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土地分配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民土地分配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城乡居民之间负担失衡的反映，而平等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诉求。因而，减轻农民负担成为当前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近年来，理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主流性的研究路径：以农村税费制度为研究对象，将农村基层政府行为扭曲作为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把“费改税”作为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不过我们认为，减轻农民负担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开放性课题。本文以若干体现主流研究路径文献为基础，对减轻农民负担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讨论。

一、减轻农民负担应该以农民税费负担为研究对象，还是应该以农民总负担为研究对象？

这是研究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起点，它决定着研究路径的基本方向。以“费改税”论为代表的主流理论是以农民税费负担而不是以农民总负担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

所谓农民总负担是指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无偿向政府、工商企业以及城市居民提供的各种资金、产品、劳务等各种资源总和。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看，它主要包括税收、税外收费和工农产品剪刀差三部分。

农民税收负担是指农业税收和乡镇企业税收扣除财政支农资金后的余额。

税外收费负担是指农民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缴纳的费用。

此外，农民还承担着由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而形成的负担。由于工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存在着差距，农民与工商企业交易必然会损失一部分收入，损失的这部分收入实际也是农民的一种负担。由于剪刀差是以收人减少体现出来的隐性负担，因而人们往往将其称为“暗税”。

减轻农民负担显然应以农民总负担为研究对象。然而，在有些文献中，未作任何论证或计算就忽略了剪刀差，认为“农民实际承担的国家税金、提留统筹、义务工及各种集资、摊派的数据资料，是农民实际负担的绝大部分……农民负担总水平是指以上可统计部分的总和”（国家税务总局农税局课题组，2000）。或者认为“农民负担的复杂性，给统计调查带来了难度。但通过农村住户调查取得的农民实际承担的国家税收、上交集体承包任务、集体提留和摊派，即通常所指的三项负担支出额，基本上可以对农民的负担状况作出判断”（孙梅君，1998）。这样“农民负担”实际被窄化为“农民税费负担”，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也就转化为减轻“农民税费负担”问题。

如果剪刀差占农民总负担的比重很低，忽略它则不影响农民负担水平，也未尝不可以税费负担代表农民总负担，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近年来剪刀差已经占农民总负担的40％以上，是农民最主要的负担。因此，忽略了剪刀差，实际上就使研究农民问题失去了可靠的前提。

二、当前农民负担过重仅仅是税外收费负担过重，还是整体负担过重？

这是研究减轻农民负担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对农民负担过重性质的评价，直接关系到确定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持主流观点的各种文献普遍认为，我国农业已经改变了为非农产业乃至国民经济“贡献”的地位，甚至开始受到保护，不存在农民总负担过重问题。“以前，农业通过低价和税收等形式向非农产业缴纳了大量的‘贡献’，而获得的国家投入却很少。进入90年代后，这种情况发生逆转。一方面国家连续大幅度增加了农业投资。……另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意味着非农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由向农业索取或‘征税’转为向农业提供支持和保护”（当前我国农业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组，1999）。

这种观点不正确。统计资料显示，当前我国农业资源仍在通过财政渠道、价格渠道以及金融渠道流失，国际通用衡量农业政策的“生产者等值补贴”仍是负值，农业并未摆脱向非农业产业“贡献”（农业投入总课题组，1996）。

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总量虽然不断增加，从1991年的347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938亿元，6年间增加了2．7倍。但同期农业税与乡镇企业税也在逐年增长，其中农业税从90亿元增加到397亿元，增加了4.4倍。由于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的增加速度大大超过了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速度，因而导致了农民的税收净额由1991年的197.7亿元增加到1997的879亿元。

提高农产品价格也未能消除剪刀差。理论界虽然对剪刀差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通常是从工农产品价格指数变动的相互比较上衡量剪刀差。因此，“农产品价格由低于转向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并不能说明不存在剪刀差。据统计，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占有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农业投入总课题组，1996），平均每年为9375亿元，是改革前175亿元的5．3倍。

持主流观点的各种文献中还一致认为“农民负担重在税外负担”（国家税务总局农税局课题组，2000）。“农村乱收费也加重了农民负担，影响了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农民除了交农业税以外，还有提留给集体经济的‘三提五统’，其余的就是苛捐杂税了，农民对其感受是‘一税轻、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税费分流研讨会”1997）。

评价与衡量农民各种负担程度，严格地讲应该有一些量化的标准。如农民税负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等。然而，由于剪刀差的存在，使这种常规的分析手段难以直接使用。因此，我们建议以相对标准评价农民负担水平，即以平等作为评价农民负担是否合理的原则。在我国当前城乡二元体制的条件下，平等负担主要是指城乡居民之间的负担平等。如果农民不再承担超过城市居民的额外负担，就可以认为农民负担合理，反之，就说明农民负担不合理。

以上述标准衡量，不仅各种乱收费是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合法的乡统筹费与剪刀差也是农民的不合理负担。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业税负担也存在着不合理成分。正是这些不合理的负担构成了农民总负担过重。

乡统筹费是强加给农民的额外负担。按照现行法规的规定，乡统筹费属于乡镇集体所有的资金。但实际上是用于乡镇政府举办教育、优抚、民兵训练、计划生育、道路建设等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出。举办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属于乡镇政府行使职能，其经费应来源于财政支出。乡镇政府征收乡统筹费实际上是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转嫁给了农民承担，从而形成了城市公益事业政府花钱办，农村公益业农民出钱办的不合理现象。

剪刀差也是强加给农民的额外负担。农民与工商业者之间应当是一种等价交换关系，但政府对城乡经济活动有倾向性的干预，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平等的分配关系。据统计，近年来剪刀差占农民总负担比重一般在40％左右，最高达70％，是当前农民最主要的负担。

现行农村税制是一种明税与暗税（剪刀差）相结合的征收制度，而且暗税远远重于明税（改革以来剪刀差是农业税的8．5倍）。这种以暗税为主的农村税制本身就有掩盖农民负担的作用，因此，单纯地以农业税衡量农民的税负并不能反映真实状况。何况，即使不考虑剪刀差问题，农民的税负也并不轻。只要对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进行横向比较，就可以看出农民负担远远重于城市居民。

本文赞同张元红（1997提出的比较农民与城市个体工商户税负办法。按现行税制规定，城市居民从事工商业要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但增值税的起征点是月销售额600－2000元，折合年销售额7200－24000元。而一般小农户的年收入都达不到这个起征点，可不考虑增值税问题，而以农民种田承担的各种税收与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相比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一般不超过5000元，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实行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年应税所得不超过5000元适用5％税率。因此，税收负担占纯收入的5％即可作为参照标准。依据农产品成本效益资料计算出1997年主要农作物每亩实际税收负担率（税金／纯收益）为：稻谷：8．63％、小麦11．88％、玉米10．61％、大豆8．59％，计算结果表明，四种重要农产品的农业税实际负担都超过了个体工商户所得税5％负担率。

三、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乡镇政府行为扭曲，还是中央政府实行的城市偏向分配政策和制度？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农民负担的评价。如果认为农民负担重在税外收费，必然围绕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分配关系探寻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如果认为农民总负担过重，必然从中央政府的分配政策取向方面分析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国家税务局农税局课题组（2000）认为农民负担过重主要原因是：“农村地方政府巨大支出压力，是农民负担不断膨胀的原动力”；“农村财政分配体制混乱，事权与财政严重分离”；“农村政府行为不规范，部门利益膨胀，损害农民利益”；“平均分摊的农村公共支出筹集制度使一部分低收入农民的负担问题更加突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认为农村税费制度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公共物品决策机制不能反映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对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监督不力”；“不清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为侵害农民利益提供了可能”；“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出现‘过度组织化’问题”。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1）则认为农村税费膨胀的主要原因有：地方政府“有目追求发展速度，超过地方经济能力，以各种方式向农民伸手”；“乡镇机构臃肿庞大，行政经费支出膨胀”；“名目繁多的升级达标活动”，超过了农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承受能力。

上述各项分析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从农村内部的分配关系的视角揭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而如果从农民整体负担的视角分析，中央政府实行的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和制度则是农民负担过重最根本最深刻的原因。

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为了解决优先发展重工业目标与资本相对稀缺的矛盾，一方面实行占有全部工农业劳动者剩余价值，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高积累分配政策和制度；另一方面实行过度提取农业剩余，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和对城市进行补贴的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和制度。

改革后，中国政府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改革了高积累的分配政策和制度，使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城乡居民倾斜。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已经占国民总收入的60％以上。

但由于没有改革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从而导致了在城乡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增加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1992－1997年间，除1992年外，其他年份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其总收入占城乡居民总收入比重都不足50％，而占全国人口不足30％的城市居民则占有了总收入的51％以上。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政府仍在继续实行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假如政府不对城乡的生产活动和要素市场进行干预的话，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将会作出调整，使得两个地区的报酬趋于相等。相反，当观察到在城乡之间同质劳动力之间有很大的收入差异时，就意味着存在政府干预及其相应制度扭曲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错误配置”（蔡防、杨涛，2000）。

中央政府过度提取农业资源，为城市工业发展积累资本和城市居民补贴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农业税制度、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制度和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

实行改革后，中央政府虽然废除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和制度，农产品市场逐渐放开，工农产品可以自由交换。生产要素市场也开始出现，使劳动力和资本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流动。但由于继续维持城乡隔绝户籍制度，并且一些地方还制定了歧视农民的就业政策，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永久性迁移，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在这种条件下，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因此，尽管政府一再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与限制农用工产品的价格，但这并不能改变工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后，工业品价格也跟着上涨，产生了工农产品比价复归的现象。工农产品剪刀差不但依然存在，近年来还呈扩大趋势。

中央政府实行的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也是农村税外收费泛滥的重要原因。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与农村税外收费泛滥有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中央税与地方税结构不合理，预算内收人不能满足基层政府的基本需要，因此不得不允许基层政府通过税外收费筹集资金。按照《乡（镇）财政管理实行办法》和《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规定，原应由财政预算负担的乡村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道路建设等公益事业，都通过征收乡统筹费、教育集资自筹资金或义务工解决，甚至一些行政人员的工资也要自筹资金解决。

第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财政实际上降低了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改革以后，政府虽然开始重视对农业的财政投入，这一时期政府对农业投入的总量不断增加，但1992－1996年间，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6.8％，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年均增长对见，前者比后者低6．2个百分点。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1997年的8．3％；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4．79％下降到1997年的5．49％。财政资金支出的城市偏向是农村税外收费泛滥的根源。

四、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是“费改税”，还是改革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

对农民负担过重根本原因的判断，决定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凡是认为农民负担过重根本原因在于乡镇政府行为扭曲乱收费的，无疑视“费改税”为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凡是认为现行的中央政府分配政策是农民负担过重根本原因的，自然主张改革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

各种“费改税”方案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核心内容无非是“除费并税加返还”，即废除各种税外收费，将其中的乡统筹费村提留等并入农业税及农业特产税，或者开征“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并且增加对乡镇财政的拨款，以弥补由于改革而造成的资金缺口。“费改税”的实质是继续实行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意图在维持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基本格局的前提下，通过规范乡镇政府的行为，调整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以减轻农民负担。

“费改税”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当前农民总负担大约4000亿元，其中各种税外收费约1200亿元，通过除费可以减掉600亿元（按合法收费与乱收费各占一半计算），提高农业税率可增加200亿元，费改税实际可以减少农民负担400亿元，不过占农民总负担的10％。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本文认为，“费改税”不是减轻农民负担治本之策，改革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实行城乡平等的分配政策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

实行城乡平等的分配政策是结束非农产业乃至国民经济对农业“征税”，给农业平等发展的地位。市场经济国家经验表明，农业作为一种特殊产业，在市场竞争中是一个弱势产业，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农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就不可避免地降低，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农业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萎缩将影响到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鉴于农业这种特殊性质，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单纯依靠市场指导农业生产，而是以农业保护政策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力，稳定农产品市场和农产品价格。通过实行农业保护政策，使农业生产者从纳税变为接受补贴。

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非农产品效益普遍低下，从向农业征税转变为向农业提供保护将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实行城乡平等的分配政策不是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对农民给予财政补贴，而是停止实行歧视农业和农民的政策，改变农业重税政策，尽快结束农业资源的流失。也就是说，只要政府对城乡居民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就可以认为是减轻了农民负担，解决了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由于中国长期推行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城乡居民的收入与负担差距如此之大，这使得人们面临着两难抉择。如果改变现行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将会造成城市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下降，损害其既得利益，这必然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如果不改变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农民负担问题则难以彻底解决。但应该看到，农民负担问题迟早都要解决，拖延下去不仅两难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越往后解决起来难度会越大。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想彻底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如果不想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自然可以在维持现行国民收入分配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实行“费改税”这样的治标之法。而如果想彻底解决农民负担的问题，那么只有改变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舍此没有其他出路。

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20余年，市场价格机制不断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个人所得税制的发展已经使城市居民增强了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不仅是非公平的，而且对经济效率也是一种损害，改变这种分配政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最终将有利于城市居民。因此，应尽快改革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

五、坚持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税制，还是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统一城乡税制？

现行的户籍制度、农村税费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都是政府推行城市偏向分配政策的手段。这些歧视农民的制度规定既背离了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也有悖于现代社会的平等原则，必须进行改革。

第一，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消除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关键是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沟通城乡社会经济，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通过劳动力以及资本自由流动这种市场化的过程修正工农产品的不合理比价，逐步消除剪刀差。这既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也是实现城乡居民负担平等的根本措施。

显而易见，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经济和居民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并非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据李实（1999）的研究，农村流动劳动力所产生的就业替代率仅为0．L左右。从长期看，它会压低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和抑制城镇职工工资增长过快的趋势，这对于经济发展是一件好事。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还要受市场的力量的限制。这就是通过城市的“生存成本”的作用，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过度流动和城市的过度膨胀。而且劳动力自由流动还引致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当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以后，劳动力流动本身就会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人和负担差距，自然会减慢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规模和速度。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实行城市化，不仅要发展小城镇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发展大中城市的建设。通过大中城市的承载能力和辐射功能，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以这类产业的扩张增加进城农民的就业数量。

第二，统一城乡税制。

对我国这样有上亿过剩农村劳动力的国家来讲，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就成为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措施。

当前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有两种不同的思路，持“费改税”论者无论是主张将乡统筹费并入农业税，还是主张开征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税；无论是主张“取消现行的农业税及其附加、农业特产税，改为单一的土地税”（农村基本制度创新与税费体制改革问题研究课题组，1999）；还是“改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为农用土地税和农产品收入调节税”（国家税务总局农税局课题组，2000）；都是在坚持城乡元元税制的前提下改革农村税费制度。

本文认为，坚持城乡二元税制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农民税费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实行传统的农村税费制度条件下，乡镇政府与农民没能形成规范的分配关系。因此，继续实行传统的税制，不论其名称是“农业税”。“土地税”、“农业收入调节税”、“农业产品税”，都不可能改变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对减轻农民负担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经过1994年的改革，城市工商税已经成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税制，统一城乡税制将对农业也实行现代税制，这就为实现乡镇政府与农民规范与法治的分配关系奠定了一个制度基础。

统一城乡税制就是废除专门对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和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将种田的农户视同个体工商户，征收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同时废除村提留、义务工。村级公共事业所需资金由村民大会自行决定，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提留最高标准，控制提取的数额不得超标，不对村民自治范围内的分配问题横加干涉。

废除传统的农村税费制度，实行法治和规范的现代税制，不但可以理顺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而且也理顺了中央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这就为彻底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本文的建议实际上是分两个阶段减轻农民负担：第一个阶段是通过对绝大多数小农户依法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以减轻农民负担。统一城乡税制初期，由于绝大多数农户生产规模小，经营收入达不到增值税的起征点，纯收人也在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之内可以免税。第二个阶段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到农民收入不低于城市居民收入80％，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城乡居民基本平等格局时，农民再依法纳税。

篇2

2013年高考延续了以往高考对本专题知识的考查力度。试题命制以“基尼系数”“两个同步”“收入倍增”“营改税”等时政热点为素材，突出考查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税收及其作用等知识，体现了国家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关注和改善民生的重视。

二、复习指导

《收入与分配》这一专题的复习，就知识层面而言，考生要把握一个核心，即维护社会公平，可从分配制度、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等角度来认识维护社会公平的措施；可从维护社会公平的意义、财政的作用、税收的作用等角度来认识“如何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一主线；另外，考生要明确公平与财政、公平与税收、财政与税收这三对关系。

【考点解读】

1.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例1】2013年1月21日，浙江省首家股份合作农场在仙居落成。该农场以村民土地入股方式，配合“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形成农业产业化，村民成为股东后也有了更为广阔的务工渠道。这一农场建立的意义在于（ ）

①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②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③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进一步流转

④实现分配方式多元化，有利于农民增收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股份合作农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成立有利于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民作为劳动者，加入该农场劳动所得属公有制范围内的按劳分配，农民作为股东，其土地入股所得属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按土地要素分配所得，故②④入选。股份合作农场属于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的有机结合，①③不符合题意要求。

【答案】D

【答题必备】

抓住关键词区分分配方式

①按劳分配存在于公有制经济中，只要看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等信息，可判定这种分配方式为按劳分配。

②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于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外资经济和个人投资活动中，只要看到股息、利息、科技入股、出租、私营企业工资、土地流转等信息，可判定这种分配方式为按生产要素分配。

2.维护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保证和重要举措

【例2】（2013年天津卷・1）党的十明确指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目标的提出，体现了“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原则，顺应了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盼。实现居民收入倍增（ ）

①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②要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

④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根本措施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解析】①②③从发展生产、调整分配格局、建成小康社会要求角度说明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实现的措施与必然性，符合题意要求。④错误，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根本措施。

【答案】A

【答题必备】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措施

①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我国实现社会公平、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

②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合理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合理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

③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另一重要举措。要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④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促进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特别要发挥财政和税收在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

3.效率与公平

【例3】（2013年海南卷・4）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09.7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977.29元，两者之比为3.13∶1。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政府可采取的再分配措施有（ ）

①提高农产品的补贴标准

②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最低工资标准

③增加对农民的专项贷款

④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保障水平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解答本题时要抓住“再分配措施”这一设问指向。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属于初次分配的内容，③增加专项贷款不属于国家再分配的内容，均不符合题意。①④属于国家财政支付的再分配举措，应选。

【答案】B

【答题必备】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

初次分配是指在生产活动中，企业作为分配主体，将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关系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税收进行调节和规范，不直接干预。初次分配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差距不能过大。

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对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是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主要途径是国家预算，通过税收、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进行，重点调节地区、城乡、部门、不同群体、在职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收入关系，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再分配能促进社会公平，但也要注意效率。

4.财政的作用

【例4】（2013年全国新课标Ⅱ卷・12）财政政策是我国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2013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元。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度的财政赤字可以（ ）

A.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B.减轻企业的税负，改善经济结构

C.优化预算的结构，完善社会保障

D.增加社会总供给，扩大居民消费

【解析】财政赤字即国家的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国家扩大财政支出在市场形成总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故A符合题意、D予以排除。财政赤字与企业减负无关，排除B。一般说来，财政收支平衡是最佳状态，财政赤字打破了收支平衡，故C排除。

【答案】A

【答题必备】

财政的作用和表现

（1）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表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与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

（2）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表现：①加强对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行业的投资；②加大对“三农”的投资；③加大对行政管理与国防的投资；④加大对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支出等等。

（3）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表现：①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减少税收；②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经济建设支出，增加税收；③稳健的财政政策：控制赤字规模，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5.财政收入与支出

【例5】（2013年北京卷・30）下表是 2011 年北京市部分经济指标的年度增长率。

根据表中数据可以推出 2011 年北京市

A.财政收入高于财政支出，出现财政盈余

B.个人所得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

C.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速过快抑制了财政收入增长

D.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抑制了个人所得税增长

【解析】表中数据反映的是2011年北京市部分经济指标的年度增长率，不是绝对数，因此不能说明财政盈余，A不选。通过财政收入与个人所得税增长率的对比可知B项正确。经济发展水平和分配政策是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C观点错误。个人所得税是国家对个人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城镇居民平均工资增加会带来个人所得税的增长，D观点错误。

【答案】B

【答题必备】

影响财政收入的两个因素

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分配政策。

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只有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才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分配政策影响财政收入，国家应当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既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又能够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6.税收的作用

【例6】（2013年四川卷・2）S市是我国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试点城市。截止2012年底，该市共有15.9万户企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其中九成企业税负减轻。2013年1月，国务院决定选择交通运输业和6个现代服务业在全国推广“营改增”。“营改增”的积极效应是（ ）

①优化国家税种结构，拓宽财政收入来源

②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发展能力

③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有益经济结构调整

④完善国家财税制度，强化财政支出约束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材料显示S市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企业中，九成企业税负减轻，这有助于企业的发展，②正确。“营改增”把交通运输业和6个现代服务业列入推广范围，有助于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③正确。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是国家税种的优化和国家财税制度的完善，但税种变化不是财政收入来源的拓宽渠道；税种涉及财政收入而非财政支出，故①④不选。

【答案】C

【答题必备】

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1）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经济发展过热，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来抑制社会总需求。如果经济发展滞缓，可以通过减少税收刺激社会总需求，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

（2）引导居民合理消费。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对生产具有导向作用。税收可以调节居民的消费行为，如对奢侈品消费征税。

篇3

关键词：

当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部分地区出现了一批“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保险无份”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边缘群体，如何保障这些失地农民的利益成为解决城市化进程的瓶颈所在。因此，必须把解决失地农民保障问题作为推进农村城市化的前提条件，积极探索完善失地农民保障问题。要想解决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应以依法用地、节约用地和科学用地为前提，切实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一、 实行“农转非”，解决失地农民户口之忧，让失地农民享有城市居民同等身份待遇

传统上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户口性质不同，身份待遇有别，目前山东省规定：被征地村土地全部征用后，或者征用后人均土地不足0.1亩，才能以村为单位申请“农转非”。由于一次性一个村的土地全部征用或者人均剩余土地不足0.1亩的概率很低，实际情况是在几年内多次征地才达到省里规定的“农转非”条件。这样，先被征用土地的村民既失去了土地，又不能“农转非”，既形成了前面多说的“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保险无份”的局面。因此，村民们纷纷阻挠征地，从而使得好项目不能落地，导致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受阻，不利于加速城市化进程。认识到这个瓶颈所在，青岛市开发区借鉴南方几个城市的经验，突破了省内现行规定，实行了“户人均土地不足0.3亩的，可以以户为单位申请“农转非”的做法。这样做，一方面降低了准入“门槛”，有一户符合条件就办理一户，不会因其他农户有地而影响“农转非”，能够极大调动农户配合征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与农户解除承包合同，重新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不仅能有效化解因“农转非”后村民仍有剩余土地致使将来征地困难的问题，而且确保了耕地不荒。

二、 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生活补助，解决失地农民生活之忧，让失地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虽然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以及青苗和土地附着物补偿，但是由于国家政策规定，土地补偿款数额有限，不能使失地农民一辈子有保障。因而如何支配这部分土地款，就有很大的科学性和技巧性。比如大连、合肥等地实行一次性分配政策，结果产生了失地农民在用光土地款之后又重新找政府的严重后果。吸取这一教训，青岛市开发区除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支付给失地农民外，其余土地款由农村经管部门或社会保险事业部门统一管理，专门用于解决失地弄面保障问题，走出了一条以土地换保障的路子，对失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另外，对失地农民给予适当生活补助。根据失地农民年龄情况，确定相应的补助标准和补助时间，确保其基本生活有保障。对于年轻失地农民设置一年待业期。一年内未就业的，一次性发给生活补助，一年内就业的，只发给未就业月份生活补助，中年失地农民，因其暂时无法领取退休金，要在其缴纳保险费用期间内，按月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直至退休。

三、 实行就业扶持政策，解决失地农民工作之忧，让失地农民“失地不失业”

农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职业。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较低，在土地以外的其他工作岗位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在保证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帮助解决就业难题才能使其致富奔康。一要把适龄失地农民推向市场。针对这些失地农民可以免费为其提供职业介绍、就业指导，免费进行结业技能和创业能力培训。二要引导失地农民自谋职业。失地农民“农转非”并办理失业登记后自谋职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可发给《再就业优惠证》，凭证享受税费减免、资金扶持等优惠政策，三要鼓励企业吸纳失地农民就业。服务型企业、商贸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的加工企业以及街道社区内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中招用失地农民达到规定比例，并与之签订劳动合同的，可以给予减征企业所得税、提供社会保险补贴等优惠政策四要积极探索失地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篇4

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进一步风险是，财富差异正在导致“人的分化”问题的出现。这一最也已经、并在继续严重侵蚀改革、市场化，甚至法治化的正当性。

应当说，过去几年来，整个社会，包括高层，已经意识到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严重性及其可能带来的严重社会、政治后果，并已采取若干措施解决之。然而，就在同一时期，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甚至加速扩大。这一事实说明，目前已经采取的诸多旨在解决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措施并未对症，因为这些措施没有触及根本。

上世纪80年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曾作为效率优先战略的组成部分成为朝野共识，其隐含的前提是尽快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由于缺乏民主政治的有效控制和指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之计，被固化成一套增长主义的政经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群体、不同人分享增长红利的机会高度不均等。这套制度至少包括下面两点：

第一，诸多法律、政策歧视性地对待不同群体、不同人，此―权利不均等的制度安排导致人们的收入严重不均等。中国改革尽管已进行50多年，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界线始终没有明确划定，政府依然控制着诸多资源、要素，依然深度介入经济活动。这样，不同群体、不同人参与经济过程的机余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通常是由权力进行配置，因而高度不均等。

举例来说，群体性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城乡人群收入差距，就是几十年来城乡人群权利不均等造成的。这一制度人为压低了已就业于工商业部门、但“身份”为农民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在土地及市场上，地方政府、开发商或工商业投资者、被征地的农民或被拆迁的市民，权利与谈判的地位完全不同。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强制性权力，开发商或投资者可以借助政府给予的特权，占有土地增值的大部分收益，农民或市民应得的收益则被系统地侵占。

第二，增长主义争向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也在持续地扩大不同群体、不同人的收入差距。上世纪0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最主要的目标是维持高增长。为此，各级政府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比如，维持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为了吸引投资而对不同企业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政府片面地追求企业规模，通过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等，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采取了诸多歧视性政策。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就业于不同部门、不同企业的劳动力的收入，差距极大。尤其是普通民众大量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制度成本过高，利润低下，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被不正常地维持在低水平上。

可以看出，深层次的制度扭曲造成了收入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政府在此基础上采取的某些矫正政策，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者二次分配政策，比如福利体系、所得税制度等，相对于过度严重的收入结构失衡，近乎杯水车薪。

要扭转收入结构失衡的趋势，就必须触及这些基础性的制度问题。首先，要坚定推进国民权利平等，尽快地修订、废除那些制造歧视的法律、政策，这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现在这项事业正在进行，但还不够坚定、大胆。其次，要对根深蒂固的增长主义迷信进行反思，将经济增长置于国民的幸福、尊严等更高价值的控制之下。

篇5

马亚丽（1991-），女，山西吕梁人，研究生在读，会计专业，研究方向：财务会计。

摘要：农村公共政策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介绍了家电下乡政策的成效和不足，然后阐述了实施家电下乡对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启示，最后对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优化措施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家电下乡；三农

一、引言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国家。“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重点关注的问题，能否解决好“三农”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然而，由于涉及到“三农”，此类问题往往非常棘手，单纯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并不能有效解决，能否得到外部环境的帮助，对于解决“三农”问题非常重要。因此，在加快农村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国家制定符合农村实际的公共政策。随着国民经济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农村公共政策的内容也在发展与变化。如今的农村公共政策，制定时不再像最初的以农民直接受到实惠为目标，而是逐渐转变为以符合市场化需求，并建成能够统筹城乡发展的农村市场经济。本文从家电下乡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家电下乡政策在实行时的取得的成效和不足，对我国在实施农村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就行了探讨，进而提出针对其创新发展的建议。

二、从家电下乡看我国农村公共政策

1、家电下乡取得的成效

家电下乡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经过各级政府组织、制造企业的贯彻与落实，下乡产品销售数量有了很大增长。根据商务部不完全统计，2010年9月份单月下乡电器销量为370万台，比上一年同期增长10倍以上，单月销售金额也突破了75亿元大关。与此同时，商务部逐步制定了完善的家电下乡操作制度，进一步扩充了家电补贴种类，加大了补贴金额，在审核与兑现家电下乡补贴的过程中，也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简化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此外，相关部门也制定了具体规定，用以保证下乡家电的质量和售后服务。

2、从家电下乡看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不足

（1）缺乏合理的标准。制定家电下乡补贴标准时，未有效分析各地区贫困程度，均以13%的额度进行补贴，显然缺乏合理的梯度。

（2）实施环节过于繁琐。家电下乡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审核与报销兑现程序过于复杂。例如，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工可以购买家电下乡产品，但报销补贴款时则需回户籍所在地办理，这无疑使实施环节变得更为繁冗。

（3）缺乏配套条件。配套条件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影响着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效果，农民将自己的储蓄作为防老、子女婚嫁以及家庭重大事情所用，并不会首选购买家电产品。同时，家电下乡的售后服务往往存在收费问题，例如送货、安装、调试等需均收费，这大大降低了惠农补贴金额。

三、家电下乡对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启示

1、理性推动农村消费市场

虽然国家在实施诸如家电下乡等农村公共政策时，其目的是拉动农村消费水平，但是，由于偏远地区农民收入普遍很低，整体消费信贷环境较差，导致农村公共政策实施时收益有限。因此，在制定惠农政策时，不应是盲目推动农村消费市场，应理性考虑。

2、保证应有配套制度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农民收入也随之增长，消费水平同样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近两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农民工就业较为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此外，由于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够健全，在家庭消费支出方面仍较为谨慎；基础设施方面也不够完善。因此，建设基础设施对于刺激农村消费而言非常重要。

四、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优化措施

1、调整收入政策

农民消费能力的高低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的，提高农民的收入，优化收入分配政策，可以将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然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的大约0.31扩大到2010年的0.51，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差距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差距，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5%左右。1997年后，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远远超过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地区内部差距，成为全国收入差距的最大组成部分。

在农民收入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人身保险市场的发展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应实施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有效地改变了农民，农村，农业的双重经济结构，实现城市和农村与社会的均衡发展。首先，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至城市。随着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更多的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生态环境，在农业研究和开发上投资，技术进行推广，提高农业科技含量，进一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最后，促进农民工的就业和再就业，提供有效和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保护和加快市场化的劳动力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应尽快解除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生产系统的限制因素和其他因素。总之，通过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消费环境，调动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使潜在的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

2、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供给政策

农村公共产品的监管应按法律进行明确，并清楚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杜绝上下级政府互相推诿。

改革并实行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一体化政策，提供公共产品时，应遵循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向农村增大公共产品投入，加强建设基础配套设施。诸如，重点建设农村电力设施、广播电视信号基站、公共交通道路等。同时，农村基础配套设施的投入属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在建设时，应兼顾城乡公平原则，力争缩小城乡差距。

3、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农村教师年龄结构存在很大问题，某些农村地区45岁以上的教师占比达到45%以上，这便意味着，这批年龄较大的教师退休后，我国农村教育将面临断档的问题。因此，国家应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比例，使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基础教育能够均衡发展。

4、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是我国农村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一是像农民工这样特殊农民群体存在着人身保障需求。二是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城市更为严重，这一群体经济来源较少，也影响着农民的消费及储蓄结构。社会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由于政府财力有限也无法覆盖广大的农村地区。因此，我国需结合我国国情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探究其原因，并就如何有效发挥农村公共政策作用，进一步完善、补充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五、结论

由于我国各地区农村基本情况不同，导致公共政策很难真正惠及到农民。因此，只有系统全面的制定符合不同农村地区自身条件的农村公共政策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齐浩，李佳新.论家电下乡对我国惠农政策的启示[J].科技创新与产业应用，2010，（10）；187-188.

[2]彭良玉，徐长浩.关于我国农村消费的现状及对策思路研究综述[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03）；167-168

河北省城镇化过程中土地集约利用

王建利

摘要：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基础；城镇化衍变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经过程。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土地资源供需不平衡问题的更为突出，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必然要求河北省在进行城镇化过程中始终坚持合理规划、高效利用土地，走土地集约利用的城镇化道路。本文针对河北省城镇化中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现状进行分析，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与提出改善对策。

关键词：城镇化；土地集约利用；改善

城市化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终结果，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与辐射效应。与之对应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总量和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大幅地推动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剧增、加大了土地用地的压力特别是耕地。因此，是否能正确协调城镇化建设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关系早已作为衡量城镇化建设是否成功的标准，同时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也为土地资源、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也要求在城镇化建设中要实现土地高效的土地集约利用。

一、河北省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的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河北省城镇化建设用地和城市居民点建设用地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且城市和居民点规模的扩张以侵占周围耕地为主。目前，河北省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据河北统计局预测，到2025年河北省城镇化率将达到62%，城市常驻人口将达到4365万人，由此可推测在未来城镇化建设用地的需求会更加严峻。“人多地少，土地后备资源紧张”是河北省土地资源基本情况，然而进行城镇化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占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减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土地使用的浪费与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一直是备受关注。

1.城镇化建设规模严重偏小，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低

由于河北省城镇化建设缺乏科学统一协调的城镇体系规划，城镇发展，特别是小城镇发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随意性大，重点不突出，性质类同，多是以行政为重，无特色。大多数建制镇设镇后，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小，依然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服务业发展幅度变化不大，与一般常规集镇看不出明显的区别，导致城镇化实质内容落后于形式内容；以致造成河北省城镇化总体水平偏低和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低2013年河北省的城市化率仅为48.3%，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线56.1%。

2.双重用地问题日益突出

城镇化是指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城镇化水平的逐年提高加大了对城市周边用地的压力，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农村人口减少的结果就是“空心村”现象。同时存在大量的布局零散、土地升值与利用开发能力严重潜力不足的“空心村”，且受到政策、制度、投资等方面的约束，导致农业人口进城务工或定居后，无法及时有效的将农村的宅基地进行土地流转，造成已成为非农业人口在城市和农村双重用地问题。较低的城市归属感与社会保障不足是导致农民双重占地、多重占地的主要原因。“空心村”不加以控制最终必然会造成农村土地闲置浪费，加大对城市周边用地的压力。

3.城市用地布局不合理，有待进一步调整

（1）城镇用地结构不合理，城镇建设用地与居民点用地交叉干扰

河北省城镇化建设初期占用的土地，其土地使用用途、利用方式与城镇化建设目标的要求相互背离。由于早期城镇化建设理论与经验的不足，致使在城市中心区存在一些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低下和生态环境破坏力大的重矿企业，甚至建设在中心城区。重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出“三废”和噪声，早早成为城区的主要污染源，并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由于位于城市中心区，不仅促使周围土地价格的上升与用地紧张，也使企业自身的发展建设所需用地用量受到制约。河北省中小城镇的城镇化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分布呈散点型。其中多数城镇是以自然资源与交通枢纽为基础建立的，城镇综合经济实力不足，且城镇化建设规划严重不足，受比较效益、机会成本驱动，忽视城镇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沿公路布局城镇化建设规划，因抢占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段建设导致城镇内穿插不少的闲散地，人为形成了一些难以综合利用的边角余地或建设死角造成土地的大量闲置与浪费。

（2）土地级差效益未充分发挥，“优地劣用”的现象始终存在

长期以来，因为土地流转市场缺乏规范管理，造成大量土地非法流转与出让，土地级差效益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城市中心区的繁华地段在城镇规划早期被一些占地大、污染重、效益低的重矿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占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测算，我国城市分类用地地价比例关系为，商业地价：住宅地价：工业地价为5：3：2。由此可知，土地级差收益低的工业用地占用土地级差效益高的城市中心区，致使城镇土地利用结构的空间布局严重背离土地价值体系构成，土地利用总体经济效益低。因此在城镇化建设用地规划中应按照土地市场经济规律，逐步减少城区第二产业用地，增加第三产业用地，大力扶持经济效益更高的第三产业，以更替原有城市以第二产业为中心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快置换经济效益差的产业用地与鼓励支持土地级差效益大的产业发展。

二、河北省土地集约利用的改善措施

1.制定科学严谨的土地用地指标体系，控制城镇化建设用地的数量

（1）制定科学严谨的土地用地指标体系，设定土地集约利用的标准。（2）始终按照制定的用地指标编制和审批城乡规划方案。对不符合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划不予通过，设定期限让其更改，必须按制定的标准进行缩减。（3）严格控制中小城镇建设用地规划指标。因此，应当针对不同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城市利用规划手段制定定级分类来指导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时刻控制中小城镇的建设用地指标。

2.增强城镇化建设用地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

河北省城镇化建设中土地集约程度偏低，原因是河北省城镇化的总体水平偏低，城镇规模较小，不能有效形成城镇之间的协同效应。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得知河北省从2001年到2013年之间城镇数量增加2.4倍，尽管城镇经济发展速度较之前有小幅下降，但当务之急不是遏制由于对土地集约利用认识不足造成城镇化规模盲目扩张，而是合理利用土地规划提高城镇化建设中土地集约利用率，全面挖掘尚未充分利用土地的级差经济效益。在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大前提下，以土地集约利用率高的城市，带动周围城镇发展，实现“发散式”城镇发展，进而实现“城镇群”协同效应与规模效益，增强“城镇群”的经济发展实力，可以有效的吸引更多的农业人口向中心城镇转移，从而可以推动劳动密集型城镇土地集约利用

3.合理利用土地置换政策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城镇建设更加受到土地资源供给不足的制约，只有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调整不同产业间土地总量的分配，才有可能满足城镇化建设用地的需求。城镇土地置换是对城镇化建设中不同性质用地结构进行功能配置上的转换，以此提高城镇化建设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升级土地利用结构空间布局。通过土地置换逐步调整不合理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不同产业之间土地结构布局，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三、结束语

城镇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达成全面小康的重要过程，因此在城镇化发展和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合理规划、高效利用土地，走土地集约利用的城镇化道路。及时调整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与加快土地置换，把握好基本耕地保护和城镇化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张清军， 河北省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研究[J]，贵州农业科学 ，2010.10

[2]河北省统计局，2013河北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篇6

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被认为是宏观调控的猛药。而在我国，央行短期内连调存款准备金率，背景是货币政策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也成为温柔的信号。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1．3％的增长速度创下自1995年以来的峰值，这一速度出乎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上半年，信贷投放增量接近央行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的90％，尽管此前央行于4月份调高贷款利率27个基点，于6月份宣布7月初调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

有人认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了1．3％，仍在合理区间，且困扰中国的电力、煤炭和运输瓶颈没有重来，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状态。 然而，现实并不让人乐观。我国经济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投资和高出口基础之上，而这一发展模式难以具有持久力。目前，投资加速背后更多体现了一种政治生态，并偏离结构调整的目标。出口拉动下的持续顺差，导致我国贸易摩擦频繁，人民币因此面临更加严重的升值压力。

为控制经济过热和结构失衡，国家从收紧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采取调控措施。过去几年间，央行调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窗口指导，但收紧流动性的努力收效甚微，这意味着紧缩政策最终并没有有效传导到商业银行层面。

具体来看，今年央行两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大约锁定3000亿元商业银行资金，但相对于上半年金融机构新增贷款2．18万亿元，这一数额无足轻重。更何况，央行继续上调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已不大。再看利率政策，央行面临两难选择。4月份出台的利率调整政策，仅调高贷款利率，其用意既要控制经济过热，又想扩大消费，还要避免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但这一多重目标的政策，其效果大打折扣。

近年来，拉动经济发展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一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制约内需不足的因素，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原因，有居民消费观念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居民收入总体不高，且收入差距过大。我国劳动者工资占GDP的比例一直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工薪阶层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即使加上农民的2万亿收入，也仅占当年GDP的32％，而成熟市场国家的收入分配率普遍都在54％至65％之间。

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当前在采取控制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同时，还应在分配政策调整上有明显的动作，即提高工人工资特别是提高出口导向型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惩治克扣、拖欠工人工资的行为，其意义不仅在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在于提高企业生产或投资成本，防止经济过热。

篇7

一、当前农民工短缺、涨薪潮,是否真的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农民工”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同步造成的。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的,工业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城市化,城市化则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无论是英国、美国这些老牌工业化国家,还是韩国、中国台湾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就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聚、从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变化的过程。

在中国,由于城市化长期落后于工业化,1978年以来经济改革也是以商品市场的发展在先,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发展滞后为特征,加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足,农民工在我国就成了一群候鸟式流动的人群。几年前曾经在我国的沿海地区出现过“民工荒”现象,但是,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还是有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过年,滞留农村的劳动力增加,造成隐性失业和劳动力资源的浪费。2010年,中国经济率先强劲复苏,制造业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幅提高,东部沿海地区再现“民工荒”现象。需求大于供给,工资就会上涨,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企业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终于引发一轮农民工的涨薪潮。面对这些现象,国内很多学者开始纷纷认为“刘易斯拐点”已到来,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一个由劳动力短缺所导致的低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被倒逼调整的阶段。但本文认为这样的判断值得商榷,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基本事实来讨论。

第一,现在我们讨论“刘易斯拐点”都是以目前既定的城乡两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基础的,设想一下,中国如果没有户籍制度,或者户籍制度可以取消,土地制度的产权界定和交易也可以做到城乡统一运行,即农民可以根据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住房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原则,处理他们所拥有的农村住房、宅基地和耕地,城乡所有生产要素可以按照提高市场效率的方式进行配置,与此同时,农民还享有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那么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速度还会像现在这样处于下降通道吗?很显然,现有的户籍、土地、住房、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制约,尽管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经呈现出很大的变化,但是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还不是主要原因。

根据中国改革的现实和劳动力迁移的情况,在真正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中国还存在一个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拐点。在制度拐点到来之前,劳动力在原来城乡分割的制度空间下进行局部的、不完整的、随着危机到来可以撤销的迁移。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得到迅速释放,迁移速度增长比较快。当劳动力迁移进行到拐点附近以后,劳动力进一步迁移所涉及的各项制度内容就变得越发重要,尚未改变的城乡分割制度空间成为了劳动力进一步迁移的瓶颈。

第二,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但是第一产业所占的就业比重是39%。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国,即便是受土地的精耕细作,还有土地的长子继承制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下降到5%、劳动力就业比重没有下降到10%之前,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快速转移时期。

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高速时期。除了前面说的制度性因素,近年来影响农民工转移速度的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一是由于最近几年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务农收入提高,上了年纪的农民工小富即安,出来的动力就少了。二是随着农业水利建设等投资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进城打工工资相对于务农收入的优势不明显。三是中西部开发导致那里的劳动力需求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东部地区务工民工为9076万人,比上年下降8.9%,占全国农民工比重的62.5%,比上年下降8.5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外出民工则分别增长33.2%和5.8%,占比分别较上年上升3.8和4.8个百分点。四是东部生活成本上升,住房费用上升,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上升(以深圳为例,每月食品600元,恩格尔系数0.5,个人生活1200元,加上一定的赡养系数,每月最低工资应在1800元左右)。由此可见,这次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并不能从中得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千方百计地加快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提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讨论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和二产与三产之间结构的转变。而不是继续城乡二元状态,维持农民和农业劳动力在经济中的高占比,在封闭的城市系统中讨论经济结构的转型,比如单一地讨论城市的产业结构的提升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大量本来可以继续吸纳农民就业的产业在城市中消失了,城市的产业结构在政府的大力作用下可能有所提升,但是提升的速度往往是后继乏力的;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农民的收入水平,我们必须做大量的工业到农业、城市到农村的转移支付工作,而农业则失去了劳动力提高和现代化的机会,最后也就是失去了自身造血的机制。

二、如何看待农民工工资增加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

目前国内有很多文章从公平的角度、农民工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是否同步的角度、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城市生活费用是否匹配的角度,讨论农民工增加工资的合理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实践中如何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是一件极为复杂的工作,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我们应该讨论农民工工资上升的依据何在?我们知道,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讲,农民工工资增长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根据有关统计,1998―2006年间,我国非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6.27%,全国工业企业职工工资增长12.85%,相差四个百分点。另据估算,1994―2008年,劳动生产率增长20.8%,而同期制造业工资增长13.2%。因此,从整个经济或者从非国有企业的情况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快于劳动收入的提高。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企业一直是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来吸收劳动成本上升的影响,总的来说,企业的盈余增长要快于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与此同时,多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上升速度也比较快。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从1997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4%,企业盈余从23%上升到31%,政府收入增长近30%。

在这样一种收入分配格局下,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是合理的,笼统地讲是有微观基础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讲,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需求方面的主要拉动力之一――出口正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如何从外需拉动转到内需拉动尤其是居民的消费需求拉动,是我们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劳动工资的增长,进而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就可以促进总需求结构的改变,从以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以居民的消费需求拉动。同时,东部地区民工工资的提高,进而各项成本的提高,可以迫使这些城市将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从而带来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变。

尽管推理有其合理性,实践也正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推理复杂得多。因此,接下去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通过政府的干预,使得全国各类企业的工资都来一个普遍的上涨,或者政府提出一个“收入倍增计划”,在若干年内使工资的上涨快于GDP的上涨?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增加工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还是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工资的增长幅度?回答是,劳动力市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会适得其反。原因非常简单: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阶段千差万别,各类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劳动力的素质或者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千差万别。如果我们试图用单一的类似收入倍增计划那样的收入分配政策来对付所有的地区、所有的企业和所有的劳动者,那么一定会危及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些企业可能倒闭,有些劳动者可能面临失业的下场。

尽管本文在前面提到,近十年来工资的上涨落后于企业盈余和政府收入的增长,就企业内部来讲,剩余价值率是高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如此。我们一般可以把企业分为:具有垄断利润的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竞争性的但暂时具有较高利润的企业和竞争性只获得正常的微薄利润的企业。对于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具有内部人特征的职工,目前收入是很高的,而且是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对于他们的收入分配,我们不是鼓励增长职工的工资,而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要规制他们的过高收入。对于所有具有不同类型的超正常利润的企业,其职工工资的上升幅度应该通过集体议价的方式进行,尽可能让劳动者获得其应该获得的收入份额。

对于大量出口相关的制造业企业,由于产品是国际定价,企业难以将上升的成本转嫁到最终产品,短期内工资上涨可能导致企业难以生存。这类企业短期内的应对之策无非是以下四种:转换自动化设备,尽量节约劳动力;向中西部或国外转移工厂和生产基地;产业的自我提升;倒闭。不管哪种情况发生,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问题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对于这类企业,如果一方面想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又要保全劳动者的就业,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减税和让利的基础上提高工人的工资。

因此,在收入分配和工资变动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些基本的理念,即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坚持市场机制调整优先的理念、宏观调控政策中的就业优先理念等等。政府只能做市场机制不能做的事情,如社会保障和收入在二次分配中转移支付。另外,对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我们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操之过急。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升级其根本动力在于制度(政治、社会、经济、科技和教育制度)的变革,在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升。也就是说,要想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方面获得提升和变化,首先必须做到劳动力素质结构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劳动力结构,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经济转型的前提条件是制度的变革和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高。

三、依靠单一的涨工资,能否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推进中国城市化过程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向纵深发展,农业通过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使城市资本和科技进入农业,土地等生产要素获得重新优化配置。但是,在这一过程的推进中,由于城乡收入分配的差异、城乡居民所拥有的金融资产数量上的差异、城市房地产市场房价的大幅上升,使得农民市民化过程的难度大大增加,城市化进程面临严峻的挑战。农民工工资提高的速度再快都无法解决他们进城的安置问题。目前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岁数大的可能还会选择回出生地养老,但是那些八零后与九零后的青年农民工,已经具有强烈融入城市的愿望,但基于各种现存制度的掣肘,城市对他们基本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因此,我们可以从改革户籍制度、统一推进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建设和要素资本化过程入手,推进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通过改革,我们还是要在中国东部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进一步集聚和转移劳动力,吸纳人口。如果这三个地区能够吸纳中国的一半人口,即6.5亿人口,余下的6.5亿中再有一半通过进一步的城市化集聚在中西部的大、中、小城市,中国的农业人口将大幅度下降。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减少,现代农业和高效农业的时代就可能到来。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转移和在城市中的集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同时,人口的集聚也是服务业兴起和发展的前提。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是可以创造奇迹的,空间上的奇迹就是产业和人口在大都市的集聚所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经济总量和极其强大的城市竞争力。世界上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和新加坡等城市,无一不是如此。但是在过去三十年中,我国城市化进程一直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期间我们至少转移了2.3亿的农村劳动力,但是这些劳动力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完成农民的身份转变既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所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也再次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不能主要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迟早都要出问题的,还是要把重点放在内需上,尤其是消费。而把农民工变成城里人,将会创造巨大的消费和投资空间。

目前,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来自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如果我们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逐步改革户籍制度,代之以就业和稳定居住地为基础的居住证制度;如果农业的土地使用权界定到家庭或个人,并让它们充分流转,或一次性处置换取社会保障基金,或入股享受土地的收益权;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如果能像城市居民的住房一样通过使用权界定而获得出售、银行抵押的权利,并且通过土地指标的跨省交易而获得城市土地开发的级差地租的利益;如果城乡的教育差距能够缩小,政府公共服务品的覆盖率能够提高,那么高效和现代的农业就可能出现,更多的农民就可以转移到城市,农民工也就可以成为正式意义上的工人。

在所有阻碍农民工身份转变的因素中,户籍制度是最为基本的制度约束。所有在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品供给方面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并通过户籍制度而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和附着在上面的福利因素彻底剥离。但是,考虑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和公共品供给体系的承受能力,改革应分步骤地进行。首先应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对他们实行和本地户籍劳动力相统一的政策,然后逐步把他们纳入到城市公共品供给体系中,这其中公共医疗和教育处于优先需要解决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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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支农投入不足

1.财政支出中支农投入的比例趋于下降

2.国家财政性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远低于农业GDP在整个GDP中的比重

3.国家财政性支农支出中农业、农民的直接受益份额偏少

从总量上看，国家财政支农投入不足；进一步对国家财政支农投入的结构进行分析，仅有的这些财政支农资金也并未全部用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首先，当前预算内财政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等项，其中的“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各级农口行政事业单位事业经费开支，名义上属于支农支出但实际上大部分却流向了城市。其次，一些财政支农项目支出，如：江海堤防、南水北调、防洪防汛等，其受益对象包括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但支出却全部列在支农资金中。再次，目前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扶持农业科技推广、产业化、乡镇企业、农产品流通等来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虽然有针对性强、效率高、便于管理等优点，但实际操作中，大量资金却因此流向了科研院所、工业企业、农业管理部门（七站八所）等，农业、农民直接收益的份额很少。另外，财政支农补贴对象和环节也存在错位。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实施财政支持的重点是粮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基本的政策措施是通过价格手段和财政补贴方式来调节农产品供求关系，并保障农民收入增长。但现有的政策执行机制一方面使政府陷入永无止境财政补贴“黑洞”，每年仅粮食企业的亏损就有上千亿元，另一方面使政府的农业政策效应难以实现，大量财政补贴的受益者是庞大臃肿的农产品（粮棉）流通部门，农民的受益非常有限。

（二）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不足

从微观上讲，国家财政对农民的分配就是农民享受到的公共产品。从这个角度看，农民承受的非国民待遇更为明显。实际上，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一直未将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完全纳入制度内考虑。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仍然是人民公社时期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延续。这种极不完善的制度外供给体制造成了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格局的三大问题：一般的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缺失及农民为享受仅有的公共产品付出的代价极不合理。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2.农村社会保障缺失

在社会保障方面，城市里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三条保障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在农村，长期以来一直施行的是以土地代社保的政策，但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特点，决定了这一制度的保障程度极低，仅仅是基本解决了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在设计上并未将农村人口的生、老、病、死等考虑进去。而就是这样一种低水平、不完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实际执行中仍然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由于现行农村土地名义上属集体所有，但由于集体利益的实际代表者的缺位，所有权归属不清，侵占农民土地的事件层出不穷。同时，近年来国家通过减持部分国有资产来弥补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而我国强大的工业化体系的建立是通过长期掠取农业剩余来完成的，这部分国有资产的积累仅仅用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对农民也是极不公平的。

3.农民为公共产品付出的代价不合理

二、调整财政分配格局，促进“三农”问题解决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新世纪前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为此，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公共财政更加突出的是财政的公共性，即财政活动是为了满足全社会每个公民的公共需要，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调节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使之符合社会公平或公正的目标[5].在这样的背景下，及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显然是势在必行。

（一）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集中体现，财政支持是对“三农”最直接的支持。要扭转国民收入和财政资金分配中轻视农业、农村、农民的局面，最关键的是要尽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稳定增加财政支农投入。

1.确保财政支农投入的稳定增长

必须充分认识到，农业生产的根本特点和农产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农业是存在市场失灵的经济领域。而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财政支出的界定就是以市场是否失灵为依据，财政支农支出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而稳定增长。不仅如此，为了体现“三农”的优先位置，还必须使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其它支出的增长速度。

2.拓展支农资金来源渠道

除了直接投入，财政还要积极发挥资金的引导作用，以拓宽农业投资渠道，增辟新的农业投资来源。政府可以通过贴息、担保、政策优惠等方式以及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收益”的原则，引导并刺激银行信贷资金、外资、民资、工商资本投入农业，提高农业投资的吸引力。政府要制造一个政策环境，明确政府鼓励投资的领域，如生产经营性领域、应用科学领域中的竞争性项目，列出具体目录和补贴、优惠、奖励的办法等，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

3.明确支农投入的重点

在财政支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资金投向应该是农业和农村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具体来说，支农的重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因为它是农业稳定发展、高效运转的重要物质保证；二是加大农业科研的投入，因为它是增加农业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手段，也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三是支持涉农服务体系的建设，因为它是实现农业生产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基础和平台。

4.改革支农资金投入方式

为了使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政府的支持，财政支农资金要尽量减少间接的和对中间环节的补贴，积极探索对农民直接支持的各种有效补贴办法，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以收入补贴、生产补贴、救补贴为主要方式的财政支农资金直接补贴模式。

（二）改变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的农村歧视，追求社会公平

公共财政制度的目标之一就是追求社会公平，而我国目前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恰恰没有给农民及其子女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因此，实现公平，关键是建设农村的公共财政体系，使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公民可享受到大体相同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1.通过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从制度上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无论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还是农民支付的成本过高，都与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称有关。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全面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改变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村歧视，这其实也是为工农协调发展奠定财政基础。一要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根据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变化情况，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范围，在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增强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和支付能力的同时，兼顾县、乡级财政收入状况；改革省以下的财政体制，逐步将地方税种进行分类，合理划分地方各级财政收入的范围，确保乡镇一级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二是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要相互适应。凡属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供给；凡属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也要明确划分，并保证相应的经费来源。三是建立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的作用就是使财政体制具有平衡地区间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能力。目前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是建立在基数法分配的基础上的，不利于有效调节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公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另外，专项补助透明度不高，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必须在重新划分收入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因素法为基础的科学、规范的，以平衡各地人均财力为重点的转移支付制度。

2.建立起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相适应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应按照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原则，通过财政分配的适当倾斜，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居民、进城打工的农民以及离土不离乡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其社会保障资金由国家、单位、个人三方面共同负担；纯农户的社会保障资金可以采取国家、个人共同负担的模式，但国家负担的比例应该比城市要适当高一点。考虑到农村生活水平与城市的差距，对农村人口的保障的标准可以比城市低一些，但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必须尽快建立起来。

3.统一城乡税制

改变农民享受公共产品的不公平，另一个应该采取的举措是统一城乡税制，取消农业税，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公平一致的税制体系。统一城乡税制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征收农产品增值税。农产品增值税对农业生产者来说，可以通过价格将税收的实际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并将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资料所含的增值额得到部分抵扣，提高初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来说，可以以17%的税率抵扣进项税额，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农业加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农产品征收增值税，只对进入流通环节的农产品征收，不进入流通环节的农产品一律免收。由于当前农村主要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主，对这些小农户征收增值税数量较小、税源分散、征收成本很大，因此对面广量大的小农经营免于征收，同时对他们购买的农用生产资料也不实行抵扣。而种养大户或农业企业，账目规范的，应当征收增值税，同时也允许他们对所购买的农用生产资料进行抵扣。二是征收农民个人所得税。对农民承包经营所得扣除一定的费用标准后，征收个人所得税。由于目前农业承包经营的所得相当低下，所以绝大多数承包经营的农民将不负担个人所得税，不会因此增加负担。只有少数特种种植、养殖，收入高出费用扣除标准的农民才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调节农村行业差别和农产收入悬殊的问题。

「参考文献

[2] 江苏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三农问题解决[J].调研世界，2003，（4）。

[3] 刘保平，秦国民。试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现状、问题与改革[J].甘肃社会科学，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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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阳县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实际情况

1.对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内涵的认识

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即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这意味着，需要使用农民集体土地的经营项目，可以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通过有形土地市场，取得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符合规划的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的，与城市固有土地一样，价格将由市场决定。这项制度提高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地位，还原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使集体所有权真正成为和国家所有权并立的公有制所有形式之一。

2.宁阳县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现状

⑴国有建设用地一、二级市场情况。我县2009-2013 年共办理国有存量建设用地出让手续38 宗，面积71.8511 公顷，收取土地出让总价款30180.29万元；办理新增建设用地出让手续169 宗，面积657.3612 公顷，收取土地出让总价款251005.8万元；办理国有建设用地转让手续295 宗，面积361.59 公顷，土地转让金为77593.8万元；办理国有建设用地抵押手续1238 宗，面积1693.41 公顷，贷款额为367991.83万元。

⑵征地制度制约一体化进程。根据现行的土地流程及政策规定，当用地单位确实需要使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必须通过国家征收将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转化为国家所有的土地，之后通过出让等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此，征收制度决定了国有建设用地具有凌驾于集体建设用地的产权，集体建设用地基本被排斥在成熟的国有建设用地市场之外，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之间缺乏有机联系。

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现状。①配套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尚未建立，农民将土地视为安身立命的保障。在没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容易使广大农民存在后顾之忧，不能积极正确的响应政策。

②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不明确将影响建设用地市场的进程。目前我县正在进行农村土地确权发证工作，在现实操作中,大部分农民对于土地归谁所有都存在疑惑,村内生产小组与村委会对于农村土地都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因此,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极其不明晰,这对于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进程中供给主体的培育极为不利,容易造成利益纠纷。

⑷农村宅基地流转现状。我县进行了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但大部分村庄只注重规划占新区建房而不考虑旧村庄改造。有的经济条件好的到县城、乡镇驻地或新规划社区购房后，村里宅基地仍然闲置占用；部分村民不愿在老地方建房，年复一年，造成村内宅基地空闲闲置。另外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只能在同村内部转让，在新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用地确权遇到难题。

二、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议

1.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使符合条件的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首要障碍是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要使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健康，有序，规范的发展，必须修改相关的法律条款，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根据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相关表述，农村建设用地只能在符合规划情况下内部使用，如果外部使用，就必须经过征地。而按现行土地管理法，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可以参与联营，但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按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规定，家庭承包土地、宅基地不能用来抵押。债权改变后，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和所有权。必须推动相关法律的统一，解决土地法规碎片化、矛盾化问题，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提供先决条件，使农村建设用地在符合相关规划的条件下进入建设用地市场。

2.制定有效的土地收益分配政策，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土地收益应当主要归集体所有，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作为管理者无权直接分享产权人的处置价款，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收益应当纳入集体资产统一管理，主要用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社会保障和发展生产。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承载着社会保障的功能，因此必然减低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必然会给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带来阻力。为了促进建设用地市场的发展，必须相应的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保证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3.做好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确权工作，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

明确产权要依靠土地登记确权，实行土地统一登记发证制度。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据已确认的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造册，核发土地权利证书，确认所有权及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避免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权属纠纷，维护合法权益。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转让，入股，租凭等。

4.规划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试点范围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宜先在乡、村庄规划区范围内试点。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中，城镇土地市场和农村土地市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通过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土地使用者可在土地市场中任意选取能满足自身需要的城镇土地或农村建设用地，实现城镇土地市场与农村建设用地市场的协调统一。

5.严格控制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后的用途

应严禁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商品住宅开发，用于商品住宅开发的必须征为国有。如果允许使用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商品住宅开发，难以实现控制房地产开发总量的要求，同时由于产权形式复杂，也难以保证商品住宅交易的安全，让小产权房入市有机可乘。

6.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纳入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并优先满足集体建设用地。

在宅基地的分配上，对扩展边界内的城郊、近郊农村居民点用地，不再进行单宗分散的宅基地分配，鼓励集中建设公寓式住宅或有特色的农民新居。对扩展边界外的村庄，严格执行一户只能申请一处符合规定面积标准的宅基地。经济条件较好、土地资源供求矛盾突出的地方，允许村集体组织对新申请宅基地的住户开展宅基地有偿使用试点。在基础管理工作上，要依法加快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妥善处理宅基地争议。积极建立农村宅基地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宅基地动态信息查询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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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分配 库兹涅茨 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水平实现了腾飞。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亿元，2011年已增长到471564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其年均实际增长率约为9.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中国的人均收入在2010年已达到了428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7520美元（购买力平价调整了各国的价格差异）。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已经跻身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然而，随着中国到达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越来越多，这种担忧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收入分配的问题。首先，高速的经济增长一旦减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趋于减缓和停滞，收入差距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其次，如果收入差距问题不及时解决甚至进一步扩大，将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又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诱因。

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相比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改善收入分配具备较为成熟的条件，从理论上可以期待一个收入差距从峰顶开始下降的库兹涅茨转折点。 可是对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的我国是否迎来了刘易斯拐点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状况的变化也存在着相反的意见，但是不论是一般性的观察还是专业性的研究都承认，按照国际标准来说，中国的收入不均等程度是较高的。

（一）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中国收入分配状况

基尼系数是指一个社会实际收入分配比例偏离总体平均分配状况的百分比，可以用来准确概括地放映一个社会的总体收入分配状况。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悬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20世纪80年代以后，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虽然自2000年以来，由于城乡流动人口和收入测算标准模糊等原因，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公布过我国基尼系数，但自从1988年参加经济学家赵人伟教授主持的中国社科院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以来，共进行了4次关于基尼指数的大型调查和测算，结果分别为：1988年0.382，1995年0.455，2002年0.454，2007年0.48，2010年估计已达到5.0。除此之外，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也都在上升（表1）。贫富分化的现象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最终阻碍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二）隐性收入所忽视的收入分配差距

目前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测算方式方法很多，可是很多数据的获得都忽视了数额越来越庞大的隐性收入部分。我国许多资源和资产缺乏监督，随后产生的受益往往具有灰色收入的性质。来自于土地出让、国有资产让渡、公共建设项目招投标、直接和间接融资活动，不平等、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占有各种资源所得会被瞒报。这些过程所产生的收入和收入流是与特权和寻租行为相伴而来，其分配自然是以极端不均等的方式进行的，这也构成了扩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力量。如果把这部分灰色收入纳入到测算的数据中，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还会更大。

因此，不论是从宏观方面的基尼系数还是农村和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工农、城乡、行业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协调，不仅使农村和农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矛盾，造成经济效率损失。

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而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困扰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难题。这样的难题既有理论的推断也有很多现实因素的影响。

（一）收入分配差距的理论基础

库兹涅茨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等》一文中着重回答了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增长进程中收入分配不均等状况是恶化还是缓解，以及哪些因素决定其长期水平和趋势。库兹涅茨事实其结果呈现倒U型曲线，也就是说，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先扩大然后缩小。也就是说在一国经济并未达到较高水平之前，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加大的。首先，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慢慢下降，使得新的技术越来越具有获取公共资源的特点，投资仅仅是少数人获益，因而无助于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使得劳动力市场真正地出现供不应求，这也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拐点过后便意味着必须给非熟练劳动力、普通劳动者涨工资，获益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到了这个阶段，随着用工矛盾缓解，就逆转了过去的趋势，收入分配状况会在初次分配的层面上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只有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库兹涅茨收入分配的转折点才会到来。

（二）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现实因素

不同国家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共同原因，但是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又有着我国的一些特点：1、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我国的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各级政府掌握着稀缺生产要素，通过压低稀缺生产要素的价格，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2、户籍制度的制约。我国的户籍制度将城市与农村完全分离，限制了农民参与工业化的权利，使农民局限在土地上，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3、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针对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部分集体企业及部分私营企业职工，而个体户、农民工及广大农村的农民、未就业的大学生等还没有完整地享受到社会保障权益。另外一个问题是城乡及城镇内部社会保障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呈现城乡二元分治的特征。此外，城镇不同性质的单位之间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较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他劳动者之间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4、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我国作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工资所占GDP比重比其他国家低得多，这是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低收入群体生活贫困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我国尚未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收入的增长率慢于资本收入的增长率，劳动者所得并非其真实的劳动付出，而决定工资合理增长的机制还未形成。5、财产积累的差异。一般来说居民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或资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随着经济发展，我国财产性收入逐年增长，已成为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虽然目前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占比较低，但是对于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却在不断提高。财富差距的扩大具有累积效应，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它的增加会产生一种“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从而加剧贫富差距。

三、改善收入分配差距政策的着力点分析

基于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现实状况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资源和资产分配的严重不均等以及制度因素。在资产性和财产性为主导因素的前提下，收入分配政策需要着力于增量、存量、和收入流这三个方面。 解决造成收入分配状况的增量，应该着眼于资源开发过程中真正以法律为依据，通过规范程序，从制度上杜绝权力的介入，同时还要明确和严格界定产权，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于已经形成的不合理的存量，应该通过完善税制进行调节，开征遗产税和房产税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对于由资源不平等占有形成的收入流，应该着眼于利用法律手段调节。

首先，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目前我国出现的用工荒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被不断吸引进刘易斯转折点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资性收入差距缩小的基本条件，而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理论上库兹涅茨转折点也会到来。但是，库兹涅茨转折点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它需要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增加就业岗位、提供均等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实质性缩小也依赖于政府劳动法规的完善，改变同工不同酬的状况。

其次，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是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推动力。民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初次分配结果或者改善初次分配的结果。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有效地缓解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境况，保障其基本生活。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要继续完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完善低保制度，通过税收政策进行调节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的横向调节作用。

再次，重视教育在促进起点公平中的作用。关于公平和平等的理解有很多，包括起点公平、结果公平等等，相对于结果公平，起点公平是更加有效率的方式。教育在促进起点公平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普及的教育可以提高全民素质和劳动技能，能够从根本上提高非熟练技术工人的水平，不仅提高了低收入者群体参加劳动力竞争的能力，也从客观上提高了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促进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使库兹涅茨转折成为事实，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最后，改善收入分配的努力还要着眼于在经济增长与再分配政策之间形成恰当的平衡。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基本公共服务欠债太多，要求在一定时间和限度内大幅度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还需要政府发挥更加积极、主导的作用。充分利用税收制度的调节作用，以税式支出、财政转移支付为辅助方法，以多种融资渠道为补充，制定全面切实有效的政策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根据库兹涅茨理论看到，蛋糕分配效果归根结底取决于蛋糕大小，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差距取决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财富，因此保持经济适度地增长是不可回避的重要目标，政府应该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样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尽早实现理论预期的库兹涅茨转折，实现收入分配合理化。

参考文献：

[1] 王桂胜.福利经济学[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3月

[2] 姚明霞.福利经济学[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3] 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编著.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 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M].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

[4] 蔡.如何认识中国收入分配现实 一个的分析框架[M].中信出版社，201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