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范文
时间：2024-01-25 17:53:4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农村产权制度中的关键和核心是产权，良好的产权制度有利于确保农村经济快速、有序发展，责权明确、归属明确、保护完善、流转畅通的农村产权适度是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及农村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重要基础。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应建立在公平、民主、规范的基础上，确保农民权益。
1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进展及特点
1.1发达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程度较快
截至目前，我国多个经济发达省份的农村已经完成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其中发达省份的农村改革完成数量占到全国农村总数的80%以上，其中尤其以广东省、浙江省以及江苏省的农村改革完成数量最多。
1.2农村集体资产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并完善
体制改革之后，原本按照福利分配的方式逐步被按股分红的分配方式所取代。总体来看我国农村中集体资产的分配制度已经逐步建立起来，并在发展中不断的完善。
2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遇到的困境
2.1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范围的确定
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范围的确定涉及到多个方面，首先是边界的确定，然而由于我国法律法规中还没有完善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多年的实践中也没有总结出较好的解决办法，因此范围边界的确定问题成为改革中面临的主要困难。除此之外我国农村资产可分为资源型、经营性以及非经营性资产，对这三类资产的界定没有明确的法规规定，也造成了改革进程难以深入[1]。
2.2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
我国农村中的集体组织的主体是成员，然而对于集体中成员身份和资格的确定我国没有完整的法规规定。目前成员资格的审查和确定还处于自我管理的环境中，主要受到农村的风俗、观念以及约定等影响。
2.3集体资产管理组织的构建
我国农村对于改革完成后集体资产管理组织的构建没有形成廷议的规定和套路，目前全国农村中组织形式的建立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由县级以上的政府机构对建立的经济组织进行确认并对其办法资格认定证书;二是农村根据《农村专业合作社法》中的相关规定来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2];三是根据《公司法》中的相关规定将农村经济组织确定为企业法人。这种建立机制上的不统一严重影响着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3推动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措施
3.1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由民主方式确定
由于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对于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定，因此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对资格确定的方式进行更加明确的规定，使成员与权益所有权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在成员资格确定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公平、民主的方式，保障资格的确立符合民意。
3.2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管理办法进行规范
应加快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管理办法的建立和完善，使农村经济组织中的股权构成、人员资格确定、扩股增资等更加明确，同时出台关于经济组织收入分配的相关办法和管理措施，对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规范。
3.3完善农村集体资产法人治理结构
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能够推动我国农村民主进程，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加快法人治理结构的相关法规的制定，使法人治理结构更加规范和明确，该治理结构中应该包含理事会、股东大会以及监事会，同时还应涵盖出资者所有权和监督权、法人财产权和权的制约平衡机制[3]。
3.4建立并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市场
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有利于农村产权制度，实现责权明晰、归属明确以及流转畅通的产权制。应加快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步伐;同时要积极探索优化国有土地和农村中建设用地间的相关机制，不断提升建立产权流转和交易平台的速度。
4结语
我国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关系着我国农村快速的推进，因此从各个层面加强对改革措施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改革措施能够落实。依据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不断完善改革措施，使农村经济的发展摆脱诸多困难的限制，使其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篇2
我国正处于传统产业农业经济向新型循环农业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只有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协同进化，才能推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一、体制障碍
1.增值税
企业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主要税收来源，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增值的比例。虽然现行增值税法规定，对利用三废产品生产的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也实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但是我国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过少，征收范围也过小，很多企业均享受不到国家的这些优惠政策。
2.消费税
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的流转税。目前，我国消费税包括的11个税目所涉产品的消费大多直接影响环境状况，消费税的征收起到了限制污染的作用。其中，对汽油、柴油和小汽车、摩托车征收的消费税对环境污染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但总的来说，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程度非常有限，许多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尚未被列入征税范围，如电池、一次性用品、煤炭、化肥、农药等。我国的消费税还没有起到引导公众绿色消费的作用，还不能适应循环农业经济对消费环节的绿色要求。
3.完善措施
税收制度上。与国外相对完善的生态税收制度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即生态税收，这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起到环保作用。
结合我国实际，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1）资源税：扩大征收范围，对某些虽可再生但速度缓慢及对国计民生有较大影响的资源也征收资源税；完善计税依据，只要自然资源被开采，无论资源是否销售或自用，开采企业都要纳税。（2）增值税：扩大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让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享受到国家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也可以参照日本采取退税政策。
二、农业经济核算制度上存在的问题
1.会计制度
我国传统会计只反映了企业主体与企业主体内部的农业经济关系，只承认那些能以货币计量的并且能用价格确认和交换的东西，未将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计入成本，仅计算了微观的农业经济成本，而没有计算宏观的社会成本，变相鼓励了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而取得短期利益的做法。
2.审计制度
传统审计制度重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情况、轻企业的农业经济绩效审计，对于环境绩效审计更是一片空白。根据环境审计具体内容的不同，还可以将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细分为以下四类分项目标：（1）评价环境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有关部门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划。（2）评价环境投资项目的农业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改善环境投资提出建设性意见。而当前我国的审计制度设计上，无论是国家审计还是独立审计或者内部审计，这一方面都很欠缺。（3）评价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影响其工作效率的消极因素，提出改进建议。
3.完善措施
3.1会计制度设计：应逐步构建和完善绿色会计理论体系。绿色会计把视野扩大到主体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都反映到会计模式上，来计算和揭示会计主体的活动给社会环境带来的农业经济后果。它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增加，产生“社会利益”，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减少，形成“社会成本”，并将社会利益与社会成本加以比较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
绿色会计应克服传统会计的缺陷，其基本目标就是在促使企业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努力提高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具体目标是充分披露有关的环境信息，为决策者实施农业经济和环境决策提供信息帮助。
3.2审计制度设计：对应于绿色会计，我国还应该进一步健全发展绿色审计。绿色会计提供企业在履行环保责任方面的会计信息，此信息是否真实有待于绿色审计的监督、评价与鉴证。绿色审计是一种控制活动，通过检查企业的环境报告，对其受托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从而实现对企业受托环境责任履行过程的控制。其目的是促进环境管理系统的积极有效运行，控制社会农业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篇3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对策；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4-0042-06 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分析
（一）实施方式：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的目的是保证农村居民老年时的基本生活而推出的养老保障制度。这种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并且通过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土地保障、家庭养老以及社会救助融在一起，对农村居民老年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该项制度是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农村居民养老保障的新篇章。该制度中规定，凡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每个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都要按照相应的制度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缴费标准分为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参保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缴费标准。缴费档次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会根据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状况适时调整，保证农民能够获得较高的养老保障水平。农村居民的养老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1）基础养老金。养老标准为每月55元，不同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较高水平的基础养老金，在制度别规定，对于长期缴费的居民可以加发基础养老金，但是加发的基础养老金由地方财政解决；（2）个人账户养老金。发放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该项制度中规定，参保人如果死亡，则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余额，除政府补贴外可以依法继承。政府补贴余额用于继续支付其他参保人的养老金。该制度中对领取养老金的资格进行了详细规定，凡是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制度中关于缴费问题也进行了详细规定：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如果在约定条件内符合免费领取养老金标准的人，其应该缴费的子女没有按照规定缴费，则该农村居民也不能免费领取养老金。如果农村居民已经超过了45岁，即免费领取养老费不足15年，则在剩余的年份内需要继续缴费，缴费年限持续到60周岁。在此基础上也可以补缴费用，但缴费时间最多不超过15年。对于那些距离领取养老金时间大于15年的（当前年龄在45岁以下），需要按年缴费，累计缴费年限不超过15年。新农保制度是让所有农村居民都能受益的制度，只要满足条件或者按照相应的条件去做，就能够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养老金。这项制度不但让老年人能够较早的受益，而且激励年轻人积极参加新农保，这种制度不仅体现“谁参保谁受益”原则，而且能够体现“子参保父受益”原则。新农保只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开始，随着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基础养老金会提高，而且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水平也会提高。农村居民会感到领取的养老金越来越多，国家提供的养老保障水平会越来越高。
（二）新农保是普惠制的养老保障制度
我国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时代，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农村人口出现了“未富先老”的问题。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人口老龄化速度还会继续提高，2020年和2025年人口老龄化的水平分别为11.3%和21.2%[1]。持续性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问题。新农保相对于“老农保”而言具有很大的制度进步。“老农保”本质上是一种鼓励个人储蓄的养老制度，这种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状况千差万别的农村而言操作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农村居民收入状况普遍偏低，对其进行强制储蓄，让农民用看得见的收益去换取看不见的收益，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不愿意做这样的尝试，因此“老农保”并没有成功开展。这次“新农保”相对于老农保而言，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鼓励个人储蓄”的性质，但是将个人储蓄标准大幅降低，在物价上涨幅度较快的情况下，对个人储蓄进行分层化等，让农民具有较多的选择权。同时将养老金区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个层面。基础养老金有国家财政作支撑，具有普惠性质。就像制度中规定的那样，凡年满60岁以上的农民均具有享受新农保的权利。但是这只是基础养老部分而已，要想能够享受到更高层次的养老金额度，就需要有较高层次的储蓄额，新制度中规定，储蓄额越高，能够享受到的基于个人养老账户的养老金额度就会越高。所以不同农民一方面可以享受基础养老金，另一方面在享受养老金问题上也是能够分出层次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实际上仍然是对老农保制度的延续，只是不再进行过分强调，这样农民就具有了充分的自主参与权。新农保制度也强化了代际之间的互济特点。根据前文，年满60岁的农村老年人虽然可以免费享受基础养老金，但是这需要子代按照新农保的要求持续缴纳保费，否则父代就不能享受基础养老金。这种制度设计就将子代与父代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能够逐渐扩大养老金的“蓄水池”，子代与父代之间就能够产生连锁反应。
二、农村养老方式发展趋势：从家庭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
在农村社会经济状况发生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农村居民出现了“未富先老”的问题。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并且让所有的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都上升一个新台阶，在短时期内达到这样的目标比较困难。所以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农村养老问题比较关注。从目前的研究文献看，绝大多数认为我国农村目前还不具备社会养老条件。农民还不具备广泛参加社会养老的实力，所以农村养老状况要想得到根本改变就需要从长考虑。在农村居民养老问题上，需要考虑多元化的养老措施，笔者认为，农村未来养老方式应该是：老人自养、家庭赡养基础上充分发展社会化养老的养老体系[2]，实现各种养老方式的互相补充和各有侧重，并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农村养老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不但包括老年人的物质生活，还包括其精神生活。未来的养老保障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老年生活照料体系、老年医疗保健体系、老年救济体系以及老年精神生活体系等[3]。在养老方式上，也要考虑家庭养老、自我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等多种方式[4]，多种方式共存的状态将是较长时期内的养老选择。
（一）家庭养老
家庭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情关系是社会发展中最为稳妥的关系，所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家庭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成员之间不但可以提供情感支撑，而且能够在代际之间提供经济支撑，再加上我国是一个经济多元化的社会，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很大差异，所以家庭养老是一种基本的养老方式。在经济过渡到较高阶段后，家庭养老功能会逐步弱化。但家庭在养老过程中所承担的情感功能是任何其他养老方式所无法替代的。尊老敬老、孝敬父母是我国的传统，城乡居民在养老这个问题上，即使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家庭养老也不会完全淡出市场[5]。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家庭养老是一种必然选择，在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较高的时候，家庭养老也会成为一种参考，只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状态下，养老方式有了更多的选择，家庭养老会成为一种补充养老方式。
（二）自我养老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进城务工问题在短时间内还不可避免，只要城乡之间存在生产要素价格差异，就会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在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虽然农民工回乡创业已经开始显现，但还没有成为主流。农民工异地远距离就业，就造成了留守老人问题。再加上子女赡养老人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地方养老的财政资金有限问题，“自我养老”成为农村老人的主要养老方式。“自我养老”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无奈选择。农村老年人在年龄比较高并且劳动能力缺失的情况下，还要在田间劳动。“自我养老”这种养老方式让老人担心的不是继续在田间工作，而是在身体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救治的问题。“自我养老”的农村居民情感孤寂，在年龄较大并且失去劳动能力时，经济来源没有保障会使得基本生活受影响[6]。所以自我养老是社会发展处于低水平的体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会逐渐淡出市场。
（三）社会养老
社会养老是农村养老发展的趋势，这种养老方式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家庭养老、自我养老的不足，养老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种局面下，养老不再是私人的事情。当社会承担起养老职能后，人们对未来的生活不再会有担心。社会上的养老机构会更加完善并且多样化，在养老问题上人们会有更多的选择。社会养老不仅表现在养老金方面，还体现在养老机构方面。随着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农村的经济状况会有很大改变，农村居民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在农村会逐渐构建起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出资筹集养老基金的社会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会成为我国农村未来社会化养老的核心。
（四）社区养老
社会养老在更大意义上是解决了老年人的经济能力问题，社区养老则是解决了由谁将老年人的经济能力变成老年人的生活依靠问题。有条件的农村都会逐步进行村改区，社区养老有其独特的优势，突出的表现在能够提供快捷的服务，核心是村民的参与合作。社区养老不仅能够拉动社区内养老产业的发展，而且让老人感觉到安全。老人不用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就能够找到老年的生活依靠。因为社区的范围较小，居民的相互联系比较紧密，所以利用这些有时可以依托社区的人际网络，用更多的社区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在这种模式下可以更多地激发出社区内村民的互助与参与精神，使得农村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得到复归。社区养老是农村养老的未来发展方向，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从外观上改变农村，还要从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方面改变新农村，社区养老就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新农保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分析
（一）多种因素影响农民参保积极性
1.入保后不能退保
在新农保制度中，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入保，按照相应的规定享受新农保提供的待遇。但是新规定中只是说明了鼓励村民入保的问题，没有说清楚能否退保的问题。农民于是感觉到“入保自由但退保不自由”，新农保制度中的“入保棘轮问题”导致村民入保积极性受到了影响。农民在参加新农保的过程中会存在很多顾虑：其一是随着时间推延，所缴纳费用会贬值，这会影响到以后个人的养老待遇；其二是农民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小，并且不同农户的收入状态也存在较大差异，收入较低的农户会将有限的收入用在眼前花费上，对以后的考虑较少。农民的这种行为选择会导致农村居民中那些收入水平较低的人，在年老的时候反而不会得到保障，年老农民的生活状态会出现较大差距。其三是年轻农民的生活状态不固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主要还是选择外出务工，在“留在农村”和“离开农村”之间还不能确定，在户籍制度逐渐松动的情况下，进城务工的农村农民具有更多的选择。如果选择留在城镇，则会选择不同的养老方式。所以这部分村民如果已经参加新农保，就会担心以后退保困难的问题。在城乡养老制度双轨制的情况下，农村养老转向城镇养老还存在较大的困难，这也会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加入新农保的担忧。
篇4
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华夏大地，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目前为止，经济与市场体制也逐渐完善，同样，曾经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抓住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管理问题，本文通过阐述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三资管理现状，引出了农村集体经济在实际三资管理中所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提高管理效率，强调了三字管理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且尽快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如何健康发展农村经济所提出的要求。
关键字：
农村；集体经济；三资管理
所谓的农村集体经济中的“三资”所指的是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这三项，三资管理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物质保障和基础，三资管理问题切实关系到广大农民朋友的实际利益，从而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关注，加强三资管理对构建新型农业经济体系和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有一定深远的意义。但是在实际管理工作中，仍然有不少的问题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遏制了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速度，所以，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的三资管理是刻不容缓的。
1当前农村集体经济三资管理的状况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经济的转型，对农村经济的建设有了更加严苛的要求，从而三资管理的经济价值与政治价值也越来越高，虽然各地都立足于实际采取有效的方式管理着农村的三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逐渐有越来越多的管理问题出现，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1.1管理制度不完善众所周知，一个实际有效的管理制度能在一定程度降低管理的难度，增加管理效率，但是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当地的管理人员并没有制定相应的三资管理制度，造成三资管理十分混乱，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而对于已经建立管理制度的地区，由于当时的环境因素导致管理制度多数都十分粗糙，对于资金，资产等的管理十分不完善，而随着国家经济体系逐渐健全，旧有的管理制度不足以满足当前飞速发展的社会，从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再加上管理三资方面的工作人员并不具备专业的知识素养和职业道德素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如今农村的三资管理缺乏章法的主要原因。而由于管理制度不完善，在实际工作时，数据十分混乱，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负责人对集体经济中的三资管理难度，对整体的发展十分不利。
1.2重视度不够由于思想的束缚，导致农村相关的三资管理人员对工作内容不了解，从而导致多数人不能正确对待三资管理，没有认识到三资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仍旧停留在就有的思想，认为三资管理仅仅是算算账，管理一下集体公有的资产，没有注意到三资管理的深层次含义，这就导致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敷衍了事，账目时常错乱，而且对于土地资源归属权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这就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争端发生，从而影响农村的整体和谐性，对农村的发展十分不利。
2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的三资管理现状
2.1完善管理制度为了能尽快的改善农村三资管理的现状，更快更好的发展农村经济，完善现有的三资管理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俗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定一个切实有效的管理制度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所以各地应该尽快建立起适合当地地区的三资管理制度，扫除旧有制度的盲点，加强对集体资产的管理。并且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三资清查工作，争取做到不漏，数据真实，并且建立相应的后续的监督管理制度，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具有预防某些人挪用公款私用，还要明确每一份集体资产的用途，规范每一笔三资交易，并且管理负责人应该定时的走访地区、抽查账簿等进行核对，最大程度做好“三资”民主化建设———是在农村集体经济各项事务中，按照民主管理的原则，严格执行民主议事规则、民主管理权限等民主管理各项规定，最大程度的做到三资管理透明化。完善农村三资管理制度更能加快建设农村的经济制度体系，保障农民的利益。
2.2提高重视度为了能更好的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标准，农村相关的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对农村三资管理的认知度，并能提高对三资管理的重视度，改变旧有的思想观念，督促当地工作人员能认真的对待自己所属的工作，深度挖掘工作内容的含义，并且教育当地村民，使其明确三资管理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和对提高经济效益的帮助。只有当地村民及相应的管理阶层能了解三资管理的重要性，才能最大程度上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当前三资管理的现状，从而突破当前农村在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瓶颈。
3加强农村三资管理的重要性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更快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农村三资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三资管理不仅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物质保障和基础，更关系着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建设的发展和完善，更极大程度的保障了农民的收益和权力，为市场经济增添活力，也对农村的民主和谐气氛有一定的帮助，更是密切党群关系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推动力量，所以说，加强农村的三资管理对农村的整体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结语：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想要国家抓住机遇继续高速的发展经济，就必须打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而这就需要农村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因此，对与三资管理必需加大力度，虽然管理好三资是一件十分任重道远的任务，但是只要完善现有的管理制度，提高重视度，就一定能实现目标，从而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并促进农村集体的和谐，为构建和谐射虎做出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许亚芬.浅谈如何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内蒙古农业科技.2013(04).
篇5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现状困境思考
暑假在老师的带领之下调研了三个县城，分别是六安的舒城、黄山的休宁、淮北的濉溪。主要调查当地的集体经济发展状况，笔者在调研结束后对于这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现状有一定的了解，也产生了很多疑问。为什么在国家这么倡导发展集体经济的背景下，有些村镇集体经济薄弱甚至没有集体经济呢？怎样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调研的三个地方，有不少的“空壳村”、“负债村”存在，村级集体经济状况非常薄弱，发展经济无实力，发展生产无财力，提供服务无能力，干部说话无威力，农村社会化服务功能大大削弱。据调查当地领导干部有发展集体经济的意愿，但由于内外部条件的限制，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很困难，这样就不能起到带动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了。
一般而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自实行和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之后形成的包括乡、村、村民小组和部分农民共同所有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它包括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等。其特征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乡、村区域为范围,以村落或居住小区为单位，以农业为基础一、二、三产业综合经营，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具有集体性、地域性和双层经营性的经济组织。
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但是它并不简单的等同于计划经济。由上述的定义可以看出集体经济组织首先是由一部分人共同所有的经济组织，其次，它实行的是双层经营体制。
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困境
在调研的乡镇村里，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务工，村里剩下的都是妇孺，老年人。如何在农村全是老弱人口的条件下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呢？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很多困难。
（一）收入少，债务多
在调查的对象中，大部分村集体收入都来自财政转移支付，集体经济收入微乎其微。有的村连正常的工作需要都难以维持，村干部的工资很低，因而工作积极性很难调动。另一方面村集体的债务很沉重，比如舒城县金桥乡平均每村债务50万元，教育费用267万元。有的村级债务更多，这对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很重的一个负担。
（二）想发展，缺人才
现代社会强调以人为本，人才是竞争的核心。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非常缺少知识型、技术型人才。据调查村集体的干部大都文化水平比较低，没有技能，市场意识不强，对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积极性不高。这不能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1]
（三）有点子，筹资难
在调查的乡镇村中，大部分村集体都负债累累，而每年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有限，没有充足的资金创办集体经济。上级对村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也不够，不仅总体上数额小，而且扶温饱的多，扶根源的少，极易返贫。另一方面，银行贷款难，许多能人有点子、想发展，创办企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但由于银行贷款条件严格，农民又没有担保人，因而筹集资金更加困难。
（四）有意愿，缺信任
尽管有些村的干部有带动大家发展集体经济的意愿，但农民对他们缺乏信任感。据调查普通老百姓对基层政权有许多的不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支不公开，老百姓对钱的开支不清楚；二是大部分村民认为政府的钱被村干部吃喝消费掉了；三是村委会对提高农民收入没有尽责尽力，没有为农民做实事。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任何事情都无从谈起。因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缺乏群众基础，没有群众的大力支持，也是发展不起来的。
（五）有典型，不平衡
据调研发现，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有一小部分村依靠拥有的资源（如煤矿等），发展集体经济，积累了很多资金。如淮北市烈山区的洪庄村，村集体收入达2000万元，村居民人均收入达6000元。该村兴办了洪庄陵园、自来水厂、农民素质学校等便民设施，洪庄农民公寓一期已建成，已分到户。村里凡年满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发生活补助100元，解决了老人们后顾之忧。而大部分村仅仅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村集体非常缺乏资金，只能维持日常的行政开支。再加上有的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地貌比较复杂的话，更加不容易致富。因而发展集体经济更是难上加难。
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难的原因
（一）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动机不足
据调研可知，许多村民不知道何为集体经济，也没有发展集体经济的意识。大都认为集体经济与他们关系不大，实在的是找到一个工资高的打工机会。而村干部工资低、任务重，也没有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有的认为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困难重重，没有信心发展集体经济；也有不少村党支部书记整日忙于乡镇的中心工作，很少有时间谋划村里发展大计，对发展村集体经济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
（二）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条件不足
这是制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集体经济发展面临内外部条件的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内部条件的制约有村干部能力不强、负债多，缺少资金技术支持、大部分青年外出务工，缺少人力资源等。
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条件的制约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撑和保障；[2]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贷款困难，筹资难；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水利等设施不完备等。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农村的道路不发达，尤其是山区，这样即使是有良好的自然资源，也没办法借助自然资源富裕起来。
（三）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激励不足
有的县、乡镇只是在认识上赞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在实践上没有足够的激励行为。譬如没有发展集体经济的整体规划；没有将发展集体经济的任务落实到乡、村；对于发展好的乡村也没有奖励等。这样难以调动村干部以及村民的积极性，集体经济也难以有较快的发展。在调研过程中并没有看到政府的激励行为，许多村民甚至连有没有集体经济都不清楚。所以只有宣传，没有行动是不够的。
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出路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实现农村经济腾飞的重要路径选择。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对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认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增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紧迫感和自觉性，为村集体经济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
（二）因地制宜，加快发展
由于各地的地理环境、交通设施、资金技术、干部能力等方面各不行同，因而发展集体经济没有统一的模式。各村应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因地制宜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3]譬如休宁县就依靠自己的天然优势发展三大产业：茶叶、茶干、茶油，围绕特色产业发展经济，带动农民致富。当地政府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建立合作社55家，紧紧抓住两个原则：一是抓两头，源头和龙头；二是出良品，抓质量。因此各村应该明确自己的优势，并依靠自己的优势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三）激励扶持，营造环境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整个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措施，是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如此重要，政府应加大扶持与激励，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打破限制集体经济发展的种种障碍，使集体经济的发展畅通无阻。
针对村集体缺少发展资金的现实情况，政府应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专项预算，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启动资金和运行支持；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经营方式提供税收优惠(如免征所得税、减免营业税和增值税)和信贷支持。
在技术方面政府可以免费组织专业培训，引进专业人才，为广大农民传授技术，实地演示种植或养殖等方面的技术和注意事项。
四、结语
通过此次调研笔者了解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实际情况，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前景并不乐观，有些地方没有集体经济的影子。现在倡导现代化，而农村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最终标志，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就必须直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困境，着力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这样才能突破阻碍，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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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艳聪.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0,(8).
篇6
内容提要: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性质上属于私权,但我国现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并不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在未来立法中应当赋予其完整的权能并为其建构具备可操作性的行使程序,在此基础上设计符合市场 经济 要求的农村土地物权流转制度。当前乡村社会环境与农民的法观念等因素的制约决定了农村土地物权流转制度只能采用渐式的变革模式。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所有权类型。民法学界对其性质、主体、运作机制等缺乏深刻的认识，未能给立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导致迄今为止我国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法律 制度依然十分粗糙，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转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农村土地用益物权流转制度的 发展 ，因为农村土地用益物权是以权能分离的方式从集体土地所有权衍生出来的。本文拟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与现状考察入手，对其程序建构以及农村土地物权流转制度的变革模式问题进行探究。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与现状剖析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
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我国民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农民共同共有的所有权，既不同于个人所有基础上的共有，也不同于股份制基础上的法人所有。[1]有学者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合作社所有权。[2]127有学者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性质上是一种法人所有权。[3]有学者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个人化与法人化的契合，集体土地为集体组织法人所有，而集体组织成员对集体土地享有股权或社员权。[4]有学者借鉴日耳曼法上的总有概念，认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新型的总有，即“总同共有”。[5]483-485
以上诸学说都是从权利主体构成形态的角度诠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由于我国法律迄今为止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构造的规定还很不完备，所以很难从这个角度在理论上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予以清晰地界定。每种观点看起来都有几分道理，但与实际情况又并不完全契合，多少都有些牵强之处。笔者无意从这个角度探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在构建比较完备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之前，这样的探究是不会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当下更有意义的是从权利功能的角度对其予以界定，然后以此为基础探讨如何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是让集体成员能够以共同支配的方式共享土地的利益。与个人所有权相比，区别仅仅在于支配的方式，而在目的上则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实现私法上的利益。“集体”是一定区域内的农民基于特定的关系组合而成的共同体，其对土地享有的利益是特定数量的人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与社会整体秩序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或与国家安全、统一、稳定相关的国家利益。既然如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性质上就是一种私权，而不是公权。“公权为国家之法律关系，而私权则为无关国家之法律关系……私权云者，即于私法关系，有享受利益之地位之谓也。”[6]80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私权本质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乃至整个集体土地物权制度体系的立法构造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作为私权，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制度构造应当符合私法固有的逻辑与价值理念，尽量淡化公法性的考量。其权利人应当被视为独立、自主的民事主体，即私法上的人。其权利的行使应当体现私法自治原则，权利人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并且不违背宪法所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地决定如何利用或处分其财产。当然，这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理想形态，我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此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现状剖析
我国现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具备自主性、完整性与自治性，它是一种残缺而且异化的所有权。之所以说它是残缺的，是因为它受国家公权力的过度控制，主要包括政府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管制权与征收征用权。之所以说它是异化的，是因为它的运作过程往往不能真正体现集体成员的意志，而是被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内次级集体经济组织等机构的干部操纵。
农村集体土地的管制权主要表现为政府对集体土地利用或处分行为的审批权。按照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将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但需要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将其土地提供给其成员或其所设立的企事业单位用于非农建设，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在实践中还需要先由乡(镇)政府的审批。集体经济组织不得直接将建设用地出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只能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再出让，而农民集体不能从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收益。
依照我国《物权法》第42、44条的规定，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集体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在以往我国的法律文本中,二者统称为“征用”,但2004年3月新修订的《宪法》对征收与征用作了区分, 2007年制定的《物权法》沿用了这种区分。）。从表面上看，这样的规定似乎没什么问题，几乎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都有权征收或征用土地。然而，近年来我国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经常滥用对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权。由于征收、征用的程序缺乏周全的设计，地方政府总是任意地扩张征收征用权，就连房地产开发、建造休闲娱乐场所等都能被视为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从而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导致农村土地大量流失。这种欠缺制度的有效约束从而普遍被滥用的征地权显然是国家公权力对农村集体土地的过度控制。在《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民法学界曾强烈呼吁构建完备的征收制度对政府的征地权进行规制，但《物权法》对此所作的努力却相当有限，只有两个条款作了比较笼统的规定。
在私法上，所有权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物权请求权等权能。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并不完全具备这些权能。行政机关对集体土地的管制损害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与收益权能，对集体土地的过度征收与征用直接危及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存续。显然，在当前农村，被国家公权力过度控制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是残缺不全的。从上个世纪初开始，我国的国家公权力逐渐向乡村社会灌输。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经过数次 政治 运动，这种权力灌输达到空前的程度。[7]110最近十几年来国家提倡村民自治，国家公权力逐步退出乡村经济领域，然而，在退却的过程
三、程序建构的限度与 农村 土地物权流转制度变革的渐进性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程序建构的意义在于，集体成员可以依法定或约定程序以自治的方式对于集体土地的利用与处分进行决策，土地所有权的行使能够体现集体成员的意愿而不仅仅是村社干部权力作用的结果。按照这种逻辑，只要不与土地公有制相违背，农民集体可以自由地进行土地物权的流转，我国现行法上关于农村土地物权流转(土地所有权转让除外)的限制性规定应当取消。按照现行法的规定，集体土地不能直接出让给城镇的单位或个人用于非农建设，只能提供给乡村企事业单位与农村居民使用，或者先征为国有土地再由政府出让给城镇的单位或个人使用；将“四荒”土地发包给本集体 经济 组织以外的人，需要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些限制性规定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干涉，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导致农村地产市场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与城镇地产市场相互隔绝，唯一合法的通道是国家征收。按照《物权法》第42条的规定，国家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集体土地，如果严格掌握“公共利益”这一标准，兴办 企业 一般不能认定为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从而不能征收集体土地，只能通过二级地产市场购买已经开发利用的土地之使用权，选择余地很小，必然妨碍社会经济 发展 。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应该严格控制国家的征收权，以防止公权力吞噬私权利；另一方面应该允许农民集体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与耕地保护国策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程序将建设用地出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企业，以满足经济建设的用地需求。实际上，如果不允许农民集体直接出让建设用地，各类企业也会以其他方式规避 法律 ，占用集体土地，因为企业用地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与其如此，还不如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出让。近年来，我国有些地方已经对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出让进行了尝试，[12]对于其中的成功经验应当进行 总结 推广。
至于现行集体土地物权背负的保护耕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政策目标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对于耕地保护，实际上我国目前已经有相应的法律措施。现行《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有关土地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审批等事项的规定绝大部分都可以保留。只要严格贯彻，这些规定足以达到保护耕地的目的，没必要对城乡之间土地物权的流转施加额外的限制。取消此类限制意味着国家丧失城乡地产流转的垄断地位，从而失去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这笔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税收得到弥补：农民集体将建设用地出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企业，一般都有较大的增值，应当由出让人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款。国家可以将所征收的土地增值税款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可以借助税收手段调节土地的利用。
毫无疑问，农村土地物权流转方面的限制应当解除，但应当循序渐进，因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运作程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发挥有限的实效。假如立即完全放开土地物权流转限制，容易导致村社干部操纵“集体”，滥用权力，损害集体成员的利益。从理论上看，集体是一个凌驾于其成员之上的超然团体，集体土地是各成员公有的财产，集体有其公共机关———成员大会与执行机构。然而，集体需要在乡土社会中运行，作为集体成员的村民以及村社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循乡土的差序伦理来参与集体生活的。村民眼中看到的往往只是其他集体成员与自己的亲缘、地缘以及交情上的差等关系。选举村社干部时，村民们倾向于将选票投给与自己关系近的人，以便于进行互惠的利益交换。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作过程中，村民也倾向于利用他们与掌握权力资源的村社干部之间亲疏不等的关系，依据互惠的原则获取份额不等的隐性利益。即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作程序设计得很完备，让集体成员有充分的机会参与集体决策的形成，那些意图从财产处分中获取利益的村社干部或利害关系人也会设法利用其与某些集体成员之间差序的互惠关系赢得他们的支持。这种以互惠方式换来的支持如果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就会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权力资源。集体土地所有权将会由于此种权力的侵蚀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无形地消解。
按照经济学家诺斯的看法，制度变迁与社会行动者的观念形态有莫大的关系，如果社会行动者的观念形态与制度变革的理想相契合，变革的成本将大幅下降。[13]57在当下我国土地制度创新上，包括土地执法部门、立法部门以及土地权利人在内的所有社会行动者的观念形态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转型过程。邓正来先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 中国 社会有三种知识系统，即以中国差等结构为依归的文化传统，以全权国家为核心的新传统和百年来因变革而传入的西方文化传统。[14]3当前，我国的土地执法部门、立法部门与土地权利人的观念形态基本上属于其中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文化传统，而法学界的主流观念形态则属于第三种文化传统。法律 现代 化目标的实现要求社会行动者更多地肯认、接受第三种文化传统，但现实地说，不可能全盘接受第三种，并且完全抛弃前两种。美国学者埃尔曼认为，所有文化类型都必然是 历史 的和渐进的，一经确立，它们便能长久地存在，直到其起源时的特殊社会条件消失之后。[15]10事实的确如此。文化传统是一种群体记忆，要使该群体忘却在其头脑中积淀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思想信念，就必须对其进行长时间的启蒙与教化，同时还要通过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改变其生活场景。这意味着文化传统的转型或者在本文的研究题域中土地制度创新的社会行动者之观念转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土地物权流转制度变革的进度应当与此种观念转型的进度保持协调，因为“当法律规定和根深蒂固的态度及信念之间展现鸿沟时，法律就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15]241
总之，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农民的法观念等因素的制约决定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程序建构只能产生有限的实效，仅凭制度文本上的程序设计不可能完全治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痼疾，因为程序性规范的欠缺只不过是诸多病因中的一种而已。与此相应，农村土地物权流转制度只能采用渐进式的变革模式。只有当广大农民具备必要的私权意识、法治观念与足够的公共参与能力，能够在公共场合依照既定的程序恰当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并且平等地进行商谈、论辩时，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作程序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才能真正体现集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此时方可赋予农民集体完全的自治权，而在此之前关于集体土地处分上的限制还需要部分地予以保留。制度变革的压力需要时间来承载，任何操之过急的激进式变革行动必然导致变革预期的落空，甚至还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对于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农村土地物权制度的变革而言，尤其如此，渐进式的变革模式是必然选择。
注释:
篇7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的战略要求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全面开展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的“两项制度衔接”工作，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保保障范围并整合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资源，以更高效地推进反贫困工作。随着核查工作的开展以及低保年保障标准的逐步提高，衔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两线合一”在执行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不少问题，因此客观分析衔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难点，提出相应对策和改进路径，对最终实现中央提出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存在问题
11档案数据尚不完善
贫困人口的识别及分类是进行衔接工作的第一步和关键所在。当前黔西南政府根据国家政策进行了低保户和贫困户的识别工作，但在实践过程中依然暴露了档案数据尚不完善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我国精准扶贫和低保制度发展时间较短，档案资料不完善的现象在社保覆盖较晚的农村尤为显著。黔西南州2014年开始实行低保户 “一户一档”和贫困户“建档立卡”制度，规定从申请到审批诸多环节的各类材料包括申请人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申请表、家庭经济收入调查表等装入档案袋；2015年又将低保对象基本情况录入“贵州省低保信息系统”，实行信息化管理。而黔西南州两项制度衔接工作也是始于2015年，所以衔接制度的工作数据来源就是前一年开始的低保对象存档和“建档立卡”。由于到目前为止建档工作仅仅实行两年，数据的真实性未得到充分核实，因此衔接工作的有效性尚需核查工作的检验。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标准和扶贫标准的制定存在时间差。贵州省的农村低保标准由省民政厅、省扶贫开发办、省财政厅共同制定，一般上年末制定，下年初开始执行；而扶贫标准则由国家定期，再由地方政府酌情调整，出台时间与低保标准的出台时间不同步，导致黔西南州在开展核查的过程中低保使用今年的标准而扶贫使用去年的标准。时间差则造成了农村低保与扶贫标准对象识别上的标准一直存在差异，增加了实现“两线合一”的困难。
12农村扶贫标准增长缓慢
根据《黔西南州推进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实施方案》（州扶领〔2015〕3号）要求，全州精准扶贫对象的评定标准是一致的，都以国家统计调查部门公布的贫困线即上一年度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为标准。如2014年全州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时，是以农村居民家庭2013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736元（相当于2010年2300元不变）为标准，2015年以2014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884元为贫困线标准，2016年则以2015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68元为贫困线标准①，以此类推。而反观农村低保标准，黔西南州民政局门户网站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黔西南州全州农村低保年人均保障标准为1988元；2015年农村低保年保障标准为：兴义市、义龙试验区 2640元，兴仁县、普安县等县2580元②；2016年全州农村低保平均标准提高到3076元/年③，平均增幅达1861%。由此可见，低保线在短短三年内超越了贫困线，且有差距逐渐拉大的趋势。考虑到要完成贵州省2020年扶贫标准达到6200元的要求，扶贫标准的增幅压力正变得越来越大。
13人为因素影响衔接工作的有效性
在精准扶贫识别对象工作中，客观和主观两方面人为因素的掺杂影响了衔接工作的有效性。一方面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按照 “规模控制”的原则，扶贫名额是自上而下层层分配的，因而下级必须依照上级分配的名额开展精准扶贫各项工作。具体到村就是由每个村干部领回精准扶贫的“名额”，当村干部针对名额进行分配时往往感到无所适从，因为往往不是名额多了，就是名额少了，导致名额的分配成为一项棘手的工作。客观名额与实际情况的差异导致认定过程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另一方面，根据《贵州省城乡低保减量提标方案》的要求，要通过对低保“减量提标”以最终实现“两线合一”，主观上一些基层政府在扶贫与低保核查工作中为了尽快完成减量提标任务，存在通过下达指标指令性削减农村低保对象人数的情况，特别是大幅度削减低保对象中的一般保障户。这不仅与农村低保“应扶尽扶、应保尽保、应退则退”的工作原则背道而驰，还造成应保未保、应保漏保的现象。
14农村基层人力资源不足影响工作开展
目前在农村地区，由于需要识别和帮扶的农村人口?盗烤薮螅?基层民政部门在人力配备上往往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数量不足、素质不高两个方面。
具体到黔西南州乡镇各级政府，是人力资源的数量匮乏。首先体现在乡镇机构人力资源未得到针对性的加强。近几年民政和扶贫工作业务量增加，而黔西南州乡镇民政机构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被裁撤合并；而工作人员也没有增加，所以现有民政工作人员兼职情况严重，除要承担民政业务外，还要承担计划生育、征地拆迁等工作，一心多用。其次是工作人员自身的能力问题。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暴露了一些干部素质不高、能力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工作质量。最后是客观上低保和精准扶贫程序多、要求严、工作量大，放大了基层人力资源不足的缺陷。
15农村基层管理监管工作不当
低保制度和精准扶贫制度在运行的多个环节上都缺乏必要的监管，间接影响衔接工作的有效性。首先，在贫困标准的制定上，几乎没有农民参与的声音；其次，在精准识别等扶贫的具?w程序上没有贫困群体的参与环节和听证、论证环节；最后，在评估和验收阶段，缺乏具体的民意收集及反馈措施。在黔西南州脱贫攻坚指挥部相关文件中，有关民意调查的部分仅仅是笼统地一笔带过，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说明。纵观整个扶贫流程，基本属于政府操作下的非透明状态，这样的模式显然无法实现贫困群体和其他农村居民的监督。
2对策
21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充分的资金支持是实现“两线合一”工作的首要前提，解决资金问题无疑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而转移支付是指政府通过相应的机制，将“地主”的钱通过相应制度发放给贫困人口，以促进社会公平以及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当前黔西南州扶贫标准过低等一系列问题与扶贫资金不足有很大的关系。要彻底扭转这一局面，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国家财政对贫困地区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为衔接工作夯实财政基础。
22合理规划衔接工作进程
在保障资金充足的前提下，如何规划好扶贫标准和低保标准的衔接工作进程是能否实现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扶贫标准、低保标准的制定除了参考国家层面的规定以外，还需要地方政府必要的规划和测算才能如期实现两项制度的平稳衔接并避免现实中两项标准差距逐渐增加的情况出现。由于低保是保障贫困群众最基本的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扶贫是致力让贫困群众脱离贫困的工作，因而在标准制定上，扶贫线要高于低保线。近几年的低保线与扶贫线数据显示，黔西南州农村出现扶贫标准低于低保标准且差距逐渐拉大的现象。建议扶贫部门能按年度及时调整标准，实现农村低保标准与精准扶贫标准同步演进。
23完善数据衔接工作
在衔接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能否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进而实现数据衔接决定了衔接工作的准确性程度。一方面，可以考虑依靠定期核查工作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将低保对象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三种类型，再根据不同类别开展不同的精准扶贫工作，对有劳动能力的中短期低保对象可以通过生产项目帮扶鼓励支持进行生产自救、劳动自救，对长期的低保对象要落实低保兜底，从而实现扶贫对象认定精准；低保对象核查精准；低保对象分类精准。另一方面，通过信息衔接完善识别机制和退出机制。两部门通过系统对接实现数据共享，对不在扶贫对象中的低保对象部分，由民政部门进行全面兜底；对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纳入扶贫范围进行帮扶；对经过帮扶后脱贫的贫困户，及时完成退保；对今后因病或因灾等原因返贫的且符合认定条件的，可以再次纳入低保范围。
24健全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的有效与否是能否保证反贫困工作公开、透明的根本所在，因此要坚持内外部监督相统一。一方面，在对贫困户和低保户的公示过程中，不仅要将符合条件者的收入和家庭基本情况等信息公示，还要把收入计算的公式和流程一并公示出来，以保证有据可查；另一方面，也要将各村低保户、贫困户数量及计算公式一并上传到网站，接受社会大众的外部监督，降低工作中主观人为因素的干扰。
25对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提供培训
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态度是影响衔接工作能否落实到位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培训对象上来看，不仅要对驻村的扶贫办工作人员提供针对性培训，还要对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以保证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实施者和辅助工作者都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培训内容上看，不仅要涉及衔接工作的概念和性质等理论内容，还要涵盖工作的基本流程以及注意事项等实践内容，以保证操作流程的规范化，提高工作效率。
3结论
低保扶贫衔接工作旨在实现两项制度的统筹――通过低保制度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现托底性生活保障并通过扶贫开发帮助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两线合一”是确保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目标的重大举措。
尽管黔东南州在“两项制度衔接”的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尚不完善的识别机制，政府财政投入有限，农村基层人力资源不足，缺乏贫困群体参与的贫困户监督机制等原因的掣肘，制约了反贫困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要解决出现的问题应该结合不同的工作阶段对症下药，在准备阶段，不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保证资金的充足；而在执行过程中，首先在识别阶段要做好扶贫和低保数据衔接工作，在执行阶段对村干部和驻村干部提供能力培训，在公示阶段健全监督机制。
反贫困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而对低保制度和扶贫制度进行衔接的最终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
实现反贫困效益的最大化，在今后的衔接工作中，黔西南政府要继续克服困难扎实推进衔接工作，让国家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农民，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2016年《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
篇8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生产要素；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25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9—0043—05
党的十报告要求“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而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金融服务的创新，既是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培育新型市场主体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任务。为此，本文着重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造、搭建农村要素交易平台、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建立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力图寻找一条城乡土地、金融、人力等各类生产要素平等交换的新路径。
一、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的股份制改造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属于镇、村或居民组等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集体所有，是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当前，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建立现代企业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资产量化到人，实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让农民按份享有集体资产收益，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第一，现实中的农村矛盾倒逼改革。当前，在城市化过程较快地区和城镇周边地区，面对大量承包土地被征收、征地补偿费在集体成员中的分配资格和份额、村干部“暗箱”处置集体资源资产、外来工商资本侵占土著居民权益、物业性房屋租金上涨较快、撤乡并村和“村改居”等现实问题，广大农民在新一轮利益分配格局中却常常缺少足够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收益权，造成干群矛盾大、群众怨言多，也影响着基层政权的稳固，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解决路径。从成渝、苏沪、广州、北京等地发展经验看，在明晰集体资产归属的基础上推行股份制改革，让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资产的“虚化占有”转变为“按股共有”，进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有效规范集体资产收益的“二次分配”，大幅增加农民的红利性收入，是新型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必然选择。
第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改革。市场经济是主体经济，首先要求产权清晰、流转顺畅。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组织化程度、“三化”协调发展程度还不够高，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还没有最终形成，原因主要在于农业农村的“市场经营主体”培育工作较为滞后，统筹城乡的市场化机制还不够健全。我们姑且不论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民营主体在资产不明晰、运作不规范、服务不到位等方面的“空壳子”问题，只讨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尴尬”困境。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政经不分”。依照法律政策规定，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经营管理集体资产、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行政村、居民组并没有建立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干部既是“父母官”，负责社保、计生等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也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集体资产，这种政经不分、企事不分的村级治理体制，是集体资产流失和收益降低、农村干部的制度温床。二是村委会不是市场经营实体。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是独立行使经济管理职权的组织，但95%以上的村功能虚化弱化，村委会代替集体经济组织的情况十分普遍。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市场主体，首先需要明晰集体资产家底，持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集体房屋所有权证、集体林地所有权证、集体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证等证书，并可根据需要到政府职能部门进行抵押登记，需要到工商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接受《公司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税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监督管理，照章纳税，规范运作。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注册登记时的资产界定、股民界定难度较大。复杂多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构成、股份构成、资金构成，可能难以符合工商、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要求。同时，现行法律对村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界定是模糊不清的，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本村村民，不一定是享有集体资产收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明确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迫在眉睫，这不仅是解决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及分配纠纷、宅基地使用权资格纠纷等农村矛盾的前提，更是推进户籍与土地权益分开、解除土地对农民进城束缚的重要任务。
第三，发展集体经济需要改革。党的十要求“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这为化分散农户的单打独斗，为全体村民的抱团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在农村“六权”确权颁证完成、农村资产处分权能充分、村级集体公司注册设立等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村级集体公司应着手编制行政村产业发展规划、村庄建设规划，并且可以“乡镇企业”名义申报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项目建设，而不需要将集体土地转征国有。当资本缺乏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募集本村股民资金、外来人员资金、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到银行融资等增量扩股方式，来破解资金问题。当本村力量薄弱时，还可以通过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方式，与其他村、镇集体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新的社区股份合作社等经济实体，共同投资开发项目，抱团竞拍国有土地，建设标准化厂房、商铺、职工公寓、专业市场等物业资产，每年按股份分红，走出一条股民共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新路子。
二、建设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我们必须承认，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取得的城镇化、工业化成就，是建立在“三农”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基础上的。当前，在新的发展背景下，由于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的虚置性——表面大家共有、实则人人无份，由于农民拥有集体资产的残缺性——农民缺乏处分权以及抵押、担保、转让等权能，加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封闭性——成员身份只限于原住民，产权只能在本组织内转让，不能满足城镇化、一体化的开放性体制要求等等，广大农民依然处于“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具体体现在：
一是农民手中没有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的权属证书，特别是承包地权证与土地、账簿互不对应。河南济源市平原地区承包土地规模化流转率已达60%左右，但90%以上为村组集体二次发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自主流转权。二是农民不拥有对产权的充分处置权，宅基地、房屋只能在本村村民之间买卖，外村村民不能购买，城市工商资本很难进入农村市场；农村承包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客观现实，导致承包关系极不稳定，影响着现代农业的长期投资积极性。三是农民不拥有市场定价权，许多愿意出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很难将信息公开出去，而反租倒包给村集体后，流转价格常常低于真正的市场价值。四是农民集体不拥有集体建设用地的开发经营权，城市郊区农民的土地基本上被政府以修建市政设施、工业项目、城市新区占地等名义进行低价收储、拍卖，将广大农民排除在新一轮城镇化、工业化的利益格局之外，难以充分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农民的产权难以同城市国有土地、商品房一样，到银信部门进行抵押贷款，进城落户农民的资产实际上基本处于闲置、死滞状态。
要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农民“平等参与”城镇化进程、推动城乡生产要素的“平等交换”，应当解决好“有权属凭证”、“有参与机制”和“有交换平台”三个问题。第一，需要加快农村产权的确权颁证。归属清晰的农村产权，是进行要素市场交易的前提和基础。应把村级集体拥有的“土地所有权”的“权证”归还农民集体，快速推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在所有权确权的基础上，及时跟进“农村土地使用权”（包括承包土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未利用地、林地）、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的确权颁证工作。第二，需要完善农村要素流转机制。根据所有权与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均可彼此分离的理论，按照现行法律政策规定，虽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不能进行交易的，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使用权均是可以进行有期限、有偿流转的。比如：法律规定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但并没有规定城镇居民不允许长期租用农民住房。也正因为此，推动有期限的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使用权等到金融机构进行抵押融资，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当进行了抵押登记的农户发生不良贷款时，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政策性的收储机构来经营管理不良资产，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第三，需要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从武汉、成都等地的探索实践看，农村的动产和不动产是应该而且可以上市进行交易的。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四荒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小农水工程使用权、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农业类知识产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等权益类产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挂钩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农业生产性设施、二手农用工具、大宗农产品现货等资产类产权，均可以纳入市场交易平台实现流转。当前，迫切需要整合农业、国土、林业等部门的行政资源，建立能够满足产权交易需求的市、县、镇三级联网的农村产权综合交易平台，为流转交易提供场所设施、信息、组织交易、价格发现、交易鉴证、交易策划、信息咨询、委托管理、培训辅导、投融资咨询、项目招投标等服务。唯有此，才能从制度建设层面上制止政府部门或农村干部操纵、控制的强制农民退出农村产权的行政化行为。
三、促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快速发展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业经济的核心。长期以来，以信用担保、联户担保、企业互保为主的农户和涉农企业贷款占到90%以上，“担保难”一直是制约金融服务提升的制约因素之一，因此加强担保创新是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突破口。农村担保物中，土地使用权抵押决定着其他物能否成为担保物并影响着其担保价值。推动土地抵押，特别是农村产权制度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集体建设用地抵押、林地使用权抵押、集体土地上房屋使用权抵押，是解决农村融资担保问题，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的重要源泉。
按照现行的1995年《担保法》、2007年《物权法》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山、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是，此禁止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经营权、宅基地及农村房屋是农民安身之本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放开转让和抵押的条件还不成熟。从河南济源现实情况看，济源市推行农村承包地、集体建设用地、林地、房屋等产权抵押的发展性、社保已经基本消除。一是农村产权的社保大为减弱。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房屋承载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已逐步消除，具备了回归财产属性的条件和可能。二是农村产权抵押的操作障碍已有所突破。从成渝等地改革成效看，要实现农村各类产权的流转、抵押，需要政府配套建立土地确权登记、产权价值评估、流转交易规则、抵押担保机构、风险补偿基金、社会救助途径等等。农民进行产权抵押的前提是到政府部门进行抵押登记，而且抵押的是有一定期限的使用权或经营权而并非所有权抵押登记，当发生不良贷款时政府部门可以收储、转让，期满后农民依然可以继续拥有使用权。三是农村产权抵押的认识障碍正在慢慢淡化。不可否认，不论走到哪里，农村老家的承包地、宅基地、林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应该说，这是影响农村产权流转抵押的深层次原因。不过，我们发现，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抵押并不会危及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因为其权利范围仍在发包方与农户依法约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之内，未经法定程序土地所有权性质和用途均不能改变；也不会影响土地用途变更，因为这与国土监察部门的执法监管有必然联系。此外，原则上农村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主体必须一致，但我们可以只推动农村房屋使用权的有期限流转、抵押，这样将不会改变宅基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的主体，在法律层面应该是不存在操作的。
当前，要顺利实现农村产权的抵押融资，我们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破解难题。一是应认清产权流转抵押与“三化”协调发展的关系。从优化资源配置角度看，促进和规范承包土地的流转、抵押，城市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就有了投资农业农村的制度通道，从而可以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既能让农民取得土地财产性收入，又能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这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同时，如果城市资本到农村一次性受让农村房屋30年、50年的使用权，农户就可以盘活闲置资产而带着资本进城，城市资本和人才可以进入农村发展，如此方能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二是应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均未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村民权及其与土地的产权关系等，造成实践中诸多困惑，也影响着农村矛盾的调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还是基于社员身份取得，这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如果是基于土地承包权取得，则其可以同时主张享有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若基于社员身份取得，则不论土地承包权经营权是否存在，其可依其身份分享集体经济收益。我们认为，成员身份的原始取得，不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是依法履行了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和义务，是一种参与利益分配和决策的期待权。因此，我们应该为土地的身份属性松绑，把组织成员权作为享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基础，该保障与农户有无承包土地关系不大。如此，则在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时，当集体成员基本生存得到充分保障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基本丧失了社会保障功能，进而成为了一种真正的财产。三是应加快以“确权”为核心的农村产权财产化、物权化。虽然《物权法》确立了承包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农村房屋的物权，但对其权利、边界、转让、抵押等仍未明确。从现行法律政策看，我们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林地承包经营权等物的用益物权是允许的，积极推进农村房屋使用权的出让、抵押、入股也是可以探索的。但首要的是，我们应全面明晰产权界限和权利内容，并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受益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农村集体土地上各种权利的原权利，必须首先解决其权力边界，并将其落实到乡、村、组三个主体上；家庭承包经营权应确权到集体农户，确立农户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农户可自主进行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抵押等；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应确权到农民集体，并且赋予其自主开发、经营管理的主体权利；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应确权到户，并赋予其房屋使用权出让、出租、入股、继承、赠予的权利。
四、建立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和农业组织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之相适应，农村金融制度也进行了多次变革。然而，这些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目前的金融制度安排还不能适应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扩大着城乡之间的差距。2012年全国农户贷款只有2.6亿元，占全部贷款总额的5.1%，农村75%左右的金融需求不能有效满足，61%的农户借款靠民间借贷实现。造成农村金融滞后的原因很多，如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偏少缺乏竞争、涉农金融机构职责重叠交叉、农村储蓄资金外流严重、农村信用担保发展滞后、农村产权抵押物不足等等。对此，我们不能一味的埋怨银信部门的“嫌贫爱富”，因为金融资本是以逐利为目标的。面对抗风险能力弱、收入水平低、基础设施差的弱质农业、弱势农民和薄弱农村，无论政府、金融机构、农户任何一方单独承担，都会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金融机构在对比衡量经济利益和法律风险后，往往会在实践中谨慎“惜贷”。
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农业农村快速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主导作用，需要各级政府把建立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摆在重要位置，统筹兼顾、综合施策，尽可能的解除金融机构的后顾之忧。具体到农村产权抵押制度改革中，我们无意突破土地所有权性质、保护耕地、农民的基本居住保障等法律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我们可以在法律政策框架内，在以下四方面积极探索：
第一，利用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当发生农村产权抵押不良贷款时，金融机构、政府部门最希望的是顺利完成抵押资产的变现。而盘活农村财产，必须有相应的交易平台去发现市场价值。信息范围广、受让登记人员多的交易市场才能真正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不断提升资产的市场价值。没有成熟的交易市场，不可能真正让金融机构放心接受农村产权的抵押。
第二，建立农村资产价值评估机制。目前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受到诸多政策法规限制，容易造成市场需求不够充分，进而难以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和竞争机制突显市场价格。因此，需要建立农村产权价值评估机制，为最终形成市场合理价格奠定基础。在产权价值评估过程中，政府部门的资产评估机构不适合过多参与，原则上应以非政府性质的第三方中介组织来完成。同时，政府部门应负责制定并公布本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准价格和最低保护价，兼顾好保护农民权利和指导市场的功能。
第三，健全政策性的风险化解措施。农村产权抵押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贷款机构营利预期和抵押贷款风险不确定之间的现实差距。在改革的起步阶段，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推动，金融机构基于农村产权变现的限制和法律风险，一般会较为谨慎。鉴于此，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贷款风险，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设立政策性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机构，解决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龙头企业因缺乏有效担保而贷款难问题；也可以整合涉农部门资金，与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建立农村产权抵押风险基金，实行农村产权抵押财政贴息制度，对经办银行因发放抵押贷款产生的损失进行一定补偿；也可以组建政策性的农村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协助金融机构妥善处置因开展抵押贷款产生的不良资产；也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鼓励借款人对贷款抵押物进行投保，有效增强农民抵御和防范风险能力。同时，各级财政也可以通过增补金融机构资本金、返还农业金融机构营业税和所得税等方式，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向“三农”。当然，各级政府也要善于利用证券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风险分担功能，防止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稳定。
第四，完善农户和规模经营业主的征信管理体系。金融机构对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的把握，主要依赖于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充分了解，这就要求完善农户、规模经营业主、涉农企业的征信管理。目前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信息，反映的仅仅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借贷信息，而对于农户的交通违章、遵纪守法和涉农企业的劳动保障、照章纳税、经营运行情况等等并不了解，而这方面恰恰也是综合衡量信用度的重要内容。当然，征信体系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需要统筹整合公安、司法、人社、税务等部门的公共资源，最终才能实现公共资源的共建共享。
五、结语
当前，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已经迈入了体制机制改革的“深水区”，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居民权利福利差异问题、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问题、进城农民的农村产权资本化问题、城乡建设中的投融资主体问题、农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等等，都历史性的摆在了当代中国的面前，我们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复杂而艰巨。由于户籍制度的背后是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创新也与土地制度、房产制度密切相关，人口的转移集聚必然带来土地流转、资金流动等等，因此，所有问题都主要集中在二元化的、不平等的城乡土地、金融、人力等生产要素方面，因此归根到底还是要变革城乡二元化的不平等的要素制度，变目前的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转移和集聚，为未来城乡之间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双向、平等流动，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平等交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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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理论升华，不仅把共享发展成果的政策主张由分配环节贯穿到发展的整个过程，还由政策取向上升到引领发展思路和政策改进的理念的新高度。
共享发展理念是尊重经济社会规律的理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地标立了共同富裕的方向，这并非是“乌托邦”，而是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目标境界。发展与共享，两者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以促进生产与消费的均衡，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我国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克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大冲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从而保障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均衡。另一方面，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仅体现公平，也使付出与回报一致，使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形成有效激励机制，使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社会和谐进步和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基础之上，也就使经济发展更加坚实和具有可持续性。
共享发展理念使通往共同富裕之路更加清晰和坚实。一开始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来探索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普遍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我国也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了单一公有制。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出发，在改革中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这一改革相对应，对实现共同富裕的路线图进行了完善，由齐头并进，调整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先富带后富。我国成功地突破了“贫困陷阱”，由低收入国家攀升到中等收入国家，并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创新性地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将引领发展路径、政策、制度更加完善。
二、推进共享发展要发挥好公有制经济的根基和引领作用
推进共享发展必须做强公有制经济，这是着眼于历史发展路径和现实国情的选择。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合作经济，在实现共享发展上，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有企业不仅向国家提供利税、承担起保障职工收益和就业的社会责任，还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战略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重大科技难题攻克、民生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可以很好地保障农民的权益，并通过发展集体经济促进成员收入提高和民生改善，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农民合作社通过解决家庭经营所需要的办不起或办了不经济的服务问题，促进农民增收。换言之，发展壮大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夯实了共享发展的根基，也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公有制经济在实现共享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推进共享发展要发挥好公有制经济在引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发展的作用。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战略重组和结构调整，现今的国有企业主要布局在提供公共服务、发展前瞻性战略产业、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等领域，其产业规模、资本规模、生产装备、人才、技术研发能力、管理能力等具有较强的优势，国有企业在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骨干和引领作用，不仅引领创新、协调、绿色发展而向产业中高端迈进，而且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社在引导农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发展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企图以新自由主义理论引导我国国有经济私有化，实际上是畏惧我国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做强与之抗衡，为打垮我国国有经济而设的理论陷阱；国内笃信新自由主义者，则以垄断、腐败为由，极力主张私有化，这是无视我国公有制经济改革实践的成功，而提出的与国情不符的结论与政策主张。为此，应当构建基于我国国情的理论体系，积极促进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发展。
推进共享发展要支持和引导国有资本向民营企业入股，促进国有资本放大功能。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践中，存在重视民营资本向国有企业入股，而忽视国有资本向民营企业入股的现象。这既是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政策的片面理解，也是不符合实践发展需要的。当前，国有企业由于资本雄厚、市场开拓能力强和技术研发力量强，在产业转型升级上处于领先和带动作用。在产能过剩而生存困难的情况下，很多民营企业由于规模小和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需要国有企业作为战略合作者带领其发展，对国有资本入股有较强的内在需求。对此，应抓住历史机遇，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和鼓励国有资本向民营企业参股，将其与国有企业的产业联接，既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又通过产业整合而向高端升级。同时，还可以帮助民营企业度过难关，实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携手发展。
三、推进共享发展要完善股权结构，实现民有其股
要有效地形成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现机制，就微观主体而言，应当引导股权结构的完善，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实现民有其股。
1.破解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难题。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和确权登记颁证，更好地保障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但仍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延至何时？现行政策、法律还没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加以具体时间的界定。二是在开展股权合作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折股？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育不充分，加之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土地日益增值，这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折算入股成为难题。鉴此，应当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在保障农民权益上不可替代的功能，即利用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及委托关系，增强农民权益保障的话语权，从组织制度上促进农民权益保障和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为此，应更加积极地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合作制改造，使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变成股权，保障其能够充分地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及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
2.破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社成员有其股难题。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之间产权不够清晰的问题，应鼓励和支持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成员的股份合作制改革。针对农民合作社与成员之间较松散的问题，应鼓励成员入股建立起股权联结关系。为此，应在政策和法律两个层面加以引导和支持。无论是政策性发展基金注资，还是财政支持，都可以在实施这些政策时，探索成员配股等多种形式引导其与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构建起产权联结关系。
篇10
关键词：农村财务管理 问题 解决方法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2-0031-01
一、财务管理的现状
各乡镇现有农经人员不少，但各乡站做自己本职工作的人不到一半，其中1人为站长，2到3人为审计人员：就农村财务管理而言一人为“村财务会计委托制”的会计，一人为出纳员（主要管理账户和单据）。从2003年起全旗要求实行“村财务会计委托制”，要求做到每季度做账一次，并在每次做账结束后由乡镇经管站打印好财务公开表，在各村进行公布。由于各站的人员素质素质参差不齐，并且微机设备跟不上，使全旗的村账乡代管的总会计人员基本役有履行职责。农村财务管理较以前没有多大的改善，广大农民对本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状况基本不了解，不能较好的实施自己的民主监督权，增加了因农村财务问题引起的上访案件。
二、存在的问题
1.领导重视不够
尽管上级的规定和要求都很明白，但乡镇的个别领导和部分村干部不把村会计委托工作当作一回事，有个别人员还千方百计横加阻拦，人为地加大了工作顺利推进的难度。
2.财务管理不规范
由于制定出的制度在一些地方执行不好，形成了财务管理的诸多漏洞。一些票据手续不健全就人账，有40%的村集体还有坐收坐支现象存在。
3.财务公开有待进一步完善
有的地方民主理财组织还未健全，出现财务监督缺位现象；有的地方对财务公开流于形式，没有将财务收支逐笔公开，形成事实上的假公开，半公开。
4.财务人员和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部分农村财务人员对业务工作不熟悉，有相当一部份完全是新手，甚至不知道财务工作应该怎么做才好，致使农村财务工作难以在整体范围内达到规范化。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
农村税费改革的深人进行使经营管理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税费改革后，农村经营管理的理念和形式相继发生了变化，努力做好新时期的经营管理工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服好务，工作中重点在以下五个方面下功夫：
1.在观念转变上下功夫
我们经管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到现在的经管工作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管理，是构筑新的经营制度、新的经济制度、新的分配制度的管理。必须坚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去面对机遇和挑战，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前瞻性。用改革的思维.创造新形势下的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坚持有为才能有位，有位才能有为的更好的理念。
2.在强化领导上下功夫
各级领导要认真听取群众对农村财务管理的要求和意见，加强对农村财务管理方面的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学习，提高对农村财务会计“委托制”的认识，加强对实施农村财务委托制的领导，规范全县农村财务的管理。切实杜绝不合规、不合理的各种开支，将农村集体资金用在“刀刃”上，使有限的农村集体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
3.在素质提高上下功夫
农村经济管理是一项涉及面广、业务性强、工作量大的基础性工作，为全面完成各项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必须有过硬的专业技术队伍。为做好农村经营管理工作，首要的工作任务是必须全面加强经管队伍的素质建设。一是要不断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提高政策水平。二是不断加强业务学习，在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的基础上，要强化对经管人员的全面培养，使他们成为业务通、业务精。三是不断进行考核，要结合实际工作，对经管人员在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全面考核，即工作的态度、工作的能力、工作的效率和工作的效果进行综合的评定，对考核不合格的要离岗培训合格后予以重新任用。
4.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是政策性和规律性很强的经济工作，而完成此项工作的基础必须有可行的制度作保障。农村税费改革后，经营管理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原有的各项规章制度与现行的管理体制不相适应，必须制定一套适应新形势的切实可行的农村经济管理制度。
5.在信息管理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