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的概念及特征范文
时间：2024-01-25 17:53:0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农业的概念及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 农业概念及其特征
（1）农业概念界定
农业是人类利用动植物等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产品的一系列生产活动。①狭义的农业仅指种植业，即植物栽培业;广义的农业是指通过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的产业。农产品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产品，林业、渔业、畜牧业以及观光农业等新兴农业形式，②都是广义农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中所指农业是广义概念的农业。
（2）农业的特征
第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首先，农业的发展衍生社会分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乃至人类文明的孕育，是其他经济部门存在的前提。其次，粮食没有替代品，农业的发展决定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农业的稳定发展，才能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提供坚实的物质保证。如果农业发展不利，会直接导致其他产业的稳定发展，必然也会影响国家经济稳定发展。最后，在当今时代，一国的粮食储备和农产品跨国交易己成为影响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因素，保证农业部门稳定健康发展，发展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在当今国际竞争格局中保证主动地位的必然选择。
第二，农业具有弱质性特点。农业部门中的种植业、林业、渔业以及畜牧业等，都是通过观察研究动植物的生长特性、适宜生存环境等自然条件，利用其自身生长规律，通过人工培育及其他方式，取得农产品、副产品、工业原料的社会生产活动。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可变因素较多:首先，需要相对不错的自然条件，例如我国当前的农业发展仍很大程度上难以避免干旱、台风、洪涝等天气状况的影响;其次，由于我国地形复杂以及经济发展等制约因素，目前农业种植中，小规模种植仍占相当大的比例，这阻碍了农业规模化发展和专业化管理，不利于农产品增收，也不利于区域农业产业发展。
综上所述，由于难以避免的不确定天气状况、区域农业产业发展缓慢等问题，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竞争力处于劣势，农业部门的利益很大部分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割，这导致农业产业的发展愈发缓慢，更会制约三农的发展。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及其弱势地位，不仅使农民增收减缓，也会使社会资金流向其他部门，从而影响经济稳定，引起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
2 农业公共品理论
（1）公共产品理论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引发各国政府及各界学者对财政职能的重新考量，视角也放到如何应对市场失灵以及更有效率的提供公共物品上，此后现代公共财政学开始发展起来。
保罗.萨缪尔森(CPauIA Samuelson)于1954年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他在其中提出公共产品的一些核心问题及部分解决办法。他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中指出:公共产品是一个人对它的消费并不会引起其他人对其消费减少的物品。萨缪尔森的该描述成为经济学领域内对于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
公共产品就是由一国政府所提供，旨在满足社会需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特点的产品或服务。非竞争性是指消费者的增加并不会带来产品边际成本的增加，更侧重于经济效益;非排他性是指一个人消费，并不能排斥其他人的消费，更侧重于社会效益。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并不是很多，更普遍的是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物品，即或者具有非排他性，或者具有非竞争性的产品，我们称之为准公共产品，也称混合产品。
（2）公共产品与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由于某些外部环境的限制和市场机制本身的某种缺陷，使单一市场机制不能有效率的配置商品和劳务的现象。所以需要政府实施相应政策对其引导，以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引起市场失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垄断。垄断厂商会通过控制产量抬高价格，此时消费者剩余无法达到最大化，自然也就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第二，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公共产品的消费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即消费者在不承担成本的前提下获得利益，这会打击产品提供者的积极性，导致私人部门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如果市场机制无法提供公共产品，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去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第三，外部效应。是指经济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行为给他们造成有利或不利影响，而不获得报酬或付出代价的行为。其中，前者称为正的外部效应，后者称为负的外部效应。外部性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常见，如果任由其发生，会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所以需要政府通过对正的外部效应进行价格补贴，或者对负外部效应采取罚款等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第四，信息不对称。“信息畅通”是完全竞争模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假设，这表示市场参与者完全掌握市场信息，而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价格无法成为衡量供求关系的价值符号，自然也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所以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和具体措施，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
(3)农业公共品理论
从上述理论概述来看，农业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首先，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公共品属性源于它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前提。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粮食问题都处于国家战略性地位。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经济真正独立的基础，也保障着国家的安全。同时，粮食也是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粮食产量和供给己不能由市场体制单独完成，需要政府干预和财政支持。
其次，农业是利用动植物自身规律、改造自然的双向行为，农业不仅仅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受生产要素的限制。不管是抵御恶劣的天气情况，还是改进资本、技术等投入要素，都会带来农业生产者成本的增加。经济发展要求农业发展加快进程，这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要素投入的要求越来越高。改善自然条件以及提供农业基础设施都具有很强的非排他性，都属于准公共产品范畴，农业生产者承担不起也没有动力承担，只能由财政来解决。
最后，农业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对于公共产品提供者来说，社会边际成本的增加要小于私人边际成本的增加，从而产生外部经济。
3 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理论
(1)亚当.斯密的发展农业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第三篇中，概述了城市重工商业轻农业的原因，并指出农业发展的重要性。首先，斯密同意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在文中提到，先有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发展，便利品和奢侈品部门才能够发展起来，所以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其次，他认为农业的发展需要寻求政府保护，比如制定保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保证农民能够得到农产品收益回报等制度，以及对农民轻摇薄赋，让其休养生息等政策，以促进农民劳动积极性，保证农业的健康发展。最后，斯密在第三篇第四章《城市商业如何让对农村改良做出贡献》中，提到了投资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农业投资应该获得支持和保证。
(2)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在西奥多.威廉.舒尔茨威廉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之前，农业一直未被纳入经济学范畴，当时的很多经济学家如阿瑟.刘易斯等人认同“零值农业劳动学说”理论，另一些学者如理论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认为在传统农业中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认为农业阻碍了经济增长。与上述学者不同，舒尔茨认为农业的发展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有可能是最大的部门，发展农业经济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文中指出，传统农业之所以阻碍经济增长，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回报率过低，如何引进新的生产要素，获得收入流的增长，就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最终出路。舒尔茨认为应从三个角度着手:第一，建立制度保证。政府应建立以经济手段刺激而非行政手段刺激的制度基础，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用市场价格刺激农民积极性，培育能够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以此改造传统农业。第二，引进现代化生产要素。现代化生产要素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现代化生产要素的成本一般来讲比较昂贵，需要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提供。或者，可以由国家引进现代化生产要素，通过免税、补贴等政策鼓励盈利机构去推广或分配该要素。第三，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认为，若农民只获得新的生产要素却不会使用，是无效的，还需要农民具备现代科学知识，懂得并学会使用新的生产要素，因此对农民的素质教育投资是必须的，该投资对象具体包括专业素质教育、操作培训等方式，而这些方式具有非常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提供。《改造传统农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提出，非常有前瞻性的提出要遵循市场机制，注重人力资本的作用等观点，对我国财政支持农业发展有很好的理论借鉴意义。
4乘数理论
乘数概念由凯恩斯提出，凯恩斯建立乘数以反映国民收入和投资的变动弹性系数，即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能拉动国民收入增加多少个单位，这个值就是乘数，乘数值大小受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在收入公式中，国民收入Y、投资I、消费C之间的公式表示如下:
Y=I+C (2.1)
收入变动量: Y=工+C (2.2)
边际消费倾向: (2.3)
M为投资乘数，Y=M * I (2.4)
公式(2. 4)表示投资每变动1单位，国民收入量变动M单位。
从以上理论可得出:投资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明显影响，政府投资尤甚。所以政府投资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刺激经济增长最常使用的工具。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提高投资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乘数原理只说明投资增加会引起收入和消费增加，但没有说明投资对收入和消费的作用机制，乘数一加速原理则补充了这一缺憾。萨缪尔森把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相结合，得出乘数一加速模型，也被称作“汉森一萨缪尔森模型”。
C=βYt_1 （2.5）
It=I0+γ(Ct + Ct_1 ) （2.6）
Yt=Ct+It （2.7）
其中:Ct为t时期消费量，
β为边际消费倾向，
Yt_1为t-1期的收入量，
It为t时期的投资量，
I0为自发投资，
γ为加速系数，
Ct_1为t-1期的消费量，
Yt为t时期的收入，
篇2
关键词：互联网+农业；C-D生产函数；模型
一、互联网农业概念及概况
经济学是处理资源配置、解决资源稀缺性和需求的学问，而农业经济学也是在解决如何更合理更有效的配置农业资源、要素、取得更大农业产值，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问题。互联网+农业也是在传统农业和农业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的要素和互联网经济的营销演化出的新的农业经济模式。
1.传统农业
传统农业被认为低效，但在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传统农业是被认为要素是被充分配置了的，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是资本的不足和现代技术使用的欠缺，以及销售渠道的不通畅和抽成。农业的获利空间和发展被压制了，体现在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和农产品的原料化，与市场的脱节。由于这类原因，农业产品多根据生产者自己的少量信息与主观判断实施自己的生产计划，结果只能取得市场的平均收益，这种局面容易往复循环，风险来临时没有防范能力，再次返贫，影响农业农村发展。
2.互联网农业及现状
互联网推动农产品销售模式升级，农业生产的附加值有效提高，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深度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推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2）使营销入口变得便利与高效；（3）突出了安全健康的农产品品牌形象；（4）优化提升了农村的金融服务水平。
中国目前全国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已超3万家，农产品电商平台已有3000家。2013年底截止，中国农村地区网民数达1.77亿，相比2012年增长2101万人，增长率13.5%。预计2015年底时，我国互联网总人口会突破7亿，比例近50%，农村市场占26%。大规模的农村网民数量将为互联网农业的发展和普及提供保障。
二、相关理论依据
1.微观经济学理论依据
蛛网效应的迟滞作用。一般来说，农业在生产形式和生产组织上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低效、松散和落后的。依靠荒地的开垦和增加人力的投入来实现产量的增长，而在市场这端，由于销路的不畅，生产个体的孤立，收购商的强势压价，很难取得高收益，而且由于蛛网效应，价格反馈的迟滞，往往会出现需求和供应的脱节。从互联网+农业很多取得较好收益的产品来看，不仅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线上线下分析消解了蛛网效应，而且新的产品及业态能够满足消费者心理和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价值，即抓住消费者偏好这一因素，使得生产者获得了高出甚至远高于平均收益的溢价。
2.C-D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模型）的变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最初是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ul H.Douglas）共同探讨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时创造的生产函数，在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上作出了改进，加入了技术资源这一因素。此函数的一般形式为：。用于描述生产过程中产量和投入品的相关性具有较高的准确度，用来预测国家和地区的工业系统或大企业的生产和分析发展生产的途径。农业也是依赖要素投入的经济形态，其中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均在其要素投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只是产出效率相比工业而言较低，然而其基本产出模式与工业用模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依然类似，可以加以修改后借用。
三、模型构建
1.适用假设及前提
（1）变量和要素选择
当我们准备建立这么一个模型时，我们需要筛选出合适的因素来组成表达式，作为一般和显而易见的考虑，劳动力，资本，土地都是不可或缺的，技术、管理作用如何，我们可以尝试引进。作者曾将耕地面积作为内生变量参与模型检验，但因为P值远高于0.05而不符合检验标准，为了简化起见，只保留资本变量，因为他们的效应可以说是成正比的，土地作为不动产，本身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互联网农业区别于其他农业形式的关键因素中，信息化水平应当是一个可以用来衡量的变量。互联网+农业的互联网因素涉及面广，为了衡量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水平，这里以可以被测度的农业信息化水平来代表。
（2）假设与函数选择
为了得到可靠的论证，提高模型的验证效果，互联网农业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需要以下假设支持：
①时间平稳性：假设消除了该模型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对于时间（年份）的异常波动性（突发事件、重大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引起的）。
②农业信息化水平短中期稳定：假设在3-5年的时间内一个地区内的农业信息化建设程度和服务水平保持稳定，变化可以忽略。
③为方便研究，技术和管理水平变化引起的总产值的变化以原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常数项A的函数化形式A（t，g）表达，α，β保持恒定。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式中，Q为总产出，L为投资，K为劳动投入，A，α，β为模型参数，其取值范围在0-1之问。因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非线性模型，求解的基本思路是，首先用变量代换，将非线性模型转化成线性模型，再运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求得各个模型参数。为此，将模型两侧取对数，生产函数则变为，用最小二乘法便可求得各参数。
2.确定模型变量和参数
根据具体的经济关系，并充分考虑各变量历史资料的可获取性、确定模型的变量。
（1）内生变量
Q-农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2）外生变量
3.模型推演
推导过程如下：
4.模型的系数估计与检验
（1）模型结构方程式
根据上一部分关于农业生产因素的分析，同时考虑到数据支持问题，我们对农业经济增长构建如下模型：
方程一反映农业的产出与投入的关系，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流动资产投资、农业劳动力有关；
可用此计量模型求出各个要素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c（1），c（2），c（3），c（4）为待估计的参数。
（2）模型的参数估计及检验
①数据来源
本模型参数估计采用面板数据，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农业信息化水平评分来自于袁晓庆，李奇峰，李琳等人所做的《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农业信息化评价研究》一文。其评分依据的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为消除价格变化的影响，涉及价值量的数据均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固定资产投资K1，农业流动资产投资K1（以化肥施用量为代表）；农业劳动力L均由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可直接得到。
②数据处理与模型
计算采用的是Exce12003和Eviews6.0软件。经过Eviews分析得到如下回归方程式：
③模型检验
本模型估计出来的参数所反映的经济意义和经济理论与实践相符；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本模型各方程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各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98；估计参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能够通过参数的显著性检验。通过对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hausman检验，p值远小于0.05，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由于时间序列只有3年跨度，不满足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条件，不需要做单位根与序列相关检验，只能建立混合效应模型。
上述结论表明，本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四、结论与建议
1.基于模型对数据的分析
（1）农业固定资本投入
2010年-2012年各省市农业固定资本投入对农业总产值的规模效用为正值，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量的弹性系数为0.09，即其它要素不变，以对数化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以对数化的农业总产值增加0.09，表明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对农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推进农业科技进步需要大量的农业投资。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农业投资必不可少，作用突出。
（2）化肥施用量
2010年-2012年各省市农业化肥施用量规模效用为正值。其弹性系数为0.56，即其它要素不变，以对数化的化肥投入量每增加1，以对数化的农业总产值增加0.56，说明农业流动资金的效益较高，农业单产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化肥的投入。农业投资中的流动资金如化肥施用量等，可消除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起到替代土地资源的作用。
（3）农业劳动力
2010年-2012年各省市以对数化的农业劳动力对我国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为0.28，说明其它要素不变，以对数化的劳动力每增加1，以对数化的农业产值增加0.28，说明劳动力并不是促成农业产出值增加的关键因素，若要提高农业的产值，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质量或是说提高劳动力的教育程度，而不是单纯靠提高农业从事人员的数量。
（4）农业信息化水平
2010年-2012年我国各省市农业信息化水平对农业总产值的规模效用为正值，农业信息化水平的弹性系数为0.16，即其它要素不变，农业信息化水平每增加1以对数化的农业总产值增加0.16，介于农业信息化水平是以指数形式表达的，这个结果表明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对农业的发展起着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农业信息化和互联网使农产品产销模式升级，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附加值，这在农业信息化水平比较高的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数据中体现的较为显著。
2.对互联网+农业模型的经济学解释与产业分析
（1）互联网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区别及新特点
传统农业生产分散，农业生产率低，生产方式粗放，信息化程度也相对较低。相比较而言，互联网农业，是一个具有各环节强关联的生产体系，将农产品作为加工品最终产品看待，定位于高附加值，把各个环节作为为一个完整链条对待，技术支持品质，管理降低成本，营销提高认知度，最大化获取消费者信任与选择，满足消费者心理与需求，实现溢出效应。
互联网+农业得以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①完成产业链纵向合并，压缩中间链条，降低流通成本，提升规模效应；②解决信息不对称；③形成可追溯的农产品流通体系；④解决供应链上的融资难题，物流及资金流的控制为产业链上的融资降低违约风险，交易信息的积累可以便于资金供给方进行风险评价。
（2）互联网农业要素特征分析归纳
①劳动力
立法，政府经费扶持培训项目、社区协会参与、电商信息搜集与提供这几块的合力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信息化素质，促成了农业劳动力对于互联网+农业的有效参与并发挥作用。
拿发达国家做说明，财政预算很大比例会用于农业生产者的技能培训，并且在预算法中有明文规定。借助政府种子基金的引导，社会资金和个人共同参与对农业生产者的电子商务技能培训。国家主要通过行业协会以及社区等进行生产者的培训，比如德国、瑞士这些国家开始的CSA（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社区支持农业计划，发达国家普遍接受并采用，CSA组织培训相关农民及从业者，农民也易于接受，在培训农业生产者互联网技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②资本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为解决农业中小企业融资难打开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众筹当今互联网金融融资主要模式。手段是通过互联网方式筹款项目募集资金。有关人士认为，对于众筹农业，发展前景是大投资、长周期、高风险的。如果想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增强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创新农业发展形式，就要勇于突破，学习借助互联网平台寻求突破口。然而农业众筹的发展也要经历困难的市场培育阶段。目前流行的众筹模式，对于农产品营销，适合走高端小众路线，客户一起凑钱买平时市场里难以窥见的产品，或是特别的优质蔬菜水果等。至于公众参与的众筹农业，未来要想进一步拓展，需要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合作模式。
③技术
规模经济报酬不变，即生产效率不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只有在提高技术水平的情况下，才会提高经济效益。由大数据科学，实时分析，物联网，现代育种技术，和研发及供应链领域持续创新带来的改变能够为农业带来前所未有的进步。实际应用中，控制中心会实时收集并处理数据，在田间的传感器测量土壤、周围空气的温度，湿度；卫星图像与无人机拍摄田地的照片，随着时间的推移，图像可以显示作物成熟，应用48小时的精准天气预测模型，就可以建立模型并进行模拟然后预测未来的情况，帮助农民做出前瞻性的决策。
④组织管理
管理方式，至少可以和技术要素一道，作为一种指数型参数影响最后的产出，好的管理能有效提高劳动者的平均生产效率，减少中间环节配合的不畅与损失。一般来说，在低效、僵化、迟钝、不负责任的管理模式下，劳动者原有的生产能力不仅难以提升，还可能被压制，进而影响整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而先进和具有活力的管理模式可以很大程度上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有效工作量极大提升，然后带来的是生产部门产值的飞跃。这种优秀的管理与协作模式（紧抓市场需求，不被传统和经验制约--互联网思维，营销手段的大量使用，管理的体系化与效率化）本身就是经营者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3.优势与风险
（1）优势
互联网农业的规模化不会造成低价倾销。以往农产品往往出现高产低价赔本的现象，这其实是由于农业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互联网农业在避免这个倾向方面是有先天优势的。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模型总结了相对充分的市场信息，运用合适的算法和模型可以预测出市场的需求情况，避免了盲目投资和增产。对消费者有针对性的需求分析可以帮助改进农产品生产，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同时可以以类似于苹果手机的品牌营销、粉丝营销来促进规模化生产下的高溢价。
（2）风险
互联网农业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资本炒作，人才吸收不足，盲目扩张，配套断链，市场风险，与农民的协调问题，政策支持。互联网农业往往会遵循大企业大工厂模式，这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资金信贷，成本负担，高素质劳动力，技术复杂性，市场风险，真正能担负这些要素压力的经营者，也只能是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但却不一定非得是农业企业，农业现代化越升级，其经营模式就与传统农业越缺少关联。
五、结语
本文所建立的各地区农业要素投入与产出的计量经济模型，经过参数估计表明，参数估计结果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具有较强的可信度。经过模拟检验，各项检验结果都非常理想，表明此模型能比较准确地模拟各省市“互联网+农业”要素投入与产出在样本期间的动态变化。可以说，该模型系统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和预测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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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融.我国互联网农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对策[J].金融经济，2015（20）：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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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玉贞.我国农业投入与产出计量经济模型[J].现代经济信息，2008（9）：38-40.
[5]袁晓庆，李奇峰，李琳等.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农业信息化评价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5.43（3）：398-402.
篇3
【摘要】山地城市的生态安全关系到区域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与平原城市相比，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脆弱性的特征。基于对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的理解，指出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是由城市实体人居环境空间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命线系统构成，并提出了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策略。
【关键词】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策略
山地是人类聚居空间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地域环境的复杂性、交通条件的封闭性、建设活动的艰巨性和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决定了山地人居环境建设的特殊性。但目前对山地的认识和研究尚处在启蒙阶段，山地城镇人居环境建设经验积累和实践探索储备又不够[1]，这导致城镇化过程中破坏性建设严重，山地生态失调，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和工程灾害频繁，使山地城市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从界定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和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内涵出发，提出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构成，以及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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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及内涵.
城市为人类聚居生存环境，山地城市生态系统是由城市人类及其生存环境两大部分组成的人类聚居地。与平原城市相比，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2]、敏感性与脆弱性 [3]的典型特征。
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是指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安全。本次研究着眼于现实的需要，将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界定为指对城市生态系统过程中影响重大的制约性因素实现良好调控，同时具有较强的应灾能力的状态。基于此概念界定，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是指山地城市生态系统的安全以及山地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于人类的安全，前者是指山地城市人工及自然生态环境共同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处于无危险状态，后者指山地城市生态系统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可持续能力。
2 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
基于对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的理解，结合城市规划、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交叉学科背景，认为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安全由城市实体人居空间系统安全、经济系统安全、社会系统安全和生命线系统安全四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部分组成。
2.1 城市实体人居空间系统安全――建设活动
当前中国处在快速城市化时期，用地空间的拓展是城市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人居实体空间形成必须的，这里重点关注城市建设活动对生态安全的影响。
1) 城市用地选择的安全。一般的城市规划用地选择时进行的用地适用性评价主要针对用地的灾害性条件等方面来进行评价，考虑用地区位条件、城市发展要求及周边环境的影响。但从城市生态安全的角度，城市用地的选择还需要综合考虑其对生态安全影响，并追求用地的选择不损害城市生态安全，同时能够适当优化城市生态安全的状态。在5.12地震中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的北川县城就是选址欠科学的例子之一，“山地规划第一要选择稳定的场所，一定要避开可能发生滑坡、泥石流和洪水等的地段;……”[4]。
2) 城市土地利用安全，土地是生态环境和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载体，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驱动力是影响着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的驱动力因素。沈清基指出随着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应该增加城市用地类型，具体而言，要对城市不可建设用地进行划分和规划，可以有效地保护郊区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增加城市的用地组成类型，用以提高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和空间多样性[5]。
3) 城市建筑与生态安全。城市建筑过密是导致城市气候改变的重要原因。此外，城市建筑对降水和城区地表径流也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城市高层建筑对城市生态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
4) 人均耕地减少对生态安全的影响。由于城市化、能源生产和交通运输发展的原因，耕地被占用越来越多，人口增加，导致城市与工业用地扩展占用了大量的沃田良土，必然对农业生产与生态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2.2 经济系统安全――产业发展
山地城市在做产业规划时有其特殊性，首先山地城市可以建设的用地非常少；其次山地城市区域普遍经济落后，传统农业种植占较大的份额，对生态环境有特别大的威胁，因此要调整产业结构；最后基于山地地形地貌，产业布局应该与空间地理相结合，经济与地区优势和特色相结合。工业生产对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产生大量污染、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三个方面。应该建立生态化的工业体系，实现清洁生产，发展低碳能源供应系统，形成新的工业范式。
2.3 社会系统安全
居民是城市聚居的主体，它们的价值取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水平，环保意识、社会保障等等都会影响城市的生态安全。
1）人口规模以重庆市为例，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和城市建设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重庆的新建区域常常突破原有城市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平衡界限，向高坡度、高生态敏感性的山体推进。因此人口规模（数量）和资源供求之间要保持平衡。
2）生活方式居民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城市生态安全，如汽车的使用，汽车产生的噪音、震动和排放的废气所造成的大气污染和臭气，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还有生活废水导致水质恶化的问题和由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等。
3) 社会保障 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综合服务能力高。要满足居民的就业、居住、供应、医疗、保健服务等基本生活需求，使居民享有充分可靠的生活保障。注重对残疾人、老龄人、失业者、贫民等特殊人群的关怀，犯罪率低，保持稳定安全的社会秩序。
2.4生命线系统安全
一般说来，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是指城市供水、供气、供电、交通、通讯、防灾等基础设施系统，但这里探讨的生命线系统还包括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本质上讲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包括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护地系统，并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遗产网络[6]。城市扩展过程中，维护区域山水格局和大地机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是维护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一大关键。
3 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策略
3.1 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地域观
本文所探讨的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地理范围虽然指的是城市规划区，但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从来都是不受行政范围约束的，特别是山体和水域更是如此。应该将维护国家层面的山地生态安全屏障视为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基石[7]。
3.2开展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理论支撑
建立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是人居环境研究的本质[8]。影响山地城市生态安全主要诱因来源于人类活动，而对人类活动进行科学引导离不开学术理论的探索――山地人居环境科学。
3.3 建立稳固的安全的生态基底支撑系统
将规划区范围内的山脉、水系、冲沟、林地、农田、湿地、荒野等非开发建设的自然资源划为刚性的绝对保护范围。可以从深圳的城市生态安全基本生态控制线、浙江台州制定的分区生态基础设施的控制性规划和俞孔坚提出的“反规划”途径收到启发。
3.4 加强山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加强道路交通设施建设。通常山地城市的道路交通用地所占比例较小，路面等级低，弯道多，已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的瓶颈。二是加强给水、排水、电力、电信、环卫设施建设，特别是要新建、扩建、改建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固体废弃物处理场，提高污水和垃圾的处理率。三是搞好能源供应设施建设，改善落后的燃烧设备、技术及能源供应方式，提高能源利用率。四是加强城市防灾减灾工程设施建设，提高山地城市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制定防灾减灾规划达到“规划本质安全化”的目的。
3.5 建立山地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机制
确定影响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关键要素，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判断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状态及发展趋势，以建立应变机制。
3.6 让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安全观
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生态安全在安全目标追求和安全实现机制上都与传统安全有着重大区别，一方面，生态安全本质上是一种只能由人类生活共同体间共享的综合性安全；另一方面，生态安全不仅仅追求威胁的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引发人们去共建安全。
4 结语
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其安全性具有脆弱性、敏感性和抗干扰能力弱的特点。为此面对山地城市建设的紧迫要求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峻形势必须尽快妥善解决山地人居环境建设与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矛盾。从人居环境建设角度，认为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是由城市实体人居空间系统安全、经济系统安全、社会系统安全和生命线系统四个层面组成。和任何系统一样，该系统的每个子系统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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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搜狐新闻.灾后重建：规划要经得起历史检验[EB/OL]. news.省略/ 20080608 /n257367 -771 .shtml,2008-06-08
[5] 沈清基. 环境革命与城市发展[J]. 城市规划, 2000（4）: 23-30
[6] 刘海龙，李迪华，韩西丽.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及其研究发展综述[J].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专版，2005，29（9）：70－75
篇4
关键词：工艺美术；艺术设计；技术探讨
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是艺术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两者均有一定的艺术成分与艺术意义所在，具备一定的审美意义。近年来，各大高校也相应的开设此类专业，如平面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和包装设计等。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是对立统一且一脉相承的关系，要想彻底区分两者之间存在的共性与个性，掌握各自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则需对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的本质与内涵进行深刻研究。
1.概念及其表现形式和发展
1.1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
在我国的古代便有工艺的说法。但，那时的工艺与现在的工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古代的工艺是“工”与“艺”二者合成的。工是指能工巧匠，有技术的人，而艺则是指才艺才能。发展到时期，工艺美术又被其他的名称所代替。如：图案美术工艺。直到发展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各大院校纷纷设立工艺美术的相关专业，并且相关的工艺美术的服务也开始兴起，在我国工艺美术算是真正的确定了下来。在工艺美术的命名方面，后来也经历了几次变更，最终将工艺美术的名字确定下来。艺术设计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他的名字的来由是英文的 design.艺术设计的范围更加偏向于工业的生产。艺术设计是指产品生产的过程中，按照产品本身的特性，考虑产品的使用性能，添加相关的艺术的成分，使得产品更加的人性化与艺术化。从艺术设计本身来看，艺术设计具有艺术性，这是他本身的特性，但是它也具有科学性，因为艺术设计要根据产品的特性合理的进行设计。艺术设计来源于美术，使得艺术设计更加偏向于艺术性，也使得它的科学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1.2 内涵
关于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目前我国对于二者 的关系主要存在以下的两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工艺美术的存在严重的阻碍了艺术设计的科学性，阻碍了艺术设计的发展，并且艺术设计更加符合现代中国的发展，所以工艺美术应当被抛弃。另一种认为艺术设计是在工艺美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二者是继承的关系，但是关于二者应该如何发展也没有给出一定的方案。
1.3发展
“工艺美术”一词最早出现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当时，为了丰富市场交易内容，工匠们通过生活与美学结合的方式制造的手工制品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极大的优势，这不仅对工匠的手工技艺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使得工艺美术自 身的发展技术得到不断的提高，促使设计者设计出色彩更加华丽、应用更加广泛，并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艺术作品。通过19世纪初欧洲爆发的“工艺美术”运动，人们提出了“工艺设计”这 一概念，直到20世纪初，包豪斯学院的成立才使得这个概念得以确立。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的发展，给市场带来的负面效应促使造价低廉且质量粗糙的工业产品繁多，一些对产品要求严格的艺术家看到这一现象反映出设计方面的严重缺陷，开始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随后，“工艺美术”由英国转向欧洲，在欧洲其发展的形式为“新艺术”运动，接着又发展成为“装饰艺术”运动。直到20世纪初期，“现代设计”出现在人们的眼里，“艺术设计”这一观点才逐渐得以确立。包豪斯设计学院成立于1919年，该学院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钻研新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手段，适应工业化时期市场的需求，加强产品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联系，使其产品的设计更加满足大众的需求。
2.区别
2.1服务对象不同
物质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通过历史的发展与时间的筛选而确定其价值与意义所在。需求决定市场，市场决定价值，不同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需要。有些器物的设计与制作并不是很快被人们认可与应用，而需相当一段的时间通过试用来验证其价值与意义。各种器物的制造与应用有其自身的发展形式，相比而言，在我国封建自然经济与社会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商业活动与市场发展水平低下，信息传播速度缓慢，因此而造成工艺美术展示空间狭窄，面向社会不广泛，生产出来的手工艺术品多以宫廷及达官富贵所用。作为工业革命与商品经济共同的产物，艺术设计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和功能不断的提 升，其产品设计与生产能够更好的面向市场与大众，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由此可见，工艺美术与工艺设计在其各自的服务对象上存在根本上的差别。
2.2美学价值不同
工艺美术作为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产物，是通过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价值模式的结合而产生，是集科学与艺术的精华所在；而艺术设计是现代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时代产物，是结合人性与时代特征综合而来，并且学科之间交流频繁。也正是由于我国工业化起步较晚，因此我国的艺术设计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懂艺术美学的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不懂艺术美学”，这也是对我国目前工艺美术的发展状态 仍以画室作业为主的具体阐明。
2.3研究范围不同
田自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告诉我们工艺美术的发展由器、织、雕、染、 塑、绘六方面组成；尹定邦的《设计学概论》告诉我们艺术设计参与的范围远广于工艺美术，其主要包括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和产品设计三大类型。纵观我国工艺美术的发展史，从时代的角度反映出艺术设计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提高而不断深入，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
3.结语
总而言之，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同源异流，工艺美术所蕴含的思想和文化是对艺术设计教学的指导，使得艺术设计教学在一种意识形态指导中开展，在学习先进设计理念的同时，掌握渊博的工美术知识和文化。从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满足社会的需要，响应时代的呼唤，工艺美术转向艺术设计已成为艺术拓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白瑞.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探讨[J]. 住宅与房地产，201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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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牧业信息化;发展现状;发展趋势
0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基于工业社会要求的农业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和电气化在世界许多国家还没有全面完成，但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数字化为核心、网络化为趋势的信息化产业逐渐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化技术同时不断深入到农牧业生产的各环节中，形成了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农业”，给农牧业这个传统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1]。农牧业信息化对于农业经济深入增长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且可以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2]。加强农牧业信息化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
农牧业信息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在驾驭农村市场经济中处于前置性的基础地位，是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力和经营管理效率的有力手段[3]，是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随着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农业信息技术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4]。没有农牧业的信息化，就没有国民经济的信息化，也就没有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农牧业信息化应当成为中国这个农业大国一种必然和必须的发展趋势，深入研究农牧业信息化是一项亟待探讨而且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5]。
1 农牧业信息化的概念
1. 1 信息化信息化概念包括信息和信息化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信息化是一个过程，与工业化和现代化一样，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3个层面和6大要素。所谓3个层面，一是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过程，是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二是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是信息化建设的核心与关键;三是信息产品制造业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支撑。6大要素是指信息网络、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法规环境与信息人才。信息化就是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通过普遍采用信息技术和电子信息装备，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6]。
1. 2 农业信息化
农业信息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农业信息化是指农业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广义的农业信息化是指农业全过程的信息化，在农业领域全面地发展和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使之渗透到农业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农村社会、经济和技术等各个具体环节的全过程，从而极大地提高农业效率和农业生产力水平[7]。贾善刚指出:农村信息化的概念不仅包括计算机技术，还应包括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和遥感技术等多项信息技术在农业上普遍而系统的应用过程。
梅方权年认为，农村信息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应是农业全过程的信息化，是用信息技术装备现代农业，依靠网络化和数字化支持农业经营管理，监测管理农业资源和环境，支持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信息化[8]。
农业信息化可以从4个方面来加以描述和概括:一是农业劳动者的高度智能化;二是农业基础设施装备信息化;三是农业技术操作自动自控化;四是农业经营管理信息网络化[5， 9]。农业信息化不仅包括计算机技术，还应包括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和遥感技术等多项技术在农业上普遍而系统应用的过程。
农业中所应用的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信息存储和处理、通讯、网格、多媒体、人工智能以及“3S”技术(即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和遥感技术RS)等。在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大致有以下方面: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农业信息获取及处理、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系统模拟、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和农业计算机网络等[5， 10]。数字化作为农业信息化的核心内容，就是按人类需要的目标，对农业所涉及的对象和全过程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的表达、设计、控制和管理。在数字水平上，对农业生产、管理、经营、流通、服务以及农业资源环境等领域进行数字化设计、可视化表达和智能化控制，使农业按照人类的需求目标发展。数字农业主要包括农业要素(生物要素、环境要素、技术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的数字信息化、农业过程的数字信息化(数字化实施和数字化设计)以及农业管理的数字信息化[1， 11]。农业信息化实质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全面实现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加工、营销以及农业科技信息和知识的获取、处理、传播与合理利用，加速传统农业的改造，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管理和经营决策水平，促进农业持续、稳定、高效发展进程。农业信息技术就是实现农业各种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和贮存等方面的技术。
根据信息技术在农业应用领域的不同，主要分为气象遥感技术、卫星定位技术、农业专家系统和农业自动化技术等[4]。数字农业的本质是把信息技术作为农业生产力重要要素，将工业可控生产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思想引入农业，通过计算机、地学空间、网络通讯和电子工程技术与农业的融合，在数字水平上对农业生产、管理、经营、流通、服务以及农业资源环境等领域进行数字化设计、可视化表达和智能化控制，使农业按照人类的需求目标发展[1]。
笔者认为，农业信息化是指涉农领域(农、林、牧、副、渔)所有对象的数字信息化，具体体现在农业基础设施装备的数字信息化、农业生产过程的数字信息化、农业资源环境的数字信息化、农业生产管理的数字信息化、农业经营管理的数字信息化、农业市场流通的数字信息化、农业劳动者的高度智能化以及农民生活的数字信息化，应用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自动控制技术、“3S”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等高新技术实现农业的数字信息化，并付诸实施于农田精耕细作、病虫害防治、林区规划管理、畜禽渔业的生产操作自动化和数字化管理以及农民生活消费的网络信息化等方面，集农业科学、计算机科学、地球科学、信息科学以及网络科学等高端科学于一体的综合性领域。
1. 3 畜牧业信息化
畜牧业信息就是对畜禽品种资源的遗传育种、饲养管理、饲料营养、疫病防制、器械设备、畜产品加工及其经济利用的有关理论和应用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信息，主要包括各种畜禽遗传育种信息、饲料营养信息、畜禽经济信息、生产和经营管理信息、疾病防治信息以及专家人才信息等内容。根据畜牧业结构和研究内容，畜牧业信息可以划分为畜牧业自然资源信息、畜牧业生产信息、畜牧业科技信息、畜牧业经济信息、畜产品市场流通信息、畜产品加工信息、疫病防治信息、饲料营养信息、器械设备信息和单位属性信息等类别[12]。畜牧业信息化指的是在畜牧业领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方法手段和最新成果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在畜牧业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各个环节全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智能工具，实现畜牧业的科学化与智能化过程。畜牧业信息化不仅包括计算机技术，还包括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和遥感技术等多种技术在农业上普遍而系统的应用。
畜牧业信息化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领域:一是畜牧业生产管理信息化，包括畜禽疫病防治、畜禽饲养管理等各个方面;二是畜牧业经营管理信息化，包括与畜牧业经营有关的经济形势、畜禽供求、国民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物资购销和物价变动等;三是畜牧业科学技术信息化，是利用信息技术快捷与方便的特点，改变传统的畜牧业技术推广方法和手段，加快科技成果的传播和转化，提高畜牧业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四是畜牧业市场流通信息化，指畜牧业生产资料供求信息、动物产品流通(需求量)及收益成本等方面的信息化[13]。畜牧业信息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畜牧业信息服务系统化和网络化;畜牧业生产设施装备信息化;畜牧业技术操作机械化和自动化;畜牧业管理决策信息化;畜牧业劳动者的信息化和知识化等[14]。
笔者认为，畜牧业信息化是指畜牧业饲养设施的操作自动化及数字信息化、畜牧业生产管理的数字信息化、畜牧业经营管理的数字信息化、畜牧业市场流通的数字信息化和畜牧业劳动者的高度智能化等，运用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3S”技术、通信以及网络技术，实现精细饲喂、科学育种、饲养环境的监控、疫情监测、疾病防治以及产品溯源等。
2 农牧业信息化的发展状况
2. 1 国外发展状况世界农业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大致经过3个阶段:第1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第2个阶段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算机数据处理和知识处理阶段;第3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数据库开发、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应用、农业生产自动化控制等的新发展阶段。
农业自动化技术在美国、西欧和日本已广泛应用于工厂化养殖、工厂化蔬菜花卉生产、仓库管理、环境监测与控制以及农产品精深加工中，如配合饲料全部生产流程的自动控制、日光温室中温湿度控制、灌溉及采收自动化控制。通过研制和使用农业机器人，代替人从事一些繁重的农事操作，如苹果收获、挤奶、喷药、组织培养以及作物育种等方面。
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将计算机应用逐步推广到农场范围。典型的农业信息化系统有: 1975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创建了AGNET联机网络，现在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计算机网络系统;美国国家农业书馆和美国农业部共同开发的AGRICOLA;信息研究系统CRIS可提供美国农业所属各研究所、试验站和学府的研究摘要。
美国计算机在农牧业信息化中的应用已相当普遍。譬如:畜禽饲养的计算机化，有管理猪生产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农业机械化的计算机以及在在农副产品加工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其中，计算机在温室环境方面的应用最显其能。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农林水产省就“人工智能与农业”专门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列出了知识工程在农业中应用的一整套实施项目;日本已建立了一些农业生产自动化管理系统，如植物工厂的蔬菜生产管理系统(菠菜、番茄、黄瓜、茄子、西红柿和草莓等已进入批量生产)、陆田水田耕作、畜牧生产、家畜卫生系统、农业工程和机械管理系统等。
德国在农业科学研究中，已广泛使用电子、信息技术等监测和自动控制各种试验场所的温度、湿度、光照时间和强度、风向风速等各项要素，均自动监测和记录;德国还研究出许多用计算机编程控制的试验仪器和设备;在农业生产中，装有遥感地理定位系统的大型农业机械可以在室内计算机自动控制下完成各项农田作业[15-16]。
荷兰在畜禽养殖基础设施以及温室种植方面的信息化工作水平处于世界前列。荷兰的科研人员在十多年前应用数字化技术，在奶牛自动饲养管理系统Porcod系统的基础上研发成功母猪自动饲养Velos管理系统[17]。
目前，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各方面:农业信息网络技术、农业数据库系统、农业管理系统、农业专家系统、“3S”系统、农业自动化控制技术、多媒体技术、精准农业、生物信息技术以及数字化图书馆技术[15， 18]。
2. 2 国内发展状况
20世纪70年代中期，计算机应用技术开始进入我国农业领域，少数农业研究机构开展了计算机农业应用研究，从此农业信息化逐步在我国农业生产当中得以发展应用，具体发展阶段[19]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阶段
阶段时间主要内容起步阶段1981-1985年科学计算、科学规划模型和统计方法应用普及发展阶段1986-1995年数据处理(EDP)、大型数据库的建立和MIS系统开发提高阶段1996-2000年国家在“攻关”和“863”项目中都分别设置农业信息技术重大专题和课题快速发展阶段2000至今农业信息化技术全面向农业生产实际渗透
我国农业信息化进程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系统工程、数据库与信息管理系统、遥感、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应用于农业、资源、环境和灾害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不少成果已得到应用，有些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应用现代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建立了“中国北方草地、草畜平衡动态监测系统”[20]。
中国国家科技部从1990年开始连续支持“农业智能应用系统”的研究与应用，“数字农业”渐成气候，已研制出棉花、水稻、芒果等多种作物的生育全程调控和农事管理专家系统，以及鱼病防治和苹果生产管理专家系统。“十五”期间，国家科技部等部门继续加大对以“数字农业”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以“精准农业”、“虚拟农业”、“智能农业”和“网络农业”等内容为切入点，组织实施“数字农业科技行动”。通过该行动的实施，突破一批“数字农业”的关键技术，建立数字农业技术平台，开发国家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研究开发一批实用性强的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初步构建我国“数字农业”的技术框架，从而加速了我国农业信息化进程[1]。
2003年，科技部“863计划”在生物与现代领域启动实施了“数字农业技术研究示范”重大专项。这些专项以突破一批关键技术、研制一批数字农业产品、开发数字农业技术平台、集成示范应用为目标，构建我国“数字农业”的科学技术体系及示范应用体系。在农田信息自动采集、农田植物生长模拟与数字化设计、稻麦品质遥感检测、数字化种植技术平台构建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1]。“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连续支持“农业智能应用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已研制出棉花、水稻、芒果等多种作物的生育全程调控和农事管理专家系统，以及鱼病防治、苹果生产管理专家系统[22]。由农软开发的农牧场管理系统、育种分析系统和目前尚待完善的实验室数据分析系统、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等已在部分科研管理部门和现代化农牧场推广使用[15]。现在，国内研制的多媒体小麦管理系统(WMS)和棉花生产管理系统(COTMAS)都可以应用于生产[23]。我国与世界各国一样，畜牧业信息建设与利用也是从单机到网络的一个发展过程。在单机应用方面，主要用于生产管理和决策应用[12]。我国畜牧业充分利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资源优势，走畜牧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道路[24]。
3 我国农牧业信息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信息化存在的问题有:农民素质不高、信息化意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不强;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难以形成正常的信息需求;网络成本较高，阻碍了信息化的普及;农业信息化基础工作水平低;信息技术实用性差，农业信息服务体系还没有完成，农业信息网络人才缺乏[25]。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建立在网络化的基础上。我国的农牧业信息网络化的发展虽然对我国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12]。我国畜牧业信息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畜牧业基础设施薄弱，畜牧信息资源缺乏，尤其是能提供给用户的有效资源严重不足;畜牧信息技术成果应用程度低，严重阻碍了畜牧业现代化的发展，这也正是当前实施畜牧业信息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在畜牧业生产部门及基层畜牧场，由于受地域的限制和传统畜牧业的束缚，信息技术的普及远远不能同其他行业相比，从事畜牧行业的人员平均素质也远低于其他行业部门，尤其是基层的管理人员及边远的农牧场，其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26]。
笔者认为，我国农牧业信息化发展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农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及完全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4 我国农牧业信息化的发展方向
1)网络化。信息技术发展是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相互融合的高新技术。
2)智能化。信息技术的智能化发展进步很快，在农业上的应用也将得到长足的进展。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和农业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
3)数字化。数字化内涵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原来的模拟信号被转换成数字信号，实现了在计算机网络上的高保真和快速传播，可以制成数字视频和音频信号在网络上传递，实现远程教育等;二是表现在科学计算可视化和虚拟现实技术[25]上。
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突破一批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建立数字农业技术平台，开发国家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建立数字农业应用服务系统，通过系统集成和应用示范，逐步建立我国数字农业的科学技术体系。在统一的技术标准下，对数字农业关键技术进行研究开发，通过系统集成构建数字农业技术平台，初步形成我国数字农业技术框架。在我国不同生态经济类型和不同农业生产管理类型地区，对数字农业技术进行集成应用示范，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当地农业信息化的跨越发展，加速农业生产由传统、粗放、经验型向智能、精准和数字化方向的转变，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通过该行动的实施，突破一批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建立数字农业技术平台，开发国家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研究开发一批实用性强的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初步构建我国数字农业的技术框架，加速我国农业信息化进程，并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精确化、远程化、自动化和虚拟化[1]。
我国的畜牧业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建设集约化、专业化和优质高效的现代畜牧业已经成为必然[27]。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要通过计算机网络及通讯技术，把畜牧信息及时与准确地传达到用户手中，实现畜牧生产、管理和畜产品营销网络化，加速传统畜牧业的改造和升级，大幅度提高畜牧业生产效率、管理和经营决策水平[26];改变传统的畜牧业模式，使农民依靠信息引导进入市场、组织生产，走畜牧业现代化和信息化之路;加强对畜牧信息化工作的宣传，提高人们的信息意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积极促进畜牧业信息化的发展[24， 26]。当前，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融合所衍生的“精准农业\"、“虚拟农业\"、“智能农业\"和“网络农业\"等均是数字农业的不同侧面，成为农业信息化发展的方向[28]。
笔者认为，我国农牧业信息化应逐步实现农牧业生产的操作的全面自动化以及完全智能化，并最终进入网络化农牧业。
5 我国农牧业信息化的作用
农业信息化、智能化、精确化与数字化将是信息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结果，必将大大推动农业信息化，推动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及可持续方向发展。
作为21世纪农业的重要标志，发展数字农业及相关技术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必然选择的支撑技术，因此将数字农业确立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平台，符合时展的需要。数字农业展现了美好的前景，它将极大解放农业生产力，改变农业作业方式，实现农业生产质的飞跃[1]。先进的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技术将有效地克服农业生产的分散化和小型化的行业弱势。
强大的计算能力、智能化技术和软件技术，使农业生产中极其复杂和多变的生产要素定量化、规范化和集成化，改善了时空变化大和经验性强的弱点。将信息技术与航空航天遥感技术(RS)、农业地理信息系统技术(AGIS)以及全球定位系统(GPS)等相结合，加强了对影响农业资源、生态环境、生产条件、气象、生物灾变和生产状况的宏观监测与预警预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可控性、稳定性和精确性，并能对农业生产过程实行科学与有效的宏观管理[5]。信息自动化技术使现代的养殖业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是形成统一标准化饲养的一种优化养殖方式。它有利于优化畜牧业区域布局;有利于解决人畜混居、相互交叉感染问题;有利于减少与外界接触，减少传染病的预防发生;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保护人们的身体健康;有利于改善畜禽养殖环境和生产性能的发挥;有利于提高畜禽的品质;有利于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推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畜禽生产的宏观管理和相互之间的协调，从而促进畜禽业迅速发展，提高养殖者的经济效益[29]。同时，利用计算机控制实现自动补料、补水和补光等作业，节约劳动力。另外，通过多媒体模拟，可以在最适宜时期扩大生产，在市场行情最佳时销售，从而获得最大利润[30]。
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农业生产过程实现自动化和高效益化;通过计算机对来自于农业生产系统中的信息进行及时采集和处理，根据处理结果迅速地去控制系统中的某些设备、装置或环境，从而实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自动检测、记录、统计、监视、报警和自动启停等，实现农业自动化生产和对自然环境的实时监测[4， 23]。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得以改造，农业生产效率将大幅度提高，生产成本下降;加快新品种选育，提高病虫害预测、预报和防止水平，减少损失，增加产出，获得更大的效益，这将提高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能力，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水、土、气等自然资源，减少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29]。科学指导农业生产管理，增加农副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质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科学化管理，提高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决策水平，最大限度避免自然灾害对农业造成的损失。
6 结束语
推动农牧业信息化有利于实现农牧业生产的全面自动化及数字化;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有利于农牧业生产的集中管理，有利于降低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不稳定性;有利于减少农产品市场波动，提高农业市场流通效率，从而增加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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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连云港市；农村环境污染；面源污染
随着连云港市现代化进程速度的加快，农村环境质量下降与经济社会发展已形成了强烈反差，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对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福利改善的阻碍也将日趋明显[1]。农村生态环境、农产品安全问题以及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已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新的重点和难点[2]。
1.农村环境保护概念及意义
农村环境是指以农村居民为中心的乡村区域范围内各种天然的和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农村环境是农业环境的中心，因此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是保护农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需要，也对提高农村环境质量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2.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类型
2.1农村环境污染现状
目前，农药、化肥和除草剂在农业生产上的使用，农业废弃物的任意排放，乡镇企业粗放型生产经营方式是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点[3]，造成水质变坏、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农业产品的品质，危害农业生产，且易传染疾病，影响居民健康。
⑴畜禽养殖污染面广量大，污染严重。农村畜禽养殖多为无序分散状况，且数量多，畜禽粪尿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造成当地环境（特别是地下水）污染，已成为农村一大新的污染源[4]。
⑵化肥、农药施用强度高，流失量大。化肥、农药的使用，使耕地和地下水受到了大面积污染。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已制约农产品质量的提高[4]。连云港市是农业市，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较高。经农业普查，2007年全市化肥施用量为83236t/a，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施用量达26t/km2，已超过发达国家设置的25t/km2的安全上限。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5]。2007年全市农药使用量约403t/a，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
⑶农村生活污水污染严重，生活垃圾处置系统亟待完善。农村生活污水大多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或沉积在村边沟渠和村庄地面，最终对饮用水源造成污染。另外，全市有60%以上的农作物秸秆未被有效利用，成为污染农村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每年产生的约为70万t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
⑷塑料农膜使用增加，污染加剧。2007年全市地膜使用量为14.54吨，单位面积施用强度为0.09千克/亩，残留量7.09吨，残留率达48.8%，地膜残留危害正在不断加剧，造成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1/5左右。
⑸乡镇企业布局不当，工业“三废”污染严重。受乡村自然经济的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农村环境和农业环境污染。由于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2.2农村环境污染的类型
综上，根据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农村环境污染类型主要分为三类：①现代化农业生产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造成的各类污染，简称农业污染型（面源污染）；②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简称生活污染型；③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简称工业污染型（点源污染）。
3.农村环境污染防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思想认识不到位，环境意识不强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多数农民不能根据作物生长规律、土壤养分状况进行测土配法施肥，只是一味地加大剂量滥施农药，盲目施肥，不仅造成化肥农药利用率不高，而且对环境污染严重。
3.2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加重环境污染
传统农业格局被打破，养殖业与种植业日益分离。畜禽养殖业正向集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不仅污染总量大幅增加，而且污染呈相对集中趋势，出现了一些较大的“污染源”。水产养殖因在养殖过程中投放大量的饵料和肥料，造成河道水体污染。
3.3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需要。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
3.4监管体系不健全，管理人员素质有待于提高
目前环保部门还没有健全农业环境监测的专门机构、专职人员素质低、监测仪器和业务经费短缺，对农业环境还没有常规监测。大多数农产品既无标准化生产操作规程，也无产品质量检测标准，更缺乏必要的检测监督手段。
4.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对策与措施
4.1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关键是要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利用各种媒体，开展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环保宣传和科普教育，在农村营造出一个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宣传环境保护政策、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气氛。
4.2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把农村环境污染防治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污染整治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保护部门切实加强对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开展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化处理等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研究与试点，探索农村治污的新途径和新方法，研究制订农村环境污染防治规划。
4.3完善环保法律体系，加强环境规范管理
农业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必须进入有法可依、依法治理的新阶段。最关键的还是要完善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速对农业环保的环境立法，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4.4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包括：畜禽养殖及集镇生活污水的污染治理，生活垃圾的统一收集填埋，河道“三清”（清淤、清障、清水面漂浮物）以及控制水土流失。开展农村环境污染综合治理，重点抓好水污染治理、饮用水源保护、固体废弃物治理、人畜粪便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
4.5加强科技支撑力度，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业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必须发展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发挥科技、农业、环保等部门的技术优势，联合和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积极开展生态农业研究与建设。
4.6推广清洁生产，加速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处理
在农村推广清洁生产，将农业废弃物、畜禽粪便、作物秸秆等通过资源化途径加以综合利用，这是治理农业污染的最佳途径。
4.7强化监督和管理，建立农业污染监测体系
根据水污染防治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赋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灌溉污水水质、土壤、农产品及基本农田环境污染进行监测的法定职责。同时，农业部门还应承担突发性农业污染事件的调查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开展农业环境整治的技术研究等。根据《环保法》，制订各地各村切实可行的村规民约，把保护环境纳入全民环保行动中。引导农民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引用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绿色”的生产经营方式，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互协调，达到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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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依据本文第一和第三部分的论述，传统知识保护的客体包括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传统科技知识和传统标记三大类，本部分就讨论如何利用当今的知识产权体系对三类客体提供保护。
让我们从基本概念出发。根据WIPO，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记、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和所有其他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发明和创造”。[54] 如果我们把“基于传统的”略去，就可发现，剩下的主题就成为“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记、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和所有其他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发明和创造”，而它们都基本属于当今知识产权体系所保护的主题范围，可分别被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等保护。[55] 因此，问题就变为，“基于传统的”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发明创造、标记和未公开信息等能否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或者说，“基于传统的”能否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障碍？
也许有人会担心，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鼓励人们在文学、艺术或技术上的创新，但传统知识的最大特点却是“传统的”，其间显然存在着很难调和的矛盾，因此传统知识难以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这种担心可能来自对如下两方面理解的不足：其一，传统知识虽然是“基于传统的”知识，但却并非一定是陈旧的或落后的知识；其二，知识产权（例如专利）并不因主题的来源地、技术领域等因素而排除对其保护。[56] 因此可认为，“基于传统的”传统知识并非先验地就可被排除在现有知识产权保护主题之外。
那么，“基于传统的”能否在技术上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障碍呢？一般而言，与现代科学知识相比，传统知识的创造、保存或保持有以下几个特点：（1）创造或流传的年代可能久远；（2）可能一直口口相传，没有固定在固定的介质如纸上；（3）表面上可能由整个社区或民族而非个人创造或保存；（4）传统上可能由整个社区或民族而非个人所拥有；（5）多个社区或民族可能拥有相同的或近似的传统知识。其中，前两者是关于客体的特点，后三者是关于主体的特点。
与之相对应，现代知识产权体系的特点为：（1）要求其客体是新的（商标等标记除外），例如，要求专利应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要求作品具有原创性；（2）要求其客体需固定在一定的介质上，例如，要求专利应体现为具体的产品，要求作品应固定在一定的存储介质上，要求商标具有可识别性并被固定或附着在具体的产品或其包装上；（3）一般由个人创造；（4）是一种私权；（5）具有排他性，针对一个客体在一个管辖范围内仅有一个权利人。同样地，前两者是关于客体的特点，后三者是关于主体的特点。
那么，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貌似矛盾的这些特点能否得到协调统一呢？本文在以上第四部分已经解决了主体问题，认为传统知识在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主体上的障碍。接下来，本文将结合具体知识产权形式，分析对相关传统知识客体进行保护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以探讨当今知识产权体系对传统知识可能的保护。
1.著作权
著作权（版权）是对文学艺术作品提供保护的最佳方式。根据《伯尔尼公约》的定义，“文学艺术作品”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产品（production），而不论其表达方式或形式如何，诸如：书籍、小册子及其他文字作品；讲课、演讲、讲道及其他同类性质作品；戏剧或音乐戏剧作品；舞蹈作品及哑剧作品；配词或未配词的音乐；图画、油画、建筑、雕塑、雕刻及版画；实用艺术作品；示意图，地图，与地理、地形、建筑或科学有关的设计图、草图及三维作品。[57]
根据WIPO报告和本文第三部分的梳理，传统知识的第一类客体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包括的事物有：（1）（口头）文学作品，包括民间诗歌和民间故事；（2）民间音乐作品，包括歌曲和戏曲；（3）民间戏剧和舞蹈作品及其表演；（4）民间美术作品，包括版画和绘画等；（5）民间手工艺品，包括手工艺品、编制品设计、纺织品设计、服装、地毯或其他用品的设计和装饰；（6）（表演意义上的）传统的庆典、仪式和礼节。那么，这些事物能被归入《伯尔尼公约》的文学艺术作品范畴而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吗？
应该看到，根据《伯尔尼公约》的定义和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58] 这些事物中的大部分都可获得著作权或邻接权的保护：形成于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民间诗歌、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和神话等）可以作为文字作品受到保护，民间音乐作品（包括歌曲和戏曲）可以作为音乐作品得到保护，民间戏剧和舞蹈作品可以作为戏剧和舞蹈作品得到保护，民间美术作品（包括版画、绘画、雕塑、雕刻如木雕和石雕等）可以作为美术作品得到保护，民间手工艺品（包括编制品设计、纺织品设计、服装、地毯、挂毯、陶器、瓷器或其他用品的设计和装饰）可以作为美术作品或实用艺术作品得到保护；民间戏剧、舞蹈作品的表演和表演意义上的传统庆典、仪式和礼节等可归为（对作品的）表演而获得表演权等邻接权的保护。
此外，很多民间文学作品在历史上都可能仅是通过口头流传，并未被固定在纸或其他介质上，但这并不构成著作权保护的障碍，因为它们仍可作为“口述作品”获得著作权。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口述作品”是作品的一种，应获得著作权的保护；[59] 《伯尔尼公约》也规定，“不论其表达方式或形式如何”，有关的作品（产品）都属“文学艺术作品”，都应获得著作权保护。[60]
至此就可看到，至少在客体形式上，属于传统知识范畴的文学和艺术创作（及其表演）可获得著作权的保护。但仍存在主体、客体应满足的条件及保护期等根本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澄清。
首先是主体问题。如果一部作品的创作者是属于本土社区的一个艺术家，则该作品可依《伯尔尼公约》或一个国家的《著作权（版权）法》获得著作权保护；但如果因为年代久远、流传区域广泛或其他原因，一部作品的作者未知或根本不可能确定（如已经流传千年的《格萨尔》），则此作品可能被认定为匿名作品。针对此情形，《伯尔尼公约》规定，“对于未发表作品，如果作者身份不明，但有充分理由可以认定该作者是本联盟某一成员国之国民，则该国可立法指定某主管机构代表该作者在本联盟成员国内维护与行使该作者的权利。”[61] 成员国在指定后应以书面声明方式通知WIPO总干事，后者再将此声明通知其他成员国。[62]
此条款被认为是与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有关的一个主要条款。依据该条款，一个国家可依法指定某主管机构行使对某一作品的著作权。并且，可以理解，如果该国法律允许，该主管机构亦可再把这样的权利或权力转委托或转授权给其他机构或组织行使。例如，我国可通过立法指定国家版权局行使对《格萨尔》的著作权，并同时规定国家版权局亦可再转委托或转授权此权利或权力，这样国家版权局就可转委托或转授权西藏自治区版权局或《格萨尔》著作权信托管理机构行使和管理其著作权。并且，如本文第四部分所述，也可依法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公益性信托组织，全面管理和保护国内众多的作者未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如《格萨尔》、《格斯尔》和《俄勒特依》等。
其次是关于客体应满足的条件和保护期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其实可归结为一个问题，但却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依据《著作权法》基本原则，一部作品要获得著作权保护，应具有原创性或独创性，并且保护期一般为作者有生之年加去世后50年（有些国家已延长为70年）。这对于很多重要的民间文学作品而言可能是不足的。例如，对于已流传千年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等属于整个民族的意义重大的史诗类作品，现有的《著作权法》即使能够提供保护，区区50年或70年的保护期也肯定是不足的，因此有进一步探讨利用特别法进行保护的必要（将在以下第六部分具体探讨）。
2.专利
专利是保护科学技术发明和促进科学技术创新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我国，专利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类型。一项发明创造要获得专利权，就应满足相应的条件即可专利性。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应满足的条件包括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63] 外观设计应满足的可专利性包括新颖性、合法性和美观性。[64] 此外，发明或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还必须清楚、完整、充分地公开，其标准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65] 在我国，发明专利的保护期为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10年。
对于传统知识中的传统科技知识，能否和如何利用专利对其进行保护？根据本文第三部分对传统知识客体的分析和归类，传统知识的第二类客体为传统科技知识（和传统生活知识），包括：传统农业技术，传统畜牧技术，传统狩猎技术，传统服装或织布的制作和印染技术，传统食品制作技术，传统医药和医疗知识，传统生育方法，对传统香料如熏香的应用，与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有关的传统生态知识，传统的头发造型方法，传统的骨安置技术和用手语表示数字的方法等。
专利不因技术领域或是否基于传统知识等原因而对某种发明创造有所歧视，如TRIPS协议规定，专利对所有技术领域内的任何发明（不管是产品或方法）都应是可得的，专利权应是可享受的，不因发明的地点或技术领域而有所歧视。[66] 因此，从表面上看，对于这些形态各异的传统科技知识或生活知识，不管它们涉及的是某种传统的产品还是传统的方法，只要其满足专利法规定的条件，都可能获得专利，从而对该种技术方案获得在一定时期内的独占权。
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和比较以上众多形态的传统科技知识和专利法要求的具体条件，就可发现：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传统科技知识或生活知识都可获得专利权的保护，因为它们可能很难突破专利法规定的技术性障碍；另一方面，诉诸专利也并非一定就是所有传统科技知识最好的保护手段，因为它们的技术方案需要充分（尽管可能不是完全）公开，并且获得的保护期也只有20年的时间（对于实用新型等专利则更短）。
传统科技知识可能面临的专利法上的技术性障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新颖性。
新颖性标准的含义是指一个发明创造应是新的，但却不要求绝对地未曾出现或存在过，因为那样会面临取证上的困难。我国专利法对新颖性采取的具体衡量标准是所谓的“混合新颖性”，即对于一个发明创造，在申请日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版物上未曾公开发表过，在国内未曾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也未曾由他人在我国专利局提出过专利申请。[67]
因此，我国的传统科技知识如寻求专利权保护，在新颖性方面就主要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威胁：其一，世界范围内的出版物公开，包括从古到今的所有书籍等；其二，从古到今国内的公开使用或以其他方式为公众的所知。不言而喻，这两方面都可使很多传统科技知识不能满足新颖性的要求。例如，在我国布衣族﹑苗族﹑瑶族和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和使用很广的蜡染技术就可能因为已绵延使用了上千年而丧失了专利法上的新颖性；很多传统的中医药处方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可能曾出现在我国古代的药典或药书（如著名的《千金方》等）中。
当然，如果一项技术从未在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也未曾为公众所知（尽管其疗效等功能可能已为公众所周知），则仍然可申请专利并可能获得专利权保护。例如云南白药疗效神奇，众所周知，但其配方可能从未公开过，因此可以申请专利进行保护。但此时需要考虑专利是否是最好的保护手段，因为如果利用技术秘密的形式则可能得到更为完善、长期和稳妥的保护。
第二，创造性。
按照我国专利法的要求，“创造性，是指同申请日以前已有的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68] 传统科技知识或生活知识要满足这一点也属不易。例如，对于大多数传统农业技术、畜牧技术、狩猎技术和生育方法等，就很难说它们在与现代农业技术、畜牧技术、狩猎技术或生育技术相比时可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第三，实用性。
实用性也称工业实用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69] 因此不适于工业性制造或使用的传统科技知识或生活知识就很难满足实用性要求，例如传统的骨安置技术和用手语表示数字的方法等。
第四，充分公开。
在专利授权和专利权无效等实践中，充分公开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对于传统科技知识来说，也会面临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它们可能更适于用本土语言所描述，而非当今的科技语言，其方案的实现也可能涉及一些区域性条件，而这些条件在别的地方可能很难满足。这些都可构成充分公开方面的障碍。
第五，专利法的明确排除。
为防止专利权滥用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保护社会公共秩序和道德伦理，专利法还设有专门的“道德条款”，并对一些客体作了明确排除。例如，我国专利法就特别排除了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动物和植物品种的可专利性。[70]
因此，相关的主题如传统中医药、藏医药或蒙古医药中对于疾病的特别诊断或治疗方法就不能获得专利权的保护；同理，传统知识中关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及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动物和植物品种也不能获得我国专利法的保护。
鉴于以上多方面的障碍，本文认为，对于大部分已经处于公有领域中的传统科技知识或生活知识，它们已经不能满足当今专利法的要求，因而不能获得专利权的保护。
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与传统知识有关的发明创造都不能获得专利权的保护。恰恰相反，很多与传统知识有关的发明创造都获得了专利权保护。以在我国专利局提起的中医药发明为例，据统计，从我国专利法实施的1985年到2001年，在我国专利局共提起大约一万六千件中医药专利申请，平均约为每年一千件。[71] 其中的很多申请都被授予了专利权。
如果利用有关的传统科技知识培育出新的植物品种，则也可能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育种者权）的保护。根据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72] 本土居民离大自然更为接近，与大自然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其对野生植物或人工培育品种进行开发的过程中，如果培育出植物新品种，则可获得相应权利。
3.商业秘密
如上所述，运用专利保护传统科技知识有很多技术上的障碍，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保护期限太短。与之相比较，运用商业秘密（技术秘密是其中一种）的保护就能克服这些缺陷。
TRIPS协议规定，如果具备三个条件，即信息是秘密的、信息因是秘密的而具有商业价值和权利人对此信息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则该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就可获得相应的权利保护。[73]
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传统科技知识，其中尤其是通过反向工程不易解读的传统医药知识等，都可在此权利框架下获得普遍、方便、低成本和长期的保护。例如，一种特别的传统中医药偏方或验方，可方便地以“祖传秘方”等技术秘密形式被保存数百年之久。对于WIPO报告中提到的运用手语表示数字的方法，也可在一个限定的人群中或社区内作为技术秘密得到保护（在遇到侵权时可能需要证明其是秘密的且因其是秘密的而具有商业价值等方面）。对于基于传统知识创造出来的新知识和新信息，当然也可在商业秘密的框架下获得保护。并且，商业秘密保护与专利权保护是相互平行的两类保护，可以同时运用，互为补充。
4.商标与地理标志
根据TRIPS协议和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商标是用来区别商品或服务的标记或标记组合；可用作商标的标记包括人名、字母、数字、图形、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及以上因素的组合；标记应具有显著性，并可能要求具有可视性；[74] 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地区，而该商品或服务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是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75]
篇8
[关键词]旅游研究；分析框架；发展理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4―0013―07
引言
把旅游作为发展的“工具”，是在旅游活动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和发展成为人类共同话语的背景下提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旅游活动在西方社会大规模兴起，国际旅游迅速扩张。同一时期，“发展的灯塔开始建立”，国际社会进入了“发展的时代”。于是，现代旅游作为人类社会复杂现象的综合体，虽然对其的理解因研究主体的历史视野、社会差别、文化背景不同而出现多样性，旅游分析也因研究目的、角度和方法不同而形成了多个体系，但诸多研究的共同基点正是发展的话语体系。发展作为一个概念如此具有说服力，集合了各类经济和权力不平等，如东方／西方、发达／落后、富裕／贫困等，它已经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发展是一套强有力的思想观念，它引导着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思想与行动，并通过有意识、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影响了世界。虽然后发展时代早已到来，发展这个灯塔已出现裂缝并开始倒塌，但发展话语仍将持续，并影响全球化的建构。从社会科学的理论逻辑出发，在理论化、概念化的前沿，发展始终是一个检验旅游现象的指导性概念。
把旅游作为发展的“工具”，这从根本上预设旅游活动现象代表了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政策的一个综合，并且具有能够决定其对发展的贡献大小的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的经济收入贡献、社会整合贡献、文化保护贡献等方面。正是基于旅游对发展潜在贡献的期望，各国纷纷挤上了这趟环绕地球的高速列车。虽然主流发展理论长期忽略了旅游现象，但发展理论的“发展”却对旅游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被称为“发展时代开始”的1949年到20世纪结束，战后全球发展思想经历了多次转变，大致可以分为3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3个不同阶段发展思想的影响下，对旅游现象的理解相应地经历了3个不同的时期，在各个时期，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贡献着自己的思想，使旅游与发展的分析框架逐步形成，并成为当代多数旅游研究无论研究尺度大小和方法异同都脱离不了的共同范式。本文对这一分析框架的发展演变作初步的梳理，以求在旅游研究“理论缺失”的呼声中进行旅游分析的理论探索。
一、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早期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现代大众旅游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社会转型、技术进步、文化传播等各方面的变化加速；大众阶层的收入增加、闲暇增多、流动性增大等，促使现代旅游的需求膨胀；现代化、城市化、生活节奏加快、环境恶化等诱发了现代旅游的动机形成；交通、通讯技术的提高，各种现代服务设施的改善等，促进现代旅游的供给扩大。现代化的因素促成现代旅游大规模兴起，1950―1960年，全球旅游人数年均增长10.6％，1960～1970年增长9.1％，1970年全球旅游人数达到1.658亿人次。虽然现代旅游的迅速发展同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相联系，但关注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到了其经济特征上。基本的看法是，旅游首先是一项经济活动。早期的研究对经济的重视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旅游所持的普遍的乐观主义态度，对旅游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流露出极大的兴趣，普遍认为旅游在发展中国家有着特殊的以“经济驱动”为中心的作用：(1)发展旅游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开发自己的自然资源；(2)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根据优势贸易原则参与全球竞争；(3)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创汇能力和外汇平衡能力；(4)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所需的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5)能够在发展中国家扩大就业和发挥旅游乘数效应；(6)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区域平衡发展。
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是发展理论建立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发展思想的核心是经济增长。“发展在它的第一拨支持者那里被简化成了经济增长”，“在本世纪50年代，研究的中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刘易斯(Lewis.w.A.)为代表的早期西方传统发展理论认为，发展即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专指经济增长，亦即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指的是“总人口的人均”产出的增长”。经济增长的强调成为这一阶段发展思想的中心，并对整个战后发展思想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储蓄和投资等要素是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理论不是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没有现成的理论工具来分析不发达的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经济增长理论就成为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研究的最初形式。这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被简化成了经济增长的问题，具体地，发展的标准和目的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旅游研究相当多的文献对旅游的经济增长贡献的强调正是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反映，并且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在早期的文献中，国际旅游被视为是恰当的发展援助形式，对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经济作用。国际旅游成了“世界贸易的主要项目，在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出口产业和外汇来源”。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这样的转变需要巨额资本和外来资金或贷款。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一直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通常无法满足上述经济转变的需要，这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把旅游作为获得经济全面增长所需资金来源的手段。相对于初级产品出口的价格、市场、交通等不利因素，旅游被视为是最好的出口替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好贸易形式，在这一贸易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获得的是贸易净出口”。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除了对旅游经济的一般特征的分析外，更多的是强调旅游是一项经济贸易，这从文献名称就可看出，如《旅游贸易》 (Travel Trade)、《国际旅游：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Tourism：International Trade)、《新的蔗糖》(A NewKind D，Sugar)、《国际旅游：国际旅游贸易经济和发展》(International Tourism：The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t Trade)等。在《国际旅游：国际旅游贸易经济和发展》一书中，作者指出：“国际旅游是全球对外贸易的最大一项，对于一些国家，它已经是最重要的出口产业和外汇收入来源；对另外一些国家，它是一个潜在的经济增长的资源”。“在过去的10年间，穷国和富国的经济差距扩大了，但是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创造新的工业以及使农村、农业发生转变，任务艰巨。旅游的联系就在于从国际旅游者那里得到的收入可以作为其他产业的投资外汇来源。这一潜在好处已受到广泛注意。”。1963年联合国国际旅行和旅游罗马会议认为，“国际旅游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外汇收人来源，一个刺激工业发展、开发自然资源和发展服务、通讯产业(它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的源泉，而且，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劳动力。”世界旅游组织明确提出：“世界旅游业发展将有助于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助于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保证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和进步。”
对发展中国家旅游发展的研究试图将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式隔离出来，对国际收支、就业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相关经济活动、部门间联系、旅游乘数效应等的研究，支持了发展中国家促进旅游业的政策，如“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有积极客观的影响”、“国际旅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影响，国际旅游值得进一步研究，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提高生活水平的另一途径”等。这一时期也有许多研究者对发展中国家旅游业的经济贡献问题持相反的意见，包括布里顿(Britton)、布莱登(Bryden)、特纳(Turner)、布鲁曼(Brohman)、威廉姆斯和肖(Wil―liams＆Shaw)等，他们对发展中国家旅游业的漏损问题、发达国家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控制等提出了批评。经常引起争议的是，对旅游业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大量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的小岛屿国家以及北非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而对发展中大国的实证研究却不多。结果表明，在西印度群岛、加纳、冈比亚以及土耳其，获得的仅仅是边际性的成功，相比之下，墨西哥、斐济、坦桑尼亚以及塞舌尔则是成功的例子。这展示了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多样性经历。
围绕“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20世纪50年代兴起了以“传统一现代”为核心概念的现代化理论。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早期旅游分析，受到了现代化理论的较大影响，发展中国家旅游发展的支持论正是沿着旅游发展――经济增长――现代化的路径展开的。到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受到依附论的极大挑战。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旅游业的批评，正是以依附论的“核心一边缘”概念为基础来展开的。如布里顿就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业就如同初级产品的出口一样是中心发达国家对边缘不发达国家的掠夺，依靠旅游业来获得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存在非常多的限制，甚至是不可能的。
总之，在旅游和发展研究的早期阶段，支持论的研究方法和现代化理论一脉相承，反对论的理论路径和依附论发展思想密不可分，两者一起构成了早期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分析框架的基本流派。
二、功能主义的旅游影响研究
发展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这种变化的简单理解就是人们开始对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各种弊端以及一系列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行了全面反思。在以增长为中心的理论指导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加上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遭到失败，促使许多发展研究者，包括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对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思想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是对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观点的逐渐扬弃，同时在肯定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注意到发展包含了社会多维变化的过程。西尔斯(Seers)在1969年指出：“如果这些核心问题(贫困、失业、分配不平衡)中的一个或两个，特别是所有问题变得糟糕了，那么即使收入翻番了，把这种结果称作发展是奇怪的。”托达罗(Todaro)认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因此，发展应该是一个包括整体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的多维过程。缪尔达尔(Myrdal)认为，发展不只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包括整个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过程的上升运动。1969年起，美国人率先发起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生产总值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此后，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研究者提出了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新观点，反映了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其研究报告中批判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经济增长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衡，由此酿成的生态危机，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这种观点得到了环境主义者和工业化批判者们的支持。提出应该把发展与生态联系起来考察。于是发展被定义为“发展=经济+自然”。1981年，布朗(Brown)论证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的可行性。1983年，佩鲁(Perroux)提出了新发展观，强调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以及文化价值的关键作用。
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旅游作为一个整合社会的全球力量，在被当作那些失去传统产业以及仅仅希望提高一般经济境况的国家或社区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的过程中，在获得增长的同时却带来了越来越显著的环境、社会效应。20世纪70年代，旅游活动在全球范围迅速发展，使接待地社会和环境受到了空前巨大的压力，有的已经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强调不期望的旅游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的消极影响”，“某些被普遍接受的看法促成了关于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的越来越热烈的讨论”，“结果是这样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对旅游的发展效应提出质疑的讨论”。
旅游是赐福还是祸害(a blessing or a blight)?对于多数研究者，当然是后者。虽然麦肯内尔(MacCannell)早期曾提醒不要过分强调对旅游的“道德谴责”，但他后来又把旅游者视为“一支不带枪炮的远征部队”；他和史密斯(Smith)都对旅游者 给接待地社会造成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做出了分析，如认同散失、社会疏远和冲突等。
一些批评者的提法要严酷得多。特纳(Turner)和阿什(Ash)把大众旅游者称作我们这个消遣时代的野蛮部落(成吉思汗马队)，“淹没了不够进化的社会”。纳什(Nash)把旅游视为帝国主义形式，“这样的发展会导致人与人的分裂以及人自身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实际上就是旅游体系变化的主要外部根源”。德卡特(De Kadt)将联合国发起的一次会议的成果以《旅游是发展的通行证吗?》为标题编辑出版，其中有关旅游的环境影响分析阐述了旅游导致目的地国家环境退化、资源破坏的问题。这种大约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主要起源于英语国家的关于旅游现象的新研究动向，后来被称之为“旅游影响研究”，在当时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北美的旅游研究始于旅游影响研究。旅游影响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已经成为学者们从发展角度研究旅游的热点所在。由于客观上的需要，这时的旅游影响研究逐渐形成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3个基本领域。这种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根据旅游的不同功能部分进行划分研究，而较少注意第三世界社会变化的历史过程和旅游对加剧现实的不平等所产生的作用。也就是说，旅游影响研究离政治、经济的方法越来越远，逐渐演变成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式，力图在一个难于取舍的境地中树立一种中立的观点。功能主义的分析普遍乐观地坚持，旅游的负面影响是可以通过良好的管理和恰当的政策得到解决的。
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全建立(图1)。1982年马西森(Mathieson)和沃尔(Wall)在他们的《旅游：经济、自然和社会影响》一书中把旅游影响的各种研究发现整合为一个概念性的框架，在这一框架里，旅游过程被划分为3组基本的要素：动态因素、静态因素和因果因素，并被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之下。“旅游是一种复杂现象，融合了各种纷繁多样的变量和关系，其中的一些主要变量及其彼此的关系构成一组概念性框架结构。”这一旅游影响的概念性框架对后来的旅游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全面发展的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旅游的经济、自然和社会影响的研究很快地集中于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旅游，以及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使旅游更有利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替代性旅游”、“持续性旅游”、“社区旅游”等成为主流的话语。这种转向深受发展研究在所谓的后发展时代出现的一系列替代运动的影响，“替代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参与式发展”、“性别与发展”、“全球化与发展”等就是替展思想的不同表达，其出发点是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强调首要关注的应是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以及使相应的资源、环境基础得以维系。
“可持续”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出现。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于1983年成立，于1987年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其所反映的发展思想使“可持续发展”被普遍接受和运用，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所有发展框架的标准参照。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共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和《里约宣言》，标志着人类的发展观出现了重大转变，为人类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拓展了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国家经历的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引发了对大众旅游的各种质疑，寻求一种对自然、文化和社会更少伤害的旅游形式的呼声不断增多，较多的研究开始转向替代性旅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替代性旅游成为旅游文献中最常见的词汇，被学术界和实践者界定为包含了多种活动和多种类型旅游者的形式。“事实上，替代性旅游的概念几乎被当作是和大众旅游相对的所有对象的所指”，内涵广泛到基于自然的、生态的、环境友好的、绿色的、民族的、文化的、原住民的软性旅游和生态旅游。正是对地方自然、社会、文化和传统价值的注重，倡导者主张旅游发展的负面效应是可以通过发展替代性旅游加以预防的，同时可以将其积极作用加以放大。这样，替代性旅游就被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设想持续性旅游发展可以促进所有资源得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加以管理：在保持文化的完整性、基本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延续体系的基础上实践经济性、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对持续性旅游的支持势如潮涌，可持续旅游原则的讨论和实践最终发展成为具有独立理论和方法的研究领域，大量相关论著正在席卷整个旅游意识领域，不同的定义相继出现，不断丰富着可持续旅游的理论理解和实践发展。一些国家和机构采取了鼓励持续性旅游发展的实际行动，官方旅游部门及相关机构发表的文献奋力挥舞着绿色旅游的大旗。1990年在温哥华召开的全球国际旅游工作会议颁布了《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战略》，构筑了可持续旅游的基本理论框架，并阐述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主要目标：(1)树立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旅游可以对环境和经济做出重大贡献；(2)促进发展中的平等；(3)改善旅游接待社区的生活质量；(4)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体验；(5)保持环境质量(其余所有目标都依赖于此)。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把旅游视为一项有着特殊生态、社会和文化贡献的重要经济产业，并把可持续旅游的推广作为其工作的一个目标。为了响应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及其行动计划，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了《关于旅行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旅游组织和岛屿发展国际科学理事会在西班牙召开了“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大会通过了《可持续旅游发展》和《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计划》，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作了系统的说明，提出可持续旅游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制定了推广可持续旅游的具体操作程序，标志着可持续旅游研究已经进入了实践性阶段。
在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运动基础上，紧随着对现展主义的反思和后现代话语的建构，在全球化影响显著增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把民主与参与、少数的权力、全球化与地方化等概念引人到分析方法中，把旅游与发展的研究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出现了社区旅游或旅游业中的社区卷入、社区参与、性别与旅游、旅游业中的妇女参与、民族旅游、全球化与旅游等充满挑战的研究主题，逐渐形成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参与、赋权”为关键的反传统发展主义的分析路径(图2)。显然，这样的分析已经把旅游完全置于发展话语的框架内，把旅游和发展研究的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来审视。在这样的框架下，大量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是旅游的单向性讨论，而是更加关注与旅游现象相联系的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生态发展，以及旅游和发展带来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生态变化，更加关注通过旅游这一人类社会活动综合体折射出的发展的困境与未来。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