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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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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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特点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9-0218-0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名词闯入了国人的脑袋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出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官方中文本。从表面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分为“非物质”和“文化遗产”两个部。按照一般的理解,“非物质”是对物质全称的否定。就此而言,“物质”的反义词就应当是“精神”,而不是“非物质。固然我们认为:所谓非物质文化就是精神文化。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非物质文化”并非原生性的汉语概念,它产生于汉语语境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作了解读,但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缺失,必要的时候可能会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正。

物质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靠物质有形文化来传承的。表现为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劳动者生产技能和知识观念,它是人类物质基础和生活环境,能够便于观察相对固定统一的文化。如山川河流、楼阁庭院、生产机械等。非物质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维系生存最重要的精神形态则是动态无形的,流传着的。如人的本身是物质的,而每个人的不同形象、性格、脾气、语言和行为的“描述”则是”’非物质”的了。由此认为,对非物质文化认识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角度的不同,认识的观念也不同。于是,关于“文化”几乎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的认识和标准,所有学科都定义过“文化”,事实上从未被统一过。最终世界文化组织把“文化”收集成两种:一种是物质文化,另一种是非物质文化。把非物质文化按照当今的观念和理论规定为五大类::一是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语言口述的类别;二是表演艺术,包括戏剧小品、舞蹈等;三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活动);四是有关宇宙和自然界知识实践(认识自然的过程);五是传统的手工艺生产过程(手工作坊和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保护和探讨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所谓传承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被人类以群体或个体方式一代接一代享用、继承和发展的性质。如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即: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它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和汗水的结晶,并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流传下来的技艺。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调查时,首先要弄清这项技艺是不是我们的祖宗留下来的。这是判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之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流传于农村,有的传承人是文盲,不可能将自己所掌握的技艺和习俗整理成书,在传承形式上主要靠口传心授、言传身教,再加上在传承中有许多规矩,如“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有许多技艺属于独门绝技,往往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绝艺。再说,我国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还打上了“仙人和神秘”的烙印,甚至让人“望而生畏”,这些技艺往往都是一脉相传,一旦师傅过世后,这些技艺随之失传。故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抢救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塑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的传承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塑性的必然。也就是说有“非遗”口头的传承性就有“非遗”的可塑性。特别是在“非遗”的口头传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节日庆典、传统工艺等遗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它的文化内涵是通过人的活动表演来传达给受众的,因此在传承传播的过程中,将会有所变异和创新。如武术中的太极拳,从陈氏到杨氏,再到吴氏,还有流传着的太极拳的八十八式等,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他们还会根据不同人的特点不断创新,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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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生生不息;文化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繁衍等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代表着这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生活足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样化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民众创造并且传承的精神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得到广泛的重视,并较全面的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点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针对物质文化遗产提出的术语,在最开始的分类中,一般是针对物质文化遗产作出的分类,以往是将自然遗产分为物质类的遗产,而文化遗产实际上也是指的物质类的文化遗产,这种分类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加深了难度,并使事情变得复杂,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民间创作”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又将“民间创作”改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直到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宣言,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呼吁全体社会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文概念基本定型,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内涵做出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活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各种知识和实践等,这些表现形式都具有十分鲜活的生命力,它是不断流动变化的,而不是停滞的和静态的,是一种“活”的表现;第二、生态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孤立存在的信息或者实践,它的环境是周围的生态环境,它接受外界的信息,并在外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性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对生态环境的依赖;二是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三是对生态环境的反应;第三、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以及内涵由传承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方法进行保存和研修,然后世代相传,并且广泛流传,使之绵延不绝,一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停止,则宣告其非物资文化遗产的死亡,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极其重要。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承

1、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传承的类型

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传承的类型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口头传说和表述的群体传承。我国有多个民族,很多民族又都具有自己特别的语言,如侗语、苗族等等。人类文化信息的传递一般是靠人的思维和语言,语言是一种符号,不管是什么信息都能够通过语言传递,语言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最方便的传递方式;第二、传统名俗节日的群体传承。中国有56个名族,每个名族都有他们各自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包括节日文化体系,节日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对中华名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日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将人与人之间联系在一起,传递信息和文化,特别是中国的节日,更有内涵更有色彩;第三、庙会文化的群体传承。在中国,庙会又称庙市,一般是在农历的某一固定时间进行,主要内容是祭祀祖先、娱神娱人、集市贸易等,庙会在我国起源很早,并代代相传,现在也依然广泛流传。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导致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破坏和消失,针对这些,我们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首先,提供资金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十分庞大的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它的保护应当引起国家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设立专项基金和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首先,建立庞大而有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保护体系,设立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此外,还应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保障资金,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财力有来源;其次,给予一定的人才保障。建立专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者队伍,对从业人员队伍进行培养,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最后,给予一定的法律保障。

三、非物质文化的文化精神

1、“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

目前,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解释还缺乏统一而科学的解说和全民的认同,有些学者将儒家思想的“和合”或“中庸”当作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非物质文化来源于民间,来源于最广大最基层的老百姓,这些学者们将上层文化和普通老百姓创造的下层文化融合在一起,很显然不合常理的。民族民间文化中到处都洋溢着“生生不息”的意识,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精神也应该是“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这种意识最明显的就表现在家族、家庭以及生存上,是对生命意识的崇尚,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2、非物质文化精神的传承

民间文化是民族的根,如果失掉了自己的民间文化,那么这个民族是可悲的,时至今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由中国老百姓在创造和享用,只要走出城市,深入民间或到农村去走走看看,就会发现,民间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民间文化当中。保护非物质文化精神的意义在于传承,要传承上辈流传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也要在现有环境条件下,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优秀民族文化。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的自然传承性,但这是民族精神传承的一种表征,我们不能任其发展,我们应该有选择,有目的,有步骤的传承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精神。

总之,本文分为三个部分来分析非物质文化的群体传承与文化精神,第一部分是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点,包括非物质文化的概念和非物质文化的特点;第二部分是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承,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传承的类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承;第三部分是分析非物质文化的文化精神,包括“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和非物质文化精神的传承。

参考文献:

[1]张钟月;;论延边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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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对策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一)概念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本文将其分为两种,一种是国际上的,另外一种是我国的。2003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而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意义

不论对于哪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异常珍贵的,是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人民代代相传、生活劳作中所凝结成的文化,其本身具有非常珍贵的文化信息资源。对于当下的旅游形势来说,保护和适当地开发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可以增加地区的关注度,增加旅游者数量,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当地经济水平的提高;从国际层面上看,保护和开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提高国际地位。

二、沈阳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据不完全统计,沈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达169个,种类众多,其中以相声、民间故事、说唱艺术、舞龙技艺、皮影戏、满族剪纸、老边饺子等最为著名。

三、沈阳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一)继承断流

文化遗产继承断流的问题一直存在,沈阳市也不例外,除了一些具有如老边饺子等的实体店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其他没有具体场所可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处于濒临消失的边缘。如吹糖人,也仅仅在路边很偶然的情况下才能见到,何谈会有很多艺术爱好者学习此技术。

(二)宣传力度不强

以上文中的吹糖人为例,本人在沈阳生活多年,也仅与其有两面之缘,再如民间故事、说唱艺术、舞龙技艺、满族剪纸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不是通过深入的调查了解,人们几乎不会了解到其所展示的文化内涵,甚至是所在地。经调查走访发现,就算是沈阳市内当地居民也有一大部分对本地非物质文化不了解,甚至没有听说过。

(三)保护措施不足

造成文化遗产的继承断流的原因,一种是政府对其所在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不够,或者保护力度不强、措施不够具体。虽然沈阳自2005年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后,有些许成效,但是其保护措施依然没有顾及到沈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方面面,沈阳市内依然有很多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类没有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社会参与度不高

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只是以外行人的立场观看或者消费某种或者某几种,几乎不会亲身参与到该类型文化的创作过程中去。对于这一点,相关部门也在加以改善,比如说举办剪纸活动比赛,但是在大众追星、综艺节目泛滥的情况下,这种拉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公众之间距离的措施效果也并没有突出的作用。

四、建议

针对沈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的问题,本文给出以下五点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鼓励媒体,或者媒体自发通过多种宣传途径,让公众了解、认识到最后熟悉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在了解过程中,体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其内在趣味性,以便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关注度。

(二)提高文化自觉

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到全民自觉参与保护活动的高度来,让大家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作为一种公民责任,自觉履行。

(三)开发与保护并存

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让有兴趣的同学参与其中,并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活动的丰富性、趣味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来。

(四)建立社会参与保护的激励机制

与政府协调多方合作,建立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以一定现金激励和奖项颁发来刺激人民对非物质文化的热爱和关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被破坏。

(五)以文化旅游线路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与旅行社合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旅游路线或者旅游产品之中,使游客在游玩的途中便可以体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和趣味性,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永林,谈国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51(2):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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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财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法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117-02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首次确立了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以后有关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又扩展了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本文旨在通过对于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文件的分析,辨明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其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于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理解和认识。

一、文化遗产概念的确立与发展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首次确立了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它将文化遗产定义为:“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可见,《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确立的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认识的加深,文化遗产的概念不断发展。其中《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大大地发展了文化遗产概念,扩大了文化遗产的内涵。

(一)《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补充性文件,它规定了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1975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首次颁布了《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规定了收录《世界遗产名目》中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六条标准;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又颁布了新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于原来的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进行修改,制定了六条新的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在1975年操作指南的六条标准中,第1条强调艺术成就,第2条强调重大影响,第3条强调的是文明或传统的见证,第4条注重的是建筑上的范例,第5条的中心是关于人类的居住文明,第六条是强调与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事件、生活传统、信仰、文学艺术作品有着直接或明显的联系。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条标准对于1975年的六条标准做了较大的修改,扩大了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条标准的主要变化如下:

1.1994年操作指南的标准中新增 “技术类”遗产。1975年标准没有规定“技术类”遗产,1994年第4条标准中新增加了“技术类”遗产,规定文化遗产“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技术或景观的最具代表性的实例”。“技术类”遗产的增加,目的在于反映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科技革命的人类历史,同时表明了文化遗产逐步脱离了“艺术性文化遗产”观念,反映了人们对人类非艺术性创作活动的重视。可见,1975年标准没有规定“技术类”遗产,忽视了对于对非艺术性人类活动成果的关注。1994年标准关于“技术类”遗产的规定,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扩大了文化遗产的范围[1]。

2.1994年操作指南的标准中新增“现存文化”的保护要求。1975年的各条标准都指向某个过去的历史阶段和文明,体现出一种纪念性的文化遗产观念。1994标准第3条中加入了“现存文化”二字,入选的文化遗产应“能对现存的或是已经消逝的某个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1994年标准中“现存文化”的加入明确地表明:文化遗产不仅包括纪念性文化残留物,而且也包括活生生的文化物证。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入选标准的变化,反映了文化遗产概念的不断扩展。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之前的文化遗产指的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被称之为狭义的文化遗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无形文化载体,“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一般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和文化创造形式。(5)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立,使得文化遗产的内涵大大扩展,标志着文化遗产概念的重大发展。

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关系

与文化遗产相似的概念是自然遗产。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2条将自然遗产定义为:“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

从定义上看,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差异比较大。首先,自然遗产由自然界的长期演变形成,而文化遗产则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其次,自然遗产包括自然面貌、自然区域、动物和植物生境区等自然地域,而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等,只有遗址与地域相关。

其实,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联系也是比较紧密的[2]。其一,从理论上讲,自然和人文环境之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如果不考虑文化因素,圣神的自然遗址、文化景观就不能被理解,因为文化在过去形成了它们并在今天继续形成它们。这促使国际知名的环境法学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环境”重新定义为某些事物,这些事物包括:人类生活、健康、社会幸福;动物群、植物群以及生态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景观和文化遗产;自然资源。其二,从实践上讲,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往往是结合的。在欧洲,人们已经在许多风景区密集居住好几百年了,这导致了很多风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已导致了整个欧洲自然风光与丰富的人文资源重叠区域的出现。在欧洲,保护自然其实经常与保护文化遗产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许多国家已开始建立一种新的保护区,被称为生物圈保护区。教科文组织创造了生物圈保护区这一概念作为保护陆地和海洋生物圈的一种方式。“生物圈保护区”这一术语是指尽可能使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结合的一个甚至更多的被保护区域及其周围区域。根据教科文组织的标准,“生物圈保护区”必须具有文化和生态意义。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将人文与自然环境截然分开的传统观念已经为反映二者协调的、相互依赖的观念所代替。

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地区大量存在。在现有的文化遗产和环境保护文献中,它们通常被称为“风景”区或“文化景观”区。美国哈佛学院将“文化景观”定义为人们已创造、使用、改良或保护的区域,它包括历史园林、城市公园、保护区、或邻近农场和森林。文化景观这一概念体现了人们努力保护它们创造或影响的地理区域。文化景观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人类怎样形成周围的环境以及人类改良的环境进而怎样影响人类文化、感情、智力、精神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

三、文化遗产与文化财产的关系

与文化遗产相似的另一重要概念是文化财产。从有关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看,文化财产通常是指艺术品。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正式确立了文化财产这一概念,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进一步明确了文化财产这一概念,加强了对于文化财产的保护。

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这两个概念的联系表现为:其一,二者的含义相似。基本含义都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学、艺术或科学价值的财产。其二,文化遗产由文化财产发展而来。其三,文化财产属于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将文化财产定义为“对于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财产”。可见,文化财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这两概念的区别表现为:其一,二者是否体现社会共享性不同。文化财产这一概念没有体现社会共享性。而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体现了文化遗产的社会共享性。其二,二者的属性不同。文化财产具有财产权属性,而文化遗产这则具有文化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多种属性。其三,二者的范围不同。文化遗产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文化财产仅仅是指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3]。

总之,把握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特性,对于理解和认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发展和特性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遗产的鲜明特性,表现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必要性;文化遗产概念内涵的扩展,表明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加强。

参考文献:

[1]廖菲. “文化遗产” 概念发展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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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文素质是一个人内在修为的外在表现,人文素质是一个人知识,技能,文化,价值观的综合表现。随着我国教学事业的发展,国家对大学生的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也逐渐成为了高等院校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是在近些年来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重视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专门化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重点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相关概念。

 

关键词:大学生 人文素质 高等院校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研究

人文素质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它是一个人内在修为的外在表现。人文素质综合体现了一个人的知识,观念,信仰,情感等。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对教育改革的目标发生了重要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加强素质教育对学生的重要性,在教学改革实践中人们逐渐由原来过度重视学生卷面成绩向学生人文素质方向转变。国家对学生尤其是高等院校学生的素质教育越来越重视。在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重视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也逐渐成为了一门新兴学科。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是近些年来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重视下,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是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能够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在人们对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越来越重视的背景下,加强高等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是高等院校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将结合人文素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概念,来深入探讨如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一、 人文素质教育概述

人文素质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外在风貌,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在修为的外在表现。人文素质是由知识,观念,信仰,情感,意志等一系列内容构成的,它主要体现在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方面。

 

人文素质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基本内容,一是人文知识,二是人文精神。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文素质。人文知识主要指的是一个人掌握的知识,技能等内容,它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保证,同时也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一部分。单纯的掌握了人文知识,还不能说这个人的人文素质高。我们在评判一个人的人文素质的时候,更多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人文精神主要指的是一个人在平常工作生活中,自身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与内在性格。人文精神是人文素质的核心内容,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

 

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指的是教学工作者利用专业的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教学设备,运用丰富的教学形式来向学生进行人文素质的专业化教育,最终的目标是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尤其是人文精神。人文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教学思维,在传统的教学目标中对卷面成绩过度重视,相反却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素质教育也逐渐被人们重视开来。人文素质教育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并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大高等院校。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规定,它主要指的是各社区群体,或者说是个人的各种社会时间。观念标书。知识。技能等相关的工具,手工艺品以及文化场所等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近些年来人们文物保护观念变化的结果,传统的文物保护只是针对于那些物质遗产进行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程度不高。随着人们保护文物观念的变化,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也逐渐认识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表现。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逐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各个国家重视起来。人们纷纷采取多种措施来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专业保护。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各个国家之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产生了一些争论,最为典型的就是中韩之间围绕着端午节,这个中国传统节日的争论。随着这场争论的发酵,我国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也成为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重要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是广大教学工作者运用蕴含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来向学生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以及主要特点等一些基本内容,同时还要利用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来感染学生,从而提高学生的道德标准,人生态度,审美情趣,处世哲学,气质修养等素质,最终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内容的介绍,二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容固然重要,但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才是这门课开设的真正意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重点是让学生充分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从使得更多人加入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队伍中来,最终提升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教学方法是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广大教学工作者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要敢于大胆创新新教学方法,运用多种教学形式最终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教学水平,最终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教学工作者在教学工作中要充分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特点,要充分领会课堂教学的真正规律,要按照课堂教学规律来进行教学,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教学水平。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

上文,笔者各自分析了人文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相关概念。在课堂教学中要想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首先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要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对学生的人文素质究竟有何影响,只有在充分搞懂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与人文教育,两者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才能真正学会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来提升人文教育。

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与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教学水平,最终能够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相反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又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两者之间是一种联系非常紧密,同时又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具体而言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是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与学生人文教育,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接下来,笔者就来详细论述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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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一)概念的溯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主要源自日本于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提出的“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首次将‘有形文化财’区分出来”。但1972年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保护的文化遗产也只局限于物质类,而未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决议。此后,在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设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了之前的“口头与非物质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公约》第二条得到清楚的规定:“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容易使人误认为不需以物质为载体,但根据《公约》第三十九条又规定中文文本是有效文本,因此该词一直使用至今。

我国曾使用不同的术语,如民间文学艺术、民间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直到200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包括六大方面:(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比较《公约》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定义的区别,《公约》对定义更加详细。在分类中,《办法》更强调传统性,还特意增加兜底条款“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与几个概念的区别

“学界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时,往往提到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等”,但这并非一定是“非遗”所固有的,其他类型的遗产也可能具有,如泰山。”“作为自然和文化遗产,位于黄河流域,五岳之东,一直作为中国古时的帝王敬天的场所,同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区别。非物质性是“非遗”与“世界文化遗产”的根本区别。《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1条规定:“文化遗产包括: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另外,在保护方法上,两者也有重大的区别,“世界文化遗产”主要运用物理、环境的方法;而“非遗”则主要通过遗产拥有者传承的方法。“如入选‘非遗’西藏《格萨尔》史诗是靠后人的口口相传。”

与“传统知识”的区别。出于保护角度的区别,“非遗”是从民俗传统保护的角度出发,而“传统知识”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出发。wipo对传统知识的定义为:“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设计;标志、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以及其他一切来源于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智力活动,基于传统的革新和创造成果。”并不包括“非遗”的“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与“民间文艺表达”(又称传统文化表达)的区别。根据wipo和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民间文艺表达免受违法利用和其他损害示范法》,仅限于艺术遗产,排出了科学知识在外,而“非遗”则包括两者。

二、保护制度

“《公约》自2006年4月20日生效,规定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祝贺道,这一新文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恰当的保护手段,从而填补了一个重大的司法空白。”“截至2010年6月10,共有134批准了该公约。”

(一)名录制度

1999年,教科文组织通过了设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口头遗产”)的决议,后自《公约》生效后,“口头遗产”就纳入到“非遗”名录(第三十一条)。至2001年,每两年一次。

根据《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2010年6月修正),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符合以下所有标准:(1)该遗产属于《公约》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将该遗产列入名录,有助于确保扩大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对话,从而体现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并有助于见证人类的创造力。(3)制订的保护措施对该遗产可起到保护和宣传作用。(4)在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尽可能最广泛的参与下,在其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下,该遗产得以申报。(5)该遗产已按《公约》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列入申报缔约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至今,教科文组织应经宣布五批代表作,全世界共213个“非遗”入选该名录,中国占其中的共28个。

根据“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2010年6月修正),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符合以下所有标准:(1)该遗产属于《公约》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尽管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和缔约国做出了努力,但该遗产的生存能力仍然受到威胁,因此该遗产急需保护;或者,该遗产面临严重威胁,若不立即保护,将难以为继,因此,该遗产特别急需保护。(3)制订保护措施,使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能够继续演绎和传承该遗产。(4)在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尽可能最广泛的参与下,在其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下,该遗产得以申报。(5)该遗产已按《公约》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列入申报缔约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6)在极为紧急的情况下,经与有关缔约国正式协商,根据《公约》第17.3条,将该遗产列入名录。至此,“全球共有16项代表作被纳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中国遗产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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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合作与援助制

“尽管《公约》没明确像《月球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样,将‘非遗’明确为‘人类共同遗产’”,但还是明确的指出:“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国际社会应当本着互相合作的精神与本公约缔约国一起为保护此类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在第一条总则第1.4条关于本公约的宗旨便指出:“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

在第20至24条中,详细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援助的目的、形式、条件、申请、以及受援助缔约国的任务。国际援助可采取的形式如下:“(1)对保护这种遗产的各方面进行研究;(2)提供专家和专业人员;(3)培训各类所需人员;(4)制订准则性措施或其他措施;(5)基础设施的建立和营运;(6)提供设备和技能;(7)其他财政和技术援助形式,包括在必要时提供低息贷款和捐助”这些援助涵盖了人才、制度、技术、资金等必要的层面。

(三)基金制度

为了实施国际合作和援助,《公约》规定了要建立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下称“基金”),根据第25.3条,资金的来源包括:(1)缔约国的纳款;(2)教科文组织大会为此所拨的资金;(3)以下各方可能提供的捐款、赠款或遗赠:第一,其他国家;第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和各署以及其他国家组织;第三,公营或私营和个人;(4)基金的资金所得的利息;(5)为本基金募集的资金和开展活动之所得;(6)委员会制定的基金条例所许可的所有其他资金。

另外,防止基金用于政治目的,第25.6条还进一步规定:“对基金的捐款不得附带任何与本公约所追求之目标不相符的政治、经济或其他条件。”

(四)报告制度

《公约》在第29、30条分别规定了缔约国的报告制度和委员会的报告制度。缔约国应当按照委员会确定的方式和周期向其报告它们为实施本公约而通过的法律、规章条例或采取的其他措施的情况。委员会应在其开展的活动和缔约国报告的基础上,向每届大会提交报告,该报告应提交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报告报告,委员会得以监督缔约国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等保护措施,有效地使《公约》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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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诗学;非物质文化研究;文艺形式;民间经验;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179?04

文化诗学批评全面崛起于欧美后现代语境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它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勃兴却是伴随着国内文坛逐渐兴起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热潮[1](142)。 当代文艺研究的历史、文化和诗学转向,不断激发中外学界对文艺经典与历史意识的研究兴趣。与此呼应,非物质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的高调兴起,理论方面是回应从文艺形式到文化活动的研究转向,实践方面却是源自从城市空间到民间经验的趣味嬗变。如果说“今天的历史,是身体处在消费主义中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2](21?22), 那么非物质文化研究,就是要将身陷城市空间的主体视界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现代性思想梦呓当中解脱出来,以历史意识和文化传统积极应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异化城市”,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幻象的“自我迷失”。诚然,非物质文化研究能够改善和提升不同城市空间话语的历史形象、文化品质和认同意识。因此,从文化诗学视角来看,有必要在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对象、理论范式和社会价值三个层面,总结和反思其对文艺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利弊,从文艺形式、历史情境和民间经验等方面深入探讨非物质形态的学术空间。

一、作为研究对象的非物质文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话语经过后现

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推波助澜,业已成为当下使用频率最高、最负有争议的理论话语。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本身也发展成为形式上无所不包、实质上内容宽滥的混沌概念。如果说物质化的文化概念已经漫无边际、无法界定,那么当下学界何必又多此一举? 再次推出“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对象,意欲何为?又有何作为?

与侧重大众文化和意义生产的文化研究思潮有所不同,非物质文化概念首先源自于对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的保护责任和生态意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在巴黎签订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官方定义如下:“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3](1)相对于文化研究的文化观念,非物质文化概念更加关注群体性的文化遗产观念和集体性的社会建构活动,具体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创新意识,即基于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文化认同经验和历史传统意识,以及尊重文化差异和社会阶段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在非物质文化的文化观念当中,“这些集体创造的社会产物,其美学价值存在于特定的再现方式,同时却又联系到由机制、实践和信仰组成的整个文化网络”[4](6)。因此,非物质文化研究具有文艺形式和文化经验的两个方面内容,它在社会建构层面上与文学艺术的文化形态具有相似的文化生产实践,在文化遗产层面上则呈现出与其迥异的历史传播结构。对于非物质文化的理论研究应该首先关注和探讨它本身的二元属性,即群体性的文化遗产观念和集体性的社会建构活动。

从文化诗学的理论视角来看,非物质文化和文艺作品一样,在文化生产的社会活动当中实质上“都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5](6?7)。有所区别的是,文艺创作的价值视角可以时常呈现为不同作家个体对各自时代的主流文化的叛离和颠覆意识,非物质文化的价值观念则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社会群体对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的继承、恢复、改良和传播过程。对当下语境的研究者来说,首先要关注这些文化生产活动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境。如果说各种历史主体的时空对话是文艺作品作为文化遗产的历史属性和社会潜能,那么对文化诗学批评来说,“这种交流,正是现代审美实践的核心,为了对这种实践做出回答,当论必须重新定位:不是在阐释之外,而是在谈判和交易的隐秘之处”[6](14?15)。因此,它最终指向的乃是非物质文化作为历史经典的塑型经验和传播过程。

实际上,能够在历史传播过程当中最终成为经典的文艺作品,它们内部要素必定包括以下内容:“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以及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7](86)文艺经典的这六个要素基本上围绕特定历史情境的文化生产实践,在作者创作、社会传播、读者阅读和文化消费之间,形成一种基于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历史传播结构。以文艺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批评观念,它的弊端主要在于回避文艺作品本身的社会属性和传播方式,因此在重视形式价值的同时反而忽视作品之外的诗外功夫,在强调形式结构的同时反而消解文学艺术的传播结构,专注形式批评的同时反而遮蔽文化生产的生态空间。有鉴于此,文化诗学视域中的文艺批评也好,非物质文化研究也罢,就是要重新回到文艺传播的社会空间,充分关注文化生产的民间经验。

二、作为理论范式的非物质文化

针对非物质文化的理论范式,高小康先生主张以“非文本诗学”作为文艺研究活动的“文化生态视野”。具体来说,就是要转向以文艺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还原“文学文本发生和传播的活态过程”;以民间文化的生态意识作为研究视野,考察“经典的文学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影响与共生关系”;以文化生产和社会传播作为理论范式,致力发现“活态的多样性特征”;以田野实践作为研究方法,“以参与、同情、体验和对话为方式的研究文化差异”[8](13)。作为文化生产和历史传播的两种不同批评视角,文学艺术的文化概念与非物质文化的历史意识之间相互影响并且彼此渗透:文学的文化批评对非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影响主要在于社会建构层面的文化生产实践,非物质文化对文学批评的理论价值则在于文化遗产层面的历史传播结构。从文化诗学的批评视角来看,非物质文化与文艺研究的泛文化观念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它们的理论重心或许有物质和非物质,或者是文本和非文本之间的形式差异,但是最终指向的都是文艺作品的文化生产实践以及文化活动的历史传播结构。

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对象是各种集体性的社会建构物和群体性的文化遗产,它关注的是文艺形式的文化生产过程和文化形态的历史传播结构。从文化诗学的理论角度来看,文本诗学与非文本诗学或许只是作为非物质文化的两种批评范式,并非是其转向社会、回避文本的理论借口。实际上,从后现代文化的学术语境来看,文本和非文本之间的文类区别,或者说是诗学距离,确实有可能扭转当代学界自语言转向以来日益走向极端的文本化和平面化倾向,也有利于促进文艺研究积极转向历史情境、传播过程和文化生态的理论范式。然而,从符号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非文本概念并没有真正解决非物质文化的批评范式问题,它突出和放大社会语境的文化活动和生态价值,反而被视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文本”或“口传文本”。对此,康奈尔大学拉卡普勒教授认为,“这种语境主义范式鼓励的通常是片面和狭隘的档案阅读”,在此之中“语境只不过是时间符号或现象表述,不加分析的阅读阐释方法常常成为绕过文本自身的途径,最终成为忽视文本阅读的某种借口”[9](147)。

卡普勒描述和批判“语境修辞”和“情境阅读”的话语虽然有些极端,但是从侧面却强调了文本阅读的理论范式:语境阅读同样离不开文本层面的文化符号,文本结构已经蕴含时间符号的历史语境。蒙特洛斯用“历史的文本性”概念进一步阐明文本性对历史语境的两种批评范式:① 从社会文本到历史语境的阐发范式,文本形式的文化遗产是“一种不依靠社会现存文本踪迹的中介作用而存在的活态物质形态”,“它们至少部分是源自那种保存和抹杀的那些复杂而细致的社会过程”;② 从历史语境到社会文本的传播范式,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传播过程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对于社会文本的重新搜集和整理工作,“这些文本自身一方面是作为历史学家阐释历史文化的‘文献’平台,同样也是作为后续、甚至后世学者阐释和研究历史文化的传播媒介”[10](15)。无论是历史文化的阐发范式,还是社会文本的传播范式,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工作在理论视角上采用的是非文本诗学的生态批评观念,然而在研究范式上却仍然延续着人类学和符号学意义上的社会文本模式。

非物质文化的研究重点就在于“考察艺术话语与社会环境话语之间关系”:在群体性的社会建构层面,它必须关注历史情境和社会机制的阐释和生产过程,“将多种社会、机制和政治实践,连同其它比如文学或非文学文本这样显著的话语现象一样,被放置于同样的阐释过程”;在集体性的历史传播层面,它又必须重视社会文本和文化活动的传播和消费方式,“将社会重写成‘社会文本’,将历史、机制和社会实践视为‘文化脚本’”[11](257)。从文化诗学的理论视角出发,高小康先生指出这种“作品链和活动史”理论范式表明当代文艺研究的非物质文化导向,他认为文艺研究话语应该关注文艺作品之后的“叙述――接受”活动演变历史,并且延伸到“作品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演变的活动过程及其文化环境中去”,从而“从作品价值与关系的研究扩展到作品背后的活动方式与形态研 究”[12](63)。 由此可见,当代文艺研究逐渐重视文艺作品和文化文本的社会属性和传播结构,更加突出非物质文化在社会建构和历史传播两个层面的理论观念,文化诗学的理论视角为非物质文化研究则提供出从文化符号的历史传统转向社会活动的文化传播的研究范式。

三、作为价值体系的非物质文化

非物质文化的理论对象表现为文化符号或叙事文本,它的研究路线大致是首先从文本和符号来解读出符号制品和文化仪式的历史情境,其次从文化符号的历史情境来探讨和重现相关文化生产过程的社会活动,最后从群体性的社会活动来考察各种文化符号的历史传播结构。从文化诗学的批评视角来说,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工作同样要“研究各种独特文化实践的集体性建构过程,以及探讨这些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它首先要针对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播结构,“探讨这些集体信仰和经验如何得以成型,如何在媒介之间实现传播,如何专注那些可以控的美学形式,以及如何被提供给消费活动”;其次要针对文化符号的社会建构过程,“考察如何标识在各种文化实践艺术(通常被理解为形式和相近表述方式)之间的各种边界,也可以厘定这些特别划界的区域如何被给予权力去赋予愉悦、激发兴趣或是产生焦虑”[13](5)。从文本和符号的社会建构过程来考察历史情境的文化活动,从它们的历史传播过程来考察当代社会的群体文化意识,文化诗学的批评观念在社会建构和文化传播两个层面丰富和提升了非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非物质文化的深入研究促进文化诗学批评对文化符号与群体意识的不断关注。这两种批评话语的理论对话和渗透过程,不仅融合文本和非文本形态的诗学空间,而且呈现出活态历史与生态文化的价值体系。

从非物质文化的价值体系来看,它必须厘定至少三种理论关系,即文学文本与文学活动的关系、经典文本与民间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学形式与文化空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研究对象从文学文本转向文化活动表明它更加关注非文本形态的文化经验和非典型特征的艺术价值,理论范式从经典文本转向民间文化体现它更多采用去精英化的批评视角和社会介入式的研究方法,理论旨趣从文学形式转到文化空间突出它更加重视历史性的文化生产过程和结构性的历史传播体制。然而,从文化诗学的批评观念来看,非物质文化的活态历史观念首先应该确立三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即关注对知识与意义的研究立场,穿梭在文本与历史之间的研究方法,审视中西文化对话的研究视角[14](46)。

实际上,非物质文化的价值体系不仅呈现为客观知识形态的史学考据和文化考古,而且还表现为主观意识形式的历史阐释和审美经验。它的理论范式不但包括对文本结构层面上的文化符号的厚度阐释,而且蕴含在历史情境层面上的文化生态的活态阐释;它的理论旨趣不但在于反思西方理论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研究、文化诗学视角下的本土文化形态分析,而且在于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在理论空间和诗学层面的交相呼应和彼此融通。文化诗学视域中非物质文化的价值导向,虽然呈现出“厚度描写”历史和“深度阐释”文化的不同形态,但是两者在本质上强调的都是文艺活动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符号的传播属性,彼此关注的也都是社会文本的整个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最终呈现的也都是历史情境的集体生产过程,以及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播结构。就非物质文化的价值体系来说,文化意义的传播结构实际上是同时存在于文化符号的社会生产、 历史情境的文化再现,以及当下群体的认同意识,它所承担的研究任务不仅是对历史文化语境的逆向研究,而且也包括对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正面研究。

针对文化诗学的价值体系问题,童庆炳先生曾经强调:“文化诗学有三个维度:语言之维度、审美之维和文化之维度;有三种品格:现实品格、跨学科品格和诗意品格;有一种追求:人性的完善和复归。”[15](9) 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研究来说,它的价值体系同样可以拥有文化符号、传播结构和群体意识的三个分析维度,具有社会文本的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跨学科意识,以及文化遗产的审美价值这三种批评观念,而其最终目的就是在民间经验层面上建构自愿的群体意识和自觉的文化认同。具体而言,它在文化符号维度上考察文艺活动作为文化生产的活态历史,在传播结构维度呈现社会文本维系文化传承的审美空间,在群体意识维度探讨文化遗产作为认同方式的民间经验。然而,非物质文化研究对文化诗学的理论借鉴,不是要以后者的诗学体系规化收编前者的非物质形态,更不是要以原本作为理论视角的诗学话语越俎取应作为研究内容的文艺经验,它的根本目的在于补充强化文艺活动的活态历史意识和民间经验的群体传播结构。由此,非物质文化研究致力呈现的不仅是活态历史和生态文化相互交织的理论阐释视角,而且是文艺形式、历史情境和民间经验彼此对话的文化诗学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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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人们都在积极讨论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场讨论中旅游开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利用旅游开发能够继续保持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单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部分陈列在博物馆供人欣赏并不能感受到其真正的内在精神。旅游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短期性的特殊生活方式,是旅游者在旅行和暂时性停留中所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适当的旅游开发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得到延续,并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特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在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明确定义的组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社区、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表演、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实物、工具、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同时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作出了具体的界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③表演艺术;④传统手工艺;⑤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在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明确定义的是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具有权威性且代表中国政府意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该办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并指出其范围主要包含: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及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通过对国内外主要的代表性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可以看出,虽然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具体叙述上有所差别,但只是中西文化表述上的差异,在实际所包括的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认为应该包含一个国家的民间传统和民俗礼仪等,注重在一个国家发展中对于其主要文化的一种传承和体现,这对于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对其进行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大量的研究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主要体现在:(l)传承性﹙继承与发展的性质﹚;(2)存储上的易逝性(指容易遭到破坏和遗失);(3)利用上的可持续性(指价值不因物理损耗而减少);(4)地域性(指有地域上的限制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上述主要特征之外,还具有综合性、艺术性、多元性等特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进行全面综合的把握,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珍贵的文化内涵,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旅游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文化行为,旅游者靠文化去与自然景观交流,与人文景观对话,没有文化的旅游是苍白乏味的旅游。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不但能更好地促进旅游者与旅游资源的交流,也能更好地提升旅游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民间传说、口头传统、民间歌舞、地方戏曲、民俗节庆还有传统手工艺品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多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这为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基础,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可以促进人们更加深入地体验地方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与发展。

(二)旅游开发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渠道

民族民间文化是旅游产业开发的关键生长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比物质类遗产更为珍贵,因而受到旅游者普遍欢迎,能够为旅游经营者、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旅游效应和经济效益。为了发展旅游,为了拉动经济,或多或少都会促使各级政府以及旅游经营者们自觉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都将促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存得到宣传、交流、创新,能够扩大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增强他们的保护意识。

(三)旅游可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

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将这些文化遗产引入到旅游开发中,不仅成了弘扬和传播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而且还培育和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群体。如南京夫子庙秦淮观光带,把绮丽的秦淮风光和独特的秦淮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大批的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而且众多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加入研究行列。

(四)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能够充分体现其文化、经济与社会价值。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旅游开发而成为旅游产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便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其次,通过产品交换,实现经济价值的转化,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开发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被人们认可和接受,被社会所了解和欣赏,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知名度提升,最终实现其社会价值。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构想

(一)认真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

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就应该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要对所在地的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实地详细普查,并建立非物质文化名录体系。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现代高科技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整理记录,进行分类建立档案和数据库,作为旅游开发的有形可视资源,对下一步作出合理的旅游开发提供信息上的方便。

(二)创新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强化旅游者的切身体验

对于民间音乐舞蹈的旅游开发,可以从服饰、道具、形式、内容、风格上加以创新,以更好地适合现代广大观众的口味。对于传统戏剧和曲艺的旅游开发,首先要充分发挥编剧、导演、表演者的创新能力,依靠成功的再创作提升传统戏剧的文化地位和艺术魅力。对于迄今仍有感染力的经典作品,则要通过在文化上赋予时代的活力并在技艺上的精益求精,使之焕发出新的光彩,以求吸引更多的观众。

(三)在旅游开发中要突出原生态性,精心设计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的设计应该突出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个性,满足旅游市场需求。按照合理布局、重点开发、开发有据、开发有序的原则,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态基因,在旅游开发中,要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原生态性加以创新来设计旅游产品。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规划与开发时,要突出它最具特色的重点开发,注重合理开发与保护。

四、旅游开发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旅游资源调查评价过程中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和保护

旅游资源调查是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的基础工作之一,是进行资源评价的前期工作,为后续旅游产品开发提供前提条件,在旅游开发的整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旅游资源调查评价阶段可从两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保护,一是在调查时注意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搜集,二是建立一套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评价体系。应该重新研究一套指标体系来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全面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人们更深刻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意识到它们的珍贵性,从而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最终达到保护的目的。

(二)制定旅游发展战略时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就应从宏观的指导思想上予以重视,将其纳入旅游开发的体系与有形的物质遗产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依托于有形的物质而存在,其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制定发展战略时应本着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此对于开发者必须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们的民族甚至是国家的重要性,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做发展战略规划时要有一种责任感,把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仅要保护非物质文化本身还要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不仅要保护与无形文化遗产创造有关的个体文化还要保护社会群体文化形态。

(三)旅游项目设计中应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旅游项目设计是整个旅游开发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力的手段。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不同,旅游开发者在设计旅游项目时就必须改变以前的固有模式创新出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笔者认为在项目设计中让民间组织参与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来,做到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和谐发展。当地民间组织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更充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它们有深刻的感情,他们不仅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有价值的意见更会以实际行动来保护,而他们其实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让他们参与到项目中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一种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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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俭,于莉.遗产利用与社会发展———江南水乡古镇遗产再利用的项目研究.城市遗产保护与研究,2004(8)

[3]别金花.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一以上海为例.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4]王鹤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及其知识产权的界定.武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国际研讨会,2007

[5]连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悖论与新路径.艺术设计坛,2005,(1):14

[6]王群.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的现状及保护对策.民族艺术研究,2005,(5):67-74

[7]黄萍.数字化管理协同功效实证研究———以“数字九寨”为例.旅游学刊,2007,(8):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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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性;继承

在我们现在生活,社会活动,学生实践,科学研究中经常会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特殊的名词,并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在申请“非遗项目”。如此的“热度”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了发展旅游?为了能够让我们的看到已经消失的文化?于是我们发起了很多的保护活动,当然这些保护是肯定有必要的,但是申遗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正确的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现代人带来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的钟爱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头”?难道这股“申遗”风只是一个盲目和非理智的状态吗?它的研究和发展,和我们现在人生活会又有怎样的联系?各种疑惑的声音都存在过。

虽然我们看着“申遗”如此的热烈,如此的如火如荼,但是,真的耐心地静下来,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第一,我们能看到的非遗的存在,是一种人类发展的纪念。它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按照这样的一种形式和方法存活过,它也暗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以及他的审美习惯。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人类是如何的发展,它和之前的生产方式是如何交替发展,又是如何被人接受,如何进入一个新的审美领域,所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因为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仅仅只是用来纪念和旅游吗?还有一种观点会这样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是被社会所淘汰的一种生存形式。现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更好的,更快得甚至更批量的生产方式。这个是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享受得到各种物美价廉的产品。

我们既是工业革命的受益者,又是这个社会所推动的主导者。在市场竞争下,我们选择了另外一种便于我们批量化生产的一种生产方式,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发展如此快速的时代,很多落后的生产方式,就慢慢的消失在我们视野中,就如同我们放在柜子里的工具一样,其实,它早已失去了它所具备的生产优势,只是很多年以后翻出来却能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当我们的物质开始慢慢变得丰富,于是很多的人都希望在生活中得到除了物质以外的精神追求,也像生产者提出了将情感不断的注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要求。为了满足人们内心的需求,于是,我们重新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但是他今天不仅只是集体回忆的一种情怀,还具有情感的温度和手工的纯朴。在此时,我们能够得到的也仅仅是如此,有时它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生活的各种正常所需,有些只是为了好看,只是为了心里的空虚。除了这个我们就不能够用另外一个不同的观点去看待,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吗?

第二,我们一味的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可能想过,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们消耗掉大量的精力,然后在研究它的过程当中,又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和审美习惯有哪些相吻合的地方。未来是什么样子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预知,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直截了当的把未来掌握着自己的手里面,未来更多的东西,都充满不断的可能,在不断的创新环境中寻找一个最合适和最恰当方式在存在着。你不知道那种形式就一定可以成为未来我们所熟悉的或者是未来我们说能够很恰当地使用的产品或者是生活形态。我们只能够把,相对应的方案提出,而用它不断在市场和人们的生活当中不断去检验。即使你现在,已经拥有了很多的案例或者经验,这种经验往往也是变化的是不受控制的。因为潮流或者是趋势只是一个人的臆想上的判断。当我面对原有的东西,我们希望从它的身上得到一个新的概念或者是新的发展的方向,于是我们开始利用它本身的这种价值进行一些实验性的尝试。这种实验,我们不再是延续他们之前的风格,而更多的是延续它们的精神。我们不做模仿,也不做拷贝,更多的,是在做一种继承和发扬,例如:英国著名的陶艺家安田猛先生,从2005年至今在景德镇一直都致力研究景德镇传统的宋代影青陶瓷。但是,他说向往的是青白釉当中的那种“青”与“白”的精神性向往,而非重新在描摹。他利用现代陶瓷的各种技法和现在的工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设计出符合现代人使用的相应产品,特别是在这种产品的使用过程当中,触觉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瓷当中那种细腻,柔和,以及瓷器当中起伏变化的雕塑性也在他的作品当中得到了相应的体现。他将近用了十年的时间,研究和改进。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能够通过原有的已经不存在的文化遗产,使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变得更为舒适,也适应我们将来生活的一种生活态度。他的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传承更多的一种发扬,即表示了对逝去文化的尊重,也是对现代生活的责任。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表明我们所需要的态度。不能仅仅只是留在一个对历史的回顾和回望的角度,也应该站在一个新生活的角度上,去看待一个不同形式不同样式,更不属于这个年代的文化遗产。认真的研究分析它的存在价值,并且需要延续到现在的生产生活当中,也就这样,我们才能够,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充分的利用,也才能够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的价值,真正的体现出来。在如今,申遗“热”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更冷静的思考,我们需要更大胆的思考,为了过去,更为了将来。

【参考文献】

[1]吴小.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法律规制问题[D].重庆大学,2012.

[2]李富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自觉――对于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反思[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1(12).

[3]兰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自觉――对于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反思[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

篇10

【关键词】文化遗产 刑法 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化遗产的概念

根据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规定,文化遗产分为文物、建筑群、遗址。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将文化遗产作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的划分。

在我国,文化遗产基本上等同于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于文物的概念界定采取了列举方式,包括五个方面,地域范围限定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体来讲,主要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认定标准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认定标准是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价值关联在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革命运动或者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手稿和图书资料等,主要包括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认定标准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能够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一度十分混乱,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对其概念作了明确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文化遗产作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聚合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人文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进行包括刑法在内的多种方式的法律保护不仅是对文化遗产重要价值的保障,也是人类文化延承传播的需要。

首先,文化价值。文化遗产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多方面价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出,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是所有文化遗产的共性,也是文化遗产成为“遗产”的原因所在。日本《文化财保护法》认为,文化遗产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历史性。艺术价值是大多数文化遗产,如历史建筑、绘画作品、雕刻工艺等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方面,反映了创作族群或主体特有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理念。科学价值是指文化遗产所承载和反映的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

其次,经济价值。与大众商品不同,长效与持久的增值性是文化遗产在经济价值方面的特别体现。大众商品在市场流通过程中会有价值方面的衰减与耗损,但作为一种“历史产品”,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文化的沉积而不断放量。比如,诸多古老建筑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今天的人们反而会为它丰富的历史内涵所感动和着迷。如今人文旅游的蓬勃发展就是对文化遗产经济价值最好的注解。人们对于古老文化的学习探索不仅是发扬传承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也在经济层面上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拉动了文化主题及衍生经济的共同发展。

第三,传承价值。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对于传承延续悠久的中华文明不可或缺。历经了数千年的历史时期和众多的朝代更迭,中华民族大量的文化累积都以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留存。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利或灭失最终也会导致中华民族文化本身的减损或消亡。从传承的角度讲,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也就是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本身的保护。

刑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必然性

首先,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紧迫性。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功利性、人文管理不到位等诸多原因,目前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部分文化遗产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文化传承的链条发生断裂,文化体系的完整性与多样性遭受冲击。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功利成为人们在文化事业或文化产品开发利用中的主导行为,很多人明知某种艺术是文化财富,但因为这种艺术在传承保护中不能产生即时效益,不能迅速带来经济财富,在引导不利或体制规范不到位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市场机制会冲击传承主体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热情与主动性,甚至会磨灭传承主体的历史责任感,催生传承主体的破坏性利用念头。市场机制下,这种破坏对于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讲是致命性的,所以,必须依靠市场之外的手段对文化遗产进行有力保护。

其次,法律手段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需求。法律规范作用在于“通过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实现对人们行为的评价、指引、预测,实现对合法行为的保护和对非法行为的谴责、制裁、警戒和预防的作用。”①随着时代的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范式及内容的调整,法律方式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体系中的作用逐渐突显,需求不断提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法对守法主体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执行过程中,国家通过强制力对法的贯彻实施给予有效保障;在奖惩方面,对违法行为实施否定性法律后果,保证守法主体主动守法,对合法权益加以明确保护,并用救济手段加以褒奖与支持。只有将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法律约束范围之内,才能做好有力的保护工作。

第三,刑法保护文化遗产的有效性。要有效地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刑法保护不可或缺。通过刑法规定,可以明确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包括主体、客体、司法原则、保护手段、司法目标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的确定与规范达到法律保护的目的。在操作过程中做到依法取舍,依法推进,既能体现法律的权威,又能维护不同主体间的平等与公正。刑法具有保护与制裁的双重属性。通过权利的保护维护合法、合格主体的法定权益,通过否定性制裁救济受侵害者,阻却非法施动的意图,这是法的教育。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依靠法的强制性,明确破坏文化遗产行为的法律后果,使人们逐渐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意识,达到自觉约束违法的主观意图与客观行为的效果,从而实现对于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文化遗产刑法保护的现状和问题

总体上讲,我国多年来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与经济文化发展的整体需求相比,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刑法保护方面的任务尤为繁重。

文物方面。首先,刑罚配置不当,量刑虚化。1997年,我国对刑法进行了修正,完善了妨害文物管理罪的相关规定。但是从法律适用方面来看,当前的法律规定仍有不足之处,刑罚与罪名的配置不当就是其中一例。例如,依据刑法规定,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如果情节严重,最高可以判处五年有期徒刑。而故意损毁文物罪如果情节严重,依法可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事实上,从这两种犯罪产生的危害后果方面进行比较,在某种情况下,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并不比故意损毁文物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小,甚至有可能要远大于后者。此外,刑法中量刑虚化也是实际存在的一个问题。我国刑法对于所有的文物犯罪都规定了罚金刑,但在量刑时如何正确适用处罚规定并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导致财产刑适用上的虚化,法律预设的惩戒功能难以实现。

针对刑法条文在文物保护方面刑罚配置不当、量型虚化等问题,可以做如下法律思考:根据量刑平衡的司法原则,对于性质相同、情节相当的犯罪行为,法官在法律适用上可以依照或参考同一法律,在定罪与量刑方面可以适用或参照同一标准。对于具体犯罪的刑法惩戒,要坚决贯彻罪刑相适应的司法原则,根据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及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给予定罪量刑,做到刑罚的性质和幅度与犯罪行为相适应。适用过程中,犯罪的客观危害后果与主观恶性程度是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加以考量的主要因素。对犯罪主体主观恶性极大,客观危害严重的情况,需要施以较重刑罚。当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相背离,出现主观恶性较大但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犯罪主体主观恶性较小但客观上造成了较大危害,这些情况就需要法官根据具体犯罪个案,结合主客观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具体的定罪量刑。

其次,量刑情节适用标准不一。在文物犯罪中,情节是定罪量刑的一个关键因素。比如,“情节严重”是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和倒卖文物罪的定罪依据。同样,包括故意损毁文物罪、盗窃文物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等诸多犯罪,“情节严重”也是对相应行为定罪量刑的基本要求。在倒卖文物犯罪中,如果要作为犯罪处理加以刑罚,还需要情节特别严重的构成要件。而对于过失损毁文物罪,如果要作为犯罪处理,还要有严重犯罪后果的存在,只有造成了严重后果,过失损毁文物行为才能构成犯罪。

情节在文物犯罪中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关于文物犯罪的刑法规定中,“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后果严重”这些法律术语并没有明确的司法界定和判定标准。什么样的情况是后果严重,情节到达什么程度构成严重,什么样的情况会构成情节特别严重,这些判定标准在司法过程中是会极大地影响定罪量刑的依据性问题,目前在刑法中还并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也没有恒定的、可操作的司法原则。这些方面的立法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法官对于文物犯罪的司法判案,客观上会导致司法上的不准确,给枉法或法的滥用制造了机会。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出台司法解释,或者是根据文物犯罪的具体情况,就各犯罪类别中的情节轻重标准加以明确和界定,给司法划定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标准。

第三,刑罚尺度设置幅度过于宽泛。在文物犯罪中,刑法对于同罪刑罚尺度设置过于宽泛,导致法官自由心证现象频生,容易滋生司法腐败等问题。如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等方面的犯罪,在量型上既规定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又规定有无期徒刑和死刑,还规定有附加刑。如果法官不具有专业知识素养,则很难判定犯罪所造成危害后果严重程度,在量刑情节解读没有统一划定的前提下容易出现法官判断不准确或司法舞弊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如下尝试:首先在立法上加以调适,通过刑法修正或出台司法解释、细则等方式对模糊问题和概念进行细化与明确,增加其可操作性与适用性。“应该适当降低该类罪的基本法定刑,同时调整其幅度。”②此外,针对文物与司法领域不同、专业不通等问题,要加强法官的业务素质与专业知识培训,建设专业型法官队伍,提升法官办案的合法性与专业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适当的实定刑法,必须适应具体社会中对法益保护的现实要求”。③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

首先,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整体上,《刑法》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有四个方面的划分。在犯罪客体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内容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存在交集,当侵犯两者交集的行为达到法定严重程度,就会构成刑法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也就构成了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犯罪。但是,现行刑法在知识产权犯罪方面的规定还不尽完善,许多法律规范还存在不足,与国际相关法律规定相比,还存在不能融适的问题。比如,在驰名商标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此有明确规定,叙明了认定驰名商标的标准。但是,在我国的刑法中,注册服务商标并不在刑法保护范畴之内,而且可以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也只是“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商标侵权行为。在这方面,我国刑法的规定要窄于国际规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假冒注册服务商标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假冒注册商品商标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小。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仅仅通过民事和行政手段对知识产权进行平等保护并不足够。如何适应国际大潮流,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对国内刑事立法进行修正,不仅是我国法制建设国际化的要求,也是更好地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刑法保护的必然需求。此外,受刑法对于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不足及规定过于宽泛的影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在法律适用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如何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人或适格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保护,同时又通过法的惩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这对刑法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完善是一个极具困难又意义深远的课题。

其次,附属刑法规范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附属刑法规范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通常是指附带规定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规定。就我国的立法体系来看,很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刑事法律法规中都规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范。多年以来,在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事法律体系中,附属的刑法规范一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幅员广阔,文化产品种类众多,依靠单一刑法无法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所有文化成果进行法律保护。而且,从目前我国法制建设进程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刑法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还不够融洽。更好地运用附属刑法规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法律保护极具实用性与可行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立法部门与司法单位也存在不少的困境,如立法空白、法律设置过于原则、缺乏适用性等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行政法规和民法规定的设置上都不够全面,存在疏漏。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发生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犯罪,我们可以适用其他的部门法或直接适用刑法规范进行法律惩处,但是从法律建设的成熟度与先进性、立法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角度考虑,在非刑法体系进行附属刑法规范的设置还是必须的。这不仅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整体水平与文明程度提升的体现,也是做好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文化成果法律保护工作的需要。

(作者为河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系中国法学会2013年度部级课题成果,项目编号:246)

【注释】

①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9年,第55页。

②胡宇:“妨害文物管理罪罪刑关系研究”,《法制与社会》,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