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的优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光伏的优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国光伏产业正在重塑格局，代表着光伏产业新势力的晶科能源、隆基股份、华为等几家企业，在短时间内迅速超越或接近细分领域的前期领跑者。

今年一季度，晶科能源光伏组件出货量为1.6吉瓦，净利润3.133亿元，同比增长514.31%，首度成为全球单季销量冠军。在光伏逆变器领域，华为跨界入场，仅用3年时间，就成为行业第一。一直专注上游的隆基股份，一季度净利润2.61亿元，同比增长417.59%，成为全球最大的单晶硅产品制造商。

光伏新势力的迅速崛起得益于光伏产业的整体回暖。在201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及一系列配套政策支持下，光伏产业迅速回暖，2015年国内新增装机量占全球四分之一以上。今年一季度，全国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714万千瓦，同比增长41.7%。

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光伏新势力的崛起，一方面受益于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是企业抓住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的结果，有利于降低光伏发电成本，促进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

躲过一劫

光伏新势力能够迅速成长并实现赶超，后发优势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典型的是晶科能源， 2006年晶科能源成立并以一个跟随者的姿态先后进入硅锭、硅片、组件领域中。彼时，受无锡尚德创始人施正荣在2005年成为首富效应的吸引，国内一大批企业进入光伏领域，晶科能源只是其一。

2008年，多晶硅价格一路疯涨，现货市场价格突破500美元/公斤。这让光伏产业的下游企业苦不堪言，一部分企业开始意识到需要进入上游，以获得主动权，另一部分则通过签订长期订单来稳定多晶硅供给价格。当年，英利斥资24亿元投资成立六九硅业有限公司，进入多晶硅领域，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

晶科能源CEO陈康平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当时有太多的企业涌进上游，虽然政府提供了优惠的电价，但晶科能源没有很强的项目经验和竞争优势，决定还是要“等一等”。不仅如此，2010年，晶科能源还将已经签订的长单中的一半转让给其他企业。

但恰恰就是这个“等一等”的决定，让晶科能源规避了日后多晶硅价格的暴跌风险。2011年，光伏市场风云突变。由于多晶硅、光伏组件产量增加太多，而太阳能市场却有所萎缩，供给远大于需求，以致全产业链库存严重。当年 10月，多晶硅现货报价25万-30万元/吨，跌破成本价。

同月，德国光伏企业太阳能世界公司的美国分公司（Solar World）联合其他6家生产商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与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出口的太阳能光伏产品进行“双反”调查。美国商务部于2012年10月裁定对中国光伏产品及组件征收18.32%―249.96%的反倾销税以及14.78%―15.97%的反补贴税；同年11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此项裁定，做出最终裁决。

多晶硅行业于是重新洗牌。部分前期投入多晶硅的企业不得不停产，签订大量长单的企业则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负担。比如，当年砸下重金的英利，受多晶硅投资拖累影响至今。而曾经红极一时的江西赛维则因豪赌多晶硅，最终破产重组。

晶科能源不仅成功躲过一劫，还先后拓展了南非、印度、澳大利亚等新兴市场，避免了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2011年，11家在纽交所上市的光伏企业中，晶科成为仅有的两家盈利企业之一。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2015-2016年中国光伏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晶科能源光伏组件出货量4200兆瓦，全球排名第三。

篇2

收到朋友的短信，说孩子被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录取了，是孩子的第一志愿。

朋友欣慰又惆怅地加了一句：“他喜欢的方向，就让他自己去走吧。”

很少有人如此执着地填报这样不热门的志愿了，朋友孩子所填三所学校的三个志愿，都是冷门的考古专业。

朋友做过努力，期望孩子改变主意，她担心孩子将来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因为现实生活，毕竟不是玫瑰色的梦。在说啥都没用的情况下，朋友想了个办法，她利用暑期带孩子去了考古工地，实习一周。在那里，母子俩遭遇了风吹，遭遇了雨打，遭遇了日晒，辛劳不言而喻，可是，孩子说：“挺好的，工作的时候可以一边吹吹风，一边看风景。”朋友怔住了，她知道，孩子是真喜欢，心里喜欢。在那个瞬间，她决定尊重孩子的选择。她想，也许，孩子将来的物质生活不一定非常富足，也不一定能成为社会标准评价下的所谓成功人士，但是，他的幸福指数也许不会比其他人低，因为他喜欢的方向，本来就和别人不一样。

我认识那个孩子，一个安静的苏州男孩，一笑两个酒窝，轻言细语。那些苏州的历史掌故，在他波澜不惊的描述里，真的很生动。记得那次小聚，我和儿子都听得入了神，儿子羞涩，轻易不会赞美人，可第一次见到他，儿子就忍不住真心点了赞。那孩子，是真的喜欢历史。只是没想到，他对自己的人生选择那么有主见。

莫名地有些感动，为那个孩子。生活中，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欢，并坚持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走，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孩子们的决定，往往更多地来自成人世界的选择。今后的工作发展，未来的薪水收入，一切功利的计算，在成人的世界里，总是排在最前列，很少有人能够脱俗。因为深知现实残酷，在生存与生活之间，我们不得不优先考虑前者。正如在面包和水仙花之间，许多成人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面包，至少也会聪明地说，等有了面包之后，再去选择水仙花吧。可于不知不觉之中，水仙花却隐身不见了。

朋友是个好妈妈，她心里有着关于现实的担忧，却选择尊重孩子。她说，一切都慢慢来吧，愉快地度过人生的时光，本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那么，就由着孩子自己的选择吧，她，会跟在后面默默地尽力庇护。

其实，从那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她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二

朋友的孩子年幼时，比同龄人个头小，身体柔弱，不知道为什么，小男孩说话也特别迟，口齿很不清楚。为这，她和先生在家一直讲普通话，几乎不说苏州话，怕孩子听着绕口更学不过来。孩子对数字尤其不敏感，上幼儿园时，许多孩子都会加减法了，他还记不住10个阿拉伯数字。她每天重复那些数字，嘴唇都快破了，却毫无效果。

要上一年级了，她为孩子选择了一所普通小学，她对学校说：“请把我的孩子放到普通的班级吧，这样他比较容易跟上大部队。我不要求他优秀，能不掉队太多，他心里愉快我就满足了。”在班级里，孩子慢慢跟上了大部队。

许多学生假期都去参加数学英语的培训班，可她的孩子喜欢阅读历史故事，她便带儿子去泡博物馆，津津有味地探寻古人的人生，她还带儿子去认识自己的朋友，一些优秀的历史老师，听他们聊聊故事，满足他奇怪的小心思。小时候口齿不清的儿子，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在探寻历史的思考中，语言变得丰富睿智起来，他到了高中自然地选择了文科，是班级辩论赛活动的主角。

……

现在，这棵种子正式破土发芽了，要长成一棵树了，这棵树看着和其他的树不大一样。朋友有了那么一些些懊悔，也许，她不该那么纵容的，也许，她不该为这样一颗自己并不很喜欢的种子浇水灌溉的。可是，她想想，她只能那么做，因为，那是孩子心里的种子呀。

三

想起另一个朋友曾经的苦恼，孩子小的时候，她总在我耳边絮叨，说她的孩子对奥数、英语一点都没有兴趣，唯有对小昆虫兴趣极其浓郁，从菜场买回来一条鲫鱼，几条黄鳝，都可以蹲在边上拨弄半天，更不用说在路边见着蚯蚓、小蛤蟆、蚂蚁等兴致勃勃的劲头了，整个是百看不厌，百玩不懈，也不知他那小脑瓜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开玩笑地说：“多好啊，也许一个昆虫学家就要诞生了。”她嗤之以鼻，说：“这个世界才不欢迎昆虫学家，小孩迷恋小昆虫，将来在生活中也许汤都喝不着，不如去做些数学题，对分数管用。”对话无果之下，我有些厌倦了她的怨词，建议她自己读一读法布尔的《昆虫记》，这样，至少她可以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想什么了……

也许，是这个社会对于“成功”“有用”这些词太过于在意了吧，以致于我们常常忘记了，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些词，叫“有趣”“有意思”。

很久以前读过作家池莉为她女儿写的一本书《怎么爱你都不够》，内容不大记得了，名字却总在心中。是啊，每个妈妈对于自己的孩子，都是怎么爱都不够。可是，许多妈妈，却于不自觉中霸道地带上了想象中的一只模子，并赋予了爱的名字，强迫孩子按着模子成长，长成一个统一的、刻板的模样。

篇3

那个新奇的世界，热情洋溢地感染了我

尽管它总是热情洋溢地感染着我，而我迟迟都不敢靠近美妙的音乐世界。在很多个悠闲的夏日午后，老师总会弹着她的踏板琴教我们唱所有那个时代最常听到的儿歌，《小星星》《两只小象》《鲁冰花》《小鸭子》，还有很多很多我至今都没有记住名字的可爱旋律。那些旋律就像晴朗日子里的阳光一样，透过窗棂，透过每一个孩子红扑扑的脸庞，映在他们小小年纪却争强好胜、决不允许自己比别人唱得差的心里，我偶尔觉得温暖，偶尔觉得欢畅，当然，也有很多苦恼，因为总是学不会，总是不敢唱。

好在我开始把好奇的心思慢慢变成了熟悉，当音乐课变得熟悉之后，紧张与害怕就少了很多。我仍然不敢当众歌唱，却总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默默哼着那些简单的调子。在一个人回家的路上，自己是唯一的听众，我可以唱得轻松自在。回到家里，我会把新学的歌曲唱给爸爸听，会跟着爸爸音箱里的音乐随意地扭动着身体，我将这美其名曰“跳舞”，而爸爸在一旁笑得开怀。这样的时刻竟会让我有些得意，原来我那几句简单的歌曲就能让爸爸笑，还能带给我小小的成就感。几句儿歌竟能成为一个小孩子炫耀的资本，这多么美好。

那些学儿歌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小学时代最后的一段时光是我们最迷恋电视剧的年龄，而电视剧主题曲便成了大家的最爱。女生们都有一个歌词本，里面密密麻麻记着很多很多电视剧主题曲的歌词，大家以能背出歌词、会完整地唱出那些流行歌曲为荣。而我也终于抛下羞怯，在毕业联欢会上单独表演了一首自以为拿手的电视剧主题曲。当大家拥抱告别的时候，操场上响起伤感的离别歌曲让年少不识愁滋味的我流下了眼泪。是的，是那伤感的音乐感染了我。真是奇妙，那旋律会引得我不由自主地悲伤。也就是那一次，我真切地体会到了音乐感染人心的强大力量。

有些喜爱，即使在远处也足够美好

对于没什么音乐天赋的人来说，热爱有时候是需要一座桥梁的，比如某位当红的歌手，某支自己喜欢的乐队，甚至是某本小说里关于音乐的唯美描写。当我和死党一同迷上那个摇滚乐队的时候，整天摇头晃脑沉迷在音乐中的生活就成了“我爱音乐”的最直接表现方式，或许那只是躁动青春岁月里想要证明自我的方式，而我却始终执着地认为自己真的爱上了音乐。当过气的乐队渐渐远离大众视线的时候，我便忘了最初的狂热，原来我终究是个音乐门外汉，终究是个跟风的幼稚少年。

可谁能甘心整天抱着书本过枯燥的生活呢？我们总得找点乐子，所以那个时候，当我看到很多小说中总会出现“一个抱着吉他的流浪歌手”、“午后破碎的吉他声敲醒了我”这样的句子时，吉他便成了我最向往的乐器，我眼中的它浪漫、独特、热情，像极了一切我急需要贴在自己身上的性格标签。在那个很容易相互影响的年龄，我的死党又一次跟我一样爱上了吉他，在烈日炎炎的下午，我们逛遍了几条街的琴行，最终心满意足地选了两把吉他。当两个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女孩背着吉他走出琴行时，我们当真以为自己就是两个音乐追梦人，正迈着沉甸甸的步伐向心中热爱的音乐走去。我们立志自学吉他，买了一大堆吉他入门教程，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可是结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零基础的学习很困难，连和弦怎么弹都没学会，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失去了一大半对于吉他的热情。至今，我已忘了当初自己学了些什么，只记得第一次碰到吉他弦时，随即发出的亲切又令人心动的声音。

后来，我还喜欢钢琴。其实我哪里懂那么多，只是听到从那黑白键中传出的乐音便觉得它美妙动人。当然我也没有去聆听钢琴曲的时间和审美能力，只是单纯地喜欢，觉得它优雅，觉得会弹钢琴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不过我承认自己没有想过去学做这件优雅的事，我怕自己没有坚持的毅力，怕自己没有音乐天赋。大概，有些喜爱只能是远远的。

音乐在我心中划出了新的涟漪

“你会演奏乐器吗？”“会，口琴、口哨什么的。”我经常听到这样的玩笑话。是啊，口琴在大家眼里哪算得上乐器呢？可在只为升学考试而奋斗、一切副课靠边站的中学校园里，音乐老师能腾出时间教我们吹口琴，也的确是件令大家欣喜的事情。我终于可以学习一种乐器了，不用怕自己没有音乐底子，不用怕起步太晚，因为全班同学都和我一样。虽然它只是登不上大台面的口琴，但听着老师吹出来的音乐，才发现无论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精彩的音乐永远都是可以感染人的。我学会了吹基础音，学会了区分高音和低音，学会了几首简单的世界名曲，虽然早都不再像儿时那样仅为几句简单的调调就得意，但也因那些磕磕巴巴的口琴曲而冲淡了不少学习压力，给我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些许生气。

大学里选修的电视音乐那门课让我很怕，之后细细想来又发现自己其实很爱它。因为总是搞不懂什么音阶音程，什么升调降调，每一次上课都让我如坐针毡，生怕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记得上第一节课时我就被老师点到了，长大以后再也没有当众唱过歌的我紧张得声音发抖，硬着头皮唱完了老师要求唱的电视剧《大长今》的谱子。“不错，非常好！”女老师温柔的声音在音乐教室里格外好听，大概学音乐的人都具备这样优雅的气质吧，即使我唱得不好，她也依然给我鼓励。音乐终归是容易让人亲近的，当我记下了一首又一首歌曲的谱子时，当我已经可以轻松认识五线谱而且懂了一些基础的乐理知识后，音乐在我心中划出了一道新的涟漪。我打心眼里愿意去亲近它，熟悉它，然后让它为我带来喜悦和收获。当然，因为有了更多歌曲的谱子在手，我便可以拿来自己的口琴吹出更多的曲子了，喜悦和收获就这样来了，如此简单。

所有快乐的记忆，都停留在欢唱的时刻

转变有时只需经历一个坎儿的时间，有时却漫长得让你几乎无法察觉。我也说不出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KTV里的“麦霸”，从一个羞怯内向的人变成了敢在别人面前扯着嗓子唱歌的人，这样的转变令我自己也时常觉得奇怪。

大概是在经历了那次困难的表演之后吧。大学里的团组织生活需要每人出一个节目，没有表演天赋的我只能选择唱首干巴巴的歌了。在宿舍里练了几次之后就匆匆站在教室中间开口唱歌的我只想应付一下。听着梁静茹的《分手快乐》从我口中唱出来，看着四十多双眼睛认真盯着我的时候，我不自然地甩着头发，眨着眼睛，做一切可以让自己不那么紧张的小动作。唱完之后，竟然得到班长一句“唱得真好”，这简直是意外惊喜。只是一句简单的话，却让我欣慰，虽然知道这也许只是班长的随口一说，但我忽然间明白了，其实很多时候扭捏与害怕会让人失去很多快乐，别人的眼光并不会伤害我，只有不自信才会束缚我。

有音乐流淌过的日子总会比其他时候更能留住记忆。如今想来，工作以后这几年里，最快乐的记忆似乎都留在了和朋友们举杯欢唱的时刻，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当我们烦恼的时候，总会有人提议去当回“麦霸”。我现在知道没有人会在意我唱跑了调还是唱错了歌词，而这反倒让我唱得舒心。在我们这些不懂音乐，却又离不开音乐的人心中，唱歌就是最好的娱乐方式，它让我们放下负担，开怀地笑。

篇4

关键词：农业科研单位；农技推广服务；优势与作用；建议

一、农业科研单位在农技推广服务中的优势

2016年，全省县以上政府部门属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中，农业科学领域机构数为56个，从业人员3924人，其中在职科技人员为3100人，全年经费总额近11.3亿，辽宁省农业科学领域在机构数量、人员配备和经费支持上都占全省科研机构的近1/3强。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始建于1956年，2018年7月，经辽宁省委省政府批准，重新组建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新组建的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整合了原辽宁省农科院、辽宁省海洋渔业厅、辽宁省林业厅3个部门的共计23个独立编制单位，改变了过去以单一种植业为主的模式，成为一家涵盖种植业、林业、畜牧、水产、农机五大领域的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本研究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为例，分析我省农业科研单位开展农技推广服务的优势。1.科技人才优势。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现有在职职工2253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666人，包括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398人，副高级488人；博士159人、硕士670人。全院有国务院特贴专家194人（在职24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5人，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2人，国家“”领军人才1人，国家“”青年拔尖人才1人；荣获省科技功勋奖2人（退休），省领军人才3人次（退休），省优秀专家28人次（在职8人），省杰出科技工作者4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63人、千人层次99人，省首批“十百千”高端人才引进工程千人层次1人，省级科技创新团队21个。有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8人、综合试验站站长22人，有辽宁省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2人、岗位专家12人。这些高素质、高学历、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在动植物良种培育、农业重大科技攻关等方面有着深厚的技术专长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科研人员直接参加农技推广服务，可以有效的获得珍贵的一手信息资料，切实了解农户和市场的实际生产需求，及时调整科研方向，形成需求型科技创新体制，有利于增强农业科研成果的适用性和科学性。2.科技成果优势。“十一五”以来，全院共审定品种719个，取得科技成果1391项，有637项成果获得国家、省（部）、市（厅）级奖励，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主要完成单位）、二等奖9项（其中5项为主持单位），省部级一等奖30项、二等奖80项。获得国家专利440个，制定地方（行业）标准、技术规程272项，出版学术著作110部。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方面，辽单565创造亩产1254.8公斤东北春玉米高产记录，201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院自主选育水稻品种年推广面积700万亩以上，占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的70%以上；杂粮作物育种与应用居国内领先水平，设有国家高粱改良中心；自主选育推广“阜花”系列新品种22个，种植面积占辽宁花生总面积40%-50%。林业方面，利利用平榛与欧榛杂交培育出14个品种，填补了世界榛子杂交育种的空白，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地位，已在辽宁地区推广应用近40万亩。水产方面，“刺参健康养殖综合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虾夷扇贝苗种繁育、天然苗种采集、中间育成、浮筏养殖和底播增殖等技术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旱地农作制研究、秸秆生物降解研究、乳酸菌发酵和粮食储运技术等成果层出不穷。3.科研条件优势。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拥有20个国家（国际）研究、检测机构，8个国家级原原种基地，2个国家级林业基地，6个农业部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4个国家林业局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2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3个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此外，在全省14个市、50余个县区建立科技示范基地、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科企合作示范基地等1700余个，实施各类科技推广项目1300余项，投入项目经费3.35亿元。2017年财政拨款总数6.28亿元，其中科技项目（科研、推广、基建）经费16，637.7万元，分别为国家级经费13，055.3万元，省级经费2，804.1万元，市级经费778.3万元。在全国最早建立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合作模式，目前与省内的阜新、沈阳、抚顺、辽阳、鞍山、大连、朝阳、铁岭和盘锦等9个市开展科技共建工作。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等新机制新模式，开拓了国际科研合作新模式；引进玉米、水稻、杂粮、蔬菜、花卉、果树种质资源约8000余份，引进作物分子育种等各类关键生产技术20余项；累计选派技术人员450余人次赴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学术交流和技术访问；邀请国外专家240人次来华开展学术交流。因此，在农业科研平台建设、科技项目资金支持、科研成果示范展示和国际合作交流方面相对其它农技推广服务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二、农业科研单位开展农技推广服务的作用

1.有利于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应用。农业科研单位历来是农业科技成果的主要来源，其科研力量一般都较为雄厚，成果水平较高，通常承担着国家级或省市级新品种、新技术的区域试验示范。通过开展农技推广服务工作，科研人员可以将区域试验示范基地建在相应的区域地块，试验示范基地作为新品种、新技术展示的核心区，周围建立示范区，带动相应的辐射区，使农技推广服务成为新品种、新技术进入千万农户田间地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从而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应用。2.有利于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适用性和科学性。农业科研单位科研立项通常具有明显的承接特征，这就使得农业科研成果与农业发展中的现实需要存在一定脱节，导致科研成果的实效性和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的能力降低。农业科研单位开展农技推广服务，有利于在实践中检验科研成果的适用性、先进性和科学性，使科研人员及时了解农户和市场需求，调整科研方向，形成良好的“创新——推广——调整——再推广”的良性循环机制。3.有利于更新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和农户的专业知识。农业科研单位发挥自身的技术、成果和专业优势开展农技推广服务，可以深入到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对基层的农技推广人员和农户开展科技培训与指导，及时更新两者的专业知识，同时借助在基层建立科研项目基地进行试验示范的方式让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和农户了解和参与农业科研工作，增强农技推广服务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准确性，造就各类农业实用技术人才，促进农业科研与优势特色产业的有效对接，实现技术链和与产业链的“双向融合”，推动辽宁优势特色产业快速发展。

篇5

人人都有幸福的权利,甚至,有些人也有让别人不幸福的权利。比如买红妹作为不如孙楠名气大的明星、离婚后的女人,以及群众眼中的弱势女人,似乎在某种眼光下,她有权利让离开自己还比自己幸福快乐的孙楠,变得看上去不那么幸福。

此前的贾静雯跟孙志浩争女儿,大戏上演,观众无数,观众大多对个人处境不顾,而只是集中看人家的“冤家纠纷”,细节越多,观众的眼睛越是亮的。如果要探究这种明星争夺子女的关注,有一种倾向是不变的,就是大家愿意将同情的目光投向女性。没有人能把孩子从女人身边扯走。当然,你也可以说父亲同样也是血脉相连的人,但母亲对孩子的天然依赖和保护,是与生俱来的,这要比父爱更神圣和不可剥夺一点,这谁都应该承认。

两个人分手,一般总是复杂原因纠结的结果,但不管事情真实原因是什么,两个人当着孩子的面撕破脸,这都不是个完满的结果。更有买红妹博客上未曾删掉的两人亲密合影,大家更有理由相信,面对曾经的感情有人想统统抹掉(孙楠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忘却过去当然也是必然之事),有人却不曾忘却。有新闻说孙楠并非要抢孩子,而是要合理地探望孩子,就此买红妹却不同意,关机、消失,一副拒绝的面孔,买红妹大概就此以为自己拥有让别人不幸福的权利,至少是让对方看上去没那么幸福、痛快。

除却法律上的设定和判定,群众和作为母亲的买红妹,都仿佛有理由让孙楠继续看不到孩子,再看看孙楠儿女的可爱照片,更有理由相信此时孙楠的心是备受折磨的。在世俗眼光看来,这几乎是一种注定的“报应”,每当类似“孙楠潘蔚高尔夫球场秀恩爱”的新闻出来一次,大家就有理由让不那么美满的买红妹得逞一次,同情的眼光就会倾斜,此时,事实、法律、宣判等等都不再重要,因为世俗的审判就是这样。

新闻标题从“买红妹孙楠甜蜜时刻”、“孙楠与女儿感人瞬间”、“孙楠甜吻买红妹”到“孙楠潘蔚出行”、“孙楠潘蔚在机场”,大家不知道事情原由,但在人们眼中孙楠至少是始乱终弃的代言人,当初和如今的幸福指数有多高,人们对之的谴责和看不到孩子的幸灾乐祸就有多凛冽。作为男人,他选择了他要选择的,但同时也要承受那些必然要承受的,得到的同时也要懂得这一切的代价。以此来看,将曾经的感情如今的纠纷诉讼法律,看上去有点不够爷们儿,作为男人,你得首先让女人顺心,打官司即便赢了,让你曾经的女人痛心难过,你就是胜利者了吗?

篇6

然而就我的解读，这种“进步”，其实是政府的一种“让步”。流动摊贩可以说是“弱势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大都属于社会底层，他们赖以谋生的经济是最卑微的“逃生经济”，他们以“逃生”的姿态到城里“谋生”。他们唱着“我想有个家”，与天斗、与地斗、与城管斗……我们蛮横地驱赶他们，简单地封杀他们，但对他们的贫困问题，他们的生存问题难道就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可能是影响了市容，妨碍了交通，甚至个别人扰乱了治安，但这就能成为将他们“赶尽杀绝”的理由么？

政府让步了，但最终得分的还是政府。政府管理部门以前的所作所为，其实只是一个“面子观”的问题。仿佛大街小巷游走着小商小贩，影响了市容的“整洁”，影响了城市的“形象”，进而影响了执政官员的“政绩”，甚至“伤害”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他们不光封杀流动摊贩，他们还把乞丐、流浪精神病患者乘着夜色往城外或其他城市扔，他们还曾把无证外来人员收容和遣返，他们还曾把影响观瞻的部位用“遮羞”墙遮挡起来或是把的山石刷上绿色的油漆……他们要的仅仅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面子”。

谈到中国的“进步”，中国人除了爱同“过去”比较以外，再就是爱同我们的近邻印度比较，因为中国同印度有相似的“命运”，有相似的“国情”，似乎更能说明问题。确实，几张照片，中国人的“优越性”和“自豪感”就出来了。有人拿来印度的大城市孟买、加尔各答的照片，将它与咱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一比，就轻率地得出中国比印度更“优越”、更“进步”的结论了，因为孟买、加尔各答到处是连片的贫民窟，而中国的北京、上海除了高楼大厦还是高楼大厦……在国际上，中国人挣足了“面子”。

然而，事情的“里子”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中国，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城管”队伍来维护市容；而在印度，却不知“城管”为何物。据说，印度人提倡自主就业，你推个小车，装点零货，走街窜巷去叫卖，那叫“自食其力”，提高了政府的“就业率”，政府求之不得。金融危机，中国投入四万亿刺激经济，而印度只投入了四个亿，因为“自主就业”帮了印度政府的忙。在印度，没有户籍限制，你只要想进城就进城，你在某个地方搭个窝棚住满一年以后，你就成了这个尽管只有巴掌大的地方的主人。对不起，以后天王老子都不能赶你走了，你还可以传诸子孙。只要你不点头，没人敢来“拆迁”――这是印度人的“公民权”。印度贫民窟的大量存在，正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我们所没有的，迄今也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人为打造的一点点“局部”的、“面子”上的“优越性”，是以长期无视甚至是剥夺广大农村人口的合法权益为代价的，是执政理念不够理性和务实的表现，是社会公平正义长期缺失的表现。

时间已过去了一年，我没有查实，不知上面谈到的这个征求意见稿最终通过没有？记得看到这则新闻的当时，我就突发奇想，要是有一天，我们的同胞也能推个小车，把地摊摆到市中心广场去，像叫卖黑芝麻糊的电视广告一样，把那样一种十分写意的情景搬到市政府门前的广场去，每天真实地自由地上演，那该多好啊！

理性，务实，自由，开放，平等，尊重，我想这就是当前中国人最真实的梦想与需求。

篇7

关键词：弱全面覆盖；全面覆盖；推广活动；认知分析；斯诺克业余大师赛

中图分类号：G80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7-0132-04

Cognitive Analysis on Promotional Campaig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lightly Omni-directional Coverage

WANG Xiao-bo

（Wenzhou Medical College of Sports Science，Wenzhou 325000，Zhejiang China）

Abstract: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evaluation of Amateur Snooker Masters 2010 in Shenzhen,this paper discusses which investigation method, pre-and post survey or simultaneous and comparative survey, shall be applied for the evalu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lightly omni-directional covera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imultaneous and comparative survey and pre-and post survey can achieve the same effect.

Key words: slightly omni-directional coverage; omni-directional coverage; promotional campaign; recognition analysis; Amateur Snooker Masters

投稿日期：2010-09-17

作者简介：汪小波，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体育赛事在举办前需要进行宣传推广，推广的方式很多，举办一些有意义的推广活动是经常采用的、效果较好的一种方式。如上海网球大师杯赛的球童选拔活动［1］、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征集活动、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的黄金健身大奖赛等。由于不同推广活动方式，测评的对象、范围不同，因此必然会提出对于这类活动应该采用何种调查和研究方法才能有效反映推广活动的认知效果的问题。认知调查研究的方法很多，从学科看有心理学［2-4］、广告学［5］、消费心理学［6］的认知效果研究。从测评的认知内容看有曝光（到达）［7］、再认和回忆的测评方法。从原始数据获得的角度有实验、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等。其中在推广活动覆盖面较广的条件下测定再认或回忆时，问卷调查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种方法。本文以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推广活动――2010年斯诺克业余大师赛深圳分站赛为例，探讨在弱全面覆盖条件下通过市民问卷调查进行认知净效果测定的方法。其中重点讨论干预组和对照组的选择对测定的影响。

1 关于“全面覆盖”和“较弱条件下的有限覆盖”

“全面覆盖”是对活动净效果测评时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但实际情况是，很多活动粗看是全面覆盖，例如电视台、广播台的宣传，其覆盖面包括了需要测评的全部地域，但由于收视（收听）率的关系，并不是人人都接受到这种宣传，这与宣传的力度和持续时间有关。为了区别该概念且更实际的进行调查研究，我们提出“较弱条件下的有限覆盖”的概念。“较弱条件下的有限覆盖”是指在地域上干预是全覆盖的，但针对个人而言并非人人都接受到这一干预，有部分人群并未接受到这种干预，从这部分人群中可找出对照组。“较弱条件下的有限覆盖”有别于“部分覆盖”，“部分覆盖”是指覆盖的部分和未被覆盖的部分有明显的界线，如地域、人群的特征的界线，而“较弱条件下的有限覆盖”则没有这样明确的界线，或者说问卷调查前无法明确是否存在对照组、对照组和干预组是否存在可比性。因为调查研究涉及到干预组和对照组的选择，项目的净效果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净效果干预组的总结果-可比对照组的总结果±设计误差和随机误差（1）

公式（1）中，干预组的总结果是干预发生前后的效果的差额，对照组也一样。针对问卷调查，设计误差是指问卷设计、抽样问卷发放和数据处理中出现的影响净效果的系统性误差，随机误差则是非系统性的偶然发生的原因引起的误差。

从公式中可知正确选择干预组和可比对照组是正确估算净效果的前提和关键。为了保证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可比性，干预组和对照组应满足组成一致、趋向一致、经历过程一致的原则［8］。但在社会研究中，“有时候，随机地从一个普通群体中将实验对象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是不可能的。然而寻找一个与实验组相似的、现有的‘对照组’却是可能的。这种群体就是非同等对照组”［9］。简单讲在社会研究中可尽量按可比原则去找出近似的“可比对照组”。但即使这样，仍然会有一些具体条件约束了干预组和对照组的选择，其中干预是否在样本选择区域是“全面覆盖”很关键。这是因为若干预形成的覆盖是“较弱条件下的有限覆盖”，那么干预在某个区域内是“全面覆盖”,在此区域外则不一定是“全面覆盖”，因此除非在此区域外能找到对照组，否则只能用干预前作为对照组，干预后作为干预组，术语称为“反身控制”。在反身控制中，对净效果的估计来自于对目标人群进行两次或多次的测定。这时公式（1）改作：

净效果干预后参与者体现的总效果-干预前参与者体现的总效果±干预中的其它效果+设计误差和随机误差［8］（2）

比较公式（1），除参与者是同一个目标群体外，增加了“干预中的其它效果”，这一效果中最大的因素就是干预前后的时间不同，由于时间不同，因此就不可避免地有许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除干预外的其它因素的影响存在，从而影响了净效果。通常认为在“有比较组和对照组的前提下，我们并不建议使用‘反身控制’”［8］。

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实际案例讨论在弱全面覆盖条件下对照组的选择，及不同选择的净效果差异。

2 较弱条件下的有限覆盖的案例分析

本文选择了2010年斯诺克业余大师赛深圳分站赛作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2010年斯诺克业余大师赛是2010年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推广活动之一（以下简称推广活动），它于2010年7月16日开始，9月4日结束，在全国13个城市进行海选活动，在另外5个城市举办分站赛，最后于2010年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开赛前在上海进行总决赛。其中深圳是该推广活动首个分站赛的举办地，此时除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官网上有报导外，尚未作大量的推广。应该讲，在深圳分站赛正式推广前，该活动在深圳地区的推广力度很弱。该推广活动定于8月16日（赛前一周）在深圳正式启动宣传，8月23-24日举行为期两天的比赛。为对比研究，在深圳分站赛推广活动启动前的8月15日进行了事前问卷调查，8月23-24日进行了事后调查。

2.1 2010年斯诺克业余大师赛推广情况 从开赛前一周起，该推广活动正式进入宣传期，采用的推广方式包括电视、平面媒体、电台、台球房海报、赞助商（“荣威”汽车）推广活动、网络等，主要情况如下表1所示。

表1 推广活动的宣传方式

为吸引民间的业余选手参加斯诺克业余大师赛，该推广活动在深圳站开赛前1个月就在深圳市的40家台球房张贴了赛事的宣传海报。由于推广地点的局限性，这种方式所带来的干预只能影响到来台球房打球的顾客，因此，总的来说，在深圳分站赛正式推广前，深圳市的市民受到活动的干预很小。经过一周的集中推广和两天的赛事举办之后，该推广活动的干预力度增强。

从推广方式的内容看，宣传的覆盖面涵盖了整个深圳地区，甚至全国，粗看推广活动的干预是全覆盖的，但实际上，在短时间内各种推广方式的到达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因此，推广活动属于弱全面覆盖条件下的干预。

2.2 问卷发放时间和地点 为测定推广活动的净效果，及比较对照组的选择对净效果的影响，案例分析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进行原始数据的搜集，调查方式为在罗湖区、福田区、宝安区、龙岗区随机街头拦截和台球房定点调查，同时采取了两种调查方法。一组是以推广活动前作为对照组，推广活动后作为干预组，即在开赛一周前（2010年8月15日）进行问卷发放，共发放问卷246份，然后在推广活动结束后的比赛期间（2010年8月23-24日）再次在同样的地点进行问卷发放，共发放239份，这种问卷调查方法称为“事前事后调查”；另一组是以没有接收到推广活动干预的宝安区、龙岗区群体作为可比对照组，发放问卷200份，接收到干预的罗湖区、福田区作为干预组，发放问卷287份，包括事后街头的239份，即只在推广活动正式结束后的比赛期间（2010年8月23-24）进行问卷调查，这种问卷调查方法称为“同时对比调查”。净效果测定的主要内容包括：1）对该推广活动的认知度；2）对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认知度；3）对赛事的赞助商――荣威汽车品牌的认知度。

表2 问卷发放情况

事前事后调查选取了深圳的罗湖区（比赛所在区）、福田区的4个调研点前后各发放250问卷（街头拦截），共500份。同时对比调查则选取了深圳的两个市区――罗湖区、福田区和两个郊区――宝安区和龙岗区的8个调研点发放问卷共500份（街头拦截）。当同时采取这两种调查方法时，事后调查的250份问卷与同时对比调查的部分问卷存在重合，因此，全部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733份，其中事前调查有效问卷为246份；同时对比调查中，街头拦截的有效问卷为487份（包括事后调查有效问卷239份），全部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7.7%。所有的调查数据运用SPSS11.5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

2.3 事前事后调查的净效果分析

2.3.1 推广活动对市民认知的影响 通过推广活动，深圳市民对推广活动，以及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和荣威汽车的品牌认知率均有提升，分别增加了13.4%、14.9%、6.4%。

表3 推广活动对市民认知的影响

2.3.2 推广活动对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认知度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不论是事前还是事后调查，知道斯诺克业余大师赛的市民同时知道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比例高于不知道斯诺克业余大师赛但知道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市民比例。事后调查中，知道斯诺克业余大师赛的市民中， 有61.5%的比例同时又知道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而不知道斯诺克业余大师赛的市民中，只有24.8%的市民知道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这表明，斯诺克业余大师赛的宣传提升了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品牌知名度。

表4 推广活动对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认知度影响

总计事前街头知道斯诺克知道67.6%32.4%100%业余大师赛不知道17.9%82.1%100%事后街头知道斯诺克知道61.5%38.5%100%业余大师赛不知道24.8%75.2%100%2.3.3 推广活动对荣威汽车品牌的认知度影响 从表5中可以发现，知道斯诺克业余大师赛的市民中同时又知道荣威汽车品牌的比例高于不知道斯诺克业余大师赛但知道荣威汽车品牌的比例。可见，推广活动的开展，对提升赞助商――荣威汽车品牌的知名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表5 推广活动对荣威汽车品牌的认知度影响

未选总计事前街头知道斯诺克知道61.8%38.2%――100%业余大师赛不知道28.8%71.2%――100%事后街头知道斯诺克知道61.5%35.4%3.1%100%业余大师赛不知道31.6%68.4%――100%2.3.4 对照组与干预组的可比性 问卷调查了解了市民性别、年龄、打台球的频率等有关基本特征，从对照组和干预组的特征比较来看，两组数据有较高的吻合度，具有可比性。

表6 对照组与干预组的特征比较

2.4 同时对比调查的净效果分析

2.4.1 市民对推广活动的认知度 根据调查，推广活动的宣传结束后，市民对斯诺克业余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荣威汽车品牌的认知度分别为31.2%、39.2%、46.8%。由数据中可以发现郊区的市民对各项指标的认知度高于市区的市民。

表7 市民对推广活动的认知度

2.4.2 推广活动对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认知度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与事前事后调查类似，知道斯诺克业余大师赛的比例对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认知度比不知道斯诺克业余大师赛的比例要高。

表8 推广活动对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认知度影响

总计同时调查（市区）斯诺克业知道62.3%37.7%100%余大师赛不知道29.5%70.5%100%同时调查（郊区）斯诺克业知道73.3%26.7%100%余大师赛不知道20.8%79.2%100%总计斯诺克业知道65.1%34.9%100%余大师赛不知道25.4%74.6%100%2.4.3 推广活动对荣威汽车品牌的认知度影响 根据调查，知道斯诺克业余大师赛的市民中，总计有73.7%的市民知道荣威汽车品牌，而不知道的市民中，仅有34.6%的市民知道荣威汽车品牌。

表9 推广活动对荣威汽车品牌的认知度影响

总计同时调查（市区）斯诺克业知道63.4%33.8%2.8%100%余大师赛不知道32.4%67.6%――100%同时调查（郊区）斯诺克业知道84.0%16.0%――100%余大师赛不知道38.4%61.6%――100%总计斯诺克业知道73.7%25%1.3%100%余大师赛不知道34.6%65.4%――100%2.4.4 对照组与干预组的特征比较 在同时对比调查中，对照组是指不知道斯诺克业余大师赛的市民，干预组是指知道斯诺克业余大师赛的市民。比较这两组的特征，两组特征上在年龄上差异不大，在性别和打台球的频率上存在一定差异。从差异中可以看出干预的特点：一是男性受到干预的比例相对于女性更高；而有打台球习惯的人群相对于不打台球的人群更易受到干预，他们主动接受干预的可能性更大。与事前事后调查相比，在同时对比调查中，基本很难能找到与干预组结构、组成类似的对照组，其原因在于，干预的对象往往具有某些特定的特征，如该推广活动的宣传对象中，男性、有打台球习惯的人群更能主动接受到推广活动的宣传，从而认知该赛事及相关的信息，而存在某些特征的人群，如老年人即赛事的宣传再多，也很难对该推广活动形成认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干预组难以难找到与其组成、结构一致的对照组。

表10 对照组与干预组的特征比较

2.5 两种调查方法的比较分析

2.5.1 推广活动的认知效果比较 在两种调查方法下，推广活动以及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荣威汽车品牌的认知效果比较如下：

表11 两种调研方法对推广活动认知效果的影响比较

从调查结果来看，两组数据无明显差异，但由于同时对比调查调查的区域更为广泛，这一调查方法可能更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2.5.2 推广活动的影响效果比较 从比较的结果（表12）发现，两者在测定推广活动对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认知的影响效果的结果无明显差异。

表12 两种调研方法下推广活动对世界斯诺克・上海

大师赛的认知影响效果比较

总计事后调查知道斯诺克知道61.5%38.5%100%业余大师赛不知道24.8%75.2%100%同时对比调查斯诺克业知道65.1%34.9%100%余大师赛不知道25.4%74.6%100%表13 两种调研方法下推广活动对荣威汽车品牌的

认知效果比较

总计事后调查知道斯诺克知道61.5%35.4%3.1%100%业余大师赛不知道31.6%68.4%――100%同时对比调查斯诺克业知道73.7%25%1.3%100%余大师赛不知道34.6%65.4%――100%从比较的结果发现，两者在测定推广活动对荣威汽车品牌认知的影响效果的结果无明显差异。结果均表明，该推广活动在较小的投入下，对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和荣威汽车的知名度的提升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3 结论与建议

1）较弱条件下的有限覆盖，对照组与干预组的选择，即是采用事前事后调查方法，以事前为对照组事后为干预组，还是采用同时对比调查，以受到干预的为干预组，未受到干预的为对照组对结果的测评无显著的影响。两种调研方法测定出的结果比较吻合，在弱全面覆盖的条件下，两种调研方法均可适用。

2）由于同时调查对比干预的对象往往具有某些特定的特征，导致事前事后调查的对照组与干预组更具可比性。但是并不表明同时调查对比的对照组不存在。以本文的案例而言，建议可以在不影响数据整体的真实性的条件下，对样本进行一定的调整，从而得到类似的对照组。

3）事前事后调查的适用要求较高，往往只适合测评一次性活动，同一活动多次测评则需采用同时对比调查。以2010年斯诺克业余大师赛为例，深圳站为首战分站赛，事前的宣传很弱，可以以事前作为对照组采用事前事后调查方法。但当对接下来的分站赛进行效果测定时，则不适合再使用事前事后调查，因为随着赛事的逐步开展，分站赛在赛前就已受到之前的赛事的影响，即对照组也受到了干预，进而会影响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4）从时间和成本的角度考虑，事前事后调查所需时间更长，调研的成本可能也较多，因此，从这一角度，同时对比调研方法更为可取。

参考文献：

［1］ 〔美〕彼得・罗西.项目评估：方法与技术（第6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08.

［2］ 〔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357.

［3］ 姚芹.“2007年网球大师杯赛・上海”球童选拔赛认知效果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硕士论文，2008：1.

［4］ M.W.爱森克，M.T.基思.认知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78-85.

［5］ 吴家舵.华晓慧.体育赛事背景广告暴露时间与记忆效果的实验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报，2009,33（5）：24-26.

［6］ 陈煊云.认知心理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70-275.

［7］ 陈宇.广告记忆效果测量的发展述评［J］.人类工效学，2001，7（1）:55-59.

篇8

中图分类号：R752.5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1）5-126-01

尖锐湿疣是由HPV感染，由性接触传播的疾病。好发生殖器、肛周等部位。目前治疗方法有：CO2激光，液氨冷冻外用竹叶草酯擦剂等，疗效不显，复发率高。笔者采用ALA-PDT联合CO2激光治疗，复发率大大降低，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86例患者均来自我院男科门诊，联合治疗组46例，最大年龄52岁，最低21岁，平均30.2岁.激光治疗组40例.最大48岁,最小20岁,平均31岁.所有患者于不洁后1-6个月之间发生皮诊，平均病程2.5个月,均为前次治疗,皮疹分别位于尿道口,冠状沟、包皮、肛周、最少为1处，多在尿道口，最多十余处，多在肛周，皮诊形态包括：鸡冠状、菜花状、扁平状、棘刺状等。

2 治疗方法

联合治疗组：46例，激光祛除疣体，2天后，采用ALA-PDT治疗。用基质将ALA粉末稀释成20%溶液。用灭茵生理盐水清洗患处，将新配制的20%ALA溶液均匀涂于皮损及周围2cm范围，3小时后，用波长635nm的艾拉光动力治疗仪照射20分钟，能量密度为80-120J/cm2一周后重复一次。6个月后，仍有皮疹复发者为未愈

3 结果

联合治疗组46例中，一次治疗后，复发12例，二次治疗后，复发6例。至随诊结果，仍有6例未愈。复发率为13.04%

CO2激光组40例中,一次治疗复发36例.二次治疗后复发32例。至随诊结果，仍有16例未愈，复发率为40%

两组复发率比较（P

4 不良反应

激光治疗后，所有患者均出现溃肠、糜烂、渗出伴疼痛，约2-3周创面愈合。ALA-PDT治疗期间，2例患者疼痛加重，1-2天后包皮轻度水肿，烧灼感，一周左右消退，无特殊不良反应。

5 讨论

HPV感染导致的症状损害，治疗后往往反复发生，难以根治，困扰广大患者。复发以尿道口、肛周为最。HPV的亚临床和潜状感染，难以准确识别和充分治疗，是复发的最主要原因。氨酮戍酸是光敏剂原卟啉IX（PPIX）的代谢前体，能靶向性富集于所有HPV感染的组织，并转化为PPIX。在635nm的红光激发下，发生光化学反应，引起感染的细胞坏死或凋亡，局部给药，通过适当扩大给药范围，可使治疗直达皮损周围难以识别的亚临床感染和潜伏感染区域，同时不损伤正常组织细胞。结果表明，艾拉光动力疗法能全面清除显性病灶，亚临床病灶和潜伏病灶，降低CA复发机会，值得临床应用。

参考文献

[1]何玉章等，皮肤病与性病杂志.2009，29（1）.

[2]王秀丽等，中华皮肤科杂志.2008，5.

篇9

【关键词】 尖锐湿疣；联合疗法；复发

尖锐湿疣（condyloma acuminatum，CA）是由人类瘤病毒感染引起的临床上常见的性传播疾病。目前临床上经CO2激光治疗后易反复，有关学者发现CA患者存在细胞免疫缺陷，并且发现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与CA转归有密切关系，本研究组应用胸腺五肽肌注联合口服疣毒净胶囊治疗激光术后患者收到较好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皮损位于肛周，呈状、菜花状、多发性，米粒至豌豆大，数目1至数10个；均经临床和醋酸白试验或病理检查、PCRDNA确诊；病程均在6个月以内。排除标准：对优可洛、胸腺肽及其基质过敏者，妊娠及哺乳期妇女，有严重心肝肾功能损害者，有慢性消耗性疾病、梅毒及HIV感染者，本研究前4周内用过免疫调节剂或2周内局部或系统用过抗病毒药物者。

1.2 一般资料 所纳入的病例为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到广东省中医院皮肤性门诊患者，病例被随机分为两组，所有患者均行CO2激光烧灼去除可见疣体，深度1～2 mm，范围为疣体周围2～3 mm，术后局部用1∶5000高锰酸钾液泡洗，外用百多邦软膏，皮疹结痂后停用。治疗组肌注胸腺五肽（商品名：国乐），隔日1次，每次10 mg，共用20次，同时服用疣毒净胶囊，每次3粒，3次/d，连服40 d，对照组单纯应用胸腺五肽，隔日一次，每次10 mg，共20次。治疗后每月追踪随访1次，连续3次。

1.3 疗效判定标准 疗效按痊愈和复发二级标准判定。痊愈为治疗后3个月内原皮损部位及其周边5 mm范围内有无新生疣体；复发为在排除再感染的情况下，治疗后3个月内，在原皮损部位及其周边5 mm 范围内出现新的疣体。

2.3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均诉肌注部位出现疼痛，但经热敷后可改善。治疗组中有3人诉服药物后曾出现大便变稀，经服用蒙脱石散后可改善。

3 讨论

CO2激光是治疗尖锐湿疣的常用的物理方法，近期疗效较好，但复发率较高。研究表明经物理治疗的患处皮肤黏膜及其周围的毛发毛囊处仍有HPV（人瘤病毒）携带，潜伏的HPV与CA的复发密切相关[1]，患者体内及局部皮肤存在细胞免疫功能障碍[2，3]，与复发关系密切。肛周病灶因所处的部位特殊，激光术后术口难愈合，增加了病毒重新接种的机会。因此，治疗尖锐湿疣的满意方法，既应清除局部病灶，又要改善机体对病毒的免疫应答。中医认为外受湿热毒，下注搏结于外阴，湿性重着黏滞，缠绵日久，耗伤正气，正虚邪恋，导致CA极易复发。中医治疗要清热燥湿散结，通过燥湿以达到术口局部干爽，从而减少湿热邪毒留恋难治。

本研究表明，经CO2激光处理后治疗组患者采用胸腺五肽肌注联合口服疣毒净胶囊，愈合时间较对照组短（P

参 考 文 献

[1] Fausch SC，Fahey LM，Da Silva DM.Human papilloma virus can escape immune recognition through langerhans cell phosphoinoside 3kinase activation.J Immunol，2005，174（11）：71727178.

篇10

被告：向文姣，男。

被告：张光艳，女，系向文姣之妻。

第三人：黄永刚，男。

第三人：吴捷，女，系黄永刚之妻。

1997年10月17日晚，第三人吴捷临产，住进原告妇幼保健院一病室二床。当晚23时35分，吴捷顺产一女婴，体重3200克。护士杨素芳按医院规定给女婴称了体重，盖了左足足印，填写了分娩记录单、手圈及胸牌（红色）。此时，因其他病员输液需要续药，杨未按规定将写有“1－2吴捷之女”的手圈及胸牌给吴捷的女婴带上，而是交给了吴的丈夫黄永刚。黄永刚收下手圈、胸牌但不知用途。10月18日早上7时5分，住原告二病室三床的被告张光艳也顺产一女婴，体重3000克。护士杨素芳按规定在分娩记录单上盖了女婴左足足印，将写有“2－3张光艳之女”的手圈戴在该女婴的左手腕上，胸牌（红色）放在女婴的被褥上，由护士刘春勤将张光艳和女婴送回病房。此前，刘春勤因张临产时间较长，曾为张写了一套内容不全的手圈、胸牌（蓝色）放在婴儿秤旁备用。刘在送走张后清理产房时，发现自己写的手圈、胸牌未用，误认为张分娩的女婴没戴，遂将手圈、胸牌内容填写完整后，交给了被告张光艳，致使张分娩的女婴有两套手圈、胸牌。当日上午八时许，原告婴护班护士张巧玲将吴捷的女婴抱到婴儿沐浴间放在保温床上准备为其洗澡，因有他事，女婴待浴。此时，原告护士刘华云也抱来张光艳的女婴洗澡，将其也放在同一张婴儿保温床上，摘下了其被褥上的胸牌（蓝色），导致床上的两女婴外观上无明显区别。刘先转身到婴儿洗澡桶处换水，然后回到保温床前，又未按规定核对手圈，确认谁是张的女婴，便凭主观印象抱一女婴，给其洗澡打针、穿好衣服后，将女婴交给了站在门外等候的被告向文姣。此后，张巧玲给保温床上的另一女婴洗澡打针，也未按规定核对手圈，穿好衣服后，将女婴交给了吴捷夫妇。10月19日，被告向文姣、张光艳携女婴出院回家，给其喂养的女婴取名向雪梅。10月20日，第三人黄永刚、吴捷携女婴出院回家，给其喂养的女婴取名黄琪。

10月21日上午，第三人黄永刚的母亲在给女婴洗澡时，发现其右臂上的手圈标记为“2－3张光艳之女”，遂对该女婴是否为黄、吴亲生产生怀疑。黄永刚等当即到原告处反映情况，原告即与张光艳夫妇联系。张光艳称自己喂养的女婴也有手圈，但已丢失。原告为慎重起见，于10月22日委托襄樊市公安局对两女婴做足印鉴定。襄樊市公安局在提取两女婴的足印和分娩记录单后，于10月27日以（襄）公刑技痕字第97088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作出鉴定结论：“襄樊市妇幼保健院吴捷分娩记录单上足印是张光艳喂养的女婴左足遗留，张光艳分娩记录单上足印是吴捷喂养的女婴左足遗留”。10月28日，原告将公安鉴定情况告诉被告向文姣，要求被告夫妇将其喂养的女婴交还第三人夫妇。但被告向、张夫妇认为公安鉴定有假，不足为信，要求另做亲子鉴定，原告同意。鉴于吴捷、张光艳均在产褥期行动不便，原告于11月4日请同济医科大学法医学系两位教授赴襄樊采取亲子鉴定血样。但被告向、张夫妇又以原告与同济医科大学关系密切，要求到上海或北京做亲子鉴定为由，拒绝采血，致使同济医大只能对第三人黄永刚、吴捷夫妇及其喂养的女婴采血。此后，同济医大作出97－W136号《法医物证学鉴定书》，结论为：“被鉴定的女婴（代称136号）与黄永刚夫妇不是亲生关系。”原告在要求被告交换女婴无果的情况下，于1997年11月16日向襄樊市襄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将错抱的女婴交回，由其交还第三人夫妇，并由被告领回自己的亲生女婴。

被告向文姣、张光艳答辩称：张光艳于1997年10月18日上午在原告处分娩一女婴，原告医护人员在其右手腕上系有“2－3张光艳之女”的手圈，腰部有一个“2－3张光艳之女”的蓝牌，尔后将其抱出产房交给其外婆照料，其外婆通过仔细观察认为女婴与二被告相貌十分相像。同日上午，原告护士抱女婴去洗澡，其外婆怕错抱跟随到婴儿室始终观看，洗澡后发现女婴相貌特征没有任何变化。10月20日，其外婆在家给女婴洗澡时，女婴右手腕上还有“2－3张光艳之女”的手圈。襄樊市公安局和同济医科大学的鉴定均是吃喝下的产物，不足为信。原告无视医德，毫无根据地确认被告夫妇喂养的女婴非其亲生女儿，给被告夫妇及其女儿造成严重损害，据此，提出反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原告给付被告夫妇精神损失费3万元，婴儿名誉损失费2万元，律师费1000元，误工费6970元，交通费600元，打印费100元，共计57670元。

第三人黄永刚、吴捷述称：1997年10月17日23时35分，吴捷在原告处顺产一女婴。10月21日上午在家给女婴洗澡时，发现女婴右臂上系有“2－3张光艳之女”的手圈，当即到原告处反映，要求查清事实。后经原告调查并委托有关机关鉴定，证实确系错抱，故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活动。1998年元月27日，应为第三人的亲生女婴在被告家中突然死亡，给第三人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本案原、被告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原、被告赔偿第三人小孩死亡补偿费、安葬费17400元，经济损失19245.74元，精神抚慰费15万元，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审判襄城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于1997年12月3日委托同济医科大学法医学系对向文姣、张光艳及其喂养的女婴作亲子鉴定，并要求结合诉前该校该系两位教授所作136号女婴鉴定结论，证实两女婴是否错抱。同济医大在对向文姣、张光艳及其喂养的女婴采血后，于12月12日作出97－W145《法医物证学鉴定书》，得出结论为：“送检女婴（代称145号）不是向文姣、张光艳夫妇亲生，结合97－W136号鉴定结果，认定97年12月3日送检145号女婴是黄永刚、吴捷夫妇的亲生孩子，1997年11月4日送检136号女婴是向文姣、张光艳的亲生孩子。”该院于12月13日将鉴定结果告知被告张光艳，张认为原告有意拆散其亲生骨肉。该院在对被告多次做工作无效的情况下，于1998年元月20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向文姣、张光艳立即将其喂养的145号女婴交还第三人黄永刚、吴捷，并领回136号女婴。

元月22日判决书送达后，被告向文姣仍坚持孩子没有抱错，二被告向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同月27日（上诉期间）早上6时，由被告向文姣、张光艳喂养的145号女婴突然死亡。襄城区人民法院闻讯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同时要求公安机关立案审查，145号女婴死亡原因。

该院为有利于查明145号女婴死亡原因，经商得公安机关法医同意，于1998年元月28日决定将该女婴尸体送往襄樊市中心医院太平间冷藏，截止4月23日，发生费用17000元（200元／日）；为防止发生新的不测，于1998年2月5日，决定将第三人黄永刚、吴捷喂养的136号女婴交由原告养护。1998年3月18日，襄樊市公安局法医科和同济医科大学作出编号为98－F013《同济医科大学法医病理学检验鉴定书》，结论认为：“‘向雪梅’因婴儿猝死综合症引起死亡，闷热是促进死亡发生的因素之一。”

1998年3月12日，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的事实在上诉期间发生变化为理由，裁定撤销了襄城区人民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

襄城区人民法院经重审认为：襄樊市公安局1997年10月25日作出的（襄）公刑痕字第97088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和同济医科大学法医学系97－W136号、97－W145号《法医物证学鉴定书》，足以证明两女婴各自的亲生关系。被告向文姣、张光艳主张‘向雪梅’为其所生，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发生亲子分离是原告工作失误所致，因此，原告应负过错责任。被告在纠纷中，既不相信科学鉴定结论，又不尊重事实，拒绝交还第三人的亲生女婴，严重侵犯第三人的亲子监护权。根据尸检结论，被告喂养的女婴死亡主要是自身生理原因，但造成促进死亡条件的闷热与被告有关系，因此被告对女婴死亡之后果应承担一定责任。第三人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原告和被告理应按照其各自过错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第三人要求赔偿吴捷怀孕期间的误工费、营养费、医疗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第三人提出主张权利期间的误工费，应以在原审和重审中参加诉讼必要时间按其工资标准计算，律师费应按本院支持其请求的数额比例计算，超出部分均不支持，误餐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第三人提出的婴儿死亡补偿费、精神抚慰费，因二者同属精神赔偿性质，只择其一适当赔偿，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第三人提出的女婴安葬费系参照《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有关损害赔偿的费用标准》，予以支持；第三人提出对136号女婴的喂养费，因被告也对145号女婴进行了喂养，其间喂养费用可以抵销，超出时间的喂养费用，适当补偿；第三人提出原、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因二者之间主观上不存在共同过错，尚不能构成民法上的共同侵权，故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立即领回亲生女婴，并承担养护其亲生女婴的费用，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承担鉴定费用，因未举证，不予支持。被告在重审中经本院二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其反诉按撤诉处理。此外，经本院决定，为查明145号女婴死亡原因在市中心医院发生的冷藏费用，因被告存在一定的过错行为，故该项费用应由被告和原告分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该院于1998年4月20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现由原告妇幼保健院养护的第136号女婴（起名黄琪）系被告向文姣和张光艳亲生；已于1998年元月27日死亡的第145号女婴（起名向雪梅）系第三人黄永刚和吴捷亲生。

二、被告向文姣、张光艳赔偿第三人黄永刚、吴捷下列费用：参加诉讼主张权利发生的交通费184元、文印费247元、误工费362元、律师费1110元；对第136号女婴的喂养费300元，对第146号女婴尸体处理的安葬费3000元，精神抚慰费2万元，共计25203元。

三、原告妇幼保健院赔偿第三人黄永刚、吴捷因医疗差错发生的精神抚慰费1万元。

四、被告向文姣、张光艳赔偿原告妇幼保健院因养护其亲生女婴的费用8304.62元；并立即从原告处抱回自己的亲生女婴，履行应尽监护职责，否则继续承担原告为此发生的实际费用。

五、在市中心医院发生的第145号女婴尸体冷藏费17000元，由被告向文姣、张光艳承担10200元；原告妇幼保健院承担6800元。原告妇幼保健院负责结算。

六、驳回原告妇幼保健院，第三人黄永刚、吴捷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这是一起因原告工作失误，导致被告和第三人的亲生女婴被错抱；因被告固执己见，导致原告和第三人实际损失不断扩大而发生的确认亲子关系、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本案发生后，原告采取积极措施，力争挽回损失。被告不相信科学，不接受劝说，拒绝交还第三人的亲生女婴，严重侵犯了第三人的亲子监护权。由此造成的实际损失，理应由被告按其过错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对第三人提出的精神赔偿数额的确定，在目前尚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只能根据本案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参照同类案件的抚慰标准作出判定。值得指出的是，被告原本也是一名受害者，同样享有国家法律赋予的亲子监护权，终因其采取不正当的态度和方法，导致权利和义务关系转化，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其教训实在值得认真吸取。

责任编辑按：

前一案和本案的基本事实是相同的，即由于医院方面的工作差错，造成先后出生的婴儿被错误地交给了非亲生父母带回抚养，都涉及医院、两个婴儿的各自亲生父母三方当事人，而且也都需要通过亲子鉴定等有关方法来作排除否定和同一肯定确认。所不同的是，除了具体情节和发展不同以外，具有重要法律意义的不同之处，在于三方当事人在两个案件中的诉讼地位完全不同：前案是发现错误的夫妇以医院为被告，另一对夫妇以有部分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到该诉讼中来；本案是发生工作差错的医院为原告，其在确认抱错了婴儿的夫妇并要求该夫妇换回自己的亲子未果情况下，以该夫妇为被告，而另一对抱错了婴儿的夫妇则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到该诉讼中来。

这种不同，首先反映的是两案原告各自依据的请求权基础问题。医院和产妇入院分娩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在两案中没有什么不同，均为分娩服务合同关系，医院方都负有同样的义务即保证母亲与亲子一致，不与他人亲子混淆。现医院因工作差错，造成产妇抱回的婴儿不是亲子，从合同性质上看，即为医院违约，未为正确“给付”（借用该语）。因此，两案中抱错婴儿的该两对夫妇，均对医院享有为“正确给付”的请求权和违约赔偿请求权。前案原告夫妇以医院为被告，依据的就是这种请求权。而本案医院作为原告，不可能依据这种“正确给付”请求权基础，因为其负有“正确给付”的义务，反为了“错误给付”，应是被请求对象，似乎其没有请求权基础。从合同关系上看，负给付义务的一方确有正确给付之义务，而享有受领权利的一方事实上也有正确受领的义务，并在给付方纠正其错误给付时负有交回错误给付标的物的义务。为错误给付的一方要求收回错误给付的标的物时，具有补救给付的性质，可视为是一种合同履行上的特殊权利。因此，本案医院作为原告，以其中一对错抱婴儿的夫妇为被告，事实上就具有双重性质，即请求补救给付和返还错误给付，为特殊事实产生的一种特殊请求权。从民事行为的角度看，行为人在发现其民事行为有瑕疵时，可以向相对人行使撤销权或变更权，以对民事行为进行补正或救济。本案医院作为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也可以是这种撤销权或变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