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的特点范文
时间：2024-01-25 17: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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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化 去农业化化 再农业化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它表明事物自身发展的整个过程是由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诸环节构成的。其中否定之否定是过程的核心，是事物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矛盾的解决形式。以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历程，则从总体上经历了“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过程。
一、农业历史发展过程
（一）古代传统农业
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耕作方式有了转变，铁锹、爬犁这种工具开始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角，这些“先进”的农业工具催生了农业的第一次革命，使“原始农业”走向了“传统农业”发展的道路，土地产量相比原来有了“质”的飞跃，在漫长的3000年时间内，农业经济发展缓步前行。传统农业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传统农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二）近代工业化农业
科技的第一次产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和第二次产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于20世纪初期），以机械化和电动化为主要标志，不仅促进工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在封建土地制度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这一转变大体上起始于19世纪中叶，到二战时期，近100年历史。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近代农业的发展策略是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工业化的积极方面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但负面影响是高能源、高消耗、高污染，造成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
（三）现代生态化农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农业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农业发展成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基础产业。生态农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改善传统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农业生态化，就是以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基础，尊重生态自然发展规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从技术特征来看，常规意义上的现代农业技术特点一般包括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当今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还要注重上述技术特点外，要更加关注到现代技术的新特征：生物化、信息化、安全化、环保化、循环化、标准化等特点。
二、农业发展辩证过程
（一）基本发展过程的辩证启示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世界范围的农业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即传统农业是简单的农业化，对原始社会的农业进行了扬弃，使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代表的农业从原始生产方式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方式，即第一产业――农业。而近代农业，则是以工业化的理念和手段对传统农业进行了升级，其积极方面是使粮食产量突飞猛进，不但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同时还能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和工业原料。但由于过分依赖科学技术，而对传统的“天人合一”农耕理念进行了扬弃，提出了“向自然进军”理性的狂妄，并尽情地享受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一次次。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的每次征服，都将得到自然对人类加倍的惩罚。于是近代工业化农业走向了历史的尽头，建立在生物、信息技术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现代农业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以生态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农业，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同，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代农业是对传统农业、近代农业的现代扬弃。
（二）再农业化对农业化和工业化的本质跃升
现代农业从本质上对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进行了辩证的扬弃，并实现农业本质的跃升。生态农业的目的在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上和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特点：（1）综合性。即按“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全面规划，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并使各业之间互相支持，相得益彰，提高综合生产能力。（2）多样性。即针对自然条件、资源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充分吸收传统农业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多种生态模式、生态工程和丰富多彩的技术类型装备农业生产，使各区域都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各产业都根据社会需要与当地实际协调发展。（3）高效性。即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层次综合利用和系列化深加工，实现经济增值，实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效益，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4）持续性。即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常规发展为持续发展，把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现代生态农业在借鉴传统农业优秀思想理念有：（1）天人合一理念；（2）精耕细作思想；（3）有机农业思想；（4）农业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吸收了近代农业的科学思想和工业化手段。但现代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只注重粮食产量的提高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为：（1）粮食产量高和质量好相统一；（2）种植业与林、牧业协调发展，共同发达；（3）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4）机械化、电气化水平高与劳动者的直接参与相结合。
总之，以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历程，则从总体上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即“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过程。其中，工业化阶段是去农业化，即对传统农业的异化，而再农业化，则是对传统农业的现代扬弃，同时也对工业化（去农业化）进行了扬弃，即继承了传统农业的积极理念和近代农业的正确思想，真正意义地实现天地人现代生态理念的统一。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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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乡村的未来会怎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乡村的历史以及由悠久的历史所形塑的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李铁强所著《改造传统农业：一个学说史的梳理与分析》（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乡村社会的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传统农业生产以较低的土地生产率与劳动效率为特点。它依靠传统的资本进行生产，经济增长主要靠密集的劳动与土地要素的投入。但在既定的生产要素约束下，所有资源都得到了有效利用，使传统农民具有了类似现代企业家的经济理性。第二，鉴于较低的土地生产率，人们对土地产权的竞取热情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在许多传统农村社区，有大量的公用土地。与产权共享习俗相一致，人们的合约方式更多地依赖于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习惯，或者说，人们之间的各种合约更多体现着道德的要求而不是经济关系。农村社会的贫困主要缘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与农业生产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三，农村社会内部也会有差别，如基于人口循环所造成的穷与富的差别；由于身份不同所造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异，但这种差别不足以酿成大的冲突。农民们的生存压力往往来自于乡村社会外部，如政府的苛捐杂税将农民推向饥饿的边缘，就会使农民在生存压力下起来反抗。显然，这种反抗并不是为了改造传统农业社会，而只是求得生存，是一种消费意义的行动而非生产行为。第四，漫长的农业生产社会实践造就了独特的农民意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农民文化传统，其核心内容是天人与人际的和谐。基于这样的道德诉求，要求人们重视对自己内心的观照与行为的约束，重视对集体意志的顺从以及作为集体意志代表即共同体中权威的服膺。
传统农业社会将被现代化的洪流所湮没吗？如果是那样，我们由几千年农耕文明所涵养出来的乡愁，将何处寄托？显然，传统农业社会不能固步自封，应积极融入现代社会。但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现代转型并不意味着要摒弃传统，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以及伦理观念，是传统农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应努力加以保存的方面。李铁强认为，传统农业的改造，应该建立在伦理与环境的可持续理论上，它应该以生态为中心而不是人的自利为中心，应该以天人以及人际和谐为中心从而避免天人以及人际的紧张对抗，应该致力于人的生活质量的实质性提高。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并不否认工业化对农业的支持作用，但不主张以工业化的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它坚持认为，农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可以兼容传统与现代性的文明。
基于上述目标，改造传统农业可能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首先，要素投入不足，劳动力与土地的装备率低，生产效率低下；其次，社会制度不利于农民与农业；第三，现代化伊始，传统社会有可能面临着被解构的危险，传统伦理价值的体系崩溃会让农民无所适从；第四，在一个市场霸权不断扩张的时代里，小农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这种联系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在与工业世界交易的过程中，小农可能处于一种十分不利地位。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解决，传统农业社会的现代转型将很难取得成功。
《改造传统农业：一个学说史的梳理与分析》一书重点阐述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实现机制。作者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实现机制，基于自由资本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视角，其答案是不同的。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现国家不同经济部门的联合，使农业社会越过传统的藩篱，进入到现代经济部门的行列。者认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促使小农经济直接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才能彻底消灭农村社会的阶级对立，并克服小农生产的落后性。民粹主义者基于对农民集体主义意识的强调，认为通过农民的合作，完全可以使农村社会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来。表面看来，这是三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昭示着三种迥异的经济体制。但是，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三种理论在关于农业发展的许多问题上，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着许多相同的方面。综括起来，关于现代农业的建立，离不开市场机制，政府作用十分关键，而农民的合作精神也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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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与农业经济増长方式的转变“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1]形成这种均衡的主要条件是：(i)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传统农民世世代代使用的祖先传下来的生产要素，并不因为长期的经验积累而有多大改变;(2)如果把生产要素作为收入的来源，那么，获得与持有这种生产要素的动机也是长期不变的，
即人们缺乏增加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激励;(3)由于以上两种状况的长期不变，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也处于长期均衡状态。
传统农业收入流的来源是传统的生产要素。当追加的收入流来源被局限于传统要素时，相对于表现为实际收入的边际产量而言，这些要素的价格是高昂的。收入流来源价格高，亦即向传统要素投资的收益率低。这对传统农民把收入中的更大部分储蓄起来投资于这种要素缺乏足够的刺激，储蓄和投资不能增加，传统农业长期停滞的状态也就不可能打破。
如果仅限于对传统要素做出更好的资源配置以及对传统要素进行更多的投资，实际上无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充其量也只能有很小的增长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来源的关键，在于给予农业投资以平等的获利机会。舒尔茨(TheodoreSchultz)指出：“我确信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概念。
应当是投资的收益率。如果农业中得到的收益率等于或高于其他经济机会的收益率，那么就意味着，就每个单位的投资而言，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等或更大一些。”[2]换言之，把农业改造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投资问题，即必须使农业投资变得有利可图。
在什么情况下对农业的投资才是有利的呢?由于传统要素是高昂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农业投资不能投向已耗尽其有利性的传统要素。“处于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一定要以某种方式获得、采取并学会有效地使用一套有利的新要素”B1。这些新要素可以使农业收入流价格下降，使农业投资变得有利。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廉价的新生产要素新在哪里?新生产要素的新特之处，实际上就是许多经济学家反复强调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技术变化。“一种技术总是体现在某些特定的生产要素之中，因此，为了引进一种新技术，就必须采用一套与过去使用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的生产要素。[4]”第二，新要素为什么可以成为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这是因为，新要素比传统要素有着高得多的产出效率。从世界农业发展的实践来看，“最近几十年在许多国家里农业生产的增加显然是巨大的。这些增加表明农民对新经济机会的反应。一般说来，这些机会既不是来自可以定居的新开发的农用土地，也不是来自农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这些机会主要来自更高产的农业要素。[5]”这样，单位产出中投资成本的比重就下降了，从而使对新的现代要素的投资比对传统要素的投资更为合算。一旦辨明了隐蔽在技术变化中的新的生产要素，经济增长源泉的问题也就基本清楚了。
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就是要把停滞、贫穷、落后的农业部门，转变为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部门。要实现由长期停滞到快速增长的转化，唯有用高生产率的现代农业要素去替代已耗尽有利性的传统要素。因此，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业技术进步，是改造传统农业和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之举和根本出路。
2产业结构升级与农业经济増长方式的转变
理论研究和经验事实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业和服务业的资源占用比重呈不断升高的趋势，而农业资源份额则显著地下降了。产业结构的这一转变，恰恰为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了有利环境。
过多的劳动投入和过少的资本、技术投入的均衡是传统农业资源配置的基本特点，也是传统农业低效率的根源。传统农业要实现发展，就必须打破资源配置的这种低效率均衡，这依赖于资源的两方面流动:过剩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和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入农业部门，从而在农业部门形成高效率资源对低效率资源的替代。产业结构的转变，为农业部门这两类资源的流动提供了条件。钱纳里(H.Chenery)和赛尔昆(M.Syrquin)关于经济结构转变的多国模型证明，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升级(由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来表示)，农业单位产出所使用的资本量在不断提高，而所需劳动量却明显地减少了。这说明，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农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格局由传统型在向现代型过渡。
在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农业生产率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在农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大量存在，早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不断加快。“一旦人口迁徙和资本积累使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减少，其相对工资便会增长，农业的赶超过程也就会发生。因而，和其他部门相比，这一部门的资本密集度提高得更快一些，这是和要素生产率的连续增长相关联的。结果，农业开始缩小生产率的差距。[6]”进入发达阶段，“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农业，多数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由劳动生产率低速增长的部门转变为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最高的部门。”
在产业结构实现成功转变的过程中，农业产出也在不断增长。产业结构转变导致农业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着农业产出绝对量的减少。这是因为，(1)农业份额的下降是与工业、服务业相比较相对比重的下降，它是由农业的增长率慢于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率造成的;(2)农业份额的下降，从资源供给的角度看，主要是劳动力份额的下降。这种份额下降在结构转变的大部分时期，也是相对下降，只有在结构转变的后期，才会出现绝对量的减少。与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这种相对量甚至绝对量减少相对应，是农业部门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的增加，还有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在钱纳里等人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伴随产业结构转变的农业发展过程，就是农业比重逐步下降和农业资源现代技术含量及产出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步变化过程。或者说，农业发展的基本标志:一是宏观经济结构中农业份额的下降;二是伴随农业份额下降过程的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3组织制度创新与农业经济増长方式的转变
在传统农业中，绝大部分经济活动是在微观经济组织内(家庭或农户)进行的，只有少量的经济活动是由超家庭的中间组织和更高层次的地域性组织或国家进行的。就各层次组织所进行的经济活动量占社会全部经济活动的比例而言，是以家庭经济活动为基础，各种中间组织的经济活动居次要地位，地域性或国家宏观组织的经济活动更少的金字塔结构。
现代农业组织结构区别于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间组织(主要是服务于市场交易的社会化组织)的充分发展及其经济活动比重的大幅提升。在现代农业中，不仅产前、产后的各种工序被分离出去，就是产中的部分重要工序也先后独立出来，形成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原来由一个农场完成的各种工作，现在则由专业服务组织分别承担。许多社会学者特别重视中间组织的地位，认为中间组织的发育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区分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标志。与传统农业金字塔式的经济组织结构相比，现代农业组织结构是以中间组织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占据主导地位的菱形结构。从经济组织结构演进的角度看，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为上述金字塔型结构向菱形结构的转变过程。
决定农业经济组织结构变迁的因素有多种，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农业商业化进程中交易关系的改变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与交换是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随着市场交换范围的扩展，农业中的专业化分工日益发达。农业专业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农业组织形式创新和农业组织结构变迁的过程。只有为大规模市场交易而进行的生产，才能由专业化经济组织承担。现代农业中间组织的发展，实际上就是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扩展。
农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同时表现为农业组织的企业化。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生产决策类型由生产导向的自主决策转向市场导向的自主决策。或者说，生产目标由产量最大化转向利润最大化。第二，产出中自给性消费部分日渐势微，市场销售量成为总产出的主要构成。第三，对于现代企业来说，要素已不一定或不可能完全自有，而主要通过交易契约获得。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这种交易契约仅限于土地要素时，农业生产单位还不能完全具备企业的性质;只有当这种交易契约同时遍及到非土地要素时，农业生产单位才被企业化。第四，农业部门的资本投入能够获得与非农产业部门大体相等的利润率。从本质上说，农业组织企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者经济人本性的组织体现。
农业组织的企业化与规模化是密切相关的。当农业生产组织的目标转向利润最大化时，当农业市场扩大导致农业领域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提高时，当农业贸易特别是高级市场交易带来不断增长的利润从而使农业资本积累加速时，当农业日益成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时，当非农产业部门就业机会的增长对农业劳动力形成较大吸纳力时，农业组织的规模化就不仅是必要的事情，而且同时成为可能。虽然农业组织的规模化受制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结构，因而会使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规模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规模的合理化是经济发展的普遍和一般的规律，并不以国别或资源结构的差异而转移。农业组织规模合理化的基本趋势，是小农业向大农业的转变。雷纳(AJ.Rayner)和英格尔森特认为：“由于作为新技术一个不可分割部分的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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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我国CPI持续走高，其中食品价格更是一路飞涨，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所谓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农产品在“最后一公里”出现了价格上涨最多现象，是现代流通体系尚未对我国传统农业实施服务与改造的结果。工业品流通有现代服务业体系的支撑，所以工业品没有出现产品价格“最后一公里”问题。因此，要想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关键在于扭转农产品缺乏现代流通体系的不利局面，也到了理论界认真研究现代服务业如何改造中国传统农业问题的时候了。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著作中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改造传统农业新的生产要素，这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中级阶段水平，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①，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未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依然主要依靠以工哺农等非市场化路径来发展农业，严重制约和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笔者曾在《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拙文中，理论上论证了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以工促农的市场化路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1]61，但未从实证角度论证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本文将予以弥补与完善，并从理论上完整地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重视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应伴随经济学家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偏见，以及追溯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思想开始。首先，1958年农业经济学家科克伦（Cochrane, Willard. W）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他是从农业技术引进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技术的跟进和应用心。拉坦和速水佑次郎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两国走的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认为应该为农业发展补充最稀缺的要素技术。换句话说，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安排，而不是取决于其技术的可能性（林毅夫，1988）。
综合当前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业（Producer Services）等领域，并把生产业作为高级生产业或现代生产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国外文献简称为APS）研究范畴，这一点与国内把服务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区别。目前，在浩瀚的外文文献中，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关系研究上。Kenneth A. Reinert（1998）从贸易理论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构建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
在国内文献中，黄佩民、孙振玉（1997）首先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这一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概念。随后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这一问题。李桐山（2003）认为，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服务业，具有与市场机制、高新技术和信息平台相适应等特点，并提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13]。刘立仁（2005）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不仅应包含大力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内容，而且也应把其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首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14]；韩坚（2006）认为，农业生产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15]；陆云福、温月清（2007）以苏州市为例，刘峻岭（2007）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我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意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另一部分学者赞成使用“现代农业服务业”这一概念，因此，在内涵界定中出现了概念混乱等现象[1]62。本文认为，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更能体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总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在实践领域已经承担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功能，本文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并试图系统地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
本文从产业耦合视角出发，从理论上证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 并寻找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被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生产者，应包含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所有产业的生产者。因此，根据服务与改造对象的差异，本文将现代服务业依次划分为改造农业的现代服务业、改造工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它们与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关系及形成机理见图1。所谓工业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工业生产提供技术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和商务等服务。其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工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智力、金融和现代商务的服务。
图1 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从狭义上讲，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传统服务业一般是指餐饮等与吃、穿、住、行相关的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产业结合的新产物，主要产生于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17]。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因此，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18]。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会拓展新的领域和增加新的内容，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出来，旧的现代服务业也就逐渐“沦落”为被改造的传统服务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本文引入的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本文试图为学术界和实践中着力引入的新概念。所谓的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从工农业和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而又经过适度产业耦合的，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产业[1]62。本文继续沿用刘立仁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分类标准，将农业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现代农产品物流、良种引进服务、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介服务、现代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14]。农业现代服务业最核心的功能是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等优势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帮助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产业标签。因此，农业现代服务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传统农业大国，急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引植和服务。当然，现代服务业的孕育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滞后，国民教育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循序渐进。
（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依据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技术需要
服务业发轫于工业，而工业又发轫于农业，所以，从产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农业中最优秀的要素依次被工业和服务业剥离了，那么，农业成为弱势产业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蜕变，仅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和技术革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外力即外来的技术和服务，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技术、现代信息和管理技术，而现代服务业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的部门[19]。因此，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技术不仅可以由现代服务业来提供，而且与现代服务业的本质内涵相匹配，同时也是其拓展发展空间的自身需要。
2.现代服务业拓展利益触角的空间需要
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界定，主流经济学家更多地将眼光聚焦在为先进制造业或者工业的服务上，而对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的服务与改造功能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在实践领域农业现代服务业已经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伴随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与之相关的农业现代服务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农业现代服务业实践效果最明显。同时，现代服务业要想获得新的增长领域也需要拓展其发展空间[20]，将利益触角从城市、工业延伸到农村和农业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一方面会形成现代服务业多层次、多领域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会由于产业耦合而给三次产业带来蝴蝶效应、规模效应和由技术变革带来效率效应。
3.改造传统农业有产业耦合的功能需要
现代产业间的界限越来越淡化，是产业冲突走向产业耦合的产物，也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耦合一般是指两个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物理学上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农业成长的主要驱动力，也导致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界限日益淡化。现代产业耦合在形式上表现为体系内产业要素彼此影响、联系和联合，在本质上形成了更强的新型产业发展要素或者业态。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三次产业耦合的结果，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不仅拓展和延伸了现代服务业的服务价值链，而且在客观上也促进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同时，有了农业现代服务业就让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有了互动的桥梁。因此，运用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不仅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三次产业间耦合的功能需要。
4.重塑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的创新需要
造成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绩效较差的原因，有中国工业化水平偏低和产业结构畸形等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长期依赖的传统。中国农业现代化过多依赖于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这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传统路径依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已成功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本无可厚非，但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也应随之改变或创新。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就变成了旧路径依赖，根据马兰·阿瑟的路径依赖理论，旧路径依赖具有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即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路径依赖都会依照已形成的技术路线实现规模模仿效应，而对新的技术形成排斥并固化制度实现的已有方式。要克服旧路径依赖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形成锁定效应，应确立现代服务业在改造传统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巨大改造作用。唯有如此，中国农业现代化才能获得通过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新路径依赖所带来的比较优势 。
四、实证分析
上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机制与原理，本节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进行验证。我们选择中国农业总产值代表中国农业现代化或者现代农业发展的指标和因变量②，以农业现代服务业的现有实践领域为相关维度，即以农业保险、农业贷款、现代农业信息等农业现代服务业为自变量，以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和有效灌溉面积为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GAP为农业总产值，即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总产值；TAV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包含农用大中小型拖拉机、农用排灌柴油机、渔用机动船、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的动力；AFC为氮、磷、钾和复合肥等农用化肥施用量，EIA为能够实现有效灌溉面积，AL为农业贷款，即金融机构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贷款余额，AI为农业保险，即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机构获得农业保险保费收入，MAI为现代农业信息，限于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因，本文用18岁以上农民网名数量来衡量。
（二）计量分析过程与结果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在做回归前需要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做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Eviews5.0进行平稳性检验。首先，我们对因变量GAP进行原始数据水平（level）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2.770571，均大于1％（－2.6453）、5％（－1.9530）和10％（－1.6218）的数值，对GAP进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检验后，发现结论和原始数据（level）水平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是一样的，即不能通过GAP的平稳性检验。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6.291557均小于1％（－2.6522）、5％（－1.9540）和10％（－1.6223）的数值，因此可以认为它在二阶时，有99％的可能性是平稳的即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其次，对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发现了TAV、AFC、EIA、AL、AI、MAI等自变量都在无法通过level和1st differential下的无单位根的检验，即都是非平稳的。本文依次对这些变量进行了2st differential后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其中TAV、EIA和AL的ADF值均大于1％、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而AFC、AI和MAI的ADF值均大于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在二阶时，有95％的可能性是平稳的。
虽然每个变量都不能在水平（level）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条件下获得平稳性检验，但在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看出，因变量和自变量具有单阶同整特征的，即通过了协整检验。因此，不同变量虽然它们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2.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避免在回归中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我们使用OLS方法对我们建立的多元方程做整体回归分析，虽然F值＝340.3280＞（6，24）＝2.43，即通过了F检验即回归方程整体显著性强，但我们发现，只有FAC和AL两个变量通过T检验，其他变量都没有通过，而且出现了TAV和MAI的相关系数为负值情形，这与实际的经济因果关系是相背离的。因此，在模型（1.1）中的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
其次，我们计算各解释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均值和方差。结果是一些解释变量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尽管＝0.9884，整体上线性回归拟合度非常好，但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值基本上都不显著，也表明模型中解释变量确实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另外，做辅助回归模型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等，都得到了类似结论，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赘述。
3.逐步回归分析及结果
首先，我们采用White（1980）的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减少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影响。另外，本文有32个观察值的样本，符合怀特检验为大样本检验的要求。
其次，运用上述OLS法逐一求GAP对各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简单回归方程，并在综合考虑经济意义与统计检验等因素的基础上，选出拟合效果最好的一个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在本文6个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农业总产值（GAP）与农业机械总动力（TAV）的线性关系最强，拟合效果最好，结果见表1。
最后，将其他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逐一代入（1.2）方程，根据新增变量对模型的贡献大小，以及对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见表2），经比较后剔除一些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著的变量，最后确定如下模型：
通过比较值（见表2），我们发现加入了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明显增强，另外，F值也有了较明显地增加。
五、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计量模型的结论
1.控制变量TAV（农业机械总动力）、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但TAV正相关性最为显著。三个控制变量两两组合和共同带入回归方程，其结果是AFC和EIA均未通过T检验，可见，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实践中，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对传统农业现代化影响有限，更多地体现在农业机械化上。所以，本文最后只选择了TAV作为唯一的控制变量。
2.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AI（农业保险）和MAI（现代农业信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相关性强弱依次为AL、MAI和AI等变量。
3.在TAV为唯一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中，我们将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带入计量方程后，比较前后模型的，发现回归的系数显著，显著提高，假设得证即以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现代化有较强的显著影响，即有较强地改造与服务传统农业的作用。但将AL、AI、MAI带入后，发现回归方程中MAI（现代农业信息）的T值为－2.403036，即未能通过T检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农业信息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或实现农业现代化中作用并不显著，当前中国还未能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这与农民上网实际数量、目的和需求相吻合，同时，农业保险虽然在逐步回归中通过了相关检验，但回归系数很小，可见，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现代化的作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通过对控制变量（传统 的农业现代化要素）和解释变量（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现代化要素）对因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过程及其结果来看，我们发现，控制变量TAV对因变量的影响最显著，依然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虽然，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检验，但影响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要素还需大力推荐与引植。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等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初展其锋芒，但理论界对其研究较少，仅有少量的文献资料可阅，因此，在很多问题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共识。应该说，本文是比较早的系统地研究了此问题，或许能为理论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做点前期推进研究工作。但本文认为，在以下两方面研究还是不够，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一是需要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差异性等问题。本文用的是全国数据来做计量分析，因此，需要进一步分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三个层次做实证研究，也许会得到更有益的计量结论。二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如何从制度设计与政策激励上，大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有效地形成新型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注释：
篇5
关键词现代农业；内涵；特点；存在问题；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5739（2011）11-0367-01
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人口膨胀、耕地减少、粮食供给压力加大等问题日渐突出。普遍存在人均农业资源占有率及利用率低，劳动生产率低，粮食生产科技水平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所造成的减灾、防灾、抗灾害能力低的“四低”现象[1-2]。可见，基于传统模式的农业发展已经严重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现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就发展现代农业的问题及建议探讨如下。
1现代农业的内涵及特点
发展现代农业就是要用现代物质条件、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产业体系、现代经营形式、现展理念发展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具有四大特点：一是突破了传统农业生产的局限性；二是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三是突破了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四是突破了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
2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一是农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产业优势和规模优势日益显现。经过多年的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由单一种植业为主向优质生态农产品及深加工业发展转变，由产量、数量型增长为主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为主转变[3]。二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向纵深推进，初步构筑起贸工农相衔接、产加销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坚持以龙头企业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运用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延伸了产业链条，拓宽了发展领域。三是科技创新推广转化能力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支撑作用日益增强。建立起以镇农技推广部门和龙头企业、协会为主体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形成镇、村两级完善的农技推广网络。四是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农田水利、道路改造和农机装备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4]。五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稳步发展。
3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依然存在
一是思想认识在淡化。由于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等工作任务较多，同时农业地位的低下，农业工作存在放松和部分失管现象。二是为农服务在退化，科技支撑力量还比较薄弱。镇级农技体制行政化倾向严重，农技人员在岗率低、知识结构单一、业务素质不高、服务手段落后，与农民对农技的需求不相适应，工作开展难度大，现行农技体制有待改革。
3.2农民就业创业能力低，抗御风险能力有限
农村实用人才缺乏；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关系不紧密，带动能力不强；农业标准化生产程度不高；农户分散经营，集约化生产程度不高等问题也都不同程度存在。此外，农业保险体系尚未建立，抗御自然风险的能力不强，应对市场风险机制缺乏。
4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对策
4.1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切实保障有效运作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组织是解决目前农业领域小规模生产、粗放型经营、分散性组织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组织；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管理服务的作用。
4.2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促进适度规模经营
一是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在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是搞好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一项重要举措。应健全保障机制，并且健全激励机制，鼓励农户把闲置的承包土地流转出来。二是提高规模经营质量和水平。抓好政策导向和培训，选优汰劣。三是探索新型经营形式。在坚持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要积极探索新的土地规模经营形式。
4.3围绕发展现代农业，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
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提升传统农业、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优化产业结构、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农业是第一产业，也是基础性产业。但就产业而言，比其他非农产业具有明显的弱势，不但点多、线长，而且短期效益不明显，任何时候都需要政府加大支持和保护力度，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4.4加大科技投入，引进农业技术人才
要整合科研力量，加大科研投入，组织科技攻关，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多方面引进农业科技人才，认真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切实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继续开展“阳光工程”，使农民熟练掌握1~2项实用技术，真正做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5参考文献
[1] 卢良恕.论新时期的中国现代农业建设[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3）：4-6.
[2] 陶武先.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与着力点[J].中国农村经济，2004（3）：4-12，33.
篇6
所谓“巧实力”，它是综合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一种整体的战略运用能力。“巧实力”之“巧’主要在于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适时适度地将各种资源综合平衡运用，以灵活的方法应对复杂的现实变化，从而取得利益的最优化、最大化。
现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气场很好，全省上下干劲十足。无论从资源、人才、科研、文化、区位及政策等方面的硬实力、软实力应有尽有，但与工业及新兴科技产业相比，湖北农业发展的"短板"现象仍然明显，这既受农业固有的产业条件影响，也与传统农业惯性的发展思路有关，需要有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植入‘巧实力”的创新理念，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跨越式发展。当然，“巧实力”不仅只是一个概念，我们应从实践路径上来探讨其表现形式。
品类定位的路径。这里是讲，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企业要结合实际，根据比较优势，寻找新品类定位并长期坚守。比如福娃集团在创业初期，虽然走出了由大米加工向深加工的迈进，但由于只是跟随其他企业一样做米果、仙贝和雪饼，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一直不温不火，有时还出现生存困难。2009年，福娃集团在穷则思变的过程中，找准了“糙米食品”这个新品类，通过设计、改造推出的“福娃糙米卷”走向市场就成为明星产品，一举改变企业的困境，引领企业跨越式发展，打造出中国糙米食品第一品牌。今后他们还将深挖糙米脆、糙米棒、糙米薯条、糙米蛋卷等糙米系列食品，不断巩固糙米食品的领军产品地位。
福娃集团的成功，并不代表湖北农业企业的整体大进步。纵观湖北农业企业发展现状，如粮、油、茶等行业，大多数企业还是在看政策、讲投资、拼价格式发展，虽然有些企业是在按市场规律操作，但其产品创新和市场运作技巧大多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加快提升湖北农业企业运用“巧实力”操作市场的综合能力，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品牌价值的路径。品牌是潜在顾客心智认知中的核心竞争力，它能帮助企业创造顾客，占领市场，获得溢价。但品牌不仅仅只是取一个响亮的名字，或喊一喊的口号，它是需要企业用真心真情长期去打造的结果。劲牌酒业之所以成为保健酒行业老大，是他们长期对质量的承诺和对服务的倾注，才打造出强势品牌。
除了品牌创建以外，品牌输出更显“巧实力”价值。河南“好想你”枣业，开始只是一个小作坊，但坚持品牌创建之路。品牌有了知名度后，进行品牌输出，现在已建有陕西、新疆、甘肃等多个合作种植基地和加工企业，全国设有2000多家专卖店，成为行业领军企业并成功上市，打造出了买全国卖全国的传统农业跨越式发展样板。但湖北农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产业固有特点和综合实力等原因，普遍表现在打造品牌上或认识不够，或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又形成了恶性循环，使企业长不快、长不大，甚至消失，这些很值得深思。
模式创新的路径。经营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模式，其本质是创新。传统农业，大多是处在种养殖和生产加工等低附加值环节，产业链条短小，而产业链上下游的种苗、研发设计及市场营销又缺乏知识和资金条件。这样致使不少中小农业企业不敢、也不会创新经营模式，只好固守传统模式，导致农业企业创新发展不足，发展不快。
其实，经营模式创新很简单，就是为消费者创造什么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去创造这一价值，这是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必须认真操练和实践的“内功”。举例来说，近几年兴起的农业生产中工厂育秧、农业合作社、农机专业联盟，食品产业中的专业品牌运营商等都是经营模式的创新。 其思路就是明确客户是谁？他们要什么？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突出市场价值优化，有效地去组合资源。有些资源是自己擅长的，有些不擅长，那就需要整合一些自己所能整合的资源；而另一家企业就要去整合它所能有效整合的资源，这样两种与客户对接的方式，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经营模式。
有需求，就有经营模式，有不足，就有创新的余地。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农业，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有创新经营模式的条件和潜力。
创意农业的路径。传统农业有运用创意发展的最佳优势。创意农业是利用科技、文化、旅游、人文等多种因素，对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资源进行设计、改造与提升，从而拓展传统产业功能，提高产业附加值的新业态。创意的好坏可决定一个企业或行业的兴衰。砖茶曾是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的优势农产品，如我省赤壁市的砖茶历史悠久，一直是茶马古道的起点，是砖茶的主要代表。但由于没有顺应国内外市场结构的变化，一直走不出“低质低价”和市场缩减瓶颈，现在一些茶场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与此同时，近几年湖南省安化市挖掘砖茶的加工工艺，整理衍化砖茶功效和发展历史，定名黑茶，大肆进行宣传公关和产地旅游，一举成为全国黑茶的正宗产地，名声响了，价格翻翻，年产值奔向百亿元。又如，今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小鲵”再现湖南衡阳》的文章，看后才知道，早在1899年一位外国人就在湖北宜昌发现过两尾这种动物，正宗产地应在湖北，但湖南又有通过创意宣传把‘中国小鲵’正宗产地居为己有之嫌，稍加开发、衍生又将是一个大产业。这只是利用历史文化因素创意的例子， 传统农业创意的价值是无限的，现已在全国许多省市迅速展开，但湖北还显准备不足。
篇7
农业发展关乎国计民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农民收入。农田水利工程开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农业灌溉、抗洪工作的开展情况，更为农业生产力以及农田使用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有效保证，影响到农业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情况。信息技术自提出以来，开始应用于各个行业中，更在水利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就农田水利信息技术手段的有效发挥进行分析，以提升农田灌溉的效率。
关键词：
农田水利工程；信息管理技术；生产效率；可持续发展
当前，很多地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开始通过大型机械设备代替人力消耗，但是部分不发达地区仍未对此问题加以重视，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一直不高的困难局面。就农业工作开展情况而言，水利水电工程的开展情况将直接影响到农田的灌溉、抗洪等工作情况，借助信息管理技术，能够使得传统的水利工程变为智能化。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收集以及处理，并农田作业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数据，并预测相关数据，为农业生产工作提供参考。所以，想要保证农业生产中的农作物灌溉、保护，必须提高农田水利利用效率，结合信息技术手段。本文就农田水利工程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
1农田水利信息技术特点
相对于传统农业管理技术，农田水利信息技术具有智能化信息收集与传输、方便用户体验、信息数据及时反馈等特点。下面就具体技术特点进行一一说明。
1.1智能化信息搜集、传输
相对于传统农田水利工程，借助农田水利信息管理及时，可以完成对水源、灌溉作业的全天候监控，并将相关信息整理后进行处理、传输至数据库中。借助智能化信息数据收集，能够对农田水利的信息进行汇总，包括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以及水利灌溉的频率等。通过信息反馈，可以为农田后期作业工作的开展加以指导，保证工程作业执行的针对性、有效性，提高工作最大化效率。
1.2用户体验
农田水利信息涉及到5个层次，即采集、传输、数据、应用、用户层，前期工作的开展必须借助设备、智能化工具，用户层测试在基本工作均完成的情况下，服务于农业工作人员。对农田信息的统计，可以为农户提供更为直观、准确的数据参考内容，成功规避了传统农业工作中的片区分散化工作特点。结合农户体验工作情况进行分析，信息技术手段的执行农田工作的开展更具针对性、科学性。
1.3信息及时反馈
农田水利信息管理技术的实施，可以成功为农业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全天候监测，通过信息传统以及分析，反作用于农田实际作业中。所以，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能够随时弥补农田工作的不足，帮助用户提出应对方案，保证农田工作的进行。
2农田水利信息管理技术应用分析
农田水利信息管理技术，能够为农业工作人员提供相关信息数据的分析结果，帮助提升了农业作业的效率，并更好地保护了农田、水源。下面就具体应用内容进行分析。
2.1构建农业配套政策
在农业工作中实施农田水利信息管理技术，能够将作业工作中的全部信息进行收集并加以整理，最终反馈给农业工作人员。技术的实施能够规避或者降低了灌溉以及防汛工作执行中的不足问题。所以，要求基层农业单位在进行农业管理时，还要构建与工作开展实际情况相配套的农业指导对策，来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工作的指导，强化农民自身的农业素质以及综合能力。
2.2打破传统农业管理方式
虽然，农业在我国经济比例中占据较多，很多地方也在农业种植以及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很多的机械化，降低人力投入，并实现工作最大化效率。但是，部分地区依旧延续传统家庭式生产作业，不但无法进行统一的管理，还降低了农业工作的效率。所以，要求基层单位转变传统的农业管理方式，建立生产合作小组，结合信息系统的反馈数据进行全面灌溉、及时灌溉，提高农田作业效率，并通过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2.3组建专业农业技术人才队伍
水利信息管理技术在农业工作中的逐渐实施和推广应用，系统传递以及反馈的信息开始变得丰富且多样化，而一切工作执行的前提都是人员，所以缺乏专业人才进行实施监督以及信息解读，会直接造成信息获取遗漏问题。因此，在应用水利信息管理技术的同时，不但要考虑到农业管理措施的完善，还要不断补充专业人才。专业人才的上岗必须进行专业考核，合格者才能上岗，以为水利信息管理技术的实现提供人才保障。
3结语
篇8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技术选择；农事实践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6―0167―05
从文化生态学派的观点看，各民族的文化都是对该民族所生存的自然生态条件的适应模式，地方性知识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和环境适应性的特点。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农业生产经验丰富，科学知识却贫乏。科学知识在农事劳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却为农民所乏有。专事实用的农业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差异较大，农民农事实践中的技术选择却也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契合性。需要用科学的眼光加强对地方性农业知识的挖掘整理，增加其传播途径、扩大其影响范围，使呈凌乱状和消弭状的传统经验型农业知识科学化、系统化、知识化，改变其自生自灭的原生状态。契合性视角下，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中，农民应该增加科学知识的修持和运用，充分发挥地方性知识的环境适应性，运用这种契合性创造一种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业实践。
一、地方性知识的提出
地方性知识是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中提出的概念。吉尔兹延续了韦伯关于理解的论述，认为文化是一张充满意义的网，人们置身其中，人类的社会行为始终受到各种知识系统的引导和规范。它强调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从“距离相近”而非“距离相远”的视角来理解事物的象征意义。
地方性农业知识历史久远，属于特定的区域，是传统农业积淀的产物，是农民的乡土实践与方法。它内生于农(牧)民和农(牧)业，具有一定的地域适应性，且大多有传播限制，和地理地貌、气候、水文等条件息息相关，它是一种动态的集合体，是建立在试验、消解、传播以及接纳的基础之上的地方化了的知识。正因为这种地域适应性，地方性农业知识多有较强的生态价值。
人们倾向于认为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仿佛二者不可调和。而事实上，二者间的隔阂并没有也不应该如此之深。在格尔茨那里，法律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律和民族志都是与所在地方相关联的议题，当法律作用于不同地域的人群时，由于政治、文化、经济、地理等背景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地方性法律。同样的，科学知识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加以理解，它的发挥作用需要以当地文化为基础。从根本上说，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都应被看作是在历史实践中，尤其是社会与制度环境发生和发展的产物，二者需要互为补充。
二、甘肃的农事实践
农事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从事的一切实践活动，如作物的播种、田间管理、积肥、治虫、除草、防灾、农机具维护以及家禽饲养等。而所谓技术选择，是指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条件下，社会成员对于更好地生存和生活的一种主观努力，它既是对于另一种完全或相对不同于农民生存和生活技术的选择，也是指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的选择与实施，既是指人们对做事情的工具的选择，也是人们对做事情方法的选择。
在农事劳作中，农民的技术选择体现了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交锋。每个农民都仔细权衡各个地块在实施某种措施后所产生出来的有利或不利影响，以及生产技术条件和环境因素等等，在历史绵延中既有继承也不放弃创新。在技术选择中，农民会依据社会、经济、文化和地域性因素来做出决定：究竟是选择内生的、传统的“土法”，还是选择普同性的科学知识，抑或是兼而有之。
(一)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砂田是甘肃中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独特的抗旱耕作方式。这是当地农民为适应干旱少雨且蒸发量大的气候条件而创立的用养结合的耕作方式。砂田不能无限期使用――长期不施肥或少施肥带来了土壤肥力下降，产量降低――老砂田的肥力枯竭不可避免。如果想要对砂田进行重新利用，就必须进行较长时期的更新。而起砂、铺砂的劳动量是非常惊人的，并非一两个人在短期内可以完成，有时候甚至需要一代人。正如吕永峰所言，找到一种克服或弥补砂田缺陷的办法，至关重要。
甘肃的地方农业科学研究所和甘肃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研发了若干适合于老砂田耕种的作物，以农业科研单位和农技推广站为依托，整合项目和资源，使得甘肃的砂田作物种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出现了诸如会宁的砂田西瓜和甜瓜产业、靖远的砂田西瓜产业、皋兰的红枣和西瓜产业等。在甘肃皋兰，在包括科研机构以及民营的红枣经营公司所设立的沙枣研究所的帮助下，加之林业部门的配合，实践出在老砂田上种植枣树、套种金银花的方法，万亩旱砂田变成了增收的枣园，营造了“皋兰模式”，或为陇中地区解决老砂田困境破题。
在这里，有两种貌似截然不同的两种话语体系和共同体：一方面，是创立砂田的当地农民，这一传统方法的源头可追溯至明朝，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传统技术；另一方面，是代表科学知识的共同体，由农业科学院(所)和农技推广站以及相关农业辅助机构组成，有一个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持有科学技术。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种子的改良与推广、土壤条件的改善和土地规划利用、化肥和农药的应用和指导、病虫害的防治以及其他各种农业条件的提升。我们很容易看到来自于后者的“专家”对于前者的诟病和压制，前者被看成是无知、被动、没有主见的单向度人，可见，两种知识的对接并非易事。正如法国农民学者蒙德拉斯所言，任何进步，尽管在别处进行过实验，但仍需在每个地方接受实验。一种新事物要顺利进入具体的农业区域，首先要完全适应那里的具体环境。
但农民们接受了基于品种试验和砂田改良的科学知识。究其原因，表面上在于他们看到了其中的产量和由此带来的效益，深层次上在于两种知识在表层对垒下存在对接的可能。
(二)田间管理
提及抗灾，人们习惯想到的是动员各方力量，将其理解为繁杂浩繁的系统工程，似乎离开科学技术、专家献策和政府动员就无从谈起。冰雹灾害也是袭击西北地区的一种常见灾害，每年五至七月为高发期，岷县、镇原、临夏、漳县、会宁、永登等地为多发区。甘南高原、天祝和岷县等地的冰雹出现的年平均日数高达6―16天。对于冰雹灾害，老百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据清朝刘献廷所著《广阳杂记》：“土人见黄云起，则鸣金鼓，以枪炮向之施攻，即散去”。这种通过枪炮来驱散冰雹的方法，完全符合冰雹驱
散的科学原则，后人对其多有赞誉。“土法”蕴含着“科学”，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齐集于同一种技艺，两种“知识”的界限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明显。此外，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天水当地还流行着在田间撒草木灰来除草的办法。
甘南草原近年来由于过度放牧、挖金沙、挖虫草和天敌减少而变得问题严重：鼠害猖獗，牧草减少和植被覆盖度的降低。处于食物链下端的鼠类和兔类获得了极大的生存繁殖空间。甘南草原上的地老鼠学名鼢鼠，专以草根为食，加之其疯狂的挖洞本领，使原本脆弱的草原植被不堪承受，竞相枯死。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牧民们自有一套传承千年的生态伦理：当地藏民信奉藏传佛教，不会去捕鼠，天然地具有强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他们真诚地相信神山时刻在监视着高原上所有的生灵，他们甚至没有老鼠是害的观念。
但毕竟鼠患严重影响到牧民的日常生产，对于如何灭鼠，传统牧民认为，应该通过自然调节的方式，由生物天敌来对付鼠患。这种“习惯法”在遭遇过度放牧、挖金沙、挖虫草和天敌减少而变得满目疮痍的草原上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而当地政府主导的方式则主要是通过化学农药“鼢鼠灵”和“c型肉霉素”灭鼠，这一方式和藏民的理念产生了冲突。
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地方性和全局性的对冲，貌似两种价值观的对立。但这一对立并非不可调和：在甘南，有很大一部分藏民在经历了退牧还草、轮牧和异地迁徙之后也已经接受了农药灭鼠的理念并自觉参与到了灭鼠的行动中来，有的还主动请汉人助其灭鼠。而经过人工治理的草场，基本上看不到堆起的黑土，生态效果较为明显。
(三)耕作制度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各式耕作制度，它强调精耕细作、重视复种、用地和养地结合，充分利用地力。耕作制度的改制(简称“耕作改制”)，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范畴，它是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种植者对于累积下来的轮作、套种、间种等所做的调整。对于耕作制度所作的调整，农业史上一直不断，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针对当地干旱少雨的自然条件，甘肃很多地方都进行了耕作制度的不断调整和对土地进行深耕深翻等做法。如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定西县的青岚乡大坪村的经过改制以后的土地轮作方式是：豌豆、扁豆一小麦一马铃薯一谷子一莜麦一胡麻；豌豆、扁豆一小麦一马铃薯一小麦一谷子一莜麦一胡麻等多年轮作制。养地作物豌豆、扁豆占了l/3，达到用地养地的两相结合，对于恢复地力有着较好作用。轮作制度加上土地的深耕可以有效遏制当地的严酷自然环境、抑制杂草丛生、防治病虫害的危害，同时也可以调节用水用肥。在陇东、陇南等棉区，实行了棉、麦套种，大大减轻了棉蚜的危害程度。还有一些地块实行了水旱轮作，改变了野燕麦的生活环境，因而杂草数量也明显减少。
形成一种耕作制度的客观基础，一方面是该地区的自然条件，比如气温高低、无霜期长短、日照时间、雨量多少、灾害性天气等气候因素，还有诸如地势高低、土壤性质、水利资源等地理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农业生产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农作物价格、耕作技术、肥料供应、灌溉设施、品种资源、栽培经验、农业机械、劳动力多寡等作用下的产物。农民们接受了来自农技推广部门的建议，在种植步骤、耕作措施上以及作物品种上服从了来自后者安排，但亦不放弃微调，在改制后的地块上套种一些占地面积小的作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对接之可能。根本而言，知识体系之间的对立，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关系，农业实践本身就是在社会历史关系中产生的，需要在发展着的社会、历史与政治表达中考察。
三、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契合
在科学知识的大传统遭遇地方性知识的小传统时，双方拉锯的力度把持至关重要。认识主体与客体高度统一的地方性知识存在着一种意义协商机制，它强调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从距离相近而非距离相远的视角来理解事物的象征意义。当然，我们肯定地方性知识在破除“我族中心主义”观的同时，也不能陷进“地方中心主义”的泥沼，滑入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对地方性知识持无原则无条件的肯定过分而枉顾普世科学知识的价值。
农民采用何种类型的技术，同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农民做出的决定是综合包括自然限制和社会约束多个变量的函数。农业技术的选择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它不仅仅指涉工具对象，也内含使用工具背后的思想和观念，技术既有物质性的一面，也有非物质性的一面……技术是有关‘实践’的知识，它包含在有关如何行事的程式或方法之中。
在农事劳作中，农民们面对现代科学的冲击，不是被动地接受或者反对，而是保持一种审视的眼光，在观察和实践中对农耕技术和方式进行灵活调整。农民始终对自己的生产劳动保持清醒的认知，在传统知识及实践经验的指引下，对现代农业科技进行科学而理性的审视。地方农业实践具有明显的可塑性，它是根据不同的雨水、土壤、土地坡度、市场机会和劳动力供给条件而做出调整的一整套技术。这种“地方农业实践”具有明显的开放性，这是综合了作物产量、劳作时间、劳力条件、气候状况、地理条件、市场行情等方面所作出的灵活选择，是农民的生产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生存策略，用格尔茨的话说，这种地方农业实践是“建设性”的。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对垒与对接最终统一于农民的在农事劳作中的技术选择，而农民的“地方农业实践”具有适应环境的先天性禀赋和灵活特质，这种“地方化的艺术”是有选择的、理智的、生态的，它以其独特的可塑性和重构性，使得知识在历史绵延中不断承传。
虽然传统地方性农业知识包含了生态机理，并表现出睿智的地方适应性，但由于缺乏系统总结、改进与创新，也没有创造出经济和生态的双重效益。需要用现代科学阐发其机理，改进其操作，并使之标准化、精确化、操作化。另外，从传播途径和范围而言，许多传统农业技术只是建立在口传亲授的基础上，传播范围窄、传播渠道单一，使得地方性农业知识出现了断代和消失的危险。因此，需要用科学的眼光加强对地方性农业知识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增加其传播的途径，扩大其影响的范围，使呈凌乱状和消弭状的传统经验型农业知识科学化、系统化、知识化，改变其自生自灭的原生状态。
总体而言，地方性农业知识的更新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而科学知识则是更替的、常新的，传统农业知识在面临科学知识的更新状态，需寻求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环境适应性”，而非仅仅具有“自然环境适应性”。这就需要用科学知识来引导、改善和利用地方性农业知识，当前的农业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条件下，充分挖掘地方性农业知识的潜能，寻求实现现代生态农业的新途径，使其在发挥自身作用的同时，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服务一方经济。
四、契合性视角下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演变
传统农业由于其自身局限性，面临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历史性跨越的问题。在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发展现代农业不能走规模化、机械化和高投入、高产出的西方途径，而现有国情也决定了我们不能采取日、韩等国依靠高补贴维持小规模农户高收入和高价格的做法，必须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因此，我们发展传统农业转型既不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简单“回归”，也不应是对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模式的“拷贝”，而必须是对传统农业生态理念的延伸和现有农业生产模式的革新。是对传统农业模式的综合性改造，其综合性首先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和技术。
科学技术作为现代农业的第一推动力，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它对于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农业生产过程的精致化、农业配套设施的完善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等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离开了科学技术，农业的发展就缺乏有效的支撑。而农民作为一线农业生产者，对科技的掌握尤为欠缺，这成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中的掣肘因素。因此，必须增加农民的科学知识素养，强化其对农产品加工、贮藏保鲜技术、食品营养学、食品化学、微生物发酵等技术和知识的认知。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系统，不仅包括农业的装备水平、投入产出能力，还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科学技术运用、组织管理、生态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多个层面。现代农业不仅是一个生产性产业，还是一个农产品生产、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为一身的聚合体。
而专事实用的地方性知识不仅可以维护乡村田野景观，保护生态多样性，传承传统农业文化，而且在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要用生态学的观念改造传统农业，用科学知识改造传统农业知识，充分利用地方性知识的生态呵护作用和地域适应性。因此，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过程中，除了充分利用科学知识，我们还需要整理、挖掘、拯救地方性农业知识，扩大其应用范围，让掌握农业科学知识的农民自觉运用地方性农业知识和传统农业生产经验，并结合地质地貌和水文气候等地域条件，创造出一条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把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结合起来、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生产环境的结合起来，从而将我国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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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农业产业结构；县域经济；特色经济；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5-0041-02
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农业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与必然选择，是实现农业与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从建国初期到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多年农村经济改革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取得了诸多阶段性成果，较好地解决了每一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更不能无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不少结构性问题的存在源自于路径选择。
1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性考察
农业产业结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形成和发展是一定环境和条件作用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存在不同的农业产业结构，所以农业产业结构随着条件的改变而应不断调整，因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过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在先后进行了四次结构性优化调整。或者说，三十年来，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4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与增收。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主要措施为调整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发展家庭小规模的畜禽养殖。这一阶段，在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下降，相应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的基础上，较之于解放初期，开始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整个农业经济有了较大改观，农民收入在增长基础上有所增长。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政策与措施主要是改变以往单一的农业结构，着重实现种植业内部的多样化与合理搭配，适当发展农副业经营。第二阶段（1985-1991年）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目标较之于第一阶段更为具体，主要是采取措施加速粮食转化，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大幅度调减粮食和棉花播种面积。就政策效果来说，由于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和调控，农业结构确实有了较大的变化。但是由于政策设定过于理想化并未达到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目标即农民增收与农业经济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缺乏配套措施，结构调整没有着眼于社会经济的整体性而只局限于相对狭小的范围内。针对第二阶段的问题，第三阶段调整（1992-1997年）在“确保粮食稳步增长，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基础上，着重“把粮食生产摆在首位，稳定播种面积，提高品质，提高商品率”，其主要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益。这次调整基本实现了其设计构想，但是农民增收始终有限，人口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被提到日程上来。
自1998年，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其直接诱因是农产品价格出现结构性下跌，严重影响农民增收。在新形势下，农业生产面临着新的环境条件，农产品的市场条件和供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我国传统农业的生产经营模式虽在历次产业结构调整中有较大变化，但并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很难适应这种变化，农业产业结构问题十分突出。加之所谓开放市场体系中竞争机制的影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又面临着所谓国际竞争而缺乏相应的产业保护政策与措施，盲目追求所谓农产品贸易体制与国际接轨而又缺乏实际措施仅仅停留于表面现象。传统农业所面临的人地矛盾问题再次凸显，而与之相应的多功能选择在新形势下被错视为非现代化因素加以摒弃，导致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度，水土流失趋势日益严重，危机农业和整个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阶段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必须重新审视农业生产经营的合理选择，有选择地利用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目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问题与应对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第四个阶段，面临着诸多新的环境条件，需要解决众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以往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有新环境所决定的新问题。无论如何，必须对以往的结构调整做出总结分析。以往三次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都属于资源型结构调整，应建立在资源优化配置基础之上。经过三个阶段的调整，我国农业结构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区间资源差异较大，农业技术差异较小，因此，资源型的农业结构调整必然带来地区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单纯追求农产品产量往往导致农产品品质下降，农业技术与生产资源配置不协调，农业生产抵御风险能力显著不足。我国最大的国情在农业领域的反映便是农业人地关系矛盾，这一情况造成资源利用技术效率下降而使得农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受到根本性限制。
我国农业生产存在的主要根本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人口增加，农业生产资源匮乏。其中主要是耕地资源不断减少，水资源紧缺。灾害多、损失大。农业生产的综合生产能力低，农田水利基本设施老化；农业生产规模小、效率低，相应的风险抗御能力差。
一般将促进传统农业现代化作为农业经济基本问题解决的根本路径，也是整个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产业机构的优化调整是近三十年来实现所谓农业现代化道路上的主要措施与几乎唯一的路径选择。三十年来，尤其是第二个阶段以来，多将这一路径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首先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真正做到让农业经营活动根据市场导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其次要充分发挥现代技术的成果与传统技术的优势，将二者进行结合，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利用市场机制与政策倾斜相结合，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以适当合理方式，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克服农户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最关键的一点是要通过现有的市场与社会经济条件，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以解决中国农业历来最为突出的人地矛盾。市场路径的选择确实解决了我国农业经济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其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现代化的适应方面。但是也因此使农业产业结构遇到了新的问题。
但是，在市场引导下自发进行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这一故有传统农业经营方式与所谓现代市场之间有兼容性的一面，更有自身较强的特点。过分强调市场导向作用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往往事与愿违。但是，历来一般的政策都强调顺应市场要求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但是这样的调整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对解决农业生产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显得无能为力至少是乏力地零敲碎打。换言之，尽管传统观点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市场机制的不足，但实际上，这是农业经济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强制性改变的措施选择是不明智的，一般情况下，发挥自身区域优势的适应性调整才是合理的。
3 县域特色经济的理性选择
解决上述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传统农业经营方式之间所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传统农业本质特征的认识与路径的选择。传统农业分散经营的特点要求产业结构调整落到实处，应当主要着眼于县域之内的具体实施效果。县域经济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重要基础，为上述目的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条件，而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必须突出自身特色。
县域经济是基于县域区划的区域经济，落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小单位。县域经济具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即经济总量小，资源稀缺；资源条件雷同；经济结构富有弹性。县域经济应当是特色经济，以特色优势为特征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式。其关键在于特色优势与资源配置模式，特色优势强劲，环境支撑有力，主导产业作用明显。发育良好的县域特色经济一定拥有一个处于主导地位的产业以及以该主导产业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而以县域作为农业的基本管理单位的传统使得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
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目标的实现最终要通过县域经济来实施，而县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又需要借助农业结构作为现阶段的重要路径。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应以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布依据进行划分，强调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同时适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转变以往县域经济在县级行政区划的地域范围内，依托县城和中心镇，以市场为导向，以非农经济为主导进行县级政府调控，优化配置资源，协调发展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做法，在特定资源禀赋条件下，回归县域以农业为主，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特色经济中农业经济的主导优势。
现代市场机制并不完全适应传统农业，而调节二者关系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往往多重视宏观整体性的全局问题，对其实现的具体性问题关注较少，这恰恰是不符合传统农业特征的。县域经济是我国社会经济最具活力与内涵的经济形式之一，是目前弥合二者关系的最佳路径之一，而县域特色农业经济是这一路径的直接有效结果。
4 结语
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性历史成果说明，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定会面对不同的历史环境，并解决不同的现实问题。我国现有农业产业结构所面临的问题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出了更多要求。鉴于历史经验，不仅要做出政策性调整，还要对其调整还应做出新的路径选择。产业结构调整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县域特色经济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理性选择与有效结果，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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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论文摘要: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中国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目标与农户理性经济行为不兼容，财政支农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影响财政支农政策效果。为改善财政支农效果，必须优化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结构，改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环境。
一、问题提出:财政对农业投资效益的反思
财政对农业投资在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其原因主要在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独特的地位、作用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稳定农业生产，保证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等。财政支农政策目标体系内部各项目标之间关系较为复杂，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性。优化财政支农政策，协调财政政策目标，对于提高财政支农绩效，促进“三农”问题解决和城乡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财政对农业的投人总量也逐年增长，但其占财政支出总量的比重却在降低。从绝对量来看，财政对农业投人从1978年的150. 6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 97亿元，增长了20. 1倍，而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13. 43%下降到7. 85 % 。与此同时，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值、主要粮食产量和农民纯收人增加的各项目标和各项目标协调程度来看，效果均还有较大改善空间。
已有的关于财政支农绩效的实证研究都是检验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和结构对农业产值、农民收入和主要粮食产量的影响。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就业领域扩大和农民收人来源的多元化，应该用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的产业结构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和主要粮食产量等的影响来衡量。为此，利用1978一2007年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和结构数据以及农民收人产业结构等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和主要粮食产量作实证分析，以真实反应财政支农资金的绩效，揭示财政支农支出中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分析财政支农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对财政支农绩效的影响，为提高财政支农绩效提供理论支撑。
从影响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财政支出来看，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增加0. 61亿元;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占总收人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民第一产业收入减少2615. 75亿元。主要粮食产量和财政收人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有显著影响，但主要粮食产量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弹性系数很小为0. 035，即主要粮食产量增加1亿公斤，农民第一产业收人仅增加0. 03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对滞后一期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弹性系数为0. 75，即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下一年第一产业收人增加0. 75亿元。农民收人结构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没有显著性影响。
从影响主要粮食产量的财政支出因素来看，财政支农支出绝对额对主要粮食产量没有显著影响;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比重提高对主要粮食产量有显著负面影响，即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比重提高导致主要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支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第一产业收人，但对增加主要粮食产量的效果并不明显，农产品产量增加对农民第一产业收入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财政支农效果有待改善，支农政策目标系统内容各子目标兼容性较差，主要体现在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增加和主要粮食产量增加之间的关系不密切。
二、财政支农微观基础和政策传导机制
农户是农村的生产经营主体，是财政支农政策的微观基础和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对财政支农政策的反应模式直接影响财政支农资金运行的效果。研究我国特殊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背景下的农户行为目标、约束和模式是深人理解财政支农政策绩效的重要突破口。
从财政支农政策目标看，宏观上包括增加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距，保护生态环境等。财政支农政策应该为农户经济行为提供稳定的、目标明确的、预期稳定的导向，要尽量减少政策目标间的冲突，增强协调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是农业和农村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财政支农政策落实的主体，其经济行为对财政支农政策的反应方式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效果。
农户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受要素察赋结构等因素影响，小农经济是我国农村家庭经营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商品意识逐渐增强，家庭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户的非农化经营不断发展，甚至成为家庭的主要收人来源。但是，传统农业内部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分散经营仍然是我国农村家庭经济的主要特征，所以，农户经营行为必然包含着传统农业中农户经济行为与整体经济市场化的矛盾，以致影响财政支农支出政策的效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理性经济行为模式表现为在制度和要素约束下追求家庭收人最大化。在行为目标上，农户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为主的效用最大化。家庭效用函数包括收人、稳定、尊重等，由于收人以外变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者是收人的函数，追求收入增加成为农户的主要经济行为目标。在约束条件上，包括外在于家庭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社会保障、要素流动、产权保护等制度和家庭可支配的资金、劳动力、技术、土地等实体要素。行为模式是在服从市场经济逻辑的条件下，适应、利用外部条件，合理配置家庭资源，实现家庭效用(主要是经济收人)最大化。
作为传统农户经济行为最为重要的外部条件—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从公共财政角度看，具体表现为，城乡二元的公共品和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和机制，包括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等农村公共服务和生产生活用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这直接约束了农户的经济行为，导致独特的经济行为模式，影响财政支农政策的效果，具体体现在:
第一，财政支农的宏观目标与农户经济行为的微观目标不兼容，是财政支农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从农户家庭效用函数与财政支农目标的关系来看，农户收人最大化目标与财政支农目标是兼容的，即财政支农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能够通过农户追求家庭收人增加目标的行为得到实现。但农民增收目标与农产品供给增加目标存在不协调。受政府农业投人等政策影响，我国农业内部农户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传统手段为主，这导致农业、工商业和农业内部不同生产领域较大的比较经济效益差别，导致农业生产行为的扭曲。在农户经济活动中，农业、非农业构成其经济活动集。增加粮食产量是增加农户收人途径之一，但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要素收益率远远超过传统农业，且风险较低，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在内的传统农业内部，传统种植业收益率最低，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在内的种植业中，传统粮食作物经济效益又最低。因此，从追求经济效益目标出发，传统农业中的农户在要素约束允许的条件下将偏离增加农产品供给的目标，这导致农户增加收人目标与增加粮食产量的财政支农政策目标不兼容和冲突。
第二，增加收人和农产品供给增加目标的经济执行主体错位。农户要素察赋与其经济行为的产业、行业选择密切相关，不同经济领域对主体要素数量和质量要求不同，理性的农户都根据家庭要素察赋选择综合收益率高的经济领域。一般地，资金充足，文化水平高，经营管理能力强的农户选择要素收益率高的工商业为其主要经济活动;资金实力弱，文化水平较低，经营管理能力差的农户被迫选择收益率低、经营风险较小的传统农业，尤其是传统粮食种植业。前者有利于收人增加，不利于农产品供给增加;后者有利于农产品供给增加，但不利于收人增加。因此，财政支农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增加农民收人的目标实现主体分离，影响目标的实现。
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财政支农目标和农户经济目标冲突的出路在于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采取新的、高效率生产方式，生产高附加值的、高收人需求弹性的农产品，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高，能够实现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和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和谐统一，即既有利于财政支农目标达到，也有利于农户收人增加和家庭效用增加，使财政政策有坚实的微观主体基础，政策传导机制顺畅。
第三，财政农业投资与农业现代化要求错位，不利于传统的农业现代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要求劳动者知识技能、生产工具、生产对象、生产方式等诸要素整体协调和层次的提升，任何一个方面的落后都将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从农业生产的要素构成来看，劳动力、土地、劳动工具、农产品品种、基础设施、技术等要素的有机协调，才能有利于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以及其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农户从农产品产出增加到收人增加之间还必须经受市场的考验，即完成从农产品的生产、运输到销售，或者从生产、加工、运输到销售的全过程。事实上，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传统农业经济内部，传统种植技术不能适应农产品新品种的要求，气候等自然条件受控性差，农业自然风险大;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制度不完善，农业经营市场风险大等制约着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实现农产品产量增加和农民收人增加的统一，财政必须有所作为，如通过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整治土地，改良土壤，改变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被动服从局面，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业科研投人，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增强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研究开发、推广先进适用机械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等等。以上措施的综合配套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是农业走出传统农业困境的重要前提。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仅影响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人的增加，也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
由此可见，一定规模的财政农业投资和投资结构的合理化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产品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和农业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条件，是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缩小农业与现代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构建和谐经济社会关系的基础。
三、提高财政对农业投入效益的对策
理论上，要提高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绩效必须使财政投人方式与农户理性经济行为相协调，财政支农目标与农户经济行为目标相兼容，促使农户增加对农业的投人，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事实上，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与农户经济投入的互补性较差，不能产生协同效应，这是财政农业投人绩效不理想的根本原因。提高财政支农绩效必须改变不合理的财政支农投人规模、结构和机制，使财政支农投人能够适应、引导农户经济行为，促使农民收人增加、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生态改善。
第一，增加财政支农的资金投人力度。财政支农资金总量投人增加是结构优化的前提，只有在投人总量增加的前提下，投人结构才能得到有效的调整和优化。根据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社会，农业投资比较率这一指标值应该接近1。可是，我国的这一指标值还不到0. 2。当前，我国已经开始进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阶段，应该通过完善财政支农制度，强化财政支农政策执行，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逐步提高财政投资比较率和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局面。这是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增强农产品供给能力、增加农民收人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