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计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治理计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着两种十分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主要从民主的方面来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后果，这种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其对村民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乃至民主技术的训练程度，这种视角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状况及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运作基础及其主要特征，这种视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释学术研究向政策基础性学术研究过渡的重要标志。 从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变成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村庄自治，也不同于政权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这一概念，表达了前一种治理的含义[1]，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则表达了后一种治理的含义。

从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村民自治，正好与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相关。村民自治制度在广西一些山区自发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应对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2]，自发产生的村委会引起国家的重视，既与当时民主化的语境有关，也与当时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关。而在实践中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村民自治在村庄（行政村）秩序保持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应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义。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即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四种民主办法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达到的。从治理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实质上就是研究以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内生秩序，这些秩序包括经济的合作（如公共工程建设），抵御上级过度的提取，抗御地痞对村庄的骚扰，以及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等等，这样，治理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内生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及特征。而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造成了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特征及其侧重点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们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分配型和动员型类型。我们将以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过程及村民代表能力来展开讨论。

二、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理论过程

若理想化，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个部分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决策村务，其内容包括选举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会议表决，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村务决策和监督；一个部分是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即由村干部这些具体的村民推选出来的人将村民决策的村务办理下去。

展开以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实质就是形成村务决策和推选出执行这些村务决策的人员，从理想状态来讲，村民可以随时罢免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实际上则因为罢免需要成本，就为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行为相对脱离村民意愿提供了可能。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这种相对脱离村民的状态，必然带来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第二个部分即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的后果。相对的脱离既为村干部创造了发挥个人才干的空间，也为村干部提供了谋求私利的机会。

村民代表也是相对脱离于村民的，但一般来讲，村民代表较村干部离村民更近，一是因为村民代表是更小范围村民推选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村民代表并不掌握着村干部一样办理村务的权力，而只是决策和监督村务的权力。因此，也可以将村民代表当作村民的一个部分，而单独将村干部作村务的办理人，即集中的主体。

从村务决策的形成即村民意愿的角度，村级治理面对的首要问题当然是村集体公益的维护，或说如何在村庄范围内获得公益，减少外部性，这种村民意愿的典型是修路架桥和维护治安等具有强烈外部性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在不能依靠外部的国家和村内个人提供的情况下，村集体办理这些事业成为最佳选择，这时候，村民都会有让村集体来兴建这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愿望和要求，村民也很容易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的形式形成具体的村务决策。

问题是，虽然每个村民都希望获得公益的好处，但每个村民也会尽可能减少自己为获益所付出的成本。每一项公共工程和每一件公益事业的受益者或受益者的受益程度都是不平衡的，一些人受益很多，一些人受益无多甚至反受其害，这样，虽然村民都期待村中公益，却因为受益不可能均衡，而鲜有在每一件具体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决策中一致同意的情况。少数人服从多数人正是实践中运行的民主制度的规则，大多数村民或村民代表可以作出村务的决策，但村务的办理却难以跨越这些具体村务决策中的少数反对派。

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缺乏制度上和组织上对付反对派的办法，虽然这些反对派只是村中的少数派甚至只是个别村民，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用两种资源，一是村庄舆论压力，一是个人魅力。当反对大多数村民的少数村民在村庄中处处感受到来自乡邻以道德评价为特征的舆论压力时，他们不得不随大流，忍受自己的“苦难”。舆论压力正是传统社会的特征，涂尔干的“机械关联”就是这个意思。当前中国农村因为经受巨大变革，“机械关联”大都解体，村庄舆论压力难以阻止少数人对自身利益的寻求。个人魅力是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一个善于说理的人往往可以说服那些不能忍受暂时受到利益损害村民去期待不久的利益回报，一个道德高尚的村干部可以让村民提高对利益受损的忍受度，一个社会关系多的村干部可以带来反对者的压力，而一个性情暴燥、身体强健的村干部，则可以构成对反对者的身体威胁。总而言之，在村庄舆论不能对村中少数反对派构成压力时，办理村务的村干部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就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手段，现实中这种情况到处可见。

除以上两种办法以外，村集体经济成为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拥有丰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大多数村民可以不顾少数人的反对而决定资源如何分配与使用，村干部也可以利用村集体资源来建立对村民的奖罚机制，少数村民若反对大多数村民的愿望和决策，他们虽然可以不顾村庄的舆论压力，却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上可能受到的损害，从而不得不照应多数人的愿望。况且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丰富，使得村干部可以不从村民那里抽取资源，就可以办理好村中公益事业。

麻烦出在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较少的村集体经济决定了办理村中公益事业，需要从村民手中抽取资源，所谓“村民事业村民办”这一可以套用在任何具体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上面标语所表达的。而这种提取因为缺乏强制手段（村级民主不是国家民主的一个部分，不具有暴力工具的后盾），而在少数反对派拒绝出钱出力时，村干部无计可施。较少的村集体资源也减少了村干部强制村民顺应村中大多数人意愿或村中公益事业的能力。这样一来，在一些村集体资源较少的村庄，在既缺乏村庄舆论压力，又缺少村庄能人的情况下，村庄中公益事业就可能成为每个村民都期待，但每一件公共工程或公益事业都因为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而办不下去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大大损害村民本来可能得到的好处，或为了得到这种好处，而不得不让每个村民花费更大代价（比如集体建供水设施和每户打井）。办理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村民意愿是不成问题，通过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形成村务决策也不成问题，但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却往往面对着无法逾越的少数反对者的反对，最终致使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效果不佳。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民主化村级治理状况的关键是村中可能出现的少数反对派能否被说服成为合作者，或直接说被压服。如前所述，这取决于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村庄舆论压力以及集体经济资源的多少。

村干部个人能力和村庄舆论与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互动关系，我们已分别讨论[3]，本文中，我们重点讨论村集体经济资源对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影响。

三、集体资源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类型

如前所述，村集体经济资源在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丰富的村集体经济资源增加了村干部说服或压服少数反对派的能力，同时，丰富的村集体资源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资源的提取，而是集体资源的分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依据村集体资源的多少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

在村集体经济贫乏的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包括以下两个具体过程，一是相对容易达成的关于村庄秩序的决策，特别是修路架桥等公共工程和维护治安等公益事业的决策。而在这些决策达成以后，村干部就必须说服村中的少数反对派以顺利完成决策。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的贫乏，村中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所需要的人、财、物资源必须从村民中提取出来，这个从村民中提取人财物资源的过程，往往是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能否办成的关键，若村中有少数村民拒绝这种人财物的提取，村干部缺乏对这些村民的强制手段，而只要村中有少数人可以拒绝这种提取，村中的其他村民必然起而效仿。一件于所有村民有益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因为村干部无法说服少数反对者而最终流产，这种一再流产的好事，反过来会打击村民对村集体的信心和合作办理公益事业的信心，村民不再指望有公共的集体利益，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去追求自我的秩序。

村民不会满足于每个人自己为政的状况，而会越来越感受到集体合作的好处。河上架桥方便了每个村民的出行，泥泞的小路为每个村民带来了麻烦，治安不良则造成了每个村民的不安全感。而因为公共工程等事业的外部性，没有哪一个单个的村民有能力提供这些每个村民都需要的秩序，村民怀念起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来，村庄秩序成为村民的追求目标。村庄公共秩序受到的破坏越严重，村民对公共工程的需要就越强烈，就会有越多的村庄公共舆论要求村干部为村民办些实事，会有越多的村民愿意为获得村庄公共秩序而牺牲一些个人暂时的利益，会有越多的对少数反对派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村庄中若有强人出来担任村干部，他便可以借助这种舆论上的强势，以自己的说理能力或身体暴力来说服或压服村中少数反对派，村中公共工程最终建得越来越多，村庄秩序反过来以远远超过村民个人付出的程度回报每个村民，这个强人村干部因此威信更高，为村民提供公共秩序的能力更强，他达成了村集体经济贫乏村庄中汲取村中经济资源以维持村庄秩序这一村庄自治的目标。

村庄自治不同于村民自治，以强人治村为特色的村庄自治，容易出现两个引起村民不满的问题，一是强人治村时，他选择的治理目标可能会过于脱离村民愿望的实际，这种对实际的脱离，既可以包括上级安排下来的超出村庄实际需要的种种达标升级活动，也可以包括他因为个人眼界的局限乃至私利考虑而决定下来的公共工程目标。二是强人治村容易出现权力的滥用，尤其是在办理公共工程等公益事业中，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导致好的公共工程目标成为村民支出的恶梦，村民手中的资源是提取上去了，公共工程却遥遥无期。村民因此而失望和愤怒。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办法，正是要解决以上村庄自治中可能存在的弱点。一方面，民主化的村级治理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达成公共工程的决策，这就从理论上排除了村庄公共工程脱离村民意愿实际的可能。而在村干部办理公共工程的过程中，村民不仅有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监督村干部的制度，而且村民理论上可以通过选举或罢免村干部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正是通过以上两个过程，民主化村级治理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的村民提供了获得村庄秩序的信心、渠道和能力，村民因此有更多筹办公共工程的积极性，村干部也因此有更多举办公共工程的雄心和能力。

换句话说，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村级治理或村庄公共秩序获得的关键，是村干部提取经济资源的能力，民主化村级治理因为解决了强人治村中容易引起村民不满的因素，而提高了村民对公共工程的信心和支持力度，从而提高了村干部在办理村庄公共工程时说服少数反对者和动员村庄资源的能力。显然，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核心，正是这种村庄资源动员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将这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称之为动员型村级治理。

与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不同，掌握着大量村集体经济资源村庄的治理，因为拥有大量可供支配的经济资源，而具有很强的提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能力，村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成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掌握有大量集体资源村庄的秩序不会遇到挑战，这种挑战同样来自于村中的少数反对派。

既然掌握有大量经济资源，村干部便有使用这些经济资源的理由，而正是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使用上面，不受监督的村干部可能会谋取自己的私人好处，集体资源越多，村干部谋取私人好处的危险性就越大。他们名义上是在建一座桥，但事实上这种桥只是方便了村中少数人的出行，而大多数村民获益不多，甚至他们建桥之初，就是为了将工程承包到自己亲友，以捞取个人好处。这样，在拥有大量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可以监督村干部的不良行为，防止村干部滥用村集体资源。不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批准的决策，是违反制度的决策，作出违反制度决策的村干部，不仅可能受到村民的责难，而且在决策出现失误引起争执时，村干部要承担程序不合法的责任。

因此，集体资源丰富村庄的村干部们也乐于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如何使用村集体的资源。这时的村干部在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时，他们完全不同于集体经济贫乏村庄村干部召集村民开会以提高对村庄资源动员能力的动机，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名义上合法的程序，这样在使用村集体经济的资源时，可以减少责任的承担。这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便构成一种分配型的村级治理。

四、动员型村级治理与分配型村级治理的比较

如上所述，因为村庄集体经济资源的不同，带来村级治理具体过程和功能重点的不同，这种不同构成了动员型和分配型这样两种类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机制。通过比较，可以增加对民主化村级治理类型区分的认识。

对于动员型村级治理而言，既然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集体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就需要从每个个体村民手中汲取人财物资源，在村级民主缺乏暴力强制的情况下，村干部缺乏强制提取村民资源的能力，他们便可以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这种形式来讨论村务，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动员村民，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与村庄精英人物的个人关系来寻求村中的诸种支持。从民主的形式来看，动员型村级治理关注的焦点不是规范的民主形式，而是这种民主办法是否真正具有动员村民的能力，或者说动员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更侧重于实质民主的层面，若村中有若干具有权威影响的精英人物，村干部将这些精英人物请过来开一个并不规范的村民议事会，这个议事会即可以作出一个有助于建设村庄公共工程和提高村干部工作能力的决策，这个决策可以减少村干部在办理具体村务中受到反对的阻力，反过来，既然民主化村级治理侧重于实质民主的方面，有些时候，通过规范的民主形式比如召开村民大会或由村民选举的村民代表作出的决策，虽然具有多数人通过的结果，少数反对者却并不一定认可这个决策，他们具有足够让这个大多数人通过的决策搁置下来的能力，他们拒绝为诸如公共工程建设和公益事业投资提供他们应该分摊的份额。他们拒绝分摊，便足以造成动员型村级治理的困境，这就引出动员型村级治理的第二个特点，即其民主更多强调一致通过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重大的村务决策多是妥协的结果，而不是表决的结果，举凡表决，大都不会有好的治理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讲，动员型村级治理是一种少数人决定的民主治理制度，以村民代表会议决策重大村务的过程为例，动员型村级治理一般较少采取表决的形式来通过决策，而较多充分讨论以达成妥协，参加村民代表会议的人员不仅有正式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而且有受邀请而来的与决策村务有关的各方面头面人物。

若在村民代表会议的讨论中遇到坚定的反对者，哪怕这些反对者只是极少数，且其反对的理由并不充分，这些极少数的反对派也往往有能力使村务决策半途而废。这就构成了动员型村级治理中的少数人决定的后果。不仅如此，动员型村级治理中的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策，还需要村民代表具有代表能力，即村民代表有足够影响村民接受决策的能力，若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或代表性不够，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村务决策，同样会在村干部具体办理村务时，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这种反对也有致使通过的村务决策流产的可能。

在动员型村级治理中，若有一次诸如公共工程建设的决策被一致通过且顺利实施，村民可以从中获得好处，村民下一次就有通过更多如此决策的理由与可能，这样一来，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的村庄也可以得到有效运作，村庄动员能力日渐增强，而村庄秩序日渐获得，在民主与村庄秩序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构成了一种增强型的动员型村级治理类型。不过，并非所有动员型村级治理制度都具有增强型的特征。若有多次对全村公益十分重要却因为少数村民的反对而不能达成决策的事情发生，就会影响村民对集体合作的信心，少数村民也更加敢于声明个人利益而不顾村庄利益。这样的少数总是存在，在每一件具体的村务中都会存在，这样造成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困境：村庄动员能力下降，村庄日渐失序，在民主与村庄秩序之间形成了负反馈，这构成了减弱型村级治理类型。

对于分配型村级治理而言，因为村集体掌握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其运作特点便与动员型村级治理十分不同。在民主的形式上看，分配型村级治理因为关注的焦点不是从村民那里汲取资源，而是如何合法地使用村集体占有的资源，因此，这种民主更加注重其形式的层面，村务决策一般会有规范的程序，关注程序合法性，决策过程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参与决策人应具有合法的参与身份，非正式参与者没有表决的资格等。以村民代表会议为例，在作出重大村务决策时，大多强调参加会议人员的合法身份，要有较为规范的会议记录，参加会议的人员需要签名以示自己对重大村务决策负担责任，倾向于用表决的形式通过决策，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并不如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那么重要，只要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什么样的人当村民代表关系都不很大。与此相关，村民代表会议在决策村务时，少数反对者的声音往往被大多数人所掩盖，而显得过于弱小，而通过的村务决策在村中即使遇到反对者，也不大会中途改变。从这种意义上说，分配型村级治理是一种多数人决定的民主治理制度，在某些时候，多数人可能过于忽视村中少数派的声音，而构成实质上的多数人专制。

五、结语

以上简略地疏理了民主化村级治理两种类型的不同，这种疏理对于深化村级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当前展开实证研究的村级治理来讲，学术界大多忽视了村级治理类型不同所具有的不同意涵，而将动员型村级治理与分配型村级治理混为一谈。一般来讲，在城郊农村和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土地的增值，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安排，使得村集体往往可以从升值的土地中获益甚多，村集体不仅掌握着大量升值的土地资源，而且掌握着土地征用款的使用权，这些集体拥有的资源，就为分配型村级治理提供了村庄前提。此外，那些村办企业发展较好的富强村庄，也具有分配型村级治理类型所具有的一应特征。从当前这些村集体占有大量经济资源的村庄数量来看，这类村庄的数量无疑只是农村的极少数，10%左右，但从学术界现有实际研究来看，只占少数的分配型村庄却受到了多数学者的关怀，而占中国农村90%的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却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这显然不是很正常的现象。换句话说，通过民主化村级治理类型区分，可以凸现分配型村级治理和动员型村级治理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及它们所代表村庄的实践意义。

其次，作以上治理类型的区分，有助于让村级治理研究者特别是实证研究者明确自己研究村庄的类型，从而避免以偏概念，防此在提出理论观点，特别是政策建议时，有意无意忽略自己调查的个案背景，而作出一统中国农村自己的研究结论。 再次，以上治理类型的区分，还有助于理解学术界在乡村研究领域的学术和政策争论。当前学术界的一些争论，之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并且都有实证研究的支持，往往是争论双方缺乏对乡村治理类型的把握，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的调查当然把握不住分配型村级治理制度的特片，反之亦然。

我们以上所作的关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分，是关于村级治理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相关成果出现。

[1] 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5页。

篇2

【关键词】农村 男孩偏好 利益导向机制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核心问题是男孩偏好。在农村,男孩偏好的原因是缘于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旧的思想观念以及现实的因素,它包括体力劳动和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

一、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含义与构成体系

所谓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就是以政府为主体,通过利益上的奖励、救济、扶助、优惠、惩罚等多种手段和方式,保障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和人群的基本权益,抑制非政策性生育行为,其主体是人口计生部门及综合治理部门;对象是农村独生子女户和计生二女户以及生完孩子以后孩子又伤残的、现在又没有孩子的家庭。

目前,对女孩计生户的奖扶政策,各级政府均在根据自身的财政状况,在招工、生产扶助、宅基地安排、扶贫济困等方面予以优先照顾农村计生女孩户家庭,还实行女孩上学优惠、中考加分和计划生育家庭大病救助等。比如安徽,独女户的奖励每人每年增加120元。2007年起,子女死亡,且现无子女的扶助对象,扶助标准从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提高到1200元,其中,只生育过一个独生女,且死亡现无子女的,每人每年720元提高到1320元。另外,以独保费为例,目前《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标准是每月5-15元,实际发放标准多为5-6元,与1979年的标准基本相同。一年60元的奖励金,仅相当于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劳力一天的工资。

以上措施,有的起正面引导作用,有的则起反面引导作用。利益导向混乱,不利于计生政策的稳定推行,更不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对劳动力结构的分工需求。

二、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民生工程的深入实施,各项普惠政策以更大的力度带给百姓更多的实惠,相比较而言,计生奖励优惠政策尤其显得份量不足,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上位原则无法得到充分体现,从而使得计划生育家庭难以优先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更给基本国策的落实带来新的冲击与挑战。

1、普惠政策的一视同仁挫伤了农村计生女孩户的积极性。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低保、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新农合及新农保等惠民政策,无论在资格条件还是在享受标准上,均没有体现对农村计生女孩家庭的优先优惠和区别对待,违法生育的家庭照样可以享受政策待遇,而独生子女家庭往往因人口少、负担轻反而不符合扶助条件。根据抽样调查,在我省8120个享受农村低保的家庭中,非计划生育家庭有6640户,占82%,这些惠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家庭抚养子女在教育、医疗和生活等方面的成本,使多生孩子的家庭负担减轻,顾虑更少。

2、政策奖扶力度有限,覆盖人群太少。我国计划生育奖励标准相对于其他的救助政策相对较低,奖扶力度有限,缺少足够的诱惑力。如对农村计生户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600元(50元/人/月),而2007年中国贫困线为每年奖扶1067元,绝对贫困线为785元,即对计生户奖扶力度还低于2007年国家绝对贫困线奖扶的标准。另外,根据规定,符合条件的夫妇“年满60周岁”才能享受农村计生奖扶政策。安徽自2004年以来累计确认的奖扶对象仅8万多人,还不到农村计生家庭的1%,而即时兑现的农村低保至2008年达到180万人,由于起始享受年龄太晚,一些育龄群众感到奖励扶助政策遥遥无期,对政策的长期性和预期效应心存疑虑,缺乏足够的信心。

3、超生收益大于奖扶得益。目前我国的利益导向机制是按“人头”计算的,这刺激了群众的生育愿望。由于惠民政策大多是按照家庭人口进行减免、补助或救助的,因此不仅没有体现对计生家庭的倾斜,相反对多子女家庭实际上更加“优惠”。在征地、拆迁补偿政策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超生获利”的现象不仅是对违法生育的姑息纵容,客观上也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调研中基层反映,过去不少超生的家庭现在劳动力多,得到的政策实惠也多,现在成为当地的强势人群和大户,而实行计划生育的守法群众反而成为新的弱势群体。

4、受益对象资格条件上的性别歧视。男性可无条件的获得,女性因婚姻状况而定。由于农村土地资源紧张造成的土地资源的“性别争夺”,当土地资源紧张时,被牺牲的往往是女性权益。在我国的许多地方包括城市对于男女都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按照男娶女嫁的婚居模式进行分配集体资源。

三、完善我国农村“男孩偏好”利益导向体制的建议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男孩偏好,我国计生政策在改变男孩偏好方面有待进一步调整,政策行动应更多立足于当今改变男孩偏好的社会环境。自2003年起,我国就选择了在性别失衡最严重的24个县,试点“关爱女孩”行动,直至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初步建立了有利于女孩及其家庭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

(一)直接利益导向机制:鼓励一孩、重奖独女、优抚双女

针对性别比失衡中的男孩偏好采取对策,核心是将三个不同层面区分对待――区分计生户和非计生户,计生户中还需区别计生女户和男户,再于计生女户中把独女户与双女户区别开来。

1、在集体资源分配方面消除性别歧视,提高计生女孩户的家庭地位

在新农合、新农保、低保、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以及征地补偿等工作中,政府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公共政策与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的衔接,切实保障计划生育女孩家庭的合法权益,向计划生育女孩户家庭倾斜,特别是在宅基地、房屋继承权、土地承包以及征地拆迁补偿等方面消除性别歧视,突出女儿户的奖励标准。如安徽肥西县独女户按二个人口计算,双女户按三个人口计算,户口在娘家的外嫁女、赘婿均享受同等村民身份,这大大提高了农村计生女孩户家庭的社会地位。

2、在国家普惠政策中凸显关爱女孩户

对计划生育女儿户给予奖励,让女儿户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如安徽肥西县提高放弃再生育的独女户奖励标准,申请领证的奖励2000元,满16岁再奖励2000元;提高独保费标准,男孩20元/月,女孩30元/月;提高二女扎奖励标准至3000元;中考加分农村独女户加10分,双女户加5分;考入一本院校的奖励5000元,二本院校的奖励3000元;三本院校的奖励2000元。截止2009年4月底,肥西县新增奖励扶助对象416人,死亡退出25人,退出特别扶助43人。

(二)间接利益导向机制:婚居、谱系和养老的变革

经济杠杆一旦被公共政策引入,完全可以作为婚育新风进万家改变传统的习俗文化。

1、鼓励婚居模式的多元

(1)鼓励男到女家入户是一新的可供选择的婚居模式,为了鼓励独女招婿户移风易俗,笔者建议,对其除享受政府已兑现的独女、双女户优抚政策外,另以现金奖励和优惠贷款发展经济等方式倡导,并对其子女和双方父母给予一定的优抚。如,安徽肥西县对男到女家入户的赘婿解决户口问题,享受本村村民的同等待遇。(2)提倡鼓励多种婚居模式。已婚嫁女可以住夫家、住妻家,核心小家庭独住、“两头蹲”并存,纠正单一的从夫居模式,倡导多种婚居模式。

2、倡导家庭(族)谱系和女姓氏的变革

首先倡导姓氏的变革:如果将随母姓、复姓作为固定的制度习俗,不但有可能,而且极有推广价值,淡化从父姓的传统,将真正落实“女儿也是传后人”,使之不再是空洞口号,而是新的制度风尚的建立,如,安徽肥西县倡导对随母姓的,进行物质奖励的办法。其次提倡祠堂与谱牒的变革:祠堂是家庭凝聚家庭成员表彰树立新风、发展经济、培养优秀后代,开展社会公益的积极倡导力量,而不是狭隘的家庭和宗族势力。应该发现和表彰当地口碑良好的家族长,使其积极配合计生人口工作。家(族)谱是家族世系和血缘认同、加强同族同姓成员凝聚力以及记载个人成就和归宿的载体。以往的家谱女性不是失载,就是作为妻子、女儿的身份附着在父亲和丈夫的名下,出嫁女只注明嫁某某而已。建议在结合家谱时应加上妇女,不仅是记载京城中那些功成名就的杰出著名妇女,也应该记录家乡的杰出妇女和普通妇女特别是独生子女的母亲,特别是招婿的女儿在教育子女等方面的贡献,独女和双女户的优秀女儿,为之立单传;一改以往的谱牒中只记录父亲名下的女儿及其出嫁去处的女儿的做法。

3、进行养老的变通

“养儿防老”在我国农村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此前提下,不妨进行如下分类的养老模式的变通引导:(1)子女俱全,从夫婚居户:以儿子养老为主,女儿也参与养老,将女儿实际养老的功能凸显出来。(2)女儿户:可选择女儿养老(招婿、从妻居)和集体养老的方式,另外还可以享受政府优惠的政策。(3)两头蹲、两头跑:小夫妻单独居住,与双方父母居处近的。对这样的家庭养老模式,当双方父母年老时,小家庭可以两头跑,赡养、照顾双方的父母。建议以“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户父母”为先期目标人群,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解除农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养老之忧。可喜的是,新农保从2009年9月1日正式启动,凡是年满60周岁的农村居民,未享受城镇低保的,均可享受新农保养老金待遇。如肥西县为农村政策内女儿办理了养老保险,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确保男到60周岁,女到55周岁,每月能拿到500元以上的生活费。农村女儿困难户家庭由政府资助,可以入住养老院,享受五保待遇。肥西三河敬老院已奖扶了18位符合条件者入住敬老院。

参考资料

[1]李慧英: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当代出版社,2002

[2]杜芳琴:性别平等理念与宣传方式――关爱女孩行动宣传倡导专题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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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知识产权管理中五个方面的分析揭示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引起相关主管部门的注意并得到逐步解决。

关键词 广东省 科技计划项目 知识产权管理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知识产权管理尽管在近年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在当前的管理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给予重视并逐步解决。

一、 项目知识产权管理规章制度不健全

尽管广东省在国家和广东省的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地方项目知识产权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但现行的管理规章制度及指导意见等仍有不少缺陷,部分已有规章滞后,特别是对管理的职能、职责、要求、办法等缺乏严格的确认和规范,不能满足当前管理需要;部分科技计划管理工作无章可依等,导致部分项目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不规范,管理效率低,对项目的知识产权创造及保护产生不利影响。

二、 项目立项时知识产权管理有待加强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项目在立项时的知识产权管理会直接影响对项目的全过程,但目前广东省对项目在立项时的知识产权管理主要体现在《广东项目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的第六条。而这一条仅仅规定要对申请省项目的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却没有对相关知识产权的分析报告及计划合同中的知识产权条款等做出要求。

笔者认为,在立项时对相关领域的知识产权进行检索分析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没有进行检索分析,而盲目的进行一个看似有价值的研究,这样即使在研究过程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有可能只是没有意义的重复劳动。欧洲专利局2004年公布的一份资料表明,由于信息利用的不足,重复发明和重复研发的投入,每年各给欧洲产业界造成约200亿美元的浪费。然而,如果利用知识产权信息积极寻找现有空白点,进行选题、研究、创新,总体上可以节约科研开发经费60%左右,缩短研发周期40%左右①。目前广东省项目的重复发明和重复研况仍然非常严重,致使很多项目成果质量较低,甚至没有成果,造成很大的财政浪费。

另外,在签订项目合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产权条款,没有对项目的知识产权产出等做出明确规定,致使项目承担单位对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积极性不高。

三、缺乏对项目知识产权的阶段性管理和保护

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包括科技计划立项、科技项目实施、科技成果鉴定和验收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环节的管理。由于项目的立项与鉴定和验收相对来说都比较容易管理,国家层面及广东省都有较详细的规定且在实践中也是着重这些方面的管理。而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量大、持续时间长等原因,造成了这一阶段知识产权管理相对薄弱的情况。现实中,有些单位的技术方案已经做好了,但是他们不及时申请专利,认为技术本身还没有通过完全的验证。虽然专利法要求专利成果必须是一个可实施的技术方案,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全世界各个知识产权工作做得好的公司都是在专利权利要求说明书中能够说明的情况下就会立即提出专利申请,以免被他人抢得先机。

目前广东省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管理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条:《广东省科学技术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第13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对科技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管理的规定停留在原则确定的层面上,并没有相关具体措施使其得以实现,所以造成了管理状况的相对薄弱。而导致了很多专利申请后因之前而被无效等尴尬情况的出现。

四、项目验收时缺乏明确的知识产权要求

目前的科技项目有很多是以立项为目的,立项以后只要能按期结题基本上就算完成任务,因而头重脚轻的现象比较严重②。在知识产权方面,更是流于形式。目前广东省尚未建立有效的项目知识产权激励约束机制,在验收时没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要求。另外,技研发活动必须允许失败,也客观存在失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要鼓励和接受失败,更需要保护合理的失败③。尤其在知识产权方面,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导致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不可能一帆风顺,在验收时缺乏明确的知识产权要求时,项目承担者就不会对知识产权的产出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科技项目中的重大专项和重大项目缺乏对知识产权的硬性要求。政府科技部门对这些重点项目的经费投入是相当大的,更多的经费要求项目承担者做出更大的贡献,知识产权成果作为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验收时将其区别于一般项目,对知识产权做出硬性要求,要求项目承担者必须完成。

五、项目知识产权的产业化缺乏激励及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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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免疫规划；人力资源；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R1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7-4796-01

免疫规划的管理和免疫专业技术人员的配置是免疫规划工作的基本保障，青海省90年代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了省、州、县、乡、村五级为一体的计划免疫管理和服务网络体系，使免疫规划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常规免疫接种率逐年提高，人群针对疾病的抗体水平普遍提升。为摸清我区免疫规划人员在年龄结构、知识水平等人力资源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提出改进措施和对策，促进免疫规划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为加强免疫规划专业人员队伍建设，提供对扩大免疫规划的技术保障，2013年对城北区现有免疫规划专业技术人员现状进行调查，结果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根据《免疫规划管理手册》的内容，制订统一的免疫规划工作人员基本情况、人力资源配置调查表，现场收集地区免疫规划情况和工作人员的基本信息。

1.2 调查内容及方法：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本区从事免疫规划工作人员的年龄、学历、职称，以及从事免疫规划工作的年限等内容进行调查，并进行质控，现场抽取5%的问卷进行复核，要求调查一致性达100%，符合率达98%以上。

1.3 统计方法：采用office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 讨论

调查显示城北区乡村级免疫规划服务人员中20～29岁占13.33%，本科学历的占5.33%，农村接种门诊中无学历占20.51%；职称结构初级、无职称占85.34%，与省内其他地区调查结果雷同[1]，主要特征为人员更换频繁，低学历、低职称人员所占比例较大，其原因为这部分人员缺乏继续教育机会和条件。学历、职称及人员的不稳定不适应当前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的发展和需求。

我区免疫规划人员数量不足，按现有免疫规划专业人员与地区总人口数相比，平均为2.50/万人[2]， 不能满足我区免疫规划工作的需求，严重制约我区免疫规划工作的发展。

调查发现我区免疫规划服务人员整体素质偏低，易在今后免疫规划工作中发生差错事故，直接影响免疫规划工作质量，近年来有学者报道，发生差错事故的人员综合素质低，低学历、低职称人员占大多数 [3.4]，为此，在实施国家免疫规划工作中，应加大对免疫规划队伍建设和人员能力建设，提高免疫规划的服务质量，从整体上改善免疫规划服务体系，鉴于我区目前免疫规划工作现状，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方面改进：①提高免疫规划专业人员整体素质，及时给他们创造学习机会和改善学习环境，逐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②加强培训，逐步改善低学历、低层次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③严格执行“青海省免疫规划预防接种人员准入制”，对所有从事免疫规划服务人员通过培训、考试和考核合格后发放预防接种上岗证和预防接种许可证，对考试、考核不合格的调离岗位和取消预防接种资格；④对无学历、无职称和年龄偏大的人员，进行学历教育，以适应免疫规划工作要求，对年龄偏大且无学历者分流和换岗，保证免疫规划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切实提高免疫规划工作质量。

参考文献

[1] 赵建海，郝增平，张永基，等. 青海省免疫规划人力资源配置调查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09，36（18）：69-72

[2]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2006/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进展报告[M]，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4 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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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治理 困境 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现实和实践，面临着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结构分化和整合等给治理带来的挑战。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难题和挑战就更明显，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显得更为紧迫。

变迁中的乡村治理困境

相比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的难题不仅在于区域大、差异明显，而且在于体系更不健全、能力更为薄弱，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更重要的是乡村社会基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乡村社会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改革前的中国乡村，从比较中才能看出这种激烈的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国家发动合作社运动乃至后面的运动，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彻底的结构性改造和重构：土地实现集体所有制，传统的士绅阶层和地主阶层基本上被消灭了；广大农民被编入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政经合一体制，传统的家庭、家族等以血缘为组织原则的结构大为弱化；政治动员、行政管理取代乡规民约，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运行机制；户籍制度将城乡分割为两个不能自由交流、交换和流动的封闭性社会。在这种结构性环境中，个人的自主性、自由度、选择性非常之少，相比传统时代，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处于强整合状态，社会结构更为单一，政治身份替代经济地位、传统声望和文化资本成为社会等级的唯一因素，自主、自治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这对于乡村社会秩序而言不仅不构成任何挑战，反而是坚强的基石。如果说当时乡村治理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活力以及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情况就大为不同，既没有回到革命之前的传统时代，又缺少时代的强制性超稳定，乡村社会结构和基础处于急剧变迁之中。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即农村实现。这一改革诱发农村社会的全面变迁。首先，实现后，生产单位从生产队回归到家庭，家庭不仅是消费、生育养育、教化的生活单位，而且也是生产单位，生产功能得到重新肯定和发展，家庭有权安排自己的劳动力，由此引发家庭的多种经营模式。与此相关的是，村落内部的经济联系在削弱。虽然中央一直提倡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实际上，农村“统”的体制机制非常微弱，在很多村庄几乎不存在了，农村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政府没有钱、集体经济瓦解、村庄联系纽带削弱等而得不到维护和建设。相应地，农村体制演变为乡政村治体制，特别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乡村实现了村民自治，政府与村庄的联系远不如以前密切，税费和计划生育成为政府干预乡村社会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也是最容易造成与村民冲突和紧张的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负担过重和严厉的计划生育工作，引发农村干群关系极度紧张，一度曾在不少地方出现干群冲突事件。这个时期（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乡村的治理困境至少有三：一是村庄公共事务缺乏供给主体；二是干群关系紧张；三是新的治理制度建构缓慢。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确立以后，对乡村治理构成最大挑战的还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一是人口结构维度。自从实现改革后，农民不仅获得了自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而且获得了劳动就业选择权，由此，原来被束缚在农村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得以大量释放，在随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形成了“民工潮”。如果说80年代只是剩余劳动力外出，那么进入90年代，外出的不仅仅是剩余劳动力，连农村和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都在外出，因为农业劳动无法增加农民的收益，甚至成为负担，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由此，中国农村青壮年人口纷纷离开，出现农村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大量留守儿童问题，农村人口结构呈现“386199”（妇女、儿童、老人）三留守现象，大批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空壳化”，我们曾用“农村很散、农民很老、农业很弱”来描述新三农，这就是新的乡村治理困境。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治理首先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缺乏治理人才；不仅如此，一些农村地区，连基本的治安都难以维护；更大的挑战就是农村养老问题，农村养老不但缺钱，更缺人力。人口结构变迁背景下乡村还存在许多其他治理问题，比如村庄公共事务难以正常开展，民主自治无法正常运行，乡村现代化更是困难重重，新技术、新观念难以推行，更谈不上社会创新。

第二个维度就是乡村社会分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社会分化提供了契机，乡村社会分化与城市社会分化都非常快、非常明显。一方面社会分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社会分化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不同能力的人提供了各显神通的机会，从而使不同的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不同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不合理、权力寻租和市场行为不当不法（如假冒伪劣）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社会分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和左右下一步的分化。具体到乡村，不论是收入分化还是阶层分化等，都是相当明显的。农村收入差距扩大成为事实。与收入差距相关的就是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乡村社会虽然也有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但是这更多的是政治符号，当时主要只有两个阶层：干部与社员。而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分化成至少有8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乡镇干部阶层、乡镇企业家阶层、农村个体工商户阶层、农村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乡镇企业工人阶层、农村私营企业家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力，更有不同的利益取向、需求和行为。在这样的阶层格局下，乡村治理显然比以前更复杂、更具挑战性。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合理地体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既要防止上层阶层对中下层阶层的剥夺，又要避免中下层对上层的对抗，阶层之间的社会团结成为乡村治理的头等课题。乡村社会阶层分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目标，如果能实现阶层的社会团结，那么乡村的治理和发展将不再是难事。

第三个维度就是村庄类型多样化。由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不同村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表现很不同，呈现出多样性态势，不再像之前那样绝大多数农村都是一种产业形态、相同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构成等。中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几百万个自然村，每个村庄都有其个性。有的人将当前的村庄划分为“城中村”、“空心村”、“新型社区”、“超级村庄”等。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村庄分类，比如根据人口进入和外出情况，也可以分为三类村庄：外来人口多的村庄、外出人口多的村庄、没有外出和进来的村庄；还可以按地形划分：平原村、丘陵村、山村、高寒村、高原村等等。虽然有些类型是自然形成的，如按地形形成的不同类型村庄，但是这种自然因素也会影响村庄的社会经济，从而影响村庄治理。比如中国目前最穷的连片特困农村大多位于高寒偏远、沙漠戈壁等地理条件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村庄由于贫困或者不发达，它们面临的治理问题显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村庄。村庄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表明村庄治理应该是多样性的、个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固守于一种治理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满足村民的需求和实现村庄的团结、发展。

迈向多元自主的乡村治理

在过去三十多年，乡村社会在变化，而乡村治理也没有停滞，问题在于乡村治理的调整变化跟不上乡村社会的整体变化，因此乡村治理的困境和挑战由此而生。乡村治理的调整和变化基本上按照这样的轨迹进行：从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上，乡村治理更多的向着自治方向演变，但是出现自治与行政化摇摆不停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集体化治理机制已经不再有效，由此国家将村民自治机制和制度引进乡村。但是另一方面乡村依然承担着农业生产、支持城市、工业发展的重任，于是国家对乡村既有巨大的政治需求，但是又无力承担乡村公共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既希望于让渡权力让村庄自治，由村庄自身解决一些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又不能不向乡村汲取更多的资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因此又得强化对乡村的行政控制、管理和动员。村民自治制度就是为了满足这样两种有着明显张力的需求而设计的。在自治层面，由于不同村庄的人口结构、经济条件、历史传统不同，有不同的表现，尽管有少数村庄在自治过程中不仅能完成政府的任务、有效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增进村民的福祉和村民团结，但是大多数乡村自治并不尽人意。

虽然不同村庄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村庄面临的治理问题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具体而言，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着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第一，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存在着明显的公共服务差异。虽然这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但是，公共服务质量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第二，既有的公共服务存在传递不足问题，不能很好地抵达村民那里，这里的约束因素是公共服务人才缺乏以及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许多农村公共服务存在有事没人干，或者有人干不了，比如农村由于缺乏高质量的村医，因此农村医疗健康服务包括公共卫生健康服务无法得到很好的传递。在村庄，由于没有公共服务的专门机构，因此村委会就担当着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些职责，但是村委会不但人手不够，而且由于不具备政府功能，因此难以胜任公共服务的传递，反而损害了其担当村庄民主自治功能。第三，村庄公共事务有事没人做、有事没人愿意做、有事没钱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里的原因很多：一是大量人口外出，村里只剩下老人；二是村庄合并，行政村下面有很多自然村，村民对自然村的公共事务可能感兴趣，但是对行政村公共事务冷漠；三是村庄原子化、个体化日趋严重，认为公共事务是政府的事或是村干部的事，与自己无关。第四，村庄的社会团结出现问题。一方面也是由于原子化和个体化问题，人们更加追逐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公共事务中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不透明问题，影响到村庄的社会公正，从而导致许多不满、纠纷乃至冲突等，直接影响到村庄团结。第五，传统的村规民约和团结文化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科层化中遭受损害和破坏，村民变得更加自我和个体化。同时不同村庄也有自己一些特殊的治理问题，比如超级村庄存在外来人与本村人的分割以及村干部的贪污问题；城中村存在着治安、外来人口管理、环境卫生问题等；欠发达村庄存在贫困、空心化等问题。

总括起来说，当前乡村治理存在机制不健全不合理、能力不足、供需错位、村民参与不足和团结不高、共同体衰落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要的还是要求政府发挥更大、更合理的作用。具体地说，政府应在公共资源投入与机制改革两个方面发力：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服务资源的支持力度，目前的力度还不足以解决公共服务短缺问题。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全面承担和提供，特别是在欠发达农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公共服务投入责任。在公共服务方面，不仅要注重生活性公共服务投入，还要增加对生产性公共服务投入，包括道路交通、饮水、污水和垃圾处理、教育、医疗卫生、信息设施、技术服务等。其次，政府在资源投入和运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改革，资源投入和运作应以培养治理能力、激发村民参与和合作、满足需求为目标，不能仅仅为了投入而投入。在机制上，国家应该还村委会以自治本来面目，让其真正从事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而在村庄层面建立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时，一方面要强化公共服务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将公共服务更好地与村民需求对接。这里的前提在于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现有的公共资源配置或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服务人才待遇问题，或者不注重这个问题解决，更不注重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目前农村公共服务吸引不了人才，即使引进的人才也想办法逃离，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国家在一些贫困地方实施特岗教师政策，吸引了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到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学校任教，不仅解决了农村学校师资短缺问题，而且大大地提高教师质量，明显地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这个实践经验可以应用于乡村其他公共服务人才引进和培养上。与此同时，国家还需要拿出一些公共资源，改变配置方式，诱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上，比如实施以奖代补的财政配置机制，加大向村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不管怎样，国家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应该以激发村民参与、合作为先决条件。只要每个村庄有更好的自治机制、自主参与机制和合作机制，那么就可以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出现的难题。

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还有赖于外部力量的援助和帮助。这里的关键还是国家要鼓励外部的社会组织进入乡村，帮助培育村民的合作和组织能力，更要激发他们参与村庄治理的动力。在这方面国家有两套工具可以使用：一是政策工具，比如可以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或者便利的注册政策支持参与农村治理的社会组织发展，另一个是财政工具，政府可以购买一部分社会组织的服务，让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之中，由此借助于社会组织，增强村民的治理能力。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批知识分子就凭借着他们的知识技能，发动乡村建设运动，试图解决当时阻碍中国发展和民族救亡的“愚、弱、穷、散”痼疾。虽然这个运动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成功，但是它依然激励着当今一少部分知识分子尝试着在乡村开展建设，其中乡村治理是他们所重点关注的。如果国家对这些行动给予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将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的发展之中，会大大地提升乡村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篇6

笔者认为，农田水利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基层的治理问题，在建好水利硬件设施的同时，更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才是化解治理性干旱的长远之计。

我国多个地区近年大旱，其实是治理性干旱，其实质是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困境。二十多年来，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南于多村基层组织治理资源丧失，治理职能向经济增长指标过度倾斜，造成治理责任严重错位、缺位。而且，长期以来的乡村治理内卷化造成乡村利益共同体不断强化，基层组织缺乏对不关切自身利益事务的积极性。这使基层农村水利困难主要表现为“三无难题”，即无钱修水利、无能力用水利、无意愿管水利。

首先，基层组织无钱修水利。分田到户后，国家对农田水利投资严重不足，乡村集体经济不断式微，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中，乡村中小水利设施长久失修，堵淤塞积日益严重。

1988年“莱芜经验”向全国的推广，标志着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之后，1988年水利部《关于依靠群众合作兴修农村水利的意见》，1996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通知》，其基本方向都是“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以水费养水利，而国家财政对农田水利的投资和人力投入大为减少。：2003年开始的税费改革取消了“两工”和共同生产费，由于基层组织收不起水费，这实质是基本对农田水利实施“断奶”。

结果是，各地中小水利设施“被承包”、“被买卖”，能盈利的水利设施则被部分人占有，不能盈利的给了村组，后又被分包给个人，或是逐渐被荒废了。

其次，基层政府也无能力用水利。税费改革之后，基层组织由于普遍面临治理资源缺失、手段缺乏的困境，治理能力几乎完全丧失，造成不能有效治理乡村利：会中的钉子户或搭便车行为。其后果是：由于乡村组织无法提供基本的生产公共品，农户只有自己挖堰打井建小水利求生。进而又导致大、中、小水利之间在缺乏组织协调的情况下陷入恶性循环。

以上两点是两湖、安徽、江西、豫南等江淮农区的真实写照。

最后，基层组织还缺乏治理农田水利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长期以来，我们对基层组织和官员的考核过多地关注于经济增长，而忽视了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提供公共品服务。更严重的是，基层组织形成了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共同体，而中央、省等上级政府又因信息不对称无法对基层组织和负责人真正问责。

总之，应该明确农田水利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硬件设施问题，更重要的是软件的机制与组织建设问题。国家万亿投资要收实效，就必须将硬件设施完善及软件组织和机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其核心在于恢复和强化乡村组织，并动员农村将过剩劳动力投入到水利兴建的大潮中，而避免大兴机械替代劳动力投入。

第一，就水利管理的机制来讲，应以乡村组织主导取代市场主导。市场是交换行为专业化的结果，市场体制本身是一套制度费用，其追求资本平均收益。而加强乡村组织的治理能力，则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水利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问题。

篇7

我叫XX，是现任XX村党支部书记，下面我把我村近期的工作向大家汇报一下。

治理一：提高思想政治站位，带头实践乡村振兴。

环境提升，乡村振兴是党在十四个五年计划的集中体现，搞好农村的环境治理，关键在思想认识，重点在农村。这是一场思想认知的彻底革命，也是一场环境治理的技术革命。作为一名农村支部书记，首先要从思想上颠覆旧观念，屏弃旧传统，改变旧认知，抛弃坏作风。政治上高站位，用新思想,新理念践行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带着这个问题，我和两委班子一班人一起奋斗，不折不扣地认真完成党委交给的各项任务。两年来，程庄XX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进行了水网改造，铺设主管道2000多米，入户管道2500米，入户水管150套。同时利用微信喇叭大力宣传厕所改造和环境治理的迫切性，必要性，重要性。在我村改造厕所145套，132户安装了天然气，4户进行了煤改电，75户建造了美丽庭院，重点打造了10户精品庭院。清理了陈旧垃圾点13处。彻底改变了柴草乱垛，粪土乱堆，垃圾乱倒，污水乱流的脏乱现象。

二：注重硬件打造，改变出行环境。

很早年前修的街道，如今真的变成了“水泥路”，给群众出行带来了不便，我们精心谋划，积极争取资金，在水网改造完工后，修建了两条主街道，长1200米，计4500平方。修建连接线街道6条，计2673平米。建小游园5个，小文化广场1个，小健身园1个，小停车场1个，党建一条街1条，人文景观点2处，在街道两旁和空闲庄基上植树2000多棵。改造路灯30多盏，使村庄得到了美化，亮化，面貌焕然一新。至此，我村仍有2000多平米的小街巷没有硬化。我们正在想办法，克服一切困难，争取年内完成小街巷硬化任务。把为群众办的好事做好。

三：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环境治理，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治理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保持良好状态的过程。既要做好基础工作，更要保持长效整洁。我们是这样做的。

篇8

一是统筹市场力量，打造有为街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政府角色转变，建立完善各项制度，强化服务职能，采取在市场中购买专业服务的模式，提升政府工作效能，打造有为政府，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二是牢把战略机遇，全力配套成渝。深入贯彻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市委四届十次全会及县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决策部署，牢牢把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打造成渝近郊休闲区为目标，全力推动街道融入成渝、配套成渝。

三是巩固脱贫成效，推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收官在即，共赴小康走完最后一公里，持续落实帮扶政策，巩固脱贫成效，保证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杜绝返贫现象发生，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振兴制度，科学施策，大胆创新，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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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社会变迁；转型性矛盾纠纷；生活性矛盾纠纷；结构性矛盾纠纷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097-07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矛盾纠纷或社会冲突问题备受关注。关于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目前较为流行的观念是，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发展阶段，言下之意就是指社会快速转型和发展将不可避免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那么，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矛盾纠纷究竟呈何态势、有何特征以及与社会转型有何关系呢？本文旨在基于实证调查所提供的信息基础之上，从社会转型论和社会矛盾论的视角，揭示和分析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纠纷及其转型性特征和演化态势，由此提供一个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转型与矛盾纠纷之间关系的新视角。

一、社会转型与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特征

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1〕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转型类似于波拉尼所说的“大转型”（great transition），也就是指自近现代化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2〕目前，社会转型概念在中国学界广泛使用，且主要用来指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过程及其特征，这一变迁过程的核心动力和特征就是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也就是倪志伟（Victor Nee）所说的市场转型带来了“市场社会”的兴起〔3〕；或者像李培林提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导致的结构转型〔4〕。因此，当前学界所探讨的中国社会转型，主要就是指自改革开放以后由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而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虽与市场转型有着重要关系，但又大大超越于市场转型；既属于广义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同时又具有中国特定的情境意义。

既然中国社会转型与改革开放过程密切相连，那么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是不是也会密切相关呢？关于这一问题，较多的中国学者都有肯定的观点或判断，如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与‘矛盾高发期’并存的特殊时期，因经济发展和利益调整引发的矛盾正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形态。”〔5〕这一观点显然肯定了社会矛盾与社会转型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社会转型致使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干部与群众、穷人与富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被认为是当前我国社会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官民矛盾被认为是最突出的社会矛盾。”〔6〕即认为社会转型是当前多种矛盾纠纷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些学者在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合法形式和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的变化态势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近十多年来，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矛盾呈现出增多的发展特点。这种特点不但表现在矛盾程度轻微的合法形式的社会矛盾日趋增多，而且也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冲突程度较为严重的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也在大幅增加，在社会矛盾总量中所占比例日趋上升。”〔7〕 在这些观点的推论逻辑里，都预设了一个基本理论前提：即改革导致的结构变化必然会导致矛盾纠纷的发生。然而，如果辩证地去看改革或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可能需要对转型导致矛盾凸显的观点加以更深入的反思。或许，吴忠民提出的矛盾倒逼型改革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来理解改革与社会矛盾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改革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到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8〕，也就是说，目前的有些改革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而推进的，即改革是为了化解矛盾而且也能消解某些社会矛盾，而不仅仅是增加或激化社会矛盾。伴随着社会转型，虽可能出现某些社会矛盾纠纷，但不容忽视的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则可能来自于社会矛盾。当一些矛盾纠纷的对抗力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系统就必须通过改革或转型的方式来消解矛盾的力量，使社会系统的不同力量形成均衡状态。

如果在矛盾纠纷的研究中，把社会矛盾激化和增多与社会转型联系起来，那么在应对和治理矛盾纠纷中，我们将会陷入一个两难困境：究竟是放弃转型还是放任矛盾呢？然而，如果我们把社会转型视为当前乃至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的一种时代特征，假定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都可能烙上时代的特征，那么转型时期的矛盾纠纷就会具有转型性的特征，而不是转型或改革导致矛盾纠纷的产生，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察和揭示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特征来认识矛盾纠纷的演化规律，并可在科学的认识基础之上建立起有效的矛盾纠纷治理策略，这样也就避免了转型与矛盾的困境。

二、社会转型及乡村社会关系变迁的

典型特征如前所述，中国社会转型概念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即指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迁。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改革开始，农村改革的全面推进，带动了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或转型。乡村社会转型促使乡村社会关系形成如下典型特征：

首先，乡村社会的个体性大大增强。农村改革的起点为替代生产队集体经营制，这一经营体制的实质功能就是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个体，让个体劳动及个体农户有更加充分的自和独立权，也就是提高了个体性，扩大了个体的自主行动范围。

乡村社会个体性的增强不等同于乡村社会的“个体化”〔9〕，更不是农民的“原子化”之状态〔10〕。个体性的增强意味着集体对农民约束减少，个人独立自主的行动增多。与此同时，去集体化后的个体农民和个体农户，其分散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高。而且，个体性增强也大大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流动性，从而意味着乡村及农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果说“基层-调解-化解”策略对化解乡村社会生活性矛盾纠纷是有效的，那么对于乡村结构性矛盾纠纷来说，仅仅靠基层化解机制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结构性矛盾纠纷的症结在于制度和结构上的不均衡，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结构性矛盾纠纷，就必须采用“顶层-调整-解决”的策略。顶层指的就是要从宏观制度、法律和政策安排上入手；调整是指要调整或调节制度及社会系统结构中的那些不均衡的关系，通过建立起制衡机制，来维持结构的均衡；解决就是指要从均衡结构上去解决容易导致社会关系失衡的问题。

五、结语

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战略机遇期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笼统论断，我们需要从理论和经验事实两个层面加以重新思考。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有着自身生成和演化机制，社会转型并不必然导致矛盾纠纷的增多和凸显，恰恰相反，现实中的诸多结构转型，是为了调和社会矛盾而推进的。对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之间关系的认识，需要跳出简单的因果推论和决定论的认识论陷阱，聚焦于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发生的具体情况，通过揭示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的形态和特征，来理解和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农村社会个体性的增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趋于复杂、农民与基层组织关系的双重性以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的层级差异等典型的转型性特征，为我们理解和认识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及态势提供了宏观背景。

经验调查显示出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矛盾纠纷整体上呈多元化的特征，其中土地方面的矛盾纠纷有凸显之态势。〔17〕在乡村社会多元的矛盾纠纷里，我们可以将矛盾纠纷分为两个基本类型：生活性矛盾纠纷和结构性矛盾纠纷。目前乡村社会较为多发的五种生活性矛盾纠纷依次是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医疗纠纷、财产纠纷、债权债务纠纷。五种较为多发的结构性矛盾纠纷依次是土地纠纷、干群纠纷、计划生育纠纷、用水方面纠纷和环境纠纷。虽然生活性矛盾纠纷较之结构性矛盾纠纷发生比例略高，但总体来看矛盾纠纷发生率依然较低，并未呈现出乡村社会矛盾凸显的特征。所以可以说，乡村社会转型加速但矛盾纠纷并未凸显。从一些个案纠纷故事推断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凸显，或农民与政府的矛盾激化，带有明显的学术建构色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事实角度看，乡村社会与制度相关的结构性矛盾纠纷如干群和计划生育矛盾都有缓和之趋势，只是与资源相关的结构性矛盾纠纷如土地、水和环境纠纷有增多的态势。

针对转型期多元化的矛盾纠纷，乡村社会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首先需要对生活性与结构性矛盾纠纷有所区别对待。〔18〕对乡村生活性矛盾纠纷，可以用平常心去对待，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注重基层民间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需要审慎对待，要采用“顶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加强宏观的结构调整来解决不均衡的结构问题，重视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调和结构性矛盾。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A〕.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20.

〔2〕〔英〕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根源〔M〕.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Victor Nee，The Emergency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1996，pp.908-949.

〔4〕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1992，（5）.

〔5〕王郅强.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形态与性质分析〔J〕.学习与探索，2012，（7）.

〔6〕魏佳蓉.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之道――以提高法律实效为视角〔J〕.理论月刊，2012，（4）.

〔7〕胡联合，胡鞍钢，王磊.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矛盾变化态势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6，（4）.

〔8〕吴忠民.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来临及去向〔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4）.

〔9〕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4.

〔10〕贺雪峰.论农村基层组织的结构与功能〔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6）.

〔11〕Oi， Jean C.，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9，p.6.

〔12〕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3.

〔1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A〕.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64.

〔14〕Felstiner， W.， R. Abel， and A. Sarat，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Naming， Blaming， Claiming …，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5， 1980-1981，pp.631-54.

〔15〕OBrien， K. & Lianjiang Li，Rightful Resista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6，p.12.

〔16〕于建嵘.诱发的最大陷阱〔J〕.人民论坛，2012，（19）.

篇10

一、广泛宣传发动

构建立体宣传网络，层层召开动员大会，镇政府3月17日召开了全镇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动员大会，各村（社区）分别召开了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动员大会，传达精神，部署工作。印发了环保宣传手册和《致农民朋友公开信》到户，运用横幅、标语、宣传橱窗、永久性宣传广告牌、宣传车、春华镇信息平台等载体和组织开展“小手牵大手，生态环保行”活动，实现了宣传教育全覆盖。为迎接世界环境日的到来，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6月3日与县环保局一起在春华集镇举办首届垃圾分类能手选拔赛，评出能手奖、效益奖、创意奖、纪念奖四个奖项，此次活动对我镇推广垃圾分类处理，对垃圾进行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处理有着深远意义。

二、强化行政措施

镇成立了由书记任政委，镇长任组长，其他党政成员任副组长，31个单位为成员的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领导小组和专门办公室，并抽调素质全面、工作经验丰富的五名机关干部作为办公室成员。各村成立了相应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建立了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和党员包户的责任体系，明确联村党政干部为联系村责任领导，村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责任人为直接责任人。明确了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的标准和任务要求，并将每项具体任务分解落实到责任单位，有效避免了相互推诿、相互扯皮想象的发生，保证了整治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

三、开展专项整洁行动

（一）建立垃圾收集处理机制。镇政府兴建了垃圾压缩中转站，成立了春华环保合作社，安装了垃圾池，全镇已初步形成了以户为单位建有垃圾收集池，以村为单位建有垃圾收购点，以镇为单位建有垃圾压缩中转站的基础设施网络，多次接待了有关省、市、县领导的参观。

（二）搞好村庄整治。各村（社区）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多次开展以清洁家园为主题的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对屋边、路边、水边、田边的裸露垃圾、卫生死角进行了大清扫、大清理和大清运，并对每户农户进行“最清洁、清洁、不清洁”评比，督促农户自觉打扫和维护好屋前屋后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并组织镇村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共1200余人对境内s207沿线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大清扫。

（三）规范集镇管理。完善了下水道、路灯等设施建设，集镇卫生做到每天有专人打扫，大街小巷实行全天候保洁，垃圾日产日清。城管队对占道经营和户外广告及摩托车乱停乱放和违章拉客行为进行了重点整治，整顿了市场秩序，提升了集镇形象。5、6月份，春华社区多次涨水，胭脂港白色垃圾成堆，社区发动党员群众对街道和港边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清扫。全镇各部门多次进行了彻底的大扫除，对院落、办公室、会议室、食堂、厕所等处进行彻底清理。

（四）加强河塘清理。镇政府组建4支共80人的打捞小分队对境内捞刀河干流、支流及其他塘坝沟渠内的水葫芦、革命草、生活垃圾和病死动物进行了彻底打捞，达到河道畅通，河岸无杂物垃圾、河面无杂草漂浮物，底清、面净、岸绿的要求。5月5日县治理办对水葫芦和革命草打捞情况进行检查，得到了县治理办的充分肯定。6月份，镇根据县两河治理办的要求，建立捞刀河治理长效措施，制定了确保河流清洁、实行常年维护的工作方案。

四、创新督查方式

为了确保整洁行动有序推进，达到预期效果，镇治理办每天带摄像机对全镇环境治理情况进行拍摄，制作环境治理内参片，同时还组织村支部书记、环保专干到各村现场交流学习，通过对比，查找不足。联村领导干部也多次下村察看指导。镇治理办每周编印一期督查简报，每两周召开一次环境治理座谈会，会上播放全镇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内参片，村支部书记对内参片中曝光的问题现场表态，限期整改，逾期未落实的，要向镇党委、政府说明原因。通过强有力的督办，我镇乡村环境卫生整洁工作实现了整体平衡推进。

五、建立长效机制

镇党委政府制定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纳入镇对村（居）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各村（居）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制定了环境保护村规民约和环境卫生监督制度，建立了卫生评比制度、保洁员管理等制度，实施环卫保洁常态化。同时，在全镇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户中开展“门前三包”活动。以村为单位，对所辖的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每季度对责任单位和经营户按“最清洁”、“清洁”、“不清洁”进行检查。凡年度有两次季评为“不清洁”等次或处罚三次（含三次）以上的单位和经营户确定为年度不合格单位和经营户，各村（居）在公示栏上通告批评，对有违反“门前三包”规定的单位及门店，一次不达标的，书面通知限期改正；连续两次不达标的，进行通报批评；连续三次不达标的，城管、工商、税务进行综合执法。

为巩固环境治理成果，实现常态运行，下一步我镇将采取以下工作举措：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抓认识。把对干部群众的环保宣传教育作为一项日常性、长期性的工作来抓，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人心，集聚力量，有序推进环境治理工作。

二、进一步明确责任抓落实。要求各责任单位所承担的整治任务进行再分解，再细化，细化到每一个工作时段，量化到每一个工作环节，具体到每一个工作岗位，确保每一项工作有人抓、有人干、有人管。

三、进一步统筹安排抓推进。充分挖掘内部潜力，调动积极因素，充实一线力量，正确处理好环境治理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实现环境治理与经济建设齐头并进。