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规律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规律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中国古代/自然规律观念/常/道/理/数/则

【正文】

自然规律是自然界事物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法则。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观念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但在此之前，中国和西方古人都对自然界的规律性有所认识。李约瑟(J.Needham)指出，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西方文明主要以自然法则概念表示事物的规律性；西方传统观念认为，正如人间帝王立法者制定了成文法为人们所遵守一样，至高无上的有理性的造物主也为自然万物制定了一系列必须遵守的法则。[1]此即西方古代的自然法则观念。这种观念反映了西方古代的自然规律神创思想，是神学自然观的表现。

由于中国古代不存在类似于西方的那种具有人格性和创造性的造物主观念，因而也就不存在上帝为自然界立法的观念，从而也就不存在上帝创造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证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观念，并认为这或许可以看成是“中国文明中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本土上成长的因素”。（[1]，552页）在他看来，自然法则观念对西方人认识自然规律有相当的启发作用，因而对近代科学的产生有重要帮助。也正因如此，他认为中国由于缺乏这种观念而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关于影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是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本文无意于讨论。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尽管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观念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易使人产生误解，误认为中国古代也缺乏自然规律观念。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否形成了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以及在这方面的认识水平如何，关系到中国古代科学认识特点及认识水平的基本评价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事实表明，尽管中国古代缺乏西方那种上帝创造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但并不等于缺乏科学认识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亦即并不等于缺乏对自然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和由此而形成的自然规律观念。我国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活动中，对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探索，取得了许多经验性认识成果，创造了一系列具有规律性内涵的重要概念。这些概念的产生和运用，充分表明中国古人已认识到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已具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中国古代有许多这类概念和理论，现举其要者分析如下。

一、天行有常

“常”是我国古代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的基本概念之一。

日月星辰东升西落，重复出现，明显且常见，最易为远古先民所认识。因此观察自然天象变化，对于早期古人认识自然规律很有帮助。早在西周时，古人即问道：“悠悠苍天，曷其有常？”[2]“常”是常规、正常秩序和法则。春秋时古人已认识到：“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3]“天道”有天体运动规律的含义。古人发现，日月星辰的运行，宇宙天象的变化有其不变的秩序和规则。《左传》在讨论天象变化时也指出：“天事恒象”。[4]“恒象”即常象、常态。天体的运行呈现某些不变的常象，正是这些常象显示了其具有某种规律性。《左传》引述《夏书》曰：“唯彼陶唐，帅彼天常。”[5]“陶唐”即尧帝，“帅”即遵循；“天常”指天之常道，具有一定的自然规律或自然法则含义。

“天”概念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既指与地相对应的天空及其中的一切，也泛指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古人常把自然所成而非人力所为的因素称作天。“常”指事物的常态、秩序和法则等。因此，上述资料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我国古人已初步认识到，自然界存在某种法则，事物的运动变化遵守一定的常规。由此反映了先秦古人初步的自然规律观念。战国荀子明确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6]荀况认为，自然万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性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我国古人对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及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的绝好概括。

《逸周书·常训篇》强调：“天有常性，人有常顺。顺在不变，性在不改，不改可因。”“常性”，是事物恒常不变的基本属性，即事物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表现。古人认为：“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7]万事万物都有其基本属性。正因事物的属性，不可长，不可短，是恒常不变的，因而人类能够认识它，因循它，用它为自己服务。《管子·形势解》指出：“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古人发现，日月运行有序，寒暖更迭有时，这是天有其常的表现。正因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人类才能认识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基本规律，并用其为农业生产服务。因此，认识事物的常性，就是在探讨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我国古代用“常”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的论述很多。除上述之外，还如《管子·君臣》指出：“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荀子·天论》强调：“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礼矣；”《庄子·天道》也指出：“天地固有常矣；”《周易·系辞传》也强调：“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常象、常形、常道、常数、天地之常、动静之常等等都是表示事物的某种不变性或规律性。以上仅列举了先秦一些典型论述，秦代以后的文献中这类论述也很多，此不赘述。

先秦古人以常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古人根据事物的不变状态探讨其基本规律的经验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初浅的，还难以明确区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常态与常规。尽管如此，战国古人已认识到“天行有常”，已初步认识到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具有规律性，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

二、天地之道

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中，“道”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表示事物规律的概念。

“道”之本义是道路。人欲到达某个目的地，必须沿着某条道路行进。由此引申，古人把人或物所必须遵循的法则或规律统称为“道”。《尚书·泰誓》强调“天有显道”，《尚书·汤诰》认为“天道福善祸”，齐国政治家晏婴认为“天道不谄”，[8]其中的“天道”都具有一定的自然法则或规律的含义。

春秋时期，老子将道概念提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创立了道家学说。《老子》指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附图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即自然规律。老子强调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他举例说，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是一条自然法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家学说的创立和发展，促进了“道”作为事物基本规律性概念在古代科学文化中的广泛应用。古人认为，日月星辰的运行，阴阳寒暑的变化，山川草木的枯荣，家族邦国的兴衰，都具有某种规律性，它们分别被称为“天道”、“地道”和“人道”。

汉代《淮南子·谬称训》认为：“道者，物之所导也，”即“道”引导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由此也可以说“道”是事物运动所遵循的秩序和规律。董仲舒《春秋繁露》指出：“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汉代郭象也强调：“所以取道，为有序。”[9]“有序”、“有度”、“有常”都是说明天道的规律性内涵。

宋代石介说：“夫三光代明，四时代终，天之常道也；”“五岳安焉，四渎流焉，地之常道也。”[10]张载说：“天地之道，唯有日月寒暑之往来，屈伸，动静两端而已。”[11]理学家程颐更明确地说：“天之法则，谓天道。”[12]这些宋代学者认为，月日经天，江河流地，寒暑往来，万物生灭，都有一定的规律或法则，此即所谓道。这种认识代表了中国古代以道表示自然规律的基本思想。

道作为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概念，内涵相当丰富，兹举两例加以讨论。

其一，天地之道，一阴一阳。

《周易》是我国古代富有影响的重要典籍。《周易·系辞·下传》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何谓天、地、人之道？《周易·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古人认为，阴阳变化决定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一阴一阳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之道。在古人看来，《周易》作者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因此“《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13]从形式上看，《周易》是卜筮之书，但从实质内容上看，它是运用阴阳概念以思辨的方式讨论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是讨论天地阴阳之道的书。《易传》作者对《周易》阴阳之道所作的阐释和强调，反映了战国古人的阴阳规律观念。

中国古代用阴阳概念说明事物规律的论述很多，除《周易》外，还如《管子·四时》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吕氏春秋·大乐》说：“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如此等等，都是强调阴阳在事物发展变化中的决定作用，都把阴阳作用看作天地万物之道。阴阳是中国古人从大量事物中抽象概括出的一对自然哲学范畴，表示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根本因素或属性。

其二，天地之道，极而反，终则始。

我国古人发现，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最终完成一个循环运动，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周易·泰卦》说：“无往不复。”“复”是反本复初，更新有始，表示事物的循环运动。《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老子认为，万物的生死变化都采取原始反终，复归本根的形式，这是自然常规。事物盛极而衰，终则有始，这是自然万物生生不息、变化发展的普遍形式和基本规律。中国古人对此有着广泛地认识。《管子·宙合》明确指出：“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庄子·则阳》强调：“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战国军事家吴起说：“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14]《荀子·王制》也指出：“万物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吕氏春秋·似顺论》也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淮南子》也认为：“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老子帛书·四度》说：“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这类论述在古代文献中还可找出许多，它们都表达了古代对物极必反、原始反终的规律性认识。

由上述可见，“道”具有明确的规律性内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自然规律概念。古人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代表一对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因素，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因此古人所说的阴阳之道，很接近于现代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古人反复强调物极必反、原始反终的观念，这种观念揭示了事物的循环发展规律，也含有朴素的辩证认识思想。这些都表明，虽然“道”的规律性内涵仍是宽泛的，一般性的，但却比“常”的规律性内涵更为明确，反映了我国古人关于事物规律性认识水平的提高。

三、万物之理

“理”也是中国古代一个内涵丰富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为治玉、治理、文理、条理、道理等。因此古人常用其表示事物的道理和规律。《周易·系辞上传》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即指万事万物的基本道理。《管子·四时》有：“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古人把阴阳变化看作天地万物最大的道理，“大理”也即基本规律。《孙膑兵法·奇正》说：“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其中的“理”即指事物循环变化的规律性。《庄子》中有多处讲到“理”，如《秋水》篇有“明天地之理”、“论万物之理”，《刻意》篇有“循天之理”，《知北游》篇有“万物有成理”、“达万物之理”，《则阳》篇有“万物殊理”，《天道》篇有“顺之以天理”等等，其中的“理”都有自然规律的含义。

在古代科学认识活动中，人们常用“理”表示事物的道理及其内在必然性。战国秦汉时期，古人对乐器共鸣、磁石引铁、琥珀拾芥、湖汐涨落以及水生动物生理变化与月相变化同步等自然现象进行了大量观察和思考，认为这些现象都是事物之间相互感应的结果，符合自然常理，有其必然性。对于这类现象，《庄子》用“固天之理”加以解释；唐代孔颖达用“冥理自然”予以说明；[15]宋代陈显微认为其中的“隔碍潜通之理，岂能测其端倪！”[16]清代俞思谦则认为，物类相感“皆理之常，无足多异。”[17]虽然古人未能正确说明关于这些现象的具体道理，并且有人认为其理深奥、难以认识，有人认为其理常然、无足多异；但大家都承认其中含有一定的道理和必然性。这同样反映了古人的自然规律意识。

宋代学者对万物之理的强调最为充分。程颢程颐指出：“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18]欧阳修强调：“万物有常理。”[19]王安石认为，万物春夏生长，秋冬凋零，是“物理之常”。[20]沈括认为，十二律相生，“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也。”[21]这些都反映了古人以理表示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的思想认识。

古人认为，“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22]理是事物的道理或必然性。“物无妄然，必由其理。”[23]宇宙万物各有其道理和规律。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24]人类认识事物，就是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24]认识万物之理，就能对其“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23]我国古代一直重视对万物之理的认识。从先秦儒家主张“致知在格物”，到宋明学者提出“格物穷理”，都是强调认识物理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中，理具有规律性内涵，但在表示自然规律方面，理与道是有区别的。《庄子·则阳》说：“万物珠理，道不私。”义即万物各有自己的特殊之理，但道则是普遍的，是行于万物、统会一切殊理的大理。关于理与道的区别及联系，《韩非子》论述的最为透彻，其中《解老》篇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嵇万物之理。”韩非子视道为万物存在的共同根据和普遍规律，视理为具体事物的形态特征和特殊规律；认为具体事物各有其形态及属性差异，其具体规律也各不相同，因此，“万物各异理”；道作为万物的普遍规律，与万物的特殊规律相一致，所以说，“道尽嵇万物之理”。韩非子对道和理的区别，反映了战国后期古人对事物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初步认识。这种认识被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南宋朱熹说：“道是统名，理是细目；”“道字宏大，理字细蜜。”[25]明末王夫之也认为：“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也。”[26]这些论述都说明，道是一般，理是个别，二者表示事物不同层次的规律性。

理所具有的规律性内涵及其与道的区别，表明我国古人已基本认识到宇宙万物具有不同层次的规律性，反映了古代自然规律观念的发展。

四、自然之数和自然之则

数是事物量的量度，是事物数量属性的反映。由于事物的数量变化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即会引起性质变化，成为新的东西。因此事物的数量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物的基本属性或变化规律，给人以必然性的感觉。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古人也用数概念表述事物的必然性或规律性。

《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对禹说：“天之历数在汝躬。”其中“历数”是历运之数，指天象季节变化所显示的必然性。《管子·重令》有：“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天道”是自然规律，“天道之数”指自然规律表现出的必然性。《荀子》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其中“常数”是指与“常道”对应的地的运动规律。《淮南子·原道训》指出：“万物之至腾踊欷乱，而不失其数。”汉高诱对此作注时认为，“不失其数”即“各应其度”。此处“数”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限度。

古人认为，“天道之动，则当以数知之。数之为用也，圣人以之观天道焉。”[27]事物运动的某些规律性可以通过其数量的变化表现出来，因而由数可认识事物的有关属性和规律。《淮南子·本经训》指出：“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识也。星月之行，也以历推得也。雷震之声，可以鼓钟写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矩表可测知天地之大，历数可推算日月之行，音律可测度气候之变，钟鼓可模仿雷震之声。在这些活动中，古人主要是利用数量关系去认识事物的性质。我国在战国时即发现了乐器共鸣现象，由于古人不了解其中的道理，长期对之有神秘感。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指出：“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28]他认为，宫商角徵，羽同声相应，是由其“数”所决定的。这个“数”即表示乐器共鸣现象的内在道理和必然性。古代的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是以数认识事物运动规律的典型例子。古人认为，天体运动的快与慢、显与隐等都“有形可验，有数可推，”“非出神怪。”[29]唐代刘禹锡强调：“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30]清代颜元认为，宇宙间气机消长、万物流变，都是“理数使然”。这一切都说明，数也是古人用以描述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一个基本概念。

“则”同样是我国古代经常使用的一个表示事物法则或规律的基本概念。《诗经·大雅》有“天生zhēng＠①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汉代毛亨注曰：“则，法；彝，常；懿，美也。”把“有则”与“秉彝”联系看，其中的“则”应有规范、准则、法则之义。《管子·形势解》指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常”和“则”是天地变化过程中显示出的不变性，即某种秩序和规律性。《管子·七法》也强调：“未尝变也，谓之则。”《易经》有“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天则”即指自然法则。汉代贾谊在讨论天地万物演化过程时曾问道：“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31]这里的“常则”当指天地造化、万物生灭的基本秩序和规律。《后汉书》张衡传有：“经纬历数，然后天步有常则。”其中的“常则”也是指规律性。

“则”与“法”合成“法则”一词，在古代也较常用。《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显然，法是古人制定的衡量标准，人们必须遵守这种标准才能正常进行有关活动。在此基础上，古人常用“法则”表示社会活动的规范和自然事物的规则。前者如《荀子·王制》有：“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冢宰之事也；”《荀子·王霸》有：“加义乎法则度量，著之以政事；”其中的“法则”均指有关社会活动的规则。后者如《庄子·山木》说：“物物而不物于物……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周易程氏传》也说：“天之法则谓天道；”其中的“法则”均指自然事物的运动规律。

古人以数和则表示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同样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类似概念还有一些，此不俱述。

我国古人不仅认识到事物是有规律的，而且反复强调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的重要性。《老子》指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庄子·渔父》也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由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遵之。”人类认识了事物的属性和规律，就能有效地用其为自己造福；了不解事物的规律，胡作妄为，则会导致失败，甚至造成灾难。《管子·形势解》认为，如果人的行为“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则会造成，天不予时，地不生财”的恶果。因此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古人强调要“行天道，出公理。”荀子指出：“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32]面对威力无比的自然界，敬畏它，赞颂它，被动地因时守节，期望物产自然丰富；如何生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制天命为我所用，使贤骋能，积极创造财富。荀子并且指出，人类有认识和驾驭自然的能力，“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32]因此人类也有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即所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32]既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荀子这种科学认识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积极有为、勇于进取的精神。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古人已认识到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具有很强的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的意识。重视探索自然规律，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积极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重要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五、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中国古代很早即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常”、“道”、“理”、“数”、“则”等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度规律性内涵的概念在先秦的产生和广泛运用，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中国古代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总体上是初浅的、经验性的。我国古人虽然很早即认识到天地万物各有其故，各有其必然的道理和基本规律，树立了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但对天地万物之道、之理、之数、之则的探讨却不够深入，对这些规律的具体内容认识不足，长期停留在初浅的经验认识水平上。正因如此，古代许多关于事物规律性的陈述都是“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33]

其三，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观念是建立在朴素的经验认识基础之上的。按照李约瑟的说法，如果说由于受神学观念的影响，西方古人把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看作是上帝赋予宇宙万物的，是外在的；那么中国古人则把自然规律看作事物自身所固有的，是内在的。中国古人认为，自然万物“普遍的和谐并不是来自某个万王之王在上天命令，而是来自宇宙万物遵循其自身本性的内在必然性而实现的自发的协作。”（[1]，596页）正是在对事物长期观察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古人逐步发现“天行有常”、“物物有理”，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性。因此，中国古代自然规律观念的建立，是古人对宇宙万物长期认识和探索的自然结果，与宗教神学无关。

有无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是衡量古代一个民族科学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国古代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与其悠久而发达的古代文明相一致的。不可想像，一个古代科技文明先进的民族会缺乏对自然规律的基本认识。

参考文献

[1]　李约瑟(J.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551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诗经·唐风》。

[3]　《国语·越语》。

[4]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八。

[5]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

[6]　《荀子·天论》。

[7]　《吕氏春秋·不苟论》。

[8]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9]　《庄子注·天道》。

[10]　石介：《徂徕先生集·怪说上》。

[11]　张载：《横渠易说·下经》。

[12]　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一。

[13]　《周易·系辞上传》。

[14]　《吴子兵法·图国》。

[15]　孔颖达：《周易正义·乾卦》。

[16]　陈显微：《古文周易参同契笺注集解》。

[17]　俞思谦：《海潮辑说》。

[18]　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八。

[19]　《欧阳文忠公集·笔说·物有常理说》。

[20]　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天地不仁章》。

[21]　沈括：《梦溪笔谈·乐律》。

[22]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至当》。

[23]　王弼：《易略例》。

[24]　《庄子·知北游》。

[25]　《朱子语类》卷六。

[26]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

[27]　《旧五代史·历志》。

[28]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29]　祖冲之：《辨戴法兴难新历》。

[30]　刘禹锡：《天论》。

[31]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32]　《荀子·天论》。

篇2

长白山气势磅薄、巍峨壮观、资源丰富、风景秀丽，它不仅是一座十分惹人注目的名山。而且是一片翠绿的浩瀚林海。它以众多的白色浮石和九个月的积雪而得长白之名。它又以茂密的森林，红松(PinuskorajensisSieb.etZucc)的故乡而称著于世。

为了认识长白山的森林分布、生态和演替的规律，学习长白林区的经营管理经验，以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我院于1982年8月10~17日组织了赴长白山的学习考察。现把在长白山考察看到的几个自然规律概略地介绍一下。

l、森林垂直分布规律

长白山海拔269lm，为东北的第一高峰。由于受太平洋季风气候的影响，雨量充沛、温和而湿润，随海拔的升高，呈现明显的植被垂直分布带(见图1)。

2、森林生态规律

长白山北坡的森林，虽然分别属于不同的植被带，而在每个植被带内又是属于不同的植被类型。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多呈混交林状态，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生长发育良好。在历来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不仅遵循着生物学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客观规律，而且天然生态系统平衡的规律，在这里的体现也是比较充分的。虽然它们处在不同的植被带内，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种类不同，数量不同、结构和有机构成比例亦不同，但它们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并按着一定的食物链生存和发展。这就是生存系统平衡规律在这里的作用。

这一点正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合理的经营利用森林、不断地提高林业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一环。

3、森林演替规律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

时期内表现出来的，森林植物的相互更替演化发展的规律。

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并参阅有关资料得知:长白山的老林(原始林)，遭受火山破坏后(长白山第三次火山爆发于1702年)，出现草原，由草原再生桦木林(白桦或佩桦)，由桦木林(阳性树)内再生钎叶树种(云杉、冷杉等阴性树)而恢复为老林。老林经过度采伐，又成杂木林(软杂木林)，由杂木林内再生针叶树而恢复为老林。这就是长白山老林的演替发育过程。总之，我们到长白山学习考察，看到原

始森林多呈混交状态，生长稳定，产量较高(每公顷平均蓄积量常达500m3)。还看到了几个自然规律在长白山北坡比较集中的体现出来。从而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和专业水平，并启发我们重新认识与总结过去的工作。

二、对几个自然规律认识和运用的分析

人们在各项营林活动中，一方面是不断地认识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运用自然规律，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建国以来。我省运用森林分布等自然规律，并结合林学原理，而营造了大面积的人工林。据全省“四、五”森林资源清查统评，东部九个林业重点县的人工红松林达13.3万亩，落叶松217.2万亩，分别占全省该树种面积的96%和82%。西部(医巫阎山以西)的人尹工油松林(Pinustabulaeformiscarr)超过250万亩，约占全省油松面积的45%。樟子松(PinussylvestrisL.Var.mongolicaLitvin.)主要集中在辽北沙地，从1955年开始在章古台沙地上引种，63年以后相继在彰武、康平、昌图等县大面积造林，现在全省不少地区用于造林，均表现出良好的趋势。我省引种刺槐也较早，由于多年引种驯化，生态适应范围逐渐扩大，现几乎遍布全省，并成为辽南地区主要的造林树种之一。全省人工杨柳林至75年达到581.3万亩，一半以上分布在辽河中下游平原。自然形成了各树种的适生区、发展区和控制发展区。

从林种布局上，人们从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渐提高对发展林业的认识，如从社会上林副产品的供需矛盾，从工农业生产上由于生态失调，而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等，提高了对森林公益作用的认识。因此我省不断调整林种比例:“四、五”森林清查时用材林占58.8%，防护林仅占6.4%，80年全省林业区划，将防护林上调到33.7%，用材林下调到36.5%，其它林种也作了合理的调整。这样东部林区作为辽河平原的天然屏障，形成了水源用材林基地。辽西以水土保持林为主;辽北以防风固沙林为主;辽中以农田防护林为主;辽西、辽北和辽中的部分地区，构成了我省“三北”防护林体系。辽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决定它以经济林为主。这样将运用自然特点和规律，因地制宜的充分发挥森林的综合效益。据1975年统计，建国以来全省已造人工林1802万亩，占绿化任务的46%。森林覆被率由解放初期的妞.6%，提高到23.5%。

在认识和运用森林生态和演替规律方面，也取得很大成效，特别是广大林业工作者，较早地认识到发展混交林的好处，科研部门重视混交林的研究，东部开展了人工诱导针阔混交林的科学试验，西部进行营造混交林的调查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及时指导了林业生产实践。

各营林部门又在生产实践中，精心培育出一定数量符合生态演替规律的不同组成、不同形式的混交林。如辽东的落叶松与色赤杨(AlnustinetoriaSarg.)和白桦混交，辽西的油松与色树、柞树，刺槐与色树混交等，均表现出良好的趋势。如阜新大板林场，23年生油松与色树混交林，郁闭度0.9，油松高sm，色树高sm，生长量超过当地同年龄的油松纯林。这些混交类型，在防治森林病虫害，提高林分质量方面，已初步显示出其优越性。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运用生态平衡的规律，从食物链上进行研究，已采用了赤眼蜂防治松毛虫的生物防治方法，并取得一定效果。另外在引种、育种方面也取都很大成效，在种源保护和建立自然保护区方面，正在积极进行。

总之，我们在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方面，成效是多方面的，效果是显著的。但是，随着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深化，我们觉得在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上还有片面性，还有许多经验和教训需要认真的加以总结，我们觉得主要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l、对自然规律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和一次完成论。

过去在设计营林工作中，往往注重森林分布规律，忽视演替规律，更缺乏了解生态规律。总认为森林垂直分布在我省不明显，水平分布规律已基木了解。群众习惯于造纯林，所以在西部干旱地区，设计营造了大面积的油松纯林。在东部山区亦设计营造了大面积的落叶松、红松纯林。结果病虫灾害越来越严重。

我们认为，这与认识上、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分不开的。

2、我们林区的各项人为经济活动，还在有意无意地切断食物链，破坏生态平衡。我们知道森林和植物、动物及微生物一起构成了生物与环境的统一体，它们是相互依赖，互相制约，并按着一定的捕食链，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见图2)。

过去我们往往忽视捕食链，所以在辽西多地区，对老鹰、狐狸、猫头鹰和蛇等一律视为有害动物，大加捕杀，结果切断了食物链，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鼠害、兔害和虫害的发生。

3、发展混交林的好处，尚未被广大群众和部分林业工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所接受。

我省人工营造的混交林很少，据阜新地区调查，仅占有林面积的1.6%。我们对发展混交林的好处，尚缺乏深入的调查和有说服力的分析，我们仅根据近期在医巫间山的调查，混交林腐殖质层厚度一般超过针叶纯林5一10cm，而且结构较好，抗病虫灾害能力强。

由此看来，混交林不仅在实践中表现出很多的优点，而且在理论上完全符合森林演替和生态平衡的规律。可是在设计、营林工作中却常常不愿采用混交方法，其原因除认识原因外，还有伯造林时麻烦，抚育管理费工等思想。但从长远观点来着，针叶纯林比重过大，会动起土壤酸化、肥力降低，而影响下一代的森林更新。

4、有些地区在引种、育种方面，尚有盲目性。近年来，由于林业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兴起，切感种苗不足，因此有些地区从外地、远至关内调进大量的种子，这些种子在辽宁安家落户以后，表现出长势不同，适应程度不同，一些地区在选育过程中，往往缺乏对树种分布规律的深入研究，缺乏对弓{起生长差异的数理统计的分析。

三、提高营林技术水平的途径

伴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白熊规律认识的深化，并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所各项营林技术水平，:公将得到不断的提高，我们认为目前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从针对林业职工队伍的现状，开展全民教育。

据了解，我省林业职工中，文言占2.5%小学占18.4%、初中占47.6%、高中(包括中专)占25.9%、大学仅占5.6%。就是达到了大、中专实际水平，还有个知识老化的问题。据说知识是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在老化，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林业技术水平，就必须在全民教育上下一番功夫。针对不同程度，提出奋斗目标，订好措施，做出规划。以提高职工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增强认识自然和改造白然的能力。

2、加强林业调查设计工作。

调查设计是科学营林的基础，但从“文大”以来，对土壤、植物、气象等基础学科的本底调查，近乎取消，近期才开始恢复。我们认为今后的调查设计，不仅要队复和加强本底调查，进行调查设计研究和多学科的<上接49页)综合分析，而且要积极地运用科研最新成果。一要进行立地环境的分析和质量评价。最后做出符合自然规律的规划设计。

3、加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

森林生态问题，不仅关系到林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关系着人类的生存，所以我们要高度的重视这一研究，分清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重点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功能及稳定性与结构的关系及其调节控制的原理。从食物链上探索松干纷、松毛虫以及红松疙锈病等的防治途径。

4、总结符合自然规律的森林类型的培育经验，树立典型，组织推广。

今后要认真总结混交林，栽针留阔，打柴留树等造林经验，大力宣传、推广混交林典型，逐步实现人工生态系统的平衡。

篇3

经济工作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新情况、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新矛盾，都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地学习研究、更加自觉地掌握运用规律。

经济工作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这个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客观的、内在的本质联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们主观上能不能认识到规律，它就在那里并必然发生作用。在经济领域，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等是人类理性智慧的总结，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再强调“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要求广大干部进行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都要建立在经济规律基础之上。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自觉到自觉，我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不断提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可以说，坚持用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总结规律把握规律，是增强经济工作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不能含糊的一条基本原则。

强调发展经济要更好遵循规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当前，无论是从国际竞争进入“后危机时代”的复杂环境看，还是从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的艰巨任务看，我们不懂得、不熟悉的东西依然很多。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新情况、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新矛盾，都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地学习研究、更加自觉地掌握运用规律，全面科学地分析和认识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准确地把握对经济发展趋势起主导作用的重大关系，才能牢牢把握主动权，“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强调发展经济要更好遵循规律，还因为许多同志对规律的研究不深、认识不足，经济工作中存在大量不尊重、不顺应规律的现象。这些年，我们的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同时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做法又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大量消耗土地、消耗能源、消耗矿产资源来实现的高增长，积累了很多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以至于我国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已接近极限，一些大型城市更是面临着土地、能源、水资源、环境严重透支、难以为继的境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遵循自然规律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掌握和运用经济规律、自然规律，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才能总结、发现以及检验证明。需要强调的是，调研调研，不能“调而不研”。现在不少领导干部谈问题、论现象，能说出很多很多，但是缺乏深层次的分析研究，也就很难总结经验、找到规律。加强研究，就要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整理，把感性材料上升为理性认识，最终得到反映事物本质的真知和理论，摸索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最难的一关，要用相当的功夫。但我们也要牢记，“谁怕用功夫，谁就找不到真理”。

篇4

爱因斯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1929年，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斯坦曾给爱因斯坦发了一份电报，问这位大科学家“您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⑴在另一次回答日本学者的提问时，也作了同样的答复：“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叫做‘泛神论的’概念（斯宾诺莎）。”⑵很明显，爱因斯坦所信仰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这里我们有必要先对斯宾诺莎的上帝的含义作一简略的考察。

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即把神和整个宇宙视为同一的哲学理论。泛神论者所说的神，不是指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指存在于世界之内的一切事物的内因，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和谐的秩序。在欧洲哲学史上，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在古代希腊，泛神论的核心观念，就是认为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它无处不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达·芬奇的著作里，‘自然’和‘神’往往成为同义语，‘自然’往往代替了‘神’”⑶。

到了近代，斯宾诺莎把泛神论发展到了完美的阶段，他提出：上帝即自然，是唯一实体⑷。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或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⑸。由此不难看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实际上是对神学的否定，本质上是无神论。对此，马克思曾明白地指出，斯宾诺莎的所谓“上帝”就是自然。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西方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心目中，“上帝”已成了“自然”的神圣代名词，“上帝”就是指和谐的宇宙秩序和永恒的自然规律。现代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在谈到他的信仰时曾说过：我“一向就是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⑹他指出：“在追问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摄世界的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了。它们各自给出的回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加以比较的。……把这两种无处不在起作用和神秘莫测的伟力等同起来，这两种力就是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⑺宗教和自然科学都相信有一个主宰世界的力量，在追问这个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但它们对此作出的回答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指的是上帝，另一个指的则是世界秩序。

泛神论者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的这一哲学思想，对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和西方一些自然科学家的，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对和谐宇宙秩序的赞美和敬仰，原本就是一种观念和感情的混合物，它是对尚待发现的神秘的宇宙规律的一种信仰。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对为之献身的伟大目标，必须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拥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这正是广义宗教感情的心理基础。爱因斯坦认为：“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象宗教的感情。”⑻他把这种感情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在《科学的宗教精神》一文中，他深刻地剖析了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情。他说：科学家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这样的感情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是非常相象的”⑼。但是，“这种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样。在后者看来，上帝是这样的一种神，……可是科学家却一心一意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⑽。显然，在科学家的心目中，人格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宇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却能激起科学家顶礼膜拜的感情。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世界上最不可理解的东西就是它可以理解。”⑾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宇宙秩序的狂热追求和崇拜，构成了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这种感情在挚着、虔诚和狂热的程度上，同宗教徒对上帝的感情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是植根于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信仰，与宗教徒那种盲从的，无条件的信仰是根本不同的。

爱因斯坦对“宗教”这个词虽不满意，但又觉得唯有这个词最能表达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的那种九死未悔的感情。他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⑿所以，他认为这种感情对科学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科学家一旦失去了这种独特的、宝贵的宇宙宗教感情，也就失去了探讨宇宙奥秘的勇气和热情。因为宇宙宗教感情，不但表现了科学家渴望认识宇宙秩序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科学家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坚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坚信自然界的规律是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强调说：“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能够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⒀

“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⒁在爱因斯坦漫长的科学生涯中，在他心目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可以说就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和宇宙宗教感情，这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力量。“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⒂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和认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肯献身于这个崇高目标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历尽挫折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志向，“给人以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宗教感情”⒃。

在爱因斯坦看来，“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也更加深远了”⒄。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态度，最本质的东西是能够摆脱自我，超越自我，坚信有超越个人的崇高的价值存在，从不“怀疑那些超越个人的目的和目标的庄严和崇高”⒅，并能为这种崇高的价值而献身的思想、感情和信念，而不在于是否企图把这种信念同神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宗教态度和。

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为什么会产生类似于宗教的那种虔诚的感情？对这种现象究竟应如何理解？仅仅指出这种感情与宗教徒的信仰的区别是不够的，还须从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渊源中去寻找答案。

科学与宗教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现象，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从本质上看，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是唯物的，宗教是唯心的；科学是真实的，宗教是虚幻的；科学是对外部世界的正确反映，宗教则是一种歪曲的反映。但它们都属一种精神的创造活动，它们之间又有着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关系。正象恩格斯所说：“两极相通”。科学和宗教正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曲折道路上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之中，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从以下几方面去看。

第一，科学和宗教的产生有着共同的认识论根源，都是以观察和解释自然现象为其前提的。

人类为了在自然界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观察自然、解释自然，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从一开始就特别关心与其自身的利害祸福有关的事物，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但原始人类面对自然的威力，既无力抵抗，也无法解释，就产生了神秘感和恐惧感，产生了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和崇拜，由此便产生了宗教。恩格斯指出：“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的民族所经历的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⒆但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始阶段，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逐步有了正确的说明和解释，这就产生了科学。不难看出，宗教和科学的产生有着共同的基础，它们都是基于对自然的认识和解释。而且有些基本问题，如宇宙、生命和人类的起源问题，是物质的运动还是一种超自然力的创造？自然界的事物是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运动，还是受一种超自然力的神的支配？意识的本质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还是脱离物质而存在的灵魂的机能？诸如此类的问题，它们既是宗教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学都渊源于对世界基本问题的解释。它们产生的共同基础，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二，宗教提出的“自然法”概念，对科学的发展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在“自然法”概念中蕴含着“自然规律”的概念。自然规律这一重要的科学概念，并非科学家的独创，它是从法学和神学中的“自然法”概念转义而来的，在西方各大语言中，“自然法”和“自然规律”至今仍是同一个词汇。

人们早就发现，自然界是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但在这可变性中又包含着不变性或规则性，如日出日落、夜以继日、冬去春来、花开花落等，人们把自然界表现出来的这些周期性、规则性现象解释为自然界也受到某种法律的制约，这就是自然法。既然有自然法，就必定有一位神圣的立法者。基督教宣布，上帝就是自然界的创造者和立法者，万物都必须服从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违犯者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裁判。近代科学家把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加以世俗化和具体化，并逐步向“自然规律”概念转化。他们用人们所能理解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概念，并宣称人们在理解自然法时，不必再依赖神或上帝，只须通过数学语言或数学关系就可理解上帝对自然的创造和立法。伽利略就曾说过：自然之书“是以数学形式写成的”。“自然法”概念经过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家的努力，到了17世纪已转化为“自然规律”概念。“笛卡儿是第一个一贯地用‘自然规律’这一名词和概念的人。”⒇此后，自然规律概念就被广大科学家所接受，并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基督教宣扬“自然法”，本意是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客观上却启发了人们对自然的研究，对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最早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事实。他指出：“自然法”概念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密切相联”(21)。

第三，历史上基督教曾鼓励人们去研究自然，力图用和谐的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伟大，客观上构通了宗教和科学的联系。

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阿奎那，都力图通过自然界或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奥古斯丁说：既然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宇宙中的秩序就理所当然地体现着上帝的大智大慧。在《圣经》旧约中写道：“创造物反映造物主，上帝的荣耀体现在其所创造的事物中。”(22)13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修道士罗杰尔·培根宣称：“上帝通过两个途径来表达他的思想，一个是在《圣经》中，一个是在自然界中。”(23)他号召人们去研究自然，因为人可以通过研究自然、理解自然而直接与上帝沟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便出现了一批既是宗教徒、又是科学家的双重身份的人，如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等，他们无一不是修道士或僧侣。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开普勒，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占星术的信徒，他深信上帝就是根据秩序和规律来给世界奠定基础的。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努力去发现和证明上帝创造宇宙的和谐。开普勒发现了前两个定律之后，又苦战了10年，终于在1619年发表了行星运动第三定律，书名就叫《宇宙的和谐》，可以说，“和谐”是科学家对宇宙有秩序、有规律的一种高度的概括。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西方历史上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有规律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或论证宇宙的秩序和规律。这一信念在漫长的历史中虽几经变革和转换，但它一直影响着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甚至现代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直到今天，在一些科学家的心目中，尽管人格化的上帝已不存在，但“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已通过新的转换，发展为自然规律的概念，它一直激励和吸引着历代科学家去发现它、认识它、解释它，并成为每个真正的科学家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

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或许能使我们找到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联系，从而去理解科学家所特有的“宇宙宗教感情”。

正文注释：

⑴⑵⑻⑼⑽⑿⒁⒂⒃《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3、244、244、283、283、525—526、279、282、282页。

⑶《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⑷《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904页。

⑸⑹⑺转引自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4、143、144页。

⑾转引自〔苏〕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生、死、不朽》，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98页。

⒀⒄⒅《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182、188、182页。

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

⒇转引《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6期，第32、31页。

(21)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篇5

[关键词]实用新型 教具 客体 技术方案

中图分类号：G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1-0376-01

引言

简单、实用的教具是教学的助手，对于学生理解抽象的知识， 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同时，它也是一项实物教学科研成果。专利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三性”原则，给教具这类科研成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保护渠道。

一.教具类申请的特点以及审查难点

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实用新型仅保护产品，同时其要求保护的应当属于“技术方案”，而所述的技术方案，是指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

教具类的专利主要涉及结构模型、演示装置、辅助学习的工具以及能提高教学质量的电子或智能装置。大量的教具专利申请由于一些不符合实用新型保护客体的缺陷而被驳回。

笔者根据多年实用新型教具领域的审查实践，将教具领域的审查难点分为以下的情形：（1）申请文件中存在人为规划，但权利要求撰写为产品构造特征；（2）申请文件中存在智力活动规则或方法，但权利要求撰写为产品构造特征；（3）申请文件中存在表面文字或图案的限定。以上情形既包含符合实用新型保护客体的方案，也包含不符合实用新型保护客体的方案。通常审查员在质疑保护客体应用的法律条款是针对权利要求，若以专利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的记载为准，则上述三种情形均属于实用新型的保护客体；而人为规划、智力活动的规则或方法、表面文字或图案等不属于实用新型保护范围。在实际的审查实践中，由于教具类专利申请存在上述特征，审查员往往在判断是否属于保护客体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同时审查员观点不一致，导致相同的情形出现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少申请人对于收到的审查意见难以接受。下面通过一些案例，结合分析给出了相应判定思路，申请人在充分了解实用新型的保护客体的判定思路后，在撰写中避免客体问题。

二、教具类申请是否属于技术方案的案例分析

《审查指南》[2]指出技术方案，是指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技术问题”、“技术手段”、“技术效果”构成了“技术方案”所必不可少的三要素。如果采用了技术手段，解决了技术问题，获得了技术效果，则认为该方案是一个技术方案。

在判断申请是否属于技术方案时，需要判定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是否属于技术性的、其手段是否是技术性的以及达到的效果是否为技术性效果。

案例名称：一种政治教学用演示装置

权利要求：包括一个透明水缸、一个设置于所述透明水缸内的潜水泵、一个主水管、若干个支水管、与支水管数量相同的支撑杆、与支水管数量相同的平衡杆、下限位挡板，所述主水管下端设置于所述潜水泵出水端，所述主水管上端分别并联连通于所述支水管，所述支水管上设置有控制阀。

说明书中记载了该技术方案用来演示量变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引起质变。

本申请中将政治理论通过技术手段展示，但是从申请的构思入手，将水量的变化比作量变，将容器的状态比作质变，需要人们在头脑中预先设定水即量、容器即质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主观的，实质是一种人为指定，这种人为指定解决的问题是帮助学生理解量变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引起质变的政治理论，这不属于自然规律的利用，本申请不构成技术方案，不属于实用新型的保护客体。

三、小结和建议

实用新型的客体问题一直是审查实践较为常见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总结教具领域中存在的客体问题，将较难判断的客体问题分为三类，通过案例分析，技术问题、技术手段和技术效果是否具有“技术性”，判断要求保护的方案是否属于技术方案。个案分析可以应用到类案解决之策，希望能够为教具领域实用新型专利审查提供一些帮助，同时希望能够给申请教具领域专利的申请人一些参考。

申请人在撰写申请文件时，为了规避客体问题，建议考虑以下因素：（1）充分了解方案，判断做出的改进是否属于对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的改进。（2）了解其方案构思解决的问题是否属于技术问题，采用的手段是否为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最后是否达到了技术效果；“自然规律”可解释为：存在于自然界的客观事物内部的或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们能够认识和利用它。例如，物理学和化学中的原理、定律。（3）在判断方案是否属于技术方案时，先区分方案是否基于智力活动规则或方法、人为规划等明显不属于自然规律的构思；若删除上述非自然规律的内容，其方案仍然为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而效果是为技术手段直接带来或者必然产生的技术效果，该方案构成技术方案，仍属于实用新型的保护客体，而权利要求中尽量避免或尽可能少描述规则或方法、人文规划的内容。人文社科理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规则方法等均不属于自然规律。（4）若方案中包含表面图案、色彩、文字的限定，则考虑其限定对于解决技术问题是否做出了贡献，若能带来技术效果，则上述限定属于实用新型保护客体。（5）申请人在参考以往的授权专利文献时，也需要判断所参考的方案是否属于保护客体，不可盲目模仿，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篇6

【关键词】 管子；自然规律；天人关系；美丽中国

“天”在管子心中已褪去庇佑神的外衣，只是自然而然的天而已，管子从经商到做政治家经历世态炎凉，每每经困祈求不得救，认清了上苍的无动于衷因为它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之天，不会因为人们供天时用的牺牲多得到的庇佑就多，荒诞的诸侯王也没因人们的诅咒遭天谴。顺应天的四时辛劳耕种才会有收获，万物自有则，事事皆有度。“不务天时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管子·牧民》）。

一、管子之前天是万物的主宰

无论在殷商还是周人的世界观中，天都是神圣不可忤逆的。天与人的关系是尊崇与膜拜，殷商时代，无论做什么都要先卜而后行，卜辞中“宗天的观念既浓且广”。[1]周人对祭祀看的极为重要，而祭天是各种祭祀规格中最高的，是天子才能做的，《周礼·大宗伯》规定：“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昊天是日、月、星辰，也是风神、雨神，周人信念中天不仅是自然万物的集合体，既是自然之天更是比人类地位更高的神圣存在，掌控着人类的命运。在自然面前，人类为了自己的命运向自然祈求庇佑，祭祀牺牲品，而不是抗争。天与人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若风调雨顺则是上天的庇佑与恩赐，对上天表示自己更大诚意与感激；若洪涝干旱则是上天的惩罚与愠怒，赶紧检讨自身的失德或敬意。自然万物和现象都被赋予神圣色彩。

周人眼中天是“最高的至上神。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主宰，而且是人类命运的控制者。”[2]人要做什么事都要问问上天的想法，上天同意就可行，上天不同意就不行。上天不仅有意志，而且控制与支配人类的一切行动，天与人的关系统一于人是天的附属，人的意愿并不是根据自身需求反映出来的，而是上天的授意，所以天是自然之天的总和更是控制人类命运的人格之天，是人类社会的人主本源和人类社会之外万物本源的结合体，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在于与天命保持一致以达天与人相通融合。

二、天（自然）只按自己规律周而复始

管子的前半生都是在困苦中度过，管子曰：“吾始困时，与鲍叔分财，多自予，鲍叔不以我为贪，知吾贫也。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知吾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史记·管晏列传》）与鲍叔牙的关系屡救他于危难之中，人类一直信奉的统治一切的至上神上天却从来不在穷苦的人们受难时施以援手，人事关系帮他九死于一生，人们事事敬畏、唯天意志是从的至上神形象在管子奔波劳碌困顿的生命旅程中被颠覆，“如天如地，何私何亲？如日如月，唯君之节。”（《牧民》）。管子视天地为自然界万物的一部分，把天地作为自然之物，天是没有感情更无意志的自然存在，天在管子的观念中失去神秘地位，天和万物一样都是客观存在无好恶亲疏，天就是天。管子不用像前人那样把天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仰视膜拜，而是站在平等的位置慢慢审视，“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长短，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管子·乘马》）四时更替、夏日与冬日的长短更替、昼热夜寒的互易皆阴阳变化得来，天为阳地为阴，即使阴阳之化，或有余或不足皆是天地之事，人力莫能损益，这些自然现象是阴阳变化的自然表现而非上天根据所谓能通天人士的意愿表达的意志。

天地无情，种种自然现象都是天固有的规律，跟任何人都无所谓亲近远疏，按照上天旨意安排人的贵贱优劣的天人相通论失去了生命力，人就是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一部分。管子意识到天与人的区别显而易见，上天从来未预设任何人的命运。天人相分可以帮助人类认识与上天的关系，一改把希望寄托于上天的传承，上苍的无情无私真实无限循环，天地不是鬼神，更无仁义之德，只是自然而然。人与天不相通于天命却相通于联系，天地万物形成的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与法则，人类作为自然之子，离开自然无法生存，生存其中必须认识自然规律。

三、天人统一于人要认识自然规律，按规律做事

人类意识到天地的自然无为，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大自然作为客体放在人类的对立面，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加深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支配欲。“但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3]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日益加深迫使人们改变支配自然的价值观，在西方，环境哲学产生多种流派，归结两类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二者都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前者坚守人类利己主义原则，后者则代表包括人类和非人类所有生命的利益。把两千多年前的管子的生态意识与之对比不难发现，是接近人类中心主义的但也有鲜明的不同。管子第一身份是齐国相国，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是第一政务，“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禁藏》）大地是生存根本，水可滋养万物，生于天地间的人离开自然衣食住行无从谈起，生存显然不可能，人类从自身长远利益出发必须保护好自然环境。管子重视保护自然环境并没止于此，“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地数》）山地矿藏这些“天财地利”资源乃天地造化，人们若擅自滥用都要受到严惩，此时管子对环境的保护已把非人类利益等同人类利益，甚至更高。

人类在世界上的生存能力强弱不表现在自身利益高于自然万物或对地球资源随意攫取，认识自然规律才是人类学习的入门，“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七法》）强兵、治国、安民都应学习天地元气生养万物多而不紊、繁而达同的和谐之道，天地变化中的规律成为人类学习的内容，不变的是天地万物都要遵循自身规律并保持彼此联系，天与人的关系便统一于这普遍联系。管子竭力探索自然的规律，按自然规律安排国家事务，自然法则既是人类法则，四时节气更替、气候的循环、生命的萌芽、发育、成熟、消亡、周而复始，是自然不变的规则，学习规律自觉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减少与环境的对抗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联系而非对立从来都是不争的事实。人类离开自然无法独立存在，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统一体。

认清自然界的标准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人类会发现遵循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才能与万物和谐相处，实现彼此利益最大化。“《管子》认为，天地自然是按照阴阳规律而运动变化的，要把握阴阳之规律，实现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协调，即‘人与天调’”。[4]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协调责任只在人类一方，必须寻找可以拿来用的“则”：发现自然规律并按自然规律协调天人关系、施政、治国。

四、管子生态思想的现代实际应用

管子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农业社会，那时人类在自然面前并不是强势存在，对自然的敬畏普遍存在，当时的生态环境还达不到让人深刻思考如何保护生态平衡，更多的是为了维护人类利益或齐国统治阶级利益，但在当时却保证了天人关系的和谐有序。管子是政治家、对国家的治理讲究有效实用，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神话也不无视。注重探究自然之道用来治理国家，充分发挥人的主动作用，建立和谐天人关系。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八次大会，第一次在大会报告中单列一个部分阐述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美丽中国”的提出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天人关系，一味的支配与索取，会榨干生养我们的地球，违反自然规律换来的是自然的惩罚。人类急功近利的聪明无法削弱自然惩罚力度强化，对自然的敬畏才是善待自然进而让自然善待人类的良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像管子一样不脱离实际的看待天人关系，建立人与天的自然观，并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运用天人和谐观念衡量人类活动对自然影响。自然的法则与社会的法则一样不可违背，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认识到违反自然法则受到自然惩罚有多深远，生态文明理念的牢固树立迫在眉睫。

认识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不等于人类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管子“主张从天道与人道的整体和谐来考察人的行为的合理性，强调效法自然，顺应自然并任用自然，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动性”。[5]管子的生态理念告诉我们主动探索、运用自然规律，才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探索、认识，运用生态规律保护生态环境不是为达到“人定胜天”或“与天斗其乐无穷”，而是不再做违背自然法则、贻害后世子孙的事了，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后世子孙留下美丽家园。

【参考文献】

[1] 程国政.管子雅话[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49.

[2] 佘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4] 万英敏.论管子哲学之“人与天调”的自然观[J]，管子学刊，2009（1）.

[5] 吕逸新 ，王朝侠.《管子》的生态伦理观[J]，管子学刊，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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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1-0014-01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尤其重要的关系，随着人类活动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拓展，虽然自在的本体层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不大，但作为既是“剧中人”，又是“观众”的人类主体对这对关系的理解却经历着“否定之否定”的变化，也就是观念认识层面的游移过程。从人对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的认识及以此为基点展开的实践活动中可窥见其一斑。

一、能动性不逾越受动性，人与自然相安无事

能动性是指人可以在意识的支配下，自觉地、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人的能动性得益于其社会性，也得益于其思维属性。人不仅能够感知自然现象，而且还能揭示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克服一切生物直至高等生物对自然界认识的片面性和肤浅性。人类同其他高等生物相揖别之后，便通过自己有意识、有意志的实践活动，使自然界从天然的“自在自然”进化为人的对象、人的环境，成为人的活动要素和人的作品，从纯粹的自在的自然界进化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使“自在之物”逐渐转化为“为我之物”。简略地回顾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到，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前，人类变革自然界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动性，总体没有超出相应的受动性的范围，已经成为人所认识和实践客体的那部分“属人世界”，不仅按其自然规律演化，也按社会规律演化，人与自然基本相安无事，但只是维持着相对较低水平的和谐。

二、能动性超越了受动性，人与自然关系紧张

20世纪，渐去渐远。刚刚过去的是工业文明高奏凯歌、走向辉煌的世纪。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向大自然进军，创造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繁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由此，在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同时，人们也逐渐藐视受动性，把大自然看作是可以任人宰割和役使的对象。

造成人与自然关系不协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首要的原因就是对自然规律揭示不够、认识不够。没有很好摆正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并处理好人在实践中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人与自然不协调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无视受动性的一面，而对能动性滥加发挥而酿成的苦果。工业化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进军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本来是非常值得庆幸和自豪的，可是，能动性发挥过多，超过了受动性，人与自然关系危机四伏。由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仅仅是围绕着自己的生态系统的变化，在急功近利观念指导下，忽视了客观制约性的存在。结果，这种盲目性的活动，遭到了自然界“不留情面”的报复。

“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尽头，而是意味着人类没有解决好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或者说，人类在发挥自己能动性的同时，没有相应地推进对自己无法摆脱的受动性的认识。当人们受到自然的报复的时候，也就受到了它的教育。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性。

三、能动性和受动性统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指人类在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而不违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使人类争取社会生活进步的活动与自然界的变化相适应，从而让自然界能够为人类社会长远、持续发展提供经济的、环境的利益。协调发展并不是简单地维持、恢复某种自然平衡，或实现“零增长”，回到“田园牧歌的和谐”甚至是“伊甸园的宁静”，而是在充分认识受动性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引导、控制、利用自然界本身的力量，重建一种新的动态平衡，使其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重构新的乐园。协调发展就是强调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其途径是进一步发挥完整的统一于受动性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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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资源，一部分是不可再生的，比如矿产资源；另一部分虽然可以再生，比如粮食、水果、蔬菜等，但它们的增长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因此，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生产、生活资料和舒适的生活、休闲空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只能是一定的。人类需求的增长必须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各类资源相适应，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以最小的环境和资源代价来进行。在维护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当通过维护自然界的平衡，以保证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共处。

社会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无限制的掠夺自然，会造成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这不仅实现不了发展的目标，还会使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同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统一。当前，需要从以下几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

一是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观念。人类永远是自然之子，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泽，人类的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自觉维护大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其实也就是尊重和善待我们人类自己。

二是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科学精神，正确认识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改造永远也不会停止，问题在于如何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这就必须认识自然，尤其是认识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只有在科学认识自然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到按自然规律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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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人类科学与文化的结晶，是人们认识和表述自然的科学文化体系. 自然现象及其规律虽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认识和表述这些规律，并构建起完整的科学体系，却与人类科学活动的起源、文化推演、活动方式以及科学活动的代表者——物理先驱和科学大师的思维特性、认知操作和科学经历有关. 如果人类重新认识自然，虽然自然本质是不变的，但认识和阐发自然规律的符号系统、概念体系、学科结构等等可能是另外一种形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物理学是“人化的自然”. “自然人化”的过程即为“经验理性”的过程，中学物理教学的本质内涵正是演绎着这个过程. 显然，这个过程实现着生命个体对自然存在的主体解读. 但中学物理教学往往简单建立起学习者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桥梁，学生和教材成为教师操作的课堂要素，物理教学成为外在于学习者的、对自然符号和概念系统的机械操作，这样的过程与学习者的主体认识和发展无关，课堂上出现“知识冷漠”现象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无论从物理学“人格化”的自然属性，还是中学生学习物理的认知和情感驱动来看，物理教学不只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反映，而要融入生命个体与自然存在的互动、再认和成长，这是学习者从感知到理性的“人本化”过程——概念化的物理现象与学生的思维操作有机融合，使之发生对话与共鸣，产生认知和探究的理性愉悦，促进物理学习深入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并积淀为他们的科学与文化素质.[1]

现以“热力学第二定律”教学为例，谈谈这一认识和实践.

一、教学分析

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的是有大量分子参与的宏观过程的方向性问题，这是热现象的一个重要规律，完整地掌握热学知识，必须对它具有正确的认识.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选修3-3明确的要求是：“通过自然界宏观过程的方向性，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 初步了解熵是反映系统无序程度的物理量. ”[2]实现这一学习目标可能出现的困难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比较抽象，虽然有直接经验可以引发，但概括规律的过程颇为理性，学生易停留于经验事实而难于认识深化；规律的表述比较多样和“经验具体化”，不如热力学第一定律那样给出确定而简洁的数学表述，学生会有难以捉摸之感；认识量化系统无序状态的物理量——熵，需建立在一定的概率统计分析上，会使教学过程比较琐碎，数学味较浓. 为此，教学设计需这样展开：梳理经验事实——尽可能多地联系学生已有和能够接受的经验事实，促进认识指向集中；引导理性概括——从多种现象中概括出直接规律，并认识多种表述的内在一致性；推进认识深化——引导学生探求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统一表述，深入热现象的微观机制了解熵的概念和熵增加原理.

二、教学过程

1. 提出问题

热力学第一定律（ΔU=Q+W）的本质就是能量守恒，由此可知“第一类永动机”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是不是只要满足能量守恒的物理过程就能够持续地、自发地进行下去呢？

我们知道，自发的热传导过程是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传热，传热的过程满足Q吸=Q放 . 反之，热量可不可以在满足“Q吸=Q放”的条件下，自发地由低温物体向高温物体传热呢？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不可能自发进行的. 所以，制约热现象的过程，除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外，还有其他的自然规律在发生着作用. （提出问题，初步揭示问题的内在含义，引起学生认知需求）

2. 展开讨论

（1）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进一步联系经验事实，强化学生的感性认识）

扩散过程. 如图l所示，抽去隔板a，两种气体相互扩散，趋于均匀分布，这是自发进行的过程. 反之，使原来分布均匀的两种混合气体相互分离，各居一半的空间，这是非自发过程.

气体膨胀. 如图2所示，打开阀门K，气体会进入另一个容器，这是自发进行的过程. 反之，分布在两个容器内的气体，使其只占据一个容器的空间，这是非自发过程.

（2）初步结论：自发热过程具有方向性. 如果要改变自发热过程的方向，需借助于外部作用才能实现. 例如：反向热传导——制冷；混合气体分子分离——过滤；气体体积减小——做功. 此类过程必然会引起外界的某种变化.（使问题引向深入，逐步揭示宏观热过程规律）

（3）再从能量转化的过程来分析物理现象的方向性. （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两种表述作好铺垫）

机械能转化为内能的过程可以连续、完全地进行. 例如，运动的物体由于摩擦而逐渐停止运动，机械能完全转化为内能. 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过程不可能连续、完全地进行. 如图3所示，气缸内高压高温气体推动活塞对外做功，开始一段过程实现着内能向机械能的转化，当气体膨胀到一定程度，压强减小到不足以推动活塞做功时，这一过程就停止了. 要继续做功的过程，就要从头开始，排出气缸内已完成做功任务的废气，注入新鲜空气，喷进燃油，点火燃烧，产生高温高压气体，重新开始做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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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经济；理论内涵 ；外部性

一、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物质文明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们醉心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酝酿对人类的报复。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大气污染、自然资源枯竭、全球变暖、水资源危机、土壤流失和退化，都迅速改变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2013年初，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雾霾，严重危害了人们的健康。

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反思“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工业模式，迫使人们用“绿色”的思维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经济”一词应运而生。

二、绿色经济的哲学内涵

绿色经济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观是人类中心主义，即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按照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人类中心主义的鼻祖亚里士多德认为大自然就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创造了所有的动物：“植物就是为了动物的缘故而存在，而其他动物又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

人类中心主义一直伴随着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而发展，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逐渐摆脱了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时代对大自然的依赖与敬畏，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变得越来越强大，人类中心主义也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根源正是“人类中心主义”。该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将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割裂了人与自然的一致性、统一性和本质联系。其目光短浅，只看到人类改造自然那短暂的、表面上的胜利，未能认清那所谓“胜利”的实质。中国多个地区近期出现的雾霾天气就是环境污染的后果，PM2.5造成损失难以估计，而且治理的花费更是天文数字。

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和人的关系同人与自然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进行物质生产的先决条件。恩格斯认为，“劳动其实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这就是从人类通过劳动生产财富的角度，强调了自然的重要性，有力地驳斥了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看作人类附庸的思想。在对待自然的方式上，恩格斯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在于我们比其他的一切动物都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句话有如下几层涵义，第一，人与自然有本质联系，人类中心主义割裂了这种联系，表面上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实质上造成了人类与自身的对立；第二，虽然人类与自然密不可分，但是人与自然都由自然规律所支配，而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若违背了自然规律，必然遭到惩罚。所以，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是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中只有人类，所以其根本无法意识到自然规律的重要性，与之相适应的传统工业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环境问题的最终受害者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的核心——人类。

综上所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态伦理观深刻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这正是绿色经济的哲学理论内涵。

三、绿色经济的经济学理论内涵

绿色经济的涵盖范围很广，其理论来源主要有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理论。对绿色经济的研究现状可以归纳如下：

刘思华认为，绿色经济就是“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形态和形象体现，是环境保护盒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代名词。”

张兵生认为“绿色经济学则是一门以天人合一、共生共享和系统哲学理念为基础，在以人为本和生态伦理指导下，从研究生态资本和物质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优化配置与整体增值人手，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学科。”

鲁明中、张象枢认为，“绿色经济是遵循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以实现经济生态化为目标，并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实体。”

以上对绿色经济不同的定义，均强调了生态规律的重要性，基本符合绿色经济的基本思想，但仍有不足。

刘思华在定义中强调知识经济与生态经济，但基本将其等同于绿色经济，没有提出相对独立的理论。绿色经济不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代名词，可持续发展理论简单讲包括三点，分别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其理论重点在于对发展目标的认识和确立，即我们努力发展所要达到的效果。绿色经济的涵义不仅限于此，它的理论重点应当是通过什么方法，利用什么手段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张兵生的定义利用了“生态资本”这一创新概念，初步解释了“绿色经济”。该理论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是仍有很大不足之处：首先，生态环境的价值还在不断探索与研究中，不同学者用不同方法测算出的结果也大相径庭，所以我们无法将生态价值资本化并且合理定价。其次，能否将生态价值资本化是一个生态伦理问题，一旦将其资本化，就相当程度上割裂了人类与大自然的联系，很容易令我们重新陷入“人类中心主义”。最后，假若我们将生态环境资本化并给予合理定价，逐利者也很难保证自己的行为都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如果逐利者破坏环境的成本小于这种行为带来的收益，那么他也会为了短期利益做出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总之，“生态资本”理论有理想化、操作困难等缺陷。

鲁明中、张象枢的定义同时突出了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有一定缺憾。首先，其未明确主体，没有指出谁来遵从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其次，它未能说明当某行为无法同时满足两个规律时，行为人该如何选择；最后，定义中“一定水平的经济实体”所指不甚明确。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绿色经济”的定义都不完善，主要问题是我们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在这里，笔者尝试在改进传统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来定义“绿色经济学”。

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就是一种“关于选择的科学，它研究人们如何进行选择，以便使用稀缺的或者有限的生产资源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这些物品分配给不同的社会成员消费。”显然，传统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它有最基本的“理性人”假设。虽然很多学者研究绿色经济时批判该假设，并对此提出了“生态人”假设，认为“生态人”就是在确保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追求其他经济社会效益，但是这种假设实际上没有多少现实性。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实践中，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来进行经济活动的。对于普通的市场经济参与者，一般都缺乏足够的生态学理论知识，他们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承担了最为直接的市场风险，在市场中生存是第一目的，所以他们没有动力更无能力确保生态效益。

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在于劳动、技术、资本等要素，通过市场调节这些要素的分配和利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不会使人主动重视生态环境效益，所以生态环境在这种市场规律下很难不被损害。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逐步深入，研究者在传统经济学的框架内提出“外部性理论”，即单个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对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带来影响，但他个人并没有因此得到补偿或者给与他人补偿。显然，生态环境问题就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政府可以通过对污染者征收“环境税”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科斯指出政府只要选择最优的初始产权安排，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外部性问题。这些学者的研究都说明，政府才是唯一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主题。可惜的是，这些思想早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笔者认为，构建“绿色经济”理论，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的框架下保留“理性人”假设，将“外部性理论”提升至同劳动、资本、技术同等重要的地位，让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调节劳动、资本、技术等稀缺资源的配置，让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来解决生态环境的外部问题。之所以强调政府的作用，理由如下：

第一，只有政府有能力对生态环境问题能有足够的认识。环境的破坏往往跟人们缺乏足够的环境知识。生态环境问题有一个显著特点，其全面爆发前的潜伏期少则两三年，多则三五十年，然而一旦爆发，带来的结果就是毁灭性的。也许我们现在的很多行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正处于潜伏期，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正因如此，若想避免环境问题带来的损失，必须长期不断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生态环境进行基础性研究，以获取足够的认知。显然，只有政府动用国家力量才能使这些研究长期进行下去。

第二，只有政府有足够的能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如前文所述，单个行为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可能主动成为“生态人”。而政府如果采取适当的法律、制度、教育等各方面措施，是有能力将普通的“理性人”规范成为“生态人”的。只要政府坚定不移地推动相关制度建设，定会取得显著成效。

总之，生态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而政府正是社会力量的代表。所以，政府是生态问题的最终责任人，构建“绿色经济”理论当然应强调政府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8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张兵生.绿色经济学探索[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

4.鲁明中，张象枢.中国绿色经济研究[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5.刘思华.绿色经济导论[M]. 同心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