模政府的运转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些经费主要由当地企业和居民提供，精简政府规模可以节省大量的税收，减轻企业负担。其次精简机构可以减少政府的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减少各种对企业的收费。从实践来看，凡是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都具有小政府的特征，正是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才形成了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

有效约束政府行为，防止掠夺之手对经济的破坏，是改善制度效率的关键因素。政府具有大规模征用和惩罚的权力，政府任意干预和和管制会增加社会的交易成本，需要进行有效的约束。市场经济的活动有三类主体，分别为个人（家户）、企业和政府，只有在这三类主体的行为都处于法律的有效约束之下时，财产的权利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市场经济才能有效的运行。反之，如果产权就得不到充分保护，则很多潜在的投资行为就不会发生，社会的实际产出将大大少于潜在的产出。在这三个主体中有能力超越法律约束的只有政府。政府是否受到有效的约束，也是区别法治社会和人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的思想根深蒂固。封建专制的君主和官员几乎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所有政治和经济力量，并理所当然的将公共权力视为私人财产，政府对社会的任意干预和索取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官员和意志就是法律，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合法，而政府为臣民做的任何有益的事情，都是一种恩赐而不是义务，这是封建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这些人治传统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亚当斯密认为，曾经作为全球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中国，在1700年以后逐渐被西方国家超越，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封建专治制度所允许的极限，只要这种制度存在，就不会有经济的增长。虽然封建专治制度在之后已经不复存在，但封建制度的很多残余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以权代法，权大于法，官员忽视普通公民的财产权利，政府随意的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都在不同程度的存在。随着市场的发育，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斗争使西方国家逐步削弱和约束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并将政府行为进行了有效的限制。而我国的市场化是由政府依靠政治权力来推动的，[9]这意味着在我国的市场成长过程中要有效的约束政府行为将更加困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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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茅台镇店铺逼迁工作被叫停[N].靖江日报，2011-05-19（A6）.

[8] 陆扬. 店铺关门风波需要权力自我反思[N].长江日报，2012-08-09.

[9] 张馨.法治化：政府行为·财政行为·预算行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11-17.

On Institution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rge-scale Coordination Game

Zhang Shuquan

（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篇10

经济分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个层面，对经济的调整通常从这两个层面进行，一方面是国家、政府在国家经济政策、产业、地区经济等方面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是企业微观层面的各类经济活动。中央政府制定和调整全国性的经济政策，地方政府制定和调整本地区的经济政策，各企业制定各自的经营规划，并服从宏观调控。与经济活动的这种宏观微观结构相对应，笔者认为，在环境保护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环境保护执法，也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这也是《环保法》第4条所要求的“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实质性含义，以及在现实工作中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提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

一、宏观方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自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通常被视为国家财富及其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早期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提出来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社会资源及经济结构和发展应当完全由市场及价格因素来决定。到后来，凯恩斯提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应当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实现资源更优化配置，减少社会由于“看不见的手”的滞后作用或者失灵而带来的社会财富浪费。在前人的基础上，大部分当今的经济理论都趋向于采用双重机制来配置资源，“看不见的手”主要体现于微观企业的资源获取和利用机制上，而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则主要有政府经济政策来实施。

也就是说，政府和市场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两大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主体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利益的大小，进而影响市场主体的生产营销活动，价格和竞争机制推动着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然而，市场机制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和消极方面，存在滞后性和某些“失灵”的领域。当这些滞后和“失灵”出现时或出现前，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经济法规等发挥作用，主要表现为调整产业政策、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实施税收，调节收入以及保护环境资源等，是得整个国民经济高效、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早在1994年3月，国务院通过了体现中国“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中国21世纪议程》，内容涵盖了中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保护等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和行动框架。

然而，尽管国家上层建筑一方面重视环境问题、加强环境立法，提倡可持续发展，但这种传统及经济发展根源上的问题却从另一方面继续甚至更加加剧了环境问题的恶化。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者不改善，要么表明我国的宏观调控对于环境保护的不重视，要么反映了宏观调控政策有提倡环境保护，却无法起到良好作用。从现实状况来看，后者应当是主要问题。

第一，中央与地方对经济的调控目的不同，权限不同；中央的经济政策往往是一些全国范围或者经济总量方面的调控，中央的决策也往往只会直接针对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大项目。而地方则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决策者和过滤器，尤其一些地方政府对大部分企业投资有着自主审批权。而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通常具有短期性和局部性，缺乏长期观和大局观，如果地方与中央在经济决策和调控方面的价值取向不同，就可能削弱中央关于环境方面宏观政策的真正落实，甚至还会影响《环保法》在当地的有效执行。

第二，经济发展决策与环境保护要求的差异。从我国有关法律如《土地法》、《环保法》的规定，我国现有的自然和环境资源的所有者为国家，而这一规定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国家”这一概念在地方通常由各地政府来体现，直接后果就是，地方政府代表“国家”来利用这些资源，大部分甚至是无偿利用。鉴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对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往往变成次于经济发展指标的“二线”工作，甚至作为了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能够代表环境的资格主体往往只能是当地政府，这就事实上使得《环保法》的执法形同虚设，因为地方政府不可能将自己列为被告来处理这些由于自己经济决策失误而造成的环境问题。

第三，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考核制度对环境保护的忽视。在十一五规划前，国家通常将环保和资源利用指标作为参考指标，不作为各地经济发展的强制性指标。但可喜的是，从今年的十一五开始，环境和能源已被列为经济发展的强制性指标。

因此，对于环保政策的有力实施，《环保法》的实质性执行，从宏观层面来讲，政府既要作为主体来切实贯彻有关政策和执行有关法律，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同时政府由要作用有关政策和法律的实施对象或客体，来接受政策和法规的约束。着重要做好以下工作：

1.信息供给和教育。政府应当建立起一套既针对政府也针对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告系统，可以定期有关各地环境问题的信息，或者公布企业的有关排放的情况，甚至可以要求企业对其环境和排放方面的数据进行公布，以给予各级政府和企业明确的压力和监督，形成一种良好的环保监督和教育体系。

2.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布局方面，既包括对整个国家生产力的合理分布与组合，也包括某一特定区域的功能区、企业、事业单位和交通路线的合理配置。全面规划，主要是指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区域规划、流域规划等，应当对工业、农业、城市、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进行科学预测、统筹兼顾、综合规划。既要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又要考虑环境效益，以便获得最佳的综合效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这也是我国政府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3.法律体系的完善，主要是环境问题诉权的明确归置，以及政府、国有企业作为环境保护法律实施主体和对象，接受多种环境主体的监督和约束。

4.地区和地区的政策协调。现代经济是复杂的相互联系的系统，产业与产业之间形成复杂的产业生态链，地区与地区也是相互影响的关联方形成整个国家的环保整体。为达到地区的协调一致，需要统一有效的宏观政策与监督。

二、微观方面

微观经济主要指的是经济整体重各个个体，主要是经济单位的经济学。单个企业在社会中摄入资源，销毁能源，产出产品，其投入产出决定了自身的经济性。大量的企业利用资源影响环境就构成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问题。而政府的经济引导，法律的执行很大程度上也作用于这些微观经济主体。

通常来说，企业间的资源调配是一种微观经济主体活动，最有效的方式是“看不见的手”，即通过市场价格、竞争机制来完成。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公共性”，使得市场微观主体在决定自身的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时，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所面临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对经济活动中所需的环境要素（如空气、水、环境的纳污能力等）的投入和产出，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后果，不能或没有完全折合成与该市场主体有关的成本和收益，因而不能很好地影响其决策。而且，在竞争的压力下，市场主体即使意识到了其活动给社会造成的环境成本代价，只要其行为不受社会的严厉惩罚，也往往置之不理，而是将该环境成本转嫁给他人和未来。为什么有些行业、企业对《环保法》的要求视而不见，对许多造成环境问题的运作行为屡禁不止，尤其微观经济方面的根本原因，因为企业的经营目的永远都是利润最大化。因此，在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方面，不能完全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来自发约制，在对环境和资源进行经济定量交易的同时，还必需依赖法律和各项环保制度的有效实施来对企业的行为进行规制和引导。

对微观主体的环保要求和执法，主要应当着重于两方面：

一、各种环保制度的切实有效推行于微观经济主体，如环评、许可证制度、各项收费、治理制度。从纵向上来讲，应当使这些制度切实实施到位，不能流于形式，横向上在实施这些制度时，应当力求公平，对所有的微观经济主体一视同仁，不论企业性质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也不论该经济主体规模大小；无论被动还是主动，只有当每个经济主体都将环境资源作为其经营范畴里的一项有成本的必须投入时，而且这些必须投入直接关乎经济主体的利益甚至生存问题时，经济主体才会真正关注环境，真正以一种主动投入的态度来参加国家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

二、严肃和加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执法，树立环境法律的权威。从而树立起微观经济主体的守法观念。环境执法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它依法行使环境监管权的部门贯彻实施环境法的国家执法活动。然而，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环境执法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弊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使不少人丧失了对环境法的信心。环境法律缺乏权威信，这也是造成微观经济主体对于环境保护漠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一方面有我国环境执法体制方面的原因，环境执法主体与地方政府相重合的体制使得环境执法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和某些领导的干预，充满了利益冲突色彩；另一方面也有环境执法人员素质原因，由于传统原因，环保机构一度被视为二线执法机构，人员编制、人事安排方面问题多多，执法能力和技术令人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