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农业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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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农业；特色农业；销售模式；波特五力模型；竞争力

传统农业发展模式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进步，有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低能耗、低污染的优点，是我国主要的营销方式，然而随着人口激增、土地短缺、生产力水平发展，传统农业已逐渐不适应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进入现代注重市场分析、产品质量、营销手段的特色农业经营方式正掀起一场深远的产业变革。

一、维斯特集团现代特色农业简介

北川维斯特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座落于四川省绵阳市北川新县城对面，是5·12汶川大地震后，山东援建北川的国家重点农业项目，由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斥资1.2亿元精心打造，是国内首个集“高山果蔬种植、市场交易、新技术展示、研发、培训、生态旅游”为一体的大型生态农业示范区。维斯特以科技融入生产加工销售，以农副产品基地产业化种植，农特产品研发，精深加工，销售出口一体化的特色农业模式。以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为指导，利用多维销售方式，从网络营销、合作共赢与品牌建设、延长产业链三种方式来促进销售。利用“公司+基地+农户”与“公司+基地+合作社”的生产模式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供应商议价能力

维斯特作为北川地区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巨头，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供应商，并且维斯特通过嫁接山东寿光蔬菜集团的先进技术，充分挖掘北川特有的高山农业产业，对农业产品进行深精加工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例如魔芋精粉与魔芋胶的价格都远远高于普通魔芋产品；而通过特殊技术繁殖的农产品的价格也高于市场同类产品。维斯特产品较普通农产品的价格大约高出10倍左右，维斯特出产的农产品品相一流，营养丰富，不含有害物质，产量少，属稀缺资源，加之本行业竞争者数量少，因此维斯特农业科技集团的商品议价能力很强。而普通大棚种植出的蔬菜发育差，品相一般，价格较低，议价能力弱.

三、购买者议价能力

根据行为经济学，购买者通过压价与要求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来影响行业中企业的盈利能力。对于维斯特来说：首先，作为一个在北川以及四川都是很少见的大型集团企业。集团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特色农业领域具有定价权。其次，特色农产品供需情况处于卖方市场，消费者庞大并且消费层次明确由批发商，经销商，二级经销商，普通消费者。他们需求巨大，使维斯特出货量稳定，销售网络发达。 最后，高山特色农业是一个新新产业，产品不是同质化商品，只有少量企业可以提供。通过这三个优势维斯特的购买者议价能力很弱。

但是对比传统农业，农产品在市场上为一般化了的商品，各个农户的产品无显著差异，且中小型农户数量庞大，竞争激烈，消费者选择的余地很大，所以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很强。消费者面对维斯特与普通农产品时自然对比两项产品，如表1 。

在调查走访中发现，维斯特农产品在营养价值、产品价格、平均产量上都优于普通产品。以樱桃番茄为例，推算其每亩平均产业值，用M表示，维斯特的樱桃番茄的产业值M等于20*14000=280000元；而普通番茄的产业值M等于5*6000=30000元。由此可见，维斯特的樱桃番茄带来的经济产业值是普通番茄所带来经济产业值的9倍。

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

在高山农业领域，由于需要特殊的气候资源、环境资源及先进的培育技术，萃取技术等。我国高山农业还处于发展阶段，北川凭借稀缺的资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是我国高山农业的专业化产业基地。维斯特实力雄厚，技术先进，集约化生产，有效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一方面维斯特处于规模经济而农户处于规模不经济。另外在5·12地震之后，维斯特作为援建项目受到了国家的政策扶持，为灾后重建树立了示范性效果，在加强当地社会稳定、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搞活地区经济、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维斯特集团进行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缩短了北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农业产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了社会必要价值量，提高同类企业的竞争成本，潜在竞争者数量较少。

五，替代品的威胁

农产品是每个家庭每天必须的生活品，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追逐营养价值高的食品，这是普通农产品无法替代的优势。当然面对价格的威胁，维斯特农产品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根据微观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特色农业产品带给消费者的效用要远远高于普通农产品，传统市场的产品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已经没有新鲜感，也就是带给人们的边际效用较小；反之，维斯特产品别具特色，且营养价值更好，所以人们得到的边际效用较大。此外，从图中可知，传统市场（S2）上的销量已经趋于饱和，而维斯特市场（S1）的销量在国内市场上相对较小，其边际效用更大，其销量的发展空间更大。

而传统农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不够，加之消费者对营养价值要求越来越高。当今蔬菜品种多，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大，蔬菜的替代品多并且替代程度强，使得传统的蔬菜的竞争力并不显著。

六，同业竞争者的竞争程度

维斯特通过精深加工及产品差异化处理，使产品在市场上有稀缺性，其他竞争者无法复制维斯特的特色农业产品，且维斯特在北川通过合资共赢成立了五家公司，建立起庞大的蔬菜加工销售产业链。另外，维斯特加强品牌建设，把爱国主义思想融入企业文化，使品牌深入人心，在群众中有着极高的品牌忠诚度，吸引了一大部分客户的追随。

现代农产品市场类似于不完全竞争市场，而传统农业市场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市场上有大量供应商，传统农户的销售方式类似，销售产品类似，接近标准化产品，因此竞争程度激烈。而维斯特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占主动地位，竞争者数量少，竞争程度低。

波特五力分析模型确定了竞争的五种主要来源，即供应商和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潜在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的威胁和同业竞争者的竞争程度。其中，维斯特通过网络营销打开销路，招商引资与品牌建设做大做强企业提高企业知名度，又通过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多维销售模式综合利用五种竞争力，使其达到一个竞争力最大化的平衡点，实现规模经济进一步使其利润率最大化。然而，普通农贸市场以固定摊位、流动摊贩为主，销售方式上缺乏主动性，被动等待消费者选择的模式则是一种“缺少吸引力”的模式，意味着前述五种力量的组合会降低行业整体利润水平，规模不经济，缺乏活力，该行业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厂商利润率趋近于0。所以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在现代农业经营模式下无竞争力。而以维斯特为代表的现代特色农业经营方式在上述方面的创新都极大地提高了竞争能力，使得产品可以远销全国各地，实现地区之间的互通有无，为自身以及我国农业发展都树立了良好的模范。（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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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为代表。应该说，这两大理论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理论本身的缺陷，非常苛刻的理论应用前提，加上缺乏实践经验的必要总结和提炼，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经历一段短时期的繁荣之后再次陷入停滞，回到那种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以《二元经济论》为例，刘易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人工业化进程。当农村劳动力流出到一定程度时，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追求利润的动力将促使农民把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是刘易斯的假设站不住脚，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过于简单。首先，正如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不是零，更不是负数，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几乎伴随着劳动力流出的开始而开始，并不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为相对于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使在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再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并不能肯定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进来。因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具有很长的生产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扼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功败垂成。最后，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因素，农产品的进口足以阻止任何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农业生产利润的获得。因此，无论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它们都存在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农业发展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85年，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不仅全面铺开，其效应也已开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进口在全部进口总额中只占很小比重，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总体上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农业仍是一个低收入行业，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能力的限制。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维持着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的低收入使农村劳动力流出，极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对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致命打击。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农村较低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农村的低储蓄和低投资，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都面临不可克服的现实困难。然而资金的缺乏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只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信用仍然能够弥补货币和实物资本的不足，但务农的低收入恰恰又让农村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相当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劳动者，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很奇缺。然而在农业劳动低收入的刺激之下，不仅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劳动力走向了城市，甚至具有强壮体力的简单劳动力也离开农村，这意味着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论在劳动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胜任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价格偶然性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其结果不可能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只能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简单追加。农产品销售的高价格最终对应着农产品生产的高成本，而不是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业利润，从而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说，务农的低收入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城市工业化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则使传统农业维持的低水平均衡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受工业化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表明依靠城市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以食为天，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盘踞在农村，也就为传统农业的延续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所增加，但中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没有显示出来，更没有显示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强大竞争力。

三、规模化与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作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吸收器。新的就业领域只能来自农业内部，但它绝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现代农业，在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刘易斯模式实现的现代农业应称为大田农业。新的就业领域是特种农业，也称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它在日本、东亚四小龙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已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特种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特殊需要的农产品，大田农业生产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产品而言，特种农产品异质性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大田农产品同质性高、几乎完全可替代；就要素投入而言，特种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大田农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二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方向，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决定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在本国农业部门中的比重。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适合西方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除以廉价的资本取代昂贵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后来的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都是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在特殊情形下完成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充其量它只是告诉我们，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讲述的是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形下的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对于有着严重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农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相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其说它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如说它为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因为就大田农业而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大田作物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改变劳动的投入方式，这是西方农业现代化首先从以资本替代劳动开始的首要原因，在机械化全面铺开之后，才有化学化、生物化等其他农业现代化技术。这种以节省劳动力为基本目的的农业现代化注定了其产品的劳动含量较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但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不应局限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满足。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在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资本的不足，却无意识地把人们引导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全新空间，这就是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果说大田作物满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特种农产品满足的就是人们特殊生活的需要。舒尔茨理论应用的结果是，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特种农业的出现和特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也许是舒尔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时所没有想到的。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农业不能说不尽力，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始终缓慢，每一次重大的农业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革新，都带来了农产品产量的较大提高，但中国农业始终没能摆脱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现代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是一次全新的“革命”。中国发展农业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发展大田农业，提高农产品产量，通过机械化解决劳动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发展特种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的品种，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可以说，没有机械化，就不可能实现大田农业的现代化；同样，没有差别化，也就没有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过去最大的失误是，在强调产量的同时没有将过剩劳动力从大田农业中分离出来。实现大田农业和特种农业的齐头并进，追求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精细化，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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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中国农业的历史走向及其在近代的命运变幻，甚至关涉到对中华文明历史变迁的宏观认识，因而成为久谈不衰的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形成了若干种不同的看法，但研究传统农业经济和近代农业经济的学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往往是各自表述，只有少数研究成果将传统与近代联系起来作连贯的考察。假如将已有的各种分歧连缀对读，将会得出一些引人深思的结论。

 

一

 

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发展论、起伏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认为，自秦汉至明清，中国农业经济经历了连续上升的过程。秦汉时代为中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至唐代出现新的发展。如阎守诚以唐代后期工商业发展、货币经济、赋税制度等变化为依据，认为其时中国经济已出现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自此之后传统经济的发展转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两宋时代，传统农业承继晚唐的特征，并获充分发展，明清时代则将传统农业经济推至更高水平。[1]以粮食亩产量为例，有学者认为明清水稻产量不断提高，明代中后期粮食亩产量高于宋代，清代中叶又高于明代，达到传统农业时代的顶峰(甚至比20世纪上半期还要高)。农业发展的证据不仅限于此，江南区域研究的成果也显示，明清水稻亩均投入的劳动量无明显增加，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这些看法与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呼应。麦迪森认为11世纪的中国经济领先于世界，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明清时期，人均经济收入仍大致稳定于较高水平。[2]

 

起伏论者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先兴后衰，大致以宋代作为分界线，此前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时期，宋代超越前代，达至发展高峰，宋元之后由盛转衰，明清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时期。与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与宋元时期一样，也是传统农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只不过此一时期传统农业的发展不及前两个高峰时期显著，且受到更多消极因素的制约。这种观点可视之为变相的衰退论。章有义、吴慧、赵冈等人的研究显示，清代前期以后，粮食的平均亩产和人均产量都呈下降趋势。尽管此一时期粮食等农作物总产量有所提高，但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致使整个社会经济陷于停滞，尤以清代中期最为典型。黄宗智的区域研究成果也支持这种观点，他发现尽管单位面积产量上升，并以此支撑了城镇的发展，但绝对产出量的增加是以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还有学者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农业生产工具使用情况判断传统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认为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与唐、宋、元相比虽有进展，但进展不大，个别方面甚至衰落，总体上陷入停滞状态。[3]

 

衰退论者的典型看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历了由精耕细作到过密化经营的演变，结果导致生产者的贫困和社会的退步。但持此观点者认为，这并非简单否定传统农业的成就，而是兼顾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制约并存的两个侧面;从农业产量、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等多重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经济变迁，既可看到自秦汉至明清中国传统农业在空间布局、区域分工、生产总量等方面的发展，又可看到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人均耕地数量、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下降。[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似乎是两面兼顾的观点，重在指出传统农业发展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升中有降，就其核心论断而言，仍可视为衰退论。

 

至于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国农业，学者们的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可大致归类为发展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总产量上升、人均产量增加、人均收入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据此，他们认为近代中国至少到前，并未发生持续性的农业衰退。珀金斯的研究显示，在近代中国，粮食产量非但没有减退，反而不断上升。至于单位面积产量，一些学者认为，除了、时期粮食亩产有所下降外，在其他时期粮食亩产均呈上升趋势。罗斯基甚至对近代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肯定的判断。[5]

 

衰退论者认为，与清代前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顶峰相比，近代中国农业耕地面积、人均粮食占有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趋势;即使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也是过密化发展，实际上是陷于停滞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终至全面破产。这一时期农村资源贫乏、农家生活水平低下、农村金融枯竭，这些都是农业衰退的征候。一些国际经济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支持这一看法。如麦迪森，他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应下降为例，认为自1820年以后的100多年时间内，中国农业经济持续衰退。

 

二

 

对于上述宏观经济变动趋势，学者们在逐步深入的争论中，已经从资料可靠程度、估算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合理性等角度进行了辨析，但较少跨越传统与近代，以连续的眼光看待这些争论。因此，有必要将传统和近代作为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整体过程看待。这里，我们把上述传统农业与近代农业变迁趋势的主要观点加以简化，两两连接组合，可以得到自秦汉以迄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变迁基本趋势不同描述的示意图(其中传统、近代仅作为时间概念)。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悖论：

 

第一，如果认可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都是持续发展的，那么就要承认自秦汉时代起，农业经济虽然经历短期波动，但基本上持续发展直至清代中叶，19世纪中叶转入近代后，农业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了2000多年。若中国农业如此连续发展，那么以往被学者们所强调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就要重新估计，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工业发展与农业传统关系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也要重新评价。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传统与近代的区隔也就成为多余。此外，还将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农业经历了两千年持续发展(当然，不排除其间小的间歇与停滞)，到20世纪上半叶，超过半数的农民却难以过上温饱的生活。有学者说，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的成就都被增长的人口吞噬掉了，那么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长下，农业持续发展如何可能?人口因素对农业的双重(积极与消极)作用转换的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第二，如果认可传统农业是发展的，而近代农业是衰退的，就要承认中国农业持续发展至清代中叶，而当进入近代或近代前夕，却转趋停滞或倒退。这样就要认同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种有利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增进等证据;同时，认同近代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因素恶化、劳动生产率下降等证据。此外，还需要说明在中国近代化转折的过程中，在近代工业开始启动、城市经济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却经历了衰败的过程。近代农业经济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因素(或旧的困扰)，使农业由波峰骤然跌向波谷?是城市工业发展、农业劳动力外流、农村经济加速融入世界市场等因素，导致了农业的停滞倒退吗?以农业劳动力变动这一因素为例，尚需证明近代农业劳动力流出农村经济领域、农业生产部门并未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更佳的生产条件。那么，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数量均被增长的人口数量抵消掉了，因而未能在农业中产生积极作用，还是农业生产未受到劳动力数量的制约，而是被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所左右了呢?

 

第三，如果认为传统农业先升后降，至近代却由衰转盛，重新获得发展，就要证明近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商品化等新的经济因素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而不是像衰退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造成了农业经济的停滞与倒退。还需从上述有关近代农业衰落的证据中，找出农业经济发展的依据;或者证明中国农业经济自有其变迁周期，就像有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它与人口、土地、气候等长时段诸因素关联更为密切，却不一定与传统到近代转折期诸新经济因素有紧密关联。[6]而且要有足够的说服力，重新评价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影响的普遍看法。这样，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经济与社会剧变的一系列论证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从逻辑上给出合理的解释。

 

第四，如果认定传统农业持续下降，近代农业继续停滞或衰退，承认自秦汉以来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生态环境日益破坏、生产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都呈下降趋势。就整个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水平而言，是近代不如明清，明清不及唐宋，唐宋逊于秦汉。若果真如此，何以解释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何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一系列发展的现象?难道中华文明所取得的成就都只不过是幻像?

 

除了上述悖论外，即使就20世纪上半叶短短50年而论，也有许多不能解释的悖论。一些学者看到的是市镇勃兴、乡村工业拓展、金融网络延伸;另一些学者看到的却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家收入减少、农村土地兼并加剧、农村金融枯竭。试问，这两种矛盾的现象，如何能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区域中并存?

 

三

 

之所以产生上述悖论，除了学术理路的歧异，还有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由于研判标准和倚重的侧面不同，各种观点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停滞与衰退的判断不免产生分歧。学者们所用的指标包括总产量、人均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边际生产率;考察的侧面除了技术水平、生产条件，还有收入水平、劳动分工程度，甚至还有人均GDP的增长等。各类判断虽都兼顾多项指标，但却各有所依以为据的侧重点，这就不免在一些基本判断上产生歧异。因此，以连续性、长时段的眼光看待中国农业的变化，建立一套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才可能对两千余年的农业经济做出恰当判断。同时，还需将近代农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判断贯通。近代农业是自明清农业延续下来的，而明清农业也不是无源之水。同样，明清及其前代农业的成就也会在近代农业经济中延续。每一个时段的研究在方法上都应“瞻前顾后”，尤其应关注被认为是转型时代的近代与明清之间的连续性。固然要重视“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样的概括，但也不能在注重“变”的时候忽略了“常”。换言之，我们不能离开农业生产的历史生态评估近代农业经济。

 

其次，检视前述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两个问题：相对于唐宋而言，明清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相对于明清而言，近代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区域经济的研究入手。不管是明清农业经济还是近代农业经济，都存在着重大的区域差异，是发展还是停滞，要分别区域具体而论。对中国农业经济历史轨迹的判断，还需要在跨区域研究上更多地合作，因为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兴盛与衰退、发展与停滞的判断，往往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得出结论的。应当注意的是，认为明清经济发展和认为明清经济滞后有时并不矛盾。因为，有的学者是从纵向比较的视角出发，认为明清较之唐宋时代而言，经济继续发展。而有的学者所提出的明清滞后论，则是从横向比较而言的，认为唐宋时代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较为发达，居于世界各国前列，而明清时期已经落后于西方。换言之，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经济是绝对地发展的，也是相对地(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发达的;但自唐宋以后，虽然仍保持绝对地发展，却相对地落后了。一些争论的实质就在于这种相对性、绝对性判断上的差异。因此，在分析对中国农业经济判断的异同时，系统区分其结论是基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会减少似是而非的争论。

 

再次，在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时，不能套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这已为经济史学者们的共识。也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经济时，曾有意避开经济理论的预设，注重考察具体的生产条件，而较少讨论诸如价格、运销诸因素。然而，就中国农业经济尤其是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而言，不考虑农家经营中的市场因素，如何理解农业和农村经济呢?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分析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但完全无视经济分析也不能给予农业经济以充分理解。实际上，上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业经济兴衰共存、荣枯互见的矛盾现象，恰恰需要从与市场相关的诸因素去理解。在融入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由农村流向城镇，工业产品则由城市流入农村。在这种对流过程中，农村原来的手工业、劳务、农业收益的一部分经由市场流向城市乃至国外，日积月累，遂致农业经济衰退。这正是劳动生产率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经济区域，在接触较为发达的经济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谓近代土地兼并加剧，也正是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外部产品输入农村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视之为农家经济破产的根源。因为自明清至近代，土地制度没有本质变化;实际上，由于永佃制的扩展，在个别地区还出现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权关系变化。这说明制约近代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土地产权制度，还不如说是与市场关系紧密的农业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诸因素在市场条件下的相对水平。这就提醒我们，在解释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市镇规模扩大、农村贫困化的悖论时，除了考察中国农村和农业内部诸因素外，还需更多地联系“世界体系”加以认识。

 

总之，增长与停滞、发展与衰退都不过是认识农业经济变化的视角，不要说这样简单的概括无法涵盖区域差异广泛存在的中国农业，即使就某一个区域而论，农业经济变迁也往往是增长与停滞交错、发展与衰退互见的过程。历史研究似应注重还原农业经济变迁的真实面目，充分展示农业变迁诸内因以及外部关系，予纷繁错杂的历史图像以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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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权分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权属改革；风险预防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78-04

随着农地三权分置的推行，消除了原有土地流转的诸多限制，亟待提出适宜三权分置新格局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养方案。本文拟从三权分置改革视域出发，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问题，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养过程中的潜在风险进行预判，进而提出经营主体培育方式的对策建议，以期有效地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并推动三权分置改革发展。

一、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对三权分置改革的桎梏

我国人多地少格局长期存在，截止2012年底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仅为6.2亩，远低于美国的56.51公顷。[1]人多地少的格局加上土地两权分置体制下农地无法自由流转，决定了目前我国农业仍以小规模、碎片化的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为主。同时，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乡土情怀导致的土地流转意愿较低，也阻碍了土地的规模化、科学化经营。

第一，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特性掣肘土地的有序流转。三权分置改革的核心是经营权与承包权相分离，从而促进农地的有序流转及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但是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所具有的“半工半耕”“乡土情怀”特性与土地流转难以洽和，阻碍了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掣肘三权分置改革。首先，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2]为主要特性，生产力较强的青壮年进城务工，但仍将土地交给留守农村的生产力低下老人妇女经营，阻碍了土地的流转。其次，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乡土情怀掣肘土地流转。我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广大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并具有高度的乡土情怀。在这种观念下，农民大都认为土地是养老的保障及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而不愿意出让土地，致使许多农民宁愿农地抛荒也不愿意流转土地。

第二，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分散性与农村土地的碎片化影响土地的规模经营。规模化经营强调土地应具有规模性和连续性，还要求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以便大型机械操作与运输，但在传统农业经营模式下，很难实现上述要求。首先，农地和农户的高度分散性阻碍了土地流转。下，出于公平原因，农户根据土壤优劣所分配土地具有分散性和碎片化。高度分散化的农地是规模化经营的一大瓶颈，在取得流转土地时，既要考虑农户数量，又要考虑农地是否相连以便进行规模化、机械化运行，阻碍了土地的规模集中。其次，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具有恋土情结，保留农村耕地以期年老以后能够回到农村耕作，导致租让期短并且不稳定，从而使土地规模经营难以存续。最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难以建设所需基础设施。在需要建设公路、疏通水渠等方面，由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较为分散，农民往往具有搭便车心理而不愿意投资，致使规模化运作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

第三，传统农业经营主体阻碍了土地科学化经营。科学化运作是农业经营与现代化、市场化的产物，要求作物种植的科学化与作物经营的市场化。首先，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缺乏科学化运作知识。传统农民一般是以依靠经验种植、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为主，缺乏科学的运作知识，在育种、施肥、除虫等过程中科学性较差。而农业种植又是具有高度外部性，较低的科学化运作往往会在授种、除虫过程中给周围农作物带来负的外部效益。其次，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缺乏市场化观念。传统农民在耕作过程中缺乏市场导向意识或者经营行为滞后于市场波动，导致农民耕作过程中总是被动地跟随市场走向，缺乏进行土地种植科学规划的意识。

二、三权分置改革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素质要求

三权分置改革旨在通过调整变革土地权属关系，盘活整个农业经营格局。而农业经营主体，则为土地权属关系变革的中枢。因此，三权分置改革要求必须培育与此新型权属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第一，具备科学高效的生产经营能力。三权分置改革旨在通过经营权有序流转，激发农村经济活力，推动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业发展。高效生产经营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三权分置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摆脱传统农业运作时精耕细作、小农化生产特征，利用新型科技手段进行科学播种、科学培育、科学收获，利用单位面积较低的投入，获得单位面积较高的回报，从而既推动资本、技术、土地资源、劳动力的优化组合，又可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更符合市场需求。传统农业缺乏市场意识，遏制了农村经济活力，与市场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格局严重脱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地从事农业生产，并疏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建设产销一体化经营模式。

第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带来较高的经济红利时，还要有可持续发展能力。首先，具有土地培育的能力。传统经营模式由于农民多、农地少的国情所限制，发展轮作的情况较少且土地肥力保持能力较弱，故土壤肥力下降较为严重，对化肥、农药依赖较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该摒弃其弊端，利用新兴科技成果，通过土地轮作、物理与低污染除虫进而优化土壤培育和生态除虫。其次，具有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农业生产的水源、运输都离不开相应的水渠、公路等基础设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对农民资金较为雄厚，且没有农民间建设基础设施的“搭便车”效应的缺陷，独立建设能力较强。最后，具有长期的土地租赁关系。短期的土地租赁关系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持续性投资的动力，长期的租赁关系能使经营者更加注重土地的培育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具备与村民和谐共处的能力。三权分置通过农地经营权，鼓励土地流转至种植大户手中，无疑涉及种植大户与镇政府、村委会、村民等诸多关系。但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的获得、劳动力的获得及生产生活中接触的主要对象为农民，建立与农民良好的关系极为重要。首先，建立与农民良好的土地流转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自由流转土地，而不能为了扩大农业规模而侵犯农民承包权益。其次，与农民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规模化经营仅靠种植大户仍难以完成，还需雇佣相应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因此，需要协调好与雇佣农民间的劳资关系。最后，建立与农民良好的生活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接触对象主要为农民，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利益相关。在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发挥良好的外部性效应，控制不良的外部性效应。

第四，具备危机应变能力。总体来看，“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影响大以及农业品价格的蛛网特征，即使当今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农业部门‘靠天吃饭’的特征仍没有根本改变。”[3]新型农业主体亦农亦商，既面临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的风险，又面临着市场波动、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该具备危机应变能力。首先，应具备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农业是三大产业中受自然影响最大的产业，气候、土壤、水质等自然条件的变化均会给农业带来巨大的影响。新型农业主体需要具备应对自然灾害的抗风险能力，一方面需要有完善的信息收集处理系统，能够提前收集相关科研机构、国家机关的气候变化的预报及预警；另一方面需要提高改造自然条件的能力，发展无土栽培、滴灌、大棚等自然依存度低、科技含量高的农业运作系统。其次，要具备应对资金短缺的能力。农业具有投入大、收益低的特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旨在建立规模经营体系，必定需要大量的投入，在“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4]的背景下，必须具备自身坚实的融资条件。一方面，利用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建立经营主体自身健全的融资体系，吸纳银行、投资机构资本，夯实经营过程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建立与地方政府良好的沟通机制，取得相应的资金扶持项目以及在资金链断裂时取得政府支持。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过程中的风险及预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对传统农业农业经营主体的替代，在这种变革中，必然涉及诸如农地关系调整、经营方式的颠覆、思维模式的冲击等矛盾。加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身的逐利特征，在逐利时很可能跨越道德与法律边界，从而带来一系列风险问题。

第一，政治风险及其预防。首先，可能存在工商企业借机购买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等危害农村土地公有行为。三权分置改革鼓励土地有序流转，部分不法商人可能借着流转土地之名进行侵害土地公有制性质、土地权属关系的行为，从而破坏农村集体所有制，动摇我国经济基础。其次，可能因土地纠纷而引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常相较农民拥有更雄厚的资金、更为先进的技术，拥有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可能利用手中资源与镇政府、村委会勾结强迫农民流转土地；同时，也可能存在极个别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强迫农民流转土地，不惜违背“农民自愿”[5]原则，进而激化农村相应主体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最后，可能威胁我国粮食安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能在利益诱导下，违背“农地农用，鼓励种粮”[5]原则，不顾《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2014年《土地管理法》第63条）而“大量囤积土地，用于非粮生产”，[6]进而危害我国粮食安全。因此，政治风险的预防必须健全土地流转立法，根据三权分置改革的新情况，制定适应新型农村土地权属关系的法律、条例，预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引发的纠纷。严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三权分置实施过程中各种“球”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对政策造成扭曲。

第二，经济风险及其预防。首先，可能造成农业结构性失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不同，后者的农作物的选择主要根据经验或者习惯，而前者农作物的选择主要根据市场走势和预判。但同时也由于这个原因，前者有可能放弃回报率低的粮食、菜蔬，而追求回报率高的经济作物，造成农业结构性失调。其次，可能造成单位生产率下降。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市场特征，土地单位面积产出率较高，而三权分置将农民从土地中释放出来，单位劳动力投入大大降低，新型经营主体以营利为目的，可能重视总体收益，而轻视单位产出，致使经营者收益提高，而土地总产出却下降，进而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最后，可能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农村携带有大量资本，在资本的炒作下可能引起农村土地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能操纵农产品市场，进而影响农产品价格上涨。[7]因此，必须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的经济规制。首先，要对新型农业主体转入土地进行规制。对于农民而言，新型经营主体的信息是不透明的，新型经营主体是否拥有足够的资金关系到对农民资金的偿还能力，对新型经营主体转入农村土地必须形成相应的担保制度，以保证农民能够如期获得相应租金。其次，要对农产品的价格进行规制。主要是通过规定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的方式防止农业大户凭借其垄断地位，制定垄断价格以获取垄断地位，从而推高物价、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最后，对农产品的质和量进行规制。一方面，要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要健全土地用途监控制度，防止土地抛荒、滥用。

第三，社会风险及其预防。首先，可能存在过度开垦的风险。土地的所有权与承包权均不属于新型经营主体，而经营权的续期难度较大，出于利益导向或者因与农民交往中集聚的不满心理，经营主体可能在最后几年的承包期内过度开垦土地，大大降低农村土地肥力、破坏农地的生态平衡。其次，可能引发失业、贫困等系列社会问题。三权分置必定涉及大量土地流转，农民流转土地后进入城市务工，由此会引发就业、医疗、住房、户籍、教育等系列社会问题。一些人在农村失去若干年的土地经营权，在城市又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当花完土地经营权租让所得后，可能沦为贫民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当该现象成为常态后，则会加剧城乡贫富差距，滋生城市贫民窟，甚至使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再次，可能造成农村生态破坏。农村土地的产权不属于经营者，农村也不是经营者的最终归属，可能致使经营者不顾农村生态环境，肆意排放污染物，带来负的外部性效应，破坏农村生态平衡。最后，可能带来农民的心理失衡。三权分置不可避免地使大量农民租让土地进入城市，由农村“熟人社会”进入城市“陌生人社会”，带来心理落差，而且会带来传统农民精神依托的宗族、氏族的衰弱，恋土情结找不到新的替代，进而造成农民心理失衡，甚至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健全三权分置配套设施。首先，改革户籍、医疗、教育等制度，打破城乡二元制壁垒，以推动农民城市化进程。其次，健全农村环境监控制度及建立相应的农村污染标准，通过收费、罚款等方式，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村因污染带来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维持农村良性生态环境。最后，引导城乡融合的舆论走向，减少城市居民对农民的排斥和农民对城市居民的敌对心理。

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途径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及因素极其复杂，既要注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方面能力的培育，又要预防在此过程中引发的诸多风险，需要政府、村委会、科研培训机构协同努力，主要有外部引进、内部培育及协同经营方式。

第一，外部引进。外部引进指从农村外吸纳经营主体来规模化经营土地。外部引进具有较雄厚的资本优势与技术优势，通过招投标方式，由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出面，以村或者小组为单位流转土地。该种模式对象主要针对有经营能力、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主体，一般该主体以农业研究专门人员或者外部种植大户为主。该途径有两方面优点：一方面，外部主体较内部主体选择性更大、范围更广，更适宜择优合作。相较于有限的内部主体，外部主体的财力更加充裕，与外部市场联系更加密切，更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土地生产和销售。另一方面，外部经营主体多以专业的农业种植大户或者有农学专业背景的人为主，具有农村内部所不具备的种植技能。同时，外部经营主体又具备原农村居民所不具备的市场知识和视野，能够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但是外部主体也具有相应的缺点：一方面，外部经营主体对本地的生态环境、市场情况、民风民俗缺乏系统的把握，在运行过程中易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或者丧失当地市场机遇。另一方面，外部经营主体身份上不属于本村人，村规民约及农村舆论力量对其约束乏力，易与村民发生矛盾，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也可能过度开发农村生态资源、肆意排放污染物，破坏农村生态平衡。

第二，内部培育。内部培育指对农村中符合条件的经营者进行技术培育或者给予相应资金支持。内部培育具有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环境适应性。农村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内部经营主体本身为农村居民，与周围的环境都熟悉，同时也在农村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内部培育主要具有两个优势：一方面，较外部引进具有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内部培育的主体是农村土著居民，受农村舆论约束较强，从而较外部主体更注重环境保护和土壤肥力保持。另一方面，由于内部主体本身属于农村，故与本村居民更为熟悉，较外部经营主体更易于协调与村民关系。但是作为内部主体也具有相应缺陷：一方面，内部主体相较外部经营主体目光短浅、经营技术落后、市场狭小，对资源整合程度不佳。另一方面，内部主体与当地居民更为熟悉，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与部分村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不能据理力争，而宁愿违背科学经营规律和市场规则，向村民妥协。

如表1所示，内部培育具有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与村民和谐程度，但具有主体选择性少、科技生产技能弱的缺陷；同时，外部引进虽然具有更高的主体选择性与科技优势，但容易产生外部成本及与村民的矛盾。因此，需要通过协同经营来发挥两种培育方式的长处。

第三，协同经营。协同经营指内部经营主体与外部经营主体联合经营。固然，对于经营主体培育的上述两种模式，较传统经营模式更具效率和科学性，但都仍具备各自的缺点。对此，可以通过协同经营的方式来改进。一方面，协同经营的主体包含内部经营主体，可以对经营过程起约束作用，防止新型经营主体过度开发和降低负的外部性效益。同时，经营主体中农村原有主体更便于与村民沟通，具有更高的和谐型。另一方面，经营主体也包括外部经营主体，拥有更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具有更强的投资能力和销售渠道。具体地说，协同经营主体可以通过内部担保人制度或者雇佣外部职业“经理人”制度来培育。内部担保人制度即外部经营主体进入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时，需要通过本村担保人来承租土地，通过对担保人本村身份的约束来实现对外部经营主体的有效约束，以免外部经营主体不顾村民利益而做出肆意破坏农村生态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的行为。雇佣外部职业“经理人”制度，即内部主体拥有经营对象产权，具体运作过程通过雇佣职业经理人来实现，这样既可以发挥村民对产权所有者的约束，又可以通过职业经理人引入外部的先进经验技术，从而趋利避害，培育真正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参考文献：

[1] 闫小欢，霍学喜.农民就业、农村社会保障和土地流转[J].农业技术经济，2013，（7）.

[2] 贺雪峰.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3] 魏陆，吕守军.公共经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147.

[4] 邢乐成，梁永贤.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与出路[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5] 韩长赋.“三权分置”改革是重大的制度创新[N].人民日报，2014-12-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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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农业；产业融合；国际经验

一、引言

产业融合是指某一产业内部的不同行业或不同产业之间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进而形成新产业的发展演变过程。文化创意产业具有产业融合功能。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将文化创意融入农业中，有助于提高农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促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形成新的业态，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促进农业生态化发展，提高农村的文明程度与居民的文化素养。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总体上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经验丰富。因此，研究国外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经验对我国农业的融合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国内针对国外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有刘丽伟（2010）、刘丽影（2014）、程艳红（2014）、王爱玲（2014）、杨薪燕（2015）及廖军华（2016）等。现有研究均是从各个国家创意农业的特征出发，针对各国的模式进行分类，而从产业融合角度出发，通过产业融合的类型对各典型国家进行模式分类的研究几乎没有。产业融合理论是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本文试图从现有针对产业融合理论中的产业融合类型角度出发，来分析各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情况，将各国融合情况进行归纳。

二、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类型

国外学术界针对产业融合类型的研究主要有FreemanC.（1997）、Greenstein S.（1997）、Pennings J.M.（2001）、MalhotraA.（2001）、Stieglitz N.（2003）以及Hacklin F（2005）等。国内方面，主要有厉无畏（2002）、马健（2002）、胡汉辉（2003）、周振华（2003）、罗奕（2007）以及胡永佳（2008）等。

以上不论国内、国外，对于产业融合类型的划分均不是针对哪两个具体产业的融合而言的，因此，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这两个具体产业融合的类型，应在综合以上分类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两者的特征进行具体的考量。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文化性、创新性、渗透性、高增值性、高科技性等特征，传统农业是自然与经济再生产活动，具有地域性、季节性与周期性、技术性等特征。笔者认为，考量到两产业的具体特征，借鉴胡汉辉（2003）对于产业融合的分类方法，指出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两者融合的类型可以划分为渗透融合、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三类如图1所示。

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渗透融合是指将文化创意与高新技术渗透到农业中，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创新创意和技术水平。比如，将创意和技术融入农产品中，提高产品的文化内涵和科技含量，又如，用技术和创意开发新的创意农产品；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延伸融合是指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产业功能互补及延伸，赋予传统农业以新的附加功能和产业属性，形成新的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重组融合是指引入文化创意因子，将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等传统农业，重新整合，形成现代生态农业、乡村文化旅游等新兴业态。

三、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类型

根据以上分类，笔者将针对荷兰、美国等典型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的类型进行分析：

1.荷兰

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走在最前端的当属荷兰，融合的类型包括渗透融合、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三种。荷兰被称为“地理上的侏儒，经济上的巨人”，这个领土的四分之一位于海平面以下、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国家，尽管不具备农业发展的自然禀赋优势，却创造了农业经济的奇迹，这与技术与创意的开发与投入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技术和文化创意等创新因素的融入，渗透融合的发生，使得荷兰的创意农业世界领先。而将文化创意和高新技术融入农业生产中，成就了荷兰世界闻名的花卉业，荷兰的花卉产业，产业链完整，是典型的园艺型创意农业，此为重组融合。

延伸融合体现在文化创意的融入赋予了传统农业以新的附加功能和产业属性。荷兰春季花海的农田景观，花田中，创意性的点缀风车、农庄等建筑，使农业不仅具有生产性，还附加了审美性，实现了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融合。荷兰各地在郁金香花开的季节都会举办郁金香节等农业节庆，节日活动多种多样，具备吃、玩、观赏、教育等多种功能。荷兰的库肯霍夫公园是著名的创意农业为特色的主题公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郁金香主题公园，在郁金香的花期时节，除了可以欣赏公园的郁金香花海外，还会举办花展、栽培技艺示范以及插花艺g展等活动。

2.德国

德国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也体现在渗透融合、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三方面。德国大力发展以市民农园和休闲农庄为代表的创意农业，将创意融入传统农业，使德国的农业附加了社会生活功能，渗透融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延伸融合，延伸融合的基础上发生了重组融合，产生了市民农园和休闲农庄之类的新型业态。市民农园是市民承租近郊农田，亲自耕种，回归自然，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休闲农庄将农产品生产与休闲旅游、会议培训、科普教育等结合起来。休闲农庄多建在林区，森林资源本身具有防风、净化空气等环保功能，与旅游度假结合，增加了其经济功能，与科普教育结合，又附加了其社会生活功能。有代表性的比如德国慕尼黑的都市型创意农业“绿腰带项目”。“绿腰带”指的是连接慕尼黑城市和乡镇的没有建筑物的地带，“绿腰带项目”创造性的设计了一系列的包括干草方案、菜园方案、森林方案、骑马心理治疗项目等方案，这一系列的项目实现了环保、经济、教育与市民精神生活品质提升的多赢。

3.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创意、技术向农业的渗透融合也极具代表性。渗透融合的基础上发生了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延伸融合体现在：美国地广人稀，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先天条件，美国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玉米是美国粮食作物中种植面积最大的一种，有适宜玉米种植的玉米生产带。美国人将创意融入玉米生产中，创造了玉米迷宫。玉米的种植按照预先设计好的迷宫地图展开，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游玩。另外，美国也会举行各种各样的诸如草莓节等的农业节庆，将农业与休闲观光、文化创意融合起来。

重组融合体现在：美国的垂直农业，将创意与科技融入农业生产中，利用先进的技术在城市里建造垂直农场，开展农业生产。垂直农场模式改变了人们传统思维所理解的农业生产，打破了农业生产受到土地资源局限性的影响，也打造了城市独特的农业景观以及创新了食物的生产方式。

4.日本

尽管日本领土面积小、耕地少，但是具有世界领先的科技，日本的农业发展也十分注重科技创意的融入，渗透融合成就了有代表性的阳台农业、屋顶农业以及植物工厂等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的具体表现形式，阳台农业、屋顶农业以及植物工厂等都是日本科技、创意与农业生产融合发展的产物。阳台农业和屋顶农业就是利用阳台、屋顶进行农作物种植，居民享用自己种的农产品的同时，也体验了田园生活的乐趣。植物工厂是将工业生产的理念和体系融入农业生产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使农作物的生产也变成了工业生产的车间和流水线一样，消除了传统农业对土地、气候、光照等的依赖。日本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的一个典型是稻田艺术，这也是重组融合在日本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上的特色表现形式。农作物的种植按照预先设计的图案进行，通过播种上面的一些特殊处理，使农田在农作物生长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景观，吸引了游客旅游观光的同时，也为农产品提供了销路。

5.英国

英国文化创意产业与r业的融合，更多的体现在渗透融合和延伸融合上。英国是较早发展农业文化旅游的国家，英国的农业文化旅游将农业、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有机融合。将田园的休闲观光与英国乡村特有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顺应了城市居民的亲近自然的心理需求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居民消费需求层次的提升。英国的农场有很多都开展农业旅游，生产经营由农场主负责，这种小型私营农场为游客提供乡村生产生活的体验、提供特有的手工艺品销售、田园风光的景致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6.法国

法国的农业发展十分注重农业的生态功能，农场向大型化发展，实现了农作物规模化、专业化生产。一些葡萄园提供葡萄种植、葡萄采摘、葡萄酒酿造以及园区旅游等多种体验服务。城市里，渗透融合，融入创意，将瓜果蔬菜以及花卉的种植与城市景观设计结合起来，实现了传统农业的生产功能与现代农业的多样化功能的延伸融合。薰衣草种植是普罗旺斯地区的主导产业。通过花田景观、农业节庆等多种形式，普罗旺斯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薰衣草盛开呈现出花海的美景，各地举办的薰衣草节把各种薰衣草的特色产品拿到集市售卖，并与当地特色文化有机结合，重组融合，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农业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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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细化是我国特色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发展的目标模式

在农产品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运销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技术手段。这些技术相互协调，构成一个的完整体系，即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是在农产品运销过程中综合运用相关技术，组成完整的、有机联系的技术系统，形成从采前管理、采收、采后加工包装、运输，到进入市场销售、售后服务诸环节相扣的完整运销体系。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的功能，就是通过技术支撑体系完成农产品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转移。先进的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技术基础。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都会存在着不同的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模式。

不同的资源条件，不同的农产品，不同的市场环境等对农产品运销技术具有不同的要求，人们因此采用了各种不同的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系统，这些不同类型的技术系统又构成了不同的模式。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也逐步演化升级。精细化，是世界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农业和农产品运销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发达国家为例，农产品运销技术随着市场变迁和技术变革，历经长期的演化和完善，已逐步形成从产前服务、生产过程，一直到市场销售、售后服务和消费指导的完整的现代先进技术体系。无论是荷兰的温室集成农业模式，或是以色列的沙漠滴灌节水集成农业模式，或是美国的转基因技术集成农业，这些模式的共同特征就是精细化。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始逐渐把精细化理念引入农业经济领域，现已成为不少省市的农业战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经营水平的提升，精细化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之相适应，建设精细化特色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将是我国发展精细化农业的应有内容和必然选择。精细化，是实现我国农产品运销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现有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模式升级的必然方向。通过精细化，将使我国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模式实现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精细化的特色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涵盖特色农产品运销的全过程、全领域，包括生产过程精细化、生产手段精细化、产品精细化、运销模式精细化等。精细化特色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产品市场细分化、操作精准化、产品高质化，最终实现产品的高附加值和市场收益最大化。由于我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人口等资源条件、农业发展阶段、市场需求的结构特征、农业技术及装备的供给能力等，使我国的精细化农业技术集成的目标模式将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征。

二、我国精细化特色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模式的特征

（一）特色市场导向

极具特性的中国特色农产品市场，是我国精细化特色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具有更多中国特征的首要诱导因素。中国的特色农产品市场规模大，增长快，具有高成长性；市场需求以大众化为主，多样化、多层次，而且变化快、升级快；农产品过剩与不足并存的结构性失衡是市场的常态；总体上看，特色农产品的加工率较低，“柠檬市场”效应十分显著，消费者对价格的高度敏感往往导致特色农产品供给出现劣币驱除良币式的逆向选择。这些市场特征使我国农民对于农业技术装备的价格敏感度较高，十分注重性价比，对大众化的简易实用型生产设备和初级加工技术装备具有更多的需求。在相当长时期内，多层次技术水平的农业技术装备将会同时并存，并需快速升级，对农业技术储备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农业技术装备的生产组织方式上，应大中小型企业并存，组建一些大型的现代化农业技术装备集团，以引领我国特色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的发展方向。

（二） 技术替代制度

特色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必须同时克服我国特色农产品运销中存在的技术稀缺和制度缺陷的约束，使我国的特色农产品运销技术获得升级。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在其他国家可以由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等制度性手段来解决的问题，在我国可能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替代制度的变革，以降低解决问题的社会总成本。当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存在着技术变革方案与制度变革方案并存时，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技术变革方案。这就赋予我国特色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更多的经济社会使命。我国农业制度的突出特征是小农户分散经营，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市场话语权缺失；市场主体的组织性差；市场监管缺位，监管不力；食品安全存在较多问题；市场区域性和市场分割特征明显，等等。因此，小型、多功能、集成化、操作方便的特色农产品运销技术装备将在较长时期内具有广阔的市场。比如，分散收集、分散派送的小型特色农产品包装、储藏、运输工具，能够有效地实现分散经营与现代市场之间的协调，弥补市场监管不足的小型便携式食品质量检测设备也将会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另外，特色农产品信息采集和传输技术也将会在特色农产品运销技术集成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三）传统农业制度与现代绿色生态农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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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园林模式 农业 生态环境

一、园林模式农业及其特征

园林模式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把农业与园林相结合,形成园林化的农业,农业化的园林,突破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开发具有旅游价值的农业资源、乡土文化和田园风光,建立起以农业支撑旅游、以旅游促进农业的模式,使农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更好地发挥。

园林农业具有农业和旅游业的双重属性,它具有以下特征:(1)生产性:提供了绿色和特色农产品。(2)观赏性:通过观光农作物、花草树木和饲养动物等,获取丰富的感官享受。(3)娱乐性:依赖一些特色作物或养殖动物区修建娱乐宫、游乐中心、表演场,供欣赏和取乐。(4)参与性:游客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同时,能够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并在农业生产中感受到乐趣。游客们能参与的活动包括摘取农家果实、亲身体验农作物的耕种等,让游客们更深刻地了解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享受乡土带来的欢乐。此外,园林模式农业还提供住宿、度假、游乐等其它丰富的活动内容。(5)文化性:利用农业所涉及动植物的历史、经济、科学、精神、民俗、文学等文化内涵,设计丰富多彩的观光农业游览项目。例如,农业园林中的植物(尤其是稀有植物)、饲养的动物(稀有动物等)、配备的设施(水耕设施)以及传统农具展示,都极具特色的展示了农业中所蕴含的文化知识,使得游客对农业文化知识了解得更深刻。(6)市场性:园林农业可以为那些不了解、不熟悉农业和农村的城市人服务,其目标市场在城市。

二、园林模式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园林模式是农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如今园林模式农业结合了农业和旅游业的优缺点,在农业经济中是以一种快速、低耗、高效的现代农业生产形式出现,使得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得以打破,从而更好地发挥农业的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发展园林模式农业有利于农业向功能综合化转变与发展。

在传统模式的经营过程中,人们通常只重视农业的生产功能,忽略了农业协调人与自然的功能,比如保持和改善生态平衡、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等等。而将园林模式的注入使得农业与旅游业之间有了交叉,突破了传统农业的经营形式,丰富了的旅游资源,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2.发展园林模式农业有利于转变农村产业结构,使农业逐步趋向产业化。

目前,我国农业存在着农村产业结构不平衡、农业经济效益上不来等问题。此时,若发展园林模式,肯定会使得农村的其它相应产业得到发展,比如服务行业、交通运输行业、建筑行业等等,最终使得农村产业整体上得到大规模的变动。同时,园林模式还可以促进一些当地的食品、日用品、工艺品等的销售,特别是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因此,园林模式的发展有助于打造当地农业的特色产品,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

3.发展园林模式农业可以供给很多就业机会,减缓农村劳动力过剩以及其带来的很多问题。

由世界旅游组织的资料显示,每添加一个旅游业中的就业岗位,就可能有其它5个与之相关的就业岗位。而园林模式的开发所需要的除了开发项目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以及导游之外,还有文化、交通、服务等行业的携助,这就高效促进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兴起,使得园林模式农业强大的带动性得以展示。

4.发展园林模式农业能够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效应用和传播。

园林模式农业发展强调的是生产性、科学性、商品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相结合,把农业生产、文化教育、高端技术融合于休闲旅游之中。因此,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园林模式农业在选取和培育种子、改进栽培技术、存贮、运输等各个环节中,应该积极采用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增强自身的旅游吸引能力。同时,通过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定点授课,能够大范围地提升农村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基本的生产技能,养育出具备一定科技水平现代化农民。

5.发展园林模式农业有利于农村环境的保护和改良,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我国传统农业具有历史久远、农村民俗风情文化丰富且独特的特征。随着现代农业高科技的不断发展,园林模式农业中旅游者在游览、参观的同时,还可以参与农事活动、品尝和购买当地的特产。如此一来,旅游者得到休闲和精神享受,也了解农村的风土人情,对现代化农业表面上的认识得到提高,对农村环境的保护意识也得到了加强。因此,园林模式农业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旅游开发观念,改变了传统的旅游格局,最终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

三、结论

发展园林模式农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普遍表现为结合了旅游业与农业,使得农业经济效益范围扩大,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园林模式农业改变了传统的开发方向,很大程度地发掘了现有的农村资源,从而开辟了一个新型农村产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休闲时间的增加,人们内心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甚至美学观念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此,园林模式农业的发展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又符合农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具有广阔地发展前景与空间。

参考文献:

[1] 李华芹.一种新型的园林模式――生态旅游农业[J].现代园林,2005(2)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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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考察，一般把农业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原始农业是指以采集和游牧为基本特征，使用石器工具来从事简单农事活动的农业。传统农业是指开始于石器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初期，并且在发达国家一直延续到18世纪60年代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传统农业主要有以下特征：在传统农业中，农民以传统的直接经验技术为基础，使用手工制造的铁木农具和人力、畜力以及水力和风力进行生产，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由于粗放式耕作与劳动密集型精耕细作相结合，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技术进步缓慢。

与传统农业相比较，现代农业是指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设施装备和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的社会化农业。现代农业是在采用大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体上是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的。从总体上看，现代农业主要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现代农业是科技支撑型农业。随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推广，农业生产中大规模采用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使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科学化程度空前提高。近年来的基因技术、生物工程技术、遥感遥测技术、精准农业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激光技术等最新科学技术方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使各国的现代农业生产水平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现代农业是生产领域广阔的农业。现代农业将由动植物向微生物、农田向草地森林、陆地向海洋、初级农产品生产向食品、生物化工、医药、能源等多种产品生产方向拓展。单细胞蛋白、海洋农牧场、生物能源、农副产品综合和多层次开发、生物反应器等都将成为农业新的生长点，传统农业的领域和内涵在拓展，工农业将融入一体，其界限渐趋模糊。

第三，现代农业是以高素质的农民和企业家为经营主体的集约型产业。现代农业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因此，必然要求农业劳动者掌握大量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劳动者有较高的现代文化、科技素质和经营管理知识。在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普遍得到了相当幅度的提高，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以及涉农工业部门，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在总人口和总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一般都在10%-15%。

第四，现代农业是高生产率和高效益的农业。如在实行农业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从业人口不到5%。法美农民人均产粮和产肉分别为我国的50倍和100倍。人均耕地只有0.06公顷的荷兰，农产品出口总值仅次于美国，人均创汇8万多美元，而大大超过美国。农业生产条件很差的以色列，1991年出口创汇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6%。高生产率和高效益以及工业化社会人们对自然的趋近心理，使现代农业越来越引起社会和投资者的关注。

第五，现代农业是以生产、生态、生息为目标的可持续产业。即在发展农业经济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切实注意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做到农业可持续发展，使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实现协调发展。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发展现代农业中，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重视土地、肥料、水资源、农药和动力等生产资源投入的节约和资源利用的高效化，在应用农业科技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出“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

(二)现代农业的理念和定义

一是创新的理念。创新是现代农业的核心，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创新的主体，尤其是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农业高新技术正在加速现代农业的建设进程。除农业科技创新之外，现代农业的创新还包括农业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生产方式、营销方式的创新。

二是市场化的理念。现代农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大部分来自外部系统。如农业机械、化肥、农膜、饲料、生物激素等来自工业系统，而生产的产品大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到其他部门。不仅大部分农产品成为上市的商品，而且进行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生产要素也成为商品，农产品市场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空前发达。

三是集约化经营的理念。现代农业本质上是集约农业，农业发达国家在推进集约化经营的实践中，因要素禀赋的差异而采取了不同的模式，有的实施资本和技术集约，有的实行劳动和技术集约。

四是适度规模经营的理念。现代农业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客观上要求投入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和管理技术，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整合，达到最佳比例，产出效益最大。

五是标准化的理念。现代农业是一种标准化农业，农业标准化融技术、经营、管理于一体，把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应用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程序化，已成为商品生产和农业科技推广的一种有效的形式。农业标准化为现代农业生产的规范化、产业化提供了技术支撑，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只能对现代农业的定义作一个简单概括：所谓现代农业，实质上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能力和较强竞争能力的现代产业，它是不断地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先进经营管理方式，用现代科技、现代工业产品、现代组织制度和管理方法来经营的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生态化的农业，是保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运作模式

在中国建设现代农业过程中，由于各地农业生态类型、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因而在现代农业的建设和运作上，各地有着不同的探索。下面简要归纳各地在探索建设现代农业的四种运行模式。

1、外向型创汇农业模式

外向型创汇农业的模式，是指利用沿海地区的区域优势，采取相应政策吸收扶持龙头企业，重点发展优质种苗、特色蔬菜、优质花卉、名优水果、优质家禽和特种水产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农产品生产。生产和加工优质农产品出口，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2、龙头企业带动型的现代农业开发模式

龙头企业带动型的现代农业开发模式，是指由龙头企业作为现代农业开发和经营主体，本着“自愿、有偿、规范、有序”的原则，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组织形式，向农民租赁土地使用权，将大量分散在千家万户中农民的土地纳入到企业的经营开发活动中。这种由龙头企业建立生产基地，在基地进行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产业化开发的运行模式，称为龙头企业带动型的现代农业开发模式。

3、农业科技园的运行模式

农业科技园的运行模式，是指由政府、集体经济组织、民营企业、农户、外商投资兴建，以企业化的方式进行运作，以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单位作为技术依托，引进国内外高新技术和资金、各种设施，集成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对现代农业技术和新品种、新设施进行试验和示范，形成高效农业园区的开发基地、中试基地、生产基地，以此推动农业综合开发和现代农业建设的运行模式。

篇9

园林模式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把农业与园林相结合,形成园林化的农业,农业化的园林,突破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开发具有旅游价值的农业资源、乡土文化和田园风光,建立起以农业支撑旅游、以旅游促进农业的模式,使农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更好地发挥。

园林农业具有农业和旅游业的双重属性,它具有以下特征:(1)生产性:提供了绿色和特色农产品。(2)观赏性:通过观光农作物、花草树木和饲养动物等,获取丰富的感官享受。(3)娱乐性:依赖一些特色作物或养殖动物区修建娱乐宫、游乐中心、表演场,供欣赏和取乐。(4)参与性:游客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同时,能够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并在农业生产中感受到乐趣。游客们能参与的活动包括摘取农家果实、亲身体验农作物的耕种等,让游客们更深刻地了解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享受乡土带来的欢乐。此外,园林模式农业还提供住宿、度假、游乐等其它丰富的活动内容。(5)文化性:利用农业所涉及动植物的历史、经济、科学、精神、民俗、文学等文化内涵,设计丰富多彩的观光农业游览项目。例如,农业园林中的植物(尤其是稀有植物)、饲养的动物(稀有动物等)、配备的设施(水耕设施)以及传统农具展示,都极具特色的展示了农业中所蕴含的文化知识,使得游客对农业文化知识了解得更深刻。(6)市场性:园林农业可以为那些不了解、不熟悉农业和农村的城市人服务,其目标市场在城市。

二、园林模式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园林模式是农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如今园林模式农业结合了农业和旅游业的优缺点,在农业经济中是以一种快速、低耗、高效的现代农业生产形式出现,使得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得以打破,从而更好地发挥农业的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发展园林模式农业有利于农业向功能综合化转变与发展。

在传统模式的经营过程中,人们通常只重视农业的生产功能,忽略了农业协调人与自然的功能,比如保持和改善生态平衡、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等等。而将园林模式的注入使得农业与旅游业之间有了交叉,突破了传统农业的经营形式,丰富了的旅游资源,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2.发展园林模式农业有利于转变农村产业结构,使农业逐步趋向产业化。

目前,我国农业存在着农村产业结构不平衡、农业经济效益上不来等问题。此时,若发展园林模式,肯定会使得农村的其它相应产业得到发展,比如服务行业、交通运输行业、建筑行业等等,最终使得农村产业整体上得到大规模的变动。同时,园林模式还可以促进一些当地的食品、日用品、工艺品等的销售,特别是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因此,园林模式的发展有助于打造当地农业的特色产品,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

3.发展园林模式农业可以供给很多就业机会,减缓农村劳动力过剩以及其带来的很多问题。

由世界旅游组织的资料显示,每添加一个旅游业中的就业岗位,就可能有其它5个与之相关的就业岗位。而园林模式的开发所需要的除了开发项目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以及导游之外,还有文化、交通、服务等行业的携助,这就高效促进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兴起,使得园林模式农业强大的带动性得以展示。

4.发展园林模式农业能够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效应用和传播。

园林模式农业发展强调的是生产性、科学性、商品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相结合,把农业生产、文化教育、高端技术融合于休闲旅游之中。因此,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园林模式农业在选取和培育种子、改进栽培技术、存贮、运输等各个环节中,应该积极采用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增强自身的旅游吸引能力。同时,通过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定点授课,能够大范围地提升农村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基本的生产技能,养育出具备一定科技水平现代化农民。

5.发展园林模式农业有利于农村环境的保护和改良,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我国传统农业具有历史久远、农村民俗风情文化丰富且独特的特征。随着现代农业高科技的不断发展,园林模式农业中旅游者在游览、参观的同时,还可以参与农事活动、品尝和购买当地的特产。如此一来,旅游者得到休闲和精神享受,也了解农村的风土人情,对现代化农业表面上的认识得到提高,对农村环境的保护意识也得到了加强。因此,园林模式农业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旅游开发观念,改变了传统的旅游格局,最终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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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合理而有效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是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现代农业是借鉴现代工业发展的经验，运用当代产业制度与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产业化过程。农业生产组织是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生产组织及其规模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农业与工业起步阶段的生产组织方式都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组织单位，所以，农业发展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应当借鉴工业发展的生产组织方式。早期的工业发展是以家庭手工业为主要特征，生产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但最终发展到生产高度发达、劳动生产率极高的现代大工业，其演变就是企业生产规模不断壮大，企业内部高度组织化的发展过程。没有规模化，企业就没有规模经济，无法扩大市场、降低成本、获取高额利润，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推动技术进步；没有组织化，企业的规模生产不能有效整合，同样也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所以，生产组织是规模化生产的基础，而生产的组织化与规模化是工业由原始手工业发展成为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样，也将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世界发展的角度看，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体化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将分散的家庭农场纳入到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轨道,是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组织制度变革的基本经验。他们的经验表明，合理而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日本通过农村合作社，代表分散的农户与市场各主体进行博弈，以增加农民的市场话语权。以出口创汇为特色的荷兰，成立各种专业合作社，从生产资料的采购，到农产品的销售和农业支持贷款，均来自专业合作社。可见，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构建合理而有效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同样是我国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

二、现有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存在的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实行了，极大地释放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暴露出小农经济固有的效率低下的特点。在小规模的生产组织约束下，资源不能在合理的产业半径内得到优化配置，在生产组织上不能形成规模经济，生产专业化程度低，技术服务不到位，农工商贸一体化产业链整合不够，数量农业与品质农业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不合理，城乡信息不对称，农业组织化程度低引致市场结构不对称。

目前，我国农业还存在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农户＋生产基地＋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可以给农户的专业化生产以技术支持，农产品由龙头企业收购，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的农工商一体化产业链，极大地推动农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但是，这种生产组织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1）农户的产品销售主要依赖于龙头企业，分散的农户在与龙头企业的利益博弈中居于不利地位；（2）龙头企业直接面对大量而分散的农户，交易成本剧增；（3）龙头企业经营的风险性给农产品销售带来不确定性；（4）农业具有地域广阔性与产品多样性的特点，现阶段难以在各地都找到对应农产品的龙头企业。因此，改造生产组织，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是当前农业工作的重点之一。

三、改造现有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提高农业生产组织的专业化、标准化与规模化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