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相关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数字经济相关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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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鸿沟特征属性

一、数字鸿沟概念界定

数字鸿沟一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是，追溯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相关理论，则是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知识沟理论。

数字鸿沟本身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跨学科性。数字鸿沟涉及了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信息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范畴；（2）动态性。数字鸿沟研究的ICT随着经济和技术发展而不断变化，从传统的电报、电话到互联网，从拨号网络到发达国家的宽带上网，数字鸿沟的范畴在不断发生变化；（3）综合性。人们必须从多个视角来描述数字鸿沟，因为数字鸿沟的水平和发展趋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交叉、相互作用，为数字鸿沟的研究造成一定的难度。

因此，针对数字鸿沟具有的特征，本文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界定数字鸿沟的概念。从狭义上来讲，所谓的数字鸿沟就是不同主体之间在互联网为代基于经济视角的国际数字鸿沟研究表的新兴ICT普及和扩散中的不均衡状态；从广义上来讲，数字鸿沟是ICT在各个国家、地区、行业之间存在的差距的集合体，表现为个人和企业在ICT接入、使用、生产和应用创新上的差距，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与信息的创造、理解、应用和吸收能力的差距。其中，狭义的概念强调时效性，主要针对目前互联网这种新兴的通信技术在各个主体之间普及和扩散问题，强调数字鸿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不均衡，表现为各个主体在信息通信技术拥有数量上的差异，强调“硬”鸿沟；广义的概念则将数字鸿沟的范畴扩大化，将“数字”泛指信息通信技术，从信息化的广度来理解数字鸿沟的动态性和综合性，强调“硬”鸿沟和“软”鸿沟两方面的内容。

二、数字鸿沟的属性

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界定了数字鸿沟的概念后，本文归纳数字鸿沟具有如下的基本属性。

1.技术属性

不同的技术在各个主体之间的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从早期的电报、电话、传真等基础技术，到目前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ICT，在应用和普及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传统的技术差距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普及而不断缩小，但是新的技术差距又不断出现，说明数字鸿沟的研究范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的不断创新造成的。就像20世纪80年代强调电话接入的差距一样，当前的数字鸿沟主要针对互联网接入，关注不同地区、种族、年龄、收入之间在互联网接入水平上的差距，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更多地关注互联网宽带接入上的差距。

因此说，只要客体目标在变动，技术水平的差距持续存在，数字鸿沟的技术属性使数字鸿沟同时存在着量变和质变的发展形态。不同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和普及都遵循S型增长曲线，其中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传统ICT的普及过程，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兴ICT正处在快速增长期。这种技术扩散的变化趋势对数字鸿沟的广度和深度都存在很大的影响。

2.社会属性

数字鸿沟同时表现出社会性。不同年龄、种族、性别和地理位置的个人和群体是否能够访问和使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表现出社会的公平性，体现了社会包容和数字民主，数字鸿沟的存在无疑导致部分弱势群体的边缘化。ICT的普及和使用已经深深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道德、传统家庭的看法，决定了人们在数字化时代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著名的美国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说的：“计算机不再与计算有关，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我们经由电脑网络相连时，民族、国家的许多价值观将会改变，让位于大大小小的电子社区的价值观”。数字鸿沟的存在，无疑将产生传统价值观和现代网络生存观的并存与冲突。

3.经济属性

数字鸿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传统的技术差距在信息经济时代的延伸，这些差距与信息经济特征与规律的融合和发展，将对微观个体的经济效益提高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作用，从而很大程度上凸显出它的经济意义。在2002年世界电信发展报告中，研究者就曾经直接将数字鸿沟等同为经济鸿沟。

从ICT本身的经济特征来看，互联网为代表的ICT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规律和特征，表现出网络外部性、知识溢出以及报酬递增等特点，对于各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从经济视角考虑，消除数字鸿沟的实质就在于如何利用互联网为主的ICT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宏观上促进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数字鸿沟的特殊性正在于将工业化中的物质财富差距延伸到信息化时代中的数字财富差距，又进一步影响到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差距。

4.知识属性

从狭义概念上看，数字鸿沟表现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ICT在不同主体中的普及和使用水平的差异。数字鸿沟溯源于知识沟和信息沟理论的基本思想，也就是网络经济时代的知识沟现象。信息通信技术只是承载知识的工具，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多地表现为对知识发现、获取、理解、吸收和应用上的差距。在新经济形态中，知识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发达国家利用其在信息通信技术上的优势，不断扩展知识的边界，导致发展中国家所追赶的始终是不断变动的目标。因此，数字鸿沟更多地表现为创建知识、理解知识、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和应用知识等能力上的差距。

综上所述，数字鸿沟是一种综合性的现象，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鸿沟是技术鸿沟，信息通信技术本身的特点影响其普及和扩散；从社会层面看，数字鸿沟就是社会鸿沟，是传统社会分化现象在信息网络时代的延续；从经济层面看，数字鸿沟是经济鸿沟，不仅仅是各主体之间经济水平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在网络经济中的体现，同时也造成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恶化；从知识层面看，数字鸿沟是知识鸿沟，是不同群体在获取和利用知识的能力上存在的差距。

参考文献：

[1]卢斯夏诺•弗兰克：数字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J].与现实，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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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数字内容产业　数字出版　电子图书　版权交易　产业评估

分类号　G230 F49

2009年，中国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于被称为世界“书业奥林匹克”的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据了解，展会期间中国举办了60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包括经济学家的学术论坛、音乐会及各类主题活动，让德国市民、各国出版人及媒体记者应接不暇。数字出版是这次展会的一大亮点。

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国内578家出版社已经有90％开展了电子图书出版业务，出版电子图书50万种左右，与2007年相比较增长了25％，电子书发行量超过3000万。至2008年12月，我国数字出版业整体收入达530亿，比前一年增长46.42％，据专业机构预测，2009年将达750亿(实际达到795亿)，首次超过纸质出版产值。今后几年内，电子图书用户每年将增长约30％，产值增长50％左右。如此，我们可以预测到数字出版业的兴旺程度，包括数字出版及出版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如出版物、阅读工具、整合平台及用户教育等；也可以推测出数字内容产业正受社会追捧的趋势。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新著《世界大趋势》一书中提到“文化：视觉文化正在占领世界”的趋势，可以说是又一个佐证。

1　数字内容产业的定义与边界

只有基本确定了数字内容产业的边界，才可以进一步对其产业进行评估体系的设定。数字内容是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结合产生的词汇，其宽泛涵义是指一切采用多媒体技术，将图像、文字、音频、视频信号数字化之后的产品或者服务，具体范畴包括游戏软件、动画、移动应用服务、多媒体应用及内容制作、数字教育、数字出版等，其中游戏和动漫是数字内容产业中最具产业潜质而倍受世界关注的明星产业。据了解，在欧、美、韩、日等国家，游戏与动漫产业已成为本国文化支柱产业之一。

1995年西方七国信息会议首次提出了“数字内容产业”(digital content industry)的概念，1996年欧盟《Info2000计划》进一步明确了数字内容产业的内涵。欧盟“Info2000计划”中把内容产业的主体定义为“那些制造、开发、包装和销售信息产品及其服务的产业”。内容产业的范围包括各种媒介上所传播的印刷品内容(报纸、书籍、杂志等)、音响电子出版物内容(联机数据库、音响制品服务、电子游戏等)、音像传播内容(电视、录像、广播和影院)、用以消费的各种软件等。数字化内容产业是指将图像、文字、影像、语音等内容，运用数字化高新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进行整合运用的产品或服务。200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Digtial Broadband Content”研究报告指出：数字内容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OECD的经济正从一个有形的产品向一个高价值的无形物制造业转变，数字内容产业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基础。

有人认为，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产生了新型文化产业，这指的就是内容产业。伴随信息技术的推进和信息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相互融合，产生了许多新型文化产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种新型产业是：①网络游戏产业。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游戏可追溯到1969年，当时瑞克・布罗米为Plato系统编写了一款名为《太空大战》(Space War)的游戏，不同于以前的单机游戏，该游戏可支持两人远程连线，被公认为是网络游戏的雏形。1978年，在英国的埃塞克斯大学，罗伊・特鲁布肖用DEC-10编写了世界上第一款MUD游戏――“MUD1”，这是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实时多人交互网络游戏。1996年，大型网络游戏(MMOG)的概念产生，网络游戏不再依托于单一的服务商和服务平台而存在，而是直接接入互联网。②动漫产业。指以“创意”为核心，以动画、漫画为表现形式，包括动漫图书、报刊、电影、电视、音像制品、舞台剧和基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动漫新品种等和动漫直接产品的开发、生产、出版、播出、演出和销售以及与动漫形象有关的服装、玩具、电子游戏等衍生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产业。③数字内容产业。与前两者比较，它是以文字、图像、语音等为表现内容的数字产品或产品服务的产业。

基于网络调研得知，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于数字内容产业的表述方式也不完全相一致，如图1所示：

由此，可以把数字内容产业划分为广义或狭义两个部分：广义上的数字内容产业，即是依托信息技术支撑，一切与之有关的文化产业链上的产品或服务都可称为数字内容产业的范围；狭义上的数字内容产业是指以数字出版为核心业务的相关产业，主要包括以文字、图像、语音等为表现内容的数字产品或产品服务的产业。本研究是建立在狭义数字内容产业上的评估体系研究。

2　数字内容产业链分析

2，1数字内容产业链的含义与基本要素

数字内容产业是新兴的产业，包含所有数字内容产品和服务的设计与生产、宣传与销售等许多部门，而且综合或分解了许多原有产业的形态。随着环境变化与发展，它还需要进一步重新整合，在融合的情况下整合或重新专业化分工，形成新的产业链环节，才有可能突显新兴产业的竞争优势。数字内容产业实际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涉及数字内容产品生产、交易、传输、技术支持、服务支持等多个环节，集群式发展是产业的一个特点。另外，有专家强调，新的数字内容产业中“内容”是主要的驱动力和最重要的资产，内容产业将被“需求”驱动，而不是被技术驱动。终端用户才是最终服务的决策者(数字内容产业的特质之一)，而不是被动的被引导者，内容在数字媒体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同时，在媒体互动、安全交易系统、用户互动、低价加速接入、宽带等诸多领域需要令人满意的技术解决方案。内容产业的发展既需要内容，也需要技术，有时还需要配套的产品或服务支持，形成多元支撑的格局，这是数字内容产业新的发展范式。

数字内容产业的构成要素：①它是基于传统的媒体印刷品、电子出版物和音像传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当于国内现在的文化产业和信息资源开发产业；②内容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内容的创意与设计；③网络是内容产业的传播模式或平台，具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持；④产业政策环境的导向作用；⑤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如：基本的硬件设施和材料的科技含量；⑥市

场，主要是销售渠道、销售网络和消费者。这几个方面基本构建了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条件或环境，也决定了数字内容产业发展规模与速度。中国台湾于2002年提出了一个“加强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推动方案”，其中提出六方面的发展策略：①产业发展的环境与法规，吸引投资与国际合作；②创新与管理人才供给；③投资与租税的优惠；④加速关键技术与产品的发展；⑤提升国际行销能力和竞争力；⑥推动台湾数字内容广泛应用等。从构成要素和台湾的推进策略观察，这些都可以作为数字内容产业评估体系中重点考虑的指标内容。

据悉，美国的文化消费已占到家庭消费30％左右的份额，美国文化产业产值占GDP总量的25％以上。数据显示，在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文化企业的数量已经近百家，内容在信息产业销售额中的比重接近50％，从而成为新经济态势。在英国，内容创意产业的产值仅次于金融业，是第二大产业；在日本，数字内容产业产值已超过旅游业。据有关专家估算，全球创意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高达220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数字内容产业政策环境十分良好，基础设施保障作用十分到位，人的创造力十分强盛。但也有数据表明，文化消费力也存在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影响着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调研中，我们注意到北京是数字内容产品集中地；此外，令人注意的是华中地区的武汉有两家专做数字内容的技术支持企业，即“缘来文化”和“博看网”；广东有一家做教学课件素材的；上海已经与部分数字内容企业建立了生产基地等。“缘来文化”(省略)是专做进口的科教视频节目，博看网(WWW.省略)做消费类期刊(也有少数社科类期刊)。据了解，进入市场三年左右的博看网，目前年销售额不足一千万，其中又有30％用于版权交易上，有一些产业链正在搭建之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数字内容产业正处于启动和发展初期阶段，除了与国际的差距外，还存在国内地区性的差距。

2，2数字内容产业的案例研究

为进一步了解数字内容产业的内容，以下我们以电子图书和版权产业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以便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产业链概念。

电子图书是数字内容产业的产品之一。日本的电子图书市场，形成规模大约在2000年前后，发展至今已有8、9年历史。有人专门对日本的“电子书”市场进行了盘点，发现主要面向PC阅读器的电子图书和面向便携式阅读器的电子图书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如表1所示：

从产业角度看，电子书的需求与满足需要配套的阅读器，阅读器是产业链上重要的环节。目前，全球计划开发具有自主产权的电子阅读器企业有80多家，其中中国大陆地区有41家。仅就电子书而言，产业的形成需要：①读者新的阅读习惯的形成；②阅读工具的便捷和较低的价格；③宣传与培训；④销售与网络；⑤与运营商的合作；⑥与终端企业的合作(如手机企业)等，每个环节都是影响该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日前，从“新东方”数字产品会中了解到，“新东方”已经走过16年的历程，原以语言教育为特色的培训机构，三年前开始从传统平台迈向数字内容行业，当时产品内容仅以视频为主，目前已经从英语学习增加到各种职业考试，并与电信、终端企业积极合作，从PC机阅读转向手机阅读领域，这是中国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极好例证。

版权产业也是数字内容产业之一，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宏观的概念。200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表了由多国经济学家编写的《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调查指南》，指南采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代码界定了版权产业。该指南一项重要的分类就是将版权产业区分为四大类(见表2)。

以上四大类也有人翻译为：核心版权产业、交叉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及边缘版权产业。

盛大集团是国内著名的数字内容产业企业，其中“盛大文学”是一个“全版权运营公司”，其中“版权内容”涉及：网上电子版权、线下出版权、手机上的电子版权、影视和游戏改编权以及一系列衍生产品的版权等。这里的“全版权运营”概念也是版权产业的一个实践。

版权及版权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但是现实存在的，而且应当可以用具体数字来量化。为了量化版权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确定一种科学合理并易于操作的计量尺度是至关重要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确定三个衡量指标：即：①版权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②版权产业中的就业机会；③其在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以上这3个指标是相互补充的，可以说明一个国家版权产业宏观上的基本情况。这里，我们从版权产业又可以折射到产业链上各种环节，由版权演绎出了许多产品和服务。

据了解，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版权问题高度重视，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2009年10月5日，在广州落下帷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漫画节”中，版权交易情况令业界兴奋，实际交易额比上一届增加了13％，达到25个亿左右。其中，漫画版权购买及发行成交总额1.6亿元；动漫形象授权领域成交额达到1亿元；动画授权制作及发行成交9.5亿元；网络游戏、手机动漫及人物形象扮演等领域成交总额达12.8亿元。版权交易形成了多领域、多层次的体系和渠道，再一次看到我国版权产业的话语权。

因而可以得知，数字内容的产品与服务之所以称为产业，是因为数字内容的传播实现是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支持(不管是技术或是硬件以及教育培训)；同样，数字内容产品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许多行业的发展，因而有人称之为产业集群。数字内容产业得到全社会的青睐，还有一个原因是：它是绿色的，是通过创意去实现视觉娱乐，而不是靠纯消耗物理的材料与资源。所以，它是新兴的朝阳产业，是世界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也符合科学发展观中转变生产方式、提倡低碳经济的时代要求。

3　数字内容产业评估指标体系构架

数字内容产业增值的动力来自于人类的智慧，而不是传统的物理资源的消耗，这一点在盛大企业战略中得到了体现，即“所有的商业模式最终归于人才创造价值”。正是因为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它在在许多国家GDP的指数中比例越来越重，一些国家或地区实施了相关的战略计划。欧盟从2001年开始实施电子内容(E-content)计划，全面开发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并通过了2005－2008年度的《电子内容增强(E-contentPlus)计划》，数字内容产业在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已经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家相继出台了发展数字内容产业的有关政策；韩国的游戏产业已经超过汽车产业。可以说发达国家在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方面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法规体系和产业结构，加快了对全球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国内的数字内容企业竞争也十分激烈，据悉，2009年5月底，“共建全球创意创新中心”的桂冠落在

了深港头上，而立志打造“国际创意产业中心”的上海，却没有成功，其“发展的空间将受到深港挤压”。其实2008年，上海已经失利过一次，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为了这个名号，上海人追逐了四年，业界自认文化底蕴、对外交流、人才集聚、产业基础都强于深圳，那么为什么会失败，有人把责任归咎于本地政府重视不足。其实，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国家的产业战略布局可能也是重要原因，这一点应引起重视，说明一个区域的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与区域内的产业政策环境十分相关。区域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区位优势、技术优势都是制定本地区内容产业发展战略定位中的重要依据。

管理体制方面，国外政府大多采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民间的、中介协会的作用于数字内容产业的管理体制。日本成立数字内容产业协会；韩国成立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委员会和数字内容规划与服务局；澳大利亚成立交互媒体产业协会、游戏开发商协会；英国成立数字内容产业联盟。为保护作者创作的积极性，我国相继成立了“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文化创意组织协会”等机构，开辟专门的数字产业基地(有的称“创意园”)，以此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从体制上适应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要求。

笔者认为，数字内容产业评估体系应当从外部环境、内部组织、市场支持(效益指标)及产业链长短几个关键环节进行。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指标，加强产业评估，引导产业发展，让其知己知彼，企业或地方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评估服务于发展规划，是十分有意义的。

3，1内容产业发展环境与指标设计

笔者认为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应当坚持：①以体制建设为环境，包括产业政策导向、内在激励因素、绩效评价因素；②以人力资源为创造性源泉，即强调创意人才培养，保护创造性产品；③产品应重视品牌建设，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竞争力；④市场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消费能力为背景；⑤服务以国家或地区的大众审美水平及用户的培训、教育和销售网络构建为主要内容等，采取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外部环境与内部发展相一致。相对的，评估指标的设计应当包括这些内容。

3，2指标内容

依据以上几点要求，我们分别从产业环境、人力资源、企业、产品、市场、服务及产业链延伸等几个方面设计其一、二级评估指标，期望能基本客观评价数字内容产业的竞争与成长环境(见表3)。

3，3权重制定原则与分配

权重设立是评价中的重要环节，评价主要是建立在一定时期评价主体(参与者)的价值观基础上的。如数字图书是以图书的内容质量为优先考虑，那么，评价者就会将数字图书的质量分值提高；动漫是以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为重点，同样就会把品牌市场占有率的分值放得很高；数字内容企业将资本与市场作为构建新产业链条的驱动力，会把资本渠道的分值摆在重要位置。所以，不同时期、不同的评价主体会有不同的价值尺度，这是动态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专家意见的影响力很大。因而，评价之前应当设置一轮专家意见调查，依据专家意见来调整原来设定的权重。同样，评价结果也是在一定环境下的相对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从调研的情况分析，评价权重或分值主要考虑五部分：①产业发展的环境，即一个社会管理者的认知水平及相关配套产业政策、资金扶持状况(如风险投资比例)；②人力资源状况，涉及专业的人才队伍供给与保障，支撑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数字内容产业强调的是创造性，产品的创意程度决定了市场的成功与失败，创造性主要在于人，人的培育也要看人才培养的环境与机制，其中，吸引人、留住人、发挥人的作用最为关键；③产品的前期宣传与后期销售，宣传与销售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是产业链的延续；④企业之间的合作、协作状况，如通过合作与外包方式解决方案，分工合作又是提高专业化和运行效率的有效形式；⑤消费能力，这取决于消费者对于数字内容产品的认知、偏好及经济支持力(比如：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一般来说，投资、出口、消费是全球化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可见，数字内容产品的消费非常重要，无消费就无发展。以上五部分合计应占85％以上，以此来体现或评估产业的基本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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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数字化；数字证据；视听资料；书证 ；数字证据规则

STUDY ON THE DIGITAL EVIDENCE

YU Hai-fang ，JIANG Feng-ge

(Law school of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 264005)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cedural law, we should study the effe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system of evidence. As for the concept, digital evidence should be adopted , instead of computer evidence or electronic evidence; as for the sort of evidence, digital evidence should be a new sort of evidenc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with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audio-visual reference material. As for the rules, there must be some special rules for digital evidence. When do some research on the new problems as a result of hi-technology, we should connect the technological characters of it and the feature of it.

Key words： digitalization; digital evidence; documentary evidence; audio-visual reference material ;rules of evidence

[中图分类号] D 925.1 [文献标识码] A

具有相辅相承关系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科学成就以及其所积累起来的大量实证科学知识，为社会科学提供新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而社会科学不仅要思考具体社会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还要回答自然科学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制度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问题。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科学往往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对自然科学所引导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获得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从法律纵向发展历史来看，每次重大技术进步都会在刺激生产力飞跃提升的同时促进法律进步，工业革命时代如此，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主导技术的信息革命时代也是如此。数字技术推促环境迅速发展、改变，使法律不得不正面回答其所提出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进行的一般是实体法的扩展与新创，随之而来的则是程序法的映射修正。但是由于目前研究正处于伊使状态，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面对数字技术对法律提出的不同以往的挑战，体现于合同法、知识产权法、行政法的一些程序流程中，我国在一些实体法中已开始逐渐进行解决，但在程序法上却仍未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在当前已经出现的大量技术含量极高的案例中，作为程序的核心——证据制度，①不论是民事，还是刑事、行政证据制度在面对新问题时都处于一种尚付阙如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在目前沸沸扬扬的新浪与搜狐的诉讼之争中又一次被重演。不仅当前制定证据法的学者们所提出数稿中有的根本就没有此方面的规定，即使作为对以往司法实践的总结与最新的证据规则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数字技术引发出现的愈来愈多的问题也依然未给予应有的注意。数字技术引发的种种问题现下可谓已渐有燎原之势，却仍不进行解决，可谓欠缺，因此为避免这种脱节，理应在数字技术环境下对括民事、刑事、行政证据制度进行新的研究。

一、数字证据的可采性与可行性分析

数字技术推动出现的社会经济关系提出新的要求，体现于法律之上，在实体法上表现为，要求重新确认这种新技术指示的新类型社会关系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程序法上表现为，当这种社会关系的当事人因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时，应当存在与之相适应的相关程序，或者对已有程序进行完善，能够满足这种纠纷不同以往而与其技术特征相适应的要求。而在程序法证据制度上的一个基本表现就是，要求数字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数据资料等能够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得到证据规则的认可，能够被法庭接受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自20世纪90年代起，EDI数据交换方式以其便捷、高效、准确而备受青睐。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针对电子商务等进行大量的立法工作，欧美各国在实体上早已承认以数据电文方式订立合同、申报纳税与以信件、电报、传真等传统方式具有相同效力，在程序法上也作了相应的规定。美国《联邦证据规则》通过重申现行判例和成文法的形式肯定了数据电文无论是人工做成的还是计算机自动录入的，都可作为诉讼证据。英国1968年《民事证据法》规定，在任何民事诉讼程序中，文书内容只要符合法庭规则就可被接受成为证明任何事实的证据，而不论文书的形式如何。[8]在1988年修正《治安与刑事证据法》（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加拿大通过R. v. McMullen (Ont. C.A., 1979)一案确立了新证据在普通法上的相关规则。联合国贸法会在《电子商务示范法》中规定，“不得仅仅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又承认了以数据电文方式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并且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数据电文满足了对原件的要求，在诉讼中不得否认其为原件而拒绝接受为证据。这些规定运用功能等同法（functional-equivalent），认为只要与传统方式具有相同的功能，即可认定为具有同等效力。我国也与这一国际立法趋势相靠拢，例如我国新修订的海关法中规定了电子数据报关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合同法中已承认以电子数据交换方式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承认其符合法律对合同书面形式的要求。要使实体法的修改有实际意义，就必须设定相应的程序规则，使在以实体规定为依据在诉讼中寻求救济时具有程序法基础，否则实体法上的修改不啻一纸空文。

虽然数字证据并不单纯只是在电子商务关系中产生，其还可在其他社会关系中产生，①但数字证据问题主要是由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而提出。由于电子商务交易追求交易的快速便捷、无纸化（paperless trading）流程，在很多交易过程中很少有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纸质文件出现，电子商务交易中所存在的与交易相关的资料可能完全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计算机等存储设备中。一旦产生纠纷，如果在程序法上不承认数字证据的证据力，当事人将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权利主张，无法得到法律救济，商人对电子交易就难以产生依赖感，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

纵观证据法的发展历程，各种证据类型是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逐渐得到法律承认的，目前作为主要证据形态的纸质文件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方得到法律认可，视听资料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电子技术在20世纪大行其道，导致证据法上接受了电子资料的证据效力，而数字技术在20世纪末便开始获得了极大进步，对经济与社会有着深远影响，在新世纪之初所取得的发展与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虽然法院尚未正式使用数字技术形成的数字证据，但法院却早已开始使用数字技术方便案件的处理，虽然不能肯定数字技术会否在某一天取代电子技术，但却能肯定数字技术必将抢占电子技术所占据的社会份额，其对社会的影响必将超越电子技术。任何一种技术新出现时都会有其欠缺之处，但正如电子资料最终成为证据法上的证据类型一样，不能因为数字证据在目前所具有的脆弱性等消极因素而拒绝直面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对于其之消极方面可以通过立法技术来加以调整，保障其在诉讼中的可采性，从而扬长避短，在程序法上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

并且，承认数字证据在我国法律上也是可行的。在法律上承认数字证据的可行性就在于法律能否将数字证据容纳进去，而与法律的价值理念不相冲突，并可与原有的法律规定相协调，重新建立的规则与原有的体系也并不矛盾。各国在证据立法上有三种模式：一是自由式，原则上不限制所有出示的有关证据；二是开列清单式，明确列举可作为证据的种类，此为我国所采；三是英美判例法证据模式。承认数字证据，在我国诉讼法中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国并不存在英美判例法国家由判例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例如“最佳证据规则”与“传闻规则”的束缚，以至于由于与根本性原则不相符合而使程序法容纳数字证据大费周折。①我国诉讼法对证据采取列举式的规定，只要立法将新的证据类型予以确认，即可使之成为合法的证据，可以在诉讼中有效使用。将原有的一些规则进行重新阐释或者进行规则的另行制定，即可建立起数字证据制度。法律是个不断进化、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封闭体系，在有完善的必要时，或者修改立法，或者在未修改前对这种新证据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扩大解释，予以诉讼上的许可也是合理的，既符合立法者意图，也不违反我国程序法的相关规定，所以在我国法律上是可行的。

二、数字证据概念的比较研究

使用精确的概念，进行内涵的准确界定与外延的清晰延展，对于一个科学体系的建立极具方法论意义，并且也符合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因此，建立一个体系首先进行的便应是概念的归纳。同时，一个精确的概念必须能够抽象归纳出所有客体的本质共性所在，必须能够把表现相同性质的所有现象全部容纳进去。对数字证据进行概念归纳，基于其之鲜明的技术特征，在归纳时要回归到数字技术层面，在其所使用的数字技术与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结合中寻找恰当的突破点。

对于所采用的概念，在国际上至今未有定论，如computer evidence（计算机证据）、electronic evidence（电子证据）、digital evidence（数字证据）都有其之使用者。我国采取数字证据概念大多数是IT 业界，法律学者采用的概念主要是：计算机证据与电子证据，进而在这些概念基础上分析证据的性质、效力、类型等。②这些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存在一些问题，之所以如此，或者是因为单纯注重对社会经济层面的考查却忽略对技术层面的透彻分析，或者是因为虽进行了技术的分析，但却未深入到进行法律归纳所需要的足够程度。因而有必要从与这些概念、定义的多维比较中分析数字证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一）与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概念相比较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虽各概念所使用的语词虽不同，但在内涵上，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都是针对不同于传统的数字化运算过程中产生的证据，在外延上一般都试图囊括数字化运算中产生的全部信息资料。不过，计算机证据与电子证据这两种概念并不妥贴，不能充分表现该种证据的本质内涵，由此而容易导致概念在外延上不能涵盖该种证据的全部表现。

1、 “计算机证据”概念 有人认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1]采取“计算机证据”概念来表述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计算机及以计算机为主导的网络是数字化运算的主要设备，并且目前数字化信息也大多存储于电磁性介质之中。从数字化所倚靠的设备的角度来归纳此类证据的共性，在外延上能够涵盖绝大多数此类证据。然而，虽然计算机设备是当前数字化处理的主要设备，计算机中存储的资料也是当前此类证据中的主要部分，但是进行数字化运算处理的计算机这一技术设备并不是数字化的唯一设备，例如扫描仪、数码摄像机这些设备均是数字化运算不可或缺的设备，但并不能认为这些也属.于计算机之列。从国外立法来看，没有国家采取computer evidence，采用这种概念的学者在论述中也往往又兼用了其他的概念。

迪尔凯姆认为，研究事物之初，要从事物的外形去观察事物，这样更容易接触事物的本质，但却不可以在研究结束后，仍然用外形观察的结果来解释事物的实质。所以，“计算机证据”概念从事物外形上进行定义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计算机证据”概念未能归纳出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可以作为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证据共性，其不仅仅只是能够涵盖当前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大多数却不是全部的信息资料，而且在法律上也不能对将来出现的证据类型预留出弹性空间。

2、 “电子证据”概念 目前，采用“电子证据”者甚众，其存在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人认为：“电子证据，又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 [2]有人认为：“电子证据，是指以数字的形式保存在计算机存储器或外部存储介质中，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数据或信息。” [3] “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记录，它包括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 [4] 加拿大明确采取了电子证据概念，在《统一电子证据法》（Uniform Electronic Evidence Act）的定义条款中规定，“电子证据，指任何记录于或产生于计算机或类似设备中的媒介中的资料，其可以为人或计算机或相关设备所读取或接收。”[5]

综合起来，各种电子证据的定义主要有这样两种：第一，狭义上的电子证据，等同于计算机证据概念，即自计算机或计算机外部系统中所得到的电磁记录物，此种内涵过于狭小，不能涵盖数字化过程中生成的全部证据，不如第二种定义合理。第二，广义上的电子证据，包括视听资料与计算机证据两种证据，在内容上包含了第一种定义，并且还包括我国诉讼法中原有的视听资料。但我们认为，这些定义中不仅所使用的“电子”一词不妥，而且所下定义亦为不妥，理由如下：

第一，将电子证据或者计算机证据定性为电磁记录物未免过于狭隘。虽然数字设备的整个运作过程一般由电子技术操控，各个构件以及构件相互之间以电子运动来进行信息传输，但是仍然不可以认为该种证据即为自电子运动过程中得到的资料。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2（5）中规定：“电子(electronic)，是指含有电子的、数据的、磁性的、光学的、电磁的或类似性能的相关技术。”扩大解释了电子的语词内涵，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载体来表达扩大的电子语义，已经失去了“电子”一词的原义，原本意义上的电子只是其使用的“电子”概念中的一种技术而已，从而能够涵盖大多数此类证据。不过，既然如此，还不如直接使用能够涵盖这些技术特性的“数字”概念，在工具价值方面更有可取之处。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解释中解释之所以采取“电子”，“因为信息为计算机或类似设备所记录或存储”，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并且接下来又承认有些数字信息（digital form）未涵盖于本法，因为有其他的法律进行调整。 第二，电子证据概念不能揭示此类证据的本质特征。电子运动只是数字化运算的手段，而非本质，并且也并不是所有数字设备的运算全都采取电子运动手段。进行数字化运算的计算机设备及其他数字设备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些设备的运算均采取数字化方式，而非在于均采取电子运动手段。 第三，不论是将视听资料这种已存的证据类型纳于电子证据中，还是将电子证据纳入视听资料中，会致使“电子证据”与我国诉讼法中的“视听资料”相混淆，而此类证据与视听资料证据的本质共性并不相同。视听资料中主要为录音、录像资料，其信息的存储以及传输等也都采取电子运动手段。录音、录像采取模拟信号方式，其波形连续；而在计算机等数字设备中，以不同的二进制数字组合代表不同的脉冲，表达不同信号，信息的存储、传输采取数字信号，其波形离散、不连续。二者的实现、表现、存储、转化都不相同。传统的电话、电视、录音、录像等都采取模拟信号进行通讯，这是视听资料的共性，而计算机与网络信息技术则采取数字化方式通信，这是数字化运算中生成的证据的共性，两者不同，不应混淆。

可见，狭义上的电子证据在外延上只能容纳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部分证据，失之过狭；广义上的电子证据确实能够在外延上容纳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证据，但却失之过宽，如将视听资料与计算机证据这两种差别极大的证据容于同一种证据类型中，将不得不针对两种证据进行规则的制定，从而导致同种证据类型的证据规则不相统一，很难建立起一个和谐有致的体系。

（二）数字证据①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我们认为，数字证据就是信息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形式读写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资料。

这里使用的“数字”(digital, digits pl.)与日常用语中的“数字”语义并不相同，虽并不如“电子”更为人们熟悉和容易理解，但重要的是根据科学的需要和借助于专门术语的表达，使用科学的概念来清晰的定义相关事物，况且“数字”概念在现今信息时代也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现代计算机与数字化理论认为，数是对世界真实和完全的反映，是一种客观实在。人类基因组的破译说明，甚至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人自身也可以数字化。[6]来势汹涌的全球信息化潮流实际上就是对事物的数字化（digitalization）处理过程，区别于纸质信件、电话、传真等传统信息交流方式，这种采用新的信息处理、存储、传输的数字方式在现代社会包括日常交往与商业贸易中逐步建立了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毋庸置疑的是，数字技术还会不断的发展，因此在进行法律调整之时就更不能限定所使用的技术与存储的介质，从而在法律上为技术的发展留存一个宽松的空间。

1、数字证据有其数字技术性。信息数字化处理过程中，数字技术设备以“0”与“1”二进制代码进行数值运算与逻辑运算，所有的输入都转换为机器可直接读写而人并不能直接读写的“0”、“1”代码在数字技术设备中进行运算，然后再将运算结果转换为人可读的输出。数字证据以数字化为基础，以数字化作为区别于其他证据类型的根本特征。数字证据具有依赖性，其生成、存储、输出等都需借助于数字化硬件与软件设备；具有精确性，数字证据能准确的再现事实；具有易篡改性，数字化技术特性决定了数字资料可以方便的进行修正、补充，但这优点在数字资料作为证据使用时成为缺点，使其极易被篡改或被销毁，从而降低了数字证据的可靠性，这个特点也决定了在对数字证据进行规则的制定时应当切实保障其之真实性。SWGDE (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on Digital Evidence)与 IO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n Digital Evidence)在1999年在伦敦举办的旨在为各国提供数字证据交换规则的会议IHCFC (International Hi-Tech Crime and Forensics Conference ) 上提交了一份名为《数字证据：标准与原则》的报告也对数字证据从技术方面进行了定义，“数字证据是指以数字形式存储或传输的信息或资料。”[7]在接下来的规则中则重点阐述了如何对数字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保障。

2、数字证据有其外延广泛性。数字证据概念在外延上既可以容纳目前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全部证据，又具有前瞻性，可以容纳以后随着技术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此类证据。数字证据可以产生于电子商务中，也可以产生于平时的日常关系中，表现为电子邮件、机器存储的交易记录、计算机中的文件、数码摄影机中存储的图片等，从美国FBI目前的犯罪执法中可以看到，现在专家越来越喜欢用数字技术对一些其他证据进行处理，例如用AvidXpress视频编辑系统、Dtective图像增强处理软件对取得的录像进行处理，并且这种处理也往往得到法庭的承认。这种对原始证据进行数字技术加工后形成的证据也可看作是一种传来数字证据，即形成了一种证据类型向另一种证据类型的转化，例如对我国视听资料中的录音、录像进行数字处理后可以认为是数字证据，适用数字证据规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同的证据类型往往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从而在真实性等方面可能作出不同的认定。

数字证据一般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机器中存储的机器可读资料，二是通过输出设备输出的人可读资料，如显示设备显示出来或者打印设备打印出来的资料。前种作为数字证据毫无疑问，而后者从表面看来似乎可以认定为书证。其实，此种人可读的输出资料仍然属于数字证据，因为这些资料来源于数字化设备，是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取得的，其之产生完全依赖于前者，人可读的资料是由机器可读的资料经过了一个技术转化过程而取得的，在内容上保持了一致性。这两种资料具有同质性，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后者的真实性等因素依赖于前者，在如何确保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等方面，不可以因为其表现为纸面形式就适用书证规则，而应适用数字证据的证据规则。

三、数字证据在证据体系中的地位

由前文所述，我国应承认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资料的证据力，而数字证据要想在诉讼中具有可采性，得到有效使用，首先应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对于以列举方式来进行证据分类的立法而言，一般是先确认合法的证据类型，将证据分类，然后将资料归入到确认的证据类型中去，形成一个证据体系。我国现有的民事、行政、刑事证据体系都由各自的证据类型与相应的证据规则组合而成。①确认数字证据，将之纳入到程序法证据体系中，自然会对原有证据体系产生影响：首先，要在程序法上承认其之合法性，具有可采性；其次，应确定其之证据类型；再次，需制定数字证据规则。这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可以扩大解释原有概念，将数字证据包含于原有体系之中，从而保持原有体系与规则的稳定性；二是如果扩大解释并不足以一劳永逸，而应将之视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纳入到证据体系中，那么如何设定相应的证据规则。

（一）数字证据类型分析

数字证据并非以其物理状态，而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这与我国程序法中七种现有证据类型中的物证等并不相同，而与视听资料与书证非常相似，因此关于数字证据类型的问题，主要围绕于应将数字证据归于视听资料、书证中，还是应当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展开，这三种观点都有其支持者。所以应当对数字证据与视听资料、书证的关系进行比较，从而分析数字证据是应当划归原有证据类型之中，还是应当成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

1、视听资料 不仅现在有许多观点认为应将计算机存储的资料等数字证据归属于视听资料之中，而且在此之前的一些学者著述中，也认为视听资料包括计算机存储的资料。[9]不过这种主张并不像将数字证据纳入书证的主张那样有国外立法例作为支持，而只是一味的希望将数字证据纳入原有规定中，以维持原体系的稳定性。

数字证据与视听资料之间，一个直观印象便是两者均须借助于机器中介方可存储或显示信息，似乎相同。但视听资料一般采取电子技术，采取模拟信号进行信息的存储、传递、显示，从而会导致信息的流失，因此存在原件与复制件之分。而数字证据采取数字技术，与电子技术间存在较大的不同，复制过程一般不会导致信息的丢失，原件与复制件的区分对于数字证据而言已无大的法律意义。就表面看来，数字证据的表现与视听资料似乎是非常相同，但是我们认为，正如上文所述，在物理性质与表现手段上，数字证据与视听资料存在的环境与据以生成的方式存在非常大的不同；数字证据与视听资料在证据规则上存在非常大的不同，同归一种证据类型中，规则的科学性很难保证；并且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我国诉讼中，视听资料一般不能成为独立定案的依据。但是，电子商务交易中往往只存在数字证据，少有其他类型的证据，而根据最高院的民事诉讼证据解释，视听资料的证据力仍然很弱，一旦将数字证据归属于视听资料之列，会致使案件中没有证据力强大的可独立定案的证据，于现实不利。这也是不能将数字证据归入证据力较弱的视听资料中的最关键的理由。将视听资料纳入数字证据之列固不可取，却也不可以将数字证据纳入视听资料之列。

2、书证 书证是指以文字、图画、符号等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资料，[10]与数字证据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以其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载体与证明手段之上。将数字证据归于书证之列在目前的学界论述中颇占上风，以书证规则对数字证据进行规制的声音也远多于以视听资料进行规制的声音，并有国外的立法例作为有力的论据，但是书证与数字证据虽有相同之处，但迥异远大于相同。

从程序法角度来看，一般意义上的书证一般通过纸质文件、布片或者其他有形物体所载的文字、图画或其他符号来证明案件的事实情况，具有原件与副本之分，法庭一般会在提供书证原件的情况下方承认其之效力。数字证据则一般存储于数字化技术设备之中，以磁盘或者光盘等为存储介质，所存信息在复制、传递、显示过程中保持了一致性，产生上虽有先后之分，但并不存在书证意义上的原件与副本之分。在证明手段上，数字证据不同于书证，常常表现为各种文字、图形、图画、动画等多媒体资料。并且，只要保存方式得当，数字证据可以永久保存，却不像书证会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变得暗淡不清。再者，较之于书证，数字证据更易被伪造或者篡改，致使现在很多国家的法院仍然怀疑数字技术不当使用的可能，从而使数字证据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靠性大大增加。

从实体法角度来看，实体法的一些规定，尤其是合同法将以数据电文订立的合同归于书面形式为将数字证据归于书证的观点似乎是提供了实体法上有力的佐证，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书证不一定就是纸质形态，书面形式并不等于纸面形式，数据电文为书面形式并不等于数据电文就是书面文件。在对书证与数字证据进行比较时，应当对纸质形态、书面文件、书面形式几个概念进行理性的区分：书证不等同于纸质形态，不等同于书面文件，反过来看，纸质形态与书面文件形式的证据也并不一定就是书证，所以，数据电文为书面形式也不等于其可归于书证一列。并且，合同法所运用的在电子商务立法中为各国普遍认可的功能等同法，只是在功能上将数据电文与传统的纸面形式同归为实体法意义上的书面形式，但却不是承认此两者在证据类型上为相同类型，即同为书证。

《电子商务示范法》在第8条与第9条中对电子商务中产生的信息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作出了明确规定：信息自首次生成之时起，除加上背书及在通常传递、存储、显示中发生的正常变动外，并无其他变动，则始终保持了完整性（integrity），并根据生成信息的目的来评定所要求的可靠性标准，依此来判断是否为原件。①这种规定排除了数字证据归入书证之列的最大障碍——书证对于原件的要求，使数字证据归属于书证之列不存在大的矛盾。但是，两者的不同性导致如果将数字证据归属于书证之列，势必会引起书证原有证据规则的变更，例如证据的出示、原件与副本、真实性的鉴定、证据保全等。我国诉讼法上的数种证据类型中除物证、视听资料外都可表现为书面形式，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因其自身的特征而成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建立起自身的证据规则。而数字证据很明显有区别于其它证据的显著特征，同时，其使用的数字技术与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又区别于其他种证据类型，为了解决数字证据本身证据力强弱的问题，不必一定要将之归于书证中。

包括英、美、加拿大在内的许多判例法国家将这种证据归于书证之中，但我国不能采取同样的方式，因为首先，英美的这种规定是与其原有的证据规则相一致的，例如在新的证据规则中结合了对microfilm与oral evidence等的规定，又新发展了最佳证据规则与传闻证据规则，我国不存在这样作的基础；其次，我国不存在判例法中已存和不断补充的新判例规则可以及时有效的对之进行调整；再次，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决定了数字证据规则需要根据技术的发展步伐不断调整，而一旦归入书证中，为保持书证原有规则的稳定必然会牺牲数字证据规则的完整，而严格的立法程序又不会使证据规则的修订很容易。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当然要参考国外的立法，但是又必须考虑到本国的法律沿革与现状，而不可盲目的吸纳国外规定却不顾难以将之本土化的现实，以至于出现消化不良的可能。

3、数字证据为新的证据类型。 数字证据在目的上与其他证据一样都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情况，但在存在形态上与证明方式上与以往的证据类型颇不相同，不论归属于何种已存证据类型中均不合适。数字证据具有独自的社会经济基础，具有本身的显著特性，具有与其他证据类型相区别的特征，在证明方式与书证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在修改立法前为了解决目前比较急切的问题，可以司法解释明确数字证据的证据力，将之归于书证之中，并作出适应数字证据自身特点的一些证据规则，保持书证原有规则的稳定。而最好的方式为将之视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数字证据，同时还应制定与其特征相应的证据规则。

（二）数字证据规则设计

对数字证据的证据规则进行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到数字证据产生的环境、生成方式、存储手段等技术性特点以及法律的传统与体系的内在逻辑。数字证据具有许多优点，但也有其较之于传统证据类型的缺点，尤其是对其真实性的保证相对较难。对数字证据的真实性保障，在技术上可以推进安全技术手段的发展，严格系统操作流程，以及网络服务中心中转存、电子签名、网络认证等一系列信用保证手段来提升其安全性和可信度。不过，对数字证据真实性的保证主要应从法律角度着手，不过，在法律上保证数字证据的真实性时，不应对数字证据所使用的技术进行限制，而应采取功能等价与技术中性原则，从而不至于使法律成为阻碍技术发展的桎梏。我们认为，在确认了数字证据类型实现了证据合法性的前提下，在满足程序法例如举证分担、举证时限等一般规则的条件下，数字证据自身规则的设计主要应放在对其真实性的保障之上，这一点在各国相关立法上均得到了体现，例如The Civil Evidence Act ,1968 U.K. 、South Australia Evidence Act（1929 - 1976）、South African Computer Evidence Act, 1983主要规定的是数字证据的可接受性，其中便以大量篇幅来规定其之真实性。不论数字证据是作为书证，还是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基于其自身特征，我们认为都应当至少确立以下证据规则：

1、保证数字证据的真实性。（1）审查数字资料的来源，包括形成的时间、地点、制作过程等；①采用数字签名的数字证据的证据力强于无数字签名的数字证据；使用的签名技术安全性更高的数字证据的证据力大；保密性强的数字证据的证据力强于保密性弱的数字证据。 （2）审查数字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 （3）审查数字证据与事实的联系；正如不能说物证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一样，也不能简单的说数字证据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对此应根据数字证据与案件本身的联系来区分，但是目前许多学者的论述中却脱离案件来谈数字证据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11]证据的证明力决定于证据同案件事实的客观内在联系及其联系的紧密程度，同案件事实存在着直接的内在联系的证据，其证明力较大，反之则证明力较小。因此，如果查明一项数字证据自生成以后始终以原始形式显示或留存，同时如果该证据与案件事实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则其为直接证据；反之，若该证据不足以单独证明待证事实，则属于间接证据。 （4）审查数字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是否有伪造、篡改情形；可以审查数字证据产生的硬件与软件运行环境、系统的安全性，内部管理制度；要考虑生成、储存或传递该数据信息的方法的可靠性，保护信息完整性的方法的可靠性，以及伪造、篡改情形出现的可能性大小等因素。① （5）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判断；尤其可以考虑无关第三方、CA认证机构、网络服务商提供的数字证据。例如《广东对外贸易实施电子数据交换暂行规定》规定，在进行电子数据交换的协议，双方发生争议的，以电子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为准。[12]

2、数字证据可以成为独立定案的依据。 尤其是在目前无纸化的电子商务中，在不存在其他证据类型时，应当认可数字证据可以成为独立定案的依据。在数字证据与其他证据相矛盾时，由于数字资料较易篡改，所以在现阶段一般要承认物证、书证的证据力强于数字证据。不过，任何证据都有伪造的可能，因此还要重视发挥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自由心证。

3、当事人可对数字证据的真实性进行证明。当事人提供数字证据，如无相反事项证明其不真实，则其为真实；对方当事人可对其之真实与否进行举证。②即使数字证据变换了形式，只要在内容上保持了一致，仍可认可其之证据力。

4、当事人可申请有关专家对数字证据进行证明。 这种证明可以认为是专家证人性质的证据，用来对数字证据的真实性等进行证明。在有关数字证据的认定等问题较为复杂时，法院可依当事人申请而进行调查取证，也可指派或聘请专业人士或机关进行鉴定。美国存在一个影响较大的EED（Electronic evidence discovery）公司，其在为数据的认证、定位、处理、删除数据的恢复等方面提供专家证人领域得到了法院的认可，该公司为美、英、加拿大、欧洲提供这种服务。专家在对受到怀疑的数字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作证时，按照美国的联邦证据规则，其需对所采技术、处理流程等进行详细的说明，并接受交叉询问。

5、数字证据原始载体与复制件具有同等的证据力。 数字信息在经过多次复制、传输以后仍然保持了一致性，而不似其他证据会有信息的丢失、缺损。数字证据的原始载体与复制件不相吻合并不能说明复制件为伪造，但应当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从多方面综合判断数字证据的真实性。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对“复制件的可采性”作出了这种规定。[13]

6、数字证据公证。 允许当事人请求公证机关对数字证据进行公证，在诉讼中进行使用，不过，进行公证的公证机关必须具备进行数字证据公证的能力，同时应规定相应的公证程序规则。

7、数字证据保全。 数字资料的存储不同于其他证据，且常常是有关证据存储于当事人或者网络服务中心的服务器中，因此在对证据进行保全时，法院如何进行保全，如何寻找到存储的数字资料，不能寻找到而当事人拒不提供，以及采取证据保全会影响当事人的服务器的正常运作而影响其正常的业务活动时，对当事人商业秘密的保护等，都应当设计相应的规则。①

8、确定网络服务中心进行资料保存、证明的义务。 信息在网络上进行传输需要服务器，服务器在传输信息时一般都对信息进行存储、中转，这些服务器大多由信息服务提供者与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控制。尤其在电子商务中，交易当事人一般是通过网络服务中心进行信息数据的传递与交换。在诉讼中，网络服务中心为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且无论技术与设备，还是资信状况，均比较可靠。在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无法认定时，法院可要求网络服务中心提供其留存的相关资料。在当事人的提供的证据与网络服务中心提供的证据不相符合时，应认定网络服务中心提供的证据。在法律上要求网络服务中心在一定期限内留存相关交易资料备查，同时又要注意对交易当事人商业秘密的保护。《广东省对外贸易实施电子数据交换暂行规定》就规定，EDI服务中心应有收到报文和被提取报文的回应和记录。凡是法律、法规规定文件、资料必须长期保存的，其表现形式的电子报文要给予存贮，存贮期最短不得少于5年。进行电子数据交换的协议双方发生争议时，以EDI服务中心提供的信息为准，双方可依照协议申请仲裁或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向人民法院。②

四、 结语

数字技术对法律的影响是间接的，其首先影响社会经济关系，然后以此为中介影响法律。数字技术对从实体到程序的各个法律部门法都产生作用，数字证据问题只是在程序证据制度上的一个反映而已。

一个科学的体系应当建立在精确的概念基础之上，应以数字证据概念作为基础概念来对此制度进行建构，对其的研究应当结合其之经济性、技术性特点。数字证据是信息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形式读写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资料，其外延广泛，并不仅限于电子商务中产生的资料，也并不仅指计算机数据；在证据类型上，数字证据与视听资料差别显著，不可同归一种证据类型中，与书证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之处，目前可以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之明确于书证之列，同时规定一些与之相应的符合现实需要的证据规则，以作应付当前现实问题的权宜之计，而长远看来还是应将数字证据确立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同时制定与其特点相应的证据规则，在对数字证据规则进行设计时,重点应当主要放在对真实性的保障之上。

数字技术、电子商务以及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充分、完全发展只是时间的早晚，实体法对此已开始进行调整，而程序法却仍未开始这种尝试，要求不可谓不迫切。程序法律在解决科技引发的问题的同时，也必然会随着科技导引的社会发展而相应进步，是以，对数字技术对程序法的影响的研究应当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以使程序法获得在数字时代的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张西安 . 论计算机证据的几个问题[N] . 人民法院报 2000-11-7（3）.

[2] 白雪梅、孙占利 . 电子证据中的法律问题[EB/OL] . 2002-5-12

[8] The Civil Evidence Act, 1968 (U.K. 1968 c.64) Section 5. Admissibility of statements produced by computers

[9] 江伟 . 民事诉讼法学[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155 .

蒋志培 . 网络与电子商务法[M]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64 .

张梅 . 电子邮件能否作为诉讼证据[J] .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1，（03）.

游伟、夏元林 . 计算机数据的证据价值[J] . 法学2001，（3）. 45 .

[10] 江伟 . 民事诉讼法[M]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154 .

[11] 沈木珠 . 论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J] . 河北法学2002，（2）.15—19.

[12] 蒋志培 . 网络与电子商务法[M]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64 .

[13] Rule 1003. Admissibility of Duplicates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① 程序法中，证据制度往往比其他制度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关联，可以说，证据制度的稳定性较诸其他程序制度为弱，因为其常常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等的发展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在证据种类、法庭质证等方面，证据制度需要很快的反映各种技术的发展。

① 以数字化设备为基础而生成的数字形式读写的证据均可认为是数字证据，其可以为民事程序法上的证据，也可以为刑事、行政程序法上的证据，不过，在现阶段，电子商务关系中产生的这类证据的数量多于其他类型社会关系，但不可以认为数字证据即为电子商务中产生的证据，例如内部局域网、个人计算机中存储的资料也可成为数字证据。

① 英美判例法中，在这两项原则的制约下，起初由计算机数字设备中取得的资料并不能够成为诉讼中有效的证据，但是法官通过扩大解释一些本已存在的例外性规定，使这些资料成为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对此，可参见沈达明先生的《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版，第331—334页。

② 还有的学者在论述中并未对其使用的概念进行定义，如吴晓玲载于《计算机世界》1999年第7期的《论电子商务中的电子证据》中使用电子证据，游伟、夏元林载于《法学》2001年第3期《计算机数据的证据价值》中使用计算机数据电讯，吕国民载于《法律科学》2001年第6期的《数据电文的证据问题及解决方法》所使用的数据电文都未进行明确的法律上的界定。

① 数字证据可以出现于三大程序法中，本文针对民事、行政、刑事程序法中的数字证据问题的共性进行讨论，并不涉及基于不同程序性质而产生的细节问题的不同。同时，我们无意在此对我国原有证据体系的分类模式与合理性等进行论证，那并不是本文所主要研究的问题。

① 三大程序法的证据类型主要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七种，同时，行政诉讼法中还有一种现场笔录，刑事诉讼法中还有一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实际上，主要证据类型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产生的原因是不同程序在操作层面有不同的情况。

① 根据这种已为许多国家所采的有关原件认定的规定，对于数字证据而言，在技术平台之上初次产生的数字证据可以认为是原始证据，在经过复制、传输之后则为传来证据了，但此两者在证明力上并无二致，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这种确定证据证明力大小的划分在数字证据规则中已无意义。这也表明了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法律上原有的一些规则在对这些新技术导引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已不再如以往那么有效了。

① 包括联合国贸法会在内，各国一般考虑生成、存储或传递该数据的办法的可靠性，保护信息完整性的办法的可靠性,用于鉴别发端人的办法，以及任何其他相关因素。

① 美国法院在《联邦证据规则》修正以前经常采取的一个判例中确立了这些原则，King v. ex rel Murdock Acceptance Corp, 222 So.2d. 393 at 398, (1969) (Miss. Sup. Ct) ，而这些原则在另一个判例中又得以充实，Monarch 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 v. Genser, 383 A.2d 475 at 487-88, 1977 (N.J.Superior Ct, Ch. Div.

② 英国1988年修正的《治安与刑事证据法》采取这种反面列举的规定。

篇4

关键词：信息革命 会计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和“大师中的大师”的德鲁克在20世纪50年代初预言：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商业；60年代初他提醒美国应关注日本工业的崛起；20年后，又是他首先警告这个东亚国家可能陷入经济滞胀；进入90年代又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详尽阐释；到20世纪末（1999年）他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写到：“新兴的信息革命定会席卷社会中的所有组织，他将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和个人对信息的认识。他不是场技术、机械、技巧、软件或速度的革命，而是概念上的革命。领导这场革命的是信息产业往往忽视的人：会计人员。”这不仅使计算机专家和网络技术精英们震惊和疑惑，也让财务人员感到惊讶和振奋。

为什么会计会成为“信息革命的领导者”？信息革命对会计又有哪些影响？笔者斗胆对此做些粗浅的探讨。

一、“信息革命”是什么

有关“信息革命”的定义阿尔文・托夫勒曾在《第三次浪潮》中就已经做了详尽描述。托夫勒认为：信息革命“主要以信息技术为主体，重点是创造和开发知识”，是“人类面临的量子式的跃进”；包括：（1）在生产活动范围广泛的工作过程中，引入了信息处理技术，从而使这些部门的自动化达到一个新的水平；（2）电讯与计算机系统合二为一，可以在几秒钟内将信息传递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从而使人类活动各方面表现出信息活动的特征；（3）信息和信息机器成了一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参与了人类的知觉活动、概念活动和原动性活动。

当今世界信息革命的起点，是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对人的行为、意识及社会活动“数字化”的过程，如：语言（听、说）、图像（看）、文字（思维过程）、生产工具（数控机床）、细胞分解与基因组合（生物）等等的“数字化”。这个过程自开启以来便成为历史潮流，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首先，在产业结构方面，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实现制造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化，从而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革命；其次，在生产方式上，由规模经济向非规模经济和聚合经济过渡信息化时代，从而使受规模经济观念束缚的工业化国家和企业从信息和信息经济中获得了活力；第三，在组织结构上，由层序化向分子化结构演变，使非集权化成为当今世界组织结构改革的主导方向，并使企业组织国际化进一步成为趋势。在国家层次上，由于组织结构的“分子化”过程和国际化组合，民族国家的地位和形式已经开始受到新概念的挑战，在全球开始出现各种类型的区域组合；最后，社会制度方面，多目标社会效益和民主参与，正在成为企业和政府的重要价值观念。

从计算机发明至今的六十多年，人类与“技术元素”融合，在对自身行为、意识及社会活动“数字化”过程中，不仅强烈地冲击着过去几百年形成的传统观念、价值理念和文明意识以及社会管理模式与组织架构，而且以前所未有的爆发力颠覆着人类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二、为什么会计是信息革命的领导者

首先，会计天然拥有“信息化的DNA”。众所周知，会计是以货币为基础，对企业或经济主体的行为过程进行分类、记录、计算、总结的技术。无论是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会计学家卢卡・帕乔利的《数学大全》（又称《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书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复式记账原理和现行的会计方法），还是更早产生于中国唐宋之际的“四柱清册”（强调“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平衡），对会计对象的定义都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货币及其循环”，其本质是伴随着商品交换和货币而诞生、发展的一种管理技术、特定方法和“观念报告”。

从货币的角度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证明，货币作为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一般等价物”，具有“价值尺度”的基本职能，这其实告诉我们：货币的诞生是人类首次对自身劳动价值和成果（商品）以及相关社会生产关系的“数字化”。会计恰恰是这一“数字化”发展过程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如果我们将货币和信用的发展看成是人类社会信息革命的“原始起点”，那么“数字化”就是会计与信息革命的内在交集，从而表明会计天然拥有信息革命的DNA。

其次，会计是信息革命的起点和基础。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再生产过程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永恒主题，而会计的工作则是对这一过程的分类、记录、计算，会计的任务是对经济主体行为过程进行初始“数字化”转换，会计的责任是在特定期间或时点向经济主体的相关者提供准确、客观、真实的交易信息，会计的目标是反映经济主体的财务状况（包括特定时点的资产、负债结构，某一周期收入、成本、利润和货币循环状况）。由此使会计的理念、方法、技术和会计人员素质与信息革命进程、目标和发展速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既然会计已经担负了过去人类“初始信息化”执行者的重任，又将承载未来信息革命的基础使命，就必然应当成为今天信息化浪潮的引领者。

三、信息革命对会计的挑战

1994年，美国硅谷的“精神教父”未来学大师凯文・凯利在他的《失控》中为我们展示了信息社会和信息生活，包括：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敏捷开发、协作、双赢、共生、共同进化、网络社区、网络经济……等等。20年后的今天，人类发展史和现实社会正在不断验证他的预言。

当互联网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现实世界的时空再次被压缩，传统会计信息的单一性、会计内容的局限性和会计成果的时效性正在受到实体交易多维性、交易对象跨越性和信息交互即时性的挑战；人工智能的开发借助网络平台和大数据，不断融入人的自主行为能力，传统会计的岗位设置、操作模式、技术方法、甚至庞大的会计人员队伍面临着被技术替代的危机。不久前发生的“宝宝们”宝搅局银行业表明，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颠覆的并不仅仅是银行业，更重要的是可能动摇已经存在的货币体系和金融生态，其对会计的影响也可能难以估量。

按照凯文・凯利“必须要经常相信不可能”的思维，我们不妨打开思维的天空遨游一番：与人类社会共同进化的货币，终结了“物物交换”模式，改变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财富积累。尤其是最近50年来，即便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货币“特殊商品”的属性被“信用”彻底驱逐，信用货币的发展对现代文明进程的贡献仍可媲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语言发明。但是，人们或许会忽略一个重要事实，由于受客观时空和世界观的限制，历史选择和运用的货币体系（不论是过去“特殊商品”的货币，还是今天的信用货币）始终带着强烈的“区域性”标识。这种“区域性”货币体系给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汇率和利率的巨额交易成本，也为个别强势信用货币主导者利用信息不对称滥用发行权、无限扩张信用、转移风险和危机留下了巨大漏洞。过去推动历史进步的货币、信用体系是否正在蜕变为阻挡我们这个星球进入新文明时代的障碍？

今天，信息革命浪潮已经击碎几千年沉积的固有思维岩石，在“大数据”下，人类社会关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屏障即将崩裂。弗里德曼在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演讲中谈到：“每个人之所以接受纸币，是因为人们深信别人也会同样地接受它。作为货币的纸币之所以具有价值，是由于其他人也认为它具有价值。”既然信用货币只是实体价值的虚拟形式，那么未来建立在云计算、物联网基础上的社会交易关系，不管初始交易是否对称，一旦以“信息符号”为载体融入网络，总能够通过“小世界效应”，找到“点对点”、“点对多”、“多对多”的跨行业、跨区域、跨时间的价值关系。此时，全社会的交易可能重新进入更高层次的以“符号”为载体的“价值交换”，从而统一现存的区域性信用货币体系，并促使整个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实现市场交易成本归零和社会价值最大化。

在此环境下，会计对象、会计方法依然离不开“价值”和对交易过程的“数据化”，但“价值尺度”是什么呢？――比特币（Bitcoin）或其他可能的“免费”数据货币？

所以，信息革命不仅仅是对会计人员自主行为的取代，更重要的是对会计工作的内容、方式、目标的超越，对会计人员的思维、理念的颠覆。

四、信息革命浪潮将助推会计“跨界”

信息革命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但同时是一个渐进过程。回归现实，会计应如何与时俱进，再次扮演人类信息革命的践行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呢？笔者认为：

第一，认识会计面对的“四维空间”和交易要素的“多维性”。传统会计对市场经济单元――个人、企业、政府或相关主体之间交易的理解，局限于静态的“上、下、左、右、前、后”组成的三维空间之内；事实上，在“动态时间”的影响下，会计面对的至少是一个“上、下、左、右、前、后”加上“时间”的“四维空间”。

在信息技术筑起的“四维空间”中，会计面对的任何一个交易要素都具有多维性，如：一笔短期借款，传统会计将它视为一个“点”，只要确认债务金额，并制作相应分录（“借：银行贷款，贷：短期借款”）便完成了对该项交易的“数字化”过程；而现代社会关系中的会计，除了确认债务数额，至少还应当从该项交易中，分理出“债务利息及相关成本”、“债务期限”、“债权人”、“借入时点和到期时点”、“是否嵌入他项权利”等等。只有用四维空间的概念，将与交易相关的各项要素“数字化”，才能构成一项交易的完整“符号”。从而在单个主体（企业或经济单元）微观层面，实现任一时点同类业务的比较、分析（如上例，包括：债务总量、债务平均期限、平均成本和特定时点将发生的现金流出等）；并通过“实践中介”向群体（市场）转移，在社会宏观层面激发聚合效应，产生商业机会并降低社会整体交易成本。

因此，信息时代，会计已经具备跨越“三维空间”的条件，拥有以“四维空间”的理念对交易要素进行多维度“数字化”的能力。

第二，突破传统的会计组织架构和模式，关注实体行为的相关性。传统的会计组织封闭于单个主体（单个法人或某个“单位”）之内，依托于“块”状关系构建点对点的业务架构，并将实体行为信息视同一个平面，其操作和运用会计准则对实体行为进行会计核算和列报或编制通用商业语言，更多的基于特定“块”的“表”面，或仅关注“块”内节点之间业务行为的关联性，而不考虑“块”与“块”之间同类业务行为和相关业务行为的关系。这种模式就短期而言，影响会计“通用商业语言”表达和解释单个主体经营活动的能力，从长期看，不适应信息时代网络社会对会计的完整性要求。

如今，技术元素与人类社会融合已将实体“块”链接成“网”，任何个体都是“网”内的一个节点，所有的实体流、货币流、信息流（三流）在“网”借助技术的速度流转，大大消除了个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依托于“网”互相了解、互相依存、互相平衡、共同发展，脱离或被挤出“网”即意味着消亡。正如德鲁克所言：“要在竞争日趋激烈白热化的全球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需要掌握整个经济链的成本，需要与经济链中的其他成员合作，共同控制成本，最大限度的提高效益。因此，企业已经开始抛弃只计算组织内部等等成本的做法，转而计算整个经济流程的成本，而在这个经济流程中，规模最大的公司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如果继续按照传统会计方法，只着眼于个体自身的收入、成本、利润而不关注经济链或整个“网”内群体的会计要素，个体可能被“挤出”，会计也将失去“生命”。

因此，信息时代，运用“网”的高速度和透明度，会计完全可以实现从“块”和单个主体到“网”的跨越，并立足于“点”的特殊性、着眼于“网”的相关性（包括：主体与其它主体的相关性、主体与行业的相关性、主体与市场的相关性、主体与政策的相关性），从而实践会计的责任和目标。

五、总结

综上所述，会计作为记录经济行为和释放经济信息的细胞，在信息革命浪潮的荡涤中正在变异，当会计对象由“货币及货币循环”转向“一般价值和价值循环”之际，会计工作者至少从五个方面理解并接受与之相应的变革：一是传统会计实务中对经济业务的平面分类、记录、计算将被立体的、动态的多维度“标识”取代――打造“全息会计”基础；二是会计任务从对单个经济主体的微观经济行为“数字化”转向对“群”或“网”的宏观经济行为“数值化”转变――构筑“整体会计”框架；三是会计内容从“连续反映、定期报告”向“动态反映、即时报告”转变――建立“实时会计”机制；四是会计责任从“向相关者提供准确、客观、真实的主体交易信息”向“向相关者提供与主体行为有关的相关性信息”转变――设立“联系会计”平台；五是会计目标从“总结主体（单纯的）财务状况”向“分析社会价值链和比较主体能力”转变――实现“三流合一（实体流、货币流、信息流）”目标。

站在信息革命浪潮前沿的会计，当以“动态的”、“联系的”辩证思维理解主体行为并进行会计处理，才能扬弃传统，拥抱即将来临的新文明时代。

参考文献：

[1]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6）.

[2]彼得・德鲁克.21世纪管理的挑战[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9）.

[3]凯文・凯利.失控[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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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化煤矿;发展现状;建设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概念逐渐的进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煤矿行业也朝着数字煤矿发展。煤矿行业生产过程中不断自动化、信息化、集成化，使得数字化煤矿的发展得到了充分重视。数字化煤矿不仅能够提供安全可靠的生产环境，而且能大大的提高煤矿行业的生产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能改善煤矿行业的传统形象，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因此，煤矿企业都大力发展数字化煤矿，建设数字化煤矿的气氛在行业内空前膨胀。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实现数字化，本文结合我国现阶段数字化煤矿建设的现状，探讨了数字化煤矿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得出了数字化煤矿建设的重要意义。

1 数字化煤矿的概念

数字化煤矿的定义从数字地球的定义衍生来的，它是基于信息的框架和三维坐标信息与相互关系组成的。煤矿可以得到两个层面的信息：固有的信息和动态的信息，包括矿井地质、测量、钻孔等原始数据的自然信息还包括煤层、围岩、井巷等地质体空间信息;动态信息包括电力供应，采矿，运输，通风，给排水等生产系统和装备信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信息。

数字化煤矿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矿山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矿山数据资源的共享、矿产可持续发展战略、矿山的经济发展、采矿安全和采矿科学技术创新的需要等，它把关于矿山系统各环节的所有原始数据流转换成我们可以理解的信息，转换成具有煤矿经济价值的知识。

2 数字化煤矿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首先，数字煤矿是十分复杂巨型系统，它不仅涉及煤矿地质勘查、地址规划与设计、施工，而且还包括安全生产、企业管理等，许多信息需要继续使用和共享，但目前的数字煤矿各链路的信息接入方式和水平不同，导致数据格式的兼容性是薄弱的，最终，信息不能使用，出现信息孤岛现象。

其次，现阶段我国煤矿数字化还处在初级的发展阶段，还没有能够实现统一管理、系统集成空间信息以及实时的迅速动态信息、管理信息的基础平台，这主要与煤矿开发商所涉及的专业有关。当前，可以把推动煤矿数字化发展的相关专业开发商分为三大类：开发煤矿地质测量系统、煤矿自动化系统、开发煤矿信息管理系统，这些开发商是数字矿山的领跑者和实践者，由于这三种开发商几乎覆盖了煤炭所有主要业务部门，但技术路线和应用平台的发展是大相径庭，这导致目前的系统信息难以共享，信息资源不能共享，难以形成一个空间信息、实时信息和管理信息统一的平台。

再次，我国现在承载大量信息平台的是3DGIS技术。但3DGIS理论与煤矿对数字化要求相差甚远。因此，3DGIS信息系统与煤矿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最后，我国的煤炭开采环境复杂，存在许多因素，相关专业所需众多、生产系统非常复杂、智能水平和技术设备不高、采掘现场的工况参数不能及时准确的获取，这些都是制约数字化煤矿发展的因素。

3 数字化煤矿的发展的意义

①数字化煤矿的建设可以不断的完善测量计算、地质分析、选矿采矿、生产安全等各个专业知识和技术资料，再结合相应软件建立一个形象逼真的三维模拟图形，可以真实地模拟煤矿立体的地质形态和现场生产实际环境。还能设计出多种现场实际开采方案及采区闭坑复垦方案和开采模拟方案的实施效果，逼真地模拟再现了生产现场的调度指挥。

②数字化煤矿可以作为检验监测手段，能够把容易发生危险的煤矿部位所设置的监控设施统一起来进行在线监控，起到有效的安全监控预防作用。

③数字化煤矿可以把其他合作单位提交的测量、勘探、设计等技术参数进行复核，找出其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关键部分，从而提高项目成果的精确度，最终使得设计方案能和矿山实际生产活动相吻合，科学推动煤矿的长远发展。

④数字化煤矿的建设可以为企业领导和各级业务部门提供可信的决策依据和参考;不断的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高经济效益，充分利用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技术，同时，信息的透明化加强生产信息数据的采集，大大提高数据的统计和分析能力，简化工作流程和及时的完成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

参考文献：

[1]夏良.数字煤矿浅论[J].陕西煤炭，2007（5）：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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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智能化住宅；问题；数字化社区；前景

中图分类号：TU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6-0306-01

1智能化住宅概念

智能化住宅的概念，最初是从智能大厦的基本含义中延伸和发展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把智能大厦的概念推向住宅，形成了“智能住宅(SMARTHOME)”的概念，而国内则随着智能大厦的发展，结合本国居民小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提出“智能化小区”的新理念。

2住宅小区智能系统基本功能要求及技术要求

2.1住宅小区智能系统基本功能要求

住宅小区智能系统应该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功能要求。安全防卫，如：电子巡更、对讲(可视)与门禁控制、防盗报警等；物业服务与管理，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服务、远程抄收与管理等；信息网络与布线，如：开关控制量传递、模拟计量数据传送、程控数字交换等；家庭智能化，如：家电智能控制、室内人工环境调控等。

2.2住宅小区智能系统基本技术要求

(1)先进性。住宅是一个使用寿命较长的大件商品，在选择智能化系统技术与设备时，要充分考虑一定的超前性，避免过早淘汰。

(2)成熟可靠性。在考虑先进性的同时，要注意技术的成熟性和可靠性，保证运行稳定和可靠。

(3)开放和兼容性。无论是系统设备网络拓扑结构，还是操作软件应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和兼容性，避免因硬件种类多而采用多种网络操作系统给系统集成和应用带来困难。

(4)升级性。随着社会与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住宅小区智能系统的规模、功能与技术水平将会不断提高，用户的需求也会不断变化，住宅小区智能系统应充分考虑未来拓展的可能性及服务水平升级发展的需要。

3智能化住宅小区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智能化住宅小区的发展现状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智能化住宅小区”的新理念之后，国内的智能化小区建设才逐渐发展起来。但与国际社会相比，国内的智能化住宅小区建设起步较晚，人们对智能化小区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深入，技术开发也还远远不足，大多相关产品的开发还主要是单一功能专用产品。

目前国内智能化小区的建设由于受各地之间经济水平差别的影响及居民的经济能力差异，多数的居民小区开发仍停留在科技含量较低的水平，所谓“智能化”，在更多的成份上还仅限于一种炒作。

3.2智能化住宅小区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

(1)开发商盲目追求先进或片面追求低成本。

个别项目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盲目追求智能化系统的高档次、全覆盖，过分强调了智能化系统的作用，忽视了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超出了业主的功能需求。相反，有些项目将智能化系统看作是额外开支，片面追求建筑低成本，造成智能系统成了摆设。

(2)智能化住宅小区没有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住宅最要紧的是居住的舒适方便程度，小区建设应当在这方面多下功夫，而不能将其延伸为高度自动化和现代化的办公室，因此，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的智能化应是小区智能化的重点。也有些智能小区过分强调安防，安装了太多的摄像机，使小区居民感觉个人隐私得不到必要的保护和尊重。

(3)从业队伍不够专业。

设计部门对智能化产品的了解不够全面，对智能化设计的技术方法和经验不够成熟，尤其在系统集成方面较弱，还需要产品厂家和系统集成商的支持；开发商缺乏对总体集成和系统更新与扩展的考虑，往往边招标、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造成返工、浪费严重；施工队伍素质较差，缺乏经过正规训练、经验丰富的施工人员，造成施工效率低；物业管理公司缺乏管理智能化住宅的经验，以及管理层次与能力低下，造成后期管理的一系列问题。

(4)要从管理入手，解决好有关行业间的谐调问题。

智能化产业是个跨多个行业的项目，涉及消防、邮电、安保、自动控制、公共卫生等多个部门，从立项、设计、施工、装饰、物业管理，跨过的行业大多都是法规、标准各自独立。要想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人管理入手，在相关部门间做好协调，在跨行业的管理问题上加强联络和协商，制定跨部门的管理规定，共同探讨发展的课题，促进行业的进步。同时，还需要提高行业自律，提升自身业务水平，使小区的智能化功能得到充分利用。

(5)太阳能及环境能源的利用技术研究有待提高。

随着地球不可再生资源的日益匮乏，应加强节能技术、生态技术、环境效应等技术与材料的研究与应用，智能设备

与智能房屋相互适应的设计与技术的研究，使智能住宅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4发展前景：从智能化社区到数字化社区

人类已经进入了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无孔不入的数字化信息，不仅改变着人们工作、商务的模式，也开始全面改变人们生活的观念，因此，数字化社区的概念便应运而生，成为比智能化社区更高的社区形式

所谓数字化社区，就是通过数字化信息将管理、服务的提供者与每个住户实现有机连接的社区。这种数字化的网络系统，使社会化信息提供者、社区的管理者与住户之间可以实时地进行各种形式的信息交互，由于现代网络浏览器的先进性以及多态的表现性，加上各种网络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从而营造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虚拟社区。数字化社区是由于有一个数字化的平台，数字化社区比传统社区的提供更加有效的管理、更加丰富的文化、更加全面的服务。未来的数字化社区应向以下三个方向发展。

数字化社区成为人文社区。当各种类型的“数字社区”都建好以后，应该从为数字文化发展构建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入手，提炼数字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并使人文精神成为人们在数字化世界生存与交往的精神支柱，成为数字化时代的主旋律。同时，还应不断加强居民的人文教育，提升居民的人文素质、培育人文精神，以更好地构建适应人类生存与交往的“数字人文社会”，并使之与现实的“人文社会”形成良好的互动。

数字化社区成为科技社区。数字化社区应该是一个设施齐全、环境优雅、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且具有高尚文化品位和科技水平的社会基层区域，这就不仅对政府构建信息化平台和控制管理平台、提供物业服务和信息资讯服务等提出了要求，也对社区居民的科技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政府应以数字化社区建设为契机，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渗透、融入到数字化社区的建设，加快科学技术普及的力度。

数字化社区成为绿色社区。“绿色社区”不但是指社区内环境的绿化美化，而更多强调的是社区的环保、节能等生态效应。一个没有环保意识的社区在未来的建设中是没有生存余地的，因此数字社区要左手抓信息化，右手抓生态，同时还要有节能指标体系和技术政策作指导，只有这样数字化社区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高鹏.谈智能化小区[J].中国智能建筑信息网，2004，(5).

[2]秦保根.智能住宅小区建设初探[J].广东通信技术，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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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键 词 ：数字化 数字证据 视听资料 书证 数字证据规则

    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科学往往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对自然科学所引导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获得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从法律纵向发展历史来看，每次重大技术进步都会在刺激生产力飞跃提升的同时促进法律进步，工业革命时代如此，信息革命时代也是如此。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法律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其中首先是实体法的扩展与创新，随之而来的则是程序法的修正。但是由于目前研究尚处于初始状态，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数字技术对法律提出的挑战，体现于合同法、知识产权法、行政法的一些程序流程中，我国在一些实体法中已开始逐渐解决，但在程序法上仍未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在当前已经出现的大量技术含量极高的案例中，作为程序的核心——证据制度，不论是民事，还是刑事、行政证据制度在面对新问题时都处于一种尚付阙如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在目前沸沸扬扬的新浪与搜狐的诉讼之争中又一次被重演。不仅当前制定证据法的学者们所提出的数稿中有的根本就没有此方面的规定，即使作为对以往司法实践的总结与最新证据规则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数字技术引发出的愈来愈多的问题也依然未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数字技术环境下对证据制度进行再研究（注：数字证据可以出现于三大程序法中，本文针对民事、行政、刑事程序法中的数字证据问题的共性进行讨论，并不涉及基于不同程序性质而产生的细节问题。同时，我们无意在此对我国原有证据体系的分类模式与合理性等进行论证，那并不是本文所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数字证据概念评析

    使用精确的概念，进行内涵的准确界定与外延的清晰延展，对于一个科学体系的建立极具方法论意义，并且也符合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因此，建立一个体系首先进行的便应是概念的归纳。同时，一个精确的概念必须能够抽象归纳出所有客体的本质共性，必须能够把表现同性质的所有现象全部容纳进去。对数字证据进行概念归纳，基于其鲜明的技术特征，在归纳时要回归到数字技术层面，在其所使用的数字技术与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结合中寻找恰当的突破点。

    关于数字证据的概念，在国际上至今未有定论，如computer evidence（计算机证据）、electronic evidence（电子证据）、digital evidence（数字证据）都具有其使用者。我国采取数字证据概念的大多是IT业界，法律学者采用的概念主要是计算机证据与电子证据，进而在这些概念基础上分析证据的性质、效力、类型等（注：还有的学者在论述中并未对其使用的概念进行定义，如吴晓玲发表于《计算机世界》1999年第7期的《论电子商务中的电子证据》一文中使用电子证据，游伟、夏元林发表于《法学》2001年第3期的《计算机数据的证据价值》一文中使用计算机数据电讯。吕国民发表于《法律科学》2001年第6期的《数据电文的证据问题及解决方法》一文所使用的数据电文等都未进行明确的法律上的界定。）。这些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存在一些问题，之所以如此，或者是因为单纯注重对社会经济层面的考查却忽略了对技术层面的透彻分析，或者是因为虽进行了技术的分析，但却未深入到进行法律归纳所需要的足够程度。因而有必要在与这些概念、定义的多维比较中分析数字证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一）数字证据与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概念的比较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虽然各个概念所使用的语词不同，但在内涵上，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都是针对不同于传统的数字化运算过程中产生的证据，在外延上一般囊括数字化运算中产生的全部信息资料。不过，计算机证据与电子证据这两个概念并不妥贴，不能充分表现该种证据的本质内涵，由此而容易导致概念在外延上不能涵盖该种证据的全部形态。

    1.“计算机证据”概念。有人认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1]采取“计算机证据”概念来表述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计算机及以计算机为主导的网络是数字化运算的主要设备，并且目前数字化信息也大多存储于电磁性介质之中。从数字化所依靠的设备的角度来归纳此类证据的共性，在外延上能够涵盖绝大多数此类证据。然而，虽然计算机设备是当前数字化处理的主要设备，计算机中存储的资料也是当前此类证据中的主要部分，但是进行数字化运算处理的计算机这一技术设备并不是数字化的唯一设备，例如扫描仪、数码摄像机这些设备均是数字化运算不可或缺的设备，但并不能认为这些也属于计算机之列。从国外立法来看，没有国家采取computerevidence，采用这种概念的学者在论述中也往往又兼用了其他的概念。迪尔凯姆认为，研究事物之初，要从事物的外形去观察事物，这样更容易接触事物的本质，但却不可以在研究结束后，仍然用外形观察的结果来解释事物的实质。所以，“计算机证据”概念从事物外形上进行定义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计算机证据”概念未能归纳出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可以作为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证据共性，不能够涵盖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的信息资料，而且在法律上也不能对将来出现的证据类型预留出弹性空间。

    2.“电子证据”概念。目前，采用“电子证据”者甚众，但对电子证据的具体含义则各有不同表述。有人认为：“电子证据，又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2]有人认为：“电子证据，是指以数字的形式在计算机存储器或外部储存的介质中，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数据或信息。”[3]“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记录，它包括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4]加拿大明确采用了电子证据概念，在《统一电子证据法》（Uniform Electronic Evidence Act）的定义条款中规定：“电子证据，指任何记录于或产生于计算机或类似设备中的媒介中的资料，其可以为人或计算机或相关设备所读取或接收。”[5]

    综合起来，各种电子证据的定义主要有两种：第一，狭义的电子证据，等同于计算机证据概念，即自计算机或计算机外部系统中所得到的电磁记录物，此种内涵过于狭小，不能涵盖数字化过程中生成的全部证据，不如第二种定义合理。第二，广义上的电子证据，包括视听资料与计算机证据两种证据，在内容上包含了第一种定义，并且还包括我国诉讼法中原有的视听资料。但我们认为，这些定义中不仅所使用的“电子”一词不妥，而且所下定义亦为不妥，理由如下：第一，将电子证据或者计算机证据定性为电磁记录物未免过于狭隘。虽然数字设备的整个运作过程一般由电子技术操控，各个构件以及构件相互之间以电子运动来进行信息传输，但是仍然不可以认为该种证据即为自电子运动过程中得到的资料。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2 （5）中规定：“电子（electronic），是指含有电子的、数据的、磁性的、光学的、电磁的或类似性能的相关技术。”扩大解释了电子的语词内涵，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载体来表达扩大的电子语义，已经失去了“电子”一词的原义，原本意义上的电子只是其使用的“电子”概念中的一种技术而已，从而能够涵盖大多数此类证据。不过，既然如此，还不如直接使用能够涵盖这些技术特性的“数字”概念，在工具价值方面更有可取之处。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解释中之所以采取“电子”，“因为信息为计算机或类似设备所记录或存储”，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并且接下来又承认有些数字信息（digital information）未涵盖于本法，因为有其他的法律进行调整。第二，电子证据概念不能揭示此类证据的本质特征。电子运动只是数字化运算的手段，而非本质，并且也并不是所有数字设备的运算全都采取电子运动手段。进行数字化运算的计算机设备及其他数字设备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些设备的运算均采取数字化方式，而非在于均采取电子运动手段。第三，不论是将视听资料这种已存的证据类型纳入电子证据中，还是将电子证据纳入视听资料中，都会致使“电子证据”与我国诉讼法中的“视听资料”相混淆，而此类证据与视听资料证据的本质共性并不相同。视听资料主要为录音、录像资料，其信息的存储以及传输等也都采取电子运动手段。录音、录像采取模拟信号方式，其波形连续；而在计算机等数字设备中，以不同的二进制数字组合代表不同的脉冲，表达不同信号，信息的存储、传输采取数字信号，其波形离散、不连续。二者的实现、表现、存储、转化都不相同。传统的电话、电视、录音、录像等都采取模拟信号进行通讯，这是视听资料的共性，而计算机与网络信息技术则采取数字化方式通信，这是数字化运算中生成的证据的共性，两者不同，不应混淆。

    可见，狭义上的电子证据在外延上只能容纳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部分证据，失之过狭；广义上的电子证据确实能够在外延上容纳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证据，但却失之过宽，如将视听资料与计算机证据这两种差别极大的证据容于同一种证据类型中，将不得不针对两种证据进行规则的制定，从而导致同种证据类型的证据规则不相统一，很难建立起一个和谐一致的体系。

    （二）数字证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我们认为，数字证据就是信息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形式读写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资料。这里使用的“数字”（digital，digits pl.）与日常用语中的“数字”语义并不相同，虽并不如“电子”更为人们熟悉和容易理解，但重要的是根据科学的需要和借助于专门术语的表达，使用科学的概念来清晰地定义相关事物，况且“数字”概念在现今信息时代也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现代计算机与数字化理论认为，数是对世界真实和完全的反映，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类基因组的破译说明，甚至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人自身也可以数字化。[6]来势汹涌的全球信息化潮流实际上就是对事物的数字化（digitalization）处理过程，区别于纸质信件、电话、传真等传统信息交流方式，这种采用新的信息处理、存储、传输的数字方式在现代社会包括日常交往与商业贸易中逐步建立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毋庸置疑的是，数字技术还会不断地发展，因此在进行法律调整之时就更不能限定所使用的技术与存储的介质，从而在法律上为技术的发展留存一个宽松的空间。

    1.数字证据有其数字技术性。信息数字化处理过程中，数字技术设备以"0"与"1" 二进制代码进行数值运算与逻辑运算，所有的输入都转换为机器可直接读写而人并不能直接读写的"0"、"1"代码在数字技术设备中进行运算，然后再将运算结果转换为人可读的输出。数字证据以数字化为基础，以数字化作为区别于其他证据类型的根本特征。数字证据具有依赖性，其生成、存储、输出等都需借助于数字化硬件与软件设备；具有精确性，数字证据能准确地再现事实；具有易篡改性，数字化技术特性决定了数字资料可以方便地进行修正、补充，但这些优点在数字资料作为证据使用时成为缺点，使其极易被篡改或销毁，从而降低了数字证据的可靠性，这个特点也决定了在对数字证据进行规则的制定时应当切实保障其真实性。 SWGDE（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on DigitalEvidence）与IOD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n Digital alvidence）在1999年在伦敦举办的旨在为各国提供数字证据交换规则的会议IHCFC（International Hi-Tech Crime and Forensics Conference）上提交了一份名为《数字证据：标准与原则》的报告，对数字证据从技术方面进行了定义，“数字证据是指以数字形式存储或传输的信息或资料”，[7]在接下来的规则中则重点阐述了如何对数字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保障。

    2.数字证据有其外延广泛性。数字证据概念在外延上既可以容纳目前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全部证据，又具有前瞻性，可以容纳以后随着技术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此类证据。数字证据可以产生于电子商务中，也可以产生于平时的日常关系中，表现为电子邮件、机器存储的交易记录、计算机中的文件、数码摄影机中存储的图片等。从美国FBI目前的犯罪执法中可以看到，现在专家越来越喜欢用数字技术对一些其他证据进行处理，例如用AvidXpress视频编辑系统、Dtective图像增强处理软件对取得的录像进行处理，并且这种处理也往往得到法庭的承认。这种对原始证据进行数字技术加工后形成的证据也可看作是一种传来数字证据，即形成了一种证据类型向另一种证据类型的转化，例如对我国视听资料中的录音、录像进行数字处理后可以认为是数字证据，适用数字证据规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同的证据类型往往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从而在真实性等方面可能作出不同的认定。

    数字证据一般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机器中存储的机器可读资料，二是通过输出设备输出的人可读资料，如显示设备显示出来或者打印设备打印出来的资料。前种作为数字证据毫无疑问，而后者从表面看来似乎可以认定为书证。其实，此种人可读的输出资料仍然属于数字证据，因为这些资料来源于数字化设备，是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取得的，其产生完全依赖于前者，人可读的资料是由机器可读的资料经过一个转化过程而取得的，两种资料在内容上保持了一致性，具有同质性，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后者的真实性依赖于前者，在如何确保真实性、合法性等规则上，应适用数字证据的规则，却不可以因为其表现为传统的纸面形式就认为是书证，从而适用书证规则。

    二、将数字证据纳入我国证据体系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数字技术推动出现的社会经济关系提出新的要求，体现于法律之上，在实体法上表现为，要求更新确认这种新技术指示的新类型社会关系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程序法上表现为，当这种社会关系的当事人因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时，应当存在与之相适应的相关程序，或者对已有程序进行完善，能够满足这种纠纷不同以往而与其技术特征相适应的要求。而在程序法证据制度上的一个基本表现就是，要求数字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数据资料等能够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得到证据规则的认可，能够被法庭接受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虽然数字证据并不单纯只是在电子商务关系中产生，其还可在其他社会关系中产生（注：以数字化设备为基础而生成的数字形式读写的证据均可认为是数字证据，其可以为民事程序法上的证据，也可以为刑事、行政程序法上的证据。不过，在现阶段，电子商务关系中产生的这类证据的数量多于其他类型社会关系，但不可以认为数字证据即为电子商务中产生的证据，例如内部局域网、个人计算机存储的资料也可成为数字证据。），但数字证据问题主要是出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而提出。出于电子商务交易追求交易的快速便捷、无纸化（paperless trading）流程，在很多交易过程中很少有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纸质文件出现，电子商务交易中所存在的与交易相关的资料可能完全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计算机等存储设备中。一旦产生纠纷，如果在程序法上不承认数字证据的证据力，当事人将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权利主张，无法得到法律救济，商人对电子交易就难以产生依赖感，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起，EDI数据交换方式便以其便捷、高效、准确而备受青睐。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对电子商务等进行大量的立法工作，欧美各国在实体上早已承认以数据电文方式订立合同、申报纳税与以信件、电报、传真等传统方式具有相同效力，在程序法上也作了相应的规定。美国《联邦证据规则》通过重申现行判例和成文法的形式肯定了数据电文无论是人工做成的还是计算机自动录入的都可作为诉讼证据。英国1968年《民事证据法》规定，在任何民事诉讼程序中，文书内容只要符合法庭规则就可被接受成为证明任何事实的证据，而不论文书的形式如何。 [8]在1988年修正《治安与刑事证据法》（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也作出了类型的规定。加拿大通过R.V.McMullen （Ont.C.A.，1979）一案确立了新证据在普通法上的相关规则。联合国贸法会在《电子商务示范法》中规定，“不得仅仅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又承认了以数据电文方式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并且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数据电文满足了对原件的要求，在诉讼中不得否认其为原件而拒绝接受为证据。这些规定运用功能等同法（functional-equivalent），认为只要与传统式具有相同的功能，即可认定为具有同等效力。我国也与这一国际立法趋势相靠拢，例如我国新修订的海关法中规定了电子数据报关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合同法中已承认以电子数据交换方式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承认其符合法律对合同书面形式的要求。要使实体法的修改有实际意义，就必须设定相应的程序规则，使得以实体规定为依据，在诉讼中寻求救济时具有程序法基础，否则实体法上的修改不啻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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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环保：智慧环保：环境问题

一、“数字环保”的概念

近年来，在数字地球、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环境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等技术的基础上衍生的大型系统工程。“数字环保”可以理解为，以环保为核心，由基础应用、延伸应用、高级应用和战略应用的多层环保监控管理平台集成，将信息、网络、自动控制、通讯等高科技应用到全球、国家、省级、地市级等各层次的环保领域中，进行数据汇集、信息处理、决策支持、信息共享等服务，实现环保的数字化 。为了将“数字环保”更好地应用于环保产业的展，需要在“数字环保”概念的基础上，建立包括环境数据中心、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环境监管信息集成系统、环境在线监控系统、环境应急管理系统、移动执法系统等在内的一系列数字环保整体解决方案，并针对环保部、省级环保厅（局）、地市级环保局、企业，提出不同的业务框架。利用 IT 技术、集 GPS、RS、GIS 于一体，适合环境保护领域应用的，综合多功能型的遥感信息技术 对环保的数据要求和业务要求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实现对环保业务的严密整合和深度支持，解决“数字环保”领域所面临的环境质量监测管理、污染防治管理、核与辐射监测管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等环境问题，从而提高我国环保信息化水平和监管执法水平。

二、“智慧环保”的概念

“智慧环保”的概念是在“智慧地球”概念的提出上提出来的，是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提高环境保护领域中的环境信息通信能力、环境感知能力、环境分析能力以及环境应变决策能力的一种环保信息化技术。“智慧环保”要求在现有的“数字环保”环境信息化基础上，充分的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如物联网、传感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等，将感应器和装备嵌入到环境监控对象中，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将环境保护领域中应用的物联网连接起来，将人类社会与环境保护系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对环境保护管理实行更加精确、及时的监控，促进环境保护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当前，“智慧环保”已经成为新时期环境保护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发展环保的必要性

在信息时代大发展之前，环境监察主要是靠工作人员去现场查勘情况，掌握排污相关证据，在上报部门核实，批准文件，这都需要时间，等到你去处罚排污企业的时候，证据已经流失或是被掩盖了，这对环保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信息化技术可以实现对环境各要素的实时监控，并且可以实时传输，如有违法行为，可以立即对排污企业进行执法。这极大改变了以前靠“人眼”执法的管理模式，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解放了人力资源。

不仅如此，以前的环保工作中主要靠文件记录，专人负责区域，如果出现换岗轮岗等情况，新人就会无从下手，工作会出现临时性的滞后，而信息化技术在这方面是完胜的，无论人员如何轮岗换，只要参阅相关业务系统和应用，马上就可以掌握工作内容，使工作具有连贯性、时效性。

四、“数字环保”和“智慧环保”的区别

目前来看，很多地方的信息化建设还停留在建系统、建应用的层面上，没有将环保的业务需求与信息化建设结合起来，所以导致系统和应用成了“摆设”。不能去解决社会现有的实际问题。

美丽中国，蓝天白云是每个人环保人毕生都要为之奋斗的目标，人们对家园的建设，对城市的建设都离不开资源，但资源是有限的，如何去保护可持续的资源就需要更加智能、智慧的环保措施，如果一味的去索取资源不去有效保护，那费力建设的美好家园必将毁于一旦，社会发展的建设不能以无限消耗资源为代价，怎样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需要环保措施与时俱进的改变。“美丽中国”不单是一句口号，其基础是生态文明，形式是环境保护，是人类如何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体现。目前我们所面临环境形势非常严峻，包括大气、水、自然资源等等，这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这也是人类发展与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一方面是环境保护要实现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要落实这些目标，又面临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的挑战。二者如何和谐统一，这是目前面临的最大矛盾。所以发展智慧环保将可以有效避免这种矛盾最大化。环保智慧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数字化的信息基础提升到决策化的层次，让数据的获取更加智能化；

二是运用物联网技术和云计算技术以及模型和遥感技术，让它们介入到环境管理的决策分析当中去。形成一个环境管理、监察、监测与科学决策为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其价值就是让环境保护的监测、监管能力更加有效，数据获取更加快速、准确，最重要的是，让这些数据应用到科学的模型中，为最终的环境管理决策分析提供支持。

五、结论

新时期、新形势和新任务对我国环保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发展智慧环保，促进环保工作走向智慧化，将是满足环保工作新要求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国家、企业、民众的共同推动下，智慧环保将得到快速发展，必将为我国环保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撑和技术支持，为民众带来更为便捷和先进的环保服务，真正使科技服务环保、科技服务发展、科技服务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 高立定. “智慧环保”将助力环境管理智能化[J]. 环境经济. 2015（02）

[2] 王晓东，赵炜，郝军，朱锐，杨春. 以云技术为核心的智慧环保信息化系统在内蒙环境管理中的应用[J]. 环境与发展.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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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消费者自主选择权；规范目的；契约自由；格式合同；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 DF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1)06-0122-04

为加快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数字电视，届时将关闭模拟电视信号。全国许多省市纷纷响应，先后制定了关于推广数字电视的通知。数字电视的推广使用原本应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从数字电视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侵犯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之疑，成本与效益、质量之惑则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在这关乎所有消费者利益的表象之后，也折射出错综复杂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博弈。

一、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规范目的

对某一法律概念的分析,离不开这一概念的规范目的。“法律概念的功能在于规范其所存在的社会行为,为贯彻其规范的功能,不仅不应忽略其规范目的,且应赋予规范使命,使其‘带有价值’,期臻至当,唯有些概念,恒需由审判者于个案中斟酌一切情事始确定,亦即需由审判官予以价值判断,始克具体化。”［1］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必须服务于特定的规范目的,并按照立法者的社会理想对国家和社会进行调整。日常用语中的描述性概念就这样演变成了规范性的制度形成工具。因此,是规范目的决定了法律概念的功能,而不是相反［2］。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是指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其基本内容包括：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可见，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保护消费者，立法者之所以要赋予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规范目的在于：

（一）平衡正义

乌尔比安认为法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法来源于正义，正义如法之母［3］。按照正义的实现是否需要国家的参与，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平衡正义。分配正义是指需要国家介入对财富和机会分配实现的正义。平衡正义又称契约正义，指不需要国家的直接介入，个体之间以合意（合同）为基础的正义。平衡正义具有自主性，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在私法领域法律通常不会强制任何人缔结私法上的合同，也不会规定私法契约的标准，只要双方之间的交易是自愿的，就是正义和公平的。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由契约来规制的。所以对契约而言何为公平，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一个人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对他人而言就不在乎不存在不公平。”［2］

当然，平衡正义的自主性并非绝对的，也受到宪法和法律制约。例如在反垄断法领域，任何不公正的限制竞争行为的契约，就是违背平衡正义的。广电行业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形成的垄断，在数字电视的推广使用中，消费者看似有选择权，实则是在不自愿的情形下不得已接受交易条件和服务价格，因而不存在合意基础，这一行为违背了平衡正义的基本要求。魏德士指出：“不证自明的是，计划经济不是将契约正义交给市民，而是掌握在国家手中。这就不存在以合意为基础的平衡正义，而只存在分配正义。它遵循的是计划观念。”［2］

可见，面对国家频繁的经济干预，政府经济管理权的无限扩张，分配正义取代了平衡正义，尽管这样做是不可取的，但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却早已荡然无存。

（二）消费者的弱者地位

在市场交易中，消费者与经营者相比处于弱势地位。首先，消费者在支付货币后，其消费需要只能在使用产品或接受服务时才可满足，这不仅存在着潜在的经济风险还存在着生存风险。而经营者得到货币后，其实现商品价值的需要已经满足。因而，消费者的风险负担永远重于经营者。其次，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识别能力低于经营者。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更加削弱了消费者信息识别能力。再次，消费者的财力一般无法与经营者抗衡，这一点直接制约了出现侵犯消费者权益事件时，消费者往往无力进行救济。最后，在合同交易中，消费者对合同条款的理解能力和选择，明显不及经营者。

综上，传统民法对消费者和经营者作为同质主体予以同等保护，对消费者极为不利。因而，从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的弱者地位来看，对消费者予以特殊保护，符合公平目标；从消费者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来看，对消费者予以特殊保护，符合效率目标［4］。

（三）意思表示不自由

意思表示自由、真实是合同有效要件之一。其中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均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不自由的情形。消费者自的核心首先应是自愿,没有自愿就无从谈起自主。如果消费者是被强迫而订立合同，尚可依据合同法主张合同无效。但由于数字电视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唯一性使得消费者没有选择余地，其多以不正当竞争或垄断的方式进行竞争，而不是公然以强迫方式与消费者签订合同，这样使消费者的交易行为表面上看完全是出于自愿与其进行交易，但实质上并非消费者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以强迫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因此,如何对格式合同进行规制,以维护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使经济上的强者不能假契约自由之名压榨弱者,是现代法律应担负的任务［5］ 。

二、契约自由与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悖离

“自由存在于不同的领域。法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生活的自由，特别是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自由。即社会关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动的权利。”这一自由思想表现在合同法领域即契约自由原则。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要弘扬契约自由。契约自由包括契约意思自由和契约形式自由两个方面，其中契约意思自由包括当事人订立、解除契约的自由，有决定契约内容、类型的自由，有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和选择裁判方式和适用法律的自由。契约自由还意味着,当事人有缔结契约的自由,也有不缔结契约的自由。在数字电视推广使用中我们全然看不到契约自由的痕迹，看见的只是在“契约自由”的旗号下滋生的垄断、不公平的竞争及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肆意被剥夺。

首先，消费者没有选择缔约相对人的自由。由于电视行业属于国家垄断，数字电视提供主体的惟一性，使得消费者如果接受电视服务，就没有选择的对象和余地，数字电视提供者基于其垄断地位，利用格式合同破坏了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限制了消费者选择缔约人的自由。因此，那些依仗其独占地位或特殊行政权利，限定他人购买指定经营者商品或服务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侵害当事人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对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七条明文规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并予以禁止。

其次，消费者没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自由。消费者只有具有了对经营者的自主选择权，才有可能对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进行选择。而这种可能性在数字电视的提供商作为电视服务唯一提供者的的情况下丧失殆尽，目前各地运营商为了一己私利，采用卡、盒搭售等方式，变相强迫消费者购买自己指定的机顶盒并接受数字电视服务，强制关闭模拟电视信号，强迫消费者接受其商品和服务。消费自由是自主选择权的最低层次，这一层面的要求达不到，自主选择权也就无从谈起。

再次，契约内容不自由。消费者与数字电视提供者应可就契约的内容自由协商，例如价款履行方式履行地点及违约责任等。然而，数字电视收视费的价格是政府早已预定的，消费者根本没有协商的机会；其次，关于违约责任，在数字电视使用的格式合同中只有对于消费者权利的限制和违约责任，而没有关于数字电视提供者的违约责任，明显违背公平原则。

三、数字电视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原因

数字电视得以在毫无争议的情形之下强行推广使用，除了因广播电视行业属于国家垄断行业，法律对其滥用垄断地位规制的缺失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和数字电视提供商“以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公共利益，轻而易举地剥夺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而且剥夺得是冠冕堂皇［6］。在此，笔者对于数字电视提供者滥用其垄断地位剥夺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方面不作赘述，而主要从“公共利益滥用”的视角加以分析。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由于对政府干预经济权力规制的缺失，加之公共利益概念本身的罗生门特征，使公共利益成为“最臭名昭著的工具”，犹如一帷幕帐遮挡着政府及其部门的一己私利，并为之正当化和合法化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同时也沦为其肆意侵害个人权利的挡箭牌，掩盖了其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谋取私利的事实。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认为政府具有自利性，但由于其自身并不创造利润，只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社会公共资源进行谋利，表现为两种途径：一是直接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给自己；二是通过将社会资源配置给某个其他部门和企业个人，并向该对象索取回报，即寻租行为［7］。数字电视产业的推广使用即属于第二种情形。在此过程中，商业利益才是重要的驱动因素。“公众利益”只不过是既得利益者为达到自身目的的幌子和借口。政府将其自身利益、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混淆，政府并非代表公共利益而只是代替了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分为绝对公益和相对公益。前者是指被社会所一贯承认，不能撼动的对于人的尊严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之作用的公益，有“社会价值独立性”的特征；而后者则是因为社会发展需要，由立法者制造出来的公益［8］。这种公益对于国民人格发展而言，并非直接的、必不可少的，而通常是促进和提升社会所针对的一种公共利益。而只有绝对公益才可以径直否认他人人权［8］。由此可见，如果不是涉及极为重大公共利益或绝对利益，是绝对不能限制和剥夺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

四、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保护建议

在我国现行社会意识形态下，广播电视行业由国家垄断原本无可厚非，政府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推广数字电视也是一个很好的举措。然而，任何国家以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借口，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帜，牺牲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都是不可取的，这既违背了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理念，也是对个人经济权利的一种剥夺。因为“政府的存在并不是宏伟的假设或历史的铁则，而是为委托人―人民―服务”［9］。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而契约的基础是自由，自由的基础是平等，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的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是在交易中有“交易自由”。而“交易自由”的前提是与对方地位平等，且有其他可供选择的交易机会。否则，可能因对方的强势而没有实现自身利益的其他交易机会可寻。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规定了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但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救济，却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笔者认为，在数字电视推广使用中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保护。

首先，强调公共利益程序的法定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必需召开听证会，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数字电视的收费不经听证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也已演变成误导公众的工具，也说明公用事业的价格规范问题，实质已衍生为一个的问题，而不是一般部门法所能解决的问题。

其次，完善广播电视垄断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笔者认为，在《消法》的修订中，应加入专门章节或条款来规范垄断行业的经营行为、明确垄断行业的义务及其违反规定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另外，对《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条款加以修改，加大对垄断行业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处罚力度，切实做到保护消费者权益。

再次，完善垄断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目前广播电视行业政企不分，因而要建立独立有效的监管机构，使广播电视行业、政府监管部门与数字电视提供者彼此分离，只有保证三者之间没有利益牵扯与冲突，才能使消费者的投诉得到尽快落实。

最后，完善垄断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机制。建立公益诉讼，从而鼓励消费者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前，数字电视推广使用的依据是政府的相关文件，消费者对数字电视提供者提讼时，法院则以此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为由，不予以立案，使得救济无门。

五、结 语

“对于不同的个人或集团而言，共同的幸福势必意味着不同的东西”［10］。数字电视的推广的确让消费者享受了与模拟电视无以相比的视觉效果，然而这一切却是以牺牲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为代价的。如果简单粗暴地认为“公共利益”就是“多数人的利益”，从而可以肆无忌惮地侵蚀消费者的合法权利，毋庸置疑，这样的“公共利益”是缺乏正当性基础的。

当下，政府滥用经济权力不当干预私权、侵害公共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而“公共利益”这个“口袋”却为谋一己私利的政府及其部门装下了许多不正当利益。大量寻租行为、滥用权力侵犯私权的现象折射出我国经济民主的缺位，经济法治的苍白。西方经济法治的经验表明：要保障私权不受侵犯，实现市场有序竞争，有效的途径就是经济法治。由于对权力制约与监管的失范，在经济改革中腐败现象重生，消费者幸福指数不断降低，这些现象表明对经济权力规制的必要性和人们对于经济法治的期盼。诚然，有关经济权力的规制与经济法治的建设既是经济法学者关注的焦点，更应是政府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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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14.

Analysis on 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Television

CHEN Rong

(Law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 Changsha, Hunan 410082,China)

Abstract：Consumer choice is one of the most key right of consumer. The basis of legitimacy of consumer choice is the balance of justice and the weak position of consumers. However, digital television provider abuses its monopoly power and deprives consumer of their choice right by the means of standard form contract, which is violating the freedom of contract. Government and the digital television providers take their own interests as public interests. What they did has violated consumer choice right.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egisl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in monopoly industries

Key words：Consumer choice; Purpose; Freedom of contract; Standard form contract; Public interest

收稿日期： 2011-03-20

篇10

这次会议仅仅是个开始，据报道，借此会议，中国将与欧盟各国开展数字物流方面的合作；欧盟有关机构将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合作立项的具体方法，甚至将有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研究与实施。

有专家认为，这次中欧双方对于“数字物流”的探讨，为中国企业学习欧洲在数字物流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及未来合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也又一次地为中国物流的国际化开启一扇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

物流国际化，要求物流的发展必须突破一个国家（或地区）地域的限制，实现不同国家间的物流服务。国际化的物流通过分布在国际间的物流运送体系，以国际统一标准的技术、设施和服务流程，来完成货物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

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外向型经济越来越明显，国际贸易占的比重越来越大。2003年，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接近5000万标准箱，比2002年递增32%，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据预测，到2010年，世界货物海运量将达70亿吨，其中，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近40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约1.1亿标准箱。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继续加快。在经济市场化、市场一体化、竞争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物流的国际化发展已成为重要而急迫的问题。

但纵观我国物流业的现状，情况不容乐观。众所周知，物流业与其他行业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个纯粹操作和服务性的行业，它自始至终不是一个点的概念，而是一个网的概念。因为网络经济的出现，现代物流才有了巨大的利润源。说白了，现代物流的成功就取决你网络的建设，即你的物流系统的建设。这个系统是包括“点”(收发货站)、“线”（运输）及与之相伴随的信息流网络的有机整体。就目前我国物流业的现状来说，离这个要求还很远，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有全国性的物流网络，而像一些具有国际能力的运输企业，一般只从事国际间的干线运输业务，没有在国外的配送终端体系，形不成完整意义上的物流企业。

“市场是竞争的舞台，又是竞争的裁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物流国际化的实质其实是按国际分工协作的原则，依照国际惯例，利用国际化的物流网络、物流设施和物流技术，实现货物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世界资源优化配置。在世界各国广泛开展国际物流理论和实践的大胆探索的基础上，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只有广泛开展国际物流合作，才能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物流无国界。

在这种多国合作中，需要我们新建和重建的有很多，而物流的数字化（物流信息网的建设、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其中关键的一个新建“点”。只有做好的这个点，为物流过程提供供应链的可视性，提供全球通用性的系统，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物流中做出成绩。

在中国物流的国际化进程中，必须紧密地与其他国家的企业、政府等相关部门进行合作、互惠互利。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把握中国开放的契机，通过多种多样的国际间的交流，打开一扇又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