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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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旅游旅游方式特色近現代化

中图分类号K928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7-09-12

AbstractThetouristsinMingandQingdynastiescanbedividedintofourcategoriesaccordingtotheiroccupations：aristocraticbureaucrats，scholars，businessmenandordinarycivilianswhosetravelingcontent，waysandmotivesdiffersignificantly.TourisminMingandQingdynastieshasshownmoderncharacteristics.First，tourismofallclassespresentedatrendofdemocratization，andthetravelingmotivesindicateddiversification.Second，somescenicspotsbecamefamousandprofessionaltravelingservicemenappearedwithdevelopmentofmoderntouristindustry.Third，somepreliminaryprofessionaltravelingorganizationswereformed.Fourth，travelingbooksandfull-timetouristguidesturnedup.

KeywordtourisminMingandQingdynasties；travelingways；characteristic；modernized

在我国古代，“旅”和“游”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旅”主要是指商人或者是旅馆，而“游”则主要是指今天的旅游者。实际上，古代著作《周易正义》《楚辞·远游》《尚书·皋陶漠》《庐山遥寄卢侍卿虚舟》等，其中均出现了有关“旅”或“游”的使用。但是旅游两个字真正地组合一起，则出现于我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诗人沈约在其诗词《悲哉行》中记载：“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此诗词中旅游的含义已与现代旅游的含义相差无几。而到了唐代以后，旅游一词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韦应物在诗词《送姚孙还河中》、白居易在诗词《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中均体现了对旅游词组的运用，他们将旅游解释成为一种出游或游览方式。

由于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古代的旅游与现代旅游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古代旅游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活动类型主要是基于对古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古代的旅游往往表现出与时代相互适应的特征或特色。在本文的研究中，以明清时期的旅游文化活动为研究对象，分析明清时期旅游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色，有利于后人对于明清时期旅游文化活动的深入了解。

一、明清时期的旅游者构成及主要活动

明清时期的旅游者按照其职业划分主要包含四大类，即贵族官僚、文人雅士、商人和市井乡民，这四种旅游者的旅游内容、旅游方式和旅游动机均有显著的差异。

1.贵族官僚的旅游活动。从古至今，官职是体现一个人价值的重要杠杆，表现在古代旅游方面，官职其中之一的作用是，借助于公干的机会进行旅游。官员在旅游的过程中不需要担负旅游费用即可游山玩水。明清时期，大量的官员凭借职位的便利进行旅游，他们成为明清时期旅游的主要构成者，宦游也成为明清时期最为主要的旅游方式之一。按照官员任职的差异，明清时期的官宦旅游主要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官员利用守卫疆土的便利，在辖区之内进行游玩；二是官员利用上任、觐见、公派等长距离旅游的机会，借助于明清时期的国家驿站系统，在沿途周边进行游览；三是官员卸任之后，回本籍或者是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中游览天下。其中，第一种旅游方式是明清时期官员守土的共有特征。

贵族官僚旅游的优点在于使得明清时期的文化在旅游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劣势在于官宦贵族利用旅游方式进行结群，形成复杂的关系网，影响着地方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另外，官宦旅游浪费国家大量的财政资源，造成国家和当地百姓强大的财政负担，强烈扰乱了地方居民安定。

2.文人雅士的旅游活动。与官宦旅游有明显的不同，文人雅士往往强调个人的独韵，因此其旅游方式和旅游的内容，往往是平常百姓和商人以及官员所不感兴趣的。在史学界，关于文人雅士的界定也有很大的差异。从广义的含义来讲，文人雅士主要是指一些诗词、小说、戏剧的作者，而本文则主要基于明清时期的社会现实，将文人雅士界定为一种狭义的群体，即一些考取功名的知识分子以及闲居世外的清逸雅士。

明清时期的考试制度，主要是采用了三年为一周期的乡试和会试制度，考试地点均分布于各省或者是南北两京，因此每年学子进行考试需提前准备，长途结伴而行，这也成为当时学子赶考的特点，而这一科举考试制度对明清时期的文人雅士旅游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是表现为一部分赶考士子往往借助寺庙的形式进行借读，顺便游览庙宇风光；二是赶考士子利用结伴而行的形式，在沿途寻芳访胜；三是赶考完成之后，一部分士子往往会在应考的城市宣泄放纵。这三种不同的旅游方式均对明清时期的旅游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学子赶考的过程中，通过长时间的准备进行沿途旅游，一方面可以增强自我游玩兴趣，还可以增加士子个人的知识和见闻，为考试增添新的思路。而结伴而行的方式往往有利于增强旅游中学子之间的文思交流，尤其是一些常年拘束在乡下的学子，初到京城繁华之地，创作的思路被打开；而考试结束以后，赶考士子往往是如释重负，其旅游方式则是通过游览当地名胜或者是寻花问柳方式进行宣泄。

文人雅士聚集旅游是古代一种极为常见的旅游方式，很多志同道合的文人士子聚集在一起，围绕感兴趣的话题而展开讨论，进行集会或实施娱乐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知识的传递。但同时一些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以文会友，有的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进行联谊，这对古代的政权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3.商人的旅游活动。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商人旅游也呈现出繁荣发展趋势，商人成为明清时期旅游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商人往往在行商的过程中专门绕道旅游，贩货成為部分商人旅游的借口，这些商人或者是为人之色，或者是为景之色。在旅游过程中，商人是旅游活动的积极策划者，也是旅游活动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往往带着家眷，甚至带着一群名妓进行郊外访游，美色成为商人旅游的调剂品。

明清时期商人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商业风险和商业时机，因此，商人们爱好旅游是纵情娱乐的一种调整方式。尤其是商人到达外出经商的一个陌生环境中，在外出门的商人往往会降低日常道德约束，因此有人批判明清时期商人旅游存在着道德弱化的倾向问题。例如，程春宇在《士商类要》中就对商人的夜游进行规劝。由于商人经营往往伴随较高的风险，因此明清时期商人旅游更倾向于对寺庙景观的旅游，这促进了明清时期寺庙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从整体来看，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旅游已经演变成为一种较为频繁的旅游方式，商人旅游丰富了明清时期城市生活的内容，同时也带动了商业旅游的繁荣。

4.市井乡民的旅游活动。明清时期的市民主要居住于城市，因此清新自然的近郊区成为他们旅游的常驻之地，尤其是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后，踏青郊游成为市民旅游的主要活动；另外，城外庄园狩猎打围是明清时期富豪们主要热衷的项目，《醒世姻缘传》中就对晁大舍邀请富豪赏雪饮酒的场景进行了描述；受到城市文化和风俗的影响，明清时期各地的旅游节日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主要的节庆有上元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等。在明清市井乡民的旅游者组成中，还有一部分特殊的旅游群体，即帮闲和老白赏，均是一些蹭人助自己游览并骗取钱财，替游客招聚赌，与游客一起游览风景、饮酒作乐相凑同行的人群。

受制于社会经济条件、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乡村居民旅游发展相对落后，一些乡村居民主要是在节庆的时候进城观赏风景，例如元宵节观灯，或者是共赏城市烟花美景。而乡村居民比较热衷的游乐项目主要是观社火、参加当地的庙会，或者是进行烧香聚会等几种常见形式。

二、明清时期旅游的近现代化发展特色

尽管明清时期的旅游活动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约束，具有其自身的现实特点，但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中期以后，已经形成了类似于近现代化的旅游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清时期，各阶层旅游呈现大众化发展趋势，表现为上至王室贵族下至市井乡民、商人等多种阶层。而旅游的动机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主要为文化交流动机、山水探胜动机、社交访友动机、宗教信仰动机等多种类型。这也是明清时期旅游近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二，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并且伴随着近代化的商业旅游业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专业的旅游服务者。例如，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就记载：“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止，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酩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可见，当时的杭州西湖已经成为一个商业旅游发展中心城市，商业旅游发展相当繁荣，收入“日进千金”，同时伴随着旅游发展，西湖的饮食服务业也得到关联发展，同时出现了一些旅游服务从业者。小说《豆棚闲话》中记载，虎丘是因为旅游而得以发展壮大的城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虎丘旅游业发展增加了百姓的收入，并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需求。

第三，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专业旅游组织，这类似于现代的旅游组织团体。明清时期，以宗教朝觐为名形成了专业组织，例如民间朝圣进香的民间信仰组织香会，这与现代的进香团体或者旅行社有着相似之处。明清时期的香会在旅游前期会进行一部分旅游策划，同时还准备各种旅途食宿，并配有固定的合作旅店，这与现代旅行社的功能有所类似。

第四，明清时期已经出现了服务于旅游活动的旅游书籍以及专职导游群体。明清时期，为了满足社会各阶层旅游活动的需要，出现了大量的旅游书籍，以指导大众旅游活动，例如《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等等。这些书籍均对旅游交通、旅游资源、旅游地天气等进行了记载。具有旅游指南性质的各种“路程”刊行，是明清旅游近代化的又一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周海燕.明清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2]王子超.明清时期山水怡性旅游的自然回归[J].南都学坛，2013（1）. 

[3]黄一斓.明晚期女性热衷宗教节日旅游之原因——基于同期小说的考察[J].江苏社会科学，2011（6）. 

[4]徐永斌.《镜花缘》与旅游文化[J].明清小说研究，2010（1）. 

[5]宋立中.明清江南妇女“冶游”与封建伦理冲突[J].妇女研究论丛，2010（1）. 

[6]宋立中.明清江南妇女游风述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7]周建波，孙淮宁.明清时期的文化消费[J].社会科学家，2009（8）. 

[8]魏向东.晚明旅游活动的经济渗透——关于晚明旅游近代化的商榷[J].社会科学，2009（3）. 

[9]陈宝良.明代的商贸旅游[J].中州学刊，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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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土化”视域下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有效结合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基点是“反思”、“回应”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与评价。西方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经济究竟是发展还是停滞的重大问题；认识的角度无论是“西欧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多中心论”、“无中心论”等，都是西方学者总结、批判与再批判的结果；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中西比较的方法。这无疑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对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并成为“再评价”争论的焦点：一是西方传统与中国实际问题；二是评价的标准问题；三是核心概念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些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评价标准，应从中国传统文献出发重新检讨、发掘相关理论与概念。在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理论、概念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走“本土化”研究之路成为必然。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是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葛金芳先生、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先生与云南大学林文勋先生吸收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问题的“本土化”解释模式的尝试。以上诸论对中国传统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及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等都有自己的评估。“农商社会”说认为，宋元明清江南区域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农商并重的局面，但是受战乱、生态及制度等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未能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帝制农商社会”说认为，明清社会发生了诸如市场空前繁荣、社会分层体系简单化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变迁，但受制于制度和传统社会诸多结构性要素，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社会活性和政治集权共同增强的特点，并不包含社会组织方式及科学技术的根本改进，这种社会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富民社会”认为中唐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富民”阶层，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宋元明清诸朝的阶级基础和社会结构，但并没有成为帝制社会的离心力量，而是通过科举等途径成功与“士”、“官”阶层对接。以上诸说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宋元明清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强调有诸多其他因素决定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并未与西方社会处于同一演进轨道上，所谓中国“工业革命”、“现代化”进程的前景在当时也尚渺茫。

在本次会议上，葛金芳先生、赵轶峰先生、林文勋先生、薛政超先生、张锦鹏女士、刁培俊先生等从不同视角进一步论证了“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葛金芳先生从交易费用的视角，重新解释了南宋临安工商业发展的原因，指出便利的交通运输、可靠的交易惯例和生产空间的相对集中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临安工商业繁荣中具有重要作用。赵轶峰先生指出，明清时代的商业发展并没有消解帝制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商业相互渗透，衍生出一种帝制体系与商业发展基本契合的结构形态。云南大学林文勋、薛政超先生认为明清形成的“士绅社会”是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云南大学张锦鹏女士从投资、购买、售卖三个方面论述了“富民”是如何通过财富力量改变身份进而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过程。厦门大学刁培俊先生着重探讨了中国“富民”如何纵深发展的可能。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传统经济中商人群体、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市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河北大学刘秋根先生通过对遗存的大量“山西商人书信”的深入研究，以“汾阳皮张商人”为个案，分析了明清“本土化”的商业概念与金融体系。北京师范大学陈涛先生以特定地区“甫里”为例，说明了唐代后期苏州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及其原因与特点。北京师范大学李志英女士从病虫害的独特视角考察了民国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及其生态影响。刁培俊先生主要从文献检讨、方法思考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史料中所呈现的对福建路经济发展水平截然相反评价的原因，认为宋元福建路经济虽有发展，但仍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应深入检验、批判性审视历史文献，避免陷入“选精”、“集粹”的陷阱。云南大学田晓忠先生综述了20世纪以来学人对明以前中国古代传统市场的研究。

二、断代研究与贯通研究无所偏废

对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论题之一。“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非常有影响力的两种学说。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学派”，都反对“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说”，认为清代是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研讨会的缘起也主要与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提出的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新论有关，因此关于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无疑成为历次讨论的焦点。本次会议打破了以明清停滞与发展、宋代与清代孰为高峰等既有论争模式的局限，跳出了以研究明清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为主的核心圈子，用更加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和“富民社会”，虽说主要是针对唐宋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理论，但以上诸说都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经济有一宏观认识的架构之上的。葛金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由“农业社会”到“农商社会”的发展历程，并最终会走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赵轶峰先生认为中华文明基本结构形态可以区分为先秦时代的“王制”，秦至清的“帝制”以及民国以来的“共和制”。林文勋先生从社会群体对社会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及政治结构的影响出发”将古代社会概括为汉唐的“豪民社会”，唐宋以来的“富民社会”，以及近代的“市民社会”。

河南大学李振宏先生从贯通的角度，对秦至清皇权在经济领域的专制作了系统性的剖析，认为皇权在经济领域具有独占性，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山东大学刘玉峰先生认为自春秋战国“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后，中国古代工商业整体上形成了官营国有工商业和私营私有工商业并存的“官私二元结构”，进入封建帝制时代，私营私有工商业又可再分为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和民间私营工商业，因此将其结构形态概称为“整体官私二元、实际组成三类”。

三、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全面关照

传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概念如劳动生产率、亩产量、垦田数、人口等一直是此前讨论的重点。随着讨论的深入，必然要涉及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这也被认为是评估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治经济史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制度等认识的准确程度，却是值得怀疑的。“加州学派”就有学者在考虑经济数据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各种体制、制度等考虑在内，这无疑是明显的进步，但得出的结论却让人诧异，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令和地方实施属于不同的系统，政府只要与地方精英们很好的结合起来，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并进一步认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也有法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古代讲“民本主义”，认为中国政治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以上观点包含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些误解，但影响很大，在国内也有不少追随者。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对非经济因素的正确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如国家权力、思想观念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前揭李振宏先生对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进行了经济史方面的论证，指出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苏州大学臧知非先生认为国家力量在战国秦汉时代私营工商业发展演变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是国家力量导致了私营工商业跌宕起伏。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先生通过对宋代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形成、具体活动、投资方向及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关系形成的论述，说明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赵轶峰先生认为，以往许多研究夸大了商业与帝制体系的矛盾性，权力与市场相互渗透，明清时代的商业与帝制国家体系是并同发展的。

对于经济发展中的思想观念等因素，南京大学范金民先生从《史记・货殖列传》出发，对司马迁的商业思想，及其笔下的商人所表现出的商业智慧和商业伦理等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这是值得深入总结的商业精神财富。李华瑞先生对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与经济观念中的变与不变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周秦至隋唐根深蒂固的“重本抑末”政策，在宋代有所松弛，出现了认可盈利的思想，但这仍很难突破帝制国家“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对这种“变”的因素不能估计过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政治的强烈干预，很大程度上是财政政策的衍生发展，不完全具有商品经济的独立性质。云南大学黄纯艳先生则从宋人水上信仰及其变化的角度考察了宋代商品经济和海上贸易发展。

四、会议的成果、问题与启示

本次会议名家云集，讨论热烈，成果斐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热烈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国家力量等非经济因素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二，视野更加开阔，角度更加新颖。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的评价突破了经济史的视野，用政治的、生态的和思想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认识传统经济的发展。就经济史本身而言，如交易费用等概念的引入也对考察传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三，本次会议的与会学者都是各方名家，都有深厚的学养，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等的整体把握和史料的解读上更加准确，成果具有很强的信服力。

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与会学者也指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不能忽略全球史的视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平先生指出，传统经济的研究应有全球史的关怀，多注意与海外的联系，研究国内市场时不能忘了外部世界，明清新作物的引进、白银流入等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开大学李治安先生也说，“农商社会”的发展，绝对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台湾东吴大学徐泓先生也指出本次会议海外市场如朝贡贸易、海外贸易等谈的不多。第二，不能过分强调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的论述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刘秋根先生警示说，经济发展本身还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对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不能强调的太过，显然，这应是非常及时的提醒。针对两种认识倾向，葛金芳先生指出，双方各有所据，但论述时也一定要看到局部与整体，长期与短期的关系问题，要兼顾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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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反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对明清历史重估的理解

欧美人看历史中国的好与坏，撇开因人而异、从来就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因素外，从主流意识上说，它是因时而变，重心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或者“工业革命”时代，时高时低的评价，多般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境遇，“以我为主”，为其所用。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评价的取向与重点发生重大转移，才有了今天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居主流的中国观。19世纪60年代后，中日两国学界对此的反应颇为不同。似乎日本学界也有“以我为主”的意识，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对“欧洲中心主义”有所抗争，有“东洋史”等等话题的提出。

同样，20世纪后半期开始发生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转而对明清历史有诸多好评，中国学者也首先应当设法寻求理解。这里，除了西方社会内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变迁以外，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树立信心。因此，由他们引起的众多“问题意识”，除了历史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外，也还包含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关联。对后一点，有些史家注意不够。

“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华勒斯坦，在《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一书里，通过其写作的长文，发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反诘：“西方是否真的兴起过？或者说西方事实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个沉重的病症？它是一项成就，或者是严重的失误？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实现？是不寻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寻常的崩溃？我们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历史系统何以会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加以限制？而这是预先设定好的状态，或者纯粹是意料之外的？（注：卜正民、Blue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第二章“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体系”（华勒斯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最后一句，特别提醒：对于抑制资本主义出现的文明系统（华氏显然首先是指中国），要另眼相看。这里，华勒斯坦要表达的是有没有可能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条历史通道。至今为止，国内赞同“反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历史重新评价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思想背后的思想倾向，似是不应有的疏忽。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这种史学思潮可能产生的现实导向，有没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如何明智地应对。

我们对“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应对，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研讨。

第一，基于事实的层面：“反欧洲中心主义”有强烈的重新解读历史的冲动，因此他们在重新解读甚至想颠覆欧洲史旧体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欧洲史研究对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样，他们也对中国历史的光明面、积极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遮蔽了的东西，展示于阳光之下。这两者对我们都有历史认识方面纠偏补全的冲击作用。由此启发，若要全面地进行明清史再认识，则需要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双向互动，难度将大大增加。

由于“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提醒，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反思，力求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应该引起警惕的是，不能以一偏纠一偏。对“反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出现的许多新的历史判断，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事实层面上需要独立地省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注重实证，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实证方面，我们应该拥有西人难以替代的本土优势。这种新的西潮，应该成为激励我们更细致全面考察国史的强大动力，而决不是跟风而进，单纯变成另一声音的消极代言人。

第二，基于价值认同的层面：无论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现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经带来的社会病症，或者可能有的未来隐患，“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惊叹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断然丢弃长期学术积淀形成的历史比较“规则”，我们对历史发展的把握，会不会变得无所适从？至于更宏观的道德诉求，诸如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等等的不和谐，恐怕是一个永恒性的难题。在史学上过度的执著，会不会再度激活出新的“乌托邦”倾向？例如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来有些国家找到了较好的内部解决办法，但它往往又是以把贫困包袱甩给别的国家为代价，转换成国际性的困局，从人类历史全局来看，仍然是一个大难题。因此，当我们进入历史评估时，往往需要有历史主义与价值观的平衡，而非执著一端。

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需要冷峻地“秉笔直书”，需要有一种超乎情感之上的，实证地描述历史变迁的职业意识——不论中西，任何历史都是连续的，是连续中的发展。历史轨迹的明晰，是每个国家发展自己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独立的认识价值，就在于它是为“现在”而提供“过去”的情景，过分注重对“未来”的设计，会使历史学走向“过度诠释”的歧途。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价值观的分歧，必然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史家对历史描述特别是评估的主观取向，这是史学上的一个吊诡。学术上如何处理，也需要史学界进一步研讨。

二、关于明清历史再认识视角的变化

1840年开始，中国一再受挫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原有“天朝优越”的自信力终于遭遇到了严重的动摇。史学家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有难以自存以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样的情景下，回溯明清历史，关注对政治史的批判，认定明清已经走到“前现代”的尽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现在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恰恰是针对着这种史学倾向而来的挑战。

当前，我们对明清史进行再认识，自然就会产生许多新的检讨角度。择其要者，大致有两方面的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对“革命”做法的检讨，觉得它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态度——一个国家，不要说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它的存在，总有一种“历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经采取的治国方略，总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当时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否则，它的存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怪物，而想要前进，要摆脱困局，也不容易找准入手的路向。推倒一切重来的“革命”不是好办法，后遗症严重。受此苦痛，史家意识到有必要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全面、更深入、更细致地鉴别分析明清历史的实际运作状态，特别是挖掘这些运作的“历史土壤”有否改良的可能，而非脱胎换骨，“只争朝夕”。这种时候，久被压抑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与过去总期望历史突变不同，成为了考察历史不可或缺的另一视点。

这里，思考的难点，是如何把“合理性”变成动态的概念，由此回答连续性与社会变革的契合关系在哪里？否则，“长期停滞论”很难以从根本上被驱赶出去。易言之，当变革实际上还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之前，“长期停滞”的提示，在思考中国长时段历史上，会不会仍然有其认识论上的价值？

其次，与前述相联系，历史考察的视域必然地要有所扩展。近2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原来史学的重心始终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等，都逐渐在深入展开。站在历史前台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与人物背后，或者说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社会规则，以及由规则“丛林”构成的结构性历史。因此在研讨“前现代”或向现代过渡的时候，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来。总体上说，在中国，目前专史、断代研究的力量较强，成果多，而跨朝代的、连贯的研究难度高，一时还跟不上来。但少了这种延续性的通贯研究，就很难准确定位断代史，更难把握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它连续而非断裂式发展产生的路向。

在“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曾经有一种意见很受大家重视，那就是“整体的、全面的、协调的同步发展”。其实有哪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转型”过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过程，而非最终结果）真正全面协调得那么顺利？西方专家提出的静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太理想，而且也与各国历史实景不是很吻合。在各国现代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凡经济推进的欲求最强，共通性也最大；其次是政治，政治与经济的匹配，恐怕有许多绕不过去的相关性，但其间不仅滞后是经常有的，而且也表现出某种为许多理论家不可思议的妥协性与灵活性，两者的匹配有本土的特点；意识形态的通约程度就更要低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色往往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同是走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子的匹配，具体的对应组合方式，实际是相当机灵和多样的，是随机性的，也可以说是创造性的。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只有在各种模式的整体效果上，是可以比较甚至评判的。但即使效果最佳，其他国家也往往很难“克隆”，往往也是“一次性”的。因此，放到“前现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有没有应该被发掘出来的“现代化资源”？假若有，是哪些？但从实际历史运行来观察，又会纠缠于前述三者互动节奏的“合理性”在哪里？实际上却缺乏明晰的判别依据。因为讨论到突破的环节，什么时候以什么最佳，史家多般无从主观下断。在这里，我们只能隐约地感到，历史从来很难服从理论，而理论却必须依据历史来修正。这样，问题又回到需要对中国历史进程进行全盘性的总体思考上来。

三、关于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

如果回到长达五六百年明清经济史叙事的角度，确有相当多的史料能够证明，中国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工商业者还是农民、手工业者——不缺乏经济理论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经济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偏见。但即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家，也都认为19世纪之后，中西历史发生了“大分流”，中国沦入了真正的“停滞”。对于后一说法，我们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认真地予以正面回应（注：参见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笔者以为，由于各断代经济史微观研究深入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长期停滞论”撕成了碎片，伤痕累累。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由明入清，由前清至晚清，乃至晚清至民国，经济都不曾有过真正的停滞。微观或断代研究不足的地方，就是各代说各代的，不能顾此及彼，把连续发展在时段上系统化，用以论证中国经济发展整体状态的趋向，揭示它的发展以及不发展两面。但是，明清经济史的考察，即使发掘的光明面再多，也无法绕过一个巨大的障碍：如何通解过去说的“中国近代的落后”？这是与西方国家、与日本比，要否认也很难。那么这种“落后”与“前现代”的历史有没有关联？可以把这种原因仍然单纯地归咎于“列强侵略”（“反欧洲中心主义”就有类似暗示性的倾向）吗？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认为。

对明清经济发展状态的估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主要谈两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上，讨论经济发展的水准，最容易成为观察“社会进步”与历史分期标志的是工具、能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开发、物质增长的速率。它们都是非常醒目的标志，判别上最不容易出现歧见。“前现代”与现代，在这方面的分水岭便是以煤为能源的蒸汽机的使用（所谓“煤铁联合”）。中国“前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人力资源与手工机械。为什么它向现代“煤铁联合”的机械化生产转变反应慢而效率低？这是很需要费心回答的大关节。

与此相关联，笔者以为许多学者对“人口”的正面效应估计不足，不顾国情的不同，片面执著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多，当然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相冲的危机；但人口多，强大的生存欲求，也能促发各种经济开发的努力，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总量的增长。因此，直到清亡为止，从“前现代”经济的特性上衡量，中国是不是到达了“人口危机”的临界点，变成了消极的因素，还是相反，劳动力丰厚与密集恰恰是宋以来经济能长期连续发展的基础？这需要讨论。当然更关键的，被西方视为现代经济转变标志的那种技术进步，为什么不能发生在中国，以及即使后来学到的、使用了，发展得也很慢，比日本都差得太多（我曾经比较了19—20世纪中日棉纺织业的不同发展态势（注：参见王家范：《发展与忧患：明清史再认识》，《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思想者”专版。））？这就启示我们需要从经济总量以外的角度思考问题，需要关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其他要素。

其二，不管“反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颠覆传统的中西比较，也不可能取消中西历史比较作为方法论存在的意义。他们中有些人一直认为，那种把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分析，意义不大。例如在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很强，国家对工商的掠夺也很突出。甚至也可以这样发问：发展经济的效率，能说集权制国家一定比分权制国家差吗？但，这些能否构成把政治制度与经济变革截然分开的充足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考察时，两者互相作用的联接点在哪里？国家财政政策的考察是个突破口。说具体些，财政政策，会影响到经济资源的支配与使用状态，国民生产总量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它造成的最终利益格局，特别是政治主体与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都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篇4

关键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近现代；全面拓展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2-0187-01

一、明清时期的绘画功能

明清时期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各种社会矛盾都已经发展到非常尖锐的地步，社会基础与社会制度受到挑战而风雨飘摇，而且在封建社会内部催生出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82页） ，因此明清两代的绘画在整体沉寂停滞中又呈现出了进步与发展。在此期间出现了像董其昌、吴门四家、扬州八怪、石涛、等艺术大家，他们在新的文化思想与审美趣尚以及日趋频繁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推陈出新，故而明清绘画既具备了时代所赋予的独特面貌，又彰显出中国绘画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趋势与特征。

以往时代的画家把创作作品当成一种表现自我、情感宣泄的产物，而明清时期的最大的也是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品经济进入绘画领域内部同时也深入影响了绘画艺术本体的其它环节。明代初期，政治上中央集权，思想和文化上实行专制统治，宫廷绘画占主导地位，统治阶级的干涉束缚让画家完全投其所好，总体艺术成就不高。明代中晚期以来，伴随着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巨大的社会需要和利润空间使一向被视为自娱寄兴的绘画作品通过多种交易渠道进入流通领域，染上浓厚的商品化色彩。

绘画领域商品经济的盛行在一定程度改善了画家的生活环境，使其能更好的从事绘画创作，而且它也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促使文人画家的“书卷气”与职业画家的“匠气”融合，但是它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一时期的画作大都粗制滥造，有些画家完全用经济的手段和规律对待艺术的创作，就十分荒唐了，甚至有可能造成绘画整体水平的下降。文人画家的宗旨是自娱、寄兴，而在明清商品经济的刺激下，许多画家不顾艺术操守和作为一个商人的诚信，这不能不说商品经济给绘画艺术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绘画史上的真正艺术家，即使处于怎样的社会背景下，也决不会因商品利益的引诱而放弃对于艺术本位追求。

二、近现代的绘画功能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从逐渐衰落到衰败至及再至民族复兴的艰苦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被彻底，中国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变革，社会思想也发生着剧烈的冲突与斗争，革命思潮与运动风起云涌，为适应新的社会化模式、行为模式，此时中国的近现代美术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海派”在这一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在艺术传统上，“海派”画家继承了“扬州八怪”的世俗化传统，同时由于面对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更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更激烈的矛盾冲突，他们的绘画创作及其世俗化特征向着更开阔、深入、成熟的方向发展，他们将诗书画印融为一炉并且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更令人称赞的是“海派”的画家们在国家遭受天灾人祸时一次又一次的书画赈灾活动。

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画坛由于受到的影响，中国画向现代转型的趋势日益增强，在肯定中国画传统价值的同时更着重于在传统中求变求新，把师造化的独特感受与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有机结合，从而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这一时期绘画的功能得到逐渐完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画面对传承与发展，徐悲鸿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提倡写实主义；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画家主张绘画应该是意义功能与客观再现功能的统一；绘画功能全面拓展的时代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期，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迅速繁荣，中国文化亦开始走向全面的复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得到全面发展，因此，当代绘画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拓展，归纳起来有：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自娱功能，文化交流功能，科学研究功能，经济建设功能，商品功能，环境美化功能等等。

三、结语

在世界绘画史上，还没有哪一个画种比中国画更为古老，更具有精美、深邃而绵延不断的传统。因而“历史”在中国画领域，不仅仅是图像传承和风格兴替，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就当今中国画的发展状况来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多元化已经成为中国画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当代社会中，艺术已经逐渐被商业魅影附了身，已经逐渐丧失艺术功能本来的面目，现当代的艺术家在顺应时代潮流的过程中，也有责任和义务重塑绘画的本土文化，以使绘画的功能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篇5

一、市场资源配置与全国性地理布局的重组

唐代以前，全国农作物与手分布呈现强烈的均衡状态，各地的作物构成都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特征，远距离的物资交流很大一部分通过政府调拨手段来实现。商品流通在品种上多局限于名特产品，在时间上局限于丰歉调剂，在空间上地域延展度不大，尤其是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稀疏。“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的这一民谚，直到唐代仍为商人恪守不逾，因为运输成本的巨大耗费会抵销商品地区差价所带来的商业利润。

宋代多种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有了长足发展，几个地区之间的商品粮流通突破了丰歉调剂的模式就是其显著的表征。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太湖平原米谷供给杭州、浙东以至福建，长江中游各地的商品粮顺江而下销江淮，两广米谷供给福建及浙东，北宋时南方米谷通过官府及私商运至汴京。同时与全国市场相配合的专业化商品生产在一些局部崭露头角。如纺织品有，河北东路、京东西路一带蚕丝传统产区，成都平原的蜀锦，两浙路的湖州、杭州、越州的绢与罗，江西抚州的纱，福建、蜀川等地的麻布，都开始跨区域流通。此外，洞庭山等地的柑桔、福建的荔枝、四川遂宁的糖霜、江州的鱼苗等各地的特产，都形成专门化的商品生产，远销四方。［②a］但总体而言，市场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及其对全国范围内经济地理布局的相当微弱。

这些变化在明清继续深化和扩大，在作物引种推广、产区重组优化的过程中，各地农作物的商品生产、手工业品的加工制作，经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的作用，自然均衡分布状况被打破，全国范围内的区域性商品基地出现。这种变化以蚕桑丝织业、陶瓷业、稻米业最为突出。

蚕桑丝织业是我国的传统作物，唐宋以前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明清则发生了深刻变化。最为悠久、产品质量上乘的华北蚕丝区已基本上退出商品生产领域，陕西、山西绝少存在，河北、河南及山东仅稀落残存于少数地区，如山东部分州县的山蚕。另一大传统产区川西平原清代也在相当程度上衰落了。而江南蚕丝业则一枝独秀，并集中于湖州、嘉兴及杭州府的狭小的地域内，湖丝以其优良质地广布全国市场，鲜有竞争对手。珠江三角洲是明中叶以后新兴的蚕桑区，但其质量远逊于湖丝，即使在当地也不敌湖丝。丝绸织作，也是江南技压群芳，产品覆盖全国，集中于苏州、杭州、江宁和湖州、嘉兴等府的城镇。

陶瓷，唐末至两宋金元时全国各地名窑遍布，百花齐放，从元代开始至明清景德镇一枝独秀，逐渐垄断了全国市场，其他除了江苏宜兴紫砂、广东石湾瓷器等少数窑场外纷纷凋零，尤其是北方的窑址退化为低级陶窑，其产品仅在当地小范围内流通。［①b］

以稻谷为代表的粮食作物，虽然各大区域都有生产，但有的已不成为主业，几大商品粮基地形成。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江西及安徽大部分地区，珠江中上游的广西，华北的河南、山东等地，都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河套、、东北等新兴的商品粮基地崛起。与此同时，江南太湖平原，由宋代的最大商品粮基地一变而为明清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市场，珠江三角洲亦由商品粮的输出地转变为输入地。

其他作物与产品大都发生了类似的产地集中与布局优化过程。棉花种植集中于江南、华北、湖北三大产地，明代华北棉花南运江南，清代江南棉花部分海运福建等地，湖北棉花西入四川。棉布织作以江南最盛，其市场明代广布南北各地，清代有所缩小，但高质量棉布仍畅销全国。清代华北棉布在当地及西北占据优势，并辐及东北市场，湖北、四川棉布则占领西南市场。苎麻与麻布产地局限于南方的江西、湖南、广西、及闽粤部分州县，市场化不显著。此外，蔗糖以台湾、广东、四川及福建为集中产区；果品基地以闽粤的亚热带水果和华北的温带水果为主，市场除本区域外，均以江南最大；铁器以广东佛山、山西泽潞的产品市场最广；造纸以赣闽浙皖山区为最大基地，产品运销四方。

经济地理布局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在有限的土地上，如果以原有自然状态下的低效率生产，那么总产量无疑不能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必须借助于市场手段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优先发展能够充分利用地力与自然资源的农业物与手工业，从而使各自的生产效率提高，社会总产量相应增加。以最大商品粮基地湖南和最大棉桑基地江南而论，湖南自然条件宜于水稻种植，而人口密度远远低于江南，人均占地远多于江南。湖南相对粗放经营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水稻生产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江南，每户可出米40—90石，比松江等地高出数倍。同时湖南等地生产投资少，生产成本较低，即使在湖南水稻生产集约化上升后，湖南米价仍大大低于江南，从而可以不远千里来到江南与当地米展开竞争。竞争的结果，使得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生产率最低而生产成本最高的松江、太仓等大批不宜稻的沙地、及太湖南部不甚宜稻的低洼地退出水稻种植。这些土地用于种棉植桑，则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②b］这就形成湖南水稻种植区、江南桑棉种植区的劳动分工，而这种分工促进了各地劳动生产率与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生导向作用，价格机制开始有效地调节全国商品的地区平衡，这在商品粮市场中较为明显。乾隆曾说，“浙西一带地方所产之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全藉江西、湖广客贩米船，由苏州一路接济。向来米船到浙，行户接贮栈房，陆续发粜，乡市藉以转输。即客贩偶稀，而栈贮乘时出售，有恃无恐。是以非遇甚欠之岁，米价不致腾涌。向来情形如此。”［①c］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苏州米运至浙西，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形成了一个有机的销售，完成向最终消费者分散的功能。米谷贩运常年稳定，货源充足，因此行户能够“有恃无恐”。即使在偶然稀落的情况下，也不致造成价格的大变动。康熙五十五年的一个奏折也反映道：“苏州八月初旬，湖广、江西客米未到，米价一时偶贵，后即陆续运至，价值复平”。［②c］李煦此语表明，苏州米价深受长江中游米谷输入的影响，而米谷运输较稳定，米价的大起大落通常只是偶发现象。不仅销地市场如此，产区亦然。嘉庆《善化县志》说，“湖南米谷最多。然不以一岁之丰歉为贵贱，而以邻省之搬运为低昂”。这就是说，湖南产地的米价，决定性的因素主要不是自然丰歉原因，而是市场状况。

经济地理布局的优化，又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和资源配置。如高唐州有“水陆之便，故缯绮自苏杭应天至，铅铁自山陕至，竹木自湖广至，瓷漆诸器自饶、徽至，楮币自浙至”。［③c］乾隆《安邑县运盐城志·风俗》所记，也典型地反映了全国市场对各地方市场影响。山西解州运盐城，唯产食盐，然“商贾取处，百货骈集，珍馈罗列，凡于无物不有，是合五方物产，即为运城物产”。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周流，以苏杭等地棉布、丝绸及日用杂货等各种手工业制品最为显著，可谓无远弗届。在明清各地方志中，苏杭杂货的记载，俯拾皆是。江西“民间所用细布，悉从苏松芜湖商贩贸易”。清代山东兖州府，“服食器用，鬻自江南者十之六七矣”。广东英德县墟市，“苏杭杂货齐备”。远至塞北，亦不例外，宣化府大市中，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为商贾竞相争占；宁夏的苏杭杂货集于毓秀坊内。……［④c］唯其如此，苏杭各类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具备有利的市场刺激。“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⑤c］显然，市场是江南商品生产持续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推而广之，也是全国经济地理布局的诱因。商品粮产地、经济作物种植区、经济作物加工区、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商品对流，互为产品市场，彼此依赖，相互促进。当然，至传统末期，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中作用的局限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基础上的资源配置也没有成为全国经济地理布局的主导因素。

二、中心地体系与区域市场格局的调整

城乡经济往来并不一定要通过市场纽带来维系，可以通过赋税与地租的形式直接运抵城市，唐以前供给城市的农产品相当数量并非经由市场渠道。在城乡对立的普遍存在下，一些治所城市也曾获得较大，乡村集市也能萌发，但城乡市场没有形成结构性的体系，这种状况直到宋以来市镇的普遍兴起才改变。一批镇市在商道要冲、城市附郭、农副产品集中产地及少数商品生产专业区内崛起。一些较大的镇上升为与县治同级的经济中心地，并对县城形成挑战之势，其中不少在规模与市场功能上超过了县城，个别进而超过了州府城市。

宋代的多数地区，都已形成以府、州、军等治所城市为核心的“州府市场”网络，它的地理范围往往以一个州府行政区或其部分地区为主体，也可以包括邻近州府的辖区，有的则由两三个州府组成。在州府治所（少数也以大县巨镇）之下，有县镇沟通城乡市场联系，网络的底层则是由集市、墟市、村市等构成的基层市场。

宋代的等级市场体系中，各级中心地多与行所吻合，因为传统政治因素对市场的愈往前愈强烈，经济的封闭性与地方性也很严重，宋代出现松动，但仍有限。这种突破至明清加强，中心地等级与行政治所等级分离。明清市镇的发展更为迅速，尤其是在经济作物和工矿业的刺激下，宋代还很稀疏的专业市镇日趋普遍和壮大，商道市镇也在各地商品周流扩大的过程中强化和膨胀。新兴市镇的突出发展使之在市场规模与功能上出现等级分化，不再只是与县治同级的中心地，超过县城、超过州府治所的市镇比比皆是。还有十来个巨镇，甚至超越省府治所或与之并驾齐驱，成长为省级乃至更大范围的经济中心地。清人述岭南、华中、中原等地巨镇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有一段话非常典型：“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到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到河南朱仙镇，又不止湖广一路矣。”［①d］

区域市场是一个自然地域内中心地体系发育和市场联系加强的产物。在唐以前，还很难清晰地描绘出自成一体的区域市场网络。宋代的发达地区，由一定数量的州府市场网络整合而成的区域市场已开始形成。以成都为中心、川西平原为区域核心带的蜀川区域市场，北宋时以汴京为中心的华北区域市场，南宋时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区域市场，都已形成了这种自成一体的内部有机联系的网络格局。明清时期全国主要农业经济区大都形成有机的区域市场，并出现耐人寻味的现象，各区域市场和省级市场的最高中心地，往往不是省会，或不为省会独任之。作为区域市场的最高中心地，它必须是一个综合性大城市，它不仅是一个商品集散中心，还应该是初级产品加工中心；它不仅对本区域内部具有强大的吸纳力，而且是有足够的辐射力将本区域产品引向外地和远方市场。

例如岭南区域市场，由广州和佛山共同组成最高中心地，组织广东广西的商品流通，并担负该区域与省外、国外的交往。［②d］在广西，商业中心功能由梧州府城及隔江不远的戎墟完成。湖广区域市场，汉口镇的中心地位自明晚期后远驾于两省会之上。在湖南，清中叶以前湘潭是最大的米市和商业中心。江西，省内外的物资周流以樟树、吴城为枢纽，超过省会南昌。［③d］

华北和江南，因为政治沿革的原因，表面上有些特殊，实质上和全国的普遍情形相似。北京乃京师所在，是华北平原的最高中心地。而作为清代直隶治所的保定府，其市场中心功能远次于后来居上的天津。山东，商业中心城市为临清，而省会济南在省内外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湮然无闻，不仅远逊于临清、济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知该府邹平县下的周村一店。河南，开封和朱仙镇是最高中心地，清前期则几乎由朱仙镇独任其职。江南最高中心地在苏州，它可以称为江苏的第二省会，但在区域市场的中心地等级中高于南京和浙江省会杭州。

此外，山西的区域核心带在南部的潞安、泽州及绛州一带，与省会太原相距尚远。以福建为主体的东南沿海区域，由于自然地理的影响，自流入海的各条江河，以入海口的城镇为中心，分别自成一个地方市场，与国内外的联系密切，而区域内尚未整合为一个有机的区域市场。云南、贵州等省至清代尚未形成区域市场。

由此看来，明清的农业经济区内，真正由省会城市承当市场中心城市者，大概只有陕西的西安、浙江的杭州、四川的成都，而四川商业中心在传统时代末也开始由成都向重庆转移了。

虽然至清中叶没有出现如近代上海一样的凌驾于各大城市之上的中心城市，但全国范围内仍然形成几大超区域的中心城镇，如华北的北京，华东的苏州，华南的广佛，华中的汉口，有效地发挥着全国市场中心的功能。全国性统一市场在经济中心地体系的建立与变动过程中，在各大区域市场的重组与整合之下已趋形成。

省级市场、区域市场格局的形成过程，同时又是它们调整与重组的整合过程，并由于各地市场的相应配合与促进，传统时代的全国性统一市场形成。这突出表现于湖北、四川、广西商业重心的转移，这种转移既是区域经济摆脱政治纽带趋向市场轴心的结果，也是配合全国市场整合进程的必然变化。

唐宋以前，湖北、四川的政治经济中心分别在荆襄、成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与政治中心长安及洛阳联系更为便利的缘故，广西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东北部的桂林，同样是因为北向地与中原王朝联系的缘故。尽管川陕商道难于上青天，灵渠不过一人造小渠而已，显然它们无法承载沟通区域间市场联系所必需的大规模商品流通的容量——它们不可能成为全国市场联系的大规模通道，但足以胜任中央与地方政令的传输，并且是当时条件下与全国政治中心联系的便捷途径，因此区域政治经济中心亦随之分布。这种格局无疑更多地是政治因素作用的产物，而与市场因素不甚相关，甚至背道而驰。在市场发展的作用下，尤其是区域间市场联系的增强、全国性统一市场的整合等因素的作用下，明清时这种区域格局发生或完成了转移。

湖北的经济重心，自宋以来开始由荆襄一带向今武汉附近转移，至明中叶以后最高中心地稳定于汉口，并将湖南引入其市场吸纳与辐射范围之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湖南决定性的主要输出商品米谷及木材与铁等重要输出品、重要输入品盐等都必须以汉口为枢纽。广西则由于珠江航运的迅速发展和广州、佛山的中心功能与辐射功能的扩大，被整合入岭南区域市场之中，其经济中心亦随之由东北部的桂林转移到东南部的梧州及戎墟。［①e］元明时衰落不振的四川区域市场至清代复苏，并在长江航运的带动下，商业中心自嘉道时期开始由成都转移至重庆。［②e］随着各地市场联系的加强、主要河道主干线承担的作用越来越大，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动融入全国市场的整合过程之中。

此外，边疆民族地区经济，虽然与内地仍存在相当差距，但明清时经济已大有起色，云南、西藏、新疆、蒙古地区、东北，东南的宝岛与海南都得到程度不同的开发，与内地市场的交往紧密关联。正是这种日趋密切的商旅与货物往来，将各边疆民族市场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体系之中，不过它们大多不是以统一市场内自成一体的区域市场的形式出现。

三、内河航运贸易的变动与传统市场的整合

运输条件与物流设施的改善，缩短商品空间距离，降低商品交易成本，先进的仓储技术手段提高商品养护能力，从而延长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时间，是市场的重要条件。承载使用价值时空转移的交通运输在市场整合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宋元明清内河航运的变动，就突出地反映了市场整合的轨迹。在化交通出现之前，水运的开发利用程度是市场发展的重要标志。水运具有陆运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航运迅速，运载量大，运输成本低。［①f］因此本文以内河航运贸易为重点进行考察。

长江航运贸易汉唐之世就已存在，宋代进一步得到开发。东出长江在四川对外联系中的重要性加强，“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②f］长江中下游河面上，米谷、木材与食盐等商品的对流运动日益扩大。在长江运输的带动下，四川东部的渝州、夔州、万州等地的落后局面有了起色，中游的荆州附近崛起了沙市，这个附郭草市很快后来居上。鄂州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因长江流域市场交往的扩大而得到充分发挥，宋代以后逐渐取代了江陵的中心地位。

明清时期长江已成为黄金水道，清代仅长江中上游的商品粮东运，已蔚为壮观，木材、药材、生铁、豆类等亦顺流而下；江南的丝棉织品及日用杂货，淮南的盐等，则大量逆流而上。长江航运贸易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汉口的迅速崛起并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东西间商品交流的频繁，正是汉口作为全国中心城市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在宋代，虽然鄂城开始崛起，但由于长江航运量的限制，它始终只是一个较大的商品转运站而已。四川商业重心开始东移重庆，也是长江上游与中下游联系加强的产物。

长江沿线还兴起一批中等城镇，自西而东主要有：叙州、沙市、岳州、九江、安庆、芜湖等，并且它们的地位也在日益强化。各大支流沿岸的省级和地方性中心城市或商品运输中转城市为数更多。岷江上有古城成都，涪江上有新兴的商品粮市镇太和镇，嘉陵江上有阆丝贸易中心苍溪县城，湘江上有湖南商业中心湘潭及长沙、衡阳，资江上有益阳，汉江上有“南船北马”转运站老河口、棉运输中转地云梦县城。赣江上有江西商业中心樟树镇、吴城镇，抚河上有浒湾镇，信江上有河口镇，鄱江上有瓷都景德镇……。

明清长江航运的开发是全国性统一市场整合的重要表征，说明东西各区域间市场联系的加强，而在此前这种联系相当有限，远逊于南北间的物资交流。南北向的交通运输历来是商品流通的主要流向，这是北方中心地位对物资运输的所致。在传统市场整合的过程中，南北向交通的重要性逐渐减退。唐代繁荣的湘江水道，至宋渐衰；赣江水道，宋代盛极一时，到清代其重要性相对下降；陆路的川陕商道，在宋代是四川区域市场鼎盛的生命线，也是陕西军事重地的军需供给线，南宋以后一蹶不振。清中叶后千年辉煌的大运河也退出了舞台。

珠江流域类似于长江，明清时以米、盐为代表的原料与手品的对流运动使西江运输趋于繁荣，广西商业重心东移梧州及戎墟，佛山成长为岭南区域和全国性中心城镇，都是珠江流域商品运输扩大的直接表征。黄河、淮河、海河各大河流都涌现出区域性或地方性中心城市与商品转运枢纽。淮河支流上的朱仙镇，黄河与运河相交处的淮安，海河各大支流相汇处的天津，以及卫河上的河南清化镇、河北小滩镇，汾河上的山西绛州，等等，都是各水系河道运输带动下成长起来的。

以长江为代表的大河是东西交通的天然大动脉，其开发程度是传统市场整合的重要标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隋唐以来历代政府对天然的长江航运未加利用，却要耗费巨大财力开掘修浚人工的南北大运河，这正是南北物资交流的重要性使然，而这种重要性很大程度又是北方政治中心有赖于南方经济力量的支撑所驱动的，而不是由纯经济、纯市场的因素决定。

隋开运河，完成了中国经济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工程，自此历宋元明清，大运河都成为南北交通运输的首善要道。北宋汴河北接黄河，南入江淮，是京师的生命线，广济河东通京东、河北，蔡河南入淮南。其运输量，仅官运漕米，常年即达五六百万石，高时达800万石。汴河正所谓“横亘中国，首承大河，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①g］元代新开的会通河的载容量限于150料船，但商贾三四百料乃至500料船亦能行驶。不仅每年漕运江淮米500万石至大都，而且，“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②g］北宋的汴京、元朝的大都，全赖运河的滋润。在运河沿岸，淮南以真、扬、楚、泗为代表的商业城市得到持续发展。真州位于长江与运河相接之处，唐代为白沙镇，北宋升为州治，号为“万商之渊”，元代其商税额仅次于大都和杭州，位列全国各大城市第三。在江南段则有镇江、常州、苏州、杭州等大中城镇。

明清时大运河仍充当南北大动脉。明代运河北上的商品；以棉布、绸缎为大宗，其次为茶叶、纸张、磁器、铁器等；运河南下的商品以棉花为主，次为豆货、干鲜果品。清代，南货北上主要是绸、布、姜、茶、纸、糖及各项杂货；北货南下则以粮食为主，棉花、梨枣、烟叶、油麻等货亦为大宗。此外，长芦、两淮盐场经运河南下或转运的运输量，明代一亿多斤，清代约有二三亿多斤。明代钞关除九江外都位于运河上，即崇文门、河西务（清移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关，其中运河七关在钞关商税总额中所占百分比，万历时为92．7％，天启时为88％。清代运河七关在全国关税总额中的百分比有所下降，康熙二十年为50．5％，雍正三年40．9％，乾隆十八年33．1％，嘉庆十七年29．3％，道光二十一年33．5％。［③g］明清时期运河沿线一系列城市的兴起，与南北物资交流紧密相关。临清，可以说是大运河“创造”的商业城市的典型代表。元代新开运河使临清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崛起，杨效曾《临清小纪》描述道：临清每届漕运时期，帆樯林立，百货山集，当其盛时，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明清时临清一直是山东最大的商业城市，并曾为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和粮食交易中心之一。天津也因运河的接引而由明代的一个普通军事卫所跃升为清代河北重要中心地，江苏的淮安成南北商品粮对流的中转地，扬州的繁荣，最主要也是得益于其作为淮盐总汇和运河枢纽的地位。苏州更得益于运河之助，成为明清最大的全国性中心城市之一。

清中叶后，海运的重要性逐渐超过运河，这是中国传统市场新的生命力与牵引力之所在。运河的运输能力毕竟有限，随着南北商品运动的深化，它逐渐不堪负荷。如果把运河的运输作为传统市场的某种象征，那么，它又是传统市场的局限性与滞后性的突出体现。海运取代运河，则为全国市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随着海运的日益扩大，天津进一步成为华北最重要的对外联系港口，而上海的崛起更具有划的历史意义。在西方列强入侵并强迫通商以前，上海的发展势头实际上已显露无余，它不仅早已超过松江府城，而且渐有取代苏州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之势。史称“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①h］到了近代，上海更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

最初的商业行为，集交易过程、运输、仓储等环节于一体，或者说，集价值运动、使用价值运动于一体。后来，储运与商业分离，形成独立的运输业、仓储业乃至专门的信息业；专门媒介交易而自己不介入商品所有权转移过程的经纪人、商亦趋活跃。

物流的仓储环节，宋代邸店遍布城乡，多集存储与售卖于一身，既供商旅往宿，也有相应的存货、保管设施，专门化的仓储设施也已出现。在运河真、扬、楚、泗一带，有不少堆垛场，专供官运与商运物资长期存货。多为官营，亦有民营，寄存商货者交付垛地官钱或垛户钱。在东南地区，塌房存在于商业城镇周围。杭州的塌坊尤盛，据《都城纪胜》和《梦梁录》的记载：城中北关水门内，有水数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于水次起迭塌坊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四维皆水，亦可防避风烛，又免盗贼，甚为都城富室之便。这种大规模的仓储令人惊讶，大概只有杭州一地，不过，具体而微者，各地亦可见到。湖州乌青镇的铺户，其存货塌坊就集中于数里之外的琏市，朝夕旋取以归。［②h］明初南京商旅辐辏，货物或止于舟，或贮于城外民居。官府“于三山门外濒水处，为屋数十间，名曰塌坊。商人至者，俾悉贮货其中，既纳税，从其自相贸易”。［③h］清代这样的仓储设施在中小型转运城镇也普遍发展起来。湖北云梦县城棉布仓储的事例尤为典型，云梦是山陕商人贩运湖北棉布的中转站，棉布北运必须在此重加包装捆载，才能“历远不变色，若不由云城改捆，一至河南渡黄河，布多霉暗”。因此西商在此租赁宽间屋宇，设立了十数处店号。［④h］四川江津县城也有这样的仓储设施，棉布由此分销云南、贵州、川西，商人在城北中渡建有专门堆布店。湖南各地商人，在汉口、湘潭等中心城市设立本地货物专用码头，攸县商人在湘潭自建有码头，并时加修葺扩充，汉口有宝庆码头、萍醴码头。运输环节还出现了相关的包装服务业。在景德镇瓷器出窑，都要分类拣选，分别包装运输，以保证长途贩运无损。［⑤h］广东干鲜果品经梅岭北运，也已形成高水平的包装运输服务业。运输业的进步，正是降低运输成本、延展商品市场的前提。

全国性经济地理布局自宋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明清时期的作物专业产区重组与优化过程显示出市场导向下资源配置的作用。经济中心地等级体系，自宋代历明清逐渐与行政治所等级分离，各大地域的区域市场相继形成，并配合全国市场的发展不断调整与重组。以长江和大运河为主的航运网络的消长变动，亦深刻地反映了传统市场整合的轨迹。本文所述的这三个方面远不是中国传统市场整合的全部，然而它们仍清晰地显示出11—19世纪的发展历程，在这种整合过程中，尽管市场机制没有成为全国经济运行的轴心，但传统时代下全国性统一市场已趋形成。

注释

①a 唐宋市场的革命性变化，简略而言就是：城市市场突破坊市制和城墙的时空限制，市场涌现出一批功能性的新兴市镇，市场在整个中的作用加强。

②a 本文具体引证多从略，可参阅拙著《宋代东南市场》第二章、第三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传统市场的》第三篇、第四篇，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①b 参见《中国陶瓷》第五编第二章、第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②b 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载《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①c 《清高宗实录》卷304，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

②c 《李煦奏折》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苏州米价并进晴雨折”。

③c 嘉靖《高唐州志》卷3。

④c 《两台奏议》卷5；《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兖州府物产考；道光《英德县志》卷6；万历《宣府镇志》，嘉靖《宁夏新志》卷1。

⑤c 张翰《松窗梦语》卷4。

①d 乾隆《祥符县志》卷6。

②d 参阅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第二章第三节，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罗一星《试论清代前期岭南市场中心地的分布特点》，载《广州研究》1988年第9期。

③d 参阅梁洪生：《吴城商镇及其早期商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萧放：《明清江西四大镇的发展及其特点》，载《平淮学刊》第五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①e 参阅黄滨：《明清时期广西“无东不成市”布局研究》，载《广西社会》1992年第3期。

②e 参阅龙登高：《四川区域市场的历史变迁》，待刊于《思想战线》1997年第4期；林成西：《清代乾嘉之际四川商业重心的东移》，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①f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2运盐之法为，每斤100里，陆运4文，船运1文。《庆元条法事类》卷37载，南宋按每百斤100里计地里脚钱，陆运100文，水路溯流30文，顺流10文。水运的运输成本仅当陆运的20％—25％左右。元代差别也相似，据明人丘浚《大学衍义补》，“河漕视陆运之费，省计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计七八。”

②f 苏德祥《新修江渎庙记》，《全蜀艺文志》卷37。

①g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

②g 《元史·河渠志》。

③g 许檀：《明清运河的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

①h 谢占壬：《古今海运异宜》，载《皇朝经世文编》卷48。

②h 《宋会要·食货》18之31。

③h 《明太祖实录》卷211，洪武二十四年八月辛巳。

篇6

关键词：大分流 原始工业化 资本主义萌芽

一、引言

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是一段持续的过程，并不是全部外国资本主义的渗透，也有中国本身原始工业化发展因素的影响。正如诺斯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一系列渐进变化的积累”。在中国整个近代化中，江南地区起着领导的作用，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虽然没有自发地进入近代化，但江南早期的工业化在明清时期有着出色的表现，也为20世纪江南工业现代化的迅猛发展提供了许多贡献性的因素。对中国明清时期的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也是追溯工业化的源泉，了解中国工业发展历史积累的必要。同时也会对现代农村工业的发展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二、原始工业化理论综述

原始工业化理论是美国学者门德尔斯于1969年首次提出构想的。最初门氏将其定义为主要分散于农村的制造业活动。1972年将其扩展为“主要分布在农村中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它伴随着乡村经济的空间组织的变化”。在对弗兰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门德尔斯发现，原始工业化的最终动力为人口压力。18世纪末在弗兰斯出现了原始工业化的时代，即手工业区与没有家庭手工业的商业性的农耕地区，都存在市场的影响。后来克里得特等学者又扩大为“农村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完全活在很大程度上的依靠为区域间的市场或国际市场而进行的大众化生产”。总之，构成原始工业化的三个要素为：农业工业，外部市场，商业性的农业。

原始工业化理论为进一步了解近代工业的历史基础和近代以前的欧洲以外的工业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工具，提出以后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因为这些地区伴随着欧洲近代工业化而来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工业。其理论被广泛地用于东亚地区，如近年来对日本、印度的经济史研究中，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理论研究已成为一种模式。王国斌还认为与欧洲原始工业化相关的那些条件，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可能比欧洲更为普遍。在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中，与此相关的是明清原始工业化发展的问题。

三、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原始工业化基本状况

1.当地经济的商品化发展概况

其具体表现为：棉花的种植刺激了手工纺织业的繁荣，常熟、无锡成为长江三角洲第二、第三的棉布贸易中心，每年分别有1000万和300万匹的棉布输出；桑蚕和丝绸在苏州府经济增长中占主要地位。桑蚕业在迅猛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丝织业几乎完全脱离了农耕而成为专业化的生产。到了晚清时期，许多丝织业是靠城镇作坊中的雇佣完成的。但原材料的生产如植桑，养蚕和棉布纺纱织布一样全是在小农的家庭生产中进行的。植桑栽培的扩展使这一地区成为缺粮地区，粮食作物也逐渐地商品化。

2.当地轻工业的发展，以最为繁华的纺织业为例

纺织业是明清江南工业中最大的部门，是江南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产业，在明清时期出现了重大变化。其发展表现为：（1）手工纺织产量规模的扩大。在对整个江南地区棉布产量的估算中，得出“在明后期江南的棉布产量为5000万匹，清中期为10000万匹”。（2）生产技术的进步：①不断改进的生产工具。如斜身式花机的出现大大改进了织机的性能，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增强了工人操作的精确度。②生产工艺的发展。棉布制造中，纹络花样等工艺的发展；此外棉布的染色技术也有提高。（3）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较为复杂的工序中，专门的生产部门产生。如在棉纺织业中最重要的分工为织和纺的两大工序的分离，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的分离，家庭内部的分工。（4）地区专业化也日益加强。江南的松江、苏州、无锡为棉纺织基地。（5）市场的扩大华北和海外销售市场的扩大使得当地原始工业化发展迅速。

四、对江南原始工业基本状况的研究现状

对江南地区的原始工业化研究中也许人们提到最多的是过于膨胀的人口增长，有限的土地规模造成的土地资源的相对短缺，内卷化增长及江南地区的斯密型增长。海内外学者对此各有所见，对江南原始工业化为何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工业的原因解释也不胜枚举，主要有：

1.黄宗智在分析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时是按照菜雅诺夫的逻辑

他指出在人口压力下农村家庭农场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行为。他认为甚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却阻挠了长三角地区经营式农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经营式农业的发展逐渐被小农家庭式耕作所取代；认为明清时期该地区手工业增长小农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本积累上，包买商人倾向于流通领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劳动投入的无限制增长上的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基础上，走上了一条内卷化、生活水平停滞和可用资源的全面压力日益增长所构成的模式。

2.国内学者李伯重在《江南的近代化》描绘了江南工业的基本框架，以纺织业为例则表现为江南地区经济的斯密型增长

江南工业是“超轻结构”，注重能源与材料的节省，使江南不可能出现能源或材料革命。而明清纺织业和英国的纺织品市场，从容量上来看都相差无几，也无怪乎江南的原始工业化走出了与英国的“煤炭主义”道路不同的以纺织轻工业为主的道路。

3.于秋华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江南地区斯密性增长和过密性增长相互交织发展

篇7

消费结构包括消费需求、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和消费品的类别与比例等项，能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

一、人口压力与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消费需求结构对商品经济的作用

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动因是消费的需要，人口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既是生产力的构成因素和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个社会、一个地区的人口，一方面依存于经济，为经济水平所制约，另一方面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其中人口的消费需求与生产结构的性能密切相关。

在生产工具简陋的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增长一般依靠充足劳动力的投入，即劳动密度的增加，因此经济繁荣往往以人丁兴旺为标尺。江南地区的开发得力于西晋末年开始的具有先进劳动技能的北人南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外地人口的涌入，江南人口急剧膨胀，北宋时人稠地狭的矛盾已初露端倪，逮至明清阶段人地关系的紧张愈演愈烈。就全国范围看，明代人口最多时达一亿左右。清乾隆在位的60年间连续突破两亿、三亿大关，道光年间竟增至四亿。而偏处东南一隅的江南地区人口高度集中，雄居全国之冠，据推算：明代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数为19人，而浙江是114人（相当于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600％），南直隶为48人（相当于全国密度的250％）；其中，苏、松、嘉三府，每人平均占田数仅4亩左右，存在首大量的剩余人口。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口或劳动力过剩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需，且成为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拖累，往往需要通过移民、扩充军队、兴办公共工程等非生产方式来暂时消化一部分过剩劳动力。明清时期，北方的过剩人口很难解决，而江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较为成功地化解了这一难题，避免了因人口过剩而导致的流民动乱。

江南地区的可耕土地在北宋时即已开发殆尽。可是，一定量的土地能够养活的人口量有一定的界限。在以机器、化肥、大规模的农场经营为标志的近代农业兴起以前，挖掘土地潜力的主要方式是强化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收益。但劳动投入的增加也并不单意味着使用更多的劳动力，相反由于劳动技能的熟练和改进使生产率得到提高，将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固定数额的土地上排挤出去。江南农产之利，全在水田，因此江南人民千方百计地提高稻作集约化程度，如推广双季稻、稻麦连作、棉豆间作等，发展了多元性的农业结构。由于中国小农经济以农业和家庭手的结合为特征，提供手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得以迅速推广——当然也与经济作物的收益高于粮食作物有关。集约化耕作需要一定的农业投资，又往往须现金支付，而清代江南农家耕种十亩，还要“雇工以助之”，更需相当数额的资金，所以不得不依赖家庭手工业收入来补充。与生产经营的多样化相适应，专业化亦有所提高。个体小生产者基于生产条件的差异和个人技能的专长、或专门从事粮食生产，或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种棉、植桑等），还有的离开土地后专职人事丝、棉等家庭手工生产。生产经营的多样化与专业化带有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与商品性生产相适应，并且由于人口依然大量过剩，众多无地或少地以及土地瘠薄的人弃农就商，或兼事货殖作为副业，如徐光启所云：“南人大众，耕恳无田，仕进无路，则去而为末富、奸富者多矣。”②］

上面所述都加剧了江南工商业人口和半工商业人口比重的上升，这类人口多向新型的工商业市镇集中。城镇中的工商业者与市场联系密切，他们队伍的扩大无疑促进了商品交换与生产的发展，而且江南城居地主、官绅数量的庞大及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商品市场经济高涨的一个动因。

二、消费主体、消费水平对商品经济的

明清江南地区的生活消费水平较前有很明显的提高，平均水平也高于同时期其它地区。然而，在商品市场经济的旋涡中，各个消费主体由于本身经济能力与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其消费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与生产结构、经营相关联。

实际上，明清江南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附在土地上，即便那些游离出来的工商业者，也与土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割不断与土地联系的脐带。个体农户的多种经营还是以种植粮食作物的农耕生产为主体，尤其在肥美的水田地区，主要种植稻作，兼种棉、桑等经济作物，粮食基本自给自足或半自足。少数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农家，口粮也多取自本地，交换行为基本在市镇这类地方小市场完成。以粮食种植为中心、以糊口为目的的生产规定了消费水平的低下和简单。一般人家大都以织助耕，家庭手工业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消费水平的高低，“女工勤者，其家必兴，女工游惰，其家必落；正与男事相类……且夫匹夫匹妇，男治田可十亩，女养蚕可十筐，日成布可二匹，或纺纱八两，宁复忧饥寒乎？”③］这种配合紧密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结构的商品化发展，不仅解决了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消费问题，而且多余产品大量进入交换领域，输出埠外。但是，商品化生产的发达并没有使江南人民突破“低消费”的界定。就连植桑、养蚕、缫丝、织造专业化、商品化程度很高的湖州来说，广大专事副业或手工业的个体家庭，仍然是靠换取粮食以维持生计和交纳租赋以保障简单再生产的进行。鲜有财富的大量积累，故时人有曰：“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可慨！④］

当然，与单纯的经济下“低消费”不同，明清江南地区的“低消费”具有相对性。况且，消费本身及其影响已逾出本区域，从而加强了小农经济对市场的依赖性。

农村以小农经济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解决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比较固定的工商业者，并汹汹涌入城镇，成为市镇勃兴的重要因素。明清时期密如星斗的市镇，聚集了以工商者为主体的大量人口。基于农工产品比价的“剪刀差”以及前资本主义商业的高额利润，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高于四乡。随着市镇多方面的城市功能的增强，特别是零售商业、铺坊手工业、饮食业和酒楼、茶肆、妓院等行业的蜂起，加上大量地主、士绅的迁入，使得市镇行政管理复杂化，官吏队伍遽速壮大。这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凭藉经济、实力，消费水准高得惊人，高档奢侈性消费品的猛增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但中小工商业者的生活用品基本来自本土所产，他们所从事的商品性生产的发展主要缘自外地市场的需求。市镇市场繁华绚丽，零售店铺鳞次栉比。可是，城市零售商业并非执行流通任务的职能商人资本，而是一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⑤］，仅能说明消费服务环节的流畅而已。至于饮食、服务、娱乐业更与社会再生产过程无缘。市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多重导向促使江南经济商品生产的种类多样化。

苏、杭等江南大城市的消费水平总体上又高于市镇。因其城市功能在明清时出现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转化，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中心官宦性消费的弊端，所以消费水平上升的重要意义表现为占有城市人口多数的一般工商业者经济能力的提高。明代苏州西北阊门至枫桥是进入苏州的主干通道，这里列肆二十余里，居民数万计。东北半城皆居机户，“比户皆工织作”。生产技能和生产率远远高于市镇和乡村的工商业者。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是消费水平上升的基础。清人钱咏追记明代苏州商贸盛景：“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⑥］这些来自外地和本地的富商大贾累资数万、十万、百万计，由于商业资本在江南极难转向产业资本，便大量消耗在奢侈性消费中，由此刺激了商业的过度繁荣，也有利于贩运贸易的兴旺、高档商品生产的增长，并进而为广大的手工生产者和小商人提供了大量生存、经营机会。商业和服务行业的繁荣消化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而使社会秩序较为安定，使工商业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外，一些原来官宦性消费极强的江南行政城市即府治、县治的平均消费水平也源于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城市功能变动而得到提高。首先，工商业人口的数量增加，改变了人口的比例，扩大了城市规模。如松江旧城狭窄，方圆不及九里。明隆庆、万历间，人口骤增，居民稠密。来自四乡、外地的农村过剩人口汇集在府城周围。四郊十里左右，人口不下二十万，大多数从事工商职业。府城东、西门是商业、手工业麋集区。万历年间，东城“男人制鞋”“轻俏精美”，“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西门外，有暑袜店百余号，远方客商争来购买。这些工商业人口的多样性、复杂化的较高消费来自市场，交换的扩大又反过来刺激生产结构的商品化程度。这样的消费显然与官僚、军队、士绅、城居地主及其仆从的庞大消费有别。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即当时租税折银现象也促进了市场交换的繁荣，尽管其中因商品作为租、赋转化物的不纯性而使交换掺杂着大量水份。

与物质消费提高相适应，江南城乡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也有了相当可观的提高和转变，当另文述及。

三、消费品结构、消费行为结构对商品的

依照“物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消费行为可大致划分为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消费与奢侈性高消费。

在消费品总量中，一般日常消费品质量的提高和比重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经济正常、健康的和进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生产水平低，但由于阶级、等级、职业差别和财富差别的悬殊，享有特权或财富的“非生产者”的奢侈性消费畸型地膨胀，其对市场的依赖性尤其促使长距离贩运贸易的片面发展，由此影响到生产结构里劳动、资金的投入集中于奢侈性用品的生产，从而相对削弱了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高侈奢消费行为还使劳动和资金流入商业、服务、娱乐业领域，浪费了大量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扩大再生产的各种机会。

奢侈性消费品与一般日常用品的界线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清江南地区某些原属高档消费品的商品降为普及性的一般生活用品，这是一个可喜的征兆。如棉布衣饰在唐时仅为权贵服用，迄及，“凡棉布御寒，贵贱同之。”⑦］至清时，“江南一带，康熙间，常服尚多用布。”到嘉庆间，已是“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新色新洋。”⑧］棉布作为日常用品，其庞大的消费需求有力地推动了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丝织业中也存在相似的情形，如包头绢行、改机行，都是生产与民间消费有关的日常服饰品，包头绢为创织细软的纱代替高级品的精纱，而改机则是把原属高级品的缎或纱改织成较坚实的绸，以利在民间扩大销路。这类日常用品范围的扩大、数额的增加、质量的提高，有利于产品结构摆脱前资本主义的性质。

但明清江南地区消费行为的两极分化依旧严重，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侈性消费益发炽盛。康熙“盛世”之时，唐甄根据在苏州一带亲历，描绘了城乡、贫富人家消费和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朊，入其（农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蜎体不申。”⑨］广大生产主体的消费能力低下，表明他们缺乏经济实力进行扩大再生产。

明清江南奢侈性高消费是在商品经济广泛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这究竟与市场交换和生产结构有什么关系呢？

四、奢侈性高消费风气对商品经济的影响

在日常消费品商品性生产增长的同时，明清江南的奢侈性高消费品也与日俱增。消费行为的“尚奢”风习迷漫于大、中、小城镇以至乡村，见诸当时士大夫充满愤慨和忧患的议论，张瀚写到：“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赴焉……”⑩］尚奢耻俭还引起社会道德风尚的变化，徐献忠认为：“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竞嗤鄙之。”［（11）］

以尚奢、薄情为特征的消费、道德风气的嬗变大抵以嘉、万时期作为一个转折点，“正、嘉以前，南都最为醇厚。”［（12）］许多“百不见一二之”的现象伴着明中叶江南商品经济的高涨层见叠出。“传者谓：弘治时，世臣富；正德时，内臣富；嘉靖时，商贾富；隆万时，游侠富。”［（13）］商品经济的发达引动了奢侈性消费的膨胀和社会风气的商品化。

产自江南的直接与商品生产有关的高档商品主要是精致昂贵的丝织品。高档丝织品工艺复杂，不仅需要手工精细的熟练操作，而且需要劳动分工和协作，这裨益于生产的集中化，因而丝织行业中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相对多一些，还出现了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动。但大体上还是依靠熟练劳动力的劳动投入，精益求精，如此紧密的内部组织结构抑制了生产分工和协作的社会化。这种生产奉行质量竞争的原则，不同于实行价格竞争的“合理化”生产——后者以改进技术、扩大产量、提高劳动效率为标志，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竞争、经营方式。悠久的丝织业日益变为生产高、精、尖产品的产业，不能促使整个生产结构的革命性变动。如同英国传统的毛纺业一样，既有强大的生命力（丝绸在近代国际市场仍有极强的竞争力），也有顽强的惰性。在历史上，生产技术、生产关系的变革总是出现在新的产业上，如近代英国是在新兴的棉纺工场里最先使用蒸汽机，从而揭开了产业革命的序幕。

江南以丝织品为主的高层次消费品远销全国及海外，同时各地及海外的珍稀产品也大量的汇入江南市场。这决不仅仅在于富贵人家消费水平即购买力的提高，亦与尚奢竞侈的普遍风尚相关。城乡中、小人家很多贷钱购买金银首饰，竞为华侈。在苏州，“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14）］

奢侈性消费刺激了商业、服务业的发达，可以消化大批过剩劳动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定的益处，清人顾公燮，体察到了这点，“自古风俗移人，贤者不免。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又议论道：“治国之道，在于安顿穷人。……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赌博、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矣。”［（15）］然而，这种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三产业”脱离了物质生产力水平。盛宴酒会、住宅园林、珠光宝器、陈设装置、纳妾宿妓、婚丧嫁娶的挥霍铺张，以及过度的民间信仰、风俗节日等方面的消费对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意义几乎都是消极的。其对商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加剧市场畸型繁荣，浪费巨大社会财富。高消费的主体多为享有特权的官僚贵族、城居地主、富商大贾及其奴仆队伍。他们的资财源于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多是租税的转化形态，如官俸即取自政府征收的田赋杂税，以及各种法外收入。他们所购置的高档奢侈性产品不管是本地所产还是靠长途贩运进来的，价格都远远高于价值；加之他们的收入很多不是来自亲身生产，必然不甚计较商品的真实价值，如此一来一般生活用品的价格与高档消费品的价格之差距大得惊人。况且庞大的仆从队伍也是消耗社会财富的重要因素。明清奴婢制度十分发达，男优女婢、青楼妓、舆夫佣仆，数量壮观，“大家僮仆，多至万指。”［（16）］“人奴人多，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17）］这些奴婢或半婢身份的“雇工人”多用于家内服役，属寄生性消费人口。另外，活动在江南的外地商人和高利贷者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身份，更为穷奢极侈，挥霍无度，时称：“大抵吴人滥觞，而徽入导之。”［（18）］因本土地贫瘠、田赋沉重而难投资地产的徽商，其自身的家庭生活颇为节俭，但却在盛宴酒会、纳妾宿妓、娱乐游戏等社会化的消费上不惜挥金如土。这也限制了商业、高利贷资本可能向产业资本转化的量额。由各色富贵人家及其附从人口所造成的奢侈性高生活消费，使明清江南市场带有畸型膨胀的病态，尚奢风气滋长、蔓延、辐射到一般庶民地主和中小人家的日常消费习俗上，即便外出打工糊口的行帮中，许多人也把血汗钱糟蹋在酒肆、赌场与戏馆中。这种靡然风行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消费方式，严重损害了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

江南本地富户中，地主型居多，生活消费主要来自田产，有的也兼营商业、高利贷业。但由于地权可移动性的“软化性格”，土地买卖在商品货币发达的气候里更为频繁，因此稳定的田产收入得以权力所带来的财富收入作保障，故而最终强有力维持奢侈生活的后盾是权力。江南士大夫如林如云，享有官衔和功名的士绅，包括现任官僚、致仕吏员以及生员、监生，各恃自己的权势，兼并土地。宦海沉浮，风云变幻，故江南田地多易其主。因此，科举入仕、破财捐官，用超经济的手段以保征经济利益的现象在江南地区尤其普遍。在这方面，殊为瞩目的是占据明清江南商人资本市场最大份额的徽商、晋商等商帮的“政治性消费”。许多徽商虽以微本起家，恪守职业道德，兢兢业业，惨淡经营，可一旦拥有一定的资财后便不惜血本勾通官府，谋求特权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和减少经济的与非经济的搔扰、盘扣。大一些的徽商大都经营受官府扶持和控制的盐、茶贩运业和典当业，颇具官商色彩。政治性消费的另一目的是抬高社会地位，炫耀门第。徽商还积极参予江南地区修路筑坝、赈灾救贫等公益、福利、慈善事业，博取盛誉。此外，徽商等外地商人效法江南仕宦人家，将大量资财用于捐官和扶植乡族子弟科举入仕，不独因为权力是财富的矿藏，还如汪道昆所言：“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侧身飧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19）］本来可以作为有力的经济力量的大量资财消耗在政治性的无谓投资上，这种物质财富的“异化”消费遏制了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欲望。

五、全国及海外消费结构与明清江南商品的互动

从明清江南市场的超区域辐射功能的视角，可以看到江南商品经济的及其特点与全国的消费需求、消费结构互为制动、密切关联。由于各地的生产、生活水平普遍低于江南地区，使得江南以棉布、丝帛为主的农、副、工产品遍销全国及海外，而销售路线的不断转移避开了某些地区生产发达后阻滞江南产品进入的障碍。这就使得江南日常用品商品化生产因为有广泛的市场需求而具备了持久的生命力，可同时也抹煞了生产技术突破性革新的要求。

国家维系庞大的官僚、军队等财政供给除来自赋税外，也部分地与江南市场发生直接、间接的联系，如“领织”、“市买”即是如此。特别是军队所用的棉布多是购自江南市场。封建国家这种巨大的军政消费需求对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另外，皇室、贵族、官僚和各地的地主、富商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的奢侈性高消费需求，了消费结构的比例和性质，对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如同前面的江南富贵阶层消费需求所产生的效果一样，弊大于利。此外，海外市场对江南产品的消费需求，基于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禁止和限制，以及以农立国的大陆国家的特点，对江南商品经济结构的影响是偶发的、扭曲的、微小的。而不似近世之初的西欧国家由于海外市场对高档消费品需求的扩大引起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由此出现商品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革。

六、小结

通观明清时期以江南地区为主的全国消费结构在江南商品经济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可以得出带有性的观点。

人口密集的压力是促使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初、最直接的消费动因。生产的日益商品化、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和集中，使生活消费愈来愈依赖市场。但消费结构的内部比例依旧不合理。马克斯·韦伯指出：“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个来源，即广大群众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只能通过需求的大众化，尤其是遵循生产上层阶级奢侈品的代用品路线，而出现于一小部分奢侈品中，这种现象以价格竞争为特征，而为宫廷进行生产的奢侈品工业则遵循质量竞争的手工业原则。”［（20）］固然与中国传统商品生产相比，明清江南日常生活用品的商品化生产得到广泛的、长足的发展，然而从质量竞争变为价格竞争的新型消费经济没有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反因富贵阶层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尚奢风气的普遍化，奢侈品的商品性生产恶性膨胀，并进而加剧了交换的过度发达和市场的畸型繁荣。

通过对消费结构的剖析，可以看到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种种规定。城乡普通人家尤其是农户的消费水平相对低下，这主要是因为生产结构里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伸张度有量与质的限定。由于城乡浑然一体，经济对流极不充分，城乡交换仍旧限于地方小市场上的盐、铁、茶和粮食。城镇市场的繁荣纵然与手工业的壮大有关，但交换重于生产的前资本主义性质一仍旧贯，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极为稀少，反映出生产分工与生产力依旧不发达。相反，城镇珍稀奢侈品贸易、土特产贸易以及零售商业、饮食业、娱乐业的发达和市民文化的糜费腐化，说明这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受到特定经济形态的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就难以出现质的突破，以前的江南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自行走出中世纪。

注：

①参见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的》，载于《史》1984年第3期。

②［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9“农事·开垦下”。

③［明］张履祥《补农书》卷下。

④［明］宋雷《西吴里语》卷3。

⑤参见《资本论》第3卷320、327页。

⑥［清］钱泳《履园丛话》卷24下“杂记下”。

⑦［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卷，“乃服第二卷”。

⑧［清］黄印《锡金识小录》卷1。

⑨［清］唐甄《潜书》下篇上，“存言”。

⑩［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

（11）［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3“风土”。

（12）［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

（13）［清］孙之騄《二申野录》卷4。

（14）［清］钱咏《履园丛话》卷7“臆论”。

（15）［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

（16）万历《嘉定县志》卷2“疆域志·风俗”。

（17）［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3，“奴仆”。

（18）［明］王世贞《觚不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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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贵州 明清 东西干线 文化线路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4-107-110

文化线路是近年来国际遗产保护界新兴的一种开放的、动态的遗产类型。在中国，此项保护工作启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2009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上发表的《无锡倡议》。《倡议》中，来至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呼吁，以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和保护中国的线路文化遗产。所谓驿道文化线路是将陆路、水路或其他交通线路用一种有历史联系和文化关联的动态方式集中起来，其中涵盖了较多的遗产种类，除与驿道本身有关的文化遗产之外，还包含了线路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带来的人口流动、商贸往来、文化传播、教育观念改变等共同体现在物质和非物质上的历史文化遗产。

贵州驿道文化线路遗产资源尤为丰富。明清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贵州的战略地位。明洪武十四年，为了控制云南，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明朝在元朝已开通的东西干线基础上进行整修，并在岳州至贵州（今贵阳）沿线设置了25驿，“一驿储粮三千石，小旗一人领军十人守之”以传递军情，备足粮草，为讨伐云南作准备。在贵州境内，明朝沿线自西向东设亦资孔驿（今盘县亦资孔）、湘满驿（今盘县西北）、新兴驿（今普安县）、尾洒驿（今晴隆县）、渣城驿（今关岭永宁）、关岭驿、安庄驿（今镇宁安庄坡）、普利驿（今安顺市）、平坝驿、威清驿（今清镇县城）、贵阳驿、龙里驿（今龙里县城）、新添驿（今贵定县城）、平越驿（今福泉县城）、清平驿（今凯里清平）、偏桥驿（今施秉县城）、镇远驿（今镇远县城）、水马驿（今镇远清溪西）、清浪驿（今镇远清溪）、平溪驿（今玉屏），共20驿，其间还另设有12站。这条连接今云南、贵州、湖南的东西干线即为文献所载的明清滇黔和湘黔主驿道。

一、线路上多维度的交流和对话

对贵州而言，交通线到达什么地区，就会给当地带来发展的动力，改善交通条件是改变当地社会状况的重要方式。明清东西干线的畅通，使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得以多维度、大尺度的交流和互惠，沟通了贵州与邻省及中原内地多元化的文明对话，并由此发展和扩散开来，极大地促成了西南民族地区与中原内地文化的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原先进农耕技术的传人。自洪武以来，明朝大举推行屯田制，史载：“于时，东至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贵州卫所屯田数量十分可观，据史记载，仅贵州都司所属18卫2所屯田近100万亩。如此大面积的土地开发，得益于随军屯、民屯而传人的先进的中原农业耕种技术，如耕牛的使用，水利的兴修、育种的推广、土质的改良等。《明史食货志载》：“每军授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植树”。大片的中原式农田，在滇黔、湘黔驿道两边的坝子中与当地百姓的田土相互交错，汉、夷共同交流农业生产经验，推动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大发展。

第二，沿线城镇经济交往频繁。自洪武年问贵州开设卫所以后，永乐时期又增设了府、州、县，它们大多散布在滇黔和湘黔驿道上，最初仅仅是军事防御据点和官府所在地，由于地处交通线边缘，附近又有密集的屯堡，便逐渐形成商业活动频繁的集市。随着贸易的不断增加，一些大集市附近发展成为聚落区，进而演变成沿线重要的古城镇。而城镇经济发展也与交通条件的改善相辅相成，在湖广通往云南的主干线上，每年过往马匹不下三四千匹，往来商旅、运夫不计其数，沿线城镇自然成为沟通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纽带。如湘黔驿道入黔门户镇远，素有“水陆驿站”之称，城内有来至江西、湖广和南京的商人，云南的铜、锡从普安入黔后，经过二十余站到达镇远，再改走水路运至湖南常德。又如滇黔驿道上的普定和普安，城内商贾云集，物产富饶，市场内尤以大宗牲畜交易较为发达，大量马匹交易在此产生，马匹一部分是进贡京城。《明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十二月甲寅，贵州都司送所市马四百匹至京师”，又“洪武十八年正月癸酉，四川、贵州二都司送所市马一万一千六百匹至京师”，另一部分则是贩卖给云南。东西省际干线的的畅通，为所有城镇的商业活动和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的前提保障。

第三，极具地域特色的屯堡文化形成。随着明朝“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等一系列军事政治和后续开发西南边疆的举措，大批来至自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河南等地的军事和半军事移民及其家眷入驻贵州，主要居住在东西驿道沿线周围，尤其是安顺普定、安庄、平坝三个卫，一般每百户为一屯或堡。这些屯堡移民不仅改变了当地民族结构，还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贵州多元文化的格局，并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屯堡文化”现象。六百年来，明朝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屯堡早已消失殆尽，而贵州东西省际干线上的屯堡村寨却始终坚守着中原和江南地区汉民族的礼俗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娱乐文化、宗教文化和民间信仰。尤其是屯堡娱乐文化中的“地戏”，源于明朝军队里盛行“军傩”，是屯堡人独有的民间戏剧，“借以演习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农之深意。”后与中原民间传承的傩戏结合而成为贵州独特的文化遗存。

第四，儒学教育的推广。明代是贵州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期。儒学勃然兴起，一方面与明朝“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与学校为本”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驿道沿线的卫所有关。明代卫所中的军事移民大多来至于文化较发达的江苏、江西、安徽、浙江、河南等地，到贵州后普遍要求兴办儒学，使其后代有读书习礼的机会。故儒学教育首先在卫所住地发展起来，并成为贵州教育的先导。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普定卫儒学率先建立，为全省树立了榜样，随后在东西驿道沿线上，凡有条件的卫都建立了卫学，有州学的卫寄学于州学。贵州卫学在明代官学中占的比重较大，数量相当于官学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学校，不但为贵州培养了人才，还向国子监输送了一批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东西干线促成了儒学教育在贵州的大力推广。

二、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1、沿线文化遗产的特点

东西驿道是贵州较早开通的交通线之一，也是明清以来贵州最主要的省际干线，至今保存着许多反映喀斯特地区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地貌特征的驿道、桥梁、关隘、码头、渡口等交通设施，以及沿线古驿站、古村落、古城垣等遗迹和书院、茶店、会馆、寺庙、民居等古建筑遗址，还有寓于其中丰富的社会风情、文学作品、历史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的丰富了文化遗产类型，是一条较为典型的历史文化线路。明清东西干线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历史上贵州与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商品、思想、知识及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生动地展现出贵州文化的历史脉络，阐释了作为驿道文化线路的内涵，为研究滇、黔、湘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2、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1）物质文化遗产

贵州明清东西干线物质文化遗产指与驿道有关或因为驿道而带来的古建筑、古遗址。干线自西向东先后穿过今天的盘县、普安、晴隆、关岭、安顺、平坝、清镇、贵阳、龙里、贵定、福泉、黄平、施秉、镇远、玉屏15个县市，根据调查和统计，沿线具有代表性的古遗址86处，其中国家级1处，省级6处，县级38处，其他41处；古建筑152处，其中国家级7处，省级38处，县级49处，其他58处；摩崖、碑刻11处，共计249处。以上有形文化遗产通过确定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来加以保护，其中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占总数的3.21%，省级的占17.7%，县级的占34.9%，可见沿线古遗址、古建筑保存现状十分令人担忧，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保护的力度还有待加强。

2）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文化线路遗产内容的划定，除相关的有形文化遗存外，还包括反映该线路多维度对话交流所带来的无形文化遗存。东西干线沿线至今仍然保存着许多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其表现形式尤为丰富，如口头传诵、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与节庆、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沿线17项国家级、9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9个传承人获批国家级传承人，占表中总数的52.9%，37个传承人获批省级传承人，占总数的37.4%，说明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首先保护传承人的重要性。

三、沿线文化遗产价值评估

作为文化遗产载体的驿道及其附属设施，以及因驿道的修建、开通而积淀下来的无形文化遗产，首先具有的是久远的历史价值。从相关的文献资料记载中可知，明清以前贵州就已经与邻省云南、四川、湖南存在多渠道的沟通和交流了。从秦汉至明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治理西南边疆，无一不注重驿道的开辟和邮驿制度的完善。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及至明清在时间和空间上完全延续和继承了古代传统的驿道线路文化遗产，并不断的加以完善，形成了以湘黔、滇黔及其他主干线路网，并积淀了众多的因驿道而带来的历史文化遗产族群。从这个角度来说，贵州明清东西干线承载了上千年的传统驿道文化，具有厚重的历史价值。

其次是具有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价值。从明清东西干线采集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看，不仅涵盖了与驿道有直接关系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如桥梁、道路、关隘、渡口、码头等，以及沿线基础设施和文化交流所带来的不同区域风格的古建筑，如馆舍、马店、书院、寺庙、古井等古遗址，而且还涵盖了建立在与云南及中原内地动态的、持续的、多维度的文化、教育、科技领域交流理念上的无形文化遗产，集中表现在沿线名城古镇的兴起；商品货物持续的交换；多民族文化的再融合；教育理念及社会风气的转变；宗教的传入和儒家思想的传播，以及文学作品的产生、制度文化的完善等等。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均充分体现了沿线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具有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资源价值。

第三是驿道赖以存在的生态价值。贵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丰富的木材资源，为驿道、桥梁的修筑和搭建提供了取之不尽建筑材料。贵州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驿道、桥梁是当地石材建造的，坚固的石材使古道、桥梁得以保存至今。而丰富的木材资源，使驿道沿线驿站、会馆、马店、民居、书院、寺庙、道观等古建筑呈现以木材建造为主的特色。此外，喀斯特地貌也为贵州驿道打上山地文化特色的烙印。根据调查，无论是湘黔、滇黔、川黔，还是黔桂驿道，所经之地地形复杂多变，山川盆地，悬崖河谷，森林平原，无所不有，这样的生态环境滋养着驿道空间构造上的特殊性。反过来，它的畅通，也给赖以存在的环境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第四是潜在的旅游开发价值。作为一种线性文化遗产载体，贵州驿道文化线路聚集了沿途众多的文化景观，串联起人文与自然、有形与无形、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资源，具有不可估量的旅游价值。它拓展了当今人们对人文生态旅游的理解，提高了文化线路旅游的品位，让游客既学习了驿道文化的历史知识，又能享受和体验驿道上的自然人文景观，以及沿线的传统文化、民族风情。开发明清东西干线文化线路，对于填补当今文化旅游的空白，打造贵州旅游大省，形成特色旅游品牌，繁荣地方经济，提高驿道沿线人民生活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小结

明清东西省际干线是集沿途古聚落、古建筑及交通附属设施等文化遗存要素在内的一种线形文化遗产的集合，既有线路本身的物质文化价值，又有依赖于山川、河谷生态价值，还有因线路而带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历史上，贵州社会的开发与进步与四通八达的省际干线有着密切的关系。加强对线路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有利于进一步整合线路文化遗产资源、提升文化遗产价值，确立今后保护文化遗产的新视野，同时，保护和复活驿道线路文化遗产，可拓展当代人文化旅游的内涵和外延，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贵州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57[M].

[2]《明史》卷77，《食货志》[M]，中华书局，1974年版.

篇9

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也不断强调，将备荒仓储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如朱元璋曾说：“务农重谷，王政所先。古者民勤耕稼之业，故三年耕则余一年之食，九年耕则余三年之食，二十七年耕则余九年之食，是以岁或不登，民无饥色，以储蓄有素故也。朕屡敕有司劝课农桑，而储蓄之丰未见其效，一遇水旱，民即饥困。故尝令河南等处郡县，各置仓庾，于丰岁给价籴谷，就择其地民人年高而笃实者主之，或遇荒歉，即以赈给，庶使民得足食，野无饿夫。其有未备之处，宜皆举行。”他先是“令天下立预备仓，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后来又感到常平仓平抑粮价的作用不可低估，遂下诏：“今后宜令各府州县设常平仓。每遇秋成，官出钱钞收籴入仓。如遇歉岁，平价出粜。盖米价不踊则物价自平，如此则官不失得，民受其惠矣。”其后历朝皇帝也多有强调，如嘉靖三年，“令各处府按官督该司处置预备仓，以积粮多少为考绩殿最”。清朝建立后，也仿照历代旧制，推行仓储建设。顺治十七年，户部议定常平仓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后历代清帝也屡颁诏旨，要求各地推行，如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诏谕：“重念食为民天，必盖藏素裕而后水旱无虞。曾经特颁谕旨：著各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晓谕小民，务令多积米粮，俾俯仰有资，凶荒可备，已经通行。其各省遍设常平及义仓、社仓，劝谕捐输米谷，亦有谕旨允行。后复有谕旨：常平等仓积谷，关系最为紧要。见今某省实心奉行，某省奉行不力，著再行各该督抚，确察具奏。朕于积贮一事，申饬不啻再三。藉令所在官司能俱体朕心，实有储蓄……嗣后直省总督、巡抚及司道府州县官员，务宜恪遵屡次偷旨，切实举行，俾家有余粮、仓庾充牣，以副朕爱养生民至意。如有仍前玩愒、苟图塞责、漫无积贮者，将该管官员及总督巡抚，一并从重治罪。尔部即遵谕通行。”[1]雍正帝尤其强调仓储的积谷备荒作用，指出：“积贮仓谷，关系民生，最为紧要。”在各种仓储中，他特别重视社仓建设，认为“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莫便于社仓”，即位不久即谕令各省建立社仓，并要求“有司善为倡导于前，留心稽核于后，使地方有社仓之宜，无社仓之害”[3]。由于皇帝的重视，各地社仓建设捷报频传，雍正二年时，各省已“渐行社仓之法”，并最终形成了“省会以至州郡俱建常平仓，乡村则建社仓，市镇则设义仓，而近边有营仓之制，所以预为之备者，无处不周矣”的局面，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备荒仓储体系。

二、宗族社会保障的发展

宗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宗族制度的表现形式与性质也不相同。宋代以后，宗族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针对人们血缘观念淡薄的现象，官僚士大夫发起重整宗族制度的活动，一方面通过提倡孝悌伦常，加强对族人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设置族田、建立义庄，通过保障或改善宗族成员生活的手段，维护子孙的生存，达到“敦本收族”的目的。最早的宗族义庄制度可以追溯到北宋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1049年任知杭州时，尽出自己多年积余的俸禄，在故乡苏州买田千亩，捐为范氏宗族公产，称为“义庄”，其所得租米，分与全体宗族成员“，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为了保证义庄的运营和持续，范仲淹还亲自制定《义庄规矩》，对义庄收入的分配作了具体安排，对于所有宗族成员都给予定量的粮食布匹，对婚嫁丧葬等给予补助，表现出普遍福利的性质。其后又对宗族子弟的读书就学以及参加科举进行物质激励。正因为如此，范氏宗族成员的生活不只能基本维持，而是得到较大改善，普通族人自不待言“，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6]。范氏义庄起了开导风气、模范后世的作用。明清时期，宗族制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了重整封建宗法关系，明代各个宗族纷纷建祠修谱、创立族田义庄，族田义庄的数量由是大为增加，所谓“苏郡自宋范文正公建立义庄，六七百年世家巨族踵其法而行者，指不胜屈”[7]“；自明以来，代有仿行之（范氏义庄）者，而江以南尤盛”[8]。据李文治、江太新先生的粗略统计，明代276年间，各地族田义庄资料约有200宗左右，远远超过宋元两代的总和（400年间约70余宗）[9]。进入清代以后，由于皇帝的重视和倡导，加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宗族势力日益膨胀，如康熙帝颁行“圣谕”十六条，首条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雍正帝积极阐扬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鼓励宗族“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庄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帝的诏谕得到地主士绅的积极响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设立义庄的，以致有“义庄之设遍天下”的说法。据范金民的统计，至清代末年，仅苏州府的义庄数即达到200个之多[10]。适应宗族人口增加、规模扩大等情况，明清时期宗族社会保障主要表现为周贫、济困的特点。范氏义庄的变迁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义庄初设时，范氏族人仅90余口，岁入租米800斛，故“以其所入，给其所聚，沛然有余而无穷”[1]。由于宗族成员不断增加，生齿日繁，而义田数量所增有限，且赋课繁重，普遍福利的原则虽未打被，但已窒碍难行，逐渐向以救助族中之贫困成员为主转变。为此清朝康熙十七年《续申义庄规矩》中规定：“体贫劝学以示教养。祖泽本以周急不以继富，嗣后子孙寡妇贫无子老至六十、贫有子老至七十者，俱计年递加优给；其家殷者，虽老无子，例不加给。”丧葬抚恤亦以贫富为实施原则[2]。其后主奉范能浒再次增改，规定：子孙年满16岁，经审核后可以本名支取一份米粮，“年至六十以上加优老一户，七十以上加二户，八十以上加三户，九十以上加四户，如内有无子孙者再加一户，如有废疾不能自营衣食者再加一户。加给之数通不得过五户。如有家道殷实不愿支给者听”；“寡妇守节满三年者，本房房长及亲支保明，批给本名一户米，五年以上加一户，十年以上加二户，十五年以上加三户，二十年以上加四户，过此不加给。”[3]在后来的《增定广义庄规矩》中，明确“济贫”宗旨，对贫困族人予以特别照顾，规定：“谨考先规，子孙不论贫富均沾义泽，遇有极贫，量加周赡，似可无庸再益。但有贫病交加，实在不能自存者，允谊矜念，以广先仁。每岁房支长报名，执事核实，每名给米一户，稍资澶粥，极困者量加。”[4]由此可见，时代愈后，范氏义庄愈是强调济贫功能。从各宗族义庄所订的规则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周贫、济困的特点。江苏无锡胶山《安氏家乘》载有立于万历二十三年的“赡族条件”，其中规定：“族人年力已衰、家无恒产、不能经营生理者，极贫月给米六斗、冬夏布银五钱，次贫月给米三斗、冬夏布银三钱，其能自给者，夏送酱麦五斗、夏布银二钱，冬送糕米一石、布银三钱”；“族有孀居无子，或子幼贫不能养者，极贫月给米五斗、冬夏布银五钱，次贫月给米三斗、冬夏布银三钱，其子成立，住月给米，仍给冬夏布银”；“族人年幼父母俱亡、无兄长抚育者，许近属收养，月给米三斗，岁给布银三钱”；“族有孤贫不能自婚者，极贫助银五两，次三两，又次二两；女不能嫁者，如之……”；“族人有丧贫不能敛葬者，极贫而年高有行者，助银八两，次五两，又次三两”；“族人有卧病危迫、贫不能自医药者，其近属为之延医诊视，助医药之费”；“族中子弟有读书向进而家贫者，县试给纸笔银三钱正案，府试给纸笔路费银五钱，院试给纸笔路费银壹两，进学助巾衫银壹两五钱。乡试助路费银二两”。可见，安氏家族重点对“族人年力已衰、家无恒产、不能经营生理者”、“族有孀居无子，或子幼贫不能养者”“、族人年幼父母俱亡、无兄长抚育者”“、族有孤贫不能自婚者”“、族人有丧贫不能敛葬者”“、族人有卧病危迫、贫不能自医药者”、“族中子弟有读书向进而家贫者”等几种情况进行资助，明显表现出“周贫济困”的特点[5]。浙江萧山来氏于康熙五十年所订“来氏赈米条款”中指出：“宗祠给米，本为孤寡老疾四项极贫无靠而设，其中稍可自存活与亲属可依倚者，便在可以与可以无与之间。夫米止有此数，可以无与而与，则不可不与者与之反少，非哀茕独惠鳏寡之道，故不得不有所分别而稍靳之也”。据此作出具体规定，对于“幼而无父”“、老而无子”“、无夫守志”、“瞽盲瘻痖驼背折肢为废疾父母不能养赡”、“癞瘘痨损鼓胀黄胖为痼疾亲戚无可依靠”等几类族人，分别给米救助[6]。大阜潘氏自徽州迁入苏州，人才辈出，显宦迭现，渐成文化名族，本着“所以专祭祀而恤宗族”之旨，自道光十二年创办“松鳞庄”，对“贫乏者量加赒赠”。道光十七年，制定“松鳞庄赡族规条”，要求对“贫老无依及孤寡废疾不能自养者，自当酌筹矜恤”，具体矜恤对象包括“贫老无依者”“、寡妇贫乏者”、“幼孤男女贫乏者”“、废疾无人养恤者”“、丧葬嫁娶无力者”等[7]。由此可见，明清两代的宗族义庄普遍注意到了对同族成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并且在宗族社会保障方面表现出以“周贫”、“济困”为宗旨的特点。

三、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

明清时期的社会保障事业虽曾得到政府的大力提倡，但其规模及设施等似未必能超过宋代。而明清时期的最大亮点，无疑是民间慈善活动的兴盛。中国历史上的慈善活动早就已经出现，但其成为一种由团体机构主持的社会事业则始自明代后期。明代中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地主城居化的趋势，城镇成为财富和人口的聚集地，为民间慈善组织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明代是“结社”风气盛行的时代，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文人士大夫惯于结成“会”、“社”之类的团体，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为善会善堂的出现作了组织准备。以规劝民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宗旨的劝善书，如《太上感应篇》、《功过格》、《阴骘文》之类，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对宣扬慈善风气、促进慈善组织兴起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应该强调的是，晚明时期的官僚士大夫针对社会弊陋丛生、危机四伏的现状，力图通过端正人心、整顿风俗的方法，重建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其中崇奉阳明心学者与佛、道合流，强调行善积德、因果报应，扩大了劝善运动的社会基础；而坚持程朱理学者则维护儒学正统，从宣传皇帝圣谕、宣讲乡约入手，将救助贫困视为改良社会的有效手段。两股力量殊途同归，共同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如学者所指出的：“晚明以来善书开始大量涌现，标志着一场新的思想运动正在配酿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劝善运动’。这场‘运动’既有心学家的参与，更有一般儒家士人的积极推动。其目标则是通过行善积德以求得最大限度的福祉，进而重建理想的社会秩序。用儒家的传统说法，亦即通过‘迁善改过’、‘与人为善’以实现‘善与人同’的理想社会”[1]。因此之故，明末清初以后，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组织在全国各地广泛涌现。明代后期出现的民间慈善组织主要有同善会、放生会、掩骼会、一命浮图会、救生会（局）、育婴会等。放生指释放、救护被捕捉或将被宰杀的动物，如鸟兽虫鱼之类。这种善举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且在宋代较为盛行。从明末开始，受高僧云栖袾宏《戒杀放生文》的影响，放生善举得以复兴，放生会、放生社之类的民间慈善组织随之出现。明末清初的杭州、绍兴、南京、常熟、吴江、昆山、桐城、北京、番禺等地都设有放生会或放生社，放生事业十分兴盛。掩骼会的职能为收集掩埋暴露的无名尸骨。对强调入土为安的传统中国社会而言，掩骼是倍受重视的善举，但在明末以前，专以掩埋无名尸骨为职能的民间慈善组织并不多见。至明末崇祯年间，北京和绍兴等地相继出现了掩骼会。崇祯十四年，江苏太仓州遭遇严重旱灾，知州钱肃乐组织一命浮图会。其救助办法为：事先编纂《察举饥户册》，册中每页分三段，上段记施主姓名，中段书写“认救一命”，下段记录被救济者的姓名及救济日期。参加一命浮图会的人，根据财力，可一人救济多人，也可多人合救一人。从当年六月到九月，会员每隔十天向被救济者提供米五升和钱一百文，使其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救济活动结束前的九月十五日，参加者召开法会，诵读佛经，向佛祖报告施主和被救济者的姓名。一命浮图会也流行于明末的浙江宁波、绍兴一带。救生会（局）的基本运营模式，是由民间或政府出资雇佣水手，置备救生船，在容易发生事故的水面巡视。一旦发生船舶倾覆或有人落水的事故，救生船应迅速前往打捞。遇难者被救后，由救生机构发给衣被，提供食物和医药，并给予返家路费；若不幸死亡，提供棺木和墓地掩埋，并进行登记，以便家属前来认领。育婴社（会）是以收养弃婴为职能的慈善组织。救助弃婴的活动在中国出现很早，但大都由政府主持。严格意义上的民间育婴组织出现于明末。崇祯初年扬州即设有育婴社（会）。据称，这个由商人蔡琏举办的育婴机构，聚集爱心人士，收容路边弃婴，每人每月出银一钱五分，雇招乳妇，养育婴儿，以三年为期，届时招人领养[2]。育婴社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毁败，清初顺治年间，仍由蔡琏在扬州小东门复建。扬州育婴社对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约略与扬州育婴社同时，浙江绍兴人钱元登创办了名为保婴局的慈善团体，收养遗弃婴孩，雇老妇和乳妇喂养照顾婴孩，并准许家境贫寒的夫妇将子女寄养于局。被遗弃婴孩准人抱养，无人抱养者长成后，由局中代为女子择配婚嫁，为男子提供教育机会和生活出路。不过，明末慈善组织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同善会。万历十八年，退休官僚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县最早创立同善会，其后不久便被移植到江南地区。从万历后期到崇祯年间，江苏武进、无锡、昆山、苏州、松江、华亭、太仓，浙江的嘉善、杭州均设立了同善会。其中，高攀龙等创立的无锡同善会和陈龙正创立的嘉善同善会影响最大，最具典型。从高攀龙制定的无锡《同善会规例》和陈龙正所作《同善会式》中可以看出，劝善是同善会最主要的目的。这一方面表现为每当同善会聚会之际，都要由主会人公开讲演，向听众进行道德说教；另一方面表现为同善会的救济对象除贫困这一物质标准外，还有道德方面的要求，具体而言，贫困无依的孝子、节妇，属于优先救济的对象，至于“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则不在救助之列[1]。清代的民间慈善事业出现了兴盛局面，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慈善组织数量众多。明代各地的慈善组织机构的数量尚属有限，而清代的数量则大为增加。第二，慈善组织种类齐全。从施济内容看，有对贫民的施衣、施米、施粥等，有对病人的施药、诊治，有对死者的施棺、代葬及义塚；从施济对象看，有收容孤老贫病者的安济堂，有收容流浪者的栖流所，有收养婴儿的育婴堂、保婴堂、恤孤局等，有救济贞女节妇的恤嫠会、清节堂、儒寡会等，有管束不肖子弟的洗心局、归善局、迁善局等，有综合性实施救济的芹香堂、同仁堂、博济堂等。可以说，清代的慈善组织机构种类齐全、应有尽有，涉及到了慈善事业的各个方面。第三，慈善组织财力充足。明代的同善会经费极少，主要依靠会员的捐助，能用于救济贫困的金额极为有限。到了清代，慈善组织的经费来源扩大，金额大为增加，除了地方官员发起募金以外，他们还把没官田地划归善堂，许多士绅也捐建土地、房屋，从而使得慈善组织的不动产数量大增，经费较为充裕。第四，参与慈善事业的社会阶层更为广泛。清代以前，社会救助活动大多是由地方士绅主持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达，工商业者开始成为慈善事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办理善举成为会馆、公所的重要职能[2]。第五，慈善活动的经常化。明代的同善会都是定期举行救济活动，或一年二次，或一年四次。而清代的慈善组织则不受时间的限制，随时施行救济，活动趋于经常化了[3]。

四、明清社会保障事业的特点及其启示

篇10

一、韦伯对宗教的评论给予中国问题的启示

本文所谓的中国特殊的环境，是专指相对于马克斯·韦伯所言的西欧发展资本主义时期，宗教改革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新的冲击而言的。当然，中国与西方的发展不同，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远不是一两种观点所能解说清楚的，各家学者对此问题都有独到见解。本文只想从支配商人行为的价值观或是宗教信仰入手，探讨中国商人从自身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其诚信观的演变过程。鉴于明清之际正是中国商人阶层力量逐步发展壮大，直至打破传统四民秩序的特殊历史阶段，我们特意将眼光放在这一阶段展开探讨。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一个引起世人瞩目的观点，即文化因素如思想，可以推动经济形态的改变。余英时在谈到韦伯《新教伦理》的特殊贡献时说，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即"新教伦理"或"入世苦行"。西方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派"的"入世苦行"特别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研究了新英格兰的情况，发现这种"入世苦行"精神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富兰克林把"资本主义精神"概括为勤、俭、诚实和有信用等，韦伯认为此种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出现，因此，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韦伯提出，思想意识会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产生推动的作用。这种观点启发我们：中国古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壮大，除了经济原因外，是不是同样可以在文化思想上找到某种解释呢？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本文只想从中国商人的诚信重诺这一点，研究传统文化对商人的影响作用。

二、中国近世商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点

既然要从文化入手，不妨先来考察文化熏陶的对象--人。商人阶层在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明清时代的家世背景是我们首先关注的问题。余英时在其所著《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到清代沈yáo＠①对宋代以来商人社会功能变迁的观察：

"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

这段引文颇能说明宋元以后商人地位的变化，具体说是读书人与商人之间发生了微妙的联系，读书人出身于商人家庭以及商人子弟复又读书博取功名已是常有的事情。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愈加重要，有才智的、习读诗书的人也转而从事商业活动。处于四民排序两端的士与商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一现象最有利于我们观察商人经营活动的理念和价值观。无疑，知识分子（在古代就是那些熟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应该是最能体现文化熏陶的人群。虽然文化一词含义广泛，社会学者对此各有定义，但大致说来，可将其视为"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内核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个定义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与克拉孔检视了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之后对文化的概括（杜维明，1987）。中国文化的主流发端于孔孟的儒家学说，虽经千余年来的演进变化，其基本特点依旧根植于孔孟的经典著作。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必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引导，他们最终选择了儒家文化。严格来说，儒家思想不能与韦伯所考察的西方世界的宗教思想等量齐观，它没有专门的公共机构（教堂），没有明确的入教仪式。承认自己是儒家的一名信徒，虽不能说毫无意义，但总比不上信奉伊斯兰教或基督教那样要明确承担一定的义务。但是，切不可认为传统中国就没有影响国民意识的一套价值体系。这个任务恰恰是由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来完成的。就此一点来说，其功效之巨，抛却宗教信仰所规定的清规戒律不谈，与韦伯认为的"入世苦行"思想庶几仿佛。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儒家经典中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阐述及其提出的各种主张，因为商人的诚信归根结底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儒家文化的指向是积极入世的，所以它把注意力放在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被称为"人伦"，包括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五种类型。儒家思想具有内倾的性格，强调个人的尊严。内在力量主要表现在儒家的"求诸己"、"尽其在我"等精神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儒家强调个人自身的修炼，这种观点影响到对于自身之外事物尤其是对于其他个体人的态度。可以看出，五伦关系的顺次安排恰是强调个体自身的一个反映。对于自身之外的其他人如何分别亲疏远近，这实在是一个内倾性格的文化难以处理的问题，然而又必须面对。也许没有比将血缘关系视作解决这个问题更好和更方便的工具了。因此，"五伦"之首便是"父子"。至于君臣仅次于父子排在第二位，则应视作统治者改造儒家思想为我所用所必有的措施。事实上，曾有过父子与君臣之义发生矛盾时，何者更为重要的有趣讨论，结果仍是父子之义占了上风。顺着这样的思路，就不难理解家庭这个单位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它也是理解信任在人们中间发生作用的一把钥匙。 三、儒家伦理中"家庭观念"与商人"诚信"的内在联系

家庭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特点具体是什么呢？我们的着眼点是放在家庭成员中各自的地位上。上文说到父子为五伦中第一伦，父辈对下一代的权威在家庭中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儒家早已把对父辈绝对服从的观念灌输给千万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地位尊崇的"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对于自己的职责也决不含糊。他接受了儒家文化给他的绝对权威，也承担这个文化要求他的职责。也可以说，没有对自己职责的承当，不能完成任务，就不可能树立自身的权威，毕竟获得尊重是要别人心服的。那么，这个职责是什么？前面说过，儒文化是积极入世的文化，它不同于道家哲学的顺其自然或是无为而治，它强调个人应做出一番事业，甚至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从前的读书人要博取功名，学而优则仕，统治者的科举取仕政策恰好给修习儒家著作的人提供了一条建功立业的道路。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数量在明清之际已有极大的增长，而科举取仕的名额较前代并没有明显增长。同时，经商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读书人渐渐发现不能对此现象无动于衷。后来，许多读书不成的知识分子便转而经商。商业活动毕竟不同于一般简单的手工劳动或是农业活动，至少需要识文断字。于是，读书人（或可说是知识分子）就不可能不与商贾发生必然的联系了。

以上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儒家文化与中国商人（明清之际）之间的关系。本来，儒文化是极具世俗性的，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儒学宗师抑或是粗识文字的普通百姓，无不从中汲取精神上的养分。在商人这一群体中，颇有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或者与虽不从商但与商贾有特殊联系的知识分子保持密切的交往，史料中不乏这样的记载。

商人本人如果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他在家庭中便是家长，便要做出一番事业。他的做事哲学是来自于儒学的，他的行商原则也是这个文化的反映。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人从事商业活动遵从另一种道德规范，但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任何哪个文化力量比儒文化的影响更大，能给人们提供另一种精神凭借。

儒文化强调勤俭，其次便是诚信了，这些都在儒家伦理中占据中心位置。范仲淹以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司马光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致"诚"之道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诚"与"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据。儒家思想的长期宣说，把这些观念深深印刻在商人心中，所以商人对诚信二字的重视已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过，仅有诚信的思想源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外界的因素同样在起作用，或者使人恪守自己的道德信仰，或者使人背离之。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对商人重视诚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注意到，在封建的官僚机制维持统治的千余年中，政府这个系统早已变得极具腐朽性，中央以及地方的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地把向商人阶层提供服务看作是应尽的义务。中国那时的工商业者从未有过的而政府理应加以倡导建设的，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一是筹集资金的制度（除合伙经营、共有资产的继承、合营海运贸易以外的集资办法，而这几种集资办法都无法律保护，也不能及时得到司法调解和仲裁）；二是能够促进资本由商业转向工业，保护资金合理流动的法律机构、财政机构和贸易机构（如银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经济人、法律专家等）；三是一种可以信赖的通货；四是在国家的内地举行的、能促进思想观念交流的大规模的集市。

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地位无疑是凌驾于商人阶层之上的，他们对于商人的盘剥与压榨是历史上实有的记载。这种社会背景自然干预和影响了商人阶层的行为。外界因素的这种不利影响，使商人的心理总被不安全的预期干扰着。他们不知道凌驾于自己头上的那个官僚机构会做出什么样不利于自己经营的举动，这导致了他们自身的行为调整。或许这种影响还不会马上使商人对诚信的遵守产生背离，但他们对于自己事业的前景已不乐观。毕竟，人是趋利避害的，超越自身利益的道德操守不会永久地具有生命力。外界环境给行为主体造成的不安全影响，摧毁了对于诚信的巩固和维持。这是文化的力量无法挽救的。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杜维明.文化：中国与世界[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高韦定.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4]弗朗西斯·福山.信任[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5]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J].学术研究，2002，（4）.

[6]储小平.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